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銅鑼灣書店的日子》第三回/尊貴顧客覓心頭好/心滿意足回

 

《我在銅鑼灣書店的日子》第三回/尊貴顧客覓心頭好/心滿意足回

本文由作家胡志偉(筆名「鄭義」)撰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鄭義發現不少郵寄內地的書都被退回,當中不少並非禁書。 (江智騫攝)鄭義發現不少郵寄內地的書都被退回,當中不少並非禁書。 (江智騫攝)

 

日記11:林榮基熟客來訪

十一月廿日

有個客人因同情老林遭遇,前來買了兩千多元書,他說兩年前,老林在羅湖關口被查到一箱書,扣留過一次,以罰款結案。晚上電李波,他說此事聽說過,這次拘押近月卻難於理解。

日記12:內地客訂書卻被退回

十一月廿四日

八點有一群海員上門,為首的是萬噸輪二副,滬人,他為尋找精裝十冊三千元的《胡適全集》走遍了各大書店,見這間小店有貨十分高興,坐下攀談一個多小時後又選購了千多元文學名著。又來一位老人要買高伯雨的《聽雨樓隨筆》十冊,忙完回家已經十點。

今日有多次長途電話,也有大陸客人上門追問,兩個月前付款,至今未收到託寄的書刊。我告訴他們:「從香港寄書到大陸遺失率頗高,收到是僥倖,收不到是多數。本店書櫃已堆滿這類退書,若退書單姓名符合,你可以取走。」多數人問我:「是不是光沒收就完事了,會不會有刑事責任。」

我答:「這我就沒資格回答了。」我只知道,前年冬天我去深圳口岸郵局寄一本《琉球是中國的》給兒時同學,郵局職員說,部令境外、國外出版書刊一律不准收寄,不信可赴福田總局投訴。

晚上我電告李波,這類索賠顧客每天有幾個,還有不少人要按舊例代寄書刊,怎麼處理?他說:「現在店長是陳先生,你要聽他的指示。交收那晚,他已指示,客人想委託寄書,郵費可以照收,收不到是他們的事!」我當時表示,我是第一線的員工,叫我往槍口上撞,當我傻瓜嗎?陳先生願意賺那冒風險的錢,讓他自己去深圳寄吧!我是來幫老林看住那幾千本書的,沒有義務去做犯法的事。

日記13:大陸幹部來購書

十一月廿六日

三個穿藏藍色茄克的中年男子來店,其中不茍言笑者開單要買若干種敏感書。我捧出一摞,另二人稱應呈交「領導」,奉之若神明。從手機通話知此三人住在怡東酒店。按大陸幹部出差津貼規定,能住怡東者,應不低於正部級。那位「領導」目光炯炯橫掃書架後略作筆記,吩咐兩位隨從抬書離開。今日來店的還有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徐有威、中文大學講座教授林和立。前者應港大邀請來出席國際學術研討會,除機票食宿外,還獲頒出席費萬元,所以買書一擲千元毫無吝色。

不少內地幹部也光顧書店。(資料圖片)不少內地幹部也光顧書店。(資料圖片)
 

日記14:詩人孟浪來支持

十一月廿八日

詩人孟浪來店巡視全部書架,見到獨立筆會以及傾向出版社、溯源書社的詩文集全都擺在當眼位子,且文學、政治類別重複陳列,他笑逐顏開離去。通常這類書,在追求業績的書店,是上不了架的,遑論一書幾放。有個深圳青年要買亦舒小說,我從箱底找出五十多本,他心滿意足下樓,說下個月要帶一批朋友來淘書。

日記 15: 豪客買千元書不問折扣

十二月一日

每天有幾批滬客上門,他鄉遇故知,格外親切, 計有上海九思文化發展有限公司董座徐躍、香港國際投資總會副秘書長楊來萬、蘇州善耕齋古玩書畫館主楊善耕等。他們是真正愛書之人,買幾千元書都不要求打折扣。我連日的營業額都逾萬元,如果沒有外行掣肘,估計兩個月後可以轉虧為盈。

傍晚英文書商麥先生上門送書,我順便將分散擺放的《小王子》、《八十天環繞地球》、《格列佛遊記》等世界文學名著的中、英文版集中陳列,以便中學生對照閱讀與選購。於是,四種版本的《小王子》一天內沽清。

羅宇為紀念亡妻狄娜的《告別總參謀部》在書店大受歡迎。(網上圖片)羅宇為紀念亡妻狄娜的《告別總參謀部》在書店大受歡迎。(網上圖片)

 

日記16: 自稱中央外派幹部訪書店

十二月三日

一位戴眼鏡的老人揣著一包花生米上門,要我轉交老林。我說這個任務礙難從命。他說報紙上的新聞都知道了,問我老林現關押何處,我答:「憑常識判斷,香港居民是隸屬於廣東省與深圳某部門管轄的。」他即用手機致電廣東省某廳,說:「老林是個老實人,不會做什麼壞事的,你們考慮一下,能解脫就盡量早點解脫,畢竟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我聽此人口氣不小,便斗膽問他:「閣下在大陸是做大官的嗎?」他倒也不隱瞞,說是中央機關外派幹部,現於華盛頓大學執業。

有個老女人連日上門索賠,稱託寄五十五本書只收到三十多本,要從書架上抽二十本等價新書「抵債」,形同搶劫。我聲言報警,這才使她停手。當日又有眾多顧客爭買羅瑞卿兒子羅宇為紀念亡妻、奇女子狄娜而撰的《告別總參謀部》。

收工前,有位身高六呎多高的山東大漢上門購書。此人龍驤虎步,氣宇軒昂,熟口熟面。回家翻查剪報,才想起這是名震一時的「中國航母之父」徐增平。十七年前 ,他帶了五十多瓶62度的二鍋頭烈酒,經四晝夜酗酒談判,以兩千萬美元的超低價從烏克蘭政府手中買下蘇聯訂購但未竣工的航空母艦「瓦良格」號,聲稱要將它改建成一座大型海上賭場。由於土耳其政府刻意刁難,不准通過博斯普鲁斯海峡,瓦良格號回國五十天的行程竟走了近三年。為了支付罰金、利息以及疏通土耳其軍政當局,徐增平耗費了五倍於艦價的美元。後來聽說他因姬勝德案被拘捕,瓦良格號也被罰充公,拖到大連造船廠配備飛機大炮,於2012年正式交付海軍。當時的軍委主席胡錦濤交艦授旗,命名為「遼寧」號。它已衝破第二島鏈,長年馳騁於東海與南海海域。

