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浪:《六四詩選》序

 

 

見證、記憶和詩性正義的求索
——《六四詩選》序

 

孟浪

 

 

(纵览中国編者按:詩人孟浪主編、台灣”黑眼睛文化”出版社出版的《六四詩選》於2014年5月4日在台灣、香港兩地問世。同日,台灣《聯合報》、香港《明報》同步刊出孟浪撰寫的該書序文摘要版。經序文作者授權,本刊首發該序全文,以紀念”六四”25週年的到來。)


“六四”是一個重大歷史事件,1989年6月4日在北京發生,以成千上百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在國家暴力的蓄意攻擊下犧牲、受難,震撼世界,影響了20世紀人類進程。
但,無論就純粹的文學書寫,還是同樣充溢民族語言精神氣質的歷史書寫而言,”六四”又是一個未結束的事件,甚至是一個未來事件。於是,作為一次沉重的回溯,一次此在的跋涉,也作為一次希望的前瞻,我們的這部詩選誕生了。
“六四”事件的發生距今已屆四分之一世紀,這個影響20世紀人類文明進程的重大歷史事件之一,涉過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仍然餘響未絕、懸而未決:
——在中國 ,它至今仍是”國是”的嚴重”禁忌”,事件發生以來持續遭受著國家暴力(包括輿論控制、宣傳戰、審查制度、教育洗腦等語言暴力/隱性暴力)無間斷的禁制,而旨在衝破禁忌、追索正義的民間力量不懼打壓、前仆後繼、一刻也未停止發聲;
——在台灣,它是兩岸關係、兩岸命運里程中無法繞過、必須面對的未解”魔咒”,積年累月,歷史倒帶的回放已成為一個吊詭連結的象徵:”六四”擺盪在兩岸人心、民情之間,如同似斷未斷、欲連未連的一條觸目而又脆弱的危纜,兩岸命運共同體的存在感,遊絲般地縈繞於此;
——在香港,它已然內化為這個城邦數百萬民眾、數個世代綿延不絕的”集體記憶”,一年一度”六四”當日在維園球場舉行的燭光紀念晚會儀式,二十多年來風雨無阻,成為華土之上唯一一項以人民集會年度祭典構成巨型體量規模的重要”非物質文化遺產”,每一位在場者可以身歷其境觸摸歷史、感悟當下、啟示未來。
對兩岸三地及流散海外的很多文學人——在此主要地對詩人而言,身為當年事件的親歷者、目擊者或見證者,”六四”在不同程度上影響了他(她)們當年至今四分之一世紀漫長的人生軌跡,並非不重要的是,”六四”的悲劇所昭示的精神向度可能始終還迎臨著他(她)們。
他(她)們或從當年第一時間、第一現場彈跳似的寫作反應起,過去的二十多年來寫下的有關這一主題命名或氛圍浸染的詩篇,無論多還是少,重還是輕,長還是短,在編者看來,都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思想和美學材質——這種材質有助於參與形塑現代漢語民族(現代漢語國家)迄今仍告稀缺的精神史和歷史詩學建構。二十多年來的歷程中,也有一個世代、又一個世代更年輕的後來者加入了這一書寫的行列。
過去的四分之一世紀,關於”六四”的各種書籍或文字,可謂汗牛充棟。令編者和與編者持同樣關切的人士不滿的是,文學、尤其是現代詩歌,作為一個時代之良知的記憶、見證、醒覺、追問和呼告,作為轉型正義、歷史正義的精神文本之彰顯,就目前的視野所見,延展在這樣一種思想和美學構成的譜系中,其織體與觸感肌理尤其稀缺。具有文學審美品質的書寫文本之鉤沉、萃取、匯集及呈現,總的來說,於”六四”事件至今,乏善可陳。
原因何在?
一個顯明的事實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暴力對”六四”歷史和記憶的全面封殺,使任何有關”六四”的思想和言論的公共表達在境內被消聲,遑論”六四”文學和詩歌作品得以主題性、集束性地公開推出,或正常發表與出版(本次編選中編者尚欣喜地發現,在如此艱難的人文生態中,歷年來仍然有可敬的中國大陸作者頑強地在他們的出版物中以自己的獨特方式抵抗遮蔽和遺忘)。
中國、台灣和香港兩岸三地分別捲入以瘋狂攫取利潤為導向的消費資本主義邏輯黑洞,政、產、學界普遍的唯利是圖、唯強權是瞻的濁風正熾,來自民間的批判性、提升性、超越性的聲音被邊緣化,終極關切的價值標桿蒙垢不彰——如同台灣的”二二八”曾經遭遇或可能也正在繼續遭遇的命運一樣,也讓”六四”的意義向度幾近迷失乃至窒礙無息。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一方面,六十多年來國家暴力(制度性、結構性/顯性、隱性)的強蠻干預和威脅,侵入公民日常生活和生存機能,粗暴地切斷了”詩與政治”、”詩人與政治”在言說和文學場域理應有之的正常連結、傳達和修辭,作家公民的表達空間和平台遭嚴重扭曲,並形同自我閹割而致失語滔滔;另一方面,逾二十年來因狂暴的壟斷資本與集權權力的媾和、分贓及宰制,人與人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認知出現解離和惡變,在1980年代曾經一度得到復甦的”詩人與社會的對話關係”,於今蕩然無存。災難性的現實是,從”政治冷感”而”娛樂至死”,一直到”邪惡的庸常性”滲入社會的各個角落,詩人、作家的公民精神、價值關懷呈萎縮與麻木狀,犬儒的、鄉愿的心性,成為習以為常的生存”本能”。
一個巨大的歷史存在,同時也是一個巨大的精神存在,”六四”被強權遮蔽、被謊言覆蓋、被愚行掩埋,趨利第一、逐利至上社會以可怕的人性深淵吞食中國,吞食中國掙扎中、抵抗中的自由思想、獨立人格和審美品性……
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漢語文明圈,因”六四”而必得觸發的意義言說和價值捍衛,在精神性的恆久向度上,以文學場域的正常建構而論,詩的缺席,詩人的缺席,詩性正義的缺席,令人震驚,至為遺憾。
尋找和發現,詰問和糾正,彌補和追認,也許適逢其時。
本書的編選與出版是一次嘗試,它是集四分之一世紀時間磨礪淘洗而積澱、反思、辨正、審視和承傳而成的精神創造性產物。它的推出,僅僅是一次去蔽,一次祛魅,以詩文本的朗現,試圖撕開歷史幕幔、洞穿現實高墻、探向詩性精神之光的一個開始。


