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德曠：诗人最起码的道德是不与专制傀儡文学体制为伍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作家协会，变成民间组织，不给予经费。引起作协八千名作家联名上书，表示愿意为新政府建立新时期文学，不然将静坐绝食以示反抗。叶利钦不予理睬:“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题记

众所周知，由红色苏联复制拷贝而来的作家协会文学体制，是政治专制独裁的产物，是统治阶层通过圈养收买文人，把文学写作变成无害统治及歌德鼓吹的工具，并通过这些帮闲帮凶影响和控制更多基层的写作者，从而达到文学洗脑的目的。

 

 

 

 

加害者的面貌

 

文學是什麼？

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好像都是十月八日宣布，或說與那些科學獎同一星期公諸於世。八日晚上我想到這件事，就直接上瑞典學院的網站去查，才知今年是十三日公布。當晚我想起來時已經十點，即刻去查。會是村上春樹嗎？會是阿多尼斯嗎？還是喬伊絲．卡洛．歐茲？

啊！都不是！竟是頒給前些年得過葛萊美終身成就獎、名字已進入搖滾名人堂的創作歌手巴布狄倫。

瑞典學院把獎頒給狄倫，說他在美國歌曲的傳統上創造出新的詩歌表現方式。也許這樣歌詞（lyrics）這個字就回到它本來的意義，是詩，或者說歌即是詩。因為這個字本來就從戴著桂冠的阿波羅的七絃琴而來，只是狄倫改用六絃的吉他。

但畢竟引起爭議了。倒沒有什麼人質疑狄倫的成就，反而是因音樂人得獎而困惑。難道文學人都不配嗎？好像比文學獎從缺更讓人難過。

十三日當天，英國廣播公司網上文化版有一篇文章，在狄倫的肖像下寫上文學／流行音樂，標題是：十二位詞曲創作者，個個都值得頒一座諾貝爾文學獎。文章的引言又說：一般得獎的都是小說家、劇作家或詩人，現在詞曲創作者的巴布狄倫得了，未來還有誰可能得獎？

文章的作者海德爾接著提到，瑞典學院的常任秘書說：「如果回顧歷史，你發現荷馬與莎孚以詩寫成的文本本來就是為了聆聽，而且要以樂器伴奏來表演。狄倫正是如此。我們現在仍在閱讀荷馬與莎孚，而且享受這樣的閱讀。狄倫也是如此。他的作品也可以讀，也應該讀！」這樣幾乎是說狄倫根本就是嫡傳的吟遊詩人。

我想起中國的詞曲傳統，在大部分的音樂亡佚之後，我們其實讀的是文本，不用說精通音律的李後主、李清照、周邦彥這些詞家，就連蘇東坡的詞，不論短如「浣溪沙」、「菩薩蠻」、還是長如「水調歌頭」，都能從平仄的曲折感受到音樂的回聲。當然詞牌、曲牌是固定的，文字的部分要更獨立些。

十二人的名單裡有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嘻哈饒舌者算文學家嗎？但是也有史蒂芬．桑漢（Stephen Sondheim）。他得過東尼獎的戲劇終身成就獎，也得過普立茲戲劇獎。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桑漢，他的音樂劇讓我震撼，歌詞之功絕不可沒。對桑漢與狄倫這樣的人來說，也許音樂加深了他們文字中的信息與人生的經驗，使文字的表達更為明顯，而並沒有為了突出音樂，而讓文字妥協。就好像狄倫自己說的：「我先是個詩人，其次才是樂人。」

有很多文學家讚賞諾貝爾委員會這次的選擇，比如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他認為我們生在一個偉大的詞曲創作歌手的時代，而站在極峰的正是狄倫。文學的疆域不斷地擴展，他很高興諾貝爾獎有此認知。事實上，哈佛大學開給大一學生的討論課，叫做「巴布狄倫初探」（Bob Dylan 101），任教的湯瑪斯教授（Richard Thomas），自己是世界級的維吉爾專家，他不只把狄倫的歌放在流行文化的語境裡，而且放在古典詩的傳統中。

去年的獎頒給了以專訪為主的報導文學，今年為什麼不可以頒給可以唱的詩呢？何況每次讀那些歌詞，都能體會出新意，從少年到中年，陪伴我們在吟詠中優雅地老去。

(中國時報)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

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

 

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

整件事的起點，是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的。1994年4月6日晚，兩枚SAM-16地對空導彈，摧毀了從坦尚尼亞東北城市阿魯沙起飛，準備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降落的班機。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攻擊事件，因為這架飛機上搭載著盧安達與蒲隆地兩國總統。兩人皆是胡圖人。

過往，胡圖人要取得高位並不容易。曾受德國殖民，戰後由比利時接管的兩國，緊緊相依，境內主要由兩個族群組成：占85%的胡圖與僅有15%的圖西人，其中有25%則是胡圖與圖西後代。儘管胡圖屬壓倒性多數，但西方統治者卻讓膚色較白、身形較高，似從北方來的圖西人擁有政治與軍事的優勢。

在圖西人的視角裡，胡圖是無產階級，是下層。即使經過四百多年的文化相融，最終形成共同的習慣和單一語言，但到了二十世紀，因帝國的介入，雙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位階，也知道權力資源的差異。這個國家的族群，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樣，有著自古以來的部落紛爭、原始對抗，他們未曾爭鬥，也沒殺戮。近代文明國家給了他們仇恨與歧視的武器，他們才開始敵視彼此。

災難還是解放？

衝突早已埋下。像是1959年，因經濟問題導致胡圖暴動，意外釀成一場百人死傷的悲劇，這事件在胡圖人眼裡是「巨大的解放」，在圖西人的記憶裡卻是災難，有一萬名圖西人選擇遠離家園，而比利時也默許胡圖人取得政權，同時撤離。

就是因為這個背景，讓這架飛機在夜空中炸成一片紅。一直到這飛機爆炸前，兩個族群反反覆覆地爭奪權力，激化種族主義，當圖西人取得統治權力後，對胡圖軍隊與行政部門採謀殺清洗，胡圖則回以報復攻擊，而圖西人又反過來加重軍事鎮壓，簡直是惡性循環。一直到這架飛機如流星劃過黑夜前，已經有過幾場大大小小的殺戮。最嚴重的，則發生在1972年，蒲隆地的那場被激化的大屠殺。

