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庇护 大陆异议人士再度抵台

寻求庇护 大陆异议人士再度抵台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颜伯钧、刘兴联滞留机场125天后虽顺利入境,但台湾政府现只准1个月“专业交流”,两人寻求政治庇护之路仍漫长。(记者夏小华摄)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颜伯钧、刘兴联滞留机场125天后虽顺利入境,但台湾政府现只准1个月“专业交流”,两人寻求政治庇护之路仍漫长。(记者夏小华摄)

中国大陆异议人士颜伯钧(证件名颜克芬)和刘兴联破纪录滞留台湾机场125天,终于如愿入境台湾。两人31日在台北落脚处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对于能在农历年前踏上“中华民国”领土,在自由的台湾避难过年,表达感谢。

本台记者:“晒到太阳感觉怎么样?”

刘兴联:“非常高兴,沐浴到自由的阳光嘛,呼吸到自由的空气。”

本台记者:“跟在机场的日光灯不同?”

刘与联:“对!因为机场是个非常封闭的环境。”

颜伯钧:“对!心情非常好。”

颜伯钧对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仍怀抱希望。(记者夏小华摄)
颜伯钧对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仍怀抱希望。(记者夏小华摄)

44岁的颜伯钧(证件名字是颜克芬)和64岁的刘兴联为中国大陆异议人士,去年9月27日从泰国搭机到台湾转机时寻求政治庇护。因为台湾没有“难民法”,在机场管制区,破纪录了滞留125天,于30日深夜入境,终于在隔天,第一次在台湾,感受到阳光洒在身上,凉风迎面吹拂。

本台记者31日在他们在台北落脚处见到他们时,刘兴联说,他正在“溜”馒头 ,北方人嘛,爱吃面食。两人脸上看到笑容,但难掩疲惫。

刘兴联身着四个月来一直穿着的橘色上衣,颜伯钧则换上了外界捐赠的蓝色卫衣。颜伯钧说,在泰国饱受逃亡压力,头上有一块斑秃,就是头发掉光了。到台湾避险之后,浓密乌黑的头发又长回了。昨天晚上终于能躺在床上,睡得挺好。

刘兴联拿着其华为手机看国台办的新闻,痛斥国台办将民进党政府保护被中共迫害的他们,说成是向中国的挑衅,颠倒黑白。(记者夏小华摄)
刘兴联拿着其华为手机看国台办的新闻,痛斥国台办将民进党政府保护被中共迫害的他们,说成是向中国的挑衅,颠倒黑白。(记者夏小华摄)

刘兴联说,早晨上街认识环境,不管是问路或请人拍照,觉得台湾人民非常友善、非常善良 。

颜伯钧说,逛了一下附近的校园,买电话卡和申办网路,过去在机场有无限网路,现在得要自己解决,才能和外界正常联系。

颜伯钧出示过去因参与新公民运动,遭中国当局羁押、释放的证明。(记者夏小华摄)
颜伯钧出示过去因参与新公民运动,遭中国当局羁押、释放的证明。(记者夏小华摄)

被卡关四个月才结束台湾版的“航站情缘”,刘兴联说,他对台湾政府充份“理解”,也因此更了解台湾的确是法治国家。

刘兴联说:“我们到了台湾以后,就更理解到民主、法治、自由的可贵,因为台湾政府的一切行动,都得受民众的监督,而且他得依据法律做事。因为台湾现在不具备难民法,所以说台湾也很为难。由于我们的到来,给中华民国政府带来了困扰,感到深深的歉意。我们的到来,是一个紧急避难的行为。”

刘兴联提到,台湾政府让他们两人离台前往第三地,再以“专业交流”名义申请赴台。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记者会公开质疑“这是民进党当局制造借口挑衅两岸关系的恶意举动”。

刘兴联怒斥国台办的说法:“把他们的迫害,还说成是民进党对他们进行挑衅,总的来说,颠倒黑白嘛! 他就是针对滞泰的难民,也就想把难民的路子断了、逃生的道路断了,这样也就便于他们在中国大陆控制人民嘛。”

刘兴联说,大陆还有很多异议人士不堪受辱想逃,中共想把这路子断了。这四个月来中共花费大量人力、财力对他们围追堵截!

刘兴联控诉曾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秘密逮捕羁押。(记者夏小华摄)
刘兴联控诉曾被中国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遭秘密逮捕羁押。(记者夏小华摄)

颜伯钧认为过了这关,对未来怀抱期待:“拿到护照之后,出关,我的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我们认为我们的坚持是值得的,感谢这么多的朋友对我们的关注。另外一方面使我也充满了信心,毕竟不是只有我一个人为了自由民主在做这个工作,因为我们背后有千千万万的朋友,千千万万的人,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对不对?我们只不过是前面的一个小卒,是顺应时代潮流在走,飘在前面的小浪花,但是真正的波涛汹涌的,是在整个的大海里头,所以我们看到了希望,中国走向自由民主宪政的希望。”

颜伯钧透露许多朋友冒险帮助他们:“有的朋友走在一线为我们遮风挡雨。比如说我们现在待的这个地方,贝岭先生这里,他都受到很多恐吓的邮件,有人居然要打断他的腿、要他的命。”

