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中文笔会会长贝岭：惊悉先生過世！心情尤为沉重。維塞爾先生是1990年代初我在波士頓創辦《傾向》文學人文雜誌時的良師和精神友人，他是刊物的編輯顧問，支持《傾向》編輯以他為幸存者象征的「大屠殺與５歷史記憶專輯」，我英文不好，聆听他柔和卻雄辯，永遠對人類命運悲觀的憂思，懂又不懂，他住紐約市，卻堅持在波士頓大學任教，他主持波士頓納粹對猶太大屠殺紀念碑落成，早已久違了他，困頓而不夠努力不爭的我，因他的過世，一些回憶浮現，我期望每個人可讀或重讀他的回憶錄《夜》。

以下是风传媒发表的有关纪念他的文章：

「我們如果遺忘，就成了罪人、共犯」納粹大屠殺見證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辭世

納粹大屠殺見證者、偉大猶太人道主義者維瑟爾（美聯社）

納粹大屠殺（The Holocaust）見證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同時也是享譽盛名的作家維瑟爾（Elie Wiesel）2日在紐約家中離世，享壽87歲。維瑟爾15歲時隨著全家人一同被送到奧斯威辛（Auschwitz）死亡集中營，父母和小妹死於營中，只有他和兩位姊姊倖存，他將自己的集中營生活化為自傳小說《夜：納粹集中營回憶錄》（Night），終身致力為納粹受害者發聲，傳達和平與人道理念。

「我們如果遺忘，我們就成了罪人，我們就成了共犯。」—維瑟爾

「遺忘死者是對他們的二次殺害，我不能阻止他們第一次被殺害，但我卻確信能讓他們免於第二次死亡。」—維瑟爾

維瑟爾（中間一列，左邊數來第7個），1945年4月，在布亨瓦德集中營（美聯社）

維瑟爾是出生於羅馬尼亞的猶太人，二戰時納粹德國入侵，他和父母及3個姐妹一同被帶往奧斯威辛集中營，他的母親和妹妹被送入毒氣室。大戰末期他和父親則被送到布亨瓦德（Buchenwald）集中營，父親受不了虐待，身體越來越虛弱，死後一星期，美軍解放布亨瓦德集中營。維瑟爾離開集中營之後，才得知母親與妹妹的死訊。

此後，納粹烙印在他手臂上的識別碼「A-7713」伴隨著集中營的回憶，成為他揮之不去的夢魘。維瑟爾在「夜」中寫道：

「永遠，我永遠也忘不了這個夜晚，集中營的第一個晚上讓我的一生變成漫漫長夜，並且被重重詛咒和封印。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些煙霧，我永遠也忘不了那些小孩的臉龐，他們的身體在安靜的藍空下變成一縷輕煙……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些，即使我將活得跟上帝一樣蒼老，我永遠也忘不了，永遠。」

維瑟爾（第4列最左邊的高個子），1945年4月，當時他剛被美軍拯救（美聯社）

離開集中營後，年僅17歲的維瑟爾被送到法國的孤兒院，之後進入巴黎大學研究文學和哲學，接著進入一家猶太報社工作。戰後１０年的時間，維瑟爾一直無法提筆寫下他在集中營的恐怖經歷，因為沒有文字能形容那樣的絕望。直到1955年，27歲他終於完成了《夜》。1956年維瑟爾受報社指派前往紐約，成為聯合國（UN）特派記者，自此維瑟爾便在紐約定居，並持續在紐約探訪納粹大屠殺的倖存者，將他們的故事公諸於世。

維瑟爾（右）與波蘭團結工聯領導人瓦文薩（左）1988年重訪奧斯威辛集中營（美聯社）

「夜」在1955年出版時銷售慘淡，首刷3000本花了3年才賣完，直到1960年被譯為英文，才讓維瑟爾一夕間聲名大噪。爾後「夜」與「安妮日記」（Anne Frank: The Diary of a Young Girl）並列為了解納粹大屠殺歷史最經典的兩本著作。

維瑟爾與美國總統卡特，攝於1979年（美聯社）

1963年維瑟爾正式成為美國公民，1976年開始在波士頓大學任教；1978年被美國總統卡特任命為大屠殺紀念委員會主席。並在1986年12月獲頒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委員會對他的讚辭是：「維瑟爾是人類的使者，他所帶來的訊息是和平、贖罪與人類尊嚴；這些訊息以證據的形式呈現出來，並透過偉大的著作不斷地被闡述與挖掘。」

「無論何時何地，當人類面臨苦難折磨時，我們必須挺身而出，選擇正義的一邊；保持中立只會助紂為虐，令受迫害者雪上加霜。沈默只會激勵加害者，而不是受害者。」—維瑟爾

他另一項有名的事跡是在1985年到白宮接受國會金質獎章（Gold Medal）時，要求時任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不要到埋葬有勒納粹武裝親衛隊（Waffen SS）的德國墓地獻花；他說：「我的總統，容我懇求您，去別的地方、做別的事情。那裡不是您該去的地方，您應與受害者同在。」儘管如此，雷根還是一意孤行，前往獻花。

