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多获2016年度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

 

多多获2016年度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 

近日,墨西哥“新黄金时代诗歌奖”(Premio de Poesía Nuevo Siglo de Oro)颁出,本届获奖者为多多,以表彰他“在汉语诗歌语言结构上的穿越性创新”。

本奖项是“诗意多元:在墨西哥城与诗歌相遇——2016年度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的最重要环节。2014年该奖颁给了印度诗人苏佳塔·巴特,2015年颁给了爱尔兰诗人保罗·穆尔顿。

墨西哥城国际诗歌节由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市政府、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圈》文学批评网刊共同主办,今年有120位诗人应邀参加,来自五大洲及墨西哥各地区,历时五天,11月16-20日,分为主会场和多个分会场,最后一天为颁奖典礼和闭幕式朗诵会。

多多答谢词
 
感谢墨西哥文化部,墨西哥市,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诗歌圈》杂志,感谢马里奥·伯爵科斯和阿里·科德隆,感谢所有的诗歌节组织者、所有诗人、我的两位译者,以及在座的所有听众。
今天我是世界文学的受益者,我心中保留有它的地图。
在当今这样一个信息化、商业化时代,严肃文学受到挑战。
我唯一相信的正义即诗性正义。
拉美文学对我和中国诗人都产生过巨大影响。帕斯,巴列霍,博尔赫斯,聂鲁达,帕拉,构成了这个文学传统的一部分,在此,我必须向这些前辈致敬。
1990我在纽约与帕斯等人一起午餐、交谈,在谈到文学传统时,帕斯说:文学传统并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等待我们去继承,而是需要我们去创造。
诗歌不是对现实的直接表现,而是心灵的共鸣和对经验的重构。
一个没有诗意的世界是可怕的,如同没有爱的世界。
谢谢大家。

轉自詩通社  2016-11-26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阿潑/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

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

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

盧安達雅瑪塔大屠殺紀念館。圖/取自wikipedia
 

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

整件事的起點,是從一架遭擊毀的飛機開始的。1994年4月6日晚,兩枚SAM-16地對空導彈,摧毀了從坦尚尼亞東北城市阿魯沙起飛,準備在盧安達首都吉佳利降落的班機。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攻擊事件,因為這架飛機上搭載著盧安達與蒲隆地兩國總統。兩人皆是胡圖人。

過往,胡圖人要取得高位並不容易。曾受德國殖民,戰後由比利時接管的兩國,緊緊相依,境內主要由兩個族群組成:占85%的胡圖與僅有15%的圖西人,其中有25%則是胡圖與圖西後代。儘管胡圖屬壓倒性多數,但西方統治者卻讓膚色較白、身形較高,似從北方來的圖西人擁有政治與軍事的優勢。

在圖西人的視角裡,胡圖是無產階級,是下層。即使經過四百多年的文化相融,最終形成共同的習慣和單一語言,但到了二十世紀,因帝國的介入,雙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位階,也知道權力資源的差異。這個國家的族群,並不是外界所想像的那樣,有著自古以來的部落紛爭、原始對抗,他們未曾爭鬥,也沒殺戮。近代文明國家給了他們仇恨與歧視的武器,他們才開始敵視彼此。

災難還是解放?

衝突早已埋下。像是1959年,因經濟問題導致胡圖暴動,意外釀成一場百人死傷的悲劇,這事件在胡圖人眼裡是「巨大的解放」,在圖西人的記憶裡卻是災難,有一萬名圖西人選擇遠離家園,而比利時也默許胡圖人取得政權,同時撤離。

就是因為這個背景,讓這架飛機在夜空中炸成一片紅。一直到這飛機爆炸前,兩個族群反反覆覆地爭奪權力,激化種族主義,當圖西人取得統治權力後,對胡圖軍隊與行政部門採謀殺清洗,胡圖則回以報復攻擊,而圖西人又反過來加重軍事鎮壓,簡直是惡性循環。一直到這架飛機如流星劃過黑夜前,已經有過幾場大大小小的殺戮。最嚴重的,則發生在1972年,蒲隆地的那場被激化的大屠殺。

蒲隆地與盧安達相鄰,發生在鄰國的事,也會牽引另一方的變動。像是這邊的政治變化與殺戮,就會引發胡圖人往盧安達逃難,而這些胡圖人又會進入底層,由激進的胡圖種族分子操控。1973年,亦即蒲隆地大屠殺隔年,胡圖人哈比亞利馬納經由軍事政變,取得政權,並實行獨裁統治,在他執政期間,將「多數民族主義」和「胡圖力量」奉為神聖口號,警告性鎮壓與不時強迫移民,並成為重要的手段。儘管七◯年代末期,有將近五十萬圖西人逃難,但七○年到九○年,盧安達內部保持著一定默契:胡圖權貴控制國家和發展基金,圖西保留大量私人經濟控制權。

到了1991年,盧安達已經是個通過多黨制憲法,也能對國際壓力與國內經濟不滿做出回應的國家。外界總想像,像這樣的非洲國家一定是落後蠻荒,但盧安達雖貧窮,人口不多,交通系統良好,某種程度上也有自己的秩序。像這個時候,盧安達擁有一個高度發達、有社團生活,還能夠提出不同政治方案的市民社會,不論是協會、集會、期刊或小冊子到處都是。這個國家曾經有「非洲瑞士」之稱,市容整潔乾淨,還有一個效率不凡的公共行政系統。儘管哈比亞利馬納一黨獨裁,但他仍想辦法讓自己的黨──全國民主革命運動黨(MRND)在選舉中顯得更親善友好。但也因為如此,激進的胡圖人就分化了出來,有了自己的組織派系,並且開始訓練青少年。哈比亞利馬納的態度越來越寬鬆,甚至讓反對黨領袖進入內閣,在坦尚尼亞阿魯沙舉行的國際和平談判中,做出讓步。他們簽署了阿魯沙協議。

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

但這並沒有阻止民間族群衝突的發生。一方稱圖西人與反對黨是「與其他蟑螂交談的蟑螂」,宣稱要根除這些人渣:「1959年,我們所犯的一個致命的錯誤就是讓他們逃走了……他們屬於衣索比亞,而我們將為他們找到一條到達那裡的捷徑:將他們扔進尼亞巴隆哥河……我們必須行動起來。把他們消滅光。」發出這個聲音的激進分子,雖然很快被追查起訴,並逃到國外。但他的聲音已透過錄音帶在全國散布。只是,像這樣煽動種族主義的言論,在盧安達並不稀奇,圖西人一點都沒警戒,也不驚慌。

然而激進分子持續作業著。他們在國外大量購買武器,像是大砍刀還有其他鋒利的農業用具。光1993年底,就從中國進口了超過五十萬把大砍刀,每三個胡圖成年男子就有一把。這不是傳統盧安達工具,也不是用來對抗戰備軍隊的武器,這絕對是惡意的,是為了攻擊非武裝敵人準備的。他們武裝自己,而且唱著歌:

我們是全國民主革命運動聯攻派。我們熱愛和平、統一和發展。我們不進攻,我們是來救人。我們不害怕,我們讓別人怕。我們不讓自己被踩在腳底,相反我們要將別人來踩踏。我們不讓做錯事者胡亂說話。他(哈比亞利馬納)已帶來和平,我們睡得安穩。我們獨立並讓民主貫穿著我們的行為方法。

在這樣一點一滴的騷擾威脅恐嚇中,那架飛機墜落了。很多人認為是胡圖激進派所為,但事實上,胡圖人並無此武器,而且機上的胡圖激進派領袖也喪生。無疑就是圖西愛國陣線策畫行使的了。總統班機遭襲擊的消息,在當晚九點播出,首都出現混亂。十小時後,便展開針對溫和派胡圖人與圖西人的屠殺行動。有人聽到屠殺策畫者說:「他們已經殺了他(哈比利亞馬納),但是許多人將在他之前被埋葬,就跟先墊上一床稻草一樣伺候著他。」

