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乐：毛时代的命运 ——读廖亦武《毛时代的爱情》
拿到廖亦武的书照例是连轴转一股脑读完，居间不夹别的事。《毛时
主人公庄子归的第一段爱情产生于理想燃烧的文革初期，毁于武斗激
文革后期，庄子归被毛泽东的政策一脚踢到单调乏味、蛮荒落后的农
庄子归在成都惹下政治祸患逃亡藏区后诞生的爱情有着天人合一的美
在逃亡西藏前后，庄子归两次意外地与杨东短时间待在一块。第一次
别让廖亦武有机会写中国发生的故事，这个不走到天黑誓不罢休的作
廖亦武的谋篇布局与写作手法在海内外中文作家中无出其右。他的怪
文学作品的流与留是我衡量作品质量的标准之一。流是流畅，做到这
毛时代的爱情乃是毛时代的命运——我如是想！
（2016年7月31日于澳洲）
《中国人权双周刊》首发
铜锣湾书店前职员胡志伟称，书店今年早前关闭后，所著的两万本书在未经其同意下被丢弃，因此要求书店店主李波赔偿。
铜锣湾书店的李波及另外四名书商因将禁书销往内地，去年先后失踪，引起香港社会哗然。后来五人在内地现身，当中四人被拘押一段时间后，已获准返港。
现年75岁的胡志伟说，他所著的书由巨流传媒发行，而巨流传媒是李波旗下多家出版社的母公司，其出版物均由铜锣湾书店发售。他说，他独立出版的另外200本书，也在未经知会的情况下被清走。
胡志伟的妻子在巨流传媒的湾仔办公室做会计。胡志伟称，铜锣湾书店近几个月将约25万本书运到深圳丢弃，他的书也包括在内。他表示，事前无人知会他，而李波对他说，那些书属于巨流传媒的资产，所以他有权处置，只有当书籍售出，才需要向胡志伟支付版税。
胡志伟自2004年起就经李波旗下的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自己的著作。他说，其版税是零售价的16.6%。
他说，李波最后一次给他开支票是今年6月，总额为1.1万港元，所计算的是截至2015年8月底的销售，所以李波尚未就之后几个月的销售支付版税。若计入去年11月出版的一部新书，总数将为6万港元左右。
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创办人刘达文以往曾发行过胡志伟的著作。他说，未经作者同意下丢弃其书籍，是不恰当的做法，并称处理未售出的书籍有既定程序。
刘达文说，一般的做法是将未售出的书籍退还作者，或在作者在场的情况下进行处理，否则作者无法确认相关书籍究竟是被丢弃还是已售出。
胡志伟说，正考虑采取法律行动，追讨损失的版税。
记者直至昨晚截稿前仍未联络到李波接受访问。
来源：南早
林荣基1.5万字亲述书店事件：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林荣基。摄影：卢翊铭/端传媒）
「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
拉开窗帘，日光猛然泻进来。天边的云层卷得低低，将鲤鱼门一带，压成一小块。天海一色，海面没见几艘船只。优美的海岸线，衬上几座墨绿色小山，本来一幅大好风光，让对岸的堆填区破坏了；眼角余光，山坡像扶撕开的伤口，露出片片泥巴。下面十几座货仓、二三幢车厂，将海湾围成避风塘。几支趸船吊臂，各自从防风雨的绿帆布舱口伸向天空。毗连旁边的尽是小船、驳艇。隔著狭窄的水道，泊了几艘拖网，船舷黑白双间，临近黄昏，依然耀眼。
远望海岸天色，想起那段经历，断断续续，不太真实。
韶关
保释候审期间，我被安排到图书馆做义工，工作轻松，按编号上架，比分科容易。由于是儿童部，学生上课，因而没多少事做。时常早下班，到附近的咖啡馆闲坐，或者在江畔散步；每天，总有太多时间。
小城三江六岸。起程之初，问押解我的专案组员，韶关有多大？二人摇头，未去过。我大约三十年前，跟团经过采风楼，再去南华寺，住城外，隔天上丹霞山便回程，等于未住过韶关。
抵步当天，问接管我的劳警官，他开著车子，笑而不答，大有来日方长，不妨慢慢逛。
比起单独囚禁宁波，不准踏出房间半步，只能望天打卦，人在韶关，相对自由得多。在酒店安顿好，当晚看地图，不甚了了。最后用押解我到当地的史先生给我的手机检索，才知大概。
整个韶关市，分成三区：曲江、演江和武江。面积大不过九龙。我住的是滇江区，人口只有31万，不及官塘一半。大抵过去五个月，一直对我提审的专案组，见我表现顺从，不担心我有异动，办完移交手续，陪我重游旧地，去了赵丹霞山，三天后返回宁波。
此后星期日、一放假，到图书馆上班，傍晚去派出所报到，变成日常生活。 我后来公开事件，大陆就利用舆论抹黑，明眼人都知道，那是想掩盖事实。除了几个同事和我的女友，让我觉得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强迫陈馆长上电视。为甚么说是强迫呢，因为馆长私下跟我说，早知道事情原委。那天看他上电视表情十足，不禁替他难过；一个正直的文化人，被迫公开做违反公义的事，必然内心有愧。但愿他知道我理解他。
由于我这种保释犯，算是小儿科，毋须动用到市级单位，于是把我转到地级派出所，交由周警官看管。韶关地处粤北，也是南方，稍为翻过书的人都知道，中国有南北差异，一般而言北方较南方保守。根据从何而来？看近代史就明白，几次近代革命在哪里发生？不就在广东吗，这是因为广东早已跟外国通商，外国人开明的办事作风，随经商传播到此；而所谓革命，说到底，正是新思潮带动社会改革。这就不难理解，南方一向较北方开明。
周警官何止开明，我有时觉得，他比我更世故。除第一次在派出所办手续，他穿著警服，以后见面，都是普通衣装。如果不知道他的背景，跟他接触，是无法觉察他是当差的。那天他坐在巨大的柚木办公桌后，跟押解我的人互签文件，到我划押时，多次打量我，神色严厉。我不觉暗暗叫苦，眼前分明是个恶吏，不要说平时避之则吉，如果是朋友，也是少交为妙。可我却要留下跟他相处。当我抱著忐忑不安的心情，等他们谈完正事，握手送客，关上房门，回头笑了笑，态度却友善起来。
返回桌子，他拿出保释文件，向我重申，必须遵守所有条文，如违反任何一项，会立刻取消。
接著检查手机、看我住的房间。
周警官前后两种态度，让我有点意外。开始是每天到派出所报到，周警官就摘事记下，然后问话。下班有没有遇见甚么人？有没有向人透露住址？接过来历不明的电话吗？有没有向传媒──特别是香港传媒谈过情况？诸如此类。我当然照实回答，如让他发现虚报，等于违反保释承诺，会将我收监。周警官负责社区工作，近似香港警民关系，经常外出，每天回派出所问话，太花时间，于是改在酒店大堂。这样不久，他有时没空，干脆电话联络，做些笔记，如此了事。又不久，他看管我愈来愈松，到后来见我放假，有点无所事事，著我跟他去探访民居，甚至看他的朋友。
由于常常见面，一同外出，周警官跟我无所不谈，惟对的我案件，却鲜有提及。只在语言间听出他非常了解，对我所谓的犯罪行为，看得很轻。又不是杀人放火，不过帮人打工，寄几本书，算得了甚么？他私下表示过。周警官脸肉横生，粗眉角眼，有点哨牙，生就一副恶相。后来看惯了，原来两码事。当他默不作声，若有所思的时候，甚至显得有点笨拙。我开始时给骗过，观察他怎样跟人打交道，才渐渐明白，周警官原来是个随和的人。没几星期，专案组的人又来，约略找我问话，周警官坐在那张柚木桌后，不苟言笑，有时讲几句我的表现。晚上周警官请他们吃饭，我不便在场。至于他们密斟甚么，周警官没说，大约是商量处置一只圈养的羊。
把我圈养在韶关时，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居然给我手机，真是一把两刃刀。为了监控，他们交我一部小米，要求待机，随时追踪。这是一个不小疏忽。囚禁宁波时，是十一月份，由于我分居的妻子报案，传媒已查探到一家小书店四人失踪，公开了事件，不独全港哗然，也引起外国传媒关注，连篇累幅报导：大陆政府涉嫌破坏一国两制。为了平息事件，他们漏夜要我报平案。提审我的史先生是宁波人，不会广东话，先把我要说的话，用广东话写在纸上，后来不放心，找个晓广东话的刑警在旁监听，怕我透露关押地点。那时候我处于隔绝状态，对香港发生的事惘然无知。
意外获得手机，我约略浏览韶关地图，就拼命查看相关报导。当我清晨五六点，站在濠景酒店三楼8315房窗口，天色初明，透过那棵巨大的樟树枝叶间，看著疏落的汽车从环形天桥底穿过，开始寻思得到的讯息。尽管那些全是党报党媒的报导，但从中国外交部几段简单反驳美国国务院、欧洲议会的外电声明中，我知道事情闹大了。
（2016年1月19日，一名药房员工在铜锣湾书店入口旁拜神。摄影：林亦非）
然而有许多细节仍不太明白。怎么张志平、吕波和李波都被关押起来呢？在宁波时，那个姓史的让我看过桂民海的资料，说他十三年前，因为醉驾撞死一个女大学生，后来用假证通过泰缅边境弃保潜逃，目前已关押起来，等著追究判刑。姓史的要求我写一份对桂民海的感受，想看我的取态；如果态度正确，对日后判刑有点帮助。我当然大感意外，原来我的老板在大陆有刑事在身。醉驾撞死人、弃保潜逃，不要说大陆，在世界任何一个文明社会，也是该谴责的。当我把几百字感想交出，姓史的又给我一篇文章，那是内地一个记者旧文，批判桂民海身为一个中国公民，如何犯了事却不肯承担责任，最后一走了之。但我细读内文，反而疑窦顿生，里面说桂民海保释被判缓刑，于理不合。一个被判缓刑的人，怎么可能弃保潜逃呢？反正不用坐牢，最多赔偿了事。只有笨蛋才逃跑。该文显然是事后写的。在桂民海出走后，内地法院才宣判他缓刑，好让人觉得，连缓刑都不肯，桂民海应该千刀万剐。姓史的多此一举，让我觉得事件真假难辨，但那篇文章，分明做假。
大有千头万绪，理不出个所以然。在宁波被提审二个月后，即2016年初，他们才出示具文检控我，在香港通过邮寄大量图书，触犯了中国法律，罪名是《违法经营书籍销售》。先不说我是打工，只属从犯，书籍在香港进行交易，本来就合法，所谓违法经营，是完全站不住脚的。这条罪行缺乏法理依据。何况邮寄的是我，把我捉将审查好了。如果说吕波和李波由于是股东，算是主犯，那张志平呢，他不过是打工，没有理由把他也关押起来的。这不等于有个香港老板，说过反对中国政府的言论，不但把那个老板，甚至连打工，等他们进入中国大陆，一并扣押起来，告以煽动宣传叛乱罪同样荒谬吗？又或曰，书店曾经通过网络邮购，在大陆网银进行过交易，等同在内地经营。且不争拗大陆法例有没有这条文判定，即便有，大陆也可以派法人到香港，通过司法程序，进行控告，怎么可以不声不响，像黑社会那样，待书店的打工和股东，先后进入中国境内，突然统统扣上手铐、蒙著眼押解到宁波的呢？
在韶关三个月，我始终搞不清楚大陆关押我们，怎么又会牵涉到破坏一国两制？当时我还不知道李波是在十二月底被胁迫上大陆，不像我们三人过关押走。我试图从那些党媒的报导中，寻找一些蛛丝马迹，可始终窥探不出究竟。就在三月底，我被押解到韶关前三天，突然转送到深圳的麒麟山庄，跟他们见面。在丰盛的晚宴上，我们谈及宁波监视居住的情况。那时我才知道，张志平和吕波关押三个月后，已获保释，二人分别到过东莞和东北。再过几天，他们还可以回香港，办完私事再返大陆。李波当时言笑晏晏，说是自愿回来执手尾，对于发生这样的事，很抱歉。为了表示诚意，他拿给每人十万元作为补偿。到第三天一早，我被关押五个月后，又从深圳押到韶关，开始了保释候审生活。
周警官爱散步行山，我也一样。有一次在他家楼下起步，沿北江去百旺大桥，快到那里的近水楼台，我问他，为甚么寄书这件小事，会搞成国际事件的？周警官像听不见，指著堤外说，你看，昨天江西下大雨，今天北江发大水了。我看著翻滚的浊浪，明白他不想谈。
周警官对我够好的了，没将我当罪犯，像朋友一样看待。他同情我的处境，但他不想牵涉进去。过几年他退休了。他有老婆和待嫁的女儿。他想安享晚年。他生在这种体制下，就要按这种体制生活。勿再说了，好不好？我们保持步速，周警官不发一言。但我听见他的心底话。
四月一天深夜，有人拍门，觉得奇怪，我在韶关没有朋友，除了周警官。要不是劳警官？他偶然来看我，但他跟周警官一样，都住武江。有甚么急事？停下音乐去开门，两个小姐站门外。前面的稍矮，样貌不怎样，另一个有点姿色，跟我差不多高。两人默不作声。目光朝陌生的脸孔上游移，我忽然明白过来。搞错了，我说，要关门。然而门边被人用脚顶住。甚么？前面那个问。原来不晓广东话。搞错了，我再说一遍。她们看著我，没打算离开。我约略看门边，向她示意，最后她明白了，我随即关门。
回到香港后，当我在立法会休息室小憩，陪我的何俊仁收到whatsapp，打开看，然后说，还没见记者，抹黑先来了。我看看，门外像旧居，里面的女人声，听得出是前妻。我记起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觉得恐怖，假使我当时乱搞，被拍下过程，现在有人拿出来公开，岂不是成了我的人格罪证？这种艳遇看来刻意安排，那些人都防著我，处处留一手。
