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作家廖亦武再獲德國獎項
旅德作家廖亦武獲得德國霍恩舍恩豪森獎(Der Hohenschönhausen-Preis),該獎由前東德
今年的頒獎儀式將會於11月28日舉行,獎金為7000歐元,屆
来源:自由亚洲
旅德作家廖亦武獲得德國霍恩舍恩豪森獎(Der Hohenschönhausen-Preis),該獎由前東德
今年的頒獎儀式將會於11月28日舉行,獎金為7000歐元,屆
来源:自由亚洲
呼吁释放桂敏海的签名网站已经开通
在身為獨立中文筆會會員的瑞典籍華裔作家、
This site is dedicated to raising awareness of the case of the Swedish publisher Gui Minhai, scholar and co-owner of Causeway Bay Bookstore, Hong Kong.
Gui Minhai was last seen on October 17, 2015, when he left his holiday apartment in Pattaya, Thailand. Since then he has been in detention in mainland China without legal assistance or consular access. Chinese authorities admitted to having detained Gui in January 2016, after state-controlled TV channel CCTV aired a forced confession video of him saying he had caused a traffic accident in 2003, and that he had returned to China voluntarily to turn himself in. Other than this, no information on his status or whereabouts has been given to his family nor to Swedish authorities.
In October-December 2015 four of Gui Minhai’s colleagues were abducted. Although all evidence points to his four colleagues being under strict surveillance, Gui is the only one of the five that remains in illegal detention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早在二○○二年我所寫的《在文學徬徨的年代》一書中,就有一個章節專門討論了歌詞創作有可能撼動文學版圖與閱讀的預測。二○一六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美國民謠搖滾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看似爆冷門,但就我個人而言,這並非嚴肅文學的立場動搖,反而更能顯示出作為世界最矚目的文學獎,諾貝爾回到了「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個最真實的檢驗標準!
在書中我對歌謠/歌詞提出的幾個看法,或許也隨著今年諾貝爾文學獎的頒發而得到了圓滿的解答。其中之一就是,歌詞有沒有文學性,似乎我們都囿於將其與「詩」這個文類作比較,傾向於先決定它像不像「現代詩」,再來決定它是否可登文學殿堂,而非先欣賞它的語言本身;文學中似乎應該給歌詞一個獨立的類別。再者,我也期望現代詩創作者莫忘詩的根源與歌是不分家的,音韻之美應該重新在現代詩中發揚光大。諾貝爾文學獎的委員們,想必也有同感吧?
一九六○年代,詩人與歌手的結合早就形成一股風潮,像搖滾教母派蒂.史密斯(Patti Smith)在灌錄唱片之前,就已是一位出版過詩集的詩人。披頭四也曾出版過幾張極富實驗精神的〈Zapple〉系列,與艾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等當時的詩壇大將合作,將音樂配上詩歌朗誦。保羅.麥卡尼與藍儂也都曾出版過歌詞與詩的合集……但這一切都仍然要歸功於祖師爺巴布.狄倫,若不是他的詞曲,加上他個人特有的鼻音唱腔,唱出了整個一九六○年代對自由與人權的追求,大眾恐怕都忘記了歌謠是人類最真實的聲音,它的感染力與影響力,足以改變一個時代對何謂真正的「自我表達」這件事的體悟!
美國文壇備受敬重的桂冠詩人羅勃.品斯基(Robert Pinsky)說得好:歌謠與文學精神不違背,重點就在於「當那個語言發聲時有多麼美麗,有多麼令人震動欣喜」。所有感動人心的好文學,其實都因為那個美麗的聲音,吐露出一種屬於靈魂的語言。哇!巴布.狄倫得諾貝爾文學獎,也許更啟示這世界多麼需要再次聽見那樣真實透澈的聲音!
来源:联合报
中國流亡詩人廖亦武荣获法國抵抗詩人奬
抵抗詩人奬是法國尼斯書展最高獎,每兩年一屆,2015年獎給了
當時印數才500本,沒想到每年都有加印,7年累積下來,400
這個獎的創辦人是Eveline夫人,71歲,出生在阿爾及利亞
5號抵達,住進嘎拉附近的古鎮;6號在尼斯大學做音樂朗讀會,非
你报销的那晚我不太习惯
胸上没压铁了
就象船丢了锚
心灵一阵阵失重倾斜
你说过,变鬼之后
一定下河洗个澡
干干净净地来看我
这是戏言?遗嘱?
还是我此生听到的最动人的诗?
我在梦中流的眼泪
已经把自己淹死过七八回
而清醒时,脸却象沙漠
找不出一滴水
我是八九政治犯吗?为什么
我总要忘记自己的历史、信仰
和天安门的亡灵?
