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辛辣幽默 挑戰主流文化美戲劇泰斗阿爾比逝世

 

作品辛辣幽默 挑戰主流文化美戲劇泰斗阿爾比逝世

■阿爾比生前獲譽為美國最偉大在世劇作家。 美聯社

美國戲劇泰斗阿爾比(Edward Albee)前天逝世,終年88歲。阿爾比透過《靈慾春宵》等傑作,以辛辣對白、「食字」幽默和嚴密佈局,挑戰觀眾對社會和戲劇的假設,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和奧古斯特威爾遜(August Wilson)2005年逝世後,獲譽為美國最偉大在世劇作家。

助手指一向有糖尿病的阿爾比,在病倒一段時間後於紐約長島家中離世。聲明附上阿爾比幾年前動大手術時寫定的遺言:「給所有令我活得如此美妙、刺激和圓滿的人,送上我的感謝和愛。」

 

三奪普立茲獎

阿爾比1928年出生後不久,就由紐約一對舞台和電影院老闆夫婦收養,6歲已立志當作家,但因自己是同性戀者和無視上流社會地位,不為養父母接納,離家出走後當了不少雜工,終在劇壇揚名,但不快樂的童年經歷往往滲透到劇作中。
阿爾比逾25齣劇作,不時有實驗性佈局,但都以尖酸幽默和幽暗主題為共同風格,往往涉及家人醉酒互罵、無以名之的焦慮和失去孩子引起婚姻磨擦,挑戰美國文化對婚姻、育兒、宗教和上流社會安逸生活的想法,評價好壞參半。
以他1962年代表作《靈慾春宵》為例,奪得東尼獎最佳戲劇獎,亦獲評審推薦頒普立茲戲劇獎,普立茲理事會卻認為該劇富爭議性,把獎項懸空,但1966年電影版為「玉婆」伊莉莎伯泰萊第二度封奧斯卡影后。阿爾比之後亦憑1967年《人海萬花筒》(A Delicate Balance)、《海景畫》和《三個高女人》三奪普立茲獎,1996年獲頒國家藝術獎章,2005年得東尼獎終身成就獎。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季季:編輯生涯不是夢—在天才與庸才之間

 

季季:編輯生涯不是夢—在天才與庸才之間

《天才柏金斯》電影劇照。(傳影互動)

《天才柏金斯》電影劇照。(傳影互動)

美國三○年代出版界著名編輯麥克斯威.柏金斯(Maxwell Evarts Perkins,1884—1947)的事蹟,最近因《天才》中文版搭配電影推出,成為兩岸出版界與文藝界的熱門話題。《天才》英文版傳記(《Max Perkins:Editor Perkis》),1978年就已出版,為何三十多年後才改編為電影推出?柏金斯挖掘費滋傑羅(1896-1940)《塵世樂園》,海明威(1899-1961)《太陽照樣升起》,吳爾甫(1900-1938)《天使望鄉》的故事,如今看來也像一部已成經典的長篇小說。—「經典」的涵義之一是:不復再現。

「光憑天才是不夠的」

我尚未看《天才》中文版與電影。我認識麥克斯威.柏金斯,甚至比《天才》英文版更早。1959年,《SEVEN MODERN AMERICAN NOVELISIT》在美初版,1967年,《美國現代七大小說家》由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譯者包括張愛玲、於梨華、林以亮(宋淇 )、葉珊(楊牧);費滋傑羅由林以亮翻譯,海明威與吳爾甫則出自張愛玲之手。我數度閱讀此書,見到柏金斯的身影幾度在書中穿梭。譬如1919年9月,他決定斯克利布納公司出版費滋傑羅第一部長篇《塵世樂園》獲得成功(以下引述皆出自林以亮、張愛玲譯本):

大家一致認為這本書的出版是個里程碑,引導讀者進入「爵士樂時代」。

又如海明威,寫作初期曾模仿休伍德.安德森,深受其影響。1925年,經由費滋傑羅介紹,他想更換出版人,故意寫《春之激流》嘲笑安德森,被波尼與利佛萊公司退稿,如願與該公司解約後轉至斯克利布納出版:

於是斯克利布納能夠順理成章出版他別的作品。他們也不必等多久,就可以證明此舉的聰敏,因為他的第一部真正的長篇小說《太陽照樣上升》就在這一年內到了他們手裡。這部書結果成為暢銷書,使作者成了名。

海明威換到斯克利布納旗下,就是為了柏金斯。

《太陽照樣上升》也是海明威第一部長篇,不止暢銷一時,也創造了一句歷史名詞:「迷失的一代」。(1957年改編電影,台灣譯為《妾似朝陽又照君》。)

柏金斯與吳爾甫結緣較晚,糾結卻最深。1928年7月,29歲的吳爾甫寄第一部長篇《天使望鄉》書稿給柏金斯,1929年1月柏金斯致信表示很有興趣:如果能夠把它「改成一個我們能夠出版的長度」。經過柏金斯大幅刪修,吳爾甫果然以此書震驚文壇,備受讚譽。此後兩人經常見面,討論吳爾甫新作的主題、結構、情節等等。然而1935年出版第二部長篇《時間與河流》後,許多批評家認為:吳爾甫的兩部極長的小說與一個短篇小說集,都是根據他的直接經驗寫的,似乎不了解形式,只聽斯克利布納編輯部的指揮。…德.浮托還指控吳爾甫的小說都是「柏金斯先生與斯克利布納的裝配線」拼湊出來的。他承認吳爾甫是個天才,但是他又加上一句:「光憑天才是不夠的。」

這些批評傷透吳爾甫的心,決定「走自己的路」,1937年改與哈潑公司訂約;然而次年9月即因肺結核復發驟逝。

對於他與柏金斯合作期間的種種,批評界最後下了這樣的結論:         

柏金斯這產婆雖然有時候過於粗暴,要叫這難產的作家拿出可以出版的東西,也許還是少不了他。

這句話適用於所有出版編輯,但像柏金斯那樣深具慧眼、慧心、魄力的編輯有幾人?當年讀柏金斯與這三位名家的故事時,我還是靠一支筆養兩個孩子的窮作家,不知日後也會走上編輯之路。然而當時我已了解「編輯生涯不是夢」:你必須清醒,冷靜,才能分辨天才與庸才。

麥克斯威爾·柏金斯慧眼識英雄,費茲傑羅得以橫空出世。(維基百科)

麥克斯威爾·柏金斯慧眼識英雄,費茲傑羅得以橫空出世。(維基百科)

長篇連載的權柄與短篇小說的地雷

不過我的編輯生涯大多在媒體,處理的也多為副刊短稿。1977年底,馬各引介我進《聯合報》副刊組,當時還時興「長篇連載」,每天600至1000字,一部長篇連載四個月或半年,這個權柄主要握在老闆手裡。連載的長篇,一種是他愛讀的歷史小說,一種是草莓級「三廳小說」;還有一種更特殊,整部長篇一大包交下來;我們戲稱為「直升機作家」。

1980年初,高信疆邀我轉至《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服務,「三廳小說」和「直升機作家」依然不時通過高層造訪「人間」。高信疆是「紙上風雲第一人」,仍然難擋大勢,曾在「人間」辦公室捶打桌面,慨歎「名譽破產」。當時他能約的連載以武俠小說為主。古龍是嗜酒才子,在「人間」連載武俠時,不時因酒「續稿未到」,我們得替他「捉刀」代寫,才不至於「開天窗」招致讀者電話怒罵。我不會一招半式武功,「捉刀」時總把場景移進室內,描述人物累得癱睡,或者喝茶飲酒,吃飯聊天。後來古龍得知我也為他「捉刀」,送來一大瓶伏特加致謝。—他不知我喝酒會過敏。

1988年我開始主編「人間」,也約了一部武俠連載。1980年秋,因「神州詩社」疑涉匪諜事件被捕並於次年春被「遣送出境」的溫瑞安,已能從香港入境台灣。我在《聯合報》時採訪過「神州詩社」在亮軒家教兒童習武的實況,遂去他下榻的天成飯店約他寫武俠連載。他猶似驚弓之鳥,面露怯色問道:「妳是不是在開玩笑?」

除了「直升機作家」一次交足稿件,長篇連載大多邊寫邊登。溫瑞安返台時已有傳真機,返港不久即陸續傳來《刀叢裡的詩》,在「人間」連載期間不曾「續稿未到」。這是他第一次在台灣連載武俠小說,當時稿費一千字五十五港幣。

長篇連載面臨「續稿未到」,還不算是大災難。最緊張的是短篇小說裡的「地雷」。1987年解嚴之前,蔣氏家族,國共關係,二二八,軍中命案,每一項都屬地雷;編輯必須「慧眼」找出地雷,告知作者移除,否則後患無窮。1969年6月我在「人間」發表〈異鄉之死〉,寫一外省老師中風去世,火化時學生依依送別,結尾形容老師的魂魄將隨雲煙飄回山東故鄉…。當時的主編也有「慧眼」,說是國共不兩立,魂魄怎能回故鄉?我改為「無國界的天空底一絲流雲」才安然發表。1986年10月朱天文在「人間」發表〈炎夏之都〉,連載六天,近300字寫及金門軍中連環命案,我特別去向在金門當過兵的吳念真求證,他說命案確非虛構;既是事實,發表應無問題…。結果,國防部高層大怒,動用社內外人士層層施壓,命令「人間」刊登道歉啟事:聲明命案「純屬虛構」…。報社某高層還對我說:「就因為是事實,才不能發表啊…。」

編輯生涯不是夢,我們的眼睛睜得再大,也躲不過「高層」掃描。小鼻子小眼睛的格局,永遠難與柏金斯相比。

史考特.柏格和他的著作《天才:麥斯威爾‧柏金斯與他的作家們,聯手撐起文學夢想的時代》(新經典文化)

