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无疑是一篇很有独立性见解的文章，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描述也比那些从西方学者著作寻找答案的人要高明，更不用说比那些只为作为几个金币用西方的名字假扮权威的无数论文更切合中国实际。

　　但是，这篇文章所提出的政治危机模型的几个假设有一定片面性。其主要体现在下述概念上。

　　第一，政治概念

　　吴思的政治概念依旧是中国的直接公权力政治斗争概念。这种政治权力斗争概念是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时代传统政治概念。因为政治权力是个人财富的直接来源。这种政治斗争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激烈的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二是每个朝代，都存在最高层的各种权力斗争。这两种政治斗争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没有直接关系。有些政治斗争与经济状态有一定关系，但经济状态却不是政治斗争的决定因素，更多的仍然是权力所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政治时代。现代政治是指与社会权力变动有关的一切问题。现代权力斗争不仅只有暴力形态也存在非暴力形态。现代政治概念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与治理。资本主义创造成阶级统治，而不是政党或个人统治。国家权力是用来维护社会生产方式的工具。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治内容包括用来为资本主义方式存在与发展的一切制度的构建与执行。在中国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分开的概念是中国至今仍然将统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离的反映。譬如，中国学术界将这种政治概念称泛政治概念，认为这种泛政治概念是一种将政治问题讨论复杂化，是一种政治非规范概念。

　　而吴思的这个政治框架突显这种分离。因此其政治框架的假设排除了社会权力斗争以外的一切政治因素。实际上，一方面，现代社会国际间的科学技术竞争(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导致的国家经济状态的差异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了国内的矛盾斗争激烈。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后，国内的经济要素的分配存在两种力量，一是资本的力量，二是权力的力量。在现今中国，资本的分配的变动也影响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国内的经济发展同样也决定了政治状态。因此，原有中国政治概念已经是一种落伍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概念。

　　正因为吴思的政治概念停留在过去概念中，吴思的政治架构忽略了经济、科技、意识所形成的政治力量的作用。

　　第二，人的本质

　　这个模式假定人的本质只有生命体本能产生的利己意识。因此，任何社会统治者都不会通过改革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指望统治阶级的自觉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危机推动论的基本逻辑。

　　但是这不符合实际。人的本质是利己与利他的统一体。因此人是个体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体。人类常常出现牺牲精神，忘我精神。

　　人的本质的第二点在于人一个意识型群体动物，具有强大的认识力与主观能动性。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认识力的不同。人的认识力超越个人生理本能的需求产生的意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意识不断发展推动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物质领域的发展，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只有承认人的意识可以产生超越自我生命需求的需求，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式的学者，才可能理解为了一个法案通过牺牲个人政治前途的施罗德，才能理解为科学献身的人，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时期忘我革命先烈，才可能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家舍业无私的奉献。

　　人类具有强大的认识力，使人类社会正在从自然状态走向自觉。人类掌握了很多的自然科学才能创造出其他生物不可能有的人为物质世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尽管进展缓慢人类同样也在这条路上。这是吴思所忽略的。认为公权力者是现有制度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可能做出限制与损害现有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的社会改革是一种错误的假设。苏联的实践尽管最终是失败的，同样是人类在社会自觉发展实践上的一次偿试。我们不应忽视人类这种认识力所形成的可能。

第三，吴思的政治框架所引导的社会目标是民主主义

　　民主主义在特定条件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但是，作为社会目标的绝对化是一种对民主主义的盲目。对民主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08年以来的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希腊的国家债务危机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宪政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正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其适用域一样，民主主义也有其适用域，而不是所有时间，所有领域。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公利主义才是社会的发展方向。现实一些国家实践进程证明，人类正在这个方向上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正在从社会发展的盲目性走向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发展科学是人类从盲目(从自发)走向自觉发展的唯一途径。

　　功利主义对人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形态的社会机制都采取工具主义的包容态度，这种工具主义是建立在对各种社会机制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取其长为已所用。消除单纯某种社会形态可能存在的危机(譬如二战德国法西斯民粹主义)，消除将某种制度体系作为一种利益的意识形态(以某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盲目的崇拜)盲目性。譬如，战争时期，任何社会都必须实行专制否则就会在军事竞争中失败。例如，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在某些领域国有化按照计划发展可能成为一种选项。

　　以所述只是一种看法，算是一种批判也是一种补充。如果加上上述的补充恐怕就不会这个模型的预测方法就不会那么简单了。

附录：危机驱动：预测政改的一种框架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的医疗服务领域一直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所困扰。按照通常的理解，“看病难”问题至少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患者“进入”难，这表现为挂号难、等床位难、排手术难等;其二，进入之后的服务效率与质量难以令患者满意，直接表现为候诊、检查化验、交费等时间长而就诊本身的时间短。在患者看来，就诊时间的短促充分反映了医生的态度冷漠与不负责任。更加令患者愤怒的则是医疗服务即便“糟糕”到如此地步，其收费却极为高昂，而且还呈现出不断上涨的趋势。尽管医疗费用其中的一部分由医保支付，但患者仍然感觉到自掏腰包的那部分愈来愈多，这便是看病贵问题。因而，患者对医院与医生怨声载道，甚至干脆暴力相向。

　　然而另一方面，据笔者长期观察，患者在就医时实际上享有巨大的“自由”：只要成功“进入”医疗服务系统，患者就可以极低的价格——比如在北京，三甲医院正教授级专家的门诊挂号费是14元——以这样低廉的价格即可获得甚至是院士级别的临床医学专家的门诊服务。同时，患者还可以“逛医师”，即针对自己的同一个疾病，患者可以看好几个专家，然后比较各个专家之间的诊疗方案的异同优劣。而每看一位医生、每获得一次医疗服务，患者都可以获得医保的报销。这种就医自由反映出患者看病似乎既“方便”又“便宜”。

　　为什么患者享有就医自由的同时却又感受着看病难与看病贵?就医时的巨大自由与糟糕体验有何关联?要回答这一系列吊诡的问题，我们可以就医自由为线索，进行一番历史性的考察。

　　就医自由与分级转诊

　　就笔者的理解，“就医自由”是指病人在求医问药时就有关诊疗方式、医疗机构和医生等进行选择时所受到的调节与约束。此种调节与约束越大，则患者所具有的就医自由就越小;反之，其就医自由越大。这种约束可能源于患者本人的经济条件和知识水平等因素，也可能来自外在的一些因素，比如医疗卫生体制和职业权力(professional power)。

　　以美国为例。从1970年代开始，随着美国医疗服务的花费不断增加，政府开始大力干预医疗领域，管理型医疗(managed care)逐渐兴起。管理型医疗不同于一般的医疗保险计划，它特别强调对参保者医疗服务利用的管理与约束。健康维护组织(HMOs)是管理型医疗的代表模式。参保健康维护组织的民众必须在该组织指定的医疗机构当中获得医疗服务，否则其费用无法报销。这就大大限制了普通民众的就医自由，成为70年代以后美国社会医患关系不如以前的重要原因。

　　而在管理型医疗出现之前，对患者就医自由的另一种调节机制就是基于职业权力的转诊制度(referral system)。在美国，专科医生主要的病人来源是同行转诊。某个病人首先在其家庭医生那里就诊，由该医生来判断病患的病情，以及是否需要转介到其他医生那里。因此，美国医学会(AMA)对违反职业伦理的会员医生的一种惩罚方式即是通告其他医生不要将病人转诊至该医生处。英国亦有类似的转诊制度：每一位居民都有签约的全科医生(GPs)，除非其将患者转诊至医院，否则患者不能直接前往医院就诊。无论是美国还是英国，这种转诊制度都体现了职业的逻辑，这基于这样的信念：患者由于医疗知识的匮乏，往往无法自己判断病情及其处置方式;而职业人士(professionals)是医疗资源的“看门人”，他们是患者需要何种医疗服务的最理想决策者。因此，在此种制度下，由医生来调节和约束患者的就医自由，一方面可以使患者获得恰当的医疗服务，另一方面也可以保证有限资源的充分利用。可见，就医自由受到约束并不一定就是坏事，而享有高水平的就医自由也不一定就是好事。

　　在笔者看来，世界卫生组织在1957年提出的分级诊疗模式，是基于职业权力与政府权力两者结合的制度设置。其基本理念是根据病人所患疾病的严重程度、以及门诊与住院两种不同的治疗方式，对病患进行分流，以同时达到病患获得医疗服务与医疗资源能够被有效率地利用的双重目的。在这一模式中，职业的权力与政府的权力缺一不可：职业提供了分级转诊的知识基础，但缺乏强制性;而政府的医疗服务体系恰恰赋予了医学职业这种强制性。这种强制性的重要基础便是政府所举办的医疗保障计划对患者就医时的报销与否与报销比例的限制。

　　许多国家在施行分级诊疗后，其基层医疗机构而非大医院提供多数的医疗服务。“在英国，90%的门急诊由全科医生首诊，其中90%以上的病例没有进行转诊，由全科医师完成治疗，98%的门诊处方药由全科医生开出。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我们的香港和台湾地区，这个比重也均超过80%。”这是一个“金字塔型”的就医结构。然而我国目前的就医结构却是明显的“倒金字塔型”或“倒梯型”。为何会产生如此不合理的就医结构?下文就通过剖析我国医疗卫生体制的变迁及其对就医自由的影响，来说明新医改中不可忽视的一个环节——建立分级转诊制度的重要性。

　　改革前的科层制转诊体系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在城市地区极为迅速地建立了一整套全新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医疗服务的递送方面，政府首先将已有的医疗机构与医生都收归国有，医疗机构开始姓“公”，而医生开始由自我雇佣者变成了国家雇员。此外，新政权又积极改造医学教育以加快医生的培养速度，同时新建大量的公立医疗机构，以满足民众的基本医疗服务需求。

　　在医疗机构与医生的国有化之后，机构内部还增添了一系列全新的制度设置。当时，无论是由各级政府部门以及大的行业组织直接管理的专业医疗服务机构，还是隶属于企事业单位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其基本建设所需费用均由相关政府部门或所属单位直接投入。这些机构中的工作人员都接受政府的统一人事管理，他们的工资和福利都执行国家统一政策。而他们所开展的临床服务内容和对象都有较为明确的限定，服务标准及药品和诊疗服务的价格都受到严格监管。医疗服务的收支情况与医疗服务机构本身的发展、与医务人员的收入和福利等完全无关。这些制度设置使得医疗机构的运行在财力上基本依赖国家投入，由此消除了机构与医生的营利动机。

　　除了这些针对医疗机构的内部治理的制度设置外，医疗机构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清晰的界定。这得益于城市的三级医疗保健网。这一网络将所有医疗机构分为三个层级：初级为街道卫生院和工厂保健站，主要承担本地段内人口的初级保健任务，以低端医疗预防工作为主要形式。遇到不能处理的病人，这些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会将病患转诊至二级医院。二级包括区级综合医院、专科防治所、保健所、企业职工医院。这一级的医疗机构在三级医疗保健网中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三级则包含了省市级综合医院、教学医院和各企业的中心医院，主要承担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处理的是疑难杂症和大病、重病病人。在这一体系中，三级医疗机构一方面指导、帮助下两级机构的工作，另一方面也接收来自下级医疗机构的转诊病人。基于此，不同病重程度的病人可以被分流到不同层级的医疗机构中医治。

　　当时的职工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服从如此“机械”的医疗服务转诊体系?除了三级医疗保健网作为基础外，医疗保障方面也起到了很大的约束与限制作用。当时的医疗保障可以称之为“国家-单位医疗保障制度”。依托单位体制，城市地区建立了两种医疗保障制度：劳动保险制度中的医疗部分和公费医疗制度。前者主要覆盖企业职工及其所供养的直系亲属、以及这些企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后者则针对公务员、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两种医疗保障制度具有非常多的共同点：患者无需缴纳参保费用，而在享受医疗保险时，除了挂号费和出诊费外，患者基本不用承担医疗费用，其所需的诊疗费(包括挂号费与出诊费)、住院费、手术费和普通药费均由单位负担。此外，职工在病假期间仍可领取高比例的、甚至百分之百的工资。

