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行健:以文學、藝術呼喚文藝復興

以文學、藝術呼喚文藝復興

Photo Credit:高行健

文:高行健    

這全球化的當今時代,政治和廣告無孔不入,連文化也充分市場化,文學和藝術如果不退化為一種文化消費,還保持精神的獨立和創作的充分自由是否可能?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這也並非是一個新鮮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不過是二十世紀的延續。因此不得不對二十世紀先做個回顧,看看這問題的根由何在。

人類歷史上政治權力對文學藝術的干預不是沒有先例,但從來還沒有像二十世紀那樣,眾多的作家藝術家心甘情願把文學藝術創作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和武器。這不僅是政治權力令作家藝術家不得不就範,為之服務,而是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左右作家和藝術家,較之宗教信仰有過之而不及,甚至鬧到狂熱的地步。

誠然,這種意識形態以革命的名義製造的烏托邦幻影往往令人喪失良知和正常的事理判斷,鬧了大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就這樣破產了,連同為之服務的文藝,如今已無人問津。但其後的這種泛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未就此終結,依然在影響當今的文學和藝術創作,所謂介入,也即介入政治,或解讀為就範於某種政治正確,仍然時不時左右當今東西方的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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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孤舟遠影〉,攝影作品。

問題進而又在於現今世界離開了政黨政治,還有沒有作家藝術家個人能掌控的政治? 而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納入一定的政黨政治,還有無可能以其創作來改變社會或左右政局?可憐的孤單的作家藝術家還有無別樣的選擇?

以人權為標榜的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現實世界中個人的自由總受到政治和社會條件種種制約,更別說集權政治制度下的壓迫,這也是人類至今尚擺脫不了的生存困境。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如果不從現實的功利中解脫出來,也還是一番政治正確而義正嚴辭的空話。

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甘心充當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的點綴,真正贏得創作自由,不能不回到文學藝術的獨立自主,既不服務於政治,也不謀求現實的功利,從而返回文學藝術的初衷,也即在純粹的精神領域裡,表述人的認知,面對人生存的種種困境,深深觸及人性的幽深與複雜,從而留下充分而生動的見證。

然而,市場法則全球化鋪天蓋地的現今世界,這樣非功利的文學與藝術又何以立足?這才是要討論的真問題。資本牟利的機制導致的商品化,遍及一切領域,同樣也包括文化,這鐵定的機制訴諸非是與倫理的判斷無濟於事,恐怕只有立法才能有所制約。但如何建立這樣的法制來保障這種非功利的文學藝術創作?也還只能是一紙空談,這便是現今作家藝術家面臨的真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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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夜間行歌〉,水墨,2016。

超越政治和市場不謀求功利的文學藝術在現今這時代是否可能?而這樣的文藝並不回避現時代人的生存困境,作家藝術家毫無禁忌,直面人生,獨立思考,並訴諸充分自由的表訴,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文藝。

這樣的文藝首先得出於作家藝術家自身的感受,全然來自個人獨立不移的思考,不吐不快。其實,這也正是文學藝術的初衷。這樣的文藝也是人的意識的結晶,人類生存和人性的見證。而文學藝術的歷史正是由這樣的作家藝術家和他們留下的作品積澱而成,從而成為人類文化可以傳承的精神遺產,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認知的價值,經久不衰。現今的作家藝術家敢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這也正是作家藝術家們當今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

這樣的作品自然超越時尚,毫不理會權力和媒體倡導的流行趣味,而且無所謂現代與當代乃至古典的分野。作家藝術家相反得解脫種種用於辨認的時尚標籤,也不去投新聞媒體所好。從事這種創作的作家藝術家當然首先得沉住氣,靜下心來,潛心投入,不計成果,只在意是否盡心達到盡可能充分的表述。

這種作品的價值更在於是否深刻觸及人的生存條件及其困境,又如何展示人世的複雜和人性的幽深。真實與否才是最終的價值判斷。

這裡講的真實而非新聞的實錄或歷史的紀實;這裡講的真實是經過藝術再創作昇華了的人生經驗;這裡講的真實包含作家藝術家的虛構與想像,通過審美而得以展示的人世的眾生相;這裡講的真實較之日常現實的表像更醒人耳目,觸目驚心而發人心智,揭示的恰恰是人性人生人世的底蘊。而這真實又無法窮盡,總也可以達到更深入更透徹的表述,就看作家藝術家的功力如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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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洪荒之後》,單頻道錄像,2008。

這種創作當然無須他人的指令,更沒有現成的模式,首先出於作家藝術家內心的衝動和對人世的洞察,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與淬煉,找到恰當的表述方法和相應的藝術形式。即使有前人的作品作為參照,也還得通過作者自身的認知與才能,打上個人獨特的印記。

這樣的作品並非是民族和時代必然的產物,而是一個個獨特的個案。歷史上有的是文學藝術喑啞的國家和時代,只有帝王和政權更替的編年史,卻不見發人深省經久可看的作品。文學藝術也不遵循進化論的規律,後人未必比前人高明。歷史主義解釋不了文學藝術的這種偶然性。這種偶然恰恰來自作家藝術家個人的洞察力和才智,關鍵在於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認知是否如此敏銳而清醒。

這裡談的既然是創作,與其討論時代提供的社會條件,不如回到作家藝術家自己的認知。換句話說,重要的是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覺悟,一旦覺醒到創作的自由從來也不是誰能賜予的,便自尋出路。因而,只要還有人身行動的自由,衣食溫飽有基本的保障,哪怕是中世紀身在逃亡的但丁和大興文字獄的滿清帝國隱匿身世的曹雪芹,都留下了不朽之作。

相比之下,當今的作家藝術家畢竟幸運,只要能逃離集權專制,解脫普遍流行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與價值判斷,創作自由其實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只看用不用。

再一輪的文藝復興是否可能?如果從二十世紀以來建立在現代性上的文藝史觀中抽身出來,把不斷的否定和挑釁與作秀丟進垃圾堆,重新觀審文學藝術的歷史,便不難發現,這一個多世紀並沒有導致新的文明,只不過繞了個怪圈,東方和西方如今不過掉換了方向,人類已經走過的老路現今東方和西方都重新再轉一遍,現實世界還就這麼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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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側影與影子》,單頻道錄像,2007。

把美學的顛覆與時尚的炒作丟到一邊,文藝復興也就順理成章。擺脫淺近的現實功利,文藝既不是武器,也不是工具,更不是商品,回到文學藝術的初衷,回到對人自身的觀審,回到人性與人情,回到審美,卻並非一番空想。只要作家藝術家有清醒的認識,便可以掌控自己的創作。

這樣的文藝復興當然不由民族國家來宣導,那只能導致文藝創作納入政權的管轄下,弄成某種民族主義的官方文牘,前有蘇聯標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有毛澤東所謂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現今也不乏各種各樣的民族和地域的認同,用政治話語令文學藝術創作就範於現今的政黨政治和選票政治。

這樣的文藝復興只能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的認知,不必由官方機關制定的文化政策加以創導和打造。恰恰相反,需要的是社會的寬鬆與寬容。而官辦的文化機構不如下放民間,盡可能多元和多樣化。

