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因纪念六四入狱笔会会友的点点滴滴

 

回忆因纪念六四入狱笔会会友的点点滴滴

7人六四

 

今年是六四27周年,照样有人纪念,照样有人被抓走或者失联。这其中就有我们笔会的几位会友,他们纪念六四,他们照了纪念的照片发布到网络上面,他们毫无悬念的被抓捕,一转眼到今天就过了半个多月了。半夜醒来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于是写点东西回忆和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张宝成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

认识老张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是李刚介绍我们认识的。当时我们一伙人总是扎在一起,什么王永红、李刚、我以及候欣,三天两头见面,突然有一天李刚把老张带来了,一聊起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后来交往的朋友越来越多,做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直到2012年下半年开始推进新公民运动,搞同城聚餐活动等等,大家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整个北京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每个星期都跑个遍,交朋友、搞同城、发传单、邮寄公民徽章、公民T恤、拉横幅等等,每天忙个不亦乐乎。以下是我记录的2013年3月30日日志片段,现在读这段文字,老张等人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那天那个地点是张宝成做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来那天侯欣也是另一处地点(离木樨地不远)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但是那天上午她说她被国保控制在家里不能出来召集主持这个活动,那样本来应该到她那里参加同城聚餐活动的朋友有一些就来到了张宝成这里的聚会点。

下午四点钟的样子,张宝成召集大家落座同城聚餐活动开始,在每人三分钟自我介绍之后,就那天的主题——环境污染问题,大家按照罗伯特规则每人发言五分钟。由于北京的雾霾天气影响十分巨大,大家对环境问题也很是关切,所以当天各位参加同城聚餐的朋友发言都很热烈。

活动最后的环节是大家各自分组讨论某一话题或者几个朋友凑在一块儿私聊,一边认识新朋友,一面加强老朋友的感情,本来同城聚餐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为大家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一个平台。这时候,袁冬将身子凑过来对我说,明天他和张宝成等几个人想做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问我能否参加,是否能多找几个帮手?

我说:“我本人参加没有问题,找几个帮手也很方便。因为第二天我主持召集一些朋友同城聚餐,也顺便为冷老庆祝生日,如果你们切实计划妥当,那么明天我可以在我们那边聚餐完毕之后,带上参加聚餐的朋友们,直接上你们开展活动的现场,加入你们的行动。”

袁冬听完我的回答很兴奋,毕竟又为他们的活动现场增加了很多生力军,可以造成更大的影响力。

一会儿,张宝成也走到我身边,向我说起明天他们搞活动的事情来,我把我对袁冬说过的想法对他说了。张宝成一听这个计划也很兴奋,他想了想对我说,他想明天也去我那边参加聚餐活动,祝福冷教授生日快乐,而后与我一道将那些参加聚餐活动的朋友带往他们开展活动的现场。……”

第二天2013年3月31日张宝成、袁冬、马新立等就被捕了,后来老张入狱2年。今天他又因为纪念六四27周年进到了看守所里面了,我为他的不屈不饶喝彩。顺带提一句,张宝成的妻子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打灯笼难找的好嫂子,没有她做坚强的后盾,老张有时候会分身无术。

 

我和赵常青的交集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赵常青没有什么个人交集,好像就是他搞08宪章网站的时候,采访过我,那都是很早的事情了。后来是2013年4月13日我们在丁家喜律师办公楼在一起开会,他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以下是当时我的记录片段:

“……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发言的人是赵长青先生,他坐在大会议桌的一端,那个位置靠近投影屏幕,他参加过1989年那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我们这些朋友们中间算是老前辈了。他因为身体力行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而多次惹怒中共当局,前前后后做了七八年的牢。他就是一块硬骨头,有西北人刚烈不屈的任性,每次出狱之后,斗志更加高昂,有越战越勇的架势,中共当局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在国保眼里赵先生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赵先生站起来向大家点了点头,就开始发言,他没有按照孙三民提议的谈中国大局走向和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这两方面的主题。他的发言主要是有感而发,可能是受到影像资料的影响,他神态凝重,意志坚决,讲话慷慨激昂。

他说为了中国人民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他本人不害怕坐共产党的监狱,不要说已经坐了七八年的牢,就是再多坐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牢,他也毫不惧怕。他神情激昂地说在关键时刻,他要向台湾的郑南榕先生学习,双手拧着汽油桶往前冲,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的激情发言赢得了大家热烈而钦佩的掌声。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的气氛就调动起来了,大家纷纷表态都要为了祖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尽己所能,一时间会场气氛相当热烈。……”

后来赵常青入狱两年半,出狱不久,现在又身陷囹圄。

梁太平:一个对生命和艺术负责的诗人

我和梁太平未曾谋面,但是我们的交集不少,都在湖南,都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他还和我的那些朋友搞了六四的27周年纪念活动,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算是朋友了。

可惜我对这个朋友详情不了解,只有照录网上梁太平事略:

梁太平,笔名尾生,1984年生于四川南充,大学毕业后就业核工业230研究所,工程师入湖南籍。因长期参与公民社会运动,追求民主自由,倡导普世价值,积极捍卫人权,2014年底受政治迫害被工作单位开除。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被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被羁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写有诸多诗歌作品。

颜伯钧

梁太平:狱中诗四首

 

梁太平:狱中诗四首

梁太平,笔名尾生,1984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大学毕业后就职核工业230研究所任工程师,并入籍湖南长沙。因长期参与公民社会运动,追求自由民主,倡导普世价值,积极捍卫人权,2014年底受政治迫害被工作单位开除。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被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以下诗歌是梁太平在看守所写就。

此刻

日子在不断的重複中麻木
时间在一片苍白中虚无
此刻,肉体仅仅是肉体
绝不是一颗绿色的树
此刻,灵魂就是灵魂
一只小鸟从我的胸中飞出

2016年6月6日

我看你是要飞了

看守所厕所的蚂蚁最自由
看守所板床上的被子最锋利
我们就像沙子形成沙漏
我们就像原子形成铁
四围高高的墙壁
让整个天空塌陷
我打开一扇语言的窗户
管教说:我看你是要飞了
 

感谢神

人心若是自由的
就没有监狱
人心若不自由
它自己就是它的监狱
感谢神
让救赎之光照进
这黑暗里
感谢神
让我在他的生命中
没有恐惧
感谢神
解开我人生一个个方程
感谢神
让我登上人生一座座苦难的山峰
看见不同层次的风景
感谢神
让我认清了人生的风向
行驶在一片光明
 

十字架

耶苏把十字架咒诅
变成了对世人的救赎
保罗把监狱的苦难
变成了对世人的祝福
世界泼向你的污水啊
终将在那光的作用下
化为甘露

消息:于世文狱中绝食

 
 
 
于世文狱中绝食,健康急剧恶化
 
 
 
马连顺律师沉痛宣告:两次举办民间公祭六四活动的郑州十君子之首于世文先生已经绝食六天。
4月25日我去会见于先生,他向我递交了绝食声明,抗议郑州市管城区法院在其案件起诉到法院近15个月,不问不审不判,却跑到最高法去违背法定条件办理延期三次。我们考虑到大局没有同意他的要求,当时就劝他不要这样做,叫他要知道自己身患血压高、血质稠、心脏病、抑郁症等等疾病,并且到看守所后又发生了第二次中风,再加上绝食,就怕身体受不了。因为于先生一定要坚持而很不放心,原打算在29号再见他一次,因为到北京出差不能网上订票,去买票又没有,到5月1号8点10分才坐大巴到郑州,今天五一节后第一天上班去会见,担心的结果还是发生了。于先生27日中午开始绝食,目前已经很难写字,把原来我转交给他的一些资料全部退回,告诉我写东西很吃力,以后可能也写不了东西了,叫外面的老师、同学、朋友保重!我就这样了!看着他这样的倔强和执着,我心里很难受,又没有什么好办法。现请教各位如何劝说高傲、狂妄的公权人士依法保护公民权利,教我如何让以死相拼的于先生回心转意!

于世文辩护律师马连顺
2016年5月3日

艾晓明访谈: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年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目前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去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因此得以和甘粹先生做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新疆“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新疆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诚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新疆,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的政治罪恶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甘粹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每日到广场观察,做出逐日记录。日后,他写下《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一书;其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该书于2010年在台湾出版,这势必是一部传世之作。一位在劳改生涯中迫不得已采取“装死狗”的策略而求生的人,历经磨难,保留了他英勇不屈的灵魂,在这部书中高昂着头颅站出来。

 

2013年,我陪同林昭校友王书瑶先生在苏州祭拜林昭,我们按甘粹先生嘱托,为之买了苏州当地的酒,在林昭墓碑前祭洒。并代甘粹先生写了挽联,我今天网络也不通,没法核对查询。我记得代甘粹先生在挽联上所写的是:永远的姐姐,请在天国等着我。而甘粹先生事先写好的祭酒词,我将附在这篇访谈录的后面。

 

选择今天发出这一访谈录,特别的目的是纪念林昭为自由殉难四十六周年。值得一记的还有,昨天下午接到来自中山大学保卫处长的电话,问我会不会去苏州,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活动,不要参与。我问: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方语焉不详。我继而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祭奠死难者,更不用说祭奠林昭。要求您传递这个指令的人才是“别有用心”的人,请转告他们:他们很卑鄙!

 

我在微信上看到林昭墓前警察林立,去祭奠的公民被带到派出所,还有人遭到殴打。我愤怒的同时也放声大笑:林昭,你的英魂狂放有力,所向披靡。你召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你让专制者胆颤心惊。你是我们的中国梦,是他们的噩梦和诅咒。你如古希腊的复仇女神,会一直追逐那些迫害过你而且想继续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你将一直把他们送进坟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和无数热爱你的公民一起将你的信仰大声喊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附注: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还未来得及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反正……不是右派也是打击的对象。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认识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林昭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施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年7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年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惟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施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党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份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言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包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疆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疆。

林昭也没办法,在毛泽东的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新疆。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她的灵魂飞到新疆

 

 

1、第一次从新疆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到了新疆。那时候火车不通新疆,到新疆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疆,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我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呆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呆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耶稣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疆。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到新疆

我就这样在新疆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新疆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弄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新疆呆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月1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新疆,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传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给我看。

 

问:您当时就看到了这两首长诗?

答:还有一个,她改编剧本,我也看到了。

 

问:一个什么剧本呢?