　　然而，这一切都要以居民的就医自由被约束为代价。换句话说，当时这种较高水平的医疗福利是以职工严格服从就诊时的科层制调节为前提的。以劳动保险医疗制度为例，当职工因病就诊时，所产生的医疗费用基本由企业承担，但患病职工必须首先到其所在单位的医疗机构或基层医疗机构就诊，至于是否需要住院或转诊至更高一级的医疗机构进行诊断与治疗，则由该基层医疗机构的医生决定。由于当时绝大多数的资源都是由国家通过单位分配到具体的个人，个体几乎不可能从单位体系以外获得资源，因此导致了魏昂德所说的个体对单位的“依附”。于是，当一个为劳动保险或者公费医疗所覆盖的城市居民需要医疗服务时，他就必须遵守从初级到三级逐级转诊的程序，越级就诊将得不到报销或干脆得不到医疗服务。

　　在这样一种制度下，个体的就医自由极大地受到限制，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当时也有人试图跟基层医务人员拉近关系以获得转诊或贵重药品，其意图也就是希望在能够报销的前提下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但这毕竟是少数。正如怀墨霆和白威廉所评价的，这是一种带有强烈的科层制色彩的医疗服务体系。在这样一个医疗服务体系当中，患者缺乏就医的自由，他既不能选择医生，也不能选择医疗机构，因为只有在遵循严格转诊程序的前提下，患者才能获得更高质量的医疗服务，并报销医疗费用。尽管这种严苛的、甚至死板的转诊制度耗费了病人的时间，但起码保证了最高水平的资源用来处理最严重的问题。[page]

　　国家的“撤退”与“被迫的就医自由”

　　改革开放后，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国家大踏步地从医疗领域“撤退”。与此同时，患者的就医自由大幅增加，而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也就此产生。

　　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首先发端于医疗服务递送的组织模式的改变。早在1979年元月，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钱信忠就明确提出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卫生事业”。“要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对于医药卫生机构逐步试行用管理企业的办法来管理。要让他们有权决定本单位的经费开支、核算、仪器购置、晋升晋级、考核奖惩。”其言论奠定了此后三十多年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路径。

　　这种改革似乎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当年，北京44家试行经济管理制度的医院，“在实行国家定额补贴和不增加病人负担的基础上，从节约开支、增加收入中提成百分之四十的金额，奖励医疗态度好、工作成绩大的医务人员，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初步改变了首都看病、急诊、住院‘三紧张’的状况”。这些医院“给医务人员制订了工作定额，超过工作定额者受奖励”。“过去住院相当困难，甚至有时病床空着病人也住不进去，现在，医务人员都想多收病人，多治病，增加医院收入。病人一空出床位，医生和护士就主动和住院处联系，要求收进病人。”

　　到1985年，医疗体制改革正式展开。改革的主要思路就是提升公立医院的服务效率，使医院自己养活自己，摆脱在财政上依赖于国家的局面。伴随着改革的进行，卫生系统当中陆续出现了多种多样的“责任制”。这与当时的企业改革无异。同时，政府又“开口子”，允许医疗卫生机构通过各种形式的服务获取更多的收入，且收入可与职工收入和福利挂钩。这种对公立医疗机构的改革逻辑此时已显露无疑：政府试图通过市场经济的手段来调动卫生人员的积极性，提高医院和医务人员的服务效率，而同时，政府则促使公立医院尽可能“自负盈亏”，以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这导致在公立医院的收入结构中，来自政府财政拨款的比例越来越小，90年代末至今一直维持在7-8%。

　　这种改革确立了公立医院的经济主体地位，但亦激活了其追求经济利益的动机，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公立医院及其医生的行为逻辑。为了生存，公立医院就必须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为了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那就必须吸引更多的病人前来就诊。于是，公立医疗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本应相互合作的关系演变成了一个“内部市场”，机构与机构之间则“异化”为一种竞争的状态。

　　为何说是“异化”?根据1989年所颁布的《医院分级管理办法》，“各级医院之间应建立与完善双向转诊制度和逐级技术指导关系”。所有的医疗机构按照“医院的功能、任务、设施条件、技术建设、医疗服务质量和科学管理的综合水平”被分为三级，每级承担不同的任务和功能。这与三级医疗保健网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从理论上来讲，不同级别的医院提供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处理不同病重程度的病人，它们之间应该是分工合作、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大部分的门诊服务都会在初级或二级医疗机构完成，只有少量的病例需要到三级医院就诊。最终，患者的就医结构应该是一个“金字塔型”，即初级和二级医疗机构消化了大部分病患。

　　但现实的就医结构却是个“倒金字塔型”或“倒梯型”：三级医院人山人海、门庭若市，而小医院与基层机构却门可罗雀，大量的医疗资源处于闲置状态。各种病重程度的患者往往同时出现在三甲医院，本来可以在二级医院或基层机构解决问题的病人却一定要前往三甲医院就诊。千辛万苦“进入”了医院，患者却得不到满意的服务：大夫一会儿就看诊完毕，甚至连基本的观察或触诊都没有;或者直接要求患者做各种检查化验;最后开一大堆药，或者直接要收病人住院。另一方面，三甲医院的医生对这种医疗服务也不满意，他们每天纠缠于各种各样普通的“头疼脑热”和“感冒发烧”，这些疾病本来应在一二级机构得到解决。在人满为患的环境下，医生不可能给予每个病人充足的时间，他们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内结束所有患者的门诊，否则医患之间的冲突、患患之间的矛盾都将“此起彼伏”。但也正由于三甲医院患者众多，有的医院甚至可以“挑选”病人，其中一条重要的“标准”便是“治疗价值”，即通过对该病人的治疗能够为医院带来的经济收益。此外，较为低级、在竞争中处于劣势的医疗机构则经常发生“小病大治”、不得不收重症病人等情况。尽管如此，部分低级医院还是处于惨淡经营的状态，许多社区机构则变成了“药房”。

　　《医院分级管理办法》的初衷，是试图从法律层面上限定各级医疗机构所能具有和提供的医疗设备、人力资源和服务项目等，以达到医疗资源的合理利用，但在实际情况下却沦为了各级医疗机构之间极不平等的竞争地位的合法化工具，原初所设想的各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功能互补性的合作”变成了“资质不平等的竞争”。于是，医院分级管理制度和以此为基础的分级转诊体系形同虚设，一个“无序”的医疗服务市场业已形成。

　　这样一个“无序”市场的形成，除了公立医院的不断“引”、“拉”的作用外，医疗保障方面的改革对患者就医所产生的“推力”作用亦绝不可忽视。医疗保障制度的变化亦和经济改革密不可分。随着改革开放的铺开，原有的医疗保障体制被认为不适合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要求，这不但是因为这种保障计划连同整个“铁饭碗”与“大锅饭”体制使得身在其中的个体失去了竞争意识和积极性，更是因为医疗费用的支出得不到有效的控制，从而加重了政府和企业单位的财政负担。于是，因应企业单位的改革，劳保医疗制度经历了剧烈变化。新进的员工被要求与企业一起分担他们的保险费用与医疗费用，以减轻企业的负担。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随着企业单位的大量“关停并转”，社会上出现了大批的下岗职工，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医疗保障。而另一方面，大量涌现的非公有制企业并未向其员工提供任何的医疗保障计划，因为当时旧有的劳保医疗制度正在快速消亡。因此，整个九十年代，城市当中有大批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覆盖，他们看病须要自费。

　　医疗保障制度的崩溃事实上是国家从医疗服务的筹资领域逐渐“撤退”的过程。与公立医院的改革相似，在这一过程中，国家不断推卸医疗服务筹资的责任，政府与企业单位不断削减有关职工的医疗服务的费用支出。这导致大量丧失或没有医疗保障覆盖的居民面对日益上涨的医疗费用却只能自掏腰包。于是，医疗费用的报销须先到本单位医疗机构首诊这一前提便也无从谈起，病人完全可以径自前往其所“心仪”的医疗机构就诊。病患原来去基层医疗机构首诊是为了享受到较高水准的医疗保障待遇。但是在改革后，很多人已经不受任何医疗保险计划的覆盖，他们也就没有必要通过转诊再去高级医院。并且经济改革使得很多单位停办了本单位原有的医疗机构，甚至有的连单位本身也消失无踪。在企业单位关停并转非常频繁的情况下，基层医疗机构的首诊彻底失去了物质依托与运转基础。

　　这种制度变迁就重新形塑了城镇居民的就医行为，他们逐渐获得了“就医自由”。然而，当我们仔细去分析这种所谓的“自由”时，就会发现这是老百姓“被动接受”的结果。与其说他们是“获得”自由，不如说是“被赋予”自由——一种“被动的就医自由”。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这种自由源于一部分居民丧失医疗保障，他们所在的单位或是效益不佳，需要减员增效;或是关停并转，无法再接纳他们，失去了单位保障的居民，同时也失去了医疗保险。这些病人突然发现看病不再需要一级一级地转诊，而是自己想去哪儿就诊就去哪儿就诊，因而大量病人必然会第一时间涌向三甲医院，他们无法辨识自身的疾病，奔向他们认为资源最为优质的医院其实是一种非常理性的选择。不过，这样做的代价也是巨大的：他们必须为由自己选择的就医行为所产生的全部医疗费用买单。如此，看病难和看病贵就必然发生。

　　综上所述，随着国家-单位医疗保障制度的消亡，原来能够执行的转诊制度变得名存实亡。这使得病人就医处于一种空前的“自由”状态。而改革开放之后国家对公立医院的“自负盈亏”与“放权让利”政策则从另一个方向激化了这种就医自由状态。最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医患双方都不满意的无序的医疗服务市场。

　　余论：新医改须重建分级转诊体系

　　国家从医疗服务领域的撤退导致了上述民众“就医自由”状况的出现。1998年起，中央政府开始建立一套社会化的医疗保险制度，这似乎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希望，即这种就医自由能够得到一些调节。医保制度建设期间经历坎坷，到2011年，城乡居民各种医疗保险的覆盖率已经超过95%。理论上来讲，民众的就医自由应该会得到限制，而无序就医的局面可以得到缓解。但现实情况却向着相反方向发展。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我们初步建成并还在不断完善的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实际上对无序就医起到了“推波助澜”或“雪上加霜”的作用。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我们在规定参保人选择某些定点医疗机构之外还开了“大口子”，比如北京就有250家定点医疗机构，无需选择就能直接就医。其二，虽有规定被保险人选取各级医疗机构作为定点服务机构，但政策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按由初级到三级的顺序就诊。其三，目前去基层医疗机构与去高级医院的报销待遇并没有太大差别，在缺乏强制力的情况下，仅仅依靠这种差距甚小的“经济优惠”来引导病人并不能实现合理就医。

　　因此，社会基本医疗保险并没有为就医自由增加任何有效限制，倒是为其“添砖加瓦”，因为新的社会医疗保险实际上刺激了他们的医疗需求并增加了他们在这个市场上的“购买力”：病人可以到任意一家他们中意的医院看病，只要他们能挂到号。在这样“自由”就医的前提下，任何一个“理性”的病人都会奔向三甲医院。所以，只要不重建分级转诊体系，而只是片面地扩大医保的覆盖面、提高医保的报销额度，实际上只会加剧患者无序就医的局面，使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愈演愈烈。