這樣的文藝復興固然需要各種各樣不牟利的文化基金的贊助,卻首先仍然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覺醒,發出呼籲,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文化圈中成為風氣,從而推波助瀾,才可能造成社會的某種共識。因而,公然提出問題,引發討論,十分必要。

這樣的文藝復興現今這時代並不囿於某些特定的國家和地區,像十五、六世紀的義大利,或十八世紀的法國。全球化的今天,作家藝術家的處境大致相同。而現今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文化衰退的背後,恰恰在於思想的危機與精神的困乏。社會革命論和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都解救不了現今時代的困境,人類需要的是新思想,震聾發聵。而新思想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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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霧雨〉,攝影作品。

這也正是現今呼喚文藝復興的根據,新鮮的思想顯然不能指望從事於政黨政治的行家,也不能指望在媒體上天天爆料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統計與民意測驗。而現今不僅是精神困乏同樣也是哲學貧困的時代,既然意義都已經顛覆與消解了,哲學的思辨往往淪落為語意解析的遊戲。

且不必預言人類的未來如何,何況這樣的烏托邦許諾,那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噩夢一般的現實人們尚記憶猶新,還不如回到此刻當下人的真實處境。老人道主義設想的那身心健全的人不過是一個理念,而與生俱來的人權與自由從來也未無償的賜予。然而,這脆弱的活生生的個人卻總也處於現實的生存困境之中,人類社會卻不知究竟往何處去。哲學的思辨解決不了這現實的困境,人所以訴諸文學與藝術正為了確認這令人困惑的存在。

哲學、宗教和文學藝術是人以不同的方式對自身生存的一番認知。當哲學訴諸思辨,宗教導致信仰,文學藝術卻通過審美而回饋為對人自身的確認。這宗教式微的時代,物欲橫流。意識形態同政治權力不斷調情,弄得原本清淨的哲學處境也十分難堪。

而文學與藝術在政治與市場雙重擠壓下,往往喪失了原本具有的審美判斷,以政治正確來附庸權力,以文化消費來投合市場。文藝復興的呼喚恰恰要回歸審美,回到人性與人的情感,回到生命,回到人的本真,回到性靈,回到精神。

高行健

Photo Credit:聯經提供

這樣的文藝復興正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良知與覺悟,當然不限於國家和地域,也不為表述的語種和形式所局限,當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作家藝術家有這樣清醒的認識,自然會去找尋呈現的方式。

這樣的文藝復興之所以可能,如同歷史上已經有過的陰暗的時代,卻仍然衝破了時代的喑啞,發出明亮的聲音和光彩。既然有先人的參照,今人又何嘗不能?

這樣的文藝復興當然首先來自作家藝術家深刻的認知,才能和功力也完全取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解脫政治的功利,超越時尚的趣味,以其真知灼見,達到傑出的審美呈現。

這樣的文藝復興令作家藝術家得大自在,在權力和金錢達不到的領域,精神飛揚。創作的這番過程便令人心悅,也才可能不計成果,持續不已。

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以就在當下,一步一個腳印,步步登高,得以建構。這過程也沒有終點,心比天高。

這樣的文藝復興其實又心心相印,建構之時,隨時都在同前人先哲對話,而且無需經過後人的解讀或詮釋,直抵境界。

這樣的文藝復興既然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大前提下,自然會喚起他人共鳴,得到回應,卻杜絕空話,無需嘩眾取寵,直指人心。

這樣的文藝復興就始於作家藝術家手下,一旦覺醒到有其必要,便不可抑止,一發而不可收拾,長期以往,功力與技藝也就相繼而來, 渾然而天成。

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不是不是不可能的。

旅泰受中共迫害公民纪念六四活动

旅泰受中共迫害公民纪念六四活动

 六四屋内

六四门楼

2016年6月4日,流亡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汇聚唐人街,与来自美国的民运人士韩武(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专程赶来泰国与我们一道共同纪念六四,抗议中共的暴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奔走,同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中国公民。

韩武指出:纪念8964事件,不仅仅是缅怀已经被中共屠杀的仁人志士,更是要激励后来者,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决心扛起前辈们的民主大旗奋勇向前,不能畏首畏尾。我们纪念六四,到今天已经不是反思的问题,而是要牢记六四惨案,以烈士们的鲜血激励全国的民众团结起来,向中国的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实现民主中国,建立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的新社会。在当前中共打压最残暴的时期,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和中共当局周旋,另一方面也要用智慧和中共战斗。

黎小龙认为: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清算中共的屠杀。

颜伯钧说:我们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应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于艳华认为:当前国内有七位勇士因为纪念六四而纷纷被抓捕,这些人以前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干将,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也为他们的安全呼吁。

活动过程中,大家纷纷表态,梁山桥老先生对于中共屠杀义愤填膺,张维,曹劲柏也是大声指责中共的暴行,最近逃亡过来的张建祥详述牺牲人员的惨烈。大家说到动情处,宴奇恩流下了悲愤的眼泪。黎光敏,刘晓赢也就亲身经历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聂保国是一宗教人士,他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整个活动全体参加人员为六四事件死去的英灵默哀一分钟。之后发起了呼吁最近因为几年六四事件而被捕的赵常青、张宝成、李蔚、马新立、徐彩虹、李美青、梁太平,大家呼吁中共当局放下屠刀,立即放人、悔过自新,以减少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伤害。

活动也呼吁中共当局就郭飞雄的身体原因,予以人道主义关怀,并就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等三人被迫害进行了呼吁。

因为同属逃亡到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大家也纷纷对姜野飞、董广平的遭遇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大家表示深深的愤慨和痛恨,一定要不畏恐惧勇敢的战斗。大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予以高度关注,希望有能力的国际组织、政府和个人能够帮助呼吁中共当局不要继续迫害这两位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受迫害者。

让参与活动的每一位人员感到愤怒的是中共当局对709人权律师的迫害,由此全体人员希望全世界关注709人权律师。

本次活动参加人员有:韩武(中国民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梁山桥、黎小龙、颜伯钧、于艳华、张维、张建祥、曹劲柏、宴奇恩、黎光敏、刘晓赢、聂保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南亚委员会主席程维明对活动予以赞助。

逃亡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泰国难民之家)

中国民主党全囯联合总部东南亚分部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东南亚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南亚委员会

中国社会民主党东南亚分部

中国公民联盟

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

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

孟浪、盛雪、雪迪、贝岭在魁北克第81届国际笔会大会报到处(国际笔会摄)

孟浪、盛雪、雪迪、贝岭在魁北克第81届国际笔会大会报到处(国际笔会摄)

(加拿大魁北克讯,2015年10月12日)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将于10月13-1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2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翻译、商讨捍卫言论自由。独立中文笔会派出由六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此次国际笔会大会,代表团由贝岭会长带队,成员有张戎、雪迪、孟浪、盛雪和司鹏程。