答:就是鲁迅的《伤逝》。她写的时候就给我看,而且叫我提意见改。最后结局是捐生把狗拿到郊区又扔掉了。这两首诗,她边写边改,一直到我们分开,她还在改。林昭的字写得很秀丽,后来我抄林昭遗稿,也是对林昭的爱支持我。抄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想着我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我也是以很大的毅力把它抄出来,主要是胡杰也要,我抄一点他拿走一点;不是说全部抄好给他的。他经常到北京来,而且胡杰把林昭十四万言字整理了一个简洁本,他给了我;他就把那些柯庆施的东西都删没有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很尖锐的批判,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如果林昭不这么做,也许能够保全她的生命?

答:我了解林昭。这共产党太恶,没有人性。它如果给我们这两个右派一点点生活出路,也不至于此。尽管我后来回上海,她母亲对我跟林昭在一起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只要不把我们分得太远,让我跟林昭还能够接触,也许林昭不会走那么绝决的一条路。因为有我在,有我对她生活上的呵护。

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她很激进地反对当局政权,反对毛泽东。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

 

问:您怎么判断她写十四万言书中的精神状态?

答:我看了以后有个疑问,但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就给我解决了;我认为你那个分析是对的。因为劳改队咱们也呆过,共产党不可能让劳改分子这么逍遥法外,这么悠然自得。劳改犯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劳改队呆过,不管你是谁,在那里就是干活。新疆的劳改队有个特点,因为新疆是和平解放,解放军一去就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部队变成解放军,还是当连长当排长;这些劳改队由他们来管,你想好得了吗?因为他本质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劳改队长说,我们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但我叫你劳动劳动劳动,你累死了我不犯错误。心太狠就狠到这种地步,他就是把人往死里整,累死你。

林昭能在监狱里头写出十四万言书和后来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我心里头原有个疑问,她为什么能得到写作的自由?监狱怎么会允许她这样干?这就是你分析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最后林昭闹闹闹,成为当时监狱里的所谓疯子而不可收拾。你要笔嘛,你要纸嘛,给你。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闹了,你去写吧。提篮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她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他们对她很残酷的,正铐、反铐,但是没有治服。林昭还接着闹,闹得这些管教也伤脑筋。那你写吧,求个安静。我觉得这个解释得通。  

以前我有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了。我跟林昭的故事是很好的题材,也就一年,从相遇相识相恋到最后相离。能写出一篇很动人的故事,但是我写不出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情断铁一号》;如果写得好的话会很感人。我有时候也想写,但提起笔来就伤心,写不下去。

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再不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走了;走了你想做都不行了。幸亏胡杰拍了第一个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这个事情掀开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碰到哪些困难?

答:复印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我是最熟悉林昭的字的,别人抄不出来。

 

问:您抄那些批判共产党、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是不是觉得很有冲击力?或者说您能接受吗?

答:我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跟她是一致的。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是强劳动。我为什么不死,我就说我年轻,我要看着毛泽东死在我前头;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有那么一种希望。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右派等于终生。劳改员十年八年还有个刑期,十年八年熬满了总要解脱。这右派没有刑期,你改造好了就宣布摘帽,我是对共产党看透了。

 

问:那现在您怎么看?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崇拜毛泽东,今年还要大搞纪念?

答:崇拜毛泽东有个过程的。中国人说得难听一点都是愚民,思想上希望有个皇帝,希望有官是清官,是明君。几千年的封建,就形成了一个愚昧。现在有些人搞毛泽东崇拜有个人政治目的,他想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像薄熙来宣传毛泽东有他的目的,实际上薄熙来是个笨蛋,也是政治牺牲品。像我也有这个体会,原来是盲目崇拜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狗屁!这一代人都给他蒙蔽了。不光蒙蔽了我,还蒙蔽了一代人。很多老干部跟他打江山的,最后死得多惨啊,比如刘少奇。

 

问:您希望林昭的文稿以什么状态呈现比较理想?

答: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些遗稿被整理打印出来供世人观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据我了解,北京有两拔人,一拔是铁流他那个小圈子,主要通过《往事》和找一些老干部聚会。他是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还有一帮人,是朱毅等人,他们在收集整理林昭的东西。对这两拨人,我内心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林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主要价值也就在十四万言书。这十四万言文字已经把林昭这个人、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表现出来了。她在共产党那样的极权下还坚持不懈地反对毛泽东,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精神就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觉得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问:哪些东西您认为是细呢?

答:像你们……像朱毅现在搞这些,我不反对,这样搞出来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研究的。十四万言字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专制、反对秦始皇毛泽东,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

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施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细去研究那些……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新疆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

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新疆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份子,被监督劳动改造。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新疆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为什么靠他们呢?新疆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在新疆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乌鲁木齐,库尔勒这两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您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新疆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新疆戈壁滩呆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但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在新疆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呆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新疆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呆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看见毛泽东和林彪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月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月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天安门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拔一拔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大的。当时人大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人大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大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大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天安门,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天安门广场,挨着人民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毛泽东和林彪的敞篷汽车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要去天安门。但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泽东,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泽东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生气地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彪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天安门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毛主席的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毛泽东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手榴弹,有手榴弹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手榴弹……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新疆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新疆,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新疆。回新疆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包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乌鲁木齐有卖的,我就打着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到新疆的人,即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乌鲁木齐。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新疆、北疆、乌鲁木齐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乌鲁木齐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大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回新疆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有一天,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那时不是造反吗?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青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到新疆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乌鲁木齐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乌鲁木齐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新疆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乌鲁木齐市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乌鲁木齐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乌鲁木齐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维族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乌鲁木齐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做“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乌鲁木齐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乌鲁木齐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新疆有个“伊塔事件”嘛,新疆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新疆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大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中国要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共产党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共产党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青年革命者的经历

 

 

1、十七岁参军

 

问:您和林昭都较早参加革命,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答:我在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我家里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属于城市职员,公司职员,属于这个阶层。参军以后,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就进军西南,跟随二野的部队。但是我们不打仗,前面部队打仗,打了走了,我们就跟着部队后头走。我们这条线,是从湖南长沙、常德这条线进的,通过贵州、四川交界处进的四川。经过秀山,邮阳,解放军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地方有一个山很高,叫白马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国民党大概抵抗了一下就失败。这解放军就跟着国民党溃退的军队,去解放重庆了。他们往重庆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解放军打仗的部队后面走。

我们去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我先在南京学习,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财政部,那时候集训了三个月,就请这些头头,邓小平、李富春等给我们上大课,上课以后就讨论。

学习完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再通过陇海线到郑州,郑州下来到武汉,武汉又坐火车到长沙。长沙汨罗江的铁桥,给国民党炸掉了。我们坐火车到那里下,开始徒步行军。我们叫学生军、学生部队,人员都是上海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开头一天,行军才走三十华里,我们就觉得很累,叫苦连天。最后慢慢锻炼,基本上一天也能走七十到八十里路。

但是,走白马山就不一样了。白马山高,分四季,下面是晴天,走到山的中间,就雾蒙蒙的,下雨下雪。再往上走下雪,走到山顶就结冰了,冰雪天气。这个山我们从下面往上爬,等于四季都经过了。那一天,我们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因为那地方才打过仗,公路旁边全是死人,全是打死的国民党……枪啊炮啊弹啊在我们行军路边上都是。

 

问:您那时才十七、八岁,害怕不害怕?

答:十七岁,队里还有女孩子,很害怕。因为害怕那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路。

 

问:是怕国民党打你们还是怕死人?

答:看见死人就害怕,很惨的。

 

问:那死人是被解放军打死的?

答:在那里打了一仗,那肯定是给解放军打死的嘛。而且,国民党跑了,解放军就追过去了。当地山区那些农民很苦,就把这些死掉的国民党的人的衣服扒掉自己穿。战场都没有清扫,很可怕的死人。所以那一天我们都走得快,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平常我们就走个七十里八十里就住下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南京学习时就分配好的,照着四川的编制你到哪个县,你这个队长去当县长,你某某某当政委。这个县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某某某到一区当区长、当区委书记……都分配好了。

部队就去解放重庆去了。还有就是我们走的路上经过那个彭山,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城啊,全部给烧了,也是很惨的。

 

问:为什么要烧啊?

答: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烧的。战争讲起来很残酷,我们的部队没有直接去重庆去,而是走去川东了。

 

2、参加征粮剿匪

 

我们这个中队,已经分配好去万县,支队长就是川东万县地委书记。到了川东各就各位,川东实际上是林彪的部队四野,第四野战军从长江进川;彭德怀从西北进川;二野是走南边贵州进川。我们到之后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我在地委里负责群众运动的群运部。去之后就下到农村,任务叫“征粮剿匪”。要吃饭呢,就征粮食。

 “征粮剿匪”我们是五个人到一个区,然后分配你到乡。那时候共产党想了办法,由区长招集国民党那些旧乡长开会,就说我们这几个同志交给你,你带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枪毙你。我们大概两三个人,就分到四川万县的河口乡,晚上就住在乡公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长枪,就是日本盖子枪,步枪上面有个盖子。那个枪比较短一点,三八式那个步枪就长了。我们就到乡里去征粮,口号是“征粮剿匪”。

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不得了都是土匪。这乡长想了个办法,就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招来在乡里开会,开会说共产党要征粮,每个保要交多少斤。甘同志就交给你这个保长,他如果生病出什么问题,首先枪毙你。他就一层一层地把我们放下去,否则我们一下去马上都被杀掉了,因为这些乡长、保长他有家,他还是害怕,所以就不敢动我们。土匪都跟他是相窜的。晚上就住在乡公所,把乡长拉着跟我们一块儿住。我们五个人都商量好,晚上四川那些土匪在乡公所外头打锣敲鼓,但我们不出乡公所,他也不进来。因为乡长大概也给他们打了招呼,如果他进来把我们杀掉,这乡长的命也没有了。这样呆了两三个月,把粮食征了;那完全强迫命令。

 

3、当记者,考上人大

 

问:然后就把您分配到报社了?

