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鑼灣書店事件主角林榮基接受媒體訪時問時表示，懷疑近日多次被人跟蹤，正考慮移居台灣。但有立法會議員說台陸間有移交罪犯協議，在港更安全。
林榮基曾向媒體表示，若有需要尋求政治庇護，會選擇去台灣。但身為法律學者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說，內地與台灣有罪犯移交協議。她說，司法機關會檢視逃犯的罪行是否列明在引渡協議上，而另有爭議的是，如嫌犯為政治犯，或他經引渡後有可能被判死刑，通常都不會移交。
梁美芬相信，林榮基的案件有政治成分，但由於內地拘捕林的罪名為「非法經營罪」，如林最終決定到台灣，也要看台方如何處理。
来源：联合报
內地公安近日通報銅鑼灣書店案情況，要求店長返回內地接受調查，如拒不返回將對他採取刑事強制措施。香港警方之前一份書面聲明表示，目前「沒有實質證據」證明林榮基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脅。署理警務處處長黃志雄昨天表示，只要林榮基願意，警方可作安排給予人身保護。民主黨籍立法會議員涂謹申說，林榮基同意了接受保護。
BBC中文網報導，身兼律師的涂謹申6日再次陪同林榮基一同會見警方。他表示，據信負責提供人身保護的一隊警員在會面途中突然出現，並提出可提供人身保護。涂謹申說不便說明具體安排，而目前雙方實際上仍在商討具體細節。他其後會見媒體記者時說，林榮基得知警方願意提供保護後變得「開懷」。
另據蘋果日報報導，警方連日未提人身保護林榮基，昨日態度終軟化。黃志雄表示，警方調查後發現其中一輛跟蹤車輛實由傳媒租用，但如果林榮基願意，警方會給予人身保護。林榮基指自己是被四人貼身跟蹤，才認為人身安全受威脅，警方指傳媒追訪是混淆了不同事件。
報導稱，警方多日來形容林榮基情況安全，毋須特別保護，只向林作出安全指導，「有需要時打999」。
據報導，黃志雄昨早聯同特首見記者時表示，經調查後發現林榮基指跟蹤他的車輛，其實由傳媒租用，目擊證人亦表示不覺得有不尋常之處，現階段看來林的說法與警方調查所得，有不相符的地方，但留意到林向傳媒表示關注人身安全，故警方願意向他提出人身保護。
林榮基昨稍後接受香港電台專訪時說，警方願意提供保護，相信不會是24小時的貼身保護，只會在其出入地點派人遠距離監視，他相信未來三個月自己的安全不成問題。對於黃志雄指跟蹤車輛屬傳媒租用，林榮基認為警方有所混淆，指該傳媒車輛是跟蹤接載自己的涂謹申。
来源：联合报
残酷文创工作者：為何我们努力做那些不卖的作品？
「你以為会写文章了不起？别闹了，一张白纸原本值一块钱，印上你的文章反而变成废纸，不值一毛钱！」我还是杂誌编辑的时候，大老闆在题目会议上认真的开了这个玩笑。我幼小的心灵曾经受伤，现在却发现这残酷的描述就是整个文创產业的写照──当然可能是你的作品烂所以不值钱，不过考验还没就结束，在这產业你就算做出好作品，结果仍可能是废纸一张。
举例来说，你花两年写的书，付出真心，也觉得成果不错，出版之后却卖不到一千本，出版社亏钱之外，砍树、造纸、印刷、最后没人看就进了焚化炉销燬，就结果而言岂止不值钱，还倒贴了好多社会成本兼环保杀手。
你花了一整年做重大社会事件追踪报导，用心採访，写好报导，努力行销，结果点阅次数却狂输正妹柜姊為男友下海露乳沟的新闻，差距达到两个零，让你在长官面前抬不起头，黑到发亮。
在广义的文化创意领域，类似的揪心情节每天都在发生。工作者面临的不是最低零分的考卷（再差就是没损失而已），而是「负很多到正很大」的战场。你的战斗过程可能会让白纸变成废纸，树木变成垃圾，掉入没有最深，只有更深的谷底。至於那「正很大」的结果，也许一生都不会出现。
除此之外，战果的好坏没有客观标準，你觉得好的作品不一定卖，你觉得烂的作品也不一定不卖，让工作者為之迷乱。
產业体制，让人做不出好东西
还是中二孩子时，每次看到烂电影我都想：「写剧本的是蠢蛋吗？这麼明显的缺点看不出来，这个地方再怎样一点，剧情不就更好看一点？」当时一心觉得自己也可以当编剧或导演，做出好作品。等到真的认识產业裡的工作者，才发现事情不是蠢蛋想得这麼简单。
大家都看得懂电影，编剧怎可能不想写出好剧情？问题是薪水就这麼低，工时就这麼赶，你觉得好的部分导演不要，製片说这样写金主会不高兴，你明知再修改会更完美，但抱歉真的没时间给你。於是你看著剧情往可怕的方向走，不改上面随时叫你换手（改了也不一定不被换），还要等著被中二乡民骂是哪个白痴写的戏。
大家都识字也看书，看著国外的好杂誌，编辑怎麼可能不想做出好内容？问题是老闆说这个题目市场性不高，我们还是平稳一点打个安全牌就好，你眼看著出版市场逐年衰退於是乖乖听话。
编辑明知照片应该怎样拍，文字可以怎样配，就能让版面看来精緻又完美，问题是公司预算就这麼点，人力就这麼少，摄影师赶不及，记者还有很多题目忙东忙西，编辑连想像中的版面都不可行，更何况是创新。
说来说去好像都是体制的问题，但还有更可怕的质疑：如果你坚持做心目中的好作品，卖得却比你认為的烂作品还差，是否还有毅力坚持下去？当你认真跑新闻，点阅次数不敌行车记录器；当你卖命写小说，销量惨败给明星教你减肥的书籍；你爆肝写剧本，票房比不上老牌主持人登场讲笑话……那麼到底哪边才算好作品，哪边才算烂作品？
你知道公司得靠行车记录器省成本带来收视率，出版社要销售量营业额来养编辑，网站要触击率和点阅率换广告收入，所以你很难开口怪媒体沉沦、怪出版崩坏、怪观眾不懂电影，因為你知道创作没什麼了不起，没人埋单就只是个屁。
日剧《重版出来》裡，漫画杂誌公司有个编辑叫安井，他压榨有梦想的新手漫画家，不但不培育还把他们当成机器，问题是他能為公司带来稳定的收入，其他编辑与作者的梦想靠他赚钱养下去，这样沉沦的安井是否值得你尊敬？
摆脱数字，坚持应该做的事情
经营本土布包品牌的创业者对我说，不管他多麼努力挑选好材质、设计好图案、缝製好款式、努力行销办活动，结果却常常与销售量无关，好產品不一定卖。但他仍然坚持做自己应该做的事，「因為那才是让你在市场上不一样的东西，有一天会被看见的东西。」
或许每个文创工作者的责任，不是向老闆证明「我做了什麼之后数字（销售、点阅数、KPI等）会上升多少」，而是要让老闆了解「就算我们做的那些事和KPI都无关，还是要坚持应该做的事」。不论结果是否成為没人看的废纸，都要做出对得起自己的作品；就算体制让人再无力，也要一边丑陋挣扎一边拚命，做出比以前好一点点的东西。
上次我用这句话安慰做了调查报导却没人点阅的编辑，结果他反问我：「你上篇专栏的点击数是怎麼回事？」「令人痛哭流涕的那回事。」我回答。
我们看著市场，用生命做出「这很重要啊，但大概不会卖吧」的作品，只是觉得社会或许需要这样的东西，而这件事如果自己不做，可能没人会做了。
