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AKB48與村上春樹的另一面相

 

揭開AKB48與村上春樹的另一面相

推薦書:湯禎兆《殘酷日本》(奇異果文創出版)

 殘酷日本

《殘酷日本》書影。圖/奇異果文創提供

儘管台灣有幾十所日文系,八個日本研究中心,對於日本通俗流行文化,始終少人耕耘,湯禎兆這本《殘酷日本》(奇異果文創)正好稍可滿足或者說填補這方面的不足與缺失。

AKB48現象非但未衰退,還向海外如台灣、韓國等地招募人才,注入新血。其主要用意當然是企圖擴大影響力。AKB48「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操盤手秋元康。秋元康從2009年至2012年為止擔任日本作家協會會長,2020年的東京奧林匹克組織委員會理事,看來秋元康的影響力還會持續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AKB48的成員,如果個別看待,實在沒什麼特色,就跟鄰家你我熟識的女孩沒什麼兩樣。不錯!秋元康本來的意圖就是你我一起打造「偶像」;而這對象就是本來並不特別出眾的鄰家女孩。基本上她們是沒有辦法獨立的「團體分子」,只能附屬於團體,一離開團體,能存活下來的少之又少。

她們如何能闖下一片天呢?因素非一,除了秋元康靈活運用多元而豐富的媒體關係之外,與行銷策略有莫大的關係。內部方面,要能闖出頭,需要從層層的競爭中勝出始有機會,自然形成一種自我督促的向上力量。

《殘酷日本》裡的〈AKB的紀錄現象學〉提到,「正式把歌者與聆聽者角色位置重疊的構思,於是帶出攜手肯定世界的美好願景來。由此牽引出AKB48最明顯的現象學,就是經常把物我一體化。……」這裡所說的物我一體化,也就是一體感之意,被應用在種種相關活動中,緊緊拉住粉絲的心,也不斷讓粉絲掏出口袋裡的money。

這幾年,儘管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之前村上往往是最被看好的熱門人物之一,但幸運之神總是與村上擦身而過。已有不少日本評論家針對村上文學的缺失發表文章,國內尚無人引介,知道的人應該不多。

80年代村上龍和村上春樹兩個從大眾小說出發的小說家常被一起討論。那時候稱為大眾小說或流行小說,現在則稱為輕小說。猶記得村上春樹剛出道時風靡一時的《挪威的森林》,被歸類在大眾文學,已停刊的《國文學》雜誌未特別介紹村上春樹。如本書中說的「……村上春樹及村上龍等作家,已逐漸由日本原先冒頭的流行作家位置,逐步走向成為嚴肅作家的方向」《1Q84》之後接受訪問「直言要處理後冷戰的世界」,但村上又表明:「現今世界是否就是現實的世界,我時常抱持懷疑的態度。」意即,村上春樹是在作品中探索另一重世界的存在狀況。換言之,並不一定是對現實的直接回應。如《1Q84》是「對現實情況的藝術回應。」

本書舉出春樹的幾個缺點,其一是剛出道時八○年代的小說,瀰漫輕逸散漫氛圍,讓作者、讀者、所有登場人物都感覺良好,誰也不會受到傷害,作者引用作家穗村弘的話:「這種疏離術正是他的巧妙技術。而回到現實讓他「墮入過分敏感的歇斯底里症中」。《挪威的森林》正是這樣的寫法。

其二情節的雷同或重複。舉《沒有女人的男人們》為例,說明除〈木野〉一篇,其餘各篇情節設定大致相同。作者進一步舉《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對照說明,最後結論是《沒有女人的男人們》是《沒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禮之年》的「殘物處理」下的「新作」。

本書還揭露宮崎駿的「自私本質」與內部問題等,也對日本年輕人憧憬東京所面臨的困境、迷失有所剖析,還有日本正流行的小說的「導覽」等。對於習慣正面看待日本的讀者,或許會有些不習慣,甚至抱不平也說不定。但此書提供對日本的另一種看法。

聯副/閱讀世界/2016/6/11

王德威:歷史就是賓周

 

歷史就是賓周

王德威

推薦書:馬家輝《龍頭鳳尾》(新經典文化出版)

《龍頭鳳尾》回顧香港淪陷一頁痛史

「賓周」是港粵俗語,指的是男性生殖器。這樣的詞彙粗鄙不文,卻是馬家輝小說《龍頭鳳尾》的當頭棒喝。這部小說敘述二次大戰香港淪陷始末,然而馬家輝進入歷史現場的方法著實令人吃驚。開始就寫敘事者馬家輝外祖父大啖牛賓周,以及江湖老大金盆洗撚,紅粉相好爭相握住他的那話兒深情道別。如果讀者覺得有礙觀瞻,好戲還在後頭。

馬家輝書影

《龍頭鳳尾》書影。圖/新經典文化提供

香港歷史如何與賓周發生關聯?《龍頭鳳尾》寫得葷腥不忌,堪稱近年香港文學異軍突起之作。作者馬家輝是香港文化名人,除了社會學教授本業外,也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行有餘力,更從事專欄寫作。《龍頭鳳尾》是他第一部長篇小說。這個時代資訊如此輕薄快短,寫作長篇本身就是一種立場的宣誓,何況馬家輝有備而來:他要為香港寫下自己的見證。

馬家輝顯然認為香港歷史駁雜曲折,難以套用所謂「大河小說」或「史詩敘事」的公式;他也無意重拾後現代的牙慧,以顛覆戲弄為能事。香港是他生長於斯的所在,有太多不能已於言者的感情,必須用最獨特的方式來述說。《龍頭鳳尾》回顧香港淪陷一頁痛史,這段歷史卻被嵌入一個黑社會故事裡。主要人物不是男盜就是女娼,他們在亂世各憑本事,創造傳奇。但又有什麼傳奇比洪門堂口老大和殖民地英國情報官發展出一段傾城加斷背之戀更不可思議?

