汉娜·阿伦特：我从未爱过任何民族 只爱人

 

 

萧瀚

 

 

 

 

深谙爱情的法国小说家巴尔扎克说：“真正伟大的爱情就像文学杰作一样不同寻常。”这句话用来描述德国思想家汉娜·阿伦特与她的老师马丁·海德格尔的恋情，再恰当不过。两位持不同观念的思想者之间保持终生的独特爱情，牵涉到哲学、政治、种族等诸多方面。

 

　　1928年，当意识到海德格尔即将离自己远去之际，年仅22岁的阿伦特在4月28日的信中说道：“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耗去经久的人生……”

　　沉浸在爱情即将逝去的忧伤之中，阿伦特不可能预计到自己的未来之路与海德格尔指明的并非同一条道路：她是犹太人，而海德格尔加入了纳粹。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阿伦特面对真理的诚实和勇气，并在此基础上毕生践行公民精神。这种素养是海德格尔从一开始就不具备的。

 

 

 

　　“恶之庸常”的提出

 

　　作为20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哲学家之一，阿伦特同时也是个杰出的伦理学家。她提出“恶之庸常”——极权政治下，人们附庸作恶，视作恶为常事，甚至视之为恪尽职守。这种恶很平庸，很日常化，在作恶者眼里，这些恶都不是恶，不但不是恶，还是一种美德。

 

这种现象其实早就引起阿伦特的注意与思考，1949年12月14日，她在欧洲旅行时就在给丈夫布鲁希尔的信中说：“德国人依靠终生的谎言和愚蠢在过活。”这句话的背景是离战后德国全民大反思还有十多年，那时候，还有许多纳粹或亲纳粹分子在战后新政权下如鱼得水，参与过各种纳粹恶行的普通德国民众也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我与你”，而不是“我与他”

 

　　阿伦特循着“恶之庸常”，找到了它的发生机制。如果说《极权主义的起源》是在制度与社会和历史文化角度寻找极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源，那么此后，阿伦特则以更具个体性的研究视角，挖掘极权主义制度之下，人们是如何从心理和伦理说服自己无奈接受甚至支持极权政治的。

 

　　阿伦特将关注点落实到具体每个人，而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者同样抽象的集体。在1963年7月20日，阿伦特在给索勒姆的信中说：

 

　　“我这一生中从来没有爱过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集体——不爱德意志，不爱法兰西，不爱美利坚，不爱工人阶级，不爱这一切。我‘只’爱我的朋友，我所知道、所信仰的惟一一种爱，就是爱人。”

 

　　阿伦特的这一陈述，将人与世界的关系彻底表达为“对话关系”，一种马丁·布伯创立的“我与你”的关系，而不是“我与他”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震惊美国的小石城事件中，阿伦特以《反思小石城事件》一文，对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提出一种伦理性质疑。它表达了这样一种忧虑：仅仅依靠威压来消灭差异是没有意义的，人的群体归属感并不能依靠法律来建立，而是依靠内心的真诚来建立，血统、种族等自然差异引发的冲突，得依靠文明本身来逐步解决，而不是依靠强制力来消灭。

 

　　阿伦特思考所及一个更深刻的问题是，政府权力是否因为目的是正当的，就可以为所欲为？即对权力本身的警惕是核心问题，如果今天因为目的的正当而忽视它，那么明天它就会借此机会消灭一切差异而强行达到一种人为的平等，而这种平等就是为消灭差异因而消灭丰富性的罪魁祸首。

 

 

　　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是首要的

　　阿伦特关注的极权主义之下人的伦理生活和自由制度下人的伦理生活，存在着某种共性——即无论是邪恶制度还是善良制度下，人的个体思考与伦理觉醒都是首要的。1955年8月6日，阿伦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我已经真正爱上了这个世界。”她要写一本表达生活新感想的书。

 

　　这本书就是后来的《人的境况》，最初它被阿伦特取名为《爱这个世界》。在这本书里，阿伦特甩开了极权主义这一伦理桎梏，继续思考个体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一个自由制度之下，人的个体责任依然是第一位的。

 

　　阿伦特通过对人的复数性特征的描述，对行动的阐释，揭示了人类的最重要特质，即行动所具有的创造性和不可预知性，这种不可预知性最终被归结为人类政治生活的不可预知性。因此，当人类“对给定的人类存在的反叛”能力(例如原子弹的出现、人造卫星的发射成功等)越来越强，而负责任能力并没有相应提高时，阿伦特忧心如焚。

 

　　但是，她也对人类的创造性充满期待。因此，政治生活不能像工匠们对待制造艺术品的材料那样对待人类，而是需要通过一种参与式民主去激发每个人的内在良知，用“对话”、用每个人都被尊重地交流来开启新的民主共和政治，以激发每个人在思考中负责的新的伦理生活——只有这样的伦理生活，才能承载人类不断提高的创造力，不至于创造力反噬人类自身，成为毁灭力。

 

　　阿伦特踽踽独行于自己的小路而非海德格尔的林中路，从她绵长而弯曲的足迹中，或可找到关于自由悖论的答案：积极生活，爱这个世界——以责任和判断爱这个世界。这个“来自远方的姑娘”(语出席勒同名诗，阿伦特年轻时以此自称)做到了这一切，如诗里所写：

 

“她的来临带给人们喜悦，她带来了鲜花和果子，她的馈赠分给了每一个人。”

 

 

(选编自萧瀚《不爱这个世界或爱这个世界》)

 

给青年诗人的长信

王敖

 

 

 

有一位读者刚刚踏上读诗的旅程，就像一个年轻人匆匆赶赴约会。他的眼睛里闪动着兴奋与慌张的好奇，他孩子气的自我激励，要比诗坛老手的获奖感言更富有诗性的冲动，而他莫名的骄傲与缺乏经验也让人感到担心。如果他刚好遇到了我，他会意识到我是谁并不重要，但我脚下那双磨损的鞋子提示他，它们的主人或许可以提供一些建议。

我首先给出的建议是，要注意区分两种诗。大写的，用于整体性的文化判断的诗；具体的，有局限的人写的，形式技巧上可供分析的诗。在为诗辩护的时候，雪莱指的是前者，或者说是一种“泛诗”，指向一切人类想象力的创造性成果。当人们说“从没有一首诗能阻挡坦克”，实际上指的是后者。对诗歌的巨大文化作用的揭示，可以有很多变种，比如“纯净部落语言”，“朝向最高虚构”，“塑造时代灵魂”，它们代表了不同背景的诗人对诗歌整体的期待，经过无数引用之后，读者往往已经不记得它们原始语境，进而导致滥用。另一方面，对诗歌的功能的质疑甚至贬斥，一般是从具体的诗出发的。很明显，再强大的诗也无法自动打死一只蚊子，规则的设定预示了答案——诗歌也许可以创造自己的世界，但任何世界都有其限度。我们也知道，看电视的人群也许要大于读诗的人群，但并没有人问一部肥皂剧能否抵抗坦克。所以，这两种看似相反的态度本质上享有一个共识，就是诗歌具有，或者被认为具有一种超出其他人类活动范围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能转化成有效性，我们无法量化并得出标准答案。

这一区分对当代中国诗歌的读者非常有用，因为很多以诗歌为符号的文化表演，或者说诗歌障眼法，都包含对两者的有意混淆。比如，在应该分析具体诗歌写作的成败利钝之时，有人选择的方式是把读者的注意力指向他们身后的背景，直接粘合抽象的诗歌观念与具体的时代特点，得出预设的文化意义，并循环论证出自己作品所具备的代表性。这种做法吸引了一些对诗歌技艺缺乏领悟，但对总结中心思想有偏执爱好的批评家，而他们为当代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很多无趣以至于有害的章节。通常的做法是，把诗歌的价值等同于它们在文化阐释上一时的利用价值，诗歌首先是一种文化表征，如果某些诗作能够套进批评家们杂凑起来的文化观念，那么就是重要的诗，否则批评就会失语，或者选择性失忆。诗歌可以是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在某种文化中获得理解，但某种文化观念本身并不能统御诗歌产生的意义，成为一种凌驾于诗歌之上的权威话语。而且，对高明的批评家来说，更重要的是诗歌中那些用流行的文化观念无法解释的部分。这样说并非认定“文化批评”对诗歌有害，而是说劣质的文化批评一直在浪费我们的时间。

在很多当代诗歌评论里，一个常见公式是，A 诗人/流派，代表了 B 文化/思想潮流，产生了 C 影响，所以拥有了 D 位置，而 BCD 经常继续简化成：E 时代。结果就是，某某派代表了文革后的诗歌, 某几个人代表了90年代诗歌。就算写的很糟糕，就算多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重要，读者被要求修正自己的阅读经验和感受力来臣服于其重要性。这种机械的逻辑，代表的不是文化，而是文化滋生出的野蛮——它无论有多少理论包装，无论含糊地使用了多少行话，本质上都在说一句话，这一切都是经过论证的既成事实，而且说得颇带有几分神汉般的偏执和政客式的专断。在诗人与批评家唱双簧的时刻，他们变成了诗歌表演家，穿梭于各种研讨会，或者暴发户阶层资助的诗歌堂会，以诗歌的名义向读者展示对文学史和国际诗歌舞台的双重幻觉。

 

然而，我们也知道，真正的诗歌批评家关心的并非如何制造既成事实，正如真正的诗人梦想的也并非投机地进入文学史。在这一点上，我认同批评家大卫•奥尔的看法，在评价当代诗歌的时候，往往只存在短期的共识，而它们实际上很快也会解体。而且，对当代诗歌状况的机械概括，提出之后就会以令人厌倦的方式作用于它描述的对象，因而加速耗尽自身意义。在对待剧烈变化中的当代诗歌的时候，我觉得有必要回顾布莱克严厉的告诫，“大而化之是白痴行为。”在当代诗歌的生产场域里，诗人与批评家合作的白痴行为经常是有意为之。我们在追求更高的诗歌理想的同时，也不应该回避向读者指出这一点。真正强大的，总体性的诗歌观念是存在的，但它们并不是以默认的逻辑推导出来的，而是伟大的诗歌书写导向未知的精神世界之后，给我们留下的独特签名，而模仿这些笔迹去为读者留念，并由批评家裱糊成商品出售，是一种市侩行为。

这并不是说，神汉加市侩的诗歌表演秀在我们的时代没有意义。经过媒体的放大，他们自恋的高调有时会被误当作一种高于世俗价值的不和谐音，并顺势用于制造其他的文化幻觉。比如，在诗歌表演结束后，观众会为更深的虚无而去体认自身的存在感，或者经过恫吓式的教训，迷茫的读者猛然发现自己浑身冷汗，这在客观上有助于治疗感冒——类似情况并不值得大惊小怪，诗歌与萨满巫术的原始交易在新的时代获得了更大的市场，只是神汉们的素质急剧下降，让协助作法的批评家也经常显得失魂落魄。

在诗歌的书写和阅读行为中，神秘的精神领域是存在的，它就像不断前进的地平线，召唤人们象探险家一样去不断追寻新的诗歌形态。然而，在诗歌界里是不存在神秘现象的，相反那里是日常无聊与尴尬的集散地。在这一点上，我再次感到大卫•奥尔是一位富于诚意的批评家，他在《美丽而无来由——现代诗导读》（Beautiful & Pointless: A Guide to Modern Poetry）这本书里为普通读者展示了若干诗歌界令人难堪的事实，有助于年轻的诗人在进入诗歌界之前进行自我心理辅导。

现年37岁的奥尔是一位律师和诗人，主要因为给《纽约时报》撰写诗歌类书评而闻名。他的新书有两个目标，一个是其副标题，另一个是积极反思当代美国诗歌界的一些复杂现象，预设的受众是对现代诗充满迷惑的普通读者，但很多话也是对他的同行讲的。在一本书里实现这两个目标并不容易。总体上讲，虽然不乏精彩之处，奥尔在前三章里对现代诗的讨论并不算成功。现代诗品类繁多，纷纭变幻，也常常语涉无理，没来由不合逻辑地让读者不得要领（也就是题目中的pointless），这并不是奥尔用有限的篇幅能说清楚的问题。仅在当代流行诗评的领域里，他做的未必有哈佛大学的批评家斯蒂芬•波尔特出色。然而，在此书的后三章里，奥尔表现出了可贵的敏锐和坦率，他对本国当代诗坛的描述真切透骨，同时也象一位出庭律师的论辩那样，并不回避指名道姓。在序言里，作者已经明言，敬请读者不同意这里的观点。读他的这本书，我常有不同看法，但差异并不意味着否定。

奥尔讨论现代诗的三章，分别是《个人的》，《政治的》，《形式》。为了给不熟悉现代诗的读者启蒙，奥尔花了很多笔墨纠缠于诗歌阅读中常见的困惑，并采用各种文体，语体，好诗与劣诗进行比较，结果他引出的问题总是多于他能给出的解释。对经验读者和写诗的行家来说，这些部分适合一次性的，对比个人经验的阅读，而海伦•文德勒，克里斯托弗•瑞克斯等人的著作一般可以提供更深入有效的说法。特里•伊格尔顿的《如何读一首诗》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涵盖奥尔的一些独立做出的观察。尽管如此，这些章节里仍有一些观点值得我们的读者参考。

比如，关于诗歌对社会政治的“见证”，人们的预想和实际情况经常不一致，甚至相反。911之后，美国公众心目中最贴切，最有力地见证了911的诗并不是为这场灾难订做的。因为经常用于悼念的作品都是2001年之前写的，其中包括奥登拒绝收入自己作品集的《1939年9月1日》。相比之下，很多美国当代诗人“命题作文”式的911纪念诗显得乏善可陈。对此，奥尔的看法是，诗歌作品有它们自己的另一种现实，诗人可以一直在战斗，但他们的对手未必清晰可见，要付出的代价也难以估量，至于成败很可能要在别的领域，在远处，在另一些人群里才会看到。

我们知道，真正的“见证”包含痛切的自我反省，这也是让奥登放弃一首名作的原因。尽管它让很多美国读者永远记住了“愤怒与恐惧的电波”，“盲目的摩天大楼”，“关于民主的一切”，“相爱或者去死”，这些语言也曾是让奥登无法面对的“以正义自居”的产物。深入的“见证”也是内化痛苦，企图自毁重生的过程。很多人认为策兰的诗见证了他的时代，批评家杰弗里•哈特曼说法是，那些诗是策兰为自己写的墓志铭，在题写的同时就是粉碎性的。在当代中国，经过庸俗化的“见证”经常蜕变为兴奋的“围观”。如果每一次社会危机的出现，都让一些诗人高姿态地向读者抛撒劣质诗歌的传单，结果将是不断重复的美学灾难，它有粉墨登场的表演性，但在抚慰与控诉上都缺乏效果，遑论抒写更深远的，穿透历史与暴政的人性诉求。

我支持米沃什意义上的诗歌的“见证”，那是一种比新闻报道更具有真实性的艺术，可以在个人记忆与历史中为人们重新唤起希望。在中国当代的语境里，我希望有更多此类杰作出现，但也提醒读者注意甄别。中国人近几十年受的教育，所处的文化环境，政治气氛都充斥谎言，而集体的谎言经常会改写成历史。这种制造伪证的文化在诗歌写作里也常有体现。在搞道德投机的诗人那里，情况会变得非常不堪。用声嘶力竭的伪善，他们把“见证”变成自己永远在场的证据，把多动症似的自我标榜合理化为对他人的怜悯，以至于没有灾难的出现就无法获得释放的快感——这种貌似真诚的写作经常是对受难者创伤经验的变相剥削。

奥尔的后三章分别题为《野心》，《鱼缸》，《何必如此》，为当代美国诗歌的读者提供了一些实际的阅读建议。限于篇幅，我着重讨论《野心》一章里触及的问题。奥尔认为，近几十年来美国诗歌有一个明显变化，即大部分诗人在野心上的收敛，这一点可以从对两位大诗人的接受史来考察。罗伯特•罗厄尔在世的时候被认为是二战后最重要的诗人，声誉超过他的好友伊丽莎白•毕晓普。但在他们去世后，对毕晓普的评价逐步上升。我最早知道奥尔，就是因为他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宣称毕晓普是美国当代最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

毕晓普很少象罗厄尔那样处理重大主题，也不用诗歌语言来宣称自己的重要性，她代表一种低调而含蓄的伟大。奥尔指出，对这两种风格的接受态度也跟文化环境的变迁有一定的联系。二十世纪中期，退伍军人安置法案（The G.I. Bill）保证让二战复员军人和更多人享有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大量资金的投入逐渐促成了美国大学“写作班”的繁荣。1975年美国各大学有八十个“创造性写作”项目，到1995年已经有五百多个。因此，很多已经建立声誉的诗人不需要另谋职业，可以去写作班授课。艾略特在银行上班，弗罗斯特曾在家养鸡，而如今很多美国诗人的头衔是写作班教授。