答:征粮剿匪搞完了,分配我们去接管。四野十一军要走,就把他们解放的政权——县政府、市政府、报社等交给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报社去,实际上我不高兴,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喜欢数学,不喜欢文。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小时要作文吗?我就头疼,我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句:光阴似箭或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开头。

现在叫我去到报社,我不喜欢,我喜欢搞学生工作,什么青年团又唱歌又跳舞,那时候年轻。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去以后,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两女当校对,我们两个男的一个当记者一个当编辑。四野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我们,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办的报纸叫《万县新闻》,报纸没有消息,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社还有七八个译电员,都是国民党报社留下来的。他们通过收音接受新华社电讯,再从阿拉伯字翻成文字。我们就看一看、圈一下,想个标题就发了。原来报纸一天到晚就是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去了以后就开始变了;我们刊登一点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就是我们去采访。

我以前还没有当过记者,在这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三八妇女节开会。原十一军在报社的一个女同事带我去,我坐在主席台旁边。开会一下就过去了,回来以后,女同事叫我写会议报道,我不会写,硬着头皮写。写了以后她给我改,我第一篇新闻稿子就是这个。这样当了记者。

我这时赶快看小说补课,看的都是解放初期那些书:《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书、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有部苏联小说《勇敢》,写苏联一帮人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立共青城。咱本来就不喜欢文,没有多少文字水平。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在全国招一百个人,都是在职的。它的目的是培养中层新闻干部,招的条件是正式记者编辑,而且是组长一级以上的,不是一般的记者编辑。人大给四川分配了五个名额,成都考区招三个,重庆考区招两个。我到重庆去参加考试,那一考区考人大新闻系的大概有两百多人,只取两个。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叫师大鹏,后来是人民日报记者。成都取了三个,一个叫唐代清,一个叫王育常,还有个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成都的。唐代清是《四川工人日报》的,被录取的人都来自报社。

这一考就到北京来了,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调干生。那是1955年,我已经评了行政级别是行政二师级。但是,开头还是包干制,一个月29块钱;没有照级别拿,叫薪级制。这行政二师级一个月大概50多块钱,就这个水平。

一到北京,咱们这一百个人分了四个班:一个班叫中央报社班,一个班叫广播班,一个班叫出版班——都是出版社来的编辑;还有个班叫地方班,地方报纸的班。我被分到一班,就是中央报纸这个班。

 

4、在人大学新闻

 

问:您入人大是哪一年?

答:我是1955年去的。

 

问:那么您在人大入党的吗?

答:我在四川就入党了。

 

问:您当时入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我1949年参军,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从上海参军的这些青年学生中,我入党算是晚的。一般他们1951年1952年都入党了,我一直拖到1954年。也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而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不听领导的话,就拖到1954年。我们新闻系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团员,其他全是党员。

 

问:实际上人大新闻系当时就是培养党的新闻工作者?

答:培养党的中层干部。

 

问:但是您在新闻系主要是学新闻?

答:对,新闻。因为它要求学员来之前都是正式的记者编辑,而且是所谓组长以上的;那就是说培养出来,作为报社的中层新闻干部。那时候人民大学整个学校几千人都是调干生,大部份是团员,但是党员不像我们新闻系那么多。1957年反右以后,人民大学开始改变性质,向普通大学走,开始招高中生进入本科。

 

问:那从您参加革命到1957年反右之前,算不算您一生里面比较顺利的阶段?或者说那时您对新生活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答:那是啊。完全崇拜毛泽东,信共产党这一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完全是这样。1957年反右以后,屁股从共产党员干部挪到右派之后,才开始慢慢觉醒。那时候我学习马列主义学到什么程度?马列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我基本上能背下来。那时候人民大学考试,马列主义也好其他什么都好,以口试方式进行,它整本书的内容都可能是要考试的题目。

 

问: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整本书都是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

答:它这考试是每个人抽题,抽题是两道题,两道题在整本书里不知道哪个地方。题一问,给你五分钟到十分钟到旁边去准备。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几个老师就坐在前排,你来回答。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可以再问,你再答;考试是这么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五分,那时考试都是五分制。你必须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记住,因为考试是抽题,题是整本书里头出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答: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宾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宾雁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宾雁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 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呆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要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咱们就贴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好,开始了,这个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把他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月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大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毛老头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整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你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疆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新疆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佩章,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耀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耀邦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疆,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疆,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你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疆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几年,新疆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答: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十、记录六·四 回忆林昭    

 

问:您后来把对林昭的回忆和您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观察写成书了?就是这本书(《北大魂——林昭与“六·四”》)

答:(赠书给采访者)要回忆林昭,我考虑很久,没有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生了六四。六四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单位的办公室就在建国门。那时候在社会科学院上班,我每天一早就先到天安门去转一圈。

那时我就有个心眼,当时我就注意了,就收集那些材料。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材料或者是发的传单,我每天都收集,每天都记下来;因为我当过记者嘛。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林昭这个事情跟六四连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聚集那么多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在那里安营扎寨,每一个大学都搭一个帐篷,竖一旗杆,旗杆上挂着他们的校旗。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看,六四不应该发生这些流血事件。到后头,学生已经没有劲了。学生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天安门上倒是有个帐篷,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旗子竖着,但是实际帐篷里面没有人了。都是学生自己轮流值班,这些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如果像赵紫阳那样处理,就软着陆,完了没事了。当然现在揭露说,李鹏、陈希同等在邓大人那里假汇报,把学生这个事情汇报得太厉害了。最后邓大人就下令调军队来镇压,走个极端化。在调军队来镇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脑子记不住了,还可以查得到。是调哪一个军进北京,那个军长(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得到的,我现在记不住了)(答: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同意,就把那个军长撤了,那个军长后来倒霉了。

到六月三号晚上,就听见天安门那里枪声放鞭炮一样,叭叭叭叭叭。六月四号一早我就跑到天安门,进不去就走到天安门往东,那里有公安部,公安部对着有条路叫南河沿吧。从那条路出到天安门,虽然进不去,但是看得见。天安门里头全部坦克群,一排一排地摆着。另外解放军拿着枪在那里,阻挡这些人进不去。而且北京人有个特点,喜欢看热闹,这老百姓都爱主动去看。后来解放军就轰这些人,轰了不行就开枪,这一开枪老百姓就跑;这个我在那里亲自看见的。

就在公安部门口,有一辆大的公共汽车给烧掉了。本来学生是把这些公共汽车摆在马路中间做路障,阻止解放军进城。实际上是六月三号晚上开始镇压的,这个本身可以避免,主要就是邓大人。邓小平这也是他的转折点,从此形象就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极权统治者,也就露出了共产党、法西斯独裁的本来面目。

六四我天天去看,有时候也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去游行。我每天记下来,记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昭。现在我的写法是记日记的形式,记了一个月,这里头前面就是当天的情况,全是事实,有学生的请愿书,学生什么时候提出要求等。这些都是那时报上发表的,我作为日记形式给它记下来。下面一部分,就是我回忆林昭的事情,采取这样一个写法。这种写法别人还没有,我想这文学写作我就不同于他们。

所以这个《北大魂》等于是两部份,前面一部份日记,关于六四那一个月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后面一部份就是我回忆和林昭的事情。《北大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五四运动它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六四实际上也是学生民主运动,给共产党镇压下去。就在这一点上是有联系的,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北大魂》。因为要系统地写林昭,我没有那个精力。这样就写成日记,每一篇日记里头想到林昭一点东西,就提林昭一点,不是系统的,不是全面的,操作起来写起来就方便一点。

 

问:书稿到哪一年出版的?

答:没有出版,这个书是六·四那一年我写的,两个月写出来。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写出来的稿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就没有出版。胡杰帮我打印了一份,我找不到地方出版。找香港也找不着,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瞎猫碰着死老鼠,我有个朋友到加拿大探亲,我就把这个稿子复印了一份。那么厚啊,给他带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台湾。

我那时候想,能出版就行;不要稿费,我要五十本书。结果他就寄来合同,我跟他签订合同。他遵照诺言出版,给我寄了五十本书。

 

问:您那时候天天去广场,六·四后来搞清查,您怎么过关呢?

答:社科院很简单,因为我每天去,连写这个书,社科院都不知道。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写这个书,台湾一出版,共产党肯定知道。他要找我麻烦不是不可能,我也就豁出来不怕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林昭私下给我讲过,王前跟林昭在一起时告诉林昭,说她原来是河北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读书、进步、靠拢共产党,这样跑到延安去,等于是进步青年跑到延安。去了以后,那时时兴组织介绍,组织部长给她介绍刘少奇。王前开头还不同意,不同意就劝说她。王前最后跟组织上这么说,“我现在还是个姑娘,我还没来例假呢!”结果共产党组织就说,没来例假没关系……她第一次来例假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一天报纸来了,王前看着报纸,就自言自语地和林昭说了一句,说“他胖了”。这是林昭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她讲给我听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搭了几个炉子,教职员和学生轮流值班,往里头丢柴火。但是晚上,就叫我们右派值夜班。王前晚上带着她的孩子(女孩还是男孩记不清楚了)来看我们,还带了点心、饼干、蛋糕给我们这些右派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014年3月25日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备忘:感谢邓传彬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吴娟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回忆新疆劳改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照录音时间顺序。

 

附录:

 

2013年4月29日 甘粹先生灵岩祭酒辞

 

灵岩祭酒辞

——林昭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甘粹

 

 

林昭:

    曾在清明的万佛高处南酹祭你!也曾一年九度,在铁玫瑰园与你相对相依……倪大姐北来铁玫瑰园看你那年,我也曾遥想过南赴灵岩亲祭。“一品景芝,百味天下”:这两瓶酒就是那时备下的。

    可病缠气喘,终竟我连铁玫瑰园也去不了了!尤其近来,终于读到你的血书家信!终于读到你的战场日记!无限悲伤中,每每中夜彷徨,可我至多至远——只能从郎家园走到现代城!……

    自梦中你一袭白衣扶棺西陲向我无声地走来……姐姐,龙华桃红已经第四十五度!我们在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前最后诀别,近五十四年了!最后那次灵岩祭别也倏忽九载!可我再也不能灵岩亲祭你了!特恳托朱毅代我在姐姐自由碑前打开这两瓶祭酒——他曾清明万佛高处陪我南祭,更见证张元勋先生一笔一划“雕刻”你,见证我一稿一稿、一雕一雕审你,见证你的闺姐倪竞雄、你的上铺程一瑛千里万里南来——我们一道陪伴她们来铁玫瑰园看你!

六酹碑前,三洒长空 :九酹的碧天翠地之间,是耄耋之我苍老凄凉的又一声声“姐姐”!——呼唤永永远远36岁的你!比地老天荒更其苍老! 凄凉得一如我面对《灵耦絮语》悲吟低回刘天华之《病中吟》…….而你,我的姐姐!——我的猫咪!你一定在天国热泪盈眶地推开那扇二楼的窗子再度倾听!…….

