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少四壮集-不读的推荐文

 

三少四壮集-不读的推荐文

 

不管是读者、编辑、行销,其实都想问:「推荐人到底有没有看过书稿?」

我曾经遵循大泽在昌的建议,有约必写。等到新书出版的时候,第一时间检查自己跟谁并列──这种感觉难道就是虚荣?至于本文早就读过了,故事情节大概都知道,现在反而有时间细读谁的推荐写得好,琢磨下次怎么切入。

 从前作为读者的自己,只要翻到本文就好了,无视推荐也没差。有些推荐文只是把故事重讲一次,像论文摘要,有的导读则说这本书像某几本经典,这种方式省力,但如果永远只提那几本,久了就像停止更新的软体,凸显最近没读书的破绽。

我什么事情都觉得有意思,不推荐的书几乎没有。举例来说,虽然有的书造势盛大,读完以后有点失望,但又觉得地才很好,地才教我的,比天才更多。地才敢说自己也不清楚的故事,这不也是一种好奇心吗?没想清楚就下笔,也不必全盘推翻,重新安排分场,内容稍微调整就好了。──这是我近期听到最励志的话了。

也有推荐人说:「常看到我推荐的人以为我很喜欢推荐,但我拒绝推荐的更多,只是书上不会写我拒绝啊。」

这样写了一年发现,挂名推荐也好,专文作序也罢,读一本书至少要三个工作天,写一篇两千字上下的文章,也要三天,合起来就是一周,一字1-3元就算连拿到的赠书都卖掉,也很难支付这个礼拜的生活费。出版社的行销费往往也只有几千块,要邀稿还要发宣传品设计,也很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一个月下来推荐两本,再加上其他约稿和专题企画,很容易陷入无法专注写书的恶性循环。

说到底,推荐文到底有没有用?或许这才是出版人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今年只读一本书──」这种会激怒读者的推荐,劝你最好不要,因为这句话很明显觉得读者没有判断能力,而且会读书的人,通常是十本和零本的差异,没人只买一本的啦。

但如果多找几个人推荐,能够多说服一个读者,编辑和设计只好多花一些力气在反正也要裁掉的书腰纸,希望这些努力值得。儘管大家都很清楚,推荐和书腰都不是重点,但现在已经到了连一个读者都不能失去的境地。

有时候,问人怎么遇到我的书,有人说在书店偶然翻到,有人是朋友推荐,也有几个,是看了大叔的推荐序,这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预支了别人的读者。推荐人确实担负帮读者发现新世界的责任。我要做的,就是把第一本书累积的信任,转移到下一本,下一本再滚到下下一本──听起来好像银行复利一样,总之,我现在明白背负房贷的心情了。

因为预支的好运和善意,我才得以开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只是别让贷款压垮了,如果连本金都没有,那真的会破產喔。

(中国时报)

納粹首領心裡想什麼?:《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跡測驗》選摘(1)

 

 

納粹首領心裡想什麼?:《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跡測驗》選摘(1)

紐倫堡大審判。(圖片取自mtviewmirror.com)

紐倫堡大審判。(圖片取自mtviewmirror.com)

囚犯的例行精神評估

多數西方國家均相當注重囚犯的心理健康,即使是死刑犯也不例外。雖然囚禁的目的是拘留和懲罰罪犯,但在美國,囚犯還是可享有特定的醫療與心智照護福利,因為政府不希望囚犯藉由生病或自殺等手段逃避罪刑。

因此,紐倫堡監獄設有牧師、輔導照護人員與精神科醫師。即使囚犯最終可能遭判死刑,依然必須嚴加監控他們的健康。精神分析師與心理治療師的責任是:確保囚犯擁有足夠的心智能力,以面對審判及與律師合作。

摘文一圖一:道格拉斯.凱利,約攝於一九四五年(經凱利本人同意複印).jpg

摘文一圖一:道格拉斯.凱利,約攝於一九四五年(經凱利本人同意複印)(圖片由商周提供)

道格拉斯.凱利是少數幾個可以自由接觸囚犯的人。他與口譯員多利布瓦每天都會一一探監。由於多利布瓦會幫這些囚犯一些忙,像是傳話給家人,因此如果多利布瓦參與精神評估或測試過程,他們都會盡量配合,間接提升了凱利進行會談的效率。雖然事後凱利宣稱自己研究一名囚犯平均就花了八十小時,但這與實際的時間可能有點出入。無可否認,他確實在戈林身上耗費許多時間,但要是說他在紐倫堡二十二名戰犯每個人身上都花了八十小時,未免過於誇大。畢竟,戰犯們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抵達紐倫堡,而凱利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離開,算起來他研究戰犯的期間不到半年。

凱利憑藉出眾的口才,得以順利進行囚犯的精神分析。他在著作中表示,自己一直將納粹分子視為屠殺的幕後主使、強盜與事業狂,但在與他們互動時會將這些想法暫擱一旁,盡量保持客觀理性。久而久之,這些囚犯也逐漸習慣接受訊問。然而,凱利的研究方式與其他精神治療師不同,他試圖將囚犯當成一般人來看待和理解,因此戰犯都樂於與他會談。

除了在監獄擔任精神治療師外,凱利也私下進行其他計畫。他測試囚犯的智商,施行至今精神分析仍然準確的羅夏克墨漬測驗,藉此判別納粹戰犯的心理特徵。

摘文一圖二: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右)與幾名紐倫堡戰犯(國家檔案館).jpg

摘文一圖二: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右)與幾名紐倫堡戰犯(國家檔案館)(圖片由商周提供)

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新的口譯員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到職,卻顯得與一般口譯員十分不同。多利布瓦一心想離開紐倫堡,因為他的役期即將屆滿,希望在最後一年從事其他職務,所以申請轉調;吉爾伯特則一心想進入紐倫堡研究喪心病狂的納粹首領。起初,凱利與吉爾伯特看似合作無間,但各自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處事風格。凱利能言善道,能輕易與任何人打成一片;吉爾伯特則言詞尖銳,事事講求效率。從他們的報告中,也可明顯察覺到納粹罪犯對兩人造成的不同影響。凱利發現納粹是個「有趣的族群」,相當熱衷於向媒體講述他們的故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會因為反覆思索與這些罪犯的互動而久久難以入眠。相對地,吉爾伯特並不認為納粹有趣,反而十分厭惡且不吝於表現這樣的態度。除此之外,凱利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能夠在治療患有戰爭衰竭症的美軍病患時,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吉爾伯特則對軍人較無同理心,認為患病的士兵不出幾年就會因為「不適任」遭到軍隊淘汰。