在惨澹的环境之下努力存活，继续做对得起自己，值得坚持的事情，也许就是文创工作的存在意义。就像新海诚动画裡，人类向未知的虚空发射巨大的火箭，不知道它会到达哪裡，只期待有那麼一天，我们想传达的讯息在某个地方能被接收到心裡。
来源：联合报
Patricia Wall/The New York Times
对于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来说，这个夏天已经显得难以忍受。他为之奉献终身的党要和他断绝关系，准备提名一个连珠炮般频繁骂人的家伙竞选总统，和他相比，这位以作风强硬著称的前总统活像一个博物馆讲解员。现在，一位著名的总统传记作者也来凑热闹，要对布什作一番评判；他的评判会让布什在耶鲁大学时差劲的成绩相比之下显得像是光荣榜一般。
如果布什最终会如自己所愿，在历史上获得更多同情，那么吉恩·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的《布什》(Bush)一书绝不会是那种同情的开始。这是一本引人入胜、非常全面的传记，不时点缀着严厉的论断，都是在作者认为第43任总统误入歧途的地方。史密斯的这份声讨没有附和特朗普对布什的指责，但是二者叠加起来，让布什在这个烦恼的夏天更加没人替他辩护了。
史密斯是一位资深学者，曾经入围普利策奖决选名单。他的名望部分来自为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和尤利西斯·S·格兰特撰写的杰出传记。这两位总统都曾被低估，随着时间流逝，他们的形象又变得好了起来；这两本传记对他们的历史地位重新做了评价。而在《布什》中，他坚持了最初人们的普遍评价，描绘了一个说话总是不经大脑的德克萨斯人，受宗教狂热的驱使，对各种明智的建议一点儿也听不进去。
这幅画像虽然并不新鲜，但是，在政治圈的人们拼命想要理解特朗普的崛起意味着什么的时候，这本书很值得讨论。特朗普的名字在《布什》中并未出现，但是很显然，把他推向共和党提名边缘的这股民粹主义反叛，其根源正是在布什执政时期，因此他才能轻松地战胜这位前总统的弟弟杰布(Jeb)。布什所代表的很多东西，特朗普都反对，从伊拉克战争到更宽容的移民政策，还有自由贸易和“富于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这一概念。
作为传记作者，史密斯没有把布什和今天的共和党领袖做比较，但他毫无疑问赞同那些用最负面的基调评价布什任期的人们，虽说往往是出于不同的理由（比如说，史密斯厌恶对恐怖主义嫌疑人动用水刑的做法，而特朗普则希望恢复它）。
关于布什的历史地位，史密斯毫不含糊。全书的第一句话就是：“美国历史上罕有像乔治·W·布什这样糟糕的总统。”
最后一句是：“乔治·W·布什究竟是不是美国历史上最糟的总统，人们还会争论很久，但他入侵伊拉克的决定，无疑是历任美国总统所作出的最糟糕的外交决定。”
Rick Haye
吉恩·爱德华·史密斯
在这一头一尾之间，是一本650多页叙事节奏明快、措辞严厉的传记。在这部传记中，布什的宗教信仰演变为救世主式的狂热，让他把宣扬民主视为来自上帝的使命。他不听将军们和外交官们的建议。他对卡特琳娜飓风的应对极为拙劣。他批准实施酷刑与窃听，对美国价值观的贬值负有责任。
“乔治·W·布什相信自己是上帝意志的执行者，他的行动都有神圣的指引，于是他把整个国家引入两场灾难性的侵略战争，”史密斯写道。“布什把反恐战争变得个人化，再加上他作为全国统帅的大男子主义自信，最终造就了灾难。”
史密斯的叙事最有价值之处并不在于原创性报道，而在于对现有资料的充分运用。布什离任后拒绝接受多位传记作者采访，也同样拒绝了史密斯。史密斯采访过迪克·切尼(Dick Cheney)和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但是全书最主要的部分还是依赖现存的大量文献，形成了一部布什人生的完整历史。
当布什遵循自己最初的竞选信条，做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者的时候，史密斯对他还颇为赞同。这位前总统曾经为了促进教育，特别是少数族裔教育而通过《不让任何孩子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曾把联邦医疗保险扩大到处方药，曾在非洲发起抵抗艾滋病的大规模行动；在这些方面，他被打了高分。史密斯还称赞布什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通过大胆而违反直觉的干预拯救了经济。
他描写了这样一位总统，他虽然有着种种缺点，但往往亲切有礼、热心对人，蔑视特朗普惯用的那套引起分裂的攻击手段，他还竭尽全力完成了与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顺利交接。他绝不是那种副总统怎么说就怎么干的总统。
史密斯对布什最根本的批评在于，他相信布什对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做出了过度反应。他写道：“9·11事件是悲剧，但并不是灾难性的。”在他看来，这让布什实施了一系列预判性的政策，而显示危险却并没有达到那个程度。
他写道，《爱国者法案》(The Patriot Act)，“可能是自1798年《外侨和煽动叛乱法案》(Alien and Sedition Acts)以来最糟糕的内政立法”。布什把伊朗、伊拉克和朝鲜列为“邪恶轴心”的时候，他“说话根本没考虑后果”。布什拒绝面对伊拉克没有非常规武器这个事实，“显示出一种近乎疯狂的任性”。他在第二任期的就职演说中称，促进民主是他的主要目标，这“堪称史上最欠考虑的讲话之一。”
史密斯对布什的控诉比其他人走得更远，他甚至批评布什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决定，认为他把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混为一谈，犯了错误。当然，他在事后评论，可以看得更清楚。但就算他是正确的，可当时两党之中却几乎没有任何领导人反对入侵阿富汗。而且布什也在不断改进，调整他的做事方式，以至于奥巴马上任后，沿用了许多他的国家安全政策，这一点经常为人们所忽略。
但是，如果布什觉得自己被史密斯批得体无完肤，他至少还可以在这个夏天去缅因州的肯纳邦克波特，向他的父亲表示慰问。1992年，史密斯发表了《乔治·布什的战争》(George Bush’s War)一书，抨击了老布什总统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的沙漠风暴军事行动。