写作班的繁荣对推动美国当代文学的进展起了很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是必须承认的，但任何体制都存在自身不易克服的问题。教授诗歌的写作班有一些现代“行会”的性质，并努力营造出一种中产阶级内部的民主气氛，这也是毕晓普式的强调技巧，不事张扬的诗风更容易受推崇的原因之一。写作班的形式，通过诗人身份的改变，经由诗人在课堂上讲授诗歌的方式影响了人们对诗歌的理解，也改变了诗人说话的语调。结果，美国诗人显得前所未有的谦逊，但其实他们对“伟大”，“崇高”的渴望并没有削减，自我拔高的野心被转化为对弱势国家诗人的无限颂扬。用奥尔的话说，他们最感兴趣的是那些有可能在自己的国家里被枪决的诗人。比如，罗伯特•品斯基说，听米沃什笑的时候，觉得那笑声中充满了反抗强权的人类智慧。奥尔反对这种无原则的崇拜，因为这基本上是一种卡通化。事实上，对米沃什等大诗人的脸谱化是个国际现象，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但美国人经常是始作俑者。这并不是说米沃什不伟大，而是说，把他的头像戴在肩膀上是一种有悖于他的诗歌精神的荒诞行为。

至于奥尔说米沃什某些诗写得并不好，这是一个必然引起争议的老话题，因为莎士比亚的作品也并不都具有相同的水准。我以后会专门撰文讨论，并着重分析米沃什的后期诗歌。在这里我想探讨的是另一个问题，即米沃什的某些流传甚广的诗歌观念。近年来对米沃什的批评文章的译介，引起了一些相关话题，很有辨析的必要。我们知道，一位诗人的诗歌观念和他的诗歌作品关系密切，但具体的观念与不同时期的作品经常不具备直接对应的关系，而观念的表达经常有或隐或显的辩论对象。如果单纯拿它们来做舶来的新教条，往往会导致负面的效果，或者用于诗歌界的党同伐异，或者用于制造引经据典的蒙昧。

米沃什的天主教思想，哲学与科学上的素养，政治与外交上的现实需要，都让他更倾向于一种明晰贴切，朴素简洁的表达方式。同时，他公开的语言诉求与波兰的诗歌气候也有很直接的互动关系。对此，米沃什本人有清醒认识。比如他在《废墟与诗》一文中曾经指出，诗歌在二战期间是波兰最活跃的地下文学形式，但很多诗人写作风格仍然属于战前的年代，质量并不高，就像哑巴徒劳地想从喉咙里挤出清晰的发音。在战后，为了表达折磨他们的集体经验，波兰诗歌开始抛弃以往的风格类型，也就说与战前别的欧洲国家共享的那些风格。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展强调的是与别国的不同，或者说远离，而非平行的进展，或互相的促进。

米沃什在反思波兰战后诗歌独特性的时候，以及在谈论自己的诗歌观念的时候，经常让我们感到波兰诗歌与欧洲其他国家的诗歌，尤其是法国诗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现代诗是他有时特指的“西方诗歌”的代表。说到底，米沃什既是一位诗人（或者欧洲内部的“东方诗人”），也是政治斗士，宗教辩论家。因为这些多重的角色，他的判断与做法经常跟波兰国内不同的诗歌走向与文化论争挂钩，也跟欧美各国文化的冲突有直接联系。比如，从促进波兰国内神学论争的角度出发，米沃什曾说，他翻译西蒙娜•薇依的作品是出于纯功利考虑，他希望波兰在正统的国族宗教与马克思主义之外另找选择，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同薇依的神秘主义。但在面对一般美国听众的时候，米沃什未必明确指出这一点。

在诗歌观念的养成上，米沃什接受了大量的法国影响，从法语课本里的诗，各国诗的法语翻译，到用法语写作的远房表哥奥斯卡•米沃什（作为表弟和翻译者的米沃什从他那里继承了对各种新潮主义的距离感）。一方面，米沃什对法国现代诗的末流有近距离的观察，很清楚其故弄玄虚的一面；另一方面，即使是他们的宗师马拉美也不适合波兰诗歌，尤其不适合战后的波兰诗歌走向。尽管存在例外情况，法国象征派及其各种先锋派后继者，或者有类似倾向的可疑分子，都很难逃过米沃什严厉的检验。从这种角度出发，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米沃什会对蓬热，以至于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持有保留态度，认为他们晦涩费解，搞纯智力的语言游戏。

米沃什经常引用惠特曼的诗来展示另一种语言风貌，直接，明朗，奔放。在质疑弗罗斯特的时候，他也提出惠特曼作为例证。但我们知道，惠特曼是个相当复杂的诗人，尽管他有大众的形象和民主的姿态，其最复杂的诗并不比史蒂文斯的好懂。米沃什很清楚，也在别的场合承认这一点。米沃什是一位非常老练的诗人论辩家，也不拒绝任何对权威的挑战，但读者不可以因为他多年积累的威望，他的雄辩以至于某个时期的策略，而把他的一些特定的论断扩大化。

与米沃什相反的一种论调来自于一些当代的法国批评家，这些人经常是国际批评市场上的理论供应商。对所谓“先进理论”有不适当的幻觉的读者常会误读他们对诗歌的评论。不少法国批评家的写作方式介于哲学与文学之间，他们在使用“诗歌”一词的时候，往往不是以各国的诗歌史为参照系，而是把诗歌当作一个最高级的，超越性的精神活动的比喻。换句话说，大批法国批评家说的诗歌，实际上约等于本国的象征派诗歌的精华部分。马拉美的很多诗本身并不提供进入它的钥匙，但它却是批评家们的万能钥匙，可以用玄妙的方式解开任何玄虚的密码箱——因为马拉美的天才决定了，或者说滋生了理论界的类似反应。出于一定的误解，他们也不无道理地推崇史蒂文斯。我们在阅读当代批评理论的时候，需要留意这些现象，法国人有他们解决自己问题的必要性，但如果直接把他们的观点拿到别国的诗歌传统里，就会变成盲点或者胡话。

比如，阿兰•巴迪欧有篇文章叫《关于当代艺术的十五个论题：怎样不做一个浪漫主义者》，讨论的对象是当代艺术，或者说西方当代艺术。巴迪欧专门提醒，他希望避免的是“形式主义”的浪漫主义。这篇文章被翻译成中文，由西川等人误用于关于浪漫主义诗歌的历史和中国浪漫主义诗人的讨论（详见近年《新诗评论》杂志）。巴迪欧的看法本身是很有洞察力的，比如他对浪漫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密切关系的看法，应该引起理论界的朋友的重视。但在诗歌史的研究界，这也是讨论了多年的问题。比如，萨里•马克迪西的代表作《浪漫的帝国主义：普世帝国与现代性文化》提出，不深入讨论浪漫主义就无法真正地理解帝国主义，这是理解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的关键性问题之一。具体到诗歌历史的讨论里，问题并不在于谁到底要做一个巴迪欧意义上的形式主义/浪漫主义者，因为巴迪欧本来也没有讨论具体的诗歌问题，而在于为什么帝国和浪漫主义的关系是西方思想者必须面对的问题。

事实上，巴迪欧崇拜的现代诗人佩索阿就曾写过宏大的帝国颂歌，并梦想建立一个带有神秘主义气息的诗歌帝国。在佩索阿异名写作的系统里，这是重要的维度之一，并可以跟哈特•克兰的长诗《桥》形成重要的对比关系。巴迪欧把佩索阿看作一种尚未探明的现代性的代表，他的作品被当作多元与无限的象征，继马拉美之后，可以为批评家们提供哲学启示；但这种看法也是相当有局限的，对佩索阿这样包罗万象的诗人来说不过是迟到者的发言，为诗歌研究者们提供了一则哲学注脚。举这个例子是为了提醒，批评理论意义上的诗歌经常是诗人制造的诗歌观念的改版。理论家本身是极少不经由大诗人而自创诗歌观念的，我们需要明白它们在具体语境中的所指。如果不用诗歌本身的历史变迁和具体的诗人诗作来对勘，那么直接的论断一定会造成错乱的效果——好比去家乐福买个榨汁机，回家用来演奏钢琴，不妨把这种机会留给行为艺术家。

读到奥尔新书提供的丰富的细节，我常感到，我们在接受异国诗歌的时候，往往看到的就是一系列清晰的“定论”，仿佛别国的诗歌界可以用几页纸来概括，而只有我们的诗歌界无比复杂，每天都充满纷争。实际上，文化间的误读常有其荒诞的偶然性与必然的离谱。如果一位中国访问学者在2001年到达美国，他可能经常看到时任桂冠诗人的比利•柯林斯的名字，媒体上到处都是他在发言。但如果他稍作研究就宣称柯林斯是一位美国大诗人，有经验的诗歌读者会觉得莫名其妙，但某些中国诗人也许会信以为真。这件事情没有在现实中发生，但我却见过，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美国读者要让我相信，于坚是中国当代最杰出的诗人，这确实发生了。王尔德说，历史不过就是谣言。这种决断的魅力就在于它的不屑于继续争辩。文学史在当代中国经常沦为一种精神萎靡的写作，不是因为从业者不够努力，而是因为我们有地沟油和废水处理的问题——自然与生存环境上的污染，与思想文化上的污染处在同一个数量级。

在当今流行的诗歌批评语汇里，“杰出”，“重要”，“代表性”经常变成带有一定危险性语言陷阱——它们也经常被转译为所谓“影响力”，实际指的是媒体的曝光率，垃圾批评的提名次数，国外文学观光马戏团的表演机会。这种错误的参照系映衬出的“影响力”往往跟实际的诗歌影响的有效性存在很大的差距。判断一位当代诗人在本国的影响力，比较简便的方法是看他对新一代诗人诗艺的成长起过多大作用。诗人如果能真正影响他所处的社会，那么他首先应该有能力影响自己年轻而且敏锐的同行，就好象米沃什对扎加洛夫斯基那代诗人起的作用那样。诗人的影响并不止是诗歌界内部的事情，但如果架空了诗艺的进展与传承的层面，把诗人的影响力等同于在外行中营造的声誉，那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当今多位已经形成自己风格的70年代出生的诗人那里，可以清晰地辨认出张枣，臧棣和肖开愚起到的推进作用。相比之下，一些更善于炮制文化符号，操纵诗歌政治的诗人，他们扮演了另一些角色。在不熟悉诗歌的读者面前，他们以自己原创的名义帮助普及了一些老生常谈，在某些尚未找到自我声音的年轻诗人那里，他们提供了成功的文化名流和诗坛老将的偶像崇拜，在各种国际文化交流活动的节目单上，他们暂时代表了中国当代诗，并一定会在别的国家找到素质接近的同行。

可以说，新一代的诗歌读者，或者年轻诗人，很多正处在最迷茫的时期，他们也许已经被这个社会伤害，但应该还没有遭受无法逆转的污染。在一个鱼龙混杂，充斥虚伪的说教与作秀的诗歌场域里，要听多少陈词滥调，读多少误导性的言论，才能慢慢建立起信心，培养并肯定自己的判断力。而且，令人时常感叹的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也可以用来毁人。我想，读了本文中对写作班的弊端的介绍，也许有人会用它当作论据来讨伐国内所谓的“学院派写作”。最近读到北岛的言论，根据他在美国多年教写作的经历，他认为现代的教育本身出了问题，读到研究生博士以后人就没有创造力和想像力了。美国，以及香港的某些现代的教育体制，能够让经常说出昏话的人享有诗人与教师的双重身份，我想要么就是它真的有问题，要么就是它确实有更高的追求。

 

文章标题由上河君修改，原题为《美丽而无来由的他山之石 ——兼谈大卫•奥尔的新书 》

贺卫方 雷颐

 

 

 

 

已消失的中国“犹太人群体”

 

林达

 

 

导读：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

 

 

这是我在12年前对文革的一点清理。写作冲动源于一部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当时影片引发网上激烈争论，我感觉不论争论哪一方，都没有道出自己隐约的一些想法，我一直习惯在书写中清理自己，也就顺手写了这篇文章。写完，也就扔在那里。很快12年过去，一些偶然事情让我重新找出这篇旧文，也有了给更多人看看的想法。我发现这些想法其实是有关文革的独立议题，与电影没有太大关系。我做一些修改，也把自己想让旧文面世的原因写出来。

 

一、反省红色教育的前提

 

文革，是我们经历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最重大事件之一，漫漫历时十年。正因为历时弥久，占据了经历者生命中的一大段，文革永远改变了他们的精神历程和生活轨迹。不仅如此，虽然文革相对漫长的中国历史，只是一小段，但它无疑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这是许多历史学家和普通人，都有冲动要去审视和反顾它的原因，也是亲历者会不由自主关注文革研究的原因。

 

《八、九点钟的太阳》，这是毛泽东形容年青人的一句话，电影探讨重点是那一代年轻人被革命教育愚弄直到觉醒的经历，是检讨革命教育（包括所谓“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影响力）的一个尝试。就专题片来说，也在尽力涵盖诠释文革前的中国红色宣传教育、中国高层矛盾来源和十年文革始末的重大事件。

 

这样一部小制作文献片，引出了极为对立的激烈争论，也从一个侧面传达了文革研究现状：一是研究少、文献片堪称稀有，在发生地中国，文革还是禁区，文字可私下做，出版略为松动，就挤出一些在官方言论界线内的出版物。影片就不同，不仅需要资金，而且，在可预见未来，中国根本没有上映可能。所以，一旦出来一个，会引起各方强烈关注。文革文献片的分量，少得与如此重大一段历史完全不相称；二是中国对文革研究和公布真相的禁锢，带来长期认识分裂，对文革及其领导者，远不象德国对犹太人浩劫及其责任者那样，有相当一致的主流价值判断。

 

在中国和国际间都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学界不乏全部或局部肯定文革的大量学者；文革领导者在中国，仍然是官方推崇民间追捧的英雄伟人；在西方，毛泽东远非希特勒那样的政治敏感人物，2009年奥巴马夫人主持装饰的美国第一圣诞树上，一个圣诞装饰球的贴饰中，有一块小小的波普艺术家画的毛泽东像，引起争议。我想，假如换作希特勒，哪怕是波普艺术，白宫一定会小心避开，免得触发敏感议题；同年，美国前白宫新闻官在公开演说中声称毛泽东是对她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假如切换到犹太人浩劫的责任者希特勒，这样情况绝不可能在德国、美国或者任何西方国家发生。

 

所以，对红色教育的反省，其实有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首先明确文革浩劫毁灭性的灾难后果。这和反省纳粹教育的道理是一样的，德国人认为，假如持续纳粹教育，可能产生新一代纳粹青年、可能导致浩劫重演，而浩劫的灾难性是清楚的；那么，反省红色教育，也应该是为了避免产生新一代红卫兵，避免再次推出文革。可是，文革究竟是什么，相比犹太人浩劫，在国内国际间，都还是模糊得多的概念。

 

也就是说，文革爆发迄今已经40多年，却至今没有强有力的文革叙述，推出被基本一致接受的结论来。

 

二、中国是否存在“犹太人群体”

 

一个原因，是文革的复杂性遮蔽了它的本质。在文革研究中，有很多人认为，文革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其复杂性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在犹太人浩劫中，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的迫害关系复杂。尤其是文革中有大批中共干部和追随者受到迫害，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文革之前也曾经参与迫害他人；在文革中，更普遍存在迫害和被迫害的多次循环，迫害者和被迫害者之间，似乎并没有一条清楚界线。因此，反省文革，假如简单以德国犹太人控诉浩劫的方式，很难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这是对文革相当普遍的一个看法。我感觉，人们更多关注了文革表层的复杂，却忽略了两场浩劫的共同本质，在文革反省中，德中两场浩劫非常一致的地方，没有被提出和强调，那就是：中国事实也存在一个“犹太人群体”，它是文革迫害模式的核心。

 

文革红色恐怖压倒一切。恐怖的最基本对象，就是中国的一个“犹太人群体”，这个群体从1949年开始被大规模“专政”，被非法杀戮、被无罪监禁、被非法限制自由（管制）、被非法剥夺财产。他们是所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含前国民党政权的军政人员，所谓历史反革命）、坏分子。他们的“纳粹时期”，从1949年就开始了。而在“解放区”，即1949年前的共产党占领区，主要是随着土改推行，远早于49年就形成专政雏形。

 

根据一九五四年宪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国家依照法律在一定时期内剥夺封建地主和官僚资本家的政治权利”，全国有两千多万地、富、反、坏分子失去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这两千多万人，与1949年之后的迫害循环无关。从来没有出现过让他们起来迫害别人的一点点可能。在文革之前，最高法院院长就公开宣称：“在依靠群众实行专政这一根本路线的指导下，……人民群众能不能制服四类分子，敢不敢把四类分子的绝大多数人管起来进行改造，既是衡量一个地方群众是否充分发动，社会主义革命是否彻底的主要标志之一，也是衡量这个地方的人民法院是否贯彻了群众路线的主要标志。”（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谢觉哉，1964年12月26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的工作报告）。

