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铜锣湾书店店长透露“失踪”内幕

重磅:铜锣湾书店店长透露“失踪”内幕

6月16日,“失踪”近8个月并于两天前突然从内地返港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突然召开记者会,向公众透露了大量在内地被关押的细节,包括被要求交出给客户名录、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曾对他承认自己是在香港被人带返大陆的。

Hongkong Buchhändler Lam Wing-kee

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6月16日记者会上

据香港《苹果日报》、《明报》等媒体报道,林荣基在记者会上表示,他公开在内地被扣留的情况是因为这并非仅是书店的事,而是涉及到香港社会的自由。他对在场记者说:”在座好多香港人、香港记者,大家差不多是坐在同一条船。我个人或者书店被干预,将来都会发生在大家身上。这个一定。”

林荣基透露,他于去年经深圳海关前往东莞探访女友,在深圳海关被拘留,之后被带到派出所。他询问是因何事,但一整天没有得到回答。在派出所度过一晚后,他第二天一早被人蒙上眼罩带上火车。13、14小时后,他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宁波。在宁波,他被要求在不能聘请律师、不能通知家人的文件上签字。在11月至3月期间,他被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由6组人24小时监守,共被提审约20、30次。关押后期,两个北京来的人在提审中说他是“被专政的人”,政府对他们“不会手软”。在他的房间里,桌椅都包上了软胶,牙刷、指甲刀被系上绳子,有人拎住,用完就收回,以防他自杀。林荣基说,监守提审他的这些人应该是“中央专案组”的人。两天前,他获准回港探望家人,但被要求提交书店的寄书记录并制成硬件交出。

李波曾透露是从香港被带返大陆

林荣基还表示,他曾与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见面,对方承认是在香港被人带返大陆的。此外,林荣基说,自己曾被安排拍摄录像,拍片时有导演,有台词,说得不对就得重拍。

事关香港社会对自由的诉求

他原本计划本周四回内地交出记录客户名录的硬件,但在考虑两日后,最终决定不再去内地,而是站出来见媒体。他说,现在他的女友在内地被监视居住,他”好对不住我女朋友”,但是,该事件关系到香港社会的自由诉求,”中央政府逼到香港人无路可退。”他还说,”如果我做为五个人里面,负担最少的都不出声,香港就无得救。”

林荣基透露,由于李波已复制了客户资料,因此中央已经取得500至600名书店客户的资料,其中大部分为内地人。涉及的书籍大约有4000本。林荣基还说,提审他的人还要求他交出所售书籍的作者名单,但他并不知道作者是谁。

港府声明将调查跟进

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几十名记者参加了记者会。此前,铜锣湾书店五名曾先后失踪的书商都被安排在官媒及其他媒体上亮相,都称自己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大陆的。

香港政府在记者会后发表声明,称警方正主动联络林荣基本人了解情况,并会作出适当跟进。港府还回应说,”香港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无权执法。所有香港境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是违反香港法律,及不能接受的。”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貝嶺:林不屈精神令人敬重

 

貝嶺:林不屈精神令人敬重

貝嶺指相信林榮基的言行會對其他3位「低調」同案者有所觸動。資料圖片

【本报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挺身大爆「被失踪」内幕,震撼香港社会。远在台湾的铜锣湾书店事件最早爆料人、内地流亡诗人贝岭昨对本报指,林是书店获自由4子中首位站出来者,将对本案真相问究起巨大作用;并讚林是一位值得敬重的真正香港文化人。

传寧波公安局主导事件
贝岭接受本报电话访问时指,林荣基是本土香港文化人,其所為表现了香港人的良心和对强权势力的不屈精神,令人敬重,相信林的言行会对其他3位「低调」同案者有所触动,特别是李波,「我从我们共同的朋友那里知道,李波已私下对朋友坦承,他之前的公开陈述是违心的,因為他不得不这样。李波曾对朋友说:『难道你们看不出镜头前我是苦笑的吗?』」

贝岭表示,据他所悉本案由公安部主导,寧波市公安局具体操作,专案组共100多人;其中具体面对涉案者的5名公安全部来自寧波公安局;这5人从2005年起就一直设法劝说因车祸事件弃保外逃的阿海(桂民海)回国自首,最后成為内地当局打击香港新闻出版自由的最佳借口。

贝岭透露,目前阿海仍被关在寧波,本案可能会在7月落实起诉,最新的情况是,持瑞典国籍的阿海否认他曾要求放弃瑞典国籍,「与林荣基所说的情况一样,阿海在电视上的亮相认罪,全都是当局一手导演出来的,连说词都由当局事先编好,交给阿海照本宣科念」。
来源:《苹果日报》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店长林荣基本周返回香港后于周四(6月16日)召开记者会,说明被北京当局拘押的细节。