納粹大屠殺見證者、偉大猶太人道主義者維瑟爾，2009年接受歐巴馬總統頒贈動章（美聯社）

以色列的猶太大屠殺紀念中心（Yad Vashem Holocaust Centre）3日宣布維瑟爾的死訊，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第一時間發表聲明，稱維瑟爾為光明的燈塔，同時也是相信人性良善的典範，以色列和猶太人將為他的逝世而哀悼。 美國總統歐巴馬則表示：「作為一個作家、演說家、人權鬥士及思想家，他以小人物的力量改變這個世界，他的生命和他樹立的典範都在敦促我們持續進步。」

納粹大屠殺見證者、偉大猶太人道主義者維瑟爾（美聯社）

維瑟爾謹守一生信念，保留大屠殺倖存者的回憶、為受害者發聲，一如被刻在美國納粹大屠殺紀念館（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emorial Museum）前他的名言「為了死者和生者，我們必須銘記歷史的見證（For the dead and the living we must bear witness）」。

 来源：风传媒

 

紅色高棉

阿潑

在將近四年（1975-1979）的統治期間，柬埔寨人民被抓進集中營，承受飢餓、刑求虐待的遭遇。最後共有一百七十萬人死於饑荒、疾病、迫遷和屠殺中，占柬埔寨人口的21％。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S-21波布罪惡館裡的人骨。阿潑／圖片提供

四處散落的殘缺，指向二十世紀一段黑色過去

旅行者到柬埔寨，大多直接進暹粒，只看吳哥文明。的確，吳哥窟的雄偉壯碩，彷若神蹟，美得如此不可思議，走在綠色樹蔭下，沐浴在金黃陽光裡，腳踩著樸直的紅土地，寧靜又和平。

很快的，路邊的小型殘疾樂隊，就能打破旅人的虛幻想像。這些人沒有腳，甚至還少了手，他們在觀光熱點打鼓、吹笛，祈求一些金錢，掙得一點注意；再往前走，轉彎到一條寬闊少人的路上，會撞見一個只剩上半身的工人，靠著大腿殘餘的部分行動，持著比他還高的掃把，沿路掃地；或許有機會，見到拄著柺杖的小女孩，她缺了個胳膊，斷了條腿，還少了個眼睛，像是被拼裝起來的人偶，在眾人面前晃蕩晃蕩地，微笑而過。

每每提及柬埔寨，回憶並不領我走向闍耶跋摩七世謎樣的笑容，而是這類四處散落的殘缺。它指向的不是吳哥王朝輝煌的歷史，而是二十世紀的一段黑色過去，冷戰陰影，屠殺血腥。龍諾政權與柬共對峙留下的地雷，至今還藏在這個洞里薩湖滋養的土地，仍傷害著無辜的人民，就跟當初紅色高棉的殘酷殺戮，留給柬埔寨人的痛一般，只要走進這個國家，任誰都無法別過頭去，假裝看不見這殘暴的痕跡。可笑的「寧靜與和平」。

安卡召集你們，教育你們

美國記者布林克里所寫的《柬埔寨》中，有著這麼一段敘述：「即使等到戰事終止，遊客卻常發現村落居民畏懼跨出小鎮一步，害怕赤柬士兵從任何一棵樹後現身，舉國上下皆如此……即使到了數十年後的今天，村民說，骷髏頭仍會向他們泣訴。」

柬埔寨人相信萬物皆有靈，於是，這苦難始終纏繞在他們身上。美國作家卡普蘭亦如此說道：「創傷就跟鬼魂一樣，縈繞著柬埔寨每天的生活。」他在《世界的盡頭》裡提到一個柬埔寨人李的故事：生於暹粒的李，被赤柬趕出鎮外，當然不只他，還有養父和鄰居，他們被關進集中營裡，而養父就在他眼前被殺。卡普蘭問李：「你們在集中營裡做什麼？」李不可控制地打了幾個寒顫，在這個才剛認識的外國人面前落淚，什麼都不說。卡普蘭於是寫著：「一大部分的人口，在某種程度上遭受到與戰爭和折磨相關的心理疾病，但不像愛滋病、文盲或濫伐森林那樣可以測量得出來，因此經常被忽略。」

李後來還是說出了自己的經歷：「他們每天清晨四點叫醒我們。每天黎明時刻，擴音器在我們耳朵裡尖叫著：安卡（Angka）召集，安卡召集你們，教育你們。」安卡就是組織，赤柬如此稱呼自己，他們不用共產黨這個字眼。而所謂的「教育」，就是殺人，殺雞儆猴，透過虐殺來警示其他人。「每天他們都要殺一些人，那是很正常的事，他們讓你掘你自己的墳墓，把你的手綁起來，用鋤頭從你頭上劈下去。」李說自己每天都以為看不到第二天日出。

「教育會議後，我們在稻田裡工作到十一點半。然後，他們讓我們吃水泡飯，站著吃。然後做更多工作。」

這類的控訴，出現在許多柬埔寨相關創作中。像是法國團隊拍攝的紀錄片《柬埔寨傷痕》，便藉著一名52歲漁民的現身說法，「展演」赤柬在一代人身上烙下的疤痕──這個身上都是傷疤的男人，在鏡頭前不言不語，只是運用肢體，再現各種遭遇。他拿布袋套頭、拿繩索捆綁，用刀刺手，拿尖銳物品往腰間穿過去……他吃飯，拿起一個水杯，攪動杯子裡的幾粒米，作勢吞了進去。但他又用拳揮打自己的雙頰，再假裝吐出東西，說明柬共令他們吃不飽外，還不讓他們吃──妻子在旁，什麼表情也沒有。他被關了三年。三年的生活就是如此。

