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簡介

廖伟棠:余秀华与奥登

 

余秀華與奧登

 

廖偉棠

詩人不甘於自發的情感爆發,不斷嘗試轉入自覺性寫作的規範理性中去,但最後擊中讀者的,依然是她與生俱來的痛。

余秀華與奧登(W.H.Auden),兩位除了同是詩人,幾乎是風馬牛不相及的。恰好最近閱讀這兩位同行,呼應了我一直思考的一個問題:詩人的自發性與自覺性兩種才華,孰重孰輕?兩者是互相成就,還是此消彼長的呢?

余秀華如今不再為台灣讀者陌生,她的《搖搖晃晃的人間:余秀華詩選》成為2015年開卷十大好書,不但是罕見的詩集入選,我猜大陸詩人入選十大她也是第一個。賴香吟寫的推薦語非常準確:「生活大於詩歌,意志強過感受,作者直面現實,切鑿精靈般的痛覺與愛,把俗世粗鄙寫出了明媚,甚至希望。」

這樣一個本質性的詩人,自身的命運和詩無法切割(實際上每一個詩人都應如此,只不過余秀華因為疾病而加強了這種切割),理應屬於自發性的詩人。我早已為余秀華寫過好幾篇評論文章,多少都帶有點辯護意味──為她作為一位被標籤的「腦癱農婦」身上那個詩人辯護。今年因為一起做詩集宣傳活動的緣故,和她在不同城市見了三次,我又想為詩人身上那個女人辯護。

在南京的一夜,我拍了一張照片是余秀華搖搖晃晃的背影走進一家餐廳輝煌的燈火之中,光幾乎把她淹沒。這光到底隱喻著詩歌,還是隱喻她的命運?從余秀華的新詩集《我們愛過,又忘記》看到,詩人不甘於自發的情感爆發,不斷嘗試轉入自覺性寫作的規範理性中去,但最後擊中讀者的,依然是她與生俱來的痛。從這點來說,光是她的束縛,詩本應是自由,她竟只能偶爾得到。

不過,能有幾個詩人在詩中獲得完全的自由?回到香港,我去電台錄音介紹奧登詩歌的第三集──在我的讀詩節目《和你說說詩》裡這是罕見的篇幅,沒辦法,因為奧登太豐富太複雜。他是擁有強大自覺性詩人的典型,即使在他少年時代那些敏感抒情詩裡也能看到與年齡不符的自制力。奧登打動我的那些名篇,大多數是雄辯且善生波瀾的,比如〈悼念葉慈〉;他的龐雜沉雄讓我想到古代的韓愈,而他又多一些黃庭堅的曲折。

奧登中晚年詩既是「詩律細」又是「渾漫成」的,前者的自覺支持著後者的自發。他五十歲所寫〈愛得更多的那人〉便以巨大的情感力打動我:「當星辰以一種我們無以回報的/激情燃燒著,我們怎能心安理得?/倘若愛不可能有對等,/願我是愛得更多的那人。」(馬鳴謙譯)而這種情感的聚焦爆發,正是基於對愛這一題材的反覆思考,在這種自覺下面碰撞了奧登自身戀愛際遇的自發感懷,凝就而成。

奧登說過:我的所有詩均是為愛而寫。很明顯,余秀華也是如此,雖然她的閱歷和知識面均遠遠不及奧登,但愛與得不到的愛對兩人都深刻烙印。當奧登遭遇情感挫敗的時候,他和余秀華是同等的失敗者,而當他用詩省視這種失敗時,他的失敗就變成了人類偉大的失敗,等待我們檢閱。我曾以「弱詩歌」來肯定余秀華的力量,而今看來「強詩歌」的代表詩人奧登,也從弱之中汲取無窮力量。

中國時報/三少四壯集/2016/614

路寒袖:双管齐下度过出版寒冬

 

雙管齊下度過出版寒冬

 

路寒袖

 日前,新任文化部長鄭麗君鑑於長期以來公部門以最低價採購圖書,影響合理利潤及發展,造成出版業寒冬,指示優先以最有利標或異質性最低標辦理圖書採購。鄭部長的新政值得讚賞,其實2015年,我就任台中市文化局長之後就已開始實施了。我認為現階段陪伴出版業走出寒冬的當務之急,在於杜絕剝削及創造利多。唯有雙管齊下,才能為業界開創生機。