在记者会上,林荣基说自己2015年10月24日被他所称“中央专案组”带走。

他还说,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是被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从香港捉拿带走的。这与李波本人说法不同。

香港政府随后也对这场记者会发表声明,说警方正主动联络林荣基本人了解,并会作出适当跟进。

港府还回应了林荣基提及的“一国两制”,说“香港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无权执法。所有香港境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是违反香港法律,及不能接受的。”

有导演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林荣基指责北京政府违反一国两制,并说他们在今年2月的电视认罪“都有导演都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现年61岁的林荣基于去年10月24日“失踪”,铜锣湾书店的其他四人,桂民海(央视称桂敏海)、李波、吕波及张志平,自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相继“失踪”。

今年,这五人先后在中国媒体上现身承认控罪。五人被指“非法经营”书店,在大陆售卖“禁书”。之后书店人员相继返回香港。

6月14日,香港警方透露当天上午与失踪多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会面,林荣基要求为其失踪案销案。林荣基表示不需香港政府与港警的帮助,并对失踪详情三缄其口。

目前,书店的股东桂民海则仍被中国扣留。有报道说桂民海被收押于宁波一间拘留所,家人正寻找律师。这显示他可能要面对司法程序。

分析:BBC中文网驻港记者蔡晓颖: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在约500尺的会议室内,几十名记者挤在一起,等待林荣基出现。

一如所料,林荣基的记者会犹如深水炸弹,成为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事件的转折点。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五子中首位公开承认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中国官员带走的。

铜锣湾书店涉及的五名书商都曾被安排在官媒及其他媒体上发言。他们在中国媒体上说,他们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大陆的。现在,林荣基的说法等于是戳破了官方的说法。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

 

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事件,美国、欧盟等等亦曾多次表示关注。林荣基的说法,将令国际重新聚焦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林荣基说法将会令人密切关注。

早前有分析指,地方或执法部门自行捉拿铜锣湾书店五人,中央政府未有参与行动。但林荣基在记者会上指,看守人员漏口风,向他说他们隶属“中央专案组”。加上他们能把林荣基从深圳移到宁波,说明失踪事件并不只是地方层面的,而是涉及国家层面。

铜锣湾书店事件疑似涉及跨境执法,违反一国两制,亦令不少香港人心生恐惧,亦有团体曾举行游行声援铜锣湾书店五子。林荣基的说法,将会再次打击香港人的一国两制的信心。

精神折磨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由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林荣基被关在宁波近郊的一个房间内。林荣基说:“在一个二百多尺、可能不足三百尺的空间(被关)二十四小时。两人一组,六组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来看管着我。”

林荣基说,虽然那里有医疗及睡觉的地方,但在宁波期间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们美其名我是被监视居住,我连行出一步半步都不能,我只能日日看着天空,孤立无援。”

林荣基指,房间的一些布置及设备有防止被拘人士自杀的作用。 “(房间内)全部垫了软胶,所有书桌椅子都包了软布,水龙头用软胶、胶纸包好,怕那些被拘的人士发疯自杀。”

“他给你的牙刷是很小的,有一条尼龙绳。你每一次刷牙,有个看守的人拿着尼龙绳的另一边,你刷完后就要把尼龙绳给他。他怕你吞下牙刷自杀。”

他说,在宁波逗留期间,在房间曾接受“提审”20至30多次,每次长约30至45分钟。

“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对一个书商,(只要)认为他违反中国法律,就可以这样对待他。”

林荣基说,三月后,他被转移至韶关,他形容情况有改善。

 

来源:BBC

 

寻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后,印尼的转型正义

寻找沉默的真相:蘇哈托之后,印尼的转型正义

 徐子軒

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 圖/美聯社
 

今年也許是適合道歉的好年。德國國會日前通過決議案,認定百年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對亞美尼亞族發動種族屠殺;美國總統歐巴馬代表美國,向日本原爆與二戰中的罹難者致哀,並與倖存者擁抱表達慰勞。不過,另一個上世紀另一個慘絕人寰的屠殺地——印度尼西亞——仍舊沒有迎來懺悔與反省那場五十一年前的「1965年事件」。

四月初,事件被害家屬、民間組織、專家學者與官員發起一場關於1965年悲劇的研討會,這是政府與被害者代表首次面對面的接觸,可視為是和解的開始。而兩個月後,一些過去曾參與屠殺的退役將士們也舉行了研討會,但他們的態度依然是「捍衛國家」,持續為建國五原則(pancasila)作辯護,並呼籲民眾遺忘過去、面向未來。幾乎在同一時間,印尼國防部長公然宣稱,那些共黨份子死有餘辜,重彈共產主義威脅的老調。

軍方這麼多動作,都是為了反制現任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獨立紀念日,向屠殺的受害者公開道歉。問題是,縱使當年的獨裁者蘇哈托(Suharto)早已下台且逝世經年,他所製造的陰影還籠罩在這萬千群島;如今印尼軍方與保守勢力仍盛,佐科威能夠完成他2014年的競選承諾嗎?