一品景芝,百味人生:六道金圈,两擎庄严典雅的深蓝色天柱——天与地这样的维纳斯杯之间,我们在继续大清海军部庭园或天坛、景山、团城、金水桥畔的相挽而行吗?……你我一定在深情回首《灵耦絮语》中两个天涯沦落人那真实而永恒的絮语——

我说:除非别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不要分开!

  你则更正我道:除非我们自己分开,别让人家把我们分开!

一下子我们两个又都笑了——仍然忧郁而悒抑的笑!我还是说:你看,姐姐——我总是叫你姐姐——一句话里鲜明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236节)

是“人家”,是劫世,更是自由战士的神圣使命和复仇女神的道义担当把我们分开了吗?!——永远地分开了吗?!不,姐姐,你推门拦住我那一刻噙泪而柔情的声音——“刚才刘天华的《病中吟》,你是特地为姐姐奏的吗?”——更永生永世缠绵萦紧着我了!《灵耦絮语》中多少细节,正是当年你的娇柔、你的风采、你的词锋!……正是当年我们反叛的爱情时光与瞬间!…….是的,透过以血还血的万古荒诞与真实,姐姐啊,那铁窗血絮中夜夜奔涌的爱的深处,不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正是姐姐夜夜向我展读的普罗米修士受难的担当、圣洁的复仇?!——复仇!复仇!!为人类,为浸透林木——浸透木质木纹木筋的世纪华夏之血!也为浩劫夙世之千年孤独!……也许我永永远远读不完它,也许世人永永远远读不懂它——《灵耦絮语》!人类爱与神性血写的极致!一个中华女儿——一个自由精灵奉献夙世旷古的绝唱与悲怀!——

 

爱情是美丽的!

反抗的爱情是美丽的!

比死更强烈的爱情是美丽的!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181节)

 

亲爱的姐姐:张元勋先生这个月12日骤然去世了!而明天,就是钟海源女士第35个忌日——他是我委托祭酒人的挚友,李九莲的战友,无肾无坟无处可祭!恳请你允许我就在你的碑前,把另一瓶一品景芝感恩地献祭於张元勋先生,感念地献祭於钟海源女士!——

感恩我永远敬佩的张元勋先生,敬佩与感恩他生死之间探监提篮桥的凛然与至情!

感念钟海源女士那反抗的、比死更强烈的爱之美丽!

 

天地九酹:

灵岩碧翠,地老天荒……

永永远远的姐姐,快了!——天国等着我!

 

2013/4/28于北京

江棋生访谈录

 

 

江棋生访谈录

江棋生  蒋亶文

 

 

    1998年1月23日,上海青年作家蒋亶文专程前往江苏常熟,采访了回乡探亲的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先生。

 

              一、“我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江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您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过学生对话团的常委,并为此受到过监禁。近年来您又先后参与发起并签署了《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呼吁书和《宽容呼吁书》,并在海外发表了多篇有关人权理念的文章,受到了海内外关注及参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人士的广泛尊敬。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先请您对所有关心您的人作一个自我介绍。

    江:我是66届高中生,江苏常熟是我的故乡。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当了两年红卫兵。1968年10月下乡插队,种地,放电影,也宰过猪。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北京航空学院77级新生,读了四年本科,专业是空气动力学。毕业后又考上了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航天专家庄逢甘教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我于1985年去清华大学分校教书。三年后的1988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辨证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黄顺基先生。1989年学潮起来后,我被大家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常委,当局戒严从而关死对话大门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当时声名远播的人大《北京之音》广播站。

    蒋:您就因此后来遭到了当局的监禁?

    江:六四镇压以后,当局并没有马上抓我,我不是他们第一批要抓的人。7月2日,当时的人大副校长吴树青找我,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我说,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其实,早在5月26日,赵紫阳先生已被赶下台后,吴树青就找过我,他说:“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应该看清形势识时务。”我回答说:“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月中旬开始,全校师生搞反思,我的认识和态度很少改变,哲学系博士生组的记录员张斌被迫经常对我的发言作“歪曲”记录,以保护我,但校方还是数次派人提醒和警告我:对你要换地方和换方式了。我说,要换也是没有法子想的。终于,当局觉得不抓我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清查,因此在1989年的9月9日,把我投入了秦城监狱。

    蒋:当时用的是什么罪名呢?

    江: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我抓进去的。

    蒋:这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江:对我收容审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规定。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没有流窜,没用假名字,根本就不属于收审对象。当局乃是用这种非法手段来方便地迫害八九民运的参加者。

    蒋:关了您多久?

    江:一年半。直到1991年2月7日才把我放出来。

    蒋:有结论吗?

    江:在收审超过一年后,他们曾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捕后想要判刑,因为判不上,所以就以“免予起诉”的名义把我放了。出狱之后,我就当起自由撰稿人了。

    蒋:所以您就成了我们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

    江:对,我属于一部分先自由起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没有上级,独自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  

    蒋:那您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呢?

    江:我是以一个首先站起来争取当公民的人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和中国的,一种独立自由的公民心态。由于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使我有了起码的经济自由,有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空间,这也是很重要的。假如按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象我这样发出独立声音的人,要么像右派那样被送到北大荒,要么去环卫局当工人或去拉煤球。

    蒋:那您觉得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经济生存空间的话,精神的独立就很难展开,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做到,像顾准。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这太难了。然而,只要有了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经济自由的话,一小部分人,紧接着会有更多的人就有可能争取到精神独立、精神自由。

    蒋: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江:我在八九学潮以前,从研究空气动力学转到研究自然辩证法。八九学潮,又使我从研究自然辩证法转向研究人权理念和中国人权状况,研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演变和弱势群体的命运。我总的想法是,中国怎样才能走上一条非暴力的代价相对小一点的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的道路。

    蒋:那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江:一个是我对人权理念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分析。另一个,范围就更广一些,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怎样启动和进行。第三个,更全面些,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自我解放问题。

    蒋:你所谓的全面,涵盖了哪些方面?

    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内、体制外。

    蒋:那您觉得您是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事业吗?

江: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在冲击禁区,恐怕是比较危险的。

蒋:您怕不怕这种危险?

江: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能够承受。

    蒋:您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您家经常有警察“保护”,看来您的规格不低啊!

    江:就说昨天吧,1月22日,我们全家离开北京,就有警车在后头依依“相送”,这个你出钱雇都不可能这么认真,这么尽心尽责的。

    蒋:所以在治安不好的情况下,您倒毋需担心安全。

    江:是这样。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政府把纳税人的钱用得不是地方。我不过是率先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已,不过是公开说出由于老百姓缺乏人权因而利益受到侵害、尊严受到损伤的真实画面而已。不过,按当局的逻辑,他们动用公安系统中的政治保卫部门来对付我,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宣扬人权批评特权,心仪民主抨击专制,要求透明反对黑箱,追求公正鞭责不公,这不就坏了专制政治的事了么?专制政治保卫处不就要找我茬了么?但是,当局压制和堵死非暴力抗争,只会诱发和促成更多的暴力抗争,北京羊坊店的爆炸案说明了这一点。

    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江:就是去年12月的事,发生在北京羊坊店铁道部信访处。一个老上访户,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那天,他带了一个包去,接待他的一位老大姐有点人性,他就把她支出去了,两分钟后爆炸就发生了,当场连他在内死了仨,两个是接待人员,几个重伤的送到医院后又死了一个。这件事表明,在“正常渠道”上问题久拖不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官逼民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么多警察来看我,大可不必。在民主社会,一介书生,不要说讲了几句话,就是办张报纸,办个电视台,都不会把他给看起来,办糟了违法了再去找他算帐不迟。如果我碰到江泽民,就会建议他,要他大度一点,你姓江,我也姓江,本家人,网开一面么。你不敢大步跨向人权民主,先小步走。小步走,不停步,不也挺好吗?执政党如果能较为主动地走向民主,我是求之不得。但我对此不抱幻想。江泽民现在很注意“形象”,力求显得开明,这总比残暴好。但开明专制还是专制,还应该有一个痛苦的大转折,使执政者真正受到人民的有力约束。

    蒋:您指的是法治?

    江:变专制为民主,就是变人治为法治。在法治国家,法律主要是约束政府保护公民的。依法治国的本意应该是依法治官。但共产党现在说的依法治国,主要还是依法治民。现在的普法教育,主要是对民众说,你有哪些义务啊,你必须懂法守法啊,基本不讲你有哪些权利,你要提防官吏对你的侵犯。依我看,把官治好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挺本分挺守法的。现在,共产党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管治老百姓,把老百姓管苦了,还不让老百姓嚷嚷。你看,把魏京生关了两次,魏京生无非是说了真话实话。现在把他放了,总比关在唐山的监狱里好。但放了人,却又剥夺他居留在国内的权利。魏京生这次是被迫去国的。

    蒋:他那么多年来坚持在国内,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江:他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位硬骨头人物。1993年冬天,我在丁子霖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家里,与他见过两次面。这次他考虑再三,主要是身体有问题,选择了出国,这可以理解。另外,他到国外后,如果运作得好,也有利于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风貌。

    蒋:现在当局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公开批评执政者,就把人赶到国外去。

    江:当局是有选择地把一些人放出去,但不许回国,这样来勉力支撑所谓“政治稳定”的局面。

    蒋:您为什么不想出去呢?

    江:我想,我只要有可能留在国内,就一定要留在国内。中国的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国内解决。被迫去国的人已经不少,我又不象魏京生那样吃过那么多苦,我干嘛要出去呢?

    蒋:您不怕坐牢?

    江:我并不喜欢坐牢。中国的牢尤其不好坐。但我还坐得起牢。1994年六四前夕,我又一次被当局投入拘留所,呆了45天。我要把我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见诸行动,但会更理性,不轻易让自己第三次坐牢。

    蒋:您的责任感具体如何体现呢?

    江:我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还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人物,因为我们还没有行使结社的权利。我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当局的政治见解,履行我的社会责任。在平常生活中,我也尽量以我的言行,体现我所领悟到的人权精神。

    蒋:除了写作以外,您还做哪些有关人权推进的工作呢?

