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難文學盧安達篇】房慧真／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

2004年，大屠殺發生十年後，法國記者Jan Hatzfeld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採訪殺人者皮奧。

皮奧不是軍人，也不是警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說，「我一時衝動幹掉第一個，什麼也沒想，儘管他是鄰居，就在我家附近。殺人的那一瞬間，我沒管他以前是什麼人，我打死的那個人，對我來說沒有親疏之分，不再是普通人，不再是每天碰到的人，他長得很像我認識的人，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他一直是我鄰居。」

1994年，盧安達的大屠殺在春天啟動，胡圖人殺害圖西人，從4月到7月，大約一百天的時間殺了一百萬人，平均一天殺一萬人，每小時殺400人，每分鐘殺6人以上。整個國家彷彿感染殭屍病毒，殺人，成了日常。

1994年5月10日是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的就職日，結束長達近50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產生了第一個黑人總統，當天，全世界有10億觀眾收看電視直播，非洲彷彿不再是野蠻與愚昧的等義詞，從來沒有像這天一樣，黑暗大陸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2500名記者從世界各地飛往南非，鎂光燈此起彼落，媒體渾然不知，在非洲中部的盧安達，劊子手每天朝河裡扔下5000具屍體，聯合國派駐於當地的維和部隊，頻頻對外求援，要求加派兵力止殺，國際間卻依然冷漠、無人聞問。

朝夕相處的鄰居，如何在一夕之間成了惡魔？回顧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深仇大恨，胡圖人和圖西人幾世紀以來比鄰而居，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樣的宗教，在1916年盧安達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前，胡圖與圖西族互相通婚，和平相處。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比利時人將身形較高瘦的圖西人，視為比矮壯的胡圖人高貴，從此有了尊卑次第，由圖西人統治胡圖人。

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

1957年，胡圖人發表宣言，反對圖西人長年的政治壟斷。政治動盪的交接點，在1959年，35年後的悲劇預先彩排，胡圖激進團體大肆屠殺上千名圖西人，殺人者沒有獲得任何制裁，1962年盧安達脫離比利時獨立，國家改由胡圖人統治，30多萬圖西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流離失所的圖西人，在1987年組成游擊隊「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簡稱RPF），準備回到盧安達爭取生存權，1990年內戰開始，RPF每次進攻，就刺激胡圖人殺戮境內的圖西人以洩憤。1992年7月，RPF同意停火，8月，交戰雙方在盧安達周邊四國領袖的見證下，正式簽署阿魯沙和平協議，希望能終止三年內戰，並讓圖西難民能回家，胡圖人將和圖西人組成聯合政府。

 

和平在望，充滿希望的時刻，卻也是暗影孳生的開始，部分胡圖人害怕圖西人回來分享權力，從前曾殺害圖西人的胡圖人，也害怕遭受報復，開始散布仇恨的毒素。

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經營媒體，盧安達人閒暇之時喜歡聚集在空地，一起收聽廣播節目，激進胡圖團體「阿卡祖」（Akazu），正是千丘自由廣播電台的大股東，因此除了廣受歡迎的娛樂音樂節目，還有不斷將圖西人醜化為「蟑螂」的歧視性言論。

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一如納粹也曾成功塑造無形的偏見：讓人將猶太人與吸血扁蝨聯想在一起。

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屠殺中起了很大作用

帶有劇毒的語言中，殺成年男子被稱為「清除灌木」，殺婦女兒童則是「拔毒草根」。除了正規軍隊之外，還有新成立的民兵組織「聯攻隊」（interahamwe），盧安達語為一起工作的人，殺人不過是社區服務（umuganda），在日後的大屠殺中成為殺人主力。

 

毒語言如蒲公英的種子，隨著廣播節目的放送，飄飛到各個角落扎根，仇恨與日俱增。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的班機被飛彈擊落，至今仍查不出擊落班機的真兇，但廣播電台隨即發布了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圖西叛軍幹的！」播音員不斷在廣播內放送圖西「害蟲」的名字和住址，煽動群眾群起捕殺。

謠言的、仇恨的、非理性的大浪襲來，知識分子、地方名人非但沒阻擋，反而也加入了煽風點火的行列，在屠殺發生最為慘烈的基布耶省，就是由省長主導：「圖西人是一堆汙穢物，什麼都不是，我們要進行打掃工作。」省長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大字不識的蒙昧「酋長」，省長來自農家，憑著苦讀得到醫學院的獎學金，在從政之前，他是一間醫院的院長，憑著名望當選首長。