讓我們先回到五十年前,「1965年事件」。

蘇哈托之後,民選總統哈比比(中)開始著手推行一連串的民主改革。圖中的人偶(左)為「930事件」中遇害的將軍。 圖/路透社

 

不管是出於對社會主義的青睞或是政治縱衡術的需求,印尼首任總統蘇卡諾(Sukarno)自建國之初,就與北京政權的互動曖昧不明:譬如在韓戰期間,聯合國大會曾就中國援朝的行動,進行判定是否為侵略者的決議投票,當時印尼代表投了棄權。隨後為了馬來西亞的獨立問題,印尼更與西方交惡,形成短暫的「平壤—北京—河內—金邊—雅加達」地緣軸心。然而,熱衷輸出革命的北京顯然沒有顧慮到印尼政府(特別是軍方)的感受。北京協助武裝印尼境內第五縱隊的工農勢力,雖名為抵抗英國(馬來西亞)帝國主義的入侵,但子彈並不會自動分別敵友,而今日之友也可能是明日之敵,北京對第五縱隊的支援讓印尼軍方感到芒刺在背。

根據不完全統計,六零年代印尼共產黨人數高達三百五十萬,是印尼最大的政黨、亦是世上僅次於蘇聯、中國的第三大共產黨,其勢力滲入政府,逐漸掌握行政與立法權。此時,一些左傾的軍人卻發動一場激進的政變,透過成立「930革命委員會」,綁架並殺害數名軍方高級將領,導致原本看似穩健步入體制內的印尼共產黨,一夕間成為叛變的政府公敵——該政變給了蘇哈托陣營絕佳的藉口「清君側」。

為打倒930組織行動陣線串聯,蘇哈托陣營在西方勢力(主要是美國中情局CIA)的協助下,展開大規模的反共行動。這波掃蕩共產分子的行動,很快地便升級成為失控的屠殺與政治報復;戰場從雅加達、西爪哇開始,接著延伸至巴里、蘇門答臘、加里曼丹等全國主要島嶼,對象也從共黨份子,擴張到行動陣線成員的政敵,以及所有蘇哈托陣營看不順眼的嫌疑犯。照CIA的報告,長達數月的清掃讓共產黨被完全取締,迄今仍為非法組織,而屠殺所造成的死亡人數可能已達五十萬以上。成功扳倒共產黨的蘇哈托成為了印尼的新獨裁者,建立超過30年的「新秩序」(new order)。

1965年的蘇哈托(左二)。 圖/美聯社

 

1965-1966年肅清共產黨行動中,一卡車一卡車的共產黨青年被載往監獄囚禁。 圖/美聯社

 

對一個年齡中位數不到30歲、又被長期禁錮在威權下的國家來說,這段黑色的歷史記憶混沌不明,但近年兩部屠殺事件紀錄片《The Act of Killing》、《The Look of Silence》陸續問世,使印尼年輕一代接觸並開始詢問真相,也讓受害者家屬更願意站出來尋求和解。

不過,就現實來說,官方仍不願揭露事件全貌。相較於赤柬受到世人譴責,聯合國特別法庭及國內法庭對紅色高棉的雙元調查審判,印尼「1965年事件」的屠夫們依舊躲在反共護國的大纛下,結果就是公理正義離印尼越來越遠。從五十年前的大屠殺,到1998年的「黑色五月」,再到東帝汶獨立運動、亞齊分離主義等血腥鎮壓,政府相關人員幾乎不受問責,助長了民間極端主義的氣氛。

蘇哈托的強人政治在1998年落幕,印尼正式進入民主轉型期。過去建國五原則裡強調的國民一致性,以及帶有指導性的民主主義,受到多元族群主義的衝擊。在威權時代,首要原則是人民必須有宗教信仰,雖然一般認為印尼是世上人數最多的穆斯林國家,但伊斯蘭教並非是國教,基督教、天主教、儒教、佛教等六個宗教均是通過認證的合法宗教。換言之,在蘇卡諾的新秩序下,即便是伊斯蘭教亦得受到監督與控制,這與部分中東國家的政教合一大相逕庭。隨著印尼的民主化益深,原教旨主義的穆斯林,與世俗名義上的穆斯林對立也就越多,社會分化漸漸擴大。

世人給予蘇哈托的評價兩極,對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來說,蘇哈托的暴政讓他成為罪不可赦的眾矢之的,但同時對許多人來說,蘇哈托是穩定印尼發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圖為蘇哈托博物館。 圖/路透社