    江:其中一件工作,就是我比较关注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境况。因为六四镇压,当局残暴地剥夺了数百上千人的生命权,从而给这些人的家庭带去了无以复加的苦难和痛楚。我是幸存者,我想我要给他们一个公民的同情和关心。第二件事,是我也比较关心一些政治犯的家属,因为我自己曾经是政治犯,我知道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后,最痛苦的一件事莫过于和亲人的分离和隔绝,最担心由此而造成的亲人的痛苦有多深。我也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表示自己的爱心。

蒋:在您接触的六四死难者家属里,丁子霖教授大概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人吧?

    江:丁子霖老师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以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任教。

    蒋:您是怎样关心他们的呢?     江:首先是心灵的沟通。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但一般说来还不是主要的。在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又看到当局这么多年来毫无悔罪之意,他们的内心,交织着痛苦和义愤。我出于真诚,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往,他们是会得到很大安慰的。另外,国外一些朋友,国内一些朋友,出自内心捐了一些款,如果通过我送,我就会及时送到他们手上。这种物质上的关心,虽然不能补他们儿女的生命以万一,但也很珍贵,因为政府不给一分钱。

    蒋:当局从来没有表示过吗?     江:没有。名义上、物质上都没有什么表示。

    蒋:争取过吗?

    江:一直在争取。他们独立地争取,公开地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正是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这个群体成长起来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增长起来了。一开始,他们中间有人连捐款都不敢接受,怕政府再加罪。现在他们已经三次联名写信,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要求重新独立公正地调查六四事件并公布结果;要求按法定程序对亲属作出个案交代,并依法给予赔偿;要求按法定程序追究主要责任者的法律责任。这一个群体,再也不像历代历朝的中国老百姓那样,跪着求官府给予平反,而是开始正义地批判当局,凛然地藐视当局了。我觉得这是中国老百姓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成长的一个典范。通过他们,使我在看到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和困境的同时,也看到了一幅中国民众从山野村民开始到赵紫阳先生为止的那样一种广泛争取自身权利的壮阔画卷。

 

             二、“能生存不等于有生存权”

 

    蒋:您如何评价赵紫阳? 

    江: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领导人。89年宁可丢官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决不当千古罪人;被罢免以后不认错,勇敢地为自己辩护。我想这一点彭德怀、胡耀邦都没有做到,他们为了照顾中央的所谓威信而违心地认了错。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又上书吹捧华。而赵紫阳光明磊落,敢于为自己辩护,直到现在坚持认为他对,是中央错,邓小平错。他是一个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的政治家,会为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

    蒋:您是指他在十五大前提交的那封信吧?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那封信是伪造的。

    江:百分之百是真的,确实是赵紫阳于9月12日写给十五大的。正是因为那封信,当局又加强了对赵紫阳的监控,使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我1月21日上午跟警察说,我说你比一比两个政权,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被迫下台后,他还来华访问,全球到处可以走,但贵党前总书记、前中国总理下了台,却连跨出家门都不让,你们自己想一想,哪个政权对自己有信心。所以,连赵紫阳都没有人权,可想而知,偏远地区贫穷的老百姓,当局会尊重他们的人权吗?

    蒋:所以我非常同意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争取首要人权,并不只是图个好死不如赖活。

    江:对。有些御用文人说,能生存就叫做有生存权。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要有尊严的生存才叫做有生存权。比如不久前媒体披露过,一位韩国老板要工人下跪,不给她下跪,工人就得丢饭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跪下了,他们能生存了,可他们有生存权吗?在我看来没有,只是能生存,屈辱地生存着。有一个工人没跪下,出厂了,丢了饭碗,可他才是争取生存权,尽管他可能比跪下去的人生存得更艰难。跪下去的人保住了饭碗,但丢掉了尊严。没有了人的尊严,就不像人了,还谈什么人权呢?所以,我认为能生存并不等于有生存权,解决了生存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生存权问题。像刚才提到的,老板雇你打工,但要骂你就骂你,要取笑你就取笑你,只许你说奉承话,不许你说别的话,你倒是能吃饱穿暖,但你有生存权吗?那老板解决了几百号人的生存问题,却严重践踏了那几百号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对赵紫阳“生活待遇要好”,就是让他吃好、穿好、住好,但在我看来,他连出门散散步的自由都没有,又哪有生存权呢?

    蒋:就是住在一个比较好的监狱里。

    江:就是软禁。我认为,所谓生存权,就是我能够自主地选择生存方式,不影响我的尊严,同时不侵犯别人的尊严。

    蒋:您以前说过,要把争取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结合在一起,这使我想起了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的“读禁”、“听禁”和“言禁”问题。

    江:当局的“读禁”和“听禁”已经被老百姓冲垮了,所以我们民间的民主力量目前主要是冲击“言禁”。在不断的冲击之下,现在的言禁比起毛泽东掌权时期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期要乏力多了。但如果拿我认为的言论自由的试金石来检验一下,那基本上还是不自由。

    蒋:您说的试金石是什么?

    江: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公民要有在合法、正式出版物上批评政府及其首脑、批评法律、批评社会制度的自由,这就是试金石。言论自由显然不光是说好话的自由、莺歌燕舞的自由。这类自由什么朝代都有。拿试金石来一检验,可知现在言论并不自由,虽然私下发牢骚,已经什么话都可说了。我们必须争取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至关重要的人权,也是中华民族真正有未来、能够长治久安的不可忽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民选的,怕什么批评?法律如有免受批评的特权,那怎么修怎么改?社会制度如果批评不得,且不说怎么改变,又如何能够完善?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争取自由的话,恐怕首先还要争取言论自由权。我认为,“我吃故我在”不成立,“我思故我在”还可以,更好的,应当是“我自由故我在”。

    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争取言论自由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是什么呢? 

    江:要争取,就要有一点勇气,就是公开说出真话的勇气。有了这点勇气,会找到不少切实可行的方式。胆子大一些的,可以写文章,先力求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应当说,这方面的空间正在挤出来,正在慢慢扩大。国内报刊目前承受不了的,可以在国际媒体上发表 ,再出口转内销。你要是上了网,那你更是能有所作为。你要是口才不错,也可利用国际媒体的听众热线电话,说说你的真实见解。此外,还有大量准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可以运用。比如在大学课堂上、在各种研讨班和培训班上,在各类名目繁多的聚会上,甚至在政协、人大的分组讨论会上,你都可以尝试冲击言禁,争取言论自由。

    蒋:现在接受海外媒体的信息,要比以前方便多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

    江: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个标志。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因为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开放或者说跟以前的不同,主要不是执政者主动让出空间,不是执政者取消了“读禁”、“听禁”,而是由于民间的觉醒,也包括执政队伍中很多人的觉悟,使禁控的力度衰弱了。执政者不是主动退让,而是民间逐步推进把这个空间争取来的。所以我把中国社会的进步,看成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从共产党无孔不入的控制下逐步解放出来。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更加符合事实。

    蒋:问题是现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偏向于技术型,思想的东西或者说激进的成分则越来越少。

    江:由于当局既尽力维持高压,又大力诱以私欲,再加上国民性上的差异,相比俄罗斯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显得不如人意。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比我做得好。

蒋:您寄希望于哪一类型的人呢?

江:哪一类型?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我首先更希望已有社会名望和国际影响的人,能够更多地服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召唤,站出来说出心里话、说出真话。

蒋:为什么您更寄希望于他们呢?

江:第一,他们这样做,社会影响大。第二,承担的风险小。你不能要求一个工人首先这样做,一是影响有限,二是当局马上会把他抓起来,风险很大。应该说,我首先寄希望的那些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还保持着做人的良知,但显然在实践上做得还不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88岁的老人说,他要等到90岁时才出来大声说真话。我劝他不要等了。在公开说话这件事上,大家都不要等了,但这些人首先不要等了!腐败的速度在加快,腐败没有等你啊!社会的消极面在泛滥,它没有等你啊!暴力抗争的情绪在激化,它也没有等你啊!所谓等,无非是等别人;等形势变好,就是等别人把好的形势营造出来。可是大家都在等,形势不会变好,只会等糟。还不如自己先做一点事,大家都做一点点,很可能就有一个较好的改变,就有了较好的形势。

    蒋:您觉得9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起80年代来,在争取民主自由方面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家好象更热衷于经济方面,在精神领域的活跃程度似乎大为减弱了。

    江:回想起来,80年代无论邓小平也好,胡耀邦、赵紫阳也好,他们在经济领域中迈的步子并不小,但是为什么8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中也很活跃呢?我想,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跟我差不多,还对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经过改善可以强固下去的看法,因此七嘴八舌,热情很高,全方位地为改善出点子。这是一个因素。第二,在镇压“民主墙”,“清污”和“反自由化”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邓小平逆潮流而动,但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这类政治运动的力度又大大减轻了,使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还的确有所改变,大家于是痴心不改,在精神领域中照样很活跃。

    六四一镇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共产主义“雪崩”,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傻瓜和故意装傻者之外,内心都应该明白,这个制度本质上是改善不了的。同时,这个制度又很残酷,当时的镇压很残酷,镇压后的大搜捕也很残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知识分子自然就容易取自保的态度。进入90年代,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他坚持专制的既定立场,江泽民又不会像胡、赵那样敢冒下台的风险去抗争和顶撞,相反还常常偏“左”,以致政治局面更是死气沉沉。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活跃程度自然就远不及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活跃程度。但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道路、方式等方面,则是有了质的飞跃。而且,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难能可贵地坚持利用公开出版物的可能空间,推介自由主义理念,宣扬权利意识,澄清法治观念;有些报刊也顶着压力,尽量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和真实性、客观性;不少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直抒胸臆,等等。总之,要说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活动处于低潮,现在也是最低了。

    蒋:为什么是最低?难道不可能更低了吗?

    江:不可能更低了。第二代强人邓小平死了,共产党不可能再有强人;由于拒绝政治民主化改革,共产党经济改革的不公正性和由此造成的种种积弊正日益使中国陷入困境;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更加明朗了,东欧、前苏联经过历史性巨变后,不是像中国执政者内心希望的那样陷于崩溃,而是走出了低谷,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并且开始上升,以一个比较干净、比较透明、比较公正的方式上升。所以,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自主活动,民间争取公民权利的活动,不可能变得更为沉寂,低也就低到这个程度。相反,在相对不活跃中,还把底部真正筑起来了,夯实了。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底部正在抬高,民间的独立声音又逐步多起来了。

 

          三、“拒绝谎言,才有灵魂的生存权;

               说出真话,才有灵魂的发展权”

 

    蒋:您可以罗列一下这种声音吗?