進集中營時，他還是個少年。但身心都遭到折磨，於是，他擺弄身體，擺出遭虐待時的姿勢，像蝦子一樣蜷曲，時常不成人形。既是身體承受這些苦痛，那麼就讓身體自己表達。看著片子時，我不免猜測，這種設計，或許因為製作團隊來自法國，與主角無法直接語言溝通，但若將這樣的語言隔閡繼續延伸討論，其實拍攝者與被攝者的差異不只存在於語言，還有歷史、國族與階級，製作團隊不論如何努力，他都不會是柬埔寨人，不是主角，又如何以語言詮釋這段歷史呢？

S-21波布罪惡館裡的刑求圖示。 阿潑／圖片提供

波布，這段屠殺史的標記

如同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二戰結束，柬埔寨得以「解殖」，法國將這個國家歸還的同時，也指定了繼位的國王。接下權力的西哈努克，並不打算重建國家，他自私又獨裁，還跟美國要錢，為所欲為。即使擁有偌大權力，他仍芒刺在背──年輕知識分子運作的共產組織，顯然與他為敵，他便設法將他們趕出首都金邊。

這個共產組織以桑洛沙（Saloth Sar）為首。法國殖民時期，為了培養能替他們效力的當地幹部，便將一批聰明有天分的青年送到法國留學，桑洛沙就是其中一人，他在這個社會高度發展的國家，大開眼界，也在共產主義橫行的歐洲得到啟蒙。二十七歲的他，知道應當反抗專制，團結人民的力量。他決心將共產主義帶回祖國。桑洛沙也改名波布（Pol Pot）。

儘管當時柬共被西哈努克從金邊驅逐，卻仍於1967年發動全國軍事起義，控制了五分之一的柬埔寨。1970年，總理龍諾趁西哈努克訪法之際，掀起軍事政變。不滿的人民群起抗議，明白除了加入柬共之外，沒有辦法對抗龍諾。西哈努克也有同樣的想法，他轉而跟自己過去反對的柬共合作，「柬埔寨民族團結陣線」成立。共產黨在柬埔寨勢力真正壯大，逐漸控制整個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那天，赤柬軍隊開入金邊，如入無人之境，橫掃整座城市。加入柬共的「年輕男孩」們從未到過大城市，一切都新奇，但他們仍確切執行淨空任務，舉起槍口，逼迫人民留下財產，步行到鄉間。紅色高棉時期，就此展開。

波布也成了這段屠殺史的標記──為了超越毛澤東和列寧的共產實踐，波布採取更極端的作法，將人民趕出城市，好取消城鄉界線，消滅貨幣，人民公社、高體力勞動，抹平人的個體性，甚至內部清洗。在將近四年的統治期間，柬埔寨人民被抓進集中營，承受飢餓、刑求虐待的遭遇。最後共有一百七十萬人死於饑荒、疾病、迫遷和屠殺中，占柬埔寨人口的21％。只留給觀光客一個骷髏塚（萬人塚）來證明赤柬的殘暴。

潘禮德拍了一部又一部赤柬影片，是控訴，也是證詞

曾被送進集中營，看著家人紛紛死去的導演潘禮德，一輩子都被這段經歷糾纏，終生都要面對這課題一般，拍了一部又一部赤柬影片，像是控訴，也是證詞。

例如花費三年拍攝的《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影片一開始，就是一個男子平凡日常生活的展開，一個剛洗完澡的嬰兒被人往他手裡放，他的父母則坐在地板上，「我的兒子從未舉止無禮過，他沒有在家侮辱老人。但他們卻把他教成一個殺人流氓。」母親建議兒子做點儀式，好超渡那些冤死的亡魂，「以後和他們就沒有關係，你也重新做人。」

「如果是我自己殺人，那是我壞，可是，真正壞的是那些下命令的人，他們有武器。」這個叫Houy的男人，曾在S-21當守衛，他對著鏡頭說：「我心裡很怕做壞事。」

S-21波布罪惡館外觀。 阿潑／圖片提供

S-21是國安辦公室二十一號營的代號，赤柬在這個拘留所執行若干殘忍酷刑，倖存者只有十七。昔日的人間地獄如今則成為一個博物館（Tuol Sleng Museum），展示著當年種種罪行，任觀光客體驗。抵達柬埔寨的第二天早上，我便動身前往這個景點，因為是雨季，金邊街巷都是積水，往波布罪惡館的路更是泥濘。垃圾穢物藏在汙水裡，我左跳右閃地還是搞得雙腳髒兮兮，才走到目的地，卻見一平凡簡陋的水泥建物，在這黑色泥水道路旁，不免吃驚：「執行駭人暴行之地，竟如此不起眼。」跟這些暴行的實行者一樣，原本簡單質樸，並非天生就是張狂的魔人。

執行赤柬酷刑的，多半是十幾歲的娃娃兵，他們被集合在一起，進行短暫訓練後，送到不同監獄裡當守衛。Houy就是其中之一，「我進入S-21，他們對我進行灌輸說，S-21是整個國家的核心跟支柱，我們是國家的一隻手，面對敵人，我們不能有任何猶疑。」說得像是一個工具，而不是一個人。