到了五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除了观察、同时通知我，北京批准我回港探亲，但要把书店的电脑取回来。我大惑不解。上面只有读者订书资料。你们不是有软件复印吗？我被囚禁宁波时，专案组的人打开过，要我指认一些人。当时我非常诧异，怎么他们都弄到手？是有人偷偷溜进书店盗取，还是找谁帮忙？我后来知道是李波，正是提审我这个史先生说的。接著他跟我解释，用软件复印本做呈堂证物不太可靠，书是你寄的，资料是你打上去的，由你带硬件过来举证，最靠得住。我被囚禁五个多月，又被迫留在韶关两个月，待到六月起程，足足离开香港八个月。我挂念我的亲人，我的老师。老师年老多病，快死了。我非得回去不可。
到了六月，专案组的人又来，这次换了人。原来史先生的副手不见了，来的是更高级别。史先生说是陈处长。他坐在梳化椅上，中间隔著茶几，看了我一眼，没怎样作声。周警官泡完茶。请慢用，陈处长。周警官看看我，离开房间。是这样的，姓史的先开口，坐另一边，带著谨慎。去香港本来两日，我们考虑过，你不宜留得太久，现在改为一日。他停一下，看看处长，那边没指示，于是又说，你看看怎样？当时不是说好两日吗？我问，觉得毫无道理。现在改了，史先生看著我。我看那个处长。你也考虑一下。他说，然后喝茶。
深圳
快到广州站，几个乘客预备下车。我看一下表，大概10点到深圳北，中午可以过关了。隔著走道，他们坐另一边。后面有人站起来，伸手取行李，姓史的稍稍欠身，回头看了看。处长握著椅背，朝车窗外望。我靠回椅子，合上眼，看了一会儿书，有些眼倦。随后高铁缓缓起动。人在黑暗中，跟著轻微摇晃，感觉像上次那样，如果被带上手铐，同样蒙著眼，只是方向相反。
2015年10月24日我被十几个人从关口押走，带到深圳一个派出所，待到夜晚，两个人进来盘问。你就是林荣基？隔著犯人栏，一个坐下来问。另一个很面善，我忘记在哪里见过。他就是那个姓林的，面善的说，没坐下。你知道你犯了甚么事吗？坐著的问。我摇头，只能坐著，因为被锁在犯人椅。是他了，那个面善的笑著，有点兴奋，像捕获了猎物。然后我认出他。几年前我带书过关，打算帮读者寄，结果被发现了。那次扣留了六个多小时。诘问的是个北方人，五十出头，广东话说得地道，表示是国安局，说自己姓李。这个面善的后生，当时也自称姓李，是当记录的。问话三小时后，北方人查出我确实是小书商，不过帮人代寄书，没别的企图，于是离开房间，安排放人。两个人待著，然后谈起话来。没想几年后又踫面。
你升官了，我以为他认得我，可以证明我不过是卖书的，有点高兴，觉得很快会离开。原来不然。我的话惹恼了他。他猛然拍枱就骂，你知道你现在是甚么身份吗？你搞寄书这种事，意图推翻中国政府，我们是中央专案组的，我们就是向你这种香港人专政。我大为诧异，有些不大相信。我知道中央专案组是文革工具，用来对付阶级敌人，好多人就是被它整死的。
我觉察事态严重，但同时有点糊涂，想他再说一遍，以确定一下。可是他似乎意识到漏了口风，余怒未消，只是瞪著我。旁边那个打开笔记本，年纪也不大，三十出头，示意同僚坐下，开始审问。
（有团体到中联辨请愿要求交代五港人被失踪事件。 摄影：罗国辉/端传媒）
宁波
2015年10月25日夜晚，被扣手铐蒙眼戴上鸭舌帽，坐十多小时动车后，我被带离车站，转移到一架七人车，大概也坐后座。这之前在深圳关口，以至监视居住期间，多次被带到另一个地点拍视频，就是坐这种车子，夹在二人之间。经过约45分钟车程，路有些颠簸，我被扶上一幢建筑物二楼，进入房间。有人解开手铐眼罩除帽。我还没看清楚环境，押解的人先要我去角落，那里有块六呎高半透明屏风，用作蹲厕间隔，然后脱光衣服，大字蹲下接受检查。跟著换上橙色囚衣、水泥色绵布运动裤。我犯了甚么事？蒙眼上动车之前，我的眼镜被取走，猛然的灯光让我只能瞇著眼，我再一次问，依然没回答。
早上七点半被叫醒，梳洗完待到八点，然后吃早餐。那是碎成芝麻状的粟米粥、一个馒头和煎蛋酸菜等。当我预备吃时，站在屏风下的看守走近，生怕我有别的动作。我一边吃，一边仔细观察四周。前晚我在深圳被锁在铁椅上，审问完无法睡；在动车上虽然被蒙眼，但我一直强起精神，留意停站。我全程焦虑不安，迫切想知道押到哪里去。昨晚我太累了，当他们指著一张床，示意我可以躺下，我倒头便睡去。一挨我吃完，看守立即把塑胶餐盒和胶匙取走，交给门口另一个看守；那个坐门口的，抱著双臂始终盯著我。
我知道稍后有人问话，趁这段空档，我尝试理清思路，搞清楚状况。不过一天时间，我就被人押到千里之外。我拿起给我穿的塑胶拖鞋，看看鞋底，上面印著生产地：宁波。我确信是被关到这个地方，因为昨晚下动车的时候，我偷偷地抬头从眼罩边看，瞥见亮著的宁波站牌，而前一个是雁荡山。这里是宁波吗？我拿著拖鞋让看守看，两个人还年轻，看起来稚气未消，还没有被训练成愤青。然而就像我多次追问，究竟犯了甚么事，同样无回答。我回头看，后面那个也光盯著我。这时，有两个人进来。
我站起来，隔著两张并起来的格子距离，他们先是站著，等后面的看守离开，让前面那个取来椅子，才先后坐下。那个高个子审视我一会儿，回头确定看守走了，才坐下，打开带来的手提电脑，另一个打开笔记本。也是先问姓名、香港住址、工作、职位、书店为甚么顶让给巨流等等，跟深圳审问的差不多。然后就问寄书的事，从甚么时开始寄，寄的是甚么书，寄了多少，通过何种方法寄，等等。我如实作答，他就用电脑记绿下来，一直脸无表情。那时我又试著问，我犯了甚么罪行？高个子打字，没表示。我看另一个，他靠著椅背，用很奇怪的眼光看我，仿佛我大难临头，居然还不知道。然后那个高个子交我一张纸，要求签字。上面列了两个条款：一是答允自愿放弃通知家人，另外就是自愿放弃聘请律师。
这样持续问话，从十一月每星期四五次，到年底变成二三次，他们问起书店的同事来。吕波、李波和张志平，你们是怎样认识的？我一五一十回答，高个子又问我有没有吕波的手机号。三人中我跟吕波比较熟稔，我们不但先后在田园书屋工作过，我还跟吕波的妈妈在田园共事过。我离开田园不久，他的妈妈有一天在睡眠中遽然去世，作为同事，我当然要去送行。可以说我跟吕波交谊比较深。我记得被没收的银包中，有一张名片上记下他的手机号。他这样一问，我倒以为吕波没事，仍然在香港，我反而有些担心起他仍在东北的太太来。我当时确实很天真，只要我诈作不知，名片上的手机号并没写上他的名字，吕波会没事的。
真的不知道？我摇头。我后来才知道，他们故弄玄虚，吕波其实比我更早关押起来。他们不过试探我是否老实。高个子最后对我笑了笑，我一直不解其意。
看守我的年轻人，每天二人一组，分六组每次两小时，全日轮流监视。由于天天见面，有两三个还不怎样，愿意跟我谈些话。其中一个后生是当地人，生得相貌堂堂。有一次趁我梳洗，他拿著绑住绳子的牙刷，蹲下来悄声说，隔壁有个人很高大，好像是你的同事。这之前我请他帮我留意过，他当时轻轻点头，没敢多说，因为不足三百呎房间，布置了三个监视器。我停下漱口，才开始明白，那个提审员离开时，对我笑了笑，原来吕波也关押了，他知道我说谎。后来也是这个后生，帮我一个大忙。你的女朋友是不是湖南人，很喜欢吃干妈酱（辣椒酱）？她有没有哭？我立刻问，她非常胆小，这次累她受苦了。他约略点头。再帮我一个忙我小声求他，叫她不要哭，我就在她附近。然而他这次向我使眼色，有人在视频看著呢，他帮不了这个忙。
短短三个多月，孤立无援，我不晓得是在这种了无终止的审问下，还是在没有罪名的、遥遥无期的关押中，开始想到了自杀。每当我仔细察看，四面墙壁都用软垫包住，试图撞断颈骨显然不行。上吊呢，楼底有近二十呎高，根本没法把裤子扭成绳子挂上去。而那幅伸手不及的偌大的玻璃窗，本来有道铁栏栅，却被铁丝网封掉，徒手掰不开。至于那个装得高高的花洒头，呈弧形状，挂不上任何东西。整个房间布置，让人越看越恐惧。因为很明显，过去有人被单独囚禁，长期隔绝，最后精神崩溃，曾经了断过。这种种措拖，正是防止人自杀。我那时大概就处于这种状态，萌生了死念。对于死本身，我自觉不太害怕，反正人不免一死，我怕的是对死亡的恐惧。我忽然好像体会到，一个人寻死的内心感觉。
无法自杀，只好继续承受失去自由的痛苦。然后又是不断提审，直到2015年底，有一天，高个子打开电脑，让我看上面的邮寄记录。我暗吃一惊，但还是装作镇定，按他提出的问题，逐一解答。
这个人住新疆，为甚么寄过几包书又找广东人转寄？那是先前邮寄被当地海关没收了。我教他如果广东有朋友，先寄那里再转寄，大多收到。为甚么要先寄广东呢？
因为广东易寄，可能是进出口迭繁，只是几包小书，海关忙不过来，不太为意。全国各省各市，怎样寄书容易收到你都清楚？
我点头。
你为甚么这样清楚？
寄多了，自然有经验。
上边这些摘要，就是要注意的事项？我更靠近看，没有眼镜，屏幕上的字比纸字更难看。那是某些省份平邮和快递的邮寄方法。其中一项注明，如寄杭州，平邮挂号多数没收，因为平邮书籍会转到上海，几乎所书籍到上海关口多数充公。如通过邮局快递，会转到温州海关抽查。而温州就像广东一样，进出口繁忙，快递更易收到。我再次点头。看著屏幕，同时暗忖，读者的订书资料，他们是怎样得到的？莫非是拿了我的锁匙，派人到书店盗取──他们不是胆大妄为到跨境执法吧？
大约接触多了，高个子晓得我寄书似乎没别的企图，而他也喜欢看书，有时当著副手，仍不嫌避忌。港台有哪本书最值看？他问。《黄祸》吧，我不加思索，也是禁书。书说甚么？他有点兴趣。我约略介绍，那是一本中国政治预言小说，写得很有味道，也是目前中文世界预言小说中，写得最好的一本。即是非看不可？他笑著问，旁边副手陪笑。然后他就关了电脑，预备离开。可不可以帮我换些书，我问。他看看旁边几本书，那是之前借我的。他知道我闷得发慌，尤其一个人处于了无期限的审问、了无期限的囚禁中，没有别的寄托，是会胡思乱想，甚至会发疯的。
过几天吧，他看看我，拿起电脑，转身离开。
平心而论，提审我的高个子──他后来自称姓史──对我不算严厉，不像在深圳拍枱骂的愤青。那时我仍搞不清楚，到底姓史的是不是宁波刑警，抑或是中央专案组。对于自己的身份，他始终讳莫如深。过了几天，姓史的又走来。我以为有书看，有些高兴。然而他只带著手提电脑，脸色有点阴沉，同他的副手一样。像惯常等看守离开后，他打开电脑，副手拿出一份文件要我看。那是控告我《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的认罪书。抬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下项列了些年月日。我抬起头，副手要我签名，就像被囚禁宁波当日，被要求签放弃条款。我想，既然上次签了，这次不能不签。尽管我知道这也是违法办案。
很好，姓史的见我签了，脸色稍稍宽容。接著他就把电脑打开，让我指认一些人。我俯身看屏幕，是读者邮寄资料。有些是通过电邮下单，未见过，有些是到店购书代寄。这个是甚么人，你知道吗？我看著游标上的名字，跟他说，都是些普通读者，我不晓得他们的背景。然后又掠几个，看我是否熟识。我一直摇头，他知道我配合，我唯一说过的谎话，是吕波的手机号，这个他分明理解。
没过几天，要我写悔过书，我本来没犯罪，不知道怎样写。唯有这样开头：因为我犯了罪，现向中国政府诚心悔过······。好不易东拉西扯，填满一张 A4 纸。隔天副手来取，大约交给姓史的过目。我以为敷衍过去，走到窗下，又去望天。从这一边，可以看见对面大楼。有时我借故解手，走上蹲厕台阶，跪脚察看外面。我数过大楼有二十面大窗，五层高，很可能跟这幢一样。右边还有几幢。如果没有雾，可以望见几个山头。后来我被安排拍视频，移到走道另一间房，看到背面的大楼旁边也是小山。估算我关押的地方，三面环山，早晚有雾，该是个地盘。加上那段时期，我被蒙眼坐车出去拍视频，都是从右后边来回，等于只有一个出入口，因而更加肯定。后来香港新闻报导，说关押我们的是宁波慈溪看守所，从照片上看，似乎搞错了，至少那地方不像地盘。再加上我曾偷看过大门口，只有一个电动大闸，完全没有标示的。
一天姓史的进来，把悔过书放枱上，叠住几张A4纸。他要求我重写。我觉得很困惑，不知怎样写才能使他满意。隔著两张枱，他又打量起我来；每次提审，我有时答复得可疑，就会用这种神情看我。他身材高大，如果稍为健硕，可能比吕波更魁梧。每次面对他，我不得不抬著头。他的样貌极容易辨认，尤其是鼻子，跟香港的陶杰有点似。颧骨不算大，因而显得脸颊有点瘦。一头短发下，眼睛很善观察人。我无法捉摸他的要求，到底他想我怎样忏悔呢？强迫一个无罪的人写悔过书，等于叫一个清白的人虚构案情同样可笑。我跟他对看。后来也许理解我，也许想把事情早早办妥，他收回视线，想了想，最终坐下来，拿过纸，写下五六个要点，算是教我写，表示明天要交。
一到二月间，我签了认罪书和悔过书。当时以为案件差不多，所有程序都办完，只等上法院判刑。姓史的交我一件案例，好让我参考。2011年有个东北人，亦是犯了《违法经营书籍销售》罪，金额三十多万元，最后获刑五年。他跟我说，如果中国政府追究我从2014年顶让后的刑责，由于邮寄书款不大，只有十几万，很可能判刑两年。我当时已经认命，知道上法院是走过场，大陆所谓法院只负责判刑，因为所有疑犯提审完，已定为罪犯，请律师不过是求情。没料到事情原来不简单。
往后他拿了些书问我，第一次约八九本，全是巨流出版物。你为甚么向人推荐这本书？在过道另一间房，当天预备拍视频。那是《习近平内部讲话》。我跟他解释，因为这本比较可靠。
