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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审查制度不是能否写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碍

有“禁书作家”之称的、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中国知名作家阎连科，日前在德国参加了长篇小说《受活》德文版巡回朗诵会。德国之声记者在杜塞尔多夫朗诵会前，对他进行了专访。

阎连科（左）和作品翻译Ulrich Kautz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很多，但是翻译成为德文的还很少。您是否希望有更多的作品被翻译为德文？如果有，是哪部？

阎连科：现在已经出版了三部小说：《为人民服务》、《丁庄梦》和《受活》，都是Ulrich Kautz先生翻译的。第四部正在翻译过程中。如果有可能，当然希望像法国、英国那样，一年一本，或者两年一本。比如现在正在翻译的是《四书》，《四书》后面是《炸裂志》，《日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作品多以农村和军队为主。您在城市生活了这么多年，您有没有想过写一部以城市为主题的作品。比如您的家也被强拆过，您会不会想到以”强拆”为主题来写一部作品？

阎连科：我想不太会，因为在中国，可写的故事要多得多，比”强拆”更复杂、更深刻，关于人性、人道，我想这样的故事多的很，非常多。我不会因为发生了一件强拆，就去写一个强拆。我每一部小说都要构思十年、十五年，甚至十七八年。很少出现今天发生一件事情，明天把它写成作品，这对我是不大可能的事情。我也不会用一种短篇或者中篇的方式把它写出来。我觉得我值得写的比这个要多，而且要比它会好。

德国之声中文网：在中国，甚至有一个说法，说您是”禁书作家”。比如《四书》就没有办法在网上找到。您会对您的作品被禁感到很惋惜吗？或者说，您觉得，中国国内出版界的审查，在短期内有没有可能得到改变？

阎连科：《四书》可以在港台买得到，内陆没有出版。

关于”禁与不禁”，我一直在说几个问题：第一，中国确实有个明确、也相对严格的审查制度。在中国，如果一个作家一生的写作都是顺利的，没有被争论过的，我觉得这个作家是值得怀疑的。第二，被禁，也并不代表这个作品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分清楚的。我们不能说，一个作品被禁了，就是好作品，这是一定要讲清楚的。第三，审查制度短期不会像德国这样，你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它一定会越来越严格。但是，这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写出好作品的最大障碍。最大障碍当然是审查制度，还有自我审查，当然更重要的是作家本人的人格问题，怎么思考问题。后面的问题比前面的更重要。
（审查制度对中国社会）当然有影响，如果社会更加开放，更加包容，乃至有一天，我们想象中民主、自由，人权那一天的到来，审查对更加开放、更加包容的社会是有影响的。这是肯定的事情。

《丁庄梦》德文版封面

德国之声中文网：以中国社会今天的现状，作家可以做些什么，或者应该做些什么？

阎连科：我和Kautz先生也讨论了这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刚才谈到的，”作家的独立人格”如何培育。今天我们的社会，虽然有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它有相当的包容性，并不是说你写了某一部不该写作的作品，就会像三十多年前，蹲监狱、杀头。现在社会甚至相当包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个包容性。你写了，可以在香港、台湾出版，并不会影响我们。我指的是我们这个虚构小说，当然是为了艺术、为了文学，当然不是为了另外一种目的去的，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了。不能和”零八宪章”去相提并论。如果是为了艺术，你在香港、台湾出版，在德国出版，在其他地方出版，你的生活不会发生大的影响。所以我想，要相信这个社会的包容性，要培养自己的独立性。如何解放自己，让自己的想象更加宽广，更加自由，这是所有作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而今天一个作家的具体情况就是，我们面对权力也好，面对审查也好，更重要的是，面对金钱和权力，”名和利”，世俗的力量，有的时候超过了审查的历史。世俗对作家的影响，是相当相当大的，并不是说审查制度是我们写作的唯一障碍，”名利”可能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的意思是，审查制度并不是一个作家能不能出好作品的唯一因素，而是说作家这个人，他的人格，他的思想。