蒲隆地與盧安達相鄰，發生在鄰國的事，也會牽引另一方的變動。像是這邊的政治變化與殺戮，就會引發胡圖人往盧安達逃難，而這些胡圖人又會進入底層，由激進的胡圖種族分子操控。1973年，亦即蒲隆地大屠殺隔年，胡圖人哈比亞利馬納經由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實行獨裁統治，在他執政期間，將「多數民族主義」和「胡圖力量」奉為神聖口號，警告性鎮壓與不時強迫移民，並成為重要的手段。儘管七◯年代末期，有將近五十萬圖西人逃難，但七○年到九○年，盧安達內部保持著一定默契：胡圖權貴控制國家和發展基金，圖西保留大量私人經濟控制權。

到了1991年，盧安達已經是個通過多黨制憲法，也能對國際壓力與國內經濟不滿做出回應的國家。外界總想像，像這樣的非洲國家一定是落後蠻荒，但盧安達雖貧窮，人口不多，交通系統良好，某種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秩序。像這個時候，盧安達擁有一個高度發達、有社團生活，還能夠提出不同政治方案的市民社會，不論是協會、集會、期刊或小冊子到處都是。這個國家曾經有「非洲瑞士」之稱，市容整潔乾淨，還有一個效率不凡的公共行政系統。儘管哈比亞利馬納一黨獨裁，但他仍想辦法讓自己的黨──全國民主革命運動黨（MRND）在選舉中顯得更親善友好。但也因為如此，激進的胡圖人就分化了出來，有了自己的組織派系，並且開始訓練青少年。哈比亞利馬納的態度越來越寬鬆，甚至讓反對黨領袖進入內閣，在坦尚尼亞阿魯沙舉行的國際和平談判中，做出讓步。他們簽署了阿魯沙協議。

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

但這並沒有阻止民間族群衝突的發生。一方稱圖西人與反對黨是「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宣稱要根除這些人渣：「1959年，我們所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讓他們逃走了……他們屬於衣索比亞，而我們將為他們找到一條到達那裡的捷徑：將他們扔進尼亞巴隆哥河……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把他們消滅光。」發出這個聲音的激進分子，雖然很快被追查起訴，並逃到國外。但他的聲音已透過錄音帶在全國散布。只是，像這樣煽動種族主義的言論，在盧安達並不稀奇，圖西人一點都沒警戒，也不驚慌。

然而激進分子持續作業著。他們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像是大砍刀還有其他鋒利的農業用具。光1993年底，就從中國進口了超過五十萬把大砍刀，每三個胡圖成年男子就有一把。這不是傳統盧安達工具，也不是用來對抗戰備軍隊的武器，這絕對是惡意的，是為了攻擊非武裝敵人準備的。他們武裝自己，而且唱著歌：

我們是全國民主革命運動聯攻派。我們熱愛和平、統一和發展。我們不進攻，我們是來救人。我們不害怕，我們讓別人怕。我們不讓自己被踩在腳底，相反我們要將別人來踩踏。我們不讓做錯事者胡亂說話。他（哈比亞利馬納）已帶來和平，我們睡得安穩。我們獨立並讓民主貫穿著我們的行為方法。

在這樣一點一滴的騷擾威脅恐嚇中，那架飛機墜落了。很多人認為是胡圖激進派所為，但事實上，胡圖人並無此武器，而且機上的胡圖激進派領袖也喪生。無疑就是圖西愛國陣線策畫行使的了。總統班機遭襲擊的消息，在當晚九點播出，首都出現混亂。十小時後，便展開針對溫和派胡圖人與圖西人的屠殺行動。有人聽到屠殺策畫者說：「他們已經殺了他（哈比利亞馬納），但是許多人將在他之前被埋葬，就跟先墊上一床稻草一樣伺候著他。」

 

殺戮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

權力的真空，由一個早想要驅走圖西人的軍事將領巴戈所拉補上。他們很快地執行殺戮行動。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國家秩序跟社會種族纏繞在一起。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最徹底的種族滅絕。殺人並不難，幾把槍幾顆手榴彈，或五十把大砍刀與鋒利農具就夠了。

電影《戰地救援》中，有一幕是圖西人央求外來軍隊：「如果你們不能救我們，拜託你們，掃射我們吧，讓我們死得快一點。」死在那些刀下，太痛苦了。軍隊為難搖搖頭說，他們沒有辦法。當時美國因索馬利亞軍事行動失敗，遭歐洲與第三世界譴責，無意介入，其他國家也被動消極，任殺戮橫行。同樣以盧安達屠殺為主題的電影《盧安達飯店》也有外國人與維安部隊無能為力的特寫，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國家的問題，他們只能逃避。

 

儘管參與屠殺的，不只男人，還有女人，但就像《盧安達飯店》裡那個勇於救人的飯店經理保羅一樣，也有許多胡圖人並不認同這種行徑。倖存者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壞人，他是一個胡圖人，但他是無害的胡圖人，不是每個人都殺人，「我向他們要食物，他們會給我。」還有些普通人也反對這件事，他們說，為什麼我要反對圖西人？我們住在同個山丘上，我們擁有同樣的房子。他們肯定會為我兒子做的事報復，我的兒子做的給我們帶來羞辱。

日後，一名市長站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時，針對所受到的威脅作證：「如果我繼續保護人民，我將被殺掉……他們確實朝我開槍，但我沒被子彈打中。他們不讓我在社區中把車子開來開去，如果我開了，他們會在路口堵住我。」

還有撐不住的，像是那位名叫阿克葉蘇的市長。1953年生的他，曾經幫助民主共和運動，因此當上市長。在那架飛機被墜毀，總統被暗殺的日子裡，他在地方議會和陸軍上校幫助下，拒絕激進的監督人員進入。村民本來支持阿克葉蘇，但隨行的警察不過九名，槍七把，人數更多的暴徒殺掉一個傷了另一個，阿克葉蘇還遭到電台譴責，說他正在根除忠實的民兵組織。「局勢變得更嚴峻，而我也抵抗好長一段時間。我有家庭，而我想放棄一切離開。」於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在審理法庭中，審判長問：「你是說你簽署了他們的死刑執行令嗎？」

「當然。」阿克葉蘇說。

 

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

一直到四月底，殺戮不斷被整個社會、政府電台、愛國菁英推動著。他們會唱著「讓我們將他們全部根除」這樣的歌。一個處在四散逃跑的圖西人與拿鞭子的胡圖人之間的工人說，「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隨時準備將路過的某個圖西人絆倒，對著上氣不接下氣、力氣已經耗盡的可憐人搧耳光。後者筋疲力盡地直挺挺地倒在碎石路上。」

