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世纪末端，古老的法兰西大地上发生了一场震惊欧洲和整个世界的大革命。这场革命历时五年有余，以首都巴黎为中心，波及整个法兰西大地乃至大部分欧洲地区。这场革命打着自由、平等、人权、博爱的名义，以无人能够想象的手段彻底摧毁了法国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法制体系，让法国人民经历和饱尝了革命的滋味，于腥风血雨中惊诧城头变换大王旗，提心吊胆地观看各种政治投机分子的表演。这是一场空前未有的大革命，她彻底改变了法国的政治格局，影响了法国的发展进步，这片思想家、文学家辈出的土地，因这次大革命的原因，滋生出了热衷于独裁与战争的拿破伦主义，导致法国饱受欧洲列强的侵略与奴役，沦落为二等国家。两百多年来，无数专家对法国大革命的功过进行了分析、探讨，否定者不计其数，肯定者也大有人者。本文不想全面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起因、过程、作用、后果，只是以罗伯斯庇尔这个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法国大革命的关系和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一系列表现，表达我对在罗伯斯庇尔以及类似于罗氏的革命者领导下的法国大革命的认识。

　　一、法兰西突然敞开一扇窗

　　可以说，大革命的战火是国王路易十六烧起来的。 一切缘自于“三级会议”的召开。在法国，“三级会议”是一个带有议会性质的组织，由教士、贵族、平民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三个不同的阶级在“三级会议”中的代表名额是相同的。到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的1788年，这个国家已经有175年没有召开过“三级会议”了。国王路易十六之所以要召开“三级会议”，是因为法国财政出现严重赤字。路易十六想改变这种局面，为法国的强盛尽到一个君主的责任。

　　绝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路易十六是一个温和、善良、体恤民众、勇于改革的君主，算得上法国历史上最好的君主之一。为了让法国强大，为了尽可能的公平正义，路易十六决定用代议制君主政体取代绝对专制政体。他包括召开三级会议的一系列改革设想，既有急于解决财政困难的因素，也有让法国社会更加公平自由的渴望。其实，路易十六的改革举措并非自“三级会议”才开始，他登基之后，他便进行了一系列积极大胆的改革，如：解放王室农奴，实行省和乡村理事会制度、地主不得进入地方政府任职、取消税收特权、要求增加“三级会议”第三等级人数、不再遵从未经同意即行征税的惯例等等。路易十六提出了建立“自由宪章”的设想，他的“自由宪章”包括以下主要内容：宗教宽容、人身保护令状、平等纳税、取消酷刑、中央权力分散、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普选权、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赋予“三级会议”有拨款、提出立法动议、修改宪法的权力等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克顿评论说“这是法国历史上任何一位君主都不可能向他的臣民开出的条件。”(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

　　由路易十六开启的法国历史上空前的大改革，受到了来自和他同一个阶级的贵族的顽强抵抗。在法国，贵族和教士是不用纳税的，这一惯例与英国这样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截然不同。据托克维尔叙述，法国王室是通过财产的给予或者说税收上的馈赠，来换取法国贵族阶层不参与政治和政府。法国王室和政府一直拒绝贵族染指政府事务，管理各地事务的总督一直由第三等级担任。教士因承认法国国王对教职人员的任免权而获得了免税。(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法国，教士和贵族阶层占有全国五分之二的土地，却不承担任何的纳税义务。然而，这样一样，所有税收负担都强加到第三等级身上，不仅造成严重财政困难，而且带来了社会不公和阶级对抗。为了保护自己以牺牲政治利益换来的免税优待，贵族阶级进行了激烈反抗，可是，路易十六以其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无畏气概，不惜与贵族阶级决裂，坚决取消贵族和教士的税收特权，坚决要求将第三等级代表的人数从300人增加到600人(是其他两个等级之和)。当有人向国王汇报说应召贵族中只有一人投票同意将第三等级的代表人数增加到600人时，这位国王对来人说：“你可以加上我一票。”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路易十六自觉地站在了第三等级一边，同贵族、部分教士(大部分教士在让出税收特权上表现得比较理智)、巴黎高等法院(巴黎高等法院一直不同意更改原先的“三级会议”分配办法)、王室内部(以王后为代表的王室集团也坚决反对改革)进行了毫不妥协的斗争。终于赢得了胜利。路易十六相信通过他坚持不懈地为普通民众的维权行动，会得到第三等级的全力支持，让他的改革大计顺利实施。实质上，开始的时候，第三等级是坚定站在国王一边的，这也让国王对这个不断壮大的新兴阶级充满了好感和期待。1789年5月6日至6月27日，“三级会议”于凡尔赛召开。这是法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当1200名代表(其中第三等级代表600名)齐聚凡尔赛时，整个法兰西沸腾了。人民为法兰西即将走向公平自由和民主法治欢欣鼓舞。

　　在建立自由政体的道路上，路易十六已经让王室走到了尽头。他没有想过控制“三级会议”，也没有去影响“三级会议”的选举。正如阿克顿所说“国王的权力实际上已经被暂时终止了，并且永远也不可能恢复了。” (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当时的法国，并没有多少人要求国王这样做，更没有人强迫国王必须这样做。可是，法国国王义无反顾地做了，他为法国打开了一扇通向平等、自由的窗口，他满怀希望地看着过去被歧视受压迫的第三等级与他一起为这个国家排忧解难。这个时候的国王是激动和兴奋的，心中一定有着无限多的宏伟计划。然而，事情却并没有朝着他期待的方向发展。可以说，正是因为他的改革和给予第三等级的支持，才导致革命的发生。换句话说，是路易十六亲手点燃了法国大革命的战火，不仅烧毁了国王和王室，也让法兰西文明蒙受耻辱。

　　由于有国王和政府对第三等级的支持，才得已使得第三等级中那些有远大志向者和政治投机者得已走向政治舞台乃至权力中心，才得已成就马拉、丹东、罗伯斯庇尔甚至罗兰夫人等普通人的辉煌。