阎连科：按今天我们这个社会，一边是审查，一边又相当包容的情况下，我认为一个独立的人格就显得尤其重要了。当然，三十多年前，我们不能这样去谈它。你写一部作品，蹲监狱、杀头，我们不能要求作家就这样做。但是今天是有可能这样做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今天中国的文坛，您希望更多地看到怎样的作品？

阎连科：无论我们谈论什么，我都认为今天的文坛是1949年以后最好的一段时期。生态的环境、审查的制度，已经有许多问题，但是1949年以后，五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六十年代出生的作家，无论如何都是相对顺利地写了二十年，三十年，三十多年。这是1949年以前，四十年代、三十年代都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想今天的文坛，每一个作家都积累了丰富的写作经验。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社会非常丰富，非常复杂，非常荒诞，给作家提供了写不尽的文学资源，这是其他国家、其他地方几乎都没有的。我们每天发生的事情，都是一部巨大的、伟大的、复杂的作品。当然，我们有没有能力把它写出来，有没有洞察力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我认为，今天我们写作的生态环境，在世界上一定是相对比较糟糕的，但是我们有非常好的故事的资源。我想这是两个问题。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在2009年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没有办法写纪实的作品，您今天是否还是持这个观点呢？

阎连科：我经常说，在中国不要谈论纪实文学。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说歌功颂德的不是纪实。中国是非常丰富的，当然也有许多好的、正面的、光亮的地方，写这种东西也是纪实，但是这种纪实应该交给媒体去做，不应该是一个文学去完成的。我想，纪实一定是更为深刻、更为复杂，是新闻报道无法完成的。我们的纪实和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白俄罗斯女作家相比，我觉得不值一提，没什么可谈的。我们目前难以产生”非虚构”的作家。按她那样的思考去思考，这样的可能性比较小。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中国人、中国年轻人的阅读？您会给他们推荐什么作品？

阎连科：他们不一定要读我们的作品，他们也可以读别的作品。只要是阅读，是文字的东西就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会成长。只要在阅读中，就一定会回到经典。这个比例是非常可观的。问题是今天的孩子，可能都停留在手机上了。当然我们不能说手机就不是一种阅读形式了。阅读，都是好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最喜欢的德语作品是什么？

阎连科：我还是更喜欢托马斯·曼的作品，另外《铁皮鼓》也很好。我们中国人还特别喜欢《香水》。中国作家对德国作品的阅读还是基本上停留在九十年代、两千年前后这一段。今天德国有很多好的小说，非常伟大的作品，比如Martin Walser，但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阅读和出版，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怎么看待鲍勃·迪伦获得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阎连科：鲍勃·迪伦的歌词写得很好。以后我们中国的小品写的很好，你不能说它是戏剧，就给那些小品的作家一个戏剧奖吧。我想不发生这样的事情就可以。中国小品是很好，有许多经典作品，经典的小品作家，这种人只要不拿诺贝尔奖，我觉得都可以。必须承认，他是了不得的歌手、文化人，但是你一定要把他的歌词当作文学去说，那未免两件事情。因为他的歌词离开他的嗓音，离开那个歌，作为诗歌，它是没有那么好的。他的歌词是必须让我们来听的，我们说的”文学”是让我们阅读的，这是本质的差别。当我们来阅读的时候，他是简单的。

德国之声中文网：您也被提名过诺贝尔文学奖，但国内目前只有莫言先生获奖。您怎么看待他获奖？您有没有期待您有一天也获奖？

阎连科：我想这都不是一个作家去想的问题。一个作家不要受任何影响，把你的作品写好，其他的事情交给命运去安排。你就把你的作品写好，这些事情都有它自己的命运去安排，根本不要去想它。莫言是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我们回到他的作品上，我认为他是配得上诺贝尔奖的。其他的我们就不去谈了，他的作品还是很好的。

采访记者：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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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港有“时差”：阎连科双城教书记