《龍頭鳳尾》書名典出牌九賭博的一種砌牌、發牌方法,由此馬家輝發展出層層隱喻:政治角力此起彼落,江湖鬥爭剛柔互剋,禁色之愛見首不見尾。命運的輪盤嘩嘩轉著,慾望的遊戲一開動就難以收拾,歷史的賭局從來不按牌理出牌。在一切吆五喝六的喧鬧後,一股寒涼之氣撲面而來。

馬家輝醞釀他的香港故事多年,一出手果然令人拍案驚奇。從殖民歷史到會黨祕辛、從革命反間到狹邪色情,他筆下的香港出落得複雜生猛,極陽剛也極陰柔。而在追蹤他筆下人物的冒險之際,我們要問《龍頭鳳尾》這樣的敘事有何脈絡可尋?什麼是馬家輝的香港鄉愁?尤其在香港前途紛紛擾擾的此刻,《龍頭鳳尾》這樣的小說又調動了什麼樣的想像,讓我們思考香港的前世今生?

男性之間政治與慾望的  糾纏角力才是香港本色

《龍頭鳳尾》的故事從1936年底發展到1943年春,這段時期香港經歷天翻地覆的變化。抗戰前夕香港已經是各種勢力的角逐所在,嶺南軍閥從陳濟棠到余漢謀莫不以此為退身之處,青幫洪門覬覦島上娼賭行業,英國殖民政權居高臨下,坐收漁利。抗戰爆發,香港局勢急轉直下,不僅難民蜂擁而至,國民黨、共產黨、汪精衛集團也在此展開鬥法。更重要的是英國殖民政權面臨日本帝國侵襲,危機一觸即發。

1941年12月8日日本軍隊突襲香港,英軍不堪一擊,只能做困獸之鬥。12月25日,日軍攻陷香港,殖民地總督楊慕琦代表英國在九龍半島酒店投降。香港成為日本占領區,磯谷廉介成為首任總督。以後的三年八個月香港歷經高壓統治,經濟民生備受摧殘。

七十多年以後馬家輝回顧這段香港史,想來深有感觸。但他處理的方式卻出人意表——「龍頭鳳尾」似乎也點出他的敘事策略。這就談到小說的主人公陸南才。陸出身廣東茂名河石鎮,本業木匠,除了手藝,身無長項。但命運的擺布由不得人,他離開家鄉,加入「南天王」陳濟棠的部隊,從此改變人生。軍隊生活只教會他吃喝嫖賭,終使他走投無路,只有偷渡香港。但誰能料到幾年之後,這個來自廣東鄉下的混混搖身一變,成為洪門「孫興社」的掌門人。

故事這才真正開始。馬家輝仔細敘述陸南才如何由拉洋車的苦力開始,一步一步和賭場、妓院,以及殖民勢力結緣,最後成為黑幫龍頭。然而龍頭的故事還有「鳳尾」的一半。原來陸南才側身賭場妓院,對聲色卻另有所鍾,他喜歡男人,而且是洋人。陸南才拉洋車時候邂逅殖民地情報官張迪臣,兩人關係從床上發展到床下。陸做了張的線民,張也回報以種種好處。陸成為「孫興社」老大,張自有他的功勞。

至此我們大致看出馬家輝處理《龍頭鳳尾》的脈絡。他一方面從江湖會黨的角度看待歷史轉折,一方面白描江湖、歷史之外的情山慾海。以往香港寫作的情色符號多以女性——尤其妓女——為主(如《蘇絲黃的世界》、《香港三部曲》)。馬家輝反其道而行,強調男性之間政治與慾望的糾纏角力才是香港本色。從情場、賭場到戰場,賓周的力量如此強硬,甚至排擠了女性在這本小說裡的位置。

馬家輝敘述陸南才的崛起,頗有傳統話本「發跡變泰」小說的趣味。紛紛亂世,英雄豪傑趁勢而起,幸與不幸,各憑天命。但馬家輝的故事帶有獨特的地域意義。陸南才的遭遇縱然奇特,卻不妨是上個世紀千百嶺南子弟的縮影。當他徒步五天從茂名南下深圳,穿越邊界,進入新界、九龍,終於抵達尖沙咀,那是生命的重新開始。

以淵源而論,陸南才的冒險其實更讓我們想起黃谷柳(1908-1977)四十年代的以香港為背景的小說《蝦球傳》。蝦球出身貧民窟,十五歲離家跑江湖,雞鳴狗盜無所不為。他跟隨黑道卻屢被出賣,只有好心的妓女施予同情。蝦球歷經種種考驗,最後加入游擊隊,誓與惡勢力抗爭。《蝦球傳》每每被視為香港文學意識的轉折點。藉此黃谷柳寫出香港半下流社會的形形色色,也投射他對左翼革命憧憬。