    江:这些声音从十五大前就开始出现了。北京大学商德文教授,给江泽民上书,提出政治民主化改革建议。西安的林牧先生,在十五大前也上了书,同样尖锐地提出了政治改革要求。陕西汉中一家兵工厂的一名技术人员,叫赵常青,他给中共中央和各省省委写了一封公开信,严厉批评了共产主义制度,明确要求当局抛弃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福建一位姓林的大夫,也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冷万宝,也通过上书的方式,谴责社会不公,要求政治民主化。北京画家金橙,去年8月5日上书乔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对陈希同绳之以法,二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至于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胡绩伟、王若水、吴祖光先生他们,就不用多说了,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这么做的。还有,北京的徐文立、武汉的秦永敏发出了要求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呼吁,北京3501厂的工人,申请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搞土政策使他们失业。恐怕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例没有被媒体发现。

    蒋:这样一种声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

    江:这种声音有两个意义。一个当然是冲击言禁。这说明起来冲击言禁的人更多了,大胆地提出不同政见的人更多了。第二,对于工人来说,不仅是冲言禁,尝试成立独立工会,就是冲党禁了,不仅有冲击党禁的意识,而且有所行动。像山西大同煤矿工人李庆喜,在当地张贴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传单,但马上被当局抓起来了。

    蒋:您觉得这些行为有现实可行性吗?

    江:我认为现在冲击党禁还为时尚早。但是,冲击言禁无论如何是不早了。应该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拒绝谎言,说出真话。中国老百姓受当局愚弄和蒙骗的事实,对于我们这样岁数的人,历历在目啊!记得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都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着我们去解放。但事实却是我们饿着肚子,人家大腹便便。毛泽东、周恩来不知道台湾人比我们生活得好吗?这就是用谎言来愚民!一个人被泡在谎言里,就难以成其为人。所以,只有拒绝谎言,灵魂才有生存权,但仅此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说出真话,灵魂才有发展权。至于冲击党禁,还不切实际,因为风险太大。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自身都还没有结社么。不过,我要着重指出,并非人民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人民有这个权利,只不过在中国,它仅是写在宪法上的一纸空文罢了。由于风险太大,目前可以暂时不行使。但如果有少数极具献身精神的人愿意马上行使这个权利,自己对风险也想得很清楚,且操作上慎之又慎,那恐怕也无可厚非。

    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主要还停留在思想启蒙阶段?

    江:我认为是处在普遍的思想启蒙和一部分人率先争取和行使基本人权的阶段。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包括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蒋: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

    江:我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倡导者的接触比较晚。1997年11月,通过朋友介绍,我和熊晋仁先生见了面。1998年1月,我和俞心焦先生见了面。我读了俞先生的一些文章和熊先生写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我对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能认同,我认为文化复兴运动具有独到的价值和必要性。

    蒋:您是如何理解这场运动的?

    江:我是从人性的解放、人的精神追求、人的尊严恢复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复兴运动的。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还在尝试冲击报禁,因为他们要搞同人办刊。我当时为们担扰,曾经劝他们,要他们考虑风险。他们说,他们想过了,要尝试走出这一步,要付出一些代价。自由要靠争取,不能等别人恩赐。我欣赏他们的勇气和理性的献身精神。无论是台湾的,还是东欧、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走过这一步。这一步也是必须要走的,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一点代价。作为民间的抗争,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以往在咱们中国,被统治者平时总是忍,忍无可忍,就逼上梁山。现在电视里正在播《水浒》,里面的人物平时就忍,或者装孙子,要不就是找清官,求青天。实在不行了,就杀鸟官,就揭竿起义。这种模式,几千年来循环不已,不是好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当代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坚定地采取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其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这种方式能够逐步成气候,能够逐步得到全社会认可,那么非理性的暴力抗争手段就会逐步式微。许多历史事实表明,造反也好,“革命”也好,给社会带来的实质性进步很有限。

    蒋:我们这些经历过80年代“清污”运动的知识分子,内心对于自由和民主有一种需要争取的印象。但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的民主意识是不是就淡漠一些呢?

    江: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同时也是在中国社会世俗化、功利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比起我们来,就显得淡漠一些。这可以从北大三角地和民主广场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净土得到印证。但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心中有杆秤,他们内心是认同人权、法治、民主理念的。随着社会不公日益显露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随着更多的年长知识分子摆脱麻木、沉沦和不再逃避、掩藏,这些年轻人是会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的。

    蒋:我接触过一些青年白领,我觉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乃至生活模式都非常西化,但对民主、人权理念却相当淡漠,甚至不认为这个社会缺乏民主,因为他们活得很自在。这似乎表明,大概只有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骨干力量。

    江:我与青年白领交往甚少。如果他们真是那样,我想与我们没有做好应做的事有关。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有两件事没有做好,一是自我启蒙做得不够,在人权问题上犯糊涂的人还大有人在。第二就是对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启蒙不够。这些年轻的白领,生活自由度不小,但看来他们的西化或现代化,缺乏深度,缺乏厚重。我想,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对如何在精神上高尚起来、在道义上精纯起来,应当有更多的思考和投入。

    蒋:我记得89年的时候,方励之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希望中国的民主自由建立在中国出现了中产阶级之时。现在中国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那您觉得这些人的民主理念是否明确呢?

    江:方先生在89年说这个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成熟的民主社会,离不开中产阶级这个大头。假如中国有了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那么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显然会顺利得多。但是,即使没有中产阶级,也并非不能从专制走向民主。在前苏联和东欧,都是先实现了和平的政治变革,然后再在市场规则下培育和生长出中产阶级来的。现在在中国,政治变革还远未完成,但正如你所说,已经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和89年相比,其人数大为增加,文化素质也高了不少。我相信这中间藏龙卧虎,最起码会有一部分人怀着深深的人权、民主理念。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它先天的缺陷。它是在官商体制下、在权钱交易的不公正的经济运作中,在市场机制受到很大扭曲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体制外顽强地健康地成长起来的,所以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虽然有人走出了官商,走向了真正的企业家,但还有一些人,在成为中产阶级后,却割不断和专制政治的种种恋情,他们是依赖于、仰仗于旧体制发起来的,他们的致富,既靠真本事,更依赖硬关系。他们对政治大变革,内心是矛盾的、摇摆的。我不能说他们喜爱专制制度,他们心中并不糊涂,他们肯定认同更好的民主制度。但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行为上会很谨慎,会怯懦,甚至有人还会反对民主化变革。不过,我相信他们中间藏着人才、藏着希望,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给出独立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诉求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蒋:中国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权意识和民主诉求又是如何呢?

    江:现在,相比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产阶级,反而是城市工人中的一部分,就是生活最为艰辛的那一部分,萌生了并有力地表达他们争取人权的意志。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他们问得好:工厂亏损了,凭什么厂长不下岗,工人下岗?又凭什么有关系的不下岗,有本事的下岗?公司倒闭了,凭什么经理富得流油,职工一贫如洗?现在,全国除了北京,可以说各大城市,以及一些中等城市,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走上街头的态势。我相信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老百姓要求并不高,一定是先求爷爷告奶奶,走遍了所有可能的“正当渠道”,才被迫正当地走上街头,冲击不准游行示威的禁区的。迄今为止,当局对未经批准只管上街请愿、静坐的工人,一般均还不敢采取粗暴的镇压的态度。

    蒋:毕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么。

    江:工人早就觉得不是了。他们脑满肠肥,他们一席宴,工人半年粮。再说农民。在80年代,农民生活呈上升趋势。但随着国有企业始终不死不活,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和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当局遂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力度,致使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绝对地下降,有些脱贫不久的农民又重新返贫。近两年,不景气的阴影甚至已经笼罩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头上。尽管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但农民对苛政的不满和抗争已是遮掩不住的基本事实,就连大规模的群众性自发骚乱,也已不是个别现象。在这类情况下,当局往往派出军警进行弹压,并严密封锁消息。

    总之,效益上不去,腐败下不来,于是就琢磨工人和农民。比如像很好听的“股份制改造”和“股分合作制改造”,实际搞起来,就是以此为名进行变相集资。工人识破了这一点,不愿把手中的辛苦钱、血汗钱交出去供别人花天酒地,于是就受到威胁,就要下岗。不想当股东,竟然连工都打不成,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经济改革”?这不分明是权力运作,在搞强制性运动么?

    蒋:中国社会至今还是权本位社会。

    江:或者说权钱一体,权钱本位。权和钱互相攀附,就会丧失基本道义,丧失底线伦理。现在是有钱能使官推磨么。这种局面再拖下去,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放任社会不公日益加剧,放任官欺民和民互欺,是很不可取的,急功近利、见钱眼开的心态到处泛滥也是不可取的。做人要有伦理底线,也就是要有起码的责任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一代,除了管好自己的生活,是不是都应该增强一些社会责任感,考虑一些公共的事情,发扬主动精神,共同寻求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

 

             四、“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

 

    蒋:您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从西单民主墙时期至今已经20年了,发展到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江:西单民主墙,标志着一小部分勇敢的先行者揭开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序幕。在她遭到专制统治者扼杀以后,民主运动以争取公民权利、要求社会公正为主要诉求,继续顽强地、多方位地在各个领域延伸和扩展,直到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八九学潮和民运。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国民运虽然至今难有成规模、有气势的历史表现,但却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在质地上也有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20年来中国民运的积极参加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义无反顾地成了持不同政见者或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想与当局调情或准备受招安的已近乎绝迹;知识分子的多数,工人、农民,甚至离退休干部中的不少人,在内心深处已不再认同目前的社会制度;执政官员内部,也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乃是无知或欺世之谈。不适合民主的只是中国的官情,决不是中国的民情。依我看,中国的民主运动在艰难中孕育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巨大希望,中国民主运动被放大为巨涨落,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的那一天,已经曙光初露了。

    蒋:那你认为中国民运当前对当局构成了压力没有? 

    江:构成了压力,但还不太成气候。

    蒋:为什么这样讲?

    江:构成压力,因为我们立足国内,但声音是面向全世界的,通过国际媒体的反射后,也是面向全中国的,这个声音不容忽视。而且我们的声音和诉求,日益理性、智慧,贴近百姓、凝聚人心,其作用不可低估;海外流亡人士和团体愈来愈成熟的运作,也明显构成了压力;苏、东巨变之后,中国民运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也对当局构成了压力;还有一个决不能小看的压力,就是现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正在随时随地制造着新的批判者和抗争者。

    蒋:那为什么还不太成气候呢?