他說：「在他剛要倒下之前，力量加倍的全落在他身上。孩子們……當作玩耍，跟著他們的兄長後面，追趕圖西人，朝他們扔石塊，嘲笑每一個被抓住的圖西人。」

就這樣，那架飛機被擊落之後，數十萬人跟著飛機離開這世界上。在非洲紅色的土，被染得更紅後，拿著大砍刀與鋒利農具的胡圖人被北邊追來的圖西軍隊砍殺，這次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往外逃的，變成了胡圖人。他們死在刀槍下，死在路上，死在難民營裡兇猛的瘧疾裡。屍體層層疊著，生命條條湮滅。被擊毀的飛機，已看不到這一切。什麼都無可挽回。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醫生不能停止屠殺！」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即使是身處其中的醫療人員，也完全無能為力。「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也沒有共事的員工，再也沒有傷病者讓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無國界醫生的扎朗尼醫生（Dr. Rony Zachariah）回憶。

1994年4月，盧安達總統遇刺。隨後的一百多天裡，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至100萬圖西族人和反對種族滅絕的溫和派胡圖族人，包括251名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占當時無國界醫生在該國各醫院和難民營員工總人數的70%）。

 

那天，無國界醫生 有35名同事喪生

1990年盧安達局勢漸趨緊張，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屠殺事件。無國界醫生開始為流離失所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1994年大屠殺開展之初，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境內共有126名國際人員和數百當地員工。面對種族大屠殺，無國界醫生不但無法救治病人，也自身難保。

扎朗尼醫生就面對這境況：4月20日，他在盧安達南部主要城市布塔雷（Butare）參加一個安全會議，卻接到緊急消息，說附近兩個難民營情況危急，胡圖族人已經從營地挑出某些圖西族人處決，在營內進行援助工作約50名的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處境非常危險。

扎朗尼與一名同事連忙驅車趕往營地。原本是短短25分鐘的路程，卻因為設了很多路障，要花許多力氣解釋才能通過，花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距離難民營一公里的地方。遠遠看到無國界醫生的宿舍，已陷於熊熊火焰之中。又一個路障！那裡聚集了30多人，手持長矛，粗暴地衝向他們的汽車，用棍敲打車身，又擊碎車頭燈。一個可能是小頭目的人向扎朗尼問話：「你們想怎樣？」他說：「我來這裡撤走我的同事。」對方瞪著他說：「如果你想撤走圖西人──即使他們是你的員工，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也會殺了你！」接著強迫扎朗尼掉頭離開。

直到傍晚，一些薩伊籍（現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員工獲釋回到布塔雷，他們告訴扎朗尼：「武裝分子安排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員工分站兩邊，又命令薩伊籍的員工在一旁觀看。接著，軍隊和民兵將大刀與槍枝交給胡圖族的無國界醫生員工，命令他們殺害圖西族的同事──這兩批人本來是同事與好友，有些甚至是夫妻。一些人不願下手，就被武裝分子槍殺。」那天，無國界醫生有35名同事喪生。

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三天之後，在布塔雷大學教學醫院。無國界醫生在那兒照顧150名圖西族平民，和當時政府的總統防衛部隊約70名受傷士兵。當天早上，扎朗尼抵達醫院時，本地員工已急忙通報，前晚有40名圖西族病人與照顧他們的家人，遭人拖到醫院後面砍劈或毆打至死。扎朗尼趕緊召集各方重要人士開啟緊急會議，用強硬的姿態指出事件不符人權及道德的原則，並重申《日內瓦公約》明文規定「武裝部隊有責任保護平民與傷者」。

 

但會議一結束，扎朗尼就聽到才剛參加完會議的總統防衛部隊陸軍上尉對他的士兵說：「這間醫院裡圖西族腥臭撲鼻，我們要清理一下。」於是，殺戮就在扎朗尼眼前展開，就連手術桌上的病人也被軍人粗暴的拉下來。

為了試圖阻止他的好友也是資深護士薩嬪（Sabine）被殺害，扎朗尼站到軍人與懷有七個月身孕的薩嬪之間，說：「薩嬪是胡圖族人，是胡圖族，不要動手！」一名看起來像是小頭目的人走到他面前，從褲子後袋取出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名單，仔細閱讀後瞪著扎朗尼說：「你說得對，薩嬪是胡圖族人──不過她的丈夫是圖西族人，她肚子裡這個孩子，也會是圖西族人。」於是薩嬪就在扎朗尼面前被殺害了，她肚裡的孩子，也與她一起死去。醫院裡，約共120至150名平民遇害。

4月24日，扎朗尼離開盧安達：「沒有什麼可以做了，這場為了人道的奮鬥已經輸掉。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沒有共事的員工，也再沒有傷病者給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扎朗尼目睹從4月19日起，由盧安達布塔雷到鄰國蒲隆地一帶遍布屍體，很多人遭個別或集體地砍死或槍決，有些屍體被丟棄在河裡。扎朗尼站在邊境的橋上連續數小時計算屍體數目：平均每分鐘有五、六具屍體流過，也就是說，每十秒鐘就有一具！

這是無國界醫生成立以來，第一次成為種族滅絕行動的目擊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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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無國界醫生高聲呼籲國際社會介入保護和拯救平民，而不是以「提供援助」為託辭袖手旁觀。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一百天內屠殺了50萬至100萬人，而聯合國慢了12周才將這場屠殺定義成「種族滅絕」（Genocide），各國才有責任採取行動開始介入。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1999年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議會主席羅仕立醫生（Dr. James Orbinski）發表得獎演說，並特別向在大屠殺裡犧牲的盧安達同事致敬。羅仕立於1994年6月進入盧安達，是無國界醫生在首都吉佳利（Kigali）的項目主管。羅仕立說：

「人道行動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在盧安達出現滅族殘殺的初期，無國界醫生已發言要求國際以軍隊介入制止暴行。紅十字會也一樣。可惜我們徒然疾呼，整個建制卻完全沒有反應，罔顧政治責任，任由種族絕滅這種大家曾力言『從此不再容許』的罪行橫行。直到聯合國發動『綠松石行動』時，當地的滅族暴行已經完結。