墙外的信仰
天外的亡灵
一年比一年显得旧……
需要匆匆補充的是,今年書展的主題是“我們還活著”,這是發生尼
每日來客數萬,大街小巷水洩不通。可書展地點卻選擇在距尼斯20
圖片1:廖亦武的獲獎招貼;圖片2:抵抗詩人奬頒獎現場;圖片3
張樸的最新作品《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於2016年10月14日,由自由文化出版社在台灣出版,新書發表會將於10月29日於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舉辦。
《有一個藏族女孩叫阿塔》書封
作者簡介
張樸,四川成都人,英籍華人作家。在中國曾擔任過報紙編輯、記者,1990年代初赴英國留學,於1995年獲英國SOUTH BANK大學碩士學位,現居倫敦。英文名著《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中譯者。迄今發表各類作品逾百萬字,張樸的首部長篇小説《輕輕的,我走了》被評論家譽爲「新移民小説的突破」,另著有短篇小説《一個妓女的六四情結》、中篇小説《大男人的眼淚》、人物特寫《聶元梓印象》、政論文《西藏不相信眼淚》、旅行札記《我與張戎回鄉記》等。
內容簡介
西藏高原山脈延伸到四川盆地,上千年來,漢藏民族的交往綿延不絕。歷史的風雲變幻,政治的血腥衝突,使漢藏關係至今籠罩在陰影之下,即便是普通的男女戀情,也常常難以擺脫其影響。
本書故事主要發生在四川省會成都。進入21世紀,移居來此的藏人已達數十萬人。西元2008年初春,五十嵗的漢族古董商張哥在「拉薩酒吧」裡,與二十出頭的藏族女歌手阿塔相遇,墜入愛河。但阿塔的哥哥嘎登堅決反對,理由是:吃糌粑的和吃大米的永遠成不了一家人。
歷經曲折之後,張哥帶著阿塔來到西藏尼洋河邊,探望阿塔的雙親。不久,拉薩發生藏人暴動,兩人被迫連夜離開。回到成都時,發現這座城市正陷入動蕩不安。
在舒適中生活慣了的張哥終於醒悟到,爲了保住那份愛,必須儘快帶阿塔離開中國。正當他全力進行移居倫敦的準備時,一場不期而降的「暴風雨」,摧毀了一切……
內文賞讀
我以為還有機會,向阿塔乞求寬恕。多少的悔恨,來不及訴說。眼睜睜,我看著阿塔裸露的屍身,被天葬師一刀、一刀,割成肉塊,剁成骨渣,再抹上酥油,滾一層糌粑,任文西藏高原的兀鷲們大口吞食。我只能面對遠處的皚皚雪山,在僧人的誦經聲中,長吁短歎,默默流淚。
春天已在高原露臉,微微泛青的草地散發著清新,混雜著泥土的潮氣。枯葉腐爛後殘存的辛辣味飄蕩在空氣裡,水鳥在湖的另一邊歡叫。暖烘烘的陽光照著阿塔淡褐色的臉蛋,微睜的雙眼,線條優美的脖子。我情不自禁掀開羽絨服的一角,讓她美麗的乳房袒露在陽光下。
過去了的一切沒有過去,剎那間都湧到了眼前:初見時妳看著我的眼神,率直、活潑、熱辣辣,像一股飛捲的浪撲來。妳的聲音裡,總透著讓人難忘的俏皮勁兒。第一次為妳寬衣解帶時,妳發出的吶吶聲:是不是太快了。哦,更忘不了妳的喃喃聲:我愛張哥。危急時刻,妳的一聲喊:張哥是好人!面對保安的電棍,妳隻身護我:打我好了!徒洛勸妳離開成都時,妳那沉靜的回答:我不能走,張哥還在監獄裡。
推薦語
漢人和藏人的愛情,是最不容易把握的題材,張樸居然寫得如泣如訴,引人入勝。理想主義的真情難得,四川人講故事的天賦更難得。
─— 廖亦武,德國書業和平獎 (Peace Prize of the German Book Trade,2012) 得主
真實是文學的倫理。也只有真實,才能讓我們看到沒有博愛的真實中國。張樸的小説鮮明地揭示了漢藏之間,被紅色政治踐踏的殘酷現實。
—— 馬建,希臘雅典文學獎 (The Athens Prize for Literature for Greek and Foreign Fiction,2009) 得主
在中國的中國人尚不知曉的書,在西藏的西藏人無法獲得的書——一部人人應與之相遇的人之書。
——诗人 孟浪
那是令人欲罷不能的閱讀,愛不再荒蕪,愛滋生愛。張樸用小說帶引我們走入了漢藏民族間因愛而情,因情盡性的感官世界。它雖被高牆阻擋,被暴力毀滅,然愛不絕,情可泣。
—— 貝嶺,美國西部筆會自由寫作獎(Freedom to Write Award,PEN Center USA,2000)得主
暴政下的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
–盛雪敦促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关注蒙、维、藏命运
诗人、作家、记者,加拿大笔会及独立中文笔会成员,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在西班牙格里西亚自治州的奥伦赛市出席国际笔会年会。
2016年9月26日,在国际笔会第82届年会正式开幕之前,和平委员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女性作家委员会、翻译与语言权利委员会等召开了一整天的工作和讨论会。今年五月在斯洛文尼亚当选的和平委员会主席马里安. 斯特安因病住院,未能到会,会议由前主席,来自法国的爱德华.寇夫卡主持。寇夫卡先生向与会者介绍了盛雪于今年五月在斯洛文尼亚的布莱德召开的和平委员会会议上以高票当选副主席。
出席和平委员会会议的作家来自约三十个国家和地区。人们争先恐后发言,介绍自己所在国家和地区的恐怖主义、区域冲突、信仰迫害、种族歧视和难民问题等。人们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恐怖主义、战争和区域冲突导致的人权灾难。
和平委员会副主席盛雪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战乱和区域冲突导致的可怕景象是显而易见的,而暴政控制下的假和平实际上比战争更恐怖。她说:没有和平,就没有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媒体,也不可能有完整的民主和人权;而如果没有自由表达、自由言论、自由媒体、民主和人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例如中共暴政军事控制下的蒙、维、藏地区是世界上人权灾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但是至今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足够重视,一是因为国际社会把该地区的问题看作一国之内的内政问题;二是在中共暴政的言论管制和新闻封锁及强大的舆论导向下,外界很难看到真实的情况。盛雪进一步解释说:为什么说假和平比战争更恐怖?战争表明了不同势力之间的对抗,说明即使是弱势的一方也有抵抗的能力。而表面平静的假和平却证实了那里的人们失去了大规模抵抗的条件和能力。例如在蒙、维、藏地区,完全是中共的军事管制以及配套的全面恐怖手段。
