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国官方平常出版的大量所谓当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刊物的叙述与评论迥然不同，自196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始终存在着突破和拒斥中国共产党党治文艺模式的「不同的声音」。1980年代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帜的中国第一波民主运动浪潮被镇压，在其后的三、四年间（约1981年至1984年），作为某种反弹效应和剧变效应的后果，引致了主要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众多独立的地下文学社团、刊物在中国各地的崛起及自由化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勃兴。自1980年代中叶起，由于西方驻北京传媒、西方驻北京使团及西方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文学学者的关注或安排，为数极少的若干地下文学「活跃」人士（如北岛、顾城等）和尚在体制内的文学「异质」人士（如高行健等）陆续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单独邀访出国，也有一些自由作家、艺术家在此前后因留学或婚姻等理由开始移居国外，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流亡文学中流亡作家之所以被称作「流亡」的「身体性位移」最早的由来。

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文学称谓被定义与鸣响

而「流亡文学」或「流亡作家」称谓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域的提出，则源自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称谓」被鸣响了，「定义」当在行动与组合中，这不可能是一个太过简约而实为稍嫌冗长的时间过程，至今它仍在形义互动、互变的发展中，中共当局当年动用军队血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抗议和谴责，几乎与此同时或之后，旅居海外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就开始酝酿成立类似「中国流亡作家联盟」的文学组织，并拟创办名为「流亡」的流亡文学杂志，据笔者所知当时在美国的中国诗人江河、严力、贝岭、菲野等都是参与者（此举因为当时同具「流亡」身分的另外的个别作家持不同意见及若干技术性原因而流产）。高行健在2000年12月7日于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有一处提到「1989年天安门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事实上，不论是因当年介入1989民运招致受当局缉捕而亡命海外，还是虽然安全无虞但出于对1989年后中国政治现实的强烈不满而选择离开中国，或已身居海外出于前述同样理由而选择滞留不归，对因命运和历史的乖谬与不幸而承受精神创伤的这些中国作家来说，依然是命运和历史异常沉重的一部分——那流亡不得不开始了。

在1989年代初，主要地由原属体制内文学「异质」人士构成的部分流亡作家在北美创办有两份具有流亡色彩的中文杂志，分别是文学刊物《广场》（由戴厚英、孔捷生等主持）、时政文化类刊物《民主中国》（由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等主持），由于杂志创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整个海内外的文化社会情绪仍处在强烈的纯意识形态对峙中，也由于杂志主持人文化身分「移位」后仍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和矛盾性，所以这两份杂志均未能推出在美学上获得肯定的足够文本，而只是成为流亡文学特定时段的边缘性震荡的回响。

就严格的美学意义上而言，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北岛、万之主持）和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它们先后集聚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形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观照整个汉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殖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

海外的流亡文学与中国地下文学一剑双刃

从流亡文学与地下文学的原有发生学和历史性互动关系上来看，另一个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也必须在这里被指出，1987年在美国纽约创刊的一份中文诗歌及艺术刊物《一行》，其创办人是《今天》杂志作者之一，诗人严力与一批旅居纽约的中文诗人、艺术家，该刊至1999年已出版二十四期。不在少数的流亡作家在该刊发表过作品，为数更多的中国大陆地下诗人也在该刊被推出，它恰好体现了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亡文学」和「地下文学」美学上一剑双刃的先锋性与另类性特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刊编辑作业流程上的技术限制而致编辑意图缺乏果断的判读与厘定，所刊作品有时显得芜杂，也导致美学创造上精粹感的或缺。十多年来，在《一行》曾刊出或经常刊出作品的流亡作家有：严力、顾城、杨炼、吕德安、贝岭、雪迪、宋琳、胡冬、马建和孟浪等。作为撰稿人，上述人士的姓名绝大多数也与别的一些流亡作家一起分别出现或经常出现在前面论及的《今天》和《倾向》两份刊物中。

在海外的流亡作家1989年后的逾十年中有两项较重要的文学会议（也是文学事件）需要被提及。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两次会议，「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这相对于中国作家庞杂的巨大群落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存在」才被历史性地凸显了出来。而与此俱生的中国流亡文学的美学成果贫硕与否，则需另有专文去讨论。

1996年3月19日至23日，主题为「写作自由」的国际作家会议在位于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召开。《倾向》杂志社主持了会议后两天的「世纪末的焦虑：文学在中文世界的境遇」中文作家长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包括部分中国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在近一周的会议中探讨了当代作家生存方式和创造活动中所面临的困惑，尤其是「写作自由」在极权社会、商品和信息社会以及流亡状态或非母语文化等特殊境遇中的现状和前景。出席会议中的中国流亡作家和评论家有郑义、张郎郎、雪迪、孟浪、贝岭、马建、苏烨、张真、仲维光、杨小滨等。该次中文作家长桌会议的有关综述及座谈发言记录在《倾向》杂志1996年选第七、八期合刊发表后，在海外流亡作家及大陆地下作家中引起了极富争议性的积极反响。

流亡文学所秉持是从来不妥协的精神原则

当年6月30日至7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讨会，该会议中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作家、评论家外，在海外愿意声称「流亡」或不愿声称「流亡」的流亡作家与会者当时主要有严力、孟浪、高行健、多多、杨炼、友友、赵毅衡、万之等，由于这些流亡作家（或从温和的意义上称作旅外作家）的参加，使流亡文学的形态或阵营由互相之间的某种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开始第一次直接面对来自中国体制内或「游刃」于体制内外的中国大陆作家（与会的大部分大陆作家并非地下作家）。沟通是必要的，沟通也自消极的不可能可被期望成为某种积极的可知的可能。在所有与会作家在终会时同意联合签署通过的一份名为〈基本共识〉的文件中称：「当代中国文学进入了多元的时代，充满了希望，也隐含着危机。真正优秀文学的产生更有赖于心灵的自由。」「海外中国作家以中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显然，「流亡」作家与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在「沟通」之后由会议组织者协调下达成的此项所谓「共识」存在着文字背后双方仍各执己见因而隐现的某种迫不得已的「冷漠」和无可奈何的「妥协」。故，中国流亡文学和中国流亡作家其时及其后一直处于他们自身更需要正视和反思的一种怪异的、甚至说尴尬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众所周知，妥协，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流亡文学，还是二战期间的犹太流亡文学或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流亡文学等，它们秉持的从来是不妥协的精神原则和美学立场，这种不妥协精神或反抗精神无遮蔽地当然直指任何被斥之为极权、强权或霸权的邪恶势力，它们当然绝不反限于针对在整个二十世纪肆虐并目前仍在肆虐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或曾经的纳粹主义）思潮及政体。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

只要人类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流亡必然发生

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达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采、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

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作为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他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袤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确立和提升。

或许，紧接着的工作将是，我们当可以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亡文学所已产生的一定数量的文学文本中去尝试辨识读解和把握这一切。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