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伊力哈木角逐哈维尔人权奖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2017大会侧记(一)

 

支持伊力哈木角逐哈维尔人权奖—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2017大会侧记(一)

盛雪在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上发言。主持人是和平委员会主席马贾恩.斯特罗亚恩先生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5月15日讯)国际笔会的女作家委员会、和平委员会2017年年会暨第四十九届国际作家大会,于2017年5月10日至13日,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召开。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及加拿大笔会会员,于去年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盛雪女士出席了会议。

在和平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盛雪女士以“暴政下的假和平是极端的战争”为题做了演讲。盛雪女士以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蒙族学者哈达、藏族诗人多玛的经历为例,阐述了中共政权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蒙、维、藏等族裔的人民,长期单方面无节制使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和进行武力镇压,使得蒙、维、藏等族裔的人民事实上生活在一种极端的准战争状态下。

盛雪女士在发言后,向会议提出一项动议,即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决定参与“国际声援伊力哈木工程”(Ilham Tohti Initiative) 工程,竞逐2017年哈维尔人权奖行动。盛雪女士介绍说,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非常理性温和的学者,却于2014年遭中共判处无期徒刑。推动伊力哈木荣获哈维尔人权奖意义重大。这也是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帮助人权受害者并推动世界和平的具体行动。

大会接受了盛雪女士的提议并以全票通过形成决议。和平委员会主席Mr. Marian Strojan、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英国笔会代表Mr. Simon Mondy、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和平委员会秘书,匈牙利笔会代表Ms. Elizabeth Csiscery-Ronay, 以及法国笔会会长Mr. Emmanuel Pierrat 、德国笔会秘书长Dr. Regula Venske和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Ms. Ifigenija Simonovic将联合签署推荐信。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创立于1984年。当时冷战将东西方分隔成不同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交流方式均被关闭。国际笔会的一些作家希望寻求一个方式,将东西方作家聚集起来交流思想和文学创作,并推动世界和平。于是国际笔会于1984年成立了该功能委员会。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在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间,特别是巴尔干战争和其它地区的政治冲突中,成为许多作家的避风港。每年春夏之交,“和平委员会”都会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召开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笔会成员聚集在这个美丽的湖滨城市,讨论时局动荡、区域冲突、世界和平、言论自由,及相关的人权问题。和平委员会推展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对话,特别是来自冲突地区作家间的对话。和平委员会现任主席是斯洛文尼亚笔会的马贾恩.斯特罗亚恩。

暨第四十九届国际作家大会,于2017年5月10日至13日,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召开。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及加拿大笔会会员,于去年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盛雪女士出席了会议。

 

在和平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盛雪女士以“暴政下的假和平是极端的战争”为题做了演讲。盛雪女士以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蒙族学者哈达、藏族诗人多玛的经历为例,阐述了中共政权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蒙、维、藏等族裔的人民,长期单方面无节制使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和进行武力镇压,使得蒙、维、藏等族裔的人民事实上生活在一种极端的准战争状态下。

 

盛雪女士在发言后,向会议提出一项动议,即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决定参与“国际声援伊力哈木工程”(Ilham Tohti Initiative) 工程,竞逐2017年哈维尔人权奖行动。盛雪女士介绍说,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非常理性温和的学者,却于2014年遭中共判处无期徒刑。推动伊力哈木荣获哈维尔人权奖意义重大。这也是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帮助人权受害者并推动世界和平的具体行动。

大会接受了盛雪女士的提议并以全票通过形成决议。和平委员会主席Mr. Marian Strojan、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英国笔会代表Mr. Simon Mondy、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和平委员会秘书,匈牙利笔会代表Ms. Elizabeth Csiscery-Ronay, 以及法国笔会会长Mr. Emmanuel Pierrat 、德国笔会秘书长Dr. Regula Venske和斯洛文尼亚笔会会长Ms. Ifigenija Simonovic将联合签署推荐信。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创立于1984年。当时冷战将东西方分隔成不同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交流方式均被关闭。国际笔会的一些作家希望寻求一个方式,将东西方作家聚集起来交流思想和文学创作,并推动世界和平。于是国际笔会于1984年成立了该功能委员会。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在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间,特别是巴尔干战争和其它地区的政治冲突中,成为许多作家的避风港。每年春夏之交,“和平委员会”都会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召开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笔会成员聚集在这个美丽的湖滨城市,讨论时局动荡、区域冲突、世界和平、言论自由,及相关的人权问题。和平委员会推展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对话,特别是来自冲突地区作家间的对话。和平委员会现任主席是斯洛文尼亚笔会的马贾恩.斯特罗亚恩。

 

国际笔会的女作家委员会、和平委员会2017年年会,暨第四十九届国际作家大会,于2017年5月10日至13日,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召开。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及加拿大笔会成员,于去年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的盛雪女士出席了会议。

在和平委员会工作会议上,盛雪女士以“暴政下的假和平是极端的战争”为题做了演讲。盛雪女士以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蒙族学者哈达、藏族诗人多玛的经历为例,阐述了中共暴政对其统治下的人民,特别是蒙、维、藏等族裔的人民,长期单方面无节制使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暴力手段和进行武力镇压,使得人民事实上生活在一种极端的战争状态下。

