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 伯鈞 – 第 331 頁 –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世道人生：别矣，杨絳先生！

被钱钟书称為「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的中国作家、翻译家杨絳25日去世，享寿104岁。一代才人夫妇的篇章，翻完了最后一页。

钱钟书和杨絳，是民国时代学贯中西又才华横溢的学者、作家、翻译家。许多人都知道钱钟书写过小说《围城》、《人·兽·鬼》和艺文论著《谈艺录》、《管锥篇》，但其实杨絳这个「最才的女」也不是只有她丈夫赏识，1945年夏衍就对杨絳写的几个剧本讚不绝口，说：「你们都捧钱钟书，我却要捧杨絳！」

中共建政后，「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江山已改，也令这对才人夫妻没有舒展之地了。杨絳当了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她「偷空自学西班牙语」，从原文翻译《堂吉訶德》。但是书稿未译完就遭劫难，译稿在「文革」中「被没收」，几乎失去。钱钟书在49年后就花主要精力担任《毛泽东选集》和毛诗词的英译工作，几乎没有发表文章。

文革发生，杨絳和钱钟书都被划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批斗。其后，二人先后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文革结束后的1981年，杨絳写了一本《干校六记》，记当时的遭遇和体验。第一记，写1969年11月，钱钟书60岁生日之前被下放，女儿一个人去送他，而女婿王德一因為不肯捏造名单迫害别人而自杀。

《干校六记》的书名可能取自清代沉復的《浮生六记》，它不像伤痕文学那样把当时的社会境况写得残酷悲惨，而是将她的境况和心绪委婉而平静地娓娓道来，境况本身已让人感受到那种无助与哀怨，使人对当时社会气氛和知识人的处境体验更深。

《干校六记》讲到她和钱钟书在干校时收养了一隻狗，夫妻二人被调回北京之后，狗没有带走。结果狗四处寻找他们，而他们认為那狗和自己的命运何其相似。自嘲中也点出了社会本质：在把人当成奴隶的极权社会里，不管你多有才华，在找不到奴隶主收养的情况下，也只是一隻丧家狗。

杨絳的女儿钱瑗和丈夫钱钟书在1997、98年相继去世，她在2003年出版了回忆录《我们仨》，追忆一家三口的快乐、艰难、爱、痛的日子，也讲了她与钱钟书1935年到英国留学至1998年钱去世的六十多年坎坷人生路。阐明的是：「家庭是人生的港湾」。

一对学识、才华盖世的夫妇，人生本应该有许多建树，可以為后世留下更多成果，但在极权制度下，他们大部份时间都只能在家庭中寻找避风港。文革，剥夺了他们岁月中的好时光，带来伤痛，留下的是一本哀而不怒的《干校六记》。

数年前，网络流传一段杨絳的「百岁感言」，最后说：「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係。」我怀疑这段感言大概有部份是偽作。从杨絳的文章看来，她大概从来没有「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吧。

别矣，杨絳先生。感谢您在可诅咒的时代，仍留下优雅的风姿。

来源：苹果日报

杨索：杨絳百年孤独

终生清醒，一刻也不放鬆的杨絳闔眼了。回望人世，她犹有牵掛吗？

身為钱钟书的声名守护人，杨絳是女斗士。她年近九十，為钱钟书有无在海外怒批冯友兰（钱的恩师）文革时逼死人，与冯的女儿宗朴数回笔战；九十餘岁时，她控告作家剽窃《围城》；两年前，她赢了另一场侵犯钱著作权的官司。

杨絳笔下的钱钟书「痴气」，跟著女儿喊杨絳「娘」，六十多岁才会点第一根火柴，简直就是「妻宝」。迥然不同叶公超等人对钱的批评「骄傲刻薄」。

十年文革，钱钟书下放河南七个月；杨絳是运动「陪斗者」。相较庞大的受难群体，两人受的是「皮肉伤」。他们能自求保全，一方面是两人政治敏感度高。反右尚未开始，钱钟书就有「啼鳩忽噤雨将来」之句；杨絳说：「风和日暖，鸟鸣花放，原是自然的事。一经号召，我们就警惕了。」钱钟书说，他就是不鸣不放，坚持沉默。然而在那相互揭发斗争的运动中，谁能有沉默的自由？

另一事实是，运动前，钱钟书翻译毛泽东诗选，他的清华同学乔冠华、胡乔木特别关照他。文革结束，他当上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是政治指派。钱钟书最初為国际所知，是因哥大教授夏志清的英文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推崇《围城》，他因而有国际知名度。邓小平推行改革开放后，钱钟书炙手可热。四处外访；而访中欧美学者言，「到中国一要看万里长城，二要见钱钟书。」

钱钟书后来并未继续学问而成了书信家。他应付各方需索苦不堪言。宋淇建议他写一封标準格式的婉拒函。钱钟书回覆：「倘以印就form（表格）作逐客书，必召闹挑衅，且流传成為话柄，由话柄而成為欛柄。畏首畏尾，兄当笑我為moral coward（满口道理的懦夫也）。」

女儿、丈夫过世后，杨絳继续书写，她所写的亲情、小人物生活饶有韵味。最末餘光的《走到人生边上》一章谈命数，有一段会刺到一两代人，她说，钱钟书六十八岁从干校回北京后的二十年（钱八十八岁辞世），「是运道最好时」。杨絳忘了这样的运道是筑基於一代才人血流成河的废墟上。

杨絳站在冥河，会望见那所有死去的人，包括文革时自杀的小妹与女婿。杨絳原本可以影响力為死去的人说话，那也是為自己说话。诗人奥维德写：「然而，命运将留给我声音，世人将藉由我的声音知道我。」但，她与钱钟书一样，从来不是爱德华‧萨依德所定义的「知识份子」。时代老人有其侷限性，很难苛求她少了歷史感与无畏勇气。她见过人间地狱未能成為报信的人，正证明文革的可怖。杨絳没有成為一代宗师，而成了网民的心灵鸡汤导师。

来源：苹果日报

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仲维光：“郭路生”现象的双重含义

——文化的堕落和堕落的文化

仲维光

郭路生何许人也？

恐怕现今的年轻人都不知道。本来年轻人似乎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么一个郭路生，因为无论就其作品和其人都是一个早已经在生活以外的人了。

以外的原因很多，这里要谈的却是以“里”的问题，也就是当年郭路生在社会中的影响，以及九十年代以后又曾被一些人再次炒作起来一次的问题。而这两次郭路生的泛起不过都是因为那个“老三届”，也就是作者本人也在其中的“老三届”。这个伴随着共产党社会成长起来的老三届有着非常独特的特性，可以说是一个解析极权社会，共产党社会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笔者要做的事情太多，一直无力从事这个工作。

然而现在我之所以不得不谈郭路生却是因为突然发现，郭路生问题居然从国内开始向海外的网页上蔓延，又被人第三次炒作。八年前，在第二次炒作的时候，我曾经和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有过关于郭路生问题的来往通信。如果不是如此荒谬事情居然还在继续，一个专制文化的产物，居然被推到自由主义文化的座椅上，我大约还会让这八年前的两封信，这些原来准备写篇像样文章的思想线索，继续保留在自己数据库中。这一次使我感到，既然现在仍然没有时间来写篇完整的总结郭路生现象的文章，那么不如先把这两封信公开发表，以使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讨论和思索，免得关于这一问题讨论继续停滞。

在发表这两封信的时候，我要强调的是，这个荒谬现象迫使我们反思的还是那个问题，

“我们的精神究竟在什么地方病了？！”

时至今天，很多人在哀叹，我们的时代没有好的作品，事实上这些垃圾就是我们自己培植生产的。这原因不是别的，因为我们自己就是共产党垃圾工厂的产物。所以我们如果不从反省自己入手，我们这些共产党社会生产的“垃圾”，接下来生产出来的更是垃圾。为此我要说的是，首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否定自己！反省自己！

从李慎之甚至上一代那些曾经走向共产党，跟随共产党的人开始，谁不能够否定自己，反省自己，谁就只能证明自己的智力和良知有问题！！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和我一起来从事这种清除党文化，这一基督教世俗政治化的产物——极权主义文化。而清除的首要问题就是甄别它和自由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根本区别究竟是什么！

为了保持那个时代的气氛和真实，这两封信我除了只修订了一些错字，漏字外，其它一切照旧，包括我们之间的昵称、绰号、玩笑。为此，文字粗疏、思维跳跃、叙述唐突的地方也请读者原谅。

2008-12-02德国埃森

给青少年时代的友人史保嘉的两封信

（2000年6月）

第一封

保嘉，你好！

看了刘双的“丑陋的老三届”，观点我基本同意，但是，这篇文章从语言到论述方式我都不很喜欢。他的那篇评郭路生的诗的文章很有些灵气。这篇东西则缺乏灵气，而且论述方式很也不好。李恒久的那篇反驳他的文章则更是把文章写得毫无可读价值。