 

美國911事件後,美國及其盟國發動全球反恐戰爭,當時印尼也是其中一員。幾場戰爭打下來,西方暫時取得優勢,蓋達組織不得不轉進東南亞尋求發展,與巴希爾(Abu Bakar Ba’asyir)領導的印尼聖戰理事會(Majelis Mujahidin Indonesia, MMI)、伊斯蘭祈禱團(JemaahIslamiyah, JI)等大小外圍組織聯盟。巴希爾曾流亡馬來西亞十多年,在蘇哈托倒台後回到印尼,繼續他建設伊斯蘭國的偉大事業,並不定期地發動恐怖攻擊。這樣的人當然不可能為當權者所容忍,不久就被逮捕受審。數度進出牢獄,卻也反而使他登上精神領袖的高峰,成為極端伊斯蘭份子反抗政府的象徵,鼓舞不少年輕人投身聖戰。

這些聖戰份子針對的不只是政府、西方人士,也包含了對國內少數民族的迫害;像是伊斯蘭人民論壇(Islamic People’s Forum)、捍衛伊斯蘭陣線(Islamic Defenders Front)等,都曾攻擊什葉派(Shiite)和阿瑪底亞派(Ahmadiyah)穆斯林的禮拜場所,或是和基督教徒起衝突。語言恐嚇、暴力殺傷,以及焚燒「褻瀆者」的住宅和教堂等暴力行為屢見不鮮,但政府多半袖手旁觀,某些激進官員還會加入加害者的行列,可謂與50年前的屠殺如出一轍。

蘇哈托下台後的印尼,經濟飛速成長,國民平均所得十倍翻漲,甚於中國的八倍多,但印尼民主轉型相對緩慢,政府治理(法治尤其)始終效能不彰。根據世界銀行的全球治理指標(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 WGI),印尼在2014年的排名約落在全球二分之一國家之後,尤以政治穩定和反貪表現最差。正如前述,強人雖逝,威權時代留下的遺緒卻積習難改。最明顯的就是從過去軍方的鐵腕肅清,現在轉由警方強橫執法。整體來看,嫌犯死傷數量或許減少了許多,但國家暴力對付人民的本質沒有太大改變;一些公務員更透過尋租等貪腐行為,壓榨社會底層,或是藉著政府嚴懲極端份子的獎勵,濫用職權誣陷平民。

領導印尼聖戰理事會的巴希爾,極具聲望,是現今印尼伊斯蘭極端份子眼中的精神領袖。 圖/歐新社

 

911事件後,蓋達組織轉往印尼尋找盟友。 圖/歐新社

種種官逼民反的舉措,增長了公眾對政府的敵意。由於警方的法律免責權相當的含糊不清,接連引起衝突。某部份極端的教士甚至將之指為異教徒(kafir)或壓迫者(thaghut),鼓吹流血反抗,各島的社區出現越來越多的響應聲浪,以暴力報復警方。此類所謂的民間執法,還得到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或半官方教派團體的支持。鼓勵暴徒行為,等於暗示人或宗教的權力可以淩駕國家機構,顯示印尼內部對於極端主義、法律精神,乃至於民主原則,存有不小的認知差距。

事實上,印尼並非自絕於普世價值外。早在1993年蘇哈托便以第50號總統令成立國家人權委員會(Komnas HAM),但在威權體制下仍只是裝飾門面。而在蘇哈托之後,哈比比(Bacharuddin Jusuf Habibe)倉促地接下總統之位,試圖推行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像是1999年公布的關於人權的第39號法案,企圖強化國家人權委員會的職能。但殘暴血腥的「1965年事件」,一直到2007年才等到人權委員會的首次調查;2012年才公布了第一份報告。

儘管面對龐大的政治壓力,委員會仍就事實作出陳述,指出那段基於反共的黑色歲月,存在著多數違反人權的案件,亦具體找到了一些行兇的人事時地。但時任總統蘇西洛(Susilo Bambang Yudhoyono)雖是印尼首任民選領袖,但出身軍系,屬於既得利益階級,政治包袱太過沉重,也不具足夠的實力與勇氣推動轉型正義。這項未盡的任因而落在佐科威身上。曾在2014年競選期間承諾將審慎處理這件滅殺行動的佐科威,卻在2015年、「1965年事件」的五十周年,迴避了「道歉」的問責。

追究有罪不罰(impunity)的案件、節制政府官員,包括軍方、警方等濫權行為,這不只是對被害者的補償,亦是協助印尼瓦解極端主義與平息分離主義,重新凝聚人民對民主制度以及國家認同,讓印尼得以繼續前進的重要關鍵。短短的十餘年間,印尼已向選舉式民主政體過渡,成為世上第三大民主國家。但就如同在第三波民主化裡走回頭路的國家,要再進一步成為自由式民主政體,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