盛雪女士在发言后向会议动议,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参与由“国际声援伊力哈木工程”(Ilham Tohti Initiative) 发起的,推荐维吾尔学者伊力哈木赢取2017哈维尔人权奖行动。盛雪女士介绍说,伊力哈木·土赫提是一位非常理性温和的学者,却于2014年遭中共判处无期徒刑。推动伊力哈木赢取哈维尔人权奖意义重大。这也是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帮助人权受害者并推动世界和平的具体行动。大会接受了盛雪女士的提议并以全票通过形成决议。和平委员会主席Mr. Marian Strojan、和平委员会副主席,英国笔会代表Mr. Simon Mondy、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加拿大笔会代表盛雪、和平委员会秘书,匈牙利笔会代表Ms. Elizabeth Csiscery-Ronay, 以及法国笔会主席Mr. Emmanuel Pierrat 、德国笔会主席Dr. Regula Venske和斯洛文尼亚笔会主席Ms. Ifigenija Simonovic将联合签署推荐信。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创立于1984年。当时冷战将东西方分隔成不同的世界,几乎所有的交流方式均被关闭。国际笔会的一些作家希望寻求一个方式,将东西方作家聚集起来交流思想和文学创作,并推动世界和平。于是国际笔会于1984年成立了该功能委员会。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期间,特别是巴尔干战争和其它地区的政治冲突中,成为许多作家的避风港。每年春夏之交,“和平委员会”都会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市召开年会,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笔会成员聚集在这个美丽的湖滨城市,讨论时局动荡、区域冲突、世界和平、言论自由,及相关的人权问题。和平委员会推展世界各地作家间的对话,特别是来自冲突地区作家间的对话。和平委员会现任主席是斯洛文尼亚笔会的独立马贾恩.斯特罗亚恩。

盛雪和法国笔会主席皮尔拉特先生合影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自1984年成立以来,其主要负责人一直是欧洲人,使得该委员会讨论和关注的议题也多以欧洲为主。去年在和平委员会年会上,华裔诗人、作家、记者盛雪女士应部分和平委员会成员的强烈推荐,参与竞选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有20个国家的笔会参与了投票,除一票弃权,盛雪获得19票高票当选,打破了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几十年来欧洲中心主义的状态。

2017年5月15日

盛雪:不要忘记那些孤独奋争的女作家

不要忘记那些孤独奋争的女作家

盛雪

 

会议期间与会者应邀出席斯洛文尼亚文化部长官邸晚宴。盛雪女士与法国、挪威、斯洛伐克笔会同仁在一起。

去年五月,一样的冷暖相宜的天气,一样是美如童话的景致,今年许多国际笔会的老朋友欣喜的重聚,互相拥抱、问候。而会议讨论的话题则严肃而沉重,有时甚至让人哀痛和愤怒。

国际笔会的女作家委员会及和平委员会,于2017年5月10日到13日,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召开国际会议。我作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出席了会议。

第一天的女作家工作会议由斯洛文尼亚笔会的前任副会长唐雅女士主持,我在会上发言时再一次强调了我在去年的会议上曾简略指出的问题:中共政权是今天世界上最残暴邪恶的政权。 其统治下的人民没有自由和尊严,没有言论表达权、没有新闻出版权、没有平等受教育权,人民的财产和生命随时可能受到剥夺和凌辱。 同时,今天的世界上六分之一,甚至五分之一的人口是中国人,一半以上是女性。那么作为弱者的女性,中国女作家、诗人、编辑、记者的艰难悲惨处境是可想而知的。处境更糟糕的是在南蒙古、西藏、维吾尔自治区及北朝鲜地区,世界根本听不到她们的声音,也看不见她们的存在,只有当她们遭受严重迫害时,其中幸运者,偶尔会被外面的世界知晓。

我特别介绍了中国709律师的妻子们,她们被中共暴政逼迫成为新的女作家群体。由于她们的丈夫被关押、判刑、虐待,甚至有的律师遭酷刑而精神失常。这些人权律师的妻子们,在自己被残酷迫害的的过程中苦苦挣扎,还要为丈夫代言,为丈夫伸张正义,被逼成了在被噤声中奋争的女作家群。

盛雪於會議上發言

许多与会者应应该还记得,去年5月,中国女作家、长期受迫害的人权斗士范燕琼女士已经获得签证,准备出境到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与会,但被中共当局抓捕,押送回家。

所以,我呼吁国际笔会女作家委员会(PIWWC )在讨论女作家议题时,要做任何决定时,请一定要记得她们,记住那些被噤声、被隐形的女诗人、女作家们,为她们着想。因为这也是国际笔会宗旨最重要的部分,争取并捍卫言论自由,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International PEN)于1921年,由凯瑟琳·艾米·道森·斯科特夫人在伦敦创立。还有四年就是一百周年了。国际笔会的首任会长是约翰·高尔斯华绥,许多世界著名小说家、剧作家、诗人都是其成员。国际笔会的定位是世界性的非政治、非政府组织。不论国籍、种族、信仰、语言、社群、肤色,有资格的诗人、作家、编辑、出版人、记者,都可申请成为国际笔会分会的会员。国际笔会的宗旨是:促进世界各国作家间的友谊与合作,争取并捍卫言论自由,积极保护作家免受政治压迫。