刘双的第一篇文章曾经使我惊奇，何以突然会冒出这样一位以前从不曾知道的作者。他的这篇文章使我再次看到，如果有水平，总会脱颖而出，你总会有所闻。

关于你邮寄来的《十作家批判书》，我读来感觉是，此中偶有段落不错，只有徐江在行。

关于郭路生的诗歌评价，在你寄来的东西的刺激下，我也许真的要写一篇东西。我和你们对他的评价不一样。蔡其矫的话很得要害，郭路生是相信未来，而北岛是不相信未来。这中间无论就对人生的追求，还是美学追求来说都有根本性的区别。肯定郭路生则必定抹杀北岛的价值。我认为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值得提出思索：

第一，根本的区别：

我们必须看到，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干部子弟和平民子弟的情绪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出于人生的转折时期，但是，平民子弟的转折，是转向个人与反叛。这从个人生活、对未来的追求，到思想、精神、感情，从思想方法到使用的语言都染有这些特点。当然在很多方面，这一代被共产党教育长大的人，包括受迫害的平民子弟，几乎在一切方面都带着共产党文化的烙印。但是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和干部子弟有着根本的不同。六十年代末期，干部子弟、权贵子弟的转向是对权势的留恋和哀伤，是没落、是堕落。

文化革命是一个怪圈，它居然使那些在六六年六月以前从来没有丝毫怀疑过，“天下者我们的天下”的权贵子弟，一下子丧失了一切。偶然失去一切的郭路生，和从来就没有一切，天生因为出身低人一头，不敢正视共产党社会的、像遇罗克等人那样的平民子弟是绝对不一样的。像遇罗克那样的平民子弟，不要说被打压得时候，就是能够稍有伸张的时候，也不会吟出“相信未来”。未来对于他们来说，永远充满变数，能够平安，稍有发展就算是不错。在这一点上，平民子弟甚至没有没落和堕落的权利。如果他们敢于公开表现出这种倾向，那是自取灭亡。

所以他们不仅是没有成熟到像郭路生那样吟出“相信未来”的诗句，而是在生命的深处根本就不可能唤出相信未来的声音。

第二，两个群体，两个世界：

为什么在那时，这一派中学生从来没有和郭路生那些人来往过。他们和干部子弟的交往绕过了一个大圈子，从猴子（芒克），多多，再通过张朗朗的弟弟张辽辽，转了如此一个大弯才和他们搭上一点界。因为现在被称为“平民诗人”，歌颂红旗渠的郭路生们，那时是不屑于和平民子弟来往的。现在吹捧郭路生的那些人，例如张建中、老羊，那时在郭路生们看来是专政的对象，是脚下不值得一提的群体，是无论在上大学，还是在学校中一切事物上都应该给他们让路的人（这就是骆小海、宋彬彬，乃至卡玛丽达现在津津乐道的，当时这些干部子弟推动的教育革命的目的）。

张朗朗在一篇文章中曾经提到，现在自以为已经出人头地，步入社会“上层”的导演陈凯歌，被酒后的孔丹侮辱蔑视，弄得狼狈不堪。这是一件非常典型的事情。今日尚且如此，更何况当时。

现在张建中们没有受到郭路生的侮辱，不过是因为郭路生神经不正常了而已。否则，即便你再取媚他们，再取媚那个社会，自称是“毛泽东的儿子再世”的郭路生也不会把你当人看。

从干部子弟看来如此，而另一方面来看也是如此。平民子弟的自卑和不成熟，尤其是出身不好的人，这种自卑和不成熟在共产党社会是先天存在的，也许如契珂夫谈到平民时一样，要经过终生的努力，才可能达到“贵族们”天生就有的起点，甚至很多人一辈子就是被扭曲的，永远没有了正常人的所有的心态，更不要说傲气。这也就决定了那时平民子弟无法和干部子弟对话、来往。但是，平民子弟一旦反叛，不再屈服于那个社会的侮辱，他们所显示出来的傲气和追求，是在郭路生看不到的地方，不是否相信未来，而是个人要站立起来，而是“精神和知识”的追求。

在过去不被郭路生们看上眼的老羊们，如果今天还以沾上郭路生们沾沾自喜，在精神上实在是比骆小海等人还要猥琐。这是不知自敬。

平民子弟几十年走下来，是自强不息的路。正是这种精神和知识的追求，使得平民子弟不断地成长，使得几十年后，我们今天不屑于和郭路生这些权贵子弟们对话了。例如骆小海，我在电视片中曾经看到过他，现在的气质那么庸俗猥琐。七十年代初期，我们有“精神和知识”的野心和抱负，而他们没有，这当然也包括郭路生，所以他才有后来的没落（我指诗歌，没有任何进步）。郭路生的相信未来，不是相信人性的追求和生命的展开，不是相信知识和精神给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所能够带来的丰富多彩的未来的内容。郭路生的相信未来，犹如党卫军所相信的未来要操控别人生杀大权，专、制社会一切的未来。这和骆小海，要解放全人类，血染太平洋，头断华盛顿的豪气是一致的。这种豪气也就是当年他们要搞教育革命的真谛、目的。当我们今天，几乎连骆小海本人都会感到这种“豪气”的丑陋可笑，但是，我们的 “诗人老羊们”居然还在回顾、歌颂郭路生的这种豪气，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

第三，蜕化与萌发：

带有自以为占有真理，专断倾向的左派文化思想，在完全实现极权主义以前也确实走过一段上坡路，这在世界上是从十月革命吸引了一批带有狂热色彩的知识分子开始，到二十年代末期开始走下坡路，在中国则是从五四运动以后，一直到贺敬之这一代人。他们吸取的是人类文化传统的奶水，吐出的是党同伐异的，充满热情也罢，充满血腥也罢的文化。但是到了郭路生这一代，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汲取的是没有了人性、没有了传统的极权主义文化的毒汁。所以这一代人成长的结果如果只是蜕化也就罢了，严重的是长出来的是如党卫军一样的怪胎。在那种共产主义毒汁的滋养下，生长出来的是偏执、夜郎自大、恶毒的侏儒。

“毛泽东的儿子”（用郭路生自己的话来说）当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思想上，还是在所谓艺术追求上，都不会脱离这个框架。和上一代人相比，他们已经丧失了创造的冲动，追求的基础。人们很容易看到，郭路生的诗歌没有任何新意和创新，完全是在走贺敬之等人的路。他想写贺敬之的诗歌，但是，他当然不能，也终究没有写出来。不仅因为他的文字的功力、修养不够，还因为他生错了时代。他生在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这个可能。他的相信未来是典型的知青诗歌。这种知青诗歌，不是你我后期开始反叛的转折前声，而是三论造反，废除高考等一系列红卫兵运动的延续。

如前所述，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平民子弟远远没有干部子弟成熟，这是因为在那个社会中不允许我们正常成长，从平常的做人，到知识的寻求，我们都没有一个正常的条件。到六九年，七零年时，如孙康写的诗还非常简陋和幼稚，还只能仰望着干部子弟，但是，前几年的对垒已经使得这些人在做人上，试图和郭路生们平起平坐。由此，平民子弟的追求精神与知识的冲动也远远要比那些干部子弟群体来得强烈。

我们能够在生存中寻到一些正常成长的空间，是在六六年十月以后，甚至是在六八年以后，由于文化大革命，共产党政府无法正常管理我们，社会脱序才造成我们能稍微正常地发展。

孙康沙龙的努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孙康还只有加上干部子弟的张鲁生，才能在社会和自己的群体中找到一些能支撑自己的东西。事实上，孙康维系的那个沙龙和群体是六十年代末期、七十年代初期，对以后几十年的当代中国文化起了非常根本性影响和作用的沙龙。孙康由于其知识分子、诗人的天性，而如一条内陆河那样消失在专制文化的沙漠中。然而匪夷所思的是，在我们还都活着的时候，当年在北京中学生中，也就是在老三届中，比北岛影响还要大的孙康，居然被趋炎附势的文人们刻意地遗忘。

可以毫不为过地说，作为当年孙康好友的老羊的文章，是对孙康的努力的毁灭与亵渎。

第四，荒唐的评价：

对郭路生如此高的评价，除了在那个社会，甚至除了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正常社会中的人来说，甚至对于上一代人，乃至下一代人来说，都是可笑的。他们不会理解为什么在那个社会的人会如此评价郭路生。你看过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引述的李欧梵评述北岛前期诗歌的话，就能想像出他会如何评价郭路生这种诗歌了。关起门来夜郎自大，到头来白纸黑字，留下来的只是让人嘲笑。

我自己看自己以前的作品，就经常感到脸红，但是，没有办法，我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我唯一自己感到欣慰的是，我还有脸红的能力。而正是因为我还有脸红的能力，我相信目前我虽然五十岁了，还是可能再提高一点。