史考特.柏格和他的著作《天才:麥斯威爾‧柏金斯與他的作家們,聯手撐起文學夢想的時代》(新經典文化)

網路世代的致敬與緬懷

當年報業黃金時代,許多人還享受「吃飯配報紙」,長篇連載是可口的「飯後甜點」。網路大潮來襲後,紙媒漸走下坡,「長篇連載」不再,多數作者只能在出版社出書。問題是,出版社編輯有無「慧眼」?蔣家王朝崩解後,網路時代百無禁忌,編輯能「慧眼」識天才固佳,但天才委實難得。我多次評審台灣文學館「長篇小說金典獎」(獎金100萬),每次收到數十本書,多為庸才之作。更可嘆的是,編輯的「慧眼」也逐年弱化,沒有辨識文史常識與敘述邏輯的能力,連錯別字等基本功也快「青光眼」了。

此時此刻,《天才》電影與中文版的推出,對出版與編輯同業會有什麼啟示?或者,只是網路世代對一個永不復返的人與時代之致敬?--這種緬懷,是很讓人感傷的。

*作者為和名作家。授權轉載。

 来源:风传媒

《自由之笔》第七期:贝岭:独立笔会之筹创

 

《自由之笔》第七期:贝岭:独立笔会之筹创

一、笔会创办由来

2000年8月27日,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协议,因“非法出版”文学刊物入狱的我,作为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在北京直接送上飞机流亡美国。

 Hemero Aridjis
国际笔会主席阿迪哲斯

2000年10月,我赴洛杉矶接受美国西部笔会中心(PEN US West Center)颁发的2000年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奖。国际笔会主席荷梅罗‧阿迪哲斯(Hemero Aridjis)夫妇程前来参加颁奖典礼,那是我们初次见面,西班牙裔墨西哥诗人阿迪哲斯六十岁上下,有着拉美作家如聂鲁达(Pablo Neruda )、尤萨(Mario Vargas Llosa)等都有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天赋,善谈笑中运筹帷幄。他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和我探讨如何筹创中国流亡作家笔会。那两天,在颁奖晚会上及空荡的市区旅馆内,阿迪哲斯和美国西部笔会的理事们不断地劝说我,他们认为,2000年8月我在北京被捕入狱的遭遇已证明,筹创一个中国流亡作家笔会已刻不容缓。

基于个人的经验,我告诉他们,流亡的中国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间矛盾、恩怨甚多,政治异议性强的作家和厌恶政治的作家互不住来,流亡作家中既有地下作家也有官方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各自的遭遇和文学趣味也差异甚大,成立一个作家团体极其不易。可从道义和责任上讲,我又难以推却。我因文学而入狱,阿迪哲斯是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公开信请求释放我的人之一,美国西部笔会是呼吁营救我的笔会之一,我能推却吗?

我犹豫甚久。我从未加入过任何作家团体,作家是完全的个体,应不党不群,由我出面筹创一个作家笔会,似有违我的行为准则。我心目中的作家团体,应是以一个个文学刊物或文学出版社为核心,虽可以对公共事务或重大人类事件表达立场,可平时应以文学讨论会和作品发表会为主。

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位作家或文学编辑,因为文字,因为写作、表达、出版而受到国家的审查、威胁、禁止,甚至入狱,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同行(不管彼此的个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异同)不应沉默、无动于衷,只是等着国际上的作家和作家组织公开抗议,等着国际社会或别国的政府介入营救。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作家组织,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对作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了),可一旦发生了作家作品被查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团体可以发声,可以与国际笔会及其它国际文学机构合作,去声援、营救,并能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索忍尼辛1960年代在苏联的遭遇,布罗茨基1970年代在苏联的遭遇,哈维尔1970至1980年代在捷克的遭遇,1989年鲁西迪被伊朗神权统治者何梅尼全球追杀的遭遇,乃至2000年8月我在北京被捕的遭遇,在在

 Beiling-Xiaobo2000
贝岭和刘晓波在北京(20007月)

都有国际文学界和国际笔会的声援救助,也都彰显著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难以拒绝,这是我被营救出狱后难以推脱的责任。

在获得了多年来和我一起编辑《倾向》杂志的诗人孟浪愿意助我筹创笔会后,在和北京的刘晓波进行了沟通和讨论,获得了他的认同和参与后,我们确认了笔会创办的前提,即,只有在中国国内官方作家协会系统外的作家也能加入前提下,我愿意出头筹创这一笔会。严格上说,也是由于刘晓波要我不可推卸此一历史责任,并愿意说服在国内的独立作家成为笔会会员的承诺下,我才真正开始筹创独立作家笔会的工作,因为获得中国国内地下作家和异议知识份子的认同和加入,创立笔会才有意义。

2001年初,我告知国际笔会主席荷梅罗‧阿迪哲斯及美国西部笔会中心,我决定试一试筹创独立笔会。

波士顿南端(South End)艺术家区我的工作室公寓和离此约10分钟步行路程的孟浪栖居的中华艺文苑(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成为笔会的筹创地和诞生地。

笔会的筹创得到了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前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郑义的慨然应允和支持。 1970年代末便已参与创办地下文学刊物的作家万之、学者仲维光也给与了许多意见。流亡的前中国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郭罗基也欣然入会。总体来讲,笔会的会员包括了流亡欧美的作家、文人、记者以及中国的独立作家和文化人。

初春,万物复苏,我和孟浪分别与在欧洲与美国的华人作家、流亡作家和学者们电话沟通联络,我们获得了美籍华裔作家韩秀、英籍华裔作家和诗人马建、胡冬、杨炼,瑞典籍华裔作家万之,丹麦籍华裔作家京不特,现居美国的流亡作家和学者巫宁坤、郭罗基、郑义等人认同和加入。

2001年3月,我向散居世界各地的四十多位中国作家和学者发出了在海外成立独立中国作家笔会的倡议信(附件)。之后,我与孟浪逐一致电,邀请认同笔会宗旨的流亡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加入笔会。

万之、孟浪和我曾对笔会的英文和中文名称做了多次的电话讨论,最后,在我和国际笔会常务秘书琼.史班德女士(Jane Spender)间多次电话商讨后,国际笔会认同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英文译名“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由于作家们居住在不同国家,我和孟浪强打精神,日夜颠倒,算着时差致电沟通。当时国际电话费用昂贵,可还是要先寒暄问候,甚至谈天说地,然后才能切入正题。作家们大都不了解国际笔会的运作和章程,在不知为何要创办笔会的情形下,我和孟浪一一解释,反覆劝说。因为作家们,尤其是在中国厌恶作协及文联等官方组织的地下作家们,未必认可这个筹创中的笔会。

在伦敦的琼.史班德女士持续发来电邮,并不时电话敦促,希望我和孟浪全力以赴完成筹创工作。据说,琼.史班德女士是英国大文人史蒂芬.史班德(Steven Spender)的姪女,她温婉中透着果断,既督促又理解,期望独立笔会能一鼓作气创立。

按照国际笔会的规定,一个新成立的笔会,它的创会会员应有二十位以上,须向国际笔会提交申请加入国际笔会的书面报告,并获得国际笔会的回覆认可。而创会会员的简历、著作名称及出版社均需英译,再呈送国际笔会审核认可。笔会的筹创旷日费时,我和孟浪持续用电话和电邮向每一位会员索要简历和作品资料,其间,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中文系助理教授何素楠(Ann Huss)小姐义助,帮助我撰写了给国际笔会讨论筹创进度的所有英文信件,她还英译了送国际笔会审核的创会会员简历,在多次补充会员资料后,最初31位创会会员的名单和签署文件终于在2001年7月23日被国际笔会总部获准。 2001年8月,国际笔会告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申请案已列入11月召开的国际笔会伦敦年会议程中。

笔会的创会会员包括了流亡欧美的小说家、诗人、学者、出版人、文学编辑以及中国国内的地下作家和异议知识份子。最初31位创会会员还有前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小说家郑义,定居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小说家万之、散文家茉莉,定居英国的小说家马建、诗人杨炼、胡冬,定居丹麦的诗人京不特、旅居美国的学者巫宁坤、小说家韩秀、前中国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学者郭罗基,以及中国的刘晓波夫妇等。

不久,台湾诗人洛夫,旅德流亡学者仲维光、还学文等也相继加入笔会。同时,我和孟浪也多次致电上海地下诗人阿钟等作家,也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在中国国内,廖亦武入会。刘晓波也参与了创会时发展国内会员的工作,在他的推介下,2001年底,作家余杰、任不寐加入了笔会。

二、加入国际笔会

2001年10月,国际笔会邀请我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人”身份列席11月底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六十七届国际笔会年会,我负有让独立笔会在会上票决通过成为国际笔会分会的使命。 11月的英伦,寒意渐浓,可冷中有暖,市区高耸的建筑,一座座宫殿有着帝国昔日的威严。伦敦年会在伦敦市区一家皇家酒店举行,开幕式和晚宴在英国外交部所在地的查尔斯国王街白厅22-24号克尔克兰大厦举行。当晚,大部分是文学和人权工作者的各国笔会代表们,个个衣着正式,从酒店穿过绿荫遮绕的皇家园林前住英国外交部大厦。

在史班德女士的细心关照下,首次参加国际笔会年会的我边旁听边熟悉着各个委员会的议程,以了解国际笔会的运作。当晚,与会代表们在大英图书馆的台阶上依阶而坐,在这名闻遐迩的知识殿堂内聆听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Andrew Motion)和英籍华裔作家张戎朗诵作品。这一刻的伦敦是文学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相得益彰。我的脑中突然出现那张珍藏多年的TS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史蒂芬‧史班德(Stephen Spender)、WH奥登(WH Auden)和泰德‧修斯(Ted Hughes )在伦敦合影的明信片。

