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惠敏專文:臺灣的禁書時代

 

殷惠敏專文:臺灣的禁書時代

台灣曾經走過一段漫長的禁書時代。(圖片來源:文化部官網)

台灣曾經走過一段漫長的禁書時代。(圖片來源:文化部官網)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我事後回想,他也許是什麼部門的保防人員,為「馬克斯」三字感到困惑。

那是保密防諜的時代,也是禁書的時代。受查禁的書籍五花八門,不勝枚舉。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不能在大學流傳,連英譯的馬克思《資本論》,也是鎖在圖書館的一個玻璃櫃裡。馮友蘭在大陸國民黨政府時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在臺灣也成禁書,市面上的翻版書連作者姓名也抹去。有一回,我主編的一本校內學生刊物,只因刊登了一篇美國哲學教授陳榮捷寫的「評馮友蘭的新著《中國哲學史新編》」,把一位刊物顧問孫教授嚇得臉色發白,唯恐麻煩上身。 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靠教會「交換計畫」來校教英文的年輕洋教員,常春藤名校畢業。他居然夾帶了一本當時剛出爐的新書來台,George Kerr 寫的《被出賣的福爾摩沙》。奇貨可居,同他混熟的同學可私下向他借閱,但必須保證不能聲張。那時節,讀書仿佛也成了某種詭秘行為。

不要說曾任《自由中國》主筆的台大教授殷海光寫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是在被禁之列,李敖揭穿國民黨假面具的著作被查抄銷毀,就是與現實政治無涉的書籍,如周憲文寫的《臺灣經濟史》,也須受到審查。周著在論述鄭成功三世治台經略後,他的總結:第四章「時代的悲劇」,竟然全部刪除,還附上一個小括弧說,全文凡4000字,經略。是因為他評論在台的鄭家三代,觸動了警總人員的敏感神經,(有影射之嫌?)還是另有緣由,不免引人遐想。

 

事實上,周憲文的書稿早已完成多年,一直擱置。他在序言中提到,臺灣文獻委員會主任林衡道本來願意印行,但因文獻會屬省府機構,有「清規戒律」必須遵守。有些話是必須「點到的」,有些話是必須「避免的」,使用什麼名詞,都有規定。他為免麻煩,決定找私人經營的開明書店印行,結果還是逃不過審查這一關。

葛超智(George Kerr )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中英文本。
葛超智(George Kerr )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中英文本。

頑童歷險記

美國也有禁書問題嗎?廖中和在《腳踏中西:一位自由人的政治文化評論》(2015)一書中指出,如果禁書指的是政府根據法令規定,採取行政手段,強制禁止某種出版物的刊印發行及銷售,並對作者荷出版商課以罪刑,而其認定是以出版物的內容為基準,那麼現今的美國並無所謂禁書。這是因為寬容精神的法制化,思想無罪的原則得以落實。

不過,他也注意到,美國各州在社區,教會和保守的壓力團體運作下,不時也會弄出一些查禁書刊名單。過去伊利諾州教育局有位主管曾提議,禁止伊州高中生閱讀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因為書中有過多侮辱黑人的字眼。田納西州某社區也有人嚴重抗議當地的青少年夏令營把史坦貝克的名著《人鼠之間》列為必讀作品,理由是這位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有「反商業」偏見,「愛國心」也有問題。康乃迪克州某鎮曾明令禁止當地高中生閱讀著名專欄作家Mike Royko「清算」芝加哥不倒翁老市長理查·戴利(Richard Daley)的著作《芝城大老闆戴利》,因該書有損警局名譽,並且「粗話連篇,傷風敗俗」。

然而,這些社區搞出的禁書事件,一旦成為全國新聞,鬧了笑話後,很快就會銷聲匿跡。要不然被公民團體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告上法院,那就吃不著兜著走了。各級法院做出的判決,大多是傾向于維護言論自由的。

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對照來看,蔣父子時代的臺灣,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形同具文。在大學校園裡,有救國團對師生的思想監控,在社會上,有警備總部對出版品審查把關。監控方面的無微不至,著實令人歎為觀止。統治者似乎處在某種恒常的不安之中,細微末節,無所不懷疑。 一個作家往往無來由的因作品引來無妄之災。季季在《行走的樹》中曾提到,林海音主編聯副時期,1964年4月23日發表詩人風遲(本名王鳳池)的新詩<故事>,「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刊出後,警總一口咬定他是在隱射蔣介石。結果林海音丟了職務,風遲則被逮捕,在土城看守所關了三年。「船長事件」,季季沒有引述那首詩的全文。倒是文學家吳濁流在去世十年後發表的《臺灣連翹》,引述了完整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時光

────

他在島上邂逅一位美麗的富孀

由於她的狐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

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壯,然後啟航

而年復一年所得的只是免於饑餓的口糧

────

她曾經表示要與我結成同命鴛鴦

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寶藏

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自己的故鄉

────

可惜這故事是如此殘缺不全

以致我無法告訴你那以後的情況

寫一首詩關三年,這樣的飛來橫禍,不是這一代的年輕人能夠理解的。但比起柏楊的遭遇,三年的牢獄又是小巫見大巫了。柏楊當年為《中華日報》副刊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而被關,一關就是九年。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是全球風行的卡通漫畫,無涉政治,偏偏有一則是描寫父子兩人遇海難漂流到一個無人小島,不久父子兩人因爭小島的總統寶座起爭執。這本是搞笑漫畫,但柏楊卻被指意圖諷刺侮辱元首。難怪很長的時期,臺灣的現代詩創作都沒出現過「船長」,「小島」之類的題材。

大力水手漫畫,成為柏楊入獄的肇因。(翻攝自翰林版教材)
大力水手漫畫,成為柏楊入獄的肇因。(翻攝自翰林版教材)

戰爭與和平

總統府的侍從秘書沈錡在流水帳式的回憶錄中記述,1952年1月8日,吳國楨向蔣介石抱怨書刊檢查員之無常識:「托爾斯泰所著的《戰爭與和平》要禁,因為作者是俄國人。《馬克斯批判》要禁,就因為有「馬克斯」三個字,這與武漢時代查禁所有紅色封面的書一樣,過了那麼多年,毫無進步。蔣公把這些話都記了下來,但將來是否能改進,又是天曉得了。」(沈錡 2000(1):106)

顯然,蔣經國統領的國防部總政戰部和警總的書刊檢察員,在多年後,無常識的情況並沒有改善。幼師書店出版了王曉波論述孔子的著作,警總人員就向幼師主編朱一冰興師問罪,指控那本書是同中共的「批林批孔」隔海唱和,而由警總派人到幼獅書店將存書銷毀,上演了一場國民黨版的「焚書」。「焚書」之後的「坑儒」呢?王曉波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解聘後,王昇辦公室放話,想要求職就來下跪。幸而成舍我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伸援手,聘王去兼課。沒想到不久又出了紕漏。調查人員指控王曉波出了「批孔」考題,與匪隔海唱和。教務主任成秀峰只好去查閱試題卷宗,結果發現王惹麻煩的考題是「試評孔德的知識三段論」。孔德是法國哲學家,與孔子沾不上親戚關係。但為免麻煩,教務主任還是交待王教授,以後出考題最後不要扯上姓「孔」的。

1964年,任職於中研院近史所的魏廷朝,因「臺灣自救宣言」案被捕,而與他在同一研究室的吳章銓也一同被捕。當時吳正幫同所另一研究人員張存武校對他的書稿《清末中國反美運動》。警總人員或許認為「反美運動」必與「臺灣自救」有關。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只好到警總交涉,指出那本書稿談的是「清末」的反美運動,與當代無關。吳才得以獲釋。這是典型的秀才遇到兵的荒唐例子。

郭廷以由於痛恨臺灣的書刊審查制度,退休後赴美,發願要寫一本不受政治無理干擾的近代中國史。老人最後是在冬日苦寒的波士頓哈佛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在老妻陪伴下,廢寢忘食,拖著病體,埋頭寫作。最後定稿是去世前兩天在紐約寫完,這也就是後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近代中國史綱》(1979)。

