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徘徊：失去了过去的未来

孟浪

上海被推了过来，活生生展开。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同时只是数学和物理学概念中的一个点。我们深陷其中。……人类正生活在地球村中。 上海跟这颗星球上的任何一个地方都靠得太近了。……我们生在上海纯属偶然。必然的、不可逆转的事实是：我们深陷其中。

——孟浪《海上诗群艺术自释》（《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1986～1988》September 1988/上海）

如此十里洋场的上海，也是如此“新感觉”的上海，如此“现代”的上海……我远离上海、也远离中国已逾八年。而今，上海又终于在那里被集权与资本媾和而成的一种疯狂的强力撑起，当属美学上的忒勉强。在大洋彼岸，遥对八年来貌似巨变的上海，恍如遥想八十年前那旧照片上纹丝不动的上海：一边是我 的回忆，另一边则是他人深刻鲜明的生命印记，我们把它小心翼翼地承纳下来……

——孟浪《施蛰存先生的六封信》（《印刻文学生活志》（INK Literary Monthly）December 2003/ 台北）

上海，不是溢出的盈余，也不是透支的亏空，它应该是恰如其分的——一个词，一方土地，一座城池，一段梦境，一片回忆，一种想象，一次缱绻……甚至是一声叹息。

当我在电脑键盘上用汉语拼音敲出“上海”这个词的时候，同时还会有另一个词跳出来并列着让我选择：“伤害”——“上海”的同音词。每一次敲击，我的心中会感到略略被刺一下。作为一个出生在上海的诗人，当我1995年9月离开上海、更是平生第一次离开中国前往美国开始自我放逐生涯时，我已经 34岁，而我20岁到30岁之前的整个少幼和青年时代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度过的；当时以浦东新区建设为标志逼近千禧年正处于再度崛起中的上海，刚刚开始重新进入青春和生长的狂欢，我却带着落寞和希望依稀并存的茫然远离了它，去向未知的大洋彼岸。

在我离开的10多年间，我先在美国普罗维登斯（Providence）、波士顿、之后是香港，过着半定居、半流徙的动荡生活。上海，对我来说，常常已拉伸成遥远的不可及的距离，那些年月我只能通过手写的书信和越洋电话（千禧年后我也开始使用电脑，这些年才主要是通过互联网），对上海保持着 适当的关切和注目。而上海，自进入二千年纪元后，更成为世界遭遇的轰然而至的视觉冲击事实，让上海人自己惊讶，也让中国和整个世界惊讶。在千禧年之交前后的10年中，上海渐渐地已经成了中国和世界的“显学”。在我看来，上海的成功之“显”，与它的错误之“显”，一样夺目。我的判断是：失去了过去的未来，上 海在徘徊。

我的上海，我们的上海，上海的上海，中国的上海，亚洲的上海，世界的上海。我的心理视野将以上海为圆心，一圈一圈地扩展开来，首先触动了 我，波及了我，然后是“我们”——我的同时代人，再就是中国、亚洲，直到全球化的整个世界。它却未必一定是呈线性空间序列发展的，而力图“恰如其分”的描述和言说，感性和理性交互的影响，作者及作者的表达，其某种意义上的局限和无碍并存，也是不言而喻的。上海是一种困难。

我分明记得，大约是1973年，12岁的我在农村外祖母家的灶间熊熊燃烧的炉膛口，紧挨着我的一位表亲舅舅，看他一边熟练地添弄着柴火，一边与来自4公里外县城的我阔谈我们那个县城（当时属上海市宝山县）所处与黄浦江出海口交汇的长江口岸（我们当地俗称“海塘”）的未来。当年他是当地人民公社属下一个生产大队的民兵营长，25岁上下，意气风发，见识也算不少，他告诉我，听说离县城仅一箭之遥的长江岸边将兴建国际客运超级码头，他兴奋地展望宝山的巨变。这可能是我的记忆里，上海的“国际化”前景直接触碰我视野中地理性存在的第一次悸动。距今35年过去了，那个曾令我的少年有所遐想的国际客运超级码头的蓝图并未在那里实现（是否有过这样的蓝图，对我至今是谜）。不过，也差不多是在那里，另外一个“国际化”的庞大现实数年后诞生——由日本新技术支 持于1970年代末开始兴建的巨型企业宝山钢铁总厂，座落在长江口南岸上溯数公里处的沿江土地上，尽管它如今也已经是略显色彩剥落的次旧“神话”。

在这里我想说说，“我的上海”是怎样诞生的，又是怎样幻灭的。我自小长大并在那里接受中小学教育的县城——宝山（今上海市宝山区），在上海市区的北翼，黄浦江口（吴淞口）与长江口的交汇处的西侧，距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路程约25公里。记得小时候，我们那里的大人小孩从来都说“到上海去”，指的就是从我们县城出发去上海市内的“征程”。当时的上海，那些名之以“区”（District）的10个行政区划界内的地区才被视作市区，其他名之以“县”（County）的10个行政区划界属（宝山是上海10个县行政区划当中的一个）则为郊县、郊区，在“市区”的居民眼里，是“乡下”——主要由 广大农村和众多市镇（其中当然有机关、商店、学校、医院等等存在）及散布在此郊区界属内的各种大小规模不一的工厂，乃至稍显零落稀少的军营等等组成。

我在县城居住，那里的居民一方面把造访“市区”定义为“到上海去”（言下之意我们自外于上海或并不居住在上海），另一方面把去往县城以外 的农村（比如去5公里以外、座落在广袤农田阡陌上的外祖母家）统统也称作“去乡下”。于是，在“市区”人眼中有一个“市区”与“乡下”的梯次落差，在“县城”人的眼里又有一个“县城”（“市区”人眼中的“乡下”）与“乡下”（“县城”人眼中的“乡下”）的二度梯次落差。在那个年代，上海人中间，并非主要因社会阶级、阶层不同而有城乡居民身份差别形成的等级观念，都市人身份的优越感绝大部分情况下因居住者的地域分布差异而出现的“高下”之别，决定着一些人虚荣和自得意态的舒放程度。直到进入1990年代，上海的“城市蔓延”（the Urban Sprawl Debate）几乎致命地侵袭上海行政区划内所有郊区部分，这种观念才也随着都市化进程的疯狂扩展而被逐渐消解。更不要说细究下去，在上海“市区”内，就还有着“上只角”（有身份的人士或家境优裕人士居住较集中、居住建筑较现代的街区或社区）和“下只角”（类似于“贫民窟”或低下阶层人口密集居住的街区或 社区）之分；对“非上海”人，上海人还有着依是否会讲上海话作为区别标志的“上海人”与“外地人”之分，甚至这“外地人”的称谓在这时几乎是明显带有歧视性的。这样的“上海人”不愿意公开宣称、但内心有着一个不事张扬的共识是，“外地人”和“乡下人”因“大上海”都市身份的缺失，而被视作“低人一等”。行笔至此，我常常忆及一种心理性的窒息感，于是，“我的上海”的诞生，与幻灭，此时就成了同义反复的毫无意义！

多年以来面对“你是不是上海人”的提问时，我常常答道：我不是上海人，我是上海乡下人。此刻，这不是上海的光荣，而只是我——一个与“上海”不合作者——作为“不是上海人”的光荣。

令我惊异的最显明的变化发生在千禧年之交。2001年10月，我在离开上海赴美国整整6年后第一次又回到那里，短暂逗留3个星期。阔别上海6年后，我的感受最强烈的变化，不是黄浦江外滩对岸陆家嘴一带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我发现，离开上海出国前所见所闻绝大多数人（除了外来旅行观光者）操的还都是上海方言（上海话），而今所到之处，无论是街头巷尾的贩夫走卒，还是公司写字楼的白领小资，上海方言（上海话）和普通话的使用（流行）程度已经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了，有时甚至感觉普通话更是社会公共交往间的主要语言了。可见，就在我“缺席”上海的数年间，构成上海社会经济发展从业的各阶层人员中的外来移民剧增。一个“非上海”的新上海诞生了！

上海宝山一带——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中激烈发生的三次重大战事1.28抗战（1932）、8.13抗战（1937）、国共上海之战 （1949）的主要战场而闻名——分布着好几家职工数千甚至上万的大型国有企业，我随便举几个在那个“新社会”建设中产业工人甚是吃香的年代因其厂房规模 巨大、烟囱高塔林立而令我记忆深刻的工厂名字吧：上海第五钢铁厂、上海第八棉纺织厂（我的母亲就曾在这家工厂当纺织工）、上海第一钢铁厂、吴淞煤气厂、上海硫酸厂等。这些国有企业在最近10多年的上海巨变中，随着中国经济和市场多元化、混合化的转型（当然也随着近年来广受诟病的国有资产的流失），如今日薄西山已近奄奄一息。

我指出这些，并非为缅怀已经远逝的昔日大工业的上海。恰相反，我正是要指出，在我亲历的上海版图内，上海曾作为中国乃至远东最重要的产业城市，给它的居民也留下了必须正视的创伤性印记。当年从宝山往上海市区方向唯一一条公交线路经过的公路，因为必须从厂区面积达数平方公里的上海第五钢铁厂一侧驶过，乘客经常会穿越自厂区的冶炼车间地带源源不断逸出的呛人的工业雾尘，对这些滚滚卷过路面的铁锈色、橙灰色烟尘的有害性开始认识并警觉的时候，我 们的呼吸系统已经可能遭受了不可逆转的伤害。

传统的粗放型重工业、制造业的企业自1990年代起在上海逐渐退出舞台，要么让位于来自外商（包括港商、台商）投资的集约型技术或资金主导的先进企业，要么让位于非传统工业型的商贸仓储、物流等企业。在上海郊区，在“乡下”，我们少年时代度过田野生活的“疆域”，包括我的外祖母家所在的村落，如今都已经被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资本之手抹掉——我曾经无忧地奔跑其间的、一望无际的田野，被不断圈起、不断围建的厂房、仓储蚕食或鲸吞。

这些年回到上海，我陆续见到一些稍年长于我或与我同龄的同时代人（30年年前或更早些年的校友和同学），我们一致发现，除了如上海宝钢集团（Shanghai Baosteel Groups Corporation）这样的超大型国有企业外，在我们的身边，记忆中的、传统意义上的“工人”消失了，“农民”消失了！制造“工人”的工厂纷纷不存在 了，厂址也移作他用了，残剩或勉强维持的工厂绝大部分员工则由自外省农村涌入上海的廉价劳工充当；而培育“农民”的农村也基本消失殆尽（农村耕地和农户自 宅建地均被征用、拆迁，统统用于资本运作的其他用途）。这是我作为一个曾经的上海“乡下人”所目击的上海的最深刻的变化。

我们的上海啊，土地之上的人们的命运，因土地的命运而彻底改变！

历史不可重建，但历史竟是可以失去的。从城市史、城市规划史的论述中，上海，作为一个近代都市计划的完整规划及体现，曾有过全新的蓝图， 并得到了部分实施。如果不是1932年日本侵华在上海的战事以及1937年后中日之间长达8年的战争，还有战后随之而来的国共内战，一个可观的“新上海” 不会昙花一现，也许还会完全改写上海的都市空间的大历史。

距今差不多80年前，1929年7月，1949年内战战败而致政权易手给中共的国民政府之所属上海特别市政府（相当于今日的直辖市），当时按照已故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决定在上海市区外东北方向兴建一个新市区，市政行政、经济、文化核心区域面积为460公顷。