日記17:不念舊惡 以德報怨

十二月五日

徐增平又上門買下有關大陸政情的四十八本書,分裝八個膠袋,兩日內送去附近百德新街新寧大廈的大宅。那六種書不夠數,我即電在長州度假的李波,他說,「著倉務員取書吧!顧客第一嘛!」那天倉務員休假,又要擾人清夢起身加班,既無加班費又倒貼的士車錢。我想,既然要幫助朋友渡過難關,也就不必斤斤計較了。我冒雨去柴灣倉庫揹回廿多本書應了急。

貴客二度來訪

我發覺徐老闆對陳、鄧二人態度嚴肅,對我卻甚和氣,聽別人說我是職業作家,便問:為什麼七十多歲要來賣書,站一天不累?鄧小姐以其不流利的國語代答:「因為他愛書,愛書如命」。她答對了一半,我是懷著對友人林榮基、桂民海的人道關懷,抱著病軀,前去幫忙的,只問耕耘,不問收穫。桂民海同我未曾有過一飯、一茶之交,但畢竟是獨立中文筆會366名會員之一,雖然天各一方,卻也號稱「會友」。

桂民海曾稱欣賞鄭義文章而投身寫作。(資料圖片)桂民海曾稱欣賞鄭義文章而投身寫作。(資料圖片)

 

與桂民海的恩怨

2011年在《前哨》月刊春茗上,桂民海帶了多名酒肉朋友佔了主家鄰桌,我和眾作者坐在門口一桌,遙望桂划拳酗酒聲浪一波一波襲來。還有一次我去《前哨》交稿,在電梯上遇到他與當年得獎的周勍,桂民海說:「您是胡老吧?我最愛看您的著作,我就是崇拜您的大作才跨入職業寫作這一行!」當面甜言蜜語。

然而我記得2007年,筆會會員高寒提出審核理事會帳目,理事會拒絕,並決定開除高寒,而桂民海當時是候補理事。八位創會會員,包括本人反對開除高寒,但理事會強行通過決議開除高寒,我被株連迫退。不過,我堅持不退會,事件就不了了之。

 
 
来源:香港01

独立中文笔会对中国杭州当局重判笔会会员陈树庆、吕耿松的抗议

 

独立中文笔会对中国杭州当局重判笔会会员陈树庆、吕耿松的抗议

 

本笔会刚刚获悉,中国杭州中院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陈树庆、吕耿松“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已开庭宣判,分别判决陈树庆10年6个月,吕耿松11年刑期。独立笔会对此判决表示严重抗议。

吕耿松(1956年1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是著名的维权作家,早年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被捕前是自由撰稿人。除了他曾在香港(文化艺苑工作室)出版了《中共贪官污吏》(2000年)一书,他近年撰写的文章有:〈建立公民弹劾制度〉、〈建立刑事连带责任制度〉、〈买官、骗官与官杀官〉、〈论当代中国黑社会的社会基础〉以及〈当代中国黑社会的主要类型〉等。2007年8月24日,他曾被杭州警方抄家拘捕,2008年2月5日,他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11年8月23日,他刑满获释。2014年8月13日,他又被杭州警方指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陈树庆,中国浙江著名异议作家,中国浙江民主党成员。 陈树庆曾任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此前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而被迫失去工作。2006年9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将其刑事拘留,并移送检察院起诉;2007年7月,杭州中院开始审理,但陈树庆拒绝认罪,并表示拒绝承认中共政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2014年9月11日,陈树庆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

2015年9月,独立中文笔会授予被刑拘中的陈树庆会员“第五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陈树庆、吕耿松先生都是在专制社会下成长的独立思考下成长的杰出者。出于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认知,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未来政治体制与制度架构的设想,发表了一些抨击社会黑暗、批评中国政府、维护民众人权、宣传政治理想的网文。这些文章中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均有客观事实做依据,他们的主张也跟中共关于民主的承诺不相抵触。但中国当局却多次以组织民主党活动和撰写网络文章指控陈树庆、吕耿松煽动颠覆(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违背人心也违拗中国现行宪法的错误行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今天,中国杭州当局对陈树庆、吕耿松控以“颠覆国家政权”莫须有罪名予以重判,这已给未来历史新增一例影响深远的错案。况且,该案已经引起国人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中国杭州当局一意孤行地将此案一错到底,那么,这使得国人对中国政府当局声称的依法治国信心丧失殆尽。

因此,独立笔会在此抗议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本会会员、作家陈树庆、吕耿松二人的判决,并呼吁杭州中院能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言论自由、保护人权的高度出发,撤销对本会会员、作家陈树庆、吕耿松的错误判决。

独立中文笔会

2016年6月17日

《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第二回 「红色大肥猫」突然资助书店

 

《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第二回 「红色大肥猫」突然资助书店

本文由作家胡志偉(筆名「鄭義」)撰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日记3:书呆子学做生意

十一月八日

有个大学教授来买有关楚辞的书,我抽出积满灰尘的《楚辞註绎》,还介绍他购买台北三民书店出版的四书五经专著,结果他买了二千多元精装书,我帮他将书装箱,并搬到楼下叫的士运走。為此,李波十分高兴,说想不到你这个书呆子真会做生意。於是,他把门匙交给我,吩咐我独自看舖,逕自去忙他的出版业务了。

日记4:自备生财工具去上班

十一月九日

有个前红卫兵司令在互联网上恣意中伤、诬骂我「破门而入」「想吞没书店」。我在网上发言斥他妖言惑眾:「铜锣湾书店自十月廿三日至十一月五日一直无人经营,如再不付每月近四万元的舖租,十一月底就会被房东清盘。為了拯救这家商誉良好的书店,我临危受命,到书店当一名义工。锁匙是李波从林荣基太太手中取得的,谈何『破门而入』?」

按香港法列,凡是股权变动均须由律师、会计师监理,上市公司还须买卖双方出席高等法院聆讯。我一个自带饭票的义工,又怎能「吞没」人家的书店?我到书店执勤,举凡一切文具(针笔、箱头笔、间尺、牛皮筋、橡皮、书目簿)、收据簿,乃至成包的垃圾袋、手抽袋等消耗用品,都是从自己家裡拿来,抚心自问,仰不愧天。正是那个「杀人逋逃犯」,盗用我的名义,向畅销杂誌《前哨》投寄了一篇关於辱骂多位民运领袖人士的「谤书」《婆娑谍影》的书评,幸亏前哨刘社长与编辑部同仁目光如炬,明察秋毫,及时识破奸人诡计,把那篇芜文扔入了垃圾桶。 那个红卫兵司令将其「谤书」以56港元成本卖到60元美金,坐享百份之七百三十五的暴利,真应该建议税务局稽查一下它的偷税漏税纪录。

日记5:「红色大肥猫」想承包书店?