「現在我想用一點時間，向我們邀請的其中一位嘉賓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盧安達滅族暴行中失去了40個家人。現在她是我們在布魯塞爾的同事。她在屠殺中倖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跟其他一百萬人一樣，慘遭殺害。我們好幾百位當地的員工也不能倖免。當時我是吉佳利無國界醫生項目的主管。我們盧安達同事在工作中表現的勇氣，遠超言語所能形容；他們犧牲之慘烈，以及我和所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同仁的刻骨哀痛，同樣無法以言語描述其萬一。

「我記得吉佳利的一位病人這樣對我說：『Ummera, Ummera-sha.』這是盧安達語，意思大約是：『勇氣，勇氣，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這是我們在當地的醫院裡一位女病人對我說的。她不僅是遭受刀襲，而是整個身體被人有意識、有計畫地切割。她兩隻耳朵已被切掉，臉孔被人細心割毀，以至露出明顯的刀刻圖案。當天有數以百計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進醫院來，人多得我們只能把部分病人臥放街頭。許多時候我們就在街上為他們動手術，醫院四周的水溝名副其實血流成河。這位女士是無數情況相似的病人當中的一位——雖然活著，卻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無以名狀。那刻我們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在傷口上縫上必要的幾針，為她止血。情況嚴峻，遠超過我們所能應付。她知道還有無數的傷者。她知道，我也知道，還有無數的其他傷者。她用我從未聽過的清晰聲音對我說：『allez, allez……ummera, ummera-sha. 』，意思是『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人道主張有其局限。沒有任何醫生有能力制止滅族行為。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種族清洗；正如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發動戰爭。人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締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工作者的責任。

「唯有國家才有能力採取措施，確保人道法得到尊重。」

應譴責 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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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十年後，1994年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於鄰國薩伊擔任無國界醫生項目總管的Rachel Kiddell-Monroe重訪盧安達。她曾親眼見過河流上漂著無數無頭屍體，她說：「我的純真在這裡死去了。」她記得有些盧安達男孩曾告訴她，當他們躲在灌木叢中時，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強暴或殺死，與家人失散的他們只能不斷奔跑，跑了好幾天，終於抵達邊境。「其中一個男孩手臂嚴重受傷──手臂幾乎已與身體分離。他最小的弟弟就死在他的懷中。」

 

現在的盧安達已恢復繁榮，很難想像當時彷彿要世界末日的景像，只有人們心中留下心理創傷。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16年期間，其工作包括救援流離失所的人們、戰爭傷患、照顧孤兒與街童、支持因衝突而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也參與抵抗瘧疾、霍亂與結核病、愛滋病等流行病，以及婦幼健康等相關計畫。隨後盧安達進入長期發展時期，該國的其他組織已可滿足國內需求，因此無國界醫生已在2007年底結束當地工作。

對無國界醫生來說，一次次的目睹近代歷史的最駭人時刻，讓這個組織確信「我們不能確定發聲能否挽救生命，但我們知道沉默可以殺人」。無國界醫生確信醫生有其界限，並不談論其工作沒有涉獵的事情；然而，他們仍然堅信，應譴責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同時治療受困的病人。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

1994年的4月，醞釀已久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衝突，終於在盧安達的首都Kigali爆發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野火瞬間燃燒至盧安達的各個角落，在未來的三個月之內，透過媒體和當權者的搧風點火，鄰居和朋友成為仇敵互相殘殺。二十幾年過去，當年這個宛如人間煉獄、三個月內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東非蕞爾小國，現在是什麼模樣呢？

盧安達可能是世界經濟發展和轉型正義的奇蹟，雖然「種族屠殺」是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但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是全非洲最進步且最乾淨的國家之一。

很少人會刻意到盧安達旅遊，觀光客的步伐通常僅止於坦尚尼亞和肯亞，而不會跨越維多利亞湖到達這個看似危險的非洲山脈小國。盧安達很美，整個國家山脈連綿，茶田和咖啡田沿著山坡種植，婦女將剛採完的茶頂在頭上，沿著彎曲的山路走到最近的城鎮販售，再深入一點的地方則是原始熱帶雨林，裡面住著世界碩果僅存的山地大猩猩。無論在非洲住了多久，我常常還是會想，為什麼老天爺如此折磨這塊壯麗的大地。

 

我和朋友坐上從烏干達到盧安達的高級客運，這是一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漫長旅程，從烏干達的首都前進非洲中部的山脈和雨林。我們從烏干達的Kabale坐三十分鐘的計程車到群山環繞的邊境小鎮Katuna，下車走路到海關辦出境與簽證，一跨過邊境，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馬路，前面是盧安達沒有盡頭、美麗平坦的柏油路，對比後方的烏干達坑坑疤疤的半柏油泥土路，真的難以想像二十幾年前還是因為烏干達支持圖西族叛軍，才能讓他們獲得勝利、終結大屠殺。看著平順的柏油路頓時讓我心情大好，在非洲的小確幸就是熱水澡、平順的交通、沖水馬桶和免費網路，而盧安達至少滿足了其中一項。

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

盧安達近幾年來被視作國際發展的成功案例，大屠殺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對大屠殺的無作為感到內疚，挹注大筆資金協助建設盧安達，盧安達成了西方國家的「aid darling」。與烏干達一樣，國外援助占整年的年度預算百分之五十，雖然有大筆的外援，但如何利用又是一值得探討的事。盧安達總統發下豪語，希望在2020年讓這個地處非洲中心，缺乏自然資源、連一塊平地也沒有的蕞爾小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過去幾年的發展也沒有讓國民失望，以與台灣人日常生活貼切的咖啡為例，盧安達並不是傳統咖啡生產大國，但這幾年來因為政府的推廣與私有化，盧安達咖啡在國際精品咖啡市場漸漸嶄露頭角，甚至在台灣的精品咖啡店也能見到盧安達咖啡的蹤跡。

除了台灣人較為熟悉的咖啡，盧安達的人均GDP從1998年575美元，到2012年的1170美元，早夭率從1998年的千分之230，急遽下降至2012年的千分之55；在國會中有過半的席次是女性議員，種種的指標顯示盧安達在過去二十年之中脫胎換骨。總統Paul Kagame強硬法治與飽受爭議的發展政策讓盧安達在二十年之內從大屠殺中走出，成為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到了盧安達，我們坐兩小時的計程車到了首都Kigali，一到Kigali市區，沿著寬廣和充滿整齊路燈的山路上山，山坡上點綴著家戶的亮光，「這條路也太像仰德大道了吧。」我朋友在一旁驚呼，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Kigali是一個在山坡上的城市，我們住的Discover Rwanda Hostel的陽台可以瞭望整個景致，整齊的建築橫躺在充滿綠意與大樹的山坡上。與烏干達首都Kampala的年輕躁動不同，Kigali寧靜而安詳，涼風徐徐吹來，雖然緯度接近赤道，但因為海拔極高，並不覺得熱。眼前這般悠閒美景，難以想像二十年前此處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