研究種族清洗的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發覺，看似野蠻的屠殺，其實有著文明世界的競逐性質。省長的殺戮，是為了「追名逐利」，害怕圖西人回來後會分一杯羹，Michael Mann說：「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大屠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飛機失事的第二天，4月7日，千丘自由電台激情地吶喊：「墓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做善事，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大屠殺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圖西人大批死於路障前，經過檢查哨要出示身分證，標記為圖西人的就地殺害，有些沒有帶身分證件的胡圖人，只要體態高瘦像圖西人，也被殺害。

殺人並非像納粹建造集中營那樣，在隔絕的環境中無聲無息地發生。殺人且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眼前發生，維和士兵不僅只有區區幾千人，且奉命要保持中立，不得干預「內政」，加害者甚至樂於在無能的維和部隊「注視」下殺人。

整個國家都成了附魔者，除了政治派系、軍人、地方名流菁英，但也有大批普通的胡圖人，以組織鬆散的民兵樣貌出現，失控的殺戮能不斷蔓延出去，就來自於這些沒有軍紀管束，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普通人。

加害者與被害者，大多是相識多年的同事、鄰居、師生。醫生殺害病人，丈夫殺掉妻子，老師殺死學生。日常生活幾乎天天照面的人，長相如何？有沒有說過話？興趣嗜好是什麼？早已隱沒於「蟑螂」的害蟲圖騰下，廣播裡的仇恨叫囂，成了每個人腦中的幻聽：殺—無—赦。

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殺人可以隔著一段距離之外（丟手榴彈），可以居高臨下（戰鬥機轟炸），也可以由機械科學代為執行（毒氣室與焚化爐）。大部分死於大屠殺的圖西人，卻都是近身被農具砍死，一刀先砍向腳踝的阿基里斯腱，使其無法逃走。殺人早有預謀，早先，激進團體從中國進口了幾十萬把的非洲大砍刀和鋤頭、斧頭、長柄等「農具」，僅僅非洲大砍刀的數量，就足夠裝備全國三分之一成年男子。

農具成了殺人工具，於是殺戮這件事，便從專業化的軍人手中釋出，當整地的大砍刀發下去後，沒有人能豁免於「兇手」的職責。

普通人中，有人熱血激昂，第一次殺人就上手，然而更多的是怯懦不敢動手之人。用一把霰彈槍掃射，一個人一次可殺死2、30人，用一把刀，一次只能殺死個位數的人。盧安達大屠殺卻願意不要效率，只求將鮮血儘量沾染到每個人手中。

將砍柴的大砍刀交到猶豫不決的人手裡，將巨大的邪惡攤分給每個人，一位士兵回憶：「每一個人手上都必須沾血，這樣就沒有人會受到責備。平民不能只是旁觀，日後他可能會譴責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幫忙』殺掉至少一個人，到了第二天，這對他就成了一個遊戲，不需要再催促他了。」

盧安達大屠殺，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

將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士兵向孩子粗暴地扔石塊，好激發出他們的鬥性，一起拿刀加入殺戮的行列。稚嫩的娃娃兵從11歲到14歲都有，殺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為了晉身於同儕之間，不想被瞧不起，所以11歲的男孩也要脫下褲子，去強暴年紀足以當他母親的圖西女人。一位受害者事後回憶：「看著一個年幼的孩子強姦我，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

大屠殺的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圖圖大主教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參觀，「裡面塞滿了疑似參與屠殺的人，他們幾乎都是胡圖族人，有婦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還有教士、修女、教師和律師。監獄擁擠不堪，有些人因窒息而死。」

殺人者說：「你永遠看不到大屠殺的根源，它深深埋在嫉恨裡，一代又一代的不和，我們是繼承這些的最後一代人。」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来源：联合报

 

 

張鐵志／狄倫與垮掉的一代

 

 

中华民国笔会会长黄碧端访谈：讓我們記得那樣的歲月

1980年我在多年的暌隔後回到台灣，

街上看到的都是神色和悅的臉，

新知舊友都對台灣充滿信心，沒人想到要分本省外省，

那是台灣終於建立的美，當中有自信，有包容，有共享。

那也是兩岸長久隔離分散，

終於要開門相見的前夕……

對未來悲觀者，該如何自處？

問：黃女士：您好。很久沒在副刊上讀到您的文章了，近讀〈五本書裡的時代倒影〉非常驚喜。您把對歷史、時局的看法，客觀平靜地以五本書連貫起來。經您提醒，我也去找那五本書來閱讀。想請問，在這個時代裡，對時局，對台灣的未來悲觀者，該如何自處？（落楓）