一般圖書館書籍採購,先由各分館開立書單,再交總館統一採購;為節省開支,採購往往採最低標。但最低標不問廠商品質,由最低價者得標,以致殺價競標,出版業當然重傷,更甚者,得標廠商常以查無書籍為由,擅改書目,濫竽充數,斲傷圖書採購的品質。
鑑於出版業被剝削,衍生嚴重後遺症,台中市長林佳龍上任後,立即指示文化局及所屬圖書館採最有利標或異質性最低標,篩選優良廠商進場,兼顧購書品質。 
2014年底,林佳龍市長找我主政文化局,我知道他也是文化人,乃建言,支持文化的第一步還是預算。林市長慨然允諾,隔年編列預算時,立刻實踐,文化預算由2015年的10.8億,2016年則增加了4億,達到14.8億(成長36%),文化局預算成長幅度居全市府之冠。

 鼓勵閱讀遍地開花

 我是個文學創作者,買書、讀書、寫書、編書。在擔任文化局長之前,長期從事報紙副刊、雜誌、書籍的編輯工作,深知出版業正面臨著需求面萎縮、惡性競爭、成本提高、人才斷層、簡體字出版品等衝擊。因此,有機會進入行政部門,責無旁貸,當為圖書產業請命,創造利多。
推動閱讀可聚合知識力,創造城市競爭力,全面帶動買書、藏書、寫書、出版書的風氣,締造多贏局面。一年多來,我在台中市文化局推出了一波波的城市閱讀運動,除文學獎徵文外,還有出版《臺中文學地圖》、《臺中作家的第一本書》,讓文學閱讀普及化;推出「文化專車」,讓市民親近文化;舉辦讀詩節、補助讀書會,讓閱讀遍地開花;邀請百位作家、文化人進入校園開講的「百師入學」;「作家身影上公車」將作家照片印上車體,隨著公車深入山海屯城區,行駛30萬公里路,行銷作家、推動觀光也鼓勵閱讀。市民一旦養成閱讀習慣,便是一輩子的買書人,這就是出版界的永續利多。
最近,由台中市文教基金會發動的「眾書成城──百萬新書再造文化城」計劃,外界有些誤會,其實這計劃的核心目標是在向社會、企業「募款購書」,為台中既有的44個圖書分館增加圖書資源,預計8年新購100萬冊書。除了既有編列的購書預算之外,籌募來的經費全部用來買書,也就是說,並非以募書代替買書,反而是結合官方與民間的力量,加碼買書。

 杜絕剝削創造利多

 閱讀與出版,休戚與共。「募款購書」只是營造整體友善出版環境的一環,所以更搭配了上述扎根計劃,相信在官方與民間的努力下,杜絕剝削、創造利多,盼與出版業攜手度過寒冬。

 作者詩人、台中市文化局長

 蘋果日報/焦點評論/2016/6/14

 

林信谊:阅读钱钟书《围城》「我大笑,他也大笑」

 

閱讀錢鍾書《圍城》「我大笑,他也大笑」

 

林信誼

錢鍾書

錢鍾書。(摘自網路)

錢鍾書與楊絳

 楊絳和錢鍾書是中國文壇上的一對佳偶。圖為1938年,兩人留影於巴黎盧森堡公園。(時報出版提供)

圍城書影

楊絳與錢鍾書1935年結婚,結縭一甲子。兩人才氣相當,但外界的讚譽多在「中國第一才子」錢鍾書,惟評論家夏衍看了楊絳喜劇《弄真成假》、《遊戲人間》及悲劇《風絮》後讚不絕口,曾稱:「你們都捧錢鍾書,我卻要捧楊絳!」

錢鍾書1947年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圍城》,被視為重量級代表作,書中寓意「城內的人想出來,城外的人想進去」早已家喻戶曉。書中描寫1930年代前後,以留歐歸國的學者方鴻漸為核心,刻畫他在新舊時代交接之時的情史與學術圈內的交遊際遇,主題通俗,展露他最為人所知的諷喻文筆。

錢鍾書與楊絳是人人稱羨的佳偶,兩人形影不離,在創作上更是親密夥伴。錢鍾書寫《圍城》時,楊絳簡直亦步亦趨,她自稱是最有資格為本書做「註釋」的人,在〈記錢鍾書與《圍城》〉一文中,她寫:「每天晚上,他把寫成的稿子給我看,急切地瞧我怎樣反應。我笑,他也笑;我大笑,他也大笑。有時我放下稿子,和他相對大笑,因為笑的不僅是書上的是,還有書外的事。」