对于未来有什么打算?颜伯钧说:“因为我们在里面也拘了这么4个多月,方方面面的话,可能还有一个恢复和适应的过程。我们也好趁这几天的时间想静一静、好好的思考一下以后该怎么走,因为毕竟一个新的人生,算是翻开了新的一篇嘛。”

颜伯钧称,他在2012年参加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行动”,要求官员揭示财产,遭当局逮捕关押。

刘兴联称,他与秦永敏组建中国人权观察等组织,2015年从武汉家中遭秘密逮捕,逮捕证上的指控罪名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他逃亡泰国后仍受威胁,迫切逃向台湾。若被遣返回中国大陆将受重判,希望台湾政府让他们有充裕时间紧急避难,等有了第三国救助就离开。

提供暂居住所的中国大陆异见作家贝岭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我是基于人权和人道做出的邀请。我不做任何是特务或不是特务的判断、界定,这些东西是允许他们入境的机构做的决定。他们能够被允许入境,至少证明了台湾政府没有把他们视为是共谍。”

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发言人邱垂正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颜、刘两位大陆人士,是以短期“专业交流”的名义赴台,不是“政治庇护”,目前移民署只核准停留一个月。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责编:陈美华、申铧  网编:洪伟

2019/1/31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關於迎接顏伯鈞、劉興聯先生將以專業人士名義入境台灣的公告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關於迎接顏伯鈞、劉興聯先生將以專業人士名義入境台灣的公告

在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及台灣民間友人的持續努力下,流亡泰國多年、持聯合國難民證、滯留台灣桃園國際機場一百二十天以尋求台灣政治庇護的中國社運人士(被中國政府取締的中國公盟成員)、本筆會會員顏伯鈞(本名顔克芬,日文版《逃亡筆記》作者)和中國人權工作者(被中國政府取締的中國人權觀察組織前秘書長)劉興聯先生,經確認,已獲中華民國行政院大陸委員會和移民署的核准,將以專業人士名義入境台灣停留,以等待中華民國立法通過難民法或尋求第三國接收。獨立中文作家筆會創會人、前會長貝嶺,已經為他們在台北市公館地帶安排好住處、醫生助診、溫泉療養用房及腳踏車等生活用品,以迎接他們二位入台居住及為劉興聯先生治病。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作為守護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及人權的文學組織,為文學及人權工作者提供人道協助,乃是我們的責任。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感謝中華民國政府對顏伯鈞、劉興聯二位先生在滯留桃園國際機場一百二十天期間的照顧及入境安排,此刻也期望能分擔責任並排憂解難,以讓他們親自感受台灣社會的民主自由。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也會尋求民間資助、讓二位在台灣期間能夠衣食無憂、治病及從事研究寫作,包括寄望他們能以文字記錄這些年在泰國的流亡生活及在桃園機場一百二十天的經歷。

                     獨立中文作家筆會秘書處

                             2019/1/24

滯留桃機70天 尋求庇護中國男子:內心煎熬

滯留桃機70天 尋求庇護中國男子:內心煎熬

(中央社記者邱俊欽桃園機場5日電)兩名持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男子9月底過境台灣時聲稱遭迫害申請政治庇護,但至今滯留桃機已70天,一人經常夢見掉到海中,另一人坦言睡覺時翻來覆去,內心很煎熬。

滯留桃機70天 尋求庇護中國男子:內心煎熬© 中央社 滯留桃機70天 尋求庇護中國男子:內心煎熬

43歲顏克芬和63歲劉興聯9月27日持有效中國護照從泰國過境台灣,要轉機前往中國,但因為遲遲未登機,在桃園國際機場的航廈內遭移民署人員查獲,兩人表示在中國遭迫害,盼申請政治庇護。

兩人從9月底滯留桃機已70天,每天待在桃園國際機場管制區休息室,中央社記者今天下午再度訪問他們時,發現兩人神情似乎比較穩定,膚色也白了不少,劉興聯說,前些日子知道不會被遣返回大陸時,心情的確比較篤定,但對於得何時才能以政治難民的身分到第三國,則認為還有一段漫長的等待。

面對台灣九合一選舉剛落幕,劉興聯說,選舉開票當天,看到很多台灣旅客關注台灣的選情,那是他們無法體會的;他們只能從網路得知台灣的選舉結果,對於無法入境台灣,體驗真正民主的情況,感到有些遺憾。

兩人表示,已經有2、3年沒有與家人、大陸的朋友聯絡了,因為怕聯絡後,親友受到牽連,只好忍痛不聯絡,「很多事情想都不敢想」。

記者問到這段時間睡眠狀況,劉興聯說,每天翻來覆去,看到休息室內的相同燈光,生理時鐘都混亂了,「有時候不知道自己是活在白天或晚上」,這段時間從未出現過什麼快樂的夢,夢中總是出現一些寄人籬下的情境。顏克芬也說,他多次夢見掉到海中,等待救援,夢中很煎熬。