10月12日晚,国际笔会魁北克年会在新落成的“文学图书馆”举行欢迎酒会,这座“文学图书馆”落成才四天,是专门为此次国际笔会大会建造,图书馆收藏的文学书籍均为法语文学作品;当晚“魁北克文学节魁北克文学之夜”也在一座剧院内举行,魁北克笔会的作家们朗诵了他们的法语文学作品,现场还有音乐演出。先期到达魁北克的本会代表贝岭、雪迪、孟浪、盛雪参加了欢迎酒会和文学之夜的活动。

魁北克文学节魁北克文学之夜朗诵现场(雪迪摄影)

魁北克文学节魁北克文学之夜朗诵现场(雪迪摄影)

10月14日下午,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在主场大会后举行“中国文学专场”(Chinese Literature in Focus),此为国际笔会历史上首次于年会期间举办“中国文学专场”,是独立中文笔会自创会以来首次获得以文学专场形式在国际笔会的文学节上出场,也是本届国际笔会大会上仅有的两个“文学专场”之一。届时,张戎将以“我如何成了一名作家”为题进行演讲并朗诵她的作品,贝岭、雪迪、孟浪、盛雪也将随后以中文朗诵他们的诗作,全场用大屏幕呈现作品的英文和法文翻译。

 盛雪拍下的三位文學老人:雪迪、贝岭、孟浪

盛雪拍下的三位文學老人:雪迪、贝岭、孟浪

此次魁北克文学节于国际笔会年会特辟“中国文学专场”,使独立中文笔会得以用“文学”与会,也是国际笔会“弘扬文学”之重要成就。正如在今天的欢迎酒会上国际笔会会长约翰·索尔所说的:国际笔会首先是文学组织,然后才是捍卫言论自由的人权组织,没有了文学,也就没有了言论自由的基础。

国际笔会第81届年会举办“中国文学聚焦”专场

国际笔会第81届年会举办“中国文学聚焦”专场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开场由张戎主讲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开场由张戎主讲

(加拿大魁北克讯,2015年10月14日)10月14日,第81届国际笔会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期间,举办了“中国文学聚焦”(Chinese Literature in Focus)专场。

“中国文学聚焦”(Chinese Literature in Focus)专场在当地时间下午5时开始,首先由张戎作25分钟的英文讲演,主要叙述了她从事文学创作的经历,介绍中国作家目前所处的境况,此后用五分钟时间朗读了她的作品《鸿》中的精彩章节。张戎的演讲和朗读之后,便有独立中文笔会四位会员朗诵他们的诗歌,贝岭、孟浪、盛雪和雪迪依次登台朗诵自己的中文诗歌作品。贝岭朗诵了他自己的三首诗作:“为梦留下为时间”、“放逐”和“纪念—为1989六四受难者而作”,孟浪朗诵三首他创作的诗歌:“世界图景”、“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和“在中国…… ——为‘六四’二十一周年而作“;盛雪朗诵的是她的诗作“海与岸——哀在多佛尔死难的 58 名同胞”;雪迪朗诵的三首诗歌为:“回忆”、“威金人旅馆”和“天堂的通道”。四位作家在朗诵自己诗作的同时,会场的大屏幕上播放出他们朗诵诗歌作品的英文和法文译文。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张戎朗诵她的《鸿》片段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张戎朗诵她的《鸿》片段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贝岭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贝岭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孟浪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孟浪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盛雪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盛雪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雪迪朗诵诗作

“中国文学聚焦”专场雪迪朗诵诗作

参加这一活动的国际笔会代表对本会作家的作品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活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为此次国际笔会大会增添了色彩。

此次“中国文学聚焦”是国际笔会历史上首次于年会期间举办的中国文学专场,也是独立中文笔会自创会以来首次获得以文学专场形式在国际笔会的文学节上出场。

在文学专场现场,加大拿埃德蒙顿流亡作家项目负责人Miki、张戎、贝岭、盛雪合影

在文学专场现场,加大拿埃德蒙顿流亡作家项目负责人Miki、张戎、贝岭、盛雪合影

 

文学专场朗诵结束后与在场的台湾笔会代表合影:中华民国笔会前会长前台大文学院院长彭镜禧、盛雪、中华民国笔会会长黄碧端、张戎、中华民国笔会文学季刊主编台大前外文系主任梁欣荣、中华民国笔会办公室主任项人慧

文学专场朗诵结束后与在场的中华民国笔会代表合影

活动结束后,著名作家张戎及诗人贝岭、孟浪、雪迪、盛雪共进晚餐

活动结束后,著名作家张戎及诗人贝岭、孟浪、雪迪、盛雪共进晚餐

魏京生:文革与六四

魏京生:文革与六四

最近网上和传媒界最热烈的话题,就是文革五十周年。说法越来越深入,也越来越分歧。有说文革从1964年四清运动时候就开始了;也有说从57年反右的时候就开始了;还有说三年大饥饿是文革发生的原因;从文革时的很多现象上看,也可以说从五四运动时候就开始了。或者说是五四运动的激烈反文化运动的延续。

把这些说法综合起来的结论,就是文革绝不是一场突发的偶然事件,而是一百多年来中国学习西方的运动走上歧途的必然结果。由于共产党的乌托邦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的专制暴政的设计,最终造成了文化大革命这场触及全民族灵魂的的浩劫。相比于文化和精神的损失,物质的损失可以说微不足道。

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传统的文化和道德精神体系,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现在平心静气来回顾,中华文明的道德精神体系,和西方发达民族的道德精神体系大同小异。其本质的差异性甚至小于西方各国文明之间的差异。把精神文明的表层现象抽象掉之后看他们的本质差别,就知道那基本上就是所谓的普世价值,差别也可以说微不足道。

所以在西方传来的暴政文化的压迫下,文化冲突带来的反抗,就成为上层精英斗争的主线。毛泽东和共产党在文化层次上不断发动文化革命,正是维护其暴政的意识形态需要。而文革期间对人的灵魂的伤害和毒害,是文革留给中国人的最重要的遗产。

由于文革结束的偶然性,共产党内斗中的另一派接管了政权,并且继续了一党专政的暴政体制。所以对文革的深刻反思被禁止,并被引导向比较浅层的忆苦思甜的方向。同时继续沿用中共邪恶的仇恨政治,把党内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当作替罪羊;同时把文革中被中共利用过的红卫兵和造反派当作替罪羊。掩盖了中共本质上的邪恶;掩盖了中共统治阶级的集体罪恶。

继续坚持暴政的体制,那么就必然要保护维持暴政的意识形态,也就是邓小平总结的四个坚持,和毛泽东时代创造的神话。继续用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神话来毒害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继续着破坏中国传统精神文明和普世价值的工作。这就是造成现代中国社会道德堕落,精神空虚的原因。

由于文革时期建设乌托邦的教训,后文革时代中共不得不放开市场经济的门缝。从门缝中挤出来的一小部分人富裕起来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了。而这个资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和权力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官僚资产阶级。

这个利用权势发财的官僚资产阶级,必然和社会产生尖锐的矛盾。因为中国的社会和文化,两千多年来早就习惯于市场经济和公平的法律。由于民间文化的普及程度,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深入民心,不是一场文化革命就可以消灭的。所以专制暴政和贫富不均,必然和顽固的中华文化传统,以及从西方传进的普世文化价值观发生尖锐的对立。