 

据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讲话：仅1950年至52年，四类分子的处决达70万人。杀戮高潮下幸免的四类分子，是持续被迫害17年之后，在文革中整体陷入绝境。

 

再看“资产阶级”，从1952年开始，就被毛泽东指定：不再是中间阶级。而是无产阶级的政治对立面的“主要矛盾”。1956年公私合营的时候，把70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划入资产阶级，加上近20万资本家。这是一个90万人的、从被“团结、利用、改造”，到越来越明确的被歧视迫害的“敌对阶级”。在文革前，他们的处境类似纳粹公开迫害犹太人的前夕，始终剑悬头顶。文革一开始，他们是立即被扫入四类分子同等待遇的群体。

 

这是数量高达两千多万人的中国“犹太人群体”，而在纳粹上台的时候，整个欧洲只有一千二百万犹太人。

 

三、“犹太人群体”成文革迫害迅速扩大的依据

 

他们有别于其他受迫害者，其原因是他们基本上是历史的身份罪，和种族一样，已经无可改变。地主富农在失去土地、资本家在失去企业、前政权军政人员在失去服务机构之后，属于个人的身份依然存在。迫害模式因这个群体的存在而建立：以身份加以标识，即使没有刑事罪行，也同样可以失去一切公民权利，成为“群众专政”即民众暴力的目标，没有生命保障；罪行可以任意编造，无需经过法律程序认证；你是否存活，完全依赖于“形势”――生存环境的暴力程度。文革前和文革中，干部民众先后有过“冤冤相报”的迫害可能，但在迫害和被迫害之间，并非没有一条清楚的基本界限。这条界限就是黑四类和资产阶级。这个红色恐怖的核心迫害对象，贯穿整个文革没有改变，他们所承担的罪名没有改变，迫害的模式没有改变。

 

这个受迫害核心和模式的存在，是理解受迫害群体数量在文革迅速扩大的根源。其他被迫害对象，只要以同样身份加以标识，就自动纳入这个模式。一个或一类人，只是在取得“犹太人群体”的罪名之后，迫害者才取得任意伤害他们的权利。例如，四类分子在文革中被扩大为“黑五类”、“黑七类”，其中“黑帮干部”，是被指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教师、知识分子是被指控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右派”，他们随即取得“犹太人”身份，进入了“犹太人群体”。少年儿童是被指控为“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狗崽子”而进入这个群体。不放过对少年儿童的迫害，也和纳粹德国的状况如出一辙。文革中，四类分子、资产阶级这一群体，由于对家属、包括子女的株连，被迫害人数就达到将近一亿。

 

在文革前和文革中，建立这个“犹太人群体”的理论，一直强调现代历史上政治斗争的相互杀戮，以国民党杀过共产党人为依据，作为文革暴力对待“犹太人群体”充分理由：即“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假设此方不残酷对待甚至屠杀“犹太人群体”，就会被对方杀戮，而且因为不仅有关政党而且有关“阶级”，所以将涉及全部工农民众的“千百万人头落地”。

 

这些说法，都刻意掩盖了一个事实，就是在土改、镇反、肃反被杀的70万人和因此形成的两千万“犹太人“群体，他们绝大多数无涉国共政治斗争、无涉“革命反革命”对峙、与任何政治并无干系。他们被划入“敌对阶级”、被指控“站在历史错误一方”，只是一个政治陷害。绝大多数地主富农资本家只是合法拥有土地和企业的普通平民而已。

 

同时，由于文革涉及党内斗争，文革研究大多会注重介绍文革前以毛泽东刘少奇为首的高层，如何因经济等议题产生分歧，以解释文革一批干部遭受迫害的来由。但是这些研究往往没有同时指出：在以国家名义确立、迫害一个“犹太人群体”的问题上、在专政替代法治的问题上，他们并无分歧。先是大批与政治斗争无关的无辜平民可以被诬陷杀害，往前再走一步，才是同样与国共斗争无关的党内意见不同者，也可以被诬陷、推入同一深渊。没有法治，就没有“罪与非罪”的标准。

 

纳粹和文革浩劫的问题，是彻底毁掉法治基础，大规模诬陷滥杀与政治完全无关的平民。

 

四、“犹太人”和“雅利安人”

 

正因为有一条清楚划出“犹太人”的界限，因此，所有被扩大进去的被迫害对象，要逃离迫害，都是宣称自己被误会了身份，声明自己不是地主资产阶级同路人，也就是声明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纯种“雅利安人”。最典型的，就是五十万“资产阶级右派”，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和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一起饱受蹂躏之后，争取“平反”方式，就是竭力将自己和“资产阶级”划清界限。他们不会去尝试以解救同受迫害“犹太人群体”的方式，同时争取自己的被解救。不仅因为这样做不可能成功，还因为1949年之后的反复政治教育，就是阶级斗争学说。在这个被普遍接受的学说之下，地富反坏构成阶级敌人，这个中国“犹太人群体”不可能消失。它不仅存在于专政迫害中，也存在于绝大多数普通“雅利安人”的心中。这些“身份罪人”的家属和孩子，也必须以“揭发亲人划清界限”、“宣布脱离家庭”来尝试规避迫害，而由于血缘关系，他们极少逃脱成功。

 

遇罗克作为一个典型的挑战体制的英雄，受到大家应有的推崇和纪念，我也看到，大家往往忽略了千千万万个与政治无涉、从来没有一丝挑战革命形势念头，巴不得找个地洞蹲在里面不要被人看见，却被少男少女们拉出去打死或被迫自杀的人。大量出现这样的受难者，才是浩劫。

 

文革研究一般都普遍注意并且提到了文革第一波对于地富反坏的冲击，但是，研究最关注的，往往是围绕中共党内政治斗争和社会上的派别斗争的主场景，而被迫害的“犹太人”，只是文革模模糊糊的背景。更为清楚的受害者，是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大量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他们也是文革后由政府主持的“拨乱反正”模式中应予“平反”的典型好人。

 

这个模式是：文革作为一种“错误”虽然是迫害了好人，他们却是被误认为是坏人而错遭迫害，文革灾难，就是把大批革命干部打成了“黑帮”，把大批革命知识分子打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把一批革命干部子弟打成了“黑帮子女”，把大批“雅利安人”打成了“犹太人”。那么四类分子和资产阶级呢，两千万中国“犹太人群体”呢？那条清楚的、受迫害核心群体的界限，在文革结束的时候再次出现。好、坏以此为界。“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对中国“犹太人”的至镇压还是对的。所以，在“好人们”欢呼文革结束的1976年，中国的“犹太人群体”还处在“不许乱说乱动”的地位。虽然对“好人”的甄别平反，也花了一段时间，可是，在文革结束的那一天，他们就产生希望和信心，知道自己迟早是要脱离“犹太人群体”、被“平反”的。而在1976年，中国“犹太人群体”并没有这样的希望。因为，“拨乱反正”是拨文革中迫害的扩大之“乱”，是反到文革前的17年之“正”。虽然，文革的教训也渐渐引出对17年的一定程度的反省。在文革结束7年以后的1983年，又熬了大半个文革的时间，“四类分子”才获得公民权，而歧视理论和环境依在。他们处境的改善，只是党“胜利完成了”对他们的“教育改造任务”，而并不是说，他们从来就应该是人。

 

一方面，中国“犹太人群体”在文革前和文革中被迫害和大批死亡没有被全面描述，导致文革浩劫的屠杀事实被掩盖了一大块；另一方面，“雅利安人”式的平反模式，使得文革的浩劫本质，变得更为面目不清。

 

文革中被陷害而划入“犹太人群体”的受迫害共产党干部群体，在文革后急于重返“雅利安”身份，他们的绝大多数人认为，自己“雅利安”身份的恢复，等同于“拨乱反正”的完成，他们并不改变原来对犹太人的迫害理论，这也使得对此持有异议的人，反感这些干部对文革前参与、支持迫害他人的不作反省、却又主导了文革后控诉的话语权，因而甚至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不愿意把中共干部在文革中遭受的大规模暴力残害，也看作与犹太人浩劫相同的迫害，甚至有人认为，民众对这些干部的暴力，是对他们在文革前执行专制政策的一种合理反抗。

 

我想，纳粹时期与文革浩劫有着共同本质，就是以独裁者煽动的民众暴力，对他意欲迫害的对象，实行大规模非法伤害和杀戮，这样的专政模式完全取代法治。在纳粹德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种族，在文革前和文革中，中国独裁者把迫害对象认定为一个特定的“犹太人”社会群体，在需要的时候，任意扩大这个群体，在政治斗争需要的时候，甚至不排除扩大到自己的昔日战友和支持者。这种暴力煽动，虽然有局部短暂的失控，但是从全局和本质上看，文革中斗争共产党干部、甚至对他们施以暴力的民众，并非自由意志的反抗者，而仍然是被独裁者利用掌控的工具。对干部攻击的起始和中止、攻击的方式、干部被“保护”起来还是被“解放”或者继续留在暴力中，最终都是由文革的领导者决定，而不是由民众所决定。

 

因此，文革中的所有受害者，都是浩劫的组成部分。而“犹太人群体”仍然是浩劫迫害的核心。

 

五、文革研究中描述的失衡

 

迫害导致死亡的大量发生，是纳粹时期和文革时期的基本共同特征，也是它们在本质上一致的原因。

 

假如说，纳粹对犹太人迫害的浩劫，大屠杀是占历史描述的绝对主体。这样的主体描述对文革始终没有形成，倒是出现更多红卫兵那一代年青人的文字回忆。他们对文革的回顾反省、对自身群体的研究，无疑是必须的，但是，我也认为，在文革研究中，不应该出现整体表述天平的严重倾斜，失衡的原因是什么？

 

一个原因，当然是文革研究在中国还属禁区。这是和二战之后的德国非常不同的地方。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都在一场侵略战争失败之后，退出政治舞台。新一轮领导人没有历史负担。而中国文革结束，是执政党自身变化的结果。文革结束是一个突变，而政党思维方式的变化却是渐进的。它的固有思维之一，就是很难容忍党外质疑，因此，对文革的所谓“拨乱反正”非常有限。

 

第二个原因，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文革浩劫和犹太人浩劫，二者的叙述主体不同，源自幸存者的劫后遭遇完全不同。二战之后，犹太人痛定思痛，幸存者们能够集合起来求民族生存。为了让这个民族能够记住自己几近被灭绝的经历，更是为了唤起历来对犹太人充满歧视敌意的世界各国民众的反省，他们组成起大量民间组织、基金会，建立博物馆，集合民间资金，拍摄大量文献纪录片，把犹太民族的遭遇提升到人类悲剧的层面，把纳粹的迫害追溯到反人类罪的层面，才使得今天的浩劫教育成为国际社会认同的人类历史教训。

 

而中国的四类分子和资本家，即使在文革结束那一刻，他们仍然是黑的。1976年文革结束，对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只是可以指望开始一个不能对他们任意打、杀的“讲政策”时期，有了较多人身安全，不至于在随时可能发生的“批斗会”上立毙杖下了。可是，他们的身份罪并没有任何变化。不要说“四类分子”，“资产阶级”仍然在文革后的经年累月中，成为一切批判目标的定语，例如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

 

文革结束两年多之后，四类分子和资本家被“摘帽”（全体恢复公民权是在文革结束7年之后）。可是，“摘帽”并不是安全的绝对保障。“摘帽”不是法律确认这些人原本就是公民，理所当然拥有平等权利，而是执政党的一个宽恕决定。事实上，在决定中，没有检讨多年来无罪杀戮和剥夺两千多万人公民权利的政府罪行，而是赞扬自己以迫害的方式“改造”他们成功：“经过做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他们的绝大多数得到了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一九七九年元月，中央决定给全国六百多万名四类分子摘帽，恢复了他们的政治权利。一九八三年后，国家又给所剩的79，504名地、富、反、坏分子中的78，327名搞掉了帽子，并纠正错戴四类分子帽子的982名，对有现行违法犯罪行为的195名，分别予以逮捕或劳动教养，从而胜利完成了自解放以来对两千多万名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的教育改造任务。”“八三年后国家又恢复了近八万名四类分子的公民权”。（引自200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网站）

 

在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说：“地主、富农分子经过20多年以至30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中央决定：除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的以外。凡是多年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人民公社社员待遇。”

 

首先是对“劳动改造”迫害的肯定，再以“群众评审，县革委批准”的程序摘帽，如此“摘帽”，自然带着极大的不确定性。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天然”的，只是现在，“经过群众评审”，主观判定你在“劳动改造”之后“改变了立场”，把你划出这个群体。可是，“专政”仍然留在宪法中，在可能发生的另一个“中央决定”、“群众评审”中，你当然可以再被划回来，因为几十年的迫害本身没有被否定，形成迫害的理论没有改变。

 

在土改时期被镇压杀掉的地主，在镇反肃反中被处决的反革命不算，从1954年到1979年的25年中，有70％的四类分子，一千多万人消失了。他们的死亡率远远高于正常死亡。犹太人在浩劫中的死亡，是六百万人。

 

我们设想一下，假如是犹太人幸存者刚刚走出集中营，从温和化了的前纳粹政府手里拿到这样一张摘帽决定，而他们还必须在德国生活下去，无法离开，犹太人怎么可能给世界带来今天的浩劫反省？不会的。就象直到我们感觉已经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今日中国，试想一下，是否可能出现一个类似“犹太人浩劫基金会”、“犹太人浩劫幸存者协会”那样的中国“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资产阶级浩劫基金会”、“中国黑五类文革幸存者协会”？没有可能。因为在今天的中国，根深蒂固的文革思维仍然在起作用。从官方甚至民众来看，打出这样的身份，就是“没有改造好”，“企图变天”的证据。而这些幸存者仍然生活在长期迫害后恐惧的阴影之中。他们仍然是被政府宽大的、改造好了的罪人，而不是理直气壮的浩劫受害者。德国浩劫的受害主体，是站出来质疑人类良知的整个犹太民族。中国文革的受害主体是零散地消失在人群之中、不希望被人注意到的、一个又一个的幽魂。

 

就这样，本来应该站出来、对文革浩劫的历史传承负起责任的受害主体，中国“犹太人群体”，在历史叙述中始终缺席。

 

六、叙述主体无法替代

 

托玛斯.曼在二战刚刚结束时说过：“希特勒把德国变成了一个刑讯室。”在文革中国，这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事实陈述。德国对犹太人的杀戮主要通过集中营由军人执行；而文革中，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工作单位，每一个居民区、每一个大、中、小学校，农村的几乎每个村庄，都在发生人身侮辱（斗争会）、非法羁押（隔离审查）、体罚和刑讯。被打死打伤和不堪折磨的自杀死亡大量发生。大量平民广泛涉入暴行，红卫兵只是冲在最前面的其中一批。

 

文革和红卫兵的兴起，只是政府把原来就存在的对“犹太人群体”的“群众专政”权限扩大、专政范围扩大，把任意侵犯掠夺他人财产、刑讯、监禁、处死和酷刑致死他人的权力，下放到普通民众、包括正在青春期的青少年手中，激发起人兽性一面，教育使他们认为，残暴行为只要假借革命名义，就是可以的。在这一点上，文革中的中国也和纳粹德国契合。《八、九点钟的太阳》引入了红色教育中的电影示范，在红卫兵一代看的国产电影，斗争地主的羞辱、暴力，是一个常见场面。

 

文革中对老弱妇幼施以刑罚，显然不是源于对革命理想的追求，只不过是被异常气氛激发起来的虐待狂心理和兽性。不然，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十几岁的少男少女会想出那么多折磨人的花样，为什么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残酷，会成为嗜好，甚至带有娱乐和庆典的特征。暴力蔓延的更重要原因，是政府只利用所谓“法律”对“敌人”施加迫害，而没有任何正常社会中法律对侵害生命财产罪行的惩罚，文革只是长期迫害“犹太人群体”制度性扩大。

 

很难否认，在纳粹德国，青年一代也有和红卫兵一代近似的政治迷幻。在《八九点钟的太阳》摄制组建立的同名网站上，首页有一幅照片。是文革中的一个家庭，在两三岁孩子的指挥下，一家人从小到大排成一列，高高兴兴各拿一本《毛主席语录》。在最近描写纳粹迫害同性恋的纪录片《Paragraph 175》中，有一个几乎完全相同场景。影片中，一大家子德国人高高兴兴地在自己家花园前从大到小排队，然后，微笑着，一起行希特勒式的举手礼。两个场景如实传达了同样的政治迷幻，在不同国家的社会中扩散深入的程度。

 