相形之下,後革命時代的《龍頭鳳尾》不論寫陸南才傳奇或香港歷史興會就曖昧得多。馬家輝眼中的香港既是華夷共處的殖民地,也是龍蛇交雜的江湖。是在這樣的雙重視角下,香港的歷史舞台陡然放開。而當內地政爭延伸到香港時,情況更為詭譎。陸南才的出身猶如蝦球,但他周旋各種勢力之間,「力爭上游」;他沒有國家民族或階級革命的包袱,有的是盜亦有道的規矩。「皇帝由鬼子做,江湖卻依舊是我們的。」他做過英國人的耳目,也勉強聽命日本占領者。他參與杜月笙、戴笠的密謀,也主謀刺殺汪精衛親信林柏生的任務。馬家輝糅合歷史演義、會黨黑幕,狹邪情色等文類,雖未必能面面俱到,但善盡了說故事人的本分。他的港式土話粗話信手拈來,在在證明他是個「接地氣」的作家。

最令人矚目的是  陸、張的斷背之戀

《龍頭鳳尾》最令人矚目——或側目——的部分應是陸南才、張迪臣的斷背之戀。這兩人越過種族、階級、地域發展出一段宿命因緣,讀者可能覺得匪夷所思,馬家輝寫來卻一本正經。唯其如此,我們必須仔細思考他的動機。馬筆下的陸南才對同性的渴望其來有自,甚至還牽涉到少年創傷。藉著陸的屈辱與挫折,馬家輝意在寫出一種總也難以填滿的原慾,如何與歷史動力相互消長。

熱中後殖民理論讀者不難看出陸、張投射了百年香港華人和英國人之間愛恨交織的關係。這關係原是不對等的,甚至是一廂情願的,但假作真時真亦假,最終誰是主、誰是從,誰是龍、誰是鳳,難再分清。小說「龍」、「鳳」兩部分有著對位式權力交錯的安排,不是偶然。然而我認為馬家輝的用心有過於此。他更試圖藉陸、張的愛情描寫一種道德和政治的二律悖反關係。

擺盪在癡情和縱慾兩極之間,馬家輝如何完成他的香港敘事?他的二戰香港史是嬲的歷史,是嫐的歷史。小說高潮之一是陸南才為了張迪臣,在手臂上刺下「神」(粵語與「臣」同音)字以明志。用肉身「銘刻」愛情的歡喜悲傷,馬派浪漫,莫此為甚。

張愛玲的影響似乎不請自來

以上所論讓我們再次思考馬家輝面對香港今昔的立場和史觀。當香港從殖民時期過渡到特區時期,當「五十年不變」已由量變產生質變,新的危機時刻已然來臨。這些年馬家輝對香港公共事務就事論事,但作為小說作者,他選擇了更迂迴的——龍頭鳳尾的——方式來訴說自己的情懷。

我以為《龍頭鳳尾》之所以可讀,不僅是因為馬家輝以江湖、以愛慾為香港歷史編碼,更因為藉此他點出綿亙其下的「感覺結構」。那就是祕密和背叛。這兩個詞彙不斷出現,成為小說關鍵詞。在書裡,祕密是香港命運的黑箱作業,也是種種被有意無意遮蔽的倫理情境,或不可告人,或心照不宣,或居心叵測。相對於此,背叛就是對祕密的威脅和揭露,一場關於權力隱和顯、取和予的遊戲名稱。是在這層意義上,小說中陸南才、張迪臣的關係變得無比陰暗。

1941年香港淪陷是《龍頭鳳尾》情節的轉折點。在日軍砲火聲中,殖民地的繁華摧毀殆盡,而這也是陸南才和張迪臣兩人攤牌的時候。祕密一一揭穿,背叛就是宿命。剩下的只有傷害。戰火下的廢墟也成為陸南才心靈的寫照。

全香港的陷落彷彿只是驗證了陸南才個人的情殤。但是且慢,他的姿態讓我們想起了什麼?

我們還記得《傾城之戀》裡的范柳原、白流蘇在戰前香港游龍戲鳳,正是一對玩弄愛情祕密與背叛的高手。然而如張所言,那場葬送千萬人身家性命的戰爭成全了范、白。他們發現真情的可貴,從而完成傾城之戀。但在馬家輝的故事裡,香港淪陷只暴露了陸南才、張迪臣最後一點信任何其脆弱。當范柳原白流蘇在那堵文學史有名的牆下做出今生今世的盟誓時,陸南才展開他最後的背叛。男男版〈色.戒〉隱隱浮現。

家輝未必有意要與張愛玲對話,但祖師奶奶的影響似乎不請自來。藉著一個奇情的江湖故事,他回顧香港陸沉,並將感慨提升到抒情層次。

歷史的祕密像潘朵拉的盒子,一旦打開,沒有真相,只見混沌。情義不再可恃,舉頭三尺但願有神明。多少年後,生存在此時此刻的香港,馬家輝猛然要發覺陸南才的感傷何曾須臾遠離。喧譁騷動之下,香港是憂鬱的。但又能如何?套用陸南才的粗口,是鳩但啦!

歷史就是賓周,亢奮有時,低迷有時。以猥褻寫悲哀,以狂想寫真實,香港故事無他,就是一場龍頭鳳尾的悲喜劇。天地玄黃,維多利亞港紅潮洶湧,作為小說家的馬家輝由過去望向未來,兀自為他的香港寫下性史——及心史。

(本文為刪節版)

聯副/書評/2016/6/18

寻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后,印尼的转型正义

寻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后,印尼的转型正义

 徐子軒

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 圖/美聯社
 

今年也許是適合道歉的好年。德國國會日前通過決議案,認定百年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族發動種族屠殺;美國總統歐巴馬代表美國,向日本原爆與二戰中的罹難者致哀,並與倖存者擁抱表達慰勞。不過,另一個上世紀另一個慘絕人寰的屠殺地——印度尼西亞——仍舊沒有迎來懺悔與反省那場五十一年前的「1965年事件」。

四月初,事件被害家屬、民間組織、專家學者與官員發起一場關於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這是政府與被害者代表首次面對面的接觸,可視為是和解的開始。而兩個月後,一些過去曾參與屠殺的退役將士們也舉行了研討會,但他們的態度依然是「捍衛國家」,持續為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作辯護,並呼籲民眾遺忘過去、面向未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印尼國防部長公然宣稱,那些共黨份子死有餘辜,重彈共產主義威脅的老調。

軍方這麼多動作,都是為了反制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獨立紀念日,向屠殺的受害者公開道歉。問題是,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如今印尼軍方與保守勢力仍盛,佐科威能夠完成他2014年的競選承諾嗎?