一桶牡蠣

我本來以為,國民黨當年查禁書刊的手段,頂多是在臺灣島內施行,總不至於延伸到海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五十年代初,《紐約時報》(1950-5-3)揭發了蔣家族在美國操控一個「中國遊說團」的運作實況後,蔣家對有關中國遊說團題材的英文書刊就特別敏感。有位學者Ross Y. Koen 1960年出版了一本頗具份量的《美國政治中的中國遊說團》,上市沒多久,忽然就在市面上消失了。學術著作也這麼暢銷嗎?後來人們才發現,是被人從出版社悉數收購銷毀了。等到1974年這本書由另一家出版社重新推出時,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幕後顯然有只黑手在運作。

《A Pail of Oyster》(一桶牡蠣)的中英文版本,有趣的是,中文譯本有一個版本是台語(右)。
《A Pail of Oyster》(一桶牡蠣)的中英文版本,有趣的是,中文譯本有一個版本是台語(右)。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了吳國楨寫給當年美國軍事援華團團長魏德邁將軍的信。在其中一封信(1954-4-10,Wedemeyer Papers)中,吳曾建議魏德邁有空去讀一本小說,Vern Sneider 寫的《A Pail of Oyster》(一桶牡蠣)。吳認為,這本小說道出了臺灣的真相。奇妙的是,Vern Sneider是當時的一位暢銷書作家,小說描寫一個美國記者試圖調查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宣傳背後的實況,卻發現了一個大屠殺真相。此書1953年出版時被公認是一本關於臺灣的最重要的英文小說。但出版不久也離奇地在市面上消失,頗為蹊蹺。也是有人出錢悉數收購銷毀了嗎?我們也許永遠也找不到真相。(《一桶牡蠣》消失多年後,現在已可在Google上買到電子書。)

不過,六十年代的另一個事件,倒是提供了國民黨政府在海外「出錢查禁」的線索。 那就是1964年發生的陳潔如事件。

文的還是武的?

陳潔如與蔣介石本是結髮夫妻,後來蔣為同宋美齡攀親,締結政治婚姻,要陳立夫代表他去和陳潔如談判「離異」,並答應把她送到美國留學,相約五年為期。蔣誓言在她歸國後,必與她複合,實際上卻是始亂終棄。蔣在1927年與宋美齡結婚前夕,還當著中西報刊記者面前,否認與陳潔如曾有婚約關係。

陳潔如回憶錄曾經被動之以情與錢暫時按下,最後還是現世。
陳潔如回憶錄曾經被動之以情與錢暫時按下,最後還是現世。

陳潔如五年後(1932)回國,一聲不吭聲地隱居在上海,還收養了一個小孩。1961年中共鬧饑荒時逃到香港。不久就在蔣的舊識李蔭生李時敏兄弟的協助下,於1963年秋完成一本回憶錄。李氏兄弟不但積極參與寫作,把陳潔如的口述寫成英文,而且還為她出面在美交涉出版,與紐約的一個出版經紀希爾(Lawrance Epps Hill)簽下委託書,尋找出版商。1964年年初,這位希爾經紀人向美國媒體發佈新聞稱,有另一位蔣夫人已寫好了回憶錄。此舉當然立刻引起臺灣當局的震驚。希爾還在商言商,發信給身在紐約的宋靄齡和新澤西的陳立夫「查證」。不久,美國已有新聞雜誌報導了「回憶錄」的消息,一家著名的Doubleday出版社也表示有興趣出版。消息傳回臺灣,臺北總統府只好一方面不動聲色地封鎖新聞,同時以孔令侃,孔令偉等皇親國戚和沈昌煥,蔣經國為要角,與在美的俞國華及駐美外交人員江易生(公使),游建文和賴景瑚(紐約領館人員)等密切聯繫。

陳潔如回憶錄的英文稿一共425頁,與經紀人簽訂的委託書上注明是「作為蔣介石夫人七年」的生活回憶,並保證「內容全部屬實」。

怎麼辦呢?沈昌煥與游建文商量後建議,打消書稿出版的方法是一文一武。文的方法是收買全部版權,使這本書無法在美國市面流通,武的方法是找律師去提告。 由此可以看出,之前國民黨政府對付《一桶牡蠣》和《美國政治中的中國遊說團》,似乎也是採取花錢收購的文的方法。

此次對付陳潔如回憶錄,決定由陳立夫出面,一來「動之以情」,二來「動之以錢」, 同時派人去香港嚇唬她,若出書則必提告,浩大的律師費會令她得不償失。最後是在陳立夫協調下,陳潔如收下十五萬美元,交出書稿和一批照片,具結保證不出書。

然而,歷史總是給人帶來意外的驚奇。1965年,陳潔如交出書稿和照片,蔣介石以為事情已經擺平。卻沒料到二十六年後,一位年輕學者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張歆海檔案內,意外地發現了這份回憶錄的另一個副本。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在沒有戒嚴法,沒有書刊審查的臺灣,陳潔如回憶錄很快就有兩種譯本在市面上流傳。

陳潔如一生未忘蔣介石,右圖為陳潔如在紐約曼哈頓河邊道公寓二樓,坐在窗檻上拍攝。(翻攝自陳潔如錄英文版)
陳潔如一生未忘蔣介石,右圖為陳潔如在紐約曼哈頓河邊道公寓二樓,坐在窗檻上拍攝。(翻攝自陳潔如錄英文版)

無止境的夢魘

臺灣的禁書時代是白色恐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知識人來說,那是一個無止境的夢魘。思想的鉗制,對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斲害是巨大的。一直要到兩蔣相繼離世,到了「解嚴」時代,臺灣的社會與學術界才真正蘇醒過來。

在這網路的時代,對舞臺上眾多的曬恩愛,對鎂光燈下「鶼鰈情深」的表演,我們早已無感。我所感懷的反而是過去一些不為人知的人物。例如已故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的夫人。郭廷以在垂暮之年,不惜遠走他鄉,發願要寫出一本不受政治「污染」的近代史,作為對自己的一個交待。郭夫人李心顏女士陪伴在他身旁,無怨無悔地幫他校對謄錄文稿。在紐約寒冷的冬夜,一盞孤燈,兩人對坐在書桌前,工作到深夜,直到他咽下最後一口氣為止。

什麼才是堅貞不渝的愛情呢?

海峽對岸的大陸,不但至今仍然維持著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所痛恨的「書刊檢查制度」,而且還變本加厲,把黑手伸到香港,用黑幫綁架的手法,把香港書店經理綁架到大陸,迫使他從電腦光碟取出到香港購書的大陸遊客名單。此舉不但令港人瞠目結舌,也讓隔海的「臺胞」倒抽一口冷氣。

一國兩制?崛起的大國果然不同反響。

用赤裸裸的國家暴力來貫徹書刊管制,這不就是臺灣知識人過去一直想要擺脫的夢魘嗎?

来源:风传媒

林水福/翻譯之神 看著村上春樹

 

林水福/翻譯之神 看著村上春樹

 

日本作家中,懂得外文的,無論詩人或小說家,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的,不稀奇。甚至,應該說很平常。

然而,像村上春樹那麼喜歡翻譯,也實際翻譯,還翻譯這麼多的,我想是稀少的。大膽預測有可能創下翻譯作品最多的小說家紀錄。

我大略計算了村上春樹已出版的作品集,包括長篇、短篇、極短篇、隨筆,約有五十四本。還不包括未收入的作品,以及跟他人合寫的。如果再加上翻譯作品,會是多少本呢?