第五，重造历史和吹捧郭路生的辨析：

为什么目前这么炒作郭路生，我认为细究动机是令人脸红的，因为，可以就所有这些吹捧郭路生的人，和从他们现在如何写历史中考证出他们的动机。

在杨建的《文革地下文学史》一书中，不知什么人对他说，当年北京中学生沙龙，张建中是一个中心。所有曾经在那个岁月中从那个群体中走过来的当年的北京的中学生，都会知道，张建中是一个毫无影响，非常边缘的人。尤其在诗歌上，包括今天吹捧张建中的老羊在内，当年没有人认真对待过张建中的诗歌。今天张建中拉抬郭路生，老羊拉抬郭路生、张建中，这又在北京的文学界营造出一个拉拉扯扯的气氛，这样一来大家都成了建安才子。这是一种典型的手淫，自欺欺人。如果它只是给他们自己带来快感，也就罢了，人们可以不必理会，但是，它浪费的纸张和铅字，扭曲、阻碍了时代和社会，扭曲、阻碍了艺术的追求。

保嘉，我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跟着炒作郭路生。当年记得在去白洋淀的路上（注：九四年笔者出国五年后第一次回国，参加白洋淀诗歌群体座谈会路上），你对我说，要小心，有一些人是想要否定北岛，把白洋淀说成是诗歌的中心。我对你，此后也多次说过，正确评价北岛，可以维护他的真正价值。不适当，不准确地吹捧北岛反而会伤害削弱北岛的价值。

当年多多那篇文章，很多人都看到那是削弱北岛独占光环的开始。很多人也是这样利用多多这篇文章的。我不否认多多那篇还历史真实面目的文章的积极方面。但是，我必须说，那篇文章所有消极的地方，对诗人诗歌的定位看法上，在如今评价郭路生的时候，被人运用的淋漓尽致。而如果沿着这个在这个方向评价历史和那一时期的诗歌，北岛就更没有价值了。我必须要说的是，在涉及到美学、诗歌本身的评价上，任何像老羊那样的吹捧，说北岛显示出深厚的文字功力，就等于把北岛送上了断头台。因为就这方面来说，那是不能经受任何推敲的。只要是内行（例如李欧梵）来看和品评，就不攻自破。这种关起门来自吹自擂，害人害己。而北岛经得起推崇的地方，或者由于那样推崇对他们自己不利，或者由于他们不能分沾光芒，他们却都不敢面对。

那么简单的问题，连蔡其矫都能感觉到，老羊等人为什么看不到，我不想多说了。郭路生在诗歌的追求和对那个社会的文化的贡献上无法和北岛相比。我认为，北岛也就是不知道自己年轻时的价值在那里，所以今天的《今天》才办得如此糟糕，才和那些官方和半官方人物拉拉扯扯。

事情是简单的，连蔡其矫都能感到，为什么老羊，北岛却感觉不到，这是人生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但是，人们却总是重蹈覆辙。其实人生真的很简单，谁能把一二三，ABC说清楚，谁能按照一二三去作，谁就能够作些真正有价值的事情。这也是我根本拒绝人们说我过激的原因，因为，那是一二三，最简单的东西。

贝岭曾经对我说过，他看了遇罗克六十年代的文章，他和一些年轻一代的人不明白那东西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水平。这是很典型的一个事例。是如此介绍，才导致贬低了遇罗克，是我们自己亵渎了遇罗克。

保嘉，我非常感谢你给我寄来这么多关于郭路生的东西，它促使我想到很多，感到有些东西必须要说，我希望它能促使我此后能写一篇东西。如果真的能写出来，我肯定会献给你，当然不管你接受不接受。

先写这么多，写到这里才突然想到，不要由于讨论问题再伤感情。我放下笔，又看了一遍我在那篇《当代中国无大师》中，对你的涉及，还是感到自慰，没有任何伤害你的光芒的地方。

如果你能容忍我，我有想法会立即再写给你，如此慢慢形成我的文章的构思。

收到你的信，确实，那本英文本的《爱因斯坦语录》是我需要的。不过暂时没有没关系，因为一是我可以、也准备按照德文本翻译，二是实在需要在这里也还是容易找到。可以立即到书店去定购。如果老潘能邮，只请邮寄这一本就行了。怎么能谈得上向我道歉呢，朋友们为我做得够多了！我只有感谢！

再谈。

洋人

2000年6月12日

第二封

保嘉，你好！

上周的信收到。上周末由于去参加一个妇女会的庆祝活动，所以无法及时回信。有大约一百多位女士，只有三五个男士。可居然没有一个我喜欢的女士，因此两天的会议，落落寡合。回来，我才感到，我真的还不会作记者。

潘青萍的信我还没有收到。你的信给我印象是，口气大得令我不可想像。你竟然把我们七零年时的变化和建安、与五四时期相比。你的胆子是太大了些。

再有贺敬之的诗歌，似乎也不应该归于民歌，而是格律融合了民歌，但是这也只是回延安那首诗。而他的三门峡中的一首，以及雷锋之歌等则是受马亚科夫斯基的影响。三门峡中的另一首，以及其它诗歌，说它是继承了闻一多的诗歌传统应该是是没有错误的。我在《当代中国无大师》一文中对贺敬之的评价，从文字上是不低的。但是，正是从贺敬之这两代人开始，西方社会中，和自由民主俱来的另一种东西——极权主义文化，或者说左派文化也同时进入了中国。自由主义文化和极权主义文化，这两种文化，套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话说，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两面，有人推崇自由，就有人倾向专制，有人推崇民主，就有一部分精英要施行集中。

今天人们如果认真研究，不仅贺敬之的诗歌，就是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和苏联等东欧共产党国家的歌曲，和希特勒德国的歌曲有着非常类似的旋律和节奏。出国以后，才看到，中国的很多社会主义歌曲，其实都是抄袭苏联和东欧的。因为在中国传统中根本没有那些带有东欧民歌特点的曲调。天下文章一大抄，如果你观察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乃至向前延伸到三十、四十年代的当代很多革命音乐作品，都有很明显的抄袭痕迹。我并不是完全贬低这些抄袭，而是说，贺敬之的诗歌中很多东西是西化的东西，是典型的共产党文化精神，已经不是我们中国的了。

闻一多的诗歌，我非常喜欢，上中学时抄过背过他的诗。也正为此，我不觉得郭路生等人是类似建安时代的诗人。我曾经大量抄录背诵过贺敬之，沙白、石方禹（如古巴、革命及其它），程光瑞，乃至臧克家，袁水拍，闻捷，甚至还有公刘的一首诗。其中特别是沙白，他的诗我几乎每首都下功夫背过，如“雨花台”、“大江东去 ”，并且经常在各类报刊上搜寻他的新作。当然更不要说闻一多，郭沫若了。那时也抄背过马亚科夫斯基的诗。但是，就是在那时候，我却怎么也不喜欢郭小川和何其方的诗。

现在想起当时背诵那么多这类诗，也是我如今分外痛恨共产党的原因。如果，在正常社会，我儿时的记忆会记忆更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也正是上述这一切背景，使我对郭路生感到无论就思想还是艺术来说都非常粗糙。

接到你的信后，我再次看了一些他的诗。更觉得不知从什么地方能说他的诗好。至于六十年代末期，确实他的诗比我们之中的任何人的诗都相对成熟，孙康的诗那时和他无法比，刚刚起步的芒克和多多不过显示出灵感和才气，北岛则还在诗歌的门口徘徊。至于，现在老羊居然吹捧的、所谓又一个几年后出现的张建中的“二十六个半音节”，老羊自己的“海盗船”，当时确实都无法和郭路生相比。其原因不是水平问题，而是社会和时代，而是共产党根本不允许平民子弟的精神走向独立和成熟，

我们直到七十年代初期还只是孩子，尤其在精神上。就很多方面来说，当年的干部子弟比我们要“成熟”，然而这种成熟不是智力上的，而是权力和社会给他们的，所以，一路几十年走下来最终水落石出。今天的骆小海、卜大华、匡桃生，没有一个能够凭借自己的智力站立在社会和人生中的。今天的郭路生更是崩溃在精神病院中，沉溺于自己是毛泽东的儿子的“浪漫”革命幻想中。而我们这些人，无论是求生，还是精神上的自我展开，无论从政治上，还是现实生存上都远比他们坎坷，但是我们的精神的成长却使我们得以和那个社会的知识界，和人生的岁月抗衡。

无论如何我的确无法理解你从什么地方出发，敢把这个时代和建安时代相提并论。

我所能够说的是，我们不仅不如五四一代人，而且不如贺敬之那一代人。当然可能是我修养太差，也可能是我太自卑了。就这一点来说，我确实狂妄不起来，非常不喜欢你们的这些观点。