盛雪说:许多人都认同,恐怖主义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敌人。但是请记住,国家恐怖主义是危害最大的恐怖主义,因为它是以国家政权的资源、能力和范围实施的。许多与会者都表示认同盛雪的观点。
和平委员会讨论了土耳其的地区与族裔冲突问题,并形成决议敦促国际社会关注并介入解决当地的问题。盛雪表示,会推动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在不久的将来能够针对蒙、维、藏地区的中共国家恐怖主义行径形成决议,要求国际社会予以高度重视。
1,盛雪在2016年9月西班牙奥伦赛国际笔会年会上
2,2016年9月国际笔会和平委员会部分与会者合影
独立中文笔会专讯
聯合國十九日召開史上第一次難民高峰會,以因應二次大戰後最大的難民危機,但產生最多難民的敘利亞戰爭由美俄調停的停火實際上已失敗,戰事再起,為高峰會蒙上陰影。
世界領袖將在高峰會上發表一項有關難民和移民的政治宣言,但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峰會前提出重新安頓全球百分之十難民的提案已被刪除,未被列入這項不具約束力的宣言中。
潘基文的發言人說,聯合國一百九十三個會員國將同意達成聯合國難民署設定的目標,安頓全球難民的百分之五,在二○一七年安頓一百一十萬難民,相較於二○一五年的十萬人,增加了十倍。
人權團體不看好這次峰會,認為國際間缺乏解決難民危機的強烈政治意願。「國際特赦組織」認為峰會錯失了提出全球難民計畫的機會。「人權觀察組織」點名巴西、日本和南韓等國只收留極少數難民,俄國一個也沒收。
目前全球有六千五百多萬國際難民和在國內的流離失所者,創二戰後最高紀錄,其中兩千一百萬難民正在爭取少數的重新安頓機會。
潘基文也將推動全球反仇外運動。是否接受難民和移民已造成歐美國家內部嚴重分裂,力主收留難民的德總理梅克爾領導的基民黨最近在四個邦的選舉得票率都大幅滑落,以反移民、反穆斯林為訴求的「德國另類選擇黨」得票竄升,梅克爾將在明年大選面臨嚴峻考驗。
難民和移民問題也在美國大選引起激辯,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反對美國收留敘利亞難民,理由是裡面混入很多「伊斯蘭國」(IS)戰士。
美國總統歐巴馬將利用他最後一次出席聯合國大會,於廿日召開第二場難民高峰會,與會的四十國將承諾提供新援助。但批評者質疑美國為何等這麼久才回應難民危機,而且只接受一萬名敘利亞難民。
敘利亞內戰進入第六年,已有九百萬人被迫離開家園,另外四百萬人逃到鄰國,並冒險前進歐洲,廿日登場的聯合國大會將討論敘利亞戰爭問題。
美國戲劇泰斗阿爾比(Edward Albee)前天逝世,終年88歲。阿爾比透過《靈慾春宵》等傑作,以辛辣對白、「食字」幽默和嚴密佈局,挑戰觀眾對社會和戲劇的假設,在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和奧古斯特威爾遜(August Wilson)2005年逝世後,獲譽為美國最偉大在世劇作家。
助手指一向有糖尿病的阿爾比,在病倒一段時間後於紐約長島家中離世。聲明附上阿爾比幾年前動大手術時寫定的遺言:「給所有令我活得如此美妙、刺激和圓滿的人,送上我的感謝和愛。」
阿爾比1928年出生後不久,就由紐約一對舞台和電影院老闆夫婦收養,6歲已立志當作家,但因自己是同性戀者和無視上流社會地位,不為養父母接納,離家出走後當了不少雜工,終在劇壇揚名,但不快樂的童年經歷往往滲透到劇作中。
阿爾比逾25齣劇作,不時有實驗性佈局,但都以尖酸幽默和幽暗主題為共同風格,往往涉及家人醉酒互罵、無以名之的焦慮和失去孩子引起婚姻磨擦,挑戰美國文化對婚姻、育兒、宗教和上流社會安逸生活的想法,評價好壞參半。
以他1962年代表作《靈慾春宵》為例,奪得東尼獎最佳戲劇獎,亦獲評審推薦頒普立茲戲劇獎,普立茲理事會卻認為該劇富爭議性,把獎項懸空,但1966年電影版為「玉婆」伊莉莎伯泰萊第二度封奧斯卡影后。阿爾比之後亦憑1967年《人海萬花筒》(A Delicate Balance)、《海景畫》和《三個高女人》三奪普立茲獎,1996年獲頒國家藝術獎章,2005年得東尼獎終身成就獎。
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
2000年8月27日,根据中美两国政府协议,因“非法出版”文学刊物入狱的我,作为中国公民被“遣送出境”,在北京直接送上飞机流亡美国。
国际笔会主席阿迪哲斯 |
2000年10月,我赴洛杉矶接受美国西部笔会中心(PEN US West Center)颁发的2000年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奖。国际笔会主席荷梅罗‧阿迪哲斯(Hemero Aridjis)夫妇程前来参加颁奖典礼,那是我们初次见面,西班牙裔墨西哥诗人阿迪哲斯六十岁上下,有着拉美作家如聂鲁达(Pablo Neruda )、尤萨(Mario Vargas Llosa)等都有的政治家和外交官天赋,善谈笑中运筹帷幄。他此行的另一目的是和我探讨如何筹创中国流亡作家笔会。那两天,在颁奖晚会上及空荡的市区旅馆内,阿迪哲斯和美国西部笔会的理事们不断地劝说我,他们认为,2000年8月我在北京被捕入狱的遭遇已证明,筹创一个中国流亡作家笔会已刻不容缓。
基于个人的经验,我告诉他们,流亡的中国作家及海外华人作家间矛盾、恩怨甚多,政治异议性强的作家和厌恶政治的作家互不住来,流亡作家中既有地下作家也有官方作家协会会员作家,各自的遭遇和文学趣味也差异甚大,成立一个作家团体极其不易。可从道义和责任上讲,我又难以推却。我因文学而入狱,阿迪哲斯是向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出公开信请求释放我的人之一,美国西部笔会是呼吁营救我的笔会之一,我能推却吗?