阎连科本人正如蒋方舟曾经对他的评价，“质朴、诚恳、狡黠、智慧、不清高、不装”。面对这样一个中等个头、微胖、说话甚至会害羞的中年人，很难想到他的身上贴满了各种极富争议性的标签：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中国最有潜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荒诞现实主义大师、神实主义写作的创始人，等等。现在，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挂职为“在职教师”的阎连科找到了他的新身份：文学教师。他现在将自己的时间平分，一半在北京，一半在香港；一半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文学，一半回归作家本行。他说，从2015年开始，这一年以来在香港教书的时光会让他“从北京躁乱的环境中出来，重新去读书，去思考十九世纪二十世纪的写作。如果没有教书的过程，我不会特别系统地去想一些关于写作的问题”。

近日采访阎连科时，他刚刚来纽约第二天，是去领英国《金融时报》颁给他的奥本海默基金新兴之声奖 (FT/OppenheimerFunds Emerging Voices Awards)。而再过一天，他就要回到中国了。当时总统辩论进行到第二轮，阎连科诚实地评价道，自己因为语言不通，在电视上看到的也只是两个总统候选人的表情而已。“但是有一点，无论谁来当这个总统，我们始终羡慕的是这个辩论的场景和相对的公正。”

他最具野心的一部作品《四书》今年刚被翻译成英文，已于今年夏天在美国出版。这本书的背景设定在大跃进、大炼钢以及大饥荒的时代。这部反乌托邦小说使用了极为挑战性的写作方式，如同书名所指，这本书分为四本“书”，来呼应《圣经》四大福音。这部企图重构上个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大饥荒时人们遇到的种种生存绝境的小说在大陆未能出版。阎连科最为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丁庄梦》等等作品也大多遇到出版困境。

阎连科曾坦率地讲出中国文学的尴尬：在见证人性、历史、真相、空间、记忆时，中国文学无所作为。在绝大多数中国作者面对这样“不敢写，自我阻挠”的困境时，阎连科又告诉我，审查制度对于他已经不再是创作上的阻碍，对于快到花甲之年的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情是“写出来”。他本次采访中谈到了在香港教书、写中国以外的故事，以及对文革50周年的感想，访谈经过编辑与删减。

问：你现在一半时间在北京，一半时间在香港教写作课。能讲讲在香港教书对学生评价怎样？

答：香港理工大学要求我的班只能容纳三十多个人，但是每次都能来七十多个。香港的学生，而且都是理工科的学生，对文学的认识比我想像的要好。每个人每学期都需要写个短篇小说，字数不限，题材不限。他们每个人的故事都要讲出来，在班里一起讨论，他们都写得非常好，题材丰富，偏多一点的是校园题材，比如青春期的成长，还有些想不到的题材。他们会关注大陆、香港，他们会写到台湾，写到法国德国去。甚至还有历史小说、武侠小说、科幻小说、穿越小说、动物小说，当然，还有关于香港现实的小说，非常多元。

而且内地的出版社很愿意出版他们的小说，出一个香港大学生写的小说集，而内地的出版社对于中文的要求还是不算低的。这都是我们在内地的人完全想不到的事情。我根本没想过香港的孩子对文学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在他们之中，有没有人能够成为作家不重要。做你最喜欢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问：那你在香港的大学里教书，你感受到了怎样的秩序？从香港的大学生身上，你看到怎样的未来？

答：香港的学生几乎不会有迟到的。如果有迟到的，他/她会感到非常内疚，会表达歉意。但是我们的学生不太能表达出迟到后的内疚。我想这种对老师的尊重，对授课的尊重，都不太一样。香港的学生也很少有提前退场的。内地的学生，有时候，他/她不喜欢听的话就会扭头就走。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地方。我从香港的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香港的未来不是学生能够决定的，是所有香港人决定的。我想，香港的未来不是我们能够预料到的。但是有一点，我非常尊重那些学生们的独立性。我欣赏他们的思考，他们的独立性。我这样说听起来好像我有点歧视大陆学生，但是你必须承认他们的独立性是超过我们的。他们对香港命运的关注，远远超过我们学生对我们大陆民主的关注。