他批评第41任总统将世界政治搞得过于个人化，批评他掩盖真相，屏蔽专家意见，认为他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主要就是因为他想打仗——这些主题在《布什》里再次出现。
尽管被史密斯下了这样的评语，但老布什的名声最终还是随着时间一点点好起来——这让他失望，部分正是因为和他儿子做比较的结果。如今，小布什也只好希望同样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说不定，他可以指望自己和特朗普的对比，会让他的形象随着时间流逝而改善一些。
来源：纽约时报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羅馬尼亞裔美國作家魏瑟爾（Elie Wiesel，1928-2016）7月2日在紐約去世，世界各大媒體都予以顯著位置的報導，不少國家元首表達哀悼，可謂哀榮備至。幾乎所有的相關報導，都會提到，魏瑟爾是「歷史的記憶者」或者「歷史記憶的守護者」。這樣的讚譽當然是基於魏瑟爾做為納粹大屠殺的受害者和倖存者，一生致力於揭示和保留戰爭和苦難的記憶，不希望世人遺忘曾經有過的歷史教訓。正如他在代表作《夜》裡所說的：「遺忘死者，就像第二次殺害他們一樣。」而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更昭示了一個道理：只有永遠記住暴力的歷史，才有可能保障未來的和平。這，正是歷史記憶對現實社會和人類未來的重要意義所在，而魏瑟爾，在這方面為世人做出了榜樣，對他的來自四面八方的讚譽，當然是實至名歸。
值得注意的是，我們要怎樣進行歷史記憶？魏瑟爾的回憶錄《夜》給我們指出了一個方向。這本書基本上是他本人在奧斯維辛集中營中生活的回憶。在集中營中，年少的作者親眼目睹了人間的悲劇，他的母親和一個妹妹在奧斯維辛死亡，他的父親隨後也在另一個集中營去世，失去雙親的魏瑟爾獲得自由的時候才十六歲，手臂上帶著被烙鐵烙印出的識別碼「A－7713」。痛苦的經歷曾經使得他有足足十年的時間不願意回顧集中營的生活，甚至一度想自殺。但是十年後，他改變了心意，決定把自己個人的經歷寫出來。這裡，「個人性」是非常重要的。
關於歷史記憶，尤其是苦難的記憶，不要說施暴者，就是受害人中，也有很多人主張「宜粗不宜細」，因為那樣細緻的回憶令人痛苦。而宏大的歷史敘事，對大歷史的分析，聽起來就不那麼怵目驚心裡了。按照這樣的思路，歷史和記憶就成了兩件事情。在法國年鑑學派的學術傳統中，歷史和記憶向來涇渭分明。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爾布瓦什（Maurice Halbwachs，1877-1945）說：「在傳統終結的地方，在社會記憶消亡或解體的地方，歷史學才開始。」年鑑史學家總是主張要和人們的親身經歷或鮮活記憶保持適當的距離，認為這是從事科學史學研究的必要前提。但是，20世紀70年代末，尤其是著名歷史學家皮埃爾．諾拉（Pierre Nora，1931-）之里程碑式的《記憶的場所》出版以來，歷史和記憶之間這樣的區別開始被重新思考，記憶史研究開始成為新領地。最近幾十年來，歷史記憶的重點越來越轉向對於個人經驗的記錄。魏瑟爾的《夜》就是典型。
在我看來，歷史記憶不是「宜粗不宜細」，而是「宜細不宜粗」。因為很多重大的歷史事件中，不僅僅有宏大的政治和社會背景可以進行分析，更有很多是人性的部分：我們怎麼面對和承受苦難，人在苦難中是如何扭曲內心或者維持尊嚴，這些，才是記憶的重點。政治是各自相異的，也是一時的，而人性才是我們這個世界得以維繫的基礎。正如以色列總理內唐尼亞胡在悼念魏瑟爾的時候所指出的：「他是一盞明燈，是相信人性本善的典範，他了不起的人格與讓人難忘的著作，彰顯了人類精神能夠戰勝最讓人意想不到的惡魔。」的確，這正式魏瑟爾的個人記憶的力量所在。
因此，當我們記憶的時候，愈是個人性質的回憶，愈能觸及人性的問題，愈能讓我們從這樣的記憶中得到更深刻的經驗教訓。這就需要更多的具體的案例分析，需要更多的細緻的觀察，需要更多的人站出來，像魏瑟爾那樣，說出自己的故事。
来源：自由时报
這句話我想了13年。
從二十多年前，我就經常被問：紙本書是不是會消失？會被電子書取代？網路閱讀取代？
我都回答不會。我相信紙本書有其獨特價值，在網路和電子書的盛行下，紙本書的市場可能會縮小，但不會消失。
但是私底下，我不時問自己：那你要怎麼描述紙本書的獨特價值？
這個問題伴隨了我很久。一路，我不斷地回答這個問題，但又都不覺滿意。
到了2013年，我認為是紙本書設計、印製帶來的體感閱讀。在這個信念下，我復刻出版了國圖的鎮館之寶《焦尾本註東坡詩》，並期許同仁讓自己的出版品也能在八百年後被人覺得值得復刻出版。
但這麼說來，紙本書的價值比較接近藝術品。可藝術品總是陽春白雪，小眾需求。我想要找出紙本書仍然為大眾所需要的獨特價值。
這樣，我一路思索了十幾年之後，有一天，我在比對網路與紙本閱讀特質的時候，發現了紙本書的獨特價值，在於打開書，就是打開了一個夜晚。
我先列出了網路與數位閱讀的特質：多媒體、具象、活潑、外擴、社交、零碎、多工、動態、陽性。再列出紙本書相對應的特質：文字、抽象、安靜、收歛、孤獨、整體、線性、靜態、陰性。
忽然我發現：這不就是白晝與夜晚的對比嗎？而一旦把紙本書的獨特價值和夜晚相聯，所有問題的答案就都跳出來了。
人類從來都是需要代表夜晚和白晝的閱讀並存，也就是書和書以外的閱讀並存。沈從文說：他讀一本小書，也讀一本大書。小書就是紙本書，大書就是他身處的社會。所謂行萬里路、讀萬卷書，也是在講同樣的概念。
但過去，就像電燈還沒進入人類生活之前，我們白晝與夜晚的時間大致相當，網路還沒出現之前，我們從紙本書及書之外的生活裡吸取訊息與知識的時間也大致相當。但是就像電燈發明之後我們夜晚的生活習慣、方法、時間大受改變，網路出現之後我們閱讀紙本書的習慣、方法與時間也產生劇變。
只是，把紙本書的價值和夜晚相聯之後，我覺得終於可以安心了。就像人類有了電燈之後可以延長白晝的時間，可以熬夜好幾天，但是畢竟最後還是得需要夜晚，我們對紙本書的需求也是。不論我們可以從網路、電子書上得到多少訊息、知識、多媒體的閱讀樂趣，最後還是有一個打開書的需求。
人，沒有夜晚，是會生病的。我們沒有紙本書的閱讀，也如此。不論從心理或生理上來說，都如此。
一個會使用、享受夜晚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完整的人。一個會使用、享受紙本書的人，才是健康的人，完整的人。這就是紙本書對社會裡每一個人都具備的意義。不論那個社會多麼網路化、數位化。