我犹豫甚久。我从未加入过任何作家团体,作家是完全的个体,应不党不群,由我出面筹创一个作家笔会,似有违我的行为准则。我心目中的作家团体,应是以一个个文学刊物或文学出版社为核心,虽可以对公共事务或重大人类事件表达立场,可平时应以文学讨论会和作品发表会为主。
我当时的想法是,一位作家或文学编辑,因为文字,因为写作、表达、出版而受到国家的审查、威胁、禁止,甚至入狱,用中文写作的作家同行(不管彼此的个人关系好坏或政治见解异同)不应沉默、无动于衷,只是等着国际上的作家和作家组织公开抗议,等着国际社会或别国的政府介入营救。如果我们自己有一个作家组织,平时,它对作家不具任何约束力(对作家而言,没有什么比自由更重要的了),可一旦发生了作家作品被查禁,甚至作家本人受到迫害的事件,不管它来自哪个国度,除了作家个人的抗议声音,我们还有一个团体可以发声,可以与国际笔会及其它国际文学机构合作,去声援、营救,并能为作家的避难、生存和写作提供帮助。索忍尼辛1960年代在苏联的遭遇,布罗茨基1970年代在苏联的遭遇,哈维尔1970至1980年代在捷克的遭遇,1989年鲁西迪被伊朗神权统治者何梅尼全球追杀的遭遇,乃至2000年8月我在北京被捕的遭遇,在在
贝岭和刘晓波在北京(2000年7月) |
都有国际文学界和国际笔会的声援救助,也都彰显著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我难以拒绝,这是我被营救出狱后难以推脱的责任。
在获得了多年来和我一起编辑《倾向》杂志的诗人孟浪愿意助我筹创笔会后,在和北京的刘晓波进行了沟通和讨论,获得了他的认同和参与后,我们确认了笔会创办的前提,即,只有在中国国内官方作家协会系统外的作家也能加入前提下,我愿意出头筹创这一笔会。严格上说,也是由于刘晓波要我不可推卸此一历史责任,并愿意说服在国内的独立作家成为笔会会员的承诺下,我才真正开始筹创独立作家笔会的工作,因为获得中国国内地下作家和异议知识份子的认同和加入,创立笔会才有意义。
2001年初,我告知国际笔会主席荷梅罗‧阿迪哲斯及美国西部笔会中心,我决定试一试筹创独立笔会。
波士顿南端(South End)艺术家区我的工作室公寓和离此约10分钟步行路程的孟浪栖居的中华艺文苑(Chinese Culture Institute)成为笔会的筹创地和诞生地。
笔会的筹创得到了流亡美国的前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刘宾雁、前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郑义的慨然应允和支持。 1970年代末便已参与创办地下文学刊物的作家万之、学者仲维光也给与了许多意见。流亡的前中国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者郭罗基也欣然入会。总体来讲,笔会的会员包括了流亡欧美的作家、文人、记者以及中国的独立作家和文化人。
初春,万物复苏,我和孟浪分别与在欧洲与美国的华人作家、流亡作家和学者们电话沟通联络,我们获得了美籍华裔作家韩秀、英籍华裔作家和诗人马建、胡冬、杨炼,瑞典籍华裔作家万之,丹麦籍华裔作家京不特,现居美国的流亡作家和学者巫宁坤、郭罗基、郑义等人认同和加入。
2001年3月,我向散居世界各地的四十多位中国作家和学者发出了在海外成立独立中国作家笔会的倡议信(附件)。之后,我与孟浪逐一致电,邀请认同笔会宗旨的流亡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加入笔会。
万之、孟浪和我曾对笔会的英文和中文名称做了多次的电话讨论,最后,在我和国际笔会常务秘书琼.史班德女士(Jane Spender)间多次电话商讨后,国际笔会认同了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英文译名“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由于作家们居住在不同国家,我和孟浪强打精神,日夜颠倒,算着时差致电沟通。当时国际电话费用昂贵,可还是要先寒暄问候,甚至谈天说地,然后才能切入正题。作家们大都不了解国际笔会的运作和章程,在不知为何要创办笔会的情形下,我和孟浪一一解释,反覆劝说。因为作家们,尤其是在中国厌恶作协及文联等官方组织的地下作家们,未必认可这个筹创中的笔会。
在伦敦的琼.史班德女士持续发来电邮,并不时电话敦促,希望我和孟浪全力以赴完成筹创工作。据说,琼.史班德女士是英国大文人史蒂芬.史班德(Steven Spender)的姪女,她温婉中透着果断,既督促又理解,期望独立笔会能一鼓作气创立。
按照国际笔会的规定,一个新成立的笔会,它的创会会员应有二十位以上,须向国际笔会提交申请加入国际笔会的书面报告,并获得国际笔会的回覆认可。而创会会员的简历、著作名称及出版社均需英译,再呈送国际笔会审核认可。笔会的筹创旷日费时,我和孟浪持续用电话和电邮向每一位会员索要简历和作品资料,其间,卫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中文系助理教授何素楠(Ann Huss)小姐义助,帮助我撰写了给国际笔会讨论筹创进度的所有英文信件,她还英译了送国际笔会审核的创会会员简历,在多次补充会员资料后,最初31位创会会员的名单和签署文件终于在2001年7月23日被国际笔会总部获准。 2001年8月,国际笔会告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申请案已列入11月召开的国际笔会伦敦年会议程中。