非常凑巧，我就出生在上海市区外的东北区位，从小并在那一带接受中小学教育，而我就读的大学也是位于上海市区东北；大学毕业后又曾在一家 企业工作过数年，而这家企业就座落在离那个“新上海”仅仅5公里的地方。也就是说，有大约七到八年的时间，我总是在这个已经消失的“新上海”的“遗址”中间穿行。记得我从宝山的家出发去我就读的大学、后来我就职的那家企业，每每搭乘公共巴士必须要经过五角场一带，这个“大上海计划”历经半个多世纪沧桑后幸存的仅有几个建筑——市政大厦、图书馆、博物馆——都会一一映入我的视野，而它们分别被几所不同的学校“幸运地”利用作它们的空间。规模最大的幸存建筑空 间群落就是名为“江湾体育场”的所在，这个1934年落成的体育场曾经举办过中华民国第6届（1935）和第7届（1948）全国运动会。饶有趣味的是， 直到198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5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也在那里举行。有的评论不无夸张地将“大上海计划”中的遗留建筑物比作在上海都市灰色丛林中的 “吴哥窟”，那也无非是不甘旧上海消逝的惋惜心情在激情强调而已。

当然，如果排除摩天大楼成为都市化唯一的集体想象的拙劣态势，这个规划哪怕从现在来看，它也让人无法不感到其正当的企图心和创意。它紧邻整个旧市区，却又可以利用东北方向延伸到黄浦江口乃至长江口海陆交接处待开发的一整段“腹地”，筑建一个紧凑、有效但又不乏一定发展和扩充可能的中心城市核心形态。商业、住宅、文教、交通及铁路、港口、工业区的安排也有周详的筹划。它是符合20世纪早期中国的“现代化”现实的，如果它能避开战乱而继续受到历届主事当局不弃不离地推展、精细化而得以整体实现的话，那么我对它在中国20世纪大、中城市都市化进程中可能产生的样板性示范作用毫不怀疑。上海的上海，也将因此适得其所。不，失去了过去的未来，偶尔生发几丝“无家可归”的徘徊感，也很正常。这也还是上海！

历史的逶迤走向完全出人意料。在近现代中国的历史中，于上海登场的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数不胜数。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从如今半个多 世纪以来执政的中国共产党1921年的诞生，一直到小个子邓小平1990年初对上海乃至中国的社会命运作出的推动和改写，历史击出的重锤似乎落到了上海土地上的，次次都引起了中国甚至世界的震动。

邓小平作为晚期集权主义中国领袖人物中“最后一个巨人”的个人意志，催化了上海这个世界级大都市命运的升级版改变，这是当代都市变迁史所罕见的“个人创造历史”。另外一个无法令人感到宽慰的事实是，在中国，过去十数年来，以下的情形却并未得到逆转性的改变：决定城市规划及城市细部未来真正面貌的主人，并不是由城市规划师、市政专家、社会活动家、社区营造工作者、市政官员、民意机构和市民中的热心人士构成的方案设计、听证、咨询、审批和决策 等等的成熟机制，而是任期虽然有限且无确切的选举制度保证但在有限任期内急需“政绩”表现的各级党政机关中少数主要官员。中外人士经常听说、也经常不断从中国官方报道中得到证实的官员贪渎、腐败现象也常产生于此。

无论如何，城市的改造和扩张势不可挡。在大量拆迁的过程中，原址上的居民或家庭几乎百分之百地面临向郊区甚至远郊迁移的命运，原有的城市活体和机理就这样被解体了。尽管自1930～1940年代的战乱起，特别是1949年之后私有财产剥夺和公权力的强力介入，大规模地引起了整个城市居住格 局和品质的几乎不可逆的持续恶化，原有的城市活体和机理中相当的部分必须清理与重整，这又几乎是需要几代人的漫长淘洗、过滤才有可能缓解。

对上海，我曾展望这样一种前景：浦西原来以内环线为主要交通线的上海城市旧区中心地带以“紧缩城市”（the Compact City）这样一种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形态思路予以再造和更新，而浦西旧区中心以远及广大的浦东地区则在“城市蔓延”（the Urban Sprawl Debate）的都市化的宿命中尽量可控地、有机地寻找发展的生机。比如，曼哈顿（Manhattan）似的陆家嘴金融区平地拔起，我也认为在情理之中。 遗憾的是，我心目中的“旧上海”——近代中国历史与人文财富鲜活的精华部分——在我离开中国后的十数年里，它的文脉和气韵被彻底破坏了。

仅仅举一个例子，南京路（Nanjing Road），这条声称是“中华第一街”的商业街，20世纪中叶以来其繁华程度一直为上海乃至中国的翘楚，至今上海地方当局仍雄心勃勃试图把它打造成与曼哈顿（Manhattan ）看齐的亚洲“第五大道”（5th Ave.）。绵延5公里长的商家建筑，它原有的尺度和体量在历史上一直基本保持一致，视觉和身位感上流畅宜人、恰适悠游。1990年代中起的畸形发展，好端端的一条已经建立了自己良好品牌和声誉的商业街，如今却被沿街拔地而起的多座摩天大楼多不断切隔、阻断，空间感紊乱、错杂，甚至拦腰挖空出的大型广场犹如疮疤，人与街道、街道与周边空间环境的和谐比例遭到扭曲和肢解。行走其间，令人有置身哈哈镜前的滑稽感和荒唐感。

记得我大约5、6岁的时候（1960年代），我的父母曾经带我逛过位于南京路的当时中国最大的百货公司（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Shanghai NO.1 Department Store）。我对那次游历印象最深的是，这家百货公司地面一楼进口处向着二楼方向，有着一上一下两架坡道式扶手电梯。这个记忆经验很长时间左右着我对自动化、电气化时代的认知。当坡道式（阶梯式）扶手电梯，已经成了中国大部分都会城市中的商店与公共空间必不可少的代步器具时，当科技-技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使寻常百姓司空见惯坐享其成时，现代生活带来的隐形病症却已经悄悄潜伏在我们的意识中了。在单面性的消费快感的洋溢和泛滥中，美感的缺失、智性的匮乏却成了我们面对这个世界时的常态。上海，特别是浦西，传统上被称为“市区”的旧上海，开埠（1843年）以来一个半多世纪的历程，其城市及城市生活的样 态，在在已风化和积淀成中国近现代社会进程中最大的实体“遗存”，无论如何，其中的丰富性、多样性甚至复杂性，以及再生长、再创造的可能性，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人们，都是巨大的财富和宝藏，尽管需要深具耐心和富有远见的清理与筛选及重新打磨——这些主要文脉和气韵承续基本完好的街道、建筑，由大量影响了中国、改变了中国，虽人去楼空却音容宛在的历史人物及其生活空间构成的文化财富和人文宝藏，这座城市贯穿历史和未来的时光隧道且最具文化生命力的部分，令人沮丧的是，在过去10多年里被糟蹋、被毁弃。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时代曾经带来的“天翻地覆”悲剧，我们无法制止。但在现代人明白意识到自己所 作所为、也可以有所不为的时候，出现“旧上海”的致命消失，那又是另一个悲剧，无非因此悲剧而痛心不已的可能更多是未来世代的人们。

在我遥遥地继续审视和关注上海的最近五、六年间，我逐渐地在香港甚至台北居住的时间也增多了，地理上却也明确地又在迫近上海。上海、香港、台北，两岸三地的三个主要的现代化城市，被冠以“三城记”的命名，有论者试图凸显一种华人世界整合型文化上的想象共同体的前景。香港、台湾，虽然携带各自不同的历史身份，扮演着至今尚未完全卸下的一定程度上的尴尬角色——香港的去殖民化/再中国化、台北的国族意识定位悖论——而作为自主城市，内质上却自足自洽，气脉圆融；现在看来，上海则面临更本质的尴尬，在它急于获得“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的加冕礼的冲动中，因为缺乏文化上的自由感和安全感（它是自1949年起失去，而于1990年代以来试图开始复苏），至今未能建立起它面对世界投来的目光——无论是惊艳还是质疑、挑剔，甚或挑战——都可身姿卓然、挥洒应对的自信和优雅。

幸好，失去了过去的未来，仍然可以期待——因为，未来的主人公正在涌现——上海徘徊，何去何从？答案已经没有意义，我期待的是负责任的行动。

（中文原载《今天》杂志2009年春季号，该文（意大利译本）2008年11月首发于米兰”Dialoghi Internazionali”杂志第8期）

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始末

贝岭

文章摘要: 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

（题要：任何一位作家或文字工作者，特别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假如因为文字、文学，因为争取写作、表达、出版自由而受到审查、迫害，甚至被捕入狱，我们，作为他的同行，特别是作为他的中文写作的同行（不管彼此的私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是否异同），不能沉默、无动于衷。或者，只是等着国际上的作家，国际间的作家组织表示公开的抗议或呼救，等着别国的政府、国际组织去努力营救，那不正常，也令人蒙羞。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1990年代初，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遭遇，这世界上其它许多作家的遭遇，2000年，我本人的亲身经历，都给我上了这一课。）

笔会成立缘由

中国的地下作家和流亡作家，为了成立自己的作家组织，以争取和守卫创作自由、出版自由，有过逾几十年的努力。

假如不健忘，或历史中的记忆不那么容易被抹掉的话，人们一定还记得，1989年北京6.4惨案后，许多中国作家流亡欧美，另一些已在国外的中国作家，或自愿或被迫滞留海外。十年前，国际笔会一直希望海外的中国作家能够成立流亡笔会，并先后邀请过当时的中国流亡作家参加国际笔会会议，商讨此事，但从末实现。

1989年底，旅美中国诗人菲野请我协助他筹划「中国流亡作家联盟」，想把以上背景的海外中国作家，以1989年六四后的流亡情境作为共同点，聚合在一起。但由于过程的匆忙、粗糙乃至作家们的恩怨、多疑和私心，此一努力失败了。为此还造成了部分作家长久互不往来的结果。

1992年，我和居住在上海的诗人孟浪、默默等人，曾尝试筹组过「中国作家维护写作自由国际委员会」。以声援和营救许多尚在狱中的诗人和作家，为此，还起草了相关文件，并曾由我筹钱，通过孟浪等人将紧急救助费送给在中国的入狱作家家属。

1996年，我和孟浪主持的流亡文学刊物倾向杂志曾协助美国布朗大学举行了「写作自由国际作家会议」及随后的「中文作家长桌讨论会」。曾邀请了在中国的诗人、作家芒克、王家新、唐晓渡，台湾作家廖辉英、陈若曦、应平书、林焕彰，定居香港的中国作家马建，与在海外的学者、中国政治异议者、流亡作家和侨居作家雪迪、郑义、仲维光、陈军、严力、杨小滨、苏炜、张郎郎、王渝、张真、郑愁予、荣伟、邵薇、寇致铭（Jon Kowallis）、高英茂等，和小说家拉什迪、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罗伯特‧库弗（Robert Coover）、剧作家和导演Aishah Rahman等国际作家，和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主席Joanne Leedom-Ackerman、国际人权组织「人权观察」副总监Gara Lamarche、布朗大学校长Vartan Gregorian，及古巴等国的流亡作家共聚一堂，在布朗大学探讨怎样捍卫作家在专制和神权统治下，当代世界的创作自由，也讨论了作家及文学在中国的境遇。