面對歷史真相或許是好的開始:受難家屬與人權團體模擬了受難者的墓碑,藉以悼念跟抗議蘇哈托的暴政。 圖/路透社

来源:转角国际

回忆因纪念六四入狱笔会会友的点点滴滴

 

回忆因纪念六四入狱笔会会友的点点滴滴

7人六四

 

今年是六四27周年,照样有人纪念,照样有人被抓走或者失联。这其中就有我们笔会的几位会友,他们纪念六四,他们照了纪念的照片发布到网络上面,他们毫无悬念的被抓捕,一转眼到今天就过了半个多月了。半夜醒来想起他们的音容笑貌,于是写点东西回忆和他们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张宝成就是这样一个执着的人

认识老张很长时间了,我记得是李刚介绍我们认识的。当时我们一伙人总是扎在一起,什么王永红、李刚、我以及候欣,三天两头见面,突然有一天李刚把老张带来了,一聊起来大家都是同道中人很快就成了朋友。

后来交往的朋友越来越多,做的事情也就越来越多,直到2012年下半年开始推进新公民运动,搞同城聚餐活动等等,大家的友谊越来越深厚。整个北京城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几乎每个星期都跑个遍,交朋友、搞同城、发传单、邮寄公民徽章、公民T恤、拉横幅等等,每天忙个不亦乐乎。以下是我记录的2013年3月30日日志片段,现在读这段文字,老张等人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

“……那天那个地点是张宝成做召集人和主持人,本来那天侯欣也是另一处地点(离木樨地不远)的召集人和主持人,但是那天上午她说她被国保控制在家里不能出来召集主持这个活动,那样本来应该到她那里参加同城聚餐活动的朋友有一些就来到了张宝成这里的聚会点。

下午四点钟的样子,张宝成召集大家落座同城聚餐活动开始,在每人三分钟自我介绍之后,就那天的主题——环境污染问题,大家按照罗伯特规则每人发言五分钟。由于北京的雾霾天气影响十分巨大,大家对环境问题也很是关切,所以当天各位参加同城聚餐的朋友发言都很热烈。

活动最后的环节是大家各自分组讨论某一话题或者几个朋友凑在一块儿私聊,一边认识新朋友,一面加强老朋友的感情,本来同城聚餐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为大家广交志同道合的朋友提供一个平台。这时候,袁冬将身子凑过来对我说,明天他和张宝成等几个人想做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活动,问我能否参加,是否能多找几个帮手?

我说:“我本人参加没有问题,找几个帮手也很方便。因为第二天我主持召集一些朋友同城聚餐,也顺便为冷老庆祝生日,如果你们切实计划妥当,那么明天我可以在我们那边聚餐完毕之后,带上参加聚餐的朋友们,直接上你们开展活动的现场,加入你们的行动。”

袁冬听完我的回答很兴奋,毕竟又为他们的活动现场增加了很多生力军,可以造成更大的影响力。

一会儿,张宝成也走到我身边,向我说起明天他们搞活动的事情来,我把我对袁冬说过的想法对他说了。张宝成一听这个计划也很兴奋,他想了想对我说,他想明天也去我那边参加聚餐活动,祝福冷教授生日快乐,而后与我一道将那些参加聚餐活动的朋友带往他们开展活动的现场。……”

第二天2013年3月31日张宝成、袁冬、马新立等就被捕了,后来老张入狱2年。今天他又因为纪念六四27周年进到了看守所里面了,我为他的不屈不饶喝彩。顺带提一句,张宝成的妻子是我们众所周知的打灯笼难找的好嫂子,没有她做坚强的后盾,老张有时候会分身无术。

 

我和赵常青的交集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赵常青没有什么个人交集,好像就是他搞08宪章网站的时候,采访过我,那都是很早的事情了。后来是2013年4月13日我们在丁家喜律师办公楼在一起开会,他给我留下了印象深刻。以下是当时我的记录片段:

“……我记得当时第一个发言的人是赵长青先生,他坐在大会议桌的一端,那个位置靠近投影屏幕,他参加过1989年那场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在我们这些朋友们中间算是老前辈了。他因为身体力行推进中国民主进程而多次惹怒中共当局,前前后后做了七八年的牢。他就是一块硬骨头,有西北人刚烈不屈的任性,每次出狱之后,斗志更加高昂,有越战越勇的架势,中共当局也是拿他没有办法,在国保眼里赵先生就是个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赵先生站起来向大家点了点头,就开始发言,他没有按照孙三民提议的谈中国大局走向和推进官员财产公开这两方面的主题。他的发言主要是有感而发,可能是受到影像资料的影响,他神态凝重,意志坚决,讲话慷慨激昂。