　　二、将国家捆绑在革命的战车上

　　无论哪一部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又无论哪一个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都不可能忽视一个人的存在，他的全名叫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没有了罗伯斯庇尔的法国大革命史将不是真正的法国大革命史，也就是说，罗伯斯庇尔这个名字是与法国大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罗伯斯庇尔出生在法国北部一个叫阿腊斯的小城。幼年时曾遭遇父母离异、寄人篱下的生活。后到巴黎路易学院学习法律，学习期间，罗伯斯庇尔成为这所神学院的高材生。神学院毕业后罗伯斯庇尔回到阿腊斯城做了一名职业律师。1775年，正在巴黎路易学院学习的罗伯斯庇尔有幸向举行完登基典礼路过学院的路易十六国王和安托瓦内特王后致欢迎词。那个时候的罗伯斯庇尔对国王和王后有着无比的崇敬和热爱，据说他和路易学院的师生的细雨中等待了几个小时才等来了国王和王后的光临，全体师生都跪在校园门口，罗伯斯庇尔跪在最前面。可是，国王和王后却没有走下銮驾，只是听完致词后礼貌地笑了笑，然后匆匆离开了。国王和王后的匆匆离去让罗伯斯庇尔特别失落，他本打算和国王交流几句的。

　　路易十六开始进行大规模改革的时候，罗伯斯庇尔还在他的老家法国北部的阿图瓦省阿腊斯城做律师。罗伯斯庇尔因为童年的悲惨遭遇以及目睹了太多的平民的贫困潦倒的生活，从小便立下了改造世界的宏伟志向。在大学期间，罗伯斯庇尔疯狂迷恋上了卢梭的学说，他十分认同卢梭关于社会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的观点，亦认同人本性是善的，是社会不公导致了人性的恶。他渴望建立一个平等的、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社会。有人推测，罗氐在巴黎求学期间曾经去拜访过卢梭。据说他死后枕头下还放着一本《社会契约论》。(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可是，即便有再大的理想，以法国社会的等级森严的现实、罗伯斯庇尔的出身和地位，如果没有大革命的爆发，他一辈子也只能当一个律师和文人了。严格地说，是路易十六给了罗伯斯庇尔机会。1789年4月，罗伯斯庇尔在阿腊斯参加“三级大会”代表竞选，以不辞劳苦的撰文、演说，不断地重申他的为平民服务的观点和决心，终于力挫群雄，获得了第三等级代表资格，走进了凡尔赛，之后又随着权力中心移至巴黎，开始了他抒写个人辉煌亦改写法国历史的人生旅途。

　　事实上，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与罗伯斯庇尔没有什么关系，他即没有点燃战火的能力，也没有点燃战火的机会。就是大革命的前期，罗伯斯庇尔的作用也微乎其微。大革命前期的时候，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是法官穆尼耶、政治家马鲁厄特、政治家米拉波、神学家西哀士。前两位相对保守，希望各派通过妥协达成一致，建立两院制宪法，后两位相对激进，希望通过革命手段，让权力为民众掌握。其中，米拉波是雅各宾俱乐部的创始人，西哀士则是国民议会的倡导者和实施者。因为这些早期的第三等级的代表人物的大胆设想与行为，为大革命进入高潮打开了缺口，为革命烈火熊熊燃烧准备了薪柴，也为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政治狂热分子和恐怖分子走向前台铺平了道路。

　　无论是米拉波、西哀士还是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亦或吉伦特派代表人物，他们都有意将民众政治热情煽动起来，将革命视为一种立场和不二选择，将国家牢牢地捆绑在革命的战车上。那时候的巴黎，处处人头攒动，彻夜叫声震天，后来发展到烧杀抢掠。大多数普通市民尤其是那些无所事事者，将街头革命当成了他们的职业，哪里有纷争就往哪里冲，冲过去就开始围攻打砸并大开杀戒。巴黎开始失控，法国开始失控。

　　导致法国大革命走向极端和完全失控，始于1789年7月14日对巴士底狱的攻占。导火索是由于新成立的国民议会与王室、贵族之间因为国家政体和权力分配的矛盾。当时，国民议会是人民的代言者，受到了全体平民阶级的无条件拥护。群众得知国民议会的祈求受到阻挠的时候，自觉地站在了国民议会一边，并拥向议会大厦对议员表达支持。为了防止动乱发生，国王下令调集军队赶往巴黎，但国王和他的大臣们并没有想到事态会有多严重，军队的行动迟缓、对重点区域包括巴士底狱的保护十分不力(在多到有人报告，群众有可能攻占巴士底狱之后，仍然只派了130名士兵把守这座法国最大的监狱)。市民们的革命热情终于找到了爆发点，他们以王室与国民议会作对为由，冲进巴士底监狱，打死了守军、放出了所有囚犯、处死向他们进攻的将军。那个时候，国民已经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了，任何向他们开火的军人都被视为叛乱分子和卖国贼。因此，赶往巴黎的军队也只好撤离。国王被国民议会代表从凡尔赛带到巴黎，被迫在暴动的民众面前承认攻占巴士底狱和反对君权的行为合法。至此，路易十六作为法国国王的使命实质上已经结束。

　　这正是罗伯斯庇尔等人乐于看到的或者说等待了很久的良机。

　　自从当选为“三级代表大会”代表之后，罗伯斯庇尔一直在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小圈子，他利用他的演说天才，不停演讲，抨击革命敌人和各类妥协变节分子，发表和出版大量政治著作，不久即成为雅各宾俱乐部的核心人物，成为巴黎社会人人皆知的政治名星。当选为国民议会代表之后，罗伯斯庇尔逐步成为巴黎乃至整个法国社会的权力核心。