十多年来，由于可以想象的原因，由于我们的流亡已渐渐失去了精神上的纯粹性，以流亡作家为基础的此类笔会未能成立。

在多次短期回国（时断时续的跟踪恐吓、监视和拘留）的基础上。1999年11月，我回到中国定居。2000年8月，我在北京居住期间，因为印刷出版《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第十三期，被北京市公安局在以「非法印刷出版」的罪名逮捕入狱。随后，我弟弟黄峰也因对外公开了我被捕的情况而入狱。在孟浪日以继夜地内外联络和呼吁下，在美国作家桑塔格（Susan Sontag）的全力营救、在多位著名西方作家写公开抗议信给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的情形下，在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文学界的声援运作下，美国国务院强力介入此案，后经中美两国政府达成协议，本人和黄峰得以出狱，但我被遣送美国。

2000年9月，在我抵达美国后，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纽约曾当面询问我，中国作家们有像美国笔会那样的作家团体吗？她也曾当着孟浪、张真和我的面，善意地询问孟浪，为什么在我入狱时不直接给她打电话或发传真。她说她需要的是关于我境况的详情，她说她不能只是指望从报纸上获得这类消息。

2001年4月，我在洛杉矶遇见拉什迪时，他也询问我作家和文学在中国的情形。

2000年10月，我应邀赴洛杉矶接受美国西部笔会中心颁发的2000年「自由写作奖」。（我和另一位墨西哥（当时尚在狱中）诗人共获该奖）。国际笔会主席荷梅罗‧阿迪哲斯（Hemero Aridjis， 墨西哥诗人）专程前来参加美国西部笔会的文学奖颁奖典礼，他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和我探讨能否创设一个（不同于中国官方笔会的）符合国际笔会章程、流亡中的中国作家笔会。在那几天，荷梅罗‧阿迪哲斯和美国西部笔会的多位理事均在和我商讨关于筹组此一中国作家笔会的可能性。因为他们均认为，我及其它中国作家在祖国的遭遇证明，国际笔会需要一个能够真正伸张创作自由和出版自由的中国作家团体。

基于我个人的经验，我告诉阿迪哲斯等人，现在已非十年前，如果纯粹是筹创一个流亡作家笔会，似并无必要。因为海外华人社会并不缺乏互助、联谊和交流性质的华文作家协会和笔会。我深知，流亡的中国作家及文人，由于诸多原因和各自不同的历史背景，矛盾深、恩怨多、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另外，来自地下的作家和前官方作家协会的作家之间，由于各自的人生经历乃至美学观念上的差异，彼此之间甚难成立一个作家团体。

但是，从道义和责任上讲，甚至仅仅是为了回报救我出狱之恩，国际笔会主席的这一期望，我也是难以推却的。我是因为文学和出版文学刊物而入狱，也正因此，我才被桑塔格等西方作家营救出来。荷梅罗‧阿迪哲斯是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公开信要求释放我的人之一，他正是救我的人，美国笔会和美国西部笔会是参与营救我的主要笔会。我能推却吗？我可以推却吗？我当时无法慨然应允，又不能断然拒绝。

洛杉矶之行之后，我为此事陷入长考，我是一个和中国官方作协无涉、不和所谓文坛参和的地下诗人，作为流亡作家，也没加入任何海外的政治组织或作家团体，不参加任何政治乃至非政治性组织，卓尔不群，已成为我以往人生经验后形成的信条。此刻要我来亲自筹创一个作家笔会，这有违我的信念与行为准则，这使我十分为难。

因为，任何一位作家或文字工作者，特别是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假如因为文字、文学，因为争取写作、表达、出版自由而受到审查、迫害，甚至被捕入狱，我们，作为他的同行，特别是作为他的中文写作的同行（不管彼此的私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是否异同），不能沉默、无动于衷。或者，只是等着国际上的作家，国际间的作家组织表示公开的抗议或呼救，等着别国的政府、国际组织去努力营救，那不正常，也令人蒙羞。如果我们有一个自己的作家组织（它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因为没有什么比自由和个人性对作家更重要了。）可是，一旦发生了作家的作品受到审查、被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作家的组织可以发声，可以运作，特别是通过与国际笔会、各国笔会及其它国际人权组织的合作，去营救，声援，并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这就是我出来筹创这一笔会的主要目的，也是这一笔会的真正价值所在。1990年代初，作家萨尔曼‧拉什迪的遭遇，这世界上其它许多作家的遭遇，2000年，我本人的亲身经历，都给我上了这一课。

若这一笔会能够创立，能够接纳他们成为会员、甚至有一天，这一笔会是以这些作家为主体，笔会的创设才有必要性和紧迫性。而我理想中真正的作家团体，应该仅仅是作家的精神共同体，自由的文学共和国。

但是，因为我的亲身经历已使我不能不去重新思考。我两难，我开始和在中国及海外的作家友人商谈，最重要的是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和鼓励。

2001年初，我告知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中心及美国西部笔会中心，我愿意尝试筹创独立的（中国）作家笔会，我表示，让我努力试一试。随后，我获得同住在波士顿，多年来和我一起创办《倾向》杂志的老搭挡、诗人孟浪的认同和支持，我开始与在海外的流亡作家沟通联络，并获得了韩秀、万之、京不特、仲维光、洛夫、杨炼、胡冬、茉莉、郑义、刘宾雁、陈军、张慈等作家及友人精神上的支持和许多具体的建议。同时，我特别和在中国的刘晓波、廖亦武、阿钟等异议作家友人为成立笔会的事，进行了沟通和讨论，获得真正的响应和支持。我当时为自已订立的前提是，只有在获得了中国国内的，像他们那样的不依附于官方体制的独立作家的全力支持，我才可能去设法筹创这一笔会。

严格上说，是由于他们要我不可推卸此一历史责任，并承诺愿意去说服国内其它的独立作家成为笔会创会会员的情况下，我才真正开始了具体筹创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工作。

2001年4月前后，我与孟浪开始一个个致电邀请旅居海外的作家和流亡作家参加笔会。在中国国内，主要是由刘晓波承担邀请会员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廖亦武、余杰、任不寐等人均在创会期间参加了笔会。

笔会的筹创得到了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流亡作家郑义、侨居加拿大的杰出诗人洛夫的慨然应允和支持。70年代末便已参与创办地下文学刊物的作家和编辑万之，学者友人仲维光，诗人杨炼、胡冬，小说家马建在欧洲各地支持并加入。前中国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郭罗基、文革时期四川地下诗人蔡楚等也欣然入会。总体来讲，笔会的创会会员中包括了流亡欧美的作家、学者、出版人、编辑记者以及中国的独立作家和文化人。

按照国际笔会的惯例，一个新成立的笔会，它的会员应该至少有二十位以上，并能获得国际笔会的特别关注。然后，还须向国际笔会提出申请成为国际笔会分会的书面请求，并获得国际笔会待批准的回复认可。而最早的创会会员，还需获得国际笔会对每一位会员著作的审核、书面批准。他们的履历均需有英文的译文及说明，国际笔会才能去审核，这一工作量颇大，且正式，我、孟浪及协助我的义工友人无夜无日地工作，以达成此要求。直到二十多位创会会员的资格均经国际笔会认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才可能被列入未来国际笔会年会的入会讨论议程中。

我们笔会的中文名称，特别是「独立」两字是由创会会员万之首先向我提议，我、孟浪和许多创会会员为名称做了无数次的讨论和更改，最后，经伦敦国际笔会总部和我的反复十数次电话沟通后，才最后决定采用「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为国际认可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英文用名。笔会的英文译名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RE 也是在和美国笔会纽约总部的多次探讨中认定的。我们曾研议过使用例如自由（FREEDOM）作家笔会等许多不同的中英文名称，但均不理想，也不易在英语让人理解。

2001年9月，国际笔会在接获我关于笔会创设进展顺利的答复后，便全力促使完善夲笔会筹创的最后工作。当时，我和孟浪已被笔会创设的具体事务累得不行，不得不暂停歇一段时日时，在伦敦的国际笔会常务秘书琼．史班德女士（Jane Spender）持续来信和电话鼓励，敦促我一鼓作气，全力以赴。最初的二十多位会员，每个会员的著作、文学成就及作品简历英译，都必须以详细列报的形式传真至国际笔会，经总部审核认可，才可成为筹创中的国际笔会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分会会员。

那几个月，孟浪和我夜以继日，这些具体工作耗费着大量精力和时间，因为在中文作家普遍不了解国际笔会的运作、章程，在不知为何要创办笔会的情形下，这些作家们一个个居住在世界不同地理地区，和美东时间时差巨大，我和孟浪必须亲自致电这些作家们，沟通和劝谈，要日夜颠倒地投入。而且，当时的电话费昂贵，因为要寒暄、要谈各自的近况，还要谈天说地，然后才能切入正题。这常常还不能保证每个作家愿意加入。因为作家们，尤其是厌恶组织约束的自由作家们，未必都认可、并需要这样一个组织。

许多未加入笔会的作家友人们也有很好的建议和认可，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参加这个笔会，他们的善意和理解，鼓励了我。他们的忠告和悲观，彼此的成见，也使我心情沮丧。

终于，这一切都熬过来了。筹创中的笔会获得了国际笔会的认同。

2001年10月，作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筹创人，本人被国际笔会邀请列席11月底在伦敦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我自费前往（后国际笔会给了我机票的一半补助），以观察员身份，全程旁观年会议程，因为我负有让本笔会在年会上被表决通过成为国际笔会分会的责任（这责任有点太大了），我必须在会议之外的所有休息时间，向前来参加伦敦年会的八十多个分会的代表介绍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并游说他们支持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

在伦敦年会的最后一次全体代表会议上，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案列入议程。可以为傲的是，在美国笔会中心的支持并应允下，由全世界最大的笔会—-美国笔会（有逾五千名会员）提名，推荐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是世界各国笔会中人数最少的笔会）成为国际笔会新的分会。美国笔会代表Larry Siems为夲笔会作了精彩的提名发言，并将我引介给全体与会者，随后，国际笔会主席请我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人身份，向全体分会的代表用英语（我的破英语）作本笔会为什么要成立及申请加入国际笔会理由的发言（文从略）。我主要谈了三点：

１，  文学和作家在中国的处境。流亡作家和中文的流亡文学。

２，  我们笔会成立的背景、原因和历史责任。

怎样看待和怎样面对庞大的中国官方作家组织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笔会）。

我的大意是，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并不代表国家，我们代表的是作家和文学的尊严和自由。我并不是为了对抗他们而来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立，是为了争取和守护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为了作家个人的尊严不被侵犯和侮辱，是为了文学和写作的自由而成立的。正是因为中国作家协会及中国笔会不敢争取作家在中国的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甚至对在中国不断发生的伤害作家尊严和自由的事件视而不见，才使我们这一笔会的创立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和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应该是互动、监督并督促彼此真正遵照国际笔会章程，维护作家和文学的尊严和自由的良性关系。

我的发言竟获得了几乎所有与会代表的持久掌声，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申请加入，是整个年会的高潮。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许多分会代表纷纷走上来和我握手致意，并在随后的发言中强调，国际笔会等待我们的加入，已经等了十多年。终于，我们可能坐在一起了。

国际笔会内多个流亡作家笔会分会，如古巴、伊朗、越南流亡作家分会。他们的代表先后发言支持，并给了我温暖的拥抱。

我的发言之后，年会各笔会分会代表曾有过热烈的争论及讨论。在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的另一块牌子）缺席的情形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加入案在会上先后受到了三个与会笔会代表不同的提问和质疑，他们是巴勒斯坦笔会、法国笔会和日本笔会，日本笔会对于我们笔会为什么要称为「独立」（Independent）表示不解，疑虑这一概念是否会让人有国家独立的联想。法国笔会质询了我们笔会会否与中国笔会发生冲突，以及我们的笔会有多大的代表性等问题。而巴勒斯坦笔会则认为官方的中国笔会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权利，我们这一笔会的加入是否多此一举等。我对此一一作了解释和回答，我强调：