十一月十一日

下午李波来店,说有个神秘豪客想承包这家书店。那人自称是老林的熟客,因书店关了两星期,请律师调查原委,从商业登记查悉还有一位大股东李波在港,於是电约他出来晤面商谈,表示愿意资助书店填补歇业半月的亏空云云。我问他,是不是出手阔绰的肥佬黎,他笑答:不是,是个红色大肥猫,旨在控制这家书店。

日记6:李波透露桂民海曾与人结怨

十一月十三日

畅销报说,阿海是被他的亲密友人出卖的,其泰国地址与行踪只有此人知道。晚上八点,李波到,我问他,阿海在香港的死党是谁?李波说,阿海从德国来香港「捞世界」之初,被K君的花言巧语所骗,独自掏三十万元「合办」一家出版社。阿海再次来港时发觉联名户口中的资金全被提空,对方推说做生意有起有落,胜败乃兵家常事,不要指望头一年就大发利市。

阿海不动声色,仍与此人饮酒猜拳,并下单叫K君印了六本政治八卦书。K為了拉住订单,一直没有向他追讨印刷费。到第六本书还收不到印刷费,到马宝道出租屋找阿海,詎料阿海已人去楼空迁往荃湾。K入稟法庭追债,无奈传票未能送抵给被告签收,法庭就不会开庭。K君在港人缘极差,知情者也不肯透露阿海新址,到查明踪跡,已超逾追诉期,所以此案不了了之,过了五年追诉期便成為废案。外界有传,K君怀恨在心,日日思忖报仇,他辗转获悉阿海行踪,出卖阿海嫌疑最大就是此人。

李波清点钱柜中的现款,留下两千四百元準备金。九点半,两男一女上门,一名高佬係律师楼职员,一名三十多岁陈姓靚(口靚)仔带了一个二十多岁邓姓女子。李波说明天起,陈先生是本店店长,胡志伟兄是我好友,他家裡的书多过这裡的书,有他帮忙,这家店能卖万多元一日。陈连声:「家有一老,自有一宝,今后要多倚重老先生。」回家后我电李波,问他承包给陈有没吃亏。他答:「我包出去就為了止蚀,对方愿意注资帮助,答应生意有赚便分25%,亏蚀则包底,签约试承包半年,以观后效。」

 承包商請來年輕的陳先生(戴墨鏡者)處理店務。(資料圖片)

承包商请来年轻的陈先生(戴墨镜者)处理店务。(资料图片)

日记7:新人管书店

十一月十四日

上了班,带去一份国际书号的说明书,先教邓小姐怎样从十三一位的书号中辨识正版与盗版书,再教她怎样為书刊定价,有些断版书还可以增值等等,以及怎样向批发商发订书单。晚上我当著陈先生面,将收银位移交给邓小姐,言明我只是来当义工帮老林看住这几千本书,一俟老林回港,我即打道回家写稿,今后我专注收货、清点以及帮助客人拣书,有关钱银点清移交邓小姐,陈还客套说不必易位,我还是自动搬到毗邻厕所的次席。

日记8 : 书中自有黄金屋

十一月十五日

今起开始啟动存书编目程序。三十六隻书架,依次清点。从底部的书箱以及柜顶沾满尘埃的大包发觉该店歷年积存书刊甚多,例如明清艷情小说,十七本一套的袖珍书,竟有一百多套;台湾故宫博物院出版的英文版《歷代官窑图谱》、《古代官职詮释》都藏有几十套,连价格都未标明;还有许多拆散的大部头书。扫净箱裡的蟑螂,喷上杀虫水后,我将不成套的书标价一至五折清货,断版书则按订价增值。有个北京女客听我说,上海书店拍卖旧版文学作品,四十年代文学书能拍到三、五万元一本;她细心从特价书中选了几十本旧版果戈理作品单行本,兴高采烈下楼。一本七成新的《行者思之》,是八十年代初的大陆版书,且无标价,有位外地学者来找十恶大审的控辩资料,我拿出这一孤本,开价二百八十元,他如获至宝。

鄭義開始為李波處理柴灣倉庫。(資料圖片)

 郑义开始為李波处理柴湾仓库。(资料图片)

 

日记9:开始為李波处理柴湾仓库

十一月十七日

昨夜李波来电说,因吕波阿平失踪,柴湾书库近一个月不能正常运作,他个人忙於出版业务,能否找名仓务员来帮几天忙?我便找了名通晓电脑的朋友到来协助。

我想,朋友有难理应雪中送炭,也就立刻答应了。自今日起,我与该仓务员去柴湾康民工业大厦十楼的巨流书库,顶替吕波阿平两位壮工的缺位,既要打理进货出货退货帐目,又要接单包装付运,从堆积如山的二十万本书中倒腾取书,书堆每日都要腾挪归併,在狭窄的仓房中用油压车旋转二百七十度,头一天就扭伤了腰肢;我与友人每日接听数十通电话,每日工作逾八小时,却无强积金等一切劳工福利。為了助朋友一臂之力,也都忍下了。