笔会的创会会员包括了流亡欧美的小说家、诗人、学者、出版人、文学编辑以及中国国内的地下作家和异议知识份子。最初31位创会会员还有前山西省电影家协会主席、小说家郑义,定居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小说家万之、散文家茉莉,定居英国的小说家马建、诗人杨炼、胡冬,定居丹麦的诗人京不特、旅居美国的学者巫宁坤、小说家韩秀、前中国群众出版社社长于浩成、学者郭罗基,以及中国的刘晓波夫妇等。
不久,台湾诗人洛夫,旅德流亡学者仲维光、还学文等也相继加入笔会。同时,我和孟浪也多次致电上海地下诗人阿钟等作家,也获得了他们的认同和支持。在中国国内,廖亦武入会。刘晓波也参与了创会时发展国内会员的工作,在他的推介下,2001年底,作家余杰、任不寐加入了笔会。
2001年10月,国际笔会邀请我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人”身份列席11月底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六十七届国际笔会年会,我负有让独立笔会在会上票决通过成为国际笔会分会的使命。 11月的英伦,寒意渐浓,可冷中有暖,市区高耸的建筑,一座座宫殿有着帝国昔日的威严。伦敦年会在伦敦市区一家皇家酒店举行,开幕式和晚宴在英国外交部所在地的查尔斯国王街白厅22-24号克尔克兰大厦举行。当晚,大部分是文学和人权工作者的各国笔会代表们,个个衣着正式,从酒店穿过绿荫遮绕的皇家园林前住英国外交部大厦。
在史班德女士的细心关照下,首次参加国际笔会年会的我边旁听边熟悉着各个委员会的议程,以了解国际笔会的运作。当晚,与会代表们在大英图书馆的台阶上依阶而坐,在这名闻遐迩的知识殿堂内聆听英国桂冠诗人安德鲁‧莫逊(Andrew Motion)和英籍华裔作家张戎朗诵作品。这一刻的伦敦是文学的,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和大英图书馆(British Library)相得益彰。我的脑中突然出现那张珍藏多年的TS艾略特(TS Eliot,1888-1965)、史蒂芬‧史班德(Stephen Spender)、WH奥登(WH Auden)和泰德‧修斯(Ted Hughes )在伦敦合影的明信片。
在会议之外的社交和休息时间,要工作,不停地游说工作。我向八十多个分会的代表们介绍着刚创办的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游说他们投票支持独立作家笔会进入国际笔会。
在伦敦年会最后一天的全体代表会议上,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入会案进入了上午的会议议程。由美国笔会提名推荐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美国笔会代表赛姆斯(Larry Siems)作了有力的提名发言。赛姆斯原是美国西部笔会自由写作项目主任,四十岁上下,是资深的文学和人权工作者,做事一丝不苟。一年前,我获得美国西部笔会写作自由奖,就是由他代表西部笔会去洛杉矶机场接我。 2001年,他由洛杉矶搬往纽约,接任美国笔会自由写作国际项目主任,我们已有了默契。
会议上,我们“并肩作战”,提名发言中,赛姆斯将我正式引介给与世界各地笔会代表,随后,国际笔会主席阿迪杰斯请我以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办人身份,在会议上作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的申请发言。微言大义,面对逾百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笔会代表,我用我的Chinlish(中式英语)发言。我谈了四点:
(1)文学和作家在当今中国的处境。
(2)流亡的中国作家和流亡文学。
(3)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创立的原因和历史责任。
(4)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关系。
我在发言中特别强调,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并不代表国家,我们是作家个人的自由联合体。创立独立笔会的目的之一,是因为出版自由和表达自由在中国不断受到侵犯。正因为中国作家协会不能也不敢争取作家的出版自由和创作自由,并对在中国不断发生侵犯作家写作及表达自由的事件始终视而不见,才使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创立有了必要性和紧迫性。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应该相互监督并彼此督促,共同维护作家的人权和文学自由。