　　因而，政府仅仅拾起医疗服务筹资方面的责任还远远不够，而还要担负起医疗服务递送的责任。当然，服务如何递送又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需要改变公立医院的营利动机是毫无疑问的，这是建立行之有效的分级转诊体系的前提。我们从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和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经验已经认识到，医疗服务具有其特殊性，而我们现在的制度正忽视了这些特殊性，于是就导致了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的发生。政府试图通过对医疗服务提供方进行分级而向患者提供有效信号，以使大部分人能够在初级和二级的医疗机构解决大部分的门诊服务和治疗，只有少量病人需要到三级医院就医，这就达到了分流病人与合理利用医疗资源的目的。然而，大多数病人并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来判断自身的疾病程度，从而难以有足够的信息将他们自身的需要与政府所提供的对医疗机构分级的“信号”相匹配，因而也就难以合理就诊。在这种情况下，病人有身体不适就直接前往三甲医院就医，是他们最为理性的选择。他们无法判断某个医生的医术水平，但是他们知道三甲医院医生的医术比二级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站的医生的医术要高，设备也更为先进，而其医疗服务的“门槛价格”(门诊挂号费)似乎跟其他级别的医院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总之，政府推卸其在医疗领域应当担当的责任而“赋予”患者就医自由是导致医疗服务体系无序运转，引发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的主要原因。这种就医自由应当被遏制。患者应该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医疗机构与医生的权利，但医生的职业权力与政府权力对此的调节与约束不可缺失。政府应该重新担负起其在医疗服务筹资与医疗服务递送方面的双重责任，但这须以医生职业的专业转诊为基础。所以，重建分级转诊体系应当是下一阶段新医改的重中之重。

　　本文原题为“医改困局：政府撤退后的无序就医自由”，注释从略，刊于《文化纵横》2015年10月号

　　原文编者按：这篇《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图书》是据葛兆光先生在韩国坡州编辑学校的一次演讲整理而成，今蒙先生抬爱，授权“未曾读”独家发布，在此谨向葛先生致以由衷感谢。中国目前的出书总量高居世界前列，但就整个出版环境、出版生态而言却并不让人乐观，尤其学术出版，更是面临绝大的困境——具有学术回响和受读者欢迎的好书太少，而可出可不出的平庸之作又太多，如何走出这一困境，身为学者和写书者的葛先生给出了他学术立场的观察和思考。值得注意的是，葛先生在文中不仅提供了解困思路，甚至连眼下出版界所匮乏的具体选题也有所触及，而像全文最后一部分里的发问，相信对多数出版社的编辑来说，是会有芒刺在背之感吧。既然时代和学术的发展已给学术出版创造了机遇，作者和读者也寄予中国出版以很大期望，身为编辑的当代出版人，又有什么理由因循守旧、畏葸不前呢?

　　受各位朋友的邀请，让我来讲一个与编辑有关，关于出版的事情，我感觉到很荣幸，因为我是一个在大学里教书的老师，不见得多么了解出版的现实情况。不过，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图书出版社，尤其是人文学术图书的出版社，无论是在中国，在韩国，还是在日本，都遇到很大的困难。怎么样走出这个困境，我也想不清楚。不过在这里，我想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主要是针对中国的情况来说的。现在中国的人文学术，究竟是什么样的图书既能引起国内国际的学术回响，又能在图书市场受到欢迎?

　　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

　　一

　　首先，我想说的是，从我们做学术研究特别是历史研究的人来说，什么是好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学问?对于做出版的人来说，什么是有影响的著作，什么是好的图书?我不讨论这个书是不是赚钱的，我只是从我们做研究的人来说什么是好的，从出版人的角度来考虑什么是好的。

　　我想第一个就是要有好的选题。当然一般来说，好的选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目标和理想，要敢于“华山论剑”，不能说我爬上个小山头就觉得我已经很高了。如果一个话题没有笼罩力，没有辐射力，那么只有少数几个同道会看，比如说，一本专业书，它写得很专业，那可能就是有几个专业的同行看，看了以后就少数几个人知道，用中国话来讲叫“抱团取暖”，这样的图书恐怕不会有很多读者。但有一些大的话题，是大家都关心的。我在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它讨论的是冷战以后，世界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样的话题就会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不仅是研究历史的，不仅是研究国际政治的，不仅是研究各种各样的，比如说经济这样子的。第二个我给大家举的例子是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的精神》，这本书之所以重要，是它回答了一个引起全世界讨论的Max Weber关于宗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关系的问题：为什么欧洲的新教能够刺激资本主义精神，而中国的宗教就不能有一样的功效?这本书翻译成日文，也引起了很大关注。第三个是何柄棣写的、徐泓教授译的《明清社会史论》，这本书讨论的，表面上好像只是中国的科举制度问题，但实际上讨论的是一个中国古代社会的阶层流动性问题，它的阶层之间能不能流动，而这种能不能流动跟欧洲比较起来，为什么欧洲能形成这样的社会，而中国从古代就形成这样的社会，对这些做一个比较。

　　但这是不是就是说只有大话题，才能成为一本好的著作呢?也不是。也有其他的好书，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季羡林先生的《蔗糖史》。表面上看，它讨论的只是一个糖的问题，就是我们吃的这个糖，但这本书实际上通过一个小小的糖，涉及了中西文化交流和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我注意到在这本《蔗糖史》出版的前后，英国出版的一本书叫做《甜食与权力》，它讲的是西印度群岛生产的蔗糖怎样成为刺激和支持资本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糖的大量生产，使得普通民众有了补充能量的东西，下层人民的基本食物和热量得到保障，提供了市场所需要的劳动力，使得它迅速促进了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接着日本有个学者，他出版了一本叫《蔗糖的世界史》的书，讲的是蔗糖怎么改变世界历史的故事。大家要注意，有几样影响世界的商品，一个是茶，一个是糖，还有一个是鸦片，这几样东西都很重要。日本学者出版了这本书，两年后美国有一个大学教授出版了《蔗糖与中国社会》，它讨论的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乡村社会怎么样种植出口糖到日本长崎，以至于形成了一个长崎贸易圈。实际上，季先生这本书看起来像是比较小的书，可是为什么季先生要在八十岁写这么一部上下两卷本的书呢?这说明，无论是大的话题还是小的话题，只要所选的话题有足够的影响力、辐射力和笼罩力，它就是好的。

　　接下来第二个，我觉得大家尤其是编辑，也包括我们做学者的，也应该懂得行情，必须要懂得行情。穿三年以前的衣服，你是落伍的，但你要是过于超前，穿十年以后的衣服，那叫邋遢，所以，要比别人早一步，而不是比别人早十步。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陈寅恪曾经讲过一段话，说学术一定要“预流”。什么叫“预流”?就是你要进入世界学术的主流，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步，那你就是不入流。在中国话里，不入流就是什么也不是，不值钱，没有意义。什么是有意义的话题?编辑应该和学者一样敏感。我记得2012年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在上海召集了大概十几个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一起，开了一个未来哈佛大学中国基金会应该支持什么研究课题的会议。我记得那次会议上，在黑板上写了很多关键词，大家就讨论，最后剩下来大概十几个关键词，这十几个关键词里面，我记得很清楚，其中包括“民族”、“宗教”，包括“认同”等这样一些问题。所以说，全世界都在关心着这些问题，那么，编辑怎么办?编辑也应该关注这些东西，提前想到这些问题去组织书稿。比如说国际关系史，很多人都知道国际关系属于政治学这个领域，可是大家注意没注意到，现在外交关系研究越来越出现历史化的趋向，这就需要编辑和学者同样去关注。

　　那么第三个，我觉得是要有足够的厚度。所谓足够的厚度是指的学术研究要有资料和思考两方面的积累，不是只是赶时髦。赶时髦那叫“东风来了西边倒，西风来了东边倒”，可是，有厚度必须要有沉着的气度和持久的耐心。为什么要有气度和耐心?因为一个好的著作或一本好的图书，是没有办法三天、五天、半个月写出来的。同样做出版，你也不可能“短平快”，匆匆推向市场，我这次获坡州奖的《想象异域》这本书，实际上是从2000年开始，从写到出版，一共是十四年，所以，一本好的书不可能马上就写出来。当然，像中国的百家讲坛，它很简单，讲了就出版，在市场上很轰动，但是它不是学术作品。我这四年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访问，有好几次我在食堂碰见诺贝尔获奖者约翰·纳什，就是美国电影《美丽心灵》里那个主角，曾经得了精神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我想他一辈子就写过十篇左右的论文，但是，他的成果非常伟大，所以，有些东西不是说“短平快”，一下就做出来的。

　　那么，最后一点，就是一本书要有好的方法。我们通常讲，一个好书的最高评价标准是什么?是不仅具体成果影响你自己的专业内部，同时你的方法、你的理论，还可以给专业之外的其他领域去参考。我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加拿大的卜正民教授，现在是在加拿大UBC，他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学家，他在前几年出版了一本书叫做《杀千刀》，就是凌迟，《杀千刀》这本书讲的是一个中国的故事，中国在古代，一直到清代，在处罚犯人的时候，最严厉和最残酷的，要用刀子一刀一刀割肉，这在中国叫做“凌迟处死”。他写这本书，刚开始写的时候，曾经到复旦大学进行过演讲，他说，他之所以会写这本书，是因为他看到好多法国军人在中国拍的中国刑罚的照片，这本书看起来只是讲中国残酷的刑罚，但实际上它也是在讲一个重要的历史问题。第一，欧洲在15世纪之前同样有这样的刑罚，像“五马分尸”这样的刑罚同样存在。第二，这种残酷的刑罚为什么会在中国延续这么久?它跟法律是什么关系?第三，什么样的罪行要用这么残酷的刑罚来处置?这会涉及到中国社会的本质问题。这本书是他跟英国的法学家合作写的，这样才是一本好的书，因为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界有影响，对法学有影响，对世界文化的比较都有影响。

　　我想作为一本好书，一个好的编者，这四个方面都要有。我归纳一下就是说，它要有好的选题，要懂得行情，要有厚度，而且要有好的方法，这才是一个好的学术作品。

　　二

　　那么接下来我讲的问题是，好的学术研究不等于畅销作品。出版社要生存当然要考虑经济因素，但是怎样把第一等的题目和第一等的图书相结合?怎么使得好的学术著作有更多的读者去阅读?

　　我想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也不能解决，我也不是出版家，我也不懂编辑，但是，我要给大家提供一些学术界最新的动向，现在的出版界能不能考虑考虑往这个方向多努力?