日记10:有心书客来支持

十一月十九日

一开舖,运输公司送到十箱书,像《张春桥狱中家书》、《我的回忆──张国燾》、《王力反思录》、《邱会作回忆录》等,未上架就被读者争先买走。相熟的友人、作家络绎不絶上门,慰问且买书。《武侠世界》老闆王学文亲自送来二十本新杂誌,声称不必找数,一点心意支持贵店。《亚洲财经》总编赵世龙说,他在这裡买过五万多元的书,听说我三十多年前在王亭之《每周经济评论》做过编译,连声「老前辈」。有个女客上门要买王亭之的紫微斗数丛书,我介绍她去上环南北行大厦的密乘佛学会选购,该店经理郑文英女士是每周经济评论的社长秘书,时隔三十多年,她已从妙龄少女升级為阿婆了。

来源:香港01

《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第一回/店员失踪前/邮寄书常被退回

 

《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第一回/店员失踪前/邮寄书常被退回

  • 本文由作家胡志偉(筆名「鄭義」)撰文,純屬作者意見,不代表香港01立場。

書店人員失蹤前早有郵購書籍被退回。書店人員失蹤前早有郵購書籍被退回

日记1:桂民海失踪消息传出震惊全城

十一月六日

这是一个黑色的星期五。清晨五点起身,打开电脑先看博讯新闻,「香港出版商阿海被从泰国绑架回国」十五字映入我的眼帘。文章说,阿海(桂民海)和他的合伙人吕波、僱员林荣基、张志平分别在泰国、深圳失踪。
这条消息犹如晴天霹靂,驀地中断了我既定的写作计划。我马上致电挚友李波,他声调低沉,坦承巨流公司濒临全军覆没,现正疲於奔命,在柴湾仓库、北角出版社与铜锣湾书店之间忙不及履。基於朋友义气,我毫不犹豫地说,愿意放下手上书稿,去铜锣湾书店当一名义工,他表示欢迎。就这样,我这一辈子增添了八星期的卖书生涯。
我和李波是一九九五年六月经朋友介绍认识的。当时他在一家大型印务公司担任美术总监,我正负责文学季刊《香港笔薈》的编务。他是英国留学生,精通电脑排版技术,还是个出色的油画家。我邀请他帮助设计香港笔薈的版式、封面封底以及绘製小说插图。

《香港笔薈》是香港笔会的会刊,该会是「独立中文笔会」,创办人為著名抗日小说《风萧萧》的作者徐訏。一九七五年代创会时,会员有文坛精英熊式一、胡菊人、刘以鬯、徐速、南宫博、司马长风、张同、钟玲、黄维樑等。
一九八零年徐訏病故后,会务一度陷入低潮。一九九三年二月,我召集陈蝶衣、刘济昆、舒巷城、冯凤三、马鼎盛、罗孚、容若、张同餐聚,并向外地名家白樺、王小波、叶永烈、艾晓明、张欣、贾亦棣、逯耀东、张宗和、陈村、陆星儿徵稿,终於以会刊凝聚新老会员,恢復了这个国际笔会属会的活动。自一九九三年三月至二○○○年十二月,出版了十七期近五百万言,还邀约曾任瑞典文学院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主席埃斯普马克、斯德哥尔摩大学中文系主任罗多弼、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讲座教授、《中国现代小说史》作者夏志清為笔薈撰稿。

鄭義因為找李波做美術設計而相識。(資料圖片)鄭義因為找李波做美術設計而相識。(資料圖片)

李波美术天份强

李波担任美术总监是第四至第十七期,他设计的第五、八期是「纪念张爱玲特辑」,由於封面尽态极妍、引人入胜以及名家如林,该两期都卖了三千多本,雄踞全港文学刊物之榜首。一九九七年我主编《开卷有益》杂誌时,仍邀请李波任美术总监,我始终认為,李波的设计、插画水平在香港是首屈一指的。
二○○四年春,李波辞去印务公司职务,自行创业,开办了文化艺术出版社。他的头一个选题是《上海帮的黄昏》,曾邀约我合撰,我因庶务羈绊,未来得及加盟。当我得悉这本书卖了两万多本时,着实為他庆幸。当年我还是抽空為他撰写了《上海滩黑白道大亨》、《上海滩豪门巨富》、《上海滩天王巨星》、《上海滩惊天大案》等五本歷史作品。由於李波為人慷慨大度,他付给的版税几达坊间同类出版社的两倍,所以十二年来,我一直跟他合作愉快,给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周恩来、蒋介石、林彪、张发奎、朱鎔基、李鹏、龚如心以及世界富豪、中国富豪的传记以及歷史类书籍五十多本,从来也未发生过齟齬。
二○一二年,李波同旅德华侨桂民海合资创办了巨流发行公司,将他麾下「文化艺术」、「南风窗」、「新视界」三个出版社,连同桂民海的北运河、双丰等九个出版社,抽离刘达文的夏菲尔出版社,还挖走了夏菲尔的两员干将吕波和张志平。巨流买下了柴湾康民工业大厦十楼一个两百平方米的货仓,又租赁了九楼一个一百平方米的货仓,生意兴隆,蒸蒸日上,还曾一度超过了夏菲尔集团的业绩。

鄭義因為店員失蹤而到銅鑼灣書店幫忙。(資料圖片)鄭義因為店員失蹤而到銅鑼灣書店幫忙。(資料圖片)

二○一四年,桂民海与李波合资向林荣基买下了崇光百货公司后面的铜锣湾书店,一则以此為巨流的橱窗与读者联络点,二则落实產销一条龙的规划。当时店主林荣基歷年积累了损失二十万元,加上年老力衰,乃乐於脱手买方。

日记2:内地订书不少 非禁书也未能过关

十一月七日

到铜锣湾书店站柜台进入第二天。这三十平方米的舖面,分四列排著卅六隻书柜,一进门右手是名人传记、史学专著等,左手是有关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前中央政治局委员薄熙来、前中央统战部部长令计划及其红顏知己的政治八卦诽闻书籍。虽然门前高掛「政治书籍最全」,但这类书仅佔全部书刊两成,更多的是武侠、言情、健身、减肥、美容、医药、占卜、星相、金融、投资、宗教、旅游、辞典、文物、儿童、小说、诗歌等书刊。
在收银台右侧的狭窄巷道中,堆积了几十捆书,其中部份是大陆邮局退回的书刊(包括境外印行的五十二册精装《毛泽东全集》,载有毛泽东微时主张湖南省独立的文章),另一部份是大陆读者委託店长林荣基到深圳邮寄的书刊。其中未必每本都是「禁书」,但我知晓二○一三年中央邮电部曾下达通知,禁止深圳的邮局收寄国外、境外出版的书刊,看到大陆邮局开具的退书单,我对林、张、吕三人被捕的原因恍然大悟。