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50萬-100萬人被殺,約佔當時全...
從1994年4月6日至7月中旬的一百天裡,約有50萬-100萬人被殺,約佔當時全國總人口的20%。圖/取自dailymail
 

殺戮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

權力的真空,由一個早想要驅走圖西人的軍事將領巴戈所拉補上。他們很快地執行殺戮行動。這個國家因為政黨族群而分裂,國家秩序跟社會種族纏繞在一起。想要踩煞車的政府官員或被免職或被殺害,激進派占據所有位置。他們殺得很快,比飛機墜落速度還快。從四月七日開始,僅僅十一周,差不多有五十萬人被殺,以每小時殺三百人的速率進行。居住在盧安達的圖西人有75%從這世界消失。這是歷史上絕無僅有,最徹底的種族滅絕。殺人並不難,幾把槍幾顆手榴彈,或五十把大砍刀與鋒利農具就夠了。

電影《戰地救援》中,有一幕是圖西人央求外來軍隊:「如果你們不能救我們,拜託你們,掃射我們吧,讓我們死得快一點。」死在那些刀下,太痛苦了。軍隊為難搖搖頭說,他們沒有辦法。當時美國因索馬利亞軍事行動失敗,遭歐洲與第三世界譴責,無意介入,其他國家也被動消極,任殺戮橫行。同樣以盧安達屠殺為主題的電影《盧安達飯店》也有外國人與維安部隊無能為力的特寫,他們沒有辦法解決這國家的問題,他們只能逃避。

電影《盧安達飯店》電影劇照。
電影《盧安達飯店》電影劇照。
 

儘管參與屠殺的,不只男人,還有女人,但就像《盧安達飯店》裡那個勇於救人的飯店經理保羅一樣,也有許多胡圖人並不認同這種行徑。倖存者說,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壞人,他是一個胡圖人,但他是無害的胡圖人,不是每個人都殺人,「我向他們要食物,他們會給我。」還有些普通人也反對這件事,他們說,為什麼我要反對圖西人?我們住在同個山丘上,我們擁有同樣的房子。他們肯定會為我兒子做的事報復,我的兒子做的給我們帶來羞辱。

日後,一名市長站上盧安達國際刑事法庭時,針對所受到的威脅作證:「如果我繼續保護人民,我將被殺掉……他們確實朝我開槍,但我沒被子彈打中。他們不讓我在社區中把車子開來開去,如果我開了,他們會在路口堵住我。」

還有撐不住的,像是那位名叫阿克葉蘇的市長。1953年生的他,曾經幫助民主共和運動,因此當上市長。在那架飛機被墜毀,總統被暗殺的日子裡,他在地方議會和陸軍上校幫助下,拒絕激進的監督人員進入。村民本來支持阿克葉蘇,但隨行的警察不過九名,槍七把,人數更多的暴徒殺掉一個傷了另一個,阿克葉蘇還遭到電台譴責,說他正在根除忠實的民兵組織。「局勢變得更嚴峻,而我也抵抗好長一段時間。我有家庭,而我想放棄一切離開。」於是,他出賣了自己的朋友。

在審理法庭中,審判長問:「你是說你簽署了他們的死刑執行令嗎?」

「當然。」阿克葉蘇說。

Jean-Paul Akayesu。圖/取自takepart
Jean-Paul Akayesu。圖/取自takepart
 

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

一直到四月底,殺戮不斷被整個社會、政府電台、愛國菁英推動著。他們會唱著「讓我們將他們全部根除」這樣的歌。一個處在四散逃跑的圖西人與拿鞭子的胡圖人之間的工人說,「不是每個人都配備武器,但每個人都裝著仇恨。隨時準備將路過的某個圖西人絆倒,對著上氣不接下氣、力氣已經耗盡的可憐人搧耳光。後者筋疲力盡地直挺挺地倒在碎石路上。」

他說:「在他剛要倒下之前,力量加倍的全落在他身上。孩子們……當作玩耍,跟著他們的兄長後面,追趕圖西人,朝他們扔石塊,嘲笑每一個被抓住的圖西人。」

就這樣,那架飛機被擊落之後,數十萬人跟著飛機離開這世界上。在非洲紅色的土,被染得更紅後,拿著大砍刀與鋒利農具的胡圖人被北邊追來的圖西軍隊砍殺,這次上氣不接下氣、筋疲力竭往外逃的,變成了胡圖人。他們死在刀槍下,死在路上,死在難民營裡兇猛的瘧疾裡。屍體層層疊著,生命條條湮滅。被擊毀的飛機,已看不到這一切。什麼都無可挽回。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無國界醫生/沉默也會殺人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醫生不能停止屠殺!」在盧安達大屠殺中,即使是身處其中的醫療人員,也完全無能為力。「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也沒有共事的員工,再也沒有傷病者讓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無國界醫生的扎朗尼醫生(Dr. Rony Zachariah)回憶。

1994年4月,盧安達總統遇刺。隨後的一百多天裡,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至100萬圖西族人和反對種族滅絕的溫和派胡圖族人,包括251名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占當時無國界醫生在該國各醫院和難民營員工總人數的70%)。

1994年4月13日,無國界醫生的一組急救手術團隊與國際紅十字會一起從蒲隆地的布...
 

那天,無國界醫生 有35名同事喪生

1990年盧安達局勢漸趨緊張,不時發生小規模的屠殺事件。無國界醫生開始為流離失所的人群提供醫療援助。1994年大屠殺開展之初,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境內共有126名國際人員和數百當地員工。面對種族大屠殺,無國界醫生不但無法救治病人,也自身難保。

扎朗尼醫生就面對這境況:4月20日,他在盧安達南部主要城市布塔雷(Butare)參加一個安全會議,卻接到緊急消息,說附近兩個難民營情況危急,胡圖族人已經從營地挑出某些圖西族人處決,在營內進行援助工作約50名的無國界醫生當地員工,處境非常危險。

扎朗尼與一名同事連忙驅車趕往營地。原本是短短25分鐘的路程,卻因為設了很多路障,要花許多力氣解釋才能通過,花了兩個多小時終於來到距離難民營一公里的地方。遠遠看到無國界醫生的宿舍,已陷於熊熊火焰之中。又一個路障!那裡聚集了30多人,手持長矛,粗暴地衝向他們的汽車,用棍敲打車身,又擊碎車頭燈。一個可能是小頭目的人向扎朗尼問話:「你們想怎樣?」他說:「我來這裡撤走我的同事。」對方瞪著他說:「如果你想撤走圖西人──即使他們是你的員工,我們也會殺掉他們,也會殺了你!」接著強迫扎朗尼掉頭離開。

直到傍晚,一些薩伊籍(現為剛果民主共和國)的員工獲釋回到布塔雷,他們告訴扎朗尼:「武裝分子安排圖西族與胡圖族的員工分站兩邊,又命令薩伊籍的員工在一旁觀看。接著,軍隊和民兵將大刀與槍枝交給胡圖族的無國界醫生員工,命令他們殺害圖西族的同事──這兩批人本來是同事與好友,有些甚至是夫妻。一些人不願下手,就被武裝分子槍殺。」那天,無國界醫生有35名同事喪生。

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三天之後,在布塔雷大學教學醫院。無國界醫生在那兒照顧150名圖西族平民,和當時政府的總統防衛部隊約70名受傷士兵。當天早上,扎朗尼抵達醫院時,本地員工已急忙通報,前晚有40名圖西族病人與照顧他們的家人,遭人拖到醫院後面砍劈或毆打至死。扎朗尼趕緊召集各方重要人士開啟緊急會議,用強硬的姿態指出事件不符人權及道德的原則,並重申《日內瓦公約》明文規定「武裝部隊有責任保護平民與傷者」。

無國界醫生的團隊抵達盧安達之後,與國際紅十字會一起將一間孤兒院變成一間前線醫院,...
 