他说为了中国人民能走上自由民主的道路,他本人不害怕坐共产党的监狱,不要说已经坐了七八年的牢,就是再多坐几年或者十几年的牢,他也毫不惧怕。他神情激昂地说在关键时刻,他要向台湾的郑南榕先生学习,双手拧着汽油桶往前冲,哪怕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他的激情发言赢得了大家热烈而钦佩的掌声。这样一来,整个会场的气氛就调动起来了,大家纷纷表态都要为了祖国走上自由民主之路尽己所能,一时间会场气氛相当热烈。……”

后来赵常青入狱两年半,出狱不久,现在又身陷囹圄。

梁太平:一个对生命和艺术负责的诗人

我和梁太平未曾谋面,但是我们的交集不少,都在湖南,都是独立中文笔会的会员,他还和我的那些朋友搞了六四的27周年纪念活动,那么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算是朋友了。

可惜我对这个朋友详情不了解,只有照录网上梁太平事略:

梁太平,笔名尾生,1984年生于四川南充,大学毕业后就业核工业230研究所,工程师入湖南籍。因长期参与公民社会运动,追求民主自由,倡导普世价值,积极捍卫人权,2014年底受政治迫害被工作单位开除。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被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被羁押在北京丰台看守所,写有诸多诗歌作品。

颜伯钧

梁太平:狱中诗四首

 

梁太平:狱中诗四首

梁太平,笔名尾生,1984年出生于四川南充,大学毕业后就职核工业230研究所任工程师,并入籍湖南长沙。因长期参与公民社会运动,追求自由民主,倡导普世价值,积极捍卫人权,2014年底受政治迫害被工作单位开除。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被涉嫌寻衅滋事遭刑事拘留,目前被羁押在北京市丰台区看守所,以下诗歌是梁太平在看守所写就。

此刻

日子在不断的重複中麻木
时间在一片苍白中虚无
此刻,肉体仅仅是肉体
绝不是一颗绿色的树
此刻,灵魂就是灵魂
一只小鸟从我的胸中飞出

2016年6月6日

我看你是要飞了

看守所厕所的蚂蚁最自由
看守所板床上的被子最锋利
我们就像沙子形成沙漏
我们就像原子形成铁
四围高高的墙壁
让整个天空塌陷
我打开一扇语言的窗户
管教说:我看你是要飞了
 

感谢神

人心若是自由的
就没有监狱
人心若不自由
它自己就是它的监狱
感谢神
让救赎之光照进
这黑暗里
感谢神
让我在他的生命中
没有恐惧
感谢神
解开我人生一个个方程
感谢神
让我登上人生一座座苦难的山峰
看见不同层次的风景
感谢神
让我认清了人生的风向
行驶在一片光明
 

十字架

耶苏把十字架咒诅
变成了对世人的救赎
保罗把监狱的苦难
变成了对世人的祝福
世界泼向你的污水啊
终将在那光的作用下
化为甘露

笔会会员颜伯钧的逃亡笔记在日本出版发行

笔会会员颜伯钧的逃亡笔记在日本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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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颜伯钧创作的有关其参与新公民运动及其在中国境内两年多逃亡生涯的笔记,近日在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逃亡笔记以作者本人的视角忠实的记录了作者积极参与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以“公盟”成员许志永、丁家喜等人为核心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前后情形。作者与丁家喜、张宝成、王永红、马新立、李焕君、于艳华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些人都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受到中共不同程度的迫害,当然从全国范围内来说,因为新公民运动受到迫害的人何止百千。

作者在中共大规模抓捕新公民运动参与者的时候选择了逃亡,该逃亡笔记是作者在中国境内逃亡两年多时间的亲身经历。在逃亡期间,作者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关心和帮助。作者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愿意帮助他,不是因为作者本人有很多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这些人都对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事业怀有一份历史的责任和担当。这些人的默默付出彰显的是人性的光辉,昭示的是一份正义和良知。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的考验,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不外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意识形态方面,当前中国执政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全面对抗普世价值。

其次一党独裁的贪婪与怯懦。现代政治的基础是政党政治,但是政党政治同样面临独裁专制的风险,那就是一党专政。

再来中国国内公民社会建设的落后与空缺。

同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文素养教育的封闭将中国人的思想固化在一个蛮荒的时代,无法正确认识自我的法律意识的缺失以及外面世界的进步。

最后,中共的言论控制以及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社会领域的落后以及社会矛盾,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外界接触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越来越感觉到不仅仅是有物质生活的满足,同样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迫在眉睫。

总之,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来。当然不仅仅是长期活跃在一线的国内外民运人士,也更多地需要中共体制内的决策者和政策实践者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来。作者认为只有全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努力才能够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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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letter: Writers and free expression groups call for urgent support for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pen letter: Writers and free expression groups call for urgent support for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9 Jun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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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the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dersigned writers and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IFEX) are dismayed by the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e human rights body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the devastating impact this could have on respect for rights in the Americas,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call on all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AS, as well as other donors, to make addi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available to the IACHR as a matter of urgency.

