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是一篇很有独立性见解的文章，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的描述也比那些从西方学者著作寻找答案的人要高明，更不用说比那些只为作为几个金币用西方的名字假扮权威的无数论文更切合中国实际。
吴思的政治概念依旧是中国的直接公权力政治斗争概念。这种政治权力斗争概念是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帝王专制时代传统政治概念。因为政治权力是个人财富的直接来源。这种政治斗争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一是激烈的改朝换代的政治斗争，二是每个朝代，都存在最高层的各种权力斗争。这两种政治斗争与社会经济发展方式没有直接关系。有些政治斗争与经济状态有一定关系，但经济状态却不是政治斗争的决定因素，更多的仍然是权力所产生的利益分配问题。
现代社会已经进入了全面的政治时代。现代政治是指与社会权力变动有关的一切问题。现代权力斗争不仅只有暴力形态也存在非暴力形态。现代政治概念来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诞生与治理。资本主义创造成阶级统治，而不是政党或个人统治。国家权力是用来维护社会生产方式的工具。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初始阶段，国家政治内容包括用来为资本主义方式存在与发展的一切制度的构建与执行。在中国将政治斗争与经济发展分开的概念是中国至今仍然将统治权力的分配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脱离的反映。譬如，中国学术界将这种政治概念称泛政治概念，认为这种泛政治概念是一种将政治问题讨论复杂化，是一种政治非规范概念。
而吴思的这个政治框架突显这种分离。因此其政治框架的假设排除了社会权力斗争以外的一切政治因素。实际上，一方面，现代社会国际间的科学技术竞争(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导致的国家经济状态的差异影响了国家意识形态，影响了国内的矛盾斗争激烈。另一方面，当前，中国引入了市场经济后，国内的经济要素的分配存在两种力量，一是资本的力量，二是权力的力量。在现今中国，资本的分配的变动也影响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的变化。国内的经济发展同样也决定了政治状态。因此，原有中国政治概念已经是一种落伍的脱离中国实际的概念。
这个模式假定人的本质只有生命体本能产生的利己意识。因此，任何社会统治者都不会通过改革损害自己的利益。因此指望统治阶级的自觉改革是不可能的。这就危机推动论的基本逻辑。
人的本质的第二点在于人一个意识型群体动物，具有强大的认识力与主观能动性。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不同在于认识力的不同。人的认识力超越个人生理本能的需求产生的意识。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意识不断发展推动的发展。人类对自然科技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物质领域的发展，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
只有承认人的意识可以产生超越自我生命需求的需求，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式的学者，才可能理解为了一个法案通过牺牲个人政治前途的施罗德，才能理解为科学献身的人，才可能理解中国共产党在建国时期忘我革命先烈，才可能有多少仁人志士抛家舍业无私的奉献。
人类具有强大的认识力，使人类社会正在从自然状态走向自觉。人类掌握了很多的自然科学才能创造出其他生物不可能有的人为物质世界。在社会科学领域尽管进展缓慢人类同样也在这条路上。这是吴思所忽略的。认为公权力者是现有制度的主要既得利益者，因此不可能做出限制与损害现有社会制度的既得利益的社会改革是一种错误的假设。苏联的实践尽管最终是失败的，同样是人类在社会自觉发展实践上的一次偿试。我们不应忽视人类这种认识力所形成的可能。
民主主义在特定条件下是有利于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但是，作为社会目标的绝对化是一种对民主主义的盲目。对民主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08年以来的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希腊的国家债务危机已经证明，资产阶级国家的民主宪政并不能保证社会的健康发展。正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各有其适用域一样，民主主义也有其适用域，而不是所有时间，所有领域。