国际笔会目前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立了约150个分会,估计成员25,000名。许多人误认为笔会的英文名称PEN是取自笔的意思,其实不然。笔会PEN的名字取自“诗人”(poets)、“剧作家”(playwrights)、“编辑”(editor)、“散文家”(essayists)、“小说家”(novelists)的首字母缩写。

国际笔会女作家委员会创立于1991年。由于在世界许多国家,女性作家无法平等享受应有的权利和尊重,不能公平获得并使用资源。在某些国家,妇女作家的作品没有出版权利。另外,由于家庭和其它社会压力,女作家需要一种有效的保护和支持。女作家委员会从创立起就受到国际笔会的大力支持和重视,也成为在国际社会为女作家呼吁言论自由、争取平等写作出版权利,并关注女性作家迫害事件的最主要群体。

由诗人贝岭、孟浪等倡议并参与创立的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后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成立于2001年。但在2008年,独立中文笔会突然终止参与国际笔会女作家委员会,并于2008年撤裁了自己的女作家委员会。2015年5月,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到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出席了国际笔会女作家委员会年会。这是独立中文笔会在缺席这个委员会会议近十年后,再次参与国际笔会女作家委员会的事务。2015年10月,国际笔会第82届年会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我作为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和会长贝岭出席了女作家委员会的工作会议。

遗憾的是,独立中文笔会在2016初的换届改选中分裂,改选后,廖天琪和贝岭分别以笔会会长身份发布公告并接受媒体采访。2016年5月,国际笔会理事会决定承认廖天琪为会长的部分。此次在斯洛文尼亚布莱德的女作家委员会会议,蔡咏梅女士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出席会议并做了发言。

未被国际笔会承认的,以贝岭为会长的部分,决定恢复使用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名称,并计划以此申请,重返国际笔会。

2017年5月13日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奥伦赛(Ourense)会议探讨国家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盛雪出席并发言

 

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奥伦赛(Ourense)会议探讨国家恐怖主义的国际化,盛雪出席并发言

 

国际笔会(PEN International)于9月26日到10月2日,在西班牙的格里西亚自治州(Galicia)的奥伦赛(Ourense)举行第82届年会。

 

国际笔会的和平委员会同时举行工作研讨会,来自二十多个国家的三十多名代表参与了讨论。来自非洲马里的易斯迈拉(Ismaila)说,恐怖主义是当地最大的问题,政府对此不够强硬。乌克兰笔会成员安德瑞(Andrii)抱怨,要承受来自其邻居俄罗斯的压力和长期骚扰。法国和日本笔会的成员不满当地媒体存在片面报道的问题。他们都担心自由言论环境在恶化。德国笔会的成员介绍了德国面临的难民困境,许多人使用假护照入境,引发许多问题。他认为欧洲国家应该更好地合作,找到解决难民问题的途径。意大利笔会成员也表示,近年太多难民涌入当地,可能只有百分之一是真难民,其他都是有经济目的。来自智利的笔会成员指出,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有欧洲中心主义的现象,应该得到调整。葡萄牙笔会的伊丽莎白认为,东西文化之间仍然存在鸿沟,有许多误解。她并认为欧盟越来越强势和独裁。斯洛文尼亚笔会成员表示,整个欧洲再一次经历难民潮,除了共同面对此困境没有别的办法。土耳其笔会的成员塔瑞克.古拿赛(Tarik Gunersel )呼吁和平委员会重视当地人权恶化的趋势。他说土耳其处于冷战状态,恐怖主义非常严重,还有个人恐怖活动,西方国家对土耳其的前景有很多幻想。他介绍说,如果人们使用英文批评政府的话,几乎是毫无价值的。他认为国际笔会的立场是超越的,也是有影响力的。

 

诗人、作家、记者,加拿大笔会及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在发言中提醒与会者警惕中共向国际社会输出国家恐怖主义。人们在关注恐怖主义对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造成伤害的时候,也要注意,恐怖主义不仅仅是绑架、暗杀、爆炸等直接的武力行动,用恐怖威胁手段控制思想、言论、新闻,造成恐怖气氛和效果,也是恐怖主义。盛雪举例说明,中共外交部长王毅于今年六月访问加拿大时,由于一位加拿大女记者提出人权问题,王毅当场发作,一连串的斥责这位记者。在现场的加拿大外长以及事后加拿大政府,都没有做出应有的强硬反应。多伦多时事评论员辛峰评论了此事,于是受到了死亡威胁。温哥华专栏作家黄河边评论了此事,几天后被工作了多年的媒体辞退。盛雪指出,这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向外输出的具体影响。

 

盛雪并介绍了近几年来中共更加肆无忌惮地实施越境绑架,例如诗人、作家、出版商阿海,漫画家姜野飞和民主人士董广平先后在去年遭到中共从泰国越境绑架回国。盛雪提醒大家,不要把这些看成单独的个案,这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向外输出的整体战略,对于损害其利益的人,会毫不留情的实施。