在德国，被虚幻政治理想和纳粹教育蒙骗的一代人，无疑也有大量事后觉醒者，也有和红卫兵一样反省社会教育、心路历程的需要。可是，在对整个浩劫反省中，这部分比重相对要轻得多，甚至微不足道。原因之一是，人们认为：面对大规模屠杀，不论那些参与者最初怀着怎样的政治理想，在屠杀发生时，只可能是人的兽性主导。这种兽性是被什么催化剂催成的，已经很少有人关心。这部分探讨弱化，也因为纳粹教育已经随纳粹政权一起消失。在今天德国教育中，哪怕出现任何一点相关迹象，例如，集体主义、要求思想的整齐划一、鼓励对政党和领袖的效忠颂扬等等，都会遇到非常敏感的本能警惕。

 

而中国情况完全不同，“国庆60年”前后，文革前那些“三忠于”英雄和教育模式，又在对今天孩子推出新的一轮版本来。所以，对革命教育的检讨，对今天的中国青少年仍然有现实意义。

 

但这又是非常纠葛的议题：一方面，寻求暴力形成的教育原因，无疑是重要的。另一方面，之所以重要，因为它的后果是严重的反人类罪行。在整个文革研究和文献片领域中，由于政府阻扰采访以及“犹太人群体”的恐惧，反人类罪行事实不清，相对于德国浩劫，文革面目也就模糊不清。

 

例如，根据《“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86年9月天津人民出版社），从1966年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东郊大兴县13个公社共杀害地主富农及其家属325人，年龄38天至80岁，22户被杀绝。根据目击者回忆，其中的马村“在村内东、南、西、北四方设是个监狱，分男老、男壮、妇女、儿童四监，另设一个刑场，随捉随入，随提随审，随杀随埋，真乃一条龙行事。”（张连和“五进马村劝停杀”）。很难想象，在德国犹太人浩劫之后，这样的事件会不成为今天广泛的浩劫教育范本。而大兴县受难幸存者却一言未发。公开采访这一事件仍然是被禁止的。据《八、九点钟的太阳》剧组介绍，他们有采访意愿、并做了努力，却没有采访大兴县屠杀事件的可能。

 

清楚看到人类群体灭绝的后果，是德国对任何纳粹教育倾向敏感的前提。假如浩劫本身面目不清，发掘其原因的意义也就随之弱化了。文革主体叙述消失，好比在叙述德国浩劫时，缺少或者弱化了犹太人遭遇。

 

叙述主体缺席，出来讲述研究文革的，就多为红卫兵这一代，其中有施暴者，也有一个相对温和的群体。通过他们，是否也能对文革深刻反省呢？我想这是不可能的。叙述主体不同，关注点也必然不同。

 

当一个过去的施暴者面对公众（也等同要面对自己的亲属后代），会很自然出于本能回避自己曾经有过的暴行细节。关键是，他们根本无从表达他们从未有过的被伤害和被恐怖淹没的经验。

 

我举一小段经历恐怖者对文革的叙述，那是湖南浏阳一中84岁老教师龚雨人2001年的回忆：“红卫兵，其实就是浏阳一中的学生，用绳子捆着我爱人唐政去浏阳一中大礼堂斗争，我和浏阳一中几个家庭成分大的老师坐在下面陪斗。我眼巴巴望着她挨骂挨打，看着看着她站不住了，倒在台上。红卫兵还去打她，骂她装死。我惊叫一声，也被红卫兵打倒在地。批斗会散会后，我把她背回家就死了。真是昏天黑地。我的大一点的儿子被捆吊在房门口的树上，两个小女孩吓得走出去了。我的双手被反捆着，学校用几块木板钉个箱子，把唐政老师丢在里面，一些学生向尸体吐痰打瓦片。当时浏阳一中的校长赵一安站在旁边，我向他叩头，请他制止，他说是革命行动。就这样用绳子捆着我去埋了我的爱人唐政老师。”这是恐怖体验，这样的主体叙述红卫兵一代永远无法替代。不论是历史场景中，还是现在，施暴者和受害者的双方感受显然是不一样的。

 

在主体叙述缺席、施暴者不可能出来承担的时候，最容易出来回顾文革的，主要是当年红卫兵一代年青人中的温和群体。他们和党文化的关系演进，类似互为推动的信仰与对党和领袖的恋父情感，最终又因欺骗被揭露带来信仰情感双重崩溃。这一群体的反省主题通常引入“理想主义”。

 

结果，文革浩劫的叙述大图景出现偏差。中国“犹太人群体”的遭遇、文革浩劫本质的暴力、杀戮和因此带来的恐怖，没有机会被充分表述、告之世界和中国后代青年。而红卫兵一代中温和青年群体的感受回顾、文革中各种人的复杂状态和心态的发掘，文革风云人物的自述自辩，甚至对文革发动者的“理想主义追求”的探讨，鱼龙混杂，越来越多，本来希望通过探讨文革“更复杂层面”，因而收获“更深刻反省”的初衷，在屠杀现实的前提缺失下，复杂探讨的分寸无法把握，反而容易流于片面与碎片化，最终事与愿违，淹没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

 

总之，中国文革对比二战后犹太人的浩劫叙述，差别显著。德国人认为：揭露暴行本身，展现暴行的大量牺牲者，是最主要的“牢记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被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的方式，也是“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反省依据。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显然也适用于中国文革。

 

可惜的是，即使我们想沿用犹太人反省的模式，由于中国“犹太人群体”的缺席，也根本无法实现。

 

在本来就为数不多的文革研究中，文革浩劫受害者的核心，一个中国“犹太人群体”的声音，他们在浩劫中经历的无可逃遁的深重恐怖，在红卫兵暴力下的大批死亡，甚至在文革结束时依然无法消除的绝望，没有被强调。而那是这段历史中最基本、分量最重的东西。

 

最后，我想提一下自己翻出这篇旧文的另一个原因：今天，当年年轻一代成为文革回忆和研究主角的局面依旧。同时，今天也有红卫兵出来因事实误差为自己是否参与暴行进行辩解，我想，就个人层面来说，任何人都有澄清事实、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文革推行的，就是任意举罪却不容辩解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当然不能以文革方式来反对文革。可是我也想到，就整体层面来说，文革叙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60年的历史叙述，都在政府干预下严重失衡，而这种失衡再也无法弥补。红卫兵还可以为自己被误会的罪名辩护，甚至为自己的文革心态作出他人无法证伪的辩解，而中国的“犹太人群体”却从来没有得到为自己被诬陷罪名辩护的权利，他们一部分被消灭、余下的幸存者，也在得到发言机会之前，就已经默默地、永远地消失了。

 

 

（转自《凤凰评论》）

 

哈维尔与布罗茨基

贝岭

 

 

　　文字有时真的奇妙。

　　如果说布罗茨基是一位高智能的诗人，善以雷霆万钧般的文字拷问力量，密集地将他的质疑掷向对手的内心深处。而哈维尔，则好用他政治家低调的老练和思想者四两拨千金般的不疾不徐从容响应。所以，他们的思想一旦发生碰撞，擦出火花，必将足够精彩。

　　一九九三年，美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杂志《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美籍俄罗斯诗人（一九八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针对哈维尔在《纽约书评》上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写了一封很长的公开信，质疑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在这篇（他获得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授予其总统勋章时发表的）演讲中提出的许多见解，哈维尔为此写了回复的公开信，并在信中邀请布罗茨基能约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作为我此生读到的最发人深省、也是最精彩的思想论战，这两位既有深厚欧洲文明背景，又有共产主义制度下生活经验的作家在文字上的一来一往绝对令人神往，而且一直让我难以忘怀。一九九九年夏天，我到作为总统府的布拉格城堡拜访哈维尔，在交谈时，我特地询问哈维尔，他后来是否和布罗茨基见过面，并一起坐下来深入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哈维尔沉吟了一下，告诉我，他还没有机会和布罗茨基见面交谈。看得出来，他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颇感讶异。

　　“可是，布罗茨基已经过世了。”我说。

　　“什么！他已经去世了？真的吗？”哈维尔一下子楞在那里，他惊呆了。

　　“由于心脏病突发，他已于一九九六年一月在纽约去世了……”我说。

　　交谈在一瞬间凝固了，我那句未说完的话，似乎也僵立在空气中。哈维尔睁大眼睛望着我，那碧绿色的瞳孔一动不动，透着一种复杂的、让我难以看透的神态。我也呆在那里，我和他都被震惊了，但震惊的原因各不相同。他震惊的是，那位真正触到他痛处的对手过世了，而那场论争也无从继续了。

　　我震惊的是，布罗茨基已经逝世整整两年九个月了，哈维尔竟不知。难道，因为做了总统，他不仅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如此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浑然不知了？

　　我看着哈维尔，哈维尔则看着正紧张地不知怎么应付老板的两位助手，显然，他对助手们未能提供关于布罗茨基逝世的消息颇为恼火，可这两位只知道政治世界的助手，完全不知道布罗茨基是谁，甚至搞不清楚他的老板究竟和布罗茨基发生了什么。最后，哈维尔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们这一对话的来龙去脉。我看出哈维尔的窘迫，我不仅触及了一个敏感、微妙的话题，而且将一个噩耗带给了哈维尔。

　　我知道，哈维尔这些年病得很重，多次和死神擦身而过。就是在此刻，在他见我之时，我面对的仍是一位大病初愈，面庞浮肿，满身透着疲惫的哈维尔。

　　那十年，哈维尔所经历的几乎都是政治、政治、政治。假如我没有记错，一九九六年一月，他深受人民爱戴的原配妻子奥尔嘉（竟和布罗茨基同年同月）因患癌症逝世了。那之后，他经历着丧妻之痛、肺癌、肠穿孔，多次的高烧，七次入医院抢救。后来，他还要和他的政治对手前总理克劳斯进行对于捷克未来的重大辩论。也许，他真的无暇知道文学世界里的任何消息。

　　布罗茨基是一位真正的文学天才，他在十四岁那年就厌倦了任何制式化的学校教育，从中学退学，之后便再也没有去学校读书，他是一位天性厌恶权力、甚至专和统治者作对的倔头，他痛恨谎言，好修理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他对诗歌保持着最高的敬意，并将诗视为人类良知最后的庇护所。他早年的诗带有古典的哀婉，孤立卓绝，没有一丝杂音。一九九六年一月，他在定居的纽约，因心脏病突发在睡梦中逝世，那一年他才五十六岁。他的遽然逝世曾让我沉痛不已。

　　布罗茨基逝世后，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代表俄国在哀悼这位前苏联流亡诗人的唁电中，称他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是继普希金之后最伟大的俄罗斯诗人。」他痛悔苏联将他驱离祖国，称这是俄罗斯永恒的耻辱。叶利钦又说，在这之后，我们又没能及时将他迎回祖国，这是俄罗斯永远的遗憾。他发誓，一定要迎回布罗茨基的遗体，让他的灵魂和躯体都安葬在俄国的土地上。

　　在〈后共产主义的噩梦〉这篇演说一开头，哈维尔说了一个发人深省的小故事，他说：“记得曾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和故旧总会在街上避开我，虽然我自己从未那样想过，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把我看成他们的良心，如果停下来和我交谈，就会感到不得不为自己没有去反抗那个政权而道歉，要么就要向我解释为什么他们没有那样去做，亦或是以宣称反抗无论如何也无济于事来为自己辩护。对警察可能跟踪我的恐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和我交谈会使他们的处境变得复杂。与其如此，不如就不走近我。这样既可以省去不愉快的对话，同时也避免了可能随之而来的迫害。简单地说，我成了这些朋友的一种不方便，而对于不便最好避开为是。几十年来，民主世界最主要的噩梦是共产主义。在共产主义雪崩般坍塌三年后的今天，另一个噩梦──后共产主义──似乎已取而代之。……”

　　正是这个小故事，和哈维尔推导出来的结论，触动了敏锐的布罗茨基，看得出来，布罗茨基已对哈维尔关注多年，他读出了这篇演讲里有着某种政治家或政客惯用的带着取悦大众味道的”宽宏大量”。布罗茨基当即写下这封视野广阔、洋洋洒洒、诚恳但不乏讥诮的公开信，那是一封不仅写给总统，也是写给作家同行，甚至是写给同在极权制度下坐牢的狱友哈维尔的信，布罗茨基写道：“在我看来，总统先生，你那出名的礼貌，在这里，似乎没有为你的事后聪明带来多少益处，你真的敢肯定人们当时回避你，仅仅是因为出于尴尬和担忧──潜在的迫害，而不是因为他们想到那个制度表面上的稳定而瞧不起你？你真的敢肯定他们之中没有人把你当成一个被监视的、厄运将临的人，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浪费太多时间是愚蠢的？……难道你没有想象过他们在黄昏时分对他们的妻子说：”我今天在街上看到哈维尔。这下够他受的了。”或者，难道是我误解了捷克人的个性？”布罗茨基甚至尖锐地指出：”因为一个与邪恶抗争或抵制它的人几乎会自动地把自己当成是善良的，从而回避自我分析。” “人类的邪恶永远如此。地理名称或政治术语提供的不是一个望远镜或窗子，而是我们自身的影子：即人类消极潜力的影子。我们在世界这个部分于超过三分之二世纪里发生的事情之广度，是不能以一个‘共产主义’就可以勾销的……你所指称的‘共产主义’是人性崩裂，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是一个人类问题，是我们的种类的问题，因而也是一个挥之不去的本性的问题。无论是作为一位作家或作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你都不应该使用术语来模糊人类邪恶的现实——我应加上一句，术语是邪恶为了模糊它自身的现实而发明的。”

　　哈维尔一读到《纽约书评》转寄来的布罗茨基的公开信后，立即在《纽约书评》上向布罗茨基回复了一封短信，信中亦不乏反唇相讥的智能。他说：“由于你的道德力量和才能，你和其它相对来说仅是一小批的作家，接下了俄罗斯十九世纪伟大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以及少数几个不可压抑的艺术家，例如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巴别尔、左琴科甚至帕斯捷尔纳克等人的工作。你向往自由，而你赢得了。当你的亲密或疏远朋友看到你为那种胜利付出代价而离开他们走向监狱，他们很有可能会说，他们一点也没有感到正处于自由所带来的不方便危险中。说不定他们还由此而获得了某种见不得人的满足哩。……”

　　那个布拉格阳光灿烂的夏末上午，我和哈维尔交谈时涉及的范围广泛，他像是一位和蔼的长者，我感受着他的腼腆、轻松、幽默感和获知布罗茨基逝世后的沉重，他那深思熟虑的政治家式的反应能力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哈维尔跟我在关于他和布罗茨基论战这个话题上的交谈是这样结束的，哈维尔对我说：“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著作中辉煌的部份。”

　　我能了解也理解哈维尔的遗憾。但我从他们的讨论中获得了巨大的快感并由此引发了更多的思考，我确信，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和早年作为剧作家、一个异议份子的哈维尔之间有着差异。对于应该怎样看待人类、人心和人性？做为作家的布罗茨基和已是总统的哈维尔看待问题的视角已显然不同。哈维尔虽不是一个喜欢取悦大众的人，但哈维尔写这篇演讲时面对的是大众，正如布罗茨基所说：“有些事是随着讲坛而来的，不过我们应该抵制它，……“作为总统的哈维尔已不可能将人类的堕落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示。更不可能不留情面地用文字“拷问”那些当年躲着他的老熟人或认得他的布拉格市民。

　　而布罗茨基不是这样，他昂着头、目光犀利，从不取悦大众。他甚至是目中无人的，但他无的是平庸，是那些庸庸碌碌忙着抒发小情小感的文人。多年来，我始终无法忘记他的那句名言──“时间只能使邪恶升值”。就像一九九八年秋天，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一九九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对我谈起布罗茨基时令我动容的说法：“我真的很怀念他。当你在约瑟夫．布罗茨基面前，首先你感到你在接近一个能量的喷泉，其次是一个诚实的喷泉。他从不害怕讲真话。但你也是在一个傲慢的喷泉边，但这不要紧，没什么。”

　　哈维尔戏剧性的一生确是传奇。他成名颇早，三十多岁便已是获得欧美戏剧界注目的捷克剧作家。一九七七年，他参与起草了具有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捷克人权文献“七七宪章”，并成为此一宪章运动的发言人，受到举世注目。他曾多次入狱，饱受邪恶专制政权摧残。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他领导了捷克那场迫使***交出政权、温和如“天鹅绒”般的革命，当选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及后来的捷克共和国总统。成为被自己形容为“一个奉善良之命的男孩，以头部撞击一座被邪恶之王居住的城堡，直至城墙倒塌，他自己即成了国王，进而英明统治了许多年。”的一个神话。哈维尔当上总统后，在西方世界有着英雄、圣徒、名仕般的光环。这种敬意许多是来自西方知识界对于一位专制政权下受难知识分子不无自卑的倾慕。