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公利主义才是社会的发展方向。现实一些国家实践进程证明，人类正在这个方向上探索。在这个过程中，人类正在从社会发展的盲目性走向社会发展的自觉性。发展科学是人类从盲目(从自发)走向自觉发展的唯一途径。
功利主义对人类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形态的社会机制都采取工具主义的包容态度，这种工具主义是建立在对各种社会机制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上的，取其长为已所用。消除单纯某种社会形态可能存在的危机(譬如二战德国法西斯民粹主义)，消除将某种制度体系作为一种利益的意识形态(以某种社会形态作为一种盲目的崇拜)盲目性。譬如，战争时期，任何社会都必须实行专制否则就会在军事竞争中失败。例如，在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在某些领域国有化按照计划发展可能成为一种选项。
这个预测框架有四层，如同玛雅金字塔。塔尖是领导集团的政改动力，然后是影响政改意愿的三层力量：危机强度、社会上的行动者、影响行动者的重要变量。下面逐层讨论，最后推出几点预测。
一、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
向民主宪政转型，意味着官方权力受限和公民权利扩张。这是巨量利益的重新调整。从利益的角度看，作为一个整体，官方动力不足而阻力强大。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依靠危机驱动。更宽泛地说，主要动力来自压力而非引力。
官方的某些条条块块，某些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或价值观，或许拥护民主宪政转型。但在巨大的体制利益面前，没有外部压力和危机触动，内部异议很难出头。
二、危机分类和互动常规
1、危机分类
民众抗争引发的危机，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做不同的分类。从诉求内容看，有涉及经济权利的，政治权利的，社会福利的，司法公正的，环境安全的，等等。从挑战的层级看，有针对核心制度的，某项法规的，某项政策的，具体决策的，等等。从抗争手段看，有非法的，合法的，暴烈的，温和的，等等。这些分类各有价值。这里采用的分类标准是危机的规模及其后果。可把危机分为五级。
一级危机：导致国家政权被推翻的革命，例如法国、俄国和中国的革命，以及各种”花”革命。
二级危机：中心城市动荡，并向全国蔓延，例如六四。
三级危机：全省或省会城市动荡，例如辛亥革命前的四川保路运动，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
四级危机：市县动荡，例如厦门散步，什邡事件和瓮安事件。
五级危机：乡镇或村庄以下规模的危机，例如征地导致的群体事件。
这些分类主要依据地域，即所谓块块。很多危机发生在条条里，如出租车行业，传媒行业，不过，维稳的责任主要在地方，条条可以并入块块。
在过去的十年里，五级危机数不胜数，四级危机平均每年一次左右，三级危机十年一见，二级危机则是一代人以前的事了。
2、互动常规
危机一旦出现，无论由什么触发，官方都希望降低危机水平，防止事态扩大。知识分子则关注危机的政治体制意义，阐释提升其制度涵义，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扩大影响，动员社会各界参与。互联网的普及降低了动员成本。官方处理不慎，五级危机就可能升至四级，例如乌坎事件。
官方建立了庞大的维稳体系，努力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以堵为主。不过，危机爆发之后，往往迅速让步，以堵为主转为以疏为主，并且就事论事，降低冲击的制度意义。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国务院废除了收容审查制度，制度变迁的价值相当高，其背景是：法学界高调申请违宪审查，人大常委会有意介入。若不让步，制度变迁的价值更高。
在这种互动中反复呈现的常规是：小危机，小让步；中危机，中让步。危机可以推动政策调整甚至制度变革。大量的中小危机，还可能推动大变革，例如取消农业税。
由此推论，倘若出现较大危机，三级以至二级危机，很可能启动政治体制方面的大变革。拒绝变革，一味用强，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危机升级，甚至引起内部分裂。分裂将促成变革。
至于一级危机，下面将证明，当代中国缺少发生革命的条件。
危机发生的另外一种作用，就是推动维稳体系日益完备。提高堵的能力，可以提高由打压转向让步的拐点，但不能铲除危机和产生危机的土壤。从长远来说，打压策略可制造危机。
三、主要社会行动者
1、规约分析法
西方学者研究社会关系，通常以契约论为分析框架。他们重视统治合法性问题，认为中国共产党与民众之间存在一种事实上的契约：共产党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民众拥护党的领导。合法性来自经济绩效。