暂此，再谈。

洋人

2000年6月20日

——转自《新世纪》(http://www.dajiyuan.com)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观点和陈述

纽约文革图片展落幕，李伟东论为何反思文革

美国之音

2016.05.25 02:39

一场文革图片展今天将在纽约落下帷幕，这场展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前往观看。展览的撰稿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负责人李伟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李伟东说，讨论和反思“文革”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被禁止的，虽然网上有各种讨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反思和思考的过程。所以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举办一场图文并茂的详细回顾展览。这场展览是全景式的，共分六个部分，分别详细介绍了高层间的内斗、对人民生命的威胁、经济和文化的破坏以及基于领导人自身意愿的所谓乌托邦等。

李伟东说，整体展览效果目前来看非常好，达到甚至超过了原来预期的效果。到昨天为止，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人，也接到了一些巡展合作的意向。观众大部分为中老年的华侨，也有一些年轻人和非华裔观众。展览也激起了一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观众的惨痛回忆。

李伟东还表示，这场展览期望通过展示这些十分惨痛的图片和历史，激起人们对过去的反思，从而将大家从文革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要想达成和解，必须要先了解真相。

附：李伟东《我们为什么要反思文革》

李伟东

我和张博树、荣伟是这个图片展的主要策划人和执行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今天终于揭幕了。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机缘，也是历史的必然。说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年龄都差不多，我们都经历了那场惊天动地的、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浩劫。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的思索，这是我们一生都挥不去的梦靥，长久长久地困扰着我们，这是我们民族深处的一个伤疤和伤痛。说伤疤是不对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结疤，一直都在流血，一直在流出各种各样的毒素。文革虽然过去了40年，但是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文革这件事还没有画句号。我们至今没有像德国人民那样可以幸运地告别纳粹时代。他们通过自己深刻的反思，深刻的自我忏悔，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欧洲重新站立起来了。

中国仍然背负着文革的包袱，至今不能真正地站起来。我说的站起来不止经济上，也不止国家的外貌形象，而是指整个民族人格和心灵的升华。中国人仍然被深深地锁在文革的牢笼之中。

纽约举行文革图片展（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所以，在今天文革50周年之际，我们要把这个牢笼的门打开，我带领大家，我们整个机构带领大家，重新走进去，像浮士德一样重来一遍炼狱之旅，重新感悟一次极权专制和人性的普遍之恶。希望我们从这个牢笼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吐尽了狼奶的、解除了文革毒素的真正自由的中国人。

这是我对于文革图片展这件事的真正的期待，也是做这个展览的最本质的初衷。

纽约文革图片展与会者合影（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文革结束40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毛泽东当年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以及刘晓庆主演的《芙蓉镇》里王秋赦最后敲着破锣喊：“文革了，运动了！”是一个远去了的声音，一个遥远的魔鬼时代，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灾难。

但是不幸的是，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魔鬼又重新乔装打扮，穿上了某种更加华丽的衣服，悄然重返历史舞台。而且还有很多人在为它欢呼、替它叫好。他们不是忘记了那场灾难，他们是认为那场灾难很值得，甚至认为那场灾难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荣幸，或者是他们的幸福。所以才有若干知青说：“我们青春无悔”，还有若干人说：“如果没有前30年毛主席带领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就没有今天”云云。这样一些模糊的认识在中国人的族群当中、在新闻媒体的宣传当中，仍然是天天都可以见到。

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之前的10天，就发生了被海外的史学界、政论界评论为“10天文革”的事情。报纸、电台等媒体对任志强和蔡霞教授连篇累牍的攻击，让我们仿佛回到了50年前，回到了1966年的文革。虽然那10天文革戛然而止，但其中的精神元素却仍在延续。

所以，在适逢文革50周年之际，我们有了文革卷土重来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文革图片展创意中最初想到的。不仅要吐尽狼奶，我们还要想方设法避免文革卷土重来。

要想避免文革重来，我们就一定要文革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也是我们创意的初衷。

我们的图片展不去单独展览文革中的武斗，不去单独展览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不去单独展览文革中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去探究某一个具体的领域、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全景式地再现文革的全部过程，以及它的理论和现实中的逻辑。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做到了，希望大家评判。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把文革按照六大主线进行了梳理，每一个主线都给出了历史的对应图片组。按照现在网络流行的语言，这叫做“有图有真相”。

文革结束40年以来，网上有大量的图片，其中今天出席开幕式的李振盛先生，拍摄了大量的骇人视听的文革照片，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多年，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过。今天展览的图片中也使用了李老先生的十多幅照片。有很多著名图片都是他拍摄的，他亲历了那样一个残酷的现场。

但是这些照片在网上流传，大家看着好像觉得跟自己无关，那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过去就完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它们重新集合起来，全方位地再现那场灾难是如何发生、如何演变、直至如何被迫终结的，以及今天它还有什么样的毒素在毒害着我们。

刚才说到，这次的图片展包括六大部分，通过这六大部分我们总结了文革的全过程。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论探索，也得到了两个学会的领导以及若干朋友，包括参与我们整个团队运作的王书君、吴称谋等朋友的赞许，也得到了徐友渔老师、黎安友教授的若干指点。但这个理论毕竟是我个人的，所以我在这里简单阐述一下。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文革的发动首先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那皇帝一般的权力和更换接班人。因为他在1959年大跃进失败后，遭遇到了党内的挑战。虽然我的文字中写道他仅仅是遭遇了“轻微的批评”，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的权力遭遇了严重挑战。他认为党内挑战他的人像挑战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一样，对他具有那样一个程度的威胁和他死后有被“鞭尸”的可能。所以他把党内的二把手刘少奇说成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他要提前把这个定时炸弹引爆，他要更换他原来选定好的接班人，换上他更放心的更符合他的乌托邦梦想的接班人，保住他那皇帝般的权力和死后的地位及梦想的传承。保权和更换接班人是他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初衷之一。

还有一个初衷，就是他要按照他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学来的那一套乌托邦理想来改造中国人的人性，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所以文革发动之初，有两个重要的主线——一个是毛泽东要保住权力，包括更换成更可靠的接班人；第二个主线是要继1959失败之后再次强行推进他的乌托邦梦想。所以我们第一部分用黄色背景，象征着中国的皇权时代，皇帝的权力，展示了整个文革的高层内斗。从它的发端到最后结束，从最初的海瑞罢官，到毛泽东去世、所谓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个第一部分都是高层内斗，这是文革最主要的一条线索。

第二部分，毛泽东虽然发动了这样一场为了保住他的皇权以及改换接班人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同时伴随着对底层民众的疯狂的大屠杀。所以第二部分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大屠杀”，颜色的选择是殷红的血色，因为已经不是刚流出的鲜血，但仍然是殷红色，还没有变黑，这个血仍然在流淌着，没有凝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屠杀？因为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中包含着像列宁斯大林他们一样所有的共产极权者都过干这种事，即清除所有异议者，以确保进入他们的“理想国”的居民的精神纯度。只要他们建立了国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后来的波尔布特，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都像普列汉诺夫评价列宁那样：“他为了把一半的人拖进他所谓的天堂，不惜杀掉另一半人”。用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伟大的说辞，他要杀掉另一半人。

他们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从建政之初，他们就按照一个10%甚至20%的比例杀人。文革之前，他们屠杀了那么多国民党时代的军政留守人员，其实那些人都投诚了，投降了，想要为新政权服务了。但是又重新被挖掘出来，数以百万计的被杀掉；然后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农民用地主的帽子或富农的帽子杀掉。因为他杀了这么多人，他又不放心，担心那些被杀的人的后人、他们的思想的认同者，还可能变天。所以自从他们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始终说有一种阶级敌人的力量、他们的后代、没有改造好的隐藏的阶级敌人、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天天在中国内陆捣乱。

他们不停地需要以多种运动名义来挖出这样的敌人，再把他们杀掉。所以文革10年中，他们用一打三反、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名义陆陆续续的又杀掉了几十万人。第二部分我们就展示这样的文革大屠杀，这是出自政权的主动屠杀。同时，毛泽东又挑动派系之间的武斗，这种派系之间的斗争又造成几十万的生命损失。

中共官方和民间的各种统计都认为，文革期间造成的人命损失最少有130万，最高有300万之多，同时造成一千多万人的伤残。这场大屠杀跟纳粹大屠杀比较，已经不相上下，而且持续屠杀了十年之久！一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还有很多人，我的图版上介绍了很多烈士，像史云峰，他们都死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时那个余毒、余威还在。

与会者向文革中的死难者默哀（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第三部分，砸烂一个旧世界。毛泽东要建立他的乌托邦世界，所以他要把旧的全砸掉，因而号召红卫兵破四旧。所以我用了白色底板，砸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寺庙、所有的文化遗存、所有的书画……统统砸烂，大家可以去观察，大家对破四旧有印象。