開卷之際,編者認為有必要向作者對本書內容所要呈現的題旨做一個簡要的交待。
讀者把卷細閱,會發現貫穿全書出現最多的正是 “六月”、”廣場”、”死亡”、”紀念”這樣幾個主題詞,不同的作者從當年的現場實景開始,直到二十多年後的今天,持續以歷史現場的目擊者、時代悲劇的見證者、詩性正義的追索者的代入身份,為”六四”痛史留下詩人書寫的別樣文本。
在文學史上歷歷可數的,諸如猶太作家對納粹大屠殺的文學記憶、蘇俄作家對斯大林肅反、勞改營罪惡的文學記憶、中國作家對毛澤東政權暴政肆虐的文學記憶、台灣作家對蔣氏政權”二二八”和白色恐怖歷史的文學記憶,與本書作品所揭示的文學記憶,儘管規模、體量上的比例各各不同,但究其本質無疑是一致的——對國家暴力戕害無辜生命的沉痛記憶,對國家暴力掩蓋屠殺罪行的勇敢見證,對人類文明中氾濫國家暴力的無情質疑和深刻批判,對社會公義、歷史正義的詩性謳歌與追索。而極為重要的是,這些作品的作者都以詩人的現代敏感和感受力,在文本美學的獨特性、豐富性上作出了嘗試接近典範、抵達典範的努力。編者願意向讀者推薦趙思運、殷龍龍、汪建輝、杜力、李知行、蔣浩、駱駝、顏峻、廖偉棠、孫磊、唐不遇、陳家坪、吳晨駿等這樣一些作者,作為本書的主體作者群中的主要成員,他們在六四題材、六四主題、六四精神等範疇內堅持表現詩人獨特的審美感知、人性思考和文學言說,構成了本書所要呈現的精神張力。
歷史上任何一項重大人權災難,會給作為平和、善良民眾的受害者或當事人,甚至毫髮未傷的遙遠的旁觀者、後來者,在生命中往往都會留下難以彌合的精神創傷,”六四”悲劇也在敏感的詩人那裡形成強烈而痛切的刺激和震盪,這樣的創傷性壓力症候群的文本反應、文學反應,流瀉於本書中不少作者的筆下。從內心的沉痛或絕望,自毀、自虐傾向的袒露,靈魂的質對和拷問,私人獨白與公共言說的切換,對真相的追索、對正義的籲告,一直到救贖和自我救贖意識的獲致,人性探索和超越的精神光譜藉助審美表達顯得相當多元和豐滿。
為了方便讀者對”六四”詩歌在事件發生四分之一世紀以來的流變全貌有一個鳥瞰式的把握,也方便有需要的讀者可以追往溯返進入具體的情境細讀,編者把全書入選作品分為四輯:【輯一】入選作品寫作於1989年”六四”當年;【輯二】入選作品寫作於事件後次年的1990年到20世紀結束的2000年之間;【輯三】入選作品寫作於本世紀的最初十年,即自2001年至2010年;【輯四】入選作品寫作於2011年以來若干年間。
二十多年之間礙於中國現實環境的困難,沒有發表或沒有紙本傳播的一些難得的封藏文本這次通過本書編選的徵約,也告終於”出土”(沈澤宜《見證》、徐敬亞《紀元》、野夫《魚之屠》《名城之死》《某年》、劉漫流《當獻的祭》、曾宏《今天的日子》、夢笛 《一束獻給六月的小白花》等),希望讀者多加留意。
本書篇幅雖然有限,但編者還是試圖將六四詩歌中的一些長詩、組詩盡可能完整地刊用,畢竟這是沉積二十五年的歷史性選本,一定的體量規模是必要的。蔣浩《紀念》(長詩)、駱駝《”六四”,忘記吧,你這中式之謎》(長詩)、徐敬亞《紀元》(長詩)、周倫佑《在刀鋒上完成的句法轉換》(組詩)等等的呈現都體現了編者這一意圖。