兩人都說,這段時間,每天都寫日記,寫下生活點滴,並且輪流使用同一部電腦,一人用電腦時,另外一個人就看書。

顏克芬和劉興聯的未來,仍須等待陸委會的決定後,才能採取相關作為,移民署則依照人道考量,給予相關協助。(編輯:李錫璋)1071205

轉引自中央通訊社/2018/12/5

 

 

自我審查的恐懼:流亡作家馬建在香港引發的風波

自我審查的恐懼:流亡作家馬建在香港引發的風波

馬建在接受採訪

馬建稱自己唯一的身份是小說家 AFP/GETTY IMAGES

來香港參加國際文學節的旅英流亡中國作家馬建經歷了過山車式的24小時——臨行得知活動場地「大館」取消其講座,擔心被拒絶入境,找到備用場地,順利入境,卻得知備用場地也遭取消,其後突然「大館」宣佈重新允許馬建用其場館進行講座。

雖然講座可以如期進行,但馬建對香港言論自由收窄「有些失望」;他也表示,這是「自我審查的失敗」,而「自我審查沒什麼了不起,只要用勇氣都能夠跨過去」,期待香港仍然是思想自由者的創作天堂。

馬建赴港參加國際文學節將介紹和朗讀其新出版小說《中國夢》。該書圍繞一位悔恨交加的省長,描繪面對著物質主義及暴力歷史的國家。

「大館」表示取消講座的原因是不想成為任何人「促使其政治利益」的平台;而又重新同意舉辦的原因是注意到馬建公開表示以小說家身份出席在港活動,且「無意借大館作為促進個人政治利益的平台」。

《中國夢》的政治利益?

「政治利益」成為這次事件的關鍵詞。

對此,馬建向BBC中文記者表示,「我再次澄清本人的身份是小說家,這是我唯一的身份。從某種意義上說,我沒有『政治利益』,因為我不是一個尋求選票的政治家。」

但馬建也承認其小說的政治色彩。「任何曾經讀過我的小說的人都知道我的書很有政治色彩,《中國夢》也不例外。我也認為所有好文學都必然包括政治性。」

馬建表示,除了政治,小說中還可能有心理學、植物學、醫學、藝術,任何我們想得到的都可能出現在小說中,「如果把文學裏面的政治單獨拿出來,作為對一個小說家的評判,這是對這個行業的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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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一所大學的學生用3000多張明信片拼成一副反映中國夢的碩大拼圖  圖片版權GETTY IMAGES

 

對於新書《中國夢》,其標題顯而易見在回應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馬建將其定位為一本向喬治·奧威爾致敬的「政治預言小說」。

據出版方描述,馬建在書中描繪一個中國省長的心理解體,他被自己暴力的過往所困擾,馬建向習近平的「中國夢」射了一箭,通過對極權主義的辛辣諷刺,揭示一個國家在被物質主義懵逼並受到暴力和謊言支配時會發生什麼。

「將悲劇和荒誕現實,與神話和幻想混合在一起,這本反烏托邦小說,描繪的不是想像中的未來,而是中國的現在。」

馬建提醒,要反省中國夢這三個字是否把我們的言論自由縮小了。「我不希望我的小說中沒有未來,沒有過去,也沒有現實。我也非常厭惡跟朋友發一個微信還要故意用錯別字(以避開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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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館由香港早期的警署、監獄等建築改造而成的文化場所 圖片版權GETTY IMAGES

「自我審查的失敗」

馬建的講座被取消,引發各方憂慮。香港記者協會發聲明,同類事件一再發生,憂慮本港的言論自由進一步受壓。

11月10日早,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她本人是事件曝光後才知道,特區政府完全沒有參與事件。她強調,對於基本法之下受到保障的各方面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文化藝術表達自由、參與學術活動自由,特區政府都堅決維護,但個別場地負責人作出的判斷,政府不能完全控制。她又表示,對於事件圓滿解決,感到高興。

馬建稱,周五晚能順利通過香港海關,能證明香港政府沒有參與這個事情。因此,該事件是源於場地方的「自我審查」。

雖然失望於香港輿論空間的收窄,但馬建表示,同時不那麼失望的是,通過這次事件,讓大家感受到一次自我審查的失敗,並找到一個共同點,就是言論自由如此重要。「我希望跟香港的讀者交流,當你們在閲讀的時候,你們也知道自己的處境。」

z馬建因其言論和作品而多次被審查和拒絶入境 圖片版權AFP/GETTY IMAGES

多次面臨審查的馬建

這不是首次馬建在文化活動中面臨審查風險。

2012年倫敦書展,由於中國成為書展主賓國,多位高官出席。英國主辦方的邀請名單中卻無處可見任何被北京政府認為是「異見作家」和流亡作家的名字,馬建也一反常態未被邀請。批評者稱,「將中國的審查制度搬到倫敦」。

這與馬建在中國政府眼中身份的轉變有關。在2011年8月,已經加入英國籍的馬建和太太以及4個孩子回到中國看望其母親,但因為馬建被拒簽而未能成行。

自1987年離開大陸移居香港,後移居英國二十多年來,無論探訪親人還是為寫作搜集資料,馬建一直被允許進出中國大陸,只是在大陸時會被安保方面密切監視。馬建當時接受BBC中文採訪認為,被拒可能是在媒體上談及天安門事件,以及描寫六四事件的小說《北京植物人》在香港和台灣的出版。