为甚么？那这些都不可靠吗？他拿起其他书。我说这本书主要转载习近平提出怎样以意识形态管治，七不讲内容有关普世价值、三权分立等，史先生你没看过吗？我随便问，觉得有些奇怪，这书在大陆不易看到，一个喜欢看书的人，往往比一般人好奇，何况是禁书。姓史的看著我，没说话。他大抵认为这类政治八卦书，全都做假，即大陆所说不“靠谱”，不值一瞧。我见他没表示，于是接著话，七不讲的内容其实两年前网上疯传过，北京有个前女记者叫高瑜，当时转发给《明镜杂志》刊登，后来作为罪证，被控告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北京法院判刑六年。这就证明是里面说的是真的？他这时问，还是不相信。当然不能简单证明是真的，但中国官方却从未否认一这时我看见后面的摄影师向我打手势，要坐好，他预备拍了。
那时候已拍过些视频，前几次所谓的认罪，都是根据他们给我的剧本照本宣科。姓史的兼作导演。最奇特的有一次，当我被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车程大概半小时，在停车场下车，因为要上落楼梯，他们可能嫌麻烦，过早地帮我解开眼罩，让我可以自己行。就在落到底层时，经过通道，一个女警迎面走过，肩上的警徽是宁波公安局。当我像上次那样，走进同一间房，坐上犯人椅，预备拍摄的时候，那女警换了便服，也进来坐在墙边。方小姐吗？姓史的坐在状似法庭的审问座，女警点头，他打开案头文件，约略核对一下，就又说，方女士坐著就好对方点头。他的副手打开背后的摄影机，然后二人并排而坐。随后一问一答，就按照事先排练好，依次进行。录影完后，我有些好奇，问姓史的，刚才那位女士坐著做甚么？他一边忙著收拾摄影器材，一边说，那是证人。我不禁诧异，刚才那个分明是女警，跟我的案件毫不相涉，而所谓的证人，就这样随便找？他们一直违法办案不说，居然儿戏到这个地步，真叫人难以置信。
后来发生的事，却不禁让我担心。为了申请保释，后来拍了一个视频，连同那篇悔过书一并交给北京，我当时正等消息，不想姓史的一天说，上面不满意。那怎么办？我忧心忡忡，如果不批准，我可能过年要入狱。没几天听到另一个消息，北京会派人来，说是观察我。我当下觉得不妙。一下午，两个人进来，我正在蹲厕旁边洗衣，只好急急出来，返回坐位。等他们坐下，我正预备坐，其中一个突然拍枱，表示不许坐。我吃了一惊，只好立著。另一个开口说，你知道我们是甚么人吗？我摇摇头，惊惶未定。接著另一个又拍枱，我们是北京专案组的，你出这种书，诬毁我们国家领导人，你这种人十恶不赦，我们可以把你专政十年二十年，甚至专政到死，香港是无人知道的，甚至像虫子一样把你掐死。这种突然其来的谩骂，我被闹惧了，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眼光光地任由他们轮番咒骂。这样谩骂了不知多久，我一直立著，后来两个看守走进来，我才发现他们离开了；很明显，保释无望。
再拍过吧，悔过书亦要重写，姓史的后来说。重新拍了，悔过书又重写，再交上去。那时候快过年，姓史的知道我担忧到夜不成眠，大概想帮我，释出了善意。我搞不清是因为意气相投，还是别的原因，我明白他提审我，是按上级命令，而他有点同情我，想我得到保释。甚至后来跟我表示，可以为我写求情信，做担保人，只要我日后必须配合。那时我只好相信，因为我确实别无选择。很奇怪，几天后姓史的走来说，上面批准了。现在我们是捆绑一起了，倘若保释后，你弃保潜逃，我会被你害死的。我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对于史先生的帮助，我当然衷心感激，并且答应他，以后必定跟他配合。但现在回想起来，事情有点跷蹊，以我对史先生的观察，我仍然相信他，只是作为一枚棋子，做成他跟我捆绑起来的事情，看来是有人故意安排的。
我这样说并非毫无根据，为甚么北京突然派人对我谩骂一通？眼看保释无期，有人知道史先生会仗义出手，那个人很可能是他的上司。他了解史先生，而史先生作为既是刑警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有头巾气也就同时有同情心，甚至比一般人更富同情心，如果史先生跟我捆绑一起，对我弃保潜逃的风险就少一分，因为我不能对帮助我的人不顾而去。比较其余三人就更加明显。他们都有亲人在大陆，而我只有一个女朋友。我当时这样看姓史的。除此以外，根据我后来看到的事实，整件事情还更有可怕的严密部署。
农历年初，下了一场早雪。看著窗外时而绵密、飘飞的雪，让人心情稍为开朗。史先生过年前，交我一份批准保释通知书，不久可以出去了，但附带条件是，不许离开中国。我当然高兴，可以外面四处走，比终日囚禁好得多。下午医生量血压，我问宁波是不是每年都下雪，他摇头，帮我扎手臂。我说从未见过，可惜又不能触摸。我又说原来这么好看，确实比下雨好看多。有甚么好看的，医生微笑看著压力计，一边按橡皮球。我说两只会直线下，而雪花会飞舞，如果凝视片刻，还会有种奇幻感。他大约觉得我少见多怪、童心未泯，朝外面看了看。这时雪下得更大，一片白蒙蒙。接著他解下扎带，手臂的压力消失了。女人你摸过吧，还未摸过雪？他笑著说，把器材收好，然后离去。
傍晚史先生过来，副手捧住些书。看封面颜色，我晓得是巨流出版物。桂先生对灰黑色似乎情有独钟，多数将封面设计成这种色，因而很易辨认。两人坐下来，副手把书交给我。这些编者，你认识吗？史先生问。我看看名字，不认识。另外这些呢？我接过来看，摇头，不晓得，更不晓得他想知道些甚么。我以为事情告一段落了，既然可以保释，还有甚么好调查的呢？他盯著我，有些疑心。我只好再说，事实上过去提审时，我已经表示过，我只是卖书的，出版是桂先生经手，撰稿人我不熟识。这些人当中，哪一个比较出名？这时副手问。我想了想，觉得把书排列起来，更容易解释。我说这些编者都不同，因为全是杜撰的，巨流这些出版物，多数是拼凑，不好当真。我抽出《中央军之变》和《中共高官色情报告》，这个李明编了前一本，不知销情如何，为了保证销量，后一本改为张三，很可能出自同一人。那内容呢，你看过吧？史先生又问。我根本不会看，我说，你明知不可靠，肯花时间看吗？
我当时还不清楚，他们到底想查探甚么，后来看新闻分析，有说因为桂先生预备出习近平情史，有人想阻止；有说某书泄露了军方机密，想问出消息来源，于是把我们扣查。这些我不想推测，我眼见的是，大陆政府通过暴力手段，把香港一间小书店摧毁了。
真是度日如年，等过一星期又一星期，仍然没有放人消息。一天下大雪，吃过早餐，医生走进来，带来一块雪，我喜出望外，顿觉人情温暖。第一次触摸，原来又冷又硬又粗糙，跟女人肌肤差太远。是车道旁捡来的，医生说。守门过来看，本来不准带硬物，由于医生有特权，不好干涉，只得退回去。医生叫我坐下来，帮我按脉，大概正常，没说甚么，接著就离去。我把雪放到淋浴地，返回座位，稍稍掀开胶垫，取出几条线，又数起日子来。那是我被囚禁宁波第三日，从囚衣拆下的线。上面的橙色小结，共124个，即是四个多月。
下午史先生过来，说是要拍半身照，同来的不是副手，却是个深圳旧相识。当我站起来，他拿著相机，另一只手推我去墙壁，叫我站好，举起相机就拍。每拍一次，闪灯就亮起来，而对著闪光，我就贬眼。他立即检视影像，大约不行，因为每闪一下，我就眨眼，照片里的我，全是闭著眼睛。史先生见他不行，接过相机，稍为调校，把闪光灯关掉，接连拍几张，再查看，点点头，表示拍好了。我返回座位，史先生走到门口，回头跟我说，过几天可以出去了，但要先留在韶关。我看著史先生消失后，才知道原来他亦是中央专案组。
（香港铜锣湾书店外张贴了失踪书店员工的海报。摄影：Lam Yik Fei/GETTY）
香港
到了深圳北，打的落罗湖，刚好11点，当时可以过关，但陈处长说先吃饭，我不太为意。他们对深圳不熟悉，于是在侨社大院下车，掠了间小巷食肆。我吃得不多，走出门外抽烟，那时候透过玻璃门，警见陈处长迭迭看表，我意识到他们已约好，有人在关口，过关后会派人监视我。那时我仍一心一意，不当一回事，依照他们安排办事；下午跟姐姐吃饭，傍晚找李波取电脑，明早返深圳。起程之前，姓史的跟我说，大约九到十二月，桂民海会判刑，我们可以放回香港，只要保持沉默，事情就告一段落。过了罗湖桥，当我被入境处职员截住，带进小房间，受警方查问。同他们三人一样，我按先前的吩咐：我来销案。我现在很安全。我不需要帮助。
在便利店买了份《苹果日报》，等待片刻，没见姓史的和陈处长。拖著预备装电脑的行李箧，走去另一间，依然没见。过关前我们约好，如在第一间没见，就在第二间，但到底是见面接触还是装作不认识？姓史的语焉不详。我后来才明白他们担心，怕被人拍照证明过境执法，会惹起悍然大波的。往后我见了传媒，公开了事件，在湾仔警署落口供，翻看当时入境视频，我是11点25分过罗湖桥，他们是11点55分出现，12时15分30秒现身入境出口。我以为他们已入境，就坐地铁去白英奇宾馆落脚。我晓得沿途有人监视，好几次回头，但似乎没见。我后来索性不理，看见又怎样？我无法证明，反正回去再待几个月，人人都可以回香港，像过去那样平静生活。
然而当我在白英奇1207房，打开手机看新闻，已经有报导我入境，并且像他们三人接受警方问话后，不知去向。这引起我的好奇，虽说我早知事情闹大，成了国际新闻，但我仍不清来龙去脉，不了解它的严重性。我急著办的是见我的亲人、我的老师。但宾馆的电话不能用，手机也是。因为我问过管房，房间的电话有记录，会出现账单上，当我回去凭单报销、或是证明我住的地方，确实是按他们要求，否则是会严惩的，而且我怀疑那部小米有追踪。我不能冒这个险。我去油麻地地铁想打电话，但不见。问职员，原来电讯公司取消了，现在人人有手机，哪个用？我到街外到处找，写打老道有两个街亭，但电话都坏了。附近有家小书店，是同行，认识快三十年，我知道他会借我。跟姐姐约了时间吃饭，再给老师电话，接电话是他的女儿。问情况，没事，身体还好。我稍为放下心来。我本打算饭后立即探望，但时间不够，去屯门来回至少三个小时。
饭后去北角取电脑，站在地铁车厢内，几个学生谈话，展露笑容；有些人低头看手机；一个孕妇上车，有人让座；一个快递员放下袋子，蹲在一旁将包里分类。人人都无拘无束，不像我被人跟踪、被人操控。我到底怎样啦？人在香港，依然失去自由。他们欺人太甚了，我被单独囚禁五个月，又被限制在韶关，我多留一天探望老师都不允许，我要求打电话给女朋友都不可以。我完全不知道她的状况，我还预备跟她一起生活呢。我用姐姐的电话打给她，原来号码被注销了。他们一直欺瞒我。他们要我跟别人隔绝开来。他们的确欺人太甚了。他们凭甚么跟踪我、凭甚么让我失去自由？更不要说他们的办案方式十足黑帮。我开始感到气愤。我不是香港人了。而日后更可怕的是，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天啊，我今后不止失去自由，我甚至会变成出卖别人的人；我今天屈服，我将来只会做帮凶，令更多人屈服；我今天出卖灵魂，我日后也会迫别人出卖良知；我今天变成他们一伙人，日后只会令更多人入伙。
怎么办？
挽著大而笨重的电脑迫地铁，不能转身。但我高兴，身边都是香港人。自由自在的香港人。尽管我丧失不少自由，我将来依然被操控，甚至被监视。但我还是很高兴，毕竟我身处香港，我喜欢被自由自在的香港人挤推，因为他们都有尊严。人有自由就会有尊严。我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那些人一片片剥落，但我感觉到，这些有自由有尊严的香港人，会伸出援手，当他们知道我的自由和尊严，正被人逐片剥落。他们是会制止的。然后，他们会帮我寻找我失去的自由和尊严，最后归还我，让我跟他们一样，做个香港人。
我检视用胶袋和报纸包著的电脑，发觉李波拿错了。或者说，是别人拿错给李波。我那台电脑没这么笨重，我大概心事重重，沿途没觉察到。如果我诈作不知，把这台没有读者的订书资料拿回去，他们会追究的。我上次说谎，被姓史的知道了。但倘若我把电脑换回来，给他们带去，我就成了出卖人的人。诈作不知不成，换回电脑带回去又不行，我不知如何是好。事缓则圆。我想如果拖延一下，只要深夜才通知他们，今天来不及换，就可以多留一天，让我有时间决定。
于是我发短讯，说现在去吃晚饭。（这之前我发过短讯，说已经拿了电脑）。姓史的回讯，说可以，后来又发了一句话，表示第一次来香港，没觉怎样兴奋。我回讯跟他打趣：老兄又不是来出巡，是来出差的。我当时已起疑心，姓史的并非将我当朋友，他帮我求情的目的，不过做成捆绑的错觉；如果我弃保潜逃，就会害死他，好让我加重负担。我到底不能出卖朋友。但如果是真正朋友，是不会要求朋友出卖人的。
我太爱香港了，我吃了碗面就去过庙街，我好多年没去过庙街，我困守书店足足二十年，我喜欢看那些小摊贩，尽管有些会骗游客，我喜欢看那些算命先生装模作样，替迷茫的人指点迷津，虽然不太可靠，我甚至去骑楼底看那些企街，我喜欢看路边的小食肆，尤其是食肆摆通街，喜欢看几千个食客的吃相，我喜欢到处香港人，我喜欢香港人的质素，我喜欢看香港人在路边帮助人，我喜欢看香港人冲红灯，我爱香港人效率快。
我举起手机，喜欢就拍，我不担心被跟踪，我知道此刻毋须顾忌，我今晚还是个香港人。
凌晨姓史的接到电话，有些慌张。究竟书店有几部电脑？我说三部。有资料的是哪部？我用开那部。你用开的放哪里？放枱头。书店有两张枱，是哪个枱头？就是收银的枱头。书店两张枱都可以收银，是左边还是右边？右边。即是去洗手间那个？不，是墙边那个。你又说是右边？我是站在收银后说，你是从门口望，左右当然不同。清楚了，等短讯吧。后来接到讯息，多留一天，明天下午换。