美國作家卡普蘭認識的那個李，也說類似的話，他說每天教育會議殺人的都是十三到十五歲大的男孩，他們什麼都不懂，只知道波布告訴他們的話：「這些集中營的人，就是在森林裡轟炸你們的人。」

這些男孩整天在農田裡，腳上還帶著泥，突然被「國家」賦予神聖的任務，要替國家清除敵人，要保護國家免於轟炸，他們會感到驕傲，而後學會冷酷。

屠殺、暴虐的背後，有時就是這麼簡單又容易：真實是從謊言開始的。又或者，對赤柬來說這從來就不是謊言，而是真實。就像潘禮德其他紀錄片中那些領導者、執行者一樣，面對問題，時常流露合理的表情。就像遭到酷刑的人們，不得不供出其他認識的人，否則難以在折磨中活下去，而他們也得說服自己，這不是叛徒，這一切都有原因。到底是什麼，讓人心在出發到終點之間，扭曲了呢？

聯副/劫難文學大教室赤柬篇/2016/6/22

 

寫作是為了記得

楊芩雯

 一名男子飢餓難耐，

挖木薯根來吃。

偷國家的食糧，

這在當時被視為死罪，

這人被帶到樹林深處，

行刑者把他綁在樹上，

眼睛矇起，胸部袒露。

接著在他肚子上畫下長長一刀，

把肝割下來烤熟分食……

提到柬埔寨，除了吳哥窟以外就是赤柬、波布與屠殺。千篇一律的背誦：「1975年至1979年柬埔寨共產黨在位期間，有一百七十萬柬埔寨人死亡，等於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真實經歷改編電影早有《殺戮戰場》，安潔莉娜．裘莉也買下暢銷著作《他們先殺了我爸爸》（First They Killed My Father）版權執導，預計今年底由Netflix發行上映。然而對於柬埔寨歷經的劫難，我們知道多少？

最早的口述記載從泰柬邊境的難民營流出。赤柬上台後，首都金邊遭淨空，關心柬埔寨情勢的各國外交官員和記者只能待在泰國打探消息。他們驅車前往邊境小城，僥倖逃出的柬埔寨人訴說，人們被迫離開城市裡的家，前往鄉間農地集體耕作勞動，一天工作十七個小時，食糧嚴重不足。有的人被鐵棍擊頭致死，有的累死，有的餓死，有的病死。

抗議者是敵人，反對者是屍體

一如納粹之於猶太人，柬埔寨的加害者與受害者似乎再明顯不過──波布是大魔頭，赤柬強制推行共產改造，害百萬人民慘死。究竟赤柬這麼做的目的是什麼，領導人波布又在想什麼？呆矇了四年的西方國家，在震驚之下急於研究這群惡徒。

耶魯大學的柬埔寨屠殺研究計畫做了大規模訪談，計畫發起人歷史學者基爾南（Ben Kiernan）交出數本專著，包括經典的《波布政權》（The Pol Pot Regime），詳述波布如何成為柬埔寨共產黨領導者，並奪權建立民主柬埔寨的經過。

波布傳記《頭號人物》（Brother Number One）和《波布》（Pol Pot: Anatomy of a Nightmare）則對這號謎樣人物提供更多線索。波布原名桑洛沙，在法國留學期間加入共產黨，信奉馬克思列寧主義，曾赴中國參訪毛澤東推行的文化大革命。等到波布上台後，他在柬埔寨進行更激烈的改造，使國家回到工業革命前的農業社會形態，稱為紀元零年（Year Zero）。在沒有提供交通工具載運的情況下，幾天內逼使城市居民急行至鄉下集體勞動，途中支撐不住倒下的死屍橫陳路旁。

「留下你沒有益處，除掉你不算損失。」訪談倖存者編著的《波布的小紅書》（Pol Pot’s Little Red Book）中，記載當時波布在廣播裡傳布的口號。

赤柬把人重新分成兩種，新人種（New People）和原居鄉村的基層人（Base People）。新人種又稱為四月十七日人，經過這天以後，昨日之我已死。書本、教育、音樂、文化藝術種種皆無用，只有不斷的勞動、勞動、勞動，為國家增產才算數。「鋤頭是你的筆，稻田是你的紙。」波布這麼說。知識等於叛亂的可能，Angkar（高棉文的組織）說「抗議者是敵人，反對者是屍體」。為了掩飾自己識字以求存活，許多人裝聾作啞，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餘生活在苦痛裡。

他們為什麼殺人？

1979年越南軍隊打進金邊，把赤柬趕入叢林，入眼是殘破的城市，廢棄的建築，吐斯廉21號監獄裡刑求工具與鐐銬血跡斑斑，白骨成堆。如此龐大的漫長殺戮，不會是一人之力。

人類學者辛頓（Alexander Laban Hinton）在《他們為何殺人？》（Why Did They Kill？）一書中，訪談了21號監獄的赤柬士兵羅（Lor）。人們指認他殺人如麻，羅說自己負責獄中書記工作，絕非嗜血罪犯。他描述自己唯一一次殺人的經歷：「我的上級要我殺一個人讓他看看。於是他拿過處決士兵手上的鐵棒，打那犯人讓他們看。我用鐵棒往他頭上揮一下，他跌往地面……當我的長官要我做這件事，假如我不做……我無法拒絕。」不服從殺人命令，就等著被殺。