將來,出版村上春樹全集時,要不要收入他的翻譯呢?可能費心思。收進去,數量過於龐大;不收入,無法呈現作家的全貌,至少,是缺一大塊的破相面容。當然,如果村上能得到諾貝爾獎,或許另當別論。

翻譯,費時、勞心,又要負大責任,相對的所得報酬與付出,不成比例。尤其,對身為暢銷書作家的村上春樹而言,既不必因經濟因素,也不用為了搏名聲而翻譯。是什麼原因讓村上這麼積極翻譯呢?

他在《翻譯夜話》(2000,文藝春秋)中說:哪裡的上空有「翻譯之神」一直看著我,感受到自然的恩澤。就精神面而言,或許有這樣的感覺也說不定。不過,就現實面而言,小說創作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消耗大量的精神體力,完成之後,必須有一段休養時間,以補充體力,尤其是腦力。靠什麼補充呢?就是翻譯。

他說,翻譯能給他療癒的感覺。為什麼?他說藉著翻譯,感覺就像偷偷進入作者活著的世界,對作者的想法、感受性等,能產生共鳴,或者感情移入。當然有適合或不適合自己翻譯的作家,決定的主要因素不在作家是否傑出,在於對自己是否有所助益。換句話說,得是能成為自己養分的作品。雖然村上說過翻譯對他而言是「遊戲」,但也說遊戲的同時,「認真」想學點東西。他舉例說,瑞蒙.卡佛、楚門.卡波堤、費茲傑羅這些作家之中還躺著我非學習不可的東西。我想把它挖掘出來,成為我的東西。由此看來,翻譯對村上而言,既是遊戲,也是休養,更是一種學習。

村上為什麼能夠翻譯那麼多作品?從作家活動之始,創作與翻譯是並行的。1979年6月號《群像》刊登《聽風的歌》,獲群像新人獎時,村上說接下來可以好好翻譯了。二個月後,村上翻譯的費茲傑羅的〈哀傷的孔雀〉即登在《カイエ》(kaie)雜誌。

1981年開始村上陸續出版翻譯作品,到目前為止已出版的有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費茲傑羅(Scott Fitzgerald)、楚門.卡波堤(Truman Capote)、傑洛姆.大衛.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約有六十本(計算時間點不同,或稍有出入)。

最近村上有與好友前東大教授柴田元幸選擇「想再看一次」的十部作品,以「村上柴田翻譯堂」名稱由新潮社發行,預計今年內全部出齊。第一本已於今年四月刊行,村上翻譯的是美國南部女作家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婚禮的成員》(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柴田譯的是William Saroyan的《My name is Aram》。柴田說:並未考慮領域或整體的平衡。最重要的是兩人都喜歡的作品。其中有大家熟知的,也有被忽視的。

瑞蒙·卡佛現在在日本已是美國代表性作家,其實,追本溯源是村上於1983年翻譯了他的七篇短篇,登在《海》雜誌,日本人才得以認識這位作家。目前村上已翻譯了十五本他的作品。

從「村上柴田翻譯堂」的發行,看來村上的翻譯,不僅不會停止,而且還會加速。這次或許又捧紅了哪位「新作家」?在日本。光是翻譯,就足以讓村上留名了;而台灣出版瑞蒙.卡佛的作品,與村上春樹的重視卡佛應非毫無關係吧!

来源:联合报

阿潑/緬甸 站在十字路口的國家

 

阿潑/緬甸 站在十字路口的國家

陳鴻瑜《緬甸史》(台灣商務出版)

班尼迪克.羅哲斯《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八旗文化出版)

黛芬妮.史藍克《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聯經出版)

誰說革命者,反叛者,一定得一塵不染,

絕對效忠於信念呢?不,人終究也只是人……

翻讀緬甸相關的書之前,我都會忍不住想起昔日到泰緬邊境前,同行的醫生朋友斬釘截鐵地表示,她絕對不會稱緬甸為Myanmar,只會說Burma。我想起自己先前在日本節目上看到緬甸的日文說法是ミャンマー,顯示日本接受緬甸的國名為Myanmar。

國稱問題對華人世界幾乎不成困擾,因為早在西元1105年,中國稱這個中南半島國家為緬甸。但對外國人來說,這個由緬族掌權的國家是Burma,1989年,軍政府為了「避免種族至上」改名Myanmar,至此,緬甸的官方名稱也就改變。

但對緬甸的指稱,宛若個人政治意識試紙。尊重緬甸更名的國家稱其Myanmar,堅守反對軍政府的立場的國家只說Burma。美國國務院的文件,便仍沿用Burma稱謂,以至於2013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見到當時緬甸總統登盛,脫口而出的Burma就引起喧譁與話題。

因此,當我們閱讀《緬甸史》、《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與《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這三本書時,或許可在心裡做個簡單的分類:這是 Myanmar,或是Burma?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後者的作者黛芬妮.史藍克便在前言直接表明:「這是一種選擇,但我選來毫不猶豫。」

《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讓「反叛者」如此立體

正如《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The Rebel of Rangoon)這書名所展現的,史藍克書寫的是一群翁山蘇姬追隨者的故事,他們追求緬甸民主且反對軍政府。提到緬甸的反抗者,世人多半想到翁山蘇姬的身影,知道她是緬甸國父之女,卻遭軍政府軟禁多年。但史藍克不直接寫這名瘦弱的女子,即使她夠有名,夠具張力,她從翁山蘇姬身邊的人物帶出緬甸的各色樣貌,從邊境之地到納吉斯風災災情,以及監獄情景。他們有些是記者,有些是平凡小人物,因為不同原因,捲入緬甸歷史流裡,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緬甸的變化。

緬甸的政治社會,國際外交乃至於族群衝突,新聞控制與人權侵害,都是這些人物活動的舞台背景,透過他們的奔跑、躲藏、偷渡、學習或其他行動,展示在台前,讓觀眾理解緬甸社會歷史的各項細節。作者操作起來游刃有餘,讓這些歷史不顯得突兀與生硬。然而,卻也因為太多細節與內心描摹,過度煽情,讓人有閱讀小說的錯覺。情節真實或虛構的疑惑,雖然造成閱讀上的疑慮,但放在大歷史大社會敘事中,其實並不重要,尤其它降低這些人物的純潔度,藉著這些人物的心理與衝突,讓「反叛者」如此立體。誰說革命者,反叛者,一定得一塵不染,絕對效忠於信念呢?不,人終究也只是人。這些描寫由有社運經歷的讀者眼裡看來,一定過分「真實」。

《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以人權的角度出發

《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這本書的原書名是Burma: A Nation at the Crossroads,在十字路口的國家,國名則是Burma。這書名同樣反應了作者的立場態度。作為一個基督教組織的人權工作者,班尼迪克.羅哲斯沿著最殘酷之地而行,將軍政府的暴政帶到讀者的眼前。

此書以人權的角度出發,探索緬甸軍政府掌權製造的族群衝突、人權侵害與學運鎮壓等等問題。這種以普世價值、少數族群出發的言說,在台灣並不少見,過往賴樹盛、黃婷鈺等駐守泰緬邊境的NGO工作者的書寫,已完整呈現克倫族(Karen)的故事,並略略涉及緬甸內部問題。但內裡究竟如何?台灣讀者只能從網路或新聞上,得到類似軍政府暴政、番紅花革命鎮壓等等血腥印象,但幾乎沒有血肉。作為一個基督教組織的人權工作者,班尼迪克.羅哲斯沿著最殘酷之地而行,將緬甸糾結的問題帶到讀者面前。

為什麼書寫這本書?羅哲斯說得很清楚:「許多少數族裔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只是走訪這些地區的外籍人士既寥寥無幾,他們也只能在無聲無息、毫無外援的情況下,默然承受這一切了。」但須提醒的是,作為一個基督徒,關注緬甸少數民族卻是十分合理,這不單單只是軍政府作為該受譴責,也因為這些族群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受到基督教洗禮,甚至,也因為英國殖民政策與獨立協商後遺症,成為今日族群衝突的導火線。如果對緬甸全然陌生的讀者,讀這本書或許很快就進入那些爭鬥中,但卻缺少能夠依循的脈絡。例如,書中提到的「三十志士」是什麼?

