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锋诗人王藏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

 

先锋诗人王藏获独立中文笔会自由写作奖

中国诗人王藏(资料图片)

中国诗人王藏(资料图片)

 
独立中文笔会部分成员本周在台北纪念创会15周年,80后青年诗人王藏获颁该会2016年度自由写作奖,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获林昭纪念奖。身在北京的王藏由于无法亲自赴台领奖,通过Skype连线参与颁奖仪式。王藏星期日接受了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的专访。

自由写作奖的颁奖词中写道:“王藏的文学写作,尤其是他的诗歌成就,证明作为个体在面对专制的野蛮和颟顸时,所迸发出的强大词语能量……王藏作为80后一代人,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他在诗歌中带给我们心灵上和感官上的冲击力度,向我们展示了未来汉语表现的宽广空间。”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获奖感受

对于未能亲自前往台湾领奖,王藏称,自己孩子还小,暂时走不开,并且认为当局可能不会为其办理出境手续。他对美国之音谈了获奖感受。

王藏:我在得知获奖之后,写了一篇获奖致辞,作为独立写作者,就必须面对我们身处的集权社会的现实,要面对苦难,要突出我们对社会的真实看法。我诗歌所表达的对自由的追求、对集权的反抗,我不能光停留在语言上,我认为还要具体的行动。这样我觉得活着才有一些意义。后来对香港占中声援,参与行为艺术,这些都是延续我诗行合一的人生理念。我知道获得这个奖的前12届都是德高望重,著作等身的老师,各方面都有很大成就。我个人认为与历届获得者还有相当大的差距,而且我是一个80后,我的写作之路还很漫长。把这个奖颁给我,我认为是一种鼓励。鼓励大于写作成绩的认可。

言论受压制时代的诗人

出生于1985年的王藏,2003年开始在网络上发表作品。王藏称,当时大学尚未毕业,即受到学校和国保压力,甚至以不发毕业证相威胁。王藏认为,近几年言论空间大为缩水。

王藏:习近平上台之后,言论氛围更加糟糕,很多被判刑的、被黑监狱的、被人权迫害的,明显比江泽民、胡锦涛那个时候更为严峻。已经是在朝鲜的路上。国家公开用法律的方式耍流氓。用法律去治人。中国不存在法制,只存在用法律的外套,这种口袋,去收拾一切异见分子,一切威胁到他意识形态,威胁到他维稳的一切,都用寻衅滋事、煽颠、各种罪名,各种口袋罪,把所有反对的声音全部消灭。

谈及家庭,王藏表示了自己的愧疚。

王藏:在这里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理解支持我所做的事情。我内心感受到的压力是我关注这些事情,我不能在体制内获得工作,不能带来经济上更好的收入。我们在经济上一直勉强应付,这是我唯一对家人的愧疚。

王藏妻子王丽和女儿 (推特图片)

王藏妻子王丽和女儿 (推特图片)

王藏作为以“人本思想”为基础、走向底层社会的“低诗歌”写作的代表人物之一,其诗作主题与现实生活紧密相连,评论家认为其作品为“诗化论政”,评价这位先锋诗人具有诗行合一的艺术魅力和担当精神。其主要作品包括《小王子语录》(短诗集)、《故园 黑砖窑》(诗集)、《血色格桑花》(诗集)、《没有墓碑的墓志铭》(长诗)。

2012年,王藏入住独立艺术家群体聚居的北京宋庄艺术村,在创作的同时参与维权活动。2014年10月香港“占中”雨伞运动期间,王藏在网络上发布撑伞照片,并举办诗歌朗诵会声援“占中”,其后警方以寻衅滋事为由将其拘留。2015年7月,北京通州区检察院决定对王藏不予起诉而释放。王藏在北京期间,因受到国保压力,多次被迫搬家。

据介绍,独立中文笔会自2002年起创设一年一度的自由写作奖。2016年度该奖项奖金为3000美元。王藏获奖前,自由写作奖已有12届获奖者,分别是:王力雄、章诒和、吴思、丁子霖、廖亦武、周勍、汪建辉、野夫、杨显惠、卢跃刚、陈子明、杨继绳。

来源:美国之音

独立中文笔会在台纪念创会15周年

 

独立中文笔会在台纪念创会15周年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吾尔开希等人士赶来支持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近日在台北的国际艺术村宝藏岩纪念创会15周年,并举行一系列活动,以现场探讨和远程参与的方式与全世界公民记者与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的独立纪录片发展。

独立中文笔会于2016年10月26日至30日在台北举行独立书店纪录片制作自媒体创设技术工作坊,并纪念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此次笔会将2016年度第12届林昭纪念奖颁予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自由写作奖得主为中国80后诗人王藏。

独立纪录片制片人文海新书(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独立纪录片制片人文海新书(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此次工作坊由独立出版人、独立纪录片导演等授课,教授独立纪录片的拍摄以及自媒体和公民记者如何利用社交平台推广作品。笔会请到了著名的纪录片制片人、威尼斯影展入围导演文海先生讲述他的新书《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

文海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的独立纪录片在1999年之后有质量和数量上的飞跃。

他说:“我自己的研究是从99年以后,整个的独立纪录片借助于便宜的器材、资讯的广泛展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本土电影节的建立,这几个条件的具备使得从99年到14年左右,这10多年以来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人数、所设计的题材的广度和深度都是远远超过90年代的。”

他表示,原来独立电影是属于圈子内的一个专业电影交流,然而通过艾晓明、艾未未等人的努力,通过互联网时代到来,变成了一个公民影像时代的到来。

然而他说,在2011年之后,整体气氛变得压抑,中国最重要的三个独立纪录片电影节: 北京独立电影节 、南京中国独立影像节、还有云南云之南纪录片电影节, 到了2013年的时候基本上就不能公开活动了。在全面的打压和限制之下,现在搜集素材容易,但是传播却有很大的困难。

文海先生透过工作坊,向前来参与学习的公民讲述了拍摄独立纪录片需要注意的技术层面。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 美国之音易林拍摄)

独立中文笔会在国际笔会促成下,由贝岭、孟浪发起筹创,于2001年7月成立。笔会的宗旨是“弘扬中文文学、维护言论自由“,致力于在全世界弘扬中文文学,维护世界各地中文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尤其关注与救助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写作者,强调写作自由和出版自由不受政治干扰和迫害。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先生表示,很多流亡、异议作家和异议政治人士成为了笔会的荣誉会员,这样的情形使得笔会越来越像一个人权组织。但笔会有一个基本的宗旨,就要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所以笔会一直在这两个部分做艰难的平衡。

来源:美国之音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曾金燕、王藏获奖

 

“独立中文笔会”创会15周年 曾金燕、王藏获奖

 
 