本書的編選徵稿,於2013年11月底至2014年1月上旬間進行,由編者向兩岸三地及海外各方、主要是居住在中國大陸的作者和相關文學界人士陸續發出總計兩百封以上的稿約及敬約推薦的電郵信函;同時,中港台多位詩人、批評家也幫助編者轉發稿約,聯絡作者,推薦作品,並代為確認授權。除了在獄中的劉曉波、李必豐和軟禁中的劉霞等少數幾位作者無法聯繫,及已故的四位作者由他們的友人代為授權並提供作品外,90%以上的入選作者由他們本人回應稿約,提供供編選稿件或通過推薦人委託同意選編。到稿量之多,超過本書現篇幅的三倍以上,令編者甚覺意外,也倍感鼓舞。
本書最終確定入選作者100人,分布在中國、台灣、香港、澳門及海外歐美等國家和地區,其中逾六成以上居住在中國,除台港澳作者外,居住在海外的作者絕大部分也是”六四”事件發生後離開中國移居(流散)境外。百名作者中,年齡最大者,如詩人沈澤宜(中國)、馬博良(美國)生於1933年,已年逾八旬;最年輕的作者唐醋,生於1994年7月,”六四”事件五年後才出生;另有幾位入選作者是1980年代出生,由此可以觀察到”六四”精神貫穿的主題寫作,在代際傳承中已得到延續。主體作者群以1960年代及1970年代初中葉出生者居大多數,也正反映了在自己的青春年代經歷”六四”事件的作者,對此事件的寫作敏感和震撼性反應最強烈,多年來持續通過現代詩創作作出紀念性追憶、反思和索問也最為密集。
在本書的選題準備、資料搜集階段,編者查閱到”六四”主題(和題材)的現代詩歌合集類中文出版物,計有四種:《我的心在天安門——六四事件悼念詩選》(增訂版•1989年12月,台北:正中書局);《雖然那夜無星——心繫天安門》(1990年5月,香港:突破出版社);《六四詩集》(2007年5月,香港:博大出版社);《一般的黑夜 一樣黎明——香港六四詩選》(2011年5月,香港:水煮魚文化)。前二種詩集,出版於”六四”事件發生的當年和次年,儘管選入了不少名家詩作,但多訴諸於一時爆發的樸素情感,詩作失之粗淺直白,絕大多數缺乏詩意,時過境遷,重新閱讀發現已很難談得上文本和文學價值。第三種集子出版於七年前,由於該書編選粗疏、草率,文學性標準弱化,”民運”化色彩過強,致外界很多優秀作品沒有選入。最近的一種六四詩集出版於三年前,是研究香港六四詩歌的經典文獻,編選範圍僅限於香港一地,中國和台灣及海外作品闕如。這次由”黑眼睛文化”出版的這部《六四詩選》 嘗試突破侷限,彌補缺失,呈現六四詩歌、六四文學的嶄新面向。
編選本書期間,編者注意到同時期中國詩歌界有作者在媒體上發出”中國詩歌應當回到社會現場”的聲音,也有中國詩人聚在一起公開討論”當代詩歌中的道德困境”,論及”詩人作為公民與城邦(國家)及其辯護者之間的緊張”,有詩人坦誠地指出,”當代詩的道德困境與中國的政治困境脫不了干係,並在一定程度上為後者所塑造”。在審查制度和自我審查制度的語境中,體制性的依附和”脅從”裹納日常生活,這樣的聲音、這樣的討論太少太少,值得鼓勵。也因此,作為編者的我,充分諒解我在中國的若干詩人朋友在接到我的稿約後保持的沉默,他們在他們的”道德困境”中作出了他們自己認為最合適的反應:不反應。我沒有理由不表示尊重。當然我也願意看到由於詩人和公民社會的努力,這樣的”道德困境”可以儘快被解除和突破,文學的介入性恢復正常的執定,作家的公民倫理賴以恪守,居住中國的詩人公民和所有的人們一起終可獲得真正的自由。希望下一部”六四詩選”可以在不久的將來於中國境內公開出版、無礙傳播,更希望這樣一部詩選的編者就是居住中國大陸的詩人朋友或批評家朋友。
在此感謝現居中國境內的很多詩人接到稿約後,無懼”禁忌”,高度肯定和支持本書編選計劃,熱情來稿,強有力地促成本書的完成;
感謝詩人黃粱、零雨、麥芒及在這裡不便提及姓名的幾位中國詩人幫助聯絡作者、推薦作品;
感謝王興中、潘小雪、于碩、冉雲飛、孫乃修、劉懷昭、萬之、熊山卉、柯雷(Maghiel van Crevel)、梅丹理(Denis C. Mair)等友人在本書編選過程中提供意見和建議;
感謝我的台灣友人、書法家陳世憲題寫書名為本書增色;
感謝詩人張耳捐出她即將出版的新詩集的版稅用於資助本書出版;
感謝詩人鴻鴻和他主持的 “黑眼睛文化” 出版社,在兩岸三地公民社會需要團結攜手、守望相助的關鍵時刻,出版這樣一本獻給歷史、獻給當下、也獻給未來的詩選。
本書是一個私人選本,一個詩人選本,但又是一個完全開放的公共讀本,編者期待有第二部、第三部甚至更多的六四詩歌讀本在未來陸續出現,期待詩的在場、詩人的在場、詩性正義的在場,成為飽滿的、鮮活的常態,成為對每一位讀者來說迎面壁立的一項公共常識。