我忘记第一次取电脑，是不是李波开门。应该是吧？但记忆中又不像，我跟李波谈话，他太太后来才出现。我搜索记忆，想起第起二次去取电脑，李太一直在场。是了，第一次是李波开门，李太后来才出现，当李波说到被人带上去，李太从玻璃房走出来，插话说，她发觉他失踪了，那一夜她很恐慌。然后第二次谈话，她一直在场。有些奇怪的是，第一次谈话时间比较长，足足个半钟，好像谈得不多，往往说到书店的时候，我们就沉默。第二次时间更短，只有一个钟，但谈话内容却更多。我们约略谈过吕波和张志平。吕波目前在香港，帮他埋尾；张志平来过一次，返回东莞，没有再回来。我们三人当中，张志平年纪最轻，我知道他当时吓坏了，曾经哭泣。我在宁波听到时，非常难过。于是又沉默。李波说书店被人收购了，昨晚看手机，我都知道。然后李波说那些书，已经送过深圳，全部销毁了。这个我没留意到，报导好像没有提。李波又谈到跟人上去的事，李太又插话，那一晚他跟了几个人，她后来发觉他失踪了，当她打开抽屉，看见他的回乡证（当晚我再看手机报导，她略过不提锁匙不见， 最后找人打开，心更慌）。我看著李太的表情，犹有余悸。李波后来又表示，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
我当时心不在焉，没记住李波原话，究竟是被带上去、跟人上去、抑或被胁迫上去。似乎不太重要，因为意思差不多，都是在不情愿下上深圳的（他的不愿意，只要翻看他11月的《端传媒》访谈，那是很清楚的，他明白表示不会返大陆）。我有时看那个手拉篮，我一进门就立刻换掉，把我的电脑放进去，我怕忘记。那部电脑现在成为负担。我不晓得该如何做。我记挂住这事，忘记问李波，里面的读者资料软件是谁交给他们的？我当时还没注意到，他是12月30日被失踪，我后来根据传媒报导，11月12日书店已易手，顶让与姓陈的。当时我还在宁波单独囚禁，约莫是11月底，姓史的打开读者资料给我看。这样对照来看，当时书店己转手，把软件交上去的，该是那个姓陈的。后来我见传媒，有记者问那份软件是谁交的，我说应该是李波，我根据的是姓史的说话，后来有人指责李波出卖读者。我现在查证起来，实在太轻率了，我没有查证就按照姓史的说法，表示是李波。我被姓史的误导，让李波蒙受不白之冤。我想那怕我是在被误导的情况下，也要向李波道歉。尽管我当时来不及、也确实没有时间查证。
我心烦意乱，面对李波和李太，只想到把资料交上去的，是第一个出卖读者的人；而明天，我就是第二个。
我尽量表现轻松，姐姐叫我多吃些。晚上太子酒楼座无虚席，门外有人等位。人声喧哗。邻桌特别高兴，有人起身敬酒，受敬的不好怠慢，立即回礼。听得出是同学聚旧，说些中学时的趣闻。背后有小孩玩手机游戏，不知是赛车还是过山车，听著似引擎又像铁轨磨擦声。姐姐问我这次回韶关是不是还住酒店，我点头，说过来时，没有退房，有些衣服书籍仍留那里。然后姐夫打开手机让我看，有时是些圣经章节，或者格言。我不知道姐姐一家何时入了教，这几年时常跟我讲耶稣。要信教呀，人信教就会向善。姐姐语重心长。我当然认同。但人不信教也会向善，我笑了笑。姐姐摇头，帮我挟?。我看姐夫的手机，屏幕一张小相，一只精致蓝茶杯，杯沿搁朵白菊花。上面说：态度对了，幸福就来了。
送姐姐上巴士，随后转入砵兰街，经过朗豪坊。那天是闲日，如果是假日，晚上八点多，该是人头涌涌。向油麻地方向行，有时转进上海街，又走砵兰街，我想尽量多看，不舍得离开香港。
随著人流向右走，上扶手电梯到地面，如果恰好车到，45分钟可以过罗湖桥。我忽然想抽口烟。把行李箧推向前，摸索银包。四处是人流。出了闸口，不知往哪方向走。我记得左边是又一城，穿过通道后，才发觉走错路，尽头两边只有楼梯。往右面看，几个人坐梯级口，大概正小休，不想返转头，于是搬起行李往上走。抽了第一口，觉得时间不太够，接著第二口。我看看表，12点45分。最好把手机关掉。右边是又一城大门口，人来人往。左边稍远，有几个地铁闸口，旁边有些小卖店。有人过来抽烟。 垃圾桶上的烟灰兜，积满烟蒂头。我再看表。那人抽几口，抛下半截烟，转身就走。罗湖桥那边，有人正等。如果我迟到，史先生不会斥责我，这我知道。陈处长大概也不说话，但会记住。
陈处长说你不太合作，李太说。
怎样不合作？没有回答。
昨天跟李波谈话，才知道陈处长是他的提审人。我搞不清楚他们何时见过面，听李太的语气，当时也在场。我在韶关时，见过处长两三次，然后他同姓史的押解我到深圳，分开过关。李波三月份已回香港，不太可能最近见过他，但李太不会突然无缘无故旧事重提，而且只有一句话。莫非他们刚刚见过面？我想起手拉篮的电脑，我拖延时间这件事，可能让他觉察了，他很可能昨天亲自去书店取，并且大模斯样，因为书店已易手，再不是李波的。他们很可能早上才交收，谈过话。李太不好直说，于是暗中提醒我。站在和煦的阳光下，我打了个冷颤。这次回去死得了。
然后我又想起通宵看手机新闻。那六千个示威游行、为我们呐喊的不认识的香港人，让我非常感动。还有那些立法会议员，多数没交往。他们走出来，纯粹是伸张正义，不值大陆所为。那些人太嚣张了，目无法纪，超越了香港人底线。那些勇敢走出来的人，实际上彰显了人类的良知：人权不容侵犯，我们要维护香港人的自由和尊严，我们不会向强权屈服，我们绝不向强权低头。他们是榜样。他们是香港人的榜样。我觉得应该要站出来，公开整件事，不但让香港人知道，也让全世界知道，大陆政府违反承诺，正在破坏一国两制。
然而不行。我的女朋友在大陆，像吕波和张志平一样，被保释候审，倘若我见传媒，公开事件，他们很可能加重刑罚。还有李波呢。他们恼羞成怒，很可能也将李波检控，甚至加上莫须有罪名。姚文田就是这样。我熟识他，一个和气的文化人，仅仅出了几本他们不高兴的书，就栽赃嫁祸，判了重刑。不能这样。我不能不顾他们。我这样做好像是太自私了。我不能不顾及他们。李波说得有些道理，事情很快过去的，只要按他们的意思做，大家会没事的。我只需保持沉默，回去韶关待几个月，就像姓史说的，等到九至十二月，桂民海判刑后，我们放回香港，事情就结束了。
但不能这样，这不仅仅是书店的事，也不仅仅是我们几个人的事。我拖著行李箧，走到闸口，开始跟自己说。我要抽一口烟。抽半口就够了。我不再看表。我知道足足迟了半个钟。有人可能白等。我下不了决定。我返回刚才的地点。一个拖行李的人在抽烟。我不能这样做。我不知道这样做是对错。我下不了决定。然后我记起一首诗，那首舒巷城的诗。我年轻时读过，那首屈膝的书枱。我还记得在《海洋文艺》读到的。我翻书不比别人少，我这样做岂不白翻了？
我抛下半截烟，改变行程。
（2016年1月2日，李波失踪后，铜锣湾书店停止营业。摄影：Anthony Kwan/端传媒）
补充
后来有些传媒问我，想了解细节，他们几乎甚么都问到了，但疏忽了一件事。为甚么那些人顶让了书店，又让它空置？铜锣湾书店月租4万，我知道签了两年约，两年共96万，加上找人代办费，应该超过100万。人人都知道那些人很有钱，但总不会白花吧？我引用前文：“姓史的在韶关跟我说，将来回港后，仍在书店工作，他还会跟我联络，向他报告这里的情况，通过文字或照相，他们要了解香港，特别是来买政论书的人，以后要做他的耳目。”明白吗？那些人买下书店的目的，显然易见，就是作为一个监视点，将来监视香港人。够可怕吧？这种严密部署。我想未算可怕，倘使大多数香港人，面对大陆强权侵犯，我们仍然不声不响，默默承受，甚至事不关己，冷眼旁观，恐怕更严重的事还会发生；他们既然可以用暴力摧毁一家书店，也就可以用暴力摧毁我们每一个家庭。
多余的话
写完最后一段，快深夜了。走到窗前，避风塘倒映的路灯，浮游不定。右边的民居，万家灯火。不远的天桥上，两列地铁透著灯光交错驶过。下面疏落的汽车，沿弯形的高速公路，像田径奔跑的运动员，绕出优美的弧形。
《老人与海》一句话：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
写于安全屋2016年7月29日 （来源：端传媒）
李悔之：关于杨恒均，不得不说的一些话
李悔之
杨恒均
近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逢杨必骂”的怪象。所谓“逢杨必骂”，就是每看到杨恒均的文章，一些人就或开骂，或冷嘲热讽。为何“逢杨必骂”？原因稍后分析。
昨晚打开微信，在一个微信群又看到几个网友在谈论杨恒均，不该他又是开微店，卖奶粉、卖酒、卖电动剃须刀，又是搞国外旅游，民主小贩利用粉丝效应赚钱了······等等。
二十多天前看到杨恒均怒斥诋毁者的文章——《我每天都在为不变成流氓而挣扎》一文后，便感到有话要说，后因二十多天一直处于“休博”状态而作罢。今天，便想将蕴积于胸良久的话说出来。
先谈“民主小贩利用粉丝效应赚钱”问题。
不该杨恒均开微店赚钱的网友，潜意识中把他当职业“民主家”了。这诚然是一个让人有些无奈，有些可悲的意识误区：“民主小贩”只是杨恒均的“副业”。他的“正业”是文人。而文人与农民、工人、商人、小贩一样，都是社会诸多职业中的其中一个职业；农民靠耕种而食，工人靠上班持家，商人、小贩靠从商富家，文人靠写文章、著书糊口······按此常识，杨恒均的第一身份首先是一个靠稿费、版税生活的社会从业人员。其次才是应更多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民主小贩”）。
另，在传统媒体日益被逼到犄角旮旯，旧的、单一的稿酬模式逐渐多元化的网络新媒体时代，通过自媒体开微店早已成了文人获取稿酬的一种形式。所以，杨恒均在网上卖奶粉、卖酒、卖电动剃须刀，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每天光写没稿费的博客文章，一家人喝西北风去？把人家当八十年前领卢布的革命党人？或认作是街党工委的宣传委员？
类似抱怨不只是针对杨恒均的。这些年，经常在微信群看到类似批评：“现在的民主派文人公知，只知每天写文章夸夸其谈，而不学当年的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到街头、田间、工厂去启蒙大众······”
发上述感叹者，直把“解放区”当“国统区”；把自带干粮作“民主小贩”的异议文人，认作是当年在重庆办《挺进报》的同志们，当成是《建国伟业》中的革命前辈了。想想便很无奈——异议文人学者既不能在传统媒体上发文获取稿费，更不能出书获得版税，在自媒体领域也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状态，事实上成了一个特殊的失业群体。除了极少数大咖外，大多数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职业写作，而改行其它。如此，“每天写文章夸夸其谈”已勉为其难，还要他们到“到街头、田间、工厂去启蒙大众”？纵然他们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不惜借盘缠前往，组织上能让你去吗？
对当下异议文人学者的艰难处境，真的要多一分理解：就我而言，从事异议写作十年间，绝大多数时间是“以商养文”。写了一二千万文字，没得一个子稿费，还倒贴了不知多少电费。后来有了微信公众号，每月有赞赏收入，可以“以文养文”了。然而好日不长，只短短一年时间，公众号便遭河蟹。后来呢？只能借用“龙兴伟”地盘发文。最近呢？看到《炎黄春秋》也关门大吉，便萌发了重走“以商养文”之路，或干脆回乡下“以农养文”之想法。甚至有过长期“休博”的打算——长年屡月面对“眼前荒唐道不得，雷区禁忌在前头”的话语环境，面对每天都有不少自媒体平台遭河蟹的现实，近年已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撰文恐惧症”——常常坐在电脑前一二个小时也敲不了几个字。这，就是最近连续二十多天没写文章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十分理解二十天前杨恒均为何通过《我每天都在为不变成流氓而挣扎》一文对攻击者发了一顿通天大火——就杨恒均而言，如他果真是有些人认定的那样，是一个缺乏价值坚守的投机取巧之徒，根本无需像司马大师、小周主席、花花副主席一班“光荣的自干五”那样做得如此露骨、下作，只需跟新加坡的郑永年一般,以“不左不右”的脸孔暗中迎合“绝不”同志们的胃口，凭借他的写作功力和精明，以及海外洋博士的特殊身份，出几本类似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的书，党疼国爱之下，仅版税就赚得盆满钵满了——连小周主席的宝书《请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首印两万册没几天就告“售罄”并“紧急加印”呢！
谈到小周主席，太多人不知道：他的文章虽“满纸荒唐言”，然而他的公众号文章动辄“10万＋”，其文章赞赏之高，没有一个异议文人能望其项背——单篇文章六七百人赞赏的很普遍，一二千人、四五千人赞赏的不少（我的文章在异议文人中属拨尖的了，但赞赏最多的一次，也只有三百多人）。保守估计，他一个月下来仅公众号文章赞赏钱和广告费便在8-10万元之间。如果加上出书和四处“演讲”的收入，更是可观。