BBC中文網/2018/11/10

文海/黃文海的嚴正聲明

黃文海的嚴正聲明

文海

黃文海和曾金燕合作的《女工》、《喊叫與耳語》兩部紀錄片,是從2014年開拍到2017年制作後期,曾金燕為影片的制片人,但因影片拍攝和運用了曾金燕的素材,為此雙方多次協商,達成協議後,黃文海於2018年完成影片。短片61分鐘的《女工》在2018年2月8日在法國巴黎由贊助方之一CCFD組織放映,反響非常好,也因此,中國獨立影像推廣有限公司(香港)成為CCFD的長期合作夥伴。114分鐘的《喊叫與耳語》在2017年12月美國紐約大學放映後,再次回香港調整,2018年2月在香港大學放映,監制何式凝認可,114分鐘的影片涉及曾金燕的內容為25分鐘,並得到她的許可,片尾字幕有清楚的標示。期間,曾金燕希望參加女性電影節,但報名中需要女性導演合作的條件,黃文海同意曾金燕為影片的聯合導演。當然,黃文海也提出異議,這樣影片未尾全是她的名稱,從制片人、監制、聯合導演、出演人物、素材提供者等。2018年4月,黃文海協助曾金燕將兩部影片的後期制作費與資助方全部結清。曾金燕開始以現有的版本投寄電影節,包括: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電影節、法國真實電影節等。2018年9月,曾金燕以她近期出入中國大陸做研究、帶學生為名,希望現在暫停推廣影片,黃文海深為理解,同意先不推廣,隨事態發展後再商量。

黃文海現將2017年7月剪輯《女工》、《喊叫與耳語》時的合同公佈,黃文海和曾金燕僅僅是簽署了此份合同,合同中沒有涉及中國獨立影像推廣有限公司(香港)。沒有這份合同的簽署,黃文海不會擅自剪輯影片,畢竟曾金燕是製片人。

另外,黃文海也就曾金燕近期提及的幾點意見回覆如下:
曾金燕提及:「 黃文海不可以使用曾金燕拍攝的素材、曾金燕的裸照。」但實際情況是這樣的,曾金燕讓廖偉棠給她拍祼照,並將黃文海拍摄的香港佔中畫面投影在她身上,後來曾金燕又私下里和動畫導演崔西將照片處理成動畫段落,曾金燕做這些工作時,並未告知黃文海。後來,曾金燕希望用在《喊叫與耳語》中,因為影片中有一段是關於她被監禁的內容,黃文海開始覺得拍攝的不好,後來在曾金燕的堅持下就使用了。

曾金燕自從擔任製片人以來,多次說她是黃文海的提款機,但這是一個天大的笑話。黃文海從2016年11月到2018年2月,做《女工》、《喊叫與耳語》兩片,僅僅拿了12萬港幣,這在香港也就是租房的費用吧。但黃文海是全天候工作,爾曾金燕作為制片人也拿了9萬多港幣,卻幾乎不參與影片的剪輯。《女工》片至少在合作方CLB辦公室和有關工作人員修改了五次,她一次也沒參加,以種種理由推脫工作。黃文海認為創作上沒有完全的自由,只有“在限制中找自由”,CLB的員工的意見非常到位,讓黃文海非常感恩。動畫導演崔西也分兩次拿了近10萬港幣。

黃文海可以承受這極低的工資,因為作為獨立導演,黃文海深知每一筆資助都是非常寶貴的,但獨立导演擁有完全的剪輯權是合作的底線。同時,黃文海也是做過八部紀錄片,得過世界上最重要電影節獎項的導演,這個資歷當然讓黃文海對專業創作有主動權。但曾金燕根本不尊重導演的創作權,可笑的是,影片《喊叫與耳語》在紐約大學試映前,曾金燕居然在不通知黃文海的情況下,發放寫著對影片單方面看法的文件,給觀眾先入為主的影響,最後拿這些意見逼迫導演黃文海修改。

近日,黃文海無意間上網發現影片《凶年之畔》被盜版上傳,黃文海第一時間將此事告之曾金燕。因為影片完成後,她也曾說艾曉明的《夾邊溝祭事》被上傳網路,她作為影片的代理人多次寫信投訴網站,頗有成果。所以影片發生洩漏後,黃文海認為她作為影片制片人應該擔負起工作,去投訴那些侵權的網站。但她不這樣去做,還懷疑工作伙伴。

現在《女工》、《喊叫與耳語》兩部紀錄片,都以交給曾金燕推廣、發行,已經9個月了。《女工》也僅僅在法國放映一場,今年6、8月,黃文海聽CLB員工說想內部放映,也被曾金燕拒絕。而根據未經證實的傳言,曾金燕和動畫導演崔西在合作一部關於女性和曾金燕的影片,而其中所用的素材可能取自《女工》和《喊叫與耳語》以及黃文海的創作理念。為了防止此類事件發生,黃文海希望CLB盡早組織《女工》放映。黃文海現嚴正聲明《女工》、《喊叫與耳語》兩部紀錄片,黃文海為之付出了巨大精力、體力、財力,已於2018年2月完成制作,成片己交制片人曾金燕推廣、發行。如《女工》、《喊叫與耳語》出現洩漏、盜版、非法上網流傳事故,黃文海不負任何責任。但黃文海作為導演、版權擁有者,不放棄推廣《女工》和《喊叫與耳語》的責任和義務,以及捍衛影片《女工》、《喊叫與耳語》所有版權的責任。