2014年春夏之交 香港新界

(來源:《縱覽中國》網站。原標題為《<六四詩選>序》,現標題由《自由寫作》編輯所加)

尾生:浅谈“诗性正义”

 

 

浅谈“诗性正义”

尾生

 

 

 

什么是正义?什么是诗性正义?最近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的刘狄写了一篇文章《“诗性正义”是个什么东东?》。我起初劝她不要写,因为谁也不知道“诗性正义”的定义是什么。刘狄既然写了《“诗性正义”是个什么东东?》,从她文章的内容来看,她事实上已经承认了有“诗性正义”这么一说。我觉得她写的有些地方值得商榷,于是也想浅谈一下我对“诗性正义”的理解。

刘狄的文章里把“诗性正义”和十九世纪的浪漫主义,二十世纪的披头士运动相提并论。她认为所谓的“诗性正义”就是反理性主义的对激情的崇拜和正义化。而且刘狄还在文章里提到一些“诗人们感觉我是诗人所以我就是正义,反对我的人都是反对正义的邪恶势力。”

国际笔会独立中文笔会在最近的一次换届选举程序上出现了一些分歧和争议。围绕着关于程序的问题有一些关于程序正义与结果争正义之争。笔会的一些诗人会员在程序正义与结果正义之外又提出一个“诗性正义”。我是不认同所谓的“诗性正义”的。但刘狄既然把“诗性正义”下了一个“反理性主义的对激情的崇拜和正义化”,而且顺带把诗人说成了一个“我就是正义”的“暴君”,我就觉得有必要写文章回应了。

努斯鲍姆在《诗性正义:文学想象与公共生活》表明:文学,尤其是小说,能够培育人们想象他者与去除偏见的能力,培育人们同情他人与公正判断的能力。正是这些畅想与同情的能力,最终将锻造一种充满人性的公共判断的新标准,一种我们这个时代亟需的诗性正义。努斯鲍姆其实也没有清楚地给“诗性正义”下一个定义。努斯鲍姆只是通过对经济学功利主义或法律经济学的批判,用“诗性正义”来呼唤人性的回归——避免人的物化和理性动物化。

如果有“诗性正义”这么一说。我认为的“诗性正义”也不是反理性的,而超理性的,不是对激情的崇拜和正义化,而是对直观、超验、启示的诗化。这种“诗性正义”类似走出“柏拉图洞穴”的人重新回到“柏拉图洞穴”,而试图走耶稣十字架的道路。康德在《纯粹理性的批判》里提到理性的边界问题。我们中国人受新文化运动的“德先生”“赛先生”的影响,往往把科学和理性举得很高,而不知道理性还有边界问题。新文化运动的负作用就是在一场所谓的理性启蒙运动中把人沦落为“由猿猴进化而来的高级动物”,而且还试图通过理性来计划一切——把人类像解方程一样送入共产主义社会。“诗性正义”正是对理性的超越,而不是反理性。诗性正义恰恰是要打破升起的“红太阳”,让人回归到人性,回归到普遍的常识中去。

我认为刘狄的逻辑是比较混乱的。“诗性正义”是刘狄自己下的。我不知道有谁会同意他对“诗性正义”的定义。我是不同意的。即便按刘狄自己对“诗性正义”所下的定义,是不是可以从“诗性正义”推出“我是诗人,所以我就是正义。”这就有点三段论的意思。首先“诗性正义”,然后“我是诗人”,结论“我就是正义”。有这样推论的么?

刘狄在文章中还提到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我并不赞同。正因为对诗性的反叛,才会发生奥斯维辛的灾难。我们恰恰应该重新回归“诗性正义”——回归到上帝造人的目的。马克思年轻的时候是个有神论者,也写诗,可他后面渐渐进入无神论的世界,由神义走向人义,最后走入理性的自负——以人的有局限的理性推出人类历史的终结:共产主义,而最终把人类引入魔鬼撒旦的试探之地。马克思可以说是对”诗性正义”的最大反叛。及至后来的制造人类灾难的希特勒,也不是在“诗性正义”之下所为,而是另一种的对“诗性正义”的反叛。希特勒最初也是想做一个画家,艺术家,从广义上来讲,在希特勒身上缺少天生的诗性,而逐渐堕落为对政治的疯狂——以一种狂热的激情试图掩盖他诗性的荒芜。

诗歌是语言对世界的拓展。诗人也往往承担着为世界命名的责任。真正的诗人有类似祭祀的职分——能够通灵。从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诗人就承担着特殊的使命——用文字传达神的启示。这一切便给了诗人某种超验的神秘主义气质。同时这也给诗人带来许多的污名:世人会认为某些写诗歌的人就仅仅借着诗人这个身份为自己的“发疯”寻找理由。冒牌“发疯”的诗人很多,但我们不能否认具有灵性的真诗人的存在。

我们看到哪个真正的诗人沦落为“暴君”呢?如果有,也仅仅是些三流,甚至不入流的所谓诗人。因为诗人类似祭祀的职分,他的诗歌本身就具有某种先知预言的色彩。诗人借着上帝的启示,满足了诗人灵里关于无限的需求。一个真正的诗人应该是超越世界的,有属天的追求,他怎么会去爱那必然要败坏的世界,而试图去做暴君掌控世界呢?