1.「independent」是作家的独立性，而非国家的独立。

2.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不是一个流亡作家的团体，它包括了在中国境内的作家，台港两地和海外华人世界的作家。

3.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无意取代任何其它的笔会，也无意代表国家，反而希望和所有的笔会，特别是中国笔会及海外的华人笔会建立起建设性的对话和互动关系。

此一解释及陈述，获得了其它分会代表的鼓掌和发言支持。巴勒斯坦笔会代表在会后还向我致歉，表示他们私下会支持我，公开的发言主要是为了不惹恼缺席的中国笔会。而日本笔会则在会后表示理解和支持我关于本笔会捍卫和争取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的陈诉。

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在中国笔会缺席的情形下，最后，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获得超过八十个国际笔会分会代表的支持，他们对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加入投了赞成票。只有巴勒斯坦笔会和法国笔会投了弃权票，没有反对票。

本笔会被通过接纳为新分会后，十几个其它分会的代表纷纷走到我的座位上，向我表示祝贺，并和我握手拥抱（可惜，大部分均是男性）。

中国独立作家笔会进入国际笔会了。我的艰巨使命完成了。

在此次国际笔会年会上，另有尼日利亚（奈及利亚）和另一非洲国家的笔会被通过成为新的国际笔会成员。

国际笔会并未规定每个国家的国家分会，才可以成为国际笔会的成员，一个国家可以有多个笔会为其成员，包括不同语种的笔会、而不同地区非国家属性的笔会，也可以成为笔会分会，例如美国就有两个笔会：美国笔会中心和美国西部笔会，均是国际笔会的分会。据我所知，中国笔会及上海、北京及广州的地区笔会（这是此三地地方作家协会的另一块牌子）均是国际笔会的分会。年会上有人告诉我，近十年来，中国笔会（中国作家协会）只在1999年参加过在日本举行的国际笔会年会，及2000年在莫斯科由俄国笔会筹办的国际笔会年会外，其它时间均是缺席的。

而近十多年来，有越来越多来自专制国家的流亡作家成立了自己的笔会，它们也成为国际笔会的分会，并成为国际笔会中活跃的分会。

国际笔会是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非政府组织，也是非政治性的国际作家组织，是国际作家的联合体，以守卫作家的创作自由和表达自由。

（2005年初稿、2007年8月修订）

诚实的纪德

刘晓波

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有两位著名的法国作家先后访问过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两人又都写下了“访苏日记”，日记中都记载了苏联的黑暗面。但是，一位把日记隐瞒了六十年，直到前苏联解体时才见天日；一位从苏联归来后就公开了日记。前者是罗曼·罗兰，后者是纪德。

“说假话，及以保持沉默的方式说谎，似乎是合适宜的。”公开了真相的纪德对隐瞒了真相的罗曼·罗兰如是说。到了二十世纪末，两位著名作家的选择的是非对错已经一目了然：当年在西方知识份子心目中的神圣的红色苏联，并没有因为罗曼·罗兰对其罪恶真相的隐瞒而长存；而纪德对斯大林极权制度的勇敢揭露，则在半个多世纪前就预言了苏联的失败。然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西方，纪德的诚实几乎遭致了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围剿，而罗曼·罗兰的欺瞒却使他成为“知识人良知的代表”。这种本末倒置的荒诞，再一次证明了历史的确是卓越的反讽大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十年，紧接着就是一九二九年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大经济危机，普遍的萧条使人们陷于当下的贫困和对未来的迷茫之中，加之三十年代初，德国的极右翼纳粹在竞选获胜，希特勒为了独揽大权而制造了“国会纵火案”，大规模迫害共产党人，使西方的许多知识分子，由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困惑走向彻底失望，纷纷转向左倾的共产主义，到苏联的新社会试验中寻找新的理想，遂形成了西方的“红色的三十年代”，甚至连基督教组织都公开支持无神论的苏联，有教会曾出版一份刊物，封面居然是用一个大十字架擎起互相交叉的镰刀和锤子，基督教象征和苏维埃旗帜的完美结合，真是绝妙的共产主义无神论和基督教唯灵论之联盟的象征。

当时，纪德和罗曼·罗兰都变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的热烈拥护者，他们参与了一九三五年六月成立的左倾色彩浓重的“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的筹建，在有二十八个国家的二百三十位代表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选举了由12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其中有三个法国人，占了四分之一，纪德和罗曼·罗兰双双当选，可见当时西方知识界具有多么强烈的左倾情结，也可以看出政治上激进的法国作家在世界上的崇高地位。主席团的其它成员几乎全部是世界最知名的作家，如德国的托马斯·曼，英国的E·福斯特，爱尔兰的萧伯纳，美国的S·刘易斯，以及苏联的高尔基等。凭着当时浓烈的左倾氛围和自己崇高的知名度，纪德和罗曼·罗兰到处演讲、做报告、主持左派的大会；他俩都接到过从世界各地寄来的成堆的信件，全球的无产阶级把他们作为共产主义的代表作家和社会良知。

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处于国际孤立境地的独裁者斯大林，对西方知识界的思潮变化极为敏感，他充分利用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所导致的整个世界向左转的国际形势，全力争取国际舆论、特别是左倾知识分子的同情和支持，以摆脱孤立的处境。所以，当时的苏联经常以特殊的厚待，邀请各国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访问苏联，像接待国家元首一样对待著名作家：每一位来自西方的著名作家的到访，皆有盛大的欢迎仪式，之后就是全程陪同的参观和游览，每一阶段和每一地方的参观、访问、游览、接见、讲话，都伴以簇拥的鲜花、热烈的欢呼、经久不息的掌声、丰盛的宴会、豪华的宾馆，而且一切开销全部由主人承担，甚至客人要自己出钱买包烟抽都不可能。主人会大方而真诚地说：这是在社会主义的红色苏联，我们怎么能让尊贵的客人们破费呢！

对此，纪德非常反感，他多次提出由自己付费，但是都被慷人民的血汗之慨的主人委婉阻止了。他不得不接受苏联人的慷慨，但是良心的自我折磨也一直伴随着他访苏的全过程。他知道，这个制度的统治阶层，享有全面的特权，包括为了特权的巩固而任意挥霍全民血汗钱的特权。这个特权阶层给予可以利用的客人的一切免费的特殊优惠，决不是无条件的付出，而是要得到客人的知恩图报，其目的无非是让这些外来者以其巨大影响而为苏联大唱赞歌。纪德访问苏联时享受的特权，不仅是物质上的，而且是社会地位和个人荣誉上的。他在苏联时正赶上高尔基逝世，主人让他荣幸地登上红场举行的隆重追悼会的主席台，与斯大林、莫洛托夫、米高杨等苏联领袖们站在一起，苏联政府还邀请他为高尔基致了悼词。这对于一个向往苏联的西方左派作家来说，是何等的礼遇和荣誉呀！

然而，苏联当局在纪德身上所做的慷慨投资，非但没有得到客人的感激和回报，反而挨了一记“背信弃义”的耳光。

对于纪德这样视个人的诚实和良知为生命的一个知识分子来说，亲眼看到苏联体制的反人性现实，对这种特权和过分优待感到不安，不断地思考主人如此慷慨大方的原因，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这是充满任意挥霍特权的“一个人的专政”。于是，他拒绝利益收买、不屈从强权恐怖和朋友圈内的指责，公开真相。正是这样的诚实和良知，使纪德不惜冒犯斯大林和西方的左派，不顾罗曼·罗兰和阿拉贡及知识界的老朋友的劝阻，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他为自己的“访苏日记”订下的写作原则是：“我为自己立下了一个规矩：凡是我自己没有亲自耳闻目睹之事，一律不予采用。”他对斯大林体制真相的揭露，起到了巨大而不可替代的见证作用。从此，他由“苏联的好朋友”变成了苏联的敌人，不仅受到斯大林和苏联人的忌恨，而且遭遇西方左派的疯狂攻击。而斯大林是狡猾的，在纪德的访苏日记刚刚出版时，他立即指示法国共产党对纪德的书保持沉默，害怕越争论效果越不利于苏联，何况，斯大林进行的党内大清洗正在疯狂进行。当然，作为报复，斯大林绝不会再邀请纪德访问苏联了。

纪德的《从苏联归来》第一版，已经写得很克制了，众多的关键地方还是笔下留情的。面对整个欧洲掀起的反纪德狂潮，面对诸如罗曼·罗兰、阿拉贡、尼赞、杜伽尔、爱伦堡等著名人物的围剿，面对为纪德说情者也被开除法共党籍的株连，面对诸如“盖世太保的代理人”、“黑衫党的盟友”、“可恶的老头子”和“莫斯科的哭丧者”等恶毒而疯狂的指责及辱骂，他非但没有退缩，反而更加坚定地主动出击，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修订，更充分地揭露苏联的黑暗，使之变得更全面、更触及苏联幻象的本质。修订后的版本，从经济、科学、工业、司法、文化、妇女状况、公共道德、普遍贫困等方面，揭穿了苏联宣传的谎言。纪德说：“苏俄的共产主义，是普及谎言的，在那里，甚至连眼睛都可能受骗。……俄罗斯不是一个提出诉讼的地方，但是，西伯利亚，的确是个流放的地方。”纪德又说：“谎言是根本靠不住的。重要的，是如实地看待事物：在今天的苏联，人民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幸，比如何国家都更加缺乏自由。”

在对纪德的指责中，有许多近于人身攻击的谩骂，其中就有罗曼·罗兰，他说纪德的错误是“罕见的”——还没有表现苏联人的崇高生命就用笔结束了这生命，他对纪德的指责决不仅仅是出于信念的相左或事实的真伪，因为罗曼·罗兰非常清楚自己所亲眼看到的，并把它们记在了日记中。他所看到并记载的某些事实，正是纪德所看到和所公开的。罗曼·罗兰已经意识到了自称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苏共，正面临着“变成享有特权的阶级”的危险，斯大林式的专政有许多反人性的残酷。

从理智上讲，两位作家对斯大林体制下的一些事实的认识，没有根本的分歧；两人在苏联所经历的和所了解的真相，也不会有实质的不同。两人之间的分歧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人格：同样是支持苏联的左派作家，纪德是诚实的无私的个人主义者，而罗曼·罗兰则是伪善的自私的宗派主义者。所以，纪德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之后，能够勇敢地面对自己的过去，尽早地承认错误，知识分子的道义良知使他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是没有自尊心可言的”，因为“人类，人类的命运，人类的文化”比一个著名作家的自尊心、比苏联更重要。另外，纪德是坚定的个人自由的捍卫者，他之所以能公开真相，还在于他不愿意让党派权力凌驾于个人良知之上，他不做任何政治交易，不想用出卖个人诚实来换取党派的接纳、利益和荣誉。所以他能够超越狭隘的党派利益，保持住知识分子基于个人诚实的独立、超然和公正。他说：“没有一个政党能拉住我，能让我把党置于真理之上。只要一听到谎言，我就很不自在，我的作用就是要揭露它。我执着于真理，如果党离开了真理，我就立即离开党。”

