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展云：读书做人俱散漫

摘要： 走进沈展云的书房，触目所及，是密密麻麻的书。书柜在客厅一字排开，占了整堵墙。旁边一扇门，将住房与书房隔开。为了安置泛滥成灾的书籍，他在早些年房价最低迷的时候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打通后一边做起居室，一边是书房。

【沈展云：1956年出生于广州，出版社编辑。曾写诗，偶尔写散文、随笔、评论；近年多写书评。曾在南方都市报开设专栏，出版著作《灰皮书，黄皮书》。】

走进沈展云的书房，触目所及，是密密麻麻的书。

书柜在客厅一字排开，占了整堵墙。旁边一扇门，将住房与书房隔开。为了安置泛滥成灾的书籍，他在早些年房价最低迷的时候买下了隔壁的房子，打通后一边做起居室，一边是书房。

在沈展云的书房里，很少见到现当代文学作品的踪影。多是历史、政治类书。

“家里实在放不下了，”沈展云说“已经对文学没多大感觉，为了腾出地方，曾将文学类的书籍及其他杂书，装了七八十个纸箱，都送给朋友了。现在家里的，多是文史类书籍，以及写作需要的政治类书籍。”

几个房间都用作书房，连走廊通道地上，都堆放着层层叠叠的书；右边的两个房间，一个装满了古籍、历史类书籍；一个是写作的房间，有很多“灰皮书”“黄皮书”；卫生间也变成杂物房，放置不少书。书房侧边，却是另一番景致——— 他的“私人音乐厅”。厅内空间宽敞、装修别致，一套音响摆在正中央，墙上挂了几幅朋友写的书法。沈展云是古典音乐发烧友，家里有不少音乐唱片。

家里书多，却懒于整理。沈展云说自从搬到这里之后，藏书一直散乱，“与其说是书房，不如说是堆书的仓库。”

《从列宁到赫鲁晓夫》封面上，印着“供内部参考”字样，这一类“灰皮书”沈展云书房里不少。

最近“书仓”更混乱了。为了准备写一些“内部书”的文章，沈展云正忙着将相关书籍搬到写作的房间。“‘移仓’工程太大，太太与儿子帮了几天都撤退不干了，我也弄到腰酸骨痛。”随着书越来越多，类别越来越混乱，又没时间整理，他常常找书找到一塌糊涂，“自己都懵了。”

通宵排队为买书

沈展云自称是个散漫的人，读书也散漫。“我的所谓读书，向来没有系统性，漫无目的、浅尝辄止，就像我做人一样，散漫而不认真。”

散漫、不受束缚的性格是从小养成的。沈展云刚读完小学三年级，适逢“文革”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他的父亲一度被关进“牛棚”，母亲多次受到审查，无法顾及家中子女的教育。当时，没课可上的沈展云，与左邻右里的野孩子，整天在街头巷尾到处游荡。他小学还没有真正读完，就直接升上中学；中学也学不到什么东西，学得最好的，是写批判文章。后来，就下乡当知青了。

与别的知青互相传阅“封资修毒草”、“内部书”的“地下”读书生活不同，沈展云的知青岁月，倒是经常收听境外电台、与“农友”到江河水库游泳。基本上没看过那些“地下书”。倒是看了不少旧小说，如“石印本”的《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洪熙官大闹峨眉山》、《伦文叙》之类，也不知同学朋友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就轮流借来看，像接力赛一样”。也有一些民国时期的小说，如“徐訏的《风萧萧》，一个通宵看完了，因为第二天早上必须传给别人”。“文革”后几年，沈展云没有固定的职业，当过锅炉工、运煤工、包装工、厨工等。“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解冻’岁月，对于我们这些精神上极度营养不良的青年人，最渴望的当然是书籍了。”

1978年“五一”，是沈展云最难忘的一次买书经历。5月1日早上九点，全国统一在新华书店推出数十种书籍，包括《古文观止》、《安娜·卡列尼娜》、《悲惨世界》、《唐宋诗举要》、《宋词选》等中外名著。为了保证能买到这些书，在前一晚，沈展云就和几位朋友，铺着席子守候在书店门前，通宵聊天。当时的北京路新华书店，是广州最大的书店，店门口经常聚集着一群群“书友”，每逢有好书，购书的“长龙”一直排到市一宫。沈展云与梁以墀就是在书店门口认识的，后来成了“诗友”。直至现在，两人还是好朋友。

从新诗到“灰皮书”

八十年代初、中期，全国阅读趋同性很强，“大家都看萨特、弗洛伊德、加缪、海德格尔等，我也买了他们的书，但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至今我还没翻过一页，我对哲学的悟性低，读不下去。”

当时也是新诗复兴的时代。在全国各地，形形色色的诗人、诗歌小团体、诗歌流派、民间诗刊、自印的诗集，纷纷出现。受当时氛围影响，读歌和写诗，成了沈展云的一大爱好，开始关注艾青、卞之琳、“九叶”、艾略特等中外诗人的作品。

那时，每逢周末晚上，几位好友就跑到梁以墀家里，互相推荐所读到的好诗或拿出自己的诗歌习作互相评点。梁以墀住在西关一座炮楼式旧屋，拥有一间几个平方米的板障房，放得下书桌和书架，“有属于自己的房间，这在当年是很令书友们所羡慕的。”沈展云回忆。

沈展云的“私人音乐厅”一角，挂着肖斯塔科维奇的相片，以及请朋友所书的张充和先生自作联“十分冷淡存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

流沙河编的《台湾诗人十二家》，是沈展云接触台湾现代诗的开始。他读过痖弦、洛夫、余光中写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诗歌。“我至今仍然认为，台湾现代诗是中国新诗史上的一座高峰。”现在，沈展云所买的中外诗集，大部分已送给朋友，而台湾版《痖弦自选集》，则一直放在抽屉里，随时翻阅。沈表示：“如果要我选一本自己最喜爱的诗集，我会选《痖弦自选集》。他的诗，感喟世道人心，堪可反复吟味。”

九十年代初，是沈展云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写诗兴趣不大。他说对世事有一种悲观的看法，每每想起鲁迅先生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那番感慨。“梁以墀也早已不写新诗，写旧体诗了。回首当年，恍如说天宝遗事。”

从那时开始，他对音乐大感兴趣，和一帮“损友”成了真正的“发烧友”，玩到天昏地暗。“十多年时间里，基本上没写过什么像样的文章，也未认真读过几本书；唯在古典音乐方面，尚可敢称略懂一二。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此亦聊以自辩的遁词。”沈展云笑着解释。

与林贤治、胡文辉的相交相知，改变了沈展云对读书的看法。“那时候林贤治见我思想颓唐，生活也颓唐，批评我不思长进，荒废了岁月，劝我多些写作。后来又有胡文辉先生的鼓励，才陆续发表了一些书评之类的习作，出版了一本不成熟的书(《灰皮书，黄皮书》)。”

近些年，沈展云的阅读兴趣，转向中国近代史，同时也阅读“文革”前后出版的“内部书”。从一位耿直的老编辑那里，他得到一本“灰皮书”：南斯拉夫党内反对派吉拉斯所写的《新阶级——— 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里面描述了南斯拉夫党内的变化，譬如脱离苏联控制的自由化运动、铁托的政策等。“内部书即所谓灰皮书、黄皮书一类，它们的产生，是出于意识形态控制和思想批判的需要，但要防止扩散，只能在内部发行，而有一些书，即使现在都不可能公开发行。”沈展云说有时间的话还想再写一本有关“灰皮书”的书。他对自己先前那本《灰皮书，黄皮书》不满意。“对内部书的研究很有意义，期望有学者能写出高水平的‘皮书出版史’或‘皮书政治史’。我力有未逮，不敢说研究，仅仅是向读者介绍内部书的情况而已。”

采写：南都记者 陈晓勤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1年4月18日）

关于“皮书”的集体记忆

　　“皮书”的出版史大约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在那个文化禁锢的年代，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文学艺术以及社会科学著作，是作为”反面教材”供批判用的，所以”皮书”的出版是一项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重要政治任务。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大批判组”，名字五花八门，富有鲜明的时代政治特色，如什么”梁效”（指北大、清华两所高校）、”石一歌”（即十一个人）、”罗思鼎”（寓意做”革命的螺丝钉”）、”丁学雷”（学习雷锋）或”某某工农兵写作组”、”七二一写作组”等等，这些写作组经常在《学习与批判》、《朝霞》、《摘译》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各种”皮书”，有时候，人们就是从批判文章中透露的出版信息，去寻找”皮书”来阅读的。”皮书”虽然是”内部读物”，但除了小部分严格控制发行范围（如《新阶级》等），大多数都通过各种渠道在普通读者中传阅，特别是”苏修小说”一类的”皮书”，流传的范围更广，已没有什么”内部”可言。