讓我們先回到五十年前,「1965年事件」。

蘇哈托之後,民選總統哈比比(中)開始著手推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圖中的人偶(左)為「930事件」中遇害的將軍。 圖/路透社

 

不管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青睞或是政治縱衡術的需求,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自建國之初,就與北京政權的互動曖昧不明:譬如在韓戰期間,聯合國大會曾就中國援朝的行動,進行判定是否為侵略者的決議投票,當時印尼代表投了棄權。隨後為了馬來西亞的獨立問題,印尼更與西方交惡,形成短暫的「平壤—北京—河內—金邊—雅加達」地緣軸心。然而,熱衷輸出革命的北京顯然沒有顧慮到印尼政府(特別是軍方)的感受。北京協助武裝印尼境內第五縱隊的工農勢力,雖名為抵抗英國(馬來西亞)帝國主義的入侵,但子彈並不會自動分別敵友,而今日之友也可能是明日之敵,北京對第五縱隊的支援讓印尼軍方感到芒刺在背。

根據不完全統計,六零年代印尼共產黨人數高達三百五十萬,是印尼最大的政黨、亦是世上僅次於蘇聯、中國的第三大共產黨,其勢力滲入政府,逐漸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此時,一些左傾的軍人卻發動一場激進的政變,透過成立「930革命委員會」,綁架並殺害數名軍方高級將領,導致原本看似穩健步入體制內的印尼共產黨,一夕間成為叛變的政府公敵——該政變給了蘇哈托陣營絕佳的藉口「清君側」。

為打倒930組織行動陣線串聯,蘇哈托陣營在西方勢力(主要是美國中情局CIA)的協助下,展開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這波掃蕩共產分子的行動,很快地便升級成為失控的屠殺與政治報復;戰場從雅加達、西爪哇開始,接著延伸至巴里、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全國主要島嶼,對象也從共黨份子,擴張到行動陣線成員的政敵,以及所有蘇哈托陣營看不順眼的嫌疑犯。照CIA的報告,長達數月的清掃讓共產黨被完全取締,迄今仍為非法組織,而屠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已達五十萬以上。成功扳倒共產黨的蘇哈托成為了印尼的新獨裁者,建立超過30年的「新秩序」(new order)。

1965年的蘇哈托(左二)。 圖/美聯社

 

1965-1966年肅清共產黨行動中,一卡車一卡車的共產黨青年被載往監獄囚禁。 圖/美聯社

 

對一個年齡中位數不到30歲、又被長期禁錮在威權下的國家來說,這段黑色的歷史記憶混沌不明,但近年兩部屠殺事件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The Look of Silence》陸續問世,使印尼年輕一代接觸並開始詢問真相,也讓受害者家屬更願意站出來尋求和解。

不過,就現實來說,官方仍不願揭露事件全貌。相較於赤柬受到世人譴責,聯合國特別法庭及國內法庭對紅色高棉的雙元調查審判,印尼「1965年事件」的屠夫們依舊躲在反共護國的大纛下,結果就是公理正義離印尼越來越遠。從五十年前的大屠殺,到1998年的「黑色五月」,再到東帝汶獨立運動、亞齊分離主義等血腥鎮壓,政府相關人員幾乎不受問責,助長了民間極端主義的氣氛。

蘇哈托的強人政治在1998年落幕,印尼正式進入民主轉型期。過去建國五原則裡強調的國民一致性,以及帶有指導性的民主主義,受到多元族群主義的衝擊。在威權時代,首要原則是人民必須有宗教信仰,雖然一般認為印尼是世上人數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但伊斯蘭教並非是國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等六個宗教均是通過認證的合法宗教。換言之,在蘇卡諾的新秩序下,即便是伊斯蘭教亦得受到監督與控制,這與部分中東國家的政教合一大相逕庭。隨著印尼的民主化益深,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與世俗名義上的穆斯林對立也就越多,社會分化漸漸擴大。

世人給予蘇哈托的評價兩極,對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來說,蘇哈托的暴政讓他成為罪不可赦的眾矢之的,但同時對許多人來說,蘇哈托是穩定印尼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圖為蘇哈托博物館。 圖/路透社

 

美國911事件後,美國及其盟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當時印尼也是其中一員。幾場戰爭打下來,西方暫時取得優勢,蓋達組織不得不轉進東南亞尋求發展,與巴希爾(Abu Bakar Ba’asyir)領導的印尼聖戰理事會(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 MMI)、伊斯蘭祈禱團(JemaahIslamiyah, JI)等大小外圍組織聯盟。巴希爾曾流亡馬來西亞十多年,在蘇哈托倒台後回到印尼,繼續他建設伊斯蘭國的偉大事業,並不定期地發動恐怖攻擊。這樣的人當然不可能為當權者所容忍,不久就被逮捕受審。數度進出牢獄,卻也反而使他登上精神領袖的高峰,成為極端伊斯蘭份子反抗政府的象徵,鼓舞不少年輕人投身聖戰。