前幾年我在紐約經常去參訪一些小學。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學校裡上網之不便。不要說取得學校網路密碼總是困難重重，連自己的手機也常有被屏蔽之感。後來發現，他們就是怕小學生在學校隨意上網，覺得要先把他們 off line的教育做好。
美國是網路和iPad等的發源地，但是他們卻如此重視讓小孩先把紙本書的閱讀打好基礎，用夜晚的比喻來說，就是他們知道：出了校門，外頭到處都是白晝，根本不必擔心孩子是否適應，所以在校園之內，反而重點是如何讓孩子從小先習慣、學會對夜晚的使用。
我們認清紙本書的這個價值，就永遠不必擔心紙本書會被網路或數位閱讀取代。夜晚是不會被白晝所取代的，只會相伴存在。
當紙本書的需求是如此深植在人性和人身中的時候，紙本書的出版，就絕不是夕陽產業。你可以說它是基礎工業，甚至可以說是尖端產業。
重要的，在於書的相關工作者、上下游者，怎麼讓讀者發現，打開書就是打開一個夜晚。而夜晚，是他們必須的。
打開書，是打開一個夜晚。很適合小書店裡作者與讀者的近距離交流。（郝明義／提供）
我認為，台北書展裡看到那麼多年輕人願意參加那麼多講座，專注地聆聽，呈現的就是他們對打開一個夜晚的需求。
這個需求的信號由他們身上發出，尤其有令人鼓舞的意義。
這麼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這些30歲之下的人，都是在網路世代誕生的「原住民」。而這些網路世代的「原住民」對紙本書產生這麼深切的興趣，表示生於白晝、習慣於在「白晝」活動的人，仍然可以感受到「夜晚」的樂趣和力量。
第二個，是因為台灣今天正好所有過去的價值觀、思維、習慣、方法都走入瓶頸，這些年輕人一方面失去大量過去年輕人所能參考的人生座標，另一方面又要對自己所處身的社會提出許多問題、質疑，同時找尋他們相信老一輩人已經無從提供的答案。
不論政治、經濟、生態、社會、教育、兩岸、世界，每一個領域都是。每一個領域又都有不同方向的探索。每一個方向，在探索的同時又不想輕易被所謂的「權威」所影響。
習慣於在網路上活動的他們，願意從紙本書裡也展開這些探索，表示他們這些探索的動力是十分自主又深沉的。
這就是顯現在今天，包括台北書展上的「分眾閱讀」需求的根由。
我說台灣出版產業正面臨一個奇妙的轉型時刻，原因也正在此。
就人口的「數量」上，沒錯，這個年輕世代是比過去的年輕世代要少。但是在「質」上，這個網路時代原住民的年輕世代，卻可能充滿著比過去年輕世代對各種知識、思想更強烈的需求。這麼說，是因為他們本來就出生在解嚴的時代，本來就有更大、更多想要挑戰社會既有價值觀的需求。
台灣各個領域老一輩的人，都為今天的年輕世代做出了貢獻，但也製造了一些負擔；做出了建設，也製造了污染；幫他們把這個世界打開，但是也給他們製造了一些新的桎梏。因此，今天的年輕世代帶著懷疑的眼神看老一輩人的同時，卻還願意透過紙本書來進行知性與感性的探索，是值得我們慶幸的事。
書的出版者，本來就是要回應這種種懷疑與探索的需求。所以如果紙本書的出版業者，能夠呼應這個年輕世代，以及其後更年輕也更有挑戰性的世代，滿足他們在網路時代卻還願意透過紙本書來滿足的知性與感性需求，和他們一起踏上一條思考、探索的路程，並且可以共同成長，這不是一次奇妙的轉型嗎？
所以，關鍵的是看我們能做些什麼事。
来源：报道者
改編自松田奈緒子漫畫創作的日劇《重版出來》，最近在台灣出版圈，似乎形成熱門話題。
故事主角「黑澤心」是個負責漫畫作品的菜鳥編輯，母親對於女兒從事編輯這份工作有許多不解，「年輕的女兒，每每到凌晨才像疆屍一樣回到家裡，以為她要去洗澡了，卻拿起燒肉便當開始吃；以為終於要上床睡覺了，馬上又跑回公司去。幾乎沒有假日，也幾乎沒跟媽媽聊天，這不是正常人會做的工作，晝夜顛倒，實在太奇怪了。快點辭職吧，編輯這種莫名其妙的工作⋯⋯。」
即使如此，還是有不少人醉心於出版這門「莫名其妙」的行業。就算在行銷會議或通路會報信誓旦旦為作品背書，但內心其實很忐忑，到底那些目標讀者會不會掏錢買書呢？該打的折扣，該貼的貼紙，該邀的書腰名人推薦，該安排的簽書座談，該曝光的媒體邀訪都做了，但是看到報表數字也沒有太多傷心的時間，下一本新書作業已經在屁股後面等待了。印太多怕賣不完，印太少怕鋪貨曝光度不夠，結果是默默上架、默默下架，再來就是凶猛退書，重版根本出不來。
所謂「重版出來」（じゅうはんしゅったい），也就是中文「再版成功」的意思，正如漫畫封底折頁的文案所言，這四個字是「能讓出版業界全體都感到幸福的詞句」，畢竟一本書的再版，是從作者、編輯、行銷、印刷到通路書店店員的團體戰，但出版市場恐怕是衰退最快的前幾大產業之一，國民閱讀力不是瞬間崩解，而是逐年減滅，平板閱讀器出現之前，有人憂慮紙本書會受到威脅，但是以台灣電子書銷售數字看來，恐怕平板電腦拿來玩遊戲與「看臉書」的機率更大，可見不是閱讀工具的問題，而是閱讀漸漸被其他娛樂取代。以台灣書市來說，重版出不來，就算各出版社持續賣命推出新書上架，但許多書都難逃「一刷終老」的命運，新書平均可以在書店平台存活的天數，普遍少於一週，或根本擠不上去。
什麼是會賣的書？出版界人人都在問。（攝影╱余志偉）
什麼是會賣的書？出版界人人都在問。作者抱怨書不好賣，讀者抱怨書不好看，但是在作者與讀者中間的出版從業人員，到底是為了什麼迷藥一樣的甜美而努力不懈？突然因為某種書大賣，而手忙腳亂快點推出同類型的新書來沾點銷路的甜頭，如果手腳不夠快，熱潮過了，就只能等到清倉6本399來消化庫存。這些重版出不來的出版品最後堆在倉庫被白蟻蛀掉，或是以節省倉儲租金為由，整車搬去銷毀的例子也不少。
前些日子，看到臉書流傳一份台灣總體出版市場近5年的統計數字，銷售額從2011年的352億跌到2015年190億，共衰退48%，幾乎腰斬一半。
以前聽過一位總編輯感嘆，大約有9成的書「終其一生」都無法二刷，書的一生，真的好寂寥。作者如果以一本書的文字量5萬到8萬來估算，大概也只能拿到一刷版稅，而且10%版稅一口價的時代好像也有所動搖了。
最近由日本出版販賣株式會社發表的2016年上半年最佳銷售排行榜，總和類由前東京都知事同時也是芥川賞得主「石原慎太郎」，以日本前首相「田中角榮」為第一人稱書寫的小說《天才》（幻冬舍）奪下，半年之內共銷售70萬冊。
至於由諧星轉型作家的又吉直樹，自從2015年在文藝春秋出版的《文學界》二月號雜誌發表純文學小說《花火》）以來，就一直是日本書市的話題，雜誌上架當日就賣到缺貨，隔天緊急增刷7千本，第二天再增刷2萬3千本，最後達到4萬本的驚人銷售，是該雜誌從1933年創刊以來最高紀錄。受到芥川賞加持，單行本累計發行數量突破239萬冊，超越村上龍的《接近無限透明的藍》，成為芥川賞歷來得獎作品的銷售第一名。而電子書下載也突破10萬次。