 

据美国之音10月30日报道,“独立中文笔会”当天继续在台北国际艺术村举办纪念创会15 周年的系列活动,并以现场座谈和远程参与等方式与全球各地的公民记者和专家,共同探讨网络时代独立纪实文学影视创作的发展方向。香港大学博士候选人曾金燕获得“独立中文笔会” 2016年度第12届“林昭纪念奖”;北京的80后诗人王藏成为今年“自由写作奖”得主。据报道,2001年7月成立的“独立中文笔会”宗旨是在弘扬中文文学的同时,致力于维护言论自由,并救助那些在中国大陆因言获罪的作者。该笔会现任会长贝岭表示,由于很多中国的流亡异议作家和政治人士已成为笔会荣誉会员,也使得“独立中文笔会”目前越来越像一个人权组织,所以笔会一直在致力于这两方面的平衡。

来源:自由亚洲

曾德曠:诗人最起码的道德是不与专制傀儡文学体制为伍

 

 

曾德曠:诗人最起码的道德是不与专制傀儡文学体制为伍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宣布解散苏联作家协会,变成民间组织,不给予经费。引起作协八千名作家联名上书,表示愿意为新政府建立新时期文学,不然将静坐绝食以示反抗。叶利钦不予理睬:“政府除了需要人民监督之外,不需要任何文学。那种小丑式的官方文学,对俄罗斯人的智力是一种侮辱。”——题记

众所周知,由红色苏联复制拷贝而来的作家协会文学体制,是政治专制独裁的产物,是统治阶层通过圈养收买文人,把文学写作变成无害统治及歌德鼓吹的工具,并通过这些帮闲帮凶影响和控制更多基层的写作者,从而达到文学洗脑的目的。

诗人本是人人平等的个体,只有写作质量和风格的差异,但专制文学作协体制却刻意造成等级制度,产生了省市县甚至区镇乡各级诗官,诗坛象个衙门,有了各级分配的诗歌权力。

世界上,只有朝鲜和中国极少数个别极权国家还存在这种官方作家协会,世界各国的诗人都是不依附于任何官方组织的个体独立的自由写作者,靠真正的写作来谋生和赢得现实名声,世界各国也没有官方主导的文学,政府是不管理文学写作的。

而在中国,权贵集团最害怕知识分子的独立思想和自由精神,尤其是诗人作家的犯禁写作,还有地下摇滚独立电影这些拥有强大启蒙唤醒能力的艺术形式,所以,统治阶级可以解散美术协会书法协会等等,唯独不敢解散作家协会这种对外称民间组织实则官方财政拨款有行政级别的文学控制工具,收买成名或有写作水平的诗人作家,通过自我审查的文学刊物,制造一种没有批判力没有灵魂力的虚假文学盛景。

21世纪,是人类最后埋葬政治专制独裁的决战世纪,也是埋葬专制傀儡作协体制的战斗时代,诗歌是自由与真理的女神,如果一个写诗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些,甘愿签下中共作家协会入会章程中那些束缚自由独立写作条款的卖身契,甘愿接受作家协会副主席官方刊物副主编等等虚荣头衔,那么你不是无知愚蠢就是毫无人格气节可言,你不配拥有诗人的称号,你的写作也将玷污诗歌的神圣。

作家协会这种被即将雷霆到来的民主自由中国粉碎的官僚文学体制,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诗人对之热衷攀附?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诗人对那些写诗很差被冠之以著名诗人的诗歌官员的吹捧献媚?无非看中它能给诗人带来名利,发表获奖入书开会采风睡文学女青等等好处,还有虚假的名气地位。

前一阵子方方柳宗秧之争,我为什么两人都批判?就是因为作协的所谓鲁迅文学奖等所有奖,都一直是一些官方承认的御用和帮闲的烂文人作家内定所获,柳宗秧虽然也烂,但烂人获烂奖不是正好吗?你方方把作协体制官方奖看得那么高大上,极力维护,结果鲁迅奖被一个比柳宗秧更烂的四川周啸虎获得,你方方不是傻逼吗?你方方写文章说作家协会没有存在的必要,那你咋么不退出来呢?你方方近二十多年不是一直是武汉湖北作家协会主席副主席吗?你方方不一直是作家协会的既得利益者,拿奖拿文学官帽拿稿费版税拿得手软吗?现在成名了不靠作协就可以在市场上要风要雨了,就可以说些高大上的话了?柳宗秧虽然烂,方方也好不到哪里,这不两人打官司中共法院也判方方作协主席败诉。我劝方方还是退出作家协会食利者群,这样还能赢得真正的尊重。

在江苏,诗人陈傻子是先知先觉先醒者,十几年前就网络声明退出作家协会,不得不令人尊敬。有次一诗人来常州有人请吃饭,一桌人都是作协的帮闲诗人,谈得也没啥味道,从此一听有作协诗人就没兴趣作陪。江苏基本上和其它省份一样,诗人都作协体制化了,只有无锡陈傻子还在坚持,并影响着写诗的兄弟们。

中国的老一代诗人,受人尊敬的也越来越少,你看北岛,现在估计在香港混不下去了,到内地不停地走穴走秀,象个明星一样被官方体制和商家利用,以前参加青海诗歌节和铁凝吉狄马加坐一起及带红领巾等的帐还没有算清楚。还有杨炼,所谓的流亡诗人,曾在西方走秀发表反共言论,别的诗人如贝岭孟浪廖亦武等还在海外被中共拒绝入境,杨顺顺当当回来了,出没于官方半官方诗歌活动,作品还上了《人民日报》,不以为耻。

原来先锋的,如谢冕,成了个到处打飞的开会写吹捧诗评不停地拿红包的老怪物。还有徐敬亚,整天就见他不停地官民不分地开诗会,比谢冕好不到哪里去。别人可以,你徐敬亚咋么可以呢?你徐敬亚是第三代诗歌运动的旗帜,第三代诗歌运动本就是一次民间的诗歌发力,是对官方体制的一次破解,你徐敬亚不要老而糊涂,整天和官方作协背景的写诗的瞎混。

所谓的第三代诗人,原来都是民间扯旗杆子造反上位的,现在它妈的给你个作协副主席帽子马上戴上了,你咋不问问咋么不给你个作协正主席当当?告诉你,副主席可以不断增加十几个几十个都可以,正主席只有一个,你永远是中共傀儡作协体制的利用物,傻逼。

更有傻叉知道作协的反动性,但名利的诱惑太大了,美其名曰加入作协卧底,你妈逼要你卧底干吗?吃屎?