我的发言获得了掌声,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申请加入国际笔会这一议程成为年会的高潮。许多分会代表走上来和我握手致意,并在发言中告诉我,国际笔会等待一个独立而非政府操纵的中文笔会的加入,已等了十多年。终于,我们可以坐在一起了。
国际笔会内的多个流亡作家分会,如古巴、伊朗、越南的流亡作家笔会代表也先后发言,期待独立中文笔会成为国际笔会的一员。
我发言之后,代表们有过热烈的讨论及争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加入案受到了巴勒斯坦笔会、法国笔会和日本笔会代表的提问和质疑。日本笔会对于独立中文笔会为什么要在会名中加入“独立”(Independent)一词表示不解,疑虑这一概念是否会让外人产生如国家独立般的政治联想;法国笔会代表则质疑独立笔会加入国际笔会后,是否会在未来的年会上与中国笔会发生冲突?他甚至质问,新创办的独立笔会能代表在中国的作家吗?巴勒斯坦笔会代表认为,中国笔会一贯支援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和民族生存的权利,独立笔会可否并入中国笔会,另立笔会是否多此一举。我对这些疑问作了如下回覆:
(1)“独立”(Independent)是指作家和作家团体不依附于国家或官方的独立性,而非国家独立意义上的“独立”。
(2)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不是一个流亡作家团体,它的成员由“中国国内的作家”、“定居海外的华人作家”和“流亡作家”三部份组成。
(3)中国独立作家笔会无意取代中国笔会,更不代表国家,独立笔会希望和所有笔会,特别是和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笔会)建立建设性对话和合作的关系。
我的答辩再获其他笔会代表的鼓掌和发言支持。日本笔会代表再发言,表示理解和支持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为中国作家争取出版自由的工作。巴勒斯坦笔会代表在会议结束后特地向我致歉,她表示,中国政府一贯支持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的运动,中国作家协会和巴勒斯坦笔会关系很好,公开质疑也是为了对缺席的中国笔会有个交待,私下,巴勒斯坦笔会不会为难中国独立作家笔会。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在中国笔会缺席的情形下,参加年会的65分会中62个的代表对中国独立作家笔会加入国际笔会投了赞成票,2票弃权。
2001年12月,作为笔会创办人,我提议由会员直接选举笔会主席,此提议被早期的会员接受。我提名刘宾雁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主席候选人,随后以电邮通讯投票或传真投票的方式,刘宾雁以78﹪的会员选票当选为笔会首任主席(当时未定下任期时间)。之后,我提议刘晓波、郑义担任笔会副主席。刘晓波坚决不接受,认为有一个副主席就够了,他可以会员身份支持笔会运作,郑义接受了请他担任副主席的提议,但暂不公开。仿照美国笔会的工作架构,我提议创设笔会的写作自由项目,并建议写作自由项目召集人由孟浪担任,孟浪表示接受。 2002年1月,笔会的班子已初步搭起。随后,由刘宾雁主席传寄来手书“委任书”,郑义为笔会副主席,贝岭为笔会执行主任,孟浪为写作自由委员会召集人。
2002年2月,我写信向桑塔格通报独立笔会的诞生,并邀请她成为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的荣誉会员。在信中,我谈到笔会创办的艰难,抱怨事务性的工作太多。苏珊很快回信,她祝贺笔会的诞生,甚至指出笔会诞生的意义。她在信中反问:“……我知道这意味着将会牺牲你的写作时间,但你别无选择,对吗?笔会的成立是一件太好的事情了,这将被看作是中国文学的一个转捩点,你不认为如此吗?至于你在2000年8月的被捕,现在看来是中国政府给独立的中国文学的一份礼物。当然,那绝不是他们的本意!我非常高兴成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荣誉会员……所以……我同意。”
去年11月,我在洛杉矶参加美国西部笔会中心写作自由奖颁奖活动时和国际笔会主席、墨西哥诗人阿迪哲斯(Homero Aridjis)见面,他谈到我去年因在北京印刷出版文学刊物被捕后,国际笔会及各国笔会均进行了许多营救工作,并且卓有成效,但国际笔会中的中国笔会中心(中国大陆有三个官方笔会是国际笔会成员),没有任何声音。这些年来,世界各地的作家受到迫害、创作及出版自由受到限制的事件极多,中国官方的作协(笔会)几乎没有起到维护作家创作及出版自由的责任,对于本国作家受到迫害的情形也是默不作声,而国际笔会1921年成立的原因, 首先就是为了维护甚至捍卫作家的人权及创作自由,国际笔会是世界上最早的维护作家人权的组织。为此,阿迪哲斯建议中国作家能够成立一个独立的笔会,参与国际笔会的事务,捍卫创作自由,声援受迫害甚至在狱中的作家。这是成立笔会唯一的目的及主要的工作。为此,国际笔会执行秘书送来了相关资料。