那时候人类没有火。普罗米修斯为了给人类造福,就冒着生命危险,从太阳神阿波罗那里去偷走了一个火种。主神宙斯站在奥林匹斯圣山上,发现人间烟火袅袅,立刻追查是谁盗走了天火。当他得知是普罗米修斯触犯了天规,便大发雷霆,决定要狠狠惩罚他。诗人承担的就是类似普罗米修斯的责任——用属天的语言照亮人类的视野。歌德在《谈艺录》也提到关于好的诗人或者说作家与一般诗人或作家的区别就是关于如何处理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好的诗人或作家能把特殊体验变成人类的普遍经验。世人总是在火里看见了真实的世界,而同时容忍普罗米修斯的受难。世人也往往把诗人,像对待为耶稣一样送上十字架。诗人在某种程度上担荷人类心灵的苦难。

如果说有最后的和最高的正义,那么这个正义只会也仅仅只能是上帝的审判。诗性正义可以理解为最接近上帝的正义。一个真正的诗人会认识到理性的边界,同时也会认识到人的边界,甘愿顺服在那全能者的手上;一个真正的诗人会是一个“为道日损”“回转像小孩”的澄明的人。一个真正的诗人当然会成为一个更加公正的裁判者——同时实现上帝之下最高的诗性正义。

陈家坪:我们要价值不要利益之争

陈家坪

廖天琪在题为《笔会将走出困境,风华再现》的“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中说:“本人作为会长候选人,有会员敦促我对当前笔会面临断供、分裂、对立、对于言论自由的误解、开大会和选举文化的混乱脱序局面等等情况表态。”

从这段话,我看到她迫不得已要进行立场表态,但笔会的价值何在呢?如果我们没有价值选择,那么,必然会停留在一些利益之争上,这有何意义?

你看,廖天琪对她的新理事会班子说:“新理事会应当有心里准备,如果财务交接不顺利,我们是经济上一无所有的领导班子,大家都必须牺牲作义工。”难道,做义工就不能创造价值吗?牺牲什么呢,还不是指利益。

作为笔会的会长,首先要考虑的必须是笔会的团结与统一,共谋发展。廖天琪的宣布非常惊人:“现在笔会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一切的妥协努力都很难成功。”这多少有一点像独立宣言。但是,以失去我们笔会的会员而独立,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我们希望看到会长去处理一切矛盾和纷争,最后大家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不是像一个胜利者一样来对我们宣布笔会已经分裂。

廖天琪称:“孟浪、贝岭为首,自称改革派,希望能自成一个组织,我们乐观其成,不过你们是少数,分出去不能把笔会的名字也带走。”我们熟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指的是价值。“不能把笔会的名字也带走”,廖天琪关心的始终是利益。笔会的名字代表着一种名誉,名誉能带来利益,这一点,她似乎很清楚。事实上,就算各自成派,分头实现笔会的不同价值,又有何不可呢?

“我个人认为笔会章程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完善修改,虽不能算作完美,但是用来民主运作,杜绝弊病,防止作弊是足够了。”她这样说,也许是“虽不能算作完美”的“笔会章程”用来谋利可能是足够了,“民主”在不完美的笔会章程上“运作”只能成为一个恍子。因为我们对笔会价值的确立和追求肯定是永远不够的,笔会的价值只能是在相对完美的章程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我不知道,廖天琪明知“笔会章程”“虽不能算作完美”为何还能够如此自得自满?

廖天琪宣称“对宪法的诠释权在大法官手里”,可她接下来说,“以免每次开会就在章程上面纠缠”,她因此考虑“笔会章程的诠释权”“让一个两三人组成的小组来负责”。果真如此,我们笔会是不是还得赶快去吸收两三位“大法官”会员呢?

廖天琪认为,“讨论、辩论是比智力、知识、机智和辩才”,难怪张裕这位据说是笔会章程最全能的诠释者,在面对众多会员各种置疑时,总是赢家。因为他会诡辩。但我认为,讨论、辩论是运用智力、知识、机智和辩才来追求真理。真理属于价值。

一个处处有立场,而不见价值追求的会长,会把笔会带向何方?!