凱利與吉爾伯特的個性迥異,從他們耶誕節假期的行程可見一斑。凱利離開紐倫堡度假,吉爾伯特卻是前往達浩(Dachau)採訪等待受刑的集中營士兵。

基於這些不同之處,他們也受到不同囚犯的歡迎。有些囚犯喜歡隨和的凱利,有些則欣賞行事嚴謹的吉爾伯特。凱利注意到囚犯在會談時總是滔滔不絕:「我很少遇過如此順利的精神治療會診……他們不需要醫師的詢問或引導,就會自己說個不停。」他也提到,赫斯總是保持距離,而戈林則是「每天都笑臉歡迎我的到來。我離開紐倫堡回美國時,他還因此哭了」。

精神分析師對於檢察事務的介入

在紐倫堡,醫師沒有替病患保密的義務。凱利與吉爾伯特會向監獄的行政長官(典獄長安德魯斯)與檢察長官(大法官傑克森)回報囚犯的行為及其律師的辯護策略,甚至還會提供檢調方向的建議。

凱利曾致信多諾萬,表示戈林宣稱自己「與多諾萬將軍交情匪淺,還說他和凱利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信任的兩個人」。同時,凱利也提醒多諾萬留意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因為他不斷「抄襲戈林的述詞,還表示『在法庭上,同志們一定要砲口一致』」。

吉爾伯特也不甘示弱,定期向檢察單位回報。對此,一名評論家曾毫不留情地批評吉爾伯特像個「在森林裡東嗅西聞的松露豬,汲汲營營地想在情報事務中參一腳」。

商周出版《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

商周出版《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

*喬爾.丁斯戴爾(Joel Dimsdale)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傑出榮譽教授暨精神病學系教授。自Carleton College取得生物學學位後,又在史丹佛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及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哈佛麻州總院完成精神病理訓練並在該處服務。曾任以下機構顧問: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美國國家醫學中心、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六○年代開始便針對壓力專題做研究,至今已累積超過五百本出版品,編輯過無數書籍與期刊。

来源:风传媒

 

陸美女作家郝景芳 奪科幻小說雨果獎

 

陸美女作家郝景芳 奪科幻小說雨果獎

 
中國美女作家郝景芳小說《北京折疊》獲得雨果獎。翻攝郝景芳官網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中國作家再奪國際大獎,現年32歲的美女作家郝景芳,以科幻小說《北京折疊》前天在美國獲得第74屆雨果獎中短篇小說獎,是繼作家劉慈欣後,再有中國作家獲此殊榮。


雨果獎(Hugo Award)創立於1953年,是國際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科幻小說獎之一,創辦人是盧森堡裔美國發明家兼作家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他於1926年創立美國最早的科幻雜誌《驚奇故事》,被譽為「科幻之父」。



郝景芳(前排左一)前天在美國出席頒獎典禮。翻攝網路

清華大學博士

郝景芳擁有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大學時期開始創作小說,雨果獎是她首個國際性大獎。
頒獎典禮前天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舉行,郝景芳以作品《北京折疊》獲得中短篇小說獎,是繼去年劉慈欣以小說《三體》獲得最佳長篇故事獎,第二個獲獎的中國作家,消息傳出令中國文化界相當振奮。


反映社會階層

中國科幻作家吳岩說,郝景芳是很有知識的女性,「她不太愛參加活動,自我意識很強,非常有潛力。」作家韓松表示:「這篇小說反映社會階層問題,且想像力出眾。」
《北京折疊》描述背景為虛擬的22世紀北京市,空間分為3層,分別住著3種不同階級的人,包括第三空間的基層工人、第二空間的中產階級、第一空間的統治階級。
小說主角老刀是年近50歲的垃圾工人,也是單親爸爸,為了女兒,整天穿梭在3個空間謀生,透露人們對階級的焦慮與無奈。
這篇小說英文版去年11月已在美國問世,但中文版尚未出版,僅有電子書,預計今年下半年出版。不少網友讚嘆她「才女」、「佩服」,還有人感嘆該小說反映中國社會,「不知出版時會不會遇到麻煩?」

郝景芳32歲

★出生:1984/07/27,天津市
★婚姻:已婚,育有1女
★現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專案主任
★學歷: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清大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班畢業,現為經濟研究工作者
★經歷:大學時期開始創作科幻小說,作品包括《谷神的飛翔》、《祖母家的夏天》、《流浪瑪厄斯》、《回到卡戎》等,《北京折疊》於今年4月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提名,8月20日獲獎。

来源:苹果日报

轉型正義與大審判家

 

轉型正義與大審判家

張佑生

紐約時報日昨刊登德國修正派歷史學者諾帝(Ernst Nolte)以九十三歲高齡過世的訃聞。諾帝是法西斯主義的專家,一九八六年發表《揮之不去的過去》(The Past That Won’t Go Away)論文,主張納粹崛起是俄國共產革命對德國造成存亡威脅後「合乎邏輯的反應」。諾帝並將俄國共產革命期間的階級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分析俄國古拉格奴工營與納粹奧許維茨集中營間的因果關聯性。

諾帝的主張在德國引發論戰,哲學家哈伯瑪斯批判諾帝試圖粉飾納粹犯行,將第三帝國的歷史「相對化」與「常態化」。面對「右派修正主義者」的責難,諾帝辯稱自己始終如一,是德國民意向左傾。

納粹與東德是德國談轉型正義津津樂道的主題,但過程相當複雜。描述德國地方檢察長鮑爾追緝屠殺猶太人計畫主要執行者艾希曼的電影「大審判家」提到,不少納粹成員一度位居西德政界要津,包括總理艾德諾的國家安全顧問葛羅貝克。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探討德國兩大轉型正義工程的專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指出,戰後西德的轉型正義工程由盟軍主導,在冷戰爆發、艾德諾上台後凍結了近廿年才重新啟動。台灣新政府將轉型正義列為施政優先項目,也換了司法院長提名人,且拭目以待。

 

来源:联合新闻

13年磨出《剪翼史》 王文興:我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

 

13年磨出《剪翼史》 王文興:我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

 

台灣小說家王文興花了13年,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陳伯聖攝)

台灣小說家王文興花了13年,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陳伯聖攝)