這是犯下滔天罪行之人的一貫說詞，我殺，是服從命令。即使頭號人物波布，在廣播中同樣言必稱組織，他對柬埔寨人說：「組織裡存在病灶，有敵人隱身其中，必須加以清理鎮壓。」辛頓提醒，如果挖到這裡就掉頭離去，會忽略掉更深層的文化意涵。

他以另一個駭人見聞為例。有位倖存者回憶，目睹同營一名男子飢餓難耐，挖木薯根來吃。偷國家的食糧，這在當時被視為死罪，這人被帶到樹林深處，行刑者把他綁在樹上，眼睛矇起，胸部袒露。接著在他肚子上畫下長長一刀，把肝割下來烤熟分食。組織雖然命令他們殺人，可沒叫他們把肝挖出來吃。辛頓分析，在柬埔寨的文化裡，肝意味著勇氣。如果吃掉別人的肝，代表你之後替組織執行任務將再無疑慮。

若把時間軸拉長來看，赤柬士兵有許多是為了推翻軍政府龍諾而戰。在此前的數年內戰期間，龍諾清除異己，現在士兵肩負的不只是組織任務，還有自己的復仇使命。此外，願意虐待殘殺囚犯，也代表著士兵想因此得到面子和組織裡的地位。種種複雜成因，在屠殺的蒸鍋下添加一根又一根柴薪，才引爆集體熊熊犯行。

在勞動時寫日記

「如果我們不見了，我們就是死了。」在極度的恐怖之中，有勇敢的人留下紀錄。透過澳洲作家麥凱（Laura Jean McKay）的訪談記載，我們讀到柬埔寨女孩歐蘇帕尼（Oum Sophany）的故事。二十九歲的蘇帕尼原本在金邊皇家藝術大學讀考古，她有寫日記的習慣。四月中是柬埔寨新年，1975年卻氣氛詭譎，蟬叫聲裡藏著遠方的砲火。前幾年親美軍人龍諾趁西哈努克國王出國，發動政變上台，赤柬吸收支持國王與對城市富裕生活不滿的農民，往金邊一路打過來。

蘇帕尼在十七日的日記寫著：「白色旗幟立在家家戶戶門口，慶祝這個歷史事件……他們說戰勝了美國人。那代表什麼意思？在我家門口，我們也綁上白旗表示投降，並且慶祝新政權到來。我想，或許我們現在終於得到和平。不會再有戰爭了。」

當蘇帕尼目睹身穿黑衣、頭戴卡其帽、脖子上繫著格紋方巾的赤柬軍人一車車開進金邊，她的盼望粉碎了。以躲避美國人轟炸攻擊、必須淨空金邊為由，蘇帕尼跟未婚夫、父母與六個姊妹在驅趕下徒步上路，她把日記本揣在懷裡。

不能交談了，她寫作；不能歌唱跳舞了，她寫作。蘇帕尼把集體農舍發生的情景記下來，在這段日子裡，她的父母和四個姊妹一一死去。

2015年，在赤柬高層農謝和喬森潘的國際特別法庭大審上，蘇帕尼自願出庭作證，她說：「有些受苦或感到難受的人，他們藏在心裡，不喜歡表達出來。對我來說，寫作是釋放內心痛苦或悲傷的唯一方式。」「我寫作不是要拋棄，我是想要保留。因為當我寫下來，然後我重讀，噢！我記得了。」

跨不過的語言門檻

書寫是為了記得，閱讀也是為了記得，可是語言始終是個難題。蘇帕尼用高棉文寫作，出版於1980年的回憶錄《當我們再不相見》（When We Will Never Meet Again）和1988年的小說《在降落雨滴之下》（Under the Drops of Falling Rain），分別有法文和英文譯本，然而就跟這篇文章裡提到的所有英文著作一樣，不曾翻譯成中文出版。

2014年聯經出版美國記者布林克里的著作《柬埔寨：被詛咒的國度》，總算使台灣書市的眾多旅遊指南書之中，多了一本講述柬埔寨近代歷史、政治、經濟的普羅讀物。布林克里在書中引法國社會學者狄昂（Serge Thion）的話說：「解釋柬埔寨基本上是外國人的事。」狄昂除了在說西方世界學者對柬埔寨的研究熱潮，也在描述柬埔寨人的相對不關心。如今台灣赴柬埔寨經商、置產的人漸多，如果能抱著理解的心意，解釋今日柬埔寨，也可能成為每一個移居者的事。

聯副/劫難文學赤柬篇/2016/6/22

 

独立中文笔会对中国杭州当局重判笔会会员陈树庆、吕耿松的抗议

 

本笔会刚刚获悉，中国杭州中院对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陈树庆、吕耿松“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已开庭宣判，分别判决陈树庆10年6个月，吕耿松11年刑期。独立笔会对此判决表示严重抗议。

吕耿松（1956年1月7日－，浙江省杭州市人）是著名的维权作家，早年曾在浙江高等公安专科学校任教，被捕前是自由撰稿人。除了他曾在香港（文化艺苑工作室）出版了《中共贪官污吏》（2000年）一书，他近年撰写的文章有：〈建立公民弹劾制度〉、〈建立刑事连带责任制度〉、〈买官、骗官与官杀官〉、〈论当代中国黑社会的社会基础〉以及〈当代中国黑社会的主要类型〉等。2007年8月24日，他曾被杭州警方抄家拘捕，2008年2月5日，他被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11年8月23日，他刑满获释。2014年8月13日，他又被杭州警方指控以“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