而罗曼·罗兰，把一己名誉看的比道义、良知和人类正义更重要，仅仅为了自己作为一个著名作家的自尊心，而不惜隐瞒事实，在真相已经证明了他的以往信念的错误后，却不敢承认错误和承担责任。当时的法国及西方，正是右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左倾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大论战的时候，罗曼·罗兰的日记所记录的事实，如果公开，肯定有助于澄清思想混乱，但是显然不利于他所属的左派阵营。为了派别的利益，也为了自己头上的左派知识分子的革命光环，他居然隐瞒了那么残酷的东西，包括与斯大林的谈话。

阅读纪德的传记，会更深地理解他之所以不同于罗曼·罗兰，决不仅仅是苏联之行造成的，而是因为早在访苏之前，两个人在人格与思想等方面已经有极大的差别。无论干什么，纪德在骨子里都是一个诚实的个人主义，他的自我要求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保持个人的“灵魂高贵”和知识人的“起码良知”。早在二十年代，他的非洲游记如实地揭露了殖民者的罪恶——垄断、苦役、强制移民、焚毁村庄、严刑拷问、反复进行的屠杀等，而且这一切皆是他的祖国法兰西犯下的。为此，纪德背上了“叛国者”恶名，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退缩，反而进一步向法国政府和议会递交了一份考察报告。正是在纪德的大声疾呼和全力奔走之下，在法国的公共舆论和议会之中，展开了关于非洲殖民地的大辩论，形成了对法国政府的巨大压力，最终使政府承诺释放十二万名黑人奴隶。

纪德有极为天真的一面，他转向左倾的时期，正是他认为自己在文学上太老了，在政治上又太年轻，他为过去的自己对革命的贡献太少而痛苦。此刻，他看到了苏联发布的五年计划公报，便一下子被其新颖的建设蓝图所吸引。他把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当作一项英雄主义事业和“精神上的新飞跃”。他认真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被其中的道义激情所打动。而另一方面，纪德的天真又有看穿“皇帝的新衣”的锐利和大声说出真相的无邪品质。他参加了一些欧洲共产党在苏联操纵下的活动后，立刻敏感地意识到，这种类似宗教的狂热信仰的可怕。他不断地被内心的挣扎所折磨，不断地自我反省，他说自己处在身体的服从和精神的抗拒、集体平均主义和个人自主、按照组织要求发言和服从自己内心诚实之间的分裂中。他想弥合个人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分裂，他和几位西方作家一起致贺信给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苏联的文艺能够“建设共产主义的个人主义。……共产主义者，只有在重视每个人的特点的时候，才使人们敬服。每个艺术家，必须成为个人主义者……”“一旦作家被迫服从于某种口号，任何文学都将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他想保持个人的声音，他害怕听命于人，害怕自己的声音在党的要求下走样，害怕在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下自己的声音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所歪曲。所以，早在一九三三年，他就拒绝了苏联人通过阿拉贡给他的建议：把他的作品《梵蒂冈的地窖》改变为电影，搬上苏联的银幕。

在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案件中，著名作家佐拉的义举，在还是青年的纪德心中，植入了“高贵灵魂”和“诚实良知”的种子，他当时受到佐拉的感召，也参加了许多后续的援救活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希特勒制造了“国会纵火案”之后，他便为被纳粹迫害的德国共产党员季米特洛夫等人奔走呼号，还和马尔罗去德国，想约见戈培尔或总统兴登堡，阻止纳粹继续迫害共产党员；在他访问苏联之前，他曾为营救支持托洛斯基的共产党员作家C·谢尔盖，而致信给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希望第一个给人以希望的社会主义国家，不要把“谢尔盖问题”变成又一起“德雷福斯案”。苏联当局正在全力拉拢纪德，于是就卖了个人情，在纪德访苏前的一九三六年五月，释放了谢尔盖。正是这种一以贯之的品质，使纪德在加入法共之后，仍然坚守着一个顽固的想法，那就是在被党拿走的肉体中，保持住“灵魂的高贵”。

按照纪德传记作者对当时的叙述，决定接受苏联的邀请，对纪德来说也是需要一定的勇气。当苏联官方通过一系列朋友劝他接受邀请时，他一度处在极端混乱的内心惶惶之中，因为他已经意识到，去苏联的结果很可能是“失望”而归。因为，内在预感告诉他：“我将被迫经常说话。但是我心里明白，我将被迫超越我的思想。我的话将被翻译成俄语，再被译成法文。这肯定会使我说一些我不想说的话，而且我不能纠正。我想把个人的观点保持在共产主义的范围之内，但这一切努力将付诸东流。”更重要的是，他纪德的内心深处怀有一种对苏联的恐惧，不是对革命的恐惧，而是对特权化接待的恐惧，他说：“那边发生的事情，开始令我有些害怕，我非常害怕资产阶级化。”为此，他还故意想摆脱说客们的纠缠，于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间远避非洲。

然而，人民阵线在法国选举中的获胜鼓舞了纪德，他的好朋友昂·勃鲁姆开始领导法国，乐观情绪洋溢在左派控制的国度上空。于是，在纪德提出的陪同人选的要求得到苏联当局的满足后，他便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七日踏上了苏联，游历了两个多月，于八月二十四日离开。

仅三个月后，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他发表了《从苏联归来》，第一版销量十万册，这是一个纪德万万没有想到的惊人数位。一九三七年初，他迎着东西方两面夹击的狂潮，又发表了《“从苏联归来”之补充》，使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真相更深入地公之于众。他在完成了对苏联幻想的颠覆之后，轻蔑地对待左派们对他的人身攻击；在全世界共产党人的诅咒声中，他又投身于另一场与极权主义的斗争中：当共和主义在西班牙内战中败于独裁主义之时，他继续为保卫西班牙共和国而战。

纪德访苏的结果既不幸又幸运：不幸的是他个人，访苏的亲历完全印证了他行前的恐惧和预感，毁灭了他的理想；幸运的是人们，世人有机会看到不朽的见证：《从苏联归来》。

中国公民运动中的民间纪录片

滕彪

 
一

村里土地被村官卖掉，账目却并不公开，村民在律师、记者、学者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罢免村官运动。2005年广东番禺太石村事件是方兴未艾的中国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著名案例，而艾晓明的纪录片《太石村》记录了这一事件，律师遭殴打，村民被抓捕，村庄笼罩在恐怖气氛中。最后的镜头是拍摄者被不明身份的暴徒围堵，车玻璃被砸碎，惊恐地拨打电话求救。制作人打上这样的字幕：“在拍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机构都有摄像机，我觉得村民也应该有一架属于自己的摄像机。”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压制性政治体制造成的侵犯人权现象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反抗。后极权政治体制无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权利意识和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这可以来看做是目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在此背景下，中国公民维权运动应运而生。而从互联网来到中国之后，明显地增加了公民运动的速度、广度并改变了其面貌。从文字到照片，从图片到视频，从传统媒体到公民记者，从单向传播到信息互动，这个过程符合传播和社会运动的发展规律，而纪录片正在中国公民运动中扮演非常引人注目的角色。

我曾经以维权律师的身份介入一些人权案件，非常强烈的一个感受是，中国既没有独立的司法，也没有独立的媒体，可以借助的为数不多的手段就包括利用官媒以外的渠道传播真相，诉诸公众的舆论和道义的力量。自然而然地，纪录片以其图像和人物的直观性，最容易被人理解，产生共鸣，达到震撼效果；有时可以放大当事者的声音、推进事件本身的进展，甚至会成为某一公共事件中最为关键的转折点。

 
二

一类纪录片是直接记录某个案件或事件的，比如艾未未的作品《老妈蹄花》，记录了谭作人案开庭前，艾未未作为法庭证人在成都的种种遭遇。《老妈蹄花》出来之后，在网络上十分红火，争相传看，对于谭作人案的宣传动员，居功至伟。以致艾晓明教授在讲述谭作人等志愿者调查四川地震的纪录片《公民调查》之后，又推出《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记录艾未未的地震调查工作和老妈蹄花。

奥运之前发生的杨佳案，在中国民众尤其是网民中引起的巨大震撼，不亚于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一个孤僻的人》揭示了杨佳案的种种不为外界所知的真相。杨佳案之于艾未未，正如太石村至于艾晓明的意义：促成了一南一北两个重要公共知识分子的某种转变；他们以自己的行动和纪录片作品，成为中国公民运动中的突出人物。

艾未未的《美好生活》讲述的则是冯正虎争取回国权的艰难历程。冯正虎在日本成田机场坚持92天，成为公民维权运动中一个传奇式人物。上海访民前往营救、摇旗呐喊，twitter网民长期关注声援，最后冯正虎得以回国，该案例极大地鼓舞了艰难抗争的民间维权力量。2006年、2007年艾晓明教授冒着巨大风险完成的《中原纪事》和《關愛》两部纪录片，分別紀錄了河南及河北省感染愛滋病的村民的痛苦、抗争及艱難的上訴之路。艾曉明说：“我每次拍攝都會和當地政府產生直接衝突。”地方政府把她被定為“反動教授”，强力阻挠村民接受採訪。此外她的作品《开往家乡的列车》讲的是广东打工者春节回家乡的故事，《人大代表姚立法》则聚焦在扎根民间的活跃人士。这些作品也记录了民间组织在基层的形成和努力，而作品本身也可以看作是这种努力的一部分。

独立制片人何杨的《吊照门》，讲述了维权律师唐吉田、刘巍被北京市司法局吊销律师证的事情。他的《应急避难场所》，讲述的是维权律师倪玉兰遭受迫害的故事。她在为拆迁户维权的过程中，被恶警打成残疾，之后被诬告袭警，以“妨害公务罪”被判刑二年。出狱时，自家房屋遭报复性拆毁，只得流落街头，在皇城根公园的一角的“紧急避难场所”搭起帐篷度日。面对镜头，她平静地讲述起多年来遭遇的惨无人道的虐待和酷刑。虽然从纪录片的角度，太多的叙述和太少的场景变换会影响观赏性，但故事本身的震撼力弥补了这些不足。倪玉兰案虽然在几年前有过报道，但没有引起太多注意。而何杨的纪录片通过网络传播之后，twitter、微博上成千上万的人转发，倪玉兰的故事才被广泛关注，而迫害倪玉兰的恶警肖巍等人也受到网民的强烈谴责。人们纷纷前去“应急避难场所”捐钱送物，表示支持，在“616”端午节这天，网友组织了消夏晚会，声援倪玉兰，警方将倪玉兰抓到派出所，网民干脆到派出所门口搭帐篷抗议。6月27日《南方人物周刊》报道了倪玉兰，并提及网友“围观”派出所，这无疑进一步改善了倪玉兰的境况。在围绕此事件的公民行动中，纪录片无疑起到了最为关键的作用。

 
三

另一类纪录片则直接参与和记录公民行动。比如在公民行动中轰轰烈烈的“福建三网民案”。2009年6、7月，因发布“严晓玲案”的网帖以及拍摄上传相关视频，范燕琼、游精佑、吴华英3人被以“诽谤罪”刑拘、起诉并被法院判刑，这引起网民的持续关注和强烈抗议。围绕开庭、宣判、出狱，前后有多次围观行动。每一次围观都有很多手持DV、手机、相机或专业摄像机的拍摄者，他们或者将声音、照片同步传到twitter、微博等社交网站，线上线下相结合，或者在事后制作纪录片，详细呈现现场情况及前因后果。《让公民与正义比太阳更光辉》记录了“3·19”开庭的情况；而“4·16”宣判日的围观行动，人数之多、场面之热烈、组织之有序，值得一书。和番禺垃圾焚烧场事件、厦门PX事件之围观不同，三网民案之围观抗议者并非直接自身利益相关人，他们有着争取言论自由的明确政治诉求。关于“4·16”的纪录片，在网上流传的就有飘香版、评修版、小凡版三个版本，而综述三网民案的何杨版纪录片正在制作之中。