　　1789年10月，随着国王被移居巴黎，罗伯斯庇尔也租住于巴黎通日大街。在这里，罗伯斯庇尔渡过了他生命的最后5年，也是他人生的巅峰时期。作为职业革命家的罗伯斯庇尔，他最为迫切地任务就是要走向上前台，引领大众跟着他的步伐走向他渴望的新天地。他认为革命随时都面临着被扼杀的危险，为此，他穿着那件标志性的天蓝色风衣、戴着三色绶带，不停地在国民大会、在雅各宾俱乐部、在庆祝大会的广场呼吁议员和民众，警惕敌人的阴谋，在他看来，巴黎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人群、每一个白天和夜晚，都充满了阴谋，敌人随时可能从哪个阴暗角落里跑出来向革命疯狂报复。革命者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断革命，变本加厉地革命，这样，才能战胜反革命分子，巩固和发展革命的成果。他不断重复着阴谋论，让巴黎的空气更加紧张，不仅平民们人心惶惶，就连国民议会代表、市政府官员也惶惶不可终日。一些人自觉不自觉地向罗伯斯庇尔靠拢，以求得到这位“洞察一切”的高明的政治家的保护和心理上的安慰。罗伯斯庇尔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依靠这种手段，罗伯斯庇尔成功地将造反家丹东、煽动家马拉收入自己旗下，甚至老革命米拉波、西哀士也对他惧让三分。据说在罗伯斯庇尔死去40年之后，西哀士在病危之时还不停地叫喊：“如果罗伯斯庇尔找我，就说我不在。”(阿克顿《法国大革命讲稿》)罗伯斯庇尔还培养了一大批忠实信徒和粉丝，如革命狂徒圣-茹斯特和约瑟夫.沙利耶、富歇、掌握舆论工具的吹鼓手卡米耶.德穆兰、愚蠢极致的木匠杜坡莱及其家人等等。这些人都是罗伯斯庇尔的工具和棋子，他正是依靠这些人不断地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基础。罗伯斯庇尔因其不循私情、不贪钱财、不好女色，被人们称之为“不可腐蚀者”。在巴黎乃至法国大多数地区，罗伯斯庇尔的信徒遍布大街小巷，他几乎每天都要收到大量的效忠信、感谢信、求教信。罗伯斯庇尔把启发和引导民众看作是他的责任和义务或许还是一种享受吧，他孜孜不倦地教导他的崇拜者和普通民众，只有革命才是通向美好社会的唯一途径，也只有他才是真正的、彻底的革命者代表。据罗伯斯庇尔秘书回忆，他在巴黎期间，曾经受到许多年轻的青睐，其中一个还成为他的女朋友，后来罗伯斯庇尔怕恋爱影响自己的形象，将女孩打发走了。而杜坡莱一家人对罗伯斯庇尔的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自觉地担负保卫罗伯斯庇尔安全的责任，据说杜氏的老婆和女儿都爱上了这位不苟言笑的革命家。一段时间，罗伯斯庇尔还居住在杜坡莱家里，享受着这家人无微不至的照顾。后来，罗伯斯庇尔竟然将这位木匠以及木匠家的医生安排进了革命法庭，让他们为杀戮充当举手机器。这家人也因为罗伯斯庇尔而落得被处死的下场。(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page]

　　三、以公平正义的名义杀戮

　　革命前，罗伯斯庇尔对死刑是持反对态度的，还在阿腊斯当律师的时候，身为主教法院的法官，看到一位杀人犯被判处死刑的时候还难受得不停呕吐，认为死刑太残忍了，应该废除。1791年，已经革命的罗伯斯庇尔，还在演讲中竭力主张废除死刑。他声言之所以要求废除死刑，一是因为它的不公，二是它不具备足够有效的威慑力。如果有谁认为罗伯斯庇尔真的是这么想的话，那他就是天下最大的傻瓜，也太不了解罗伯斯庇尔的为人了。正如他1791年5月在雅各宾俱乐部谈新闻自由的时候，以美国为例，认为无论公共领域还是私人领域都不应该受到审查和侵扰、自由不应受到任何限制一样，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是他收买人心的一种惯用伎俩。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对象，他完全可以作出相反的结论而且还振振有词。这就是很多喜欢暴力革命的人的真实嘴脸。

　　在革命阵营中站稳脚跟、获得重大权力之后，罗伯斯庇尔露出了他的本来面目。他开始宣传和实施他的以公平正义的名义杀戮异己和不革命者的理论。他不停地宣传为了自由的最终实现，使用一切手段都变得公正，哪怕充满了血腥。他说，暴动可以横扫属于君主制的一切。在他的鼓动下，丹东于1792年9月初，策动4万名暴民向国王居住的杜伊勒里宫发动恐怖袭击，当晚就有600名士兵被乱刀砍死，之后又有包括神职人员、妇女、儿童在内的一千余人被杀。

　　罗伯斯庇尔将目光瞄准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六。

　　国王和王室因为巴黎日益危险的局势而惶恐不安，他们渴望离开动乱中心，依靠忠于国家的军队结束巴黎的无政府状态。1791年6月20日深夜，路易国王和安托瓦内特王后，在大臣的安排下出逃。他们的计划是逃往蒙特梅迪，可惜，这位可怜的国王的逃亡计划失败，他们在距离目的地不远的地方被拦截，成为革命者的阶下囚。9月，路易十六接受共和宪法，一位法国历史上少有的励精图治的国王的使命正式结束了。同时，法国君主立案派的梦想也彻底破灭。

　　罗伯斯庇尔不想放过一个已经被废黜的国王，或许这位曾经是法国上流社会的掌门人一直是他仇恨的对象，或许他认为路易的存在是一个威胁，或许让这个法国过去的最高统治者死在他的手下会让他产生某种快感。他与他那些革命同道不遗余力地在国民议会阐述将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的正当性和必要性。丹东、马拉等人公开叫器：路易必须死，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是国王!马拉更是在报纸上公开宣称：“我信仰杀戮。”在罗伯斯庇尔等人的误导和恐吓下，由温和的吉伦特派控制的国会以361票对360票的一票多数判处路易十六死刑。1793年1月21日，一个主动舍弃许多君主权利、希望带领法国人民走向公平、自由、没有任何罪恶的国王倒在了罗伯斯庇尔及其暴政者的铡刀下。美国历史学家JOHN S.C. ABBOTT说：“路易，这个仁慈、正直、纯洁、没有污点的男人，成了傲慢的、压迫人的、放荡的君主的替罪羊。”(JOHN S.C. ABBOTT《法兰西第一女杰罗兰夫人传》)

　　因为敢于向国王开刀，因为喋喋不休的鼓噪，因为一些媒体和卑鄙龌龊者无原则的吹捧，罗伯斯庇尔的威望与日俱增，不论是会议大厅还是广场马路，到处都有“罗伯斯庇尔万岁”的口号声。因其威望的提升，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于是，便随心所欲地向他的敌人和潜在的敌人以及他认为没有理由活着的人举起了铡刀。为了便于打击异已，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罗伯斯庇尔成立了一系列机构，如：国民公会(国民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一般安全委员会、选举委员会、革命法庭、军事监督委员会等等。他赋予这些机构无限权力，在丹东提议下成立的革命法庭，可以对嫌疑人不经审判便判处死刑。为了鼓动法国第二大城市里昂也发生像巴黎9月暴动那样的暴动，罗伯斯庇尔派遣他的亲信沙利耶赶往里昂，企图让里昂变成第二个巴黎。不料，第二年5月的时候，沙利耶被里昂人处决。罗伯斯庇尔立即命令公共安全委员会对里昂的反对派进行镇压，他们对里昂围攻了四个多月，大批民众被杀害，几乎所有的房子都被毁灭，有人说“里昂已经不复存在了。”(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