她表示戰爭期間,夫妻倆在上海拮据度日,她業餘創作話劇,有一次兩人同看她編寫的話劇上演,回家後錢鍾書便發豪語:「我想寫一部長篇小說!」楊絳鼓勵他可以減少在學校授課時間來寫作,自己攬下平常女傭做的劈柴、生火、燒飯工作以節省開支。

《圍城》出版後頗受歡迎,1980年後在大陸重出再次風靡讀者,楊絳記述錢鍾書總是抱歉辭退來信或登門的讀者,甚至有次對一位電話求見的英國女士說:「假如你吃了個雞蛋覺得不錯,何必認識那下蛋的母雞呢?」

她也澄清本書非錢鍾書傳記,主角「方鴻漸則是取材於兩個親戚:一個志大才疏,常滿腹牢騷;一個狂妄自大,愛自吹自唱。兩人都讀過《圍城》,但是誰也沒自認為方鴻漸,因為他們從未有方鴻漸的經歷。」

其餘每個場景和人物,楊絳也一一「拆解」取材何事、或由那些他們熟識的人拼湊而成,也正是這點知音,讓兩人對著稿子相視而笑。兩人默契可見一般,難怪錢鍾書曾言,楊絳「絕無僅有的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楊絳認同:「夫妻該是終身的朋友,情人而非朋友的關係是不能持久的。夫妻而不夠朋友,只好分手。」

錢鍾書小檔案

  • 1910年11月21日出生,卒於1998年12月19日,享年88歲
  • 中國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通曉多種語文,包括英、法、德語,亦懂拉丁文、義大利文、西班牙文等
  • 著有小說集《圍城》、《人‧獸‧鬼》、散文《寫在人生邊上》、學術著作《談藝錄》、《管錐編》等

中國時報/開卷版/2016/6/10

 

林信谊:阅读杨绛《洗澡》一乌云、一道银边

 

閱讀楊絳《洗澡》一烏雲、一道銀邊

 

林信誼

楊絳

楊絳百歲高齡時仍每天讀書練字,腦筋靈活,念茲在茲為舊作《洗澡》寫出續集《洗澡之後》。(莫昭平提供)

上個月25日,作家楊絳病逝於北京。其與夫婿錢鍾書結褵超過一甲子,是中國文壇令人稱羨的才子佳人。開卷版特別報導兩人創作軼事,並摘刊吳學昭《聽楊絳談往事》片段,邀讀者一起閱讀楊絳、錢鍾書。

洗澡

相較錢鍾書的憤慨,楊絳顯得相當淡泊。《洗澡》隔著小說的虛構距離,《幹校六記》則直抒親身經歷,一樣寬厚淡然。

中國大陸作家楊絳甫於5月25日病逝北京,享壽105歲。楊絳生於1911年,著作涵蓋番話劇、小說、散文、翻譯,雖然1940年代初期便就以《稱心如意》、《弄假成真》兩部喜劇成名,不過遲到77歲才出版第一部長篇小說《洗澡》,書寫文革經歷。

2014年、103歲時,她又推出《洗澡之後》,序言寫道:「假如我去世以後,有人擅寫續集,我就麻煩了。現在趁我還健在,把故事結束了吧。這樣呢,非但保全了這份純潔的友情(指書中角色姚宓和許彥成),也給讀者看到一個稱心如意的結局……我把故事結束了,誰也別想再寫什麼續集了。」可見她對這部小說的感情。

為澄清而續寫

楊絳與丈夫錢鍾書原分別在中國社科院的外文所、文學所工作,文革時一同被下放到河南羅山的「五七幹校」,期間曾被打為「牛鬼蛇神」,當眾被剃成陰陽頭。然而文革後,楊絳書寫小說《洗澡》、散文《幹校六記》記述文革經歷,卻不帶控訴悲憤,反而記述與底層人物的相處,以及人性中的友愛。

《洗澡》描寫新中國成立後,知識分子所受到思想改造,以「洗澡」之名代表西方的「洗腦」之意。書中分三部,刻畫一群人在「三反五改」改造運動中的改變與世情,維持楊絳一貫簡白舒緩、舉重若輕的筆調,也因人物眾多且刻畫生動,讀者莫不對他們的結局好奇,促使楊絳過了百歲後,為了澄清其中兩個主角的「純潔友情」而寫下續篇。