    江:那就是站出来说出真话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还不够多,而且在站出来的个别人中,还存在着令人痛心的争名逐利现象,这是一。普通老百姓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见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是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还未拿出震撼人心的纲领性意见,这是三。敢于并善于冲击报禁、党禁的人还太少,这是四。潜在的党内民主派的运作,还难以让人寄予太大的希望,这是五。还有海外那一块,让人不是那么有信心。于是就不太成气候了。

    蒋:到哪一种情况出现了,才算成气候了呢?

    江:当老百姓普遍认为,去见持不同政见者比见政府官员更为体面了,那就成气候了。

    蒋:中国民间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观念还比较陌生。

    江:这是我们做得不够,你不能怪老百姓。以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也很弱小,但后来地下刊物到处冒出来,局面就改观了。现在,共产党的一套固然不值得看,但是值得看的又难以到老百姓手上,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蒋:中国老百姓还是缺乏知情权。

    江:对。有人早就说过,开放一个星期电视台,让老百姓全面地看到事情真相,现行制度就悬了。就像一个美国公民说的,“我们的问题都在报纸上,你们的成绩都在报纸上。”你说谁更有自信?这位美国人恐怕还不清楚,“成绩”多半是注了水的。我去过英国,打开电视,首先看到的是案件,是社会的阴暗面,用意在于提醒和警示全社会。因为这是新闻记者的天职,普通老百姓没这个功夫,就靠记者告诉大家,要引起警惕,法律有漏洞,社会不健康,进而通过选票来迫使政府下功夫改善。可咱们这儿呢,打开电视,形势大好,有时撒点胡椒面,来几条不太好的。连送温暖中也有蒙。你送温暖就送呗,还打电话要挑会说话的,就是会拍马屁的。你压了人家一年工资未发,过年了给个一百块钱,还让人家感激涕零,以便上电视播出,这不是在培养奴才吗?还有,当局现在着力宣扬一些过去年代的“模范人物”,但把张志新等人的名字深深地冷冻起来,再也不愿提及。要说中华民族最缺哪一类人,不就是缺张志新这样的无畏的独立的思想者,这一类最体现民族魂、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践者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着力播扬人的精神,既要摆脱暴民心态,更要摆脱奴性。我们要提倡公民心态,人格平等心态。

    蒋:您将来打算从政吗?

    江:我不一定要去从政,当我的教授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投身政治,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政治,乐意从政。说实话,上大学时,我的数理化学得很好,以致西单民主墙时期,我足不出校,竟未能前去一睹开创中国民运史的里程碑!对此我深感惭愧和遗憾。还能使我有所安慰的是,当时我已能断定,对魏京生的判刑是以言治罪的继续。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乃是我希望,在使肮脏的专制政治逐步走向比较干净的民主政治方面,自己能出一点力。我们投身的是民主运动,那就应该有别于以前的任何政治,就不能玩政治,当政客,不能因为政治是肮脏的也进去肮脏一把。与其这样,你还是退出来为好。我记得捷克的哈维尔说过: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则,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我也相信这一点,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做人只要真诚,而且把规则立起来,对运作的政治人物加以制约,老百姓又真正有权批评和监督,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但现在在民运人士中,有些很痛心的现象,少数人以为搞民主政治也可以不择手段,也是可以肮脏的。我认为不能因为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蒋:这可能和从事民运的人都是在专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有关。

    江:这的确带来尾巴。但是,我想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主动消除这根尾巴,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在理念上,在行为上甩掉这根尾巴。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要做一个怀有平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您觉得,中国的民运人士之间,是否存在分歧?

    江:分歧肯定是存在的。

    蒋:那从理念上讲,最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江:那就是有少数民运人士,着眼于不择手段地改变政权,换一批人上台。我认为这不可取。我是着眼于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专制规则为民主规则。我反对不择手段,主张和平演变。

    蒋:您也许更多的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您个人也更甘于扮演一个思想者的角色吧?

    江:现在是思想者和实际运作者兼而有之。如果有很好的实践家的话,那我倾向于只当一个思想者。但从现状看,我还是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我倒不是从这点上感到分歧,我是反对不择手段。包括有些人提出恐怖主义手段,要暗杀六四屠夫,还有人只想搞武装暴动。我主要不赞成这些。我不反对实际运作,但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坚持批判性、建设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诉诸暴力。

    蒋:是否还存在其他理念上的分歧呢?

    江:也有。比如有人认为,在中国,只有在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下才能和平地走向民主,我就不能苟同。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势力,肯定是一个阻碍力量,起码是现在,它肯定是不愿意走向宪政民主的。它怎么会是唯一主导中国和平地实现民主化的力量呢?莫非是说,它不肯主导,和平方式走向民主就成泡影?在我看来,它只要被迫地、勉强地顺应民主化潮流,不作困兽犹斗,中国就有可能和平地走向民主。盼望它来主导,无异于痴人说梦。再说共产党也不领情呀,93年12月,他刚公开申明上述观点,当局马上就抓他。为什么会抓?因为他毕竟是独立地自主地发出了声音。共产党害怕自主行为,不能容忍自主行为。童增、鲍戈搞民间对日索赔,又碍什么四项基本原则了?无非是没请示,自己先搞起来了,当局就不会容忍。自主行为,其实是一种公民行为,而不是臣民行为。共产党所能容忍的只是臣民行为。

蒋:那您是如何面对这些分歧的呢?

    江:有分歧是难免的。但本着人权理念,我们就不会强求一致,就会宽容地对待别人。不能像文革时那样,我真理在胸,驳得你体无完肤。这不叫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是以尊重对方权利为前提的。文革那种“言论自由”是把对方批倒、骂死,还要踏上一只脚才解气。这哪是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权?那是奉旨造反,实现独裁者意志,而不是行使公民权利。至于在那场奉旨造反的运动中间,抖搂出来不少政权的阴暗面,由此激发了一些人的深思考,那是另外一回事。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今天当我和普通人交往、和民运人士交往时,我常常提醒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的人权理念是否已经“溶化在血液中”。

 

             五、“我内心有一种责任感”

 

    蒋:从我看来,中国国内的民运,目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比如您就经常从北京发出自己的声音。

    江:北京成为中心,是自然形成的。它本来就是现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商业气氛比较淡。再说各地关心国是的人又喜欢往那儿聚。但是,这个中心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不少人都还在等别人创造时机。我总觉得,北京的知识分子、北京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先行一步,因为外地等北京情有可原,北京不应该等外地;体制内可以等体制外,而体制外则不应该等体制内。至于我个人,既在北京又在体制外,内心就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等了。

    蒋:这种责任感在最近促使您打算做什么呢?

    江:我觉得冲击言禁冲到现阶段,作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意见,不能停留在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蒋:那目前包括您在内,有人在做这项工作吗?     江:有人在做。而且最近已经看到一篇了,是方觉先生写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就方觉的观点而言,我是基本认同的。但我认为还可以写得更好些。有了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纲领性意见后,中国民主运动就更具凝聚力、影响力和建设性了。要不然,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国际社会也好,看我们这些人只会局部运作,不善把握全局。中共十五大,江泽民还拿出了一份报告,第一部分回顾二十世纪,第二部分阐述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部分是近中期目标,第四部分谈现在应该怎么做,洋洋洒洒三万字,虽说“两个凡是”的味道很重,但确实还能唬住一些人,文风也比较清新。那么,持不同政见者高明在哪儿呢?你用什么东西来跟他比一比呢?你要说拿不出来,这太不像话了吧?最起码抽屉里应该有了吧。二十世纪就剩最后两年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怎么回顾?江泽民在报告里说了三个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似乎把二十世纪说得顺顺溜溜。那我们怎么说?孙中山好说,下来不见得就是毛泽东了,总不能对蒋介石这个抗日总司令视而不见吧?再下来,蒋经国也该有他的位置吧,不见得就是邓小平。一部中国现代史,决不只是共产党这一条线。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要说得客观、公允、简炼,让人心服口服,这不容易。

    蒋:写十五大报告确实下了功夫。

    江:是啊,我仔细看了。我说很多共产党员也未必认真看,但我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对中国现状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早在赵紫阳时期就是这么定的。背离这个阶段就是右,超越这个阶段就是左,可谓左右逢源,什么问题都好装进去。那么,我们对现在的国情怎么定位?社会主义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垂死阶段?勃列日涅夫式停滞阶段?社会全面转型阶段?总之,对当代中国的国情,我们要有一个高度概括的总体把握,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也能让全社会感受到我们的底蕴和气度。另外,从现在出发,中国向何处去?我认为拿出近中期目标并不难,难就难在从现在到这个目标实现之间,我们有哪些治国方略,对现在的社会危机和困境作出描述后,给出根本性的可操作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还在想,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对150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有个了结,对共产主义从幽灵到出世直至逐步销声匿迹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有所交待。

    蒋:能不能先谈一谈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

    江:大家可能还记得戈尔巴乔夫的心路历程。他先是批判斯大林主义,说列宁主义挺好。后来又开始批判列宁主义,但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错。最后他当然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我没读到戈氏新近发表的回忆录,不清楚这是他的策略运作还是的确这样一步一步觉醒的。我知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有问题,而是“真经被念歪了”。而我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根本性问题,他的经就是歪的,谁念都不行。

    蒋:那您认为马克思主义错在什么地方?