但會議一結束,扎朗尼就聽到才剛參加完會議的總統防衛部隊陸軍上尉對他的士兵說:「這間醫院裡圖西族腥臭撲鼻,我們要清理一下。」於是,殺戮就在扎朗尼眼前展開,就連手術桌上的病人也被軍人粗暴的拉下來。

為了試圖阻止他的好友也是資深護士薩嬪(Sabine)被殺害,扎朗尼站到軍人與懷有七個月身孕的薩嬪之間,說:「薩嬪是胡圖族人,是胡圖族,不要動手!」一名看起來像是小頭目的人走到他面前,從褲子後袋取出一張用打字機打的名單,仔細閱讀後瞪著扎朗尼說:「你說得對,薩嬪是胡圖族人──不過她的丈夫是圖西族人,她肚子裡這個孩子,也會是圖西族人。」於是薩嬪就在扎朗尼面前被殺害了,她肚裡的孩子,也與她一起死去。醫院裡,約共120至150名平民遇害。

4月24日,扎朗尼離開盧安達:「沒有什麼可以做了,這場為了人道的奮鬥已經輸掉。我們感到挫敗、無助、疲累,再沒有共事的員工,也再沒有傷病者給我們治療──那些我們治療過的,就在我們眼前被殺。」

扎朗尼目睹從4月19日起,由盧安達布塔雷到鄰國蒲隆地一帶遍布屍體,很多人遭個別或集體地砍死或槍決,有些屍體被丟棄在河裡。扎朗尼站在邊境的橋上連續數小時計算屍體數目:平均每分鐘有五、六具屍體流過,也就是說,每十秒鐘就有一具!

這是無國界醫生成立以來,第一次成為種族滅絕行動的目擊證人。

隨後,無國界醫生高聲呼籲國際社會介入保護和拯救平民,而不是以「提供援助」為託辭袖手旁觀。

這場種族大屠殺在一百天內屠殺了50萬至100萬人,而聯合國慢了12周才將這場屠殺定義成「種族滅絕」(Genocide),各國才有責任採取行動開始介入。

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1999年無國界醫生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國際議會主席羅仕立醫生(Dr. James Orbinski)發表得獎演說,並特別向在大屠殺裡犧牲的盧安達同事致敬。羅仕立於1994年6月進入盧安達,是無國界醫生在首都吉佳利(Kigali)的項目主管。羅仕立說:

「人道行動有其局限。它不可能替代決定性的政治行動。在盧安達出現滅族殘殺的初期,無國界醫生已發言要求國際以軍隊介入制止暴行。紅十字會也一樣。可惜我們徒然疾呼,整個建制卻完全沒有反應,罔顧政治責任,任由種族絕滅這種大家曾力言『從此不再容許』的罪行橫行。直到聯合國發動『綠松石行動』時,當地的滅族暴行已經完結。

「現在我想用一點時間,向我們邀請的其中一位嘉賓Chantal Ndagijimana致敬。她在盧安達滅族暴行中失去了40個家人。現在她是我們在布魯塞爾的同事。她在屠殺中倖存,但她的父母和兄弟姊妹,跟其他一百萬人一樣,慘遭殺害。我們好幾百位當地的員工也不能倖免。當時我是吉佳利無國界醫生項目的主管。我們盧安達同事在工作中表現的勇氣,遠超言語所能形容;他們犧牲之慘烈,以及我和所有無國界醫生組織同仁的刻骨哀痛,同樣無法以言語描述其萬一。

「我記得吉佳利的一位病人這樣對我說:『Ummera, Ummera-sha.』這是盧安達語,意思大約是:『勇氣,勇氣,我的朋友,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這是我們在當地的醫院裡一位女病人對我說的。她不僅是遭受刀襲,而是整個身體被人有意識、有計畫地切割。她兩隻耳朵已被切掉,臉孔被人細心割毀,以至露出明顯的刀刻圖案。當天有數以百計的女人、小孩、男人被送進醫院來,人多得我們只能把部分病人臥放街頭。許多時候我們就在街上為他們動手術,醫院四周的水溝名副其實血流成河。這位女士是無數情況相似的病人當中的一位——雖然活著,卻要忍受非人折磨,痛苦無以名狀。那刻我們唯一能為她做的,就是在傷口上縫上必要的幾針,為她止血。情況嚴峻,遠超過我們所能應付。她知道還有無數的傷者。她知道,我也知道,還有無數的其他傷者。她用我從未聽過的清晰聲音對我說:『allez, allez……ummera, ummera-sha. 』,意思是『去,去,我的朋友,去找出和活出你的勇氣來。』

「人道主張有其局限。沒有任何醫生有能力制止滅族行為。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制止種族清洗;正如沒有任何人道工作者有能力發動戰爭。人道工作者也沒有能力締造和平,這些是政治責任,不是人道工作者的責任。

「唯有國家才有能力採取措施,確保人道法得到尊重。」

應譴責 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

為何無國界醫生這樣一個職責原是醫治病人的醫療組織,會參與為盧安達尋求公道呢?扎朗尼說:「因為,當年發生的事件,向我們證明了單憑繃帶與縫線,永遠無法治癒盧安達血淋淋的傷口,他們需要的是公義!」

約二十年後,1994年在盧安達大屠殺期間於鄰國薩伊擔任無國界醫生項目總管的Rachel Kiddell-Monroe重訪盧安達。她曾親眼見過河流上漂著無數無頭屍體,她說:「我的純真在這裡死去了。」她記得有些盧安達男孩曾告訴她,當他們躲在灌木叢中時,親眼看到自己的母親被強暴或殺死,與家人失散的他們只能不斷奔跑,跑了好幾天,終於抵達邊境。「其中一個男孩手臂嚴重受傷──手臂幾乎已與身體分離。他最小的弟弟就死在他的懷中。」

1994年4月,盧安達的激進胡圖族民兵在軍隊支援下,有計畫地屠殺了50萬到100...
 

現在的盧安達已恢復繁榮,很難想像當時彷彿要世界末日的景像,只有人們心中留下心理創傷。無國界醫生在盧安達16年期間,其工作包括救援流離失所的人們、戰爭傷患、照顧孤兒與街童、支持因衝突而受到創傷的受害者;也參與抵抗瘧疾、霍亂與結核病、愛滋病等流行病,以及婦幼健康等相關計畫。隨後盧安達進入長期發展時期,該國的其他組織已可滿足國內需求,因此無國界醫生已在2007年底結束當地工作。

對無國界醫生來說,一次次的目睹近代歷史的最駭人時刻,讓這個組織確信「我們不能確定發聲能否挽救生命,但我們知道沉默可以殺人」。無國界醫生確信醫生有其界限,並不談論其工作沒有涉獵的事情;然而,他們仍然堅信,應譴責不可接受和不必要的苦難,同時治療受困的病人。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王怡珺/大屠殺結束後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

1994年的4月,醞釀已久的圖西族和胡圖族之間的衝突,終於在盧安達的首都Kigali爆發開來一發不可收拾,野火瞬間燃燒至盧安達的各個角落,在未來的三個月之內,透過媒體和當權者的搧風點火,鄰居和朋友成為仇敵互相殘殺。二十幾年過去,當年這個宛如人間煉獄、三個月內死了五分之一人口的東非蕞爾小國,現在是什麼模樣呢?