　　布罗茨基虽也饱受专制政权的摧残，但他是一个彻底意义上的“个人”，一个绝对拒绝使用“我们”，而只用“我”来思考的人，一个极富个性的”高文化的诗人”（切斯拉夫·米洛什【Czoslaw Milose】语，波兰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对人性的黑暗、人类整体的堕落不仅毫不留情地予以抨击，甚至还深表忧虑地开出拯救的药方。布罗茨基告诉哈维尔：“因为除了怀疑和良好的品味外，别无其它抵抗人心粗俗的解毒剂，而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融合在伟大文学作品中的，包括你的作品。”他在公开信中建议哈维尔：“你处于一个很好的位置，不仅要把你的知识传达给人民，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医治那种心灵疾病，帮他们成为像你那样的人。……通过向你的人民介绍普鲁斯特、卡夫卡、福克纳、普拉托诺夫、加缪或乔伊丝，也许你至少可以在欧洲的中心把一个国家变成一个有教养的民族。”

　　哈维尔尚未昏庸，也未丧失自我反省的能力，当了十三年总统之后，哈维尔不久前清醒地告诉世人：“这一切其实是命运对我投下的残酷陷阱。因为，我的确是在一夜之间被弹进神话世界，然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回到地上，更清楚了解到神话只是人类现实的投射，以及世界的构造绝对不像神话那样。于是，在从未尝试成为神话国王，并发现自己确实在历史的意外中被逼上这个位置之余，我并未能免于从令人兴奋的革命世界衰落到官僚例行公事的痛苦。”

　　对于善好沉思的人，这一直指人心和人性的笔战，弥足珍贵。而且，随着布罗茨基的逝去，已成永远的遗撼。

 

瞿秋白的悲哀

马火夫

 

 

 

 

 

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刘军宁

 

 

 

 

 

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

胡适先生有句名言，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深获中国知识分子人之心，流行了四分之三个世纪，而且至今没有被遗忘的迹象。这句名言，就是几乎每个读书人都铭记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们不仅高度认同这句名言，而且还常常当作批评他人的武器。

在中国，对玄学、主义、思想和理论轻视，对问题、实际和实践重视由来已久，甚至上升到了“清谈误国”的高度。不过，对“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有自己的看法。

首先，不论我们多么不喜欢以主义为标签的意识形态，但是，在今天的公共事务领域，无一问题不是主义之下的问题，无一问题不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进而言之，可以说，没有主义，就产生不了问题。没有主义的导引，甚至连问题都找不到。

比如，没有自由主义的迁徙自由、人身自由、私有财产权等观念，就没有拆迁问题；没有自由主义主张的参政议政权，就没有财产公开的问题；没有自由主义，婚姻包办，男子纳妾，女子裹脚，婚内暴力在中国很长时间内都不是问题，只是某些主义深入人心之后，上述现象都成了问题。

同样一个腐败问题，左派认为是改革开放的结果，解决的方案是回到正统社会主义；自由派认为现在的腐败是权力不受制约造成的，方案是xian政民主，解除党禁报禁，实行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可见，依据不同的主义，对甚至同一问题的诊断和解决方案也是大相庭径的。

我们再来看看胡适先生是怎么做的。

在社会、政治和公共问题上，胡适本人恰恰谈的全是“主义”，没有多谈“问题”。他并没有在哪个社会政治问题上有过深入的研究。他只是笼统地以口号化的方式谈过一些“主义”。而后人所铭记的恰恰是他的这些“口号”。对不专门研究胡适的人来说，所记住的也就是那些口号式的主义。如果把这些东西从胡适的贡献中除去，胡适不过是个被遗忘的普通学者。熟悉胡先生自由主义名言的人，比熟悉他的《水经注》的人不知多了多少倍。其实，胡适所反对大家谈论的“主义”，不是一切主义，更不是他主张的自由主义，而是那些当时正在崛起的国家主义和其他激进主义。

有人说，当代中国问题很多，每个问题都要具体地研究、具体地分析，应该多一些调查分析，多一些实证研究。我个人不反对研究问题，也很主张多谈主义。但是，我们应该承认社会分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研究问题，也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去谈主义。过度强调实践，或者唯实践论者，贬低理论，无视分工，把每个人当作一条承担全部工序的生产线。

知识分子有两大群类：一类是主义型的知识分子，一类是问题型的知识分子。对前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多谈主义，对后一种知识分子来说，应该多研究问题。但是我觉得，在中国更为重要的还是应该多谈主义，多谈好的主义，尤其要多谈保守自由的主义。因为主义的推动力量更大，也给问题性知识分子提供思想的武器。

总之，思想有多远，人类才能走多远。问题永远不能高于思想。一个社会中最短缺的永远是思想，最占据制高点的永远是观念。这一点上，中国从不例外。所以，要多研究问题，更要多谈主义！

 

暴力的语言必然导致暴力的思维

 

周濂

 

（转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珍惜自己的思考

 

崔卫平

 

 

 

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

[《家国两茫茫》（文论·节选之四）]

 

周冰心

 

 

流亡作家中还有一批杰出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黄翔、贝岭、孟浪等，他们大多一开始是以“地下诗歌”、“地下刊物”、“地下诗人”身份介入诗歌创作的，首先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驻华使节文化官员和西方来华访问的“汉学家”发现和认知，这在他们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有大量的佐证性记录，连同上述专论中的高行健、郑义（大陆作协体制内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两大写作潮流主将），他们是构成中国新时期以来到八十年代终结中国文坛的主要文本探索力量，但随着八十年代末以悲壮的“六·四”事件凄然谢幕，这些人成就的探索力量都纷纷流亡海外，一个理想的文学激情时代终结了，那里交杂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寻根浪潮、反思意识、先锋姿态、发问精神、宣言意识，此后，这些可贵的元素再未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序列里。大陆当代文学以此为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迅即转入“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代，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民主、自由、反独裁运动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思想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意识形态制作者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据长期对地下文学关注的诗人贝岭考证，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酷烈如“文革”时期，从来不缺少“地下文学”、“地下刊物”的宣言式和反省式警告，但“六·四”事件过后相当一段时期，那些全部消失了，出现白垩般空白中断，由此可见中国自由、独立作家们沉闷和失望之一斑。

湖北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在此前后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高潮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本文出现，间接的证明那场刚刚落幕充满激情政治运动的失败给人的伤感气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精神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呈现的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九十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消费化人生目的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且“同步”于生活流的潮汐，在于营构以武汉为中心，刁民、商贩市俗趣味面向的“小市民文化”。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而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其它地域也同样如此：“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并接受港、澳文化熏染，散发着“旅馆气息”的公司化物、性纠缠的“捆绑（杂多）文化”；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的后殖民“小资（知）文化”。

理想、先锋、启蒙、浪漫、代言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大陆文学界首先提出“消费文学”的概念，直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1]，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

中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的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八十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逐步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并将意识形态转而向意象形态转变，影视成了意象形态的“新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核的大众消费文学，成为90年代文化工业的主力军，世俗化特征、对庸常生态的煽情、内心的伪冲动、矫饰的历史“还原”、伪农村叙事、身体写作的赤搏上阵、虚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产阶层趣味的肤浅描摹和虚荣膨胀等等，都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化堕落的表证。而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却在承担起中国文学传统的任务。

当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整体沉湎于以无痛、遗忘为特征的“消费文学”之路时，流亡海外的诗人们在失语状态下长歌“悲哭”，并努力建立起全球视野里关于中国人真实命运、处境、真相的本文世界，接续上七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诗歌”的宣言式遗脉，两份文学流亡刊物《今天》(1990年复刊)、《倾向》(1993年创刊)分别在欧美出版，虽然与七八十年代相较而言，文学追求上早已变的低迴抑郁、沉浑虚无，完全没有了初创年月的情绪激昂、高亢宣告，特别是前者。

两本地下刊物的创刊源头都在北京，《倾向》是在1988年创刊，由一批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诗人陈东东、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而《今天》的创刊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78年：“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学资料”，每期约印刷一千册。作为地下文学在北方中国最重要的呈现：它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诗人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北岛的小说集《波动》以及诗人白魔（多多）、顾城、舒婷、杨炼、严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诗作，万之（陈迈平）、王力雄、甘铁生、史铁生（金水）、石涛等人的短篇小说”。[2]，其主创者是以《回答》宣言式诗歌拷问中国当代史的北岛等一批四五十年代出生诗人。在欧美复刊的这两本文学杂志都身负流亡色彩，《今天》在复刊的1990年第一期中即发表高行健以“六·四”为反思背景的剧作《逃亡》，刊物意图不言而喻，《今天》在刊载《逃亡》后马上就被大陆当局列为反华期刊。高行健本人和诗人北岛（《今天》主编）也被列入禁止返回祖国的异议作家黑名单，北岛迟至2001年才因父亲病重得以返国，高则以“永不回到极权统治下的所谓祖国”[3]自我断然姿态拒绝回到祖国。《倾向》杂志后来由诗歌杂志演变成一本关注人文、艺术前沿的流亡杂志，办刊姿态多集中在人文领域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话题方面，但即使如此，刊物也被视为“反动刊物”，其主编贝岭在2000年曾遭大陆当局逮捕，罪名就是“传播思想之罪”（苏珊·桑塔格语）。

1949年后，所有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不会将阅读官方主办的报章作为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唯一面，作为比法西斯主义更为重视“意识形态”控制人大脑的当今中国统治制度，这两个同样来源于德国的出产思想，后者在钳制人的意识程度上远远高于前者，学者杨绛充满苦涩的称之为大脑的“洗澡”。文学是“意识形态”统治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文体，尤其是对诗歌的控制，因为在媒体不发达的前现代中国，它的传播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所以，1949年后，中国从来不缺少“地下诗歌”在延伸当代文学干预真相上作的努力，它是酷烈政治的晴雨表，即政治乱象癫狂的程度愈高，“地下诗歌”愈为勃兴，反之则相对较弱。

“1949年后，中国文学饱受政治钳制，局限于政治图谱的‘描红’”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这是一个集现代封建、独裁、专制、排外、民族主义于一体的高压政权，意识形态被视为专政的唯一工具，文学被纳入政体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质疑的声音都被视作‘牛鬼蛇神’和反动的力量严加禁绝。文学进入‘政教管制’时代，被捆绑上政治战车随同前行，它被政体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一环。……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不自由的一面镜子，那里呈现的大多是‘政治知识’，没有多少文学涵养。自1949年到1979年，政体对文学创作设下一道道限制，文学成了政治管家们指挥棒下的意识形态载体，作家在政治压力下毫无创作自由，文学被政治家们彻底僵死了”[4]。

当代中国史里，为统治者服务需要而定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全是谎言式的信息，甚至连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宣传都被时间实践证明是虚假的，甚至是涂上蜜汁的毒药[5]，作为“意识形态”一环的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更是成为“宣传品先锋”别称。在经历反右、砸四旧、大饥荒、文革这样的疯狂运动后，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也曾经是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清醒和绝望，他们开始组织地下文学，并创作地下诗歌，用以对“意识形态堡垒”对峙，这在苦闷的文革后期尤为突出，《今天》等地下刊物数不胜数出现，这些无数的地下刊物成为六七八十年代中国事实上的精神导引，手抄本文学是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令人深思，当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随之嘎然而止，他们群体逃亡西方，而这些中国诗人、作家大多是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情者。据诗人贝岭考证：

“八十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以诗歌为标志，以地下诗歌刊物为表现形式。但随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国性的学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被政府及军队残酷镇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诗歌刊物，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停止了。许多地下诗人及文学刊物的创办人相继逃离中国或因此选择滞留国外。《新诗潮诗集》主编，也是《倾向》诗刊创办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国；诗人江河、贝岭滞留美国；诗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天飞往英国：杨炼、顾城滞留新西兰；诗人北岛滞留欧州等，这些诗人和已在法国的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以及其它‘六四’前后出国或逃亡的作家苏晓康、郑义、苏炜、张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赵毅衡、孔捷生、宋琳、张枣、虹影、刘再复、胡冬、马建、严歌苓、严力、阿城等人，成为日后成形的海外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6]。

本章不在于在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之间有紧密、必然性关联上作推断性、逻辑性考证，虽然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切割开，它们成为整体面貌的论据十分充足，但毕竟那是另一个命题。本章只遴选有代表性的曾经是地下诗人的流亡诗人部分文本作为研究。

 

第一节 北岛、多多及其《今天》派

北岛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亡诗人，他的境遇在地下诗人中具有代表性。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后当过建筑工人和铁匠这些看似与诗歌毫无联系的工作，1970年开始地下写作。文革的荒谬性和政治的可笑性让北岛一开始就走上了用宣言式诗歌果敢说不的诗歌吼叫中，一声即振聋发聩。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受《启蒙》诗人黄翔影响创办同仁刊物《今天》{7}，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顾城、舒婷、多多等都是在《今天》上走出来的。1989年4月，北岛离开中国，“六·四”事件后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迁徙流亡，新世纪后曾一度短暂回国看望垂危的父亲，其余十余年均被中国拒绝入境，其一生诗歌活动大多游离于中国之外，一开始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后来则是国门以外，但意象和乡愁中心却都在中国大陆。

早期的北岛诗歌有着那个岁月惊醒式的激昂宣告，反映了从迷茫到觉醒的一代人心声，“文革”十年乱象的荒诞现实，造就了北岛在诗歌中注入独异的“抒情”方式——冷的发颤的冷静和深刻纠缠的思辨性。1978年前后的北岛写出了《回答》与《宣告》两首诗，这两首诗歌至今还是对那个动荡年代和荒诞岁月发出的最有力、浓缩的挑战式宣言。

回 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那种充满豪气和质问的宣言式诗句，甚至置换舞台就可以达到为“时代呼声”的效果，难怪十余年后，“六·四”事件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人高声朗诵《回答》中的名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回答》直抒了整整一代迷茫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一个荒谬时代彻底告别的“决裂书”、“切割书”，是对过去时代（文化大革命）强烈的否定，正如他在小说《波动》里曾借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诗人已经从顶礼膜拜、火热情绪、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用果断的一字一句的“我——不——相——信”来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愤怒、怀疑和否定。

《回答》与同时代诗人梁小斌作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年《诗刊》10月号）一起成为那个“控诉时代”“天问”式诗歌的代表。两者甚至构成了一问一答的对唱模式。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回答》里蔓延的不信任和弃绝情绪在当时（后来一起成为《今天》派诗人群）里有着普遍情绪，重要诗人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也在同时期有《天空》、《秋天》等问世。

诗人芒克从1972年开始写诗，1979年地下出版的诗集《心事》，芒克的创作高潮期大约是在1973年前后，其中最著名的组诗《天空》中重复了这一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对权力之巅者有此彻底的认知，并用此意象来影射最高权力者，无出其右，贝岭说“仅仅这首诗，芒克便可确立诗歌天才和形式革命最彻底的顿悟者的形象”[8]。

甚至他的自然意象的抒情也充满对暴力现实的恐惧︰

果子熟了，

这红色的血！

我的果园染红了，

同一块天空的夜晚。（《秋天》）

血色，在芒克的诗中成为染红果园的唯一颜色，让人不寒而慄。同《回答》一样，这些地下诗歌对政治集团戕害人性的清醒让人感叹他们的天才。而这些，即使是动荡的当局也不能容忍，“那些诗是要提着脑袋去写的”[9]。

多多也是在1972年开始写诗，贝岭说他“带有明确和毫不掩饰的现代派诗歌风格，并大量地甚至过量地使用意象，来扩张诗的张力。他的意象强烈且狰狞，充满饱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后产生的妄想和异域意象，并在诗歌中渗透了一个思想者反叛与破坏的美”[10]。

歌者，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引自《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马灯在风中摇曳

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

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酣声（《无题》，1973年)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无题》，1974年《里程》)

“文革时期多多的诗歌语言确实带有一种由于密集阅读汉译西方书籍之后的欧化语式和句法结构。他的诗是那一时期诗人中最为复杂，最带有政治异质性，有时，甚至强烈释放着那个禁欲时代罕有的色情性。那种青春的骚动与反叛，通过诗中的妄想得到某种生命力被释放的美，爱欲(来自性的强度)和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始终贯穿着多多的诗。应该说，多多的诗，成为文革那个‘干净’，单调和乏味的时代最异端、最反动、最颓废的文字”[11]。

前者还稍稍隐晦，后者一目了然的直指循环往复的“中国现象”里的“信仰骗局”：“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正如北岛所绝决地说的那样：“我——不——相——信”，对中国荒诞岁月质疑的怀疑者首先是由中国地下诗人们来充当的。“诗中的政治意象通过对政治极度的厌恶而呈现，乃至由于极度的厌恶而使诗人对政治加倍的关心”[12]。