这种对立,从中共执政以来就没有停止过。经过右派运动和文革造反,一波强似一波。从文化精英阶层到普通百姓,范围逐渐扩大。到文革的末期,发展到四五天安门运动,和文革结束后的民主墙运动。已经明显产生了对共产党统治的威胁。

在多数共产党人还沉浸在报仇雪恨和改革残害过他们的体制的氛围中之时,邓小平及时提醒了重回权力地位的官僚们;不维护一党专政的意识形态,就无法维护专制的权力体系。整个八十年代,邓小平及其帮凶们巧妙地和残酷的镇压了此起彼伏的民主运动。包括毫不留情的清除了党内的动摇分子,直至最高领导人总书记。

发生在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就是共产党暴政和中国文化传统以及普世价值之间不可兼容的矛盾的总爆发。十年的改革开放,只是对少数接近权力的人和外国合作者的开放。大多数老百姓仍然只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要素;而且是马克思论证的合理合法的剩余价值剥削后的生产要素。当然也只能享受维持生产要素所需要的最低生存条件。

但是两千多年市场经济的意识形态不接受这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老百姓的传统意识形态不认为剩余价值理论是公平的理论,也不接受专制暴政制造的机会不均等,和因为这个不均等造成的贫富差距。腐败成为发动反抗的最刺激的理由;民主和平等是躲在背后的潜台词。直到即将遭受镇压之前,才有一小部分人丢掉幻想,把民主女神的塑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

邓小平和共产党则是清醒的认识到这场新的民主运动的最终目标,只能是针对共产党的专政。最终的结果,就是从打着共产党旗号的反腐败,走向推翻一党专政。四十年的洗脑工作,并没有清除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的意识形态,和要求公正法制的传统文化。

意识形态斗争的失败,只能动用残酷的镇压来补充。这就是马屁文人所说的无奈的屠杀,为了经济发展的屠杀。随后发生的苏联东欧和台湾的民主运动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对照之下我们可以更深入的反思失败的原因。

文章来源:RFA

The History of PEN International

 
 

The organisation known today as PEN International began in London, UK, in 1921, as simply PEN. Within four years there were 25 PEN Centres in Europe, and by 1931 there were several Centres in South America as well as China.

As the world grew darker jus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39, PEN member Centres included Argentina, Australia, Bolivia, Brazil, Canada, Chile, Colombia, Egypt, India, Iraq, Japan, Mexico, New Zealand, Palestine, Uruguay, the US and others. All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were accounted for in the membership, as well as several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Basque, Catalan and Yiddish Centres were represented, too.

For over eight decades, then, we have been a genuinel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encompassing a wide array of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nd toda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N International’s 145 Centres come from outside Europe.

PEN was one of the world’s first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amongs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bodies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Certainly, we were the first worldwid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and the first organisation to point out t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literature are inseparable – a principle we continue to champion today and which is expressed in our Charter, a signature document 22 years in the making from its origins in 1926 and ratification at the 1948 Congress in Copenhagen.

PEN has grappled with the challenges to literature and freedom for nearly one troubled century, beginning just after World War I to the buildup and eruption of World War II, then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nto today’s more nuanced climate worldwide. It has responded to modern history’s most dramatic turns, and its heroes have included the most celebrated intellectuals of each era as well as countless tireless and dedicated members fighting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 to write, speak, read and publish is forever at the heart of world culture.

‘PEN’: What’s in a Name?
Our name was conceived as an acronym: ‘Poets, Essayists, Novelists’ (later broadened to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Novelists’). Following World War Two, as the notion of an executive developed (see below), PEN became known as International PEN, comprising a growing number of Centres around the world. Over time, as our membership expanded to include a more diverse range of people involved with word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aforementioned categories no longer exclusively defined who could join. Today, PEN is simply PEN. In 2010, as part of a general rebranding, the organisation was renamed PEN International.

Genesis: a new kind of dinner club
Catharine Amy Dawson-Scott, a British poet, playwright and peace activist, founded PEN as a way to unite writers after the devastation of World War One. It was, at first, nothing more than a dinner club, providing a space for writers to share ideas and socialise. PEN clubs would be set up in other European cities, so writers on their travels would have 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fellows.

Guests at Dawson-Scott’s dinner included PEN’s first president, John Galsworthy, who spoke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 a ‘League of Nations for Men and Women of Letters’.

A question of politics
PEN held its first Congress in 1923, with 11 Centres taking part. Throughout the 1920s, PEN was unique in bringing writers together regardless of culture, language or political opinion –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 world had begun to experience. In fact, one of the founding ideas guiding PEN was expressed as ‘no politics in PEN Clubs –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PEN saw itself standing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peace and friendship, not political debate.

By 1933, however, this thinking was challenged by the growing shadow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The delegates attending PEN’s Congress in Dubrovnik that year found it impossible to ignore the growing climate of repression and intolerance.

The German dissenters
Even as early as 1926, at PEN’s fourth Congress in Berlin, tensions had arisen between the German PEN Club and the PEN community in general. A number of young German writers – Bertolt Brecht, Alfred Döblin and Robert Musil amongst them –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that PEN in their country didn’t represent the true face of German literature. They met with Galsworthy to express their dismay. The playwright Ernst Toller insisted that PEN could not ignore politics – that it was everywhere and influenced everything.

Burning books, burning indignation
In 1932, at the Congress in Budapest, an appeal was sent to all governments concerning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Galsworthy issued a five-point declaration – another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EN Charter as it is today.

The following year saw political tensions rise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within PEN. The British novelist H. G. Wells, who became PEN’s president in 1933 following Galsworthy’s death, led a campaign against the burning of books by the Nazis in Germany. German PEN failed to protest and, moreover, attempted to prevent Toller (who was Jewish) from speaking at the Congress in Dubrovnik. It subsequently had its membership withdrawn. ‘If German PEN has been reconstr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istic ideas,’ a statement from PEN read, ‘it must be expelled.’

Writers behind bars: two early cases
By the late 1930s, PEN was active in appealing on behalf of writers and protesting against their treatment. The case of the Hungarian-born Arthur Koestler (then a journalist),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in Fascist Spain and sentenced to death, was one early success: he was freed soon after PEN campaigned for his release.

(The great Spanish poet Federico García Lorca, on the other hand, was executed shortly after his arrest; tragically, PEN could only take action upon receiving a telegram – too late – informing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danger he had faced. A resolution at the 1937 PEN Congress in Paris paid homage to Lorca and expressed dismay to the people of Spain at his death. This response, in fact, was likely a factor in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Koestler’s case.)

Postwar PEN
PEN looked very different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The original concept behind its creation as a club welcoming writers regardless of race, religion or creed had been fractured by reality. New groups of writers in exile had also been established in London and New York during the war.

Pressing issues faced PEN, such as how to deal with writers who had supporte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and elsewhere, and how to ensure that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PEN community could come together regularly enough and contact each other quickly when necessary. Thu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formed.