《緬甸史》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緬甸史》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爬梳「客觀歷史」

學者陳鴻瑜的新作《緬甸史》(A history of Myanmar)便是可以補足相關知識缺乏的作品。在東南亞史出版上,陳鴻瑜可說是老手,他曾寫過多本東南亞國家歷史,但學者寫書難免流於枯燥,讀來頗有教科書之感,讓人望而生畏。但正因為藉著各種資料爬梳「客觀歷史」,對各種爭議與事件的文字處理顯得輕輕淡淡,帶著距離,書名自然定位在緬甸官方名稱,行文不帶批判。

我認為,從歷史文獻資料中,跟著線性敘事,一步步理解今日緬甸的成形,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清楚這些族群衝突自古以來的糾葛,也才能了解緬甸國族主義與獨立過程中的種種瑕疵與問題,當人們習慣樹立一個大魔王,例如軍政府,將罪責推給它時,其實是簡化自己的思考,人性很複雜,歷史也是,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的一個原因產生一個結果,而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在成疊的資訊中,爬梳出自己需要的觀點與論證。《緬甸史》像是一大本沒有引頭的文獻,留待讀者去淘取自己需要的材料。除此之外,我覺得國際議題由台灣作者書寫,最可貴之處,便是帶出台灣與這些國家區域的關係。緬甸和台灣的關係,只有台灣作者會去理清注意,「三十志士」就是其中一個答案。

 

来源:联合报

穷人与穷忙

 

穷人与穷忙

穷人与穷忙
福尔曼拍摄《穷人》书中採访的人物,图为柬埔寨贫民区的儿童与小狗。(八旗文化提供)
穷人与穷忙
图为哥伦比亚库库塔收容所中的难民父女。(八旗文化提供)
穷人与穷忙
图为美国阿拉斯加州「三个醉酒的人」。(八旗文化提供)

为什么有人会陷于贫穷?他们如果不穷会怎样?贫与富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福尔曼(William T. Vollmann)横跨亚非欧美等州,走访各地探索这个问题,他採访他们、爬梳他们的文化,记录他们的故事,结合纪实摄影,写出一部反思贫穷的报导作《穷人》,中文版甫在台出版。

写作横跨报导与小说,曾经着书探讨暴力、性别跨越等议题的福尔曼,这次把笔投向了「贫穷」──然而除了生动的採访记载,他更像个哲人不时自我诘问或询问各地贫民窟的穷人:「你觉得你穷吗?为什么?」

 
 

如果根据一般定义,「贫穷是在机会和际遇方面低于正常程度的悲惨处境」、「贫穷是指值得获得身为富人的我所拥有的一部分。」在日本,游民小山对于为何深陷贫穷的问题回答:「因为我没有工作。」泰国的清洁妇则说:「那都是命。」也有人说:「钱只去它去的地方。」

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福尔曼仔细描摹上百名他所採访过的穷人面貌、生活和他与他们的互动对话,然而书中他打破这些人物的分章,既从微观、也从宏观角度探讨这个普世议题;不论是内乱国家下的难民、经济穷困国家的贫民,或先进国家失业的游民,他们有共通的恶性循环的贫穷现象,也有各自不同的、盘根错节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最后,他甚至以一整章描绘自己与住家附近游民的互动经过,开宗明义说:「有时后我会害怕穷人……我对本书定义中的穷人的害怕,是我之所以被定义为富人的一环。」

他的书有无数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答案,福尔曼时而涉入、时而抽离,以冷静诗意的笔调,彷佛带领读者实际感受贫穷这个刺人议题的粗砺表面:「贫穷」是一个普世的社会问题,涉及政府与体制的实际作为;同时,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涉及人如何看待自我、信仰、尊严与情感。

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

除了《穷人》,同时间台湾推出另一本探讨美国「穷忙」现象的专书《穷忙》,作者大卫.K.谢普勒(David K. Shipler)为资深记者,他一样以田野调查式的採访,聚焦于美国国内的穷人,戳破「美国梦」的幻象,直指美国神话的无效,特别是,「在富有的国家里当一名穷人,要比在贫穷的国家里当一名穷人难受多了。」

相对于福尔曼迂迴深省的笔调,谢普勒则以有力的叙事,开宗明义直陈:「对于大部分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筋疲力竭、苦苦挣扎,薪资无法让他们远离贫穷,改善生活,而生活也反过来困住了他们,常被用来描述他们的词汇『穷忙』,根本是矛盾的,在美国,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应该是贫穷的。」

他在书中呈现,一位单亲妈妈为了多陪孩子,选择只领社会救助金过活;一名幼保人员的薪资,低微到她无法将自己孩子送去自己工作的幼儿园;或者一位太太罹癌的丈夫,如何在医药费的压力下生活捉襟见肘。

在穷忙者的个人处境,他也同时採访了企业家、经营者、教育体系中的老师、医生等等,指出政策与体制的弊病,解开贫穷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的真相。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摆脱贫穷

从这些案例中,谢普勒点出了「摆脱贫穷、远离贫穷似乎需要完美的阵容以及天时地利的条件,先决条件包括了全副的技术、好的起薪、有升迁机会的工作,但还需要目标明确、勇敢与自尊、没有欠下大笔债务、没生病也没毒瘾、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诚实正直,还有私人或政府机构必要的协助。这一系列条件要是出现任何缺口,麻烦就会接踵而来,因为你穷,就表示你没办法保护自己。」

他探讨了贫穷所牵涉的工作、健康、住宅、甚至教养等面向,相对于贫穷的普世性,他则更聚焦在美国的文化与体制,试图找出这个不管从任何面向看来都是「富裕」国家的美国国内,那些被抛在「背面」的穷人,「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个没有标记的区域,沿着逐渐宽阔地区,这片艰困区比社会上的一般认知更为广大。」

(中国时报)

G20前夕美國家安全顧問會晤中國人權人士

 

G20前夕美國家安全顧問會晤中國人權人士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星期二(8月30日)在白宮會晤中國人權活動人士,討論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中國人權問題。這是白宮第一次正式會晤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敦促奧巴馬政府在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提起人權問題。

白宮星期三(8月31日)發布新聞稿說,賴斯在會晤中強調,美國致力于保護全球范圍內的人權,并支持在中國捍衛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權的努力。賴斯還說,美國認為改善人權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而且人權問題將繼續是美中對話的一個議題。白宮在奧巴馬總統即將啟程前往中國杭州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前夕舉行了這次會晤。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是參與星期二與賴斯會晤的7名中國維權活動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

“我們上周突然接到白宮的email(電子郵件)說,在G20峰會,奧巴馬總統去中國之前,希望了解一下我們關于中國人權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案件,也想聽一下維權人士以及中國的政治反對者怎么建議奧巴馬在杭州期間要做的事情。”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北京一家餐廳里(2013年8月14日)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北京一家餐廳里(2013年8月14日)

奧巴馬總統星期五將啟程前往中國,參加在中國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峰會期間,他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敦促奧巴馬在最后一次以總統身份到中國期間,提起對中國人權的關注,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具體行動。

滕彪說:“我們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我們希望奧巴馬和美國代表能夠會見中國的活躍人士,包括政治犯。在G20峰會召開的杭州就關押著三名重要的政治犯,民主人士,他們是陳樹慶、呂耿松和朱虞夫。……”

滕彪說,他們還建議奧巴馬總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發表有關中國侵害人權的公開聲明,建議總統參觀杭州的教會,呼吁釋放被關押的律師,維權人士,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

滕彪說,他們告訴賴斯和在座的其他美國官員,習近平上台后,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律師被抓捕,新的NGO管理法,教堂十字架被拆,甚至G20峰會期間也發生了踐踏人權和擾民的問題,房屋遭到強拆,反對者被抓等等。