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全是在回顾毛泽东要建立的理想国，看看他创造了一个何等荒唐和悲惨的世界。毛式理想国第一部分，用了橘黄色的图板。他要所有人都像雷锋一样，无限忠于他，要所有人都像雷锋一样，对待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认为雷锋才是是他的理想国里的合格国民。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民教育成雷锋，对所有人进行灵魂的重新再造。

毛式理想国之二。1959年，他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疯狂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不服气。文革时他要建立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即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最后搞得一片灰暗，直到经济崩溃。所以我采用灰紫色来描述。

这是他建立理想国的第二部分。人性上的理想国，经济上的理想国。

毛式理想国第三部分，输出革命。他要把这个革命引向全世界，要把全世界都变成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他要当全世界的伟大领袖。这部分我用了殷红的红色。他给日本、法国等很多国家都带来了文革的灾难。尤其是他们培养和培植、扶持，直到最后邓小平打越南战争还去挽救的那个组织——红色高棉。这个中共扶持的红色恐怖组织在柬埔寨屠杀掉了12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7)。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屠杀掉了，屠杀殆尽。而这个组织就是毛泽东支持的，既出钱又出人又出武器。毛在北京接见红色高棉的头头波尔布特，夸奖他说“你们比我们做得好”。所以我说柬埔寨是文化大革命国际化的一个极品版。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中国可能就是柬埔寨。

这是我们的创意，当然最后一部分是供讨论的结论。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仅要回顾文革，揭示它的历史真相，这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并不是要给毛泽东和中共开一个罪行的控诉会。我们是要平和的、理性地思考，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件事，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而且至今依然被掩盖着，不能探讨、不能思索。我们要找出它的发生机理，我们要避免它重来，我们要为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以及宪政建设做出我们最基础性的努力。

最后说一句：不挖掉文革这个老根，中国没有未来！

(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修订)

来源：美国之音

四十嵗的阿塞拜疆女記者卡蒂嘉.伊斯梅依洛娃（Khadija Ismayilova）獲緩刑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Khadija Ismayilova

25 May 2016 – The release of Azerbaijani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Khadija Ismayilova on probation is a welcome step, PEN International said today. Khadija, who turns 40 on Friday, had been sentenced to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on trumped-up financial charges in September 2015, having been detained since December 2014. The remainder of her sentence has been commuted to a three-year conditional sentence. She will be subject to a travel ban and other restrictions. PEN International will continue to campaign for all restrictions against her to be lifted.

Global Action

PEN International will join the Sport for Rights campaign, which has coordinated a global action to mark Khadija Ismayilova’s 40th birthday on Friday, 27 May, in 4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Gatherings to mark her birthday will still go forward, and participants will celebrate Ismayilova’s release, call for her full acquittal, and call for the release of the country’s dozens of remaining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planned protests span 23 countries: Belarus, Belgium, Bulgaria, Canada, Croatia, the Czech Republic, Denmark, France, Germany, Georgia, Hungary, Ireland, Lithuania, Moldova, the Netherlands, Norway, Poland, Russia, Sweden, Turkey, Ukrain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ctions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ollowing cities during the week leading up to Ismayilova’s birthday, with most events taking place on 27 May: Amsterdam, Antwerp, Berlin, Besançon, Bielefield, Brno, Bruges, Brussels, Budapest, Chisinau, Copenhagen, Dallas, Dublin, Groningen, The Hague, Istanbul, Kharkov, Kyiv, Laval, Leuven, Liege, London, Minsk, Moscow, New York City, Oslo, Oxford, Paris, Prague, Seattle, Sofia, Stockholm, Strasbourg, Tbilisi, Trondheim, Toronto, Vilnius, Warsaw, Washington, D.C., and Zagreb. Further locations will be revealed on 27 May.

Ismayilova’s supporter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tweeting using the hashtag #FreeKhadija. Protest participants will be sharing their photos on a global Facebook event page. The Sport for Rights campaign will be collating photos and information on its Facebook page and Twitter fe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for media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Holly Strauss, PEN International: Holly.strauss@pen-international.org or Sport for Rights coordinator Rebecca Vincent at rebecca.jane.vincent@gmail.com or +44 (0)7583 137751.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each planned action, including individual contacts, can be found below.

Belarus

City: Minsk
Location: Virtual
Sponsoring NGO: 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Contact: Barys Haretski, [email protected] or +375 17 2036366

Belgium

Cities: Antwerp, Bruges, Leuven, and Liege
Locations: Various
When: Antwerp 26 May; Bruges, Leuven, and Liege 27 May
Contact: Hasan Gafarov, +32 465 465 142

City: Brussels
Location: Place Schuman
When: 27 May, 14:00-16:00
Sponsoring NGO: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uman Rights
Contact: Simon Papuashvili, + 32 494 75 39 42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17698421948754/

Bulgaria

City: Sofia
Location: Presidential Building, 2 Dondukov Blvd.
When: 24 May, 14:00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699701296913195/

Canada

City: Toronto
Location: Nathan Phillips Square, 100 Queen Street West
When: 27 May, 12:30-13:00
Sponsoring NGO: Canadian Journalists for Free Expression
Contact: Duncan Pike, [email protected] or +1 (416) 515-9622, ext 262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73023823040827/

Croatia

City: Zagreb
Sponsoring NGO: Human Rights House Zagreb
Contact: Tina Đaković, tina.djakovic@kucaljudskihprava.hr

Czech Republic

City: Brno
Location: Moravske namesti
When: 27 May, 08:30
Sponsor: NESEHNUTI
Contact: Jaromír Němec, [email protected] or +420 775 264 711

City: Prague
Location: Staromestske namesti
When: 27 May, 13:00
Sponsoring NGO: Člověk v tísni (People in Need)
Contact: Adéla Pospíchalová, adela.pospichalova@clovekvtisni.cz or +420 777
787 968

Denmark

City: Copenhagen
Location: Københavns Rådhusplads (Copenhagen Municipality Square)
When: 27 May, 16:00-18:00
Contact: Güllü Djangirova, [email protected] or +46 760 06 06 64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05878306160544/

France

City: Besançon
Contact: Natiq Adilov, +33 6 67 06 68 49

City: Laval
Contact: Mahammad Mirzali, +33 07 82 04 34 44

City: Paris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When: 27 May, 11:00
Sponsoring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tact: Caroline Pastorelli, [email protected]

City: Strasbourg
Location: Place Kléber
When: 25 May, 16:00
Contact: Aykhan Mehin, +33 0605704239 or +33 0782484967

Germany

City: Berlin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Hubertusallee 43,14193 Berlin)
When: 27 May, 11:00
Sponsoring NGO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Germany
Contact: presse@reporter-ohne-grenzen.de

City: Bielefield
Location: Kesselbrink (Skatepark)
When: 27 May, 16:00-20:00
Contact: Jasur Mammadov Sumerinli, +49 1737990626

Georgia

City: Tbilisi
Location: Frontline Club Georgia
When: 27 May, 14:00-17:00
Sposoring NGO: Human Rights House Tbilisi
Contact: Nino Gvedashvili [email protected]
Link: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84889218367479/?notif_t=plan_user_invited&notif_id=1464119705505147

City: Tbilisi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V. Gorgasali str. 4)
When: 27 May, 17:00
Contact: Orkhan Mammad, [email protected], +995 592 80 76 83

Hungary

City: Budapest
Locati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When: 27 May, 12:00-14:00
Sponsoring NGO: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Contact: Zsofia Viktoria Suba, [email protected] or +36 302192625

Ireland

City: Dublin
Location: Top of Grafton Street (Dublin City Centre)
When: 27 May, 12:30-14:00
Sponsoring NGO: Front Line Defenders
Contact: Erin Kilbride, [email protected] or +1 207 450 558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781121748691866/

Lithuania

City: Vilnius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Gedimino pr. 35)
When: 27 May, 12:00
Sponsoring NGO: The Barys Zvozskau Belarusian Human Rights House
Contact: Antanina Maslyka, projects.belarus@humanrightshouse.org or +370 674
60023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42722925826410/

Moldova

City: Chisinau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ul Kogelnichanu, 64)
When: 27 May, 11:00
Sponsoring NGO: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Moldova
Contact: Cornelia Cozonac, [email protected] or +373 6907022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90771947657854/

The Netherlands

City: Amsterdam
Location: Virtual
Sponsoring NGO: Netherlands Helsinki Committee
Contact: Harry Hummel, +31 703926700

City: Groningen
Location: Grote Markt
Contact: Kenan Kafarov, +31 610927558

City: The Hague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Andries Bickerweg 6, 2517 JP ‘S-Gravenhage
When: 27 May, 13:30-14:30
Contact: Efe Kerem Sözeri, [email protected] or +31 647063422