 

这时,来自马其顿(Macedonia)Ermis Lafazanousri 站起来说:“看来我也是中共的敌人了”。他介绍,2015年3月,他在马其顿出席一个诗歌朗诵会(

Struga Poetry Evenings),他朗读了来自国际笔会会长的一封信,其中关于言论自由迫害的国家有中国的名字。第二天,Ermis 接待了来自中国驻当地大使馆的客人,对方开始非常客气,但是要求他就念出“中国”名字的做法公开道歉。Ermis说,他当时非常震惊,感到中共的影响和渗透十分强大。

 

盛雪回应说,中共在国际社会的影响日增,民主国家负有责任。1989年64屠杀后,民主国家很快就放弃了对中共的谴责和抵制。使得中共政权有了很快恢复的机会。随后,国际社会给予中共举办奥运会、世博会、亚太经合峰会等一系列国际盛事,使中共以专制暴政姿态进入国际秩序。近几年,随着中共将从中国掠夺的巨大财富,撒向那些它需要收买的地区,中共更加肆无忌惮。盛雪提醒大家,随着中共血腥的热钱滚向世界各地,中共暴政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将极大地改变整个世界环境。

 

中国是世界上监禁、迫害作家、记者、诗人、新闻工作者总数最多的国家,近些年也是越境绑架作家、记者、出版商等最肆无忌惮的国家,这正是中共国家恐怖主义的肆虐和输出造成的。民主国家的正义力量必须联手抵制。

 

2016年9月29日

 

照片:

 当前显示IMG_4375.JPG

1,与马其顿笔会成员Ermis合影

当前显示IMG_4387.JPG

2,与笔会会长Jennifer Clement合影

当前显示IMG_4512.JPG

3,与法国笔会和西藏流亡笔会成员合影。

独立中文笔会专讯

暴政下的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 –盛雪敦促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关注蒙、维、藏命运

 

 

暴政下的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
–盛雪敦促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关注蒙、维、藏命运

诗人、作家、记者,加拿大笔会及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在西班牙格里西亚自治州的奥伦赛市出席国际笔会年会。

2016年9月26日,在国际笔会第82届年会正式开幕之前,和平委员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女性作家委员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等召开了一整天的工作和讨论会。今年五月在斯洛文尼亚当选的和平委员会主席马里安. 斯特安因病住院,未能到会,会议由前主席,来自法国的爱德华.寇夫卡主持。寇夫卡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盛雪于今年五月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召开的和平委员会会议上以高票当选副主席。

出席和平委员会会议的作家来自约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人们争先恐后发言,介绍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区域冲突、信仰迫害、种族歧视和难民问题等。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恐怖主义、战争和区域冲突导致的人权灾难。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战乱和区域冲突导致的可怕景象是显而易见的,而暴政控制下的假和平实际上比战争更恐怖。她说:没有和平,就没有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媒体,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民主和人权;而如果没有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媒体、民主和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例如中共暴政军事控制下的蒙、维、藏地区是世界上人权灾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一是因为国际社会把该地区的问题看作一国之内的内政问题;二是在中共暴政的言论管制和新闻封锁及强大的舆论导向下,外界很难看到真实的情况。盛雪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说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战争表明了不同势力之间的对抗,说明即使是弱势的一方也有抵抗的能力。而表面平静的假和平却证实了那里的人们失去了大规模抵抗的条件和能力。例如在蒙、维、藏地区,完全是中共的军事管制以及配套的全面恐怖手段。

盛雪说:许多人都认同,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敌人。但是请记住,国家恐怖主义是危害最大的恐怖主义,因为它是以国家政权的资源、能力和范围实施的。许多与会者都表示认同盛雪的观点。

和平委员会讨论了土耳其的地区与族裔冲突问题,并形成决议敦促国际社会关注并介入解决当地的问题。盛雪表示,会推动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针对蒙、维、藏地区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形成决议,要求国际社会予以高度重视。

121212

1,盛雪在2016年9月西班牙奥伦赛国际笔会年会上

23124
2,2016年9月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独立中文笔会专讯

Open letter: Writers and free expression groups call for urgent support for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Open letter: Writers and free expression groups call for urgent support for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9 June 2016

iahrc-main

To the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dersigned writers and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IFEX) are dismayed by the serious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n Human Rights, the human rights body of the Organis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and the devastating impact this could have on respect for rights in the Americas,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We call on all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AS, as well as other donors, to make additional financial support available to the IACHR as a matter of urgency.

 

On 23 May, the IACHR reported that severe financial problems have forced it to cancel its July and October sessions and all trips planned for this year and, if new funding cannot be secured by mid-June, will lead to the non-renewal of the contracts of 40 per cent of its staff (31 employees out of a team of 78). Given that the IACHR is already overstretched and struggling to reduce a back-log of cases, these cuts will have an extremely damaging effect on the body’s ability to carry out its work, now and in the future.