　　第一点，现在的学术界——我说的是中国学术界——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史的范围在扩大。过去的中国史，基本是一个汉族中国的历史，而现在呢，中国史的范围在扩大。因此，边疆的问题，民族的问题，中外交错的文化史的问题，以及韩国、日本有关中国的认知问题，实际上越来越受大家关注。日本学者杉山正明先生，最近中国流行的两本书是他写的，尤其是《忽必烈的挑战》这本书，在中国出版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的讲谈社《中国史》系列里也有他写的一本。还有我的另外一个朋友，中文名字叫欧立德，是哈佛大学的教授，他写的《乾隆帝》这本书，在中国也引起了很大讨论。为什么?因为它们不是在仅仅谈汉族中国，它更多地是把眼光放在了中国周边。包括我现在出版的这本书《想象异域》，也是在讲中国与周边。

　　第二点，我觉得是现在的出版，应该注重图像与文字并重的图像文化研究，因为世界阅读潮流已经变化了，图像也不是过去简单说的艺术史，也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书籍插图。让图像说话，这使得过去仅仅靠文字文献资料研究的范围在扩大，西方的艺术史也在变化。西方的艺术史越来越向视觉分析和图像文化靠近，这一类图书非常引人注目。其实，我们中国也出版过很多书，可是这些书大多还是属于过去传统的艺术史。但是，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们将来可能是往视觉图像的另一个方向发展。它不仅仅是艺术史，因为艺术史研究的是好的艺术，我们现在要研究能不能把平庸的常见的图像拿来做一做。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宁波在宋代出口了很多图像到日本，其实，在当时看，那些图像都不是高明的画家画的，只不过是一些商品。可是，这些图像包含了日本的需求，包含了日本的文化需求。日本为什么要买这个呢?为什么要指定宁波的商人去制作这个呢?这些问题才是问题，图像作为商品流通，它与市场交易以及文化沟通有关系，和思想观念也有关系。

　　第三个呢，我觉得是历史叙述很重要。所谓叙事的历史著作，从中国引进和翻译的美国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到史景迁的叙事性历史著作可以看到，它改变了中国历史书四平八稳、非常呆板的教科书模式。这些书很受欢迎，也写得非常好，这绝不是一些平庸的历史学家能写的。过去，中国的历史著作急于表达政治意识形态，所以，它背离了司马迁所说的“寓褒贬于叙事”的传统，所以常常是观念的说教，这使得历史著作相当的刻板。可是，正像斯通所说，“历史是叙事性很强的学问”，所以，越来越多的叙事书会成为历史书的主流。大家可以看，这是最近刚出版的周锡瑞的《叶家》，姓叶的这个家，其实就是他太太叶娃一家，这一家在当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家族。他写了一个家族的历史，写得非常的好。另外，现在在英国教书的沈艾娣教授，她写的一本书叫《梦醒子》，《梦醒子》讲山西的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留下来的日记，这个人是在晚清山西生活的，他写这些日记，反映了华北乡村小知识分子在变动时代的人生，这本书通过一个人的日记反映了整个社会的变化。这个大家都知道，彼得·海斯勒，中文名字叫何伟，写的非常有名的书《寻路中国》和《江城》，这几本书在中国畅销得不得了。就连我们这些学界中人看《江城》，也觉得非常好看。他对当代中国，写得比一些当代中国史的教科书要好太多了。因为很好看，而且非常深刻，能反映出中国的状况。

　　第四点我要讲的，就是重提历史教科书。我觉得在历史出版的著作里，我个人最重视的，也是最期待的，就是教科书。因为教科书影响一代又一代的人。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很糟糕，可是阅读者最多。教科书在很多出版社，也是销售最广最大的一个门类。可是，有关历史教科书的争论是非常多的，为什么我们三个国家，中国、韩国、日本，争论来争论去都是在历史教科书上发生问题?这就说明历史教科书的重要性。历史教科书对于我们任何人来讲，影响都是非常深刻的。历史教科书或许都是大学教授在写，也引起过很多争议，比如说日本教科书的撰写，曾引起过中国、韩国非常大的争议。有一本《剑桥插图本中国史》，作者叫伊沛霞，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授，在我看来，她的中国史反而是不错的，我曾向人推荐这本书。还有一部世界史教材，美国教授写的，World Together World Apart，翻译成中文是不是可以叫《世界离合》?这本书在我看来编得非常的好，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够有翻译，因为在目前来说，中国要写一个好的世界史不容易，据我所知，这本书有美国新泽西学院工作的一位教授在翻译中，但遗憾的是，到现在也没见到下文。我最近跟一个俄罗斯的教授聊起来，俄罗斯因为1990年改革，整个国家都在改变，所以也在重写历史教科书。但是，中国还没有大变化，至今历史教科书跟五十年前的好像也差不多，这是我们的问题。

　　三

　　那么最后呢，我要讲一点感想。今年有半年的时间我在美国哈佛访问，那时我在网络上看到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日本讲谈社《中国史》系列，好像很火，我在网上几乎每天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消息。这本书，除了出版社方面的营销策略，除了这套书写作的理论和方法之外，我要问的是：为什么日本的这套书能够引起关注?我昨天还在和在座的刘瑞琳女士讨论，难道中国学者就写不出这样一套书?问题在哪里?这需要将来大家一起去想一想。我觉得，现在应该重新思考一下中国的学术界和出版界之间的关系。过去有一句老话，叫“好书出自好编辑”，可是，现在中国的出版社，越来越像一个图书印刷厂，或者像一个图书推销员;中国的编辑，越来越像一个书稿收购人和格式排版人。过去出版社跟学术界之间关系很深，编辑的功夫通常体现在书稿的修改上，我太太过去在出版社工作，主要的工作就是在书稿上不断给它做修改，查证它的资料是不是正确的，它的文字是不是流畅的，同时，那个时候的编辑常常也会和作者讨论，写什么书，怎么写。可是，现在的编辑有时候不仅做不到学术促进者，反而有时候还会制造一些麻烦。拿我举例，我经常会和我的编辑产生矛盾，我经常觉得，我的编辑给我造成了很多麻烦，他们总是拿着出版局的规则，拿鸡毛当令箭，在书稿里面找骨头。但是同时，他们对于内容及选题的策划介入却很少，为什么?因为他不了解学术界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出版社能不能介入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编辑能不能深入研究学术前沿在哪里?出版社能否有效推动学者和教授的工作?我曾经跟华东师大出版社的负责人聊过，我们的编辑为什么不可以干脆就坐到课堂上，听教授去讲一节课，然后了解教授现在讲什么，怎么讲，讲得好不好。他的PPT，他的讲授，能不能记录下来?此外，出版社有没有自己长远的规划和选择?坦白地说，　我不知道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社怎么样，中国有很多出版社没有长远的规划，没有自己的特点，没有自己十年、二十年想做什么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这样子的话，每一个出版社都是一样的，那么，每一个出版社就没有特色。很多年以前，我写过一篇小的文章，叫《写书人对出书人说》。现在我们这里需要的是，写书人和出书人共同来讨论将来学术界的出版，怎么样突破现在的困境，赢得一个好的未来?这是我们大家都关心的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出版社是否能够生存得更好，也关系到我们的图书能不能出版，出版以后能不能得到反响。我有个习惯，我每个月会到书店去走一圈，仔细地去看一下这个书店现在都在卖一些什么书。从学术的角度来看，现在有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书是可出可不出的，但是你怎么样去选，才能选得到好书?这个好书怎么样才能更好地推广和推荐出去?这是我们写书人和出版人应当共同解决的问题。我是一个外行，我完全不能讲出版业，只能讲一个学术界希望出版界做到的事。

　　谢谢大家。

　　前记：我们是一群具有母亲身份的社会学、教育、传播、医学、和资讯管理等领域的研究者，因为感受到做母亲的苦，我们组织了一个讨论母职的读书会(我们的网站“母职狂想曲”即将在http: //sctnet.edu.tw上完成建立)，想要以我们的专长来探索、和解开母亲身份的奥秘。我们思考、和研究的成果除了将以学术的方式发表外，我们更希望在大众媒体上公开表达，与所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分享。这是我们共同完成的第一篇著作。

　　在母亲节，请不要祝母亲快乐。

 

 

　　因为这个社会在每年仅有的一天中所提供给母亲的快乐方式，是选择有限的消费(只有化妆品、衣饰、瘦身、和家电等与母职相配的用品促销)，和召唤母亲检验自己是否及格的道德标准的放大(比如：每年必有的模范母亲的选拔)。

　　如果能了解大多数的母亲在大多数的时间，因为这个身份，而不快乐，然后进一步探索何以致之的原因(先别像平常一样归罪“母亲很神经质”这样的个人原因)，也许才可以让天下的母亲得到被理解、和被支持的快乐。

　　什么是母亲呢?什么是母职?

　　对于不同时代的母亲，我们都会在心中描绘出不同的图像。有关我们上一代的母亲图像，呈现出来的大多是家庭主妇，教育和知识水平低于父亲，在30岁以前就已完成她的生育责任，生完3-5个小孩(其中至少要有一个男孩)，剩下来的人生就是努力让先生无后顾之忧、将孩子拉拔长大。在家里 (几乎是她活动的全部区域)，她有做不完的家事，说不完的唠叨，和操不完的烦心。

　　我们这一代的母亲呢?现象上开始有一些不同。我们比较晚婚，也比较“老”才做妈妈。我们的教育水平已提升至和另一半相去不远、甚至并驾齐驱的程度，因此我们可以在外谋得一份工作，这个工作不只是对个人(尊严)、或对家庭(小家庭需要两份薪水的维持)的经济上的需要而已，心理上，我们也害怕重蹈上一代母亲的覆辙，过着没有尊严、否定自我的不快乐生活。

　　然而，事情没有这么容易。事实上，我们这一代的母亲仍然没有得到多少的尊严。

　　在工作上，母亲的角色很少被真正的同情，有了孩子通常被老板、和同僚假设是对工作的一大阻碍，或在玩笑中暗示这是妳纵欲的结果。

　　更教人心惊的是，在家里(除了工作之外，这仍然是我们活动的一个主要区域)，仍然有做不完的家事，说不完的唠叨，和操不完的烦心。

　　是的，与上一代不同，我们拥有了一些自我，不过这自我拉扯、分裂、破碎在事业成就、和家庭孩子之间。我们，做为母亲，仍然没有快乐。

　　整体而言，这一代的母亲较上一代向前进了两步(社会、经济地位的改变)，但同时也倒退一步—背负了更多的负担。到这里，谁还有勇气再进一步设想(望着我们的女儿的脸)，下一代的母亲呢?她们的未来是什么?

　　为什么母亲不快乐?

　　为什么母亲都很紧张?

　　为什么母亲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

　　她在和谁做比较?

　　许多相关的研究发现，人类的文化普遍在建构一种有关母亲、母性、和母职的神话。这一套神话定义了女人的重要角色，和规范和这个角色所有相关的价值和行为。在这个神话的笼罩之下，一个女人一生的终极实现就是要成为母亲，否则将会有遗憾，甚至成为她的人生的一个无法弥补的缺陷。

　　这个神话还告诉母亲，除了生养小孩之外，还得要打理所有的家务，而这些工作彼此之间并不会互相冲突，因为只要心中有“爱”，就可以排除万难。因此，当妈妈的人，必定都喜欢当妈妈，喜欢作喂奶、换尿布、洗衣、煮饭等“妈妈的工作”。而且，这种“无尽又深厚”的母爱对孩子永远是好的，永不嫌多!

　　这一套神话影响广大，大部分的女人，不管已婚或未婚，不管已经当妈妈或未曾当过妈妈，多多少少都受到这一套神话建构的左右。所以已婚的女人“当然”要生儿育女当妈妈，不婚、和未婚的女人也希望能达成自己的“一生的终极实现”-要生个小孩证明些什么!(好像一个女人没有成为母亲，就是个心理、或生理“不正常的”女人吗?)

　　而未婚的男人总是期待自己未来的老婆就是未来孩子的妈(难道不能只当太太不当妈?)。而女人当了妈妈之后，就要在时间的分配上，完全以家庭、子女为主要优先，若想努力追求自我成长与生涯发展，就会有挥之不去的“罪恶感”萦绕在心。即使只是企求有自己一点的“私生活”-暂时抛下孩子去从事自己的社交生活或娱乐活动，也难免自问“我是个好妈妈吗?我会不会太自私?”等问题，仿佛善待自己就会背离当“好妈妈”的光环。

　　反观父职角色，则很少充塞这种自责与罪恶感。有太多的“新好男人”只要洗洗碗、倒倒垃圾、或是陪小孩玩耍、写作业，就觉得自己比邻居的爸爸、或比其他已经当爸爸的人都好太多了。没有相对应的父亲神话建构的威胁，愿意从事父职实践的父亲，总是显得比较从容、大而化之、和有自信;对父职毫不在意者，更是理直气壮地不必怀有丝毫的罪恶感。

 

 

　　台湾作家简媜的作品“红婴仔”，是呈现母亲经验与形象的一本畅销书。这本书诉说她个人的育婴史，其陈述的过程即一再的建立、和巩固母亲的神话。整本书除了少部分提及女性的母职经验的“窒息感”与“疲累”之外，大多在抒发为人母“再辛苦也值得”的满足和喜悦。母亲神话在她的生花妙笔的包装之下更添美感，但也更教人心惊胆跳，因为性别关系再次被彻底的去政治化了。举例来说，当写到一个大学时的女友的堕胎经验时，简媜将这个经验和东方文化中神秘的婴灵传说连结一起：

　　有一年到日本旅行，无意发现供奉婴灵的小庙，每个小泥偶代表一名仍被父母记忆的小孩…

　　我添了香油钱，祝福每个小小孩。后来，还寄一张照片给她，特别说明也祝福了她的小小孩。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远嫁约翰威尼斯堡、拥有热热闹闹幸福的她如何回想那年的故事?…她是否还记得十九岁时，她哀哀欲绝却仍以一个“母亲”的坚定口吻说：

　　“不管以后…我活还是死…有没有生小孩…他永远是我的第一个孩子!”