這些聖戰份子針對的不只是政府、西方人士,也包含了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像是伊斯蘭人民論壇(Islamic People’s Forum)、捍衛伊斯蘭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等,都曾攻擊什葉派(Shiite)和阿瑪底亞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禮拜場所,或是和基督教徒起衝突。語言恐嚇、暴力殺傷,以及焚燒「褻瀆者」的住宅和教堂等暴力行為屢見不鮮,但政府多半袖手旁觀,某些激進官員還會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可謂與50年前的屠殺如出一轍。

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尼,經濟飛速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十倍翻漲,甚於中國的八倍多,但印尼民主轉型相對緩慢,政府治理(法治尤其)始終效能不彰。根據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印尼在2014年的排名約落在全球二分之一國家之後,尤以政治穩定和反貪表現最差。正如前述,強人雖逝,威權時代留下的遺緒卻積習難改。最明顯的就是從過去軍方的鐵腕肅清,現在轉由警方強橫執法。整體來看,嫌犯死傷數量或許減少了許多,但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本質沒有太大改變;一些公務員更透過尋租等貪腐行為,壓榨社會底層,或是藉著政府嚴懲極端份子的獎勵,濫用職權誣陷平民。

領導印尼聖戰理事會的巴希爾,極具聲望,是現今印尼伊斯蘭極端份子眼中的精神領袖。 圖/歐新社

 

911事件後,蓋達組織轉往印尼尋找盟友。 圖/歐新社

種種官逼民反的舉措,增長了公眾對政府的敵意。由於警方的法律免責權相當的含糊不清,接連引起衝突。某部份極端的教士甚至將之指為異教徒(kafir)或壓迫者(thaghut),鼓吹流血反抗,各島的社區出現越來越多的響應聲浪,以暴力報復警方。此類所謂的民間執法,還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或半官方教派團體的支持。鼓勵暴徒行為,等於暗示人或宗教的權力可以淩駕國家機構,顯示印尼內部對於極端主義、法律精神,乃至於民主原則,存有不小的認知差距。

事實上,印尼並非自絕於普世價值外。早在1993年蘇哈托便以第50號總統令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只是裝飾門面。而在蘇哈托之後,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倉促地接下總統之位,試圖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像是1999年公布的關於人權的第39號法案,企圖強化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但殘暴血腥的「1965年事件」,一直到2007年才等到人權委員會的首次調查;2012年才公布了第一份報告。

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委員會仍就事實作出陳述,指出那段基於反共的黑色歲月,存在著多數違反人權的案件,亦具體找到了一些行兇的人事時地。但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雖是印尼首任民選領袖,但出身軍系,屬於既得利益階級,政治包袱太過沉重,也不具足夠的實力與勇氣推動轉型正義。這項未盡的任因而落在佐科威身上。曾在2014年競選期間承諾將審慎處理這件滅殺行動的佐科威,卻在2015年、「1965年事件」的五十周年,迴避了「道歉」的問責。

追究有罪不罰(impunity)的案件、節制政府官員,包括軍方、警方等濫權行為,這不只是對被害者的補償,亦是協助印尼瓦解極端主義與平息分離主義,重新凝聚人民對民主制度以及國家認同,讓印尼得以繼續前進的重要關鍵。短短的十餘年間,印尼已向選舉式民主政體過渡,成為世上第三大民主國家。但就如同在第三波民主化裡走回頭路的國家,要再進一步成為自由式民主政體,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

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模擬了受難者的墓碑,藉以悼念跟抗議蘇哈托的暴政。 圖/路透社

来源:转角国际

艾鸽对唐诗两首

唐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几乎是高不可攀的。鲁迅就说过:“好诗都被唐人作完了。”评价之高,可见,唐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光辉里程碑。唐诗从形式到内涵的文采之美,韵律之美,意境之美,只能用灿烂来形容。但文学艺术只有高峰,没有顶峰,到顶峰就无法发展了。文学艺术的使命就是挑战权威。对唐诗的挑战,出现了宋词,对宋词的挑战,出现了元曲。而其实对唐诗本身也是可以挑战的。艾鸽略谈两首唐诗的绝美之处和缺陷,并与之对诗。
先谈李白的《夜静思》。这首诗极具安谧月光中的传情之绝妙,把月光“疑是地上霜”,一个霜字画龙点睛,把思乡的苦恋传递得惟妙惟肖。
诗曰:
床前明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
低头思故乡。
这首诗通俗易懂朗朗上口,被编进很多教材里,流传千古。
但如果说到缺陷:写诗最忌讳的就是一首诗里重复使用动名词。诗中,有两个月字,两个头字,后两句其实可以用:举首望素娥,低头思故乡。

艾鸽与之和诗:《夜静思》:

夜半落秋霜,
飘逸成月光。
起身捉玉兔,
梦醒泣故乡。

译文:
子夜的朦胧之中似见到降落秋霜
怎么漂移之中竟如月光来到眼前
快起身去捉住那玉兔般美的月亮
梦醒凄然泪下更幽恋遥远的故乡
再谈孟浩然的《春晓》。这也是一首流芳百代的名作。这是无可否认的美。
我上中学时曾经对语文老师说:“老师,但孟浩然的这首诗有毛病,违反大自然的天性。”老师惊讶道:“这首诗流传了几千年了……”我不顾他人惊诧:“我仔细观察过,春天的风雨是不会摧落花朵的,相反,只会催开花朵。”老师扶了扶眼镜:“这可不是标准评论。不过,你作一首来看看。”我便吟道:“《春晓》
冬末逢春晓,
耳廊绕啼鸟。
夜来风雨润,
花绽知多少。
文章来源:艾鸽文学艺术网 http://www.aigeart.com/index.php?route=common/home