    江:我也相信早期资本主义相当丑陋。但马克思认为这个制度本质上不可改善,他认定早期资本主义得了晚期癌症。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早期资本主义得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吃了对路的药,现在很健壮。马克思误诊以后,就开出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搞计划经济的名为“科学”实为空想的社会主义药方,这又是大错特错了。150年过去了,丧钟已然敲响,但,又是为谁敲响的呢?     蒋:回到您刚才提到的纲领性意见的构思上来。看来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二十世纪,目前中国的国情、将来的目标和过渡阶段怎么走。

    江:初步看来,需要这五大块。要写出来,需要集思广益,数易其稿。而且它还不能仅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要让高中生、有些知识的工人、农民都看得下去,读得进去。在这份纲领性意见形成过程中,会凝聚一批人,鼓舞一批人,唤起一批人。文章写成并经国际媒体发表后,可能会使国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得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真负责任,不是瞎折腾,还的确有思想、有胆识、有气魄。

    蒋:我期待着早日读到你们的这份纲领性意见。

    江:谢谢。

    蒋:我也感谢您,用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1998年2月 整理

 

(原载《中国之春》1999年1月号)

许志永:什么是中国

 

 

U9400P1T1D29355270F21DT20140127071922

什么是中国

 

许志永

 

 

 

从“打到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从“新生活运动”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在试图走出历史,走出孔子“君臣父子”的阴影。从白话文到简化字,从青天白日到五星红旗,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在试图建立一个“新中国”。

什么是中国?激烈变革的二十世纪,我们的先辈曾一再追问,一再困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无论我们民族曾经多少刀光剑影屈辱血泪,我们不可能靠一场革命运动摆脱祖先的烙印,二十世纪那些激昂的革命最后不过是浮光掠影的悲剧。虽然人类在加速融合,基于文化、种族等历史遗留的差别会是相当漫长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无论汉唐文明多么辉煌,无论炎黄传说多么令人神往,那不过是氏族或皇权时代的比较优势。今天,故宫天安门只是北京城角落里残留的痕迹,公路连接起了城市和乡村,而最重要的变化是人,这已经是一个陌生化的社会,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我们不可能超越现实——人性和人类文明数千年来制度探索的智慧。整个二十世纪无数仁人志士试图探索一条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希望以此超英赶美,但二十世纪末我们还是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改革与开放。人性本质一样,人类社会基本喜怒哀乐、欲望、理性相同,制度是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知识,当别人发现了更为科学的制度,我们要谦虚学习,而不一定要固执地自己摸索,更没有理由为某种浪漫的主义让十几亿人付出另外一个世纪的代价。

尽管我们的先辈曾经很不情愿,尽管一直有人反对普世价值试图独辟蹊径,但是今天,我们正走在一条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去,也看得见自己的未来。

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但只是盛大节日庆典章节里一个序幕,而不是节日庆典的主要篇章,更不是我们生活和梦想的全部。我们用黄帝、孔子、墨子等遥远的故事告诉人们,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起源于黄河,他们在人类的洪荒年代也曾有过发达的文明。

我们的未来在于这13亿人借鉴全部人类文明经验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今世文明。孔子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一个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民主法治健全、社会自由公正、文学艺术繁荣、政治、军事和文化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引领人类建构文明新秩序的现代文明东方大国才是我们梦想的中国。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她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有着辽阔的疆土,有13亿勤劳善良的人民,有繁荣富裕的城市和乡村。

我们已经找到了通往繁荣富裕的道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人类文明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的经济繁荣将是可持续的,根本动力来自现代化进程,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从乡土社会到现代城市文明。

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在经历政治变革之后,我们的经济将在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上持续发展。我们的繁荣富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不仅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普通人富裕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分享繁荣与进步。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民主法治健全政治文明的国家。

这将是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人民的代表和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司法独立为社会正义的底线,政党作为推销理想和服务的团队由人民通过选举决定其执政地位,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当人民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冤民仅仅因为来国家的首都寻求正义就被驱逐,被殴打,被关进各种各样的黑监狱。人民的代表来到北京不是为了拉关系,不是为了寻求特权,他们是来履行法定职责,他们真正代表人民,他们说真话,关心公共事务,关心社会正义,关心国家的未来。

法官不是庞大官僚体制中卑微的一员,他们不是被腐败丑闻缠身的猥琐的官僚,他们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他们可以浩然正气忠于法律和良心。最高法院门前不会充满怨忿而又无奈的上访人群,无权无势者也可以找到说理的地方,找到正义的底线。

政府大门会向全体公民友善开放,“公仆”真正以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不会冷漠相向于人民,不得不重视公民手中的选票,即使有野心和贪婪的欲望,也绝没有机会膨胀。

这将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政权更替不是伴随着动荡和恐惧,而是人民节日的庆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寡廉鲜耻的阴谋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他们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一样无处藏身,执政者的权力和尊严来自崇高的道德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拥戴。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机会均等,贫富差距有底线,强者受制约,弱者有保障,绝大部分人感到正义。

无论贫穷富裕无论生在城市乡村,我们不会被打上户籍的烙印受到歧视。国家保障公平的教育,父母用不着从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缴纳昂贵的借读费,所有的孩子拥有平等的希望和未来。

每个人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个人获得某个职位不是靠关系,而是靠能力、勤劳和品德。诚实守信的企业受到法律保护,他们不需要贿赂只靠业绩就能获得工程项目,他们不仅赚取利润,还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我们不用担心失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性和兴趣学习和工作。不会有人看不起病在家里等死,不会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国家即使暂时没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作为他们的住所,政府不能以治理脏乱差的名义任意拆迁、焚毁。

法律公正保护每一个人,黑恶势力远离每一个城市和乡村,不讲诚信的人为谎言付出代价,违法犯罪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富人可以购买奢华生活,但不可以拥有法外权力,官员可以依法行使权力,但不可以谋取法外私利。

那些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他们不仅必须和普通人一样遵守法律,而且他们的权利受到更严格的制约,比如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名誉权、隐私权受到更多限制,骂一个普通人可以构成名誉侵权,骂一个政治家是言论自由。

这个社会不是没有差别,但不是以权力为中心金字塔等级的差别,而仅仅是社会分工的差别。国家领导者享有某些特权,但这些特权仅仅是为公共利益所必须,同时必须受到更多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一个清洁工人也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乞怜就可以过上体面而尊严的生活,他和国家领导者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法律之外的命令服从关系。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必须的,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财富、权势的差异,而在于对道德良心的坚守。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自由、尊严、幸福的国家。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们不需要违背良心,官员不需要变成没有人性的机器,法官不需要低三下四去迎合一个法盲的命令,企业家不需要贿赂官员,医生不需要猥琐地收下红包,律师不需要充当法官和当事人的皮条客,我们不需要靠出卖良心换取权力和财富,不需要让岁月在脸上写满城府甚至阴险。

谭作人:我的兄弟陈云飞和他的精神

 

 

我的兄弟陈云飞和他的精神

 

谭作人

 

 

 

又是清明时节,愁字涌上心头。

去年清明,我的兄弟陈云飞因为去新津和双流,为当年北京罹难的学友吴国峰和肖杰扫墓,结果把自己扫进了牢笼。兄弟坐牢,已经整整一年了。

一年来,很少得到兄弟的音讯。不知道这位长年吃素,却敢于舍身饲虎,自称驯兽师的憨直兄弟,在兽笼之中挨打乎?受罚乎?饱暖乎?笑口常开乎?由于不知,倍加思念。思念无涯,愁绪无边。

也正是因为不知,兄弟的音容笑貌,日渐清晰,终日挥之不去。

我和云飞兄弟,结识于成都读书会。2007年,由于香港某大神的荒谬无知,我提笔抒发了久久郁结于心的把酒扭丝情结,写下了《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5月27日,《广场日记》发表。谁知,书友们掌声未息,突见《成都晚报》惊现十四大字: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平地一声雷!书友们纷纷奔走相告:快,快买报纸去!

几天后,成都读书会的创始人和总召集人周钰樵老师,把陈犯云飞推到了我们面前。原来,这位广告杰作的作者,竟是平日少言寡语,在读书会“潜伏”已经一年多,热衷于为众人端茶倒水的陈云飞兄弟!

从此,我的把酒扭丝金兰谱上,多了一位兄弟。

云飞成为我的兄弟,不仅是因为广场情结,更是因为,他坚强地继承了,勇敢地发挥了,智慧地表达了,创造性的发展了广场精神,与屠夫吴淦等仁人志士一起,共同成为新时代的抵抗精神和政治行为艺术的一代宗师。云飞发起六四献血之前,我们的精神血脉,已经联结在一起。

《广场日记》发表两年后,我终于因为实施5.12校难公民独立调查,以及抵制3200万吨炼化一体化基地落户彭州,被周永康集团一举拿下,判刑五年。在我住宾馆吃皇粮期间,陈犯云飞,反而更加折腾,且日益精进,把他的政治反对精神和政治行为艺术,播撒到整个维权领域。据说,当年云飞和读书会书友来我的看守所探监,拿出90元,要求警方找补1元,以便赶车回去。另一书友拿出65元,提出同样要求。两人的配合表演,使与世隔绝的我,接收到了把酒扭丝的明确信息。

云飞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杀猪杀颈子杀屁眼儿,各有各的杀法。这是他的方法论。不拘一格,随机行事,本是这个多元时代的行为方式之一。只要你有原则,有立场,有守持,你就不必拘泥于表现形式,也不必强求统一规定政治正确动作优美。

我与云飞,虽然业务方向和行事方法不尽相同,精神却一脉相承。这个精神,就是发轫于五四.六四的宪政民主理念下的奉献精神,以及,为实现民主自由而不可或缺的实干精神和勇敢精神。在实干和勇敢精神方面,云飞强我若干倍,或者,几十倍。因为,在短兵相接贴身近战中,云飞总能淡定,从容,笑对暴力而无限坚持。而这样直接的警民接触,云飞经历了几十次却从无惧色,令我敬佩。这些行为,说到驯兽虽有些夸张,称之为相互驯化,互相适应,亦己亦人,共生共存,倒也贴切。正因为此,云飞的故事和口碑,在中国特色的B面,发散着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广播海内。

云飞与我,同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慕道友。每次查经结束,我与他总要去附近一家绵阳米粉店午餐。我是肉食动物,要求加肉䬰,云飞却把他碗里的肉䬰给我,还劝我节约。其实我知道,兄弟的填狱之心,早已决志。我说,你刚出来,消停几天行不?他说不行,那是小奖。把坐牢视为奖励,这种超然、勇敢,以及对政治黑暗的蔑视,能有几人?

最近传出消息,云飞兄弟准备在即将开始的庭审之中“打瞌睡”,以此来抗议政治司法的不公不正。我在心里笑了,好兄弟,我熟悉你,不会屈服不会溜号的你,既是广场精神的传承,更是广场精神的升级。

这使我想起一批又一批八九人,以及一波又一波的正在迎面而来的后八九人,他们尤如桃汛鱼群,一次又一次地溯流而上,勇跃龙门,只为产下理想和精神的种子,然后静静地死去。他们的产卵场,就是牢房。

也许他们,不一定都能看到天亮,而在他们心中,早已是黎明。

想到这一点,清明的愁云一扫而空。

我笑在心里,说,云飞弟兄,上帝祝福你!

 

2016.4.5. 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