不管是發行半年之內突破70萬冊的石原慎太郎小說，還是創下芥川賞得獎作品銷售記錄累計239萬冊的又吉直樹小說，這些數字，對於現今台灣出版市場來說，簡直是來自異星球的夢幻數字，即使又吉直樹的小說在繁體中文化之後首刷2萬冊的新聞，登上日本Yahoo首頁，號稱台灣翻譯小說「異例」，都還是讓出版同業既羨慕又忍不住擔心，2萬冊，是多麼困難的銷售障礙，畢竟台灣出版的首刷數量已經逐漸萎縮到5千冊以下，如果是文學小說類，那就更難，即使有機會一刷再刷，超過一萬冊大概可以開慶功記者會了吧，更何況多數出版社可能連記者會的行銷預算都拿不出來。
在漫畫《重版出來》當中，有一段話：「對要求很配合的責任編輯，有行動力的業務，加上對作品有愛、努力推銷的書店店員，只要這三者一起合作的話，作品就有可能一躍而上。」
而菜鳥編輯黑澤心則與書店店長有以下的對話：
「每個漫畫家都是很努力畫漫畫，明明大家都一樣努力，但是會賣、不會賣的差別到底在哪裡？」
「這個……我開始經營書店後也一直在想，也是不明白。雖然我不知道『為什麼不會賣』，但是我可以很清楚地說『會賣的漫畫是受到喜愛的』。」
《重版出來》有個章節，提到編輯部和業務部在「本數決定會議」（台灣稱「部決會議」）上的對決，因為業務部提出新人作家的第一本單行本首刷5千的數字，引起編輯部主管大發雷霆，他認為，大型出版社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培養新人作者，正因為新人能帶給公司和社會多大的收益還是未知數，更應該背負風險加以推廣。如果首刷太少，無法遍布各地書店，或落得被塞進書架裡，新人作者這麼拚命，在這片不景氣之中賭上自己的人生，一個不小心就沒有下一本了，「你們難道不想給他們一個漂亮的數字，讓他們有終於熬出頭的感覺，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嗎？」
最後編輯部在本決會議上面逆轉成功，決定首刷5萬本，資深編輯主管叮嚀菜鳥編輯，「記得啊，新人作者一定要採用容易再版的書籍設計，不要讓作者的可能性受到損傷，要是被貼上『這個作者的書賣不出去』標籤，就沒有下一本了。」
台灣出版界可以讓新人出頭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首刷鋪貨之後的退書，不只擊退出版社信心，同時也壓垮創作者的熱情。（攝影╱余志偉）
只是，台灣出版界可以讓新人出頭的機會越來越少了，首刷鋪貨之後的退書，不只擊退出版社信心，同時也壓垮創作者的熱情，所謂重版出來，恐怕也只剩下少數1%的作家才有辦法享受一刷再刷的幸福感了。
即使我們羨慕著日本書籍銷售數字與首刷數量，但是與日本出版界有所接觸的一些人還是嗅到同樣的不景氣，光是他們出差與作家來台參訪的排場都沒辦法跟昔日相比，可見，不管是日本還是台灣，也不管紙本出版或電子出版，同樣都踢到鐵板了。
但這一行還真的充滿迷藥一樣的甜美，有出版社老闆做了養生美容兩性愛情教養的暢銷書賺了錢，拿這些收益來支撐本地創作人才持續孤獨卻綻放著微小燦爛的書寫，而我熟識的一位總編輯說她即使做了翻譯書賺錢，倘若旗下沒有本地作者持續出書，會覺得心頭少了一塊（我猜她的意思應該是「空虛」）。雖然對作者來說，即使紅了一本書，也未必有足夠的版稅收入或發表管道來支撐文章量產，如果沒有接一些演講或專欄或寫一些商業採訪，或者有其他正職收入，恐怕連生活基本需求的水電瓦斯寬頻手機費用都繳不出來。
雖有不少人主張，出書的意義不在於賣多少本，但是日本「幻冬舍」創辦人「見城徹」的名言卻是「一本書倘若不暢銷，就失去出版的意義」，聽起來雖狂妄，但出版畢竟還是一門生意，文稿一旦印刷成冊，就不是作者本人的小確幸，而是進入市場廝殺的銷路對決。雖然每本書都各有被愛的理由，但至少不要讓出版社賠錢的前提下，作者可以書寫自己想要寫的文章，編輯可以編輯自己鍾愛的作品還恰好能大賣，這大概是這個業界的每個人渴望重版不斷出來的美好境界吧！
我之前任職於日本數一數二的大型全國性報社──朝日新聞社，今年3月提出辭呈之前，我在其發行的新聞週刊《AERA》當了2年左右的資深記者。這段期間，我在新聞報導的現場，實際感受到像週刊或者月刊類型的文字媒體，它存在的必要性似乎已經達到了極限，就像是絕滅中的恐龍。
不管再怎麼努力寫好文章，積極地傳遞給社會大眾，但是令人心灰意冷的莫過於得不到任何回應，就像當機一樣。老實說，文章的好壞與否對於雜誌的銷售量已經沒有太大的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文字工作者這個職業，只是讓人越寫越痛苦，越寫越力不從心了。
15年前，《AERA》週刊每期的發行量可達到20萬本，在日本相當知名，社會人士幾乎都聽過這個名字，作為新聞週刊可以說相當風光。如果以雜誌的立場來看，它還有一定的品牌魅力，然而發行量卻逐年遞減，每年平均減少1萬本，現在公布的發行量有10萬本，但是實際賣出去的只有5到7萬本吧。
在日本，雜誌的實際銷售量通常是公開發行量的三分之二，原因在於若真的公布實際的銷售量會大大影響到廣告收入來源，如此一來，造就了只在乎維持金玉其外的表象，卻缺乏解決敗絮其中的決心。顯然地，這樣的雜誌就像陷入重度昏迷的病患，逐漸走向死亡一途。
在雜誌社內，不管是推行嶄新的編輯策略，或者是調整報導內容吸引不同的讀者群，或者是記者拼命蒐集一些獨家內幕，即使被業界的人稱讚：「很有趣」、「寫得很好」等等，但是實際上真正掏錢出來買的人越來越少，對提升銷售量一點也沒幫助。當我轉調到週刊部門時，剛好來了一位新總編，但是我離職時，這個總編的位子也換人了，即使這位總編非常積極地推出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企劃案，在新聞業界也頗受好評，卻依然無法改善發行量每況愈下的局面。
對每一位實際參與週刊製作的人來說，大家齊心要做好的雜誌，但是發行量卻不增反減，這是相當嚴峻的考驗。
對於像我這樣子的撰稿人來說，雜誌的命運如何還是其次的問題，重要的是今後的出版業該何去何從。因為，現在要經營雜誌並不容易，所以連帶導致稿費也面臨緊縮的壓力，也許可以說瀕臨崩盤的邊緣。雖然日本社會也面臨了通貨膨脹的問題，但是薪資方面每年多少都會調漲，稿費卻不然。近10年，稿費不斷地被削價，可能有減少了30%左右，就算稿費沒變，但是附帶條件變多了，例如「不支付出差費」、「取材費用自行負擔」等要求是稀鬆平常。
以知名週刊來說，一頁的稿酬是2萬至4萬日圓，通常4頁的原稿，再怎麼努力也要花上一個禮拜的時間。每個禮拜寫4頁，扣掉經費等支出，一整個月持續下來收入也不到20到30萬日圓，對於自由撰稿人來說，這簡直是個悲劇。我在週刊裡工作時，看到一位認識的自由撰稿人哭著向編輯部的負責人拜託，哽咽地說：「這樣子叫我怎麼生存下去？」在一旁看到這樣的景象，自己也感到於心不忍。