「走這條路,我給自己很大的自由,這個自由並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13年,王文興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同樣地,在他獨創的新字、標點符合和空白中,深澈描寫時間流逝中的賀教授,他的內心和外在世界的變動。極其獨特的,在書末結尾,他用了一個新創標點符合,極短的兩撇,就像「他走出了  校門」的一雙足印。

王文興向來以慢產小說出名,慢產的原因是他對於文字精準的要求,日產30個字,每個字都經過高標準審核,作為一個中文字,想要被放入王文興的小說內,一點也不容易。1973年出版的《家變》耗時13年創作,引起當時保守台灣社會對「孝道」與「道德」的批判與討論,第2部長篇小說《背海的人》上下部,更一共花去24年光陰。

慢讀,才能掌握小說的音樂性

有作家稱王文興的讀者都有點「被虐傾向」,因為他作品裡的文字「不好讀」,字句上講求聲韻,選字要求寫實,讀他的小說「不能快」,甚至得要大聲唸出來,才有可能了解小說主角正在經歷些什麼。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在桌上敲擊製造聲響,反覆斟酌文字的聲音,手稿上滿滿的曲線、點、圓圈,就像作曲家正在譜曲。為了呈現文句音韻,王文興可以捨去常用、通俗的字,甚至不惜自創文字,還會使用注音符號呈現筆下人物聲音的輕重,只為了讓字字句句更貼近其書寫世界中的真實。

新作《剪翼史》中,大量運用標點符號、空白、字體放大來創造小說的空間與情緒。問到是否可能造成讀者的隔閡?王文興認為,這樣的小說形式反而對慢動作、細心的讀者有所幫助,讓他們可以掌握文字的節奏。「比方說,鋼琴家葉綠娜是個學音樂的人,就在我的書寫裡讀到了音樂,她照著符號的暗示,也給她足夠的暗示,該不該加快、減慢。」在文學中的「節奏」,無非就是氣氛,對他而言,節奏的定位並不困難,但要達到定位的效果,就相當費力,這也為什麼選「字」這麼重要,每一個字都有他的定位作用。

對於小說選字上的細琢,在《剪翼史》中,要形容5、6封信件散落在桌上,王文興不選用「一堆」、「一落」或「一批」等通俗、好懂的量詞,他選用極少見的「一薈」,充分表現出約莫5、6封信,「匯聚在一起,不整齊也不亂」的景象,但若用「堆」就太硬了,「落」也太多,王文興表示,除了用字精確並且要求寫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文句音韻上的一致,若字音太重,不符合句子的音韻他也不會使用。

台灣小說家王文興教授。(陳伯聖攝)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陳伯聖攝)

 

王文興說明,自己花很多時間在選字,上述的例子中,他可能寫到「一」就寫不下去,接著要挑選字5到6分鐘,有些甚至要到10分鐘才能選好,必須考量聲音、視覺形象對不對。王文興表示,這完全是寫實的要求、求真而已。

讀不懂?只求一句話的讀者

講求「字」的藝術,但下一代會懂嗎?王文興認為,這一代人也不一定讀得懂,上一代也未必讀得懂,他的作品不會去討好讀者,只給少數願意讀的、最重要是有興趣且努力的讀者,大概要到做研究的、學者的讀者會有興趣逐字著磨。王文興補充說道,只要認同他小說裡的一句話,那就是他的讀者。

《剪翼史》中,經常在字句中出現行書、簡體字、繁體字、甚至生僻的古字和自創的新字交錯使用,字級也隨情節的進展放大或加粗。王文興表示,會選用行書體是希望在讀起來時,不要太輕、也不要太重,需要配合主角的心理狀態,而自創字的出現,是因為真的沒字可用,真的要創字必須要乍看之下讓人看懂,這些在創作上的要求,也讓出版社必須重新為此書刻字,編輯後製足足耗了1年,才能順利印刷。

至於注音符號,從《家變》就開始就廣泛在王文興的作品中運用,但注音符號無法翻譯,且只有台灣人看得懂,要怎麼讓作品能夠被翻譯、出版到其他國家?「那我管不了了!」王文興回答,假如想讀的讀者就學注音符號吧,只要是翻譯過的作品原意都會打折,他舉例,李白、杜甫的詩作要怎麼翻成英文?若翻過去,原本的聲韻都沒有了。

而在標點符號的部分,更是常有在字句旁加註直線、點、閃電般的曲線(具有宗教經驗上,真誠的為他人高興),就連大眾習以為常的句點,在王文興筆下,可能只剩下半個圈或是實心的黑點。王文興說明,半個圓圈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實心的黑點則是斬釘截鐵地回應。最讓讀者疑惑的,是結尾那不像破折號、也不像冒號,傾斜向外的兩條 – -,要怎麼解釋此符號的使用?「不能解釋,文學不能解釋,如果解釋就不成為文學,文學一定是表達而不是解釋。」

從家變到折翼史,進入無色無香的境界

從《家變》開始,王文興在華文創作中開創一種實驗性風格,新潮的創作形式、考究句子音韻,當年他34歲正值壯年,到今年出版《剪翼史》,王文興已77歲,但小說的實驗性卻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挑戰讀者的閱讀功夫。王文興表示,實驗性只是為了求真,他指出,光是人就有3、4個層面需要去考究。

談論自己3部長篇小說的不同,王文興認為,《家變》中的抒情部分算最多,而後《背海的人》就開始將抒情部份抽去,直到《剪翼史》可說是完全不存在抒情,王文興解釋,因為抒情討好、好騙人,所以刻意拿掉作品中多數的形容詞,刻意要做到「無色無香」的地步。

問及現代年輕人創作上,自身經驗會不會較上一個世代貧乏?王文興表示,托爾斯泰晚年看到電影藝術興起,便直言電影將會取代文學,這十幾年看下來也的確如此,王文興認為,不能說年輕人沒有文學創作力,只是熱情轉移到另一個文學方向─電影上了。

至於《家變》或其他作品是否有可能搬上大螢幕?王文興笑笑說,自己不會出售版權,「我沒有窮到這麼需要錢。」但主要是因為文學拍成電影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了。

来源:风传媒

苏联极权主义“阴魂未散”

 

苏联极权主义“阴魂未散”

在莫斯科,人们为1991年8月未遂政变中的受害者挥舞俄罗斯国旗。那次政变失败被认为是苏联的终结。DIMITRIKOROTAYEV/AGENCE FRANCE-PRESSE