Norway

City: Oslo
Location: Egertorvet, Karl Johansgate
When: 27 May, 11:30-12:30
Sponsoring NGOs: Human Rights House Foundation, Norwegian Helsinki
Committee, Norwegian PEN
Contact: Berit Lindeman, [email protected] or +47 909 33 379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18329244989338

City: Trondheim
Location: Solsiden, Nedre Elvehavn
When: 28 May, 12:30-14:30
Sponsoring NGO: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dt-Norge
Contact: Tove Marie Paasche, +47 99 50 7125

Poland

City: Warsaw
Location: Prymasa Tysiąclecia Street/ Obozowa Street
When: 24 May, 10:00
Sponsoring NGOs: 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Polish Green Network
Contact: Dominika Bychawska-Siniarska, +48 504 080 152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624890487833420/

Russia

City: Moscow
When: 27 May, 14:00-15:00
Sponsoring NGO: Amnesty International Russia
Contact: Sergei Nikitin, [email protected] or +79032862559

Sweden

City: Stockholm
Location: Drottninggatan 90, Stockholm
When: 27 May, 12:00-13:00
Sponsoring NGO: Östgruppen, Amnesty
Contact: Maria Hamberg, [email protected] or +46 076-945650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20714951347053/

Turkey

City: Istanbul
Location: In front of the Sea Museum (Deniz Muzesi) near the Shangri La Hotel in
Beshiktash
When: 19:00 on Friday May 27th
Contact Minai Massimova (+905 442 560425)

Ukraine

City: Kharkov
Location: Майдан Свободи (Freedom Square)
When: 27 May at 16:00
Contact: Elmir Misir-zada, [email protected] or + 38 0932860944

City: Kyiv
Location: Virtual
Sponsoring NGOs: Euromaidan SOS,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Contact: Oleksandra Matviychuk, [email protected] or +38 0674 494839

United Kingdom

City: London
Location: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4 Kensington Court, W8 5DL
When: 27 May, 10:00-11:00
Sponsoring NGOs: Amnesty International, ARTICLE 19, English PEN, Freedom
Now, Global Witness, Index on Censorship, PE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Contact: Rebecca Vincent, [email protected], or+44 7583 137751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3029016328670/

City: Oxford
Location: The Albion Beatnik Bookshop, 34 Walton Street, Jericho, OX2 6AA
When: 27 May, 17:30-19:00

United States

City: Dallas, Texas
Location: Klyde Warren Park (west side near children’s area – bring a picnic!)
When: 27 May, 19:00
Contact: Meredith Niezgoda, [email protected] or +1 972-693-4505

City: New York City, New York
Location: In front of the UN Headquarters
When: 27 May, 14:00
Sponsoring NGOs: Access Now, PEN America
Contact: Emil Ismayil, [email protected] or +1 917 714 253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9877020023646/

City: Seattle
Contact: Katy Pearce

City: Washington, D.C.
Location: White House
When: 26 May, 12:00-13:00
Sponsoring NGOs: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ARTICLE 19,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rude Accountability, Freedom House, Freedom Now,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tact: Karl Horberg, [email protected] or 203-733-6378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13531158847253/

来源：國際筆會新聞

社科院学者何方被举报“仇毛”

九十三岁的何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的秘书。（public domain）

中国社科院退休学者何方近日被举报仇视毛泽东、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等。何方对此予以反驳。此前，中共社科院党组曾发通知，要求对学位论文加强政治审查。

一则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的《函询通知书》日前在网上流传，引发舆论关注。该通知书要求何方对中央第一巡视组反映的有关问题“如实做出说明”。“有关问题”是指何方仇视毛泽东，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等。

何方后对此进行了反驳，根据网上披露的全文，何方在回函中写道：“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涉及的三个问题，但举报者就这三个问题给我戴的帽子，不仅并非我的观点，还有对我实行政治陷害之嫌。”

何方指，他本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并无专题研究和著述；毛泽东犯有错误，导致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拉开了距离。把客观而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而他从未否定过建国后头30年的建设成就。

今年94岁的何方曾是张闻天的秘书，也曾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的顾问。

《炎黄春秋》前总编辑杨继绳5月2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何方的所有言论都是公开的，对于举报者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

“我是比较了解这个老同志，93、4岁了，我对有人举报感到很奇怪。对一个93岁的老革命者采取这种手段我觉得不可思议。举报是阶级斗争年代才举报，举报就是一种告密。何方的言论都是公开的、出版的，没有必要去告密。用这种手段，举报者就是邀功请赏。何方是研究学术问题，科学的学术问题。把他的学术观点政治化。”

去年底，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对社科院进行了专项巡查，要求社科院应对理论学术舆情研判，对错误思潮和言论及时发声、敢于亮剑；加强院所期刊、报纸、网络等意识形态阵地和境外合作项目的管理。日前，社科院党组的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学位论文意识形态审读。

关注事件的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5月26日向本台表示，目前并不清楚何方会被查到什么地步，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当局对于令他们不满的知识分子进行追查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

“不知道现在要查他到什么地方。但是从一般的我看的一些评论来说，何方肯定是一个敢说真话，突破了一些禁区，上面对他很不满，要追查。像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很正常的。”

有网民质疑道：整风开始的节奏啊，不是已经否定文革了吗？也有网民感叹：为了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不管是否讲理，不管手段是否毒辣，方式是否人性？这不是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吗？

（特约记者：扬帆／责编：嘉华）

来源：自由亚洲

担心激怒中国，漫威电影人物失去藏族身份

黄安伟

Michael Kappeler/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二月11日，蒂尔达·斯温顿出席柏林电影节。有人质疑，为什么选择她来扮演《奇异博士》中的角色“古一”。

北京——漫威电影公司(Marvel Studios)为《奇异博士》 (Doctor Strange)推出的预告片引发了怒火：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好莱坞选角种族歧视的又一例。我们可以在这部预告片中看到，在漫画原著中为藏人的“古一”(Ancient One)由英国白人女演员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来饰演。

如今，一名剧组内部人士透露，影片制作者其实根本就是想回避古一的西藏出身，而此举主要是出于害怕冒犯中国政府和民众——从而无法进入这个全球最赚钱的电影市场。

好莱坞的“洗白”文化

好莱坞的亚洲人角色长期以来往往由白人演员来饰演。既然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票房产生明显的影响，为什么抹去亚裔痕迹的做法仍然能够大行其道？

《奇异博士》的主要编剧C·罗伯特·卡吉尔(C. Robert Cargill)在上周的一次访谈中就是这样解释为什么古一不再是藏人的。

西藏是牵扯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最棘手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政府与解放军在1951年占领了西藏，而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许多外国人认为西藏应该独立或拥有更高的自治权。

漫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斯温顿来演出古一并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角色在电影里被改写成凯尔特人，与亚裔血统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些评论表示，漫威高层与主创想必是认为亚裔演员的票房号召力不如白人演员。

卡吉尔在接受流行文化节目《二次烘烤》(Double Toasted)的访谈时表示，让这个角色摆脱藏人出身是团队其他成员的决定，包括导演斯科特·戴瑞克森(Scott Derrickson)。卡吉尔说这终归是因为他们担心，要是古一在片中的形象最终挑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他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国家的市场。

节目中有位愤慨的观众对选择斯温顿的决定表示不解，而卡吉尔是这么回应的：“古一是一个种族主义刻板形象，他来自一个政治局势很诡谲的地区。因为他出身西藏，所以如果你认同西藏是一个地方，认同古一是个藏人的话，你就是在冒疏远十亿人的风险。”

卡吉尔又补充道，另一个风险是“中国政府会说，‘你知道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票房大国吗？我们不会放映你的电影，因为你要谈政治。’”

卡吉尔稍早在这场访谈中承认，漫威早年发行的《奇异博士》原著漫画的情节确实与西藏有关，奇异博士的恩师是藏人。“他去了西藏的某个地方，古一在那里教他魔法。然后奇异博士成为一个法师，之后又成为至尊魔法师。”

中国的电影票房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好莱坞的高管时常更改电影设定以避免触怒中国官方，也好让他们的电影得以在中国上映。中国政府对于每年在国内上映的外国电影数量有严格的限制。

然而，对于中国官方、影迷对藏人角色可能会起的反应，卡吉尔的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中国的政府与许多民众并不否认西藏或藏人这些文化概念的存在。他们只是坚持，那片土地该由中国来统治。

卡吉尔还说，那是因为古一的原设定是一个种族主义刻板形象，在现代心境下很难说得过去。他还说，如果选藏人来演，就会导致一种向白人英雄灌输东方神秘主义的刻板叙事，这里的英雄角色就是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饰演的史蒂芬·斯特兰奇博士(Dr. Stephen Strange)。

从预告片来看，影片似乎保留了原著故事的一些藏传佛教风味。有几个镜头看起来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康伯巴奇一度在用手拨动转经轮。斯温顿的角色是凯尔特人，不过似乎是在尼泊尔训练奇异博士。