鄭義發現不少郵寄內地的書都被退回,當中不少並非禁書。 (江智騫攝)鄭義發現不少郵寄內地的書都被退回,當中不少並非禁書。 (江智騫攝)

林荣基原先在左派中华书店任职,一九九四年以退职金租赁了处於香港地王的一座旧楼一楼,开设了这家综合书店。老林待客和气,有求必应,所以客似云来,门庭若市。一九九六年市政局斥资二百多万元编写的近千页辞书《香港文学作家传略》交林荣基总代理,这部定价290元的精装书,我买了15本送友儕。此后我的自由出版社產品,也交付老林代售,像《书评集锦》、《被歷史遗忘的名人》等厚书,至今一直輰销。

外国记者关注书店职员失踪

我到铜锣湾书店,看见李波整天忙於应付中外记者,外记如VOA、BBC、NHK、法广、读卖、朝日;中文记者如苹果、东方、明报、星岛、端传媒等,他不愿得罪记者,勉强同意给书架拍照,但又怕捲入是非,坚拒拍他个人照片;不时还有热血时报、国际特赦组织等来电採访,不胜其扰。
我建议李波把阻挡通道的几十捆书刊放进书架底下的大柜,这才发觉点货、订货、开单、收钱、理货、上架等业务由一人总揽是十分辛苦的。傍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来买书,他表示,有关失踪人士若需要法律援助,他义不容辞,分文不收,我深為何议员的扶危济困精神所感动。

来源:香港01

作家郑义《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爆内情

 

作家郑义《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爆内情

坐落在駱克道的銅鑼灣書店其實並不特別起眼。(資料圖片)坐落在駱克道的銅鑼灣書店其實並不特別起眼。(資料圖片)

在繁嚣的铜锣湾,有一间不大起眼的楼上书店,名為「铜锣湾书店」。这间面积只有300平方呎的小店,卖的主要是中国政治及文史哲等冷门书籍,是小眾爱书人购书、订书的地方。然而,5名与这间书店有关的人:林荣基、吕波、张志平、桂民海及李波,自去年10月起,先后在不同时间和地点离奇失踪,怀疑被内地「强力」部门禁錮。其后各人陆续现身内地电视荧光幕,隔空向港人报平安。他们的解释一致,都是自愿返回内地协助当局调查,近日部分人顺利回港。事实上,这宗事件还有一名关键人物,始终未為外界所知,他却亲眼目睹「铜锣湾书店」事件的来龙去脉。

8星期遇上中台大有来头人物

现年75岁,经常以「郑义」為笔名的作家胡志伟, 在中国政治书籍出版界可谓大有来头。认识书店经理李波已久,适逢铜锣湾书店正值多事之秋,郑义便以义工身分协助书店处理日常业务。他镇守书店8星期,不单亲歷书商失踪事件始末,在店内也遇上意想不到的顾客,当中不少是来自中台两地、大有来头的人物。

郑发现,这间书店不少非本地顾客,但他们并非如传闻所言特地来港搜罗中国政治相关书籍。有些慕名到访的,不过是想买在内地被视為禁书的《秘戏图大观》,或文学作品如《胡适全集》、《听雨楼随笔》等。顾客购得心头好,均如获至宝。他也发现,书籍寄回内地被退回的比例愈来愈高。

經營桑拿男子管理書店 發展更撲朔迷離

令事件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李波失踪前不久,一名神秘富豪突然出现。他不但愿意资助书店经营,更派来一名在佐敦经营桑拿浴室的年轻男子处理店务。这名年轻人对书籍和出版一窍不通,却愿出钱协助书店渡过难关。根据郑的观察,李接受神秘富豪帮忙,也似是知道背后另有内情。然而这神秘富豪插手,令书店发展变得更扑朔迷离。

郑义把他在书店工作期间所见所闻,以日记形式辑录成《我在铜锣湾书店的日子》连载报道,并授权《香港01》独家刊出,当中详述他从李波口中得知关於书店的二三事,以及书店与各方人脉千丝万缕的关係,从而得出他对5人「失踪」的个人看法。

《香港01》将从明天(3月7日)开始,一连7日在网上转载郑义在书店8星期的真实纪录,试图用另一角度解构铜锣湾书店之谜。

来源:《香港01》

被失纵书店店长现身:不出声,香港没得救

 

被失纵书店店长现身:不出声,香港没得救

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現身。(BBC影片截圖)

香港銅鑼灣書店店長林榮基現身。(BBC影片截圖)

失踪近8个月的香港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16日与民主党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在立法会,连袂召开记者会,说明被扣押的情况,林荣基表示,他是五个人裡负担最轻的,「如果我不出声,香港没得救。」

林荣基回忆去年12月24日回深圳,经罗湖海关找东莞朋友时,被深圳海关拘留,林曾询问他犯了什麼事,问了一整天都得不到解答。过关时「闸口停住,有两个关员指一指」,又有数名海关职员带走他,再有约11人带他到七人座车到深圳废车场,收起他的证件。期间一直没人能回答他的问题:犯了什麼事?