 

Created in 1959, the IACHR is one of the three main regional human rights mechanisms worldwide and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viduals in the Americas. Its Office of the Special Rapporteur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established in 1997, has been essential in supporting victims and facilitating remedies, advising member states, and keeping the world informed abou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ess freedom abuses and advances in the region. For example, in 2014 the IACHR ordered the Honduran state to suspe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sentence on Julio Ernesto Alvarado which would have prevented him from working as a journalist for 16 months, among other criminal sanctions, and followed up to ensure the government complied.

 

Despite this, in recent years the IACHR has suffered a significant drop in funding from both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according to IFEX’s Latin American & Caribbean Alliance (IFEX-ALC). For example, member states Argentina, Canada, Chile, Colombia, Mexico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ll reduce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the IACHR between 2013-15, says IFEX-ALC, while Ecuador, Paraguay, Peru and Uruguay have contributed only irregularly. Of 13 permanent observers of the OAS that have provided funding for the IACHR recently, 10 of them have yet to make payments in 2016, according to IFEX-ALC: Azerbaijan, Finland, France, Greece, Ireland, the Netherlands, Norway, Swed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European Union.

 

The current financial crisis facing the IACHR is also due to a systemic lack of funding from the OAS, according to the IAHCR. ‘There is a deep discrepancy between the mandate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States […] have given the Inter-American Commis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they allocate to it,’ said the body in a recent pressstatement. ‘The regular budget of the IACHR this year is less than 5 million dollars, which amounts to $0.005 per person in the hemisphere per year. According to the IACHR, this is just six per cent of the OAS’ total budget – whereas the Council of Europe earmarks 41.5 per cent of its budge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undersigned urge all OAS member states and permanent observers and other potential donors to reconsider their financial support of the IACHR. In order to avoid the staff cuts, the IACHR says it needs to receive funds or written pledges by 15 June.

 

We hope that you will help the IACHR continue to stand up for human rights in the Americas.

 

Yours faithfully,

 

Writers

 

Jennifer Clement,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Homero Aridjis,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John Ralston Saul,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Mario Vargas Llosa, President Emeritus, PEN International

 

Margaret Atwood, Vice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Gloria Guardia, Vice President, PEN International

 

Gioconda Belli, President, PEN Nicaragua 

 

Andrew Solomon, President, PEN American Center

 

Luisa Valenzuela, President, PEN Argentina 

 

Carmen Boullosa

 

Lydia Cacho

 

Ernesto Cardenal

 

Ariel Dorfman

 

Álvaro Enrigue

 

Laura Esquivel

 

Francisco Goldman

 

Anabel Hernández

 

Elena Poniatowska

 

Organisations (all international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Freedom of Expression Exchange – IFEX)

 

PEN International

 

PEN American Center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Human Rights Watch

 

Index on Censorship

 

International Press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Association

 

Privacy International

 

Reporters Sans Frontière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World Association of Newspapers and News Publishers (WAN-IFRA)

 

Online: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open-letter-on-the-financial-crisis-facing-the-inter-american-commission-on-human-rights/

 

 

Tamsin Mitchell

Americas Programme Coordinator | PEN International

Encargada del Programa de las Américas | PEN International

Chargée du Programme Amériques | PEN International

Email: tamsin.mitchell@pen-international.org

Skype: tamsin.mitchell

Tel. +44 (0)20 7405 0338 | Twitter | Facebook | www.pen-international.org

The History of PEN International

 
 

The organisation known today as PEN International began in London, UK, in 1921, as simply PEN. Within four years there were 25 PEN Centres in Europe, and by 1931 there were several Centres in South America as well as China.

As the world grew darker jus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war in 1939, PEN member Centres included Argentina, Australia, Bolivia, Brazil, Canada, Chile, Colombia, Egypt, India, Iraq, Japan, Mexico, New Zealand, Palestine, Uruguay, the US and others. All the Scandinavian countries were accounted for in the membership, as well as several countries in Eastern Europe. Basque, Catalan and Yiddish Centres were represented, too.

For over eight decades, then, we have been a genuinely international organisation, encompassing a wide array of cultures and languages, and today the overwhelming majority of PEN International’s 145 Centres come from outside Europe.

PEN was one of the world’s first non-governmental organisations and amongst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bodies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Certainly, we were the first worldwid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and the first organisation to point out that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literature are inseparable – a principle we continue to champion today and which is expressed in our Charter, a signature document 22 years in the making from its origins in 1926 and ratification at the 1948 Congress in Copenhagen.

PEN has grappled with the challenges to literature and freedom for nearly one troubled century, beginning just after World War I to the buildup and eruption of World War II, then throughout the Cold War and the fall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into today’s more nuanced climate worldwide. It has responded to modern history’s most dramatic turns, and its heroes have included the most celebrated intellectuals of each era as well as countless tireless and dedicated members fighting to ensure that the right to write, speak, read and publish is forever at the heart of world culture.

‘PEN’: What’s in a Name?
Our name was conceived as an acronym: ‘Poets, Essayists, Novelists’ (later broadened to ‘Poets, Playwrights, Editors, Essayists, Novelists’). Following World War Two, as the notion of an executive developed (see below), PEN became known as International PEN, comprising a growing number of Centres around the world. Over time, as our membership expanded to include a more diverse range of people involved with words and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 aforementioned categories no longer exclusively defined who could join. Today, PEN is simply PEN. In 2010, as part of a general rebranding, the organisation was renamed PEN International.