中国自有一套打天下坐江山的逻辑，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暴力最强者说了算。中国重视政权的巩固问题，载舟覆舟，镇压规训，主要靠枪杆子和笔杆子。
尽管基础不同，这两种分析框架在中国都有适用性，并且有重合部分。执行契约需要强制力的保障，暴力强制也需要给个说法。
两种理论不妨合并使用：在契约分析之外，再加上对强行规定的分析–有平等协商自由选择的领域，也有不容商量强行规定的领域，有规训，有契约，王霸道杂，分额不同，比例可变，这就是规约分析。中国政治的核心领域不是体现了契约关系的民主选举，因此，规约分析的基础不是契约，而是强制。
强制容易造成剥夺感。剥夺感越重，越普遍，危机的引爆点越低。相比之下，契约关系安稳得多。对当事人来说，在契约关系和强制关系之间，存在一块利益，受益者努力扩大并保护这块利益，受害者努力压缩这块利益。这方面的博弈，涉及蒙蔽与启蒙，反抗与镇压，本身也要消耗大量资源。政改成功即可节省这类维稳费用。
2、主要行动者
社会好比一盘棋，棋盘上有许多行动者。行动者之间存在各种关系，官民关系是最重要的关系。
对斯大林或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社会格局，国际研究者通常称为后极权主义社会。但中国与变革前的苏联东欧有一个重大不同，就是市场经济发育多年，出现了许多新的行动者。首先是庞大的个体农民，其次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这个棋盘上的主要行动者，至少应该注意八个：一官，二农，三农民工，四工人，五国企老板，六民企老板，七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八学生。传统的官-民（民又分为士农工商）格局出现分化，相对强弱也有变化。
上述每个主体都可以继续细分，而且有多种分法。例如，官以中央和地方分，或以立法、执法和行政分，按年龄还可分为老人和新人。
每个社会集团的权利（权分）边界，都有扩张、维持或受损三种可能。权利还有名义和实际之分。官员的实际权利通常大于名义权利，民众的实际权利通常小于名义权利。一般说来，权利受到保护，合乎契约，就有秩序稳定。权利受到侵犯，被强制剥夺，就可能造成危机。名义权利和实际权利的差异也可能造成危机。对这些集团的权利状态可做规约分析。
（1）官。
中国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庞大的官僚集团。他们人才济济，经验丰富，善于学习，掌握着一年十几万亿的财政收入，拥有金融、能源、交通、电信领域的世界级垄断公司，垄断了教育、传媒和医疗行业，控制着全国的土地和矿产资源，还有强大的暴力资源。
官方承诺建设小康社会。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其中主要是经济发展和改善民生，这两个领域，尤其是经济发展，属于官民共同利益。官方希望平稳发展，十年后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发展的主要措施是深化改革。深化各种改革，难免牵连到政治体制改革。在这方面，官民利益有冲突。不过，1987年以后形成了一种均衡：口头说政治体制改革，实际很少去做。口头说，可以满足民众；实际不做，可以满足官僚集团。目前还没有打破均衡的迹象。
作为一个整体，官员的实际权利大于名义权利，名义权利也大于民主宪政制度下官员的常规权利。优势地位导致权利边界继续扩张，并吸引更多的人进入。对这个集团来说，在其他条件改变之前，维持现状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官家内部也有不满。
人大、政协、法院和检察院之类的条条，实际权力小于名义权力，这些条条有被剥夺感。
各地政府，财权与事权不对称，权利和义务不均衡，不平是不满温床。
在中共党史上，最高权力交接过程中，往往出现内部竞争引发的危机。这方面的制度远未健全。党员、党代表和中央委员，在选举中享受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权利分配没有达到可长可久的稳定状态。
对地方普通公务员来说，晋升道路往往被权势家族和买官者堵塞，沉沦下僚的精英有被剥夺感。不满可培育宋江式官吏。
官家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的精神危机。口头说的与实际做的差距巨大，真诚的实践者难免碰壁。意识形态软弱无力，只好压制争论。在经济发展顺利，官民共同利益突出的时候，精神危机暂时蛰伏。一旦发展减速，经济绩效与民众拥护的契约终止，强制力成为维护政治秩序的主要依靠，那时，精神危机将迅速激化。
（2）农民。