盧安達可能是世界經濟發展和轉型正義的奇蹟,雖然「種族屠殺」是人們對這個國家的第一印象,但現在的盧安達被稱為非洲的新加坡,是全非洲最進步且最乾淨的國家之一。

很少人會刻意到盧安達旅遊,觀光客的步伐通常僅止於坦尚尼亞和肯亞,而不會跨越維多利亞湖到達這個看似危險的非洲山脈小國。盧安達很美,整個國家山脈連綿,茶田和咖啡田沿著山坡種植,婦女將剛採完的茶頂在頭上,沿著彎曲的山路走到最近的城鎮販售,再深入一點的地方則是原始熱帶雨林,裡面住著世界碩果僅存的山地大猩猩。無論在非洲住了多久,我常常還是會想,為什麼老天爺如此折磨這塊壯麗的大地。

圖/取自wikipedia
圖/取自wikipedia
 

我和朋友坐上從烏干達到盧安達的高級客運,這是一個長達十二個小時的漫長旅程,從烏干達的首都前進非洲中部的山脈和雨林。我們從烏干達的Kabale坐三十分鐘的計程車到群山環繞的邊境小鎮Katuna,下車走路到海關辦出境與簽證,一跨過邊境,最明顯的差別就是馬路,前面是盧安達沒有盡頭、美麗平坦的柏油路,對比後方的烏干達坑坑疤疤的半柏油泥土路,真的難以想像二十幾年前還是因為烏干達支持圖西族叛軍,才能讓他們獲得勝利、終結大屠殺。看著平順的柏油路頓時讓我心情大好,在非洲的小確幸就是熱水澡、平順的交通、沖水馬桶和免費網路,而盧安達至少滿足了其中一項。

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

盧安達近幾年來被視作國際發展的成功案例,大屠殺結束之後,西方國家對大屠殺的無作為感到內疚,挹注大筆資金協助建設盧安達,盧安達成了西方國家的「aid darling」。與烏干達一樣,國外援助占整年的年度預算百分之五十,雖然有大筆的外援,但如何利用又是一值得探討的事。盧安達總統發下豪語,希望在2020年讓這個地處非洲中心,缺乏自然資源、連一塊平地也沒有的蕞爾小國,成為中等收入國家。過去幾年的發展也沒有讓國民失望,以與台灣人日常生活貼切的咖啡為例,盧安達並不是傳統咖啡生產大國,但這幾年來因為政府的推廣與私有化,盧安達咖啡在國際精品咖啡市場漸漸嶄露頭角,甚至在台灣的精品咖啡店也能見到盧安達咖啡的蹤跡。

除了台灣人較為熟悉的咖啡,盧安達的人均GDP從1998年575美元,到2012年的1170美元,早夭率從1998年的千分之230,急遽下降至2012年的千分之55;在國會中有過半的席次是女性議員,種種的指標顯示盧安達在過去二十年之中脫胎換骨。總統Paul Kagame強硬法治與飽受爭議的發展政策讓盧安達在二十年之內從大屠殺中走出,成為非洲發展最快的經濟體之一。

到了盧安達,我們坐兩小時的計程車到了首都Kigali,一到Kigali市區,沿著寬廣和充滿整齊路燈的山路上山,山坡上點綴著家戶的亮光,「這條路也太像仰德大道了吧。」我朋友在一旁驚呼,一瞬間彷彿正步上陽明山看夜景。Kigali是一個在山坡上的城市,我們住的Discover Rwanda Hostel的陽台可以瞭望整個景致,整齊的建築橫躺在充滿綠意與大樹的山坡上。與烏干達首都Kampala的年輕躁動不同,Kigali寧靜而安詳,涼風徐徐吹來,雖然緯度接近赤道,但因為海拔極高,並不覺得熱。眼前這般悠閒美景,難以想像二十年前此處曾經歷慘絕人寰的大屠殺。

圖/取自www.ft.com/
 

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

Hotel des Mille Collines,就是《盧安達飯店》中的「盧安達飯店」。時至今日,這裡仍然是Kigali首屈一指的大飯店,位處山坡高處。Milles Collines頂樓的餐廳,擁有極佳的視野鳥瞰整個城市,點一杯飲料,坐在電影中被當作蓄水池的游泳池旁,似乎等一下Don Cheadle就會從門後走出來問候。表面上整個國家一片祥和、整潔,人民奉公守法而友善,大屠殺彷彿前世記憶,不在這個國家留下一點混亂的痕跡,但實際上真的是這樣嗎?現今的盧安達人又怎麼面對過去的傷痛呢?

大部分的人來盧安達旅行主要為了兩件事,大猩猩和大屠殺,Genocide Memorial更是所有人都不會錯過的景點。這個博物館被視為東非最棒的博物館之一,記錄了大屠殺的前因與之後的轉型正義。我們到的這一天剛好是世界大屠殺紀念日,從聯合國與其他國際組織來的代表盛裝打扮的在講台上發言,卻隻字未提正在盧安達南邊浦隆地發生的大屠殺,這個畫面充滿既視感與諷刺,但對於其他國家的苦難,或許能做的其實並不多。

歷史如河,所有事的發生都能上溯河的根源找到其原因。圖西族與胡圖族的衝突,從比利時殖民政府開始,獨立後胡圖族不滿圖西族的壓迫和統治,奪取政權後展開衝突與歧視,國際社會更是放任一場又一場的模擬大屠殺,甚至到了真正的屠殺時也冷眼旁觀,釀成1994年的四月天,三個月內屠殺了全國五分之一,一百多萬人口的大悲劇。

“If you must remember, remember this……The Nazis did not kill six million Jews……nor the Interahamwe kill a million Tutsis, they kill one and then another, then another……Genocide is not a single act of murder, it is millions of acts of murders.”

這是展覽中的最後一句話,大屠殺並不是一次的慘劇,而是成千上萬次的謀殺,每一個都是來不及長大的生命和來不及完成的夢。

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Nyamata Church是另一個大屠殺紀念園區,當年有將近一萬人在此遭屠殺。許多圖西族逃到教堂,以為胡圖族人會放過神聖的領地,沒想到卻讓胡圖族人有機可乘,更有些神父將圖西族出賣,洩漏他們的行蹤。

一走進Nyamata Church,地上堆滿了罹難者的衣服,教堂的牆壁上仍然矗立著當年的聖母瑪麗亞像,祂微笑的低著頭,眷顧著祂的子民,祂親眼見證了當年的整場殺戮,見證了人類能做出最惡極的事。教堂旁邊是罹難者的萬人塚,走下陰暗狹小的階梯,是一整排兩公尺高的頭骨和骨頭,無數生命,就這樣消逝在1994年的四月天,在這個教會中。除了此處,還有無數的萬人塚散布在盧安達各地。

圖/取自washingtoninst
 

導覽結束,我問我們的導覽先生:「現在你們還有胡圖族和圖西族的區別嗎?」他一聽到這兩個詞愣了一下,堅定地說:「我們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圖西族還是胡圖族,我們都說盧安達語都是盧安達人,不管是過去、現在、未來都是,我們都應該攜手讓這個國家變得更好。但是,不可否認的是,鄰里間仍然很難互相信任。」

雖然盧安達社會在這二十年中努力的復原,但心裡的傷口仍然在,人與人之間很難建立信任,也不若烏干達社會一般容易相信外人。而箝制社會言論和政治自由的總統,也使得盧安達人難以監督政府和說出自己真正的想法。