黃文海
2018年11月5日

聞海(黃文海)簡歷

導演作品 :
2002《軍訓營記事》
2003《喧嘩的塵土》
2005《夢遊》
2008《我們》
2010《西方去此不遠》
2017《凶年之畔》
2018《喊叫與耳語》/《女工》

專著:
《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傾向出版社,2016年台灣)

獲獎紀錄 :
第16屆法國馬賽國際電影節「喬治斯‧德‧博勒加德」獎(2005年)。
第28屆法國真實電影節大獎(2006年)。
第65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2008年)。
第5屆愛爾蘭Wexford紀錄片電影節“評委會”獎(2017年)。
第10屆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競賽單元 季軍(2017年)。
第九屆法國POITIERS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高獎(2018年)。

參展紀錄:
第12屆卡塞爾文獻展(2007年)。
第14屆巴黎蒙特耶紀錄片電影節,舉辦「聞海作品專題展」(2009年)。
伊比利亞藝術中心「亞洲路標」藝術展(2010年)。
第10屆上海雙年展(2012年)。
台北當代藝術館「羅莎的傷口」(2017年)。
美國紐約古根海姆當代藝術館『1989年之後的中國與藝術:世界劇場』之“開機—電影中國”項目(2017年)。

評委:
首屆獨立電影基金評委(2011年)。
第五屆雲之南紀錄影像展競賽單元評委(2011年)。
第10屆北京獨立影像展紀錄片競賽單元評委(2013年)。

策展:
創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2014年,香港)。
參與策劃「亡命中國」、「飛越瘋人院」、「情慾中國」等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 。
『決絕—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2017–2018年,香港),為主策展人。
美國紐約古根海姆當代藝術館『1989年之後的中國與藝術:世界劇場』之“開機—電影中國”項目(策展助理)。

聞海(黃文海)

導演作品 :
2002《軍訓營記事》
2003《喧嘩的塵土》
2005《夢遊》
2008《我們》
2010《西方去此不遠》
2017《凶年之畔》
2018《喊叫與耳語》/《女工》

專著:
《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傾向出版社,2016年台灣)

獲獎紀錄 :
第16屆法國馬賽國際電影節「喬治斯‧德‧博勒加德」獎(2005年)。
第28屆法國真實電影節大獎(2006年)。
第65屆威尼斯電影節「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2008年)。
第5屆愛爾蘭Wexford紀錄片電影節“評委會”獎(2017年)。
第10屆華語紀錄片節長片組競賽單元 季軍(2017年)。
第九屆法國POITIERS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高獎(2018年)。

參展紀錄:
第12屆卡塞爾文獻展(2007年)。
第14屆巴黎蒙特耶紀錄片電影節,舉辦「聞海作品專題展」(2009年)。
伊比利亞藝術中心「亞洲路標」藝術展(2010年)。
第10屆上海雙年展(2012年)。
台北當代藝術館「羅莎的傷口」(2017年)。
美國紐約古根海姆當代藝術館『1989年之後的中國與藝術:世界劇場』之「開機—─電影中國」項目(2017年)。

評委:
首屆獨立電影基金評委(2011年)。
第五屆雲之南紀錄影像展競賽單元評委(2011年)。
第10屆北京獨立影像展紀錄片競賽單元評委(2013年)。

策展:
創辦『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2014年,香港)。
參與策劃「亡命中國」、「飛越瘋人院」、「情慾中國」等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 。
『決絕—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2017–2018年,香港),為主策展人。
美國紐約古根海姆當代藝術館『1989年之後的中國與藝術:世界劇場』之「開機—─電影中國」項目(策展助理)。

內地異見作家馬建遭「大館」拒批場地講《中國夢》:不願成任何人促進其政治利益平台

內地異見作家馬建遭「大館」拒批場地講《中國夢》:不願成任何人促進其政治利益平台

 

圖2之1 – 內地異見作家馬建新書講座遭「大館」拒供場地。(網上圖片/明報製圖)

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原定於周六(10日)在「大館」(前中區警署),出席兩場香港國際文學節講座。他昨日在社交網站表示,由於不可知的原因,兩場講座將會取消,更換地址後再公布。他又指,活動時間應該不變,「如果我沒有被失蹤的話。」

「香港國際文學節」今日在網站發聲明確認事件,指是應「大館」要求更改兩場講座地點。聲明指,大會不會揣測這一舉動的原因,並會專注確保作者的聲音能被外界聽見的使命,活動的最新消息稍後在網站發放。

「大館」總監簡寧天回覆傳媒查詢時則指,「不願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將與香港國際文學節合作,尋找另一個更合適的場地。 