In 1949, following the passage of a resolution introduced by the PEN American Centre, PEN acquired consultative statu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writers of the world’.

By the 1950s, PEN members were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of a committee to examine cases of writers imprisoned or persecuted for their work and opinions.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came into being as a result, in April 1960. Despite – or perhaps because of – the Cold War’s polarising effect on the world, PEN’s influence spread internationally.

Wole Soyinka and a certain letter from Marilyn Monroe’s husband
In 1967,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American playwright Arthur Miller, PEN appealed to Nigeria on behalf of a playwright whose name was, then, not widely known outside his country. Wole Soyinka had been marked for immediate execution by the country’s head of state, General Yakubu Gowon, during the civil war over Biafran secession.

A businessman conveyed the letter from PEN to Gowon, who noted the name of its author and asked he was in fact the same man who had married Marilyn Monroe (which indeed Miller had, in 1956). When assured that the very same man was asking for the Soyinka’s release, Gowon released his prisoner – who then left the country and, of course, went on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poets and playwrights,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86.

Russians unmoved
Miller also travelled to the USSR to meet with the Union of Soviet Writers, and was told bluntly that Soviet writers wanted to join PEN but for one major obstacle: the Charter. Miller made it clear that altering the Charter to suit the Soviets was not up for discussion, adding that the vision it articulated was what united PEN worldwide. He nevertheless made sure that dialogue across the East–West divide was kept open; but it wasn’t until 1988 that Russian PEN was finally formed.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o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EN’s reach and impact were felt in most regions of the world. Our voice was increasingly valued and heeded, both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on issue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translation, the problems faced by women writers and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of how to bring writers together acros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ur campaigns against the censorship, persecution, imprisonment and murder of writers also never flagged, becoming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The Rushdie affair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PEN’s work on behalf of persecuted and imprisoned writers became well know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mongst writers and governments alike. In 1989 Salman Rushdie, winner of the Booker Prize eight years earlier, received mor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n he had bargained for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fourth novel, The Satanic Verses. He was forced into hiding after Iran’s Ayatollah Khomeini issued a religious edict: the notorious fatwa (the word entered common usage in the West thereafter). The fatwa called for the author’s death for, supposedly, having insulted Islam in the novel. Rushdie’s ordeal is now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he quickly became a symbol at the time, as a writer persecuted for his words. PEN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global campaign that called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fatwa, and supported publishers of the book worldwide. Rushdie is, to this day, an active member of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PEN American Centre.

Ken Saro-Wiwa: a hero silenced
In 1995, the focus returned to Nigeria. PEN had, during the early 1990s, followed the case of the novelist, screenwriter and human-rights activist Ken Saro-Wiwa, who had first been arrested in 1992 for campaigning on behalf of the Ogoni people of the Niger Delta. The Ogoni were demanding greater autonomy, and Saro-Wiwa urged multi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s such as Royal Dutch Shell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clearing up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to Ogoni lands caused by oil extraction.

He was released after a few months, but was detained again in January 1993 for one month following a peaceful protest that had been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Nigerian security forces. In May 1994, four Ogoni chiefs were killed by a mob of militant Ogoni activists. Saro-Wiwa, who had earlier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a meeting with these chiefs, was arrested again along with fourteen leaders of the Ogoni rights movement.

Charged with inciting the murders, he was convicted despite claims by many observers that the trial was rigged. On 10 November 1995, after a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led by PEN Centres around the world, Saro-Wiwa was executed. An international outcry ensued, and in 1996 a lawsuit was filed against Shell alleging the corporation’s complicity in human-rights abuses in Nigeria, including the killing of Saro-Wiwa. (In 2009 Shell agreed to pay a settlement of US $15.5 million, though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claim it was not guilty of the charge.)

Two assassinations
In October 2006, Anna Politkovskaya, a high-profile Russian journalist from the independent newspaper Novaya Gazeta who had received death threats for her reporting on the war in Chechnya, was found murdered in the lift of her Moscow apartment building. PEN International has sinc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efforts to bring her murderer(s) to account.

Three months later, in January 2007, the Armenian-Turkish writer and newspaper editor Hrant Dink was fatally shot in Istanbul. Dink had been charged under Article 301 of Turkey’s Penal Code for ‘insulting Turkishness’ through his writings, which challenged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 Following his murder, PEN International helped support Dink’s family, and demanded a full and open investigation into his death. (A young Turkish ultra-nationalist was eventually sentenced as the assassin, and several other men were implicated and tried as well.)

PEN International is now active in over 100 countries, and still echoes Dawson-Scott’s and Galsworthy’s original principles advoca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peace and friendship. Those writers’ voices, and those of the many others who joined them over the past 90 years of our existence, are still very much with us. Without them, PEN International could not have become the strong, vibrant, active movement it is today.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our-history/#sthash.FWrCmbfu.dpuf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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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动态: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对有关香港一家以出版发行批评中国当局而著称的出版社及书店的四位相关人士失踪的报道感到震惊。巨流传媒的瑞典籍东主桂民海,以及总经理吕波、书店经理林荣基、和工作人员张志平都据报失踪。关于他们已被中国当局拘捕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国际笔会主席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说:“国际笔会深切关注有关四名出版从业者在中国失踪的最新报道。如果证实他们确实被拘捕,这将是对该国日益收紧的言论自由的又一打击。中国当局应调查报道中的这些失踪案件并立即澄清情况。”

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理查德·查金(Richard Charkin)说:“我们严重关切这些人的安全。如果他们确实是被逮捕了,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开展行动试图在香 港压制异议的又一个案例。国际出版商协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公布这四个人是否确实被拘留,若然罪名是什么。无论何种情况,我们要求中国 政府尽一切努力来协助寻找这些出版从业者,并允许他们安全返回。”

有关信息,请联系Sahar Halaimzai:+44 (0)20 7405 0338 : [email protected]

原文来源: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china-serious-concerns-about-the-disappearance-of-four-hong-kong-based-publishers/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著名作家叶君健笔下的笔会历史

著名作家叶君健笔下的笔会历史

国际笔会成立于1921年。它的发起人是英国女作家道森·司各特。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人类所造成的“浩劫”,促使许多作家寻求避免同样历史悲剧重演的道路。他们觉得作家应该组织起来,为保卫世界和平和人类的精神财富而作出共同的努力。笔会就是在这样一种指导精神下出现的。“笔会”是英文PEN这个字的意译。它原是由Poets(诗人)、Essayists(散文家)和Novelists(小说家)三个字的头一个字母所组成。实际上它现在还包括文学评论家、文学翻译家和编辑。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有一定成就的、“在文学创作的某一特殊方面具有代表性”的作家,人数在20名以上,只要承认“国际笔会宪章”上所规定的精神并承担它所规定的义务,就可以成立一个“中心”,即分会。这个“中心”可以向国际笔会申请入会,只要大会以多数票数通过,即可成为国际笔会的会员。国际笔会自称是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作家的组织,主张创作自由,反对沙文主义和极端主义。它的总部现设在伦敦,第一任主席是英国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我国曾翻译出版过他的三部曲《福赛特家史》。