在会议之外的社交和休息时间,要工作,不停地游说工作。我向八十多个分会的代表们介绍着刚创办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游说他们投票支持独立作家笔会进入国际笔会。

在伦敦年会最后一天的全体代表会议上,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入会案进入了上午的会议议程。由美国笔会提名推荐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代表赛姆斯(Larry Siems)作了有力的提名发言。赛姆斯原是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项目主任,四十岁上下,是资深的文学和人权工作者,做事一丝不苟。一年前,我获得美国西部笔会写作自由奖,就是由他代表西部笔会去洛杉矶机场接我。 2001年,他由洛杉矶搬往纽约,接任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国际项目主任,我们已有了默契。

会议上,我们“并肩作战”,提名发言中,赛姆斯将我正式引介给与世界各地笔会代表,随后,国际笔会主席阿迪杰斯请我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人身份,在会议上作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的申请发言。微言大义,面对逾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笔会代表,我用我的Chinlish(中式英语)发言。我谈了四点:

(1)文学和作家在当今中国的处境。

(2)流亡的中国作家和流亡文学。

(3)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立的原因和历史责任。

(4)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

我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并不代表国家,我们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联合体。创立独立笔会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在中国不断受到侵犯。正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不能也不敢争取作家的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并对在中国不断发生侵犯作家写作及表达自由的事件始终视而不见,才使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立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应该相互监督并彼此督促,共同维护作家的人权和文学自由。

我的发言获得了掌声,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申请加入国际笔会这一议程成为年会的高潮。许多分会代表走上来和我握手致意,并在发言中告诉我,国际笔会等待一个独立而非政府操纵的中文笔会的加入,已等了十多年。终于,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了。

国际笔会内的多个流亡作家分会,如古巴、伊朗、越南的流亡作家笔会代表也先后发言,期待独立中文笔会成为国际笔会的一员。

我发言之后,代表们有过热烈的讨论及争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加入案受到了巴勒斯坦笔会、法国笔会和日本笔会代表的提问和质疑。日本笔会对于独立中文笔会为什么要在会名中加入“独立”(Independent)一词表示不解,疑虑这一概念是否会让外人产生如国家独立般的政治联想;法国笔会代表则质疑独立笔会加入国际笔会后,是否会在未来的年会上与中国笔会发生冲突?他甚至质问,新创办的独立笔会能代表在中国的作家吗?巴勒斯坦笔会代表认为,中国笔会一贯支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权利,独立笔会可否并入中国笔会,另立笔会是否多此一举。我对这些疑问作了如下回覆:

(1)“独立”(Independent)是指作家和作家团体不依附于国家或官方的独立性,而非国家独立意义上的“独立”。

(2)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不是一个流亡作家团体,它的成员由“中国国内的作家”、“定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和“流亡作家”三部份组成。

(3)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无意取代中国笔会,更不代表国家,独立笔会希望和所有笔会,特别是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笔会)建立建设性对话和合作的关系。

我的答辩再获其他笔会代表的鼓掌和发言支持。日本笔会代表再发言,表示理解和支持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为中国作家争取出版自由的工作。巴勒斯坦笔会代表在会议结束后特地向我致歉,她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国作家协会和巴勒斯坦笔会关系很好,公开质疑也是为了对缺席的中国笔会有个交待,私下,巴勒斯坦笔会不会为难中国独立作家笔会。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在中国笔会缺席的情形下,参加年会的65分会中62个的代表对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投了赞成票,2票弃权。

2001年12月,作为笔会创办人,我提议由会员直接选举笔会主席,此提议被早期的会员接受。我提名刘宾雁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主席候选人,随后以电邮通讯投票或传真投票的方式,刘宾雁以78﹪的会员选票当选为笔会首任主席(当时未定下任期时间)。之后,我提议刘晓波、郑义担任笔会副主席。刘晓波坚决不接受,认为有一个副主席就够了,他可以会员身份支持笔会运作,郑义接受了请他担任副主席的提议,但暂不公开。仿照美国笔会的工作架构,我提议创设笔会的写作自由项目,并建议写作自由项目召集人由孟浪担任,孟浪表示接受。 2002年1月,笔会的班子已初步搭起。随后,由刘宾雁主席传寄来手书“委任书”,郑义为笔会副主席,贝岭为笔会执行主任,孟浪为写作自由委员会召集人。

2002年2月,我写信向桑塔格通报独立笔会的诞生,并邀请她成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荣誉会员。在信中,我谈到笔会创办的艰难,抱怨事务性的工作太多。苏珊很快回信,她祝贺笔会的诞生,甚至指出笔会诞生的意义。她在信中反问:“……我知道这意味着将会牺牲你的写作时间,但你别无选择,对吗?笔会的成立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这将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捩点,你不认为如此吗?至于你在2000年8月的被捕,现在看来是中国政府给独立的中国文学的一份礼物。当然,那绝不是他们的本意!我非常高兴成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荣誉会员……所以……我同意。”

 

附件:关于成立独立中国作家笔会的倡议信

去年11月,我在洛杉矶参加美国西部笔会中心写作自由奖颁奖活动时和国际笔会主席、墨西哥诗人阿迪哲斯(Homero Aridjis)见面,他谈到我去年因在北京印刷出版文学刊物被捕后,国际笔会及各国笔会均进行了许多营救工作,并且卓有成效,但国际笔会中的中国笔会中心(中国大陆有三个官方笔会是国际笔会成员),没有任何声音。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作家受到迫害、创作及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的事件极多,中国官方的作协(笔会)几乎没有起到维护作家创作及出版自由的责任,对于本国作家受到迫害的情形也是默不作声,而国际笔会1921年成立的原因, 首先就是为了维护甚至捍卫作家的人权及创作自由,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早的维护作家人权的组织。为此,阿迪哲斯建议中国作家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笔会,参与国际笔会的事务,捍卫创作自由,声援受迫害甚至在狱中的作家。这是成立笔会唯一的目的及主要的工作。为此,国际笔会执行秘书送来了相关资料。

基于我个人曾经的遭遇,我在此诚挚地邀请各位,能与我一起筹备并加入这一独立的中国作家笔会。我也在见面或通讯时问过郑义、韩秀、高行健、洛夫、康正果、孟浪、雪迪、京不特(丹麦)、仲维光(德国)、李士勋(德国)、万之(瑞典) 、陈建华等作家,他们已表示支持。

1989年六四之后,许多中国作家流亡或定居在世界各地,带有流亡色彩的文学刊物也在九十年代先后面世,我们应像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以及现在越南的流亡作家那样成立作家笔会,关注作家的状况,争取出版自由,营救在狱中的作家。这也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之一。故,我在此邀请散居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作家:韩秀、巫宁坤、郑义、张郎郎、古华、洛夫、一平、江河、雪迪、北岛、京不特、李士勋、杨炼、友友、张慈、康正果、马兰、郑愁予、陈建华、陈奎德、仲维光、万之、丁果、严歌苓、哈金、黄运特、多多、虹影、赵毅衡、胡冬、刘洪彬、还学文、陈迈平、李笠、马建、李大卫、苏晓康、杨小滨、黄翔、及孟浪等人参与,最早加入这一笔会的作家应为创始会员。笔会也应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作家团体。

我在与万之商量时,他建议我们应该将此一笔会的会员延伸到中国。我们共同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地下作家及诗人,即一切认同国际笔会章程和宗旨,同时有两本以上著作、译本或编辑出版过两本以上书籍的作家,均可加入这一笔会,这样既包括了在中国大陆的作家,也包括了海外的中国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

除此之外,请您推荐其他文学工作者(注:按照国际笔会章程,可以成为笔会成员的除了文学作家之外,还包括文学编辑及文学翻译家、记者等)一起参与,更希望您给予意见和建议;若你认同国际笔会章程,并且同意成为会员,可否请将个人(中)英文简历及著作名称E-MAIL或传真给我,我会将笔会筹备的情况和进展告知诸位。

————————————

贝岭——诗人、编辑,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会员。

殷惠敏專文:臺灣的禁書時代

 

殷惠敏專文:臺灣的禁書時代

台灣曾經走過一段漫長的禁書時代。(圖片來源:文化部官網)

台灣曾經走過一段漫長的禁書時代。(圖片來源:文化部官網)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在臺灣唸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從台中坐火車回臺北,在車上讀馬克斯·韋伯(Max Weber)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我忘了譯者是誰,只記得是協志工業協會發行的。正在我隨著搖晃的車廂,昏昏欲睡之際,眼前忽然出現一個人,用手指把我的書夾起。那人留平頭,著中山裝,目光嚴峻地看著封面,又翻看封底,粗魯的態度令我生氣。我正要發作,他已一聲不吭地把書歸還。

 

我事後回想,他也許是什麼部門的保防人員,為「馬克斯」三字感到困惑。

那是保密防諜的時代,也是禁書的時代。受查禁的書籍五花八門,不勝枚舉。馬克思著作的中譯本不能在大學流傳,連英譯的馬克思《資本論》,也是鎖在圖書館的一個玻璃櫃裡。馮友蘭在大陸國民黨政府時期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在臺灣也成禁書,市面上的翻版書連作者姓名也抹去。有一回,我主編的一本校內學生刊物,只因刊登了一篇美國哲學教授陳榮捷寫的「評馮友蘭的新著《中國哲學史新編》」,把一位刊物顧問孫教授嚇得臉色發白,唯恐麻煩上身。 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靠教會「交換計畫」來校教英文的年輕洋教員,常春藤名校畢業。他居然夾帶了一本當時剛出爐的新書來台,George Kerr 寫的《被出賣的福爾摩沙》。奇貨可居,同他混熟的同學可私下向他借閱,但必須保證不能聲張。那時節,讀書仿佛也成了某種詭秘行為。