　　算数的，只要曾在子宫里住下来，即使只有一个月，女人也会以母亲的爱收容他、记忆他、思念它、紧紧拥抱他。

　　一个短暂的、未曾开始多久即结束的母亲经验，显然的要跟随这个女人一辈子，即使她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得到了“热热闹闹的幸福”，也不能忘怀(总有人会提醒的，作者做为朋友即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在这里，母亲的神话得到丝毫不加思索的加强：一个女人一旦成为母亲，即终身为“母亲”，即使她的孩子还未出世即消失、或先她而死。之后，母亲的角色也成为定义这个女人的最主要方式。

　　是的，所有的女性也都不知不觉的在承受、和参与这样的神话建构，否则如何能“自然”、又“欢喜甘愿”的承担做母亲的重责大任。在这样的过程里，隐忍痛苦、牺牲自我的是“好母亲”(最极致的表现是每年母亲节选出的“模范母亲”)，可以受到社会的褒扬;追求自我快乐、和成就的则是“坏母亲”。好、坏之间，是一条楚河汉界的鸿沟，中间没有连结的桥梁。

　　简媜在“红婴仔”的书里，不是没有反省到“我们的社会本质上是歧异妇女与儿童的”，但只说了这么一句话后，她用更多的篇幅说明，好母亲可以尽个人的力量来调整、和克尽母职，坏母亲则吝于调整个人，以至于可能造成自己、和孩子的毁灭：

　　一个尽责的母亲没办法等待社会变文明才哺育幼婴。即使崩石击中她的头颅，昏厥之前，若怀中婴儿索奶，她也会用最后一丝力气解开衣衫把乳头送入婴儿嘴里。社会对她摇头，她只好靠自己的力量做好母亲工作。

　　然而，我也必须承认，不愿承担母亲责任的人亦多有所闻。她们优先想到自的利益与感受，是极度吝啬的妈妈，或者，她们一直无法处理好自己的人生，以至于身心承受巨大压力，甚至造成精神疾病。她们之中，有人把自己的小孩活活打死。

　　这个单一、僵固的好、坏母亲的分野，是我们的文化里，一个严重的病。得过美国国家书奖的作家BettyJ. Lifton以她做为养女的经验，研究被收养者的心路历程。她引用心理学的理论指出，我们都会把自己的母亲划分成好坏两种人格，那么每个人其实都有两个母亲。Lifton说，“根据理论，我们的心理学功课，就是到最后能够了解，两个母亲其实是同一个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但我们的文化，似乎从来没有长大过，坚固的压抑母亲做为一个真实、完整的个人需求，最后“母亲”只成为一个扁平、僵化的象征。

　　在这里我们并非否定母亲、和孩子之间所存在的真实亲密关系，相反的我们珍视这样亲密的关系的普遍性与价值;我们也不否认从事孩子教养的重要性，相反的我们认为孩子的教养十分重要，重要到需要更多人、甚至社会机构的参与，才能完成。

　　不过重点是这种亲子之间亲密关系的维持、与孩子教养的进行，不能、也不应单靠母亲、以及母亲的自我牺牲来进行，它可以有多种形式的展现，让每一个真实的母亲依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所处的社会脉络(包括：阶级、种族等)，做合适的选择、和安排，而不必有任何的罪恶感。在这个关系里，是开放的，每个相关的人(尤其是父亲)、和社会机构都应该参与进来，分担相同的责任。

 

 

　　首先，母亲、母性、和母职，必须从文化做重新的定义，还给女人自由，这些自由包括：身体的自由、自我实现的自由、和自我选择的自由。我们肯定，一个自由的、突破压抑限制、并能享受自我成就满足的母亲，才能为孩子的未来带来新的想像。

　　CNN的记者、曾被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拉丁美洲人的Maria Hinojosa提到，她在童年时，她的母亲让她不必上学，而去参加一场示威活动。对Hinojosa而言，“从此，争取正义成为我生命的中心”。

　　美国巴纳德学院院长Judith Shapiro自述母亲和自己的关系，成功的女人常常要不是有一个把她们当成儿子看待的父亲，就是有一个突破压抑的母亲。这些压抑限制了女人的成就，以及女人对其成就所能享有的满足的程度。我自己就是属于第二种。我不但有幸得到父母双方持续的支持、爱和鼓励，尤其重要的是，我有一个了解我的志向的母亲，她从来不会根据社会对我们两代女人所定义的生活方式，给我或她自己设下限制…她总是鼓励我们“跃向太阳”。

 

 

　　在台湾，有没有可能找到这样的另类母亲的典范、或容许这样的母亲形象出现的空间?

　　当然我们不会简单的说，做一个自由的母亲，在现在的情况下会比较快乐，因为这也同样落入个人选择的迷思中，别人会在你受挫(主要来自亲人、或社会无形的责难)时，轻松的说“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我们主张，母亲或母职定义的改变，除了在文化上的改变外，还必须有政策、和社会制度上的改变来配合。如果我们逐一检视和母职有关的政策，就可以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漠视、甚至惩罚母亲。

　　首先一个女人从怀孕开始，有没有良好的医疗照顾体系支持她的身体健康，而不是对身体过度医疗化的介入?

　　她能否愉快的继续做身体和心理能胜任工作，而不因为怀孕被雇主歧视或解雇?

　　她有没有机会获得与怀孕有关的所有讯息和知识，而非被错误的教导怀孕生产是女人的天职和本能所以不必学习?

　　在产后，孩子成为母亲最大的压力来源，这个社会有没有提供母亲有薪资给付的育婴假?

　　有没有在社区提供令母亲安心、方便又廉价的托儿设施?

　　有没有让父亲有参与育儿的社会制度设计(如：父亲的陪产假、育婴假和家庭照顾假)?

　　有没有让社区居民共同来关怀母亲的辛劳和孩子的成长?

　　如果要回答以上这些问题，那么几乎所有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或只有少部份的肯定。这些国家、和社会应该进行的对母亲照顾工作，却被理所当然的忽视，而要母亲个人自行调整、和承担，然后在一年一度的母亲节时，只提供一些“口舌服务”给母亲，推崇她们很“伟大”，这是何其的虚伪与残酷?

　　在母亲节，我们身为母亲，认真的检视这个看似“自然天赋”、实则充塞“社会建构”痕迹的身份，我们有真实的参与孩子的生命成长所得到的快乐，但也感受到更多需要冲撞突破、强加给女性的枷锁。在这一天请你倾听母亲真实的声音，给我们支持，让我们自由。

　　来源：本文曾发表在2001年5月13日母亲节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有删改

　　作者：萧苹、游美惠、唐文慧、杨巧玲、李佳燕、林芬慧

1

　　常常听见国内的评论家说，西方报纸没有副刊。在这里，英文又被当做西方唯一的语言了，因为英文报纸确实没有副刊，但是在德文报纸里，副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而在首屈一指的《法兰克福汇报》(F.A.Z)里，副刊更是自成一霸，举足轻重。

　　副刊和正刊一样，是独立的一整叠，平常的日子里每天有三四个全版和两个半版。要了解德国的知识阶层对什么事情关心、有什么样的品位，《汇报》副刊是一个标帜。

　　抽出7月15日的副刊：首页头条是一篇文化评论，对魏玛城的古迹维修加以批评。同样大篇幅的是一篇艺术评论，讨论巴黎蓬皮杜中心展出Leger作品，加上一张主题照片。另外两篇短文，一篇讨论恐怖片的翻新，一篇追悼一位刚去世的出版家。全版只有这四篇文章、两张图片。

　　第二页总共有五篇文章：两篇书评，一篇电视节目批评，一篇广播节目介绍，一篇小说连载。几个月来每天连载的是葡萄牙作家Antonio Lobo Antunes的《异端审判者手记》。副刊编辑推测199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可能落在Antunes身上，有意在这段期间连载他的小说。

　　除了连载长篇小说之外，副刊也经常有诗的刊出。一首诗往往与那首诗的一篇短评并肩出现。所占篇幅大约是一个全版的四分之一。如果台湾副刊上长篇连载是每天一千字的话，在德文《汇报》副刊上大约是每天四千字的小说内容。

　　两篇散文出现在第三页，附有插图。为了抵抗暴力、吸毒、竞争、排外等等不健康的社会气氛，有人在柏林组织了通宵达旦的“爱的大游行”;上百万的人走在柏林街头歌颂爱，欢呼爱，要求爱。两个散文作者表达对群众激情的不以为然。一夜之间，动物园里多了七十五万吨的人尿，死了三千株灌木和几百株树，草地被数百万只脚踩扁了，土质扁了整整九厘米，草根无法呼吸而死亡，一时的浪漫激情换得的是自然的破坏。

　　另外两篇长文分别是建筑美学评论和戏剧评论。前者追溯一个16世纪建筑师的心路历程，后者评介希腊悲剧《美狄亚》在斯图加特剧院最新的公演。

　　第四页全版只有三篇文章，分别评介土耳其的电影、科隆博物馆展出的60年代美术、小城基辛格的文化艺术节。角落里有一则文化消息，澳洲声乐家得了维也纳歌唱奖。

　　讣闻占了第五页的下面四分之一;在四分之三的版面上有两篇文章：一篇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讨论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争议，一篇评论歌剧。

　　第六、七页都只有半版：评介一个摄影展、讨论“网络中的艺术与人生”，还有两篇非虚构新书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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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当于每天五个全版的副刊，基本上有三种内容：评论、创作、文化消息。评论占了三分之二：文学批评、书评(分文学类和非文学类)、戏剧评论(舞台剧、歌剧)、艺评、影评、乐评、建筑评、摄影评、博物馆评……，加上对社会现象、大众文化、政治事件、国际关系、历史设释种种的社会批评。创作则以连载小说为主，诗其次，散文又其次，而周日副刊必有一两篇全版或半版的短篇小说，一次刊完。

　　一个全版只容四篇文章，可见文章篇幅之大、字数之多。文章又以评论为主，可见议题之严肃、讨论之深入。一个习惯了英国报纸风格的人，读《法兰克福汇报》副刊可能要大惊失色、落荒而逃;德文副刊硬得像块大砖头，可以将人砸死。相反的，《汇报》副刊读者会觉得最严肃的英国报纸都太花哨、太浮浅、太主观。

德国的评论者忌讳用“我”这个字。对一个事件发表批评。虽然是“我”的看法，也要以最客观、最无我的笔触写出。所以德国报纸，尤其是《汇报》，没有英国报纸上猖狂的专栏作家——谈国家大事的文章里可以以“昨天晚上我在厨房喂狗的时候”这样的句子开头。

　　德国人看重客观的信实稳重，英国人欣赏主观的个人魅力。

　　和台湾报纸副刊的轻薄短小正好相反，德国《汇报》副刊是长大厚重。

　　可是我还没说完呢。《汇报》副刊除了每天的五六个全版之外，还出一年四次的文学特刊;一份特刊可能有五十页全版。每个星期六有文学画刊，前后六个全版，用昂贵的光面纸印刷。譬如一个全版就刊一篇长文：《白鲸记及其插图历史》，或者《毛姆的再发现》。一个星期一次，在正常的版面外再加上《人文科学》版，以两三个全页讨论哲学、宗教、美学、文化方面较复杂的问题。

　　从轻薄短小的角度去看，长大厚重的《汇报》副刊简直就是一份随着日报每天刊出的高级人文杂志。它没有自由投稿，不是一般读者甚至作者可以进入的园地。写稿人有三种：副刊编辑、副刊驻外文化记者以及邀稿的名家。它高高在上，毫不羞赧;毫不抱歉地摆着菁英姿态。它在德国掌有决策权的中产阶级读者心目中的地位，像百年老店闪亮的铜脾，充满权威。我每有一篇文章在《汇报》刊出，德国邻居们会纷纷来电话恭喜，好像得了什么文学奖似的。

　　我却觉得《汇报》副刊有太多的日耳曼人的深刻，太少英国人的幽默;读副刊得正襟危坐在书房里，全神贯注地“做功课”，而不是边喝咖啡边吃煎蛋还穿着睡衣漫不经心地“看报纸”。作为《汇报》副刊的作者之后就发现：严肃深刻的文章可以给《汇报》，轻松的、挑衅的、另类的，就必须给别家报纸。《汇报》副刊风格有点儿像德国哲学，让人深到灵魂里去而绝对笑不出来。

　　但我满腹疑问：这样菁英取向的副刊怎么生存?为什么副刊读者不因影视媒体的泛滥、电脑网络的暴起而减少?为什么大众的流行品位不威胁精致品位的市场?