陈树庆，中国浙江著名异议作家，中国浙江民主党成员。 陈树庆曾任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委会成员。此前因在网络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文章而被迫失去工作。2006年9月13日，杭州市公安局将其刑事拘留，并移送检察院起诉；2007年7月，杭州中院开始审理，但陈树庆拒绝认罪，并表示拒绝承认中共政府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体。2014年9月11日，陈树庆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刑拘。

2015年9月，独立中文笔会授予被刑拘中的陈树庆会员“第五届刘晓波写作勇气奖。”

陈树庆、吕耿松先生都是在专制社会下成长的独立思考下成长的杰出者。出于对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认知，参与中国民主党的组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国家未来政治体制与制度架构的设想，发表了一些抨击社会黑暗、批评中国政府、维护民众人权、宣传政治理想的网文。这些文章中对共产党政府的批评，均有客观事实做依据，他们的主张也跟中共关于民主的承诺不相抵触。但中国当局却多次以组织民主党活动和撰写网络文章指控陈树庆、吕耿松煽动颠覆（颠覆）国家政权罪，这是违背人心也违拗中国现行宪法的错误行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五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一条也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

今天，中国杭州当局对陈树庆、吕耿松控以“颠覆国家政权”莫须有罪名予以重判，这已给未来历史新增一例影响深远的错案。况且，该案已经引起国人及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现中国杭州当局一意孤行地将此案一错到底，那么，这使得国人对中国政府当局声称的依法治国信心丧失殆尽。

因此，独立笔会在此抗议杭州中级人民法院对本会会员、作家陈树庆、吕耿松二人的判决，并呼吁杭州中院能从维护司法公正、维护言论自由、保护人权的高度出发，撤销对本会会员、作家陈树庆、吕耿松的错误判决。

独立中文笔会

2016年6月17日

 

铜锣湾书店林荣基：电视认罪“有导演有台词”

香港铜锣湾书店“失踪”的店长林荣基本周返回香港后于周四（6月16日）召开记者会，说明被北京当局拘押的细节。

在记者会上，林荣基说自己2015年10月24日被他所称“中央专案组”带走。

他还说，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是被中国执法人员“跨境执法”从香港捉拿带走的。这与李波本人说法不同。

香港政府随后也对这场记者会发表声明，说警方正主动联络林荣基本人了解，并会作出适当跟进。

港府还回应了林荣基提及的“一国两制”，说“香港以外的执法机关，包括内地和海外的执法机关，在香港无权执法。所有香港境外的执法人员如果在香港执法，是违反香港法律，及不能接受的。”

“有导演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林荣基指责北京政府违反一国两制，并说他们在今年2月的电视认罪“都有导演都有台词”。

“他们给了我台词，我得照着念。如果我不严格按照台词（念），他们会让我重新来过。”他说。

现年61岁的林荣基于去年10月24日“失踪”，铜锣湾书店的其他四人，桂民海（央视称桂敏海）、李波、吕波及张志平，自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相继“失踪”。

今年，这五人先后在中国媒体上现身承认控罪。五人被指“非法经营”书店，在大陆售卖“禁书”。之后书店人员相继返回香港。

6月14日，香港警方透露当天上午与失踪多月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会面，林荣基要求为其失踪案销案。林荣基表示不需香港政府与港警的帮助，并对失踪详情三缄其口。

目前，书店的股东桂民海则仍被中国扣留。有报道说桂民海被收押于宁波一间拘留所，家人正寻找律师。这显示他可能要面对司法程序。

分析：BBC中文网驻港记者蔡晓颖：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在约500尺的会议室内，几十名记者挤在一起，等待林荣基出现。

一如所料，林荣基的记者会犹如深水炸弹，成为铜锣湾书店职员失踪事件的转折点。林荣基是铜锣湾书店五子中首位公开承认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被中国官员带走的。

铜锣湾书店涉及的五名书商都曾被安排在官媒及其他媒体上发言。他们在中国媒体上说，他们是在自愿的情况下回大陆的。现在，林荣基的说法等于是戳破了官方的说法。

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召开记者会的消息在周四下午五时许由民主党发布，吸引众多本地及国际记者到来。

 

铜锣湾书店事件已经成为国际事件，美国、欧盟等等亦曾多次表示关注。林荣基的说法，将令国际重新聚焦铜锣湾书店事件。中国政府如何回应林荣基说法将会令人密切关注。

早前有分析指，地方或执法部门自行捉拿铜锣湾书店五人，中央政府未有参与行动。但林荣基在记者会上指，看守人员漏口风，向他说他们隶属“中央专案组”。加上他们能把林荣基从深圳移到宁波，说明失踪事件并不只是地方层面的，而是涉及国家层面。

铜锣湾书店事件疑似涉及跨境执法，违反一国两制，亦令不少香港人心生恐惧，亦有团体曾举行游行声援铜锣湾书店五子。林荣基的说法，将会再次打击香港人的一国两制的信心。

“精神折磨”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林荣基指他是在深圳过关时被带走后。在深圳的拘留所逗留一天后，被带走到宁波。他坐火车的13、14小时期间，全程眼睛被蒙着。