相反,贝岭在“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中,一开始就表明了我们笔会存在的价值:“在‘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是与非的模糊空间。”

相对于廖天琪在“虽不能算作完美”的“笔会章程”上所表现出来的自得自满,贝岭在争取和守护言论自由上,反省自己在上任初期,“确曾有过失误和错误”。

他强调,“笔会不是争取民主的政治组织,而只是一个‘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的组织。笔会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文学组织’,笔会的责任就是捍卫言论自由。我们笔会随时需要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

对笔会未来的发展,贝岭表示了一种紧迫感,“我深切感受:笔会将丢失中文世界作家的认同,成为一个和文学、作家没有关系的小组织,既丢失了弘扬文学之理想,也未起到捍卫言论自由之作用。”

所以,作为笔会会长,他“必须开诚布公告诉大家,笔会必须改革,从理事会负责制、秘书处组织、如何扩大会员参与国际会议、如何活化笔会、使之更有活力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改革涉及章程之修订。”因为,这个章程,就是不思改革的廖天琪也知道是“不能算作完美”,所以必须及时修订。

贝岭的“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笔会生存价值的信念追求:“如何改革并健全笔会制度,一旦成形,我随时交棒。”如果说要作好“牺牲”的准备,这才是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牺牲”个人的名份和权力。

廖天琪的“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让我们感受到笔会处于是非之中,而她用分裂的办法来处理。贝岭的竞选感言,我们从中能体会到一种笔会在备受挫折中求变的希望之所在。

人无完人,贝岭真的需要一个各有所长的团队来相互协作,以实现笔会“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的理想,我们每一个会员皆不能等闲视之!

2016.2.7

关于独立中文笔会近期工作通报

关于独立中文笔会近期工作通报
〔2016年2月至3月〕

 

 

会员们好:
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已结束一段时间,本届笔会理事会、秘书处及所属狱中作家工作项目、自由写作及翻译和语言权利工作项目、女作家工作项目和青年笔会工作项目等机构相继建立,相关工作有序推进。各工作项目主任名单已在第一次理事会议通报中公布,在此再行公布一下各项目主任名单:
狱中作家工作项目主任:逸风
自由写作及翻译和语言权利工作项目主任:阿钟
女作家工作项目主任:井蛙
青年笔会工作项目主任:魏强
现向诸位会员们通报近期笔会事务及相关工作。

一、依本会章规,在此特向会员通报,3月15日,原本会出纳司鹏程在处理上届秘书处遗留财务问题时,向本人、第五届会长廖天琪及本笔会秘书长蒋亶文发来一封通报信,郑重告之:
「两位:从银行获悉,笔会旧账户上约9万美金存款消失。因金额大且我不知情,银行方面交Fraud Department(反欺诈部门)处理。具体信息尚在了解中。先此知会。谢谢。问好。司鹏程」
震惊之余,本人向他亲自了解后获知,2009-2013年期间的某届笔会理事会、秘书处设立的笔会帐户, 主要是美国民主基金会(NED)拨款结账外的笔会自有资金账户, 第五届笔会秘书处及财务人员从未向在2013年11月换届后的第六届理事会、秘书处及会长知会和交接、更未完成移交。该笔会帐户被隐瞒逾两年,直到司鹏程先生发现该账户内款项不知去向,才以信件告知。
本届理事会及秘书处认为:「第五届笔会(2011-2013年)理事会、秘书处掌控行政、财务事务的个别成员恶性和故意违反《独立中文笔会笔会章程》、违反《独立中文笔会财务条例》等规章,视2013-2015年第六届理事会以及会长如无形。」
第六届笔会(2013-2015年)理事会全体理事竟然毫不知晓存有7万多美元款项,2016年3月2日又存入NED专项未发放款二万三千多美元的账户后,现才被告之。
至此(2016年3月15日),上届及本届笔会理事会第一次被告知笔会有此账户;之后,本届理事会及秘书处向笔会第五届部分理事和候补理事多方询问该届账户情形,他们均不知此账户及此帐户究竟有多少钱?因该账户管理者从未向第六届理事会、第六届会长报告,直到第六届全体理事任期结束二个多月,才接获司鹏程先生的紧急函告。
由此判断,管理该笔会账户的秘书处成员严重违反《笔会财务条例》,该条例要求如下:
「3.1、本会资金管理由财务秘书直接向会长负责,秘书长和在中国国内的副秘书长根据会长的委托进行协调,并受理事会的监督。」
就司鹏程先生所告之,存有该款项的银行正在调查诈领该笔款项者,该银行名称将由该账户持有人随后公告。相关情况的详细报告及后续进展,必要时,将另行通报。