答：聽起來，提問的朋友對台灣的未來似乎是有點悲觀的。

就大歷史來說，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中經過無數酷烈的天災人禍、戰爭殺伐，但終究還是能一再從谷底翻身，創造新的盛世。從這個角度看，我們不必太悲觀。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見，每一個時代的流離困苦，對人的整體影響都是深遠的。且不說那當下有多少人命如草芥灰飛煙滅、多少不公不義無人過問；我們想想孟夫子說的「凶歲子弟多暴」，他的意思是，景況不好的年頭（凶歲）人性的善面是難以彰顯的。華人在外人，尤其是西洋人的刻板印象裡，多少偏向狡猾貪婪，便是因為在近代中外有較多接觸的過程中，也正是中國戰亂頻仍、民生困苦的階段，人性的陰暗面容易顯現。

難得台灣經過這半個多世紀的承平和富足，終於建立了一個基本上富而好禮的社會，這在7、80年代兩岸在四十年隔離後終於有機會對面接觸時，對岸剛從文革的大摧殘中走出來，而我們的教育體系中一直維繫著文化傳承、從中踏踏實實地創造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人的談吐舉止立刻看出不同。那個時刻，兩岸看見的都是台灣在文化建設上的成果。

但接下來這二、三十年，我們開始自我撕裂、自我揚棄，如果我沒有讀錯，提問者的悲觀恐怕落在這自我毀棄的徵兆上。而這點，我得承認我也不敢樂觀。

我們必須對自己的傳承有信心，當年如果不是文化中的禮節教養信念仍相當牢固，我們能從民國四、五◯年代的困窘和風雨飄搖，走出小康、完成經濟建設嗎？我深度存疑。

現在對岸在強大的經濟力支持下，很多方面都看得出正努力在彌補失落的文化能量，若干年後，會不會兩造相會，面目談吐顛倒過來了？

文化傳承建立不易破壞卻快，一定得珍惜守護。提醒我們的執政者，也提醒我們自己。

問：碧端老師您好：

老師曾在《文學四季》廣播節目中訪談了許多編輯與出版人，想請問老師，在與許多受訪人談論過後，對於台灣出版業是否產生新的見解？（桃園／海丸）

答：我對台灣出版業並沒有「舊」見解，所以很難變出「新見解」──對不起，開個玩笑。

讀書讀報的人都關心出版，而出版，因為資訊流通工具的形式和速度廣度這些年來變動驚人，文學出版也非得隨之因應，這是事實。我在今年春季教育電台《文學四季》節目中，和十二位文學出版界的資深主持者各有一場訪談，感受到受訪者在努力維持「文學性」的同時，幾乎都要跨界和別的工具結合。最明顯的是和網路、影音、時尚、生活、面對面的現場……作鏈接。這個趨勢大概是不會改變的，只要資訊工具繼續發展，文學定義的趨於多元幾可說無可逆轉。剛剛公布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首度落在主要身分是歌者的Bob Dylan身上，也可說是這個趨勢的最大顯像吧。

作答到這兒，忽然想到這個廣播節目是「趨勢」教育基金會支持播出的，還真有道理呢。

有無自己的「手工藝時間」？

問：黃老師您好，看過一個報導，石器時代的人從事石斧等工藝時，腦中掌管語言的區位格外活躍，因此科學家推論，製作器具等工藝，可能促進了語言的演化；想請教黃老師，寫作知識文章之餘，您有無自己的「手工藝時間」，它們起了什麼樣的作用？（台北／紫蘇）

答：我相信越不「做事」，腦子就越停頓。至於從事工藝是不是腦中掌管語言的區位就會格外活躍？這我不敢說。很多地區的土著原民都做出很好的器具或編織，但卻從未發展出語言當中的書寫系統，「促進語言的演化」在這點上似乎看不出太明顯的關連。

要使「語言區位」活躍，最有用的應該是用閱讀增加語言素材和思考的內容，用與人對話增加口說應答的能力，用聽正確的語音矯正自己的發音吧。

至於我有沒有「手工藝時間」，不好意思，沒有。但我喜歡動手做東西是真的，從前做過一點陶藝；在國外念書時也常把舊書店買到的好書，自己動手重新裝幀起來；維持得最久的嗜好是蒔花養草，但這些年一直忙碌不堪，腳下也沒有一吋自己的土地，只能在窗邊種點小盆栽，聊備一格而已。