诗人转行小说投靠作协的多,你要写小说发表挣稿费出版挣版税,你非得加入作协这个圈子,否则你就孤立了,写得再好,你不是圈内人没人理你,中共刊物的钱不是你不付代价就好挣的。

诗歌本是想咋么写就咋么写的言论自由艺术,中共作协体制能把你扭曲成不伦不类的写作怪物,自觉地被洗脑,接受出版审查和自我审查,写成中共作协文学刊物上那样类似的阉割文字。

现在是个信息网络多元时代,有很多条吃饭的门路机会,选择很多,专制独裁傀儡文学作协体制这碗名利饭很肮脏,劝你吐出来,站直了,没有作家协会的自由中国就要到来。

加害者累犯復出!(劉威良)

 

 

加害者累犯復出!(劉威良)
 

台北市長柯文哲20日下午出席「228與國際人權特展開幕記者會」時提到,台灣轉型正義面臨共同困境,即「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   圖:新頭殼資料照片,呂佳峻/攝。

柯文哲市長最近談 228 時提到,台灣轉型正義面臨共同困境,即「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他自己身為228家族受害者,他提到,受害者願意原諒,不譴責加害者,但是加害者仍應該節制。試問,加害者不節制、不認錯,反而放毒反咬受害者一口,怎麼辦?就像馬英九認為討國民黨不當黨產,是不對的事。加害者不究責、不認錯的結果,反而反咬民進黨追殺國民黨是法西斯行為,還呼籲應該開國際記者會到處喊冤。選擇原諒的受害者以及要爭取公平正義的一方,又要如何回應加害者毫無認錯的反咬現象?柯市長光用節制,而無作為,來處理蕭曉玲案,完全無法避免再出現下一個郝龍斌。

同樣把對加害者究責的責任當禁忌的總統府,在回應陳菊市長希望特赦前總統陳水扁時,一樣用了「擔心人民對立」來脫身卸責。為何人民會對立?就是因為沒有是非判斷的準則,各持己見,情緒高張,各說各話,一觸即發。

針對這樣的問題,德國過去也發生過。戰後的德國先是由加害者共犯組織中的保守派基民黨的艾德諾總理執政,當年他也為了讓社會不要對立,以擔心撕裂族群為藉口,把原本被除職的納粹罪犯,重新復職到德國的各界公職中。這樣的和解看似平靜,但是卻造成兩代德國人的鴻溝與國族自尊的淪喪。戰後前20多年的平靜,讓服從當年納粹的加害者共犯,沒有認錯的機會,也讓不服從者被看成是納粹共犯。整個納粹當代的長者,因為沒有對立的衝擊,讓年輕人對整世代的德國人感到羞愧、憤怒與失望。納粹當代的長者被年輕一輩當成全部是加害者的共犯,這是不承擔的政府造成的結果,讓德國人後代子孫一輩子羞愧當德國人,喪失了國族尊嚴。一直到戰後24年,年輕一代的學生運動讓德國保守派政權動搖,至1969年底才由反納粹的社民黨威利.布朗德(Willy Brandt)主政,德國才有由內部發起轉型正義工程的開始。

同樣的,國民黨是加害者的責任如果不追究,也會拖垮整個年長與年輕世代的國民黨。加害者不認錯,並不會讓加害者的標籤消失,只會讓錯誤無限擴張與延伸,沒有是非,對立永遠存在。要消滅對立,就應該對加害者究責,讓加害者認錯。今天的台灣,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當年加害者不認錯所做的報復行徑,他們親手再重複製造延伸政治迫害,陳水扁與郭瑤琪案都是政治案件,政治迫害就應該政治特赦處理。如果民進黨為了取得政治利益,希望台灣永遠有對立存在,為了取得民進黨執政政權的利益,那他們不處理郭瑤琪、不特赦陳水扁,當是自然的事。

民主是恆常的覺醒,人民將用民主的選票推翻他們認為不屑的政黨,就像人民推翻國民黨一樣。

作者:劉威良(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来源:新头壳

加害者的面貌

 

 

加害者的面貌

刘威良

恐懼改革

10月17日政論節目「正經看民視」討論轉型正義,引用本人觀點,談到德國在兩德統一後對前東德司法改革的轉型正義。德國全面解聘再重新招聘檢驗徵用, 為的就是不讓獨裁時期的司法人員殘害人權。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張斯綱被問及看法時說,東西德法制不同,像德國這樣的全面革除再徵用,台灣社會一定亂。如果持續的改革就是亂的定義,那人民何須要新的政權?台灣沒有對過去追究加害者的罪行,而加害者似是而非的言論混淆視聽,也讓我們認不清加害者的面貌。

德國並非完全不採用前東德的法官與檢察官,而是解職重新檢視,並給司法人員三年試用期。他們用民主國家制定的基本法標準,去檢驗每個法官與檢察官過去所審查與起訴的案件。也調閱過去他們的檔案,得以了解他們是否受到獨裁政權主導,而違背良知做出不公審判。如果在資料中被認為遵守良知,未受獨裁統治影響,並保證未來會遵守民主國家法治基礎從事法務工作,也願意接受民主法治訓練,過去的司法人員經過檢驗仍可以繼續任職。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因為社會主義體制國家與西德共和國不同的國家體制而被解職,而是因為民主法治價值而必須全面接受再檢驗。對前東德司法人員來說,這確實是個很大的變動,但是為了民主價值與人權,他們必須接受檢驗。

2011年11月德國統一20週年的慶祝會上,當年主掌德國司法改革的司法部長基克(K.Kinkel)發表演說,提到德國大刀闊斧的司法改革實有必要。沒有這樣的司法改革,前東德將無法進入民主法治的社會。他知道改革需要勇氣與毅力,他用前西德邦檢驗並協助建立前東德邦的司法體制,由一至兩個前西德邦對應協助檢驗一個前東德邦。讓每個前東德法官與檢察官重新受檢驗,這是多大的工程,但是他們做到了,2178名前東德法官與檢察官提出復職徵選,個個檢驗,一步一步地到位。他也提到,柏林的法官與檢察官在解職後重新提出申請應徵者,僅有15 %通過檢驗,其他前東德地區則有58%的法官與檢察官通過檢驗繼續任職。他承認身為首都的柏林,因為是全國的民主價值所在,檢驗從嚴。