Genesis: a new kind of dinner club
Catharine Amy Dawson-Scott, a British poet, playwright and peace activist, founded PEN as a way to unite writers after the devastation of World War One. It was, at first, nothing more than a dinner club, providing a space for writers to share ideas and socialise. PEN clubs would be set up in other European cities, so writers on their travels would have a place to meet friends and fellows.

Guests at Dawson-Scott’s dinner included PEN’s first president, John Galsworthy, who spoke of the possibilities for an international movement – a ‘League of Nations for Men and Women of Letters’.

A question of politics
PEN held its first Congress in 1923, with 11 Centres taking part. Throughout the 1920s, PEN was unique in bringing writers together regardless of culture, language or political opinion – especially considering the political turmoil the world had begun to experience. In fact, one of the founding ideas guiding PEN was expressed as ‘no politics in PEN Clubs – under any circumstances’. PEN saw itself standing for freedom of expression, peace and friendship, not political debate.

By 1933, however, this thinking was challenged by the growing shadow of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The delegates attending PEN’s Congress in Dubrovnik that year found it impossible to ignore the growing climate of repression and intolerance.

The German dissenters
Even as early as 1926, at PEN’s fourth Congress in Berlin, tensions had arisen between the German PEN Club and the PEN community in general. A number of young German writers – Bertolt Brecht, Alfred Döblin and Robert Musil amongst them – expressed their concern that PEN in their country didn’t represent the true face of German literature. They met with Galsworthy to express their dismay. The playwright Ernst Toller insisted that PEN could not ignore politics – that it was everywhere and influenced everything.

Burning books, burning indignation
In 1932, at the Congress in Budapest, an appeal was sent to all governments concerning religious and political prisoners. Galsworthy issued a five-point declaration – another stage in the evolution of the PEN Charter as it is today.

The following year saw political tensions rise to an unprecedented level within PEN. The British novelist H. G. Wells, who became PEN’s president in 1933 following Galsworthy’s death, led a campaign against the burning of books by the Nazis in Germany. German PEN failed to protest and, moreover, attempted to prevent Toller (who was Jewish) from speaking at the Congress in Dubrovnik. It subsequently had its membership withdrawn. ‘If German PEN has been reconstructed in accordance with nationalistic ideas,’ a statement from PEN read, ‘it must be expelled.’

Writers behind bars: two early cases
By the late 1930s, PEN was active in appealing on behalf of writers and protesting against their treatment. The case of the Hungarian-born Arthur Koestler (then a journalist), who had been imprisoned in Fascist Spain and sentenced to death, was one early success: he was freed soon after PEN campaigned for his release.

(The great Spanish poet Federico García Lorca, on the other hand, was executed shortly after his arrest; tragically, PEN could only take action upon receiving a telegram – too late – informing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danger he had faced. A resolution at the 1937 PEN Congress in Paris paid homage to Lorca and expressed dismay to the people of Spain at his death. This response, in fact, was likely a factor in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Koestler’s case.)

Postwar PEN
PEN looked very different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Two. The original concept behind its creation as a club welcoming writers regardless of race, religion or creed had been fractured by reality. New groups of writers in exile had also been established in London and New York during the war.

Pressing issues faced PEN, such as how to deal with writers who had supported National Socialism in Germany and elsewhere, and how to ensure that the growing international PEN community could come together regularly enough and contact each other quickly when necessary. Thus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was formed.

In 1949, following the passage of a resolution introduced by the PEN American Centre, PEN acquired consultative status at the United Nations as ‘representative of the writers of the world’.

By the 1950s, PEN members were discussing the formation of a committee to examine cases of writers imprisoned or persecuted for their work and opinions. The Writers in Prison Committee came into being as a result, in April 1960. Despite – or perhaps because of – the Cold War’s polarising effect on the world, PEN’s influence spread internationally.

Wole Soyinka and a certain letter from Marilyn Monroe’s husband
In 1967, under the presidency of American playwright Arthur Miller, PEN appealed to Nigeria on behalf of a playwright whose name was, then, not widely known outside his country. Wole Soyinka had been marked for immediate execution by the country’s head of state, General Yakubu Gowon, during the civil war over Biafran secession.

A businessman conveyed the letter from PEN to Gowon, who noted the name of its author and asked he was in fact the same man who had married Marilyn Monroe (which indeed Miller had, in 1956). When assured that the very same man was asking for the Soyinka’s release, Gowon released his prisoner – who then left the country and, of course, went on to become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minent poets and playwrights, winning the Nobel Prize for Literature in 1986.

Russians unmoved
Miller also travelled to the USSR to meet with the Union of Soviet Writers, and was told bluntly that Soviet writers wanted to join PEN but for one major obstacle: the Charter. Miller made it clear that altering the Charter to suit the Soviets was not up for discussion, adding that the vision it articulated was what united PEN worldwide. He nevertheless made sure that dialogue across the East–West divide was kept open; but it wasn’t until 1988 that Russian PEN was finally formed.