　　”皮书”是一种特殊的出版物（据有关资料，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至”文革”结束，大约出版了两千种外国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皮书”），记载了一个时代的政治风云，是很值得研究的，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一部”皮书出版史”。广西教育出版社在２０００年１２月出版了邹振环著的《２０世纪上海翻译出版与文化变迁》一书，其中第七章”潮起潮落–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６６年的上海译坛”和第八章”荒芜年代的白皮书–‘文革’时期上海的翻译出版”，都写到上海出版”皮书”的历史情况，虽然比较简略，毕竟提供了一些线索和资料。如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开始，全国翻译的苏联文学，公开出版的数量逐年减少，而内部出版的数量逐年递增：１９６１年公开出版２２种，内部出版４种；１９６２年公开出版１６种，内部出版４种；１９６３年公开出版１０种，内部出版１０种；１９６４年以后，所有”苏修”文学已成为”毒草”，均内部出版。１９６６年，只内部出版了卡扎凯维奇的小说《蓝笔记本》和《仇敌》，苏联文学的内部出版就因文化大革命爆发而停止。到了70年代之后，又恢复内部出版”苏修”文学。

　　从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６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承担了一部分西方学术著作的内部出版任务，１９５８年９月，上海创办了由著名翻译家周煦良主持的内部刊物《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有论文、学派、人物、书译等栏目，一直到１９６６年４月才停刊。随着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变化，上海人民出版社在１９７１年恢复出版”内部书”，此后几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陆续以”白皮书”、”黄皮书”、”蓝皮书”、”灰皮书”等形式出版了一大批”苏修”文学以及一部分西方文学。当时，一些”靠边站”，在干校”接受改造”的翻译家、作家如草婴、丰一吟、李俍民、任溶溶、荣如德等和各出版社、报社、大学懂外文的人（各个语种都有）被集中起来，分成三五人一组，进行流水线式的翻译工作。干校成立巴巴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人世间》（绿皮书）柯切托夫的长篇小说《落角》（蓝皮书）了”翻译连”，全称是”上海新闻出版系统’五·七’干校翻译组”，由草婴负责。接到译书任务后，将一本书拆开，然后几个人分别翻译其中的一部分。《人世间》、《你到底要干什么》、《落角》、《多雪的冬天》等二十多种”苏修”当代文学作品就是用这种方式翻译的。１９７２年下半年，翻译连的人员陆续从干校调回上海，继续作为”皮书翻译机器”，以”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署名翻译了一大批外国历史、地理、政治和名人传记方面的著作。其他有关单位、大学的外语系和一些著名学者如周谷城、施蛰存等也参与了部分”皮书”的翻译。①这些”皮书”出版时一般都集体署名，如”某某翻译组”或用笔名，也有用个人的名字。

　　沙米亚金的长篇小说《多雪的冬天》（灰皮书）文化大革命前，中宣部指示出版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以”皮书”形式内部发行。20世纪90年代，此中译本重印，公开发行。北京方面的商务印书馆、三联书店、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在文化大革命前几年陆续出版了大量”内部发行”的政治著作（主要是”灰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的革命》、《”不断革命”论》、《斯大林评传》，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古纳瓦达纳的《赫鲁晓夫主义》，路特·费舍的《斯大林和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加罗蒂的《人的远景：存在主义，天主教思想，马克思主义》，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比万的《代替恐惧》，拉斯基的《论当代革命》，以及论文集《苏联和未来》、《中东欧与世界：斯大林以后时代的发展》，考茨基、拉萨尔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等等；作家出版社、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解冻》，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索尔仁尼琴短篇小说集》，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及其它》，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西蒙诺夫的《生者与死者》，《艾特玛托夫小说集》，《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克茹亚克（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加缪的《局外人》，萨特的《厌恶及其他》，贝克特的《等待戈多》等小说和戏剧，以及《托·史·艾略特论文选》，等等，以配合”反帝反修”斗争的需要。

　　人民出版社的老编辑张惠卿是当年直接参与”灰皮书”出版工作的负责人之一，据他回忆，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有些属于”灰皮书”内容的书也采用过红色、黄色或白色封皮。在阶级斗争激烈紧张的岁月，连颜色也有阶级性，”如人民出版社的’《红旗》丛刊’，白色封面，书名用红、绿两种颜色来区别其内容是’正’还是’反'”。红色当然是正的、革命的，灰色或黑色等灰暗的色调则表示是”反动”的。张惠卿说：”出版’灰皮书’的工作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统一领导和部署，陆定一部长指定中宣部出版处处长包之静和副处长许力以具体负责，并在中宣部内专门设立了一个外国政治学术书籍编译办公室总司其职，任命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范用为该室主任。人民出版社也成立了国际政治编辑组，负责组织编译出版事宜，由我任组长。

　　中央编译局根据资料，编印出一份《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著作目录》，收入了近四十名所谓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著作，包括蒲鲁东、拉萨尔、巴枯宁、伯恩斯坦、考茨基、福尔马尔、阿德勒、鲍威尔、希法亭、饶勒斯、米勒兰、王德威尔得、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书目列出以后，除了在国内各大图书馆找原著外，还派人到国外去寻找购买。

　　第一本’灰皮书’是1961年人民出版社用三联书店的名义出版的《伯恩斯坦、考茨基著作选》。……’灰皮书’从1961年开始出版，1963年和1964年是高峰期，出版数量最多，因为中苏大论战就是在此时展开的；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灰皮书’从1972年起又继续出版，到1980年，先后出版了二百多种。其中有德国伯恩斯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今天社会民主党的理论与实践》等五六种，考茨基的名著《无产阶级专政》及《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陷于绝境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对抗共产主义》等近十种，俄国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多种，奥地利鲍威尔的《到社会主义之路》，德国列斐费尔的《马克思主义的当前问题》，意大利陶里亚蒂的《马克思早期思想研究》，比利时王德威尔得的《社会主义反对国家》，南斯拉夫弗兰尼茨基的《马克思主义史》和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同斯大林的谈话》，波兰沙夫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论的若干问题》，法国米勒兰的《法国的改良社会主义》、加罗蒂的《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等等及一批有关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著述。

　　20世纪80年代初，在国家出版局的统一安排下，国内多家出版社又陆续选译出版了一批内容和’灰皮书’类同，但范围有所扩大的现代外国政治著作（即《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到1984年终止，出版了约一百种。这批书可以说是’灰皮书’的延伸，同样具有特殊意义。

　　1980年前后，人民出版社还以’现代史料编刊社’的名义，出版了多种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参考书，其中包括张国焘的《我的回忆》、王明的《中共五十年》、陈公博的《苦笑录》及著名托派人物王凡西的《双山回忆录》和《郑超麟回忆录》等，印数很少（每种只印五百册），内部控制发行（近年人民出版社以其副牌东方出版社的名义、用’黑皮书’的形式重新出版这批书，也是内部发行–引者）。”张惠卿还披露了两件与中国”托派”有关、也与”灰皮书”的出版有关的轶事：”当时托洛茨基的著作最难获得，因为苏联从20世纪30年代起就把他的全部著作清除干净了。1963年，我奉中宣部之命专程到上海找公安部门联系，因为1952年12月我国曾有一次全国性的’肃托’行动，把在国内的’托派分子’一网打尽，全部逮捕。上海人数最多，也最集中，他们家中保存的托洛茨基著作都被收缴了。

　　几经周折，终于在公安局的一间仓库的角落里找到了这批书，已积满了灰尘，大多数是1949年之前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的中译本，有《十月的教训》、《俄国革命史》、《”不断革命”论》、《中国革命问题》、《被出卖的革命》等二十多种。……中共’一大’代表、曾在1929年到土耳其去拜访过被斯大林驱逐出苏联的托洛茨基的刘仁静，当时在人民出版社任特约翻译，当他得知我们正准备出版托洛茨基的著作而苦于找不到原著时，就将他保存了三十多年、托洛茨基本人赠送给他的《托洛茨基文集》原版献出来，这些十分珍贵的书后来都被用上了。……托洛茨基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重要论述很多，’灰皮书’中则只字未收。”（见张惠卿《”灰皮书”的由来和发展》，《出版史料》2007年第1期）

　　1962年至1965年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内部发行的部分苏联文学”黄皮书”关于文学类”皮书”的出版背景，张福生的访谈体文章《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有较详细的表述。据张福生所说：文学类”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化大革命之前，主要在１９６２年至１９６５年间，为配合”反修批修”的政治大背景，集中出版了小说《苦果》、诗歌《人》、剧本《德聂伯河上》、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等一批”苏修文学”。第二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８年间，又出版了一批，如《人世间》、《白轮船》、《滨河街公寓》等，但封面已由”黄皮”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白皮书）