“1976年，多多写于文革结束的《教诲》也是那个时代最为哀婉的诗篇，它的主题，它所呈现并反复呈现的是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宿命，诗几乎成为那个时代寓言般的悼词，以至于当人们费力地试图去挖掘那个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者寻求精神贫困的原因时，《教诲》和《同居》是最为及时，又最富象征的注释，是对思想和青春在那个时代如此苍白和不幸的强烈哀悼。而诗中升华出来的，几乎是一种伟大的虚无。是一个清醒的守夜者恒久的见证”[13]。

教诲

——颓废的纪念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

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

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

用弄哑的嗓音，俯在耳边，低声唱：

爵士的夜 世纪的夜

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

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

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

而出现的，悲惨

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

谁说他们早期生活的主题

是明朗的，至今他们仍认为

那是一句有害的名言

在毫无艺术情节的夜晚

那灯光来源于错觉

他们所看到的永远是

一条单调的出现在冬天的坠雪的绳

他们只好不倦地游戏下去

和逃走的东西搏斗，并和

无从记忆的东西生活在一起

即使恢复了最初的憧憬

空虚，已成为他们一生的污点

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

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

自觉，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尖锐

并由于自觉而失血

但他们不能与传统和解

虽然在他们诞生之前

世界早已不洁地存在很久了

他们却仍要找到

第一个发现“真理”的罪犯

以及拆毁世界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

面对悬在颈上的枷锁

他们唯一的疯狂行为

就是拉紧它们

但他们不是同志

他们分散的破坏力量

还远远没有夺走社会的注意力

而仅仅因为：他们滥用了寓言

但最终，他们将在思想的课室中祈祷

并在看清自己笔迹的时候昏迷

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

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

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贝岭说：“作为二十世纪历史中如此罕有地要彻底毁灭所有文化及文化头脑的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所留下来的稀少的文学遗产中，多多的这首诗《教诲》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是对思想及思想者在这一时代所必遭的命运，对作为怀疑论者或者怀疑本身所遭受的惩罚的寓言般地揭示。假如诗歌必定要在某一时刻介入它所身处的时代，并无可避免地要为这一时代撰写证词时，多多的诗，确切地说，是多多的这一首诗，恰好和这首诗写作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的一年)一起，为这场摧毁文化的革命中愿意用脑袋思想的个人的命运，留下了被他用副标题称之为——‘颓废的纪念’”[14]。

北岛、多多、芒克的地下诗歌是如此诠释着中国文革带给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巨大伤害，他们的集体干预和拷问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杆，为《今天》派在文革后的崛起奠定了很好的预言基础，但也埋下了为当局不能容忍的伏笔，导致后来他们群体流亡海外的宿命。

北岛在那一时期还有诗歌《宣告》来作为《回答》的附记，《宣告》更像一代人的精神宣言，《宣告》题记是献给一代真理青年遇罗克的，他因为坚守自己的真理而惨死于同样相信“真理”的同胞之手，郑义小说《枫》里的场景再现了，那是残酷“信仰战争”。北岛奉遇罗克为真理化身，以北岛等觉醒青年为代表一代人已经辨别出“中国之乱、中国之穷”的根源，于是，吼音在喉咙里长期喑哑后喷薄而出：

宣 告

——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毫无疑问，《回答》与《宣告》一开始都是在地下手抄文学刊物上流行的，《回答》作于 1976 年清明节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 1978 年 12 月 23 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 1979 年第 3 期。但在当时的中国一代青年人中产生的影响无异于发射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十年以及前面极左思潮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思维已经被困厄太久了，几乎窒息了，北岛为八亿人说出了心中的普遍苦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一切》）”。一时风行全国。很多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在文风一片落寞、低迴中，北岛用回忆散文《朗诵记》里回忆了当时那种亢奋的荣光：“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买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开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15]。

同《回答》一样，《宣告》同样成为“六·四”事件广场上的“口号诗”：我们决不能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16]。比原诗多了我们主体词，使之像给予了生命一样鲜活起来，与广场上沸腾的学生民主运动融为一体。

自二十世纪1972年起到1982年止，北岛写出《回答》与《宣告》、《一切》、《十年之间》、《履历》这样一批杰出的诗歌，这是诗人诗歌生涯的第一阶段写作，也是迄今为止，北岛最好的诗歌。在那些诗歌里，行文充满着思辩纠缠和激情昂扬的质问情绪，甚至有些诗句透露出作者洞悉世界实质后的绝望和悲愤、弃绝。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种受骗的悲愤情绪能引起相当多的青年共鸣，与同期的朦胧诗人舒婷、顾城、芒克的隐喻式抒情比起来更具感染力和传播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星星》1980年第3期）、“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舒婷，《致橡树》），北岛的早期诗《履历》、《回答》、《宣言》、《一切》显然没有上述两首诗中直面迷局却还透射出明快的一面，他更加绝决，早已洞然在心，在一系列悖论的意象所指和精神能指中传导着荒凉的美学和生存意味。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苦难也不是记忆。”（《无题》）、“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十年之间》）、“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降落的冰霜。”（《爱情故事》）、“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结束吧。”（《明天，不》）、“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一夜之间，我赌输了……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履历》）、“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 、“我不再走向你/寒冷也让我失望。”（《很多年》）、“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

从这一组诗歌中，不难看出，青年北岛对沉闷的现状和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腔调（抑或是骗局）的厌恶，这已经成为感受敏感期和现实失望感持续增重的创作主轴，还有一个主题轨迹可循，就是对抗庞大的集团，发出自我的声音，挣脱集团的控制，格言式的反讽，直接的绝望，转化的物质，武断的情绪，亢奋的宣言，心囚的低徊，都是这一主题的生发，这一系列诗歌都由“地火”转而燎原中国大地。这一时期的北岛是大多数迷惘中国青年的代言人，是理想挫败感的直接回音，也注定他最后被当局疏离。李欧梵的说法肯綮要害：“无论在台湾、大陆，或海外读者的眼光中，北岛都扮演一个‘双重身分’的角色：他既是大陆出身的诗人，又受大陆政权的疏离；他虽飘流海外，却心在中国。”[17]。北岛在第一阶段写作完成后，已经注定要与他的祖国脱开，而踏上流亡之路：“注定要孤独”，虽然北岛并不认同当局强加给他的“政治身份”，只是“认为文学必须脱离政治而独立自主，并回归其艺术的本身。”[18]，与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早期的诗歌，却是明显的受政治力压迫的“宣言诗”。毫无疑问，北岛早期的诗歌是“政治谴责”诗，大陆文学史自新时期以来，一直以将他归入“朦胧抒情诗”行列里进行诠释，存在着很大的误作解读的成份。在八十年代中国，目睹政治集团无所不在的重重挤压而超然物外，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毕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传统“感时忧国”时时在俯瞰着，北岛也不例外。但1994年后，北岛却来了一个淡淡的转身，回到日常，回到平淡，放下“英雄”身段，这种变化将在下面简要谈及。

北岛的《履历》是一首别有意味的荒诞剧诗歌，它呈现的是地图索引式的一代人“心灵史”，其中的关键词颇值得玩味和深思，解读这首诗歌对理解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及观照中国当代史中这一代人有极大的帮助，并能顺利找到进入他诗歌内心的捷径。

履 历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这是一个觉醒者的回望忏悔，在用全部理想和热情投入后，发现收获的是伤痕累累的痛苦和欺骗：“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里/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直到从盐碱地似的/白纸上看到理想/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于是就用充满怀疑的口吻对那个曾经以为“正确”但实质荒谬的世界“真理”进行回放式再审视和无情嘲笑，行吟出苦涩、无奈的一阙挽歌，缩图式展现了一代人深受“信仰战争”、“绝对真理”的玩弄和幻灭过程，使悲愤和沉思都达到高峰，并使他发出金丝堡式的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弃绝：“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我们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一夜之间，我赌输了/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点着无声的烟卷/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真理和信仰是最具欺骗性的，它让无数人跌入深渊，现在，该是觉醒的人们唾弃它的时候了。

最后，一代落寞而沧桑、孤独的觉醒者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倒置”形象：“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于是，一切现世都被以倒置的图像悬挂起来，供思考和穿越，“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形象，成为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和重新认识世界的绝妙荒诞暗喻，因为在这颠倒的世界上，惟有倒挂在树上这一荒诞不经的形象，才能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理性观照。《履历》所揭示的正是那个被颠倒了的时代以及荒诞的世界本身。

在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写作中，他在冷静的惊人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中国人传统道德价值的全面崩溃、坍塌，继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过程，他想“通过诗歌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维护真理的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真诚面向、回归，寻找“生命的湖”和人性的“红帆船”。北岛对中国的直接痛苦经验，帮助他以清醒的姿态宣告与过去的决裂，并用激昂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使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格言成为诗歌中吟咏高潮，这一时段的诗歌溢满激情，毫不含蓄，纵语鞭挞丑恶和黑暗面。这都是北岛第一阶段诗歌所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反省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北岛诗歌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

北岛第二阶段的诗歌约在1983年至1994年止，这时，北岛已因“政治谴责诗”被西方汉学家普遍认可并引介到西方，他的活动和行吟中心也由中国挪移到欧洲大陆，但作为没有了第一阶段讽刺对象的北岛而言，已经告别发出振聋发聩宣言的“英雄时代”，回到“启蒙时代”，李欧梵说：“北岛的诗从一个‘英雄’时代的自画像变成了一个人——他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的灵感和语言，并从一个‘日常’的角度去反讽一些宏伟悲壮的抽象名词。”[19]，告别“英雄时代”的他稍稍有些短暂的茫然，他的诗歌也出现“真空”状态，成了一个国际“梦游者”。1989年“六·四”事件再次给了他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次是悲怆而深沉的，虽有愤怒，但已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有心音似的惨烈。1989年5月后，北岛成了现实中的“流亡之身”了，被永远禁止返国。而这一次由文革的内在自我流亡变成了外在流亡异邦，“八十年代却是北岛生命中最坎坷、最痛苦的时期。他不但在文革后的大陆文坛崭露头角，也卷入了政治漩涡，在八九年初主动地发起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终至流亡欧洲。”[20]。

在第二阶段早期（1983年——1988年），北岛已在为一些空灵的人生感悟作阐释性感怀，指向的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明确，而是坠入似有又无的虚无，但北岛风格尤为明显，还能找到第一阶段洞悉和警句的遗绪：

“熄灭已久的灯塔/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八月的梦游者》）、“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无题》）、“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淌落语言的水银。”（《可疑之处》）、“理性的大厦/在无声地陷落。”（《言语》）、“昔日阵亡者的头颅/如残月升起。·····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山河缩小成桦木的纹理。”（《白日梦》）。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北岛的诗歌气质为之一变，较之于前的空灵感怀、虚无抑郁大有昂扬情势，为“六·四”事件的悲壮谢幕和杀戮无辜充溢无声的愤懑和感伤之情。以此为分水岭，北岛开始了流亡西方的开端，他的诗歌意象里从此又多了乡愁和流亡。

钟 声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

裙子纷纷落在树上

取悦着天空

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

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

像黑烟一样升起

房瓦潮湿

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

沉默的敲钟人

展开的时间的幕布

碎裂，漫天飘零

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

船只登陆

在大雪上滑行

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

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

万物正重新命名

尘世的耳朵

保持着危险的平衡

这是死亡的钟声

悼 亡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曰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干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钢盔与钢盔撞击的

声音中祈祷

母亲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亲

石头滚动，钟表倒转

日蚀已经出现

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爱为死者缔造了

永久的联盟

你们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

……

记念日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孔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布拉格

一群乡下蛾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悠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历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买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从《钟声》、《布拉格》开始，北岛诗歌里的流亡意象已经举不胜举，现在纪念的不再是文革真理烈士了，而是纪念天安门广场上“六·四”事件的民主殉难（道）者，讽刺的不再是政治集团某一个特殊时段（文革）的荒唐，而是全部的根基，及其本质的丑恶。踏在流亡之路上，在布拉格异乡由彼及此的故国联想：“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途中变成了坦克/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六·四”后，北岛已经彻底感悟所谓极权政治的邪恶性，对谎言式真理大言不惭的痛恨、蔑视和嘲讽、悲愤，但又无奈，还有流亡之身的乡愁苦闷难以排解，行文遣句也由第一阶段的高亢转为低迴、沉郁，甚至没有了第一阶段宣言式豪迈的自信、拯救式的大我：“我——不——相——信”，转为“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人们的咳嗽声。”（《早晨的故事》），潜向缩小了的“小我”：“词的流亡开始了”（《无题》）、“失去声音的象形文字”（《叛逆者》），流亡从此开始伴随着北岛身与诗同步出现。故国在身后，却永不能回转，后来，他在散文《家长会》里写到女儿田田关于回家的天真问询：

“你为什么不能回国？……警察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因为政治问题……什么是政治？”[21]。于是有了《乡音》里“对着镜子说中文”流亡西方的无尽孤独感，但即使是在万重山水外，故国的“恐惧往事”也是不堪回首和摆脱不掉的阴影，流亡心境的孤寂和缠绕可见一斑：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

“六·四”后，中国的十余万流亡者一如北岛般处境，孤独成为永恒的影子如影随形。北岛自己后来这样记载那段时光：“八九年至九五年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我一无所有的漂流’……‘六·四’是场热病……我是一九八九年的鲁宾逊。……在挪威呆久了，得了失语症。……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流亡者来借宿，带来了各自的逃亡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22]。

孤独使流亡者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凄历的叫喊”（《在天涯》）。因为思念故国，但“给母亲的信/必经一生的路程/饶过敌意”（《夜匆匆》），故国已经切断了流亡者的归途。“流亡者的窗户对准/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我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毒药》），只有在异邦寄托对母语的回忆里：“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无题》）。

在无尽的流亡路上，北岛又恢复了重新审视那个庞大政治集团本质的清醒，现在，已经用不着那些高亢的宣言和回答了，那么，就直接喑哑着喉咙揭橥吧：

东方的想像

风中的钢刀灵巧地转动

大坝上的牛羊失踪

树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绿色租赁给军队

枝干被造成大船时

洪水来临

豪华的时代

在宴请它的客人

铜号、美酒

竹椅上东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阳

悬挂在砖窑上空

工匠们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们睡在回声

那世纪之交的桥洞里

戴天使面具的人们

从桥上走过

“绿色租赁给军队/枝干被造成大船时/洪水来临……工匠们造就的天堂/流星般塌落”（《东方的想象》），被置换的隐喻指向用谎言诱惑而堆砌成的“信仰大厦”，在“大厦”建立之初就开始抛弃迷彩色外衣，《东方的想象》里全是隐喻的意象，“牛羊失踪”、“砖窑上空”、“不落的太阳”，北岛对政治集团 “谎言成性” 的概括与奥威尔的“老大哥”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第一阶段“政治性”诗歌虽采取决裂姿态但还有“英雄时代”情结相比，“六·四”后第二阶段的流亡诗歌早已没有了这些温情的憧憬，写下的全是抛掉梦想、彻底醒悟后的冷静拷问：

“在玻璃罩内/痛苦的是观赏者……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途中变成了坦克”（《布拉格》）、“权力在一块残旧的红布上过冬”（《绝症》）、“欺世之虹/是伟人的自传。”（《折叠方法》）……

比起《回答》、《宣言》里檄文式的激越情绪，诗人第二阶段冷冽而洞悉一切的警句被用来更高意义上戳穿政治集团的“谎言成性”。

第三阶段（1995年以后）的北岛诗歌已经完全成为其个人性的行云流水，调门更为低迴，浅吟低唱，激情回落，回归到作为一种纯粹的诗歌艺术，而回避了大时代的悲剧，再没有干预故国病相的勇气和豪情，也许，北岛自我影射“一代人如帷幕落下”（《局外人》）正说明着这些变化：“我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旧地》），革命和英雄的时代都早已谢幕，消费（时代）社会已然降临故国，一切都在解构中被遗忘，而自己还是流亡之身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水的激情之上/是云初醒时的孤独。”（《无题》）、“若风是乡愁/道路就是其言说”（《远景》）、“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从心里关掉的灯……敌对的岸/风折叠所有的消息/记忆变成了主人/哦 陈酒/因表达而变色/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无题》）、“谁相信面具的哭泣/谁相信哭泣的国家/国家失去记忆/记忆变成早晨”（《送报》）、“风在耳边说，六月/六月是张黑名单/我提前离席”（《六月》）、“戒烟其实是戒掉/一种手势”（《练习曲》）。

第三阶段的“无题”诗明显增多，那种“回答”和那种“宣言”都已遥远，无法命名的情绪和空对空的孤独与日俱增，长期流亡异乡的空转豪情早已消磨和隔谟了对故国的印象，他在1998年写下了《肥皂》：“鱼相忘于江湖/夜创造临时的神/吸毒者眼中的蝙蝠/正毁于激情”[23]，归隐和消极的面向袒露无遗。