卡吉尔说，有评论人提出可以选杨紫琼来演古一。这位功夫明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演员，曾出演《卧虎藏龙》。

“如果你真觉得找华人演员演藏人角色这是个好主意，你的脑子是出了大问题了，”卡吉尔说。

卡吉尔还做了一个类比，他说唯一能比这更棘手的处理是，设想奇异博士的起源涉及他在上世纪30年代去巴勒斯坦的事，然后是师从一个巴勒斯坦人。

古一这个人物“掉进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他说。“有一段非常、非常不堪入目的历史，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没有。”

卡吉尔说，导演戴瑞克森希望通过改变人物的性别来冲抵一些不得不做出的糟糕抉择。

他说戴瑞克森的理由是“怎么做都是输，不如趁这个机会选一个精彩的女演员去演一个男性角色”。

“果不其然，没什么人谈及，‘哦你看，他们把一个男人的工作拿走，给了一个女人。’对此，所有人似乎都想称赞我们一下，然后却似乎因为她不是藏人而谴责我们。”

斯温顿在接受“极客窝”(Den of Geek)采访时确认，这一人物改动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给我看的剧本里没有让我去演一个亚裔男性，也就是说到了问我能不能演的时候，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她说。

一位漫威新闻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对选角决定做出了辩护，他说“漫威在电影选角上向来坚持多元化，经常脱离刻板形象和原始资料。”

“古一是一个头衔，并没有限定于某一个人物，只是一个流传下来的名字，在这部特定的影片里化身为一个凯尔特人，”公司称。“能够让才华横溢的蒂尔达·斯温顿加入到我们极具多元化的演员阵容中，饰演这个独特而复杂的人物，我们深感自豪。”

在接受《二次烘烤》(Double Toasted)采访时，卡吉尔给出了一个更慎重的阐述。他把古一所带来的文化问题和小林丸(Kobayashi Maru)联系起来，那是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一个著名的战斗模拟游戏，所有星际舰队学员在受训时都要玩。游戏的程序设计决定了一切选择都会以失败告终。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说只要牵涉到古一，一切决定都是糟糕的决定，就和小林丸一样，归根结底就是你打算以什么方式输，”卡吉尔说。

他没有提到一个事实，“星际迷航”主人公之一詹姆斯·T·柯克(James T. Kirk)曾通过一种不合常规的开局取得过一场著名的胜利。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来源：纽约时报

“新文革”使中国人不安

洪振快

Sheng Li/Reuters

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个集市上，一个书摊展示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画像。

1966年5月16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此通知被认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五·一六”，也因此被看作是文革的起点。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很快过去，至2016年5月16日，文革发动已经整整50年。然而，历史并没有简单地终结。前几年，薄熙来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的“唱红打黑”，被舆论看作是恢复文革做法。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不少态度和做法——比如“两个三十年”（指中共执政的前30年即毛泽东时代，和后30年即改革开放年代）不能互相否定，日益趋紧的对思想文化和媒体的控制，个人崇拜的宣传，等等——刺激了希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极左”力量的神经。官员们在习的严厉要求下，也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以迎合习。

这给不少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复活的趋势。随着“五·一六”日子临近，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围绕如何对待文革，展开了一场反思（反对）文革与纪念（支持）文革的政治较量。

最近三个多月来，形势尤其让人不安，中国知识界不少人感到“新文革”已经迫近。先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打破传统做法，大力弘扬主旋律，政治意味太浓，被民间认为与新闻联播没有差别；之后，商人任志强因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习强调的“党媒姓党”的不同看法，被指“公然反党”，官方媒体对任志强发动文革式大批判，国家网信办则以“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的理由勒令关闭了任志强微博账号。最近，任志强被认定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任志强事件集中爆发在2月下旬，被中国知识界称为“文革十日”。

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场演唱会，公开演唱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舞台幕布打出文革中宣传毛泽东的画面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典型的文革口号，还演唱了吹捧习近平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而被认为是“文革文化再现”，“红二代”代表人物马晓力随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查处，进而演变成一个事件，处理结果目前还未公布。

毫无疑问，习时代所谓的“新文革”与毛时代的很难比。文革给中国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个灾难的程度，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权威的说法。如民间流传的中央高层1980年代的内部统计，文革10年中受迫害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72.8万甚至268万人，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人的死亡总数，但目前无法判断其真伪。不管上述非正常死亡数字是否可靠，但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对文化精英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平民受到的残害也是触目惊心的。

文革中，知识分子广受迫害，很多全国知名的优秀作家、学者、艺术家死于非命，如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著名报人储安平、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严凤英的遭遇最悲惨，因被“造反派”诬陷反党、反毛主席，不堪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因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死后尸体再次受辱：被“造反派”指令的医生割开喉管，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以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的报道，1966年8、9月份在首都北京，40天内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制造了“大兴惨案”等血腥恐怖事件。在地方，湖南道县出现了大屠杀。重庆武斗惨绝人寰，死亡2万余人。在广西，按官方1980年代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有不少于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其余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广西文革中的暴行，还表现在吃人惨剧上：仅武宣县就被吃75人，参与吃人的130人中，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

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对文革中这样广泛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都不会认同，都会彻底反思。然而，在中国，由于文革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否定文革，势必牵涉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过错，进而降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而文革的罪错无法彻底清算。

文革结束后，包括中共内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部分老干部，出于良知和总结历史经验避免中共重新犯错，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定性。该《决议》通过前，曾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讨论时多数人认为，草案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但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

由于邓小平意识到否定毛泽东也将伤害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因而采用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策略，最后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清算文革罪错，而只是说毛晚年犯了“左”倾错误，以达成最低限度的党内共识。也就是说，其做法是既要否定文革，但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个不彻底的《决议》留下了不少问题，为“极左”派崇拜毛泽东、一直为文革招魂埋下了伏笔。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遗产成了阻碍改革的力量。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进行三年的整党。整党开始后，发现领导干部受“左”的影响深，妨碍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特别是文革中发展出来的派性干扰整党工作，于是军队首先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重点打击派性思想。接着，地方上也陆续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最近在微信中，中国知识圈在纷纷传播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今天的氛围中，《人民日报》刊登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正常。

事实上，从1984年到1986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明确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完全否定”、“全盘否定”。1984年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代表《人民日报》官方立场）、标题中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就有多篇，除4月23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之外，还有8月4日《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8月27日《彻底否定“文革”要解剖要害问题》、10月17日《彻底否定“文革”一通百通》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中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在斗争，最终代表改革力量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黯然离职。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还没有痊愈，中共党内老干部反对文革的力量占有优势，“四人帮”及其党羽被审判、服刑，“三种人”被清理，邓小平也反对个人崇拜，民间思想解放，反对文革的声音占据主流，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毛泽东走下了神坛，支持文革的声音被压制。

然而，最近10年中，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第一代老干部相继离世，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红二代”相继执掌中共政权，导致中共高层对文革的情感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中共意识形态害怕反思文革会反噬执政合法性，因而压制对文革的反思，甚至不允许研究文革、讨论文革；民间一直在努力揭露文革的历史真相，但揭露真相的报道一直受到控制。三是改革失误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权贵和资本勾结，现实问题导致社会不满，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的“公平”和“民主”。四是，中共十八大后最高领导人为了避免“亡党亡国”，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屡屡释放欣赏和复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使得中共政治基因中隐藏的“极左”思想得以抬头，意识形态明显“左”转。五是中共政治文化中越“红”越安全，有些人借机搞政治投机，推波助澜，意图火中取栗，有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舆论氛围“红色”化越来越严重。六是中共高层有借“左”来平衡“右”，打压自由派的意图，因此扶持红色文化对抗自由思想。

种种原因，导致近年“新文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当然，“新文革”不同于旧文革。由于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因此完全恢复毛时代的旧文革已不可能，但某些文革元素复活，如个人崇拜、“左”的意识形态、强化的严密社会控制等,则已是现实。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中共严密控制的国家，社会走向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和意愿密切相关。中共最高领导层如何对待文革和毛泽东这个遗产，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彻底否定文革，推进改革，符合党心民心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目前文革元素复活，意识形态“左”转，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则使中国背离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不仅使大部分中国人感到不安，也将使世界感到不安。目前中国知识层关心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当前的做法还能走多远？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

来源：纽约时报

“最才的女”杨绛去世媒体网民齐缅先生

在丈夫钱钟书眼中，她是“最贤的妻，最才的女”。在读者心中，她是永远的先生。25日杨绛逝世，“我们仨”终得团聚。网民在缅怀杨绛的同时，也掀起了一番争论。

（德国之声中文网）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著名翻译家、作家杨绛于周三（5月25日）凌晨一点去世。7月17日是杨绛生日，此时距其105岁生日不足两个月。