被強拆中的三江教堂(圖片來源:蔡淑芳)

被強拆中的三江教堂(圖片來源:蔡淑芳)

滕彪還說,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對中國人權問題上的關注和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努力并不夠。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牧師傅希秋也是賴斯會晤的幾名維權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白宮這次正式會晤中國異議人士,似乎顯示了美國在對中國人權政策上的一個轉向,雖然步伐還不是那么大。他呼吁奧巴馬總統向前總統小布什學習:

“我在會晤中也提出,讓他學習布什總統做出的樣式,做出的榜樣,布什總統在任期間, 那都是在白宮,甚至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異議人士,世界各地的異議人士直接會面,并且列入他的日常行動表的重要一部分。從這點上來說,奧巴馬總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到昨天也沒有做到。”

參與在白宮羅斯福大廳與賴斯會晤的還有在押的中國良心犯郭飛雄的太太張青、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阿里木、中國河南在押牧師張少杰的女兒張慧馨、中國NGO益仁平中心的前負責人陸軍、藏族僧人果洛久美以及兩名翻譯。

維權律師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基督教牧師張少杰的女兒張慧馨(右)接受美國之音專訪(2015年9月24日)

維權律師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基督教牧師張少杰的女兒張慧馨(右)接受美國之音專訪(2015年9月24日)

張慧馨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她主要向賴斯提到了中國宗教迫害的情況。她說,賴斯當時的一個問題是美國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到底能起多少作用?

“賴斯有一個問題,她的問題就是說, 你看,我們美國也做了,政府也做了,也呼吁了,你爸爸還沒有放,雖然環境有所好轉。我們呼吁了也不放人, 問我們她還能做什么。我們有一些很不滿意,就說,你要去中國了,這是你一定要做的。沒有起到作用,肯定是你做的還不夠,我們要求她, 你要做更多。大概就是這些內容。”

對華援助協會的牧師傅希秋介紹說,在會晤期間,藏族和維吾爾族的代表講述了西藏和新疆少數族裔在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良心犯郭飛雄的太太張青主要介紹了郭飛雄案的進展以及其他類似的律師的狀況。益仁平中心的前負責人陸軍主要關注杭州在G20峰會期間,人權遭到踐踏的情況。

另外,星期三,世界維吾爾大會、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以及中國維權律師代表,向參加G20峰會的國際政要發出呼吁,批評習近平自2013年掌政以來國內的人權狀態急劇惡化,要求呼吁中方釋放所有良心犯。

同時,人權觀察等人權團體也致函G20 峰會領導人,呼吁他們敦促中國領導人結束對國內活動人士的鎮壓。

 

来源:明镜

劉仲敬/香港民族的林中路

 

劉仲敬/香港民族的林中路

◎劉仲敬 圖◎王樂惟

兩條小徑穿過金色的林地,

可惜我不能同時涉足

……

很久以後,我會在別處長歎,

追溯當年的路口。

──Robert Frost,〈未擇之路〉

  • 圖◎王樂惟

    圖◎王樂惟

「喬治國王陛下的忠順臣民」從發現自己是「我們美國人民」那一刻,歷史就變得不可逆了。格蘭維爾伯爵的讓步或許能使美洲的輝格黨反動派滿意,但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妥協都不可能讓美國人滿意。婚約條款和嫁妝分量的討價還價是一回事,強姦婦女又是另一回事。獨派和統派的任務難度天生就不平等,打破的雞蛋不大可能自己回到蛋殼裡面去。鬥爭的勝利對統派是不夠的,對獨派是不必要的。統派必須保證,沒有人對獨統問題感興趣。鬥爭只要開始,他們就已經輸了。無論鬥爭的結果如何,鬥爭的事實本身就是有利於獨派的。

從此以後,美洲民兵、英軍和法軍的成敗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邱吉爾所謂的第一大英帝國解體,已成定局。英國人及其盟友如果勝利,獨派在十三州自然無法存身。他們必然像後來的摩門教徒和布林人一樣,向英國人鞭長莫及的中西部大草原遷徙。荒野遷徙本身就是構建民族共同體的最有力刺激,足以形成不亞於「五月花號」神話的立國根基。歷史發生的唯一擾動,就是美國可能變成內陸農業國家或太平洋國家,用阿帕拉契邊界取代大西洋邊界。英國人既然失敗,就該輪到統派遷徙了。他們的遷徙等於將原先的殖民地搬到聖羅倫斯河北岸,把法語的加拿大變成了今天的雙語國家。

香港民族主義者

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

香港獨派只需要詳細追溯百粵文化和諸夏文化的古老分歧、鄉土共同體和大一統帝國的新仇舊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前因後果,就足以將民族史學的原材料升級為政治民族的立國神話。密茨凱維奇播種的地方,自然會有畢蘇斯基收割。兩者之間只需要一個極小的知識分子團體,像日本神社的祭司一樣忠心耿耿地守護民族神話的魂器就足夠了。只要時間足夠漫長,總會出現足夠多的機會視窗。迫害和失敗對他們的事業非常有利,冷漠和忽視才是他們最大的威脅。

共產主義者在長期歷史和短期政治兩方面,都極大地促進了獨派的事業。

共產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極端理性主義的解構學說,對其所到之處的社會生態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割草機留下的空地,自然容易填補。任何組織資源面對散沙社會,都會顯得格外強大。全世界後共產主義社會的顯著特徵,都是宗教(特別是組織力量強大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的爆發式擴張。同類的組織力量在西方社會和未經共產主義破壞的傳統社會,都會面臨更多更強的競爭對手。如果俄羅斯帝國存續至今,烏克蘭獨立肯定會困難得多。

共產主義的解構手段一方面製造了太多的敵人,另一方面又破壞了自身建立政治基礎的可能性。因此,針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獨立運動,較之針對正統君主的獨立運動,更容易贏得國內外的廣泛同情。西方國家和傳統社會的統派,照例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保守派。共產主義者如果不能摧毀類似的保守勢力,就不可能奪取政權和維繫政權,因此他們總是激烈的帝國解體派,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勝任帝國繼承者和保衛者的角色。他們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只能完全倚靠自己。猜忌會導致更多的暴行,反過來導致更大的猜忌。這是一場馬克白式的遊戲,回頭路注定跟來時路一樣血腥。

共產主義政權對一切異己勢力的排斥,客觀上必然有利於識別最易、成本最低的異己勢力。改革是困難的,解體是容易的。愛沙尼亞能等待塔吉克斯坦發展到足以加入歐盟的時候嗎?香港能等到駐馬店實現民主的時候嗎?如果你的計畫需要所有各方的配合,那你就已經輸了一大半了。獨派最大的優越性就是,他們只需要自己的支持就足夠了。香港民族主義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在最壞的情況下,無非就是失去自己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在海外建立種子基地,等待下一個機會視窗。

選舉制度和國會議席的鬥爭,內容本身沒有什麼意義,意義在於鬥爭本身,也就是鬥爭造成的劃界效應。

共產主義的統治力量在於地下組織,國家政權就是統戰機構。遠東共和國的領導人都是資產階級,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都是地主士紳。然而地下黨只要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命令議員的兒子牽著議員的鼻子遊街示眾。香港還沒有出現這種場面,原因不在於黨的議席不夠多(至少已經比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院的議席多),而是因為黨在基層的組織不夠強,以及大決戰的時機尚未來臨。小團體內部的操縱和審查,一向都比針對群眾的操縱和審查成本低。選舉都可以搞政審和甄別,議會內部有什麼不可以?你只要接受了統戰的遊戲規則,早晚會像遠東共和國的部長一樣走進集中營的。