新千年以后，北岛鲜有诗作问世，他慢慢开始写絮语式的西方名诗家赏析，但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他的诗人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他的诗歌已经只是日常的呜咽了，流亡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甚至更早，流亡者归来已经是老话题了，索尔仁尼琴、米沃什、昆德拉等老牌流亡作家早已被坍塌的极权国度奉为上宾迎回本国，流亡作家哈维尔甚至还被选为捷克总统。

流亡不再是全球性的悲壮话题，流亡变成了中国一国的事情，但身体性的流亡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解释，游移在意识形态以外，处在边际状态“内在流亡”已经在中国大陆兴起，因为“六四”而流亡西方的中国作家也随着世界全面被消费浪潮裹挟，冲淡了激情，踏上了回归流，北岛甚至可以2001年以后短期回国数次，同样以地下诗人身份流亡西方的杨炼也早在十年前就畅通无阻回国。多多和芒克也在其列，两人身份都已被官方作协认可，前者甚至参加了2007年青海国际诗歌节，多多在2004年受聘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诗歌教授，《今天》派除了不知所终的诗人，其余都已放弃流亡身份或者干脆连文本上的流亡意象都不再坚持了。

第二节 贝岭、孟浪及其《倾向》派

在地下诗人流亡作家序列里，还有一群相较与《今天》派北岛、多多年轻一轮，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非文学专业），大多数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的诗人，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更倾向于独立知识分子人格和自由主义之间，1988年，这些诗人以此为美学志趣，创办了《倾向》地下诗刊，最初是以发表诗歌为主，后来演变成一本人文和思想、独立艺术的杂志，创办人贝岭曾说：“《倾向》的美学就是地下文学的美学……《倾向》杂志不是，也不企图成为一份纯文学刊物，它从更广阔的视角触及人的存在问题，是一份人文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倾向》的精神渊源来自民主墙，来自地下文学的历史，来自那时候的《今天》。《倾向》不会随波逐流，更拒绝见风转舵。《倾向》是小人物办的刊物”[24]。

1993年，《倾向》在美国波士顿复刊，接续上“地下刊物”在海外的生命遗脉，并逐渐成为一本描述和记录、思考“精神放逐——流亡”为主旨的人文杂志，贝岭自己回忆和定位《倾向》：“1993年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和之前夭折的中国流亡作家联盟和《流亡》文学杂志没有任何必然的传承或衔接。但是，在流亡的美学和流亡的象征上，无疑，有其精神传承。”[25]。在文学趣味和独立思考、艺术判断上，《倾向》甚至比《今天》主题更明确，《今天》在1991年刊登高行健的话剧《逃亡》后，其后再没有完整的触及思考“流亡”、“放逐”、“真相”主题面向的文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比起《今天》在文革后诞生初创时以“讽刺政治荒诞”闻名的初衷，现在，《今天》似乎在将自己回归到传统文学的“道统”上来，提倡所谓纯粹的纯文学式的美学，但在面对病相重重的中国大陆，放弃干预和良心拷问，将文学置于“世外桃源”境地，这难道不是“遁世”和海外“归隐”的一种表现。当然，即使如此，《今天》还是曾因刊登触犯当局禁忌的《逃亡》而被中国政体列为禁止入境的刊物。一些年轻的、孕育启蒙于1978年“西单民主墙”，成长于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的《倾向》派诗人们，则鲜明的将《倾向》办刊方向指向地下被遮蔽、流亡、放逐的文学文本，因为在版图广袤的帝国之上，思想、思考、书写都被视为统治者自身意志的延伸，自由和独立的书写追求是最为珍贵的气节、尊严。

复刊后的《倾向》曾发出这样的办刊主旨呼吁：“《倾向》对于任何一种垄断话语空间，建立话语霸权，乃至以主流话语自居，怀着特定企图，行使话语权力的行为，抱持足够的警惕与坚定的反对。《倾向》的美学是异议的、怀疑的，也是反抗的、颠覆的、个体的。《倾向》推崇多元，拒绝统治与权威，不管它来自国家、集团、媒体还是个人。……通过文学的探索达成美学的关怀，以对抗国家政治话语及大众传媒话语对人类丰富表达的伤害。这是美学的对抗……《倾向》强调知识分子精神，也是《倾向》在中文世界的价值所在。”[26]。这鲜明的反映了《倾向》派的文学主张，

对于，《今天》与《倾向》的异同，诗人孟浪这样解释：“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由北岛、万之主持）和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陈东东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他们先后聚集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2001年止）。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型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关照整个外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当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值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27]。

分别于1988、1993年后流亡美国的诗人贝岭（1962年生）和孟浪（1961年生）是《倾向》派的核心，他们的诗歌与他们的前辈《今天》派比较而言，在意象和隐喻表达上显得含蓄、内敛、丰艳，没有“英雄主义”情结，也少了过于沉重的时代压抑感，开放、理性意识也较为明显，美学趣味围绕文学独立意识回旋，他们的倾诉中心不再是文革癫狂和谎言破灭、英雄坍塌、拒绝真理，视角也不再是俯视苍生的巨大拯救型口吻，他们回到、降落民间，述说民间力量，以小人物的见证和思考来延续并证明那个巨大真理的荒谬性，他们的独立表达意识较强，为艺术的纯正、自由、独立、理性而坚持不懈，并长期褒有对理想的不变信念，对“地下文学”里贯穿的自由表述和对扭曲政治社会保持警惕的属性理解一点也不比《今天》派来得差，甚至在《今天》派影响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还在海外坚持这种在消费社会看似徒劳的努力。《倾向》派诗人们是继北岛《今天》派在海外 “中国地下诗歌”影响的延续，他们甚至继承了西方“知识分子”人格，而使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公共性”反思利器，特别是孟浪，更为重要的是，《倾向》派在二十一世纪初准确的理解“流亡”、“放逐”文学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日趋堕落“犬儒文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今天》派的能量十分有限。

贝岭八十年代初即已创作诗歌，那时的诗歌吟咏天下是“《今天》派们”的，他一开始也介入《今天》的编辑和外围工作，贝岭在后来一次访谈中回忆道：“像我这样的诗人，严格地说是地下诗人，或者是被称之为‘从未被官方承认的’诗人。实际上我在官方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并不多。我的文学生涯是从阅读和办地下文学杂志、从事地下文学活动开始的。我个人的写作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期间。当时，我参与了在北京的‘民主墙’活动。在‘民主墙’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当时的一些年轻诗人和作家，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当时一些年轻的诗人和作家在‘民主墙’期间创办了一份杂志，叫《今天》。我参加了《今天》杂志的活动，如文学朗诵、定期的作品评论聚会、帮助出售杂志等等。……总的说来，是文学阅读和‘民主墙’及以后的地下文学活动使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条‘不归路’吧。

‘民主墙’之后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在北京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八四年，我编了一本《当代中国诗三十八首》。一九八五年，我和孟浪合编了《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同时我们还印刷我们个人的油印诗集。一九八三年，我油印了第一本自己的诗集，叫做《被愚弄的……》。现在看来，这本诗集很幼稚，但那毕竟是我最早的文学尝试。随后，我在北京和上海又参与了另一些地下文学的出版工作。一九八八年，一批年轻的诗人创办了地下诗刊《倾向》，出了四期后，就在一九九二年被勒令停刊了。一九八九年前，我们还组织了几个重要的文学‘沙龙’活动，比如，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圆明园等地都搞过文学‘沙龙’和诗歌朗诵。

可以说，在‘民主墙’期间，北岛是地下文学及《今天》文学杂志的主要角色及主持人。但后来，他甚少参加地下文学活动。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一九八五年，他加入了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甚至作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主席之类。这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是由没有加入到官方作家协会的地下诗人和作家延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的诗人跟被官方称为‘北岛们’的一批在官方文坛成名的‘朦胧诗人’就各行其道了”。[2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贝岭和更年轻的诗人们是自觉的接受自己“地下诗人”身份的，这在“地下诗人”被普遍“招安”的状况下是不容易作到的，因为诗人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质疑意味着区别于官方垄断的单向道式“意识形态”写作，而后者得为这种意识形态服务，前者则只对良心和正义负责。因此“地下诗人”可以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追索，并呈现中国病相的复杂性，这是追求“意识形态”一统化当局所不能容忍的。

贝岭和孟浪的诗，大体来说与《今天》派既有对苦闷、沉默世界压抑愤懑无解的一脉相承，又有新派们对旧世界由失望到期冀的自有激情，意象也大大繁复、增大，尤其是后者的诗歌更是如此。贝岭和孟浪的诗歌创作现在都已在廿年以上，两人流亡海外后，诗歌创作的动力都有所削减，贝岭的诗歌激情更是呈一路低迴姿势，新世纪后已鲜有诗作发表，在太平洋两岸奔波从事出版工作。这里所谈的贝岭诗歌是他1980年至1995年所写的诗歌。

贝岭早期（1980——1984）的诗作忧伤而淡定，意象明朗，毫不晦涩，诗意之外虽有所指和现实责问，也呈现现世痛苦和受难的源头，并对此发问，但比起《今天》派的情绪激越显得理性许多，发问中心也显得模糊而漫漶，甚至迷茫。《黄昏》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昏是无法诉说的

甚至难以微笑

水到来泪刮过

注成河流

大群的鸥鸟

他们闪电般姿势的目光

逾越广场

掠取大片的沉默

在风铸成的创面里

时间空洞又单调

黄昏“掠取大片的沉默”是年轻的贝岭对中国的看法，这一美学趣味延展了他的诗歌概括时空，那种忧伤的情绪当然是从迷惘中而来，又归流到彼岸的期待中去。这一时期的佳作还有《忍冬藤年年开放》，递进式发问和坚定的回答讲述着古老而不朽的生命力传奇，那里是坚韧的民族自喻和气节展现，对衰朽的阻力式守旧保守思想发出嘲弄和讥笑：“那些期待 出于几种神圣的愿望/守望着宇宙的森林”。忍冬藤、野性金雀花、兰铃、榛树成为“尖利的风沙时代”的一种生命力丰碑矗立，只有“盘绕着尖利的风沙”，才会“和黎明一起无尽俯展/以群体的交欢开放”，而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在“高原依旧荒凉”的荒原上，“忍冬藤年年开放”。忍冬藤在特定的文革后沉闷年代里，被贝岭象征为一种压迫不倒的气节和生生不灭的坚守精神、意志，成为一种耐得住荒凉和冷冽的征象，并借以蔑视那些压迫他们的“酷寒专制”力量，这是贝岭要反复吟咏和告诉“他们”的：

向孤寂宣战

以坚忍不宁的绚烂

在寒风的清爽中

向孤寂宣战

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

比试锋芒，比试力量

传递我的呼唤

传递你的呼唤

用棕色的肥沃滋润茎管

岩层也将被挤压

接受日复一日的风化

在《忍冬藤年年开放》里，《今天》派的“宣告”和“回答”式语气又被回放：“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比试锋芒，比试力量”；“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宣告》），“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

在《太阳歌手》里，贝岭发出八十年代初最为惊人的预谶：“二十世纪的凄风苦雨后面/必定还有一场大雪……二十世纪的所有恐惧/将在一片歌声中摇曳”，那是一场什么“大雪”？那又是什么“恐惧”和“歌声”？贝岭明确的回答：“我看见血流在大街上看见死亡的真形”（《智利的血流在大街上》）。似乎，后来的“六·四”事件证明了这一场“大雪来临”。

贝岭中期（1985——1988）以后的诗歌则稍稍情愫萌动，诗句精短而缠绕，目光含情而炯明，无论爱情和现实思考都进入一种成熟的自我审视阶段，幻灭和燃烧都毕集于一身。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我已无言可告》表达了那种幻灭和燃烧感，并为深深陷入这种状态而苦恼、迷茫：

……

那是无核的愤怒

和阳光一起迸发的

正不停地自我摧残

……

那些遁世的英雄

我旧日的好友

他们启开光阴的瓶盖

沉湎在梦中

用酒精冲淡痛苦

冷漠，一种尊贵的智慧

那些隐喻的收集者

他们在纸中彻悟

并用意象轰炸历史

他们绝望的预言

正等待时间的注释

然而我不能够

在我的逃匿里

我听到孩子们的哭泣

一个苦孩子持久的哭泣

他们的泪水烫伤我

我怎样才能学会抚慰

怎样孤立在冬季里

等待，用诗的荆条抽打

直到疼痛──至深处

这一时期的中国各种思潮开始分化、萌动，甚至动摇，诗人感到无所适从，以前引以为“真理导师”的人和事都开始分崩离析，诗人开始感到孤独和失望，甚至无言以告。面对“严酷，有水煮沸的愤怒”（《墓》）岁月，他只有“用诗的荆条抽打”自己，不至于沉沦下去。这一时期的诗歌都进入“无言”和“虚幻”状态，词语越来越精短，意象越来越灰颓，《述》、《沉默》、《逃避》、《虚》、《内向》、《缄口》、《墓》、《哀悼》、《梦》、《省》，这些诗从标题到诗风都在诉说着那种寂寥，“苍茫积成垢/时间铸成钟”（《虚》）、“你动荡不定的漂泊中/渗透没有对手的孤独”（《内向》）。有关漂泊和浪游的不确定感，虚无的情境在一点点流转逶迤，显然诗人在长长的黑暗甬道徘徊和踯躅，惆怅的感觉弥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

后期（1989——1995），因为“六四”事件后滞留美国，身份发生裂变、挪移、流散，一切希望全变成失望：“此时，我在纽约……我流落在异乡……终于，我确认了自己是在‘流亡’，它是不自愿的，可我自愿地选择了它。面对惨痛的、祖国的现实，我的所做作所为，此刻，已使我已别无选择……流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孤立、隔绝，意味着语言的丧失，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也意味着失败，甚至，意味着面对失败的无奈……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朋友们已在狱中，我却因为‘时差’而幸存着。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流亡。也许，我会终生流亡……这就是流亡，一种没有归属感的生活，它构成多重的困境，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你在向它发出追问，它也在向你发出追问，甚至，它还索要追问的结果”[29]。

何处去的茫然和悲愤使他一改颓靡，视野却变的宏大起来，担当也明显发生巨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贝岭的“流亡”、“放逐”美学诗风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的《放逐》标示着作为流亡诗人贝岭的诞生：

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

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

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

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

干燥而又坚忍

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

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

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

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

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辗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

事物

用它不朽的根

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

如同国家版图上

一个恒久的诅咒

流亡成了彼岸祖国“一个恒久的诅咒”，而此岸却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思念徒劳的空转。流亡、放逐带给诗人的是种种孤独和无奈，使诗人用很长的时间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并慢慢浸润成“流亡”的美学，这种美学也成为《倾向》派孟浪后来创作倾向的主核，并一以贯之。

后来贝岭自己回忆道：“两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选择了留在美国，逾5年后，我又选择回到祖国）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驱离中国），使我渐渐获得完整的视野和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这个西方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美国世界和欧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催逼”的21世纪（这使我少了不少乐趣！），从细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语言和文明的差异是多么地不同啊。何况，我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对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对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历史和文明，甚至对东亚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滞留美国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初）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而从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国又让我多么地感叹不已。晕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国惨痛的现实、祖国巨大变化的现实，对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责，那扭曲的难民化美国生活经历。”[30]。

对于流亡的不幸，贝岭还用诗歌《宿》诉说着境遇的尴尬：“我们出生的不幸/已烙在种族的脸上……乞怜于语言，而又丧失了语言的日子/我们从未受洗/却寄身于蒙主偏爱的国度/仅仅是由于敌意的存在/而被供养着……那片属于我们的/孤独意识形态保留地”，流亡西方使诗人再度陷入“无言”可告的苦闷期，除了内心世界的孤独，一无所有。他转而对那场导致数十万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流亡欧美的“六·四”转捩致敬。

“我目睹的暴力过去了/它滋生的果实/被恨的潮水洗劫着/一个预言再度呈现……·整整一支队伍的葬仪/祭奠着记忆”（《纪念——为一九八九年‘六四’受难者而作》），这是一首对“那场世纪大雪”的回应的诗，在《太阳歌手》里的“大雪、恐惧、歌声”早已在现实中发生，预言被击中。贝岭也因为那首诗而再次被拒绝入境（2002年6月6日）[31]。

在这一时期，迄今贝岭最长的一首诗《主题与变奏——对一个时代的纪念》是他对一个时代落幕所作的哀悼。

那象征般兀立的主题

来自我们无助的内心

记忆，如同一场浩劫

虚幻而又真实

被扼止的

是想象的年轮

它被残酷的背景遮掩着

……

那面早年的墙

绽放异议的墙

……

用无知的力量炫耀

一个种族灭绝前的征兆

……

死亡，像阴影一样

把冗长的悲惨缓慢拖曳

那是一个悠久的寓言

那是我们一生的仪式[32]