以編輯部來說，打開天窗說亮話就是「其實你不寫稿，對我們也沒差」，反正我是領公司的薪水，但是礙於現實只能低聲下氣說：「我們現在也不好過，希望大家能夠共體時艱。」當然，有其他願意支付更高稿費的雜誌社，但那幾乎是專門報導企業或政治家的醜聞，不大想為這種追求八卦新聞的雜誌寫文章，當然自己也沒有狗仔的能力去挖掘這些東西。
對於自由撰稿人來說，往前走是地獄，往回走也是地獄，只能在夾縫中求生存。很多年輕人是懷抱著夢想而成為了文字工作者，但是實際投入這樣的行業時，卻有不少人感到後悔。
其實，種種的問題都可以歸咎於日本全國的雜誌發行量不斷滑落，讓出版業界蒙上一層陰影。日本原本是雜誌大國，在2000年前後，一年大約發行45億本的雜誌，但是過了15年，已經掉到30億本以下。
對出版社而言，雜誌是攸關公司存活的重要收入，日本的出版社基本上是靠賣雜誌的錢來出版書籍的，在這樣的雙重構造下，光靠書是無法維持出版社的營運，有雜誌收入才有出版社的存在。雜誌的發行量甚至也牽連了書店的業績，書店的減少其實和雜誌的衰退息息相關，因為書店的營業額裡也5到6成是來自於雜誌，所以雜誌陷入苦境，也連帶影響到書店的經營，書店數量大約每年減少5%，深受許多愛書人歡迎的紀伊國屋書店，最近有新聞報導新宿南店（和東口店不同間）也關門大吉了。
日本陷入出版景氣低迷的困境，文字工作者的前途看似一片黯淡，但是對我來說反而有機會去思考自己的生存之道。隨著網路媒體的迅速成長，發表文章的場所增加了，而且我也可以隨時在中文的網路平台上發表文章。我之前在報社時，每篇投稿都要一一取得公司的許可，因為覺得麻煩，所以有很多文章就暫時擱置下來，現在取得自由身之後，就少了這一層顧慮，想寫就寫，真是一大痛快。
也許出版社的經營陷入轉型危機，也許紙本雜誌哪一天會完全消失，但是讀者一直都存在，在世界角落某個地方期待著我們的文章。我認為人類是透過閱讀而生存的生物，因此有讀者的地方，就有我的工作使命。即使在紙本媒體上的曝光率減少了，但是透過急速增加的新型網路平台，就不乏發光發熱的機會。
當然，原稿的書寫方式和字數等都會有所變化，要跟得上這樣的時代潮流，才不會被淘汰。雜誌消失了，但讀者是永恆的，我想文字工作者的生存之道，就是善用各種新舊媒體平台和社交工具，每天時刻努力拉近和讀者的距離。現在就我個人來說，已不受任何組織體制的綑綁，能夠更自由地透過不同的媒體，在維持原稿品質的前提下，跟大家分享我的所見所感。有很多事仍然可以做的。
来源：报道者
在今年初台北國際書展上，我看到一些9年前沒看到的讀者端的變化。如果能善加呼應這些變化，台灣的出版產業有可能掌握一個奇妙的轉型時刻，開展新的局面…（本文接續上篇）。
台灣的書店從9年前的2,603家減少了400家，少掉15.4%，講給韓國人聽，他們可能不會驚訝。因為他們從進入本世紀開始，大約15年時間裡，全國7,500家實體書店只剩1,500家，少掉了80%。（台灣也該算算從2000年起計的話，實體書店到底少了多少。）
這應該是他們終於決心從2014年11月起實施新的「圖書定價制」，也就是我們所說「圖書定價銷售制」的原因之一。
大韓出版文化協會會長高英洙（音譯），談他們全國實體書店劇減的禍因，就是受世紀之初的網路書店崛起所影響。當時韓國政府為了鼓勵網路事業，允許網路書店打折，實體書店則要守住定價銷售，造成一片混亂。
到2003年，韓國不得不推出舊版「圖書定價制」。這個制度的重點是，出版18個月內的新書最多只能打定價的9折，然後再照售價給9%的點數券等間接促銷優惠。換句話說，新書最多可打81.9折。但出版超過18個月的舊書，則完全自由折扣，沒有任何限制。
這個只限新書的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了十多年後發現還是不能不進一步改革。因為舊書的折扣戰還是打得很凶。以2014年11月新版圖書定價銷售制實施的前夕來說，不但付現購買的折扣打到五折比比皆是，有一套翻譯書竟然定價5萬元韓圜，付現購買給你4萬5千元折扣券，相當於一折5千元就買到。
因此他們在2014年11月推出了新版「圖書定價制」。
說是定價銷售，其實還是打折，現金折扣最多只能打8折，點數券等間接促銷可以再多0.5折，所以他們新的「圖書定價銷售制」其實是「最多85折銷售制」。比起舊版新書最多可以81.9折，差別雖然不太，但是新版最重要的改革與影響，是在不論是否出版18個月之內的新舊書，一體適用。唯出版社可以在出書18個月之後，有重新定價的選擇。
這個不論新舊書都不能隨便打折的新版實施之初，大家都很恐慌，擔心業績進一步下跌。
新版實施一年後，韓國出版人協會針對114家出版社調查，發現新書定價平均下降6.2%，新書種數減少7.4%，舊書重新定價平均下降44.6%。71%接受調查的出版社都說營業額下跌，並大多歸因於實施新制。而書店端的營業額也沒有明顯的成長，只是不打折扣戰後，利潤普遍大幅增加。
但是儘管如此，還是有60.5%的出版社支持圖書定價銷售制，並希望到2年後可以實施百分之百的圖書定價銷售制。
為什麼？以高英洙為代表的發言，可以略窺原因。他們就是要先讓實體書店復活，以10年時間讓過去少掉的6,000家實體書店大幅復活，所以他們願意自己先忍受業績下跌，先讓書店增加利潤。
韓國出版業者的耐心等待，到今年6月終於看到一些好苗頭。6月14日，教保文庫發表2016年上半年「綜合暢銷書及決算報告」，說他們連續幾年每年減少4%的圖書銷售業績，今年終於止跌回升，比去年同期成長了2%。前一百大暢銷書的總銷售量，更是止住了2012年以來的跌跌不休，今年上半上升了16.1%，平均銷售冊數回到1萬冊。
而我自己更看到了Bandi/Lunis書店的經營，得以在這個新版圖書定價銷制裡更加如魚得水，免除讀者來他們書店享受舒適的閱讀後，再上網去他處尋購更低折扣書的威脅。
所以台灣要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韓國並不是負面例子。反而我們要注意的是，文化部之前擬的圖書定價銷售制，是僅限出版12個月之內的新書打95折，出版12個月以上的舊書完全沒有限制。換句話說，這是相當於走韓國2003年舊版圖書定價銷售制。而韓國花了十幾年證明，只限新書的圖書定價銷售制是沒有用的。
至於也有人談到的以色列實施圖書定價制失敗的例子，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以色列的折扣戰是出於一新一老兩大連鎖書店的對決。兩大連鎖書店又各自找出版社結盟，形成出版陣營的對決。之前的折扣戰打得很凶，很多「買一送一」。又因為折扣戰影響作者的版稅收入，所以以色列在2014年推圖書定價銷售制。
以色列的圖書定價銷售制主要內容是：
以色列的圖書定價銷售制試行3年，但是因為實施後新書定價不降反升，新書銷售量大幅下跌，加上兩大連鎖通路中有一家號稱要破產，所以已經決定到今年8月中止。