不要說曾任《自由中國》主筆的台大教授殷海光寫的《中國文化的展望》是在被禁之列,李敖揭穿國民黨假面具的著作被查抄銷毀,就是與現實政治無涉的書籍,如周憲文寫的《臺灣經濟史》,也須受到審查。周著在論述鄭成功三世治台經略後,他的總結:第四章「時代的悲劇」,竟然全部刪除,還附上一個小括弧說,全文凡4000字,經略。是因為他評論在台的鄭家三代,觸動了警總人員的敏感神經,(有影射之嫌?)還是另有緣由,不免引人遐想。

 

事實上,周憲文的書稿早已完成多年,一直擱置。他在序言中提到,臺灣文獻委員會主任林衡道本來願意印行,但因文獻會屬省府機構,有「清規戒律」必須遵守。有些話是必須「點到的」,有些話是必須「避免的」,使用什麼名詞,都有規定。他為免麻煩,決定找私人經營的開明書店印行,結果還是逃不過審查這一關。

葛超智(George Kerr )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中英文本。
葛超智(George Kerr )著作《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中英文本。

頑童歷險記

美國也有禁書問題嗎?廖中和在《腳踏中西:一位自由人的政治文化評論》(2015)一書中指出,如果禁書指的是政府根據法令規定,採取行政手段,強制禁止某種出版物的刊印發行及銷售,並對作者荷出版商課以罪刑,而其認定是以出版物的內容為基準,那麼現今的美國並無所謂禁書。這是因為寬容精神的法制化,思想無罪的原則得以落實。

不過,他也注意到,美國各州在社區,教會和保守的壓力團體運作下,不時也會弄出一些查禁書刊名單。過去伊利諾州教育局有位主管曾提議,禁止伊州高中生閱讀馬克吐溫的《頑童歷險記》,因為書中有過多侮辱黑人的字眼。田納西州某社區也有人嚴重抗議當地的青少年夏令營把史坦貝克的名著《人鼠之間》列為必讀作品,理由是這位元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有「反商業」偏見,「愛國心」也有問題。康乃迪克州某鎮曾明令禁止當地高中生閱讀著名專欄作家Mike Royko「清算」芝加哥不倒翁老市長理查·戴利(Richard Daley)的著作《芝城大老闆戴利》,因該書有損警局名譽,並且「粗話連篇,傷風敗俗」。

然而,這些社區搞出的禁書事件,一旦成為全國新聞,鬧了笑話後,很快就會銷聲匿跡。要不然被公民團體根據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告上法院,那就吃不著兜著走了。各級法院做出的判決,大多是傾向于維護言論自由的。

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對照來看,蔣父子時代的臺灣,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形同具文。在大學校園裡,有救國團對師生的思想監控,在社會上,有警備總部對出版品審查把關。監控方面的無微不至,著實令人歎為觀止。統治者似乎處在某種恒常的不安之中,細微末節,無所不懷疑。 一個作家往往無來由的因作品引來無妄之災。季季在《行走的樹》中曾提到,林海音主編聯副時期,1964年4月23日發表詩人風遲(本名王鳳池)的新詩<故事>,「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刊出後,警總一口咬定他是在隱射蔣介石。結果林海音丟了職務,風遲則被逮捕,在土城看守所關了三年。「船長事件」,季季沒有引述那首詩的全文。倒是文學家吳濁流在去世十年後發表的《臺灣連翹》,引述了完整的〈故事〉:

從前有一個愚昧的船長

因為他的無知以致於迷航海上

船隻漂流到一個孤獨的小島

歲月悠悠一去就是十年時光

────

他在島上邂逅一位美麗的富孀

由於她的狐媚和謊言致使他迷惘

她說要使他的船更新,人更壯,然後啟航

而年復一年所得的只是免於饑餓的口糧

────

她曾經表示要與我結成同命鴛鴦

並給他大量的珍珠瑪瑙和寶藏

他卻始終無知於寶藏就在自己的故鄉

────

可惜這故事是如此殘缺不全

以致我無法告訴你那以後的情況

寫一首詩關三年,這樣的飛來橫禍,不是這一代的年輕人能夠理解的。但比起柏楊的遭遇,三年的牢獄又是小巫見大巫了。柏楊當年為《中華日報》副刊翻譯大力水手漫畫而被關,一關就是九年。大力水手(Popeye the Sailor)是全球風行的卡通漫畫,無涉政治,偏偏有一則是描寫父子兩人遇海難漂流到一個無人小島,不久父子兩人因爭小島的總統寶座起爭執。這本是搞笑漫畫,但柏楊卻被指意圖諷刺侮辱元首。難怪很長的時期,臺灣的現代詩創作都沒出現過「船長」,「小島」之類的題材。

大力水手漫畫,成為柏楊入獄的肇因。(翻攝自翰林版教材)
大力水手漫畫,成為柏楊入獄的肇因。(翻攝自翰林版教材)

戰爭與和平

總統府的侍從秘書沈錡在流水帳式的回憶錄中記述,1952年1月8日,吳國楨向蔣介石抱怨書刊檢查員之無常識:「托爾斯泰所著的《戰爭與和平》要禁,因為作者是俄國人。《馬克斯批判》要禁,就因為有「馬克斯」三個字,這與武漢時代查禁所有紅色封面的書一樣,過了那麼多年,毫無進步。蔣公把這些話都記了下來,但將來是否能改進,又是天曉得了。」(沈錡 2000(1):106)

顯然,蔣經國統領的國防部總政戰部和警總的書刊檢察員,在多年後,無常識的情況並沒有改善。幼師書店出版了王曉波論述孔子的著作,警總人員就向幼師主編朱一冰興師問罪,指控那本書是同中共的「批林批孔」隔海唱和,而由警總派人到幼獅書店將存書銷毀,上演了一場國民黨版的「焚書」。「焚書」之後的「坑儒」呢?王曉波在台大哲學系事件被解聘後,王昇辦公室放話,想要求職就來下跪。幸而成舍我的世界新聞專科學校伸援手,聘王去兼課。沒想到不久又出了紕漏。調查人員指控王曉波出了「批孔」考題,與匪隔海唱和。教務主任成秀峰只好去查閱試題卷宗,結果發現王惹麻煩的考題是「試評孔德的知識三段論」。孔德是法國哲學家,與孔子沾不上親戚關係。但為免麻煩,教務主任還是交待王教授,以後出考題最後不要扯上姓「孔」的。

1964年,任職於中研院近史所的魏廷朝,因「臺灣自救宣言」案被捕,而與他在同一研究室的吳章銓也一同被捕。當時吳正幫同所另一研究人員張存武校對他的書稿《清末中國反美運動》。警總人員或許認為「反美運動」必與「臺灣自救」有關。近史所所長郭廷以只好到警總交涉,指出那本書稿談的是「清末」的反美運動,與當代無關。吳才得以獲釋。這是典型的秀才遇到兵的荒唐例子。

郭廷以由於痛恨臺灣的書刊審查制度,退休後赴美,發願要寫一本不受政治無理干擾的近代中國史。老人最後是在冬日苦寒的波士頓哈佛大學和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在老妻陪伴下,廢寢忘食,拖著病體,埋頭寫作。最後定稿是去世前兩天在紐約寫完,這也就是後來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的《近代中國史綱》(1979)。

一桶牡蠣

我本來以為,國民黨當年查禁書刊的手段,頂多是在臺灣島內施行,總不至於延伸到海外。然而事實並非如此。五十年代初,《紐約時報》(1950-5-3)揭發了蔣家族在美國操控一個「中國遊說團」的運作實況後,蔣家對有關中國遊說團題材的英文書刊就特別敏感。有位學者Ross Y. Koen 1960年出版了一本頗具份量的《美國政治中的中國遊說團》,上市沒多久,忽然就在市面上消失了。學術著作也這麼暢銷嗎?後來人們才發現,是被人從出版社悉數收購銷毀了。等到1974年這本書由另一家出版社重新推出時,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幕後顯然有只黑手在運作。

《A Pail of Oyster》(一桶牡蠣)的中英文版本,有趣的是,中文譯本有一個版本是台語(右)。
《A Pail of Oyster》(一桶牡蠣)的中英文版本,有趣的是,中文譯本有一個版本是台語(右)。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收藏了吳國楨寫給當年美國軍事援華團團長魏德邁將軍的信。在其中一封信(1954-4-10,Wedemeyer Papers)中,吳曾建議魏德邁有空去讀一本小說,Vern Sneider 寫的《A Pail of Oyster》(一桶牡蠣)。吳認為,這本小說道出了臺灣的真相。奇妙的是,Vern Sneider是當時的一位暢銷書作家,小說描寫一個美國記者試圖調查臺灣的國民黨政府宣傳背後的實況,卻發現了一個大屠殺真相。此書1953年出版時被公認是一本關於臺灣的最重要的英文小說。但出版不久也離奇地在市面上消失,頗為蹊蹺。也是有人出錢悉數收購銷毀了嗎?我們也許永遠也找不到真相。(《一桶牡蠣》消失多年後,現在已可在Google上買到電子書。)

不過,六十年代的另一個事件,倒是提供了國民黨政府在海外「出錢查禁」的線索。 那就是1964年發生的陳潔如事件。

文的還是武的?