如果杨恒均是一些人想像的那种“投机取巧”的人，凭他超强的公关能力和小周主席、花花连提鞋也不配的写作功底，以及头上留洋博士金冠所产生的粉丝效应，仅微信公众号一项，年收入二三百万并非难事！
纵然不学小周主席，只要杨恒均“识做”一点，像张鸣教授一样，多借古讽今、尽可能少针对敏感话题发表意见，他的微信公众号或许不至于在去年12左右遭河蟹。果真如此，仅公众号一项年收入在四、五十万也不是问题。
上述估算的依据是：我是去年6月底在微信公众号正常发文章的，7月至11月的6个月时间，平均每月赞赏费1万5千多元。加上私人投放广告收入，以及官网的广告提成，月收入超2万多元。如果不是12月份遭河蟹，粉丝持续增长、私人投放广告渐多的情况下，至今月收入三、四万元估计不是问题。杨恒均文章的赞赏肯定不会比我少，但他粉丝要远比我多，个体商户投放广告的收费比我高。所以月收入肯定比我高。如果他的公众号不被河蟹、粉丝持续增长的话，年收入四、五十万应当是保守估算的了。
杨恒均的公众号是去年12月初跟我的公众号同一天遭河蟹的。就经济损失而言，可谓代价沉重。
举凡坚守理想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进了砖政机关的勇士才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下来谈另一个问题：为何有些人会“逢杨必反”？
杨恒均这些年之所以成为不少人批评、讽刺或“恶毒攻击”对像，既有他曾在特殊部门工作过的因素；也有寄望越高、失望越大因素（不少人曾把他当民主派旗手或领袖，在他身上诉诸过高期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囿于逼仄语境，他撰文历来十分讲究行文技巧，大多数文章都具有绕弯、委婉、含蓄、绵里藏针特点。尤其是一些针对敏感话题的文章更绕。写如此文章太费心机，读如此文章也很需耐心。否则不容易明白文章究竟在说什么。甚至可能读出相反的意思。
作为一位博客写作十年的异议写作者，我是完全理解杨恒均的：在T色国度上，一个异议写作者的言论尺度，与影响力成反比——影响力越大，行文就越必须讲究技巧，就必须越含蓄、越拐弯抹角。否则，你懂的！而据我所知，杨恒均在国内各二十多个门户网站开设博客。每篇文章的读者合计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影响力如此大的博主，被主管部门关注程度之高可想而知。不绕弯、委婉、含蓄怎行呢？
近年，不断有人抱怨“老杨头的文章越来越变味了”。作为杨恒均文章的资深读者，这里想说一句：近十年前间，我始终阅读、关注他的文章。尤其是有些人说他“变了”、成为网络争议人物后，几乎每文必看。完全可以这样说：他的文章无论是文风，还是立场、思想都一如既往，一点都没变。真正变了的，是抱怨者的耐心和口味——面对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现实，面对再三响起的“绝不”誓言，太多人不再喜欢看绕来绕去、温和说理的文章，而喜欢看痛快淋漓专击伟光正同志七寸的解气文章了。
不喜欢谁的文章正常。不认同谁的观点予以批评或展开争鸣也正常。不正常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的人身攻击过多，针对杨文章观点展开理性争鸣或批评的太少。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杨恒均的微信公众号遭河蟹，遍布全国各地的羊群悉数被遣散后，网上针对他的诽诽、攻击声音并未减弱······想想便有些寒心：鲁迅说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我同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一些人——或许杨恒均某日进了砖政机关，他们心中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无名气才能解去？
任何一国在转型过程中，都必将存在激进派和温和派。我从不认为激进比温和更好，也不认为温和比激进更好——鲁迅早说过，在一个黑屋子里，如果没人要掀屋顶，连开窗口人家也不会答应的；温和派恰如主张开窗口者，激进派恰似要掀屋顶的人。两者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唯我独革、唯我真理在握思维要不得，捕风捉影“打AB团”思维更其害无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才是王道。
接着，要对杨恒均说几句心里话：长期被人误解、曲解、诋毁，气头上来发一顿大火完全理解。然而骂人也要“骂出水平”、“骂出风格”，骂得让人心服口服嘛！然而或许真被气昏了头，《我每天都在为不变成流氓而挣扎》一文骂得语无伦次，骂得档次太低，说了不少荒唐话（篇幅原因，这里不表）。还有，作为一位足迹遍布海内外，历经无数风雨、见过诸多大场面，被无数粉丝寄予厚望的的公众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位民主启蒙者，被“一群小流氓”损了一通，就“我迷茫，我心寒，我绝望”了？太书生气、太没出息嘛！
这些年，杨恒均不止一次发类似太不上档次的火了。对此，作为他的友人，我很失望，所以去年冬删了他的微信好友，目的是他作了该骂之事时，才拉得下情面骂！——我比杨恒均大五六岁，他是我大半生结识的优点最多的厚道朋友之一。往昔与他交往中，草莽出身的我学到不少东西。至今对他仍寄予很高期望。作为同道也好，作为友人也罢，这里想奉劝杨老弟几句：多几分大悲悯、大恻隐之心，少几分源于骨子里的傲气。唯此，才能有大胸怀、大格局、大气度。
来源：博讯
Courtesy of Eric Cui
《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
在2013年，大陆翻译出版过一本《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
在禁忌遍布的东德境内，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仅显示
2015年，大陆翻译出版了描述极权之下自我审查的《天鹅绒监狱
他发现，后极权时代的审查已经从国家审查过渡到自我审查，作家们
而此刻的中国，恰如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所描述的那样，曾经的东欧
在中国，《天鹅绒监狱》的传播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有很大关系。
《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在《后记》第一句话里，就面临着审查
译者戴潍娜，江苏南通人，曾留学牛津大学，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
戴潍娜刚刚结束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研究周作人、鲁迅与霭理士(Havelo
问：为什么翻译《天鹅绒监狱》？
答：不用说，这本书与当下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
问：在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
答：然而现实是，此刻的中国与70年代末的匈牙利并没那么大的差
问：在封底，有一段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话：“我想描述的不是我
答：在中国古人信奉的天道里，“士”阶层要负责沟通大地上的平民
问：“天鹅绒监狱”这个名词的来源是什么？这个名词有什么特定的
答：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民主化革命，被称为“
问：封面上说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是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
答：“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强大的、敏感的真理，名字叫做米克洛什
问：你在后记中说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境。有哪些方面
答：《天鹅绒监狱》采用的是一种冒犯读者的写作。作者淘气的“双
问：能稍微介绍一下铁幕时代的东欧智识阶层的写作状况么？
答：《蓝色东欧》那套丛书对东欧智识阶层有比较全面的译介，推荐
问：铁幕之下的东欧智识阶层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答：萨拉蒙（Tomaž Šalamun，斯洛文尼亚诗人）说，东欧作家大多都会自觉地“
问：在莱涅尔-拉瓦斯汀(Alexandra Laignel-Lavastine)的《欧洲精神》中，作者断
答：在布拉格、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
伊恩·克里玛提到查理大桥时写道：“从这座桥的地基铺好开始，欧
问：在国内，很多写作者或出版人认为审查在形式上往往是粗暴的无
答：粗暴的无知——实在是严重低估了我们的敌人。说到底，是缺乏
问：在被禁锢的国度，往往存在大量的“中立”人士，诸如大陆互联
答：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在《地下室手记》里
鲁迅毕生攻击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不撄人心的中庸之治，认为那是消
问：伴随着禁忌的禁锢，萨米亚特（samizdat，源自俄语，
答：如果说萨米亚特的地下文学负责高贵的反抗与重建，甜媚的妓女
问：在泛政治化的禁忌地带，往往政治化或道德化的站队问题，以此
答：乾隆时代文字狱里有一个常用词“非圣无法”，即打破禁忌，否
要撼动禁忌，首先就是要打破教条。然而任何划清界限的站队，都是
问：面对禁忌，往往加剧戏谑与嘲讽的蔓延，借此似乎可以获取某种
答：如果有“戏谑与嘲讽”的奥林匹克大赛，王尔德肯定是夺冠热门
问：你曾经说过，“长大以后努力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用的人。
答：调戏一下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和看似庄严的意识怪兽。原诗的上
萧轶，青年学者，现居大陆。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司法不可期」 賀衛方談「中國式法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中國的習近平政府近年屢屢強調「依法治國」，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法治體系」，但這種「中國特色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模樣，世人仍在霧裡看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現身台北思沙龍會場，主講「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他除了談笑風生地分享中國的司法改革現況，也對習近平政府及其法治成果直言批評。
王健壯：賀衛方一言足以動天下
上報董事長王健壯主持座談。（李忠謙攝）
過去曾數度來台的賀衛方，是第一次對台灣社會大眾進行公開演講。本場思沙龍的主持人、目前擔任上報董事長的資深媒體人王健壯形容，賀衛方教授在中國是「一言而動天下的學者」。因為賀衛方不只是一位書齋型的知識分子，更是一位長年關心公眾事務、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從事法學研究，他也在《南方週末》寫專欄、在網路以「守門老鶴」之名持續批判書寫，近年也撰寫了許多關於司法改革的文章。
賀衛方的博客。
王健壯還引用一位中國作者的描述，說賀衛方「不是唐吉軻德，但他總是在反抗著什麼；不是薛西佛斯，但總是在推動著什麼；不是魯迅，但總是在堅持著什麼。」在談到演講前播放的紀錄片《烏坎三日》時，王健壯則說這個故事「有一個非常美好的結局」，因為就在隔年3月，當地還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民主選舉，賀衛方也曾在2011年為文表示，烏坎事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個案」。