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在紐倫堡大審判後確實剷除了一些主要加害者,國家行政與司法工作也不允許有納粹背景者從事,因為審判也建立了社會判定是非的價值觀,誰是加害者清清楚楚地曝露於世人眼前。但不到幾年時間,冷戰開始,美國要求德國掃除納粹遺毒的政策改變,再加上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總理艾德諾的刻意鬆綁,讓納粹勢力再得以復甦得勢復任各項公職。一直到戰後25年的1970年政黨輪替,由抗納粹逃亡的社民黨Willy Brandt布朗總理主政,才真正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認錯,並開始由政府帶動轉型正義工程。德國是加害者國家,人民與公職都是社會的成員,有人選擇服從,但也有人選擇不服從。戰後不久,第一任服從當年納粹的、算是共犯結構中的艾德諾總理,不曾真正認錯,也不願面對真相,用製造對立亂象為名義,讓納粹的共犯復職,其實彰顯了自己也是共同加害者的面貌。而在當年納粹時期逃亡,反抗納粹強權的社民黨總理布朗主政之後,才能真正跳脫共犯結構的架構,找出加害者才有可能。這與台灣現在政黨輪替,人民期待新政府人事可以強力改革是一樣的處境。

Willy Brandt布朗總理(圖片來源: Bundesarchiv CC-BY-SA 3.0)

累犯的加害者復出

馬英九是過去獨裁時期的共同犯罪結構下的加害者,沒有認知錯誤的能力,自是必然,猶如德國當年的艾德諾總理。馬掌政期間,殘害民主與司法獨立審判,就是加害者不認錯的最佳例證。德國直到1967年,歷經納粹獨裁統治後22 年的學生運動,才讓政權動搖,才轉由反抗權威的社民黨布朗掌權。台灣也是在解嚴後27年出現了太陽花學運,才由新的年輕人帶領台灣走出舊體制的困境,讓反抗權威的民進黨得以全面執政。張斯綱說,過去陳水扁主政,不也是蕭規曹隨,那是因為國會沒過半,轉型正義無法徹底執行,法律無法改。現在的民進黨更應該積極修法,讓不能追究戒嚴時期加害者的國安法第九條文廢除,還人民公道與清白。

沒有追究加害者的政治,也讓我們看到加害者政權完全不會反思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地用威權遺毒任意傷害人民權益。郝龍斌用國家機器整肅蕭曉玲老師,就是沒有追究加害者的遺毒,是沒有加害者的社會體制下的「經典傑作」。找出加害者,其實完全與報復無關,找出加害者的目的,是要讓台灣社會不能再允許有累犯的加害者出現。加害者不知認錯,台灣的獨裁政權就會像郝龍斌與馬英九一樣,在掌權之後重演。

文學是什麼?

 

文學是什麼?

這些年諾貝爾文學獎好像都是十月八日宣布,或說與那些科學獎同一星期公諸於世。八日晚上我想到這件事,就直接上瑞典學院的網站去查,才知今年是十三日公布。當晚我想起來時已經十點,即刻去查。會是村上春樹嗎?會是阿多尼斯嗎?還是喬伊絲.卡洛.歐茲?

啊!都不是!竟是頒給前些年得過葛萊美終身成就獎、名字已進入搖滾名人堂的創作歌手巴布狄倫。

 
 

瑞典學院把獎頒給狄倫,說他在美國歌曲的傳統上創造出新的詩歌表現方式。也許這樣歌詞(lyrics)這個字就回到它本來的意義,是詩,或者說歌即是詩。因為這個字本來就從戴著桂冠的阿波羅的七絃琴而來,只是狄倫改用六絃的吉他。

但畢竟引起爭議了。倒沒有什麼人質疑狄倫的成就,反而是因音樂人得獎而困惑。難道文學人都不配嗎?好像比文學獎從缺更讓人難過。

十三日當天,英國廣播公司網上文化版有一篇文章,在狄倫的肖像下寫上文學/流行音樂,標題是:十二位詞曲創作者,個個都值得頒一座諾貝爾文學獎。文章的引言又說:一般得獎的都是小說家、劇作家或詩人,現在詞曲創作者的巴布狄倫得了,未來還有誰可能得獎?

文章的作者海德爾接著提到,瑞典學院的常任秘書說:「如果回顧歷史,你發現荷馬與莎孚以詩寫成的文本本來就是為了聆聽,而且要以樂器伴奏來表演。狄倫正是如此。我們現在仍在閱讀荷馬與莎孚,而且享受這樣的閱讀。狄倫也是如此。他的作品也可以讀,也應該讀!」這樣幾乎是說狄倫根本就是嫡傳的吟遊詩人。

我想起中國的詞曲傳統,在大部分的音樂亡佚之後,我們其實讀的是文本,不用說精通音律的李後主、李清照、周邦彥這些詞家,就連蘇東坡的詞,不論短如「浣溪沙」、「菩薩蠻」、還是長如「水調歌頭」,都能從平仄的曲折感受到音樂的回聲。當然詞牌、曲牌是固定的,文字的部分要更獨立些。

十二人的名單裡有肯伊.威斯特(Kanye West),嘻哈饒舌者算文學家嗎?但是也有史蒂芬.桑漢(Stephen Sondheim)。他得過東尼獎的戲劇終身成就獎,也得過普立茲戲劇獎。我個人非常非常喜歡桑漢,他的音樂劇讓我震撼,歌詞之功絕不可沒。對桑漢與狄倫這樣的人來說,也許音樂加深了他們文字中的信息與人生的經驗,使文字的表達更為明顯,而並沒有為了突出音樂,而讓文字妥協。就好像狄倫自己說的:「我先是個詩人,其次才是樂人。」

有很多文學家讚賞諾貝爾委員會這次的選擇,比如魯西迪(Salman Rushdie)。他認為我們生在一個偉大的詞曲創作歌手的時代,而站在極峰的正是狄倫。文學的疆域不斷地擴展,他很高興諾貝爾獎有此認知。事實上,哈佛大學開給大一學生的討論課,叫做「巴布狄倫初探」(Bob Dylan 101),任教的湯瑪斯教授(Richard Thomas),自己是世界級的維吉爾專家,他不只把狄倫的歌放在流行文化的語境裡,而且放在古典詩的傳統中。

去年的獎頒給了以專訪為主的報導文學,今年為什麼不可以頒給可以唱的詩呢?何況每次讀那些歌詞,都能體會出新意,從少年到中年,陪伴我們在吟詠中優雅地老去。

(中國時報)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

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

盧安達雅瑪塔大屠殺紀念館。圖/取自wikipedia
 

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

整件事的起點,是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的。1994年4月6日晚,兩枚SAM-16地對空導彈,摧毀了從坦尚尼亞東北城市阿魯沙起飛,準備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降落的班機。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攻擊事件,因為這架飛機上搭載著盧安達與蒲隆地兩國總統。兩人皆是胡圖人。

過往,胡圖人要取得高位並不容易。曾受德國殖民,戰後由比利時接管的兩國,緊緊相依,境內主要由兩個族群組成:占85%的胡圖與僅有15%的圖西人,其中有25%則是胡圖與圖西後代。儘管胡圖屬壓倒性多數,但西方統治者卻讓膚色較白、身形較高,似從北方來的圖西人擁有政治與軍事的優勢。

在圖西人的視角裡,胡圖是無產階級,是下層。即使經過四百多年的文化相融,最終形成共同的習慣和單一語言,但到了二十世紀,因帝國的介入,雙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位階,也知道權力資源的差異。這個國家的族群,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樣,有著自古以來的部落紛爭、原始對抗,他們未曾爭鬥,也沒殺戮。近代文明國家給了他們仇恨與歧視的武器,他們才開始敵視彼此。

災難還是解放?