农民处于历史上的最好时期。农业税特产税等等彻底取消，种粮还有补贴。新农村合作医疗和养老保障体系基本建立。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实现。村委会可以海选。农民的基本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从契约的角度看，农民付出较少，却得到了基本的公共服务，农民在交换中有盈余。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社会集团。农民满意，中国就没有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土壤。
对城市郊区的部分农民来说，低价征地属于严重剥夺。一亩地补偿几万元，政府转手就卖几十万甚至上百万，这种剥夺造成大量的群体事件，不断引发五级危机。但是，征地所涉及的农民比例并不高。按照现行标准，征地补贴相当于耕种土地30年的收益，与种地相比并不吃亏。剥夺是相对的。在官方让步之前，这个领域仍将是五级危机的多发点。
（3）农民工。
农民工是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形成的过渡性群体。目前人数约2.6亿，第二代农民工将近60%。
第一代农民工中的大多数以回乡为归宿。他们基本满意，有打工自由，收入比种田高，生活比过去好。在与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很少感到不公平。
第二代农民工，中学毕业就进城市打工，缺乏长期独立的种田经历。他们不想回乡，种田收入低，回去也难以生活。但是房价太高，又很难在城市安家落户。他们正在进入婚龄，前途不明，这几年工资连年提高，问题不大，倘若经济减速，失业增加，这是非常不稳定的群体。这个群体还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经济主张，不过，考虑到房价的一半以上进了政府的腰包，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中潜伏着重大矛盾。
房价背后的利益分配，培育出所有买房者与政府的矛盾。除了第二代农民工，还包括新一代城镇工人，白领阶层，知识分子和大学毕业生。
（4）工人。
城市工人直接面对的是国营或民营老板。大型国企待遇很好。经济发展，劳动力短缺，民企的工资也连年提高。
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之后，城镇群体事件大幅度下降。从契约的角度看，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这个群体没有明显的被剥夺感。不过，在和其他社会集团的关系方面，收入水平和社会地位的相对下降，可以造成相对剥夺感。
在工资长期停滞时期，工人罢工较多，政府以镇压为主。那时候，在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工人的剥夺感也较强。将来，如果经济减速，失业增加，工资增长停滞，罢工再度增加，镇压政策将导致工人与政府的关系紧张。这个分析对农民工也适用。
（5）国营企业管理层。
小型企业已经基本转为私营企业。大型国企有上百万亿人民币的资本，他们是享有特权的群体，可以借助行政权力维持垄断，扩张地盘，限制甚至剥夺他人的经济权利。管理者还有机会利用各种手段牟取个人利益。深化改革，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政治改革，都可能损害他们的利益。
（6）民营企业老板。
2012年民营企业1000多万户，投资者2000多万人，注册资本金超过31万亿。民企对就业率的贡献超过80%。在GDP、税收和全社会投资中的比例都超过60%。此外，中国还有3900多万个体户。
资产阶级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受益者，他们发财了，但是又普遍不满。民企被垄断性国企排挤，交易成本越来越高，税费重，经常遭遇敲诈勒索，官员的吃相越来越难看。
面对官员和垄断国企，民营企业家的实际权利小于名义权利。民企的产权缺乏保障，政治权利与社会贡献不相称，但不敢有任何政治性组织活动，他们有被剥夺感。许多人通过个人和家庭移民追求安全，代替反抗。如果抗争的风险下降，他们对宪政的支持将有高含金量的表达。
（7）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
传媒知识分子的被剥夺感最为强烈，因为，在言论出版自由方面，名义权利与实际权利的落差最大，而这种权利正是媒体人获得财富和荣誉的基础。这种切身利害，支持着媒体行业的自由化倾向。
律师和教育等领域的专业人士，也有比较多的剥夺感。他们比较了解外部世界，对民主宪政有更多的认可，因此，在各个社会集团中，知识分子大概是不满最多的群体。
除了争取自身权利之外，在各级危机中，知识分子与官方大事化小的策略相反，尽力放大危机的意义，动员更多人群的参与，被官方看作麻烦制造者。
官方与知识分子的紧张关系，很难从根本上缓解。但政府还是凭借权力和财力，通过课题费和个人升迁等手段，将大量知识分子收入门下，建立了契约性的合作关系。
（8）大学生。
中国有学生运动的传统。1989年以后，在严密控制和市场就业的引导之下，大学校园基本平静。2012年，在校大学生约为2536万人。每年六百多万大学生毕业，虽然就业机会不平等，拼爹拼关系，但就业率还没有低到酿成危机的程度。如果经济状况不佳，就业困难，平等机会被剥夺的感觉就可能强化，校园将很难保持平静。