烏坎三日，時任村民臨時代表，帶領村民抗爭的林祖鑾（後改名為林祖戀）。（翻攝Youtube）
不過王健壯也說，烏坎經驗就像所有美好的事情一樣，「too good to be true」。選出來的民選村委、官員，有一位跑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其他幾位也分別被控受賄、貪污。連紀錄片裡的抗爭領導人、也是民選之後的村委主任林祖戀（原名林祖鑾），也在今年6月被公安闖進家裡逮捕、還在電視上公開「被認罪」。現實世界中的烏坎，並不像紀錄片中那樣的有美好收尾。
意識形態在中國 「是一個太麻煩的事情」
賀衛方對於王健壯的盛讚，謙稱「依稀聽到了彷彿是將來自己的悼詞」。賀衛方說，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一個太麻煩的事情。現代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是各種東西參雜在一塊兒，除了我們有某種近代從西方接受的一套東西，當然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社會主義的這套學說，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被排除。因為在最近3年，中國政府越來越頻繁地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目標是共產主義。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賀衛方也談到了演講前放映的紀錄片《烏坎三日》，認為要了解烏坎事件，首先需要知道中國的現況與背景。首先，中國沒有一吋土地是私人所有的，農民也沒有土地的所有權。鄧小平當初給農民的是「承包式」的權利，也因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所以農民對土地也不是特別的珍惜，大量的使用農藥化肥，追求短期的高產。
第二，中國農民也沒有行業性的組織，也就是沒有農會。
第三，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也就是習近平說的：「媒體姓黨」。不過現在的情況因為網路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任何事情一發生往往就會被傳到網路上頭，對於官員想要一手遮天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第四，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賀衛方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無可避免地最後會把人民逼上梁山。他說要是現在還是冷兵器時代，烏坎人民很可能也會把梁山作為歸宿，不斷地進行革命。
政治迫害在中國 仍是現在進行式
賀衛方說，他前幾天到景美人權園區考察時，跟那裡的志工聊天。他說：「在你們這受政治迫害的事已經成為歷史，但在我們那，相似的事情還一直不斷的發生。」不過大陸的司法制度改革，過去20年來，一直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他民國88年首次來台時，就是到政治大學參與兩岸司法改革的研究，同時思考台灣經驗能如何帶給中國啟發。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賀衛方半感嘆半開玩笑地說，當時他就與剛辭去司法院副院長與大法官職務的蘇永欽教授相識，但十幾年過去了，「蘇老師的頭髮沒有現在這麼白，我的頭髮基本上是黑的！」現在卻是「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司法不可期」，我們到底推動了什麼樣的司法改革？
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30日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一）提升司法人員素質
賀衛方說，司法制度中有許多技術性的環節，是我們可以去推動與變化的。比方說，即便再左傾的人肯定也會希望法官應該要有高素質，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中國過去的判案人員許多是從未接受法律訓練的退休警官或軍官，但這些年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改觀。中國在2001年進行了《法官法》的修正，要求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必須要有大學本科的學歷，並且確立了三合一的司法考試。由於台灣也試圖整合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的資格考試，但努力了好多年，一直沒有辦法實現，賀衛方說有許多台灣的朋友都告訴他：「你們那邊兒辦事有時候特別難，有時候又特別容易。」
賀衛方也打趣道，台灣的法務部長可能是整個內閣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們的司法部（相當於法務部）長卻是內閣中最差、最不重要的人物。如果一個人「什麼事情都不適合做」，那麼就可以到司法去做部長了。當時好不容易獲得一個偉大的立法規定（按：即《法官法》第五十一條），說司法考試由司法部來組織，我們的司法部長非常開心，深怕夜長夢多、希望趕快進行考試。
賀衛方說，他曾經建議司法部成立一個國際化的顧問小組，邀請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法律學者，特別審慎地去研擬司法考試制度，以便讓考試更加合理。但司法部長（按：時任司法部長為張福森）說：「別別別別！還是趕快考吧，趕快啟動！否則權力被拿走怎麼辦？」所以中國的司法考試還是有一些毛病。
中國的司法考試每年動輒有40萬人參加、每個人都要答4份卷子，這一百多萬份卷子裡包括比較客觀的題目，也有分析性、開放性的題目，這類題目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當卷子的數量這麼多，賀衛方說看卷變成極其可怕的事情，雖然他沒有參加過司法考試的判卷，只批改過研究生入學考試卷，賀衛方仍開玩笑說：「判卷判到第五天第六天，人的狀態都變得非常差。」「打開卷子一看，字寫得很爛啊這。算了，不要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要怎麼判斷人才？考了高分一定適合司法工作嗎？賀衛方表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說，現在中國每年想要擔任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人，必須通過這樣艱難（雖然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考試，因為這場考試的錄取率大約在15%左右。長此運行下去，相信我們能夠觀察到法律人員素質變高的效果。法官、檢察官、律師也會覺得他們在從事同一種工作，共同分享對司法的理念、對規則的理解。
賀衛方說，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法院院長與檢察長通常不是法律專家。一般來說，最高法院院長素有首席大法官之稱，但上一任最高法院院長（按：王勝俊、合肥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卻被認為是「首席大法盲」。因為他對死刑竟提出三個量刑標準：一、法律規定；二、治安形勢；三、人民群眾的感覺。賀衛方感嘆：人民群眾的感覺太容易變化了。
（二）司法機構內部的權力關係改革：去行政化
賀衛方說，司法機構不該像是一個行政機構的權力運行模式，而是強化法官的個人獨立性，由法官承擔完整的司法責任。而這樣的推動非常不容易，因為在中國的司法文化裡，缺乏對司法這種獨特的機構的理解。怎麼去想像這樣的司法機關？院長到底是什麼人？賀衛方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例，他們經常出現首席大法官的見解落入少數派，遭到多數派大法官判決無效的狀況。
賀衛方說，中國文化裡有平等的觀念、又有非常強烈的等級觀念，這兩種觀念特別怪異地並存在一塊。中國往往將行政系統的權力運行結構橫挪到司法系統，像是法院院長對於法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對判決有非常直接的影響，但中國的司法系統卻不認為這是干預司法獨立。
中國的《法官法》（第七章）還將法官分為四等十二級，賀衛方說，法官有點像是大學裡的教師，我們雖然也分教授、副教授，但我們從來不會說「教授是副教授的上級」，但如果我們說行政系統裡的「處長是副處長的上級」，這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大學體制到了中國，可以做到平等、去官僚化，教授的人身自由、薪資（甚至比國家主席還高一點）、辦公室的坪數都還不錯，而且不會因為教授或副教授而有不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但同樣從西方引進的法院就沒有辦法，而且似乎是特別的官僚化，我們不能將行政化的思維平移橫挪到司法系統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官員級別是副國級，底下的常務副院長還有黨組副書記是正部級、再下面的副院長是副部級。賀衛方說，過分等級化的構造完全沒有辦法形成一個良好的司法體系。「反等級」要如何去克服，對中國來說十分艱難。他以英國、美國的法院為例，他們最基層的法官收入，比起最高法院法官並不會相差太多，也是鼓勵法官多多留在基層服務。
賀衛方說，當法官不能享有完整的司法決策的權力，司法的品質就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害。比方說在案件上署名的法官，也許並不見得是這個案件真正的決策者，而是一些在案件上看不到名字的人。這樣一來，就會嚴重弱化法官的司法決策責任，導致許多冤獄的產生。中國許多錯判的死刑，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些結構性的因素所造成。
賀衛方說，他曾經在網路上公布幾個法官的名字，說他們錯判了一個死刑，「你看這些人過年要怎麼過！？」但後來這些法官託人傳了口信，說「虧賀衛方還是研究司法改革的，卻連司法怎麼運行都搞不清楚。我們在判決上雖然寫了名字，但跟這個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賀衛方說，這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三）凸顯司法的終極性
賀衛方說，中國有所謂「公、檢、法」這樣的一個關係序列，司法的實際運行也是按照這個序列：公安局是老大、檢察院是老二、法院是老三。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是：公安局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法院無論前面做什麼，都必須吃，而且不能挑食，什麼都必須消化掉。這樣的話，那些刑訊逼供所得到的證據，無法得到有效的排除。在部分案件中，真的可以看出來公安局的巨大淫威，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狀態。
中國也積極推動在司法程序（尤其是刑事程序）中間，去提升法院的地位，但效果不彰。直到現在，中國公安部部長的地位仍然高於最高法院院長與最高檢察院的檢察長，公安部的部長還兼國務委員，在開政法工作會議的時候，三人的座位排序永遠是公安部部長的位置在前面。這也可以看出來，中國是一個高度「警察依賴型」的國家，甚至連中國的軍隊也是對內高於對外，軍隊經常是對付人民、而不是對付敵人的。
（四）司法判決書的改革