歷史將保衛本土的重任

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

如果地下組織喪失了操縱社會基層的力量,政府和議會的壟斷權同樣也保護不了共產主義者。波蘭共產黨曾經規定,三分之二的議席必須保留給自己人。團結工會即使獲得自由選舉的全部議席,仍然注定是萬年反對黨。歷史沒有向這方面發展,是因為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完全控制了社會基層。任何名義上的統治者辦理任何事務,都沒法不跟他們交涉。波羅的海三國和高加索三國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兩年,人民陣線獲得了類似的地位。共產主義者的歌舞伎表演堅持到最後一刻,然而他們的腳下早已變成了流沙。

香港民族主義者需要競爭地下黨的生態位,而非政協委員的生態位。法律細節方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香港一向是行政主導的貿易城市,社會經濟生活完全倚靠官僚機構的能力和信用維持。官僚機構公開放棄信用,承擔政治審查的任務,說明香港的繁榮穩定已經押上了賭桌,不再構成天經地義的共同底線。從員警和公務員到法官和廉政公署,路途並不遙遠。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和司法系統將會愈來愈接近1940年代的上海工部局,聽任自由資本主義和法治的天堂淪為地下黨和黑幫的戰場。社會的極化和中產階級的流亡將會加速進行,將香港留給「身土不二」的草根階級和無路可退的地下黨。

地下黨很可能通過破壞中間派的議會路線,實際上發揮為淵敺魚的效果。香港地下黨是周恩來和潘漢年一手建立的,跟香港的商業寡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共產主義者的內部鬥爭當中,一直遭到紅區黨的猜忌和攻擊,因此無法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資訊和資源。共產主義者認為黨的政策是永遠正確的,任何失敗都是執行者的錯誤。目前,紅區黨占了上風。統戰系人員(尤其是港澳台統戰系人員)面臨工作組的整肅,隨時可能步潘漢年的後塵。

他們即使明知,也不能承認:在香港當前的實際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贏得勝利。如果你以避免失敗為目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不致明顯降低績效。如果你以爭取勝利為目標,就會大大提高成本而並不明顯提高績效。他們的上級好大喜功,懷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期望。他們如果謹小慎微,就會毫無必要地將失敗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如果放手折騰,至少能夠表現跟上級保持一致的忠心。「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一點一滴積累的匪諜和關係網,應該出來證明自己不是尸位素餐了。

香港市民很快就會看到,大批自己曾經深信不疑的公職人員和專業人員突然撕下客觀中立的面具。場面的壯觀只有上世紀60年代的左派暴亂和90年代的忽然愛國才能相比。泛民早就被滲透得千瘡百孔,即使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也不過如此。中產階級支持者的流失、和平改良空間的縮窄、自身信用的動搖,即使不致損害他們在建制內占據的份額,也勢必降低他們影響社會運動和基層組織的能力。社會愈是極化,建制本身的重要性就愈低。

香港民族主義者只有及時整合草根階級,才能避免香港重蹈上海的覆轍。他們沒有必要爭取勝利,只要確保鬥爭長期化就足夠了。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領導低成本的社會運動,不為即將過時的經驗所誤。歷史已經越過那些「知道太多謬誤」的老人,將保衛本土、構建民族的重任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我們不應忘記:愛沙尼亞的中學生拿起武器保衛祖國的時候,比他們還年輕。團結工會的代表步入圓桌會議的時候,比他們更加缺乏經驗。他們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天主教會的道義支持和美國工會的社運培訓,而在於共同體的有機聯繫。沉默的大多數期待自己的代言人,為時已經太久。

来源:自由时报

林德基/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林德基/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當我在那個小攤位上找到《小說》月刊後,我就相信,也是期待,在仰光的舊書攤是可以淘到寶的……

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圖/江長芳

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圖/江長芳

 

仰光尋書豐收之旅

回到緬甸仰光市的那天下午,在唐人區住家附近街道轉角,看到有人擺放一堆陳舊雜誌書刊,我心跳加速,腳步加快,生怕落後搶不到似的,跑到破損不堪的書堆前蹲下去。

是販賣二手雜物的小攤位。在舊手機舊電器零件堆裡,也擺放了一些英文、緬甸文、華文舊書。就在幾冊華文中小學教科書堆裡,我竟然翻到了一本1950年6月上海出版的《小說》月刊,趕緊討價還價,以緬甸幣三百元(折合約新台幣八元)購得。

上世紀末,與小攤位的偶遇,拉開我回緬甸仰光尋找老舊華文書刊的序幕。

1965年,緬甸全面關閉華文學校、華文報館,禁止華文書報發行,原有的幾家華文書店陸續收攤,華文書刊就此消失。在我的記憶裡,六○年代仰光市的中文書店有生活書店、寰宇圖書公司(寰宇書店)、國風書報社、陳作藩書店、海燕書店、宏益書店、人民書店以及一元書店。這些書店在六○年代都消失了,當年被迫收攤時,庫存的書都散了嗎?歷經四、五十年,在緬甸高溫潮濕氣候下,當年在人們手中流傳的華文書刊,有多少冊躲過「水、火、兵、蟲」 四厄,至今還保存著?當我在那個小攤位上找到《小說》月刊後,我就相信,也是期待,在仰光的舊書攤是可以淘到寶的!

有三件事給我找回舊書的信心:

在仰光,一位小學同學拿著十來本魯迅、巴金、冰心的書,在我面前炫耀他五十年的珍藏。

弟弟曾帶我到一家早年經營書店的民宅前,我悄悄往裡望去,有一面書架擺滿舊書,可惜主人不在,無法進入一探究竟。

有一天,我走過仰光廣東大街,就在攤販林立的路旁,突然有人鬆開麻布袋,倒出一堆書。走近一看,居然都是華文舊書,但有的汙損、有的殘缺,在那些書堆中,我翻到一本五○年代大陸出版的《臧克家詩選》,那位仁兄的麻布袋讓我有豐收的想像。

往返兩地的愛書人

上世紀六○年代,我在仰光華文學校讀中學時就喜歡買書了。當年仰光的書店以香港和大陸進口書刊為主,也因為在書店打工,對三○年代的中國文學、五○年代的香港通俗小說、六○年代的台灣少數文學作品及世界名著,有了印象,也會挑著買回家。

家裡有兩個三層的小書櫃,前後列兩排裝滿我購置的書,也有用小紙箱收著的。這些當年都留在家裡,沒隨我一起到台灣。離家二十六年後,緬甸開放觀光,我趕緊回緬甸「搶救」年少時的藏書,但已經遲了,許多書都被父親的朋友「借走」。還好,我在家翻箱倒櫃,至少找回二、三十本。香港出版朱子家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四冊、徐訏的四冊《江湖行》以及徐速《星星之火》的舊版本都還齊全,沒有殘缺。

這幾年,我持續從仰光找舊書帶回台灣,除了不放棄地在老家與舊識家翻箱倒櫃,也沿街找舊書攤尋寶。在仰光找華文舊書,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市中心大街旁林立的家用二手貨品、手機零件等各式攤位裡,有時會出現幾本華文舊書刊。它們不是舊書攤,卻讓我有滿意的收穫;另外一條,就是新舊書攤雲集的「班梭坦」書街了。幾十家書攤沿街並列,相當壯觀,最是吸引外國觀光客和本地書癡前往尋寶。

美國記者艾瑪.拉金的《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曾寫過這條「班梭坦」街(書中譯為「潘索丹街」):「書店鱗次櫛比,賣書報雜誌的小販幾乎占滿了每一寸人行道。目光所及之處全是書籍,它們要不是堆在地上,就是擺存在臨時的木製書架上……」並提到這條街還有另一個充滿感情的名字,叫「街邊大學」。在這一帶找到的華文舊書,多是五、六○年代香港和大陸的出版品,這兩年也可找到台灣租書店常見的言情小說;緬甸開放,一些台灣出版品似乎也慢慢跟著進入仰光舊書攤。

「班梭坦」街距仰光唐人區不到十分鐘車程,路旁排列堆放舊書刊的攤位,與台灣早年專售舊書的「牯嶺街」相似,我稱之為「仰光牯嶺街」。在「班梭坦」的舊書攤裡,我找到了一些華文舊期刊和幾本文藝小說,期刊尤為「豐收」:去年三月帶回香港出版、1956年創刊的《知識》綜合性半月刊和1957年創刊的《七彩》、1959年創刊的《青年知識》,以及大陸1957年出版的《中學生》、1959年出版的《少年文藝》等二十餘本雜誌和八本書。今年二月,更帶回十餘本《長城畫報》和《國際電影》等六○年代香港出版的電影畫報。

因為高齡母親住在仰光,我常回去陪伴,在舊書攤尋寶的機會不少,也頗有斬獲。我相信,上世紀六○年代在仰光市面流通的各種書刊,會繼續「復出」,等待有緣人。

来源:联合报

即時通訊軟體 也有在地小圈圈?