国际笔会一成立,法国许多有名的作家就立即响应。这些作家之中有纪德、瓦莱里、茹尔·罗曼、加因、克勒米欧和阿维林。这些具有世界影响的作家加入笔会,也相应地提高了笔会的威望。这样,笔会就以英、法作家为核心,开始向世界范围扩展。欧洲除苏联外,其他国家也相继成立了笔会中心。南、北美洲和亚洲(主要是日本和印度)也接着有了笔会中心。在日本,笔会中心成了一个很重要的文学家的团体,据称现有会员500多名,会长是著名作家井上靖。

在当时国际笔会信纸上所印的荣誉会员名单中,有英国的托马斯·哈代、爱尔兰的叶芝、比利时的梅特林克、丹麦的尼克索、法国的罗曼·罗兰、印度的泰戈尔、挪威的汉姆生、苏联的高尔基和瑞典的拉格洛夫。从荣誉会员的名单中可以看出国际笔会的性质及其所吸收作家的范围。这里有现实主义作家、象征主义作家、进步作家、共产党作家。稍后中国的名记者戈公振也参加了国际笔会的活动。

国际笔会的历届主席,同样包括各种不同流派和不同信仰及政治倾向的作家。他们除高尔斯华绥外,有英国作家威尔斯、法国小说家茹尔·罗曼、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英国作家摩根、法国作家尚松、意大利作家莫拉维亚、美国剧作家亚瑟·米勒、法国作家埃马努埃尔、德国作家伯尔、英国评论家和编辑普里奇特、秘鲁作家略萨和1979年新选出的瑞典作家韦斯特贝里。从这个名单中也可以看出,国际笔会的最高领导人已经逐渐从英、法、美等大国开始发展到第三世界和中、小的国家。这说明国际笔会也在随着时代的进展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国际笔会是一次考验。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法西斯的乌云已经在欧洲的天空结集。有许多作家成了法西斯迫害的牺牲品,但也有些作家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而“转向”,甚至成为法西斯的代言人。面临这样一种局面,以提倡创作自由、保卫自由独立和人类精神财富为宗旨的国际笔会便首先开除了意大利的笔会中心,接着又于1933年开除了德国笔会中心,于1936年开除了西班牙的笔会中心。这些中心都因为受到了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法西斯独裁政权的影响而背离了国际笔会的宗旨。

战争爆发时,国际笔会已经有了60多个中心作为它的会员。但欧洲大陆上大多数国家已经被德、意法西斯军队所占领,大多数笔会中心都成了纳粹迫害的对象。每年一次的国际笔会大会已经不可能召开,事实上,从1939年起,这种活动即已停止。但设在伦敦的国际笔会秘书处仍在行使职权。从欧洲许多被德、意法西斯占领的国家流亡到英国去的作家,数目已经不少。1941年,英国笔会中心作为东道主,召开了一次大会,有30多个国家的作家参加。他们讨论了拯救人类文化和保卫作家创作自由的问题,最后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在自由中的作家》。这次大会的召开不仅加强了被纳粹迫害的各国作家对人类未来的信心,也鼓舞了正在抗击法西斯的英国人民的士气。

1944年8月,虽然德国法西斯的飞弹从欧洲大陆飞来,造成混乱和破坏,但法西斯的势力已成强弩之末,盟国的胜利在望。英国笔会在作家福斯特主持之下,又召开了一次大会,也有许多外国作家参加。它在名义上虽然是为了纪念诗人弥尔顿发表主张出版自由、名为Areopagitica的演讲稿的300周年,实际上也等于是一次国际笔会大会。会议举行了5天,议题为《精神和经济价值在人类未来中的位置》,这个议题也预示着国际笔会战后工作的动向。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部结束,国际笔会的工作也逐渐恢复正常,第二年便在瑞典召开了战后的第一次大会。此后每年一次的大会就再也没有中断过。但战后国际笔会的发展,也逐渐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那就是一些流亡作家笔会中心的出现。如在瑞典现在就有拉脱维亚的笔会中心,在美国有立陶宛的笔会中心,在巴黎有越南的笔会中心,在西德和英国也都有些从苏联和东欧流亡出去的作家所组成的笔会中心。现在国际笔会一共有85个中心作为它的会员,知名的作家有6,000多人,是当前世界上的一个最大的作家组织,也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承认的唯一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

国际笔会设有一些专门委员会,解决工作中所产生的具体问题。但这些委员会不是常设机构,而是由某些中心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向秘书处提出、经大会通过而建立的,如目前就有“翻译委员会”,其目的是把一些不太为人所普遍使用的语种(如一些小国家的语言)中的文学作品译成较普遍使用的文字(如英、法文)出版,以促进人民之间的文学交流;此外还有“在狱作家委员会”,其任务是救援一些国家的被监禁、被送往劳动营或“精神病院”的作家。

中国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个笔会中心,解放后移往台湾省。它一直参加国际笔会的活动。1980年4月北京成立了“中国笔会中心”,会员有全国知名作家64人,选出巴金为会长,冯牧为秘书,并申请加入国际笔会。同年5月在南斯拉夫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举行的国际笔会代表大会上被接纳为会员。原在台湾省的笔会中心在此之前已改名为台北笔会中心。按照国际笔会的章程和传统,各个中心不代表国家,会议不用国旗、国徽、国歌,而是以该中心的作家用以写作的文字分类,基本上一个国家成立一个中心。但有些国家,如南斯拉夫,有好几个共和国,每个共和国有自己的文字和文化传统,因此就有4个中心。在特殊情况下,如果得到大会绝大多数代表投票赞成,也可以在一个国家单一的文字范围内成立一个以上的中心。中国因为幅员广阔,作家众多,除了有全国性的“中国笔会中心”外,在使用汉语的上海和广州作家们又于1980年底相继成立了上海笔会中心和广州笔会中心,并且申请加入国际笔会。1981年国际笔会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代表大会上通过接纳它们为会员。

(叶君健)

中国: 对资深记者高瑜持续骚扰,健康堪忧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谴责对资深记者高瑜的持续骚扰的紧急行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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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对资深记者高瑜持续骚扰,健康堪忧

 

Gao Yu5据报道,在北京城管局于2016331日强拆高瑜院子后,高瑜入住医院。国际笔会深切关注资深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高瑜仍在医院,健康状况目前已稳定。国际笔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侵扰高瑜,并批准她到德国治疗的申请。

取行动!并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分享。

 

向中国当局呼吁:

·         表达关注记者高瑜遭受持续侵扰,包括无法院令对其院子进行破坏;

·         严重关切高瑜的健康状况,敦促向其提供适当的医疗护理,并使她得以恢复医疗保险;

·         呼吁当局批准她到德国治疗,她已为此获得签证;

·         呼吁撤销对她的定罪,并且立即无条件释放她,因为她是从事合法的职业活动而遭受迫害;

·         提醒中国当局,中国政府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对于该条约规定的合法表达的自由、不被任意拘留的权利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他们负有义务不得有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