Hotel des Mille Collines，就是《盧安達飯店》中的「盧安達飯店」。時至今日，這裡仍然是Kigali首屈一指的大飯店，位處山坡高處。Milles Collines頂樓的餐廳，擁有極佳的視野鳥瞰整個城市，點一杯飲料，坐在電影中被當作蓄水池的游泳池旁，似乎等一下Don Cheadle就會從門後走出來問候。表面上整個國家一片祥和、整潔，人民奉公守法而友善，大屠殺彷彿前世記憶，不在這個國家留下一點混亂的痕跡，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現今的盧安達人又怎麼面對過去的傷痛呢？

大部分的人來盧安達旅行主要為了兩件事，大猩猩和大屠殺，Genocide Memorial更是所有人都不會錯過的景點。這個博物館被視為東非最棒的博物館之一，記錄了大屠殺的前因與之後的轉型正義。我們到的這一天剛好是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從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來的代表盛裝打扮的在講台上發言，卻隻字未提正在盧安達南邊浦隆地發生的大屠殺，這個畫面充滿既視感與諷刺，但對於其他國家的苦難，或許能做的其實並不多。

歷史如河，所有事的發生都能上溯河的根源找到其原因。圖西族與胡圖族的衝突，從比利時殖民政府開始，獨立後胡圖族不滿圖西族的壓迫和統治，奪取政權後展開衝突與歧視，國際社會更是放任一場又一場的模擬大屠殺，甚至到了真正的屠殺時也冷眼旁觀，釀成1994年的四月天，三個月內屠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一百多萬人口的大悲劇。

“If you must remember, remember this……The Nazis did not kill six million Jews……nor the Interahamwe kill a million Tutsis, they kill one and then another, then another……Genocide is not a single act of murder, it is millions of acts of murders.”

這是展覽中的最後一句話，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Nyamata Church是另一個大屠殺紀念園區，當年有將近一萬人在此遭屠殺。許多圖西族逃到教堂，以為胡圖族人會放過神聖的領地，沒想到卻讓胡圖族人有機可乘，更有些神父將圖西族出賣，洩漏他們的行蹤。

一走進Nyamata Church，地上堆滿了罹難者的衣服，教堂的牆壁上仍然矗立著當年的聖母瑪麗亞像，祂微笑的低著頭，眷顧著祂的子民，祂親眼見證了當年的整場殺戮，見證了人類能做出最惡極的事。教堂旁邊是罹難者的萬人塚，走下陰暗狹小的階梯，是一整排兩公尺高的頭骨和骨頭，無數生命，就這樣消逝在1994年的四月天，在這個教會中。除了此處，還有無數的萬人塚散布在盧安達各地。

 

導覽結束，我問我們的導覽先生：「現在你們還有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區別嗎？」他一聽到這兩個詞愣了一下，堅定地說：「我們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圖西族還是胡圖族，我們都說盧安達語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我們都應該攜手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雖然盧安達社會在這二十年中努力的復原，但心裡的傷口仍然在，人與人之間很難建立信任，也不若烏干達社會一般容易相信外人。而箝制社會言論和政治自由的總統，也使得盧安達人難以監督政府和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法律明文禁止製造種族仇恨

「你們在學校裡怎麼教大屠殺呢？」我問坐在隔壁跟我年紀相仿的大學女生，去完紀念館的隔天，我們坐了三個小時的車到Lake Kivu，沒想到下大雨，只好到一個當地小教堂避雨。「大屠殺的時候我還太小，沒什麼印象。但我們的課程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教大屠殺，課程裡也特別強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不應該、也不能區分種族，我們都是盧安達人，都應該為這個國家努力，到每年的四月，轉型正義委員會更會到每個學校與學生討論，在盧安達，製造種族仇恨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

不分種族、不分你我，以及對人最基本的尊重，這是我在盧安達所感受到的。城市中有斑馬線、紅綠燈，車輛禮讓行人，摩托車更規定一定要戴安全帽，每個月甚至還有全國打掃日維持環境整潔，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地方，可以看出盧安達的社會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路邊對我指指點點叫我Muzungu（白種人），也沒有騙外國人錢的公車司機。大家把我當作一般人，不會因為膚色而有所不同，這種社會中對人的尊重是最難被量化，但卻最珍貴的，這也是盧安達與烏干達和其他非洲國家最大的差別。

多年過去，盧安達的確有令人驚豔的成長與改變，雖然專制的總統令西方各國詬病，聯合國更指責盧安達資助剛果東部的叛軍、暗殺國內異議分子與壓迫言論自由。經歷種種指控，總統Paul Kagame仍深受盧安達人民喜愛。其實也是，在非洲這塊命運多舛的土地上，難得有這一個尊重人民、照顧人民的小國，是這塊動盪不安的大地中一片和平的綠洲。盧安達，讓我們看到非洲發展的希望與可能。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房慧真／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

2004年，大屠殺發生十年後，法國記者Jan Hatzfeld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採訪殺人者皮奧。

皮奧不是軍人，也不是警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說，「我一時衝動幹掉第一個，什麼也沒想，儘管他是鄰居，就在我家附近。殺人的那一瞬間，我沒管他以前是什麼人，我打死的那個人，對我來說沒有親疏之分，不再是普通人，不再是每天碰到的人，他長得很像我認識的人，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他一直是我鄰居。」

1994年，盧安達的大屠殺在春天啟動，胡圖人殺害圖西人，從4月到7月，大約一百天的時間殺了一百萬人，平均一天殺一萬人，每小時殺400人，每分鐘殺6人以上。整個國家彷彿感染殭屍病毒，殺人，成了日常。

1994年5月10日是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的就職日，結束長達近50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產生了第一個黑人總統，當天，全世界有10億觀眾收看電視直播，非洲彷彿不再是野蠻與愚昧的等義詞，從來沒有像這天一樣，黑暗大陸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2500名記者從世界各地飛往南非，鎂光燈此起彼落，媒體渾然不知，在非洲中部的盧安達，劊子手每天朝河裡扔下5000具屍體，聯合國派駐於當地的維和部隊，頻頻對外求援，要求加派兵力止殺，國際間卻依然冷漠、無人聞問。