飘香制作的《公民行动：赵连海案庭外纪实》记录了结石宝宝家长赵连海被审判时，大兴法院门前的公民抗议行动。北京许志永、滕彪等人发起的暴力拆迁公民关注团，也主要以公民DV方式，直接记录突发的暴力拆迁场面。在历次围观“黑监狱”、营救访民的公民行动中，摄像机不仅代表了公民权利，也同时具有话语权力的意味。驻京办开设黑监狱、非法关押访民的行径，最害怕的就是曝光。在河北定州血案、福建汕尾血案等事件中，在数以万计的暴力拆迁事件中，在每年数以万计的群体性抗议活动中，公民录像既成为受迫害者留取证据的方法，也是向公众传播真相的手段。

2007年的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新浪、六间房、土豆网、优酷等视频网站开辟钉子户视频专栏，公民记者每天上载现场视频，数千万网民观看传播、参与讨论，成为网络公民运动的经典案例。之后的厦门PX事件，一部名为《我们不要GDP，我们要生存》的纪录片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播出，有人把这个短片称作“中国在线影像行动主义”的代表。周曙光、北风等人在这些事件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公民记者的代表。在太湖水污染事件中的视频作品《无锡水祸》、《我拿什么拯救你，太湖》，反映怒江小沙坝村民抗争的《怒江之声》，也是在环保领域记录和推动公民运动的例子。

公民运动纪录片将会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维权运动如火如荼，公民法治意识和抗争精神迅速提高，民间NGO组织在艰难的法治环境中成长壮大并会扮演更活跃的角色，而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兴起对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另一方面，视觉电子媒介发展迅猛，DV、电脑编辑、宽带网络、手机上网、博客、微博客快速普及， “视觉维权”、“影像维权”、“媒体行动主义”、“全民媒体”、“自媒体”概念将被广泛关注。1990年代兴起的新记录运动，也不会再满足于个人命运的单纯记录，和社区经验的客观呈现，而是更多地具有公共精神和参与意识，并在现实行动中展示影像的直观力量。

 
四

记忆与遗忘也是中国公民运动纪录片的一大主题。谈及中国纪录片运动，不可绕过胡杰。他在1995年就开始了独立纪录片制作，当年就推出《圆明园的艺术家》和反映小煤窑工人生活的《远山》。2004年的《寻找林昭的灵魂》是中国独立纪录片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胡杰成为带动公民影像运动的最重要的先锋者和启蒙者之一。2005年吉林艺术学院女教师卢雪松因带学生看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被校方停课，这件事也使胡杰、林昭、纪录片受到公民社会的更多关注。之后，胡杰推出《我虽死去》，讲述北京文革时第一个被红卫兵打死的女校长卞仲耘的故事；《我的母亲王佩英》讲述了文革时期，一位有着七个孩子的母亲王佩英，面对谎言仗义执言，而被残酷批斗继而被判处死刑的故事。胡杰正在制作的纪录片几乎都是“抢救历史”的工作，无论是反右、文革还是更新近的历史事件，对抗遗忘、挖掘真相，都是公民运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在地震之后，政府对媒体下达禁令，对民间调查者极尽阻挠威胁之能事，有些校舍废墟旁有专人看守，禁止拍摄；学生家长被警告，上访者被抓捕甚至判刑；谭作人因调查地震竟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5年，被抓捕或判刑的还有黄琦、刘绍坤、曾宏玲、潘建林等人（潘建林是四川地震纪录片《谁杀死了我们的孩子》的作者）。在这一背景下，艾晓明的作品《我们的娃娃》算是坚定而愤怒的抗议。她记录了普通人的悲痛和抗争，质疑了官方歌功颂德的宏大叙事。

艾未未的地震调查行动是2008年之后公民行动的主要一章。《4851》和《念》很难算是纪录片，却应该在这里提及。87分钟的《4851》没有情节，没有人像，没有场景，只有一长串遇难学生的名单和背景音乐。《念》则是由普通公民参与，每人念一个在地震死亡的学生的名字，将音频汇总而成；这是以民间记忆对抗遗忘政策的典型案例；面对真实的死亡，面对一个无法归类的作品，人们不得不反省自身对苦难、人性和体制的态度。如果更多的人自觉留存和分享集体记忆，则谎言和遗忘无法肆虐人们的精神生活。如果公民的维权抗争旨在重建公民社会和政治结构，那么与遗忘的抗争则旨在重建民族的精神家园和共同体的自我认同。

中国公民记者的另一个代表性人物是老虎庙。他的24小时博客广为人知，除了发起“救助流民计划”、定期在博客上发布展现流民生活和遭遇的视频以外，他近年来积极参与更广泛的公民行动。虽然他的多数视频作品并非严格意义上的纪录片，但因其具有即时性、草根性、持续性，逐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努力走向公民社會》是老虎庙最近的系列纪录片。此外赵亮的《上访》、王利波有关唐山大地震的作品《掩埋》，陈为军关于艾滋病问题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等作品，也可以算是留存民间记忆的艺术探索。
五

互联网对中国公民运动的影响极为重要，对纪录片同样如此。艾未未在一次座谈中说到：“打开摄像机，开始拍，别的都在其次。”面对越来越多的公民运动参与者和公民影像工作者，官方的封锁堵截越来越捉襟见肘；民间除了邮寄、赠送、私下复制和播放之外，主要的传播方式都依托于互联网。一类是youtube、土豆、酷6等在线视频观看方式，包括可以发布视频的个人博客；一类是电驴、BT等做种方式；还有米人、115网盘等网络硬盘方式。公民传播真相与政府的掩盖、封杀，必将展开持续的搏斗，一个平民纪录片的时代，一个公民运动纪录片的热潮，必将来临；正如一个自由和真实的中国，必将来临。

“如果缺乏视觉表达和记忆，我们对历史、社会的认识会流于概念化，因此也很容易忘记，缺乏感情的冲击，缺乏对痛苦的感同身受，我们的价值观也很容易被其他概念所取代。”艾晓明的这段话肯定了影像语言的优势，而艾晓明、艾未未等人参与现实的直接行动，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典范。前不久访问北京的米奇尼克先生在与推友座谈时说，“在专制体制下，诗人就不仅仅是诗人，哲学家就不仅仅是哲学家。”对于关注参与公民运动的纪录片制作人来说，他们从来不把自己仅仅当成是视觉艺术家。当然，纪录片制作人需要对代言人角色、对自身的话语权力和媒介的客观中立性、对意图伦理和责任伦理具备适度的反思能力；但就当下中国而言，在一个缺少新闻自由、创作自由的体制下，在一个人权受到普遍践踏、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严重缺乏的情况下，发掘真相、拒绝遗忘、关注弱者、批判专制，是最为难能可贵的。

纪录片作为一种斗争工具参与社会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60年代。从法国、加拿大、美国，到南美、中东，以及台湾、香港等地，都有大量的纪录片作品在社会运动中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中国公民运动纪录片正在发生的一切，将会丰富纪录片的历史，而且也必将丰富公民运动和政治转型的经验。纪录的真正魅力在于拉近时空，联接隔绝的世界。信息垄断是专权者的有利武器，而公民影像使掩盖在一定程度上失去效力。仅仅是这些为数不多的公民影像作品就已经使得专政机构付出了巨大代价，可以想见，随着公民影像运动的扩展，掩盖真相将成为一种徒劳和过时的手段，那个时候，权力运行模式应该会发生有意义的变化。

教会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个威胁

王怡

何谓近代，以鲁迅为中心

（转自泼先生PULSASIR）

“六四”后监狱里创作出的《毛时代的爱情》

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 Courtesy of Zhifeng Liao

1966年文革伊始。庄子归17岁。为了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他第一个上台，在誓师大会上打了自己 父亲一个耳光，还把出身军阀家庭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庄子归的命运犹如一只蚂蚁一样，在时代的波浪中起伏：参加过红卫兵的文攻武斗、作为知青下放到 农村接受改造、返城后又逃亡到西藏。在从西藏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听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年文革结束。在这十年中，庄子归分别与四位女孩发展出没有 结果的爱情。这便是流亡到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最新小说《毛时代的爱情》所讲的故事。

小说初稿秘密写于1993年的四川监狱，经多次修改，在今年3月8日最终定稿。中文本与英译本有望在今年推出，英文翻译为季羡林《牛棚杂忆》英文版翻译江晨欣。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县，父母均为中学教师。文革期间父母离异，他曾沦为流浪儿，1980年代成为先 锋派诗人。因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凌晨写作并朗诵著名长诗《大屠杀》，以及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廖亦武于1990年3月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获刑四年。出狱后，他多次化名出版《沉沦的圣殿》《边缘人采访录》《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书，它们旋即遭官方禁止、销毁，却成为盗版市场的畅销书。 2007年，《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发表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片段，2008年5月该书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让廖亦武在海外一举成名。

2014年3月，柏林，刘霞攝影展上的廖亦武。

Courtesy of Ali然而，在中国，他的言行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曾多次遭警察抄家，前后搜缴手稿几百万字，仅《六四·我的证词》便重 写了三次。在2011年台湾出版的《六四·我的证词》前言中，廖亦武讲述了自己写作的艰难：“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 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廖亦武曾十几次被禁止出国。2011年7月，因准备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上帝是红色的》《六四·我的证词》，受到警方再 次判刑坐牢的威胁，他买通黑社会，辗转越南逃亡德国。

流亡后的廖亦武，著作以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吆尸人》《轮回的蚂蚁》《记忆仍留下》等，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雪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法国抵抗诗人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近日，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在德国的廖亦武。以下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你最近完成了一部文革小说《毛时代的爱情》？

答：这部小说初稿是在监狱里写的。1990年，我因《大屠杀》诗案被判刑四年，辗转四个监狱，最 后在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大竹县在大巴山深处，很偏僻，但很有名。北京秦城不方便关押的政治犯，几乎都往这儿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把鲁 迅的学生、鼎鼎大名的胡风转到这里，关了十年，活生生被整疯掉。胡风在八十年代平反了，图书馆还有关于他的许多回忆书籍，监狱长和政委常将“我们关过胡 风”挂嘴上，很得意的样子。“六四”有些不愿意开枪的军官也关这里。我入狱时，还有好几个文革造反派在里面，包括我小说里提到的重庆的一个造反司令，他给 我讲了不少文革故事，那个时候他很忠于毛泽东，邓小平当政时，每来一本邓小平的书，他就加若干旁批：放屁、吃屎、X你妈。这也放屁那也吃屎、X你妈，他觉 得邓小平背叛了毛主席。我号房的下铺，也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关进来的反革命。所以说，当时在里面写这部小说，有人物氛围。

总之，这是个很奇特的监狱，混杂了文革政治犯、“六四”政治犯，其他时期的政治犯。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暗号是 “把沙漠改造成绿洲”。还关了一个率众攻打县医院、焚烧避孕药具的农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为得到较多国际关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极不平衡，认为我们一辈 子反党倒不如你们临时反一下党，彼此矛盾很大。

我在这个监狱秘密写作。我们队的卫生员杨老头，曾是国民党《扫荡报》记者，算是读书人，我们很谈得来，我每写完 一部分就交给他，他帮我藏起来，以免检查监舍被搜走，这要是查到可不得了，会出加刑的大事。所以，杨老头这个老反革命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时全靠他替我藏匿 手稿，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篇小说的初稿。我在监狱，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教我吹箫的老和尚师父，另一个就是这位杨老头。