我還沒有找到願意和我細談情況的以色列出版人，但是從一個出版人的角度來看，他們的圖書定價銷售制之行不順暢，應該不無受兩大寡頭連鎖書店及各自結盟陣營所抵制的可能。（我也很好奇以色列取消這個立法後，其中對作者版稅保障的那一條怎麼辦。）
不論是韓國或以色列，都是他國的例子。我們參考這些例子，不妨各自捫心自問一些問題：
進入2000年之後到現在，這15年裡，我們的折扣促銷是否越來越好用的工具？越來越大的折扣促銷，是否使出版業者的業績越來越好？使書店通路越來越興旺？再不顧書店的折扣秩序，有沒有可能使書店消失得像韓國那麼嚴重？最後有沒有可能書店消失到像以色列那樣，只剩下兩大連鎖通路的對決？
請再看一下接下來的故事，然後我會在這篇文章最後的結尾，再回到這一點來談。
Andrew Nurnberg是英國一位版權經紀人。他做得非常成功，也可以說是最有國際布局的版權經紀人之一，倫敦之外，在莫斯克、布拉克、北京、台北都有分公司。
在世界各地的書展上，我不時會跟他見一上面，交換一下對出版業的觀察。
網路書店的強勢和折扣戰的問題，經常是我們的話題。
前幾年，他跟我講亞馬遜對（起家於法國的）哈榭集團（Hachette）的故事。他說，哈榭集團不滿亞馬遜的折扣越打越大，就去抗議。
「怎麼樣了？」我當然好奇。
「亞馬遜什麼也沒說，就說知道了。」Andrew回答，「然後你知道第二天如何？」
「亞馬遜把哈榭的書都下架了？」我問。
Andrew看看我，回答：「沒下架。每本書都在。但是每本書的購買按鈕Buy都不見了。」
Andrew跟我說，後來哈榭去找亞馬遜談，談了什麼沒有人說，但最後終於按鈕都回復了。
過了兩年又碰見Andrew，問英國的情況如何。他說太慘了。
他是版權經紀者嘛，有一天接到他經紀的作者打電話來，說是出版社給的贈書不夠，請他向出版社買些作者折扣的書。
Andrew就打電話給出版社。出版社一聽，就跟他講：「喔？我建議你還是去亞馬遜買好了。」
為什麼呢？
因為他以作者的折扣跟出版社買是六折，但這本書當時在亞馬遜網上買，可以用四五折買到。詳細的折扣數雖然我的記憶會有點出入，但總之就是亞馬遜賣他的折扣，遠低於出版社能給他的折扣。
今年5月，我又在布拉格書展碰到他，就又問他說：「怎麼樣，英國現在的情況如何？」
Andrew說：「啊，反正已經糟到底了，也沒有那麼慘了。」接著說：「反而我看到了一些好現象。」
「什麼好現象？」這太令人好奇了。
站在布拉格書展人來人往的走道上，Andrew 說：「因為我們出版社終於發現了一件事。已經到谷底了，也沒有別的路走了。你只能把你唯一有把握的事做好。就是把你的書做成一個最可口的蛋糕，叫人馬上就得咬一口下去的蛋糕。」
Andrew要表達的是，在這個網上訊息、知識如此之多，網路購買、電子書如此方便的時代，傳統做紙本書的出版者，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書做成一個可口之極的蛋糕。讓讀者在書店裡看到的時候，不但垂涎，更迫不及待地想要「um」一口就吃掉。
「最重要的是要好吃到，他連滑手機想要去網上比價的念頭都來不及有。你就是要讓他必須馬上掏錢，讓他覺得：『啊！這個東西我絕不能錯過，馬上買！』」
Andrew說，在他看到英國出版市場種種慘況中，近年來他看到唯一個的好現象，就是大家終於有了這個體悟，每一家出版社都不得不把自己的書做得精美、精美再精美。精美到不但是好吃的蛋糕，還要好吃到讓人家根本忘了要去網上比價的好吃。
Andrew的比喻很好。我也很樂意與人分享。
但是我沒來得及跟他說我的看法。
我覺得書的出版者，應該把書做到打開來是一個夜晚。
来源：报道者
2007年，我寫過一篇〈我們的黑暗與光明──台灣出版產業未來十年的課題〉。9年後的現在來看，當時說的黑暗都已經發生了。尤其，看到7月3日的一篇報導說，這9年來，台灣書店大幅減少了400家。而當時說的光明，發生的不多，但是我現在寫這篇文章的題目，仍然比較樂觀地以「奇妙的轉型」為標題。因為我看到一些9年前沒看到的讀者端的變化。如果能善加呼應這些變化，台灣的出版產業有可能掌握一個奇妙的轉型時刻，開展新的局面。
先從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來講。今年書展結束之後，書展基金會做了一次針對所有參展者及專業人士的普查，然後我身為董事，也被授權對46位業者做了個別的訪談。
綜合這些普查和訪談，可以看到參展者在如何利用台北國際書展這一點上，有著不同觀點。
大約有41%的人，覺得來書展的人數還是越多越好；35%覺得人數不是最重要的，有購買力比較重要；另外21%甚至說有沒有購買力也不是最重要的，他只要願意進來，願意聽你講，願意跟你溝通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
台北國際書展參展業者對於書展人潮與進場人數的觀察。（資料提供／郝明義）
所以這次調查之後，我們可以有這樣一個結論：今年的參展業者大概有兩極化的現象。一極是說不景氣，所以一年一度難得的這一個禮拜，再不搶錢，何時搶錢？所以他們對自己的展位設計與辦什麼活動不是那麼重視，最重要的是促銷折扣。因此很多展位有人不斷地嘶喊當天多少本書、有多少優惠折扣。甚至有人直接用錄音機大聲反覆播放，招攬生意。
但另外一極則相反。這些業者相信現在買書如此方便，網路及實體書店的各種折扣優待無時不在進行之際，書展的價值應該藉著這一個星期的時間，讓讀者有更多面對面跟作者溝通的機會，甚至讓編輯來直接向讀者說明書的價值、書的意義。他們認為閱讀進行了「分眾」的時代，所以必須對不同的分眾舉辦各種不同的活動，來幫助他們了解一本本書。不同的分眾只有對自己感興趣的書有更多了解的時候，他們的購買意願才會提高。
今年這兩極的參展者，在台北國際書展裡呈現很鮮明的對比。如果正好兩種不同立場的業者並鄰，後者受干擾就很嚴重。
我自己支持後面這一極的看法。今年書展讓我最驚喜的，是看到展場各種講座都有熱情的聽眾。書展的沙龍裡，許多冷門主題也坐滿了人。在自己展位上辦講座的獨立出版聯盟，持續7年之後今年又有新的辦桌高潮。大學出版聯盟的學術主題，辦了36場，並且幾乎場場客滿。甚至有些出版社，像讀書共和國，他們在自己的展位裡面挪出一個角落來辦講座，每天也排滿了演講。
然後，像許多我訪談的業者所言，我也注意到這些講座普遍有許多年輕人參加。甚至書展做的調查裡，業者覺得讀者年齡層在下降的比率（18%）大過於覺得讀者年齡層在上升的比率（8%）。獨立出版聯盟說他們的感受更是明顯。
台北國際書展參展業者對於展場讀者的年齡層觀察。（資料提供／郝明義）
分眾的閱讀需求，加上年輕化的讀者，這兩者合在一起說明了什麼？