賀衛方說，司法判決是否能夠寫得更嚴格，有更好的法律論證、法律推理，讓司法判決更富於說服力。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野蠻的司法判決現在正在慢慢地改變，甚至慢慢出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司法判決。比方說一位上海的法官，居然在判決書裡頭引用了美國的法律概念「Public Figure」（公眾人物），來論證他的司法判決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確立的法律術語。
此外，一位廣州的法官則在他的判決裡，開創性地辨別了媒體在怎樣的情況下是不承擔責任的：媒體首先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第二、媒體所引用的新聞來源，要是被新聞界認為是可以信賴的，但是最終被判定信息中存在過錯，這並不應該讓媒體來承擔責任，而是要讓新聞的來源者承擔。
賀衛方說，中國的法官正在進行一些個別的努力，但這些努力的法官「下場都不怎麼好」、變得鬱鬱寡歡。因為司法判決從來也不是一個人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多少也有整個社會共同形塑的狀態，這都需要我們共同地繼續推動。
（五）浦志強、夏霖
賀衛方說，司法改革在中國已經慢慢成為某種社會共識，但司法依然不公、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他以浦志強律師僅僅因為七條微博獲罪為例，浦志強律師在微博裡批評「萬年人代」申紀蘭（從1954年的第一屆人大開始，連續12屆當選全國人民大會代表），因為這位跟所有中國領導人合照過的勞動模範，聲稱「自己從來沒有投過一次反對票」。
申紀蘭也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共產）黨中央多英明啊！黨多英明啊！我根本就不懂啊，我怎麼能投反對票、棄權票呢？」賀衛方說，浦志強面對這樣的言論非常生氣，在微博上寫說「您就死了吧」，您早點死了才好，死了我們建議人大追授你一個「烈女」的稱號，全國人民也都會很高興的，您就死了吧。浦志強在微博上的這段言論，被法院認定是刑法上的「尋釁滋事罪」。
「除了運氣和血統，申紀蘭當代表，毛新宇當委員，靠裝傻和真傻。這說明人大政協啥也不是，人想如魚得水，要麼裝傻，要麼真傻。我不奢望毛委員聰明，只好祈求申老太活著輕於鴻毛，死去重於泰山，您一死了之該多好啊﹗您都84了當60年代表，終於到坎兒上了，趁機馬革裹屍訛人大追封個烈女如何。」
2013年1月31日浦志強微博
2014年昆明火車站發生維吾爾族人拿大刀砍人的濫殺事件，浦志強在微博上說自己「非常的反感，也非常願意去聲討這樣濫殺無辜的恐怖行為，但我們也必須去檢討民族與族群的政策。讓維吾爾族人真正有一種『當國家主人』的感覺，我們應該去檢討我們過去的作法。」結果這段言論被認為是「煽動民族仇恨」。
「昆明時間太血腥，兇手罪孽深重。說疆獨製造恐怖，這回我信，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死傷極慘重，後果太不堪，你就給了我一句話，說疆獨凶殘你沒責任，我不滿意。天天說黨的政策亞克西，維吾爾人心向黨，就這麼血肉橫飛？法學會會長王樂泉，你鎮撫西域十幾年，那兒你最熟悉，告訴我：為甚麼？衝誰來？」
2014年3月2日浦志強微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先發制人後發制人都為制人，都是把對方當敵人，都是荒謬的國策。冰凍三尺積重難返，免不了會在出事，只要民不畏死，以死懼之就沒用，襲擊者渴望成為真主的烈士，先發後發能嚇唬誰呀？新疆政策該調整了。」
2014年5月1日浦志強微博
浦志強律師被羈押了一年多的時間，只查到7條微博，被判有罪之後也被判緩刑了，賀衛方強調，這樣的判決明顯是不公正的。浦志強雖然被放出來了，但需要戴上防拆卸的電子追蹤手錶接受監控。由於賀衛方與浦志強是好友，浦志強有次跟他抱怨，這種有點類似iWatch的玩意兒畢竟是國產的，「質量不行、經常出毛病」，「我明明人在北京，但是錶卻顯示跑廣州去了」。
另一名與浦志強律師同一個事務所（華一律師事務所）的夏霖律師，他在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從家中帶走，被關押超過一年半後，遭指控涉嫌詐騙罪。賀衛方說，這也是一起中外高度關注的案子，目前還沒有宣判。但法院在審判時只給了6個旁聽席，其中只有兩個旁聽席提供給被告家屬，另外4個竟然是「法院指定的旁聽人員」。賀衛方說，這樣的旁聽甚至還不如台灣當年的美麗島大審。
賀衛方說，諸如此類的司法不公，不免讓人覺得中國司法真的是一片黑暗，但他也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去描述中國司法到底有多黑暗。不過一般來說，比較不敏感的民刑事案件，品質確實在慢慢提升；但在敏感案件、重大案件上確實還有改善空間。比方說，烏坎村民們到底怎麼辦？當時曾經領導反抗的人幾乎都被判有罪。賀衛方說，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態，真的是「逼上梁山」。
從托克維爾的觀點看：司法貴乎公正
賀衛方說，他最近也在閱讀一些法國大革命與法國歷史的書。一個比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稍年輕的歷史學家，非常細緻地描述了法國的司法狀態。他認為法國在舊制度下的司法與英國司法相比，存在許多優點。像是訴訟成本比較低、訴訟效率比較高、邏輯上也比較清晰。法國司法優點多多，不過托克維爾說，法國司法只有一個缺點：不公正。英國司法有許多缺點，但它就是公正。托克維爾說，不公正的司法制度特別壞，一方面經常逾越權限去做不該它做的事兒，另一方面，自己的本職份內事從來都做不好。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賀衛方說，他常思考在法國的歷史傳統下，到底是什麼東西引發了大革命？他說，許多國家發生慘烈的革命，往往是在現代民主還沒有興起之前，就開始破壞封建結構。良好的封建社會有一點像是低版本的聯邦制，現代的聯邦制則可以說是高版本的封建社會。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接受了一些現代理念，想要創造現代政府和國家（比方說文官政府），因此剝奪了地方教士對地方管理的權利，用現代官僚系統加以代替，導致地方人民要負擔封建捐稅的同時，又失去了封建領主對他們的保護。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說：不改革的德國沒有發生這樣一種激烈的革命，滿懷良好願望的改革卻在法國促成了激烈的革命。
「以法治國」與「社會主義」的扞格
賀衛方說，習近平本人似乎有一種鴻圖大志，希望拯救瀕臨滅亡的共產主義事業。北京大學去年召開了全世界第一次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世馬會），我們準備建一棟「馬克思樓」，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棟以馬克思為名的樓。習近平比過去任何一名中國領導人，都更頻繁地強調中國的正統性。
當然習近平也強調「依法治國」，但「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個可以相互包容的系統？賀衛方說：我的題目暗含的意思是，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某種方式，可以避開這樣的意識形態壁壘、障礙？怎麼樣能夠走出這樣的困境？賀衛方在演講的最後說：「希望在座尊敬的學者、前輩、各界人士，可以給我意見。」
来源：风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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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德慶的「靜止」似乎更加誠實和需要相當的勇氣。他甚至不懼怕並且承認「江郎才盡」，他說：「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1974年的一天，美國費城附近的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上，一個年輕人從一艘由台灣開往美國的貨船向下一跳，偷渡到了美國。
2009年，紐約當代藝術館和古根海姆藝術館分別同時回顧了同位藝術家創作於紐約的兩件不同作品《一年行為表演1978-1979》和《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這兩件作品，一是從1978年9月30日下午6點到1979年9月29號下午6點，在位於布魯克林某閣樓一個不到6平方米的籠子里，藝術家把自己獨自囚禁了一整年。在公證人的監督下，他斷絕了所有與外界的交流，不與任何人交談、不閱讀、不寫作、不聽收音機、也不看電視生活了一年，期間只是朋友定時送去生活必需品和偶爾開放的公眾參觀。另一件則是從1980年4月11日下午6點開始，他每隔1小時在自己工作室里打卡一次，一天24次，不間斷地持續了365天。同樣以「一年」為期的行為表演作品，藝術家在接下的幾年時間裡又完成了三件。 通過這些作品，藝術家試圖探討人類生存中最本質的「生命存在」、「時間流逝」議題；藝評人和公眾則在這些作品裡讀到了對於人的自我封閉、接觸界限、生活底線的探索，以及藝術家極端的剋制，還有強烈的慢性自我毀滅氣質。
這些作品的主角，藝術家謝德慶，正是當年偷渡到美國的台灣年輕人。而早在2000年的第一天，宣布結束自己的第六件行為表演作品《謝德慶1986-1999》（「十三年計劃」）後，他停止了藝術創作。
不再做藝術，謝德慶開始低調地面對生活。直到近些年美國重要美術館紛紛興起對行為藝術的強烈興趣和廣泛討論，謝德慶的作品以及他的影響做為行為藝術歷史脈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才被帶到了核心舞台。炙手可熱的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盛讚他是行為藝術歷史上的「大師」，是她個人的「英雄」。謝德慶卻在採訪時笑着說自己早年的「地下」狀態並未受關注，姍姍來遲的廣泛認可，「和當年對非法移民大赦的到來一樣，對我來講都已經太晚，沒有太多興奮的感覺。」
退出創作，生活也還得繼續。如今謝德慶和妻子住在紐約布魯克林一棟兩層的小樓房裡，除了日常事務外，他一直在整理自己早年的作品記錄和處理不定時的展覽以及學術邀請。行為表演的現場已經不復存在，對那些承載了作品含義的實物記錄和言談，謝德慶依然保持着狡黠而強烈的藝術家判斷，小心翼翼地區分什麼是有利於詮釋作品而可以被公眾看到，什麼是不能公開的部分。他也戲稱自己現在像是個藝術商人，「經營」着自己早年的創作，並且以此維持還算不錯的生活品質以及自由的權利。
即便要像生意人一樣經營自己的作品，台灣出生的謝德慶也還是拒絕了很多關於「華人」、「東方」的展覽邀請和分類說明，也否定了創作其他更具市場潛力作品的建議。他堅持自己的作品是藝術家在藝術本質範圍內通過藝術解決藝術的問題，不是行業上的「生意興隆」，更無關東方體系西方體系這樣的粗淺劃分。他創作的唯一標準是能否「給藝術提出新的議題和推進方向」；如果沒有，他寧願選擇退出。因為藝術對他來講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個人應該有的最基本的對人生思考的自由和權利。「退出」反而成了他維護自己藝術哲學純粹性的出口。
而就在謝德慶創作戛然而止的這些年，中國藝術家們卻開始飛奔向前。2000年至今，中國當代藝術成為全球性的時髦話題，展覽焦點，天價拍賣熱門以及收藏家爭相搶奪的寶庫，關於東方與西方，究竟重回東方傳統抑或擺脫東方背景回歸藝術本質的爭論也甚囂塵上。
此時謝德慶的「靜止」似乎更加誠實和需要相當的勇氣。他甚至不懼怕並且承認「江郎才盡」，他說：「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2013年12月，謝德慶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工作室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採訪，以下是採訪實錄，經過編輯和刪節，經過謝德慶審閱。
問：1974年你通過非法途徑到了美國，為什麼非得到美國？