　　罗伯斯庇尔的恐怖统治不断升级，为了给他的杀戮找到“法律依据”，他制订和颁布了众多“法规”。其中以《嫌疑人法》(1793年9月颁布)和“牧月22日法令”(1794年6月10日)最为臭名昭著。他规定：不论是谁，只要他们的言行显示支持暴政和联邦制，或反对自由，都将被处死。他发明了一项新罪名“人民的敌人”。人民的敌人除了叛国、复辟、贪污腐化、窃取公共财产之外，还包括：攻击国民公会、诋毁爱国主义、误导民众、传播虚假消息、辱骂美德、破坏公众良知等等。所有这些罪名的处罚都是死刑。其实，“人民的敌人”就相当于后来的“反革命”， 罗伯斯庇尔无疑是“反革命罪”的始作俑者。从9月颁布《嫌疑人法》到第二年7月底罗伯斯庇尔被捕，短短的10个月时间，法国有1.6万人被判处死刑(不包括大量被秘密处死和不经审判私刑处死者)。此外，革命党人攻陷里昂后这座城市有近2000人被处死;旺代的暴动中，战场上的伤亡不计算在内，战败时被杀的起义者和平民超过10000人。起义被镇压后又有超过3500人被送上断头台。6月10日“牧月22日法令”颁布到7月27日罗伯斯庇尔被捕，短短47天时间，巴黎有1376人被送上断头台。法国大地成了一个巨大的屠宰场，有地方用大炮处决犯人、有地方将人逼入河中活活淹死、有地方看到陌生人便杀……

　　四、倒在自己的铡刀下

　　罗伯斯庇尔毫不吝啬他手中的权力，并及时将权力运用到铡刀的行使上。他一边煽动民众暴乱，一边将屠刀举向他的同胞。先是国王和王室，接着是政治对手君主立宪派和主张共和的吉伦特派，再接着是从雅各宾派分裂出去的斐扬派，最后是身边的同志和战友，甚至连他们的家人，连末成年的小孩也不放过。

　　造反家丹东无疑是罗伯斯庇尔最为得力的干将，为暴政的实施贡献了诸多理论和实践;老同学兼吹鼓手卡米耶，为罗伯斯庇尔的成功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人权宣言的起草者托马斯·潘恩，一个让人权、自由写满大街小巷的著名作家(潘恩侥幸生存);罗兰夫人，曾经还是罗伯斯庇尔的偶象，一段时间，他经常出现在她的客厅，听这位高贵的夫人高谈阔论。而且，在他还没有掌控权力中枢的时候，得知国民议会中的反罗派要对罗动手时，罗兰夫人和她的先生还跑去给罗伯斯庇尔通风报信。可是，这位“不可腐蚀者”一个也不放过，他甚至不给老朋友丹东自我辩解的机会，甚至将丹东和老同学卡米耶的妻子也处死。对这些战友、同学、恩人，罗伯斯庇尔在签署处决令时，手也不曾抖动片刻，他们的囚车从他窗前经过时，他连眼睛也不曾抬起过。曾经有一位名叫塞西尔的16岁的小女孩，来到罗伯斯庇尔的门前，只是想看看暴君长什么样子，因为口袋有一把水果刀，便被定性为谋杀，女孩的父亲、哥哥、姑姑与她一起被送上了断头台。那天被处决的一共有61人，其中还有一个单身母亲和她的两个女儿。她们一家三口被杀，据说是因为罗伯斯庇尔在她们家吃饭时喝醉了酒，罗酒后说出了他的政治意图，害怕秘密泄漏，于是杀人灭口。被处死的人中还有一位未成年的侍女，人群中有人喊出：“不要杀孩子!”可惜，与那把尖利的铡刀相比，这种喊声太软弱无力了。

　　巴黎人感到了恐惧，可是他们却又无可奈何。罗伯斯庇尔的暴政也好，其他人的暴政也好，都有他们一份功劳，是他们的狂热给了政治野心家以机会，让一些头脑不正常的政客们主宰他们的命运。他们除了恐惧，只有束手无策了。其实，罗伯斯庇尔也好，其他暴徒也好，根本没有多么强大的力量，也就那么几个人，如果真的反抗，他们将不堪一击。正如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财务大臣内克尔女儿斯塔尔夫人说的那样：“其实要推翻这些人的权力，只需提出一个问题就够了：他们有多少人?然而，这些人的暴虐成了外界衡量他们力量的标准，反没人敢奋起反抗。”(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

　　因为“牧月22日法令”的颁布，国民公会的300多名代表不再享有豁免权。罗伯斯庇尔身边那些跟着他起哄、杀人的人害怕了。一个连同学、朋友、恩人甚至未成年人都不放过的恶魔，还能指望他刀下留人吗?他们随时随地都有可能被罗伯斯庇尔推到铡刀下。他们感觉到了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分分秒秒都在小声猜测，下一个受审的是谁，许多人不敢在自己家里睡觉。他们的害怕便注定了罗伯斯庇尔这个政治狂徒的灭亡。没有人会眼睁睁地等待别人来屠杀，包括他们这些热衷于杀戮、以杀戮为乐的刽子手。罗伯斯庇尔的战友们的第一个动作是编造“不可腐蚀者”与一个叫凯瑟琳的女巫有来往的丑闻，企图从损害罗伯斯庇尔的形象开始达到打倒他的目的。可是，他们失败了。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失败就意味着死亡，编造谎言者很快便被送到断头台。

