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和狭隘性
作者：孙隆基
摘要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文化(也可称其为汉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其经典是四书五经，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孔子的实用理性。回归传统，维护礼教宗法则是其具体适用。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并不一定要人们自觉地认同和接受它，而更在于他成为汉民族某种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随着千百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这种文化意识逐渐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无意识心理，成为中国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当然其中有一些积极的成分，如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某些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注重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至今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不能说是错的，你也无法说他是错的，这是因为他骨子里透出的崇高和威严让你战战兢兢，话不敢出。甚至于在五四期间高举反传统大旗，痛击孔家店的鲁迅和陈独秀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能摆脱这种困惑。而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一个中国农民不一定要知道孔子这个人，也不一定要知道儒家是什么东西，但在生活中一定有一种孔子的生活态度，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
儒家注重今生而对来世，前世等彼岸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即只有一个世界。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此时的幸福为人生的幸福这就是孔子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主张上他强调维护权威，回归周礼的保守主义，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就是维护父权，夫权，兄权的绝对权威，在生活中强调一种乐感主义，培养民众的乐观主义情绪，处事上则以仁为核心，讲究温良恭俭让，讲求一种平衡和淡欲，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则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式的爱国主义，对于血亲关系尤为看重，至于犬马，犹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呼?这些以上种种，本来不错，单独的拿出来看也都是很好的理论和教导，可把他合为一种思想体系就显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和不思进取，说儒家思想使中国停滞不前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一个民族的落后是他的文化的衰败的一个直接体现，很难解释说一种文化的衰败而的核心还是合理的，从东西方的比较来看中国的落后是在清朝的事，马可勃罗来中国的时候还为中国的文明惊叹不已，可在中国强大的背后是欧洲的停滞，而不是中国的进步，事实上欧洲的古代文明并不比中国逊色多少，恰恰是在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的时代欧洲大大地落后于中国，欧洲人对这种愚民政策的运用显然比不上中国老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缺乏这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欧洲民族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欧洲人很难长期不变的认同某一种文化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欧洲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这一点与东方各国的差别极大，历史的传统也使欧洲人对独裁不感冒，这种传统主要得益于古希腊的哲学和实践。中国则不然，在中原地代只有一个主体民族，虽然有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独尊儒术(这两个儒的含义完全不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从上到下的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文化的落后也就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和狭隘性。当然他有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对这一点进行修饰，后世的知识分子把这一点发扬光大，中国历史给人的感觉是人的好坏对比强烈，非忠即奸，越往后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倾象越明显，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后都忙于对前朝的忠臣树碑立传，不论在此之前他对这个被他摧毁的王朝有多少深仇大恨，但他绝不会忘记为这给朝代的统治者树立一座丰碑，这主要是为了树立正统的观念，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统治集团再不好，他的权威也是动不得的，你要想名垂青史，只有为他卖命，为他殉葬。否则你就是叛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完了不忘在史书上给你浓墨厚彩地添上一笔，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给你安上种种如驱逐鞑虏忠君爱国之类的美名，让你在付出生命后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回报。
中国文化中的汉本位意识使这种崇高和狭隘发挥到了极点，每一朝代都有一个正统，汉民族则是永远的正统。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他的地位本来就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使中国在两千年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得以维护住了统一，保持了一定的民族尊严，这是应该肯定的，假如没有这种对民族的认同感，中国难保不会分裂。可是要看到，一但某种思维过于敏感和深入，其反作用是明显的，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赔养了汉民族的妄尊自大，目空一切。他在唐代以后对外来的文化基本是持一种否定和排斥的看法，对自己的传统则是盲目崇拜，即便是在中原一再被外族入侵，对外作战一败涂地的危险时刻，仍不肯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改良，而是抱残守缺，利用人口的优势和汉文化的强大心理攻势被动地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乃至付出亡国的代价也不肯变革。这里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作怪，历代统治阶级对于统治范围内的反抗是不余余力的镇压的，死再多的人，付出再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而对外族则是一味的退缩求饶，强大如汉唐也是采取合亲政策姑且安抚，唐以后就更不用说，割地赔款非从满清始，宋代既以深谙此道。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无不与战争息息相关，我们的思维里大概不会把李白，杜甫，曹雪芹看成是民族英雄吧?这表明我们的思维一直到近代还停留在一种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时代，英雄必然和血腥有关，合平年代和盛世是出不了英雄的，这实际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他有利于在统治受到危胁时有英雄从天而降来拯救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英雄的身上而不是社会的改良上，比如但教庐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每当遭到挫折时就呼唤英雄的出现，曹操在赤壁之败后呼唤郭嘉就是这种思维的深动描写。甚至他们成功了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会成功，这一点上倒是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更为清醒。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偶然，这其中又蕴含着无奈的必然，成者王候败者寇，而不论成败，他们实际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一个轮回而已，农民英雄推翻了一个朝代，他又能如何?还不是走上前朝的老路，他不走，就没法维持下去，走了这条路就可以多坐几年的龙庭，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会反对孔孟之道的，他不懂自然有懂的人来教他怎么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是架轻就熟的，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儒家另一大致命处是他的愚民政策，这是统治阶级的一大法宝，他的作法之一是培养你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而不是超越，一部二十四史，只是教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每一件事都告你说别人是怎么做的，你不能怎么做，而这个别人自然是忠臣烈女，只有他们的做法附和道德，你只能老老实实的种地，不许怨天，更不许尤人，自然会有明主来救你出水火，你要是乱动，就是乱臣贼子，万劫不复。三国演义中刘备等所谓施仁政的人，每到一处，无不是民众欢喜雀跃，顶礼膜拜，高呼使君来也，我等有救，即便是汉贼曹操在民族面前也是上帝模样，你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否则就是黄巾贼。如董卓所言：吾为大事计，岂惜小民哉。小民是愚的，而且必须愚，所以你就一边去，所谓蚁民，就是象蚂蚁一样的草民，这就是儒家对民众的态度。
儒家文化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外的人是不予考虑的，发明创造，经商一概是淫巧之技和小人所为，在文化内核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则是给出一个抽象的教条的道德训律，而不是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最终把他们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腐朽思想上，用科举制度来限制你的发挥，最终达到社会的窒息和混沌。鲁迅说过，中国有三种人，一为主子，一为奴隶，一为介乎于主奴之间的狗腿子，这也可算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了。
来源：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