二、秘书处已向国际笔会等机构、NED以及各相关笔会通报了本届笔会和秘书处近期相关工作,并就前一阶段笔会出现的禁言问题、管理问题和换届选举等问题进行了通报和说明。

三、最近五十天时间内,本人工作重点集中对香港出版自由的调研、对出版人人身安全的关注之中。2016年1月至3月,曾往泰国与香港进行实地调查,并与国际机构和媒体进行合作。
大致工作及努力,媒体有追踪报道(外文报道暂不列入),中文报道可参考:
贝岭:寒蝉效应中的香港政治书热/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13/cc13beiling/zh-hant/
禁书:香港书商的摇钱树与惹祸根 /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60205/c05hongkong/zh-hant/?utm_source=mostviewed-daily&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mostviewed
《南华早报》3月6日专访
http://www.nanzao.com/tc/ national/1534a7656ff253e/shi- ren-bei-ling-dao-gang-diao- cha-gui-min-hai-shi-zong-zai- tai-diao-cha-xian-shi-qi-shi- bei-bang-jia
3月7日《苹果日报》采访
http://hk.apple.nextmedia.com/ news/art/20160308/19520887
3月18日,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xl3-03182016101051.html
3月8日
美国之音专访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k-bookseller-2016307/3222650.html
BBC中文网专访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3/160308_bei_ling_gui_min_hai_causewaybay
(英文专访有:3月8日,美联社,3月9日, BBC新闻网、《华尔街日报》;3月10日,路透社等。)
本人在本届笔会配合支持下的相关工作,引起国际效应,使笔会捍卫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宗旨进一步彰显。理事会及会长再次强调,本笔会要以国际笔会「弘扬文学、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继续为言论与出版自由而努力。
本人认为,「弘扬文学」部份,笔会做得远远不够,目前《自由写作》网刊和《自由写作》年刊正在新建笔会网站激活之中。

四、积极搭建笔会网络平台,目前新网站已经初步建成,并将近期公布。

五、流亡泰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狱中作家工作项目主任逸风,在民主人士黎小龙及其一家人驾船逃难被泰国警察抓捕关押之时,及时通知泰国曼谷的联合国难民署(UNHCR)官员并呼吁国际媒体关注、参与营救和保释黎小龙等一系列事务上发挥了作用。黎小龙事件发生后,本人亦十分关注,电请滞留泰国的本会会员颜伯均等友人尽力给予受难者帮助。

六、女作家工作项目主任井蛙于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前,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女作家工作项目签名声援被土耳其政府迫害的女作家。

以上事宜向诸位会员通报。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贝岭
2016年3月25日

孟浪: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

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横亘著一片漫长而遥远的开阔地,其中
不无希望,不无胜景,不无宿命,也不无迷津。蓦地,一位叫高行健的作
家从那个庞杂的群落中悄然逸出,孤身穿越了它──
十二月十日,高行健将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市的音乐厅,那里举行的二
○○○年度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他会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
金。 閱讀全文〈孟浪: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

孟浪:我为诗人辩护,诗人为谁辩护?——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与《今天》三十年纪念之间

国际人权日前一天,12月9日,《零八宪章》在签署人之一、作家刘晓波被突然拘押的不得已情势下提前于互联网发布,公告世界。《零八宪章》的签署得到了中国国内及海外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和积极的联署声援。

国际人权日后两日,12月12日,《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晚会经数个月的精心筹备在香港如期举行,北岛、芒克、舒婷等13位当代重要的中国诗人登台朗诵,以纪念这份三十年前当大陆开始走出历史误区在”解冻”潮流中顽强诞生的 閱讀全文〈孟浪:我为诗人辩护,诗人为谁辩护?——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与《今天》三十年纪念之间〉

孟浪:必要的丧失—— 一九八九后的中国流亡文学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流亡文学从来不是无本之木、无羁之萍,它顽强地根植于中国大陆地下文学传统几乎横贯整个中共统治史因之遍布牺牲的时代土壤里,也不绝滔滔地萦系于20世纪中国少数杰出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争取精神自由而反抗极权压迫的卓异风范所形成的历史激流砥柱之中。

与中国官方平常出版的大量所谓当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刊物的叙述与评论迥然不同,自196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始终存在着突破和拒斥中国共产党党治文艺模式的「不同的声音」。1980年代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帜的中国第一波民主运动浪潮被镇压,在其后的三、四年间(约1981年至1984年),作为某种反弹效应和剧变效应的后果,引致了主要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众多独立的地下文学社团、刊物在中国各地的崛起及自由化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勃兴。自1980年代中叶起,由于西方驻北京传媒、西方驻北京使团及西方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文学学者的关注或安排,为数极少的若干地下文学「活跃」人士(如北岛、顾城等)和尚在体制内的文学「异质」人士(如高行健等)陆续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单独邀访出国,也有一些自由作家、艺术家在此前后因留学或婚姻等理由开始移居国外,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流亡文学中流亡作家之所以被称作「流亡」的「身体性位移」最早的由来。

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文学称谓被定义与鸣响

而「流亡文学」或「流亡作家」称谓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域的提出,则源自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称谓」被鸣响了,「定义」当在行动与组合中,这不可能是一个太过简约而实为稍嫌冗长的时间过程,至今它仍在形义互动、互变的发展中,中共当局当年动用军队血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抗议和谴责,几乎与此同时或之后,旅居海外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就开始酝酿成立类似「中国流亡作家联盟」的文学组织,并拟创办名为「流亡」的流亡文学杂志,据笔者所知当时在美国的中国诗人江河、严力、贝岭、菲野等都是参与者(此举因为当时同具「流亡」身分的另外的个别作家持不同意见及若干技术性原因而流产)。高行健在2000年12月7日于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有一处提到「1989年天安门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事实上,不论是因当年介入1989民运招致受当局缉捕而亡命海外,还是虽然安全无虞但出于对1989年后中国政治现实的强烈不满而选择离开中国,或已身居海外出于前述同样理由而选择滞留不归,对因命运和历史的乖谬与不幸而承受精神创伤的这些中国作家来说,依然是命运和历史异常沉重的一部分——那流亡不得不开始了。