基于我个人曾经的遭遇,我在此诚挚地邀请各位,能与我一起筹备并加入这一独立的中国作家笔会。我也在见面或通讯时问过郑义、韩秀、高行健、洛夫、康正果、孟浪、雪迪、京不特(丹麦)、仲维光(德国)、李士勋(德国)、万之(瑞典) 、陈建华等作家,他们已表示支持。
1989年六四之后,许多中国作家流亡或定居在世界各地,带有流亡色彩的文学刊物也在九十年代先后面世,我们应像前苏联及东欧国家以及现在越南的流亡作家那样成立作家笔会,关注作家的状况,争取出版自由,营救在狱中的作家。这也是我们作家的责任之一。故,我在此邀请散居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中国出生并成长的作家:韩秀、巫宁坤、郑义、张郎郎、古华、洛夫、一平、江河、雪迪、北岛、京不特、李士勋、杨炼、友友、张慈、康正果、马兰、郑愁予、陈建华、陈奎德、仲维光、万之、丁果、严歌苓、哈金、黄运特、多多、虹影、赵毅衡、胡冬、刘洪彬、还学文、陈迈平、李笠、马建、李大卫、苏晓康、杨小滨、黄翔、及孟浪等人参与,最早加入这一笔会的作家应为创始会员。笔会也应是一个非政治性的作家团体。
我在与万之商量时,他建议我们应该将此一笔会的会员延伸到中国。我们共同认为,特别是在中国大陆的独立作家、地下作家及诗人,即一切认同国际笔会章程和宗旨,同时有两本以上著作、译本或编辑出版过两本以上书籍的作家,均可加入这一笔会,这样既包括了在中国大陆的作家,也包括了海外的中国流亡作家和移民作家。
除此之外,请您推荐其他文学工作者(注:按照国际笔会章程,可以成为笔会成员的除了文学作家之外,还包括文学编辑及文学翻译家、记者等)一起参与,更希望您给予意见和建议;若你认同国际笔会章程,并且同意成为会员,可否请将个人(中)英文简历及著作名称E-MAIL或传真给我,我会将笔会筹备的情况和进展告知诸位。
贝岭——诗人、编辑,独立中文笔会创会会员。
◎劉仲敬 圖◎王樂惟
可惜我不能同時涉足
……
很久以後,我會在別處長歎,
追溯當年的路口。
──Robert Frost,〈未擇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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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治國王陛下的忠順臣民」從發現自己是「我們美國人民」那一刻,歷史就變得不可逆了。格蘭維爾伯爵的讓步或許能使美洲的輝格黨反動派滿意,但威斯敏斯特的任何妥協都不可能讓美國人滿意。婚約條款和嫁妝分量的討價還價是一回事,強姦婦女又是另一回事。獨派和統派的任務難度天生就不平等,打破的雞蛋不大可能自己回到蛋殼裡面去。鬥爭的勝利對統派是不夠的,對獨派是不必要的。統派必須保證,沒有人對獨統問題感興趣。鬥爭只要開始,他們就已經輸了。無論鬥爭的結果如何,鬥爭的事實本身就是有利於獨派的。
從此以後,美洲民兵、英軍和法軍的成敗其實已經不再重要。邱吉爾所謂的第一大英帝國解體,已成定局。英國人及其盟友如果勝利,獨派在十三州自然無法存身。他們必然像後來的摩門教徒和布林人一樣,向英國人鞭長莫及的中西部大草原遷徙。荒野遷徙本身就是構建民族共同體的最有力刺激,足以形成不亞於「五月花號」神話的立國根基。歷史發生的唯一擾動,就是美國可能變成內陸農業國家或太平洋國家,用阿帕拉契邊界取代大西洋邊界。英國人既然失敗,就該輪到統派遷徙了。他們的遷徙等於將原先的殖民地搬到聖羅倫斯河北岸,把法語的加拿大變成了今天的雙語國家。
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
香港獨派只需要詳細追溯百粵文化和諸夏文化的古老分歧、鄉土共同體和大一統帝國的新仇舊恨、殖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前因後果,就足以將民族史學的原材料升級為政治民族的立國神話。密茨凱維奇播種的地方,自然會有畢蘇斯基收割。兩者之間只需要一個極小的知識分子團體,像日本神社的祭司一樣忠心耿耿地守護民族神話的魂器就足夠了。只要時間足夠漫長,總會出現足夠多的機會視窗。迫害和失敗對他們的事業非常有利,冷漠和忽視才是他們最大的威脅。
共產主義者在長期歷史和短期政治兩方面,都極大地促進了獨派的事業。
共產主義本質上是一種極端理性主義的解構學說,對其所到之處的社會生態有極大的破壞作用。割草機留下的空地,自然容易填補。任何組織資源面對散沙社會,都會顯得格外強大。全世界後共產主義社會的顯著特徵,都是宗教(特別是組織力量強大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和民族主義的爆發式擴張。同類的組織力量在西方社會和未經共產主義破壞的傳統社會,都會面臨更多更強的競爭對手。如果俄羅斯帝國存續至今,烏克蘭獨立肯定會困難得多。