法律明文禁止製造種族仇恨

「你們在學校裡怎麼教大屠殺呢?」我問坐在隔壁跟我年紀相仿的大學女生,去完紀念館的隔天,我們坐了三個小時的車到Lake Kivu,沒想到下大雨,只好到一個當地小教堂避雨。「大屠殺的時候我還太小,沒什麼印象。但我們的課程從小學到高中都有教大屠殺,課程裡也特別強調每個人都是一樣的,不應該、也不能區分種族,我們都是盧安達人,都應該為這個國家努力,到每年的四月,轉型正義委員會更會到每個學校與學生討論,在盧安達,製造種族仇恨是被法律明文禁止的。」

不分種族、不分你我,以及對人最基本的尊重,這是我在盧安達所感受到的。城市中有斑馬線、紅綠燈,車輛禮讓行人,摩托車更規定一定要戴安全帽,每個月甚至還有全國打掃日維持環境整潔,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地方,可以看出盧安達的社會對人最基本的尊重和保護。除此之外,幾乎沒有人在路邊對我指指點點叫我Muzungu(白種人),也沒有騙外國人錢的公車司機。大家把我當作一般人,不會因為膚色而有所不同,這種社會中對人的尊重是最難被量化,但卻最珍貴的,這也是盧安達與烏干達和其他非洲國家最大的差別。

多年過去,盧安達的確有令人驚豔的成長與改變,雖然專制的總統令西方各國詬病,聯合國更指責盧安達資助剛果東部的叛軍、暗殺國內異議分子與壓迫言論自由。經歷種種指控,總統Paul Kagame仍深受盧安達人民喜愛。其實也是,在非洲這塊命運多舛的土地上,難得有這一個尊重人民、照顧人民的小國,是這塊動盪不安的大地中一片和平的綠洲。盧安達,讓我們看到非洲發展的希望與可能。

 

来源:联合报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房慧真/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劫難文學盧安達篇】房慧真/沒有旁觀者的一場日常殺戮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

2004年,大屠殺發生十年後,法國記者Jan Hatzfeld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採訪殺人者皮奧。

皮奧不是軍人,也不是警察,只是一個普通人,他說,「我一時衝動幹掉第一個,什麼也沒想,儘管他是鄰居,就在我家附近。殺人的那一瞬間,我沒管他以前是什麼人,我打死的那個人,對我來說沒有親疏之分,不再是普通人,不再是每天碰到的人,他長得很像我認識的人,但我怎麼也想不起來他一直是我鄰居。」

1994年,盧安達的大屠殺在春天啟動,胡圖人殺害圖西人,從4月到7月,大約一百天的時間殺了一百萬人,平均一天殺一萬人,每小時殺400人,每分鐘殺6人以上。整個國家彷彿感染殭屍病毒,殺人,成了日常。

1994年5月10日是曼德拉當選南非總統的就職日,結束長達近50年的種族隔離政策,南非產生了第一個黑人總統,當天,全世界有10億觀眾收看電視直播,非洲彷彿不再是野蠻與愚昧的等義詞,從來沒有像這天一樣,黑暗大陸成為全世界注目的焦點。

2500名記者從世界各地飛往南非,鎂光燈此起彼落,媒體渾然不知,在非洲中部的盧安達,劊子手每天朝河裡扔下5000具屍體,聯合國派駐於當地的維和部隊,頻頻對外求援,要求加派兵力止殺,國際間卻依然冷漠、無人聞問。

朝夕相處的鄰居,如何在一夕之間成了惡魔?回顧歷史,從來沒有什麼深仇大恨,胡圖人和圖西人幾世紀以來比鄰而居,使用同一種語言,信奉同樣的宗教,在1916年盧安達成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前,胡圖與圖西族互相通婚,和平相處。一戰過後,人種優劣觀念在歐洲風行,比利時人將身形較高瘦的圖西人,視為比矮壯的胡圖人高貴,從此有了尊卑次第,由圖西人統治胡圖人。

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

1957年,胡圖人發表宣言,反對圖西人長年的政治壟斷。政治動盪的交接點,在1959年,35年後的悲劇預先彩排,胡圖激進團體大肆屠殺上千名圖西人,殺人者沒有獲得任何制裁,1962年盧安達脫離比利時獨立,國家改由胡圖人統治,30多萬圖西人逃離家園,成為難民。

流離失所的圖西人,在1987年組成游擊隊「盧安達愛國陣線」(Rwandan Patriotic Front,簡稱RPF),準備回到盧安達爭取生存權,1990年內戰開始,RPF每次進攻,就刺激胡圖人殺戮境內的圖西人以洩憤。1992年7月,RPF同意停火,8月,交戰雙方在盧安達周邊四國領袖的見證下,正式簽署阿魯沙和平協議,希望能終止三年內戰,並讓圖西難民能回家,胡圖人將和圖西人組成聯合政府。

RPF。圖/MONITOR PHOTOS
 

和平在望,充滿希望的時刻,卻也是暗影孳生的開始,部分胡圖人害怕圖西人回來分享權力,從前曾殺害圖西人的胡圖人,也害怕遭受報復,開始散布仇恨的毒素。

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經營媒體,盧安達人閒暇之時喜歡聚集在空地,一起收聽廣播節目,激進胡圖團體「阿卡祖」(Akazu),正是千丘自由廣播電台的大股東,因此除了廣受歡迎的娛樂音樂節目,還有不斷將圖西人醜化為「蟑螂」的歧視性言論。

要讓普通人成為劊子手,首先要讓他們相信,要殺的不是人類,而是一隻可以踩在腳下的害蟲。一如納粹也曾成功塑造無形的偏見:讓人將猶太人與吸血扁蝨聯想在一起。

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屠殺中起了很大作用

帶有劇毒的語言中,殺成年男子被稱為「清除灌木」,殺婦女兒童則是「拔毒草根」。除了正規軍隊之外,還有新成立的民兵組織「聯攻隊」(interahamwe),盧安達語為一起工作的人,殺人不過是社區服務(umuganda),在日後的大屠殺中成為殺人主力。

民兵組織聯攻隊。圖/取自anafricansummer2011
 

毒語言如蒲公英的種子,隨著廣播節目的放送,飄飛到各個角落扎根,仇恨與日俱增。1994年4月6日,盧安達總統的班機被飛彈擊落,至今仍查不出擊落班機的真兇,但廣播電台隨即發布了未經證實的消息:「是圖西叛軍幹的!」播音員不斷在廣播內放送圖西「害蟲」的名字和住址,煽動群眾群起捕殺。

謠言的、仇恨的、非理性的大浪襲來,知識分子、地方名人非但沒阻擋,反而也加入了煽風點火的行列,在屠殺發生最為慘烈的基布耶省,就是由省長主導:「圖西人是一堆汙穢物,什麼都不是,我們要進行打掃工作。」省長並不是刻板印象中大字不識的蒙昧「酋長」,省長來自農家,憑著苦讀得到醫學院的獎學金,在從政之前,他是一間醫院的院長,憑著名望當選首長。

研究種族清洗的英國社會學家Michael Mann發覺,看似野蠻的屠殺,其實有著文明世界的競逐性質。省長的殺戮,是為了「追名逐利」,害怕圖西人回來後會分一杯羹,Michael Mann說:「知識分子和公職人員,在大屠殺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飛機失事的第二天,4月7日,千丘自由電台激情地吶喊:「墓穴還未完全填滿,誰願意做善事,幫我們填滿剩下的一半?」

大屠殺在光天化日下進行,圖西人大批死於路障前,經過檢查哨要出示身分證,標記為圖西人的就地殺害,有些沒有帶身分證件的胡圖人,只要體態高瘦像圖西人,也被殺害。

殺人並非像納粹建造集中營那樣,在隔絕的環境中無聲無息地發生。殺人且在聯合國維和部隊的眼前發生,維和士兵不僅只有區區幾千人,且奉命要保持中立,不得干預「內政」,加害者甚至樂於在無能的維和部隊「注視」下殺人。