據英語網媒Hong Kong Free Press引述馬建稱,因「大館」決定取消他的講座,主辦單位香港國際文學節正另覓其他替代場地。根據文學節網站介紹,馬建會在其中一場講座,談論他的新作《中國夢》,回應習近平提出的「中國夢」 ,其間將與主持人談論「對現今中國諷刺意味極濃的描繪」。

據中央社報道,馬建新書《中國夢》中文版無法在香港出版,因書中批評中國領導層。他曾表示即使有出版商願意發行,恐怕也沒有書店敢出售。是次新書會分享《中國夢》的英文譯本。

65歲的馬建1953年出生於中國青島,1986年移居香港,1999年移居倫敦,現為英國職業作家。

記協傍晚發聲明,表示對事件極度關注,指繼藝術家巴丟草畫展上周因安全理由被取消後,再次發生同類事件,憂慮本港的言論自由進一步受壓。記協亦重申,反對任何人士、團體、或政府以任何形式威脅表達及言論自由。

民主派會議召集人、議會陣線毛孟靜亦表示關注事件,指政府有份活化大館,質疑事件有否來自官方甚至北京壓力,要求「大館」管理公司解釋。

明報新聞網/2018/11/9

大館拒內地異見作家馬建講座 諮詢委員鄭麗琼:吃驚、不能接受

大館拒內地異見作家馬建講座 諮詢委員鄭麗琼:吃驚、不能接受

胡家欣

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於周六在「大館」出席兩場香港國際文學節講座,但臨時被賽馬會取消。(資料圖片)

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原定於周六在「大館」(前中區警署)出席兩場香港國際文學節講座,惟負責營辦的香港賽馬會禁止兩場講座,文化節需要更改場地。大館諮詢委員會委員、中西區議員鄭麗琼出席港台節目《千禧年代》時表示,對於大館決定感到吃驚,形容管理層表現驚慌,認為大館由開幕至今屬自由開放的地方,未料會阻止異見作家在場內表達意見。

對於賽馬會以「不願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禁止馬建兩場講座,鄭麗琼表示,不接受上述理由,認為每個文學作品都會有不同的立場,作家亦有權利去表達意見,而現實上政治、文化、經濟的交流是密不可分,故作為主辦場地只可以尊重作家的立場,「無需要去到呢一步」。

鄭指,委員會功能只是監察大館設計與社區的關係及交通安排,無需要就藝術項目去提供意見,但她將會於下季度的會議上提出跟進今次問題。

香港01新聞/2018/11/9

流亡作家馬建抵港控訴 對講座被取消感氣憤:大館背後有更大黑手

流亡作家馬建抵港控訴 對講座被取消感氣憤:大館背後有更大黑手

中國流亡作家馬建原來本周六(10日)在大館任兩場文學講座的嘉賓,惟大館以「不願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取消有關講座,惹起非議。

馬建今日(9日)乘搭班機,於傍晚約5時半抵達香港並成功入境,他證實活動已經取消,對此感到十分難過,但強調哪怕只有一個香港人,演講都要舉行,「我會自己選一個地方,或者在大館門口,我不知道」。

馬建形容,在馬會之上更大的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可以控制輿論,控制香港的未來。(彭毅詩攝)

馬建形容,在馬會之上更大的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可以控制輿論,控制香港的未來。(彭毅詩攝)

馬建抵達香港機場接受訪問時表示,講座一定要舉行,「哪怕只有一個香港人喜歡聽、一個讀者跟我溝通,我一定要去,我不能改變時間」。由於第二個舉行講座的地點也被取消,馬建認為,這並非只是大館一方的問題,大館背後有一個更大的黑手,是「它」在控制這個講座,認為不應該發出聲音,他對此感到很生氣。

被問到誰是他口中形容的「黑手」,馬建稱他現時說不出來,「在馬會之上更大的一個團體,這個團體可以控制輿論,控制香港的未來,所以一本書僅僅是用了『中國夢』三個字,他們就不讓我們舉辦講座,這是非常可怕的」。他稱,今年五月曾來港出席浸會大學的活動,逗留約一個月,期間並沒有受到任何方面的騷擾,並留下美好的印象。他說,於大館舉行的兩場講座早在半年前已經與有關方面約好,不明白為何臨時出現變故,對此感到氣憤。

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於周六在「大館」出席兩場香港國際文學節講座,但臨時被取消。(資料圖片)

流亡海外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於周六在「大館」出席兩場香港國際文學節講座,但臨時被取消。(資料圖片)

馬建原本在港的兩場講座一波三折。原先提供場地的大館以「不願見到大館成為任何個別人士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為由,取消原定兩場講座。馬建隨即在Twitter上反駁,指自己是小說家而非社運人士,不會利用大館作為促進其政治利益的平台,參與文學節只是想討論他的新書《中國夢》,又指自己的「政治」很簡單:「我相信自由思想和言論,兩者不在,生命就沒有意義。」(My ‘politics’ are simple: I believe in free thought and free speech. Without them, life has no meaning.)

