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醫生不能停止屠殺！」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即使是身處其中的醫療人員，也完全無能為力。「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也沒有共事的員工，再也沒有傷病者讓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無國界醫生的扎朗尼醫生（Dr. Rony Zachariah）回憶。
1994年4月，盧安達總統遇刺。隨後的一百多天裡，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至100萬圖西族人和反對種族滅絕的溫和派胡圖族人，包括251名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占當時無國界醫生在該國各醫院和難民營員工總人數的70%）。
那天，無國界醫生 有35名同事喪生
1990年盧安達局勢漸趨緊張，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屠殺事件。無國界醫生開始為流離失所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1994年大屠殺開展之初，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境內共有126名國際人員和數百當地員工。面對種族大屠殺，無國界醫生不但無法救治病人，也自身難保。
扎朗尼醫生就面對這境況：4月20日，他在盧安達南部主要城市布塔雷（Butare）參加一個安全會議，卻接到緊急消息，說附近兩個難民營情況危急，胡圖族人已經從營地挑出某些圖西族人處決，在營內進行援助工作約50名的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處境非常危險。
扎朗尼與一名同事連忙驅車趕往營地。原本是短短25分鐘的路程，卻因為設了很多路障，要花許多力氣解釋才能通過，花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距離難民營一公里的地方。遠遠看到無國界醫生的宿舍，已陷於熊熊火焰之中。又一個路障！那裡聚集了30多人，手持長矛，粗暴地衝向他們的汽車，用棍敲打車身，又擊碎車頭燈。一個可能是小頭目的人向扎朗尼問話：「你們想怎樣？」他說：「我來這裡撤走我的同事。」對方瞪著他說：「如果你想撤走圖西人──即使他們是你的員工，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也會殺了你！」接著強迫扎朗尼掉頭離開。
直到傍晚，一些薩伊籍（現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員工獲釋回到布塔雷，他們告訴扎朗尼：「武裝分子安排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員工分站兩邊，又命令薩伊籍的員工在一旁觀看。接著，軍隊和民兵將大刀與槍枝交給胡圖族的無國界醫生員工，命令他們殺害圖西族的同事──這兩批人本來是同事與好友，有些甚至是夫妻。一些人不願下手，就被武裝分子槍殺。」那天，無國界醫生有35名同事喪生。
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三天之後，在布塔雷大學教學醫院。無國界醫生在那兒照顧150名圖西族平民，和當時政府的總統防衛部隊約70名受傷士兵。當天早上，扎朗尼抵達醫院時，本地員工已急忙通報，前晚有40名圖西族病人與照顧他們的家人，遭人拖到醫院後面砍劈或毆打至死。扎朗尼趕緊召集各方重要人士開啟緊急會議，用強硬的姿態指出事件不符人權及道德的原則，並重申《日內瓦公約》明文規定「武裝部隊有責任保護平民與傷者」。
但會議一結束，扎朗尼就聽到才剛參加完會議的總統防衛部隊陸軍上尉對他的士兵說：「這間醫院裡圖西族腥臭撲鼻，我們要清理一下。」於是，殺戮就在扎朗尼眼前展開，就連手術桌上的病人也被軍人粗暴的拉下來。
為了試圖阻止他的好友也是資深護士薩嬪（Sabine）被殺害，扎朗尼站到軍人與懷有七個月身孕的薩嬪之間，說：「薩嬪是胡圖族人，是胡圖族，不要動手！」一名看起來像是小頭目的人走到他面前，從褲子後袋取出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名單，仔細閱讀後瞪著扎朗尼說：「你說得對，薩嬪是胡圖族人──不過她的丈夫是圖西族人，她肚子裡這個孩子，也會是圖西族人。」於是薩嬪就在扎朗尼面前被殺害了，她肚裡的孩子，也與她一起死去。醫院裡，約共120至150名平民遇害。
4月24日，扎朗尼離開盧安達：「沒有什麼可以做了，這場為了人道的奮鬥已經輸掉。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沒有共事的員工，也再沒有傷病者給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扎朗尼目睹從4月19日起，由盧安達布塔雷到鄰國蒲隆地一帶遍布屍體，很多人遭個別或集體地砍死或槍決，有些屍體被丟棄在河裡。扎朗尼站在邊境的橋上連續數小時計算屍體數目：平均每分鐘有五、六具屍體流過，也就是說，每十秒鐘就有一具！