還有，是的，去年我去做了一點木工，下面有個發問者正好問的是這個問題──

問：碧端老師妳好，先前曾在老師臉書上看到您在木工班完成了兩個小檯子，請問如此勞動、手工藝的經驗是時常穿插於您的生活中嗎？製作的過程中，帶來什麼樣的感受與調適？（花蓮／李雲常）

答：前面說了我的一些手作經驗，成果其實很有限，大部分時間都在忙別的事。但我真的尊敬那些能做出好看的、精巧的或好用的東西的人。「奇技淫巧」的下一句是「以悅婦人」，典出三千年前的《尚書》。你看，那麼古早的典章就注意到「婦人」喜歡漂亮東西了，當然話是用來罵她旁邊的壞國王的。他們不知道後來有很多不錯的帝王也都喜歡「奇技淫巧」之物，才使我們故宮有那麼多驚人的寶藏！

做木工是我從年輕就想的事，光是相關的書就蒐羅了不少，當然都是紙上談兵。前年完全從公職退下來，去年終於去報了木工班的名，上了半年課，最後得意地做成兩個小檯子，一個自用，一個拿去給媽媽看報紙用，還真把她嚇了一跳。

（她問我的第一個問題是，「你要用鋸子鋸嗎？」我說「當然要啊，我光磨刨刀、剉刀就磨了一整天呢！」)

但我得承認木工太難了，也許也因為我實在開始得太晚，那是需要體力、專注力、極度細心和耐心的工作。我上完一期課的心得是，一個能設計並完成一個大木作的人，去治理一個社區應該不會太差。

 

對有志投入翻譯領域者的建議

問：您擔任中華民國筆會會長後，曾舉辦「在台國際生翻譯研習會」，隨著國際學生開放交流的風氣日漸興盛，對想學中文的外籍生，和有志投入翻譯領域的台灣學生有什麼建議？（台中／陳某）

答：過去幾年台灣的活路外交使我們在國際交流上大有進展。2013到2014年我回教育部擔任次長，國際兩岸司也是我的業務，見證在同仁努力下外籍生數目大幅增長的成果。2008年來台外籍生僅萬餘人，2014年的統計已逼近九萬。

2014年我卸下公職，未久被中華民國筆會選為會長（其實就是筆會頭號義工的意思啦）。筆會是1928年成立的，自首任會長蔡元培迄今，快百年歷史了，在台復會後，1972年林語堂先生任會長時創刊了至今未曾間斷的《台灣文學英譯季刊》（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這本季刊四十四年來儘管維持得很辛苦，但在選文、翻譯品質上從不打折。

擔任會長後我想到一件事，就是我們招徠了這麼多國際生，他們分別在不同領域就學，但即使是來學華語的，恐怕接觸到台灣好文學的機率也不高。筆會所出的季刊正好可以扮演一個引路角色，用翻譯和原作並讀的方式，邀請外籍生來參加研習。這個研習今年辦了兩梯次，一次在台北一次在台中，都得到非常好的回響，現場便有提問的外籍生說若非參加這研習，她可能兩年後念完書回去，都沒機會接觸到任何台灣文學作品。我聽了真是安慰。

筆會明年還會辦理這樣的研習，當然也希望埋下的種子當中，這些外籍生有人對華語文維持鑽研的興趣，將來成為華文學者或翻譯家。

人文與理工何者有用之辯

問：黃教授：您從民間到公部門長期推廣文化與教育工作，近年常出現人文與理工何者有用之辯，您有何看法？（台北／葉語志）

答：天生我才必有用，哪有一門學問是「沒用」的呢？您的問題會不會是學人文或理工的，誰當總統或閣揆比較「有用」？

我們容易想到李國鼎是學物理的，孫運璿是學工程的，尹仲容是學電機的，他們不僅對台灣的經濟發展和建設貢獻很大，立身處世也嚴謹自持，廣受國人的尊敬和懷念。

但我們也不妨想到，學法政的陶百川樹立了剛正不阿的柏台典範，學文學的葉公超在國家風雨飄搖之際是我們在國際上折衝樽俎的出色外交官，學法律的陳定南奠定了宜蘭環保立縣的堅定方向，學農的黃大洲替台北開拓了城市之肺──我的好些朋友每次去大安森林公園散步都感謝他。……學什麼看用在哪裡，更看他的能力、品格、見識、氣度，擔不擔得起所從事的工作。所以，人文或理工也許不是區別的要件，您同意嗎？