陳潔如與蔣介石本是結髮夫妻,後來蔣為同宋美齡攀親,締結政治婚姻,要陳立夫代表他去和陳潔如談判「離異」,並答應把她送到美國留學,相約五年為期。蔣誓言在她歸國後,必與她複合,實際上卻是始亂終棄。蔣在1927年與宋美齡結婚前夕,還當著中西報刊記者面前,否認與陳潔如曾有婚約關係。

陳潔如回憶錄曾經被動之以情與錢暫時按下,最後還是現世。
陳潔如回憶錄曾經被動之以情與錢暫時按下,最後還是現世。

陳潔如五年後(1932)回國,一聲不吭聲地隱居在上海,還收養了一個小孩。1961年中共鬧饑荒時逃到香港。不久就在蔣的舊識李蔭生李時敏兄弟的協助下,於1963年秋完成一本回憶錄。李氏兄弟不但積極參與寫作,把陳潔如的口述寫成英文,而且還為她出面在美交涉出版,與紐約的一個出版經紀希爾(Lawrance Epps Hill)簽下委託書,尋找出版商。1964年年初,這位希爾經紀人向美國媒體發佈新聞稱,有另一位蔣夫人已寫好了回憶錄。此舉當然立刻引起臺灣當局的震驚。希爾還在商言商,發信給身在紐約的宋靄齡和新澤西的陳立夫「查證」。不久,美國已有新聞雜誌報導了「回憶錄」的消息,一家著名的Doubleday出版社也表示有興趣出版。消息傳回臺灣,臺北總統府只好一方面不動聲色地封鎖新聞,同時以孔令侃,孔令偉等皇親國戚和沈昌煥,蔣經國為要角,與在美的俞國華及駐美外交人員江易生(公使),游建文和賴景瑚(紐約領館人員)等密切聯繫。

陳潔如回憶錄的英文稿一共425頁,與經紀人簽訂的委託書上注明是「作為蔣介石夫人七年」的生活回憶,並保證「內容全部屬實」。

怎麼辦呢?沈昌煥與游建文商量後建議,打消書稿出版的方法是一文一武。文的方法是收買全部版權,使這本書無法在美國市面流通,武的方法是找律師去提告。 由此可以看出,之前國民黨政府對付《一桶牡蠣》和《美國政治中的中國遊說團》,似乎也是採取花錢收購的文的方法。

此次對付陳潔如回憶錄,決定由陳立夫出面,一來「動之以情」,二來「動之以錢」, 同時派人去香港嚇唬她,若出書則必提告,浩大的律師費會令她得不償失。最後是在陳立夫協調下,陳潔如收下十五萬美元,交出書稿和一批照片,具結保證不出書。

然而,歷史總是給人帶來意外的驚奇。1965年,陳潔如交出書稿和照片,蔣介石以為事情已經擺平。卻沒料到二十六年後,一位年輕學者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張歆海檔案內,意外地發現了這份回憶錄的另一個副本。餘下的就是歷史了。 在沒有戒嚴法,沒有書刊審查的臺灣,陳潔如回憶錄很快就有兩種譯本在市面上流傳。

陳潔如一生未忘蔣介石,右圖為陳潔如在紐約曼哈頓河邊道公寓二樓,坐在窗檻上拍攝。(翻攝自陳潔如錄英文版)
陳潔如一生未忘蔣介石,右圖為陳潔如在紐約曼哈頓河邊道公寓二樓,坐在窗檻上拍攝。(翻攝自陳潔如錄英文版)

無止境的夢魘

臺灣的禁書時代是白色恐怖的一個組成部分。對知識人來說,那是一個無止境的夢魘。思想的鉗制,對文學創作與學術研究的斲害是巨大的。一直要到兩蔣相繼離世,到了「解嚴」時代,臺灣的社會與學術界才真正蘇醒過來。

在這網路的時代,對舞臺上眾多的曬恩愛,對鎂光燈下「鶼鰈情深」的表演,我們早已無感。我所感懷的反而是過去一些不為人知的人物。例如已故中研院近史所所長郭廷以的夫人。郭廷以在垂暮之年,不惜遠走他鄉,發願要寫出一本不受政治「污染」的近代史,作為對自己的一個交待。郭夫人李心顏女士陪伴在他身旁,無怨無悔地幫他校對謄錄文稿。在紐約寒冷的冬夜,一盞孤燈,兩人對坐在書桌前,工作到深夜,直到他咽下最後一口氣為止。

什麼才是堅貞不渝的愛情呢?

海峽對岸的大陸,不但至今仍然維持著一個半世紀前馬克思所痛恨的「書刊檢查制度」,而且還變本加厲,把黑手伸到香港,用黑幫綁架的手法,把香港書店經理綁架到大陸,迫使他從電腦光碟取出到香港購書的大陸遊客名單。此舉不但令港人瞠目結舌,也讓隔海的「臺胞」倒抽一口冷氣。

一國兩制?崛起的大國果然不同反響。

用赤裸裸的國家暴力來貫徹書刊管制,這不就是臺灣知識人過去一直想要擺脫的夢魘嗎?

来源:风传媒

林水福/翻譯之神 看著村上春樹

 

林水福/翻譯之神 看著村上春樹

 

日本作家中,懂得外文的,無論詩人或小說家,翻譯過外國文學作品的,不稀奇。甚至,應該說很平常。

然而,像村上春樹那麼喜歡翻譯,也實際翻譯,還翻譯這麼多的,我想是稀少的。大膽預測有可能創下翻譯作品最多的小說家紀錄。

我大略計算了村上春樹已出版的作品集,包括長篇、短篇、極短篇、隨筆,約有五十四本。還不包括未收入的作品,以及跟他人合寫的。如果再加上翻譯作品,會是多少本呢?

將來,出版村上春樹全集時,要不要收入他的翻譯呢?可能費心思。收進去,數量過於龐大;不收入,無法呈現作家的全貌,至少,是缺一大塊的破相面容。當然,如果村上能得到諾貝爾獎,或許另當別論。

翻譯,費時、勞心,又要負大責任,相對的所得報酬與付出,不成比例。尤其,對身為暢銷書作家的村上春樹而言,既不必因經濟因素,也不用為了搏名聲而翻譯。是什麼原因讓村上這麼積極翻譯呢?

他在《翻譯夜話》(2000,文藝春秋)中說:哪裡的上空有「翻譯之神」一直看著我,感受到自然的恩澤。就精神面而言,或許有這樣的感覺也說不定。不過,就現實面而言,小說創作在一段相當長的時間裡消耗大量的精神體力,完成之後,必須有一段休養時間,以補充體力,尤其是腦力。靠什麼補充呢?就是翻譯。

他說,翻譯能給他療癒的感覺。為什麼?他說藉著翻譯,感覺就像偷偷進入作者活著的世界,對作者的想法、感受性等,能產生共鳴,或者感情移入。當然有適合或不適合自己翻譯的作家,決定的主要因素不在作家是否傑出,在於對自己是否有所助益。換句話說,得是能成為自己養分的作品。雖然村上說過翻譯對他而言是「遊戲」,但也說遊戲的同時,「認真」想學點東西。他舉例說,瑞蒙.卡佛、楚門.卡波堤、費茲傑羅這些作家之中還躺著我非學習不可的東西。我想把它挖掘出來,成為我的東西。由此看來,翻譯對村上而言,既是遊戲,也是休養,更是一種學習。

村上為什麼能夠翻譯那麼多作品?從作家活動之始,創作與翻譯是並行的。1979年6月號《群像》刊登《聽風的歌》,獲群像新人獎時,村上說接下來可以好好翻譯了。二個月後,村上翻譯的費茲傑羅的〈哀傷的孔雀〉即登在《カイエ》(kaie)雜誌。

1981年開始村上陸續出版翻譯作品,到目前為止已出版的有瑞蒙.卡佛(Raymond Carver)、費茲傑羅(Scott Fitzgerald)、楚門.卡波堤(Truman Capote)、傑洛姆.大衛.沙林傑(Jerome David Salinger)……約有六十本(計算時間點不同,或稍有出入)。

最近村上有與好友前東大教授柴田元幸選擇「想再看一次」的十部作品,以「村上柴田翻譯堂」名稱由新潮社發行,預計今年內全部出齊。第一本已於今年四月刊行,村上翻譯的是美國南部女作家卡森·麥卡勒斯(Carson McCullers)的《婚禮的成員》(The Member of the wedding);柴田譯的是William Saroyan的《My name is Aram》。柴田說:並未考慮領域或整體的平衡。最重要的是兩人都喜歡的作品。其中有大家熟知的,也有被忽視的。

瑞蒙·卡佛現在在日本已是美國代表性作家,其實,追本溯源是村上於1983年翻譯了他的七篇短篇,登在《海》雜誌,日本人才得以認識這位作家。目前村上已翻譯了十五本他的作品。

從「村上柴田翻譯堂」的發行,看來村上的翻譯,不僅不會停止,而且還會加速。這次或許又捧紅了哪位「新作家」?在日本。光是翻譯,就足以讓村上留名了;而台灣出版瑞蒙.卡佛的作品,與村上春樹的重視卡佛應非毫無關係吧!