整個國家都成了附魔者,除了政治派系、軍人、地方名流菁英,但也有大批普通的胡圖人,以組織鬆散的民兵樣貌出現,失控的殺戮能不斷蔓延出去,就來自於這些沒有軍紀管束,也沒有受過軍事訓練的普通人。

加害者與被害者,大多是相識多年的同事、鄰居、師生。醫生殺害病人,丈夫殺掉妻子,老師殺死學生。日常生活幾乎天天照面的人,長相如何?有沒有說過話?興趣嗜好是什麼?早已隱沒於「蟑螂」的害蟲圖騰下,廣播裡的仇恨叫囂,成了每個人腦中的幻聽:殺—無—赦。

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殺人可以隔著一段距離之外(丟手榴彈),可以居高臨下(戰鬥機轟炸),也可以由機械科學代為執行(毒氣室與焚化爐)。大部分死於大屠殺的圖西人,卻都是近身被農具砍死,一刀先砍向腳踝的阿基里斯腱,使其無法逃走。殺人早有預謀,早先,激進團體從中國進口了幾十萬把的非洲大砍刀和鋤頭、斧頭、長柄等「農具」,僅僅非洲大砍刀的數量,就足夠裝備全國三分之一成年男子。

農具成了殺人工具,於是殺戮這件事,便從專業化的軍人手中釋出,當整地的大砍刀發下去後,沒有人能豁免於「兇手」的職責。

普通人中,有人熱血激昂,第一次殺人就上手,然而更多的是怯懦不敢動手之人。用一把霰彈槍掃射,一個人一次可殺死2、30人,用一把刀,一次只能殺死個位數的人。盧安達大屠殺卻願意不要效率,只求將鮮血儘量沾染到每個人手中。

將砍柴的大砍刀交到猶豫不決的人手裡,將巨大的邪惡攤分給每個人,一位士兵回憶:「每一個人手上都必須沾血,這樣就沒有人會受到責備。平民不能只是旁觀,日後他可能會譴責我們,每個人都必須『幫忙』殺掉至少一個人,到了第二天,這對他就成了一個遊戲,不需要再催促他了。」

盧安達大屠殺,不容許任何一個不動手的旁觀者。

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

將鮮血也沾染在孩童手上,士兵向孩子粗暴地扔石塊,好激發出他們的鬥性,一起拿刀加入殺戮的行列。稚嫩的娃娃兵從11歲到14歲都有,殺人為了證明自己的男子氣概,為了晉身於同儕之間,不想被瞧不起,所以11歲的男孩也要脫下褲子,去強暴年紀足以當他母親的圖西女人。一位受害者事後回憶:「看著一個年幼的孩子強姦我,是一件非常難堪的事情。」

大屠殺的隔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南非的圖圖大主教來到盧安達的監獄裡參觀,「裡面塞滿了疑似參與屠殺的人,他們幾乎都是胡圖族人,有婦女、男人甚至孩子,男女老幼、三教九流無所不包,其中還有教士、修女、教師和律師。監獄擁擠不堪,有些人因窒息而死。」

殺人者說:「你永遠看不到大屠殺的根源,它深深埋在嫉恨裡,一代又一代的不和,我們是繼承這些的最後一代人。」

大屠殺的真正根源,早在1933年,比利時的殖民時期,用精密的儀器測量盧安達人的額高、鼻寬、耳長,劃分每個盧安達人的民族屬性,在身分證上的欄位,填上圖西人或胡圖人的那一刻開始。

 

来源:联合报

張鐵志/狄倫與垮掉的一代

 

 

張鐵志/狄倫與垮掉的一代

狄倫說:「民謠場景和爵士場景是非常緊密的。詩人讀詩時,我會在底下聆聽。我的歌曲與其說是受到書本上的詩影響,不如說更是受到詩人搭配爵士樂的朗讀所影響。」這一段說出了狄倫最重要的文學特質,也直接回答了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

垮掉的一代已經淪為空洞的風格?

1961年1月26日,嚴寒的紐約冬日。懷抱著民謠理想的狄倫(Bob Dylan)從明尼蘇達搭乘灰狗巴士來到紐約。

同一天,在曼哈頓中城,一群當時最活躍的年輕作家包括蘇珊桑塔格、諾曼梅勒、詹姆士鮑德溫等正在討論一個主題:敲打派(beat generation)之死。因為他們認為敲打派已經被商業主流所收編,垮掉的一代(beatnik)已經淪為一種空洞的風格。

垮掉的一代是戰後美國文化上的反叛者,是文學上的不法之徒:不論在主題、寫作風格,乃至於個人生活上,都在挑戰主流價值的沉悶與腐臭,而追求自由、即興、誠實和解放。例如主題上,不論是艾倫金斯堡的《嚎叫》、傑克凱魯亞克《在路上》,或是威廉布洛斯的《裸體午餐》,都涉及藥物、性和各種邊緣生活。但他們並不只是要描述敗德的肉身經驗。一如《嚎叫》因為過於猥褻而被法院禁止出版,但那是因為金斯堡試圖召喚出美國文明的潛意識,是為那些邊緣的、瘋狂的和失落的靈魂來說話的偉大詩歌。同樣,《在路上》看似描述一種隨性墮落的生活,但凱魯亞克是要追問自由的真義,不論是心靈還是肉體的。

為什麼是beat?這是因為凱魯亞克在時代廣場和格林威治村的街角聽到人們用beat這字來形容那些看來被打倒而失敗的人,但這些人其實具有堅實的信念。他們是「美麗的失敗者」。所以,凱魯亞克用這個字來描述四○年代末期一個瘋狂而閃閃發光的hipster新世代。這些人在美國各地晃遊,搭便車,衣衫襤褸但快樂而美麗,他們是自由的靈魂。

狄倫來到紐約時,已經深受他們影響。

尋找大城市、尋找速度和聲音

在明尼蘇達州的明尼亞波利市有一個屬於他們自己的格林威治村,叫Dinkytown,這裡有許多咖啡屋,有爵士與詩歌朗讀,有經常性的民謠表演。十八歲的狄倫經常在這裡混,並在這裡演唱民謠。一年多後,他決定前往真正的格林威治村。他後來回憶說:「那裡有不安,有挫折,就像暴風雨前的寧靜……總是有人在朗讀詩歌,凱魯亞克、金斯堡、費林格提(Ferlinghetti)……像魔法一樣……每一天都像是星期天。」

是的,垮掉的一代。狄倫在1959年讀到凱魯亞克,也讀到從巴黎空運來的另一本垮掉的一代著作《裸體午餐》(因為當時美國禁止發行)。

他在後來的採訪中說:「我完全愛上垮掉的一代、波希迷亞、咆哮那群人,這全都是聯繫在一起的。」「凱魯亞克、金斯堡、柯索(Corso)、費林格提(Ferlinghetti),他們是如此神奇……他們對我的影響就如同貓王對我的影響一樣。」

《在路上》也是他離開明尼蘇達州,決定前往紐約的原因之一。

「我猜我要尋找的是我在《在路上》所讀到的東西:尋找大城市、尋找速度和聲音……」

當然,他去紐約的另一個原因是他要去尋找他的民歌偶像:伍迪蓋瑟瑞(Woody Guthrie),一個真正不斷在路上的民謠歌手,但他在路上不是為了個人自由,不是為了女孩,而是到處採集民歌,要為人民而唱。

然而,到了紐約沒多久,狄倫開始揚棄凱魯亞克,他在自傳中說:「在我到紐約的前幾個月,我就失去了凱魯亞克在《在路上》所描繪的嬉皮士(hipster)態度的熱情。那本書對我來說曾經像一本聖經。但現在已經不是了,雖然我仍然喜歡凱魯亞克那讓人無法呼吸、充滿能量的句子。」