廖伟棠:余秀华与奥登

 

余秀華與奧登

 

廖偉棠

詩人不甘於自發的情感爆發,不斷嘗試轉入自覺性寫作的規範理性中去,但最後擊中讀者的,依然是她與生俱來的痛。

余秀華與奧登(W.H.Auden),兩位除了同是詩人,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恰好最近閱讀這兩位同行,呼應了我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詩人的自發性與自覺性兩種才華,孰重孰輕?兩者是互相成就,還是此消彼長的呢?

余秀華如今不再為台灣讀者陌生,她的《搖搖晃晃的人間:余秀華詩選》成為2015年開卷十大好書,不但是罕見的詩集入選,我猜大陸詩人入選十大她也是第一個。賴香吟寫的推薦語非常準確:「生活大於詩歌,意志強過感受,作者直面現實,切鑿精靈般的痛覺與愛,把俗世粗鄙寫出了明媚,甚至希望。」

這樣一個本質性的詩人,自身的命運和詩無法切割(實際上每一個詩人都應如此,只不過余秀華因為疾病而加強了這種切割),理應屬於自發性的詩人。我早已為余秀華寫過好幾篇評論文章,多少都帶有點辯護意味──為她作為一位被標籤的「腦癱農婦」身上那個詩人辯護。今年因為一起做詩集宣傳活動的緣故,和她在不同城市見了三次,我又想為詩人身上那個女人辯護。

在南京的一夜,我拍了一張照片是余秀華搖搖晃晃的背影走進一家餐廳輝煌的燈火之中,光幾乎把她淹沒。這光到底隱喻著詩歌,還是隱喻她的命運?從余秀華的新詩集《我們愛過,又忘記》看到,詩人不甘於自發的情感爆發,不斷嘗試轉入自覺性寫作的規範理性中去,但最後擊中讀者的,依然是她與生俱來的痛。從這點來說,光是她的束縛,詩本應是自由,她竟只能偶爾得到。

不過,能有幾個詩人在詩中獲得完全的自由?回到香港,我去電台錄音介紹奧登詩歌的第三集──在我的讀詩節目《和你說說詩》裡這是罕見的篇幅,沒辦法,因為奧登太豐富太複雜。他是擁有強大自覺性詩人的典型,即使在他少年時代那些敏感抒情詩裡也能看到與年齡不符的自制力。奧登打動我的那些名篇,大多數是雄辯且善生波瀾的,比如〈悼念葉慈〉;他的龐雜沉雄讓我想到古代的韓愈,而他又多一些黃庭堅的曲折。

奧登中晚年詩既是「詩律細」又是「渾漫成」的,前者的自覺支持著後者的自發。他五十歲所寫〈愛得更多的那人〉便以巨大的情感力打動我:「當星辰以一種我們無以回報的/激情燃燒著,我們怎能心安理得?/倘若愛不可能有對等,/願我是愛得更多的那人。」(馬鳴謙譯)而這種情感的聚焦爆發,正是基於對愛這一題材的反覆思考,在這種自覺下面碰撞了奧登自身戀愛際遇的自發感懷,凝就而成。

奧登說過:我的所有詩均是為愛而寫。很明顯,余秀華也是如此,雖然她的閱歷和知識面均遠遠不及奧登,但愛與得不到的愛對兩人都深刻烙印。當奧登遭遇情感挫敗的時候,他和余秀華是同等的失敗者,而當他用詩省視這種失敗時,他的失敗就變成了人類偉大的失敗,等待我們檢閱。我曾以「弱詩歌」來肯定余秀華的力量,而今看來「強詩歌」的代表詩人奧登,也從弱之中汲取無窮力量。

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2016/614

林信谊:阅读钱钟书《围城》「我大笑,他也大笑」

 

閱讀錢鍾書《圍城》「我大笑,他也大笑」

 

林信誼

錢鍾書

錢鍾書。(摘自網路)

錢鍾書與楊絳

 楊絳和錢鍾書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對佳偶。圖為1938年,兩人留影於巴黎盧森堡公園。(時報出版提供)

圍城書影

楊絳與錢鍾書1935年結婚,結縭一甲子。兩人才氣相當,但外界的讚譽多在「中國第一才子」錢鍾書,惟評論家夏衍看了楊絳喜劇《弄真成假》、《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後讚不絕口,曾稱:「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

錢鍾書1947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圍城》,被視為重量級代表作,書中寓意「城內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早已家喻戶曉。書中描寫1930年代前後,以留歐歸國的學者方鴻漸為核心,刻畫他在新舊時代交接之時的情史與學術圈內的交遊際遇,主題通俗,展露他最為人所知的諷喻文筆。

錢鍾書與楊絳是人人稱羨的佳偶,兩人形影不離,在創作上更是親密夥伴。錢鍾書寫《圍城》時,楊絳簡直亦步亦趨,她自稱是最有資格為本書做「註釋」的人,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中,她寫:「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是,還有書外的事。」

她表示戰爭期間,夫妻倆在上海拮据度日,她業餘創作話劇,有一次兩人同看她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錢鍾書便發豪語:「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鼓勵他可以減少在學校授課時間來寫作,自己攬下平常女傭做的劈柴、生火、燒飯工作以節省開支。