来源:联合报

阿潑/緬甸 站在十字路口的國家

 

阿潑/緬甸 站在十字路口的國家

陳鴻瑜《緬甸史》(台灣商務出版)

班尼迪克.羅哲斯《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八旗文化出版)

黛芬妮.史藍克《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聯經出版)

誰說革命者,反叛者,一定得一塵不染,

絕對效忠於信念呢?不,人終究也只是人……

翻讀緬甸相關的書之前,我都會忍不住想起昔日到泰緬邊境前,同行的醫生朋友斬釘截鐵地表示,她絕對不會稱緬甸為Myanmar,只會說Burma。我想起自己先前在日本節目上看到緬甸的日文說法是ミャンマー,顯示日本接受緬甸的國名為Myanmar。

國稱問題對華人世界幾乎不成困擾,因為早在西元1105年,中國稱這個中南半島國家為緬甸。但對外國人來說,這個由緬族掌權的國家是Burma,1989年,軍政府為了「避免種族至上」改名Myanmar,至此,緬甸的官方名稱也就改變。

但對緬甸的指稱,宛若個人政治意識試紙。尊重緬甸更名的國家稱其Myanmar,堅守反對軍政府的立場的國家只說Burma。美國國務院的文件,便仍沿用Burma稱謂,以至於2013年美國總統歐巴馬見到當時緬甸總統登盛,脫口而出的Burma就引起喧譁與話題。

因此,當我們閱讀《緬甸史》、《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與《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這三本書時,或許可在心裡做個簡單的分類:這是 Myanmar,或是Burma?這個問題並不難回答,後者的作者黛芬妮.史藍克便在前言直接表明:「這是一種選擇,但我選來毫不猶豫。」

《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讓「反叛者」如此立體

正如《緬甸:追求自由民主的反抗者》(The Rebel of Rangoon)這書名所展現的,史藍克書寫的是一群翁山蘇姬追隨者的故事,他們追求緬甸民主且反對軍政府。提到緬甸的反抗者,世人多半想到翁山蘇姬的身影,知道她是緬甸國父之女,卻遭軍政府軟禁多年。但史藍克不直接寫這名瘦弱的女子,即使她夠有名,夠具張力,她從翁山蘇姬身邊的人物帶出緬甸的各色樣貌,從邊境之地到納吉斯風災災情,以及監獄情景。他們有些是記者,有些是平凡小人物,因為不同原因,捲入緬甸歷史流裡,見證了半個多世紀以來緬甸的變化。

緬甸的政治社會,國際外交乃至於族群衝突,新聞控制與人權侵害,都是這些人物活動的舞台背景,透過他們的奔跑、躲藏、偷渡、學習或其他行動,展示在台前,讓觀眾理解緬甸社會歷史的各項細節。作者操作起來游刃有餘,讓這些歷史不顯得突兀與生硬。然而,卻也因為太多細節與內心描摹,過度煽情,讓人有閱讀小說的錯覺。情節真實或虛構的疑惑,雖然造成閱讀上的疑慮,但放在大歷史大社會敘事中,其實並不重要,尤其它降低這些人物的純潔度,藉著這些人物的心理與衝突,讓「反叛者」如此立體。誰說革命者,反叛者,一定得一塵不染,絕對效忠於信念呢?不,人終究也只是人。這些描寫由有社運經歷的讀者眼裡看來,一定過分「真實」。

《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以人權的角度出發

《緬甸:一個徬徨的國度》這本書的原書名是Burma: A Nation at the Crossroads,在十字路口的國家,國名則是Burma。這書名同樣反應了作者的立場態度。作為一個基督教組織的人權工作者,班尼迪克.羅哲斯沿著最殘酷之地而行,將軍政府的暴政帶到讀者的眼前。

此書以人權的角度出發,探索緬甸軍政府掌權製造的族群衝突、人權侵害與學運鎮壓等等問題。這種以普世價值、少數族群出發的言說,在台灣並不少見,過往賴樹盛、黃婷鈺等駐守泰緬邊境的NGO工作者的書寫,已完整呈現克倫族(Karen)的故事,並略略涉及緬甸內部問題。但內裡究竟如何?台灣讀者只能從網路或新聞上,得到類似軍政府暴政、番紅花革命鎮壓等等血腥印象,但幾乎沒有血肉。作為一個基督教組織的人權工作者,班尼迪克.羅哲斯沿著最殘酷之地而行,將緬甸糾結的問題帶到讀者面前。

為什麼書寫這本書?羅哲斯說得很清楚:「許多少數族裔正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只是走訪這些地區的外籍人士既寥寥無幾,他們也只能在無聲無息、毫無外援的情況下,默然承受這一切了。」但須提醒的是,作為一個基督徒,關注緬甸少數民族卻是十分合理,這不單單只是軍政府作為該受譴責,也因為這些族群在英國殖民時期,就受到基督教洗禮,甚至,也因為英國殖民政策與獨立協商後遺症,成為今日族群衝突的導火線。如果對緬甸全然陌生的讀者,讀這本書或許很快就進入那些爭鬥中,但卻缺少能夠依循的脈絡。例如,書中提到的「三十志士」是什麼?

《緬甸史》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緬甸史》書影 圖/八旗文化、聯經、台灣商務提供

 

爬梳「客觀歷史」

學者陳鴻瑜的新作《緬甸史》(A history of Myanmar)便是可以補足相關知識缺乏的作品。在東南亞史出版上,陳鴻瑜可說是老手,他曾寫過多本東南亞國家歷史,但學者寫書難免流於枯燥,讀來頗有教科書之感,讓人望而生畏。但正因為藉著各種資料爬梳「客觀歷史」,對各種爭議與事件的文字處理顯得輕輕淡淡,帶著距離,書名自然定位在緬甸官方名稱,行文不帶批判。

我認為,從歷史文獻資料中,跟著線性敘事,一步步理解今日緬甸的成形,是很重要的,如此才能清楚這些族群衝突自古以來的糾葛,也才能了解緬甸國族主義與獨立過程中的種種瑕疵與問題,當人們習慣樹立一個大魔王,例如軍政府,將罪責推給它時,其實是簡化自己的思考,人性很複雜,歷史也是,沒有什麼事情是絕對的一個原因產生一個結果,而歷史研究者的責任,就是在成疊的資訊中,爬梳出自己需要的觀點與論證。《緬甸史》像是一大本沒有引頭的文獻,留待讀者去淘取自己需要的材料。除此之外,我覺得國際議題由台灣作者書寫,最可貴之處,便是帶出台灣與這些國家區域的關係。緬甸和台灣的關係,只有台灣作者會去理清注意,「三十志士」就是其中一個答案。

 

来源:联合报

穷人与穷忙

 

穷人与穷忙

穷人与穷忙
福尔曼拍摄《穷人》书中採访的人物,图为柬埔寨贫民区的儿童与小狗。(八旗文化提供)
穷人与穷忙
图为哥伦比亚库库塔收容所中的难民父女。(八旗文化提供)
穷人与穷忙
图为美国阿拉斯加州「三个醉酒的人」。(八旗文化提供)

为什么有人会陷于贫穷?他们如果不穷会怎样?贫与富的意义是什么?美国国家图书奖得主福尔曼(William T. Vollmann)横跨亚非欧美等州,走访各地探索这个问题,他採访他们、爬梳他们的文化,记录他们的故事,结合纪实摄影,写出一部反思贫穷的报导作《穷人》,中文版甫在台出版。

写作横跨报导与小说,曾经着书探讨暴力、性别跨越等议题的福尔曼,这次把笔投向了「贫穷」──然而除了生动的採访记载,他更像个哲人不时自我诘问或询问各地贫民窟的穷人:「你觉得你穷吗?为什么?」

 
 

如果根据一般定义,「贫穷是在机会和际遇方面低于正常程度的悲惨处境」、「贫穷是指值得获得身为富人的我所拥有的一部分。」在日本,游民小山对于为何深陷贫穷的问题回答:「因为我没有工作。」泰国的清洁妇则说:「那都是命。」也有人说:「钱只去它去的地方。」

既是社会问题,也是哲学问题

福尔曼仔细描摹上百名他所採访过的穷人面貌、生活和他与他们的互动对话,然而书中他打破这些人物的分章,既从微观、也从宏观角度探讨这个普世议题;不论是内乱国家下的难民、经济穷困国家的贫民,或先进国家失业的游民,他们有共通的恶性循环的贫穷现象,也有各自不同的、盘根错节的社会与经济问题。

最后,他甚至以一整章描绘自己与住家附近游民的互动经过,开宗明义说:「有时后我会害怕穷人……我对本书定义中的穷人的害怕,是我之所以被定义为富人的一环。」

他的书有无数的问题,却没有明确的答案,福尔曼时而涉入、时而抽离,以冷静诗意的笔调,彷佛带领读者实际感受贫穷这个刺人议题的粗砺表面:「贫穷」是一个普世的社会问题,涉及政府与体制的实际作为;同时,它也是一个哲学问题,涉及人如何看待自我、信仰、尊严与情感。

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

除了《穷人》,同时间台湾推出另一本探讨美国「穷忙」现象的专书《穷忙》,作者大卫.K.谢普勒(David K. Shipler)为资深记者,他一样以田野调查式的採访,聚焦于美国国内的穷人,戳破「美国梦」的幻象,直指美国神话的无效,特别是,「在富有的国家里当一名穷人,要比在贫穷的国家里当一名穷人难受多了。」

相对于福尔曼迂迴深省的笔调,谢普勒则以有力的叙事,开宗明义直陈:「对于大部分在这本书里面写到的人来说,愤怒是一种奢侈。他们筋疲力竭、苦苦挣扎,薪资无法让他们远离贫穷,改善生活,而生活也反过来困住了他们,常被用来描述他们的词汇『穷忙』,根本是矛盾的,在美国,任何辛勤工作的人都不应该是贫穷的。」

他在书中呈现,一位单亲妈妈为了多陪孩子,选择只领社会救助金过活;一名幼保人员的薪资,低微到她无法将自己孩子送去自己工作的幼儿园;或者一位太太罹癌的丈夫,如何在医药费的压力下生活捉襟见肘。

在穷忙者的个人处境,他也同时採访了企业家、经营者、教育体系中的老师、医生等等,指出政策与体制的弊病,解开贫穷既有个人因素也有社会因素的真相。

天时地利人和,才能摆脱贫穷

从这些案例中,谢普勒点出了「摆脱贫穷、远离贫穷似乎需要完美的阵容以及天时地利的条件,先决条件包括了全副的技术、好的起薪、有升迁机会的工作,但还需要目标明确、勇敢与自尊、没有欠下大笔债务、没生病也没毒瘾、家庭功能健全、朋友诚实正直,还有私人或政府机构必要的协助。这一系列条件要是出现任何缺口,麻烦就会接踵而来,因为你穷,就表示你没办法保护自己。」