那些文字可以讓整個世界為之暈眩

狄倫進入一個色彩斑斕的美麗新世界,他不再是一個充滿浪漫幻想的少年,而是一個不斷吸收知識、熱切探索世界的青年藝術家。

即使他不再幻想《在路上》主角的不羈生活,但依然深受垮掉的一代的詩歌影響:詩如何和歌結合。

在五○年代,垮掉的一代在這裡的咖啡館飲酒讀詩、聆聽爵士樂,左翼民謠也在同樣的咖啡館或者周日的華盛頓廣場熱情歌唱、思索世界的問題,不同的反抗精神在此激盪。例如小咖啡店Gaslight在五○年代是詩人朗讀的地方,包括金斯堡,但到了六○年代初,這裡更多是民謠歌手演出的地方,也是Dylan最早演出的地方之一。

狄倫說:「民謠場景和爵士場景是非常緊密的。詩人讀詩時,我會在底下聆聽。我的歌曲與其說是受到書本上的詩影響,不如說更是受到詩人搭配爵士樂的朗讀所影響。」

這一段說出了狄倫最重要的文學特質,也直接回答了這次諾貝爾文學獎的爭議。長久以來,人們對他的歌詞作為詩的文學成就有很大歧見,但沒有人會質疑,當他的文字配上了他的音樂,那些文字可以讓整個世界為之暈眩。

他的歌詞寫作可以說深受垮掉的一代影響,當然還有其他的文學啟蒙與養分——或許太多了,因為他太用功了,不論是對美國音樂、對歷史,或者對文學。

除了直接的文學影響,他更和艾倫金斯堡交往密切。

當金斯堡第一次聽到〈暴雨將至〉(A Hard Rain’s Gonna Fall)時,他激動落淚,認為他們的波希迷亞火炬已然傳遞給新一代年輕人了。後來更認為狄倫的音樂是「對從惠特曼到凱魯亞克這些美國先知的回應」。

把搖滾樂帶到更深邃複雜的境地

1964年之後,正好是狄倫想要告別抗議歌手的面具,重新探索內在自我、重新思考音樂方向的可能。尤其在1965到1966年,他連續出版三張專輯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Highway 61 Revisited、Blonde on Blonde。這三張狄倫的搖滾專輯一方面把搖滾樂帶到更深邃複雜的境地,另方面他的歌詞也更晦澀,充滿金斯堡式的閃光意象,與凱魯亞克令人無法停止呼吸的節奏。

這兩年也正是他和金斯堡在1963年底認識之後最緊密來往的時刻。在專輯Bringing It All Back Home(1965)的唱片背面甚至有金斯堡的照片,唱片文字也直接寫到金斯堡;狄倫1965年去英國演出,金斯堡也常陪著他。此後幾年,金斯堡的詩也直接指涉狄倫。

雖然沒和凱魯亞克直接往來,但他在這段期間的創作卻和他曖昧難解。1965年三月,狄倫專輯中有首歌叫〈地下鄉愁藍調〉(Subterranean Homesick Blues),被視為向凱魯亞克1958年的小說The Subterranean致敬;事實上,這張專輯中還有另一首歌就直接叫〈重新在路上〉(On the Road Again)。而其實在那個三月,凱魯亞克正好出版新小說《荒涼天使》(Desolation Angels),五個月後,狄倫又錄製另一首新歌叫〈Desolation Row〉,都很「荒涼」(desolation)。這是巧合嗎?應該不是,因為不只歌名,「Desolation Row」和「Just Like Tom Thumb’s Blues」中的部分歌詞都可以在凱魯亞克小說找到直接引述。

這些關係的糾纏可以留給研究者去考據。真正重要的是,垮掉的一代影響了狄倫對於文字與音樂的態度,而狄倫從早前的民謠時期到這兩年的搖滾時期,又帶著垮掉的精神徹徹底底地顛覆與改變了搖滾樂。

民謠是更為嚴肅的音樂

狄倫的少年時期是聽搖滾樂長大的,但他說:「搖滾樂對我來說是不夠的。他們琅琅上口、有強烈的節奏,並且讓你很high,但是不夠嚴肅,不能現實地反映生活。當我接觸到民謠時,這是更為嚴肅的音樂。那些歌曲有更多沮喪、更多哀傷、更多對超自然的信仰,更深層的感受……生活太複雜了,以致搖滾樂不能反映出來。」

於是,他把青春躁動的搖滾樂和質樸知性的民謠,帶往一個更世故、更未知、更深沉的世界,讓搖滾樂進入一個更黑暗、挑釁與詩意的旅程。

1961年在狄倫到紐約時,那些作家討論「垮掉的一代之死」或許是一種指向未來的預言:因為狄倫將在幾年後用電吉他彈奏出垮掉的一代的詩歌,把他們的火炬傳遞給更廣大的青年。

這個獎應該也會讓艾倫金斯堡開心吧。

来源:联合报

【書評〈文化〉】果子離/故紙堆裡的色香味

2016-10-22 13:26

【書評〈小說〉】林偉淑/在極速之外,狂暴與漫長的孤獨

2016-10-22 07:46

加入聯合新聞網粉絲團,優質新聞隨身帶著走

【書評〈散文〉】吳岱穎/金針與南針

2016-10-22 07:45

【書評〈文學〉】李欣倫/洞悉現世的目光

2016-10-15 13:11

【諾獎餘波 之1】黃維樑/余光中和巴布·狄倫:「在茫茫的風裡」

2016-10-15 08:02

【諾獎餘波 之2】楊宗翰/諾獎以上的風景

2016-10-15 08:02

【書評〈傳記〉】言叔夏/死亡是被眼睛畫成的

2016-10-15 08:02

【書評〈詩學〉】林德俊/詩 不只是語言的課題

2016-10-15 08:02
看更多

熱門文章

【焦點話題】張鐵志/狄倫與垮掉的一代

201

狄倫不讀不回…諾獎放棄聯絡

 

狄倫不讀不回…諾獎放棄聯絡

「相信他會出席頒獎」

〔編譯孫宇青/綜合報導〕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破天荒榮獲今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在全球文學、音樂界都引起熱烈的分析和討論。然而,自十三日獎項公布以來,狄倫一直未回應獲獎一事,瑞典學院十七日已放棄與其取得聯繫,但仍相信他會親自出席十二月十日的頒獎典禮。

  • 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但至今仍未對此發表意見,瑞典學院也無法與他取得聯繫。圖為狄倫獲獎後,荷蘭鹿特丹的民眾在書店購買狄倫相關書籍。
(法新社檔案照)

    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榮獲今年諾貝爾文學獎,但至今仍未對此發表意見,瑞典學院也無法與他取得聯繫。圖為狄倫獲獎後,荷蘭鹿特丹的民眾在書店購買狄倫相關書籍。 (法新社檔案照)

有「詩人歌手」美譽的巴布.狄倫,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至今,首位憑藉「歌詞」摘下桂冠的得主,頒授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認為其創作的歌詞「表現手法新穎、富有詩意」,獲獎實至名歸。不過,有別於獎項公布後在各界引起的旋風式熱議,狄倫本人始終保持沉默,即便在公開演出場合,也對得獎一事隻字未提。

據悉,十三日宣布獎項當晚,狄倫正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演唱會,隔日則在加州印第奧(Indio)參與「沙漠之旅」搖滾音樂節,但兩次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然而,在十四日的音樂節上,狄倫特別以「Why Try to Change Me Now?(為何現在試圖改變我)」一曲謝幕,讓外界紛紛猜測,這可能是狄倫對該獎項的真實心聲。