《圍城》出版後頗受歡迎,1980年後在大陸重出再次風靡讀者,楊絳記述錢鍾書總是抱歉辭退來信或登門的讀者,甚至有次對一位電話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

她也澄清本書非錢鍾書傳記,主角「方鴻漸則是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

其餘每個場景和人物,楊絳也一一「拆解」取材何事、或由那些他們熟識的人拼湊而成,也正是這點知音,讓兩人對著稿子相視而笑。兩人默契可見一般,難怪錢鍾書曾言,楊絳「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楊絳認同:「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情人而非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只好分手。」

錢鍾書小檔案

  • 1910年11月21日出生,卒於1998年12月19日,享年88歲
  • 中國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通曉多種語文,包括英、法、德語,亦懂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
  • 著有小說集《圍城》、《人‧獸‧鬼》、散文《寫在人生邊上》、學術著作《談藝錄》、《管錐編》等

中國時報/開卷版/2016/6/10

 

林信谊:阅读杨绛《洗澡》一乌云、一道银边

 

閱讀楊絳《洗澡》一烏雲、一道銀邊

 

林信誼

楊絳

楊絳百歲高齡時仍每天讀書練字,腦筋靈活,念茲在茲為舊作《洗澡》寫出續集《洗澡之後》。(莫昭平提供)

上個月25日,作家楊絳病逝於北京。其與夫婿錢鍾書結褵超過一甲子,是中國文壇令人稱羨的才子佳人。開卷版特別報導兩人創作軼事,並摘刊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片段,邀讀者一起閱讀楊絳、錢鍾書。

洗澡

相較錢鍾書的憤慨,楊絳顯得相當淡泊。《洗澡》隔著小說的虛構距離,《幹校六記》則直抒親身經歷,一樣寬厚淡然。

中國大陸作家楊絳甫於5月25日病逝北京,享壽105歲。楊絳生於1911年,著作涵蓋番話劇、小說、散文、翻譯,雖然1940年代初期便就以《稱心如意》、《弄假成真》兩部喜劇成名,不過遲到77歲才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洗澡》,書寫文革經歷。

2014年、103歲時,她又推出《洗澡之後》,序言寫道:「假如我去世以後,有人擅寫續集,我就麻煩了。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指書中角色姚宓和許彥成),也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我把故事結束了,誰也別想再寫什麼續集了。」可見她對這部小說的感情。

為澄清而續寫

楊絳與丈夫錢鍾書原分別在中國社科院的外文所、文學所工作,文革時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羅山的「五七幹校」,期間曾被打為「牛鬼蛇神」,當眾被剃成陰陽頭。然而文革後,楊絳書寫小說《洗澡》、散文《幹校六記》記述文革經歷,卻不帶控訴悲憤,反而記述與底層人物的相處,以及人性中的友愛。

《洗澡》描寫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所受到思想改造,以「洗澡」之名代表西方的「洗腦」之意。書中分三部,刻畫一群人在「三反五改」改造運動中的改變與世情,維持楊絳一貫簡白舒緩、舉重若輕的筆調,也因人物眾多且刻畫生動,讀者莫不對他們的結局好奇,促使楊絳過了百歲後,為了澄清其中兩個主角的「純潔友情」而寫下續篇。

寬厚心態回顧

《洗澡》隔著小說的虛構距離,《幹校六記》則直抒親身經歷,一樣寬厚淡然。錢鍾書忍不住在她書前加個「小引」,說這「六記」少了第七記,應該是「記愧」,這類人或許慚愧自己沒看清假案,隨大家去糟蹋好人;或像他本人慚愧怯懦,沒為有冤屈的人出頭抗議。但最該慚愧的更是在文革中充當旗手、打手的人,「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作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

相較於錢鍾書的憤慨,楊絳顯得相當淡泊。她在另一篇〈丙午丁未年(文革發生的年代)紀事〉中,引述西方成語「每一朵烏雲都有一道銀邊」,以寬厚心態回顧這段經歷:「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經過不同程度的摧殘和折騰,彼此間加深了一點瞭解,滋生了一點同情和友情,就該算是那一片烏雲的銀邊或竟是金邊吧?」

楊絳小檔案

  • 楊絳,本名楊季康,小名阿季,祖籍江蘇無錫
  • 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2016年5月25日逝世
  • 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與錢鍾書先生結婚。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 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成名,著有《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洗澡之後》等作品

中國時報/開卷版/2016/6/10

林和立: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林立和
 
英国《卫报》最近报道,大陆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移居西方为数惊人,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又一次高峰。纽约大学中国法学权威孔杰荣更形容这股「逃亡潮」类似纳粹时代大批犹太精英逃跑到美国寻找自由之旅。

孔教授确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近年曾帮助如着名法律工作者滕彪与陈光诚等在美国找工作。其他已经落籍西方的着名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奇才余杰与袁红冰、诗人贝岭、前北大经济学家夏业良、与最近因为《无界新闻》刊登〈罢免习总声讨书〉事件,备受大陆恫吓的评论人长平与温云超。笔者亦认识数名大陆知识界好友,准备以专业或投资方法移民欧美。