這是無國界醫生成立以來，第一次成為種族滅絕行動的目擊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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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無國界醫生高聲呼籲國際社會介入保護和拯救平民，而不是以「提供援助」為託辭袖手旁觀。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一百天內屠殺了50萬至100萬人，而聯合國慢了12周才將這場屠殺定義成「種族滅絕」（Genocide），各國才有責任採取行動開始介入。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1999年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議會主席羅仕立醫生（Dr. James Orbinski）發表得獎演說，並特別向在大屠殺裡犧牲的盧安達同事致敬。羅仕立於1994年6月進入盧安達，是無國界醫生在首都吉佳利（Kigali）的項目主管。羅仕立說：
「人道行動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在盧安達出現滅族殘殺的初期，無國界醫生已發言要求國際以軍隊介入制止暴行。紅十字會也一樣。可惜我們徒然疾呼，整個建制卻完全沒有反應，罔顧政治責任，任由種族絕滅這種大家曾力言『從此不再容許』的罪行橫行。直到聯合國發動『綠松石行動』時，當地的滅族暴行已經完結。
「現在我想用一點時間，向我們邀請的其中一位嘉賓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盧安達滅族暴行中失去了40個家人。現在她是我們在布魯塞爾的同事。她在屠殺中倖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跟其他一百萬人一樣，慘遭殺害。我們好幾百位當地的員工也不能倖免。當時我是吉佳利無國界醫生項目的主管。我們盧安達同事在工作中表現的勇氣，遠超言語所能形容；他們犧牲之慘烈，以及我和所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同仁的刻骨哀痛，同樣無法以言語描述其萬一。
「我記得吉佳利的一位病人這樣對我說：『Ummera, Ummera-sha.』這是盧安達語，意思大約是：『勇氣，勇氣，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這是我們在當地的醫院裡一位女病人對我說的。她不僅是遭受刀襲，而是整個身體被人有意識、有計畫地切割。她兩隻耳朵已被切掉，臉孔被人細心割毀，以至露出明顯的刀刻圖案。當天有數以百計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進醫院來，人多得我們只能把部分病人臥放街頭。許多時候我們就在街上為他們動手術，醫院四周的水溝名副其實血流成河。這位女士是無數情況相似的病人當中的一位——雖然活著，卻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無以名狀。那刻我們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在傷口上縫上必要的幾針，為她止血。情況嚴峻，遠超過我們所能應付。她知道還有無數的傷者。她知道，我也知道，還有無數的其他傷者。她用我從未聽過的清晰聲音對我說：『allez, allez……ummera, ummera-sha. 』，意思是『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人道主張有其局限。沒有任何醫生有能力制止滅族行為。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種族清洗；正如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發動戰爭。人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締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工作者的責任。
「唯有國家才有能力採取措施，確保人道法得到尊重。」
應譴責 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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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二十年後，1994年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於鄰國薩伊擔任無國界醫生項目總管的Rachel Kiddell-Monroe重訪盧安達。她曾親眼見過河流上漂著無數無頭屍體，她說：「我的純真在這裡死去了。」她記得有些盧安達男孩曾告訴她，當他們躲在灌木叢中時，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強暴或殺死，與家人失散的他們只能不斷奔跑，跑了好幾天，終於抵達邊境。「其中一個男孩手臂嚴重受傷──手臂幾乎已與身體分離。他最小的弟弟就死在他的懷中。」
現在的盧安達已恢復繁榮，很難想像當時彷彿要世界末日的景像，只有人們心中留下心理創傷。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16年期間，其工作包括救援流離失所的人們、戰爭傷患、照顧孤兒與街童、支持因衝突而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也參與抵抗瘧疾、霍亂與結核病、愛滋病等流行病，以及婦幼健康等相關計畫。隨後盧安達進入長期發展時期，該國的其他組織已可滿足國內需求，因此無國界醫生已在2007年底結束當地工作。
對無國界醫生來說，一次次的目睹近代歷史的最駭人時刻，讓這個組織確信「我們不能確定發聲能否挽救生命，但我們知道沉默可以殺人」。無國界醫生確信醫生有其界限，並不談論其工作沒有涉獵的事情；然而，他們仍然堅信，應譴責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同時治療受困的病人。
来源：联合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