相較於狄倫的不動如山,瑞典學院則持續嘗試與其接觸,卻都未獲正面回應。該學院的常任秘書戴紐斯(Sara Danius)十七日表示,他們試過打電話、寄電子郵件,「可以做的都做了」,雖然得到狄倫親近合作夥伴的友善回應,但基本上已放棄聯絡狄倫本人。

狄倫不常接受訪問,幾乎不在表演場合與歌迷互動,也極少出席頒獎典禮。即便狄倫出席二○○一年金球獎,以「Things Have Changed(今非昔比)」親自接受最佳原創歌曲獎,他也僅發表十五秒的得獎感言,對樂隊、唱片公司和家人表達感謝。至於二○一五年他獲慈善團體MusicCares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出席領獎時竟滔滔不絕講了三十五分鐘。不過,戴紐斯認為,狄倫應會出席十二月十日於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但也表示「不論狄倫出席與否,這份榮耀都將是屬於他」。

 

来源:自由时报

法兰克福书展又开幕 难民题材小说获大奖

 

法兰克福书展又开幕 难民题材小说获大奖

全球最大书展拉开帷幕:周二(10月18日)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书展隆重开幕。此前,德国书业宣布将2016年度德国图书奖授予大师基希霍夫。

Buchmesse Frankfurt 2015 - Bücherstapel (picture-alliance/dpa/F.Rumpenhorst )

周二晚17点,第68界国际书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开幕。比利时国王菲利普(Philippe)和荷兰国王威廉-亚历山大(Willem-Alexander)莅临开幕典礼。作为共同语言区,荷兰和佛兰登(Flandern)是这个全球最大书展本年度主宾。德国方面,在开幕式上致辞的人中包括现任欧盟议会议长舒尔茨(Martin Schulz ,SPD)。

参加本届法兰克福书展的将有来自约100个国家的7000多家出版社;从周三至周日的展会期间,将总共举办有约600名作者参加的4000多场活动。展会头3天的对象是专业人士。从周末起,向普通读者群开放。组织方预计,本届展会将总共迎来30万访问者。

周一晚间,本年度德国图书奖授予了现年68岁的作家波多·基希霍夫(Bodo

Kirchhoff)。他因其小说《邂逅》(«Widerfahrnis»,又译"遭遇")荣获金额2.5万欧元的这一奖项。小说里,一位过着退休生活的出版商邂逅一名年纪相仿的前帽店女主人,即兴相携驱车前往意大利南部度假,并由此在西西里亚目睹了难民危机。

评奖委员会赞扬该作品是"是一个多层次文本,以极高明的方式将个人生存与政治生存问题交织在一起,并让读者得到无限想象的空间",基希霍夫成功地"在一个缜密的描述构造里处理了他文学作品小空间内的宏大主题"。

Blowin’ in the Wind 隨風飄盪 美民權與反戰運動的國歌

 

 

Blowin’ in the Wind 隨風飄盪 美民權與反戰運動的國歌

巴布狄倫創作的歌曲不計其數,其中又以60年代特別活躍,代表歌曲「隨風飄盪(Blowin’ in the Wind)」與「蛻變時節(The Times They Are a-Changin)」,更被譽為美國民權與反戰運動的國歌。

  • 巴布狄倫有唱過許多宣揚反戰、民權的歌曲。(路透)

    巴布狄倫有唱過許多宣揚反戰、民權的歌曲。(路透)

創作歌不計其數 用隱喻談越戰殘酷

「隨風飄盪」談的是越戰,但歌詞中一字不提戰爭,而是以隱喻來呈現戰爭的殘酷:

「人要走過多少路,才能頂天立地?(How many roads must a man walk down before you call him a man?)

白鴿要飛越過多少大海,才會在沙灘上長眠?(Yes, ’n’ how many seas must a white dove sail before she sleeps in the sand?)

砲彈要被發射過多少次,才會被永久禁止?(Yes, ’n’ how many times must the cannonballs fly before they’re forever banned?)

這答案,吾友,正隨風飄盪(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 in the wind)」

相較之下,「蛻變時節」的歌詞則相對直白:

「參眾議員諸公(Come senators, congressmen)

請留心這呼聲(Please heed the call)

別站在門口(Don’t stand in the doorway)

別擋住大堂(Don’t block up the hall)

阻撓者將為此付出代價(For he that gets hurt will be he who has stalled)

外頭的戰役正如火如荼(There’s a battle outside and it is ragin’)」

 

来源:自由时报

詩人文化人醉了 余光中:他早該得獎了

 

 

詩人文化人醉了 余光中:他早該得獎了

詩人余光中是巴布狄倫的死忠粉絲,他就曾把聆聽狄倫名曲「Blowin’ in the Wind」的靈感,寫成「江湖上」一詩,經楊弦譜曲,成為台灣民歌運動史上第一批發表的創作。如今得知Bob Dylan獲獎,余光中淡定表示:「他早應該得獎了!大家不把他當文學家,令我很意外。」

  •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大爆冷門,由七十五歲的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獲得。(歐新社)

    今年諾貝爾文學獎大爆冷門,由七十五歲的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獲得。(歐新社)

「歌詞當然也得視為詩的一種」

他回憶,當年因為「在美國時對自己的身分發生了感慨跟懷疑」,正好聽見狄倫的歌,「非常感動,他的聲音裡有一種苦澀」;那時嬉皮文化風行,反戰聲浪盛起,「他的苦澀,大概也跟越戰有關」。身為詩人,余光中說:「歌詞當然也得視為詩的一種。」

諾貝爾高度 張大春︰擴展文學定義

作家張大春認為,給巴布這個獎,不但讓人看見諾貝爾文學獎的高度,也看到該獎隨著時間不斷進化,擴展了「文學」的定義,未來若由電影大導演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也不讓人意外。

平路:幫瑞典學院按一百個讚

人在國外的小說家平路開心表示︰「今年文學獎頒給一位『吟遊詩人』,我要幫瑞典學院按一百個讚!」因為讓大家知道,「除了形式之外,文學還有無限可能」!「巴布狄倫用最抒情的方式,最簡潔的語言,到達了每一個人的心底。」平路說:「巴布狄倫的歌就是詩,那麼抒情,卻能撼動原以為不可改變的體制與既成的規範。讓我們知道,我們可以抗議、可以發表強烈的意見,無論東西方世界,只要聽過他的歌,不可能不受影響。」

李敏勇:詩歌合流風潮回歸

「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詩跟歌分開,狄倫獲獎代表詩歌合流風潮的回歸。」詩人李敏勇表示,狄倫的歌曲富有社會意識與關懷的詩意,「與其說狄倫是歌手,但從作品來看,稱他為『吟遊詩人』更加合適。」諾貝爾文學獎長期以來被視為嚴肅的文學機制,得獎人作品大抵是古典定義下的小說、散文、詩作等,「狄倫的獲獎是個驚喜的意外,但就詩歌的傳統來說,獲獎也有其道理。」

台大外文系教授廖咸浩認為,六○年代,嬉皮思想當道,回歸自然的地下文化用反戰、反抗的歌聲,強力對抗著政治、軍事、工業三者「惡魔」複合體。當年的文青受到巴布影響,都想拿著一把吉他,到處創作歌唱、浪跡天涯了。

廖咸浩︰流行音樂文化深度躍檯面

廖咸浩說,這次給獎,讓流行音樂的文化深度躍上檯面,因巴布的歌詞有時抒情、有時抗議、有時更富有哲理,也關注現實,情歌更非常厲害,把所有民歌手可扮演的角色都集於一身。

巴布狄倫最初堅持只用木吉他,不願「插電」,後來毅然轉變,開始用電吉他,也讓人看見他的善變。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