　　改为”白皮”或”灰皮”。”黄皮书”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同时还用了”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在”文革”前，作家出版社和中国戏剧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像三联书店是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一样。根据张福生的叙述，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文学”黄皮书”，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从这批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这个问题，我也曾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他说的大致意思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０年１月，中宣部在北京新侨饭店召开了一次跨年度的文化工作会议，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领导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陈冰夷还提到一个背景：１９５９年５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率领代表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而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张福生又引述了另一位知情人李曙光的话：”１９５９年１２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领导提供参考。陈冰夷、姜椿芳、冯至都参加了座谈。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和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据张福生统计，”文革”前出版的苏联文学类”黄皮书”，小说约二十种，诗歌三种，剧本十余种，文艺理论约十多种。除了苏联文学作品，还有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瑞士等国家的小说和文艺理论。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黄皮书”的出版也中断了。再重新出版，已是”文革”中后期的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８年左右。这个时期内部出版发行的”苏修”文学和其他外国文学，约有数十种，封皮则有黄、白、灰、绿等各种颜色。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译文出版社等也参与出版文学类”皮书”。译者中，有不少是翻译界的名家，如草婴、孙绳武、苏杭、冯江南、荣如德、王士燮、蓝英年、程代熙、施咸荣、王金陵等等。有一些是用笔名，其实是几个人合作翻译。②”文革”后，很多”黄皮书”已公开出版，”内部发行”逐渐成为历史。

　　作为”黄皮书”出版工作的当事人、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的孙绳武先生也写了《关于”内部书”：杂忆与随感》一文。他的回忆也提供了一些具体的细节：”１９６０年，作家协会的领导召开了两三次外国文学情况交流会。出席的人员不多，由当时作协领导层负责外事工作的严文井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罗大冈、杨宪益、曹靖华等先生，以及世界文学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少数人。会议初期的中心议题是西方文学的新现象，因为当时文学界对苏联、东欧了解较多，而同西方接触极少。这几次会议上谈到了英、法、美的一些作品及倾向，例如反映这些国家中的青年人对社会颇为不满的情绪，即所谓’愤怒的一代’的代表性作品，并决定选几种译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出版。其中有《往上爬》、《愤怒的回顾》、《在路上》，后来还加上了《星期天晚上和星期日白天》。这些就是不公开发行、也不作宣传的所谓’内部书’出版的开始。过了不久，’内部书’开始以翻译反映苏联文学中的一些新的倾向的作品为目标。最先出版的一本是美国人编选的暴露苏联社会生活中阴暗面的《苦果》。爱伦堡的小说《解冻》（黄皮书）苏联小说集《苦果》（黄皮书）以后接连出版的几部都是在苏共二十大后突出反对个人迷信或主张自由化的作品，首先是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爱伦堡可谓是自由化的一面旗帜，为了了解和研究他的思想形成过程，不久又翻译出版了他的长篇回忆录《人·岁月·生活》

　　在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０年间，日本文艺界和社会上出现了复活军国主义的热潮，拍了宣扬胜利和悲剧的影片《山本五十六》和偷袭珍珠港的《虎、虎、虎》。接着，著名作家三岛由纪夫（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在自卫队的集会上为军国主义招魂，并当众剖腹自杀。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负责人通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尽快将三岛由纪夫的主要作品译出。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以’内部发行’的方式出版了三岛的《忧国》、《丰饶的海》等四部小说……’内部书’前期主要供应给文艺界和领导，严格地按一定范围发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这类出版物逐渐转向更多方面的读者，略为扩大印数，改为’控制发行’。粗略估计，单是苏联小说就出版了大约八十种。”③

　　有论者谓，1976年发生的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事件，是有其思想渊源的。”这个渊源可以追溯到发生在红卫兵和知识青年中的地下读书活动。在公开发表的许多关于红卫兵和知青生活的回忆文章中，人们不难发现这一代人的阅读史是惊人的相似。在’文革’初期的’破四旧’后，除了毛泽东的著作和一些’钦定’的书籍外，几乎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文艺书籍都被禁绝了。但在红卫兵的革命疯狂逐渐冷却下来后，他们开始感觉到精神的空虚和知识的贫乏，便如饥似渴地找书来读。这些书籍包括60年代和70年代为了’反修防修’斗争需要而出版的’内部读物’（俗称’灰皮书’、’黄皮书’等，供高干持特殊证件去内部书店购买，但实际上已通过各种渠道流入民间–引者）、被禁的西方名著、苏联的’解冻’文学作品、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著作以及1957年的右派言论等。当时他们只能偷偷地阅读这些’禁书’，在亲密朋友的小圈子内互相交换图书，也互相交换心得，形成一个广泛的’地下读书活动’。在亲身经历了’文革’的残酷和虚伪后，这些书籍成为他们思想启蒙的营养和精神食粮。’文革’中的地下读书活动一直可以追溯到60年代初。当时已经有一些青年学生不满学校的正统教育，秘密地组织起来阅读为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容的书籍，从事独立的文学创作，甚至批评当时的政治现实。其中最著名的是在北京的两个团体：’X诗社’和’太阳纵队’。’X诗社’是以北京师范学院学生张鹤慈（张东荪的孙子）为核心的，主要成员有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等。据张鹤慈回忆：’高中时开始看大量的西方古典和近现代作品，在家里和一些大学图书馆还能找到一些内部读物。我和郭世英用了郭沫若的内部购书证去买过许多内部书籍，尤其是新出的社会科学和文学方面的书。’……最后，这个一群年轻人求索真理的读书会被定为’反革命集团’。1963年5月，其成员全部被捕，张鹤慈在监狱中整整度过了16年，郭世英被送到农场劳动……先后活跃于京城的秘密读书组织还有’赵一凡沙龙’、’徐浩渊沙龙’等，徐浩渊因为写了《满江红》一词影射江青而入狱两年。这些觉醒的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读书讨论，他们阅读了许多’灰皮书’和’黄皮书’，尤其是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根本改变了他们对政治的看法，其中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一书对他们影响最大。他们讨论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未来的命运。这些’地下读书沙龙’最终都被镇压了。徐浩渊后来回忆：’流传于各个小圈子内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斯大林时代》、德热拉斯的《新阶级》、油印本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等等都惊世骇俗般地打开了我们的迷蒙的眼界。'”（魏承思：《中国知识分子的浮沉》，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

　　关于地下文学团体”Ｘ诗社”的含义，按郭世英和该社其他成员的解释，”Ｘ”表示未知数、十字架、十字街头，含义广泛。”Ｘ诗社”的成员被捕后，”太阳纵队”也不敢再进行有组织的活动，只能化整为零地在个人之间交流阅读”皮书”的心得。当时的郭世英，因其特殊的家庭背景，阅读了大量内部发行的西方政治、历史和文学著作，据说他经常与地下沙龙的文学青年接触，互相交流作品和对时政的看法。郭世英对俄苏文学很熟悉，常常热情地向其他青年同学介绍这方面的读物。他对”特权阶层”有深刻的看法，他在与一些高干子弟讨论这个问题时曾说：”俄国的贵族多了，有的人为了追求理想，追求个性解放，追求社会进步，抛弃财富、家庭、地位甚至生命。有很多十二月党人、民粹党人是贵族，他们因为反抗专制统治，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受鞭笞，做苦役；他们抛弃了优裕的生活是为了什么？我们应当读一读安德烈耶夫的《消失在暗淡的夜雾中》，想想那些人生活的目的是什么。”④郭世英这个”觉醒者”，在”文革”中惨烈地死于非命。据”太阳纵队”的张郎郎回忆：他父亲有内部购书证，购买了很多”灰皮书”、”黄皮书”，他把其中的一些”黄皮书”拿到学校，向同学推荐，大家一起朗读其中的片断。”在’黄皮书’中，我们喜欢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阿克萧诺夫的《带星星的火车票》等，但最喜欢最受震撼的还是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和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当时狂热到这种程度，有人把《麦田里的守望者》全书抄下，有人可以一大段一大段地背诵《在路上》。那时觉得，书中主人公的精神境界和我们很相近。”⑤

　　《沉沦的圣殿》一书记录了”文革”期间文学青年阅读”皮书”的经历文化大革命期间，精神食粮匮乏，”黄皮书”在很多爱好文学的青年中流传阅读，产生了很大影响。”文革”结束后，他们在文章中回忆起当年的读书生活，常常提及”黄皮书”、”灰皮书”等内部读物。萧萧在《书的轨迹：一部精神阅读史》一文中回忆：”文化大革命并没有烧掉所有图书，由于抄家、红卫兵掌管了部分图书室等种种原因，不少’文革’前专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内部读物’也流落到他们的子女及一般青年学生手里。他们面对破碎的世界，在这些书中寻找完全是属于他们自己的答案。这种人生启蒙期中的精神漫游，从某种意义上正是这一代历经磨难者们难得的自由时光。