　　首先要发掘的其实是：什么样的文化机构能生产出如此丰厚扎实的副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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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刊，占《法兰克福汇报》整整一层楼，有三十三位编辑、九位秘书、十五位副刊派出的专任驻外记者。在三十三位编辑中，十五位是博士。

　　每一个编辑其实都是作家兼执行编辑，独当一面。与中文报纸副刊非常不同的是，每一个编辑都以写作为主;管建筑美学的编辑也许是建筑博士，专为副刊写建筑评论;管视觉艺术的编辑也许是艺术史专家，就得常写艺评。驻巴黎或南美洲的文化记者也许应编辑之请写些当地的建筑与艺术评论;有特别需要，编辑会请报社外的专家执笔。也就是说，三十三位编辑各有各的领域，在他的版面中，他能完全作主，既是组稿的主编，也是执笔的“撰述委员”或“资深作者”。

　　负责文学的有四个编辑。就个人的背景和专长，自然地形成四个领域，譬如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的文学就由三十六岁的保罗·英根代负责，因为他刚巧是英国和西班牙文学的博士，本身也写文学批评和散文，在1997年还得了德国出版人协会给的年度最佳评论奖。我的文章以英文写成，他就变成了我的编辑。在他的个人办公室里，我们一边讨论我未来的写作计划，一边等墨西哥来的电话;他同时在向一个墨西哥作家邀稿。英根代一个人就可以全权决定一篇文章用或不用，不需和任何别的编辑讨论。

　　“其他三个文学编辑也有这样的权力，”保罗说，“基本上，大家对文学的鉴赏有一定的共识，也信任彼此的品位，所以从来没发生过矛盾。有时候当我对一个作品不太肯定，需要别人意见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也看一遍，为了客观。

　　没有总编辑，没有主编，三十三个编辑——“撰述委员”、“执行编辑”——是三十三个山大王，各自独立作业(当然有一位负责行政统合的所谓主管)。但是副刊的真正独立性还在于它与正刊的关系;它与正刊的关系就是：没有关系。头版社论有一个立场，副刊的评论很可能刚好是个相反的立场，而正刊没有权力要求副刊“配合”。

　　这份独立性来自哪里?首先，《法兰克福汇报》没有一个报老板，它属于《法兰克福汇报》基金会，除了报纸本身的利益之外没有别的利益。掌有权力的是五个所谓“发行人”，各负责政治、经济、文化等五个领域，而五个人权职平等，因此负责正刊的“发行人”不能领导负责文化副刊的“发行人”。

　　五个“发行人”是五个山大王，各自为政。更关键的是，这五个人不是财阀，不是党官，不是政客;他们是资深新闻记者或作家，享终身职。五人中有一人退休时，其他四人在全国新闻及文化界中寻访最杰出的人才，四个人都同意了才能通过。这个职位像一个最高成就奖，对德国的新闻记者和文化评论作家是一份极高的荣誉与威望。

　　于是报纸的领导层全是资深报业专业人才，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可能，也较少受个人立场、财团利益及政治势力左右的危险。副刊的独立性其实只是整份报纸的独立性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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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为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的销数只有四十万份，在一个八千万人口的国家里，这四十万读者多数是大学程度以上的中产阶级，平均年龄四十六岁，很明显的是社会中掌有知识、决策权和影响力的读者群。这个读者群的知识有一定的累积，他的品位有一定的形成过程，他的年龄和阅历有一定的成熟度，他比较不是一个追逐流行寻找刺激的读者，说他保守可以，说他有深度也可以。

　　“事实上，”英根代说，“正因为这个世界变得太厉害、太花哨、太凌乱，无处不变，我们坚持不变，反而成为一种中流砥柱，文化的旗帜。我们副刊从来没有考虑过降低品质或怎么迎合大众口味。我们有一定的读者，而这些读者对副刊要求很高。我们只有高标准，没有低标准。”

　　1989年柏林围墙垮掉之后，《汇报》副刊率先讨论社会主义的前途问题，发表了一系列德国顶尖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与探讨，充分发挥公共论坛的功能，为社会提供前瞻的可能。

　四十万的“量”相当低，但它的“质”相当高，对社会的支配力及影响力因而极大。《汇报》副刊能够以毫不羞赧、毫不抱歉的菁英高姿态存在，一方面固然是由于雄厚专精的编辑结构得以创造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一方面更因为这个社会里有四十万人——四十万有知识权、影响力的人——支持一个深刻严肃的文化副刊。两者缺一不可。

　　再追问下去：为什么这个社会可以拥有一份独立于财阀、报阀、政客、政党的报纸?为什么一个报纸愿意投下如此巨大的资金在副刊上——十五个驻外特派记者专职报道文化消息?为什么一个副刊对社会有如此大的影响?为什么副刊如此受到尊重?为什么这个社会永远有四十万人，’不管时代怎么变迁，不管后浪怎么推翻前浪，永远有四十万人愿意每天全神贯注地读书评、艺评、影评、文化评论、文艺创作——四千字的小说连载、四分之一版面的诗和诗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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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报纸的副刊一个接一个消失。还没有消失的，承担着市场压力，而市场意指对最平庸、最流行的所谓大众品位看齐。大陆的副刊在转型经济中面临同样的问题。关心副刊的文化人面有忧色：副刊没落了。

　　副刊“没落”了吗?那表示副刊曾经“辉煌”过;可是我们仍旧记得副刊当年“辉煌”的重要原因：在没有真正新闻自由的时代里，社会的焦灼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寄身于副刊，使副刊超载地承担了本不属于它的种种任务，凝聚了整个社会的关注。

　　当那个时代过去，副刊卸下了过往政治所强加于它的种种异彩，回到它的本位，宁静平淡下来，不再呼风唤雨，这，能叫“没落”吗?

　　我倒觉得是新阶段的启始。没有大风大雨大灾大难的社会本来就是一个“分众”社会，我过我的桥、你走你的路。一个副刊能使全国瞩目街谈巷议的时代已过，它就只能寻找一个局部的分众作为它的读者——四十万、二十万、五万，而不是辉煌的英雄时代的一百万!但别忘记，这是常态。

　　副刊在新阶段中面临的其实是重新自我定位的问题：它所呼唤的是什么阶层什么年龄什么品位和知识的读者群，从而决定副刊的面貌。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应该会有各种风貌的副刊：雅的俗的、软的硬的、俏皮的严肃的。唯一不可能的是一个“雅俗共赏”的副刊。雅与俗各有理直气壮的生存权利，但若是为了获得最大量的读者而将雅俗掺杂，只能使一个副刊非驴非马，个性尽失，要吓走不是雅就是俗的读者。

　　可是无论是旧阶段或新阶段，副刊总是一个社会的文化指标。社会有多么成熟深刻，副刊就有多么成熟深刻。如果我们的副刊因为坚持一种较深沉的人文素养，坚持对人生世事做较为复杂的思考、严肃的探索，而失去读者，而无法生存，那意味着我们还没有那“四十万”个中流砥柱，社会的文化体质还没有成熟到我们期望的程度。

　　于是，唯一能做的只是等待?只靠等待的社会必是一个停滞不前的社会。副刊不只是一面反映文化的镜子，更可以是;应该是文化的标杆，一大步跨在社会的前面。倒过来说，副刊有多么成熟深刻，社会就有多么成熟深刻。一个社会要从原有的轨迹上冲刺跃进，得依靠杰出脑力的激荡，刺激社会前进。副刊，可以是一个脑力激荡的磁场，进发一个民族文化的最大潜能。

　　做不做而已。

　　十八世纪末端，古老的法兰西大地上发生了一场震惊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历时五年有余，以首都巴黎为中心，波及整个法兰西大地乃至大部分欧洲地区。这场革命打着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的名义，以无人能够想象的手段彻底摧毁了法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制体系，让法国人民经历和饱尝了革命的滋味，于腥风血雨中惊诧城头变换大王旗，提心吊胆地观看各种政治投机分子的表演。这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她彻底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格局，影响了法国的发展进步，这片思想家、文学家辈出的土地，因这次大革命的原因，滋生出了热衷于独裁与战争的拿破伦主义，导致法国饱受欧洲列强的侵略与奴役，沦落为二等国家。两百多年来，无数专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功过进行了分析、探讨，否定者不计其数，肯定者也大有人者。本文不想全面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过程、作用、后果，只是以罗伯斯庇尔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和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表现，表达我对在罗伯斯庇尔以及类似于罗氏的革命者领导下的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一、法兰西突然敞开一扇窗

　　可以说，大革命的战火是国王路易十六烧起来的。 一切缘自于“三级会议”的召开。在法国，“三级会议”是一个带有议会性质的组织，由教士、贵族、平民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三个不同的阶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名额是相同的。到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1788年，这个国家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国王路易十六之所以要召开“三级会议”，是因为法国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路易十六想改变这种局面，为法国的强盛尽到一个君主的责任。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是一个温和、善良、体恤民众、勇于改革的君主，算得上法国历史上最好的君主之一。为了让法国强大，为了尽可能的公平正义，路易十六决定用代议制君主政体取代绝对专制政体。他包括召开三级会议的一系列改革设想，既有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因素，也有让法国社会更加公平自由的渴望。其实，路易十六的改革举措并非自“三级会议”才开始，他登基之后，他便进行了一系列积极大胆的改革，如：解放王室农奴，实行省和乡村理事会制度、地主不得进入地方政府任职、取消税收特权、要求增加“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人数、不再遵从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等等。路易十六提出了建立“自由宪章”的设想，他的“自由宪章”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宗教宽容、人身保护令状、平等纳税、取消酷刑、中央权力分散、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普选权、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赋予“三级会议”有拨款、提出立法动议、修改宪法的权力等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评论说“这是法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向他的臣民开出的条件。”(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

　　由路易十六开启的法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改革，受到了来自和他同一个阶级的贵族的顽强抵抗。在法国，贵族和教士是不用纳税的，这一惯例与英国这样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据托克维尔叙述，法国王室是通过财产的给予或者说税收上的馈赠，来换取法国贵族阶层不参与政治和政府。法国王室和政府一直拒绝贵族染指政府事务，管理各地事务的总督一直由第三等级担任。教士因承认法国国王对教职人员的任免权而获得了免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法国，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有全国五分之二的土地，却不承担任何的纳税义务。然而，这样一样，所有税收负担都强加到第三等级身上，不仅造成严重财政困难，而且带来了社会不公和阶级对抗。为了保护自己以牺牲政治利益换来的免税优待，贵族阶级进行了激烈反抗，可是，路易十六以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气概，不惜与贵族阶级决裂，坚决取消贵族和教士的税收特权，坚决要求将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从300人增加到600人(是其他两个等级之和)。当有人向国王汇报说应召贵族中只有一人投票同意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到600人时，这位国王对来人说：“你可以加上我一票。”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路易十六自觉地站在了第三等级一边，同贵族、部分教士(大部分教士在让出税收特权上表现得比较理智)、巴黎高等法院(巴黎高等法院一直不同意更改原先的“三级会议”分配办法)、王室内部(以王后为代表的王室集团也坚决反对改革)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路易十六相信通过他坚持不懈地为普通民众的维权行动，会得到第三等级的全力支持，让他的改革大计顺利实施。实质上，开始的时候，第三等级是坚定站在国王一边的，这也让国王对这个不断壮大的新兴阶级充满了好感和期待。1789年5月6日至6月27日，“三级会议”于凡尔赛召开。这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当1200名代表(其中第三等级代表600名)齐聚凡尔赛时，整个法兰西沸腾了。人民为法兰西即将走向公平自由和民主法治欢欣鼓舞。