林荣基说,他在犯人房待了一晚,对方供应膳食,早上七点多坐车往中国北方去,他当时带著眼罩和鸭舌帽,途中曾拿开眼罩偷看,看见自己正坐火车,足足坐了13至14小时,才发现自己被带往寧波。下了火车,再经45分鐘车程,到达一幢「大建筑物」2楼,在其中一个房间作身体检查及更换衣服,有人递上一张纸要他签名,纸上有两个条款,包括「答允放弃通知家人」及「不聘请律师」。林荣基表示,,当时自己「孤零零一个人,唯有签字」。

目前林荣基的女朋友仍在中国被监视居住,林荣基感伤表示,「好对不起我女朋友」,「这件事不是我个人的事,是香港整个社会人的自由诉求,北京政府逼到香港人无路可退」。对於李波在香港还被掳走,他表示无法接受。

被问到在中国签文件或拍影片承认错误时,官方是否有暗示不服从会有何后果,林荣基说,「不用暗示啦,那种环境下不签不行」。在拍摄认罪影片时,他曾经说「深刻知道错误。」林直言,「他叫我承认,我无法不承认。」至於强行带走他那些人,林则说,「不是国安单位、不是派出所、不是军人,而是中央专案组」。

林荣基遭囚期间被提讯20至30次,被盘问时直称「经营正经书店,根据香港法例正常经营的小书店」,但对方指他於香港将禁书带到中国,牴触中国法律,又要求他将书店寄书纪录带回中国,但他拒绝,其后北京找人把硬体备份后带回并要求他认人,他强调已拒绝,没出卖读者。

但林荣基表示,北京政府已掌握铜锣湾书店读者订书纪录,涉及500至600人,以中国人為主,涉事书籍有4千多本。

来源:风传媒

重磅:铜锣湾书店店长透露“失踪”内幕

重磅:铜锣湾书店店长透露“失踪”内幕

6月16日,“失踪”近8个月并于两天前突然从内地返港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突然召开记者会,向公众透露了大量在内地被关押的细节,包括被要求交出给客户名录、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曾对他承认自己是在香港被人带返大陆的。

Hongkong Buchhändler Lam Wing-kee

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6月16日记者会上

据香港《苹果日报》、《明报》等媒体报道,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公开在内地被扣留的情况是因为这并非仅是书店的事,而是涉及到香港社会的自由。他对在场记者说:”在座好多香港人、香港记者,大家差不多是坐在同一条船。我个人或者书店被干预,将来都会发生在大家身上。这个一定。”

林荣基透露,他于去年经深圳海关前往东莞探访女友,在深圳海关被拘留,之后被带到派出所。他询问是因何事,但一整天没有得到回答。在派出所度过一晚后,他第二天一早被人蒙上眼罩带上火车。13、14小时后,他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宁波。在宁波,他被要求在不能聘请律师、不能通知家人的文件上签字。在11月至3月期间,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由6组人24小时监守,共被提审约20、30次。关押后期,两个北京来的人在提审中说他是“被专政的人”,政府对他们“不会手软”。在他的房间里,桌椅都包上了软胶,牙刷、指甲刀被系上绳子,有人拎住,用完就收回,以防他自杀。林荣基说,监守提审他的这些人应该是“中央专案组”的人。两天前,他获准回港探望家人,但被要求提交书店的寄书记录并制成硬件交出。

李波曾透露是从香港被带返大陆

林荣基还表示,他曾与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见面,对方承认是在香港被人带返大陆的。此外,林荣基说,自己曾被安排拍摄录像,拍片时有导演,有台词,说得不对就得重拍。

事关香港社会对自由的诉求

他原本计划本周四回内地交出记录客户名录的硬件,但在考虑两日后,最终决定不再去内地,而是站出来见媒体。他说,现在他的女友在内地被监视居住,他”好对不住我女朋友”,但是,该事件关系到香港社会的自由诉求,”中央政府逼到香港人无路可退。”他还说,”如果我做为五个人里面,负担最少的都不出声,香港就无得救。”

林荣基透露,由于李波已复制了客户资料,因此中央已经取得500至600名书店客户的资料,其中大部分为内地人。涉及的书籍大约有4000本。林荣基还说,提审他的人还要求他交出所售书籍的作者名单,但他并不知道作者是谁。

港府声明将调查跟进

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几十名记者参加了记者会。此前,铜锣湾书店五名曾先后失踪的书商都被安排在官媒及其他媒体上亮相,都称自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大陆的。

香港政府在记者会后发表声明,称警方正主动联络林荣基本人了解情况,并会作出适当跟进。港府还回应说,”香港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无权执法。所有香港境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是违反香港法律,及不能接受的。”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貝嶺:林不屈精神令人敬重

 

貝嶺:林不屈精神令人敬重

貝嶺指相信林榮基的言行會對其他3位「低調」同案者有所觸動。資料圖片

【本报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挺身大爆「被失踪」内幕,震撼香港社会。远在台湾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最早爆料人、内地流亡诗人贝岭昨对本报指,林是书店获自由4子中首位站出来者,将对本案真相问究起巨大作用;并讚林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真正香港文化人。

传寧波公安局主导事件
贝岭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指,林荣基是本土香港文化人,其所為表现了香港人的良心和对强权势力的不屈精神,令人敬重,相信林的言行会对其他3位「低调」同案者有所触动,特别是李波,「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知道,李波已私下对朋友坦承,他之前的公开陈述是违心的,因為他不得不这样。李波曾对朋友说:『难道你们看不出镜头前我是苦笑的吗?』」

贝岭表示,据他所悉本案由公安部主导,寧波市公安局具体操作,专案组共100多人;其中具体面对涉案者的5名公安全部来自寧波公安局;这5人从2005年起就一直设法劝说因车祸事件弃保外逃的阿海(桂民海)回国自首,最后成為内地当局打击香港新闻出版自由的最佳借口。

贝岭透露,目前阿海仍被关在寧波,本案可能会在7月落实起诉,最新的情况是,持瑞典国籍的阿海否认他曾要求放弃瑞典国籍,「与林荣基所说的情况一样,阿海在电视上的亮相认罪,全都是当局一手导演出来的,连说词都由当局事先编好,交给阿海照本宣科念」。
来源:《苹果日报》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店长林荣基本周返回香港后于周四(6月16日)召开记者会,说明被北京当局拘押的细节。

在记者会上,林荣基说自己2015年10月24日被他所称“中央专案组”带走。

他还说,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是被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从香港捉拿带走的。这与李波本人说法不同。

香港政府随后也对这场记者会发表声明,说警方正主动联络林荣基本人了解,并会作出适当跟进。

港府还回应了林荣基提及的“一国两制”,说“香港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无权执法。所有香港境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是违反香港法律,及不能接受的。”

有导演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林荣基指责北京政府违反一国两制,并说他们在今年2月的电视认罪“都有导演都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现年61岁的林荣基于去年10月24日“失踪”,铜锣湾书店的其他四人,桂民海(央视称桂敏海)、李波、吕波及张志平,自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相继“失踪”。