　　这是在这一读物体系中熏陶出来的一代……’文革’中的读书运动一开始便呈现出异质化的特点，他们千方百计地偷尝’禁果’，在’内部书’中汲取精神营养。对’文革’青年的思想转变起到重大作用的’灰皮书’、’黄皮书’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登场，并在一代人的思想历程中催化了精神核裂变的。

　　由于当时的中国处于一种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皮书’便成了一代人与世界’沟通’的惟一有限的思想资源。因而，这一代人的精神阅读史惊人地相似。富于历史讽刺性的是，这些原应当由’革命的一代’去批判、去铲除的’封资修’的毒草，却成了孕育、萌发他们思想启蒙的最重要的养素……一个令人思索的问题被提了出来：为什么这些觉醒中的红卫兵们对’灰皮书’、’黄皮书’情有独钟？其实，只要看看这些’皮书’的作者和内容，便不难回答这一并不复杂但又意味深长的问题。一些’皮书’对斯大林时代阴暗的权力斗争、对斯大林主义和大清洗内幕的揭露，对人性、人道主义的呼唤，对’解冻’的盼望，触发了’文革’中觉悟的青年一代的强烈共鸣。这一代人在亲身经历的文化大革命中深切地体会到这场披着革命外衣的运动的虚伪性，亦广泛地目击和承受了其黑暗性和残酷性。”⑥葛岩在《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一文中说：”从60年代末期开始，不少曾积极参与’文革’的大中学生失意于现实，其中的一些人开始阅读禁书，形成今人所说的地下读书活动。这种时为禁忌的活动分布广泛，参与者众多，在某种程度上，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在民间的序幕，是催生日后许多理想主义文化精英的摇篮。《今天》杂志的诗人中，’星星画派’的艺术家中，《走向未来》丛书的编辑中和参与改革设计的策士中，不少人是在地下读书活动时开始了其知识和文化的准备……

　　从1968年上山下乡开始至1977年恢复高考，地下读书活动延续十年之久。其间，’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老五届’大学毕业生，加上六九到七七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约有1623万之众。可以猜想，精英之外，必有许多普通的青少年也曾阅读过禁书……即使在严峻的控制下，异端知识依然可能获得传播……在’文革’期间，不少城市都有’内部书店’，这些’内部书’中，一类是’文革’前出版的所谓’灰皮书’、’黄皮书’，如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德热拉斯（吉拉斯）的《新阶级》、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等。据说，最初是毛泽东为了给干部们作’反面教材’而翻译的。第二类是文化大革命中翻译的外文书籍，如《光荣与梦想》、《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还有许多当代的文学作品，如苏联的《你到底要什么》、《多雪的冬天》、《人世间》。

（作者不详 / 来源：人人网2015年4月27日）

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编者按　提起“黄皮书”，不由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封皮，上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带来异域之火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些书中，俄苏文学作品占了相当比例，其中一些后来曾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孕育、分娩和成长，是中俄（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离奇而重要的故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很多人（比如“今天”派作家，比如先锋派作家）的回忆著作和文章中，不断看到这些名字：《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们和青春、地下阅读、思想解放等一些词连在一起出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然而，关于“黄皮书”的讲述，基本上都是个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见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其来龙去脉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

张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虽然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多年来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有相当的掌握。在应本报约请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又当面请教、电话采访了多位与“黄皮书”有关的出版界、文学界前辈：孙绳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主要负责人）、陈冰夷（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曙光（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顺新（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具体编辑之一）等。张福生先生特别强调，文章的写作首先要感谢上述几位先生的帮助。下面发表的文章采用访谈体，文体的转换由本报编辑完成。

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

“内部发行”带来“神秘”色彩

 

读书报：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常常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黄皮书”的事情，还有一些学者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却苦于资料难觅，不得其门而入。据传，您是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多的人，与参与“黄皮书”出版的一些前辈也多有接触，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黄皮书”的概况？

答：所谓“黄皮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内部发行”的图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内部发行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黄颜色胶版纸，故而得了这么一个名符其实的俗称。也有一些书虽未采用黄色封皮，但人们也把它们归入“黄皮书”的行列，这个后面再详细解释。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诗开本。

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答：“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集中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如小说《苦果》（1962）、诗歌《人》（1964）、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出版了一批，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间》（1971）、《白轮船》（1973）、《滨河街公寓》（1978）等。

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译者之一曹苏玲先生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前几天，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书也应归为“黄皮书”。这本诗集的封皮是绿色的，上面未写“内部发行”字样，但书里夹有印了“本书为内部资料……”字样的小字条。我查了一下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确实列有这本书。秦顺新先生认为，“黄皮书”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如果秦先生记忆不错，“黄皮书”的出版似乎有一个“序曲”阶段，但这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面，在介绍“黄皮书”出版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皮书”的缘起。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读书报：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答：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他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先生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已经开始有些乱了，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读书报：还有其他当事人向您讲到“黄皮书”的缘起吗？

答：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话中，李曙光先生说：“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陈冰夷在，还有姜椿芳、冯至。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李曙光先生还讲：“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我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我主要联系的人是陈冰夷同志，有时也找过叶水夫同志。记得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于我是联系人，‘黄皮书’出版后都送我样书，有时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

关于新侨饭店会议，秦顺新先生讲，他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是周扬还是钱俊瑞讲过一句话：“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1971年以后出版的“黄皮书”

文革前的“黄皮书”出版

读书报：文革前，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哪些书？

张福生：文革前出版的应包括小说：《苦果》（1962）、《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解冻》（1963）、《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战争与回声》（1964）、《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1965）、《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铃铛》（1965）、《艾特玛托夫小说集》（1965）等，大约近20种。

诗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它》（诗集，1963）、《焦尔金游地府》（1964）等几种。

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保护儿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风雪》（1963）等约10余种。

还有一批文艺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白俄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1965）、《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1965）等，约13种。这些理论书很少被人们提起，其实它们是“黄皮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美国的《在路上》（1962）和《麦田里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费鲁米娜马尔土拉诺》（1964）、英国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亚的《暴风雨过后的痕迹》（1965）、瑞士的《老妇还乡》（1965），还有一本法国文艺理论家的集子《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1965）。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书目是怎么选定的？

答：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孙绳武先生当时全面负责这套书，他对送来的每一期《进口图书目录》都仔细阅读，挑选出一些苏联当时最有争议或得奖的图书订购。那时编辑部也订了许多苏联文学杂志和报刊，如《文学报》、《旗》、《星》、《十月》、《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等。大家分头阅读，提出建议，最后由孙绳武先生批准。

读书报：“黄皮书”当时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出版社的参与？

答：“黄皮书”主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时还用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文革”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如现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一样。当时的“作家出版社”与现在的作家出版社毫无关系，而“中国戏剧出版社”与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却有着“血肉”联系。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戏剧编辑室”，1980年以后才分出去另立门户。当然，第一批“黄皮书”中也有特例，如《军人不是天生的》，出版者是作家出版社，但在这个名字下又印了“上海”两个小字，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1965年出版的《同窗》的出版者更为明确：“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重新启动到划上句号

读书报：文革中后期，“黄皮书”的出版工作是怎样接续起来的呢？

张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皮书”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断了。再重新继续出版，已经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当时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书”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4部作品。

随着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黄皮书”又开始重新上马。当初，这套书是从“反修”开始的，时隔数年，尤其是1969年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次则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启动。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继加入进来。

有人把这其中灰色封皮的文学图书称为“灰皮书”，并不准确。所谓“灰皮书”，一般是指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社科类图书，属于甲类（文艺书属乙类），如文革前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等。文革中后期，“灰皮书”的出版工作也曾接续起来。

读书报：这期间又出版了哪些书？

答：这一时期出版物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人世间》（1971）、《多雪的冬天》（1972）、《落角》（1973）、《特别分队》（1974）、《阿穆尔河的里程》（1975）、《白轮船》（1973）、《最后的夏天》（1975）、《木戈比》（1976）、《蓝色闪电》（1976）、《绝望》（1978）、《白比姆黑耳朵》（1978）、《滨河街公寓》（1978）。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

答：1970年代末出版的《岸》、《滨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属“内部发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失去，“黄皮书”的历史使命到了结束的时候。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入“黄皮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

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1979年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那之后，他还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解放“内部书”》的文章。可以说，他这两篇文章喊出了一代读书人的心声，那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可以流传久远的佳译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出版“黄皮书”这段特殊的历史？

答：时过境迁，“黄皮书”成了历史。但近年来，许多人对它却越来越感兴趣。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黄皮书”的事情，似乎他是从出版史的角度予以关注的。前不久，一位在美国研究俄苏文学的同胞来我办公室要了解这套书。更多的是同行，出于好奇心，要开开眼。