问：是不是因为香港学生之所以关注，是因为他们手里有投票权，但是大陆学生就算再怎么关注，好像也做不了什么，无力感很强？

答：那也不一样，不能这样去讲。香港也不是一朝一夕变成这样的。对于大陆学生来说，即便你在微博微信上发些东西，也都是一种力量。我没有投票权，难道我就什么都不管吗？所有人不管，那么（一个目标）就永远不可能（实现）。正因为你走不到那一步，才需要更多的人去关注，正因为无力，才需要更多人去关注。如果有力的话，几个人几个政策就解决问题了，那我们也就不需要（这样的参与）了。我们需要的恰恰就是每个人的关注。

问：中国对你的作品有重重审查，你有想过把你的文学的设定转移到海外吗？你经常写你的故乡河南，但你曾经说过好的文学是超越地域的文学，所以你想写写关于中国以外的故事吗？

答：我觉得（审查）和我没有关系，我内心的想像是自由的。它审查是存在的，但是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做到不自我审查。因为中国，你必须承认，它有很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写作是可以自由的。很多人没有独立精神，却老是怪罪审查。但是我们都不思考我们有没有独立精神。如果有的话，那是可以超越审查制度的。

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不仅我只能写中国的事情，而且可能我也只能写那片土地（河南）上的故事。写作是有一定的规律的。最简单的规律就是，写作不能超越你熟悉的生活。你熟悉什么就写什么，你对哪个地方有情感，就有写作的冲动。这是一个基本规律。

问：您是受文革影响最深的一代人。今年是文革50周年，毛泽东去世40周年，国内官方媒体集体噤声这件事，你是如何看待？那么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你又怎么看？

答：这就是中国的的复杂之处。既不能一味地讨论文革，也不能一味地讨论毛泽东怎样怎样。这是两个对立的问题。每一个讨论都有可能把中国推到另外一个方向。这正反映了中国在方向上的矛盾、纠结和犹豫。这件事情很清楚地表明，在一件事情上，中国可能在一个十字路口。既不能摆脱毛泽东，也不能彻底走向毛；既不能摆脱文革，也不能彻底走进文革去探讨。这是一个今年清晰的、很多人都能感受到的一种感觉，就是整个中国在未来方向上的犹豫。

对海外媒体和港台媒体的纪念我不清楚。但是非常多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有良知的人，在这件事情上表达的婉转又鲜明的态度，我有所感。比如在纪念文革多少多少周年的时候，很多网民与很多作者纪念老舍在1966年那年的自杀。很多自媒体在谈论老舍的死，那么由此能看出来，中国非常有良知的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会推动和引导社会向前。

你不让我讨论中国，我可以讨论前苏联。如果你生活在中国，其实能看到在民间有股巨大的力量在牵制着一些非常上层的思想。你可能看到民间的巨大力量会推动社会往前走，无论多么缓慢，这个力量不会消退。你不让我谈文革，那么我可以谈老舍的死。借助老舍，通过解读老舍，去表达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对世界的认识，这是远远大于纪念老舍本身的。每一个阅读的人都非常明白纪念老舍的弦外之音。

问：你未来有什么写作计划？在重重审查的情况下。

答：因为年龄的原因，也因为我走过许多弯路，所以审查或是能不能出版已经不会影响我的写作了。我已经是朝着60岁走的人了，非常清晰我自己能做什么，不做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对未来，我考虑能写出什么来，我想，写出来要远远比那些杞人忧天的考虑重要。写出来即便是不出版，即便没什么影响，即便一分钱稿费都不挣，写出来本身就是最最重要的。你在那里观望、犹豫，等生命慢慢消失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了，给我们的后人什么都没留下，那可能是更悲痛的事情。我不会想未来五年十年一百年是怎样的。我只在想今天在我的生命中应该把我思考的、我需要写的东西留下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问：你现在的作品是怎样的进度？