玛莎·格森

在俄罗斯,8月22日是一个节日:国旗日(Flag Day)。不过,它在所有节日中的地位比较低。不像胜利日(Victory Day)那样有游行。也不像五一劳动节(May Day)、俄罗斯日(Russia Day)、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和祖国保卫者日(Defenders of the Fatherland Day)以及其他六七个节日那样放假一天。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不大可能注意到,本月该国正在纪念一个历史里程碑事件的25周年。

25年前发生了什么?1991年8月18日,四名苏联高级官员飞往克里米亚,把正在那里度假的总统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软禁。第二天,苏联公民醒来后发现,一个由克格勃(KGB)、军方和苏共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政变被粉碎。

8月21日,政变失败已经显而易见,苏联当局很快将这个秘密警察组织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巨大雕像从市中心的基座上移除。一面由白、蓝、红三色条纹组成的俄罗斯国旗从莫斯科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Russian Supreme Soviet)大楼的楼顶升起——这是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在未遂的政变结束前,只有三人在莫斯科街头死去。

在那之前两年,支持民主的年轻活动人士领导的一系列群众抗议活动,已经导致几个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府垮台。它们被称为1989年革命。其中大部分是和平革命,捷克人称他们的革命为“天鹅绒革命”。执政党就是屈服了。在西方出版的很多书中,以及在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里,1991年8月的这三天是俄罗斯的天鹅绒革命,它们被视为苏联的终结。

但是实际上,这三天既不是苏联的终结,也不是天鹅绒革命。在25年后的今天,这一点也许比以往更清晰。

1991年夏,苏维埃帝国已经在痛苦中挣扎了好几年。它的15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都爆发了要求独立的群众运动。民族冲突和边界纠纷四处爆发,流血冲突不断。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在军事手段与和平手段之间摇摆不定。苏联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立陶宛使用武力,杀死了很多人,令所有希望改变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不过,在苏联领导层中占多数地位的强硬派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与任何想要抚慰所有人的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和大部分人的厌恶。不过,他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之间。这位前任共产党领导人在1991年6月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俄罗斯联邦的民选领袖。

强硬派政变失败为叶利钦打开了大门。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变成人质,但叶利钦在莫斯科。他竟然是站在坦克车上对城里的反政变抗议者讲话。政变结束后,他被普遍视为胜利的抵抗派领袖。现在,轮到他来告诉戈尔巴乔夫该干什么了。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开始清洗政变的很多支持者,而叶利钦撤销了戈尔巴乔夫的几项人事任命,换成他自己的人。他还确保苏联共产党被有效遏制——正是苏共的领导人发动了这次政变——同时确保俄罗斯共产党继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叶利钦控制了苏联的所有重要机构,从克格勃到计划经济指挥中心。

1991年秋,加盟共和国一个又一个宣布从苏联独立,而依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努力维持苏联统一。12月,叶利钦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会晤,就苏联解体达成一致意见。戈尔巴乔夫没有受到邀请。他甚至不是第一个得知此事的人:在叶利钦给乔治·H·W·布什总统(George H. W. Bush)致电告知此事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才告知他。结果,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辞去总统职位,因为他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该国的大部分机构,以及它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地位,都转让给一个名叫俄罗斯联邦的新国家。

叶利钦和助手们认为,俄罗斯发生的事比任何革命都好,甚至好过天鹅绒革命。他们坚信,接管现有机构比摧毁它们能更快、更少痛苦地给俄罗斯带来民主。他们很少考虑到,这些机构是长期极权政体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怀疑过自己有足够的意志和力量去改造它们。

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机构比想要改造它们的人更强大。在近十年时间里,它们拒绝改变,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当上总统后,它们各就其位,缓解了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如今,俄罗斯的生活比过去25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苏联时期的生活——一切都与政治有关,群众被调动起来围绕在领袖和国家周围,审查制度和一党专制得到有效恢复。

在1991年8月未遂政变中死去的三个人的纪念匾(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破败失修,关于在原地竖立一个合适、显眼的纪念碑的讨论在多年前渐无声息。但是,今年夏天,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个公园里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精心修复,这至少是过去几年里的第四次修复。还有人提议把雕像放回原来的地方。

玛莎·格森(Masha Gessen)著有最新出版的书籍《兄弟:通往美国悲剧之路》(The Brothers: The Road to an American Tragedy)。

翻译:王相宜

来源:纽约时报

楊渡:百劫回歸的作家──王拓

 

楊渡:百劫回歸的作家──王拓

 

去年6月間,我在《為台灣文學朗讀》的電台節目中訪問王拓,談及如何開始創作。他語帶深情地說,最早的啟蒙者是他的母親。母親的家族是瑞芳一帶的礦主家庭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爺爺是前清秀才,會吟詩作對,自小她幫爺爺打酒溫酒,就教她用閩南語背千家詩,可惜沒教她識字,所以她只能背詩給孩子聽。可是她教出來的6個孩子每一個都是學校第1名的學生。

王拓寫過一篇感人的文章〈母親,偉大的史詩〉。我請他朗讀此文。讀著讀著,他的眼淚不禁流了下來,終至哽咽無法卒讀。

大學畢業後,王拓先去花蓮中學教書,開始寫小說。後來為了戀愛,他決定要當一個「比她更好的人」,所以去考研究所,並開始寫小說,立志成為作家。就這樣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吊人樹〉。從此開啟他的文學之路。

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開始之時,他寫下著名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成為重要理論基礎。鄉土文學論戰有一份左翼刊物《夏潮》也是王拓積極參與的媒體。此時恰逢黨外雜誌興起之時,王拓不僅為《夏潮》寫稿、做報導文學採訪,還創辦了《春風》雜誌。後來他參與《美麗島》雜誌編委,直接介入政治,終於因為美麗島事件而入獄6年。

出獄後他在朋友的幫助下做生意,可是無法忘情文化,於是在陳映真的召喚下,擔任《人間》雜誌社長,主持編務,熱血的他還想幫《人間》找一些廣告業務,增加一點收入。

然而他仍無法擺脫政治,更想藉參與選舉,來改變社會。他曾擔任立法委員,也曾擔任文建會主委。可是他還是無法忘情於文學,擔任立法委員時,他曾自己閉關數日,只專心寫作小說,可是寫完出來,拿給他的妻子看,妻子的評語認為根本不是文學。這讓他傷心到極點,閉門大醉,痛哭不已。