 

On 23 May, the IACHR reported that severe financial problems have forced it to cancel its July and October sessions and all trips planned for this year and, if new funding cannot be secured by mid-June, will lead to the non-renewal of the contracts of 40 per cent of its staff (31 employees out of a team of 78). Given that the IACHR is already overstretched and struggling to reduce a back-log of cases, these cuts will have an extremely damaging effect on the body’s ability to carry out its work, now and in the future.

 

Created in 1959, the IACHR is one of the three main regional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worldwide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 the Americas. Its Office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established in 1997, has been essential in supporting victims and facilitating remedies, advising member states, and keeping the world informed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ess freedom abuses and advances in the region. For example, in 2014 the IACHR ordered the Honduran state to suspe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ntence on Julio Ernesto Alvarado which would have prevented him from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for 16 months, among other criminal sanctions, and followed up to ensure the government complied.

 

Despite this, in recent years the IACHR has suffered a significant drop in funding from both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according to IFEX’s Latin American & Caribbean Alliance (IFEX-ALC). For example, member states Argentina, Canada, Chile, Colombi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educe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ACHR between 2013-15, says IFEX-ALC, while Ecuador, Paraguay, Peru and Uruguay have contributed only irregularly. Of 13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AS that have provided funding for the IACHR recently, 10 of them have yet to make payments in 2016, according to IFEX-ALC: Azerbaijan, Finland, France, Greece, Ireland, the Netherlands, Norway, Swed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IACHR is also due to a systemic lack of funding from the OAS, according to the IAHCR. ‘There is a deep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mandate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 have given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ey allocate to it,’ said the body in a recent pressstatement. ‘The regular budget of the IACHR this year is less than 5 million dollars, which amounts to $0.005 per person in the hemisphere per year. According to the IACHR, this is just six per cent of the OAS’ total budget – whereas the Council of Europe earmarks 41.5 per cent of its budge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dersigned urge all OAS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and other potential donors to reconsider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IACHR. In order to avoid the staff cuts, the IACHR says it needs to receive funds or written pledges by 15 June.

 

We hope that you will help the IACHR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Americas.

 

Yours faithfully,

 

Writers

 

Jennifer Clement,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Homero Aridjis,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John Ralston Saul,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Mario Vargas Llosa,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Margaret Atwood, Vice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Gloria Guardia, Vice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Gioconda Belli, President, PEN Nicaragua 

 

Andrew Solomon, President, PEN American Center

 

Luisa Valenzuela, President, PEN Argentina 

 

Carmen Boullosa

 

Lydia Cacho

 

Ernesto Cardenal

 

Ariel Dorfman

 

Álvaro Enrigue

 

Laura Esquivel

 

Francisco Goldman

 

Anabel Hernández

 

Elena Poniatowska

 

Organisations (all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 IFEX)

 

PEN International

 

PEN American Cente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uman Rights Watch

 

Index on Censorship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Privacy International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WAN-IFRA)

 

Online: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open-letter-on-the-financial-crisis-facing-the-inter-american-commission-on-human-rights/

 

 

Tamsin Mitchell

Americas Programme Coordinator | PEN International

Encargada del Programa de las Américas | PEN International

Chargée du Programme Amériques | PEN International

Email: [email protected]

Skype: tamsin.mitchell

Tel. +44 (0)20 7405 0338 | Twitter | Facebook | www.pen-international.org

林和立: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林立和
 
英国《卫报》最近报道,大陆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移居西方为数惊人,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又一次高峰。纽约大学中国法学权威孔杰荣更形容这股「逃亡潮」类似纳粹时代大批犹太精英逃跑到美国寻找自由之旅。

孔教授确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近年曾帮助如着名法律工作者滕彪与陈光诚等在美国找工作。其他已经落籍西方的着名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奇才余杰与袁红冰、诗人贝岭、前北大经济学家夏业良、与最近因为《无界新闻》刊登〈罢免习总声讨书〉事件,备受大陆恫吓的评论人长平与温云超。笔者亦认识数名大陆知识界好友,准备以专业或投资方法移民欧美。

刚过去的六四屠城27年与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祭,令人想起大陆知识分子被煎熬于水深火热的惨状。近年大陆流传一篇题为〈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学者,解析中共如何驯服和阉割一代代知识份子。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担心在中共的体制内,名牌大学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中国很可能「人种都会退化」。而伤痕文学作家张抗抗则慨叹:「如果需要,他们会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种人,他们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做奴隶的产品!」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深受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影响,绝少拥有积极反抗强权的基恩。就以刚去世的国宝级文学家杨绛与她先生钱钟书等民国时代大师为例,他们在1949年政权转移后,大多拥抱逆来顺受、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但他们不会站起来声讨毛泽东与鞭挞中共政权反人性、反科学与反民主的本质。