　　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路易十六已经让王室走到了尽头。他没有想过控制“三级会议”，也没有去影响“三级会议”的选举。正如阿克顿所说“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暂时终止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多少人要求国王这样做，更没有人强迫国王必须这样做。可是，法国国王义无反顾地做了，他为法国打开了一扇通向平等、自由的窗口，他满怀希望地看着过去被歧视受压迫的第三等级与他一起为这个国家排忧解难。这个时候的国王是激动和兴奋的，心中一定有着无限多的宏伟计划。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朝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的改革和给予第三等级的支持，才导致革命的发生。换句话说，是路易十六亲手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战火，不仅烧毁了国王和王室，也让法兰西文明蒙受耻辱。

　　由于有国王和政府对第三等级的支持，才得已使得第三等级中那些有远大志向者和政治投机者得已走向政治舞台乃至权力中心，才得已成就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甚至罗兰夫人等普通人的辉煌。

　　二、将国家捆绑在革命的战车上

　　无论哪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又无论哪一个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忽视一个人的存在，他的全名叫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没有了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将不是真正的法国大革命史，也就是说，罗伯斯庇尔这个名字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罗伯斯庇尔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叫阿腊斯的小城。幼年时曾遭遇父母离异、寄人篱下的生活。后到巴黎路易学院学习法律，学习期间，罗伯斯庇尔成为这所神学院的高材生。神学院毕业后罗伯斯庇尔回到阿腊斯城做了一名职业律师。1775年，正在巴黎路易学院学习的罗伯斯庇尔有幸向举行完登基典礼路过学院的路易十六国王和安托瓦内特王后致欢迎词。那个时候的罗伯斯庇尔对国王和王后有着无比的崇敬和热爱，据说他和路易学院的师生的细雨中等待了几个小时才等来了国王和王后的光临，全体师生都跪在校园门口，罗伯斯庇尔跪在最前面。可是，国王和王后却没有走下銮驾，只是听完致词后礼貌地笑了笑，然后匆匆离开了。国王和王后的匆匆离去让罗伯斯庇尔特别失落，他本打算和国王交流几句的。

　　路易十六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在他的老家法国北部的阿图瓦省阿腊斯城做律师。罗伯斯庇尔因为童年的悲惨遭遇以及目睹了太多的平民的贫困潦倒的生活，从小便立下了改造世界的宏伟志向。在大学期间，罗伯斯庇尔疯狂迷恋上了卢梭的学说，他十分认同卢梭关于社会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的观点，亦认同人本性是善的，是社会不公导致了人性的恶。他渴望建立一个平等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有人推测，罗氐在巴黎求学期间曾经去拜访过卢梭。据说他死后枕头下还放着一本《社会契约论》。(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可是，即便有再大的理想，以法国社会的等级森严的现实、罗伯斯庇尔的出身和地位，如果没有大革命的爆发，他一辈子也只能当一个律师和文人了。严格地说，是路易十六给了罗伯斯庇尔机会。1789年4月，罗伯斯庇尔在阿腊斯参加“三级大会”代表竞选，以不辞劳苦的撰文、演说，不断地重申他的为平民服务的观点和决心，终于力挫群雄，获得了第三等级代表资格，走进了凡尔赛，之后又随着权力中心移至巴黎，开始了他抒写个人辉煌亦改写法国历史的人生旅途。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罗伯斯庇尔没有什么关系，他即没有点燃战火的能力，也没有点燃战火的机会。就是大革命的前期，罗伯斯庇尔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大革命前期的时候，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是法官穆尼耶、政治家马鲁厄特、政治家米拉波、神学家西哀士。前两位相对保守，希望各派通过妥协达成一致，建立两院制宪法，后两位相对激进，希望通过革命手段，让权力为民众掌握。其中，米拉波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西哀士则是国民议会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因为这些早期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的大胆设想与行为，为大革命进入高潮打开了缺口，为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准备了薪柴，也为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政治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走向前台铺平了道路。

　　无论是米拉波、西哀士还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亦或吉伦特派代表人物，他们都有意将民众政治热情煽动起来，将革命视为一种立场和不二选择，将国家牢牢地捆绑在革命的战车上。那时候的巴黎，处处人头攒动，彻夜叫声震天，后来发展到烧杀抢掠。大多数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者，将街头革命当成了他们的职业，哪里有纷争就往哪里冲，冲过去就开始围攻打砸并大开杀戒。巴黎开始失控，法国开始失控。

　　导致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和完全失控，始于1789年7月14日对巴士底狱的攻占。导火索是由于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与王室、贵族之间因为国家政体和权力分配的矛盾。当时，国民议会是人民的代言者，受到了全体平民阶级的无条件拥护。群众得知国民议会的祈求受到阻挠的时候，自觉地站在了国民议会一边，并拥向议会大厦对议员表达支持。为了防止动乱发生，国王下令调集军队赶往巴黎，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并没有想到事态会有多严重，军队的行动迟缓、对重点区域包括巴士底狱的保护十分不力(在多到有人报告，群众有可能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仍然只派了130名士兵把守这座法国最大的监狱)。市民们的革命热情终于找到了爆发点，他们以王室与国民议会作对为由，冲进巴士底监狱，打死了守军、放出了所有囚犯、处死向他们进攻的将军。那个时候，国民已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了，任何向他们开火的军人都被视为叛乱分子和卖国贼。因此，赶往巴黎的军队也只好撤离。国王被国民议会代表从凡尔赛带到巴黎，被迫在暴动的民众面前承认攻占巴士底狱和反对君权的行为合法。至此，路易十六作为法国国王的使命实质上已经结束。

　　这正是罗伯斯庇尔等人乐于看到的或者说等待了很久的良机。

　　自从当选为“三级代表大会”代表之后，罗伯斯庇尔一直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圈子，他利用他的演说天才，不停演讲，抨击革命敌人和各类妥协变节分子，发表和出版大量政治著作，不久即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核心人物，成为巴黎社会人人皆知的政治名星。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之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成为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社会的权力核心。

　　1789年10月，随着国王被移居巴黎，罗伯斯庇尔也租住于巴黎通日大街。在这里，罗伯斯庇尔渡过了他生命的最后5年，也是他人生的巅峰时期。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他最为迫切地任务就是要走向上前台，引领大众跟着他的步伐走向他渴望的新天地。他认为革命随时都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为此，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天蓝色风衣、戴着三色绶带，不停地在国民大会、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庆祝大会的广场呼吁议员和民众，警惕敌人的阴谋，在他看来，巴黎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人群、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充满了阴谋，敌人随时可能从哪个阴暗角落里跑出来向革命疯狂报复。革命者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革命，变本加厉地革命，这样，才能战胜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他不断重复着阴谋论，让巴黎的空气更加紧张，不仅平民们人心惶惶，就连国民议会代表、市政府官员也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向罗伯斯庇尔靠拢，以求得到这位“洞察一切”的高明的政治家的保护和心理上的安慰。罗伯斯庇尔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依靠这种手段，罗伯斯庇尔成功地将造反家丹东、煽动家马拉收入自己旗下，甚至老革命米拉波、西哀士也对他惧让三分。据说在罗伯斯庇尔死去40年之后，西哀士在病危之时还不停地叫喊：“如果罗伯斯庇尔找我，就说我不在。”(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罗伯斯庇尔还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信徒和粉丝，如革命狂徒圣-茹斯特和约瑟夫.沙利耶、富歇、掌握舆论工具的吹鼓手卡米耶.德穆兰、愚蠢极致的木匠杜坡莱及其家人等等。这些人都是罗伯斯庇尔的工具和棋子，他正是依靠这些人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罗伯斯庇尔因其不循私情、不贪钱财、不好女色，被人们称之为“不可腐蚀者”。在巴黎乃至法国大多数地区，罗伯斯庇尔的信徒遍布大街小巷，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效忠信、感谢信、求教信。罗伯斯庇尔把启发和引导民众看作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或许还是一种享受吧，他孜孜不倦地教导他的崇拜者和普通民众，只有革命才是通向美好社会的唯一途径，也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代表。据罗伯斯庇尔秘书回忆，他在巴黎期间，曾经受到许多年轻的青睐，其中一个还成为他的女朋友，后来罗伯斯庇尔怕恋爱影响自己的形象，将女孩打发走了。而杜坡莱一家人对罗伯斯庇尔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自觉地担负保卫罗伯斯庇尔安全的责任，据说杜氏的老婆和女儿都爱上了这位不苟言笑的革命家。一段时间，罗伯斯庇尔还居住在杜坡莱家里，享受着这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罗伯斯庇尔竟然将这位木匠以及木匠家的医生安排进了革命法庭，让他们为杀戮充当举手机器。这家人也因为罗伯斯庇尔而落得被处死的下场。(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page]

　　三、以公平正义的名义杀戮

　　革命前，罗伯斯庇尔对死刑是持反对态度的，还在阿腊斯当律师的时候，身为主教法院的法官，看到一位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还难受得不停呕吐，认为死刑太残忍了，应该废除。1791年，已经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在演讲中竭力主张废除死刑。他声言之所以要求废除死刑，一是因为它的不公，二是它不具备足够有效的威慑力。如果有谁认为罗伯斯庇尔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他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也太不了解罗伯斯庇尔的为人了。正如他1791年5月在雅各宾俱乐部谈新闻自由的时候，以美国为例，认为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不应该受到审查和侵扰、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一样，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是他收买人心的一种惯用伎俩。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他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结论而且还振振有词。这就是很多喜欢暴力革命的人的真实嘴脸。

　　在革命阵营中站稳脚跟、获得重大权力之后，罗伯斯庇尔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开始宣传和实施他的以公平正义的名义杀戮异己和不革命者的理论。他不停地宣传为了自由的最终实现，使用一切手段都变得公正，哪怕充满了血腥。他说，暴动可以横扫属于君主制的一切。在他的鼓动下，丹东于1792年9月初，策动4万名暴民向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动恐怖袭击，当晚就有600名士兵被乱刀砍死，之后又有包括神职人员、妇女、儿童在内的一千余人被杀。

　　罗伯斯庇尔将目光瞄准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国王和王室因为巴黎日益危险的局势而惶恐不安，他们渴望离开动乱中心，依靠忠于国家的军队结束巴黎的无政府状态。1791年6月20日深夜，路易国王和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大臣的安排下出逃。他们的计划是逃往蒙特梅迪，可惜，这位可怜的国王的逃亡计划失败，他们在距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被拦截，成为革命者的阶下囚。9月，路易十六接受共和宪法，一位法国历史上少有的励精图治的国王的使命正式结束了。同时，法国君主立案派的梦想也彻底破灭。