上述八个行动者有共同满意的领域，即经济发展、社会秩序稳定和国家地位提高。从公共契约的角度看，官方提供了基本的公共物品，而且在社会保障方面明显加强，表现大体合格。
上述八个行动者也有共同的不满，主要集中在获得上述公共品的代价方面。一对环境污染不满，二对贪污腐败和两极分化不满，三对假话空话和道德沦丧不满。还有，无论官民，都感到自身权利不能得到可靠保障，所以有王立军投美领馆事件。由于公民权利不受尊重，无论官民，普遍感觉缺乏安全和尊严。
上述不满都可以追到政府头上，进而追至政治体制。那任何群体的特殊不满，一旦引爆，都可以获得上述共同不满的呼应，经过知识分子的意义阐释，指向政府，指向制度缺陷，引发官民对立，引出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
根据以上分析，可以作出两项总体判断：
第一，缺少发生革命的条件。除了传媒方面的知识分子之外，没有重要群体感到严重剥夺。对农民的强制征地，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和敲诈，第二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障碍，大学毕业生就业的不公平，公务员升迁的不公平，其范围和强度都不足以引发一二级危机。
第二，不满普遍存在，四五级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在知识分子的阐释和网络传播的帮助下，提升到三级也有可能。
四、影响行动者的重要因素
1、经济增速下行
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经济增速下行是难以避免的。政府预计，经济增速将由10%降至7%-8%。一般认为，数年后可能再下一个台阶。
经济增速下行一个台阶，对就业状况有多大影响，再下一个台阶又将如何，都是未知数。就业状况对二代农民工和大学毕业生的影响巨大。经济增速下行对财政状况的影响更大。
一旦经济发展增速降到世界常规水平，经济绩效与民众拥戴的隐性契约即告终止。如果找不到获得民众衷心拥戴的新旗帜，又不建立民主选举之类的契约性程序，强制力量必将成为维护统治的主要依靠。
2，财政状况
经济增速在10%上下，财政收入的增速通常在20%-30%之间。反过来，经济增速下一个台阶，财政收入增速也可能下降不止一个台阶。如果财政收入大幅度下降，出现财政危机，就可能有三种选择。
第一是压缩开支。养老金缺口已经存在，如果再压缩社保、医疗等方面的福利，政府对工农失约，为了保护既得福利，三四级危机的发生概率必然提高。如果压缩政府自身的开支，将占用财政支出超过20%的政府自身耗费降低到世界常规水平10%以下，那就不得不改政治体制。
第二是增加税收。即使不算贪污腐败之类的隐性负担，目前中国的税费负担已经不轻，进一步增加中小企业负担，将增加破产，逼走资本，提高失业率。向民众增税，也会降低危机引爆点。
第三是印票子，通货膨胀。高通胀是对全民的剥夺，必定降低危机引爆点，出现三级甚至二级危机的概率提高，如1989年之前的状态。
财政危机将削弱政府解决环保问题的能力，而往年的四级危机大多起源于环境问题。
总之，经济下行和财政危机可能把工人农民甚至全社会推入严重不满的阵营，三级甚至二级动荡出现的概率也将大幅度提高。反过来，财政危机还可能使得维稳成本难以承受，维稳能力下降，削弱危机控制体系。
3，政府手中的资源
面对经济增速下行和财政危机，政府掌握着许多好牌。
向民营企业开放新的领域，例如金融、能源、教育、医疗、电信、基础建设等等，必将提高效率，增加就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这意味着改革经济体制，动垄断集团的奶酪。不过，在危机面前，抛弃垄断集团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如果财政危机严重，政府手里还有巨额外汇储备，可以出售价值数十万亿的国有企业。通货膨胀实在控制不住，实行土地私有化，开放土地市场，也能吸纳巨额货币。
这几张好牌带来的改革红利和真金白银能够支撑多久，一二级危机就可能延缓多久。
4，官家权力扩张
官家权力或明或暗的扩张，垄断和腐败，对其他社会集团有重大的负面影响。
垄断和腐败的实质都是掠夺。中等腐败国家的腐败金额约占GDP的3%，相对30%多的税费负担，从掠夺率的角度看，并非不可承受。但是，贪污腐败导致交易成本提高，降低经济效率，由此造成的GDP损失大于3%。
垄断和寻租，设立种种限制，剥夺民众的权利和自由，属于更高级的掠夺。这方面的高掠夺率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更大。同样的资源，在垄断领域和自由竞争领域的使用效率大不相同。两者之间的效率差距，就是当前的净损失。扼杀自由竞争带来发展活力，更是难以估算的长远损失。
强征土地并转卖高价，对房屋加征各种税费，也是权力公然扩张带来的收益。买房人都有被剥夺之感，无房者更是一肚子怨气。