台灣早已成就的美是什麼？

問：黃老師：您在《期待一個城市》中說：「我衷心期待一個屬於中國人的、有文化風格的城市。」如今，二十年了，這個期待中的城市更近了？還是更遠了？您會如何描述我們所在，所愛的台北？（老讀者／楊樹英）

答：台北是我長大的城，感情上自然是愛，甚至偏愛的。在華人的大城裡，台北歷史不長但相對保存得還好；文化活動的密度，放到全世界都可排前幾名，至於文化人口，在平均水準上應該是超過任何其他華人大城的。

我自己開車常常迷路到處亂轉，但因此會去到一些不常走的台北，別有「見地」。台北的巷弄太無邏輯（所以迷路不全是我的錯，呵呵），但託更新不易的福，到處有記憶；近年文創風起，更往往不留心就撞見創意。

但樹木千萬只能多不能少，建築的屋前屋後能多一些花草就更好。我在南部住過的時間也不短，見過地方政府為了停遊覽車，把百年綠色隧道中間大樹砍掉幾百公尺；修路樹時，整排樹修成一根根插在路邊的大鉛筆，看到恨得想去衙門丟雞蛋。

台北幸運些，這樣的事沒見到發生。

問：碧端老師好，說起「台灣的美學」，一般人會先想到可以更努力的部分，但我很好奇，您心中台灣早已成就的美是什麼？而我們一般人又可以怎樣在此基礎上，將之發揚光大？（烏龍美）

答：台灣最美的應該是它的多樣，是的，多樣。

從原住民到四百年前開始的閩客移民，到曾統領過的異族留下的影響，到1949年來自全中國大陸35行省的人口人種大薈萃……，他們的背後且都有無數故事。這是人文的多樣。

台灣地貌複雜。億萬年地表板塊位移形成的高山大壑、平疇河川，加上四圍的海洋……地貌的多樣和草木魚蟲物種的豐富，台灣都占世界前茅。這是地理的多樣。

從這個多樣中我們成為一個很聰明的群體，把書讀好的很多，把農作研發好的很多，還有把菜做得很好的、把詩寫得很好的、把舞跳得很好的、把畫畫得很好的、把刀開得很好的，……，而且共榮共享，相待以禮。三、四十年前，我們的努力漸漸使自己成為一個富足的國度。1980年我在多年的暌隔後回到台灣，街上看到的都是神色和悅的臉，新知舊友都對台灣充滿信心，沒人想到要分本省外省（也分不太出來了，人人講台式國語），那是台灣終於建立的美，當中有自信，有包容，有共享。

那也是兩岸長久隔離分散，終於要開門相見的前夕。等到終於開門，我們被看見的是我們最美最被稱羨的面容。

讓我們記得那樣的歲月，拾回包容的心、給彼此溫暖的笑容，也拾回努力奮發的志氣吧。那當中就是台灣的美。

 

来源：联合报

 

“六四”作家廖亦武再獲德國獎項

旅德作家廖亦武獲得德國霍恩舍恩豪森獎（Der Hohenschönhausen-Preis），該獎由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博物館基金會創立，表彰他為記錄中國文革歷史、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所做的努力，以及付出的個人代價。

今年的頒獎儀式將會於11月28日舉行，獎金為7000歐元，屆時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亦將出席。這獎項是廖亦武在德國獲得的第5個獎項，包括德國最高人文獎—書業和平獎。

来源：自由亚洲

 

時間‧空間與人間（二）

1985年之後，源於我在自立晚報的工作改變，1987年由副刊主編轉任報社總編輯，工作量繁增，責任加重；而當時的台灣也處於開始劇烈而快速翻身、轉變的大轉捩期，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解除戒嚴，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社會運動頻繁。這兩個因素，都使我沒有餘閒、也沒有餘力寫詩。再加上1994年我原來服務的自立報系經營出現問題，我的人生面臨巨大轉折，我乃考入政大新聞系博士班，從學徒開始我的研究生涯。這樣的轉折使我詩作銳減，直到2005年才出版了新的詩集《亂》，算起來這本詩集總共寫了16年。