衝突早已埋下。像是1959年,因經濟問題導致胡圖暴動,意外釀成一場百人死傷的悲劇,這事件在胡圖人眼裡是「巨大的解放」,在圖西人的記憶裡卻是災難,有一萬名圖西人選擇遠離家園,而比利時也默許胡圖人取得政權,同時撤離。

就是因為這個背景,讓這架飛機在夜空中炸成一片紅。一直到這飛機爆炸前,兩個族群反反覆覆地爭奪權力,激化種族主義,當圖西人取得統治權力後,對胡圖軍隊與行政部門採謀殺清洗,胡圖則回以報復攻擊,而圖西人又反過來加重軍事鎮壓,簡直是惡性循環。一直到這架飛機如流星劃過黑夜前,已經有過幾場大大小小的殺戮。最嚴重的,則發生在1972年,蒲隆地的那場被激化的大屠殺。

蒲隆地與盧安達相鄰,發生在鄰國的事,也會牽引另一方的變動。像是這邊的政治變化與殺戮,就會引發胡圖人往盧安達逃難,而這些胡圖人又會進入底層,由激進的胡圖種族分子操控。1973年,亦即蒲隆地大屠殺隔年,胡圖人哈比亞利馬納經由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實行獨裁統治,在他執政期間,將「多數民族主義」和「胡圖力量」奉為神聖口號,警告性鎮壓與不時強迫移民,並成為重要的手段。儘管七◯年代末期,有將近五十萬圖西人逃難,但七○年到九○年,盧安達內部保持著一定默契:胡圖權貴控制國家和發展基金,圖西保留大量私人經濟控制權。

到了1991年,盧安達已經是個通過多黨制憲法,也能對國際壓力與國內經濟不滿做出回應的國家。外界總想像,像這樣的非洲國家一定是落後蠻荒,但盧安達雖貧窮,人口不多,交通系統良好,某種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秩序。像這個時候,盧安達擁有一個高度發達、有社團生活,還能夠提出不同政治方案的市民社會,不論是協會、集會、期刊或小冊子到處都是。這個國家曾經有「非洲瑞士」之稱,市容整潔乾淨,還有一個效率不凡的公共行政系統。儘管哈比亞利馬納一黨獨裁,但他仍想辦法讓自己的黨──全國民主革命運動黨(MRND)在選舉中顯得更親善友好。但也因為如此,激進的胡圖人就分化了出來,有了自己的組織派系,並且開始訓練青少年。哈比亞利馬納的態度越來越寬鬆,甚至讓反對黨領袖進入內閣,在坦尚尼亞阿魯沙舉行的國際和平談判中,做出讓步。他們簽署了阿魯沙協議。

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

但這並沒有阻止民間族群衝突的發生。一方稱圖西人與反對黨是「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宣稱要根除這些人渣:「1959年,我們所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讓他們逃走了……他們屬於衣索比亞,而我們將為他們找到一條到達那裡的捷徑:將他們扔進尼亞巴隆哥河……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把他們消滅光。」發出這個聲音的激進分子,雖然很快被追查起訴,並逃到國外。但他的聲音已透過錄音帶在全國散布。只是,像這樣煽動種族主義的言論,在盧安達並不稀奇,圖西人一點都沒警戒,也不驚慌。

然而激進分子持續作業著。他們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像是大砍刀還有其他鋒利的農業用具。光1993年底,就從中國進口了超過五十萬把大砍刀,每三個胡圖成年男子就有一把。這不是傳統盧安達工具,也不是用來對抗戰備軍隊的武器,這絕對是惡意的,是為了攻擊非武裝敵人準備的。他們武裝自己,而且唱著歌:

我們是全國民主革命運動聯攻派。我們熱愛和平、統一和發展。我們不進攻,我們是來救人。我們不害怕,我們讓別人怕。我們不讓自己被踩在腳底,相反我們要將別人來踩踏。我們不讓做錯事者胡亂說話。他(哈比亞利馬納)已帶來和平,我們睡得安穩。我們獨立並讓民主貫穿著我們的行為方法。

在這樣一點一滴的騷擾威脅恐嚇中,那架飛機墜落了。很多人認為是胡圖激進派所為,但事實上,胡圖人並無此武器,而且機上的胡圖激進派領袖也喪生。無疑就是圖西愛國陣線策畫行使的了。總統班機遭襲擊的消息,在當晚九點播出,首都出現混亂。十小時後,便展開針對溫和派胡圖人與圖西人的屠殺行動。有人聽到屠殺策畫者說:「他們已經殺了他(哈比利亞馬納),但是許多人將在他之前被埋葬,就跟先墊上一床稻草一樣伺候著他。」

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50萬-100萬人被殺,約佔當時全...
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50萬-100萬人被殺,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20%。圖/取自dailymail
 

殺戮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

權力的真空,由一個早想要驅走圖西人的軍事將領巴戈所拉補上。他們很快地執行殺戮行動。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國家秩序跟社會種族纏繞在一起。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最徹底的種族滅絕。殺人並不難,幾把槍幾顆手榴彈,或五十把大砍刀與鋒利農具就夠了。

電影《戰地救援》中,有一幕是圖西人央求外來軍隊:「如果你們不能救我們,拜託你們,掃射我們吧,讓我們死得快一點。」死在那些刀下,太痛苦了。軍隊為難搖搖頭說,他們沒有辦法。當時美國因索馬利亞軍事行動失敗,遭歐洲與第三世界譴責,無意介入,其他國家也被動消極,任殺戮橫行。同樣以盧安達屠殺為主題的電影《盧安達飯店》也有外國人與維安部隊無能為力的特寫,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國家的問題,他們只能逃避。

電影《盧安達飯店》電影劇照。
電影《盧安達飯店》電影劇照。
 

儘管參與屠殺的,不只男人,還有女人,但就像《盧安達飯店》裡那個勇於救人的飯店經理保羅一樣,也有許多胡圖人並不認同這種行徑。倖存者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壞人,他是一個胡圖人,但他是無害的胡圖人,不是每個人都殺人,「我向他們要食物,他們會給我。」還有些普通人也反對這件事,他們說,為什麼我要反對圖西人?我們住在同個山丘上,我們擁有同樣的房子。他們肯定會為我兒子做的事報復,我的兒子做的給我們帶來羞辱。