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蛋糕越做越大，权力多切走一些尚可忍受。经济发展减速，抢劫率即使不变，引发危机的概率也会大大提高。更何况，在得不偿失之前，不受制约的权力必将持续扩张。
如果管住了这种扩张，政改的必要性就降低了一半–损害经济而非损害尊严的那一半。如果管不住这种扩张，经济减速和财政危机就可能加重。历史经验表明，治标手段难以控制权力扩张。
5，观念和说法
官方意识形态并不否认民主宪政的正当性。之所以不能立刻实行，一个说法是条件不成熟，需要抓住机遇发展经济，不能添乱，为政治体制改革打好基础。另一个说法是，在人民群众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之外，还要坚持党的领导，三者都具有至上地位。
未来十年，如果经济再翻一番，条件不成熟就说不过去了。如果经济增速下降，抓住机遇和不添乱的说服力也会下降。这些理由的弱化，将减少官场内外的政改反对者。
与此同时，依托”三个至上”之中民主和宪政的合法性，公民权利的观念会进一步深入人心，成为公平与否的衡量标准。更多的公民对权利剥夺更加敏感。公民权利意识的觉醒，将降低危机的引爆点。危机一旦爆发，也将削弱镇压意志。
如果官方意识形态拥抱民主宪政，官方就会发动政治体制改革。如果官方意识形态向民主宪政靠拢，启蒙就会加速。如果官方意识形态僵化，民间的第二文化将日益繁荣，逐步成为社会主流观念。
人的行动既受利益支配，也受思想支配。两者矛盾时相互抵消，一致时力量放大。法国大革命的起因，既有连年歉收，更有精神启蒙导致的对旧制度的不满。俄国革命的起因，既有连年战争和贫困，也有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中国革命，民众本来就贫穷，共产党又凭借马克思关于剥削的理论，挖掘出工农的被剥夺感，然后，通过暴力土改，造成逼上梁山之势，两正加一负，力量特别强大。
6，行动组织成本下降
由于互联网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组织联络成本大幅度下降，于是，在原有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宗教组织、NGO和媒体之外，又形成了各种形态的社会组织，包括自媒体及其粉丝群。社会上出现了许多有组织的行动者，组织之间还有密切联系。
这些因素，可以降低危机引爆点，提高危机升级速度。
五、几点预测
1，未来五至十年，如果经济增速保持在7%左右，出现一二级危机的概率不高。如果出现，按照惯例，政府将及时让步，主导并控制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严重失序的可能性很低。
2，未来五至十年，在中小级别危机的驱动下，政治体制会有某些小型甚至中型改良。自由化性质的改良可降低反抗的风险，导致危机引爆点进一步下降，引发更高级别的危机。因此，中型改良更可能发生容易控制的领域，例如立法机构和司法独立等领域。
3，未来五至十年，在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下，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得以完善的概率较高。
4，即使十年内没有严重危机，到十年换届之时，如何选择最高权力传承规则，本身也可能成为危机。
按照中国政治常规，严重危机将引发路线斗争。肇事路线的代表人物权威受损，替代路线和替代者的地位上升。这种情景一旦出现，首先受到冲击的是政策和人事争端的处理规则：在什么范围内决策？谁最后说了算？在争论激烈又无力强制的条件下，处理规则不得不向党章和宪法上的明文规定靠拢，而明文规定中的民主宪政成分，显然高于现行规则。
5，如果一切平稳，经济增速下行导致的问题处理妥当，各种危机应对顺利，十年过去了，中国经济跃居世界第一的梦想成真。不过，中国经济的增速在未来十年到二十年之间总要降下来，财政的好日子总要过去。
那时候，政府手里的好牌不多了，国有资产基本瓜分完毕，权力的油水越来越少，麻烦越来越多，失业增加，财政危机，穷人保福利，富人抗税费，一二级危机发生的概率越来越高。届时，官僚集团将追逐最后剩余的利益：生命和财产安全。他们将以此为条件，开出和平转型的高价，尽力在自己的掌控下向民主宪政过渡。
最后补充两点：
一、以上没有讨论外部环境的影响。按照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惯例，外部压力对变革的影响很大。但是，在中国的体量日益壮大的今天，外部压力相对变弱，不足以成为决定因素，于是采用国际环境大体不变的假定。当然，从长远考虑，中国发生的所有变革，背后都有外部影响的因素：中国人看到了另外一种低风险高收益的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并且追求这种制度，由此形成趋利避害的历史大势。
二、以上没有讨论民族问题。事实上，最近的两次三级危机，都发生在民族矛盾比较尖锐的地区。民族情绪可以成为强有力的动员手段，但剥夺感才是危机的基础。中国民众共有的剥夺感，在民族地区也应该存在。民族地区特有的剥夺感，我没做过调查研究，故存而不论。
2013年5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