記者曾一度發現主辦單位在網站顯示,兩場活動於南豐集團Nan Fung Place的藝廊The Annex舉行,時間分別為下午5時至6時和下午7時至9時。不過,南豐發言人回應傳媒查詢時指,並非活動場地提供者,不會在該場地舉辦有關活動,集團與有關活動及相關作家無關。

香港01新聞/2018/11/9
 

流亡異見作家馬建 下午獲准入境香港

流亡異見作家馬建 下午獲准入境香港

馬建到香港機場自拍

馬建到香港機場自拍

目前在英國定居的中國異見作家馬建,今日下午由倫敦飛抵香港,成功入境,由於大館早前曾然拒絕提供場地予馬建演講,外界關注馬建能否順利入境。

馬建今年剛當選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會長,筆會成員聞海下午到機場接機,他表示馬建擔心無法入境或會有麻煩,所以請他在訪港期間陪伴。聞海對《立場》表示,香港過去幾年言論自由受嚴重侵害,但馬建相對算是純文學作家,沒料到也會遇到這種情況。

馬建 50 年代在山東出身,1986 年移居香港,並取得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但他表示會用英國護照入境香港。馬建 1999 年移居英國,2011 年 8 月,他回北京探望母親,被拒絕入境成為流亡作家。

立場報導/2018/11/9

Clair Armitstead/Ma Jian: ‘Freedom can’t be taken for granted. We have to remain constantly vigilant’

Ma Jian: ‘Freedom can’t be taken for granted. We have to remain constantly vigilant’

Interviu by Clair Armitstead

 Novelist Ma Jian for Review. Photo by Linda Nylind. 25/10/2018.

 ‘Everyone thought economic expansion meant China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like the west, but that has been a catastrophic miscalculation’ … the novelist Ma Jian. Photograph: Linda Nylind for the Guardian

The exiled Chinese writer on the murder of dissidents, attacks on free speech and his new novel exposing the brutality of his homeland

In an era of growing political impunity, when dissidents are murdered on foreign soil and even the head of Interpol is not immune from being “disappeared”Ma Jian seems almost recklessly brave. Could there be a more provocative title than that given by the exiled novelist to his latest satirical onslaught on the country of his birth? For, with China Dream, he co-opts the rhetoric of the Chinese leader Xi Jinping to tell the story of a politician who is driven mad by memories of his own corruption.

Xi first used the phrase shortly after becoming general secret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in 2012, and Ma has responded “in a rush of rage” with a short, ferocious novel about the way turbo-capitalism and authoritarianism have combined to inform a Chinese dream that excludes all but a chosen few. “I wanted to give myself the challenge of encapsulating everything in as few words as possible,” he says, wryly adding that it will be interesting to see how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react to the novel, given that they’ve outlawed so many “key words” online – “even the name Winnie-the-Pooh is banned because people joked that Xi Jinping resembled him”.

A momentary silence falls as we consider the surreal possibility of the “paramount leader” being forced to ban his own slogan. But the reality, Ma acknowledges, is that censorship is now so all-encompassing that the novel will very probably not be allowed to exist in Chinese, even in Hong Kong, which has historically provided a toehold for work by dissident authors banned on the mainland.

Ma Jian

 ‘Today’s China is more extreme than anything George Orwell could have imagined’ … Ma Jian. Photograph: Johannes Eisele/AFP/Getty Images

In a tranquil London cafe, close to the home he shares with his translator and partner Flora Drew and their four children, the risks this slight, 65-year-old writer is taking are hard to comprehend. Despite living in the UK for 17 years, he does not speak English. It’s not as if he hasn’t tried, says Drew, who translates our interview, but he has a stubborn devotion to his mother tongue and remains more engaged with goings-on in China than those in his adopted country. “Living in the west allows me to see through the fog of lies that shrouds my homeland,” he writes in the foreword to China Dream. During the interview, he invokes Dante’s Divine Comedy: “It’s only through being expelled that the poet gets to see heaven and hell and purgatory.”

It was a perspective forced on him from his earliest days, as one of five children born into a well-to-do family in the provincial city of Qingdao in 1953. A childhood in which he had already shown promise as an artist came to an abrupt end with the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He was 13 years old. His art teacher was persecuted as a “rightist” and his grandfather, a landlord and tea connoisseur, was executed. At 15, he joined an arts propaganda troupe, beginning an adult life that would take him through various industrial assignments to a job as a photojournalist. He married a dancer and had the regulation single child. Then a photography prize brought him to the attention of the authorities and he was transferred to work for the foreign propaganda unit of the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in Beijing.

FIRST USE SAT REV NOV 2018 Novelist Ma Jian for Review. Photo by Linda Nylind. 25/10/2018.

 ‘When a regime is trying to hurt a person’s physical being, at the heart of it is an attempt to crush their soul’ … Ma Jian. Photograph: Linda Nylind for the Guardian

There, living in a “one‑bed shack”, he connected with a buzzy young community of writers and artists. Officially, he worked as a journalist. Unofficially, he made and occasionally sold paintings. “Mostly they were stolen, but a man from the US embassy bought one for $40,” he recalls. “My hair was encrusted with oil paint and the walls were papered with my paintings.”