《亂》是我詩探索的第三個段。有別於前兩個階段的形式堅持，在這本詩集中展開的是和台灣社會進程呼應的新的語言策略。我已不再執著於「純」中文、「純」台文的書寫，從生活中，也從日常的話語中，我嘗試以更符合台灣後殖民語境的「混語」（Creole）書寫來呈現解嚴後台灣的社會真實。解嚴後的台灣，華語和台語相互對立的語境已然不再，雙語（乃至三語）混用的現象在各個場合自然可見，於是我試圖將這種可稱為「新台語」的語言放入詩作之中，既對應時空，也反映新的語文，例如〈咬舌詩〉，就混用華語、台語，讓兩者融容於一；例如〈發現□□〉，我以□□做為符號的置換與虛擬，寫台灣的認同混亂和國際社會的缺席；例如〈一首被撕裂的詩〉，寫二二八，我將詩句特意斷裂，隱喻歷史記憶的斷裂和史料的闕如（均以□□□□□出之），容得讀者的拼貼與鑲嵌……。

一如詩集名稱《亂》，我的詩、我的人生與書寫時我所身處的台灣社會，也都是一團混亂的。這個階段的我的詩，就是我和變動的台灣社會亂象的對話，是我以詩映現我所處的時間、空間與人間的聲軌。詩集出版時，我已半百；詩集出版後，於2007年獲得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想到13歲時讀的《離騷》，〈亂〉在末章，這才驚覺，我的人生之路、我的詩探索，居然早已前定，迴環在土地／歷史／社會／政治／人民的歧路之中，追索一頭白鹿。

慚愧的是，以半生時光書寫，僅得《十行集》、《土地的歌》、《四季》與《亂》這四本比較滿意的詩集，只能說自己歲月荒弛、大夢愧殘了。這四本詩集，清晰標誌了我在三個不同階段中探索詩路的里程，題材、語言都各自不同；相同的是，它們都是我環繞在這塊土地的思維上，出之以詩，對時間、空間與人間的真實映照。更進一步說，這四本詩集儘管語言技巧上可以看到現代主義的洗禮，但在美學上或精神上則都指向現實主義，而我至今仍以此為標竿，持續奮進中。

另外一個共同點是，我年輕時期執著的格律與形式，也仍延貫在多數詩篇之內，不僅是作為一種區辨，同時也是作為一種特質。我的詩，多半流動著語言的韻律，為不同的作曲家青睞，即使是敘事性甚強而又出以台語的《土地的歌》，已有簡上仁〈阿爸的飯包〉、蕭泰然〈阿母的頭鬘〉譜曲傳唱，另有十首左右由作曲家石青如譜曲，由福爾摩沙合唱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唱；寫於《亂》中的台語詩〈世界恬靜落來的時〉，發表至今，先後有冉天豪《渭水春風》音樂劇、劉育真、游博能、黃立綺的合唱曲，以及三位學院派作曲家賴德和、潘皇龍與陳瓊瑜的藝術歌曲詮釋；另一首〈秋風讀未出阮的相思〉則由冉天豪譜曲，獲得金曲獎傳藝類最佳作詞人獎。音韻的錘鍊、調節與掌握，是我寫詩一貫的自我要求。

從2005年出版詩集《亂》迄今，又11個年頭過去。在這個階段中，我的詩選譯本分別由日本學者三木直大日譯為《乱：向陽詩集》，由東京思潮社出版（2009）、美國漢學家陶忘機（John Balcom）英譯為《Grass Roots》，由美國Zephyr Press出版（2014）。而我的生活已在學院之中，相較於前兩個階段置身於媒體，參與並觀察台灣政治、社會的巨大轉捩，學院的生活規律而欠缺刺激；加上台灣民主政治漸趨穩定，認同問題也已不再如解嚴前後那般對立，我的詩探索也開始轉向台灣土地、自然與景觀的書寫。在我名之為「地誌詩」的詩篇中，通過詩，我希望能夠不僅書寫台灣各地方的地貌地景，同時也深化隱藏於地貌地景之後的歷史與人文。詩，作為與空間的對話，不只觸探空間，而同時又能深掘時間的紋路與人間的悲喜。目前這一系列的詩作已大半完成，相信近期內應可出版。

我已準備多年、尚待著筆的，則是22歲時接受聯合副刊編輯田新彬訪問時發下的豪語，以台灣史為背景，寫出一部長篇敘事的《台灣史詩》。這是我的自我砥礪，也是對個人詩探索路程的最華奢、最嚴肅的夢想。1979年我以霧社事件為底本寫的敘事詩〈霧社〉是篇試驗之作，此後即無他作，真是慚愧。從《離騷》啟開的詩門，經過半世紀的詩途跋涉，現在應該也是我拚搏餘生，完成這個夢想的時刻了。(2)(全文完)