 

 

即時通訊軟體 也有在地小圈圈?

编者按:建议笔会会友在交流过程中多用Whatsapp和Line,少用微信(WeChat),这样更加安全。

近年來盛行的即時通訊軟體,已發展出地域化現象。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以每月活躍使用人次而言,最大的通訊軟體是Whatsapp,在美國最盛行;中國大陸以微信(WeChat)為主,有七點六億人活躍用戶,日本發跡的Line則有五點六億人次使用,以人次而言只排名第五。

即時通訊軟體 使用者排行榜 圖/聯合報提供

即時通訊軟體 使用者排行榜 圖/聯合報提供

 

Kakao Talk風靡南韓,Kik則在加拿大及美國擁有大量用戶,Hike獨占印度市場,阿拉伯世界則由Palringo和Soma瓜分天下,其中Palringo也受到英國用戶的青睞。但這些比較「小眾」的即時通訊軟體只在某些地方風行,在盛行區之外,使用的人次就急速下滑。

即時通訊平台蓬勃拓展,科技公司也搶食這塊大餅。SnapChat市值將近兩百億美元;臉書二○一四年以兩百廿億美元買下WhatsApp,WhatsApp上周改變隱私權政策,允許企業直接與使用者對話。Line今年七月在東京和紐約掛牌上市,籌資十三億美元,目前市值約六十億美元。

每家通訊軟體公司都希望風靡全球,但由於通訊軟體地域化現象,某一地區的霸主有時候很難打進另一個市場,因此乾脆互相投資。大陸的微信,最近就對印度人愛用的Hike投資一點七五億美元。

如今銀行業務、購物等服務都能透過即時通訊軟體完成。很多人手機裡頭都裝了好幾種通訊軟體,新興即時通訊程式只能以不同的特性打進市場,如加進群組遊戲搜尋功能、加強使用者談話隱私及安全性等等,在這個擁擠的市場創造區隔並維持用戶忠誠。

来源:联合报

艾未未被取消银川双年展参展资格

 

艾未未被取消银川双年展参展资格

艾未未提供的照片显示,银川当代美术馆一场展览的组织方画了一条红色的线,用来标记放置艾未未作品的地方。这条线使他想到创作一件名为《红线》的作品。

北京——对出言无忌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来说,这个想法实在太吸引人。

艾未未对一份艺术展策划书中潦草画出的一条红线着了迷。该艺术展将于下月在中国西北城市银川揭幕。他当时决定以它为原型创作一座大型雕塑,并将其命名为《红线》。这是以开玩笑的方式严肃思考审查制。

艺术家艾未未,摄于去年。

Carl Court/Getty Images 艺术家艾未未,摄于去年。

但上周,银川当代美术馆的艺术总监谢素贞(Suchen Hsieh)给艾未未发了一封隐晦的电子邮件:

“由于Bose(伯斯·克里什阿姆特瑞,印度艺术家、银川双年展策展人)及我是真心喜欢您的作品,遂邀约您参与今年的银川双年展,但是世事多变,即使您的方案充满哲学意识,艺术家的威望仍旧覆盖作品的内涵,秋风四起,美术馆在无奈的状况下,还是放弃对您的邀约,真是无缘作您的展览,甚为遗憾。”

“这是我第二次向您远处拱手打揖,请接受我沉重的抱歉。”

艾未未大吃一惊。“是一封非常奇怪的信,”他周四在目前生活的柏林接受电话采访时说。他提供了这封邮件的副本。

作为回应,他在Instagram上发表了一条173个单词的英文评论,谴责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在某些社会,艺术只不过是政治议程的装饰品,”他写道。他还在Twitter上用英文发帖,其中采用了汉语拼音Xie Suzhen来写谢素贞的名字。

策展人克里什阿姆特瑞周五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当局的决定感到吃惊,并称希望官方能改变主意。“我坚信艺术家应该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否则就不能称之为艺术,”他说。

此次展览的组织方是总部设在纽约的双年展基金会(Biennial Foundation),该机构证实,因为来自政府的压力,对艾未未的邀请已被取消。

基金会的负责人拉法尔·涅莫耶夫斯基(Rafal Niemojewski)表示,策展人经常碰到审查问题。“当政府或私人赞助商对一场活动投入成百上千万资金时,他们常常也会积极行使自己的决策特权,而策展人很少拥有最终决定权,”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

银川的官员未回复记者的置评请求,银川当代美术馆也回绝了采访馆里领导的请求。

周日迎来59岁生日的艾未未是摇滚明星般的异见人士,以引发争议闻名。他批评中国政府限制言论自由和人权,激怒了北京。他曾在2011年被关押近三个月。当局还限制他出境,直到去年才把护照还给他

现在,艾未未在柏林的一处工作室工作,不过仍会回中国。

银川双年展将于9月8日开幕,并持续至12月18日,计划展出来自33个国家的逾70位艺术家的作品。

艾未未表示,在看到银川当代美术馆的一幅外景照片后,他有了创作《红线》的想法的。双年展的组织方在照片上画了一条红色的线,用来标记可以放置艾未未作品的地方。(他坚持要求在室外展出自己的作品,称该美术馆的未来派建筑风格“吓人”。)

艾未未对雕塑进行了专门的设计,以便让它投下的阴影形成《衣架人》的轮廓。《衣架人》是艾未未早前的一件作品,其中用一个晾衣架再现了艺术家马塞尔·杜尚(Marcel Duchamp)的侧面头像。目前,他正在用从2008年四川那场毁灭性地震的废墟中搜集到的钢筋创作这尊雕塑。

“这不是政治,同时又是政治,”艾未未在采访中说。

艾未未表示,虽然不会在银川展出,但他仍打算完成这尊雕塑。

来源:纽约时报

顧正秋的骨氣

 

顧正秋的骨氣

顧正秋的骨氣
1、顧正秋舞台上的華美扮相。(時報週刊檔案照片)
顧正秋的骨氣
2、1980年代的顧正秋。(時報週刊檔案照片)
顧正秋的骨氣
3、顧正秋的時裝扮相。(時報週刊檔案照片)
顧正秋的骨氣
4、顧正秋與任顯群(右)。(時報週刊檔案照片)

蔣經國是否追求過她?她回答:「我顧某人的書,不需要靠那三個字賣錢。」這是顧正秋的骨氣。我如今還原它,並藉此向她致敬。

顧正秋是天生的京劇藝術家,有眾人難以企及的人格特質。她長我十六歲,出生於南京成長於上海,十九歲就自組「顧劇團」於上海,蚌埠,南京公演,在台北永樂戲院甚至創下「定點演出」五年的空前紀錄,終而成就「一代青衣祭酒」之令譽。

 
 

我則生長於台灣南部農村,從小看布袋戲、歌仔戲,十九歲到台北做職業作家默默寫作,二十五歲始從黑白電視接觸京劇藝術。1984年因工作之需與顧正秋暢談三小時,完成〈千古風流人物〉在「人間」副刊發表,這才有幸於「國父紀念館」欣賞「顧腔」名作《鎖麟囊》,初次聽到「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參透了酸心處淚濕衣襟,……休戀逝水,苦海回身,早悟蘭因。」──據說當時黃牛票一張五千元。