日後,一名市長站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時,針對所受到的威脅作證:「如果我繼續保護人民,我將被殺掉……他們確實朝我開槍,但我沒被子彈打中。他們不讓我在社區中把車子開來開去,如果我開了,他們會在路口堵住我。」

還有撐不住的,像是那位名叫阿克葉蘇的市長。1953年生的他,曾經幫助民主共和運動,因此當上市長。在那架飛機被墜毀,總統被暗殺的日子裡,他在地方議會和陸軍上校幫助下,拒絕激進的監督人員進入。村民本來支持阿克葉蘇,但隨行的警察不過九名,槍七把,人數更多的暴徒殺掉一個傷了另一個,阿克葉蘇還遭到電台譴責,說他正在根除忠實的民兵組織。「局勢變得更嚴峻,而我也抵抗好長一段時間。我有家庭,而我想放棄一切離開。」於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在審理法庭中,審判長問:「你是說你簽署了他們的死刑執行令嗎?」

「當然。」阿克葉蘇說。

Jean-Paul Akayesu。圖/取自takepart
Jean-Paul Akayesu。圖/取自takepart
 

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

一直到四月底,殺戮不斷被整個社會、政府電台、愛國菁英推動著。他們會唱著「讓我們將他們全部根除」這樣的歌。一個處在四散逃跑的圖西人與拿鞭子的胡圖人之間的工人說,「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隨時準備將路過的某個圖西人絆倒,對著上氣不接下氣、力氣已經耗盡的可憐人搧耳光。後者筋疲力盡地直挺挺地倒在碎石路上。」

他說:「在他剛要倒下之前,力量加倍的全落在他身上。孩子們……當作玩耍,跟著他們的兄長後面,追趕圖西人,朝他們扔石塊,嘲笑每一個被抓住的圖西人。」

就這樣,那架飛機被擊落之後,數十萬人跟著飛機離開這世界上。在非洲紅色的土,被染得更紅後,拿著大砍刀與鋒利農具的胡圖人被北邊追來的圖西軍隊砍殺,這次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往外逃的,變成了胡圖人。他們死在刀槍下,死在路上,死在難民營裡兇猛的瘧疾裡。屍體層層疊著,生命條條湮滅。被擊毀的飛機,已看不到這一切。什麼都無可挽回。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醫生不能停止屠殺!」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即使是身處其中的醫療人員,也完全無能為力。「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也沒有共事的員工,再也沒有傷病者讓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無國界醫生的扎朗尼醫生(Dr. Rony Zachariah)回憶。

1994年4月,盧安達總統遇刺。隨後的一百多天裡,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至100萬圖西族人和反對種族滅絕的溫和派胡圖族人,包括251名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占當時無國界醫生在該國各醫院和難民營員工總人數的70%)。

1994年4月13日,無國界醫生的一組急救手術團隊與國際紅十字會一起從蒲隆地的布...
 

那天,無國界醫生 有35名同事喪生

1990年盧安達局勢漸趨緊張,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屠殺事件。無國界醫生開始為流離失所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1994年大屠殺開展之初,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境內共有126名國際人員和數百當地員工。面對種族大屠殺,無國界醫生不但無法救治病人,也自身難保。

扎朗尼醫生就面對這境況:4月20日,他在盧安達南部主要城市布塔雷(Butare)參加一個安全會議,卻接到緊急消息,說附近兩個難民營情況危急,胡圖族人已經從營地挑出某些圖西族人處決,在營內進行援助工作約50名的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處境非常危險。

扎朗尼與一名同事連忙驅車趕往營地。原本是短短25分鐘的路程,卻因為設了很多路障,要花許多力氣解釋才能通過,花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距離難民營一公里的地方。遠遠看到無國界醫生的宿舍,已陷於熊熊火焰之中。又一個路障!那裡聚集了30多人,手持長矛,粗暴地衝向他們的汽車,用棍敲打車身,又擊碎車頭燈。一個可能是小頭目的人向扎朗尼問話:「你們想怎樣?」他說:「我來這裡撤走我的同事。」對方瞪著他說:「如果你想撤走圖西人──即使他們是你的員工,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也會殺了你!」接著強迫扎朗尼掉頭離開。

直到傍晚,一些薩伊籍(現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員工獲釋回到布塔雷,他們告訴扎朗尼:「武裝分子安排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員工分站兩邊,又命令薩伊籍的員工在一旁觀看。接著,軍隊和民兵將大刀與槍枝交給胡圖族的無國界醫生員工,命令他們殺害圖西族的同事──這兩批人本來是同事與好友,有些甚至是夫妻。一些人不願下手,就被武裝分子槍殺。」那天,無國界醫生有35名同事喪生。

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三天之後,在布塔雷大學教學醫院。無國界醫生在那兒照顧150名圖西族平民,和當時政府的總統防衛部隊約70名受傷士兵。當天早上,扎朗尼抵達醫院時,本地員工已急忙通報,前晚有40名圖西族病人與照顧他們的家人,遭人拖到醫院後面砍劈或毆打至死。扎朗尼趕緊召集各方重要人士開啟緊急會議,用強硬的姿態指出事件不符人權及道德的原則,並重申《日內瓦公約》明文規定「武裝部隊有責任保護平民與傷者」。

無國界醫生的團隊抵達盧安達之後,與國際紅十字會一起將一間孤兒院變成一間前線醫院,...
 

但會議一結束,扎朗尼就聽到才剛參加完會議的總統防衛部隊陸軍上尉對他的士兵說:「這間醫院裡圖西族腥臭撲鼻,我們要清理一下。」於是,殺戮就在扎朗尼眼前展開,就連手術桌上的病人也被軍人粗暴的拉下來。

為了試圖阻止他的好友也是資深護士薩嬪(Sabine)被殺害,扎朗尼站到軍人與懷有七個月身孕的薩嬪之間,說:「薩嬪是胡圖族人,是胡圖族,不要動手!」一名看起來像是小頭目的人走到他面前,從褲子後袋取出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名單,仔細閱讀後瞪著扎朗尼說:「你說得對,薩嬪是胡圖族人──不過她的丈夫是圖西族人,她肚子裡這個孩子,也會是圖西族人。」於是薩嬪就在扎朗尼面前被殺害了,她肚裡的孩子,也與她一起死去。醫院裡,約共120至150名平民遇害。

4月24日,扎朗尼離開盧安達:「沒有什麼可以做了,這場為了人道的奮鬥已經輸掉。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沒有共事的員工,也再沒有傷病者給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扎朗尼目睹從4月19日起,由盧安達布塔雷到鄰國蒲隆地一帶遍布屍體,很多人遭個別或集體地砍死或槍決,有些屍體被丟棄在河裡。扎朗尼站在邊境的橋上連續數小時計算屍體數目:平均每分鐘有五、六具屍體流過,也就是說,每十秒鐘就有一具!