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们有时候觉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国人对外国文艺的了解完全中断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还有“黄皮书”这根线断断续续连着。这是无法跳过去的一段历史。

读书报：你认为“黄皮书”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答：作为后来的俄苏文学编辑，我对“黄皮书”，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种“好奇心”外，更多的是钦佩这批书的译文质量。应该说，“黄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难想像，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茹德，还有许许多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地记住。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珍贵财富。

读书报：能具体讲讲这些译者的情况吗？

答：实际上，当时的很多译者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翻译大家。像译《带星星的火车票》的王士燮，译《滨河街公寓》的蓝英年，都是非常优秀的译者。后来有些“黄皮书”再版时，也都采用了原初的译文。不过，有些署笔名的译者并不容易找到。我知道，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斯人”，实际上是4个人：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而“伍桐”是谁，我至今还没搞清楚。还有一些书是集体翻译的，如署名“天津外语翻译学院”，具体哪些人参与了，并不容易搞清楚。

读书报：你上面提到的“黄皮书”中，后来很多都公开出版了，读者很容易就可以读到那些曾经非常神秘的作品，你是否留意过“黄皮书”的再版情况？

答：有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曾一版再版，有的书近几年才被挖掘出来重新出版。但我总觉得，首要的是搞清楚这段历史。我们今天这里谈的只是个轮廓，许多话题并未展开。一些当事人已进入暮年，记忆未必准确，加上我的转述肯定会有曲解和偏差，所以《中华读书报》既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建议你们进一步呼吁，让更多的接触过“黄皮书”的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指出我们谈话中的谬误，给有兴趣研究它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资料。

 

（来源：中华读书报 / 2006年8月 ）

苦難與被遮蔽的歷史

——中國的地下文學

貝嶺

【編者按】

當人們審視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有一個部分是必須面對的，這一文學歷史中充滿了苦難、不屈不撓及其傳奇，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文學，我稱之為——中國的地下文學。它的歷史以及其中出現的許多詩人和作家，構成了另一個文學傳統，而這一傳統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國恐怖的政治環境下許多作家的逃亡，由此產生了另一重要的文學形態，即，在中國之外的流亡作家以及流亡的文學，已更多地為世界所知。所以，我可以這樣地宣稱，中國的地下文學，它的作家、它倖存下來的作品，它充滿苦難和被遮蔽的歷史，將和官方出版物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及御用文人所陳述的中國文學形成對比。已終將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中一個偉大的存在。

地下文學的起源和產生背景
　嚴格地講，一九四九年後仍漸漸出現的中國地下文學主要地呈現為地下的詩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詩歌刊物、地下的詩歌出版物及不斷出現的地下詩人聚會及朗誦會，詩人，擔當了地下文學歷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見證。

　最近的證明就是被中國廣西省的公安及地方政府強行禁止的一場籌備了近半年，全國各地逾二百位詩人及詩歌批評家應邀參加的「中國新世紀詩歌發展」研討會，因為其中的逾百位詩人及參加者都曾創辦過地下詩刊，在地下的詩刊上撰稿，出版過地下的詩集，這一被稱為世紀末現代詩盛典的文學活動，以三位青年詩人魏滿增、蔣楠、王長懷的短期被捕及政府的禁止而成為世紀末中國的又一次文學迫害事件。

　地下文學最初的發端應該是在六○年代初，但幾乎已難以找到可供考證的文學作品，只留下了當事人——那些青年詩人及作家對悲慘遭遇的回憶。從年齡上，現已流亡美國的貴州詩人黃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長的地下詩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詩中的兩句構成了對那一個時代象徵般的見證：「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六○年代初，在北京的兩個最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是以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以及另一個地下文學沙龍團體「太陽縱隊」（1963－1966年），它的主要組織者為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左翼畫家張 之子）。但是，兩個文學團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三天三夜的輪番批鬥後，在北京一所大學校園，郭世英被反綁著從三樓的窗口中「飛」了出來，肝腦塗地，當即死亡，時年二十六歲。張郎郎、周七月則以「裡通外國」罪及「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緩期，坐了十年監獄。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許多文學青年祕密地閱讀流散到民間的禁書，特別是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歷史書籍，形成了地下文學的第一個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區，六○年代文革時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中成都的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最著名的地下詩人是二十歲的北京中學畢業生郭路生（食指），他寫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性詩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詩〈相信未來〉曾在成千上萬的前往邊疆落戶的「知識青年」們中傳頌一時。而在上海，也有一些地下文學沙龍在活動，如現在哈佛大學讀書的陳建華博士，曾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間寫了大約三十四首象徵主義風格的詩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作家高行健為了生存曾焚燒了他早期祕密寫作留下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記。政治恐怖對作家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文革中的地下文學
　七○年代初，地下寫作及地下詩歌的興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許多地方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傳閱禁書作為它的精神溫床，地下詩人依群（齊雲）在一九七○年前後寫下了以紀念法國巴黎公社起義一百週年為主題的數首政治抒情長詩。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中，三位青年詩人根子（岳重）、芒克（姜世偉）、多多（栗世征）寫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同時，在北京的青年詩人方含（孫康）、江河（于友澤）、嚴力、林莽、北島（趙振開）等許多人也開始了文學創作。

　以石默、艾珊為筆名，北島在文革後期寫作的中篇小說《波動》，以類似電影中蒙太奇式的鏡頭切換，塑造了幾位具有小資產情調強烈時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們在如此壓抑和暗淡的紅色政治恐怖下仍舊閃現的情感光亮和對政治環境的獨立思考成為小說的主題，我認為，《波動》是當時地下小說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義色彩和異化情調的文學作品。另外，當時在地下流傳的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第二次握手》、金觀濤和劉青峰的思想性書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下文學。

　所有這些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在六○年代和七○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學生及下鄉落戶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傳閱傳抄並廣為流傳，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呈現，它奠定了地下文學最初的傳統，形成和發展出了一種和謳歌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懷疑乃至色情的審美風格和文學表現形式，並為一九七八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現做好了文學和作者的雙重準備。

　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文學雙月刊在北京創刊，這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地下出版並且發行的文學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作為地下文學在北方中國最重要的呈現：它發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詩人芒克、北島、江河以及詩人白魔（多多）、顧城、舒婷、楊煉、嚴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詩作，萬之（陳邁平）、王力雄、甘鐵生、史鐵生（金水）、石濤等人的短篇小說。

八○年代地下詩歌高潮期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經過了五年左右地下文學的潛沉期和文化控制的嚴酷期之後，從一九八五年前後開始，地下詩歌以全國性運動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狀展開，構成了圍繞北京地區、四川地區和上海地區的三大文學重鎮，並形成了地下詩歌的又一高潮，這一時期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刊物編輯有：北京地區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貝嶺、馬高明、雪迪等，重要的地下詩歌出版人和編輯老木於一九八五年編輯出版了地下詩歌的完整收集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在上海地區重要的詩人有孟浪、陳東東、陸憶敏、王寅、默默、劉漫流、韓東（南京）、呂德安（福建）等，他們創辦了數本地下詩歌刊物。在四川地區的重要詩人有柏樺、黃翔（貴州省）、翟永明、廖亦武、楊黎、周倫佑、蘭馬、歐陽江河、萬夏、胡冬、唐亞平（貴州省）等。

　 在八○年代後期，有兩份重要的詩歌刊物在北京創刊，一批美學趣味相近的青年詩人陳東東、張真、老木、西川、貝嶺等創辦的《傾向》詩刊（1988年），在它的發刊詞〈傾向的傾向〉上寫道：「以嚴肅的態度發現並有所發現。這就是傾向的傾向……是基於詩人的理想主義信念和知識分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現在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上。」由北京詩人芒克、楊煉、林莽、多多、雪迪及詩評專家唐曉渡等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創辦的詩刊《倖存者》（1988年）。這些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隨即便會被各地的公安局以出版非法刊物的名義勒令停刊。

　 八○年代末的一個重要地下文學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學雜誌在剛剛從歐洲居留歸來的原主編北島主持下，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創刊十周年，停刊八周年之際），在北京將首屆今天詩歌獎授予了詩人多多，授獎詞說：「自七○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詩藝上孤獨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勵著和影響許多同時代的詩人。通過對於痛苦的認知，對於個體生命的內省，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瘋狂的對文化和語言的挑戰，豐富了中國時代詩歌的內涵和表現力。」