他探讨了贫穷所牵涉的工作、健康、住宅、甚至教养等面向,相对于贫穷的普世性,他则更聚焦在美国的文化与体制,试图找出这个不管从任何面向看来都是「富裕」国家的美国国内,那些被抛在「背面」的穷人,「在现实生活中,那是一个没有标记的区域,沿着逐渐宽阔地区,这片艰困区比社会上的一般认知更为广大。」

(中国时报)

G20前夕美國家安全顧問會晤中國人權人士

 

G20前夕美國家安全顧問會晤中國人權人士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珊·賴斯(Susan Rice)星期二(8月30日)在白宮會晤中國人權活動人士,討論包括宗教自由在內的中國人權問題。這是白宮第一次正式會晤中國人權活動人士。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敦促奧巴馬政府在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時提起人權問題。

白宮星期三(8月31日)發布新聞稿說,賴斯在會晤中強調,美國致力于保護全球范圍內的人權,并支持在中國捍衛宗教自由和其他人權的努力。賴斯還說,美國認為改善人權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而且人權問題將繼續是美中對話的一個議題。白宮在奧巴馬總統即將啟程前往中國杭州參加二十國集團峰會前夕舉行了這次會晤。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是參與星期二與賴斯會晤的7名中國維權活動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

“我們上周突然接到白宮的email(電子郵件)說,在G20峰會,奧巴馬總統去中國之前,希望了解一下我們關于中國人權的一些看法和一些案件,也想聽一下維權人士以及中國的政治反對者怎么建議奧巴馬在杭州期間要做的事情。”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北京一家餐廳里(2013年8月14日)

中國維權律師滕彪在北京一家餐廳里(2013年8月14日)

奧巴馬總統星期五將啟程前往中國,參加在中國杭州舉行的二十國集團峰會。峰會期間,他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會晤。中國人權活動人士敦促奧巴馬在最后一次以總統身份到中國期間,提起對中國人權的關注,甚至可以采取一些具體行動。

滕彪說:“我們提出了一些具體建議,我們希望奧巴馬和美國代表能夠會見中國的活躍人士,包括政治犯。在G20峰會召開的杭州就關押著三名重要的政治犯,民主人士,他們是陳樹慶、呂耿松和朱虞夫。……”

滕彪說,他們還建議奧巴馬總統和其他國家領導人發表有關中國侵害人權的公開聲明,建議總統參觀杭州的教會,呼吁釋放被關押的律師,維權人士,包括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劉曉波。

滕彪說,他們告訴賴斯和在座的其他美國官員,習近平上台后,中國的人權狀況持續惡化。律師被抓捕,新的NGO管理法,教堂十字架被拆,甚至G20峰會期間也發生了踐踏人權和擾民的問題,房屋遭到強拆,反對者被抓等等。

被強拆中的三江教堂(圖片來源:蔡淑芳)

被強拆中的三江教堂(圖片來源:蔡淑芳)

滕彪還說,奧巴馬政府執政期間,對中國人權問題上的關注和在中國人權問題上的努力并不夠。

美國對華援助協會的牧師傅希秋也是賴斯會晤的幾名維權人士之一。他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白宮這次正式會晤中國異議人士,似乎顯示了美國在對中國人權政策上的一個轉向,雖然步伐還不是那么大。他呼吁奧巴馬總統向前總統小布什學習:

“我在會晤中也提出,讓他學習布什總統做出的樣式,做出的榜樣,布什總統在任期間, 那都是在白宮,甚至在橢圓形辦公室與異議人士,世界各地的異議人士直接會面,并且列入他的日常行動表的重要一部分。從這點上來說,奧巴馬總統是非常令人失望的,到昨天也沒有做到。”

參與在白宮羅斯福大廳與賴斯會晤的還有在押的中國良心犯郭飛雄的太太張青、美國維吾爾協會主席阿里木、中國河南在押牧師張少杰的女兒張慧馨、中國NGO益仁平中心的前負責人陸軍、藏族僧人果洛久美以及兩名翻譯。

維權律師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基督教牧師張少杰的女兒張慧馨(右)接受美國之音專訪(2015年9月24日)

維權律師郭飛雄的妻子張青,基督教牧師張少杰的女兒張慧馨(右)接受美國之音專訪(2015年9月24日)

張慧馨在接受美國之音采訪時說,她主要向賴斯提到了中國宗教迫害的情況。她說,賴斯當時的一個問題是美國在中國人權問題上到底能起多少作用?

“賴斯有一個問題,她的問題就是說, 你看,我們美國也做了,政府也做了,也呼吁了,你爸爸還沒有放,雖然環境有所好轉。我們呼吁了也不放人, 問我們她還能做什么。我們有一些很不滿意,就說,你要去中國了,這是你一定要做的。沒有起到作用,肯定是你做的還不夠,我們要求她, 你要做更多。大概就是這些內容。”

對華援助協會的牧師傅希秋介紹說,在會晤期間,藏族和維吾爾族的代表講述了西藏和新疆少數族裔在中國的人權狀況。中國良心犯郭飛雄的太太張青主要介紹了郭飛雄案的進展以及其他類似的律師的狀況。益仁平中心的前負責人陸軍主要關注杭州在G20峰會期間,人權遭到踐踏的情況。

另外,星期三,世界維吾爾大會、國際聲援西藏運動、南蒙古人權信息中心,以及中國維權律師代表,向參加G20峰會的國際政要發出呼吁,批評習近平自2013年掌政以來國內的人權狀態急劇惡化,要求呼吁中方釋放所有良心犯。

同時,人權觀察等人權團體也致函G20 峰會領導人,呼吁他們敦促中國領導人結束對國內活動人士的鎮壓。

 

来源:明镜

劉仲敬/香港民族的林中路

 

劉仲敬/香港民族的林中路

◎劉仲敬 圖◎王樂惟

兩條小徑穿過金色的林地,

可惜我不能同時涉足

……

很久以後,我會在別處長歎,

追溯當年的路口。

──Robert Frost,〈未擇之路〉

  • 圖◎王樂惟

    圖◎王樂惟

「喬治國王陛下的忠順臣民」從發現自己是「我們美國人民」那一刻,歷史就變得不可逆了。格蘭維爾伯爵的讓步或許能使美洲的輝格黨反動派滿意,但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妥協都不可能讓美國人滿意。婚約條款和嫁妝分量的討價還價是一回事,強姦婦女又是另一回事。獨派和統派的任務難度天生就不平等,打破的雞蛋不大可能自己回到蛋殼裡面去。鬥爭的勝利對統派是不夠的,對獨派是不必要的。統派必須保證,沒有人對獨統問題感興趣。鬥爭只要開始,他們就已經輸了。無論鬥爭的結果如何,鬥爭的事實本身就是有利於獨派的。

從此以後,美洲民兵、英軍和法軍的成敗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邱吉爾所謂的第一大英帝國解體,已成定局。英國人及其盟友如果勝利,獨派在十三州自然無法存身。他們必然像後來的摩門教徒和布林人一樣,向英國人鞭長莫及的中西部大草原遷徙。荒野遷徙本身就是構建民族共同體的最有力刺激,足以形成不亞於「五月花號」神話的立國根基。歷史發生的唯一擾動,就是美國可能變成內陸農業國家或太平洋國家,用阿帕拉契邊界取代大西洋邊界。英國人既然失敗,就該輪到統派遷徙了。他們的遷徙等於將原先的殖民地搬到聖羅倫斯河北岸,把法語的加拿大變成了今天的雙語國家。

香港民族主義者

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

香港獨派只需要詳細追溯百粵文化和諸夏文化的古老分歧、鄉土共同體和大一統帝國的新仇舊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前因後果,就足以將民族史學的原材料升級為政治民族的立國神話。密茨凱維奇播種的地方,自然會有畢蘇斯基收割。兩者之間只需要一個極小的知識分子團體,像日本神社的祭司一樣忠心耿耿地守護民族神話的魂器就足夠了。只要時間足夠漫長,總會出現足夠多的機會視窗。迫害和失敗對他們的事業非常有利,冷漠和忽視才是他們最大的威脅。

共產主義者在長期歷史和短期政治兩方面,都極大地促進了獨派的事業。

共產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極端理性主義的解構學說,對其所到之處的社會生態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割草機留下的空地,自然容易填補。任何組織資源面對散沙社會,都會顯得格外強大。全世界後共產主義社會的顯著特徵,都是宗教(特別是組織力量強大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的爆發式擴張。同類的組織力量在西方社會和未經共產主義破壞的傳統社會,都會面臨更多更強的競爭對手。如果俄羅斯帝國存續至今,烏克蘭獨立肯定會困難得多。

共產主義的解構手段一方面製造了太多的敵人,另一方面又破壞了自身建立政治基礎的可能性。因此,針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獨立運動,較之針對正統君主的獨立運動,更容易贏得國內外的廣泛同情。西方國家和傳統社會的統派,照例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保守派。共產主義者如果不能摧毀類似的保守勢力,就不可能奪取政權和維繫政權,因此他們總是激烈的帝國解體派,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勝任帝國繼承者和保衛者的角色。他們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只能完全倚靠自己。猜忌會導致更多的暴行,反過來導致更大的猜忌。這是一場馬克白式的遊戲,回頭路注定跟來時路一樣血腥。

共產主義政權對一切異己勢力的排斥,客觀上必然有利於識別最易、成本最低的異己勢力。改革是困難的,解體是容易的。愛沙尼亞能等待塔吉克斯坦發展到足以加入歐盟的時候嗎?香港能等到駐馬店實現民主的時候嗎?如果你的計畫需要所有各方的配合,那你就已經輸了一大半了。獨派最大的優越性就是,他們只需要自己的支持就足夠了。香港民族主義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在最壞的情況下,無非就是失去自己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在海外建立種子基地,等待下一個機會視窗。