 

来源：中國時報

 

時間‧空間與人間（一）

台灣的新詩發展，從1920年代算起迄今已近百年，百年來各個世代的詩人和他們的詩作，共同蘊蔚了一方特屬於台灣的詩的蒼穹，眾星閃爍，各有各的光點；在不同的年代中，詩人以作品彰顯他們自身的位置，書寫他們內在的情意志，傳布他們和歷史賽跑、和時代競走的美學信念和創造。

在這座星空下，作為一個出現於1970年代的寫詩者，我個人在詩創作上的表現，相形之下是卑微的。儘管13歲時我背誦並抄寫屈原的《離騷》，幼稚地發願，要以一生來成就詩人之夢，並在其後顛躓半生，寫了一些作品；老來自我檢視，甚感汗顏，自知漫漫長路，仍需上下求索。

我出生於1950年代台灣的中部山村，鄉民多務農，以作山、作林、作茶、作田為業，六歲時父母在小村街上開設「凍頂茶行」，半爿賣茶、半爿賣書。從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大量閱讀店內販售的書籍，無分古今、中外與雅俗，因而提早開啟了我閱讀與接觸文學的視窗。國小畢業時，店中所賣之書已無法滿足我的閱讀慾望，轉而以閱讀書目、劃撥購買方式，向台北市重慶南路眾多書店、出版社郵購新書，以文史哲三類為主要範圍。年少時的閱讀經驗，多少奠定了其後讓我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基礎。

從1950到1960年代的台灣，百廢待舉，是典型的農業經濟社會，但在政治上則是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的年代，舉凡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盡遭限制，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當然遭到剝奪，更無論集會及結社自由了。因此，從小學到高中，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黨國教育，熟知於中國而盲視於立足的台灣。直到大學之後，半因閱讀範圍的駁雜，有機會接觸禁書，半因有意識的詩創作與發表，而開始質疑我所接受的黨國教育內容，並逐步走回生身的土地，認真思考我的詩和土地、人民與社會的關係。

1973年9月，我從貧脊的山村來到台北，進入中國文化學院日文組就讀。大三時我已擁有粗淺的日文閱讀能力，在圖書館中接觸到日治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雜誌，讀到追風、楊華的詩，賴和、楊逵的小說，方才知道日治時期的台灣自有一個新文學傳統，而非僅止於「五四文學」的傳統；其後繼續閱讀，又發現早在1930年代的台灣，就有左翼作家鼓吹「台灣話文」，要在日文和中文的細縫中寫出台灣人的語言……。這些「發現」，都讓當時仍相信黨國神話的我受到震撼，因而對我的詩創作和這塊土地歷史的關係有所反省。

正是在這雙重的省思下，我以嚴肅的心情面對我的書寫。1975年9月，我被大學詩友推為華岡詩社社長，也同使展開比較有系統的詩創作與發表；1977年4月，我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初步展現了我當時的創作成果和省思。

嚴格地說，《銀杏的仰望》只是一個年輕寫詩者學步的初階，但其中有兩輯作品則相對鮮明地昭示了我對當年台灣詩壇與政治正確的「反動」：一是違逆當時現代主義反格律、反韻律主流的「十行詩」，另一則是違逆當時國語運動不准說、寫方言禁忌的「方言詩」書寫。

對當時年輕的我來說，「十行詩」有我少年時期迷戀《離騷》，其後接續《詩經》、古詩、唐詩、宋詞、元曲的印記。從閱讀與背誦中國古典詩詞的經驗中建立起來的素樸詩學，提醒我，當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現代詩」反格律、反韻律的「現代主義」主流未必為是，因而執意反其道而行，去實驗一個在形式上有所約束、在語言上錘鍊音韻的新的現代詩。從寫於1974年的第一首〈聽雨〉開始，直到1984完成的〈觀念〉，前後約十年，共得72首，最後統整為《十行集》出版，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較不一樣的特色。