朝夕相處的鄰居，如何在一夕之間成了惡魔？回顧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深仇大恨，胡圖人和圖西人幾世紀以來比鄰而居，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樣的宗教，在1916年盧安達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前，胡圖與圖西族互相通婚，和平相處。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比利時人將身形較高瘦的圖西人，視為比矮壯的胡圖人高貴，從此有了尊卑次第，由圖西人統治胡圖人。

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

1957年，胡圖人發表宣言，反對圖西人長年的政治壟斷。政治動盪的交接點，在1959年，35年後的悲劇預先彩排，胡圖激進團體大肆屠殺上千名圖西人，殺人者沒有獲得任何制裁，1962年盧安達脫離比利時獨立，國家改由胡圖人統治，30多萬圖西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流離失所的圖西人，在1987年組成游擊隊「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簡稱RPF），準備回到盧安達爭取生存權，1990年內戰開始，RPF每次進攻，就刺激胡圖人殺戮境內的圖西人以洩憤。1992年7月，RPF同意停火，8月，交戰雙方在盧安達周邊四國領袖的見證下，正式簽署阿魯沙和平協議，希望能終止三年內戰，並讓圖西難民能回家，胡圖人將和圖西人組成聯合政府。

 

和平在望，充滿希望的時刻，卻也是暗影孳生的開始，部分胡圖人害怕圖西人回來分享權力，從前曾殺害圖西人的胡圖人，也害怕遭受報復，開始散布仇恨的毒素。

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經營媒體，盧安達人閒暇之時喜歡聚集在空地，一起收聽廣播節目，激進胡圖團體「阿卡祖」（Akazu），正是千丘自由廣播電台的大股東，因此除了廣受歡迎的娛樂音樂節目，還有不斷將圖西人醜化為「蟑螂」的歧視性言論。

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一如納粹也曾成功塑造無形的偏見：讓人將猶太人與吸血扁蝨聯想在一起。

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屠殺中起了很大作用

帶有劇毒的語言中，殺成年男子被稱為「清除灌木」，殺婦女兒童則是「拔毒草根」。除了正規軍隊之外，還有新成立的民兵組織「聯攻隊」（interahamwe），盧安達語為一起工作的人，殺人不過是社區服務（umuganda），在日後的大屠殺中成為殺人主力。

 

毒語言如蒲公英的種子，隨著廣播節目的放送，飄飛到各個角落扎根，仇恨與日俱增。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的班機被飛彈擊落，至今仍查不出擊落班機的真兇，但廣播電台隨即發布了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圖西叛軍幹的！」播音員不斷在廣播內放送圖西「害蟲」的名字和住址，煽動群眾群起捕殺。

謠言的、仇恨的、非理性的大浪襲來，知識分子、地方名人非但沒阻擋，反而也加入了煽風點火的行列，在屠殺發生最為慘烈的基布耶省，就是由省長主導：「圖西人是一堆汙穢物，什麼都不是，我們要進行打掃工作。」省長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大字不識的蒙昧「酋長」，省長來自農家，憑著苦讀得到醫學院的獎學金，在從政之前，他是一間醫院的院長，憑著名望當選首長。

研究種族清洗的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發覺，看似野蠻的屠殺，其實有著文明世界的競逐性質。省長的殺戮，是為了「追名逐利」，害怕圖西人回來後會分一杯羹，Michael Mann說：「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大屠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飛機失事的第二天，4月7日，千丘自由電台激情地吶喊：「墓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做善事，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大屠殺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圖西人大批死於路障前，經過檢查哨要出示身分證，標記為圖西人的就地殺害，有些沒有帶身分證件的胡圖人，只要體態高瘦像圖西人，也被殺害。

殺人並非像納粹建造集中營那樣，在隔絕的環境中無聲無息地發生。殺人且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眼前發生，維和士兵不僅只有區區幾千人，且奉命要保持中立，不得干預「內政」，加害者甚至樂於在無能的維和部隊「注視」下殺人。

整個國家都成了附魔者，除了政治派系、軍人、地方名流菁英，但也有大批普通的胡圖人，以組織鬆散的民兵樣貌出現，失控的殺戮能不斷蔓延出去，就來自於這些沒有軍紀管束，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普通人。

加害者與被害者，大多是相識多年的同事、鄰居、師生。醫生殺害病人，丈夫殺掉妻子，老師殺死學生。日常生活幾乎天天照面的人，長相如何？有沒有說過話？興趣嗜好是什麼？早已隱沒於「蟑螂」的害蟲圖騰下，廣播裡的仇恨叫囂，成了每個人腦中的幻聽：殺—無—赦。

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殺人可以隔著一段距離之外（丟手榴彈），可以居高臨下（戰鬥機轟炸），也可以由機械科學代為執行（毒氣室與焚化爐）。大部分死於大屠殺的圖西人，卻都是近身被農具砍死，一刀先砍向腳踝的阿基里斯腱，使其無法逃走。殺人早有預謀，早先，激進團體從中國進口了幾十萬把的非洲大砍刀和鋤頭、斧頭、長柄等「農具」，僅僅非洲大砍刀的數量，就足夠裝備全國三分之一成年男子。

農具成了殺人工具，於是殺戮這件事，便從專業化的軍人手中釋出，當整地的大砍刀發下去後，沒有人能豁免於「兇手」的職責。

普通人中，有人熱血激昂，第一次殺人就上手，然而更多的是怯懦不敢動手之人。用一把霰彈槍掃射，一個人一次可殺死2、30人，用一把刀，一次只能殺死個位數的人。盧安達大屠殺卻願意不要效率，只求將鮮血儘量沾染到每個人手中。

將砍柴的大砍刀交到猶豫不決的人手裡，將巨大的邪惡攤分給每個人，一位士兵回憶：「每一個人手上都必須沾血，這樣就沒有人會受到責備。平民不能只是旁觀，日後他可能會譴責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幫忙』殺掉至少一個人，到了第二天，這對他就成了一個遊戲，不需要再催促他了。」

盧安達大屠殺，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

將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士兵向孩子粗暴地扔石塊，好激發出他們的鬥性，一起拿刀加入殺戮的行列。稚嫩的娃娃兵從11歲到14歲都有，殺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為了晉身於同儕之間，不想被瞧不起，所以11歲的男孩也要脫下褲子，去強暴年紀足以當他母親的圖西女人。一位受害者事後回憶：「看著一個年幼的孩子強姦我，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