寬厚心態回顧

《洗澡》隔著小說的虛構距離,《幹校六記》則直抒親身經歷,一樣寬厚淡然。錢鍾書忍不住在她書前加個「小引」,說這「六記」少了第七記,應該是「記愧」,這類人或許慚愧自己沒看清假案,隨大家去糟蹋好人;或像他本人慚愧怯懦,沒為有冤屈的人出頭抗議。但最該慚愧的更是在文革中充當旗手、打手的人,「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作於心。他們的忘記也許正由於他們感到慚愧,也許更由於他們不覺慚愧。」

相較於錢鍾書的憤慨,楊絳顯得相當淡泊。她在另一篇〈丙午丁未年(文革發生的年代)紀事〉中,引述西方成語「每一朵烏雲都有一道銀邊」,以寬厚心態回顧這段經歷:「同遭大劫的人,如果經過不同程度的摧殘和折騰,彼此間加深了一點瞭解,滋生了一點同情和友情,就該算是那一片烏雲的銀邊或竟是金邊吧?」

楊絳小檔案

  • 楊絳,本名楊季康,小名阿季,祖籍江蘇無錫
  • 1911年7月17日出生於北京,2016年5月25日逝世
  • 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1935年與錢鍾書先生結婚。1949年後,先後任清華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 以《稱心如意》和《弄真成假》兩部喜劇成名,著有《幹校六記》、《洗澡》、《將飲茶》、《我們仨》、《走到人生邊上》、《洗澡之後》等作品

中國時報/開卷版/2016/6/10

笔会会员颜伯钧的逃亡笔记在日本出版发行

笔会会员颜伯钧的逃亡笔记在日本出版发行

xcKdFpZD定稿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颜伯钧创作的有关其参与新公民运动及其在中国境内两年多逃亡生涯的笔记,近日在日本文艺春秋出版社出版发行。

该逃亡笔记以作者本人的视角忠实的记录了作者积极参与2012年下半年至2013年上半年以“公盟”成员许志永、丁家喜等人为核心发起的新公民运动的前后情形。作者与丁家喜、张宝成、王永红、马新立、李焕君、于艳华等人都是很好的朋友,这些人都因为参与新公民运动受到中共不同程度的迫害,当然从全国范围内来说,因为新公民运动受到迫害的人何止百千。

作者在中共大规模抓捕新公民运动参与者的时候选择了逃亡,该逃亡笔记是作者在中国境内逃亡两年多时间的亲身经历。在逃亡期间,作者受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关心和帮助。作者认为这些人之所以愿意帮助他,不是因为作者本人有很多的人格魅力,而是因为这些人都对中国的民主宪政转型事业怀有一份历史的责任和担当。这些人的默默付出彰显的是人性的光辉,昭示的是一份正义和良知。

作者认为当前中国之所以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之后,在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的同时,面临巨大的社会危机的考验,导致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作者认为不外乎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意识形态方面,当前中国执政党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立场,全面对抗普世价值。

其次一党独裁的贪婪与怯懦。现代政治的基础是政党政治,但是政党政治同样面临独裁专制的风险,那就是一党专政。

再来中国国内公民社会建设的落后与空缺。

同时,中国五千年的历史文化以及人文素养教育的封闭将中国人的思想固化在一个蛮荒的时代,无法正确认识自我的法律意识的缺失以及外面世界的进步。

最后,中共的言论控制以及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中国社会领域的落后以及社会矛盾,但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外界接触的不断深入,中国人民越来越感觉到不仅仅是有物质生活的满足,同样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迫在眉睫。

总之,本书作者认为中国的民主转型事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更多的人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来。当然不仅仅是长期活跃在一线的国内外民运人士,也更多地需要中共体制内的决策者和政策实践者参与到这个伟大的事业当中来。作者认为只有全中国人民齐心合力共同努力才能够建设一个自由民主的宪政中国。

xcKdFpZD定稿2

xcKdFpZD定稿3

Open letter: Writers and free expression groups call for urgent support for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pen letter: Writers and free expression groups call for urgent support for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9 June 2016

iahrc-main

To the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dersigned writers and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IFEX) are dismayed by the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e human rights body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the devastating impact this could have on respect for rights in the Americas,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call on all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AS, as well as other donors, to make addi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available to the IACHR as a matter of urgency.