Over the next three decades to the turn of the millennium, PEN’s reach and impact were felt in most regions of the world. Our voice was increasingly valued and heeded, both at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levels, on issues such as freedom of expression, translation, the problems faced by women writers and the very simple question of how to bring writers together across cultures and languages. Our campaigns against the censorship, persecution, imprisonment and murder of writers also never flagged, becoming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The Rushdie affair
During the 1980s and 1990s, PEN’s work on behalf of persecuted and imprisoned writers became well known by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mongst writers and governments alike. In 1989 Salman Rushdie, winner of the Booker Prize eight years earlier, received more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n he had bargained for with the publication of his fourth novel, The Satanic Verses. He was forced into hiding after Iran’s Ayatollah Khomeini issued a religious edict: the notorious fatwa (the word entered common usage in the West thereafter). The fatwa called for the author’s death for, supposedly, having insulted Islam in the novel. Rushdie’s ordeal is now part of literary history; he quickly became a symbol at the time, as a writer persecuted for his words. PEN played a key role in the global campaign that called for the withdrawal of the fatwa, and supported publishers of the book worldwide. Rushdie is, to this day, an active member of PEN International, and the former president of the PEN American Centre.

Ken Saro-Wiwa: a hero silenced
In 1995, the focus returned to Nigeria. PEN had, during the early 1990s, followed the case of the novelist, screenwriter and human-rights activist Ken Saro-Wiwa, who had first been arrested in 1992 for campaigning on behalf of the Ogoni people of the Niger Delta. The Ogoni were demanding greater autonomy, and Saro-Wiwa urged multi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s such as Royal Dutch Shell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clearing up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to Ogoni lands caused by oil extraction.

He was released after a few months, but was detained again in January 1993 for one month following a peaceful protest that had been violently suppressed by Nigerian security forces. In May 1994, four Ogoni chiefs were killed by a mob of militant Ogoni activists. Saro-Wiwa, who had earlier been prevented from attending a meeting with these chiefs, was arrested again along with fourteen leaders of the Ogoni rights movement.

Charged with inciting the murders, he was convicted despite claims by many observers that the trial was rigged. On 10 November 1995, after an extensive international campaign led by PEN Centres around the world, Saro-Wiwa was executed. An international outcry ensued, and in 1996 a lawsuit was filed against Shell alleging the corporation’s complicity in human-rights abuses in Nigeria, including the killing of Saro-Wiwa. (In 2009 Shell agreed to pay a settlement of US $15.5 million, though the company continued to claim it was not guilty of the charge.)

Two assassinations
In October 2006, Anna Politkovskaya, a high-profile Russian journalist from the independent newspaper Novaya Gazeta who had received death threats for her reporting on the war in Chechnya, was found murdered in the lift of her Moscow apartment building. PEN International has since been at the forefront of efforts to bring her murderer(s) to account.

Three months later, in January 2007, the Armenian-Turkish writer and newspaper editor Hrant Dink was fatally shot in Istanbul. Dink had been charged under Article 301 of Turkey’s Penal Code for ‘insulting Turkishness’ through his writings, which challenged the Turkish government’s refusal to acknowledge the Armenian Genocide of 1915. Following his murder, PEN International helped support Dink’s family, and demanded a full and open investigation into his death. (A young Turkish ultra-nationalist was eventually sentenced as the assassin, and several other men were implicated and tried as well.)

PEN International is now active in over 100 countries, and still echoes Dawson-Scott’s and Galsworthy’s original principles advocat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 peace and friendship. Those writers’ voices, and those of the many others who joined them over the past 90 years of our existence, are still very much with us. Without them, PEN International could not have become the strong, vibrant, active movement it is today.

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our-history/#sthash.FWrCmbfu.dpuf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IPA-logoPEN-logo

中国动态:严重关注四位香港出版从业者失踪

国际出版商协会和国际笔会对有关香港一家以出版发行批评中国当局而著称的出版社及书店的四位相关人士失踪的报道感到震惊。巨流传媒的瑞典籍东主桂民海,以及总经理吕波、书店经理林荣基、和工作人员张志平都据报失踪。关于他们已被中国当局拘捕的担忧越来越强烈。

国际笔会主席詹妮弗·克莱门特(Jennifer Clement)说:“国际笔会深切关注有关四名出版从业者在中国失踪的最新报道。如果证实他们确实被拘捕,这将是对该国日益收紧的言论自由的又一打击。中国当局应调查报道中的这些失踪案件并立即澄清情况。”

国际出版商协会主席理查德·查金(Richard Charkin)说:“我们严重关切这些人的安全。如果他们确实是被逮捕了,那么这是中国政府开展行动试图在香 港压制异议的又一个案例。国际出版商协会呼吁中国政府立即公布这四个人是否确实被拘留,若然罪名是什么。无论何种情况,我们要求中国 政府尽一切努力来协助寻找这些出版从业者,并允许他们安全返回。”

有关信息,请联系Sahar Halaimzai:+44 (0)20 7405 0338 : Sahar.halaimzai@pen-international.org

原文来源:http://www.pen-international.org/newsitems/china-serious-concerns-about-the-disappearance-of-four-hong-kong-based-publishers/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