　　罗伯斯庇尔的暴行激怒了国民公会代表，罗氏在公会被群起而攻之，他的发言第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打断，他那些朝夕相处的伙伴剥夺了他和支持者说话的权力，接着被赶出国民公会。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政治生态十分奇特，不管是什么人，只要你的发言不被大多数认可，或者说你没有了发言的权力，那么你就失败了。接着，国民公会投票通过了逮捕罗伯斯庇尔和他的弟弟等5人决定。就这样，罗伯斯庇尔失败了，他突然从权力的顶峰跌下了万丈深渊，等待他的只有死亡。罗伯斯庇尔等人曾经被支持他的市政厅救出过，但当时巴黎的最高权力机构国民公会对罗伯斯庇尔等人下达了通缉令。罗伯斯庇尔等人最终被国民公会派来的士兵逮捕了，并被士兵开枪打掉了半个下巴，让他从再次被捕到命丧断头台不能开口说一句话。据说，士兵冲进来时，罗伯斯庇尔正在签署号召市民向国民公会的敌人反攻的指令，字还没签完便被击中。按照罗伯斯庇尔制订的法律，他未经审判便被判处了死刑。与国王、王后、吉伦特派代表、丹东等人被处死前一样，当罗伯斯庇尔的囚车从大街上经过时，人们向他扔石头，高叫：暴君、魔鬼、杀死他等口号。一位女人冲到他的囚车前，怒吼道：“现在去死吧，恶人。带着所有法国母亲和妻子的诅咒，下地狱去吧。”刽子手撕开罗伯斯庇尔脸上的绷带时，这位坚强的政治动物发出了凄惨的叫声。罗伯斯庇尔的叫声表达了他对建立以美德为中心的共和国事业的彻底绝望。

　　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和帮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这个不可一世的暴君倒在了自己的铡刀下。

　　五、不仅仅是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的失败是早已注定了的，因为他那一套以净化人们的心灵而建立美德共和国的设想，完全是不切实际的主观臆想，或者说是他给自己不受限制地行使权力找的一个借口。他的失败除了他的政策的匪夷所思和手段的血腥残暴之外，在技术层面上，他也不能算作一位合格的政治家和政客。尽管他的追捧者将他奉为无所不能的上帝，他自己也认为自己不同凡人。可是，他的周围只有为数不多的铁杆粉丝，那些跟着起哄的乌合之众在关键时刻是起不了作用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政治家和政客，他没有建立起自己自上而下的人数众多、组织严密的队伍，就连雅各宾俱乐部也组织松散且不完全受他控制。此外，他在没有完全建立起他的稳固的统治基础之前，便开始对战友大开杀戒，这犯了政客的大忌——要想成功，必须先行和善，可他太得意忘形了。

　　罗伯斯庇尔的最致命的问题，就是他的自我感觉太好了。虽然他一直在宣扬阴谋论，叫嚷有人要谋杀他，但他的骨子里一直认为自己会永垂不朽。他与很多政治人物一样，除了自己不相信任何人，他总是给自己的一些荒唐行为找到合理的解释，他总是相信他杀的每一个人都是该死的。他的言行总是处于矛盾之中，一会儿废除死刑，一会儿又说死刑是最好的手段，一会儿赞成君主立宪，一会儿又要将赞成君主立宪者处死，既反对无神论又大肆杀戮神职人员。其实，他是一个典型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人，他把理想的实现建立在自我意识不断膨胀的基础之上。为了让自己不朽，他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宗教节日“至高无上者节”，让民众对他顶礼膜拜。这些都是他走向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最根本的原因是他所折腾的那一套让人们害怕。一个让大多数人害怕的人物和政权能够长久吗?许多历史学家包括对法国大革命持批判态度的托克维尔也不否认罗伯斯庇尔的美好动机，认为因其革命者的动机良好，所以称其为一场伟大的革命。但我却并不认同这种看法。罗伯斯庇尔也好，其他政客和暴徒也好，难道不知道杀戮同类与平等无关吗?难道不知道血腥与美好风马牛不相及吗?难道不知道处于恐惧状态中的人不会幸福吗?我个人认为，法国大革命不过是一些人打着人权、自由、平等这个漂亮的幌子所进行的一场向人类宣战的暴动。罗伯斯庇尔以卢梭的信徒自居，声言奉行人民主权原则。但实质上民，人民在他的眼里不过是工具与草芥。剑桥大学政治学博士露丝.斯科尔在评价法国大革命时说“……一个人的名字可谓恐怖的代名词，那就是马克西米利安·罗伯斯庇尔。”她还称罗伯斯庇尔是“第一个现代独裁者”。(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斯塔尔夫人说“雅各宾政府采纳人民体制完全只是一场作秀而已……”(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柏克说“法国大革命应该算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生的最令人惊诧的事件。……在这场充满了轻率与凶残的混乱中，一切都是那样不合理，所有的罪恶及愚昧的行径都汇集在一起。”(柏克《反思法国大革命》)我十分认同这些学者的分析和观点，法国大革命开启了近现代社会非理性革命的先河，罗伯斯庇尔则是现代暴政的导师。任何以理想和动机等冠冕堂皇的理由去肯定罗伯斯庇尔及其法国大革命暴政，或者为其开脱，都是轻率和不负责任的。

　　长久以来，罗伯斯庇尔的家乡一直以他为耻，甚至有人要用一张“不透光的幕布”遮住他当年为参选“三级代表”所发生的一切。然而，仅仅是罗伯斯庇尔吗?

　　如果没有丹东、马拉这些志同道合的合伙人，没有布里索为代表的吉伦特派的一味迁就和丧失原则(他们控制着国民议会却按罗伯斯庇尔的要求通过了对国王处死的决议)，没有愚昧无知的市民的起哄，罗伯斯庇尔会走到这一步吗?法国会蒙受如此羞辱吗?还在罗伯斯庇尔如日中天的时候，一个叫卢韦的吉伦特派代表就这样指责过他：“我指责你将自己奉为民众的偶像，宣传你是举国上下可以拯救法兰西的唯一人选。我指责你……利用阴谋和恐惧以独霸巴黎选举议会，通过诽谤、暴力和恐怖行动来得到最高权力……”(露丝.斯科尔(《罗伯斯庇尔与法国大革命》)可惜，大多数当权者以及巴黎民众却对罗氏的暴行容忍、欣赏、支持。这就是法国人在两百多年前遭受灾难的根源。

　　更让人忧心的是，罗伯斯庇尔垮台以后，仍然有许多人认为他是真理和正义的化身，要继承和发扬他的事业。运用他的方式进行革命和统治的大有人在，并被证明为最行之有效的办法。这才最为可怕。

　　这个世界上，不仅仅只有一个罗伯斯庇尔。

　　(本文原载《同舟共进》2016年5期)

社会正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毫无任何意义的，而且使用这种说法的人，如果不是愚昧，那就肯定是在欺骗。