将呼吁信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 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
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
传真:+86 10 62381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 邮编100032
北京市公安局
王小洪局长
传真:+86 10 65242927
电话:+86 10 8522505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索宏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邮编:100012
电话:86 10 68639038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杨万明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南大街
邮编:100022
电话:86 10 85268122,85268520

请抄送: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
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联系方式,可在此处找到:中国驻外使领馆

考虑接受高瑜为您笔会的荣誉会员。

**如果在2016年5月12日后寄发呼吁信,请与伦敦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联系。
**请将你们就高瑜案开展的活动告知我们,包括你们从当局收到的任何回音。


个案背

居住北京的资深异议记者高瑜在提起上诉及在羁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后,于20151126日以保外就医获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仍维持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决,但将其(一审的)七年刑期减为五年,剩余刑期允许监外执行。(更多信息参见之前的国际笔会紧急行动通报

据报道,高瑜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有美尼尔症——内耳出现的症状;她在被羁押期间出现经常性心绞痛。她还有淋巴结增长症状,其可能为恶性。高瑜前往德国寻求医疗的申请20162月被中国当局拒绝。据报道,高瑜无法享有国家提供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

另据报道,高瑜于20163月被强制“旅游”,地点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据信与201635日至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间一致。

2016331日,约二十(或更多)名便衣警察和被称为“城管”的城市管理官员,未事先警告就来到高瑜北京的家。据报道,他们没有法院令就拆毁了其所称“非法庭院建筑”;高瑜的儿子赵萌在该事件中被殴打。预计他将因他的手受伤未愈,起诉当局,寻求赔偿。强拆被认为是企图恐吓高瑜,因为有相同建筑者并未遭受强拆。

据报道,因试图阻止强拆而致的对峙,触发了高瑜的心脏病症。她被允去安贞医院,在那里得以保持病情稳定。据信政府支付她的医疗费。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高瑜确信,当局把她的院子单独区别于所有有非法搭建邻居的院子。她说,通常情况下,强拆须经法院授权,但这些负责强拆她院中搭建者并无该项法院令。

高瑜在《经济学周报》被禁前曾任总编,她因在香港报刊发表文章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于198963日首度入狱,并在狱中度过一年多。因在香港出版物上发表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文章,她于1993-1999年因非法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秘密又在狱中度过五年半。高瑜以激烈批评中国的政治分析和对中共内幕的了解而知名。

尽管遭受相当大的限制和压力,她继续作为自由记者在中国工作。高瑜为笔会2013年报告《今日中国的创意与限制》撰写了一篇文章,她是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和捷克笔会、丹麦笔会和瑞典笔会荣誉会员。高瑜案被国际笔会在2015国际妇女节和2014狱中作家日列为世界最典型的个案之一。高瑜案还在20155月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狱中作家委员会大会以笔会空椅子加以强调,期间到会者在明信片上写下声援词句,并寄给处于监禁中的高瑜。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的Emma Wadsworth-JonesKoops Mill Mews,
地址: 162-164 Abbey Street, London, SE1 2AN,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电邮: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十年浩劫和一部“禁书”——我的文革记事

十年浩劫和一部“禁书”

                                  ——我的文革记事

喻智官

 

                     影院停业,好戏上街

 

改变当代大陆人命运的文革过去五十周年了。

一九六六年的夏天,我是上海一所小学的三年级学生。学期末,老师和学生照例各自准备考试。一天,全校开广播大会,校长传达上级指示,“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今年的考试也取消了。”小学生不懂校长讲的“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事实上校长本人也完全不懂,但一听不考试了我们就高兴,就蹦蹦跳跳地涌出校门。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料到,这一天我们不是与学校暂别,而是与“上学”永诀,是我们断学的界碑,可以终身凭吊。

开始过暑假了,我最感兴趣的事就是看电影,暑期有特价八分钱的学生专场,电影院里有冷气,是消暑的好去处。日头当照的一个下午,我按事先挑好的片子赶到电影院,讵料却吃了一个闭门羹,只见门口石阶上竖着告示:“内部装修,暂停营业。”我扫兴地回家,一路上经过另几家电影院,看见家家门口挂着同样的告示,原来全市影剧院都歇业了。

怪事?为啥停业?今年暑假看不成电影了?

 

影剧院闭幕,好戏都在大街开演了。

不日,马路上突然喧闹起来,大、中学生模样的人成群结队地往来,他们人人手臂上套着一只红袖章,上面印着黄色的“红卫兵”三个字。他们拿着白纸、排笔、墨汁罐、浆糊桶,在空白的墙上糊纸写字,到处是标语口号:“掀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破除旧风俗、旧习惯、旧文化、旧道德!”“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万岁!”

在繁华的淮海路商业街,仿佛孙悟空领着群猴来闹场:石柱路牌上“淮海路”三个字换成了“反修路”;各家商店的玻璃橱窗上贴满“兴无灭资,破旧立新”等口号;有人站在八脚梯子上拆凸字店招;有人用榔头乱锤大理石上的店名;有人干脆临时写一张新店名贴上去。全部商店都旧貌换“新颜”,到处是“永红”、“红卫”、“大众”、“工农”、“卫东”、“红旗”等雷同的新名字,没走多远,就分不清张家李家了。  

“更新”了店铺商场的门面,开始“更新”人。烫头发,着小裤脚管裤子,穿头尖皮鞋,属于香港阿飞式,不管男女老少,若被红卫兵们逮住,不是剪断头发剪破裤管就是没收皮鞋,弄得他们或散乱着头发;或打着赤脚走在滚烫的马路上狼狈回家。

 

                   冲击寺院 抄家批斗

 

又一日,一队红卫兵冲击隔壁天主教堂。这里十年前被政府关闭,此后只有一、两个神职人员看守。红卫兵从礼拜堂开始扫荡。他们把挂在两壁讲述耶稣受难故事的几帧油画拆到地上;把讲坛正中墙上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雕像砸碎;另有几个红卫兵去后面的办公楼查抄,不停地抱出一捆捆图书扔在空地,各种中外文硬封面书籍很快堆成一座小山。

夕阳西斜时,红卫兵拖出两个神职人员,把他们押到教堂入口的台阶上,给他们的脖子挂上木牌,上面写着“帝国主义走狗”,开起现场批判会,一直开到黄昏才收场。

晚上,红卫兵点火焚烧那堆书山,一直烧到夜深……

大火很快延烧到居民家里。里委会成立了“无产阶级专政队”,他们配合红卫兵抄家批斗。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加资本家首当其冲。整个夏天,邻居中的此类“坏分子”先后遭殃,他们的金银首饰和贵重器物家具被没收;他们收藏的画作和书籍被撕毁;一个原国民党团长家被搜出军服和弹壳,成了他准备“反攻倒算”的罪证,并据此断定他一定隐藏了枪支,追逼他坦白窝藏何处?交代不出就是“负隅顽抗”,就拉出来批斗。