在1989年代初,主要地由原属体制内文学「异质」人士构成的部分流亡作家在北美创办有两份具有流亡色彩的中文杂志,分别是文学刊物《广场》(由戴厚英、孔捷生等主持)、时政文化类刊物《民主中国》(由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等主持),由于杂志创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整个海内外的文化社会情绪仍处在强烈的纯意识形态对峙中,也由于杂志主持人文化身分「移位」后仍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和矛盾性,所以这两份杂志均未能推出在美学上获得肯定的足够文本,而只是成为流亡文学特定时段的边缘性震荡的回响。

就严格的美学意义上而言,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北岛、万之主持)和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它们先后集聚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形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观照整个汉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殖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

海外的流亡文学与中国地下文学一剑双刃

从流亡文学与地下文学的原有发生学和历史性互动关系上来看,另一个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也必须在这里被指出,1987年在美国纽约创刊的一份中文诗歌及艺术刊物《一行》,其创办人是《今天》杂志作者之一,诗人严力与一批旅居纽约的中文诗人、艺术家,该刊至1999年已出版二十四期。不在少数的流亡作家在该刊发表过作品,为数更多的中国大陆地下诗人也在该刊被推出,它恰好体现了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亡文学」和「地下文学」美学上一剑双刃的先锋性与另类性特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刊编辑作业流程上的技术限制而致编辑意图缺乏果断的判读与厘定,所刊作品有时显得芜杂,也导致美学创造上精粹感的或缺。十多年来,在《一行》曾刊出或经常刊出作品的流亡作家有:严力、顾城、杨炼、吕德安、贝岭、雪迪、宋琳、胡冬、马建和孟浪等。作为撰稿人,上述人士的姓名绝大多数也与别的一些流亡作家一起分别出现或经常出现在前面论及的《今天》和《倾向》两份刊物中。

在海外的流亡作家1989年后的逾十年中有两项较重要的文学会议(也是文学事件)需要被提及。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两次会议,「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这相对于中国作家庞杂的巨大群落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存在」才被历史性地凸显了出来。而与此俱生的中国流亡文学的美学成果贫硕与否,则需另有专文去讨论。

1996年3月19日至23日,主题为「写作自由」的国际作家会议在位于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召开。《倾向》杂志社主持了会议后两天的「世纪末的焦虑:文学在中文世界的境遇」中文作家长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包括部分中国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在近一周的会议中探讨了当代作家生存方式和创造活动中所面临的困惑,尤其是「写作自由」在极权社会、商品和信息社会以及流亡状态或非母语文化等特殊境遇中的现状和前景。出席会议中的中国流亡作家和评论家有郑义、张郎郎、雪迪、孟浪、贝岭、马建、苏烨、张真、仲维光、杨小滨等。该次中文作家长桌会议的有关综述及座谈发言记录在《倾向》杂志1996年选第七、八期合刊发表后,在海外流亡作家及大陆地下作家中引起了极富争议性的积极反响。

流亡文学所秉持是从来不妥协的精神原则

当年6月30日至7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讨会,该会议中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作家、评论家外,在海外愿意声称「流亡」或不愿声称「流亡」的流亡作家与会者当时主要有严力、孟浪、高行健、多多、杨炼、友友、赵毅衡、万之等,由于这些流亡作家(或从温和的意义上称作旅外作家)的参加,使流亡文学的形态或阵营由互相之间的某种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开始第一次直接面对来自中国体制内或「游刃」于体制内外的中国大陆作家(与会的大部分大陆作家并非地下作家)。沟通是必要的,沟通也自消极的不可能可被期望成为某种积极的可知的可能。在所有与会作家在终会时同意联合签署通过的一份名为〈基本共识〉的文件中称:「当代中国文学进入了多元的时代,充满了希望,也隐含着危机。真正优秀文学的产生更有赖于心灵的自由。」「海外中国作家以中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显然,「流亡」作家与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在「沟通」之后由会议组织者协调下达成的此项所谓「共识」存在着文字背后双方仍各执己见因而隐现的某种迫不得已的「冷漠」和无可奈何的「妥协」。故,中国流亡文学和中国流亡作家其时及其后一直处于他们自身更需要正视和反思的一种怪异的、甚至说尴尬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众所周知,妥协,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流亡文学,还是二战期间的犹太流亡文学或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流亡文学等,它们秉持的从来是不妥协的精神原则和美学立场,这种不妥协精神或反抗精神无遮蔽地当然直指任何被斥之为极权、强权或霸权的邪恶势力,它们当然绝不反限于针对在整个二十世纪肆虐并目前仍在肆虐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或曾经的纳粹主义)思潮及政体。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

只要人类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流亡必然发生

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达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采、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

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作为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他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袤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确立和提升。

或许,紧接着的工作将是,我们当可以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亡文学所已产生的一定数量的文学文本中去尝试辨识读解和把握这一切。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