這是無國界醫生成立以來,第一次成為種族滅絕行動的目擊證人。

隨後,無國界醫生高聲呼籲國際社會介入保護和拯救平民,而不是以「提供援助」為託辭袖手旁觀。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一百天內屠殺了50萬至100萬人,而聯合國慢了12周才將這場屠殺定義成「種族滅絕」(Genocide),各國才有責任採取行動開始介入。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1999年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議會主席羅仕立醫生(Dr. James Orbinski)發表得獎演說,並特別向在大屠殺裡犧牲的盧安達同事致敬。羅仕立於1994年6月進入盧安達,是無國界醫生在首都吉佳利(Kigali)的項目主管。羅仕立說:

「人道行動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在盧安達出現滅族殘殺的初期,無國界醫生已發言要求國際以軍隊介入制止暴行。紅十字會也一樣。可惜我們徒然疾呼,整個建制卻完全沒有反應,罔顧政治責任,任由種族絕滅這種大家曾力言『從此不再容許』的罪行橫行。直到聯合國發動『綠松石行動』時,當地的滅族暴行已經完結。

「現在我想用一點時間,向我們邀請的其中一位嘉賓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盧安達滅族暴行中失去了40個家人。現在她是我們在布魯塞爾的同事。她在屠殺中倖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跟其他一百萬人一樣,慘遭殺害。我們好幾百位當地的員工也不能倖免。當時我是吉佳利無國界醫生項目的主管。我們盧安達同事在工作中表現的勇氣,遠超言語所能形容;他們犧牲之慘烈,以及我和所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同仁的刻骨哀痛,同樣無法以言語描述其萬一。

「我記得吉佳利的一位病人這樣對我說:『Ummera, Ummera-sha.』這是盧安達語,意思大約是:『勇氣,勇氣,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這是我們在當地的醫院裡一位女病人對我說的。她不僅是遭受刀襲,而是整個身體被人有意識、有計畫地切割。她兩隻耳朵已被切掉,臉孔被人細心割毀,以至露出明顯的刀刻圖案。當天有數以百計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進醫院來,人多得我們只能把部分病人臥放街頭。許多時候我們就在街上為他們動手術,醫院四周的水溝名副其實血流成河。這位女士是無數情況相似的病人當中的一位——雖然活著,卻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無以名狀。那刻我們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在傷口上縫上必要的幾針,為她止血。情況嚴峻,遠超過我們所能應付。她知道還有無數的傷者。她知道,我也知道,還有無數的其他傷者。她用我從未聽過的清晰聲音對我說:『allez, allez……ummera, ummera-sha. 』,意思是『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人道主張有其局限。沒有任何醫生有能力制止滅族行為。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種族清洗;正如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發動戰爭。人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締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工作者的責任。

「唯有國家才有能力採取措施,確保人道法得到尊重。」

應譴責 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約二十年後,1994年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於鄰國薩伊擔任無國界醫生項目總管的Rachel Kiddell-Monroe重訪盧安達。她曾親眼見過河流上漂著無數無頭屍體,她說:「我的純真在這裡死去了。」她記得有些盧安達男孩曾告訴她,當他們躲在灌木叢中時,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強暴或殺死,與家人失散的他們只能不斷奔跑,跑了好幾天,終於抵達邊境。「其中一個男孩手臂嚴重受傷──手臂幾乎已與身體分離。他最小的弟弟就死在他的懷中。」

1994年4月,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到100...
 

現在的盧安達已恢復繁榮,很難想像當時彷彿要世界末日的景像,只有人們心中留下心理創傷。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16年期間,其工作包括救援流離失所的人們、戰爭傷患、照顧孤兒與街童、支持因衝突而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也參與抵抗瘧疾、霍亂與結核病、愛滋病等流行病,以及婦幼健康等相關計畫。隨後盧安達進入長期發展時期,該國的其他組織已可滿足國內需求,因此無國界醫生已在2007年底結束當地工作。

對無國界醫生來說,一次次的目睹近代歷史的最駭人時刻,讓這個組織確信「我們不能確定發聲能否挽救生命,但我們知道沉默可以殺人」。無國界醫生確信醫生有其界限,並不談論其工作沒有涉獵的事情;然而,他們仍然堅信,應譴責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同時治療受困的病人。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

1994年的4月,醞釀已久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衝突,終於在盧安達的首都Kigali爆發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野火瞬間燃燒至盧安達的各個角落,在未來的三個月之內,透過媒體和當權者的搧風點火,鄰居和朋友成為仇敵互相殘殺。二十幾年過去,當年這個宛如人間煉獄、三個月內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東非蕞爾小國,現在是什麼模樣呢?

盧安達可能是世界經濟發展和轉型正義的奇蹟,雖然「種族屠殺」是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但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是全非洲最進步且最乾淨的國家之一。

很少人會刻意到盧安達旅遊,觀光客的步伐通常僅止於坦尚尼亞和肯亞,而不會跨越維多利亞湖到達這個看似危險的非洲山脈小國。盧安達很美,整個國家山脈連綿,茶田和咖啡田沿著山坡種植,婦女將剛採完的茶頂在頭上,沿著彎曲的山路走到最近的城鎮販售,再深入一點的地方則是原始熱帶雨林,裡面住著世界碩果僅存的山地大猩猩。無論在非洲住了多久,我常常還是會想,為什麼老天爺如此折磨這塊壯麗的大地。

圖/取自wikipedia
圖/取自wikipedia
 

我和朋友坐上從烏干達到盧安達的高級客運,這是一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漫長旅程,從烏干達的首都前進非洲中部的山脈和雨林。我們從烏干達的Kabale坐三十分鐘的計程車到群山環繞的邊境小鎮Katuna,下車走路到海關辦出境與簽證,一跨過邊境,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馬路,前面是盧安達沒有盡頭、美麗平坦的柏油路,對比後方的烏干達坑坑疤疤的半柏油泥土路,真的難以想像二十幾年前還是因為烏干達支持圖西族叛軍,才能讓他們獲得勝利、終結大屠殺。看著平順的柏油路頓時讓我心情大好,在非洲的小確幸就是熱水澡、平順的交通、沖水馬桶和免費網路,而盧安達至少滿足了其中一項。