六十八歲扮鐵鏡公主 迷倒眾人

之後我也進入「顧迷」之列,1986聆賞《漢明妃》、《四郎探母》,1987看了為國家戲劇院開幕首演的《新文姬歸漢》……。1996年「新舞台」開幕,她與辜振甫合演《四郎探母》中的〈坐宮〉;結尾兩句至今仍堪玩味。鐵鏡公主:一見駙馬猛誓願,咱家才把心放寬,駙馬後宮喬改扮,盜來了金鈚 箭 。四郎:公主去盜金鈚 箭 ,不由本宮喜心間,扭轉頭來叫小番,駙馬爺即刻要出關。──當時辜振甫年高八十,顧正秋則已六十八,扮起鐵鏡公主仍然身段柔軟,言語嬌俏,謝幕時掌聲不絕。

此後戲劇界仍偶而傳出她再義演的計畫,我打電話問她真假,她總悠悠回答:「那都是人家的好意,我怎麼好意思否認呢?……」說著說著突然咳嗽起來,有時長達兩分鐘,她說是喉嚨過敏;「這樣咳嗽,怎麼可能上台再唱?……」──〈坐宮〉是她最後一次義演,「顧唱」從此成絕響。

生日、名字說法不一 查證費時

1996年開始為她寫回憶錄時,我發現我們有兩項相同的人格特質:其一是迷糊,其二是骨氣。先說第一項吧:光是她的生日就有三個版本,名字則有五個版本。為了確認何者為真,我經歷了一番有如推理小說的摸索過程。

1984年首次造訪她時,她說1929年生於南京,1953年10月10日與任顯群在台北結婚;並強調「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因此記得她的生日是國慶日。1996年要替她寫回憶錄,她提供許多個人資料,其中一份發黃的〈顧正秋女士略歷〉標有頁碼(40-41),是從某本書影印來的。這份資料讓我頗為驚訝和困惑,因為它的第一行是這樣的:

──顧正秋女士,南京市人,民國十九年九月三日生於上海。──

短短幾個字,和我1984年得知的生年、生日、出生地完全不同,於是打電話請教她二者差異如何取捨,她沉吟了一下竟說:「就照上面寫的就行了。」我吃了一驚,趕緊提醒她:回憶錄是正式的個人生活紀錄,最好趁這機會把一些以訛傳訛的資料做個澄清。她婉約答道:「是應該這樣的,那要怎樣改呢?」

顧正秋曾公開強調她最愛的京劇人物是《白蛇傳》裡的白素貞,因為她屬蛇。但〈顧正秋女士略歷〉裡的生年「民國十九年」是馬年,則她的生年應可確定為「民國十八年」蛇年。那麼生日呢?是不是「陽曆十月十日」恰為「陰曆九月三日」?

「對不起,」她說:「陽曆是哪天我不知道,我從小就都記得陰曆生日是九月三日。」

我於是換一個角度,請教她身分證上登記的生日──身分證通常是登記陽曆的。她的答覆卻是: 「對不起,妳等一下,我去拿身分證來看──」

對著電話筒,我彷彿看到她拿來了身分證,仔細的看著。

「身分證登記的是民國十九年九月三日。」她說。

那麼,〈顧正秋女士略歷〉的出生年月日是根據身分證的記載。──遺憾的是,與事實不符。怎麼會這樣呢?我繼續追問,她才說,1948年11月底帶「顧劇團」來台時,包括家屬在內近百人,都是由劇團總務高智唐代為辦理戶籍登記,因為人多資料雜,他記不周全,當時戶籍登記也不那麼嚴格,很多人的資料都登記錯誤,譬如張正芬(庾澄慶之母)的父母欄都是陌生的人名;她自己的母親則登記「吳氏」,沒有名字。至於父親,在她一歲多就於南京老家去世,五歲多她隨母親返回上海定居,根本不知父名;高智唐替她登記的父親名字竟是乾媽「顧劍秋」之名……。

將錯就錯四十多年,顧正秋說她從沒想要去戶政事務所更正;「偶而要填寫正式資料,拿出身分證照寫就好了……。」

經過一番摸索,終於確認了她真正的生年、生日、出生地。剩下的唯一問題是:她的陽曆生日是哪一天?我請朋友比對《萬年曆》,確認民國十八年陰曆九月三日是陽曆十月五日。如此,〈顧正秋女士略歷〉第一行的正確版本應該是這樣的:

──顧正秋女士,南京市人,民國十八年十月五日(陰曆九月三日)生於南京。──

除了生日,她的名字也有一段「必也正名」的故事。1967年,劉枋所著《顧正秋的舞台回顧》,記述她的本名「丁蘭葆」,上小學時用的是這名字。後來顧劍秋收她做乾女兒,暱稱她「小秋」,報考上海戲劇學校時,乾媽就以「顧小秋」替她報了名。進了劇校,同學以「正」字排輩,她也就改名「顧正秋」;來台灣後,身分證登記的即是這名字。

我替她寫回憶錄時,她卻說,「丁蘭葆」的「葆」,係「寶」字之誤。更重要的,「蘭寶」是家人叫的小名,她的本名是「祚華」……。說到這第五個名字,原來和任顯群去日月潭度蜜月有關。

──日月潭有個文武廟,我向來是不求籤問卜的,那天心血來潮求了一張,籤上這樣寫:

貴人遭遇水雲鄉

冷淡交情滋味長

黃閤開時筵故客

驊騮應得住康莊

籤上有「驊騮」兩字,我覺得挺巧合的,因為顯群本名「家騮」,我本名「祚華」,我們交往期間才知道彼此的本名。──

婚後一年半,任顯群入獄,二年九個月後假釋出獄,她對他說:可記得我在日月潭文武廟求的籤?第一句就說「貴人遭遇水雲鄉」,你是真的有災難嘛!接著她又安慰他:好了,事情已經過去了,以後就看我們「驊騮應得住康莊」啦……。

回憶錄不提蔣經國 隱忍協調矛盾

關於任顯群被捕,以及出獄後為何必須遠走無水無電的金山荒村討生活,幾十年來耳語交雜,書報雜誌電視廣播節目各種虛實揣測層出不窮,焦點大多集中於顧正秋當年太紅,追逐者眾,「太子」蔣經國也是其中之一。後來顧正秋情定任顯群,蔣經國眼紅懷恨,讓情治單位製造了「知情不報」的罪名將任逮捕下獄。他假釋出獄時,又暗示他不能在台北市區做生意,兩人不能在市區公開活動……。

我寫《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1997.10月)時,曾就此點請教顧正秋詳情,但她不願證實蔣經國是否追求過她;「因為蔣方良還在。」這句回答間接而含蓄,卻也可能是最直接最真實的答案。她甚至說,「我的回憶錄,不需要靠蔣經國的名字賣書。」

2004年12月15日蔣方良去世(1916~2004),媒體連著幾天報導,顧、蔣的關係又被繪聲繪影了一番。我又打電話給顧老師,說蔣方良已去世,是否願意談談那個老問題?

屆齡八十的她仍堅持:「我還是不想說。」所以,在傳記《奇緣此生顧正秋》(2007.7月)裡,我必須尊重這個「還是」的決定。我相信,這個決定即是四十年前俞大綱就已讚美她的:「用隱忍來協調一切矛盾,使生命歸於和諧。」──這不只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修行。

2016年8月21日,顧正秋走完她的修行之路。次日消息傳出後,記者採訪的重點仍是蔣經國是否追求過她?我寫《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時,她對此問題回答的第二句是:「我的回憶錄,不需要靠蔣經國的名字賣書。」

其實,她的原句是這樣的:

「我顧某人的書,不需要靠那三個字賣錢。」

這是顧正秋的骨氣。我如今還原它,並藉此向她致敬。

顧正秋靈堂(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158號金寶軒),8月23~28日每日上午10點至下午3點開放上香。

(中國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