共產主義的解構手段一方面製造了太多的敵人,另一方面又破壞了自身建立政治基礎的可能性。因此,針對共產主義政權的獨立運動,較之針對正統君主的獨立運動,更容易贏得國內外的廣泛同情。西方國家和傳統社會的統派,照例是社會經濟意義上的保守派。共產主義者如果不能摧毀類似的保守勢力,就不可能奪取政權和維繫政權,因此他們總是激烈的帝國解體派,比任何人都更加不能勝任帝國繼承者和保衛者的角色。他們以今日之我反對昨日之我,只能完全倚靠自己。猜忌會導致更多的暴行,反過來導致更大的猜忌。這是一場馬克白式的遊戲,回頭路注定跟來時路一樣血腥。
共產主義政權對一切異己勢力的排斥,客觀上必然有利於識別最易、成本最低的異己勢力。改革是困難的,解體是容易的。愛沙尼亞能等待塔吉克斯坦發展到足以加入歐盟的時候嗎?香港能等到駐馬店實現民主的時候嗎?如果你的計畫需要所有各方的配合,那你就已經輸了一大半了。獨派最大的優越性就是,他們只需要自己的支持就足夠了。香港民族主義者在最好的情況下,可以贏得一切;在最壞的情況下,無非就是失去自己本來就沒有的東西,在海外建立種子基地,等待下一個機會視窗。
選舉制度和國會議席的鬥爭,內容本身沒有什麼意義,意義在於鬥爭本身,也就是鬥爭造成的劃界效應。
共產主義的統治力量在於地下組織,國家政權就是統戰機構。遠東共和國的領導人都是資產階級,陝甘寧邊區的參議員都是地主士紳。然而地下黨只要一聲令下,隨時可以命令議員的兒子牽著議員的鼻子遊街示眾。香港還沒有出現這種場面,原因不在於黨的議席不夠多(至少已經比黨在陝甘寧邊區參議院的議席多),而是因為黨在基層的組織不夠強,以及大決戰的時機尚未來臨。小團體內部的操縱和審查,一向都比針對群眾的操縱和審查成本低。選舉都可以搞政審和甄別,議會內部有什麼不可以?你只要接受了統戰的遊戲規則,早晚會像遠東共和國的部長一樣走進集中營的。
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
如果地下組織喪失了操縱社會基層的力量,政府和議會的壟斷權同樣也保護不了共產主義者。波蘭共產黨曾經規定,三分之二的議席必須保留給自己人。團結工會即使獲得自由選舉的全部議席,仍然注定是萬年反對黨。歷史沒有向這方面發展,是因為天主教會和團結工會完全控制了社會基層。任何名義上的統治者辦理任何事務,都沒法不跟他們交涉。波羅的海三國和高加索三國在蘇聯解體前的最後兩年,人民陣線獲得了類似的地位。共產主義者的歌舞伎表演堅持到最後一刻,然而他們的腳下早已變成了流沙。
香港民族主義者需要競爭地下黨的生態位,而非政協委員的生態位。法律細節方面的爭論,已經沒有多大意義。香港一向是行政主導的貿易城市,社會經濟生活完全倚靠官僚機構的能力和信用維持。官僚機構公開放棄信用,承擔政治審查的任務,說明香港的繁榮穩定已經押上了賭桌,不再構成天經地義的共同底線。從員警和公務員到法官和廉政公署,路途並不遙遠。未來的香港特區政府和司法系統將會愈來愈接近1940年代的上海工部局,聽任自由資本主義和法治的天堂淪為地下黨和黑幫的戰場。社會的極化和中產階級的流亡將會加速進行,將香港留給「身土不二」的草根階級和無路可退的地下黨。
地下黨很可能通過破壞中間派的議會路線,實際上發揮為淵敺魚的效果。香港地下黨是周恩來和潘漢年一手建立的,跟香港的商業寡頭有千絲萬縷的聯繫,在共產主義者的內部鬥爭當中,一直遭到紅區黨的猜忌和攻擊,因此無法有效地運用自己的資訊和資源。共產主義者認為黨的政策是永遠正確的,任何失敗都是執行者的錯誤。目前,紅區黨占了上風。統戰系人員(尤其是港澳台統戰系人員)面臨工作組的整肅,隨時可能步潘漢年的後塵。
他們即使明知,也不能承認:在香港當前的實際情況下,任何一方都不可能贏得勝利。如果你以避免失敗為目的,可以大大降低成本而不致明顯降低績效。如果你以爭取勝利為目標,就會大大提高成本而並不明顯提高績效。他們的上級好大喜功,懷著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的期望。他們如果謹小慎微,就會毫無必要地將失敗責任攬到自己頭上;如果放手折騰,至少能夠表現跟上級保持一致的忠心。「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的意思是:過去幾十年一點一滴積累的匪諜和關係網,應該出來證明自己不是尸位素餐了。
香港市民很快就會看到,大批自己曾經深信不疑的公職人員和專業人員突然撕下客觀中立的面具。場面的壯觀只有上世紀60年代的左派暴亂和90年代的忽然愛國才能相比。泛民早就被滲透得千瘡百孔,即使抗戰時期的國民政府也不過如此。中產階級支持者的流失、和平改良空間的縮窄、自身信用的動搖,即使不致損害他們在建制內占據的份額,也勢必降低他們影響社會運動和基層組織的能力。社會愈是極化,建制本身的重要性就愈低。
香港民族主義者只有及時整合草根階級,才能避免香港重蹈上海的覆轍。他們沒有必要爭取勝利,只要確保鬥爭長期化就足夠了。他們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適合領導低成本的社會運動,不為即將過時的經驗所誤。歷史已經越過那些「知道太多謬誤」的老人,將保衛本土、構建民族的重任放在他們稚嫩的肩上。我們不應忘記:愛沙尼亞的中學生拿起武器保衛祖國的時候,比他們還年輕。團結工會的代表步入圓桌會議的時候,比他們更加缺乏經驗。他們成功的根本原因不在天主教會的道義支持和美國工會的社運培訓,而在於共同體的有機聯繫。沉默的大多數期待自己的代言人,為時已經太久。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