　　至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全力把人们从“社会正义”这个梦魔的支配下解救出来，因为这个梦魔正在把人们的善良情感变成一种摧毁自由文明一切价值的工具;当然我的这种努力有可能使我冒犯或开罪许多人，而这些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原本是我非常尊敬的。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否定罗尔斯的正义观、否定社会正义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的标志。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而言，充分地认识到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谬误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错误就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认清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危害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不仅盛行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像阿玛蒂亚·森这样享誉国际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哈耶克对此种思维方式在理论上进行了严谨的批判之后，还是同样以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写出了《正义观》一书。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罗尔斯的世界绝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这里，哈耶克用“绝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做出了没有丝毫余地的彻底否定——哈耶克的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他的正义观与罗尔斯正义观的根本对立。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并回答一系列十分尖锐而困难的问题：哈耶克与罗尔斯，谁是更深刻的?谁是正确的?谁的正义观是真正可欲的?哈耶克对罗尔斯的彻底否定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

　　若我们真正理解哈耶克思想的深刻与正确，本着科学的严谨态度，我们显然应该摒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因为哈耶克从理论上证明了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完全不可欲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罗尔斯的思想就完全没有价值了，正相反，如诺齐克在《国家、无政府与乌托邦》中所说:“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读罗尔斯的著作而没有把许多东西吸收或者转变为他自己深化了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个人也深有体会，从罗尔斯的著作中，我所受到的启迪是相当多的，我的许多思考都是在罗尔斯的思想基础之上展开的，罗尔斯的论述常常可以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哈耶克的真知灼见。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一些具体的思想和局部结论上罗尔斯与哈耶克有多少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的确是存在的。这一点，哈耶克本人也意识到了，例如，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第九章的结尾，哈耶克大段的引用了罗尔斯的论述，并写到:“我与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哈耶克说所的并无根本的分歧仅仅是局限在他所引用的罗尔斯的这段论述或某些局部性观点而已，并非指他的正义观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本质上没有分歧。我们还应考虑到，哈耶克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在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终极思考与最终结论上，正像哈耶克在上述阐述中所表明的，他们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除了在《致命的自负》中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直接而明确的彻底否定之外，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还以《社会正义的幻象》作为第二卷的标题。正是在这里，哈耶克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从理论上指出了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谬误。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社会正义。或者说，一旦一种所谓的社会正义以某种理论与口号出现于人类社会，那么，真正的不正义就已经或即将产生了。哈耶克写到：“这样一种“社会”正义观念，乃是那种拟人化或人格化(personification)认识进路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当然，所有幼稚的思想都是根据这种拟人化或人格化的认识进路来解释各种自我有序化的过程(self-ordering processes)的。坦率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原始概念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心智尚未成熟。”哈耶克绝非情绪化地随意使用“幼稚”，“原始”，“心智尚未成熟”这些词语的。他是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理性客观地做出这样的论断的。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当我们不能理解哈耶克的论述时，或甚至认为我们发现哈耶克的分析论述存在问题抑或是错误的时候，究竟是哈耶克不够深刻?还是我们因幼稚或心智尚未成熟而无法用我们所笃信的原始概念深刻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当我们面对哈耶克的思想与理论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首先进行这样的反思，尤其是研究哈耶克和罗尔斯的专家学者们，更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要理解哈耶克为什么反对社会正义，有两种认识路径，一是直接在哈耶克的理论中寻找答案，另一种认识路径则是弄清楚罗尔斯、德沃金等平等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正义，其本质是什么?若我们能够从本质上理解到他们所提出的社会正义只不过是幼稚思想而导致的谬误，我们当然就能够理解哈耶克为什么坚决反对社会正义了。

人类天生具有强烈的正义诉求，但同时，人类社会却天然地不具备实现社会正义的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深藏在人性之中，哈耶克深刻地观察到了人性中的这种本质。因此，他指出了拟人化或人格化正是人们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本性错误。拟人化与人格化是我们理解哈耶克强烈反对社会正义理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说，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用正义与非正义来评价，而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是用来描述众多个体集合的一个词语，由于人的自私与利己，人与人的利益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因此，在自由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因为各自利益不同而无法统一。作为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人的集合，自由社会是不会有统一利益和意志的，因而社会正义这样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的思考在学理上与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哈耶克用拟人化，人格化来批评持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人们——见《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九章《社会正义的幻象》。指出这是人们心智尚未成熟的表现。正是这样拟人化或人格化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决定了社会正义只能是一种存在于左翼自由主义者等建构论理性主义思想家大脑中的幻象。

　　一个社会要想产生所谓的社会正义行为，必然要求该社会的全体成员，或多数成员具有统一的意志和价值观。“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亦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社会成员应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P119)或者说，要实现“社会正义”必然要求首先以某种所谓的正义观念统一社会成员的意志，因此，社会正义诉求或这一观念是专制与独裁发生发展的沃土，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了防止专制与独裁，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自由社会，这样的社会与社会正义观念是存在根本冲突的。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谓的社会统一意志不过是某个政治强人的个人意志或某个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小团体意志。若我们深刻理解到人性的黑暗，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专制与集权就是必然的结局。《我的奋斗》在初稿时被希特勒取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这本书影响了二战前以及二战时所有的德国年轻人，谁能说希特勒的理想不是崇高的呢?若希特勒的理想不是看上去非常崇高与富有正义，何以会影响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呢?所以，崇高与正义的理想往往是极其危险的，是人类灾难的开始。伟大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告诫普通投资者说：当有人以极高的回报率引诱你投资时，你应该立刻转身走开。对于社会正义的巨大诱惑，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高度警惕的态度。[page]

　　从本质上说，哈耶克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与罗尔斯是完全不同的，罗尔斯写出了《正义论》一书，为社会正义奠定了看上去十分科学的理论基础，借用周濂教授的说法：“众所周知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正义论》，一举将‘社会正义’奠定为此后四十年英美政治哲学的主要论题。”但哈耶克却是坚决反对社会正义的，同样借用周濂教授的说法: “在哈耶克长达四十年的著述历史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他对“社会正义”无所不用其极的抨击，比如说社会正义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是“哲学家的魔法石”、“原始概念”、“迷信”，等等。”但我们注意到，罗尔斯的正义观对人们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哈耶克的正义思想，至少在中国社会中是如此，中国的学者们在经济理论与自由思想上会十分推崇哈耶克的思想与理论，但在涉及社会正义时却往往具有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相同的思想。这样的现实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哈耶克与罗尔斯，谁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是更本质和更加深刻的呢?谁的正义观又是符合人类社会客观现实的真理呢?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完全不可欲的空想。