 

On 23 May, the IACHR reported that severe financial problems have forced it to cancel its July and October sessions and all trips planned for this year and, if new funding cannot be secured by mid-June, will lead to the non-renewal of the contracts of 40 per cent of its staff (31 employees out of a team of 78). Given that the IACHR is already overstretched and struggling to reduce a back-log of cases, these cuts will have an extremely damaging effect on the body’s ability to carry out its work, now and in the future.

 

Created in 1959, the IACHR is one of the three main regional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worldwide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 the Americas. Its Office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established in 1997, has been essential in supporting victims and facilitating remedies, advising member states, and keeping the world informed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ess freedom abuses and advances in the region. For example, in 2014 the IACHR ordered the Honduran state to suspe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ntence on Julio Ernesto Alvarado which would have prevented him from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for 16 months, among other criminal sanctions, and followed up to ensure the government complied.

 

Despite this, in recent years the IACHR has suffered a significant drop in funding from both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according to IFEX’s Latin American & Caribbean Alliance (IFEX-ALC). For example, member states Argentina, Canada, Chile, Colombi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educe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ACHR between 2013-15, says IFEX-ALC, while Ecuador, Paraguay, Peru and Uruguay have contributed only irregularly. Of 13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AS that have provided funding for the IACHR recently, 10 of them have yet to make payments in 2016, according to IFEX-ALC: Azerbaijan, Finland, France, Greece, Ireland, the Netherlands, Norway, Swed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IACHR is also due to a systemic lack of funding from the OAS, according to the IAHCR. ‘There is a deep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mandate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 have given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ey allocate to it,’ said the body in a recent pressstatement. ‘The regular budget of the IACHR this year is less than 5 million dollars, which amounts to $0.005 per person in the hemisphere per year. According to the IACHR, this is just six per cent of the OAS’ total budget – whereas the Council of Europe earmarks 41.5 per cent of its budge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dersigned urge all OAS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and other potential donors to reconsider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IACHR. In order to avoid the staff cuts, the IACHR says it needs to receive funds or written pledges by 15 June.

 

We hope that you will help the IACHR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Americas.

 

Yours faithfully,

 

Writers

 

Jennifer Clement,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Homero Aridjis,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John Ralston Saul,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Mario Vargas Llosa,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Margaret Atwood, Vice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Gloria Guardia, Vice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Gioconda Belli, President, PEN Nicaragua 

 

Andrew Solomon, President, PEN American Center

 

Luisa Valenzuela, President, PEN Argentina 

 

Carmen Boullosa

 

Lydia Cacho

 

Ernesto Cardenal

 

Ariel Dorfman

 

Álvaro Enrigue

 

Laura Esquivel

 

Francisco Goldman

 

Anabel Hernández

 

Elena Poniatowska

 

Organisations (all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 IFEX)

 

PEN International

 

PEN American Cente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uman Rights Watch

 

Index on Censorship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Privacy International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WAN-IFRA)

 

Online: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open-letter-on-the-financial-crisis-facing-the-inter-american-commission-on-human-rights/

 

 

Tamsin Mitchell

Americas Programme Coordinator | PEN International

Encargada del Programa de las Américas | PEN International

Chargée du Programme Amériques | PEN International

Email: [email protected]

Skype: tamsin.mitchell

Tel. +44 (0)20 7405 0338 | Twitter | Facebook | www.pen-international.org

林和立: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林立和
 
英国《卫报》最近报道,大陆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移居西方为数惊人,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又一次高峰。纽约大学中国法学权威孔杰荣更形容这股「逃亡潮」类似纳粹时代大批犹太精英逃跑到美国寻找自由之旅。

孔教授确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近年曾帮助如着名法律工作者滕彪与陈光诚等在美国找工作。其他已经落籍西方的着名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奇才余杰与袁红冰、诗人贝岭、前北大经济学家夏业良、与最近因为《无界新闻》刊登〈罢免习总声讨书〉事件,备受大陆恫吓的评论人长平与温云超。笔者亦认识数名大陆知识界好友,准备以专业或投资方法移民欧美。

刚过去的六四屠城27年与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祭,令人想起大陆知识分子被煎熬于水深火热的惨状。近年大陆流传一篇题为〈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学者,解析中共如何驯服和阉割一代代知识份子。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担心在中共的体制内,名牌大学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中国很可能「人种都会退化」。而伤痕文学作家张抗抗则慨叹:「如果需要,他们会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种人,他们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做奴隶的产品!」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深受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影响,绝少拥有积极反抗强权的基恩。就以刚去世的国宝级文学家杨绛与她先生钱钟书等民国时代大师为例,他们在1949年政权转移后,大多拥抱逆来顺受、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但他们不会站起来声讨毛泽东与鞭挞中共政权反人性、反科学与反民主的本质。