据中新网援引《杨绛全集》出版方人民文学出版社报道称，杨绛生前曾对其责编表示”不希望自己的去世变成新闻”。

然而，像杨绛这样走完漫漫人生路、只留美名在人间的人并不多。不论是媒体、还是网民都对其予以高度评价，纷纷以不同方式表达缅怀之情。

美联社和德新社也对杨绛逝世一事进行了报道，并都介绍她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戏剧，她也是不少西方文学作品的译者。美联社指出，她翻译的《堂·吉诃德》至今都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版本。

高度评价

人民网认为：”怀念逝者，最好的方式是读她的书，是感悟一个智者的睿智，从容，心静如水。”

凤凰网写道：”斯世已远，斯人已逝！我们不说一个时代已经落幕，我们只说，明朝长路，我们可还期盼得到杨绛与钱钟书这样的两人？”

《深圳晚报》称其为”百年罕见奇女子”，”她是中国的女儿，身上烙印着中国历史的年轮，血液中流淌着华夏民族的荣耀与屈辱，所有的爱与痛，都融化在这片山河之中。”

搜狐如此怀念杨绛先生：”犹如看见她那双穿透性的眼睛，细小皱缩的身子，全都被黑暗吞没。她像一个巨大篝火的余烬，摸上去依旧会被灼伤。”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赵勇在《财经》杂志上撰文：”正是在这次瞻仰中，我意识到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代表，杨绛和钱锺书开启了一种为人学文为学的模式。他们一生躲避政治，潜心文学和学术，方才苟全性命于乱世。子曰：智者乐，仁者寿。钱锺书和杨绛似乎就是这句名言的践行者。”

“先生，一路走好”

周三这天，不少网民表示朋友圈被杨绛逝世的消息刷屏。这条新闻也成为微博上的热门话题。杨绛的照片、经典语录和文章节选都受到广泛转载。大V和普通网民不约而同为杨绛点起蜡烛，祝福”一路走好”。

但是，这样的景象也引起了一番争论。有人抱怨这是”盲目跟风”，并质问：”那些乐此不疲的刷杨绛先生的人，有认真读过她的作品吗？”更有人直言： “估计，只有微乎其微的网民，知道杨绛是学者，看过她的学术书。既然不认识，何必打扰她。”

对于这样的质问，也有网民随即回应：”就算之前没听说，没读过她的书，今天也算认识了这位传奇人物，缅怀一下又何妨？”

这样的争论在今天也许尤其不合时宜，因为杨绛给人印象最深的一个品质就是那种”与世无争求、与人无争”的淡泊。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访谈：新疆西藏动荡与民族抗议的根源

EMILY FENG, 黄安伟 2016年5月27日

Diego Azubel/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2009年7月，中国士兵在新疆乌鲁木齐街头巡逻。此前，这里发生的一场骚乱使至少197人死亡。

自从中国西部边疆地区2008年、2009年爆发了暴力的民族抗议和骚乱以来，许多学者一直在努力搞清楚发生动乱的根源，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比较政治学高级讲师本·希尔曼(Ben Hillman)和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的副教授葛瑞·塔特尔(Gray Tuttle)。他们两人编辑了一本专辑，收集了分析这些紧张关系根源的论文和短文，书名是《新疆和西藏的民族冲突与抗议：中国西部的动荡》(Ethnic Conflict and Protest in Xinjiang and Tibet: Unrest in China’s West)，该书最近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探讨了涉及范围广泛的问题，从西藏的环境恶化，到新疆当地的维吾尔族人与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汉族移民之间的经济差距等。在一次采访中，希尔曼和塔特尔讨论了近来发生的抗议活动背后的不满，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性。

问：书中的一位作者詹姆斯·莱博尔德(James Leibold)把民族冲突和民族抗议区别开来。你们能解释一下吗？

本·希尔曼：正确地描述中国西部地区的动荡非常重要。“民族冲突”这个词一般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民族抗议”指的是少数民族社区对国家政策的抗议。绝大多数近年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可以被定性为民族抗议。虽然民族间的暴力近几年来在藏族和维族地区也有所上升，但还没有达到“民族冲突”的水平。

葛瑞·塔特尔：我想补充一点，大多数民族间的暴力产生于对国家政策的抵制，所以讨论民族抗议似乎更重要。

问：外国的研究人员去西藏和新疆访问越来越困难，有些人因为写有关这些地区的文章已被中国禁止入境。这种做法对学术有什么样的影响？

希尔曼：很难找到一批最近在这些地区做过研究的专家学者。西藏和新疆的话题在中国高度敏感。就连中国的研究人员前往这些地区都很困难。

中国政府的官方观念是，藏族和维族地区的动乱受寻求独立的外部势力的操纵和策划，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中国当局普遍怀疑对这些地区感兴趣的外国人，特别是西方人，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同情海外流亡组织。这给独立的学者和记者造成困难。

问：你们书中的一个主题是，当地的官僚机构往往不仅解决冲突不力，而且实际上增强了产生冲突的条件。这是如何发生的呢？

希尔曼：旨在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法律和政策往往被忽视，比如，地方政府的工作须用汉语和当地语言进行的要求，而且没有人对官员的这些失误追究负责。再有，中央政府向西藏和新疆投入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资金，作为赢得人心的努力的一部分，但这些资金往往被腐败的地方官员分流了，这就加大了不平等，增强了不满情绪。

地方官员在很大程度上也没能让人们对自己地区文化认同的未来有安全感，这表现在几个领域中。

追究责任的问题在整个中国都存在，因为责任是向上的，不是向下的。没有解决不平、纠正错误的其他渠道，公民往往会被迫走上街头。

但是，西藏和新疆的抗议活动与中国其他地区的抗议活动有重要的不同之处。官方把藏族人和维族人的抗议活动定性为敌对的，而且是对国家安全的威胁，这等于是将它们非法化。地方官员对当地的任何不满都可以打国家安全这张牌，而且他们的确在这样做，这就让人民处于极易受伤害的地位。虽然这种权利被剥夺的长期后果不可预知，但无疑将阻碍中国共产党振兴国家的计划。

问：你们书中几篇文章的作者提到，新闻报道的增加、社交媒体、少数民族组织之间的信息共享，以及有关人权的更加系统性的语言，都是这些民族抗议活动背后的因素。

塔特尔：虽然对新疆来说也许真是这样，但我觉得，西藏的抗议完全在于，对国家长期以来未能兑现承诺的不满，包括自治以及“西部大开发”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好消息是，如果国家的确实现了自己的承诺，我觉得西藏的情况很快会得到改善。不幸的是，我认为实现承诺不太可能发生。

希尔曼：我也无法想象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策略设定上的改变。随着中国用“一带一路”政策拓展与中亚和南亚之间的贸易关系，当局将会更加坚定地压制西藏和新疆的动乱。在这些地区的异见被视为是一种安全威胁，所以任何形式的抗议，包括通过正式政府机制进行的投诉，都会遭到严厉对待。

终究来说，我认为北京很自信地认为，从长远来看，它在该地区的胡萝卜加大棒方针会发挥效果，一旦该地区的经济变得更发达，这类问题会消失。但我们在书中收集的研究表明，这是对维吾尔族和藏族问题的一种误读；中国现代化的洪流涌向西域，引发这些民族的文化生存恐惧，当局应该在方面给予重点关注。

你觉得新疆和西藏的抗议活动有什么规律呢？

希尔曼：我们在书中谈到，在不同的地方，包括有城乡差异的地方，局部事态都有所不同。不过也有一些例外，在社会和经济上与中国其他地方融合较小的地方——即最近才出现大型国家资助发展项目和汉人迁入的区域——似乎更容易发生的暴力行为。在这些地方，人们的生活方式遭到了严重的干扰，他们对未来也是最缺乏信心的。

问：在西藏首府拉萨，1980年代末也有过抗议活动。当时和近期的动乱有什么不同？

塔特尔：1980年代和2008年的最大不同是抗议的位置和分布状况。2008年及之后的大部分示威活动，都发生在西藏自治区之外，1980年代则基本上局限在西藏。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是，在2008年之后，就算不是大多数人，也有很多人寻求的不再是独立，而是实现自治和（或）获得国家已经承诺过的支持。

希尔曼：藏族地区抗议近年来的一个重要不同，就是抗议者变得日益多样化。在1980年代末的拉萨，大多数示威者都是寺院的僧尼。近年来，社会各届、各阶层人士都走上了街头。

在新疆，主要变化是，边缘极端分子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增多了，袭击对象也包括该区域之外的平民，这非常令人不安。

然而，在中国当局大力打击这种现象的时候，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决策者要把极少数发动恐怖袭击的宗教极端分子，和表达自己合理担忧的维吾尔族这两者清楚区分开来。作为中国境内的一个族裔群落，维吾尔族对于国家社会和经济政策如何影响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存在着自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