　　毫无疑问，哈耶克是一位思想极为深刻的思考者，深刻到常常使研究者因无法理解他的思想而误解他的程度。他当然不会在没有透彻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情况下匆忙做出不容置疑的全盘否定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明确结论。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深刻的思考哈耶克做出这一论断的理由是什么?哈耶克用心智尚未成熟来刻画持有“社会正义”观点的人们，事实上，哈耶克不但是深刻的，而且是客观的，人们确是由于心智的不成熟才热衷于追求社会正义这种原始正义的，恰如孩提时代的人们都会喜欢过家家一样，不过是心智尚未成熟时的一种行为模式。大量的人，也正是由于心智尚未成熟而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深刻思考。哈耶克使用了幼稚，心智尚未成熟这样的词语，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在他的心中，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晰，但至少在人类历史目前的发展阶段，大部分人尚无法充分地认识到这种自发秩序的客观存在与哈耶克思想的科学性。而人类逐渐深刻理解哈耶克思想的过程，正在人类心智逐渐成熟和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演化的过程。

　　罗尔斯以《正义论》、《作为公平的正义》对人类社会的正义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中也说：“当一国的财富分配像甚至非常繁荣的国家目前的财富状况那样极为不平等时，它的平等关切就是值得怀疑的。为何不直接问一句，是让公民拥有同等的财富，还是拥有同样的机会，或是让每个人只拥有满足其最低需要的财富?”(P2、3)毫无疑问，正义或公平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财富的分配，即所谓的分配正义。哈耶克和诺齐克都在其著作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分配正义。很显然，正义或公平与否与人们的收入和对财富的占有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所谓社会正义诉求，其核心本质其实就是分配正义，分配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财富的分配。罗尔斯等平等自由主义者的最大主张就是将趋向平等做为财富分配的目标，在本质上，这正是一种社会正义诉求。

　　人类因为两个原因强烈地希望获取财富，首先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其次是人性中的贪婪。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物质资源远比十九世纪之前丰富。一般而言，基本的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保障，因而贪婪成为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全球的富豪们为何一致性地获取了远远超过维持他们生存所需的财富。与此同时，相当多的人还处于贫困之中。平等自由主义者德沃金也发出了同样的质疑：“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保证人人有最起码的营养、住房、和医疗保健，然后对一切公民是否拥有与另一些公民差别悬殊的巨额财富不再深究。”(《至上的美德》P3)沿着德沃金的质问，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公平、平等、社会正义天然地就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正义第二原则其实就是要规范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财富才是符合社会正义要求的。罗尔斯提出的这一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或基本善的分配原则看上去显然是饱含正义元素的，但我们的问题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生存权利或基本善的分配原则就意味着公平与正义吗?或者直白地说，当我们用理性去建构一种以财富分配趋向平均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安排时，正义、或 “社会正义”就能够得到体现吗?

　　从现实出发，哈耶克指出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做出的特定努力是不会奏效的。罗尔斯的理论便是这种特定努力之一。康德有一个广为人们接受的道德标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幸福与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幸福与美好乃是人类特有的主观感受，只有人的存在才会有幸福美好生活的存在，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人们实现幸福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沿着罗尔斯的认识进路，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作为人类社会实现正义或分配正义的手段，我们能够达到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终极目的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正义的文明社会吗?若能，则罗尔斯的理论无疑是可欲的。对此，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坚持让一切未来的变化符合公正，这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因此，罗尔斯的世界绝对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P83)“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宣称已经发明了新的，更好的‘社会’道德，它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些‘新’规则不过是重返微观秩序的原始道德这种一再犯下过失，它们很难维持以宏观秩序为基础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84页)。说到底，实现正义是一种手段，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人人过上富裕文明美满幸福的好生活。从这样的基本常识出发，我们就可以论述清楚罗尔斯与哈耶克正义观的是非曲直。一种看上去、或听上去很崇高的理想或正义观，若它无法维持以宏观秩序为基础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甚至会导致千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或丧失生命，这种崇高的正义观是人类所需要的吗?而在人类历史上，由崇高的理想造成的社会灾难并不罕见。

　　从哈耶克与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分歧上，我们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同为自由主义者，同样强烈认同人类的首要权利是自由，但他们还是会发展出不同的正义思想和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这说明人类社会的本质深藏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因而要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相当困难的。正像社会正义与市场正义所表现的这样——社会正义是一种原始的正义诉求，人类真正应该追求的正义是市场正义。但很遗憾，社会正义天然地具有完美的正义外观，非常符合心智尚未成熟的人们的情感需要，而市场正义却天然的具有不正义的外观，甚至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外观。例如，市场正义会产生财富分配的悬殊，市场正义会让人承受令大部分人厌恶的竞争压力。罗尔斯建构的社会正义理论其实是一种脱离人类社会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但却广为人们接纳和认可。这就是政治哲学面临的窘境，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

　　哈耶克的一句“社会正义的幻象”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社会正义的认识，人类往往处于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诉求而产生美好的愿望或理想，这种美好的愿望或理想是非常吸引人的，正如海洛因对人类的诱惑，人类吸食海洛因后会产生美妙的幻觉，并因这种幻觉的美妙而不能自拔。同样，人类从直觉主义出发而强烈追求或沉湎于社会正义就会产生幻想，因此，社会正义这个词汇正是人类的精神海洛因，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都是由人类从本能出发对社会正义的沉湎以至不能自拔导致的，罗尔斯描述的社会正义正是哈耶克论断的社会正义的幻象，因此，不但是完全不可欲的，而且进一步加重了社会正义这一语言中的毒素。问题是，为什么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会认为虚幻的罗尔斯正义理论是可欲的呢?罗尔斯是一个美国人，但即使是在这位政治哲学家的故乡美国，若我们认真地考察美国社会的现实状态，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罗尔斯的正义观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社会也并没有实践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此相反，美国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本质是自发秩序及其扩展主导着美国的社会生活。我们不否认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悬殊，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是一个富裕发达的良性社会。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但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呢?除了中国学者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尚未启蒙而处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原始状态中。