答：我最新的小说应该会很快在美国出版，在英国和澳大利亚也很快上市，名字叫《炸裂志》。当然新近又出版了《日熄》，虽然在国内没出版，但在港台出版了。也拿了红楼梦奖（香港浸会大学文学院创立的文学奖，旨在表扬优秀华文长篇小说——编注），在国内出版也是遥遥无期。《日熄》明年也会接着开始翻译。这中间还有一部中篇小说，应该会在明年出版。我想我的写作，在香港上课时，整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文学讲稿，整理完后，明年我会写新的长篇。这个长篇我基本上已经酝酿完了，等待一个合适的时候，把手头的事情处理完，我会坐下来写作。这个长篇是宗教题材，关于所有中国的宗教。所有的宗教像是火车一样，来回行驶相相互互，不会交叉。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它们没有什么交叉的地方。但是我希望它们在我的故事中交叉。在哪里交叉？我还在想。如何让这些人相遇？让他们之间发生一些文化的、宗教的碰撞？这是你的难度，去思考这些问题。

问：很多人评价你是中国下一个最有潜力拿诺贝尔奖的作家之一，你怎么回应？

答：至于诺贝尔奖，这样的评论，就听听而已，笑笑而已。一个作家，要负责任，把小说写到最好。其他的都不是你要关心的事情。我只有责任把我的小说写好，其他的都要听从上天的安排。世界上比我优秀的作家多得是，世界上比中国文学伟大的文学也很多。每一个民族的文学的伟大都超出我们的预计。所以，你只要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你会意识到你的作品是在世界文学中，是极小极小的，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一个点。

偉大的加拿大創作歌手、音樂人、詩人與小說家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10日與世長辭，享壽82歲。他的臉書粉絲專頁貼出這個令舉世歌迷心碎的消息：

「我們滿懷哀慟在此宣布，傳奇詩人、歌曲創作人與藝術家李歐納．柯恩已經過世。我們失去音樂界一位最受敬重、最多產的前瞻者。之後我們將於洛杉磯舉行紀念儀式。柯恩家人哀悼之餘，期望世人能尊重他們的隱私。」

柯恩以淺斟低唱、沉鬱宛轉的嗓音風靡歌壇50年，歌詞中洋溢著對於宗教、政治、孤獨、性、人際關係的探討，名作如《Hallelujah》、《Suzanne》、《Bird on a Wire》、《Famous Blue Raincoat》都讓聽著低迴不已。在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舉世人心惶惶之際，傳來這樣的噩耗，分外令人悲傷。

今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巴布狄倫（Bob Dylan）曾形容柯恩的作品「深沉而真實」、「多面紛陳」、「具有驚人的旋律性」。巴布狄倫告訴《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人們談到柯恩時，經常忽略了他的旋律。對我而言，他的旋律與歌詞都是天才之作。」

柯恩從來不是所謂的「天王巨星」，也沒有拿過葛萊美獎（Grammy Award）但先後獲選進入加拿大音樂名人堂（Canadian Music Hall of Fame），加拿大創作名人堂（Canadian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美國搖滾名人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同時被授予加拿大最高平民榮譽「加拿大勳章」 （Order of Canada）。

2008年柯恩獲選進入美國搖滾名人堂時，致辭人美國傳奇歌手路瑞德（Lou Reed）推崇他是「當今最高水平、最具影響力的歌曲創作人」（high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echelon of songwriters）。

加拿大創作歌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AP）

1934年9月21日，柯恩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蒙特婁（Montreal）的威斯蒙（Westmount），一個雖屬中產階級、但源遠流長的猶太人家庭，母親一系來自立陶宛猶太世家，父親一系來自波蘭。柯恩曾說：「我從小就被人們耳提面命，我是亞倫（Aaron）的後裔。」亞倫是舊約聖經中的先知，摩西（Moses）的兄長，古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High Priest）。

柯恩曾經戲稱，他的第一志願其實是當詩人，但實在無法養家活口，所以才改行當歌手。但是他剛出道時非常害羞，曾經唱紅《Suzanne》的美國女歌手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回憶， 柯恩第一次登台時，唱到半場居然開溜，她百般哄騙才讓他回到舞台。

1960年代，美國民歌復興，柯恩與巴布狄倫、瓊妮米契兒（Joni Mitchell）、瓊拜雅（Joan Baez）、茱蒂柯林斯都是一時俊彥，經常一起巡迴演唱，後來雖然風格稍稍趨向流行，但詞曲創作仍維持鮮明的個人風格，嗓音也越發沙啞深沉。