杨远宏说：“我们都明白那是个什么‘主题’。一个时代被封杀。幕布纹丝不动。记忆，比流星陨火墬落、熄灭得还快。高热亢奋的高粱花下，土地比冰块更寒冷。这是一个时代正在被狂欢庆典所延长，并在延长中被影子作者和影子阅读不断改写和误读的尾声”[33]。

在那个不久前的“悠久的寓言”里，被当作“一生的仪式”是那个时代的激情，现在，一生的图腾早已转瞬即逝，流转为遗忘的死海。这是贝岭对早年启蒙自己的“时代墙”的怀想，也对那个时代被全民遗忘而感到失望。

现在，贝岭的写作才情和对汉语诗歌形式感创新已经得到公认，九十年代末期，贝岭大大放慢了诗歌写作速度，转而投入到出版和文学活动中去了，并大力传播有关“流亡”美学。

《倾向》派另一主将孟浪的诗歌写作长期处于旺盛期，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另一叛逆者活跃的大都市上海。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大学时代就开始诗歌写作，并热心参与和组织以出版“地下文学刊物”为核心的地下文学活动。1981年，即已创办民间诗刊《MN》，第一期名为《形像危机》，后还创刊《海上》、《大陆》等地下刊物，他是八十年代初很少几个具有诗歌“现代感”的诗人，1995年赴美。

作为一个老牌的地下诗人，孟浪一以贯之到二十一世纪，贝岭高度评介他，应该是恰当的：“上海诗人孟浪曾是国内重要的地下诗人和地下文学刊物出版者，自八十年代中以来，他因写作和编辑出版地下文学作品，而不断受到他所在地上海的警察的秘密侦察和监控。一九九二年四月，他与另一位上海诗人默默被上海警方秘密拘留，并从他们各自家中搜查扣留财物〈主要是创作手稿、书信和地下文学出版物〉合计二百逾种。在被秘密关押了三十六天后，警方将他们释放。此后，孟浪在上海及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旅行等一直受到骚扰及恐吓，一九九四年五月起，警方加剧对他的迫害，使他不得不避走匿居。当他回到上海家中，警方即开始对他进行更繁琐的传讯，调查他的全部文学活动（一度每星期三、四次，每次四小时以上，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他应美国布朗大学的邀请作为一个访问作家而流亡国外。

孟浪，真正承担国家对诗人惩罚的恰恰是像他这意义上的地下诗人，这种厄运和来自国家的野蛮伤害着一个诗人日常的生活、身体、甚至心灵，但它未能彻底伤害到他的写作，特别是他的诗歌。他写出了对一个邪恶时代中个人命运进行追问和深刻内省的长诗《凶年之畔》(1986)和《私人笔记……一个时代的消亡》(1987)。这两首虽在诗艺上粗砺却极富气势的长诗是这一严酷时代真正的见证，假如政治可以广阔的定义的话，也是描述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命运的力作”[34]。

严格意义上，孟浪并不能（他也不愿）被划入“流亡作家”的行列，他似乎与他上海的同乡，小说家张爱玲一样，不愿被任何一种既有的体制和政治制度限阈思考与创作。按照匡南说法：“凡是诗人都是反叛的，孟浪也不例外……当80年代孟浪完全以异类的外表而现世时，当他骚动不安到处走动时，他的反叛从此便无休无止。安定的生活已经不再有了，除非他要结束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这种反叛还不能只归结为政治式的异议。首先，孟浪反叛的不只是这样那样的政治，他反对一切政治；其次，孟浪反对的不只是政治，他反对一切定格了的世俗，反对一切既有的文化、生活形态，反叛所有的既有的事物，也就是说反对一切滋生现实政治的根源与条件、一切与现实政治生活配合、互动的事物、一切与政治妥协有关的精神状态——所以，他喊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然而，到此为止，政治反抗者也罢，文化异议者也罢，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也罢，还都不是孟浪的诗人定位，而只是诗人之为诗人的出发点”[35]。这是很富意义的认识，与“没有主义”的高行健在精神境界上同出一辙。

进入新千年以后，他的流亡性表现在他到处走动上，他在美、台、港、中国大陆等地游走，但诗歌写作却愈加呈现起色。严格意义上，孟浪是一个行吟诗人，并非流亡诗人，他无关政治，虽然他的诗歌中二十年来有一贯的反对文学艺术政治化和反对中国大陆思想意识形态一统化，但那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有特质，他拒绝妥协，反抗现实，反对强制和单向道式的文化强加，是用一个诗人身份参与公共知识分子建设。在这一点上，孟浪与他的前辈北岛们的“英雄主义”、“救世主”诗歌有很大区分，他的诗歌没有对具体年代的控诉，也没有完全弃绝式的愤怒，他的诗歌意象和意义表达都是小人物的直觉，正如匡南所说：“孟浪的大多数作品都显见了生活具像的缺席，而成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个人观念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北岛的爱恨情结，没有江河、杨炼的历史图腾，没有韩东、于坚的日常关切，更没有周伦佑的语言欲望。他以抽象意识浓缩了全部时空”[36]。

对于孟浪作为流亡诗人的归属，我认为匡南的说法很重要，因为这与孟浪本人的理念阐述十分吻合，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流亡海外中国作家的一种认知。“有人把孟浪归入流亡诗人……孟浪具体生活中的一个特点的确是流浪甚至是流亡，然而流亡本身不是孟浪作为诗人的定位，而只是孟浪作为当代中国诗人的一种不能摆脱的生存状态。当然频繁的物理的流浪或者流亡事件，对于孟浪领会“地域解码”、突破文化地域主义视野或许有所帮助，因此得以避免沦落为狭隘的地域诗人或者地方文化主义诗人。海德格尔曾言，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本真的安居，才有诗人的存在。这里本真的安居不应指物理的定居，而应指精神的无遮蔽存在。然而，无遮蔽只是诗人的希冀归宿，却难以成为精神的现实。与物理的流亡相关的一个词是精神的恍惚，而精神恍惚似乎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所具有的品质。……即一个精神恍惚者。孟浪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流亡之后才精神恍惚的，在客居美国之前，无论在上海、还是置身其他地方，他都无疑都是一个精神的恍惚者，由于令人窒息的政治语境，这种恍惚感对于他这样一个如此敏感于意念语言的人，更是无法驱离也无从驱离。然而，正是这种恍惚造就了他的意识表现手法的一贯性”[37]。

孟浪自己这样解读文学的“流亡性”：“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集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挡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 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然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彩、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型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做另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它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裘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建立和提升”[38]。《倾向》派之所以后来与《今天》派发生一些关于写作与信仰关联的冲突，上述孟浪的回答是贴切的。因为《今天》派已经“回答”和“宣告”不了当今纷繁的语境流变，甚至已经阐释不了中国真相的本质，而《倾向》派却还能作到这一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消费主义时代”后，流亡已经流变成当局一种用物欲怀柔政策里的“绥靖主义”，激烈的流亡事件很少发生，近几年，为争取出版和表达自由反抗专制的只有一例，2004年7月，以自由主义法学家身份流亡澳大利亚的袁红冰，流亡后随即出版四部长篇小说，第五章已有专论。相反，很多“六·四”事件流亡欧美的作家、艺术家苦熬不住，纷纷踏上回国之旅，人数不在少数，有人把它称为“流亡者归来”[39]事件。这说明，当初壮怀激烈流亡在经历时间这部机器长时间打磨后，变得消极和失望，有的归国后，甚至归流到“消费主义”潮流里，一点也不逊色[40]。

在这种潮流里，尤见孟浪的认识境界的超脱、开放，也更显见《倾向》派集体主张的流亡美学的重要性和一贯性，孟浪认为流亡无所不在，并不单单存在于极权国度，极权一旦消失，流亡并非也随之消失，在自由和非强制国家，内在流亡也是包括诗人、小说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必需。

孟浪为推动《倾向》派集体流亡美学的重要性还远远不至于此，他的绵延二十余年的出色诗情也在诠释这一点，孟浪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代表性诗作《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写于1991年6月，对那个既苦闷又浮浪的时代作了精确的概括。其中的悲愤感油然而生，还有“六·四”后的迷惘和绝望渗透在行文里。

1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２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３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４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已经没有了北岛的激荡和怀疑：“我——不——相——信”，十余年后的孟浪们演变成彻底无望，北岛那个时代还有新秩序等待人去期盼和期待，但孟浪们期盼来的却是更为窒息的“时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绝望的情绪已经不能唤醒，比怀疑走的更远，简直已经死了心，关上了心灵的窗户，与另一位地下诗人前辈“启蒙社”发起人黄翔的诗作：“即使我死了，也让你如鲠在喉”异曲同工，拒绝相信黎明的召唤：“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诗人还听到：“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太阳发出一声声惨叫”，那是什么惨叫声，不言而喻。而现实是“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它自己却毫无知觉”，面对如此日趋靡狂的现状，是沉沦纵乐，抑或触摸“太阳”：“滚烫的额头”，如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太阳”这个意象在诗中出现好几次，这个意象被孟浪赋予了超验的能量和希望，这是这首诗中的唯一的一点光斑，极像崇山峻岭中一线天的意味，挽救着快垂死的一颗颗游荡的中国灵魂。

所以，即使“垂死一刻/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亚英雄主义又复活了，痛苦、迷茫的孟浪们矛盾的心里又恢复激荡起一丝温存，游丝样的若隐若现，蔓延不绝。海市蜃楼的画面浮绘在“地平线上”：“美丽的肩膀在升起！”。孟浪的诗歌就是这样，具有纵横捭阂的叙述纬度，荡气回肠的让人热血贲张，但还给你留有一盏明灯，不至于彻底弃绝。

诗歌《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是八九后的时代宣言，但已经再也不会引起“回答”、“宣告”时的轰动和激动，这时的中国大地上一片下海和经商风，人们对精神自由已经不感兴趣，更关心的是物质的狂欢和欲望的舞蹈。这首诗的意义很快被遮蔽了。

1995年，孟浪去国后，孤独使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母语、家、国流散的诗歌，他称自己的诗为“流浪的国土”（《无题》），2000年还写下了《祖国》那样的愁绪满满的诗歌：“祖 国/如此赤裸的鸟儿/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如此赤裸的天空/鼓舞起如此赤裸的太阳/我们在恐怖中——/呵，鸟儿痛失羽毛/太阳痛失光芒/我们在可怕的黑暗中……/我们在可怕的飞翔中……”，又是太阳，又是天空，是向往“强制力消失”的天空，还是生活在“可怕的黑暗中”，内心已满布抹不去的伤痕。

孟浪对于流亡有着自己独到的美学，他对政治力的强制性也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痛切，21世纪初，他游走于两岸三地，感同身受着独裁文化带给中国人长久的痛楚，这一时间写下了长诗《数字之伤，数字之痛》，将目光对准1947年的“二二八”[41]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并非是政治诗，他让数字复活，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背后的政治鬼魅现形：

数字之伤，数字之痛[42]

──献给二·二八，也献给六·四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失踪的日子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牺牲的日子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失踪者的人数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牺牲者的人数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失踪者永生的日子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牺牲者不朽的日子 数字之伤，因它曾被野蛮地抹去 数字之痛，因它曾不得不珍藏深深的心底 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 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 这些数字现在停留在这一刻 它愿意自己是最后的统计，永远也不要再多出！ 太多的数字缠绕我的记忆 就像太多的国家缭绕我的身体 那些制服人戴着面具，唱着高调，下着狠招 那些足够数量的概念，想象，现实和推理 而我的国家隐瞒我，躲避我，逃离我 为了它拂逆人的一个荒唐罪错 我向我的国家揭示我，呈献我，投放我 那一连串数字的悲怆和传奇，我已铭记 当我试图抚平伤口，抚平激情波浪，那人群海洋 手与手互相搀扶，手与手互相紧握！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 数字是无言的，痛苦是无言的 而希望也是无言的，未来在那里更是无言的 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 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 说话了，哭泣，尖叫，希望 说话了，畅谈，欢语，未来 说话了，世人呵，是否都已听见 每一张新生婴儿的笑脸都将是迟到的正义 在复仇、惩罚、忏悔、伏罪种种的胶着之间 竟是宽恕，竟是宽恕，才是最严厉的审判！ 在这里一个数字曾是被禁止破解的谜 在那里另一个数字仍然也是，仿佛已成世纪之谜 总有一日他们将从不死中惊醒 他们重新来到生活中间，要打扮得更漂亮的 是一个国度，还只是他的一位新嫁娘 是一座房舍，还是他的又一份信仰 他们望着惊喜地望着他们的人们 这一次的生命在给出一个如此悖谬而圆融的箴言 基督，敌基督；祖国，敌祖国 乌托邦也就更简单了，呵，敌托邦！ 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 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人类因数字存续不灭的记忆 也因数字人类的另一类人制造着可怕的遗忘 呵，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让数字无畏地站立起来，更高大 让数字勇敢地走动起来，更无处不往 让数字在苍天下发出控诉、拷问与呼告 却曾经，也正在，还将要呵，丧钟为谁而鸣 这数字不再是日子，这数字不再是时间 谁能数得清？谁能在这里数得清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台湾作家简唐评价孟浪面对台湾“二二八”，思索的却是与之相似的威权体制惨剧：中国“六·四”事件，这是孟浪作为流亡作家内心里摆荡的真正的大写的“乡愁”之痛。这是十分贴切的。孟浪让数字苏醒过来来参与控诉“广场”上的惨剧：“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所谓的数字真理被孟浪荡气回肠的反复强调，他相信数字终有一天会复活，会自己现身来控诉和诉说真相，读来令人神伤。 现在，《倾向》派的贝岭和孟浪在流亡观上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美学，他们甚至称20世纪为“流亡的年代”，相较而言，《今天》派则已沉潜了足够多的时间，渐渐的淡出了“流亡文学”的视野，在祖国还处在后极权时代之时，《今天》派的当年引领作用却早已灰飞烟灭。
注释： 一、周冰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消费文学的现实命名》，《文艺报》（北京），2001年6月5日。 二、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贝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 三、同第三章注释六十。 四、同第七章注释二十一。 五、如果翻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你会发现，当年的在野党后来成为新政权统治者的共产党对于“民主”、“新闻自由”、“平等”、“人权”、“选举”等西方民主价值观关键词是多么热衷，频频见诸报端。而这与1949年掌权后实行的政策天壤之别。 七、关于《今天》派早期受贵州诗人黄翔等人影响，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黄翔，曾创办地下诗刊《启蒙》，1978年，曾将诗歌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张贴至西单民主墙上。另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其中有对黄翔详实的分析，第378—379页，台湾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版。 十五、二十一、二十二、北岛，《蓝房子》，第236—237页、第178页、第203—205页，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版。 十六、关于这首“口号诗”在“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照片，见《悲壮的民运——最和平开始 最血腥结束》，第9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6月版。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李欧梵（美），《既亲又疏的距离感》，《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序言，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0月版。 二十三、本节所有诗歌除特别注明的均来自北岛诗作：《在天涯》，牛津出版社，1993年版；《午夜歌手（1972—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开锁（1996—1998）》，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1996年版、1999年版。 二十四、亚 衣，《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访诗人贝岭》，2000年。 二十五、三十、三十四、贝岭，《流亡中的文学》，2007年。 二十六、贝岭，《倾向》（季刊）卷首语，1995年，总第五期。 二十七、三十八、孟浪，《 必要的丧失：一九八九后的中国流亡文学 》，《自由时报》（台湾），2001年2月2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美国），2001年3月4日。 二十八、见贝岭接受胡亚非访谈，美国。 二十九、贝岭，《流亡》，1989年8月，纽约。 三十一、见贝岭自叙《一首诗使我未能返回祖国》。 三十二、除注明外均出自贝岭诗作《旧日子——贝岭诗选Bei Ling Selected Poems（1980—1995）》（中英文），台湾台北，倾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三十三、杨远宏，《对〈旧日子〉的叩访——读〈旧日子－贝岭诗选〉》，2007年。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匡南，《精力耗尽，皆因更大的激情——评孟浪新诗集》。 三十九、廖伟棠（香港），《流放者的归来》，香港，2003年。 四十、有关新世纪归来的中国流亡诗人状况，详见孟浪，《现实，或者象征：回归，汉语的方向》，载《文学世纪》（香港），2004第1期。 四十一、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间，在台湾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以及严重流血镇压事件。事件始于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纠纷，由于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理失当，2月28日引发台北市民之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当日又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乃由请愿惩凶一变而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为省籍冲突。此一抗争与冲突，迅即蔓延全岛，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本地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一场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于台湾光复后不到一年半之间发生，其背景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的。事件本身与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关联，但对后来台独运动的兴起，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四十二、2005年2月作于台湾，首发于2005年2月28日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开幕的《乡思，乡愁，家在何方——2005年第九届228创作纪念展》，2005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刊载）。

 

原载《自由写作》第69期 · 2011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