選舉制度和國會議席的鬥爭,內容本身沒有什麼意義,意義在於鬥爭本身,也就是鬥爭造成的劃界效應。

共產主義的統治力量在於地下組織,國家政權就是統戰機構。遠東共和國的領導人都是資產階級,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都是地主士紳。然而地下黨只要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命令議員的兒子牽著議員的鼻子遊街示眾。香港還沒有出現這種場面,原因不在於黨的議席不夠多(至少已經比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院的議席多),而是因為黨在基層的組織不夠強,以及大決戰的時機尚未來臨。小團體內部的操縱和審查,一向都比針對群眾的操縱和審查成本低。選舉都可以搞政審和甄別,議會內部有什麼不可以?你只要接受了統戰的遊戲規則,早晚會像遠東共和國的部長一樣走進集中營的。

歷史將保衛本土的重任

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

如果地下組織喪失了操縱社會基層的力量,政府和議會的壟斷權同樣也保護不了共產主義者。波蘭共產黨曾經規定,三分之二的議席必須保留給自己人。團結工會即使獲得自由選舉的全部議席,仍然注定是萬年反對黨。歷史沒有向這方面發展,是因為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完全控制了社會基層。任何名義上的統治者辦理任何事務,都沒法不跟他們交涉。波羅的海三國和高加索三國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兩年,人民陣線獲得了類似的地位。共產主義者的歌舞伎表演堅持到最後一刻,然而他們的腳下早已變成了流沙。

香港民族主義者需要競爭地下黨的生態位,而非政協委員的生態位。法律細節方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香港一向是行政主導的貿易城市,社會經濟生活完全倚靠官僚機構的能力和信用維持。官僚機構公開放棄信用,承擔政治審查的任務,說明香港的繁榮穩定已經押上了賭桌,不再構成天經地義的共同底線。從員警和公務員到法官和廉政公署,路途並不遙遠。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和司法系統將會愈來愈接近1940年代的上海工部局,聽任自由資本主義和法治的天堂淪為地下黨和黑幫的戰場。社會的極化和中產階級的流亡將會加速進行,將香港留給「身土不二」的草根階級和無路可退的地下黨。

地下黨很可能通過破壞中間派的議會路線,實際上發揮為淵敺魚的效果。香港地下黨是周恩來和潘漢年一手建立的,跟香港的商業寡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共產主義者的內部鬥爭當中,一直遭到紅區黨的猜忌和攻擊,因此無法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資訊和資源。共產主義者認為黨的政策是永遠正確的,任何失敗都是執行者的錯誤。目前,紅區黨占了上風。統戰系人員(尤其是港澳台統戰系人員)面臨工作組的整肅,隨時可能步潘漢年的後塵。

他們即使明知,也不能承認:在香港當前的實際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贏得勝利。如果你以避免失敗為目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不致明顯降低績效。如果你以爭取勝利為目標,就會大大提高成本而並不明顯提高績效。他們的上級好大喜功,懷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期望。他們如果謹小慎微,就會毫無必要地將失敗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如果放手折騰,至少能夠表現跟上級保持一致的忠心。「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一點一滴積累的匪諜和關係網,應該出來證明自己不是尸位素餐了。

香港市民很快就會看到,大批自己曾經深信不疑的公職人員和專業人員突然撕下客觀中立的面具。場面的壯觀只有上世紀60年代的左派暴亂和90年代的忽然愛國才能相比。泛民早就被滲透得千瘡百孔,即使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也不過如此。中產階級支持者的流失、和平改良空間的縮窄、自身信用的動搖,即使不致損害他們在建制內占據的份額,也勢必降低他們影響社會運動和基層組織的能力。社會愈是極化,建制本身的重要性就愈低。

香港民族主義者只有及時整合草根階級,才能避免香港重蹈上海的覆轍。他們沒有必要爭取勝利,只要確保鬥爭長期化就足夠了。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領導低成本的社會運動,不為即將過時的經驗所誤。歷史已經越過那些「知道太多謬誤」的老人,將保衛本土、構建民族的重任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我們不應忘記:愛沙尼亞的中學生拿起武器保衛祖國的時候,比他們還年輕。團結工會的代表步入圓桌會議的時候,比他們更加缺乏經驗。他們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天主教會的道義支持和美國工會的社運培訓,而在於共同體的有機聯繫。沉默的大多數期待自己的代言人,為時已經太久。

来源:自由时报

林德基/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林德基/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當我在那個小攤位上找到《小說》月刊後,我就相信,也是期待,在仰光的舊書攤是可以淘到寶的……

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圖/江長芳

回緬甸仰光找舊書 圖/江長芳

 

仰光尋書豐收之旅

回到緬甸仰光市的那天下午,在唐人區住家附近街道轉角,看到有人擺放一堆陳舊雜誌書刊,我心跳加速,腳步加快,生怕落後搶不到似的,跑到破損不堪的書堆前蹲下去。

是販賣二手雜物的小攤位。在舊手機舊電器零件堆裡,也擺放了一些英文、緬甸文、華文舊書。就在幾冊華文中小學教科書堆裡,我竟然翻到了一本1950年6月上海出版的《小說》月刊,趕緊討價還價,以緬甸幣三百元(折合約新台幣八元)購得。

上世紀末,與小攤位的偶遇,拉開我回緬甸仰光尋找老舊華文書刊的序幕。

1965年,緬甸全面關閉華文學校、華文報館,禁止華文書報發行,原有的幾家華文書店陸續收攤,華文書刊就此消失。在我的記憶裡,六○年代仰光市的中文書店有生活書店、寰宇圖書公司(寰宇書店)、國風書報社、陳作藩書店、海燕書店、宏益書店、人民書店以及一元書店。這些書店在六○年代都消失了,當年被迫收攤時,庫存的書都散了嗎?歷經四、五十年,在緬甸高溫潮濕氣候下,當年在人們手中流傳的華文書刊,有多少冊躲過「水、火、兵、蟲」 四厄,至今還保存著?當我在那個小攤位上找到《小說》月刊後,我就相信,也是期待,在仰光的舊書攤是可以淘到寶的!

有三件事給我找回舊書的信心:

在仰光,一位小學同學拿著十來本魯迅、巴金、冰心的書,在我面前炫耀他五十年的珍藏。

弟弟曾帶我到一家早年經營書店的民宅前,我悄悄往裡望去,有一面書架擺滿舊書,可惜主人不在,無法進入一探究竟。

有一天,我走過仰光廣東大街,就在攤販林立的路旁,突然有人鬆開麻布袋,倒出一堆書。走近一看,居然都是華文舊書,但有的汙損、有的殘缺,在那些書堆中,我翻到一本五○年代大陸出版的《臧克家詩選》,那位仁兄的麻布袋讓我有豐收的想像。

往返兩地的愛書人

上世紀六○年代,我在仰光華文學校讀中學時就喜歡買書了。當年仰光的書店以香港和大陸進口書刊為主,也因為在書店打工,對三○年代的中國文學、五○年代的香港通俗小說、六○年代的台灣少數文學作品及世界名著,有了印象,也會挑著買回家。

家裡有兩個三層的小書櫃,前後列兩排裝滿我購置的書,也有用小紙箱收著的。這些當年都留在家裡,沒隨我一起到台灣。離家二十六年後,緬甸開放觀光,我趕緊回緬甸「搶救」年少時的藏書,但已經遲了,許多書都被父親的朋友「借走」。還好,我在家翻箱倒櫃,至少找回二、三十本。香港出版朱子家著《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四冊、徐訏的四冊《江湖行》以及徐速《星星之火》的舊版本都還齊全,沒有殘缺。

這幾年,我持續從仰光找舊書帶回台灣,除了不放棄地在老家與舊識家翻箱倒櫃,也沿街找舊書攤尋寶。在仰光找華文舊書,有兩條路線,一條是市中心大街旁林立的家用二手貨品、手機零件等各式攤位裡,有時會出現幾本華文舊書刊。它們不是舊書攤,卻讓我有滿意的收穫;另外一條,就是新舊書攤雲集的「班梭坦」書街了。幾十家書攤沿街並列,相當壯觀,最是吸引外國觀光客和本地書癡前往尋寶。

美國記者艾瑪.拉金的《在緬甸尋找喬治歐威爾》,曾寫過這條「班梭坦」街(書中譯為「潘索丹街」):「書店鱗次櫛比,賣書報雜誌的小販幾乎占滿了每一寸人行道。目光所及之處全是書籍,它們要不是堆在地上,就是擺存在臨時的木製書架上……」並提到這條街還有另一個充滿感情的名字,叫「街邊大學」。在這一帶找到的華文舊書,多是五、六○年代香港和大陸的出版品,這兩年也可找到台灣租書店常見的言情小說;緬甸開放,一些台灣出版品似乎也慢慢跟著進入仰光舊書攤。

「班梭坦」街距仰光唐人區不到十分鐘車程,路旁排列堆放舊書刊的攤位,與台灣早年專售舊書的「牯嶺街」相似,我稱之為「仰光牯嶺街」。在「班梭坦」的舊書攤裡,我找到了一些華文舊期刊和幾本文藝小說,期刊尤為「豐收」:去年三月帶回香港出版、1956年創刊的《知識》綜合性半月刊和1957年創刊的《七彩》、1959年創刊的《青年知識》,以及大陸1957年出版的《中學生》、1959年出版的《少年文藝》等二十餘本雜誌和八本書。今年二月,更帶回十餘本《長城畫報》和《國際電影》等六○年代香港出版的電影畫報。

因為高齡母親住在仰光,我常回去陪伴,在舊書攤尋寶的機會不少,也頗有斬獲。我相信,上世紀六○年代在仰光市面流通的各種書刊,會繼續「復出」,等待有緣人。

来源: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