刚过去的六四屠城27年与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祭,令人想起大陆知识分子被煎熬于水深火热的惨状。近年大陆流传一篇题为〈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学者,解析中共如何驯服和阉割一代代知识份子。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担心在中共的体制内,名牌大学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中国很可能「人种都会退化」。而伤痕文学作家张抗抗则慨叹:「如果需要,他们会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种人,他们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做奴隶的产品!」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深受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影响,绝少拥有积极反抗强权的基恩。就以刚去世的国宝级文学家杨绛与她先生钱钟书等民国时代大师为例,他们在1949年政权转移后,大多拥抱逆来顺受、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但他们不会站起来声讨毛泽东与鞭挞中共政权反人性、反科学与反民主的本质。

中共对包括国际知名大师的人格践踏远早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开始,在民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学、艺术家以及世界级教授为了生存大多避谈政治兼改行。钱钟书被迫化大量时间监督《毛泽东选集》的外语翻译,文豪巴金与矛盾基本上停止创作,沉从文改为研究美术史,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老舍,在文革开始不久更选择自杀的不归路。

文革后饱受蹂躏的知识界发表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伤痕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曝露了文革的荒谬与凶残,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但即使万二分敬仰钱钟书夫妇等大师的读者,也需要面对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这些国际知名的文艺泰斗没有站出来公开指控中共的暴行与其凶残的吃人制度?

还记得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曾不客气地问巴金,为什么他在文革后虽然不断写文章呼吁知识份子要「说真话」,但他自己好像没有说过一句「反党」或针对中共体制的话。朱教授是这样「质询」巴老的:「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

正如宗教学者王怡所言,「共产党的确让知识份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王引述文学理论大师王元化在文革后的一段话,王老说在历次反知识份子运动中,难得有如经济学者顾准与「反党舆论」搞手遇罗克等不畏强权的人,「我们知识份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但王元化本人有没有为文革的牺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这样批评王大师:「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知识份子都要如林昭、张志新一样当烈士。更重要的是,中共近十年构建的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的维稳机器,比起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式KGB厉害得多。记得在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时,维稳经费居然超过解放军的开支!余杰刚到美国后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透露虐打他的国保曾警告他说,当局充分掌握超过200个知识分子的行踪,「我们随时可以活埋你们」。

当然,由于语言、社会网络与经济压力等原因,不少知识分子被逼移居西方后,难以发挥他们一贯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但同时不少在美国、澳洲与欧洲落户的作家、评论家与教授,欣然接受全球化的现实。他们通过在当地研究、演讲与笔耕同样可以在互联网和全世界包括大陆、港、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对话。

中共每年花几十亿人民币在全世界拓展什么软实力来标榜「中国模式」如何伟大,习大大如何受国人欢迎等假像与歪理,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奋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相!当习总正全力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掩盖中共千疮万孔的施政之时,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加把劲,宣扬中国需要融入普世价值的逼切性!

林和立 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信博》专栏作者。

独立中文笔会为赵常青、张宝成、梁太平被拘留之声明

獨立中文筆會就本筆會會員趙常青、張寶成、梁太平等人因悼念1989年「六四」死難者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抗議聲明

本會會員趙常青、張寶成、梁太平及馬新立、徐彩虹、曹雪梅女士等人因在私人居所悼念1989年「六四」死難者,被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於6月1日以“尋釁滋事”罪名刑事拘留。本筆會亦提請注意近期發生的待確認的相關事例, 2016年「六四」前後,遭中國警方拘留、被失蹤、被旅遊、軟禁、約談的公民,已近50人。

本筆會強烈要求北京警方立即無條件釋放上述因表達和思想自由被剝奪自由的獲罪者,真正落實中國憲法所允許的所有自由權利。本會籲請國際筆會各分會及國際文學界,抗議並持續關注中國當局濫用中國刑法罪名侵犯公民自由的行為。

獨立中文筆會〔ICPC〕是國際筆會——世界上最悠久的國際性文學組織的149個成員分會之一,致力於弘揚文學,維護全球中文及世界各地因從事其文學及創作而遭監禁、威脅、迫害的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言論和寫作自由權益。關於本筆會的更多資訊,請參閱http://icpc-chinesepen.org/

纪念六四何罪之有?!—独立中文笔会述评

纪念六四何罪之有?!—独立中文笔会述评
《左传》中有这样的话:“要想加害一个人,还发愁没有理由吗?”古代封建社会要想加害一个人,一定会找出莫须有的罪名。不幸的是,现代中国的当权者,比起古代加害无辜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会会员赵常青、张宝成、梁太平等,因和几位朋友在家纪念六四27周年,于6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现被羁押在北京丰台区看守所。因同一事件被拘的,有马新立、徐彩虹等。赵常青妹妹曹雪梅女士。我们对此严重关注!

首先请问:纪念六四有罪吗?据国家教委统计:1989年全国先后有四千万人次参与了民主运动,而八九民主运动的最主要诉求就是:民主改革与反腐败。当局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展开了天安门战役,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被当作“反革命”镇压,死伤无数。枪声一响,变偷为抢,如今罄竹难书的腐败,不正是镇压六四导致的后果吗?如今中国最需要的不正是民主改革与反腐败吗?纪念六四,是还历史一个公正,还人民一个正义,还政治一个公道。

提醒当局: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反党都不是罪,反对某个政府领导人也不是罪。唯独在专制体制下,纪念一下民主运动也是罪。反对某个国家领导人更是大罪。这种迂腐的思维,甚至落后于越南及缅甸。只能和北朝鲜金正恩世袭王朝媲美。

特别奉告:我们严正要求当局立刻释放所有因纪念六四而被羁押笔会会员及其他民众,允许律师为无辜者提供法律援助。如果某些权势者以为用手遮住天空,那么,你们就继续表演吧。但历史不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妓女,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掩饰不住的。历史上用刑苛酷而丧国的例子还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