自此他先斷了創作之心,直到2008年從政治上退休之後,才開始重回寫作之路。那時他碰到楊青矗。楊青矗早年以工人小說家聞名,卻和他一樣,熱血於社會改革而投身政壇,碰得傷痕累累,最後回到文學寫作,才得到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勸告王拓說:「不要著急,你至少要安心讀書,3年後才有可能開始寫作。」

去年訪問中,王拓驚異地說:「阿渡啊,真的,我天天讀書,一天12小時,早上我太太出門,我在看書,晚上她回來,我還在看書。她問我看什麼書,我說有些新書,有些以前看過的舊書,重看一遍,有新體會。就這樣,3年後我才能開始寫作。」

「3年啊,一天都沒有少。」他說。

我回他:「還不錯啦,尤里西斯去打特洛伊戰爭,返鄉都走了10年。你還不錯,3年就回到文學家園。」

他離開文學,投身政治的時候,妻子認為他不應該投入政治,因為好不容易文學上有一點成就,要繼續努力。他回說:文學就是人性,而政治的人性是最複雜的,經歷過這一段路,看透人性的各個層面,我回頭寫文學作品,一定更有深入,寫得更好。

去年見面時,他已經寫好新作三部曲的第一部。據說,有35萬字。第二部曲,也寫了大半,有20幾萬字。他說,故事是他親身經歷的歷史,不寫下來,彷彿有一些重擔無法卸下。只不知道,這一年來,他是不是有完成呢?

1988年1月他和楊祖珺為了老兵返鄉運動組成第一批探親團,回到大陸,受到熱烈的歡迎。即使2008年民進黨下台後,他依舊和大陸的幾個老朋友保持連繫,「這世間總有一些情義比政治更重要。」去年在夜酒後,他曾如此喟嘆。

王拓,讓我想到近代文人與政治之間的糾纏。文人不滿於時政,而介入於實際行動,卻總是帶一點浪漫的理想主義。然而在政治的現實中,鬥爭總是打敗理念,算計總是贏過理想,等到夢醒時分,回首文學創作,卻又歸鄉路漫漫。王拓,最後終於回來文學家園,開始寫下他的三部曲。這或許是最後仍值得欣慰的地方。

来源:中国时报

上网写作 读者赞助 人气作家月入11万

 

上网写作 读者赞助 人气作家月入11万

 
人气作家月入11万
SOS新闻平台创办人翁子骐将SOS转型为集资订阅写作平台SOSreader。现今平台上有40多位作者,预计今年底增加至60位。(杨彩成摄)

在网路发表作品,未必只能靠微薄稿费赚钱。从募资平台转型的SOSreader,开放写手提案写作,并在网路上向读者募资寻求赞助,为写作者提供另类创作平台,上线以来吸引40位写作者提案,并有上千人订阅,目前人气最高作者、着有《人渣文本》的周伟航,在平台的平均月收入近11万元。

集资订阅 为作家找机会

 
 

SOSreader是亚洲第一个推出「集资订阅」的网站,希望作为支持本土创作者发表的平台,提案作者可自订写作内容、发表频率与回馈方案,开放民眾订阅赞助。创办者、78年次的翁子骐,2014年成立SOS新闻募资平台,2015年2月上线的第一个募资专案、年轻媒体人钟圣雄创办《眉角》新闻杂志的提案,就成功募集500多万元;平台同时也借镜美国的Beacon网站,让独立记者透过集资写作深度报导。

翁子骐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刚毕业就创业成立公关公司,但作为读者,他深感台湾新闻媒体环境崩坏,因此创办SOS作为「新媒体」理想,「结果很多记者跟我说,他们的作家朋友过得比他们还惨,平台可否不限报导写作?」他苦笑。

改版转型 创造有效平台

去年底翁子骐认识了曾任文化机构行销、同时也是诗人的沈嘉悦,两人理念相同,联手将SOS转型为集资订阅写作平台,今年8月甫改版完成。现平台上约有40多位作者,预计今年底陆续增加至60位,涵盖文学创作、影评乐评、社会评论,甚至剧本、翻译等各类型写作,也与出版社合作连载刊登。

在台湾,作家不论稿费、版税收入都普遍不足以维生,沈嘉悦感嘆:「现行市场机制明显无法支撑作家,若『出版』对文学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有效的生存方式,我希望让SOS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平台。」

降低门槛 刺激市场多样

他比喻SOS就像「作家版的小农產地直送」,读者的订阅可让作者在出版前的创作阶段就有收入;同时,作者取得实质收入的门槛降低,也可能让更多种类型的作者曝光,刺激文学创作的市场多样性。

虽然翁子骐坦言,找读者比找作者难,目前最大挑战是说服读者「付费」订阅,但两人都很乐观,「我们相信作品的力量,以及会有越来越多人愿以小额支付来支持喜爱的作者,一起改变创作与文化环境。」

来源:中国时报

劳改基金会关于纽约时报抨击吴弘达先生报道的声明

 

劳改基金会关于纽约时报抨击吴弘达先生报道的声明

作者:劳改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今发表特别声明,回应纽约时报8月13日发布的抨击已故吴弘达先生的报道。

在吴弘达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时间,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Jacobs(中文译名杰安迪)曾到位于首都华盛顿18街和T街交界处1901的劳改办公室和劳改纪念馆所在地采访吴弘达先生近三个小时。

此次谈话后,吴弘达先生指出,他相信杰安迪先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某些试图掌控雅虎信托的余额基金(已经被划归劳改人权组织)的人所指使,并与他们合作。

吴弘达先生不幸离世后,杰安迪曾联系劳改基金会,要求得到该非营利机构报税的详细资料复印件,尽管这些资料可以在网上查到;杰安迪也曾试图寻找一个机会与劳改基金会等机构的相关人员交流;他也企图得到任何关于吴弘达先生死亡情况的信息。他表示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劳改人权基金”人道援助情况的文章。

劳改基金会将一如既往秉承自己的使命,包括为确实需要的中国异议人士提供人道援助支持。我们绝不屈从于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敲诈勒索,无论它是来自中国大陆内部还是外部。

当某人以文字去攻击一位逝者,而逝者已经无法再说话,那是令人难过而悲愤的,更是极大的不公平。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某些媒体的代言人正在试图抹黑那些在人权事业上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如吴弘达,他毕生努力奋斗揭露中共暴政,告诉世界中共人权之真相的功绩将永远熠熠生辉,铭记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

劳改基金会

2016年8月13日

来源:博讯

人權基金還是私人金庫?吳弘達遺產蒙上污點

 