In 1983, just as he turned 30, he hit the crisis that would upend his life. Divorced from his wife, who forbade him to make contact with his daughter, he was arrested for “spiritual pollution”. Though Ma was released, his shack was ransacked and his canvases ripped up. “I never painted again,” he says. “I saw what a fragile medium it was, and how vulnerable to abuse and persecution, and I asked myself what was I going to do for the rest of my life?”

In his attempt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he converted to Buddhism and set off on a three-year journey across China on foot. At first, he was afraid even to record what he witnessed in his notebook, in case it fell into the wrong hands, but gradually, he says, “I saw that through literature I could paint my own reality. I could record history.”

He arrived in the Tibetan capital of Lhasa to find a people whose traditions had been corrupted by poverty and political oppression even as they celebrated the 20th anniversary of their “liberation” to the status of autonomous region. In 1987, Ma poured his impressions into a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belatedly published in English as Stick Out Your Tongue. It was immediately banned by the Chinese censors, sending him into an exile from which he has never permanently returned, though until six years ago he was allowed to visit China, and continues to keep in close contact with friends and family.

He turns up for the interview with a dramatically bandaged thumb, the result of an accident while building a shed in his garden, the explanation of which leads on to one of his latest frustrations. He had written a letter to one of his brothers inviting him to come over to help, he says, “but during this time there was a huge demo of disgruntled veterans demanding higher benefits, so the whole town had been sealed off and surrounded by armed police. No information was able to get in or out, so the letter has probably been handed over to the authorities. What happened there shows how today’s China is more extreme than anything George Orwell could have imagined, because these events don’t even reach public consciousness: it’s as if they never happened.”

It is not only China that troubles Ma today. “The world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unsafe,” he says. “Just look at what happened to Jamal Khashoggi: within the space of seven minutes we saw the triumph of barbarism over civilisation. But this is happening every day in China. Everyone thought we could ignore what happened in 1989 [the Tiananmen Square massacre] and that economic expansion meant it would become increasingly like the west, but that has been a catastrophic miscalculation. China might have draped itself in a coat of prosperity, but inside it’s become more brutal than ever, and it’s this venomous combination of extreme authoritarianism and extreme capitalism which has infected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otalitarianism not only seeks to control the thought but also the body in which those thoughts are housed──Ma Jian

Erasure of memory is the abiding theme of Ma’s work, whether through the literal motif of an unconscious man in his epic 2008 novel Beijing Comaset around Tiananmen Square, or through the allegorical pursuit of a recipe for “Old Lady Broth of Amnesia” to which the municipal leader Ma Daode devotes himself in China Dream, tormented by a past in which he drove his own parents to suicide by denouncing them. “The process of dragging back memories that are being constantly erased, especially from my position of exile, makes even more important to me the primacy of memory,” Ma says, “and how it not only involves a nation’s sense of history but a person’s sense of self.”

His satire is always firmly located in violations of the human body. Stick Out Your Tongue told stories of ritual rape and multi-generational incest. In his 2013 novel, The Dark Road, aborted late-term foetuses are carried around in plastic bags or boiled in Cantonese restaurants to make potency soups for men. The fourth of China Dream’s seven episodes takes Ma Daode to a strip club, where VIPs have orgies in Mao’s private room with women who are identified only by numbers. The reason for this, he explains, is because “totalitarianism not only seeks to control the thought but also the body in which those thoughts are housed”.

“As a writer, when you are trying to describe your characters, there’s a visceral connection to their being. But in my exploration of the body I’m always trying to show that in these systems, when a regime is trying to hurt a person’s physical being, at the heart of it is an attempt to crush their soul. Sometimes, the body can survive but a lot of the time it becomes no more than a carcass.”

Red Dust, his semi-fictionalised 2001 account of his life-changing three-year journey, introduced another persistent theme, betrayal. It recounted how he was twice betrayed by an actor girlfriend, whom he, in turn, considered denouncing to the film studio that employed her, out of jealousy over her infidelity. None of his characters is without blame, but neither are they entirely evil. Even Ma Doade in China Dream attempts to warn protesters that they will be killed if they refuse to move out when bulldozers arrive to clear their homes for redevelopment.

Ma relates his story quietly and urgently through Drew, keeping his own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in spidery Chinese script. The couple met in 1997 when she was working on a TV documentary about the handover of Hong Kong to China and he was one of the few local people who agreed to speak. He invited her to a poetry reading and gave her all his books to read; she stayed on to finish them, and by the time she left they were together. He moved briefly to Germany after the handover before joining her in London. She has translated everything he has written since. Does she worry that his repeated attacks on China may put him in danger?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felt concerned, because there’s a brazenness to the behaviour now and they can do it without any backlash at all,” she says.

But the couple have kept faith with the best of the country, sending their 15-year-old son to study martial arts at a Shaolin monastery and to spend time with his Chinese family. Ma plans to travel to the Hong Kong literary festival this month, to present his novel in English. “I refuse to be afraid,” he says. “The disregard for truth is infectious. It also explains the rise of Trump. We need to protect concepts of humanity, and freedom can’t be taken for granted. We have to remain constantly vigilant. The more you buckle under these pressures, the huger the monster becomes. One’s responsibility as a writer is to be fearl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