大屠殺的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圖圖大主教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參觀，「裡面塞滿了疑似參與屠殺的人，他們幾乎都是胡圖族人，有婦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還有教士、修女、教師和律師。監獄擁擠不堪，有些人因窒息而死。」

殺人者說：「你永遠看不到大屠殺的根源，它深深埋在嫉恨裡，一代又一代的不和，我們是繼承這些的最後一代人。」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来源：联合报

 

 

張鐵志／狄倫與垮掉的一代

 

 

中华民国笔会会长黄碧端访谈：讓我們記得那樣的歲月

1980年我在多年的暌隔後回到台灣，

街上看到的都是神色和悅的臉，

新知舊友都對台灣充滿信心，沒人想到要分本省外省，

那是台灣終於建立的美，當中有自信，有包容，有共享。

那也是兩岸長久隔離分散，

終於要開門相見的前夕……

對未來悲觀者，該如何自處？

問：黃女士：您好。很久沒在副刊上讀到您的文章了，近讀〈五本書裡的時代倒影〉非常驚喜。您把對歷史、時局的看法，客觀平靜地以五本書連貫起來。經您提醒，我也去找那五本書來閱讀。想請問，在這個時代裡，對時局，對台灣的未來悲觀者，該如何自處？（落楓）

答：聽起來，提問的朋友對台灣的未來似乎是有點悲觀的。

就大歷史來說，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中經過無數酷烈的天災人禍、戰爭殺伐，但終究還是能一再從谷底翻身，創造新的盛世。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必太悲觀。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見，每一個時代的流離困苦，對人的整體影響都是深遠的。且不說那當下有多少人命如草芥灰飛煙滅、多少不公不義無人過問；我們想想孟夫子說的「凶歲子弟多暴」，他的意思是，景況不好的年頭（凶歲）人性的善面是難以彰顯的。華人在外人，尤其是西洋人的刻板印象裡，多少偏向狡猾貪婪，便是因為在近代中外有較多接觸的過程中，也正是中國戰亂頻仍、民生困苦的階段，人性的陰暗面容易顯現。

難得台灣經過這半個多世紀的承平和富足，終於建立了一個基本上富而好禮的社會，這在7、80年代兩岸在四十年隔離後終於有機會對面接觸時，對岸剛從文革的大摧殘中走出來，而我們的教育體系中一直維繫著文化傳承、從中踏踏實實地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人的談吐舉止立刻看出不同。那個時刻，兩岸看見的都是台灣在文化建設上的成果。

但接下來這二、三十年，我們開始自我撕裂、自我揚棄，如果我沒有讀錯，提問者的悲觀恐怕落在這自我毀棄的徵兆上。而這點，我得承認我也不敢樂觀。

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傳承有信心，當年如果不是文化中的禮節教養信念仍相當牢固，我們能從民國四、五◯年代的困窘和風雨飄搖，走出小康、完成經濟建設嗎？我深度存疑。

現在對岸在強大的經濟力支持下，很多方面都看得出正努力在彌補失落的文化能量，若干年後，會不會兩造相會，面目談吐顛倒過來了？

文化傳承建立不易破壞卻快，一定得珍惜守護。提醒我們的執政者，也提醒我們自己。

問：碧端老師您好：

老師曾在《文學四季》廣播節目中訪談了許多編輯與出版人，想請問老師，在與許多受訪人談論過後，對於台灣出版業是否產生新的見解？（桃園／海丸）

答：我對台灣出版業並沒有「舊」見解，所以很難變出「新見解」──對不起，開個玩笑。

讀書讀報的人都關心出版，而出版，因為資訊流通工具的形式和速度廣度這些年來變動驚人，文學出版也非得隨之因應，這是事實。我在今年春季教育電台《文學四季》節目中，和十二位文學出版界的資深主持者各有一場訪談，感受到受訪者在努力維持「文學性」的同時，幾乎都要跨界和別的工具結合。最明顯的是和網路、影音、時尚、生活、面對面的現場……作鏈接。這個趨勢大概是不會改變的，只要資訊工具繼續發展，文學定義的趨於多元幾可說無可逆轉。剛剛公布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首度落在主要身分是歌者的Bob Dylan身上，也可說是這個趨勢的最大顯像吧。

作答到這兒，忽然想到這個廣播節目是「趨勢」教育基金會支持播出的，還真有道理呢。

有無自己的「手工藝時間」？

問：黃老師您好，看過一個報導，石器時代的人從事石斧等工藝時，腦中掌管語言的區位格外活躍，因此科學家推論，製作器具等工藝，可能促進了語言的演化；想請教黃老師，寫作知識文章之餘，您有無自己的「手工藝時間」，它們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台北／紫蘇）

答：我相信越不「做事」，腦子就越停頓。至於從事工藝是不是腦中掌管語言的區位就會格外活躍？這我不敢說。很多地區的土著原民都做出很好的器具或編織，但卻從未發展出語言當中的書寫系統，「促進語言的演化」在這點上似乎看不出太明顯的關連。

要使「語言區位」活躍，最有用的應該是用閱讀增加語言素材和思考的內容，用與人對話增加口說應答的能力，用聽正確的語音矯正自己的發音吧。

至於我有沒有「手工藝時間」，不好意思，沒有。但我喜歡動手做東西是真的，從前做過一點陶藝；在國外念書時也常把舊書店買到的好書，自己動手重新裝幀起來；維持得最久的嗜好是蒔花養草，但這些年一直忙碌不堪，腳下也沒有一吋自己的土地，只能在窗邊種點小盆栽，聊備一格而已。

還有，是的，去年我去做了一點木工，下面有個發問者正好問的是這個問題──

問：碧端老師妳好，先前曾在老師臉書上看到您在木工班完成了兩個小檯子，請問如此勞動、手工藝的經驗是時常穿插於您的生活中嗎？製作的過程中，帶來什麼樣的感受與調適？（花蓮／李雲常）

答：前面說了我的一些手作經驗，成果其實很有限，大部分時間都在忙別的事。但我真的尊敬那些能做出好看的、精巧的或好用的東西的人。「奇技淫巧」的下一句是「以悅婦人」，典出三千年前的《尚書》。你看，那麼古早的典章就注意到「婦人」喜歡漂亮東西了，當然話是用來罵她旁邊的壞國王的。他們不知道後來有很多不錯的帝王也都喜歡「奇技淫巧」之物，才使我們故宮有那麼多驚人的寶藏！