人權基金還是私人金庫?吳弘達遺產蒙上污點

在中國勞改營內度過了19年時間的吳弘達(Harry Wu)是國會山的常客,他因猛烈抨擊中國政府而獲得那些譴責中國踐踏人權的美國政治家們青睞。

與國會立法者們的密切關係幫助他在2007年從雅虎公司那裡獲得了1700萬美元,用於援助被迫害的異議人士的家庭,當時,雅虎這一科技巨頭正因幫助中國官方找出使用該公司郵件服務的活動人士,而受到犀利的批評。

吳弘達於今年4月去世,享年79歲,如今,他的遺產蒙上了污點。根據公開披露的財務狀況、法院記錄、對前僱員、基金會成員和人權倡導者們的訪談,他僅將雅虎那筆資金中的120萬提供給了異議人士的家庭,將1300多萬美元用於運營自己的基金會,該基金會經營著一個網站和一家小博物館。

「美國政治家們覺得吳弘達是一個英雄,但真相是,他是一個不道德的人,背叛了那些他本應幫助的人們,」47歲的王菁說,她是一位異議人士的妻子。

他死後數日,七位中國著名異見人士在一封信中呼籲美國官員調查吳弘達的華盛頓勞改基金會(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的開支違規行為,並宣布計劃發起訴訟,要求將雅虎那筆資金所剩餘的大約300萬美元交給另一個團體。人權倡導者們一直對雅虎非常不滿,直到今年年初,雅虎的執行官們還一度是該基金的董事會成員,但是,根據董事會成員和前僱員們的說法,當吳弘達否決對他挪用資金購買房地產、運營自己的博物館和為自己打官司的指控時,這些執行官們大都袖手旁觀。

雅虎的慷慨解囊並非全然無私,人們普遍認為,這項捐助是為了平息公眾的憤怒,這家公司曾幫助官方找出使用雅虎郵件散布激怒中國政府的文章和文件的中國用戶。至少有四名郵件使用者事後被判入獄。

爭議集中在那些一再重複的問題上:大公司的社會責任,以及急於進入中國廣闊市場的矽谷執行官們討好中國領導人時所,造成的意外後果。2014年,社交網站領英(Linkedln)同意在中國接受內容審查;去年,IBM公司允許中國官員檢查自己產品的專利源代碼,從而引發了白宮的關注。Facebook的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為了得到中國的七億互聯網用戶,極力討好中國領導人。

雅虎上月被Verizon公司收購,對於自己在撥給吳弘達組織的那筆資金中扮演的監管角色,雅虎拒絕發表評論,只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作為行業領袖,我們仍然承諾保護並促進表達的自由與網路隱私。」

吳弘達在去世两週前接受的採訪中否認了那些挪用資金的指控,並為自己決定終止對中國異見人士和其家庭的大部分資金援助進行辯護。他說基金會的僱員無法獲得進入中國的簽證,因而無法核實援助申請者提供的財務信息。但是他毫不隱瞞自己對申請援助的那些中國人權活動人士們的鄙視,說他們貪婪、不誠實,不知感恩。「他們當中有些人對我們說謊,」他說。「這些中國的受害者們讓我們很困擾。」

雅虎人權基金的設立源於雅虎的一次著名的公開恥辱事件。2007年秋,雅虎的首席執行官楊致遠(Jerry Yang)被傳喚到國會,在電視直播中遭到眾議院外交委員會(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成員的尖銳批評。兩位入獄的中國異見人士的家屬坐在他背後,立法者用近三個小時時間批評該公司與中國安全機構合作,以及在之前的國會聽證會上為自己的行為撒謊。「從技術和財力上講,你們是巨人,但是從道德上講,你們是侏儒,」眾議院議員、加利福尼亞州民主黨人湯姆·蘭托斯(Tom Lantos)說。當時蘭托斯是該委員會的主席。他敦促雅虎給兩位異見人士的家屬提供經濟補償。蘭托斯是猶太大屠殺的倖存者,於2008年去世。

楊是台灣移民之子,他明顯受到觸動,鞠躬致歉。據這些家庭的代理律師莫頓·斯克拉(Morton Sklar)說,楊與這些家屬會面,提出給每個家庭賠償320萬美元,用以和解對該公司的起訴。楊還承諾提供1730萬美元幫助中國人權迫害的其他受害者,特別是那些因為使用互聯網批評政府而遭到迫害的人。為了管理該基金會,楊致遠請吳宏達幫忙——這個戴眼鏡的人一直擔任這些家屬的翻譯。

1985年,吳到達美國後,成為一個與政治聯繫密切的人,他的遭遇讓他成為中共限制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個人權利的有力象徵。吳在國會聽證會上講述自己入獄近20年遭受的折磨和飢餓,扣人心弦。「吳弘達是國會成員努力彰顯中國在人權方面的惡劣行為的重要證人,」國際特赦組織亞洲項目主任林偉(Nicholas Bequelin)說,「他的故事與美國講述的勇敢反對中國政府的異見人士的故事很契合。

斯克拉說,雅虎希望該基金能幫助修復它的公眾形象,同時也用作儲備金,以備和解將來中國的其他異見人士提出的索賠請求。批評者稱,這一安排從法律上和道德上都值得懷疑。「他們把這項基金視為免受牢獄之災的王牌,」斯克拉說,「但是吳弘達把這筆錢看做他自己的私人基金,用於資助他自己的活動。」

吳弘達對這筆錢的管理被證明是有問題的。2011年,一位入獄活動人士的妻子俞陵提起法律訴訟,稱吳迫使她交出320萬美元的和解費,然後以他個人名義購買了100萬美元的養老金。吳最終把錢還給了俞,不過後來不斷有補助金申請者指控吳的其他違規行為。有些人說,他們從未收到他承諾補助的錢;還有人回憶說曾簽過空白支付表,但只收到部分款項。對該基金會財務披露報表的審查發現,至少有19萬美元不知去向。

這些年,其他一些指控也增加了對吳是否適合管理雅虎基金的質疑,包括他妻子的家暴指控——他因此被判緩刑兩年。異見人士楊海的妻子王女士指控吳性騷擾她在華盛頓地區監護的三名未成年少女,包括她自己16歲的女兒,並指控吳在王起訴期間(此案尚未判決)切斷了每月的補助金。

在採訪中,吳弘達基金會的十多名員工和董事會成員都表示,他欺壓批評者,壓制反對意見。反對者認為他在自己的組織上花費過多,在受害者身上花費過少。財務披露報表表明,在有些年份,該基金會每年用於直接資助中國異見人士或其家屬的費用不到總支出的2%;近些年,這些補助金已基本用光。