　 八○年代的地下文學主要是以詩歌為標誌，以地下詩歌刊物為表現形式。但隨著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國性的學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被政府及軍隊殘酷鎮壓，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詩歌刊物，在短時間內幾乎全部停止了。許多地下詩人及文學刊物的創辦人相繼逃離中國或因此選擇滯留國外。《新詩潮詩集》主編，也是《傾向》詩刊創辦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國；詩人江河、貝嶺滯留美國；詩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當天飛往英國；楊煉、顧城滯留新西蘭；詩人北島滯留歐洲等，這些詩人和已在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以及其他「六四」前後出國或逃亡的作家蘇曉康、鄭義、蘇煒、張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萬之、楊小濱、趙毅衡、孔捷生、石濤、宋琳、張真、張亮、張棗、虹影、劉再復、胡冬、馬建、嚴歌苓、嚴力、阿城等人，成為日後成形的海外中國文學的重要力量。

九○年代的地下文學刊物與作家群
　從一九九○年始，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文學刊物再度出現，並形成更為專業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動。在更多的地區，而不僅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從一九九○年至二○○○年十年中，先後已有逾一百種不同的地下文學刊物、集刊及書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僅限於詩歌刊物，還包括小說刊物、攝影專輯、現代音樂刊物、藝術刊物等，在文學領域，已形成和國家的文學刊物及只在官方的文學刊物和出版社上發表作品的作家抗衡的地下文學刊物及地下作家群。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學刊物影響了許多的地下作家，一九九○年，上海的小說家南方創辦了一份在三年內僅出版了兩期的以小說為主的地下文學刊物《異鄉人》，《異鄉人》上的小說在風格上更為獨特，完全迥異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上的小說，從一開始便確定了自身的小說美學，從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地下文學刊物中甚少出現小說的空白。

　由三十多位中國各地的詩人共同擔任名義編委的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芒克、唐曉渡、孟浪、默默主持下，於一九九一年春在北京創刊，前後共出版了九期。

　一九九七年四月，由四川詩人廖亦武和蔣浩等人創辦了極富人文色彩的文學刊物《知識分子》，刊發小說、詩歌及思想性論文，占相當篇幅的譯文全部轉載自在海外出版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重點發表了異議知識分子作家哈維爾的許多文章，以及納粹反猶太屠殺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家埃利．維塞爾的散文等，它的思想性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地下文學刊物，此刊物只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約印刷兩百本，隨後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流亡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在由美國布朗大學主辦的以「寫作與自由」為主題的國際作家會議上，將首屆傾向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上海的地下作家王一樑，並由貝嶺代表《傾向》宣布了授獎理由：「十多年來，王一樑以罕有的堅持與努力，寫下了相當數量的與我們所處的殘酷時代息息相關的文學與文化批評作品，作為一個從美學趣味到文學理念均迴異於中國大陸主流文化的個人作家，他的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地下文學的傳統，彰顯了寫作自由與獨立思考的價值力量。」

　 一九九九年，「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兩大詩人群的論戰和對峙是地下詩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辯論，由於現代詩歌在文化領域日益邊緣化，構成了地下詩人群體性的焦慮和對知名度的強烈敏感，由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傾向》詩刊及《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前後提出並予以闡釋的「知識分子精神」後來被異化為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唐曉渡、張曙光、程光煒強調的「知識分子寫作」和以于堅、韓東、伊沙、沈浩波、楊克為代表的「民間寫作」群體之間在詩歌作為事件、文學的功能、詩歌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詩在這一時代中的角色及話語權力的爭論，隨後演化為誰在通過寫詩和論說獲取名利的相互攻擊性質的、頗為情緒化的筆戰。一九九八年由詩人中島創辦的《詩參考》雜誌詳細收集了以上爭論中發表的文章及背景資料。

　一九九六年創刊的綜合性地下藝術刊物《文化與道德》是由在廣州的藝術家苟紅冰、趙大勇及在上海的地下作家阿鍾創辦並出版的地下刊物，但每一期的出版周期都頗長，迄今已出版了四期、最新的一期出版於二○○○年十月。這份刊物的設計和美學趣味受到了海外《傾向》雜誌的啟發，集中刊發國內地下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作品和現代藝術評論。

　 縱觀中國的地下文學，可以這樣講，幾乎所有有成就的詩人都是地下出身，並始終游離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之外。中國大陸的現代詩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地下詩歌發展史。而在小說等文學領域，地下文學則相對較為薄弱，中國大陸的小說家幾乎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協、在官方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尋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說集來呈現其水準和成就。
商業化出版弱化地下文學精神
　九○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商業化，許多地下詩人進入經商領域，同時，官方出版社面對市場化的壓力，為了賺錢竟然出售國際書號（ISBN），使地下文學開始了地上化的勢頭，許多原來無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詩集、回憶錄、文選，通過買書號及書商和二渠道的發行，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這些由地下詩人或作家編輯，在官方出版社買了書號自費出版發行的書籍基本上延續了以往地下文學出版物的內容但弱化了精神形式，值得研究的是，這種地下文學地上化現象有別於前蘇聯及東歐地下文學的歷史，是目前中國大陸特殊的出版審查制度下的新特點和新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本書籍有，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地下詩人、個體書商萬夏、瀟瀟主編並出資買書號分為上、下卷，厚達一千多頁的《後朦朧詩全集》。由地下詩人廖亦武編選，以買書號及書商出資印刷，系統介紹七○年代地下詩歌歷史的回憶錄《沉淪的聖殿》（199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許多地下詩人也通過買書號，自費出版詩集。

　 地下文學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地下文學隨著出版體制的商業化，特別是由於網路文學與網上文學刊物的興起，彼此已互為滲透，地下文學的內在精神、獨立的價值尺度和美學趣味仍然將不斷地面對專制制度和商業社會的多重挑戰，它的未來正在變化之中，但它已成為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歷史中獨特的一個部分，在新的世紀中，我將密切關注它的發展。

（原載台灣《自由時報》2001年3月11日）

“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李亚东

1999年9月至11月，陈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将《野草之路》编印了出来，于11月17日在维才的工作单位借用了一间大会议室，举行了热烈的发书仪式，二十余人出席。

东按：此系我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曹万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所纂第三十五章“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之第四节。原文6000余字，刊出后只剩2000字。

旅美诗人贝岭在《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介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许多文学青年秘密地阅读流散到民间的禁书，特别是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形成了地下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区，六○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中成都的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如邓垦写于1967年秋的《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含蓄地表达对文革的控诉。

根据当事人自述，“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1964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1963年11月，陈墨经人介绍认识“（成都）七中才子邓垦”。那时邓垦已有自编《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1964年，陈墨自编《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1964年10月，陈墨编辑两人小诗合集《二十四桥明月夜》。后来结识“‘野草’诸君”的蔡楚，据说在1964年也编了自己的诗集《洄水集》、《徘徊集》等。从这些极具朦胧诗意的集名，可见他们的审美趣味、倾向。“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里”，邓垦周围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余人，主要成员有邓垦、陈墨、徐坯、九九、白水、蔡楚、吴阿宁、何归、吴鸿、苟乐嘉、殷明辉等。绝大数是“右派”和“黑五类”子女。用后来参加的女诗人无慧的话说：“在那个讲阶级、论出身的年代，我们实实在在是生长在田边地头、墙角石缝的野草，任凭风吹雨打，备受车辗人踏。”1971年，在陈墨鼓动下，邓垦把诗友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曾示陈墨、峦鸣等人过目”。1974年秋，一友人因文字入狱。邓垦夫人将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因怕文字狱，又将手抄孤本烧掉。“现在我们手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多是互相手抄和传阅的，还有个人收藏的。”

到了1979年3月，成都第一份民间刊物《野草》创刊，并贴在成都繁华的盐市口和总府街，读者称“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野草是卑贱者的比喻，但同时也是生命力的象征。……真正不长野草的地方只有圣殿和天堂，而圣殿和天堂都属于神权的范围。红衣主教以及他的传教士们曾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一座空前绝后的圣殿，然而仍然有野草，只是她默默地，在圣殿的下面。”《野草》第2期刊发了陈墨的长诗《天安门》，标明的第一稿写作日期是“1976清明”。诗人呼喊：“今天，全世界都愤怒了，／中国啊，还在隐忍中乞怜！／隐忍，使中国变态，／隐忍，使民族畸形，／隐忍，使浩气堕落，／隐忍，使良知自焚！／隐忍，必然使我们的泪眼浑浊，／隐忍，必然让我们的瘦脸布满鞭痕；／隐忍，才使中国一次次受到欺骗，／隐忍，民族的灾难才这样频频降临！／中国啊，你为什么还不呐喊？／民族啊，你为什么还不抗秦？！……”由于政治的原因，《野草》只出了三期。然后转入地下，“从公开散发转为内部传阅，作为野草文学社同人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直到如今，并不出名的《野草》文友仍在默默耕耘着，写“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前后坚持三十余年，这在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例。“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为她的个性极不张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诚实、正直、坚定和执着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没有任何纲领和章程，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从另一方面讲，“野草”至今不算很有名。