今年,这五人先后在中国媒体上现身承认控罪。五人被指“非法经营”书店,在大陆售卖“禁书”。之后书店人员相继返回香港。

6月14日,香港警方透露当天上午与失踪多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会面,林荣基要求为其失踪案销案。林荣基表示不需香港政府与港警的帮助,并对失踪详情三缄其口。

目前,书店的股东桂民海则仍被中国扣留。有报道说桂民海被收押于宁波一间拘留所,家人正寻找律师。这显示他可能要面对司法程序。

分析:BBC中文网驻港记者蔡晓颖: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在约500尺的会议室内,几十名记者挤在一起,等待林荣基出现。

一如所料,林荣基的记者会犹如深水炸弹,成为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事件的转折点。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五子中首位公开承认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中国官员带走的。

铜锣湾书店涉及的五名书商都曾被安排在官媒及其他媒体上发言。他们在中国媒体上说,他们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大陆的。现在,林荣基的说法等于是戳破了官方的说法。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

 

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事件,美国、欧盟等等亦曾多次表示关注。林荣基的说法,将令国际重新聚焦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林荣基说法将会令人密切关注。

早前有分析指,地方或执法部门自行捉拿铜锣湾书店五人,中央政府未有参与行动。但林荣基在记者会上指,看守人员漏口风,向他说他们隶属“中央专案组”。加上他们能把林荣基从深圳移到宁波,说明失踪事件并不只是地方层面的,而是涉及国家层面。

铜锣湾书店事件疑似涉及跨境执法,违反一国两制,亦令不少香港人心生恐惧,亦有团体曾举行游行声援铜锣湾书店五子。林荣基的说法,将会再次打击香港人的一国两制的信心。

精神折磨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由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林荣基被关在宁波近郊的一个房间内。林荣基说:“在一个二百多尺、可能不足三百尺的空间(被关)二十四小时。两人一组,六组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来看管着我。”

林荣基说,虽然那里有医疗及睡觉的地方,但在宁波期间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们美其名我是被监视居住,我连行出一步半步都不能,我只能日日看着天空,孤立无援。”

林荣基指,房间的一些布置及设备有防止被拘人士自杀的作用。 “(房间内)全部垫了软胶,所有书桌椅子都包了软布,水龙头用软胶、胶纸包好,怕那些被拘的人士发疯自杀。”

“他给你的牙刷是很小的,有一条尼龙绳。你每一次刷牙,有个看守的人拿着尼龙绳的另一边,你刷完后就要把尼龙绳给他。他怕你吞下牙刷自杀。”

他说,在宁波逗留期间,在房间曾接受“提审”20至30多次,每次长约30至45分钟。

“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对一个书商,(只要)认为他违反中国法律,就可以这样对待他。”

林荣基说,三月后,他被转移至韶关,他形容情况有改善。

 

来源:BBC

 

寻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后,印尼的转型正义

寻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后,印尼的转型正义

 徐子軒

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 圖/美聯社
 

今年也許是適合道歉的好年。德國國會日前通過決議案,認定百年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族發動種族屠殺;美國總統歐巴馬代表美國,向日本原爆與二戰中的罹難者致哀,並與倖存者擁抱表達慰勞。不過,另一個上世紀另一個慘絕人寰的屠殺地——印度尼西亞——仍舊沒有迎來懺悔與反省那場五十一年前的「1965年事件」。

四月初,事件被害家屬、民間組織、專家學者與官員發起一場關於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這是政府與被害者代表首次面對面的接觸,可視為是和解的開始。而兩個月後,一些過去曾參與屠殺的退役將士們也舉行了研討會,但他們的態度依然是「捍衛國家」,持續為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作辯護,並呼籲民眾遺忘過去、面向未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印尼國防部長公然宣稱,那些共黨份子死有餘辜,重彈共產主義威脅的老調。

軍方這麼多動作,都是為了反制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獨立紀念日,向屠殺的受害者公開道歉。問題是,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如今印尼軍方與保守勢力仍盛,佐科威能夠完成他2014年的競選承諾嗎?

讓我們先回到五十年前,「1965年事件」。

蘇哈托之後,民選總統哈比比(中)開始著手推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圖中的人偶(左)為「930事件」中遇害的將軍。 圖/路透社

 

不管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青睞或是政治縱衡術的需求,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自建國之初,就與北京政權的互動曖昧不明:譬如在韓戰期間,聯合國大會曾就中國援朝的行動,進行判定是否為侵略者的決議投票,當時印尼代表投了棄權。隨後為了馬來西亞的獨立問題,印尼更與西方交惡,形成短暫的「平壤—北京—河內—金邊—雅加達」地緣軸心。然而,熱衷輸出革命的北京顯然沒有顧慮到印尼政府(特別是軍方)的感受。北京協助武裝印尼境內第五縱隊的工農勢力,雖名為抵抗英國(馬來西亞)帝國主義的入侵,但子彈並不會自動分別敵友,而今日之友也可能是明日之敵,北京對第五縱隊的支援讓印尼軍方感到芒刺在背。

根據不完全統計,六零年代印尼共產黨人數高達三百五十萬,是印尼最大的政黨、亦是世上僅次於蘇聯、中國的第三大共產黨,其勢力滲入政府,逐漸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此時,一些左傾的軍人卻發動一場激進的政變,透過成立「930革命委員會」,綁架並殺害數名軍方高級將領,導致原本看似穩健步入體制內的印尼共產黨,一夕間成為叛變的政府公敵——該政變給了蘇哈托陣營絕佳的藉口「清君側」。

為打倒930組織行動陣線串聯,蘇哈托陣營在西方勢力(主要是美國中情局CIA)的協助下,展開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這波掃蕩共產分子的行動,很快地便升級成為失控的屠殺與政治報復;戰場從雅加達、西爪哇開始,接著延伸至巴里、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全國主要島嶼,對象也從共黨份子,擴張到行動陣線成員的政敵,以及所有蘇哈托陣營看不順眼的嫌疑犯。照CIA的報告,長達數月的清掃讓共產黨被完全取締,迄今仍為非法組織,而屠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已達五十萬以上。成功扳倒共產黨的蘇哈托成為了印尼的新獨裁者,建立超過30年的「新秩序」(new order)。

1965年的蘇哈托(左二)。 圖/美聯社

 