每天晚上有这样的现场批斗会,在被批斗者的家门口放一张桌子或椅子,让他们或她们站在上面。他们的头低到九十度,颈上挂块牌子,写着各自的身份“反动资本家”、“国民党特务”“反革命分子”、“右派”等等。他们交代不出无中生有的罪行,就遭红卫兵拳打脚踢,还被押成“喷气式(双手反剪头几乎碰到地上)”,批斗完再加码游街,让他们一手拿铁锅盖之类的东西当铛锣,一手拿木棍边敲边说,“我是反革命XXX,”“我是地主XXX……”。有一户邻居是穆斯林,过去每周五主麻日不出门,红卫兵就在星期五把她押出来游街示众……

 

             疑心暗鬼 人人自危

 

红色恐怖席卷全国一片肃杀,斗完地富反坏右资本家等死老虎,开始深挖潜藏的阶级敌人。一个老老实实的退休工人,突然被红卫兵揪出来,说他是土改时从农村逃亡来的地主;一个病病歪歪的独身女人被抓出来,说她四九年前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曾经去美国留过学的大学教师是“美国间谍”;去苏联留过学的工厂工程师是“苏联间谍”……

隐藏的“坏人”不断被揪出,弄得人人自危如惊弓之鸟,邻居们疑心生暗鬼,生怕对方是深藏不露的“老狐狸”, 彼此不再信任。

比剧场里还精彩的真人戏日日上演,我看得津津有味,哪家被批斗就去哪家围观。看热闹间,我的是非观被激发出来,仇恨意识也在心里滋生,“要不是搞文革,这些坏人不知隐藏到何时?他们一旦得势,不知多少好人要遭殃。”所以,有人不甘凌辱投缳自尽;又有人受不了折磨跳楼,红卫兵说他们死有余辜,我便觉得他们罪有应得。

孰料,有一天听到父母窃窃私语,父亲说,“最近,我们这批老警察人心惶惶,正在等待上面作定论,如果归为国民党时代的‘伪警察’,就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如果以解放后的警察身份为准,我们的成份算红五类(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中的‘干部’。”父亲早年在国民党政权下干,中共建政后继续留用。

我一下子吓蒙了,万一父亲被判为国民党的“伪警察”,那么我家也会被抄,父亲也将遭批斗,那我还有什么脸面出门?我去看批斗时不再兴致勃勃,甚至把被批斗的人幻想成自己的父亲。

那段日子,父亲提心吊胆,我跟着惴惴不安,每天注意父亲下班回家时的神色。幸好有惊无险,公安局最后决定,留用的普通警察不算旧账,我心上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尽管如此,此后我每次在学校填写家庭情况表,在成份栏写下“革命干部”总不免脸红,似乎自己在作弊造假,父亲这样一个普通警察算啥干部?

 

               人性丧失,童心尚存

 

在人人争取革命资格的年代,“干部”成份不仅是一块不被人革命的盔甲,还是一支可以革别人的命的长矛。

一年后,小学也开始搞文革了。造反派老师组织学生成立红小兵,我兴奋地成为其中一员。校长和许多老师已经成了“牛鬼蛇神”,造反派老师就组织我们批斗他们。我参加审讯的“坏人”是语文女老师,她被揭发出来是“地主婆”。我们先是生疑,电影里的地主婆衣服胡里花俏,而语文老师一向打扮朴素,总是剪一头齐耳的短发,穿一身蓝色的罩衫或两用衫,更像普通的家庭妇女。但想到文革中揪出那么多隐藏的坏人,我们认为语文老师过去赢得学生尊敬,说明她太狡猾,伪装得太好,蒙骗了我们,便凶狠地质问她为何隐瞒成份?

女老师委屈卑怯地解释:她公公是有十几亩地的地主,四八年她公公怕自己患病不治,把地契主换成她丈夫的名字,她丈夫一九四五年到上海读高中后没回过乡,也没当过一天地主,更没剥削过一个人,怎么算地主呢?她五五年和丈夫结婚,那时公公的土地早就分给了贫雇农,她怎么能算地主婆?

我们这些小孩子哪里懂这些事,她不承认就是诡辩不老实,负责解押的红小兵揪住她的头发狠命往下摁……“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的精神注入了我们的身心,。

然而,我们终究是十一、二岁的孩子,无论经受怎样暴虐的斗争洗礼,都无法泯灭贪玩的童心,革命无形中成了我们玩耍的游戏。

学校组织红小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我们就七、八个人一组登上公共汽车上宣传,傻乎乎地读乘客比我们还熟毛语录,唱广播里不停吼叫的毛语录歌。有如红卫兵大串联变成全国免费旅游,我们的宣传活动也变成了全市免费旅游,每天选择上海的一个景点,坐着车一路唱着歌去兜风。

晚上,只要新闻联播发表毛的最新指示,我们就连夜被召集到学校,然后排着队敲锣打鼓到区教育局“报喜”,闹到半夜甚至通宵才结束,毛每发一次最新指示,就是我们一个欢欣的嘉会。

 

                 复课废学 有类无教

 

六九年,文革的大动荡期过去,我们在“复课闹革命”的口号中进中学,“复课”的目的是“闹革命”。学校还是原来学校,教学内容已面目全非,不但政治课学毛著和批判文章,语文课也要先学毛语录,数学和物理合并成“工业基础课”,化学和生物合并成“农业基础课”。按毛的教育革命的主张,废除了必要的考试,学生爱来上课就来,不爱上课就不来,即使来了学校也只是我们玩耍的另一个场所。当然,有另一种评定成绩标准,就是是否积极投入革命——批斗坏分子老师,并积极争取参加(已经规范了的)红卫兵。

我们就这样无忧无虑地快活“上学”,胡闹地过了几年“阳光灿烂的日子”。直到文革终结恢复高考,我辈才意识自己的无知,黄金似的年华废成了粪土,白玉似的岁月搅成了豆渣,到头来千般悔恨与谁诉,只落得“老大无堪还可憎”。

 

                文革终结 故事未了

 

一九七八年后,“邓走资”为夺权清算文革,民众乘势反思批判文革,涌现了一批“伤痕文学”,可惜,囿于有限的言论自由,此类作品还远没有写深写透时,文革题材已经成了禁区。

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曾说:“历史是由活着的人和为了活着的人而重建的死者的生活。”历史如此,文学同样如此。为了不让自己亲历的文革和感受淹没于历史尘埃,不让无辜的受难者白白牺牲,我矢志撰写自己的文革故事。那些日子,只要我摊开稿纸,熟悉的“左邻右舍”就一个个走进方格,他们在中共建政后的屈辱和苟活;他们在文革闹剧、惨剧中的遭际和冤死,一幕一幕复现出来;我与被批斗过的语文老师在梦中相会,她请求我为发声倾诉。我用笔代他们吟唱悲歌,也藉此忏悔并洗净从小被毒化的心灵。

费时几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二OO七年,寄给上海同学的几本《福民公寓》被海关作为违禁品没收,这是大陆“官方”对此书的最佳“褒奖”,额外地为此书平添了些许份量。

不容许自由评说已经成为历史的大事件,足以表明这个大事件还未了结,文革过去五十年了,但文革的故事还在继续。

 

(原载《争鸣》2016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