由去年十月到今年三月，林荣基被关在宁波近郊的一个房间内。林荣基说：“在一个二百多尺、可能不足三百尺的空间（被关）二十四小时。两人一组，六组人员二十四小时轮流来看管着我。”

林荣基说，虽然那里有医疗及睡觉的地方，但在宁波期间受到巨大的精神折磨。 “他们美其名我是被监视居住，我连行出一步半步都不能，我只能日日看着天空，孤立无援。”

林荣基指，房间的一些布置及设备有防止被拘人士自杀的作用。 “（房间内）全部垫了软胶，所有书桌椅子都包了软布，水龙头用软胶、胶纸包好，怕那些被拘的人士发疯自杀。”

“他给你的牙刷是很小的，有一条尼龙绳。你每一次刷牙，有个看守的人拿着尼龙绳的另一边，你刷完后就要把尼龙绳给他。他怕你吞下牙刷自杀。”

他说，在宁波逗留期间，在房间曾接受“提审”20至30多次，每次长约30至45分钟。

“这么大的一个中国政府，可以对一个书商，（只要）认为他违反中国法律，就可以这样对待他。”

林荣基说，三月后，他被转移至韶关，他形容情况有改善。

 

来源：BBC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旅泰受中共迫害公民纪念六四活动

 

2016年6月4日，流亡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汇聚唐人街，与来自美国的民运人士韩武（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专程赶来泰国与我们一道共同纪念六四，抗议中共的暴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奔走，同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中国公民。

韩武指出：纪念8964事件，不仅仅是缅怀已经被中共屠杀的仁人志士，更是要激励后来者，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决心扛起前辈们的民主大旗奋勇向前，不能畏首畏尾。我们纪念六四，到今天已经不是反思的问题，而是要牢记六四惨案，以烈士们的鲜血激励全国的民众团结起来，向中国的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实现民主中国，建立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的新社会。在当前中共打压最残暴的时期，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和中共当局周旋，另一方面也要用智慧和中共战斗。

黎小龙认为：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清算中共的屠杀。

颜伯钧说：我们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应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于艳华认为：当前国内有七位勇士因为纪念六四而纷纷被抓捕，这些人以前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干将，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也为他们的安全呼吁。

活动过程中，大家纷纷表态，梁山桥老先生对于中共屠杀义愤填膺，张维，曹劲柏也是大声指责中共的暴行，最近逃亡过来的张建祥详述牺牲人员的惨烈。大家说到动情处，宴奇恩流下了悲愤的眼泪。黎光敏，刘晓赢也就亲身经历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聂保国是一宗教人士，他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整个活动全体参加人员为六四事件死去的英灵默哀一分钟。之后发起了呼吁最近因为几年六四事件而被捕的赵常青、张宝成、李蔚、马新立、徐彩虹、李美青、梁太平，大家呼吁中共当局放下屠刀，立即放人、悔过自新，以减少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伤害。

活动也呼吁中共当局就郭飞雄的身体原因，予以人道主义关怀，并就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等三人被迫害进行了呼吁。

因为同属逃亡到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大家也纷纷对姜野飞、董广平的遭遇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大家表示深深的愤慨和痛恨，一定要不畏恐惧勇敢的战斗。大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予以高度关注，希望有能力的国际组织、政府和个人能够帮助呼吁中共当局不要继续迫害这两位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受迫害者。

让参与活动的每一位人员感到愤怒的是中共当局对709人权律师的迫害，由此全体人员希望全世界关注709人权律师。

本次活动参加人员有：韩武（中国民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梁山桥、黎小龙、颜伯钧、于艳华、张维、张建祥、曹劲柏、宴奇恩、黎光敏、刘晓赢、聂保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南亚委员会主席程维明对活动予以赞助。

逃亡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泰国难民之家）

中国民主党全囯联合总部东南亚分部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东南亚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南亚委员会

中国社会民主党东南亚分部

中国公民联盟

 

桂民海女儿出席美国会听证会 盼美助父获释

 

铜锣湾书店书商桂民海的女儿周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美国当局协助结束其父亲在中国被“非法扣押”的情况。

去年10月，专卖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瑞典籍老板桂民海及三名同事在不同地点失踪，另一名股东李波则在12月底时下落不明，引起国际关注。最终中国当局松口表示，5人皆在大陆接受调查。桂民海的女儿Angela Gui相信父亲是受到中国当局绑架。她呼吁华盛顿协助释放桂民海。

目前在英国求学的Angela Gui周二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她表示在一个月前最后一次与父亲通话，但仍不知道父亲身处中国何地。”自家父及其同事被扣押已过去八个月。我依然没有被告知他的下落、受到何种对待、如今的法律地位为何。”

桂民海去年10月于泰国度假期间失踪。Angela在听证会上表示，在与父亲失去联络约三周后，李波曾经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桂民海可能因为政治因素遭中国当局带走。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1月突然播放桂民海的”认罪”视频，视频中桂民海称是因为10多年前的一起醉驾夺命事故”自愿回国自首”。但Angela表示，她从未听闻这起事故，并认为这是中国当局捏造的内容。她也质疑，如果父亲是前往中国”自首”，为何没有任何他在泰国的出境记录。

Angela表示，去年11月和今年1月，桂民海曾经通过通讯软件Skype向她发送两条信息，要求她保持沉默，她认为桂民海是迫于压力发送了上述信息。她说，瑞典当局只在二月底被允许探视桂民海一次。