中共对包括国际知名大师的人格践踏远早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开始,在民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学、艺术家以及世界级教授为了生存大多避谈政治兼改行。钱钟书被迫化大量时间监督《毛泽东选集》的外语翻译,文豪巴金与矛盾基本上停止创作,沉从文改为研究美术史,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老舍,在文革开始不久更选择自杀的不归路。

文革后饱受蹂躏的知识界发表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伤痕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曝露了文革的荒谬与凶残,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但即使万二分敬仰钱钟书夫妇等大师的读者,也需要面对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这些国际知名的文艺泰斗没有站出来公开指控中共的暴行与其凶残的吃人制度?

还记得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曾不客气地问巴金,为什么他在文革后虽然不断写文章呼吁知识份子要「说真话」,但他自己好像没有说过一句「反党」或针对中共体制的话。朱教授是这样「质询」巴老的:「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

正如宗教学者王怡所言,「共产党的确让知识份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王引述文学理论大师王元化在文革后的一段话,王老说在历次反知识份子运动中,难得有如经济学者顾准与「反党舆论」搞手遇罗克等不畏强权的人,「我们知识份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但王元化本人有没有为文革的牺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这样批评王大师:「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知识份子都要如林昭、张志新一样当烈士。更重要的是,中共近十年构建的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的维稳机器,比起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式KGB厉害得多。记得在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时,维稳经费居然超过解放军的开支!余杰刚到美国后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透露虐打他的国保曾警告他说,当局充分掌握超过200个知识分子的行踪,「我们随时可以活埋你们」。

当然,由于语言、社会网络与经济压力等原因,不少知识分子被逼移居西方后,难以发挥他们一贯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但同时不少在美国、澳洲与欧洲落户的作家、评论家与教授,欣然接受全球化的现实。他们通过在当地研究、演讲与笔耕同样可以在互联网和全世界包括大陆、港、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对话。

中共每年花几十亿人民币在全世界拓展什么软实力来标榜「中国模式」如何伟大,习大大如何受国人欢迎等假像与歪理,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奋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相!当习总正全力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掩盖中共千疮万孔的施政之时,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加把劲,宣扬中国需要融入普世价值的逼切性!

林和立 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信博》专栏作者。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美国国务卿克里。(法新社)

美国国务卿克里。(法新社)

 

中国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美国国务卿克里6月7日对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受到限制表示忧虑。海外26家NGO也于日前发表联署声明,批评中国的上述法规扼杀公民社会,损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其结果将引起中国社会更大的不稳定。

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4月底通过后,持续引发西方国家的担忧。6月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自由帮助提出、组织、参与以及安排促进我们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活动。”

与此同时,海外26家NGO发表联署声明,反对该法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称其可能会将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变成公安部门的工具,帮助打压境外非政府组织。同时,新法的模糊规定给予公安部门滥权的空间。声明呼吁立即撤销该法,赋予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更大的从事活动与倡导工作的空间。

对此,对该法持否定态度的一名维权律师告诉本台:“当局担心资金资助方面的威胁,(以及对官方)价值观和理念认识的改变和颠覆。”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规定由公安部管理,包括监察、检查甚至冻结境外NGO的财务状况,同时禁止在中国境内从事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活动。若有违反相关条款,当局可以将其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公安更可拘留NGO职员及驱逐外籍人员出境等。法案出台一个多月以来,许多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的专家均表示,法案的内容含糊,加上赋予官员极大权力去规管境外NGO,担心其成为威吓,甚至打压中国境内异见观点的工具。

但中国外交部则在上月强硬回应指,中方对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言论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有关专家撤回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

对此,劳工NGO组织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主任张治儒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现时大陆政府强力打压NGO,特别是劳工NGO,相信最终定会引发无法挽回的社会动荡:

“对于我们劳工NGO来讲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损失,不做劳工NGO我们可以做其他的工作,甚至所得的经济回报不会低于这个劳工NGO的收入 。主要的最大打击还是针对劳工这个群体,他们在今后如果没有劳工NGO支持,他们受到的权益侵害很难以得到保障,很难得到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对这个社会矛盾的加剧,如果说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的话,劳资冲突和劳资矛盾会越演越烈,到时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把握预计,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这种社会矛盾和劳资冲突权益被侵害,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伸张正义的地方,矛盾是积越大,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在中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约有7000家,涉及扶贫、助残、环保、卫生、教育、救灾、乡村治理、劳动保护等20多个领域。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吴晶

来源:自由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