員工們說,所有的支出都由吳弘達決定的。根據披露報表,補助金從數百美元至1萬美元不等,不過大多在3000美元左右。廖天琪在擔任吳的助理十年後因對他的支出表示質疑而遭到解僱。廖說,雅虎不理會她表達擔憂的信件和電子郵件。「他將傷害這個組織,損害雅虎的形象,」她在2010年發送的一封信中警告稱,「醜聞將被曝光,那將沉重打擊中國的人權問題。」

傑夫·菲德勒(Jeff Fiedler)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工會領導,也是前基金會董事會成員。他說自己五年前灰心辭職。「哈里[吳的英文名]不與他人合作,把那些錢看成自己的,」他說,「他變得極其不講道理。」菲德勒等董事會成員說,這些年,雅虎努力介入,但最終把公司與基金會剝離開來——過去,基金會的所有支付支票都需要雅虎的內部法律顧問簽署。2015年,該公司解散了雅虎人權基金;今年1月,該公司的代表從吳的基金會辭職。

作為該組織的執行總監,吳每年賺取13萬美元。去年他使用雅虎補助金中的250萬美元購買了一幢城市聯排別墅作為辦公室,並在華盛頓買下一座博物館,用於展示中國勞改營的情況。資料顯示,他共花費80多萬美元律師費,用於在補助金申請者、接受者以及前員工提起的至少四起訴訟中為自己辯護。所有這些訴訟後來都以和解或撤訴告終。

去年,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因財務違規向他的組織罰款約4萬美元,但是,據吳說,國稅局並未試圖撤銷該組織的非盈利身份。

在中國,成千上萬人因公開表達政治主張而遭到迫害,政府經常通過剝奪工作、阻止子女上學、迫使房東趕人等方式懲罰他們的家人。向貧困的中國異見人士及其家屬提供援助的加州人道中國組織(Humanitarian China)每年向大約100位接受者提供資助,而在過去十年裡,勞改研究基金會僅向約130人提供過資助,這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我們每年只能努力籌集到數千美元,」該組織的董事會成員曹雅學說,「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有1700萬美元,我們能做多少事。」

吳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採訪時,表達出對針對自己的指控的厭煩,並為自己把雅虎基金的錢主要用於修建尚未完工的博物館的決定辯護。該博物館記錄了中國勞改營的恐怖狀況。

「我認為博物館是實現目標的最佳方式,所以我們收集了很多文件和個人證詞,來講述事實,」他說。「如果誰有更好的解決辦法,我會接受的。」然後他身體前傾,壓低了洪亮的聲音。「我都79歲了,」他補充說,「差不多快活到頭了。」

 

Champ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Leaves a Tarnished Legacy

 

Harry Wu at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in 2010. CreditMandel Nga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WASHINGTON — Harry Wu, who spent 19 years in Chinese labor camps, was a familiar figure on Capitol Hill, delivering searing broadsides against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that drew admiration from American politicians condemning the country’s human rights abuses.

 

Hi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awmakers helped Mr. Wu secure a $17 million grant from Yahoo in 2007 to aid families of persecuted dissidents, when the tech giant was facing withering criticism for assist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identifying activists who had used the company’s email service.

 

But by the time Mr. Wu, 79, died in April, his legacy had become tarnished. He provided just $1.2 million to dissidents’ families, while spending more than $13 million of the Yahoo money to operate his own foundation, which runs a website and a small museum, according to financial disclosures, court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former employees, foundation board member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merican politicians think of Harry Wu as a hero, but the truth is he is an immoral person who betrayed the very people he was supposed to be helping,” said Wang Jing, 47, the wife of a dissident.

 

In a letter released days after his death, seven prominent dissidents in China called on American officials to investigate what they described as spending irregularities by the organization,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announced plans to file a lawsuit seeking that the roughly $3 million that remained from Yahoo’s original grant be given to another group. Human rights advocates have been especially critical of Yahoo, whose executives sat on the foundation board until earlier this year but largely stood by as Mr. Wu overrode objections that he was inappropriately using the fund to buy real estate, run his museum and defend himself against lawsuits, according to board members and former employees.

 
 

Yahoo’s largess was not entirely selfless, and was widely seen as an effort to soothe public anger after the company provid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identities of Yahoo subscribers in China who had used their email accounts to distribute writings or documents that had angered the government. At least four of those email users were later jailed.

 

The controversy underscores recurring issu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s Silicon Valley executives, eager to tap into China’s vast market, seek to win favor with the country’s authoritarian rulers. In 2014, the social network site LinkedIn agreed to censor its results in China, and last year IBM provoked concern in the White House after it began allowing Chinese officials to examine proprietary source codes for its products. Mark Zuckerberg of Facebook has courted Chinese leaders in hopes of gaining access to the country’s 7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Yahoo, which was bought by Verizon last month,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its role overseeing the grant to Mr. Wu’s organization, saying only in a statement: “We remain an industry leader in our commitment to protect and promot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ivacy online.”

 

In an interview two weeks before his death, Mr. Wu brushed off allegations of financial impropriety and defended his decision to largely discontinue giving grants to Chinese dissi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e said that foundation employees, unable to obtain visas to enter China, found it hard to verify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id applicants. But he made little effort to hide his disdain fo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sought grants, describing them as greedy, deceitful and ungrateful. “Some of them lie to us,” he said. “We are frustrated by these Chinese victims.”

 

The Yahoo Human Rights Fund was born from a remarkable act of public humiliation. In the fall of 2007, Yahoo’s chief executive, Jerry Yang, was summoned to Congress and, on live television, sharply criticized by members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s relatives of two jailed Chinese dissidents sat behind him, lawmakers spent nearly three hours criticizing the company’s decision to cooperate with Chinese security agents, and for lying about its conduct during an earlier congressional hearing. “While techn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 you are giants, morally you are pygmies,” said Representative Tom Lantos, Democrat of California, who was then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Mr. Lantos, a Holocaust survivor who died in 2008, urged Yahoo to offer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o the two dissidents’ families.

 

Visibly shaken, Mr. Yang, the s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bowed apologetically. He met with the relatives and offered each family $3.2 million to settle a lawsuit against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Morton Sklar, a lawyer who represented the families. Mr. Yang also pledged $17.3 million to help other victims of Chinese rights abuses, especially those persecuted for using the internet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o administer the fund, Mr. Yang turned to Mr. Wu, the bespectacled figure who had been serving as translator for the relatives.