Angela称：”我不清楚扣押的官方理由是什么，但在我看来，事情很明显与他的工作有关，我相信他的同事也是因为相同理由被带走。”

“中国的长臂伸向境外”

桂民海是”巨流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出版有关揭露中共贪腐和高层内斗的政治敏感书籍，不少大陆游客上门光顾。

桂民海的女儿表示，其他失踪的书商”在名义上已经获释”，但英籍股东李波在返港后不只一次被要求重新返回中国大陆。

             中国央视1月播出桂民海“认罪”视频

Angela表示，桂民海是瑞典公民而且只持有瑞典国籍，在此背景下仍受到”非正式及非法”扣押，令人格外震惊。她呼吁美国及其他政府不断向中国追问其父亲情况，并敦促中方立即予以释放。

瑞典当局表示对桂民海一案”相当关注”，并已呼吁中国当局更开诚布公。

周二的听证会主题为”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至今 全球打压批评者行动”（The Long Arm of China: Global Efforts to Silence Critics from Tiananmen To Today），听证会举行时间临近六四27周年纪念日。听证会共同主席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表示，27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打压，其触手已经伸出了国境。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四川著名作家铁流自今年5月13日起，即已与外界失联。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5月20日发表声明，敦促中国警方澄清铁流是否处于警方羁押，并且公开铁流所受司法措施的原因。

四川作家铁流（本名：黄泽荣），被当地警方带走已经一周，情况不明。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非政府组织“保护记者委员会”5月20日就此发表声明，关注年逾八旬的著名作家铁流的下落。铁流的夫人向“保护记者委员会”表示，铁流自今年4月30日以后失踪。家属曾在5月16日向成都警方查询，被告知“不必担心”，但当局拒绝告知铁流的下落。铁流的律师刘晓原则向“保护记者委员会”证实，铁流自今年5月13日起即已与外界失联。声明敦促中国警方澄清铁流是否处于警方羁押，并且公开铁流所受司法措施的原因。

铁流的妻子任女士5月21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目前仍然没有铁流的消息，公安只是告诉她铁流无恙，请她放心：“我现在跟你们一样，知道的并不多。现在什么情况也弄不清楚”。

记者：他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回答：应该不错吧。之前我在网上都说过了，我就不再重复此前的话了，谢谢你。

记者：也没有跟您通电话？

回答：没有。

此前，成都国保对任女士说，带铁流外出请他喝茶，吃饭及聊天，又叫任女士不要担心。

2014年9月，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拘捕年逾八旬的铁流，后指控其编印回忆右派经历的《往事微痕》一书涉嫌“非法经营”。2015年2月25日，铁流被成都市青羊区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缓刑四年，并处罚金3万元。同年12月，被监外执行刑期的铁流，在网上披露自己在看守所内遭到刑讯逼供，生病住院还要戴手铐脚镣的经历。

铁流的辩护人刘晓原律师对记者说，铁流被公安带走时其妻子正在英国：“因为当时她的妻子在英国，回来以后找不到铁流。公安的意思是说铁流没事的，具体把他带到哪里，没有告诉她。他的妻子跟公安说，让他们叫铁流给她打一个电话，他们（公安）没有同意”。

今年3月29日，成都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传唤铁流，30日警方宣布对铁流实施强制措施，监视居住6个月。铁流在被送往一处秘密地点关押3个晚上后，成都青羊区公安分局又在4月2日作出行政拘留5天并处以罚款等决定，但没有向家属出示传唤证一类的法律文书，也没有说明具体情况。

刘晓原说：“他在缓刑期间，如果违反了规定，可以撤销缓刑，收进监狱。他现在被监视居住，当时说监视居住在家里，你要是变更监视居住地点，也要通知家属。他这次被带走是被旅游还是被度假，这个就不清楚了”。

铁流曾在1957年中共反右时期，被划为右派，关押劳改长达23年。1980年他被平反后，主办了为右派发声的期刊《往事微痕》，其后遭禁。2010年，铁流出资100万元人民币成立“铁流新闻基金”，协助受害的记者和作家。

来源：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乔龙；责编：吴晶）

独立中文笔会关于会员范燕琼被限制出境的声明

 

 

         独立中文笔会会员范燕琼应国际笔会邀请准备于五月初前往欧洲开会。但是，她于2016年5月6日在广州出海关时被广州边防當局限制出境，不准参會。对此，独立中文笔会声明：

         第一、要求广州边防立即给予范燕琼会员顺利出境的合法要求，范燕琼女士持有有效的中國护照、出国签证以及其他所有合法手续，中國任何地區的海關均应予放行，給予出國訪問的自由。

         第二、当前，范燕琼会员因为广州边防的限制出境而滞留广州，我们要求广州警方保证范燕琼会员的人身自由安全以及通訊、交往等其它基本人身自由。这也是中国现有宪法和中国政府早已签署并承诺的22个有关人权的国际公约中所涵盖的人权公约之精神。

         第三、独立中文笔会吁求国际笔会以及其它国际组织与个人，尤其是媒体关注范燕琼会员目前的人身处境，独立中文笔会在此希望与国际社会共同发声敦促中國广州海關放行，及时给予燕琼女士享有出境訪問的基本自由。

独立中文笔会

2016年5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