做木工是我從年輕就想的事，光是相關的書就蒐羅了不少，當然都是紙上談兵。前年完全從公職退下來，去年終於去報了木工班的名，上了半年課，最後得意地做成兩個小檯子，一個自用，一個拿去給媽媽看報紙用，還真把她嚇了一跳。

（她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要用鋸子鋸嗎？」我說「當然要啊，我光磨刨刀、剉刀就磨了一整天呢！」)

但我得承認木工太難了，也許也因為我實在開始得太晚，那是需要體力、專注力、極度細心和耐心的工作。我上完一期課的心得是，一個能設計並完成一個大木作的人，去治理一個社區應該不會太差。

 

對有志投入翻譯領域者的建議

問：您擔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後，曾舉辦「在台國際生翻譯研習會」，隨著國際學生開放交流的風氣日漸興盛，對想學中文的外籍生，和有志投入翻譯領域的台灣學生有什麼建議？（台中／陳某）

答：過去幾年台灣的活路外交使我們在國際交流上大有進展。2013到2014年我回教育部擔任次長，國際兩岸司也是我的業務，見證在同仁努力下外籍生數目大幅增長的成果。2008年來台外籍生僅萬餘人，2014年的統計已逼近九萬。

2014年我卸下公職，未久被中華民國筆會選為會長（其實就是筆會頭號義工的意思啦）。筆會是1928年成立的，自首任會長蔡元培迄今，快百年歷史了，在台復會後，1972年林語堂先生任會長時創刊了至今未曾間斷的《台灣文學英譯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這本季刊四十四年來儘管維持得很辛苦，但在選文、翻譯品質上從不打折。

擔任會長後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們招徠了這麼多國際生，他們分別在不同領域就學，但即使是來學華語的，恐怕接觸到台灣好文學的機率也不高。筆會所出的季刊正好可以扮演一個引路角色，用翻譯和原作並讀的方式，邀請外籍生來參加研習。這個研習今年辦了兩梯次，一次在台北一次在台中，都得到非常好的回響，現場便有提問的外籍生說若非參加這研習，她可能兩年後念完書回去，都沒機會接觸到任何台灣文學作品。我聽了真是安慰。

筆會明年還會辦理這樣的研習，當然也希望埋下的種子當中，這些外籍生有人對華語文維持鑽研的興趣，將來成為華文學者或翻譯家。

人文與理工何者有用之辯

問：黃教授：您從民間到公部門長期推廣文化與教育工作，近年常出現人文與理工何者有用之辯，您有何看法？（台北／葉語志）

答：天生我才必有用，哪有一門學問是「沒用」的呢？您的問題會不會是學人文或理工的，誰當總統或閣揆比較「有用」？

我們容易想到李國鼎是學物理的，孫運璿是學工程的，尹仲容是學電機的，他們不僅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建設貢獻很大，立身處世也嚴謹自持，廣受國人的尊敬和懷念。

但我們也不妨想到，學法政的陶百川樹立了剛正不阿的柏台典範，學文學的葉公超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是我們在國際上折衝樽俎的出色外交官，學法律的陳定南奠定了宜蘭環保立縣的堅定方向，學農的黃大洲替台北開拓了城市之肺──我的好些朋友每次去大安森林公園散步都感謝他。……學什麼看用在哪裡，更看他的能力、品格、見識、氣度，擔不擔得起所從事的工作。所以，人文或理工也許不是區別的要件，您同意嗎？

台灣早已成就的美是什麼？

問：黃老師：您在《期待一個城市》中說：「我衷心期待一個屬於中國人的、有文化風格的城市。」如今，二十年了，這個期待中的城市更近了？還是更遠了？您會如何描述我們所在，所愛的台北？（老讀者／楊樹英）

答：台北是我長大的城，感情上自然是愛，甚至偏愛的。在華人的大城裡，台北歷史不長但相對保存得還好；文化活動的密度，放到全世界都可排前幾名，至於文化人口，在平均水準上應該是超過任何其他華人大城的。

我自己開車常常迷路到處亂轉，但因此會去到一些不常走的台北，別有「見地」。台北的巷弄太無邏輯（所以迷路不全是我的錯，呵呵），但託更新不易的福，到處有記憶；近年文創風起，更往往不留心就撞見創意。

但樹木千萬只能多不能少，建築的屋前屋後能多一些花草就更好。我在南部住過的時間也不短，見過地方政府為了停遊覽車，把百年綠色隧道中間大樹砍掉幾百公尺；修路樹時，整排樹修成一根根插在路邊的大鉛筆，看到恨得想去衙門丟雞蛋。

台北幸運些，這樣的事沒見到發生。

問：碧端老師好，說起「台灣的美學」，一般人會先想到可以更努力的部分，但我很好奇，您心中台灣早已成就的美是什麼？而我們一般人又可以怎樣在此基礎上，將之發揚光大？（烏龍美）

答：台灣最美的應該是它的多樣，是的，多樣。

從原住民到四百年前開始的閩客移民，到曾統領過的異族留下的影響，到1949年來自全中國大陸35行省的人口人種大薈萃……，他們的背後且都有無數故事。這是人文的多樣。

台灣地貌複雜。億萬年地表板塊位移形成的高山大壑、平疇河川，加上四圍的海洋……地貌的多樣和草木魚蟲物種的豐富，台灣都占世界前茅。這是地理的多樣。

從這個多樣中我們成為一個很聰明的群體，把書讀好的很多，把農作研發好的很多，還有把菜做得很好的、把詩寫得很好的、把舞跳得很好的、把畫畫得很好的、把刀開得很好的，……，而且共榮共享，相待以禮。三、四十年前，我們的努力漸漸使自己成為一個富足的國度。1980年我在多年的暌隔後回到台灣，街上看到的都是神色和悅的臉，新知舊友都對台灣充滿信心，沒人想到要分本省外省（也分不太出來了，人人講台式國語），那是台灣終於建立的美，當中有自信，有包容，有共享。

那也是兩岸長久隔離分散，終於要開門相見的前夕。等到終於開門，我們被看見的是我們最美最被稱羨的面容。

讓我們記得那樣的歲月，拾回包容的心、給彼此溫暖的笑容，也拾回努力奮發的志氣吧。那當中就是台灣的美。

 

来源：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