　　罗伯斯庇尔不想放过一个已经被废黜的国王，或许这位曾经是法国上流社会的掌门人一直是他仇恨的对象，或许他认为路易的存在是一个威胁，或许让这个法国过去的最高统治者死在他的手下会让他产生某种快感。他与他那些革命同道不遗余力地在国民议会阐述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丹东、马拉等人公开叫器：路易必须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是国王!马拉更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我信仰杀戮。”在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误导和恐吓下，由温和的吉伦特派控制的国会以361票对360票的一票多数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793年1月21日，一个主动舍弃许多君主权利、希望带领法国人民走向公平、自由、没有任何罪恶的国王倒在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暴政者的铡刀下。美国历史学家JOHN S.C. ABBOTT说：“路易，这个仁慈、正直、纯洁、没有污点的男人，成了傲慢的、压迫人的、放荡的君主的替罪羊。”(JOHN S.C. ABBOTT《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因为敢于向国王开刀，因为喋喋不休的鼓噪，因为一些媒体和卑鄙龌龊者无原则的吹捧，罗伯斯庇尔的威望与日俱增，不论是会议大厅还是广场马路，到处都有“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口号声。因其威望的提升，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于是，便随心所欲地向他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以及他认为没有理由活着的人举起了铡刀。为了便于打击异已，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罗伯斯庇尔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如：国民公会(国民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一般安全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革命法庭、军事监督委员会等等。他赋予这些机构无限权力，在丹东提议下成立的革命法庭，可以对嫌疑人不经审判便判处死刑。为了鼓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也发生像巴黎9月暴动那样的暴动，罗伯斯庇尔派遣他的亲信沙利耶赶往里昂，企图让里昂变成第二个巴黎。不料，第二年5月的时候，沙利耶被里昂人处决。罗伯斯庇尔立即命令公共安全委员会对里昂的反对派进行镇压，他们对里昂围攻了四个多月，大批民众被杀害，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毁灭，有人说“里昂已经不复存在了。”(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不断升级，为了给他的杀戮找到“法律依据”，他制订和颁布了众多“法规”。其中以《嫌疑人法》(1793年9月颁布)和“牧月22日法令”(1794年6月10日)最为臭名昭著。他规定：不论是谁，只要他们的言行显示支持暴政和联邦制，或反对自由，都将被处死。他发明了一项新罪名“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除了叛国、复辟、贪污腐化、窃取公共财产之外，还包括：攻击国民公会、诋毁爱国主义、误导民众、传播虚假消息、辱骂美德、破坏公众良知等等。所有这些罪名的处罚都是死刑。其实，“人民的敌人”就相当于后来的“反革命”， 罗伯斯庇尔无疑是“反革命罪”的始作俑者。从9月颁布《嫌疑人法》到第二年7月底罗伯斯庇尔被捕，短短的10个月时间，法国有1.6万人被判处死刑(不包括大量被秘密处死和不经审判私刑处死者)。此外，革命党人攻陷里昂后这座城市有近2000人被处死;旺代的暴动中，战场上的伤亡不计算在内，战败时被杀的起义者和平民超过10000人。起义被镇压后又有超过3500人被送上断头台。6月10日“牧月22日法令”颁布到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捕，短短47天时间，巴黎有1376人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地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有地方用大炮处决犯人、有地方将人逼入河中活活淹死、有地方看到陌生人便杀……

　　四、倒在自己的铡刀下

　　罗伯斯庇尔毫不吝啬他手中的权力，并及时将权力运用到铡刀的行使上。他一边煽动民众暴乱，一边将屠刀举向他的同胞。先是国王和王室，接着是政治对手君主立宪派和主张共和的吉伦特派，再接着是从雅各宾派分裂出去的斐扬派，最后是身边的同志和战友，甚至连他们的家人，连末成年的小孩也不放过。

　　造反家丹东无疑是罗伯斯庇尔最为得力的干将，为暴政的实施贡献了诸多理论和实践;老同学兼吹鼓手卡米耶，为罗伯斯庇尔的成功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潘恩，一个让人权、自由写满大街小巷的著名作家(潘恩侥幸生存);罗兰夫人，曾经还是罗伯斯庇尔的偶象，一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在她的客厅，听这位高贵的夫人高谈阔论。而且，在他还没有掌控权力中枢的时候，得知国民议会中的反罗派要对罗动手时，罗兰夫人和她的先生还跑去给罗伯斯庇尔通风报信。可是，这位“不可腐蚀者”一个也不放过，他甚至不给老朋友丹东自我辩解的机会，甚至将丹东和老同学卡米耶的妻子也处死。对这些战友、同学、恩人，罗伯斯庇尔在签署处决令时，手也不曾抖动片刻，他们的囚车从他窗前经过时，他连眼睛也不曾抬起过。曾经有一位名叫塞西尔的16岁的小女孩，来到罗伯斯庇尔的门前，只是想看看暴君长什么样子，因为口袋有一把水果刀，便被定性为谋杀，女孩的父亲、哥哥、姑姑与她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那天被处决的一共有61人，其中还有一个单身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她们一家三口被杀，据说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在她们家吃饭时喝醉了酒，罗酒后说出了他的政治意图，害怕秘密泄漏，于是杀人灭口。被处死的人中还有一位未成年的侍女，人群中有人喊出：“不要杀孩子!”可惜，与那把尖利的铡刀相比，这种喊声太软弱无力了。

　　巴黎人感到了恐惧，可是他们却又无可奈何。罗伯斯庇尔的暴政也好，其他人的暴政也好，都有他们一份功劳，是他们的狂热给了政治野心家以机会，让一些头脑不正常的政客们主宰他们的命运。他们除了恐惧，只有束手无策了。其实，罗伯斯庇尔也好，其他暴徒也好，根本没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也就那么几个人，如果真的反抗，他们将不堪一击。正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务大臣内克尔女儿斯塔尔夫人说的那样：“其实要推翻这些人的权力，只需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他们有多少人?然而，这些人的暴虐成了外界衡量他们力量的标准，反没人敢奋起反抗。”(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

　　因为“牧月22日法令”的颁布，国民公会的300多名代表不再享有豁免权。罗伯斯庇尔身边那些跟着他起哄、杀人的人害怕了。一个连同学、朋友、恩人甚至未成年人都不放过的恶魔，还能指望他刀下留人吗?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罗伯斯庇尔推到铡刀下。他们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分分秒秒都在小声猜测，下一个受审的是谁，许多人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们的害怕便注定了罗伯斯庇尔这个政治狂徒的灭亡。没有人会眼睁睁地等待别人来屠杀，包括他们这些热衷于杀戮、以杀戮为乐的刽子手。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们的第一个动作是编造“不可腐蚀者”与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巫有来往的丑闻，企图从损害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开始达到打倒他的目的。可是，他们失败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败就意味着死亡，编造谎言者很快便被送到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的暴行激怒了国民公会代表，罗氏在公会被群起而攻之，他的发言第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他那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剥夺了他和支持者说话的权力，接着被赶出国民公会。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政治生态十分奇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的发言不被大多数认可，或者说你没有了发言的权力，那么你就失败了。接着，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弟弟等5人决定。就这样，罗伯斯庇尔失败了，他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下了万丈深渊，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罗伯斯庇尔等人曾经被支持他的市政厅救出过，但当时巴黎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对罗伯斯庇尔等人下达了通缉令。罗伯斯庇尔等人最终被国民公会派来的士兵逮捕了，并被士兵开枪打掉了半个下巴，让他从再次被捕到命丧断头台不能开口说一句话。据说，士兵冲进来时，罗伯斯庇尔正在签署号召市民向国民公会的敌人反攻的指令，字还没签完便被击中。按照罗伯斯庇尔制订的法律，他未经审判便被判处了死刑。与国王、王后、吉伦特派代表、丹东等人被处死前一样，当罗伯斯庇尔的囚车从大街上经过时，人们向他扔石头，高叫：暴君、魔鬼、杀死他等口号。一位女人冲到他的囚车前，怒吼道：“现在去死吧，恶人。带着所有法国母亲和妻子的诅咒，下地狱去吧。”刽子手撕开罗伯斯庇尔脸上的绷带时，这位坚强的政治动物发出了凄惨的叫声。罗伯斯庇尔的叫声表达了他对建立以美德为中心的共和国事业的彻底绝望。

　　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和帮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倒在了自己的铡刀下。

　　五、不仅仅是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因为他那一套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而建立美德共和国的设想，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或者说是他给自己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找的一个借口。他的失败除了他的政策的匪夷所思和手段的血腥残暴之外，在技术层面上，他也不能算作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和政客。尽管他的追捧者将他奉为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不同凡人。可是，他的周围只有为数不多的铁杆粉丝，那些跟着起哄的乌合之众在关键时刻是起不了作用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客，他没有建立起自己自上而下的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队伍，就连雅各宾俱乐部也组织松散且不完全受他控制。此外，他在没有完全建立起他的稳固的统治基础之前，便开始对战友大开杀戒，这犯了政客的大忌——要想成功，必须先行和善，可他太得意忘形了。

　　罗伯斯庇尔的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的自我感觉太好了。虽然他一直在宣扬阴谋论，叫嚷有人要谋杀他，但他的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会永垂不朽。他与很多政治人物一样，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他总是给自己的一些荒唐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他总是相信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他的言行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会儿废除死刑，一会儿又说死刑是最好的手段，一会儿赞成君主立宪，一会儿又要将赞成君主立宪者处死，既反对无神论又大肆杀戮神职人员。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把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自我意识不断膨胀的基础之上。为了让自己不朽，他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宗教节日“至高无上者节”，让民众对他顶礼膜拜。这些都是他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所折腾的那一套让人们害怕。一个让大多数人害怕的人物和政权能够长久吗?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的托克维尔也不否认罗伯斯庇尔的美好动机，认为因其革命者的动机良好，所以称其为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我却并不认同这种看法。罗伯斯庇尔也好，其他政客和暴徒也好，难道不知道杀戮同类与平等无关吗?难道不知道血腥与美好风马牛不相及吗?难道不知道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不会幸福吗?我个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些人打着人权、自由、平等这个漂亮的幌子所进行的一场向人类宣战的暴动。罗伯斯庇尔以卢梭的信徒自居，声言奉行人民主权原则。但实质上民，人民在他的眼里不过是工具与草芥。剑桥大学政治学博士露丝.斯科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说“……一个人的名字可谓恐怖的代名词，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她还称罗伯斯庇尔是“第一个现代独裁者”。(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斯塔尔夫人说“雅各宾政府采纳人民体制完全只是一场作秀而已……”(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柏克说“法国大革命应该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惊诧的事件。……在这场充满了轻率与凶残的混乱中，一切都是那样不合理，所有的罪恶及愚昧的行径都汇集在一起。”(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我十分认同这些学者的分析和观点，法国大革命开启了近现代社会非理性革命的先河，罗伯斯庇尔则是现代暴政的导师。任何以理想和动机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肯定罗伯斯庇尔及其法国大革命暴政，或者为其开脱，都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长久以来，罗伯斯庇尔的家乡一直以他为耻，甚至有人要用一张“不透光的幕布”遮住他当年为参选“三级代表”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仅仅是罗伯斯庇尔吗?

　　如果没有丹东、马拉这些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没有布里索为代表的吉伦特派的一味迁就和丧失原则(他们控制着国民议会却按罗伯斯庇尔的要求通过了对国王处死的决议)，没有愚昧无知的市民的起哄，罗伯斯庇尔会走到这一步吗?法国会蒙受如此羞辱吗?还在罗伯斯庇尔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叫卢韦的吉伦特派代表就这样指责过他：“我指责你将自己奉为民众的偶像，宣传你是举国上下可以拯救法兰西的唯一人选。我指责你……利用阴谋和恐惧以独霸巴黎选举议会，通过诽谤、暴力和恐怖行动来得到最高权力……”(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可惜，大多数当权者以及巴黎民众却对罗氏的暴行容忍、欣赏、支持。这就是法国人在两百多年前遭受灾难的根源。

　　更让人忧心的是，罗伯斯庇尔垮台以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他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要继承和发扬他的事业。运用他的方式进行革命和统治的大有人在，并被证明为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才最为可怕。

　　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一个罗伯斯庇尔。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