答：那時的台灣比較沉悶，我不善於念書，到高中就退學了。但我用我的方式，也是笨拙的方式，去了解生命。作為世界藝術中心的紐約令我嚮往，只是來紐約後才知道生活不易。洗碗十二小時洗到手爛，還談什麼藝術？非法移民就更辛苦，語言障礙，文化衝擊，隨時要擔心被移民局抓走，連交女朋友也有問題，生活是在社會的底層。
問：所以這個狀態跟《一年行為表演1978-1979》（「 籠子」）這個作品是有直接聯繫的？
答：藝術和生活的關係是緊密的，但是藝術經過了轉換，而不是生活的直接再現。我的作品並不是直接關於非法移民議題的，我的思考並不是設限在那個議題里。在紐約的前四年，我下班後總是在工作室來回踱步思考藝術應該如何去做，卻什麼也做不出，內心充滿挫折感，直到有一天突然意識到，這個思考和度過時間而什麼都沒有做的過程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我的作品就是在講這個，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度過時間。你是你自己國度的王，選擇什麼方式度過時間？國王與乞丐都一樣，做了很多事，或是什麼都不做，對我而言沒有太大區分，都是度過時間，度過生命。
問：後來你的一系列作品都將時長設定為一年，是這段經歷讓你對「長時間」尤其敏感嗎？
答：我用一年，因為這是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是人類計算生命的基本時間單位；是生命裡面周而復始的一個循環，這是屬於人類文化裡面都共通的。另外，可能這樣聽起來有些反諷，不過我相信自己具有浪費時間的才能，在這上面有所成。
問：那外界對你作品的評論，比如說《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打卡」）象徵著現代社會中人的時間被工作、被資本控制的狀態，你怎麼看？
答：一件作品是可以讓人自由詮釋和想像，不過有些闡釋並不是我的本意。在《打卡》這件作品裏，我不是做朝久晚五的工作，而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重複一件事情，周而復始一年，這裡包含了工作和生活，同時我的工作不製造「產品」，而只是每小時地標註時間。但從社會政治角度去闡釋是有窄化的可能，這當中有一種哲學層面的思考，就像西西弗斯一直在推石頭上山，石頭滾下來他又推上去，有時候你對抗命運的方式，就是儘力地去做荒謬的事情。
在《戶外》這件作品裡，和《籠子》相反，我一整年不能進入室內，那是在空間上和心理層面的放逐，是用另一種方式度過時間，但同樣都是消耗生命。我的作品以不同角度呈現對於生命的思考，這些角度都是基於相同的前提：生命是終身徒刑，生命是度過時間，生命是自由思考。
問：最後一件作品《謝德慶 1986-1999》(“十三年計劃”)結束時，在2000年的第一天，你為什麼會說「我存活了」來宣布結束作品？
答：在之前那一年的《不做藝術》之後，我很難再回去做前面那樣一年期的作品，所以我選擇了做《十三年計劃》，從1986年我的生日，12月31日，到世紀末的12月31日，在十三年內做作品而不發表。在這十三年里，我做了一件作品，就是《失蹤》，我離開紐約，沒有告訴任何親人或朋友，去到西雅圖，一個人都不認識，一切從頭再來。本來準備到阿拉斯加，但我沒做完就放棄了，又回來紐約。這就像一個沒有講完的故事。十三年，我所完成的就是活着，僅僅是存活也成為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
問：最終創作為什麼停止了？
答：第四件作品，《繩子》，結束後，到了接近一年的時間我都還沒有下一件作品的想法，但我不想作品間隔超過一年，所以就有了《不做藝術》這個作品，不做藝術只是生活一年。實際上，這件作品遲早都會出現，只要是在我沒有想法的時候就會發生，只是沒有想到這麼快就到這個階段了，第四件結束後，這件作品就露出來，是因為我已經沒有有力量的想法了。但我把這種沒有力量、沒有藝術家的創意當做是一個可以面對的事。我的作品是在講度過時間，而不是如何度過時間；只是講生活的底線在哪裡。
另外我在講一個很不一樣的觀念，人家會講創作上你已經江郎才盡了，其實這個不會傷害到我。在我看來，能夠一直產出有力量作品的藝術家不是很多，實際上大部分已是不斷重複。人都有共犯的心理，這樣做得多了，大家互相講這樣有多好，也就繼續下去了。但嚴格講，大多數藝術家都有這樣的過渡期，會跌下來。那跌下來了我就這樣結束，不做藝術已經成了我的出口。為藝術我已經提不出來什麼新東西了，我就失去了自己的藝術事業。但是失去事業，我也得到自由。
問：為什麼其他的藝術形式你也都沒有考慮了？
答：這樣講，好像是利用自己的名聲讓自己生意興隆。我跟你講，我不是這樣考慮問題的。如果藝術是我的職業，當然繼續做下去會更加重要。但藝術不是我的職業，是我的生命。我開始做藝術，探討生命存在、時間流逝這種本質問題，這不管是不是藝術家都該有對生命的一種探究。只是現實中，人為了某種需求把這個扭曲成一種職業因素。所以我是接近你問的探討藝術的本質是什麼、藝術家的責任是什麼。雖然我講不出來，但至少我試着在做，至於做得夠不夠，就是我自己該反思的問題，所以我會覺得順其自然。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整個一生。如果我只是為了繼續藝術這個職業而去重複自己，體系需要什麼你去做什麼，我不這樣。比如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畫畫，我不能說畫畫都是出於商業考量，但人家問我卻往往有這個含義，其實就說的是賣錢，因為繪畫是傳統上最容易收藏的藝術形式。我不會隨便把藝術降到只為了藝術市場，如果說我要去畫畫，我也會要求自己找到新的東西。所以我的問題是：還有沒有能力去提出一種新的推進方向？沒有的話我就不要畫蛇添足。
問：在你做這幾個作品前和做的過程中，到現在生活趨於平靜後，你對生活和藝術的思考有過什麼轉變嗎？
答：人停留在一種勞做的狀態，做了很多事但都是重複，生命過了就過了。我的生活沒有太值得去探討有沒有改變，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沒有花這個心思。但我整個性格沒太大改變，因為我沒有欠外面體系太多債，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至於我能不能再在藝術上有所推進，做出什麼藝術本質上可以被對話的，那就看我自己的能力了。我的作品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太刻意就沒有辦法做。你還問到我創作的慾望，那三十年前就已經淡掉了，第一個作品就是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發出來的。我真希望可以完全平靜下來，但是好像也沒有完全平靜下來，我也還有很多不同層面的工作需要做。生活就瑣瑣碎碎的，反正人要生存就什麼事情都要去做。
問：在中國現在有不少頗受爭議的行為藝術，被批評為靠驚悚、出格而博取關注，你怎麼看待？
答：我個人是不傾向於這樣做作品，當然三十年前別人看我可能也覺得我是那樣。年輕藝術家當然願意嘗試新的，希望被外界注意，很多藝術有新的形式，我們也需要寬容和開放。但問題那只是一個開始，這個開始之後，你還有什麼可以被做出來、讓人覺得你是很真誠地在創作？年輕很短暫、很寶貴，執行很多自己的想法，需要累積才能前進，所以要好好珍惜那段時間、不要做虛的。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外界也會去評論你的作品。實際上中國當代藝術的問題是虛的比較多，正因有了太多這樣的記錄，藝術家反而更要小心處理，而不是不斷地把作品丟出來。我自己丟出來的作品也不多，只有六件，這麼久就出過一本書。
問：你曾經說過藝術家最好不要介入任何體系，包括東方體系和西方體系，為什麼？
答：一個人總是渺小的，如果你的力量不夠去抵抗體系的強大，不管怎麼樣你都是受影響的。如果你說你不要受影響，那都只是一個願望而已，何況你去遷就於體系，那就更走不遠了。你有可能走到40歲能有個畫廊做些展覽、能照顧家裡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藝術上，卻很難做出有力量的作品，只是在已有的軌道上重複。
我受到當代藝術的影響，那是確定的。但是我對於很多外在事物都不擅長學習，也沒有太多興趣，所以就回到自身的問題去尋找答案，而不是去講出附和別人的聲音。這條路並不好走，但是有慢慢的累積，我相信它的未來性，所以我寧願用笨拙的方式去走。紐約容納各種不同的人，像我這樣傾向孤立的人也可以自在。我在工作室里可以自由思考。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問：你怎麼看待中國當代藝術家用自己的東方背景創作？
答：政治話題有一個先天優勢，這樣也相對比較容易，但這也不代表你能走多遠，因為這樣給自己設立了一個圈套或者限制，讓自己一直在裡面無法突破。政治議題和政治性有重疊的部份，但並不是一回事。中國的當代藝術用東方背景做創作從80年代中期到現在，從最初的自覺到後來的策略性，這當中有好的作品，但能夠用的也大致上都用到飽和了。年輕輩的藝術家已經在這方面去開拓，而不受這些議題設限。你讓我講華人的什麼我也講不出來，我是一個亞洲人，卻不是主動和別人很合得來的性格，是很孤立的路線。所以作為一個藝術家，作品本身怎麼樣？自己走自己的路，靠藝術自身，什麼問題就在藝術裡面解決，而不是靠政治議題去解決。
問：年輕藝術家要擺脫中國話題的限制怎麼辦？
答：我覺得這需要在很年輕時就背負一個很大的努力。從「中國當代藝術」角度來談論問題，比較是策展人或者藝評家的歸類方式。藝術家做藝術，把「中國當代藝術」的「中國」拿掉，做當代藝術就好了，這樣才比較能夠宏觀寬廣。
領座員之死 詩／孟浪
劇場突然中斷
在喉頭深處
詞與詞相互發出威脅
觀眾的標誌
甚至不向自己提示
在劇場外面的苦難
舞台上的苦難中斷
狹小的過道留下
識別觀眾身分的空間
劇場入口處
長長的金屬柵欄
把人流與黑夜隔開
劇場內的黑夜
是單獨一個詞
被舌尖無情推出
領座員的身邊
堆著若干被分離的器官
一節優美的手指若有若無
来源：联合报
巨象穴居我們體內
盡情飲水
我們搬運巨象的同時
搬運
被伐倒的古木
根留在地下
我們的血管
乾枯的樹枝一般汲取
整張天空
巨象生活在我們體內
使我們的胎動消失
天空進入我們體內
並不感到擁塞
古木倒在我們體外
根探出頭來尋找
嘴渴
試圖通過我們的嘴
血管被逼成乾枯的樹枝
伸向體外
我們將被伐倒
有人目擊巨象之死
古木之新生
有人將搬運我們
来源：联合报
為了永久典藏重要漢學資料，我國國家圖書館（NCL）與美國國會圖書館（LC）合作「美國國會圖書館古籍數位化案」，數位化後做為兩館典藏；不過，今年四月起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數位化的珍貴漢書典籍在金石堂、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以高價販售，向國家圖書館反映卻遲未處理，美方相當不滿；接獲投訴的國民黨立委柯志恩批評官方怠惰卸責，萬一美國國會圖書館向國圖提告，恐讓台灣成為國際笑柄。
柯志恩說，美國國會圖書館在2010年與我國家圖書館合作「美國國會圖書館古籍數位化案」，目的是要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珍貴漢學典藏數位化，做為兩館的永久典藏，並共享數位著作權，雙方約定，數位掃描作業美國進行，掃描後的書目資料建置等後製工作由國圖負責，並由漢世紀數位文化公司於2010年5月以限制性招標承接此案。
今年4月，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員發現漢世紀竟自2014年起擅自開始出版當初協助數位化的書籍共8本，並在金石堂與亞馬遜等網路書店販售，已涉及侵權，於是不斷透過正式書信及電話與國圖館長曾淑賢聯繫；國圖6月14日回函，說明會採取法律行動處理，但至今未有消息；但漢世紀在6月又繼續出版了1本。
柯志恩表示，她獲知此事後向教育部提出質疑，希望國圖向委外廠商提出警告，不管是否採取法律行動或索賠，至少應迅速要求廠商停止在網路銷售；國圖4月13日即得知廠商擅自出版並未處理，5月27日又查出廠商出版古籍皆來自國圖掃描成果，6月14日國圖才回函美國國會圖書館說明，遲至近日仍未見國圖積極處置，廠商還在書店及網路銷售。
柯志恩表示，如果教育部和國圖繼續消極以對，將賠上我國政府形象，且萬一對國圖提出訴訟，恐將成為笑柄，認為台灣是個非法侵權的國家，政府部門明知有涉嫌非法情事卻還不作為，這是行政的怠惰與卸責。
来源：联合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