中共对包括国际知名大师的人格践踏远早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开始,在民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学、艺术家以及世界级教授为了生存大多避谈政治兼改行。钱钟书被迫化大量时间监督《毛泽东选集》的外语翻译,文豪巴金与矛盾基本上停止创作,沉从文改为研究美术史,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老舍,在文革开始不久更选择自杀的不归路。

文革后饱受蹂躏的知识界发表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伤痕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曝露了文革的荒谬与凶残,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但即使万二分敬仰钱钟书夫妇等大师的读者,也需要面对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这些国际知名的文艺泰斗没有站出来公开指控中共的暴行与其凶残的吃人制度?

还记得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曾不客气地问巴金,为什么他在文革后虽然不断写文章呼吁知识份子要「说真话」,但他自己好像没有说过一句「反党」或针对中共体制的话。朱教授是这样「质询」巴老的:「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

正如宗教学者王怡所言,「共产党的确让知识份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王引述文学理论大师王元化在文革后的一段话,王老说在历次反知识份子运动中,难得有如经济学者顾准与「反党舆论」搞手遇罗克等不畏强权的人,「我们知识份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但王元化本人有没有为文革的牺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这样批评王大师:「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知识份子都要如林昭、张志新一样当烈士。更重要的是,中共近十年构建的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的维稳机器,比起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式KGB厉害得多。记得在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时,维稳经费居然超过解放军的开支!余杰刚到美国后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透露虐打他的国保曾警告他说,当局充分掌握超过200个知识分子的行踪,「我们随时可以活埋你们」。

当然,由于语言、社会网络与经济压力等原因,不少知识分子被逼移居西方后,难以发挥他们一贯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但同时不少在美国、澳洲与欧洲落户的作家、评论家与教授,欣然接受全球化的现实。他们通过在当地研究、演讲与笔耕同样可以在互联网和全世界包括大陆、港、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对话。

中共每年花几十亿人民币在全世界拓展什么软实力来标榜「中国模式」如何伟大,习大大如何受国人欢迎等假像与歪理,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奋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相!当习总正全力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掩盖中共千疮万孔的施政之时,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加把劲,宣扬中国需要融入普世价值的逼切性!

林和立 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信博》专栏作者。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美国国务卿克里。(法新社)

美国国务卿克里。(法新社)

 

中国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美国国务卿克里6月7日对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受到限制表示忧虑。海外26家NGO也于日前发表联署声明,批评中国的上述法规扼杀公民社会,损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其结果将引起中国社会更大的不稳定。

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4月底通过后,持续引发西方国家的担忧。6月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自由帮助提出、组织、参与以及安排促进我们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活动。”

与此同时,海外26家NGO发表联署声明,反对该法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称其可能会将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变成公安部门的工具,帮助打压境外非政府组织。同时,新法的模糊规定给予公安部门滥权的空间。声明呼吁立即撤销该法,赋予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更大的从事活动与倡导工作的空间。

对此,对该法持否定态度的一名维权律师告诉本台:“当局担心资金资助方面的威胁,(以及对官方)价值观和理念认识的改变和颠覆。”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规定由公安部管理,包括监察、检查甚至冻结境外NGO的财务状况,同时禁止在中国境内从事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活动。若有违反相关条款,当局可以将其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公安更可拘留NGO职员及驱逐外籍人员出境等。法案出台一个多月以来,许多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的专家均表示,法案的内容含糊,加上赋予官员极大权力去规管境外NGO,担心其成为威吓,甚至打压中国境内异见观点的工具。

但中国外交部则在上月强硬回应指,中方对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言论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有关专家撤回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

对此,劳工NGO组织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主任张治儒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现时大陆政府强力打压NGO,特别是劳工NGO,相信最终定会引发无法挽回的社会动荡:

“对于我们劳工NGO来讲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损失,不做劳工NGO我们可以做其他的工作,甚至所得的经济回报不会低于这个劳工NGO的收入 。主要的最大打击还是针对劳工这个群体,他们在今后如果没有劳工NGO支持,他们受到的权益侵害很难以得到保障,很难得到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对这个社会矛盾的加剧,如果说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的话,劳资冲突和劳资矛盾会越演越烈,到时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把握预计,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这种社会矛盾和劳资冲突权益被侵害,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伸张正义的地方,矛盾是积越大,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在中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约有7000家,涉及扶贫、助残、环保、卫生、教育、救灾、乡村治理、劳动保护等20多个领域。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吴晶

来源:自由亚洲

王丹:牧野先生二三事

牧野先生二三事

王丹

我到過日本四次,每一次都會跟牧野聖修先生見面相聚。有一年元旦,我去大阪賞雪,牧野先生專程從他住的靜岡縣趕來,陪我迎接新的一年。而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離開家度過元旦了。因為有這樣的交情,所以,說我們是忘年之交也不算過分。

其實,早在我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就已經認識他了,原因很簡單:他是日本政壇中極少數積極,公開,且熱心支持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人。曾經在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的內閣中擔任過重要閣員的牧野先生,因為已經年過七十,決定退休,不再競選他長期擔任的議員,而是把棒子交給更年輕的後輩。現任的靜岡市市長,就是他以前的祕書。退休後的牧野先生,決心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支持中國的民主化。為此,他幾乎參加了所有中國海外民運的重要會議,我敢打賭,比我參加的還多得多。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人在日本,絕對是極少數。正因為他是這樣的極少數,才讓我對他如此尊敬,進而成為忘年交。

牧野先生也是我見過最老派的日本人。他七十多歲了,走路從來都是腰桿挺直,目光直視前方,大步流星。而最可怕的就是「大步流星」。有一次他帶我去參觀清水寺,那要走過一段很長的長坡路。牧野先生「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頭,速度很快,昂首挺胸,完全不顧我們在後面的這些比他年輕幾十歲的人是如何氣喘如牛,步履凌亂。更可憐的是我,到達山上的時候,已經頭暈到不行,只想找一個地方躺下。另一位朋友實在太可憐我,就告訴了牧野先生,說他走太快,我們跟不上。牧野先生這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老當益壯。自此以後,我們每次見面出去散步或者參觀什麼地方的時候,記性很好的牧野先生都會特意用英語告訴我:「This time, slow, slow.」(這次我們慢慢走,慢慢走),說得好像我七十多歲,他四十多歲的樣子似的,讓我又感激又慚愧又好笑。

牧野先生也是我在日本見過的政治人物中,最有「文青」氣息的一位。記得有一次我們去京都,在花見小路的一家居酒屋吃飯聊天喝燒酒,不知怎麼就聊到了三島由紀夫。他知道我看過很多三島的作品,也很喜歡他寫的《金閣寺》,不禁突然大為激動起來。原來三島是他大學時的文學偶像,三島的自殺是他青年時代受到的最大的精神衝擊,那種青春的殘酷在他心中留下的刻痕是如此之重,以致於說著說著,他居然一把拉住我的手,嗚咽起來,令我惶惶然不知所措。一位長期擔任日本國會議員,曾經做過經濟產業副大臣的老人,會為自己的青春如此動容,讓我看到牧野先生極為人性的一面,也更加深了我們的友誼。

他喜歡吹口琴,不僅喜歡吹,而且收藏各地的口琴。有一次他來紐約開會,我們一時忙亂,有幾個小時顧不上陪他,就臨時找了一個也會吹口琴的朋友把牧野先生拉去他家。那位朋友英文不好,更不會日文,我就有點擔心兩個人要怎麼相處。事後去接他,看到他滿面笑容,開心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兩個人一人吹一段口琴,以音樂交談,相聚甚歡,臨走時還依依不捨。讓我鬆了一口氣,也看到他性情的一面。

我想,這個世界上,真心喜愛文學,喜愛音樂的政治家太少了,否則,也許我們的世界會更美好一些。

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2016/6/6

 

向明:讪笑

訕笑

向明

常常,不由自主的

隨眾訕笑

心想,假如

沒有我們這些所謂詩人

哪能會有如此多

路上的坑坑洞洞

就像在淒風苦雨中

單打獨鬥的蜘蛛們

編織出的網罟

殘破得捕捉不了半點風塵

不過,普天之下的詩人

都已經練就銅筋鐵骨了

那些腐蝕不了什麼的

笑或罵,就由他兀自生鏽

頂多像一陣冷風過境

哆嗦幾下而已

聯合報/慢慢讀,詩 2016/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