针对这种现象，诗人廖亦武总结原因：“1999 年5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出现的八十年代四川“非非主义”诗人杨黎，回忆读高中时，“中国开始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又在成都的街头看见了张贴在墙壁上的油印诗刊《野草》。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看现代汉语诗”。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能判定从《野草》到“第三代”，“四川诗歌从来有一种传统的经脉”。不过，跟已知“文革地下诗歌”别的写作群体比较，“野草”群落毫不逊色。“在文革以来地下文学社团和民刊中，以诗人黄翔、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贵州野鸭沙龙，取名虽然强调‘野性’的意义，强调对时局政治的关心，但同时继承了东方隐逸文学的传统。以陈墨、邓垦、蔡楚为代表的四川成都野草文学社的诗歌作品，是一群‘卑贱者’的生命力的象征；以根子、多多、芒克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有时也被称为‘自然诗人’，他们的某些诗作都在‘野性’中透露出盎然的绿意。”

从社会学角度讲，“野草”诗人是那时比较早的觉醒者、反叛者。他们的存在及其坚持，主要价值与其说在美学、不如说在人学。作为“卑贱者”的抗争，他们不能不纠缠社会、人生。就像邓垦说的：“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得发痒。”陈墨《天安门》是那样，邓垦（署名“野呜”）的《探监》同样：“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如果这些诗比较晚，那么早先的其实同样。如陈墨写于1964年的《蚯蚓》，是对于光明的呼喊：“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能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出来吧！／小小的灵魂／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就此而言，虽然“野草”诗人明显受到新诗史上徐志摩、戴望舒等的影响，总体来说不一样。如跟同期“白洋淀派”、“贵州派”相比，“野草派”写作呈现平民化、“茶铺派”特征。

从艺术追求上讲，“野草”诗人有两个极端的倾向：一个是离群索世，比如他们以“空山”命名诗歌，比朦胧还朦胧；一个是直白的话语方式。也不妨说是根据文化气候，在“空山”（纯文学、唯美）与“野草”（为人生、反抗）之间摇摆。如“文革”时期言，似更侧重唯美。那时主流诗歌是“民歌加古典”，“野草”诗人摒弃主流，自觉承续新诗传统。作为反叛、独立意识的体现，“她的主要成员深受新诗史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诗作风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倾向。这明显的是对新诗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基础和主流的肯定和传存。”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能说他们有什么新建树。可放在那个时代，许多诗句高出那时一般水平。如陈墨在1968年10月有这样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一点也不逊色。《野草》的几个主要成员，在诗歌艺术上追求语言美。“从他们的诗作中，能明显地读出中国古典诗词天风海雨般的气韵和含英咀华般的琢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西方诗，受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痕迹。《野草》到了中后期，还突出地展示了艺术美的包容性。”

邓垦（1944年—），本名邓祖铭，四川成都人。曾为名校七中才子，自谓“属于挨整的一代——天整、地整、人整”，为《野草》文学社社长。1963年，就编有自己的《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他在1964年4月写出《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1967年写出《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1968年写《秋游草堂》，1971年写出《当春风归来的时候》，1974年写《给翔翔——写在翔翔诞生五个月》，1976年清明写《狱中问答》，1977年12月写《探监》。“在华美的音乐厅里没有我，因为我只唱风暴的歌”，1979年《海螺》中的这两句，可以看作他的“自供”。有《邓垦诗选》（自印本）、回忆录《南河背影》（未刊）。他在二十岁上所写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虽然明显稚拙，但也显示了他的才气和趣味：“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你在那白云投宿的山中，／可听得见我的呼唤？／你在那沙鸥落户的水边，／可看得到我的孤零？／我为你似长烟一般憔悴，／我为你似江涛一样呻吟。”《给翔翔——写在翔翔诞生五个月》，含蓄地表达了压抑和愤懑：“我们的小翔翔是可爱的，／大大的眼睛盯住世界：／鸟为什么不许唱？／花为什么不许开？／太阳为什么会落？／黑夜为什么爬来？”《秋游草堂》直截了当：“啊，被矮矮的红墙所困囚着的草堂呀，／我知道你向往着艳阳的天，自由的云；／我知道你只有在深沉的夜晚，／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告诉给远方的星星；／我知道你的全部痛苦和不幸──／是你和你的祖国正在受着秋风的蹂躏！”《当春风归来的时候》尽情释放自己的期盼：“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人会尽情地笑，／花会尽情地开，／水会尽情地流。／／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人会问，花会猜，水会想：／为了夺回这一天，／有多少生命曾在风雪中博斗！”结尾说：“当春风归来的时候，／或许我已经躺在地下，／但我要告诉你们，／别在我的坟上洒下眼泪和忧愁。／……就请把我对春风的渴望，／写在碑上，立在我的坟头！”总体看，属于“感时忧国”一路。

陈墨（1945年—），本名陈自强，四川成都人。出身“黑五类”家庭，毕业于成都二十九中。自云小学五年级时，正逢“全民诗歌运动”，“我也写过讴歌‘大跃进’的诗歌，内容虽然荒诞，但是音韵以及起承转合，无师自通。我几乎先天地喜欢一切愈有格律因而愈难，而愈难反而愈能体现才华美的形式”。1963年做临时工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对我影响颇深，终身难忘”。谁知1964年秋叶子突然病逝，为了纪念，“我把我64年写的诗收成一个集子，取名《落叶集》，也替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秋箫叶。我从小失去父爱，因此我实在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父亲”。此外，那年陈墨还编有《残萤集》、《灯花集》、《乌夜啼》等。结识邓垦后志趣相投，1964年还合编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主要代表作品：1964年所写《蚯蚓》，1966年写《草堂独游》，1968年写的《零碎的爱》、《薛涛井畔》、《她要远去》，1969年写《心有灵犀──想不通》，1970年写《独白》、《无法拒绝》，1971年写《难免无奈》，1976年写《天安门》，1979年写《野草》。曾任《野草》主编。有散文集《何必集》（自印本）、诗歌集《鸡鸣集》（与蔡楚合刊）.虽也有“感时忧国”的内容，爱与美是他的诗歌常见主题。如《零碎的爱》：“我爱——／去年北窗诗稿的破洞中，／七月的风雨／在学舌黄河的急涛。／／我更爱——／梅子黄时，／买醉归来，／任泥泞踏碎的冷香／和几声洞箫，／轻轻地，打脸上／拂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舌”显而易见。“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寒瑟的枇杷呀轻摇。／染翠了相思点点，／吹皱了阵阵鸣铙”（《无法拒绝》），和“春花看不见秋月的笑，／秋月听不到春花的闹。／花月只有在无奈的心底，／才酿出和谐的调”（《难免无奈》）也透露出这一点。它们更像古典诗歌的现代重写。另外一些诗，则明显有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等新月、现代派的影子。如《薛涛井畔》：“这儿有叹息般长长的树荫，／这儿有月光一样悄寂的心；／浅浅的栏儿关得住什么？／落进几滴眼泪，溅出几滴蛙声。／……凄清的冷涛在树荫下飘摇，／树叶下盖着一个诗的王朝。／岁月沁出了这圆死水，／死水正映着一个诗的寂寥……”，其中“叹息”、“死水”明显借鉴有自。《心有灵犀──想不通》一诗：“月吻着我，你也吻着月？／在这深邃的怅望中，姑娘，／杨柳岸凄清，为我而沉默……”则有徐志摩的影子。今天看当然新意不足，可放在那个时代，能够“爱与美”，是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见证。

蔡楚（1945年—），本名蔡天一，四川成都人。上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写诗。1970年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979年文革结束后，由成都中院改判无罪。1997年移居美国。“文化大革命”前后代表作有：《乞丐》、《赠某君》、《给你》（1962），《别上一朵憔悴的花》（1963），《无题》（1964），《依据》、《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1968），《透明的翅膀》（1975），《等待》（1976）等。《乞丐》为荒诞的岁月留真，凸显出地下写作的价值：“冬夜里朔风怒吼，／可怜的乞丐下身挂几片遮羞布。／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长夜漫漫，他在等待。”《依据》写：“花开花落潮涨潮退／星际运行人死人生／我们只是一朵浪花／一片浮云或者是／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小的小小的机器／制造出的螺丝钉／／但纵然是死无轮回／我也要直问到──／那绞刑架上的／久已失去的／　──依据”。表达无力中的持守和独立。《等待》表达同样的渴想：“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早期的诗受戴望舒影响极大，有一种未受时风熏染的稚拙。“那是一种民国世代的遗韵，淡淡荒凉的记忆，清纯明净的意象，对美好的事物总怀有亲切的期望。”