问：为什么想到在监狱里写一部文革小说呢？

答：我父母被文革整怕了，他们总是对我说，别惹共产党。可1980年代我还很年轻，热爱美国垮掉 一代，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的《嚎叫》、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答案在风中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热爱台湾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東西。我感觉几代中国人民（包括我父母）很可怜，我渴望去全球各地流浪、寻 觅、奇遇，弄清人生的真正含义。所以根本不把父母的警告放心上。直到自己跌进牢里，才猛然理解了他们。

不对，其实在1989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就理解“别惹共产党”的含义了。从西方广播电台里，清清楚楚传来枪声和 惨叫，太叫人崩溃了。之后，中国回到了文革，所有单位党组织对所有个人进行政治审查，每人必须向党交代，在学潮期间怎么想、干了什么。我当时在四川涪陵地 区艺术馆工作，中央有红头文件，搞人人过关，重大嫌疑就移送公安机关。我在重庆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时，车站、码头、大街、学校都密密匝匝贴满《通缉 令》，北京的、地方的学运、民运头头，据说大部分落网，王丹也被自己的亲戚告密，上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安魂》剧组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选女演 员，居然有武警部队驻扎在里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学生舞会都有持枪武警站岗，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级兵营，这种全国军事化，就是在拷贝文革毛时代。不同 的是，文革是几亿民众歇斯底里崇拜毛主席；而“六四”屠杀后，共产党丧失民心，只能靠军队制造红色恐怖。

后来我被捕，先后蹲了四个监狱。高墙内的军管，一直都是文革模式。1991年8月19日，苏联突发政变，戈尔巴 乔夫被囚禁，可眨眼之间，军队倒戈，局势也倒过来，苏联解体了！有个元帅还自杀了！记得当时，我所在的重庆看守所加了双岗，每座牢房上面，都架着上满大号 子弹夹的机关枪。我们这类政治犯被依次叫出去，交代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平日小有违反监规，就警告一下，但在此特殊时期，武警被授权，稍有异常就开枪。这种 战备状态，酷似文革毛时代。

在这种监狱写这种小说很有氛围，比如大家一起政治学习、讨论，队部和全监开批斗会，高呼口号，被批斗对象也和毛 时代一样，弯腰九十度、挂大黑牌。像那位重庆造反司令，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关进去的，因此思维、语言还停留在文革时代，连写批注的习惯也是模 仿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文革幽灵始终在中国徘徊，当我提起笔写《毛时代的爱情》，就成了“自然而然”。

问：小说完成后，你又修改了三次，直到最近才完成。你主要修改了什么地方？

答：我曾经和《巴黎评论》前主编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柏林世界文化宫有过一次关于灾难记忆的对话。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他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前去采访报道，之后出版了 《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来自卢旺达的故事》一书。20年后的某一天，他看见自己书架上有5本日记，这是他当年在卢旺达的现场记录，其 中有很多材料都没有派上用场。于是从这5本日记出发，他又写了一篇有关卢旺达屠杀的文章(Remembering in Rwanda)，发在《纽约客》上。虽然少了现场感，但经过时间过滤，这种“回忆屠杀”变得更加令人深思。

菲利普任《巴黎评论》主编时，曾发表了黄文翻译的我的《吆尸人》片段，我们缘分不浅。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我 的监狱自传被警察抄走两遍，第三稿才劫后余生留下来。经过时间、记忆一次次过滤，开始写作与最后完成，感觉太不一样了——这本《毛时代的爱情》的监狱初 稿，偷偷摸摸，速度极快，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一页纸密密麻麻挤很多字，每颗字才蚂蚁般大小。出狱后草草整理，2002年再修改一次，今年我最后修订—— 20多年啊，每次修订都生出诸多感慨。如今我在德国，在完全自由的环境写作，并能用世界平台，与杰出的西方作家同行们（比如赫塔·米勒）交流，不像过去在 国内孤独、秘密地写作，所以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工夫。

问：庄子归的经历独特，也很具代表性，他是否有原型？

答：庄子归是我塑造的一个“逍遥派”，在文革早期疯狂拜毛之后，有不少人退出革命组织，既不“保 皇”也不“造反”，而是逍遥派。所以庄子归是文革众生相的一个缩影。而此前的1966至1968，中国社会经历了集体疯癫。这种国情就像奥威尔 (George Orwell)在《1984》写的那样，任何人都没有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为了阶级立场，两口子今天还一起睡觉，明天就反目为仇，为捍卫毛主席在床上打 斗，头破血流。王友琴编著过《文革受难者》，她收集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生平，你可以了解到，在毛时代，儿子打父亲，女儿打母亲，学生打老师是常态，因为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广大农民群众幹脆直呼“毛太阳”。像庄子归在北京朝圣途中认识的聂红红，最后被保皇派从楼上扔下来摔成肉饼，还在高喊毛主 席万岁。她父亲是保皇派队长，虽然她是造反派烈士，但她的父亲还是被活埋，这跟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超级灭绝人性。

不过，表面上一切忠于毛主席或是《1984》里的老大哥，私底下还是有约会的，虽然扭曲，但还是有一种值得回味 的人性，比如聂红红的悄悄话：“爸爸还是爸爸啊。”这话在毛时代初兴的风暴中，就是大逆不道。当时大逆不道的典型，首推遇罗克，写《出身论》，论证“老子 混蛋儿子并不混蛋”，就被枪毙了。

问：你对那两年还有印象吗？

答：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亲眼见我爸爸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当时刚上学，老师带我们去参加批斗大 会，没想到最后一个揪上台的是我妈妈，弯腰90度。脖子上挂著“投机倒把”的大黑牌。老师说：“那不是廖亦武的妈妈吗？”于是所有小孩子都用鄙视的眼光瞪 我。我当时就受不了跑掉，从此再也没上学，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问：你如何看如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答：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年多次挨整，特别是文革，被毛泽东整得半死。老子被整得那么惨，儿子还搞这一套，如果不是包藏祸心，要把江山葬送，这个人纯粹就是变态。

问：庄子归在聂红红死去，第一段爱情结束后，才成为逍遥派，走出个人崇拜的吗？

答：类似《1984》的状态不可能维持那么久，实际上，毛时代也没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好像所有人 都在和毛主席做爱——我现在这么说，倒回去50年，会被毙掉——那时候所有人的意淫对象都是毛主席。他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人民都朝着他射精。这就 像一个人在床上做爱，射完精还有劲儿吗？所以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偶像崇拜及“文攻武卫”，你死我活的几亿人把精射完了。毛主席意识到一种危险，这么多城市红 卫兵怎么办？于是想出一馊主意，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小说第二部分。

问：小说第二部的知青生活与绝大多数知青小说很不相同，知青几乎是乡民的祸害，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答：当时知青下乡，如果家里不寄钱，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因为他们挣不了工分，只有小偷小摸，或拉 帮结伙行窃，一再祸害乡民。当时的贫下中农又没啥文化，比退役红卫兵愚昧多了。所以双方矛盾越发加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故事。国内 知青小说都在渲染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放屁。我哥就是知青，我爸妈被关起来时，我曾下乡去给他煮饭。知青们就喜欢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四处蹭饭。那时的地下 流行文化，有外国民歌，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靡靡之音，苏联歌曲，然后是小说手抄本，传播最广的是《少女之心》。毛时代唯一的色情小说，看得人烧心烧 肺，裤裆起火。

问：你的小说中有多处极其大胆的性爱描写，最后一章“毛主席在做爱中死去”有何寓意？

答：无论是毛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希特勒时代，或是《1984》，所有极权暴君上台，都有 一共同特点，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禁欲，以禁欲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没有私生活，感情只有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做爱这一说，在偶像崇拜运动中，希特勒、斯 大林、列宁、毛泽东，都是全党全国的意淫对象，这么一个肉体凡胎，大家都要爱他，所有的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的爱情，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个人生活第 一要务就是公开禁欲。十年之后，这么大一场运动渐渐流产，江湖上风传毛主席快死了。可不早不晚，偏偏在回乡途中的庄子归做爱时，不，正要进入时，死了。

问：小说第三部分是写庄子归在西藏逃亡的过程，其中涉及西藏1959年起义和西藏文革的历史。西藏在文革期间也是不是和内地一样呢？

答：在庄子归的几段爱情中，与藏族姑娘卓玛的爱情算最成熟，在地老天荒中，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 总算有一段成熟的爱情，虽然短暂还是成功。即便如此也未能脱离文革，逃脱时代的命运。文革十年，藏区也同样受到冲击，这可以参看王力雄的《天葬》、茨仁唯 色的《杀劫》《西藏记忆》。唯色的父亲拍过不少文革时期的照片。2012年，我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用柏林文学节的平台，做了一个现代艺术展，其中一部分 展览就是西藏文革，都是唯色提供的老照片。因此，最后庄子归不得不仓皇而逃，因为官方开始追查达赖喇嘛的讲话。1976年3月10日，西藏起义17周年 时，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讲话对于西藏走出文革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小说中，卓玛家两位参加过西藏文革的“翻身农奴”，就是听了这个讲话，幡然悔 悟，开始忏悔，背石头修庙宇的。

问：今年是文革发起五十周年，知识界在呼吁反思文革，你怎么看？

答：这几天我在看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当年他还是试图和中国侵略者 沟通，经过血雨腥风中的几番和平努力，最后连自己性命也难保，只得逃亡。可他还是坚持非暴力，平静地说出真相，最后让民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得以繁衍，在 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虽然他失去了祖国和领土，但从藏传佛教的传播来看，达赖喇嘛非常成功。中国社会要达到达赖喇嘛这程度，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中国人 一直在掐架，掐架，偶尔也道道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把基础工作做好呢？像王友琴做《文革受难者》那样，一个一个去收集，一个一个去记录，做最基本的访谈和 田野调查，去搜集基本的资料，为什么不做这些？反而去纠缠一个宋彬彬的道歉，如何如何，不就是因为她受过毛太阳的接见，是宋任穷的女儿？中国人潜意识还是 在乎权贵。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转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美学正义与精神救赎

——朱其主编《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的艺术意义

青松

无论出于政治社会史还是艺术史的意义，1989都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4日，由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发展而来的政治民主运动遭遇血色挫折。由此给中国当代艺术方向带来转折性的改变，所谓向西方补课性质的现代艺术时期自此彻底转向后现代主义，开始了艺术史意义上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这个转折，以枪声为标志，似乎早在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就已经被预言——艺术家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枪，枪声告别了她逝去的爱情——也自此告别了80年代的激情。

1989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全面转向了消费政治——投身于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以物质欲望的满足和无灵魂的身体狂欢为认同。1993年1月，由香港汉雅轩画廊主办，张颂仁、栗宪庭策划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在香港举行，后又到澳大利亚，展出中国大陆50余位画家的200余件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呈现了两种风格：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艺术——之后经由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一系列国际展览，迅速获得国际意识形态政治和艺术市场认同，成为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典型风格。“后89”艺术在此似乎成为一个能够进入艺术史的概念了，它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之门，也获得了极大的国际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所谓“后89”艺术的成功是建立在“89”学运“64”殉难者的丰碑之上的。“89”成为一个中国当代史绕不过去的时间，“64”成为大陆官方叙事极力掩盖的事件。“后89”艺术的命名在语义上直接建立了与“89”时间、“64”事件的联系，以此表明它的艺术史意义也如同“89”“64”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一样重要。似乎如此，有著名艺术策展人的推动，有新生代表艺术家的参与，之后还有在威尼斯、圣保罗等著名国际艺术展览上的亮相。