1965-1966年肅清共產黨行動中,一卡車一卡車的共產黨青年被載往監獄囚禁。 圖/美聯社

 

對一個年齡中位數不到30歲、又被長期禁錮在威權下的國家來說,這段黑色的歷史記憶混沌不明,但近年兩部屠殺事件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The Look of Silence》陸續問世,使印尼年輕一代接觸並開始詢問真相,也讓受害者家屬更願意站出來尋求和解。

不過,就現實來說,官方仍不願揭露事件全貌。相較於赤柬受到世人譴責,聯合國特別法庭及國內法庭對紅色高棉的雙元調查審判,印尼「1965年事件」的屠夫們依舊躲在反共護國的大纛下,結果就是公理正義離印尼越來越遠。從五十年前的大屠殺,到1998年的「黑色五月」,再到東帝汶獨立運動、亞齊分離主義等血腥鎮壓,政府相關人員幾乎不受問責,助長了民間極端主義的氣氛。

蘇哈托的強人政治在1998年落幕,印尼正式進入民主轉型期。過去建國五原則裡強調的國民一致性,以及帶有指導性的民主主義,受到多元族群主義的衝擊。在威權時代,首要原則是人民必須有宗教信仰,雖然一般認為印尼是世上人數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但伊斯蘭教並非是國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等六個宗教均是通過認證的合法宗教。換言之,在蘇卡諾的新秩序下,即便是伊斯蘭教亦得受到監督與控制,這與部分中東國家的政教合一大相逕庭。隨著印尼的民主化益深,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與世俗名義上的穆斯林對立也就越多,社會分化漸漸擴大。

世人給予蘇哈托的評價兩極,對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來說,蘇哈托的暴政讓他成為罪不可赦的眾矢之的,但同時對許多人來說,蘇哈托是穩定印尼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圖為蘇哈托博物館。 圖/路透社

 

美國911事件後,美國及其盟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當時印尼也是其中一員。幾場戰爭打下來,西方暫時取得優勢,蓋達組織不得不轉進東南亞尋求發展,與巴希爾(Abu Bakar Ba’asyir)領導的印尼聖戰理事會(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 MMI)、伊斯蘭祈禱團(JemaahIslamiyah, JI)等大小外圍組織聯盟。巴希爾曾流亡馬來西亞十多年,在蘇哈托倒台後回到印尼,繼續他建設伊斯蘭國的偉大事業,並不定期地發動恐怖攻擊。這樣的人當然不可能為當權者所容忍,不久就被逮捕受審。數度進出牢獄,卻也反而使他登上精神領袖的高峰,成為極端伊斯蘭份子反抗政府的象徵,鼓舞不少年輕人投身聖戰。

這些聖戰份子針對的不只是政府、西方人士,也包含了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像是伊斯蘭人民論壇(Islamic People’s Forum)、捍衛伊斯蘭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等,都曾攻擊什葉派(Shiite)和阿瑪底亞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禮拜場所,或是和基督教徒起衝突。語言恐嚇、暴力殺傷,以及焚燒「褻瀆者」的住宅和教堂等暴力行為屢見不鮮,但政府多半袖手旁觀,某些激進官員還會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可謂與50年前的屠殺如出一轍。

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尼,經濟飛速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十倍翻漲,甚於中國的八倍多,但印尼民主轉型相對緩慢,政府治理(法治尤其)始終效能不彰。根據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印尼在2014年的排名約落在全球二分之一國家之後,尤以政治穩定和反貪表現最差。正如前述,強人雖逝,威權時代留下的遺緒卻積習難改。最明顯的就是從過去軍方的鐵腕肅清,現在轉由警方強橫執法。整體來看,嫌犯死傷數量或許減少了許多,但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本質沒有太大改變;一些公務員更透過尋租等貪腐行為,壓榨社會底層,或是藉著政府嚴懲極端份子的獎勵,濫用職權誣陷平民。

領導印尼聖戰理事會的巴希爾,極具聲望,是現今印尼伊斯蘭極端份子眼中的精神領袖。 圖/歐新社

 

911事件後,蓋達組織轉往印尼尋找盟友。 圖/歐新社

種種官逼民反的舉措,增長了公眾對政府的敵意。由於警方的法律免責權相當的含糊不清,接連引起衝突。某部份極端的教士甚至將之指為異教徒(kafir)或壓迫者(thaghut),鼓吹流血反抗,各島的社區出現越來越多的響應聲浪,以暴力報復警方。此類所謂的民間執法,還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或半官方教派團體的支持。鼓勵暴徒行為,等於暗示人或宗教的權力可以淩駕國家機構,顯示印尼內部對於極端主義、法律精神,乃至於民主原則,存有不小的認知差距。

事實上,印尼並非自絕於普世價值外。早在1993年蘇哈托便以第50號總統令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只是裝飾門面。而在蘇哈托之後,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倉促地接下總統之位,試圖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像是1999年公布的關於人權的第39號法案,企圖強化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但殘暴血腥的「1965年事件」,一直到2007年才等到人權委員會的首次調查;2012年才公布了第一份報告。

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委員會仍就事實作出陳述,指出那段基於反共的黑色歲月,存在著多數違反人權的案件,亦具體找到了一些行兇的人事時地。但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雖是印尼首任民選領袖,但出身軍系,屬於既得利益階級,政治包袱太過沉重,也不具足夠的實力與勇氣推動轉型正義。這項未盡的任因而落在佐科威身上。曾在2014年競選期間承諾將審慎處理這件滅殺行動的佐科威,卻在2015年、「1965年事件」的五十周年,迴避了「道歉」的問責。

追究有罪不罰(impunity)的案件、節制政府官員,包括軍方、警方等濫權行為,這不只是對被害者的補償,亦是協助印尼瓦解極端主義與平息分離主義,重新凝聚人民對民主制度以及國家認同,讓印尼得以繼續前進的重要關鍵。短短的十餘年間,印尼已向選舉式民主政體過渡,成為世上第三大民主國家。但就如同在第三波民主化裡走回頭路的國家,要再進一步成為自由式民主政體,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

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模擬了受難者的墓碑,藉以悼念跟抗議蘇哈托的暴政。 圖/路透社

来源:转角国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