對婦女的暴力必須被理解為審查制度的一種形式

斯洛文尼亞国家电视台关于国际筆會會議報道,及对盛雪女士、克莱门特女士、唐雅女士的采访:

 

“Nasilje nad ženskami moramo razumeti kot obliko cenzure" 

“對婦女的暴力必須被理解為審查制度的一種形式”

 

Danes tudi zasedanje generalne skupščine odbora Pisatelji za mir Mednarodnega PEN-a

 
 
Jennifer Clement

Clementova poudarja pomen spreminjanja stvari znotraj same organizacije glede položaja žensk. Foto: Reuters

false

Novinarke so v mnogih delih sveta ogrožene ne le zato, ker so novinarke, ampak tudi zato, ker so ženske in so pogosto žrtve spolnih napadov, namigovanj in podobnih ravnanj, je poudarila Clementova. Foto: Reuters

 

“Ženske imajo zaradi nasilja več težav kot moški. To velja tudi pri pisateljicah, denimo novinarkah," je pred uradnim začetkom 48. mednarodnega srečanja pisateljev poudarila predsednica Mednarodnega centra PEN Jennifer Clement.

Kot je dejala, so novinarke v mnogih delih sveta ogrožene ne le zato, ker so novinarke, ampak tudi zato, ker so ženske in so pogosto žrtve spolnih napadov, namigovanj in podobnih ravnanj. “Nasilje nad ženskami moramo razumeti kot obliko cenzure," je sestanku ženskega komiteja mednarodnega PEN-a poudarila Clementova in pojasnila, da je na primer na svetu 14 milijonov otroških nevest, ki se ne bodo nikdar naučile brati in ne bodo nikdar pisale knjig.

Najprej je treba spremeniti stvari znotraj same organizacije in poudariti boj proti diskriminaciji. Ustanovni akt organizacije namreč govori o boju proti rasni, razredni in nacionalni diskriminaciji in sovražnosti, ne omenja pa diskriminacije žensk. Sprememba tega bo tema septembrskega kongresa v Španiji. Prihodnje leto naj bi pripravili tudi manifest o pravicah žensk, ki bi ga lahko uporabili vsi centri PEN po svetu.

“Pisateljice moramo, glede na svoje sposobnosti izražanja, postati zagovornice svojih sester, ki predstavljajo polovico človeštva, a so večinoma utišane," meni tudi Clara Cancline Franceschetti iz švicarskega centra PEN, ki je predstavila predlog deklaracije o ženskih pravicah. Dokument bi Mednarodni Pen lahko predložil Združenim narodom, da bi opredelili pravico do fizične integritete, ki vključuje svobodno izbiro partnerja in materinstva, ter pravico do izobrazbe.

Zapleti z vizumom
Na srečanju v sredo bi morala zbrane nagovoriti tudi publicistka Fan Yanqiong iz neodvisnega kitajskega centra PEN, a jo je kitajska policija zadržala. Kot je dejala članica ženskega odbora PEN-a Mire Tanja Tuma, bo s pozivi k izpustitvi posredoval tudi Mednarodni PEN. Omenjena publicistka je bila sicer zaradi svojega angažiranega delovanja že večkrat zaprta. V 30 letih je zastopala več kot 200 primerov, ko so se običajni ljudje uprli proti nepravilnemu ravnanju uradnikov, a niso nikdar zmagali. Kljub stotinam člankov, v katerih je razgaljala umazana ravnanja uradnikov, ti še vedno ostajajo na položajih.

O neumnosti kot temelju zahodne civilizacije
Z današnjim dnem se na Bledu tudi uradno začenja 48. mednarodno srečanje pisateljev, in sicer z okroglo mizo, posvečeno neumnosti kot temelju zahodne civilizacije. Za uvod v temo bo nastopil avtor Enciklopedije neumnosti Matthijs van Boxsel.

Slovenski odbor PEN-a skupaj z Odborom pisatelji za mir Mednarodnega PEN-a prireja tudi 3. festival literature za mir z naslovom Obrazi miru, danes pa bo zasedala tudi generalna skupščina odbora Pisatelji za mir Mednarodnega PEN-a, na kateri bodo stekli postopki za izvolitev novega predsednika odbora. Temu trenutno predseduje kandidat za novega ministra za kulturo Tone Peršak. Zvečer bodo na Bledu, v Vrbi, Kamni Gorici, Kranju, Trzinu in Ljubljani potekala literarna branja gostov letošnjega srečanja.

2016 0512 Bled Meeting 3

视频地址:http://4d.rtvslo.si/arhiv/prispevki-in-izjave-odmevi/174404773

盛雪高票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独立中文笔会5月13日讯:在于5月11日至14日,在斯洛文尼亚共和国的布莱德市举行的国际笔会女性作家委员会与和平委员会,及第四十八届国际作家大会上,盛雪高票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
和平委员会是1984年成立的,过去以欧洲人为主。本次会议上盛雪参与了竞选和平委员会副主席,并高票当选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有20个国家的笔会参与了投票,日本笔会会员曾表示质疑,但盛雪最终以19票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