Photo

 
Video screens tell the stories of political prisoners at the Laogai Museum in Washington.CreditTim Sloa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After ar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5, Mr. Wu had become a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gure whose suffering made him a forceful symb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war on free speech, religious liber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With his tales of torture and starvation during his nearly two decades of imprisonment, Mr. Wu was a riveting presence at congressional hearings. “Harry Wu was Exhibit A for members of Congress trying to highlight China’s bad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human rights,” said Nicholas Bequelin, director of Asia programs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His story gelled with the American narrative of heroic dissidents who had stood up to the state.”

 

Mr. Sklar said Yahoo had hoped its fund would help repair its public image, but also serve as a reservoir of money for settling future claims from other Chinese dissidents — an arrangement that critics said was legally and ethically questionable. “They saw the fund as their get-out-of-jail-free card,” Mr. Sklar said. “But Harry Wu saw the money as his own personal fund, to benefit his own activities.”

 

Mr. Wu’s role as administrator of the money proved problematic. In 2011, Yu Ling, the wife of one of the jailed activists, filed a lawsuit claiming Mr. Wu had pressured her to turn over the $3.2 million settlement and then purchased a $1 million annuity in his name. Mr. Wu eventually returned the money but a litany of grant applicants would later cite other irregularities. Some say they never received the money he had promised; others recalled signing blank disbursement forms but receiving only partial payment. A review of the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disclosure forms reveals at least $190,000 that is unaccounted for.

 

Over the years, other allegation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Mr. Wu’s fitness to administer the Yahoo fund. They included charges of domestic abuse by his wife that resulted in two years of probation. Ms. Wang, the wife of the dissident Yang Hai, alleged that Mr. Wu sexually harassed three adolescent girls, including her 16-year-old daughter, in her care in the Washington area, and then cut off a monthly stipend after Ms. Wang accused him in a still-pending lawsuit of sexual assault.

In interviews, more than a dozen employees and board members of Mr. Wu’s foundation say he bullied critics and rode roughshod over objections that he was spending too much on his organization and too little on the victims. In some years, financial disclosure forms show that the foundation spent less than 2 percent of annual disbursements on direct assistance to Chinese dissidents or their families; in recent years, such grants all but dried up.

 

Mr. Wu, the employees said, made all spending decisions. Grants ranged from several hundred dollars to $10,000 but most averaged about $3,000, according to disclosure forms. Liao Tienchi, who says she was fired after a decade of working as Mr. Wu’s assistant because she questioned his spending, said Yahoo ignored letters and emails she sent expressing concern. “He will harm the organization and damage the image of Yahoo,” she warned in one letter sent in 2010. “Scandals will be exposed and it would be a heavy blow to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China.”

 
Liao Tiench says she was fired after a decade of working as Mr. Wu’s assistant because she questioned his spending. CreditGordon Welter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Jeff Fiedler, an influential union leader and a former foundation board member, said he relinquished his seat five years ago in frustration. “Harry was uncooperative and saw the money as his alone,” he said. “He became extremely unreasonable.” Over the years, Mr. Fiedler and other board members say Yahoo, whose in-house counsel was required to sign all disbursement checks, tried to intervene but ultimately extricated the company from Mr. Wu’s foundation. In 2015, the company dissolved the Yahoo Human Rights Fund; in January, the company’s representative resigned from the foundation.

 
 

Mr. Wu, who earned $130,000 a year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used $2.5 million of the Yahoo grant last year to purchase a townhouse for offices and the museum in Washington, which is devoted to Chinese labor camps. Documents show that he spent more than $800,000 on legal fees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at least four lawsuits filed by grant applicants, aid recipients and former employees, all of which were later settled or droppe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last year fined his organization about $40,000 for financial irregularities but stopped short of seeking the revocation of its nonprofit status, according to Mr. Wu.

Thousands of people in China have been persecuted for publicly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view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often punished their families by denying them jobs, barring their children from schools and pressuring landlords to evict them from their homes. Humanitarian China, a California-based organization that gives grants to impoverished dissi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gives money to about 100 recipients a year, a marked contrast to the roughly 130 people who received grants from Laogai over the past decade.

“We scramble to raise a few thousand dollars each year,” said Yaxue Cao, a board member of the organization. “Imagine what we could have done with $17 million.”

In the final interview before his death, Mr. Wu expressed annoyance over allegations against him and defended his decision to spend the bulk of the Yahoo money on his unfinished museum, which documents the horrors of China’s forced labor camps.

“I thought a museum was the best way to make that happen, so we collected so many documents and personal testimonies to tell the truth,” he said. “If anyone has a better solution, I would accept that.” Then he leaned forward and lowered his booming voice. “I am 79,” he added. “I’m almost at the end.”

来源:纽约时报

劳改基金会关于纽约时报抨击吴弘达先生报道的声明

作者:劳改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今发表特别声明,回应纽约时报8月13日发布的抨击已故吴弘达先生的报道。

在吴弘达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时间,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Jacobs(中文译名杰安迪)曾到位于首都华盛顿18街和T街交界处1901的劳改办公室和劳改纪念馆所在地采访吴弘达先生近三个小时。

此次谈话后,吴弘达先生指出,他相信杰安迪先生受到来自中国大陆某些试图掌控雅虎信托的余额基金(已经被划归劳改人权组织)的人所指使,并与他们合作。

吴弘达先生不幸离世后,杰安迪曾联系劳改基金会,要求得到该非营利机构报税的详细资料复印件,尽管这些资料可以在网上查到;杰安迪也曾试图寻找一个机会与劳改基金会等机构的相关人员交流;他也企图得到任何关于吴弘达先生死亡情况的信息。他表示他正在写一篇关于“劳改人权基金”人道援助情况的文章。

劳改基金会将一如既往秉承自己的使命,包括为确实需要的中国异议人士提供人道援助支持。我们绝不屈从于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敲诈勒索,无论它是来自中国大陆内部还是外部。

当某人以文字去攻击一位逝者,而逝者已经无法再说话,那是令人难过而悲愤的,更是极大的不公平。遗憾的是我们看到某些媒体的代言人正在试图抹黑那些在人权事业上坚持不懈并卓有成效的中国持不同政见者,如吴弘达,他毕生努力奋斗揭露中共暴政,告诉世界中共人权之真相的功绩将永远熠熠生辉,铭记在我们所有人的心里。

劳改基金会

2016年8月13日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