　　我们说，在对正义观念的最终抉择上，哈耶克与罗尔斯，非此即彼，没有中间地带，这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发展演化为文明世界。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文化(也可称其为汉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其经典是四书五经，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孔子的实用理性。回归传统，维护礼教宗法则是其具体适用。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并不一定要人们自觉地认同和接受它，而更在于他成为汉民族某种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随着千百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这种文化意识逐渐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无意识心理，成为中国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当然其中有一些积极的成分，如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某些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注重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至今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不能说是错的，你也无法说他是错的，这是因为他骨子里透出的崇高和威严让你战战兢兢，话不敢出。甚至于在五四期间高举反传统大旗，痛击孔家店的鲁迅和陈独秀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能摆脱这种困惑。而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一个中国农民不一定要知道孔子这个人，也不一定要知道儒家是什么东西，但在生活中一定有一种孔子的生活态度，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

　　儒家注重今生而对来世，前世等彼岸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即只有一个世界。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此时的幸福为人生的幸福这就是孔子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主张上他强调维护权威，回归周礼的保守主义，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就是维护父权，夫权，兄权的绝对权威，在生活中强调一种乐感主义，培养民众的乐观主义情绪，处事上则以仁为核心，讲究温良恭俭让，讲求一种平衡和淡欲，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则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式的爱国主义，对于血亲关系尤为看重，至于犬马，犹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呼?这些以上种种，本来不错，单独的拿出来看也都是很好的理论和教导，可把他合为一种思想体系就显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和不思进取，说儒家思想使中国停滞不前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一个民族的落后是他的文化的衰败的一个直接体现，很难解释说一种文化的衰败而的核心还是合理的，从东西方的比较来看中国的落后是在清朝的事，马可勃罗来中国的时候还为中国的文明惊叹不已，可在中国强大的背后是欧洲的停滞，而不是中国的进步，事实上欧洲的古代文明并不比中国逊色多少，恰恰是在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的时代欧洲大大地落后于中国，欧洲人对这种愚民政策的运用显然比不上中国老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缺乏这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欧洲民族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欧洲人很难长期不变的认同某一种文化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欧洲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这一点与东方各国的差别极大，历史的传统也使欧洲人对独裁不感冒，这种传统主要得益于古希腊的哲学和实践。中国则不然，在中原地代只有一个主体民族，虽然有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独尊儒术(这两个儒的含义完全不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从上到下的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文化的落后也就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和狭隘性。当然他有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对这一点进行修饰，后世的知识分子把这一点发扬光大，中国历史给人的感觉是人的好坏对比强烈，非忠即奸，越往后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倾象越明显，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后都忙于对前朝的忠臣树碑立传，不论在此之前他对这个被他摧毁的王朝有多少深仇大恨，但他绝不会忘记为这给朝代的统治者树立一座丰碑，这主要是为了树立正统的观念，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统治集团再不好，他的权威也是动不得的，你要想名垂青史，只有为他卖命，为他殉葬。否则你就是叛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完了不忘在史书上给你浓墨厚彩地添上一笔，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给你安上种种如驱逐鞑虏忠君爱国之类的美名，让你在付出生命后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回报。

　　中国文化中的汉本位意识使这种崇高和狭隘发挥到了极点，每一朝代都有一个正统，汉民族则是永远的正统。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他的地位本来就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使中国在两千年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得以维护住了统一，保持了一定的民族尊严，这是应该肯定的，假如没有这种对民族的认同感，中国难保不会分裂。可是要看到，一但某种思维过于敏感和深入，其反作用是明显的，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赔养了汉民族的妄尊自大，目空一切。他在唐代以后对外来的文化基本是持一种否定和排斥的看法，对自己的传统则是盲目崇拜，即便是在中原一再被外族入侵，对外作战一败涂地的危险时刻，仍不肯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改良，而是抱残守缺，利用人口的优势和汉文化的强大心理攻势被动地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乃至付出亡国的代价也不肯变革。这里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作怪，历代统治阶级对于统治范围内的反抗是不余余力的镇压的，死再多的人，付出再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而对外族则是一味的退缩求饶，强大如汉唐也是采取合亲政策姑且安抚，唐以后就更不用说，割地赔款非从满清始，宋代既以深谙此道。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无不与战争息息相关，我们的思维里大概不会把李白，杜甫，曹雪芹看成是民族英雄吧?这表明我们的思维一直到近代还停留在一种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时代，英雄必然和血腥有关，合平年代和盛世是出不了英雄的，这实际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他有利于在统治受到危胁时有英雄从天而降来拯救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英雄的身上而不是社会的改良上，比如但教庐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每当遭到挫折时就呼唤英雄的出现，曹操在赤壁之败后呼唤郭嘉就是这种思维的深动描写。甚至他们成功了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会成功，这一点上倒是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更为清醒。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偶然，这其中又蕴含着无奈的必然，成者王候败者寇，而不论成败，他们实际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一个轮回而已，农民英雄推翻了一个朝代，他又能如何?还不是走上前朝的老路，他不走，就没法维持下去，走了这条路就可以多坐几年的龙庭，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会反对孔孟之道的，他不懂自然有懂的人来教他怎么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是架轻就熟的，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儒家另一大致命处是他的愚民政策，这是统治阶级的一大法宝，他的作法之一是培养你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而不是超越，一部二十四史，只是教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每一件事都告你说别人是怎么做的，你不能怎么做，而这个别人自然是忠臣烈女，只有他们的做法附和道德，你只能老老实实的种地，不许怨天，更不许尤人，自然会有明主来救你出水火，你要是乱动，就是乱臣贼子，万劫不复。三国演义中刘备等所谓施仁政的人，每到一处，无不是民众欢喜雀跃，顶礼膜拜，高呼使君来也，我等有救，即便是汉贼曹操在民族面前也是上帝模样，你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否则就是黄巾贼。如董卓所言：吾为大事计，岂惜小民哉。小民是愚的，而且必须愚，所以你就一边去，所谓蚁民，就是象蚂蚁一样的草民，这就是儒家对民众的态度。

儒家文化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外的人是不予考虑的，发明创造，经商一概是淫巧之技和小人所为，在文化内核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则是给出一个抽象的教条的道德训律，而不是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最终把他们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腐朽思想上，用科举制度来限制你的发挥，最终达到社会的窒息和混沌。鲁迅说过，中国有三种人，一为主子，一为奴隶，一为介乎于主奴之间的狗腿子，这也可算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