美國鄉村歌手、影星克利斯克里斯多佛森（Kris Kristofferson）曾說，他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鐫刻柯恩《Bird on a Wire》的第一段歌詞。但其實這段歌詞，柯恩本人或許也會考慮留給自己當墓誌銘：

「像一隻佇立在電線上的鳥兒，像一個午夜合唱團的醉鬼，我以自己的方式爭取自由。」
“Like a bird on a wire, like a drunk in a midnight choir, I have tried in my way to be free.”

從歌詞到旋律，柯恩的作品總帶有一股陰鬱的氣質，但往往以黑色幽默點綴其間。他一生經歷多次憂鬱症發作，也曾沾染酒精與毒品，有記者問他是不是個悲觀主義者，他回答：「我完全不認為自己是悲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會一直等待下雨，但我早已全身濕透。」

加拿大創作歌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AP）

今年稍早，柯恩接受《紐約客》專訪，談到死亡，「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希望過程不會太不舒服。」1970年代之後，柯恩對佛教涉獵日深，成為日本旅美禪宗大師佐佐木承周的門徒。

20多張專輯之外，柯恩還留下10多部詩集與小說。上個月21日，柯恩發表60年歌唱生涯第14張錄音室專輯《You Want It Darker》，依舊好評如潮，但卻是他的天鵝之歌。

来源：风传媒

川普欠美國一個道歉

劉威良

独立中文笔会创立15周年纪念会在台北举行

独立中文笔会由中国流亡作家贝岭以及诗人孟浪所创设。（苗秋菊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创立15周年，在台北举行纪念会。（苗秋菊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创立15周年，在台北举行纪念会，适逢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民海“被失踪”一年之际，笔会创办者、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奖得主贝岭，再度对中国戕害出版自由表达严厉谴责。

由中国流亡作家贝岭以及诗人孟浪所创设的独立中文笔会，在台北举行创会15周年纪念，并公布“林昭纪念奖”与“自由写作奖”得主；适逢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民海“被失踪”一年之际，贝岭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戕害出版自由，并呼吁公开审判。

贝岭指出：“独立中文笔会今年15周年的庆祝其实是非常特别的，因为它是第一次让我们通过15周年来回顾和反省我们当年创会的宗旨，就是弘扬文学、捍卫或维护言论自由，那这是一个国际笔会对于我们要成立的时候，唯一的建议和愿望。”

“林昭纪念奖”由著有《中国女权：公民知识分子的诞生》的曾金燕获得，“自由写作奖”则由诗人王藏摘下。

孟浪表示，曾金燕的作品堪称是中国女权写作和公民人权文化建构的里程碑；王藏的诗歌则是带来心灵与感官上的冲击，展示未来汉语表现的宽广空间。身在北京的王藏也透过视讯参与纪念活动。

流亡作家王一梁朗诵“孟浪和我与《自由写作》”主题发言，他说，孟浪是中国最重要的地下诗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地下） 诗歌活动，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乃至21世纪，都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最为美好的一页。”

适逢香港铜锣湾书店老板桂民海“被失踪”事件一年之际，贝岭也提到：“我认为不管他出的书可能有哪些部份触怒了国家，但是把他从泰国诱捕和绑押回去，这是严重的违反国际文明、国际准则和对于作家的伤害，对一个出版自由的伤害，它是一个严重的事件。”

他强烈谴责中国政府戕害出版自由，并呼吁中国公开审判，允许桂民海请辩护律师，同时告诉大众他到底违反了哪些法律。

八九民运人士吾尔开希也应邀与会，他则强调“独立”是一个了不起的力量维权，思维的独立、人格的独立，乃至个人尊严的独立，只要紧紧抓住，就是无敌的。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 台北报导 （责编：黄春梅）

先锋诗人王藏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

中国诗人王藏（资料图片）

 

独立中文笔会在台纪念创会15周年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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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曾金燕、王藏获奖

来源：自由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