然而，他们在现世以玩世、波普之名的成功，却完全罔顾了“64”的真义。以“89”之名，却弃“89”而去。只从时间而论，确实可称“后89”艺术，但在意义的关联上“后89”艺术与“89”和“64”没有一丁点关系。有的只是遗忘和忽略。

遗忘不只是艺术界内部的事情，更是国家意志的企图。为了达成选择性遗忘的目的，“64”或者“六四”的一切文字和图像记忆被从公共传媒平台中删除，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远比八十年代更为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快速实施，带来了全民涌动的商业热潮，社会主题更为彻底地转换为黄金的颜色。耀眼的光芒亮瞎了这些被选择性遗忘了历史真相的人们，国人们蜂拥在盲道上，疯狂疾进，完全忘却了八十年代的情怀和“89”的激情，“64”已是一个褪色的传说。

距离那个血色的夜晚已经整整25年，在禁锢森严的围墙之内真相继续被遮蔽，国人依旧被看做只有力比多而没有大脑的弱智者，可以随意戏弄。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蒙羞的时代、耻辱的时代。我们沉溺于遗忘之中无法自拔，装睡不醒。

这也是一个艺术蒙羞的时代，当那些玩世和艳俗的“后89”当代艺术作品屡屡创造拍卖场上的天价记录时，那些“64”殉难者的理想和牺牲都被漠视。“后89”以来的当代艺术并没有创造时代，因为它们生长在记忆缺失的真空之中，匮乏了艺术最基本的真实。二战之后，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的几百万犹太人，阿多诺质问：后奥斯维辛，艺术何为？我们今天同样应该质问：“89”之后，艺术何为？“64”之后，艺术何为？

曾经的“后89”艺术只是冒“89”之名行失忆之实，远远不能代表“后89”艺术的真义。在所谓“后89”艺术的废墟上，需要重建真正面对“64”历史真相的“后89”艺术。

事实上，有一些具有良知的艺术家一直以个体的身份独立对抗这个抹杀记忆的体制。他们拒绝遗忘，视记忆为艺术的源泉。他们重建记忆，希望恢复“64”的真相和尊严。他们潜行于地下，创作了另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但是这种面对历史真相的艺术同样遭到遮蔽和清除。记忆以及恢复记忆的努力，都为墙内所不容。

无奈之下，只有在墙外寻求自由，呼应墙内的不屈斗志。2014年纪念“64”25周年前夕，大陆著名艺术批评家朱其主编的《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在香港溯源书社出版，开“64”艺术出版之先河。

书中共收集了23位艺术家的作品，涉及行为艺术、装置、油画、水墨、摄影等多种艺术形态，或直面现场，或象征隐晦，无不以“64”记忆重建为意旨。如朱其序言中所称：“作为一本抛砖引玉的“大陆六四艺术”首度结集出版物，绝大部分艺术家都同意署了真名，这是大陆艺术人史无前例的一次真诚无畏的集体出场。”直面历史，即是面对了真实的自己，也是面对了艺术的真实，这是所有艺术出发的原点。有了艺术的真实，才可以再去论及艺术高下，否则只有最基本的真伪问题。

朱其在序言中谈到：“在中国特殊的‘新1984’框架下，需要重新定义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六四艺术可以看作这一美学政治的出发点或者早期实践”，“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应该是当代艺术重新出发的一个精神起点……”在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混合而成的后极权主义即朱其所称“新1984”的当代中国语境中，作为文化政治的中国当代艺术必然要“重新定义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别于1949年以来的革命政治以及1989年之后的消费政治。艺术不应完全作政治的奴婢和工具，也不应完全回避政治民主的社会实践。政治民主的追求和实践是艺术民主的现实基础，也是其应有之义。特别在非民主的极权主义语境，当代艺术对政治民主追求的介入和实践更是其文化政治属性的必然，而且由于其强烈的处境化意识，有可能会生成特殊时空的艺术意义。

在20世纪世界民主运动史上，“64”学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像一个发动机，从中国出发并受挫，却把影响扩展到整个世界，直至改变了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回避“64”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5年来，那些崇尚消费主义的当代艺术无论在拍卖场上多么风光，都无法正视它回避“64”这个事实。回避历史真相的艺术，注定其精神的短板。

当代艺术亟需转折，从消费政治中走出，参与到现实的文化政治实践中去。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64”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必须追求历史真相，主动承担责任，表明忏悔意识，中国才可能真正走向未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同样如此。朱其说：“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应该是当代艺术重新出发的一个精神起点……”今天消费主义的当代艺术出现的价值真空问题，可以追溯至1989年夏天的风云际会。是否能正视“64”，是一块当代艺术的试金石。

当代艺术的转折是今天的迫切问题，而对“当代艺术转向哪里”的回答，越过今天，直接指向了25年前那个纷乱而紧张的夏夜。朱其有着政治哲学的判断力，也有艺术的救赎情怀。他不回避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希望重建美学正义。面对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泥潭，他也希望以“64”艺术的精神能量去加以救赎。正义与救赎，分别隶属于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主题，也是当代艺术的两翼，构成其完整价值所在。

朱其以及他书中编选的艺术家们，在《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书中的无畏亮相，唤醒了一个沉睡25年的问题：“89”之后，艺术何为？

（《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朱其主编，溯源书社2014年6月出版。青松，艺术史博士，当代艺术批评家，现居中国大陆。）

（原载《纵览中国》2014年6月14日）

从网络上的恶性争斗谈起

胡 平

在中国，互联网承担了在别的国家不会承担的任务。今日中国，风起云涌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民间反腐败运动，离开了互联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怪乎中国的网民要说：互联网是上天赐给中国人民最好的礼物。

脸书推动了埃及革命，让很多中国人好生羡慕并自愧不如。其实那未必是中国的国民不行。想想看，如果八九民运时中国就有今天这样普及的互联网，共产党专政还能过得了那一关吗？

互联网的好处多多，自不待言；但网络造成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在互动性强的公共论坛、社交媒体和邮件群发组，你经常可以看到党同伐异、斗气逞强、冷嘲热讽、粗言恶语、人身攻击，外带起哄架秧子。有些志同道合的群体或组织为了加强内部的沟通与合作，设立了自己的论坛或邮件群发组，殊不知在这种内部人的论坛或群发组里，更容易产生互相攻击谩骂乃至人格侮辱。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比较出名的人，就是因为反感网上这种粗野低俗的气氛，退出了网络，甚至退出了那个群体或组织。

目睹这样的状况，很多人大发感慨，感慨中国人的素质低下，悲观地说：“看来，中国人离民主还很遥远。”

其实，这和中国人的素质高低倒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人那里，上述情况也不少见。去年，《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社交媒体是否放大了我们的恶毒”。

凯勒写到，他在时报网站上自己的专栏文章下面看到一些读者的评论，随手回复了几条，但除去偶尔带来了非常生动、并具启发性的辩论，大部分交流充斥着尖酸刻薄的话语和口号。但比起时报网站，推特（Twitter）上的交流明显更为恶毒且肤浅。这就像是一个相对客气有礼的城镇会议，和一个大家可以随便上台表演的末流喜剧俱乐部开放之夜的区别。

凯勒指出，社交媒体比一般的网站更容易成为垃圾场，因为社交媒体更不适于长篇大论，不适于深度地讨论问题；另外，社交媒体又缺少过滤功能，因而使得粗言恶语泛滥成灾。凯勒认为，社交网络鼓励党同伐异。在这里，一个人很容易会对挑战自己偏见的观点嗤之以鼻，而无人质疑的偏见又很容易简化成标语口号。网络鼓励人们快速地发表自己的评论，而一旦你对外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你就很不乐意改变和纠正。很多人上网，唯恐没多少人听到，所以就大喊大叫，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是蓄意挑起事端，引发争斗。再有，很多网络允许匿名，这就为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大开方便之门，如此等等。

互联网引出的这些弊端，早在问世之初就发现了。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帕翠西•华莱士（Patricia Wallace）写过一本书《互联网心理学》，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怒火与争斗－－网上攻击心理学”。如果说人的天性中就有好斗性或攻击性，那么，互联网这种特殊的方式则放大了这些特性。

对互联网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发生在网上的谩骂、咒骂、侮辱等要比面对面的争斗更多更激烈。人们在网上常常表现得要比在实际生活中更好斗更有攻击性。作者提醒我们，心理学研究证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的。一定的交往方式，影响着交往的质量，并影响着交往者的心态乃至性情。绝大多数人在某种特殊的氛围中，会做出与自己性格不符的事情。

互联网创造出一种虚拟空间，它使得在实体空间相隔的人们可以即时地交流，好像大家坐在一起交谈。但是，虚拟空间毕竟不是实体空间。

在互联网上，我们不是用嘴说话，而是用手敲键盘。且不说有时网速慢，让人不耐烦，单单是打字比说话费力气，我们为了省事，懒得多打字，于是在网上的发言常常是直来直去，缺少客套，这就显得生硬。如果你嫌麻烦不回复了或者只用几个字打发，那又显得很傲慢。

更重要的区别是，在网上，我们彼此是看不见的。这就和在实体空间里大家当面交流很不一样。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大家聚在一起交流，不论是讨论严肃的议题，还是聊闲天，那多多少少都会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即使参与者互不相识，但是彼此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脸，而一般人总是要脸的；这就是说，当着众人的面，一个人总会有所顾忌、有所约束。再有，人的脸色或曰表情，一个微笑或点头，一个皱眉或撇嘴，往往能比语言更迅速地显示出人的好恶倾向。它们会对一种观点、一种态度或口气形成某种影响，或鼓励或抑制，从而使得一定的言说格调和氛围得以维系－－而这些恰恰是虚拟空间的网络所缺乏的。

既然一定的交往方式会影响着交往的质量，并影响着交往者的心态乃至性情，那么，为了达到较好的交往质量和保持较好心态或性情，我们就需要建立较适当的交往方式。这层道理其实一般人早明白。譬如在饭局上谈生意解决纠纷；譬如在会议上安排主持人，确定规则程序，以免众声喧哗，乱吵一气，不欢而散。特别是打官司，有的原告和被告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你很难指望他们彼此能理性对话，因此就让律师出面代理，双方的律师也不是面对面争辩，而是各自面向法官或陪审团说话。如此等等。

因为网络能够克服空间的距离，这是虚拟空间胜过实体空间的地方。因为网络能够即时互动，鼓励更多更平等的参与，这是互联网胜过传统媒体的地方。但是网络世界也有它的短处。其弊害之一就是，它容易使我们变得烦躁、好斗，容易造成无谓的敌意和争斗。

正像华莱士所说：“若想降低网上的敌对气氛并远离纷争，重要的是确定引起争斗的原因。”如果我们意识到网络上这些敌意与争斗的发生，其实是和网络这种特定的交往方式有关；如果我们意识到一般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其实要比在网络上更好处一些，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对网上的恶性争斗看得更淡一些，同时也会提醒自己在网上表现得更好一些。另外，还可以考虑设立一些可行的规则，以便使网上的气氛更健康一些。

由于在今日中国，实体空间仍然被中共所霸占所垄断，因此中国人对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格外重视。然而，虚拟空间不可能代替实体空间。很多事只有放到实体空间才能做得好，才能做得成，因此，我们务必不可松懈对实体空间的争取。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