「方言詩」置於1970年代的語文情境中，則是更大膽的「反動」，那是一個只能稱為「方言詩」的政治環境，台語受到禁錮，非獨文學創作，就是流行歌、布袋戲亦然，更無庸說大眾媒體(在文學為副刊、文學雜誌)。當年我寫台語詩，一開頭的思維其實相當單純，就是「想藉詩來代父親說話，來探詢父親的生命」，以我的喉舌說父祖的語言，以我的筆寫父祖的詩，因此雖然面對詩稿不為主流媒體刊登、幾乎無處發表，依然樂此不疲；雖然接獲政治警告，也依然無所畏懼。這一系列的台語詩，從1976年在《笠》詩刊發表的《家譜：血親篇》，到1985年發表的〈在公佈欄下腳〉，合共36首，集為《土地的歌》出版，也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相異的詩風。

對我來說，十行詩和台語詩是我在詩的路途上的第一階段探索，如鳥之雙翼，缺一而不可。十行詩延續的是來自中文的文化傳統，台語詩則試圖追溯並深化台灣的語言與文化傳統，連同台灣土地的認同──在我年輕時期的詩的探索道路上，這兩者都是滋養與灌溉我的文學生命的要素。

我的詩探索的第二個階段，與1985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有關。當年9～11月與來自不同國家作家接觸的經驗，讓我開始思考作為一個台灣詩人（而非單一詩人）的特色為何的課題。我決定以「四季」為主題，以在台灣民間仍屬季節辨識符號的24節氣來寫詩，表現「台灣這個大洋中的島嶼，所能奉獻給世界的獨特的風土色彩」，並表現1980年代台灣的多重形貌。1986年，以《四季》為名的詩集在台灣出版，其後分別被翻譯成英文（陶忘機譯，全書）、日（三木直大譯，部分）、瑞典文（馬悅然譯，單篇），多少說明了這個探索我的詩與台灣風土之關聯的嘗試是可行的。

我的四季詩，基本上是前階段十行詩和台語詩創作的融會與轉化。收在《四季》的24首節氣詩作，每首均為兩段各十行，維持著我對格律形式的偏愛，題材則延續《土地的歌》，以台灣的風物、自然、環境、都市、社會、政治……為對象，或歌詠、或鋪排、或反諷、或直陳，來寫1980年代的台灣土地的歌。如果說，十行詩和台語詩是我對文化和土地的探索，四季詩就是我對台灣的歲月(時間)容顏的刻繪。其中有著時間、空間和人間在我的詩中映照出來的影像。（1）

（第三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於10月22日舉行）

(中國時報)

 

狄倫不讀不回…諾獎放棄聯絡

「相信他會出席頒獎」

〔編譯孫宇青／綜合報導〕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破天荒榮獲今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在全球文學、音樂界都引起熱烈的分析和討論。然而，自十三日獎項公布以來，狄倫一直未回應獲獎一事，瑞典學院十七日已放棄與其取得聯繫，但仍相信他會親自出席十二月十日的頒獎典禮。

有「詩人歌手」美譽的巴布．狄倫，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至今，首位憑藉「歌詞」摘下桂冠的得主，頒授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認為其創作的歌詞「表現手法新穎、富有詩意」，獲獎實至名歸。不過，有別於獎項公布後在各界引起的旋風式熱議，狄倫本人始終保持沉默，即便在公開演出場合，也對得獎一事隻字未提。

據悉，十三日宣布獎項當晚，狄倫正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演唱會，隔日則在加州印第奧（Indio）參與「沙漠之旅」搖滾音樂節，但兩次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然而，在十四日的音樂節上，狄倫特別以「Why Try to Change Me Now？（為何現在試圖改變我）」一曲謝幕，讓外界紛紛猜測，這可能是狄倫對該獎項的真實心聲。

相較於狄倫的不動如山，瑞典學院則持續嘗試與其接觸，卻都未獲正面回應。該學院的常任秘書戴紐斯（Sara Danius）十七日表示，他們試過打電話、寄電子郵件，「可以做的都做了」，雖然得到狄倫親近合作夥伴的友善回應，但基本上已放棄聯絡狄倫本人。

狄倫不常接受訪問，幾乎不在表演場合與歌迷互動，也極少出席頒獎典禮。即便狄倫出席二○○一年金球獎，以「Things Have Changed（今非昔比）」親自接受最佳原創歌曲獎，他也僅發表十五秒的得獎感言，對樂隊、唱片公司和家人表達感謝。至於二○一五年他獲慈善團體MusicCares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出席領獎時竟滔滔不絕講了三十五分鐘。不過，戴紐斯認為，狄倫應會出席十二月十日於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但也表示「不論狄倫出席與否，這份榮耀都將是屬於他」。

 

来源：自由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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