我認為給多年來的一個擔憂帶來了反證。那個擔憂就是：在網路時代，尤其低頭族越來越多的時代，年輕人越來越不讀書了。其實，每個時代都有愛讀者的年輕人，和不愛讀者的年輕人。而從台北書展顯示的情況來看，今天許多愛讀書的年輕人，他們想要對各種不同的書了解的需求，是在更加大而不是減少。
我認為，這正好呼應了台灣整體政治和社會環境的一個變化。解嚴明年就30年了。當時出生的嬰兒，現在正好是接近30歲的年輕人。台灣這30年民主化的過程，也是社會各個層面在擺脫過去威權陰影的過程。教改的功過不論如何評斷，有一件事應該是可以肯定的：過去只有一元的教科書和單向的教學模式，現在的教科書則越來越多元，雙向與互動的教學模式越來越受重視。在這個過程中成長起來的年輕人，雖然仍然在考試制度的桎梏之中，但越來越多人找到解脫之道。加上網路的日益普及與方便使用，網路上不但有大量的資訊與知識，更重要的是有新的學習方式。
正如同學校裡越來越不能用一個帽子、一個題目就壓著大家通通趕進去，說什麼東西是你們每個人都必須讀的，每個人對如何吸收知識、如何閱讀、如何均衡地使用網路和書籍不同來源的閱讀，也都越來越有自己的想法和方法。
所以分眾的閱讀需求當然也就越來越大，越來越深刻。這也就是今年書展裡，為什麼那麼多小眾、冷門題目的演講和座談，卻仍然有那麼多人願意參加的原因。講這麼美好，那書籍市場的一路萎縮又是怎麼回事？
我覺得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許多出版者，包括我，並沒有跟上讀者需求的變化。
在閱讀越來越趨向於追求分眾需求之時，許多出版者卻仍然企圖追求大眾的暢銷書。在閱讀需求越來越分眾而需要有新的相對應行銷方法時，許多出版者卻仍然主要使用過去因應傳統媒體的手段。當分眾讀者越來越需要在網路之外，滑手機之外，和書籍、作者，甚至編輯有可以感受到體溫的直接溝通，才能幫他們先了解一本書的時候，許多出版者卻仍然相信價格折扣才是最趁手的行銷工具。
我認為，處在今天的出版者，必須不斷地扣問自己一個問題：當網路上的資訊、知識如此豐富而多元，如此方便又免費地取得，還有如此多新的學習方法與社群的時候，讀者為什麼必須透過紙本書籍來滿足他們日益分眾的閱讀需求？為什麼必須掏腰包來買書才能滿足這種需求？
如果我們不透過這些深刻的扣問並改變習慣性的思維，改變新的和讀者溝通的方式，那我覺得今天書籍出版市場的萎縮，很大一塊責任是在出版者身上，而不是讀者身上。
第二個原因，則和越來越多的實體書店消失有關。書的銷售，總要透過通路。書店大量的消失，其實也就是說，書籍得以銷售的機會在大量消失。
怎麼面對實體書店消失這麼多的問題，是我接下來要談的。
今年台北書展結束之後，我回韓國一趟。在釜山，我看到了一家很不一般的書店。一家只有英文名字Bandi/Lunis，沒有韓文名字的書店。
傳統上，韓國最大的連鎖書店叫做教保文庫。這家書店就是面積大，書種多，裝潢很實在，基於坪效考慮，書架把整個書店塞得滿滿的。
我去的這家Bandi/Lunis，位於一家購物中心。中心改裝前，有一家教保文庫；改裝後，教保文庫就退出，由這一家進駐。
Bandi/Lunis隔著一個通道有兩個區，一個3C及周邊產品區，另一個是面積大很多的書店區。韓國傳統的書店也都沒什麼椅子給讀者坐，更不要說在裡頭吃喝東西。然而Bandi/Lunis完全不一樣。它最大的特色，就是到處都是各式各樣讓讀者可以「坐而讀」。有舒適的沙發區，讓你坐著很舒服地看書。此外，有一個很大的長桌區是可以給很多人坐下來討論，一起做功課、做筆記。
最特別的是有一個特別的書架區。這排書架一路拾階而上，所以從正面來看，這個區域陳列著一排排逐漸高起來的書架。但是如果看側面，就會發現每排書架的背後都可以坐人，把書架的頂端當書桌桌面來使用。
書店每個牆面的書架都架得很高，像圖書館一樣，還要用那個架子爬上去才能夠取書。同時，書店裡面有很多設計得很前衛、很數位化的電視牆，播放各種書訊與廣告。此外，還有立架海報提醒你：他們的App在2015年韓國各種購物中心的評比中是冠軍，歡迎你使用他們的App。
就在這樣一個書店的中心，設有一個Cafe。誠品雖然有餐飲區，但是在結帳之後書店區之外，而Bandi/Lunis的Cafe，就設在書店區的正中央，方便你取用，完全不擔心你拿了書在看，又拿吃的、喝的，把書給弄髒了又不買的問題。
但是正因為有了台北書展的體會，所以我一下子就看明白了這家書店到底是在做什麼，為什麼要這麼做。甚至為什麼其他書店都不讓人隨便拍照，但這一家卻隨你拍。
為什麼呢？
還是回到剛才的問題。今天的書店經營業者也要扣問自己幾個問題：今天的讀者在網路上就有那麼多免費的訊息、知識可以取得，他們到底為什麼一定要閱讀紙本書這種東西？為什麼一定要自己花錢買書來閱讀？在今天這麼多網上書店可以如此方便購書的環境裡，為什麼一定要自己走進書店花錢來買書閱讀？
由我來推估，Bandi/Lunis對所有這些問題的回答，可能都是「不一定」。但也正因為不一定，他們決定自己可以做的一件事：無論如何，先讓讀者願意走進你的書店；先讓讀者願意走進你的書店之後找個地方坐下；先讓讀者走進你的書店找個地方坐下之後願意花時間拿起書來閱讀、端起飲料來慢慢閱讀、和朋友討論加做筆記閱讀。
書店必須先讓讀者進來，讓上述這些事情先發生。至於他做完所有這些事情之後會不會真正掏腰包把書買下？還是只是再把書放回書架？一點把握也沒有。但是，你讓所有這些事情發生，才會出現他最後可能購買的機會；你不讓所有這些事情發生，購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發生。
這個書店，和我在今年台北書展得到的訊息是相同的：正是因為我們處在一個書籍不見得是人所必要的時代，所以書籍必須更要和讀者有可以感受「體溫」的接觸。書展如此。書店也是如此。 Bandi/Lunis 想的事情，和今年台北國際書展那21%所想的事情「甚至說有沒有購買力也不是最重要的，他只要願意進來，願意聽你講，願意跟你溝通本身就是最重要的事情」，是相同的。
但是看著Bandi/Lunis裡坐在沙發區的人，在那些書桌上振筆直書的人，不免會引發一個好奇：可是，如果這些人最後滑一下手機，發現網上同一本書有更便宜的折扣可買，並且還可以送貨到家，因此他們就上網下單了呢？那這家提供如此感受書的「體溫」的書店，豈不是虧大了？
這不可能只靠讀者對實體書店的「同情」或是「熱情相挺」。如果當他在Bandi/Lunis沙發上舒適地瀏覽過他所感興趣的書，再滑滑手機發現網上其他地方可以買到比這裡便宜很多的折扣，我們也很難苛責他就當場下了訂單，然後走出書店。
所以，接下來我要再談一下韓國實施的圖書定價銷售制，以及我們要參考的意義。如果韓國不是從前年開始實施圖書定價銷售制，Bandi/Lunis也想必難以如此經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