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

盧安達近幾年來被視作國際發展的成功案例,大屠殺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對大屠殺的無作為感到內疚,挹注大筆資金協助建設盧安達,盧安達成了西方國家的「aid darling」。與烏干達一樣,國外援助占整年的年度預算百分之五十,雖然有大筆的外援,但如何利用又是一值得探討的事。盧安達總統發下豪語,希望在2020年讓這個地處非洲中心,缺乏自然資源、連一塊平地也沒有的蕞爾小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過去幾年的發展也沒有讓國民失望,以與台灣人日常生活貼切的咖啡為例,盧安達並不是傳統咖啡生產大國,但這幾年來因為政府的推廣與私有化,盧安達咖啡在國際精品咖啡市場漸漸嶄露頭角,甚至在台灣的精品咖啡店也能見到盧安達咖啡的蹤跡。

除了台灣人較為熟悉的咖啡,盧安達的人均GDP從1998年575美元,到2012年的1170美元,早夭率從1998年的千分之230,急遽下降至2012年的千分之55;在國會中有過半的席次是女性議員,種種的指標顯示盧安達在過去二十年之中脫胎換骨。總統Paul Kagame強硬法治與飽受爭議的發展政策讓盧安達在二十年之內從大屠殺中走出,成為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到了盧安達,我們坐兩小時的計程車到了首都Kigali,一到Kigali市區,沿著寬廣和充滿整齊路燈的山路上山,山坡上點綴著家戶的亮光,「這條路也太像仰德大道了吧。」我朋友在一旁驚呼,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Kigali是一個在山坡上的城市,我們住的Discover Rwanda Hostel的陽台可以瞭望整個景致,整齊的建築橫躺在充滿綠意與大樹的山坡上。與烏干達首都Kampala的年輕躁動不同,Kigali寧靜而安詳,涼風徐徐吹來,雖然緯度接近赤道,但因為海拔極高,並不覺得熱。眼前這般悠閒美景,難以想像二十年前此處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圖/取自www.ft.com/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

Hotel des Mille Collines,就是《盧安達飯店》中的「盧安達飯店」。時至今日,這裡仍然是Kigali首屈一指的大飯店,位處山坡高處。Milles Collines頂樓的餐廳,擁有極佳的視野鳥瞰整個城市,點一杯飲料,坐在電影中被當作蓄水池的游泳池旁,似乎等一下Don Cheadle就會從門後走出來問候。表面上整個國家一片祥和、整潔,人民奉公守法而友善,大屠殺彷彿前世記憶,不在這個國家留下一點混亂的痕跡,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現今的盧安達人又怎麼面對過去的傷痛呢?

大部分的人來盧安達旅行主要為了兩件事,大猩猩和大屠殺,Genocide Memorial更是所有人都不會錯過的景點。這個博物館被視為東非最棒的博物館之一,記錄了大屠殺的前因與之後的轉型正義。我們到的這一天剛好是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從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來的代表盛裝打扮的在講台上發言,卻隻字未提正在盧安達南邊浦隆地發生的大屠殺,這個畫面充滿既視感與諷刺,但對於其他國家的苦難,或許能做的其實並不多。

歷史如河,所有事的發生都能上溯河的根源找到其原因。圖西族與胡圖族的衝突,從比利時殖民政府開始,獨立後胡圖族不滿圖西族的壓迫和統治,奪取政權後展開衝突與歧視,國際社會更是放任一場又一場的模擬大屠殺,甚至到了真正的屠殺時也冷眼旁觀,釀成1994年的四月天,三個月內屠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一百多萬人口的大悲劇。

“If you must remember, remember this……The Nazis did not kill six million Jews……nor the Interahamwe kill a million Tutsis, they kill one and then another, then another……Genocide is not a single act of murder, it is millions of acts of murders.”

這是展覽中的最後一句話,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Nyamata Church是另一個大屠殺紀念園區,當年有將近一萬人在此遭屠殺。許多圖西族逃到教堂,以為胡圖族人會放過神聖的領地,沒想到卻讓胡圖族人有機可乘,更有些神父將圖西族出賣,洩漏他們的行蹤。

一走進Nyamata Church,地上堆滿了罹難者的衣服,教堂的牆壁上仍然矗立著當年的聖母瑪麗亞像,祂微笑的低著頭,眷顧著祂的子民,祂親眼見證了當年的整場殺戮,見證了人類能做出最惡極的事。教堂旁邊是罹難者的萬人塚,走下陰暗狹小的階梯,是一整排兩公尺高的頭骨和骨頭,無數生命,就這樣消逝在1994年的四月天,在這個教會中。除了此處,還有無數的萬人塚散布在盧安達各地。

圖/取自washingtoninst
 

導覽結束,我問我們的導覽先生:「現在你們還有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區別嗎?」他一聽到這兩個詞愣了一下,堅定地說:「我們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圖西族還是胡圖族,我們都說盧安達語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我們都應該攜手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雖然盧安達社會在這二十年中努力的復原,但心裡的傷口仍然在,人與人之間很難建立信任,也不若烏干達社會一般容易相信外人。而箝制社會言論和政治自由的總統,也使得盧安達人難以監督政府和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法律明文禁止製造種族仇恨

「你們在學校裡怎麼教大屠殺呢?」我問坐在隔壁跟我年紀相仿的大學女生,去完紀念館的隔天,我們坐了三個小時的車到Lake Kivu,沒想到下大雨,只好到一個當地小教堂避雨。「大屠殺的時候我還太小,沒什麼印象。但我們的課程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教大屠殺,課程裡也特別強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不應該、也不能區分種族,我們都是盧安達人,都應該為這個國家努力,到每年的四月,轉型正義委員會更會到每個學校與學生討論,在盧安達,製造種族仇恨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

不分種族、不分你我,以及對人最基本的尊重,這是我在盧安達所感受到的。城市中有斑馬線、紅綠燈,車輛禮讓行人,摩托車更規定一定要戴安全帽,每個月甚至還有全國打掃日維持環境整潔,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地方,可以看出盧安達的社會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路邊對我指指點點叫我Muzungu(白種人),也沒有騙外國人錢的公車司機。大家把我當作一般人,不會因為膚色而有所不同,這種社會中對人的尊重是最難被量化,但卻最珍貴的,這也是盧安達與烏干達和其他非洲國家最大的差別。

多年過去,盧安達的確有令人驚豔的成長與改變,雖然專制的總統令西方各國詬病,聯合國更指責盧安達資助剛果東部的叛軍、暗殺國內異議分子與壓迫言論自由。經歷種種指控,總統Paul Kagame仍深受盧安達人民喜愛。其實也是,在非洲這塊命運多舛的土地上,難得有這一個尊重人民、照顧人民的小國,是這塊動盪不安的大地中一片和平的綠洲。盧安達,讓我們看到非洲發展的希望與可能。

 

来源:联合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