诗歌流派与80年代诗歌运动

——兼论80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特征

 周伦佑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价值颠倒、精神颓败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怀念开始增多了。在一些文章的追记中，在一些会议的交流中，在朋友间的私下摆谈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听到人们动容，动情地谈论“伟大的80年代”，谈论80年代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其中的“80年代诗歌运动”和“80年代诗歌精神”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什么是“80年代诗歌精神？”它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暂时不能从正面触及和展开这一论题，恰好我近期在做一些有关“流派学”方面的思考笔记，这让我联想到：众多诗歌流派的涌现和躁动，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就从“诗歌流派”这个角度，谈谈“80年代诗歌运动”的流派学表现。

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群体”、“流派”、“宣言”是最招人诟病的几个词汇。那些否定80年代诗歌运动，或者将“80年代诗歌流派”作为负面现象进行评价的批评家们，也往往是通过对这几个词汇的声讨，来实现他们对“80年代诗歌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而80年代的舆论环境，比现在更严酷，那时的批评家和“正派的”诗人们（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几乎是“谈‘流派’色变”，人人都以声讨“流派”为己任，并把这视为正义的呼声。当非非主义于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的流派主张时，顿时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攻击，说非非主义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诗歌的群众运动”。这些攻击，有的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前《星星》诗刊主编叶XX，此人恰好是文革时西昌地区一大派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宣传部长，文革话语十分熟练），也有先于非非主义而创立流派，打着“整体”的招牌（从托夫勒的《第三浪潮》中搬来的一个西学概念）而鼓吹宋明理学末绪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还有某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如欧阳江河等）……由来自不同阵营的嘈杂声音共同编织成的批判大合唱，成为80年代后期的一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面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会有如此多声部的强烈愤懑呢？为什么某些先锋诗人在反感和声讨“流派”这点上，和官方意识形态会达成共鸣呢？难道他们的义愤真的是在捍卫诗歌的个人性吗？在那些义愤填膺和愤怒声讨（包括某些酸溜溜）的言论后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被流派和非非主义激怒的那些义愤者的“愤懑”，其真正的原因是某种巨大的价值失落而导致的心理失衡。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叶XX之流）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的攻击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非非主义所张扬的独立自由的非意识形态写作立场，正是对以权力体制作为背景的官方文学伪价值体系的直指和颠覆（20多年来，权力体制对非非主义的多次禁绝、施压和打击，便证明了伪价值体系被击中要害的疼痛和震怒）；披着宋明理学皮毛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对非非主义的攻击，则显现出二重人格者荒诞逻辑的极端荒谬性：我创立流派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创立流派就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就是犯下了不赦之罪（当然在非非主义的强光辐射下，石光华等人来自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八卦图”加汉大赋的陈词铺演，很快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那是后话）；多方攻击中，只有“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欧阳江河等）反对“群体写作”的义愤有点逻辑上的、暂时的小小理由。当20世纪进入90年代，多个“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从不同的居住城市（甚至从海外）迂回颠簸，糜集北京，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时，情况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反对群体写作的、自命清高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突然间变成了某种群体性的流派写作模式的论说者和维护者。这时，对于非非主义的攻击和敌意依然存在（见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引用欧阳江河的话及程本人对非非主义的论述），但对“流派”、“群体”的愤怒和拒斥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也抱团成群体成流派了），这些抱团成群的原“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不仅整个群体要争当90年代中国诗歌正宗的、惟一的流派（所谓“90年代中国诗歌只有‘知识分子写作！’”），而且诗人个体也在他们抱成一团的群体流派中，为争夺该群体流派（即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内部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合纵连横，明争暗斗。我分明看到，这些当初配合官方意识形态声讨围剿“群体”、“流派”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他们当年声讨“群体”、“流派”之罪的那只喜剧之手，现在正好反打在了他们自己白净的脸上！这些年来，中国文人的这类滑稽表演我已经看得太多了。这些看似吊诡、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实，放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其实并不意外，它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诗歌悖论生存方式的某种变形表现。在这些非常态的矛盾现象后面，我们总能看到文学向其常态存在方式回归的隐形轨迹。

什么是流派？《说文解字》解“流”为“水行”，解“派”为“别水”；在现代汉语中，“流”有源流，流向、流动、变动不居等多种含义，“派”的含义则介于宗派、派别、分野这三个近义词的边际之间。两个单字合在一起构成的这个汉语名词，向我们昭示着某种无序中的律动，混沌中的有序，盲目中的自觉，空白中的建构，不可能中的可能。可以说，“流派”是人类的精神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实现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人类思想的多元化实现或文学观念的变构，总是体现为异端对正统的突围（这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的核心）。“异端”就是先锋。关于先锋，法国作家尤奈斯库如是说：“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一概括很具张力，但稍嫌抽象。我的中国式定义更简洁明白：先锋即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而文学方面的“先锋”，往往是和“流派”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流派是先锋的突现和锐进方式。没有流派便没有先锋，没有先锋和流派，便没有人类思想和精神多元化实现的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诗歌史上那些不同时代的先锋（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流派的形式来呈现和确认自己的。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西方现代诗人，也无不现身于某一诗歌流派中，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马拉美和瓦雷里是象征派的（属于象征主义的还有叶芝、艾略特）；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派的；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意象派的（庞德随后又是漩涡主义的）；布勒东、艾吕雅是超现实主义的（还有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墨西哥诗人帕斯也是超现实主义的）；罗伯特·罗威尔、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白派的；金斯堡是“垮掉一代”的；博尔赫斯是极端主义的；罗伯特·勃莱、詹姆士·莱特是新超现实主义的；广受推崇的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是阿克梅派的……

——那么，在我列举的这些诗人之外，有不在流派中的诗人吗（指西方现代诗人）？当然也有。比如波特莱尔、里尔克，英国的迪伦·托马斯等。但这些诗人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当时的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比如波特莱尔受到18世纪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超验哲学和美国作家爱伦·坡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影响而完成《恶之花》，成为象征主义的先驱，里尔克早期受印象主义影响，以后受后期象征主义影响；迪伦·托马斯则主要接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并且，这些诗人在以后也往往会被归入某一流派或某一先锋思潮中，如波特莱尔被归入象征主义，里尔克被归入后期象征主义；迪伦·托马斯则被归入超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情况。

一贯以群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学界及中国诗人，如此强烈地惧怕和拒绝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矜持的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出于对异端的恐惧！

走向流派，便是从自发走向自觉；

走向流派，便是从模仿走向创造；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序走向有序；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元走向建元；

走向流派，便是由“个我”走向“他我”；

走向流派，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一部人类文化史，便是众多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政治的流派历时呈现，共时竞争，此消彼长，在继承中扬弃的绵延不绝的历史。人类从蒙眯走向文明的漫长隧道旅途中，各种思想流派和文学流派始终担负着先锋的使命。而众多的先锋诗歌流派在80年代中国的诞生、发展和确立，正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从封建性走向现代性的必须和必然。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担负着伟大的使命。

但是，并不是任何自称诗歌流派的个人和群体都可以被看做流派。要成为一个诗歌流派，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要件，其中，我认为以下五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一、对某一群体或流派具有认同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写作成员；

二、比较自觉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诗歌美学及写作主张；

三、用以定期或不定期刊布流派成员作品的流派刊物；

四、在一段时期中持续进行写作探索活动的持续性；

五、在写作主张和成员构成方面对其他诗歌观点和写作成员的必要的排他性（而不是任何写作主张都可以融合，任何写作者都可以任意划入）。

以上五个条件可简缩为“流派成员、”“写作主张、”“流派刊物、”“持续性”和“必要的排他性。”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五个流派条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进行一番“流派学”意义上的清理和确认。

纵观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版图，出现于1979年的《今天》杂志的一群作者，虽然被称为“今天派”，但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只是一个具有地下文学社团色彩的诗歌探索群体。随后的“朦胧诗”，虽然是对包括同一群作者（也含其他作者）在内的一些诗人在正式刊物上所刊载作品的延伸命名，但在对其创作特征的归纳上，显然已具备了某些流派的特征，可以认定为一个流派。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非非主义，还有莽汉主义，他们诗派、整体主义等。同一时期非常活跃的以孟浪、郁郁、刘漫流为代表的“海上”和“大陆”诗群，仍属先锋诗歌探索群体，而尚未形成为流派。由京不特命名的“撒娇派”应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诗歌流派，可惜它没能存续和发展自己。90年代的中国诗歌构图中，由“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者抱团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虽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而企图僭越历史，强行加封自己为整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惟一主体和全体，但可以确定无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歌流派——而且只是一个诗歌流派。上世纪末，因不满“知识分子写作”遮蔽历史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作为“他们”诗派口语诗尾声的少数几个人在话语权焦虑驱动下的一种超短期利益反弹行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不仅不是什么流派，甚至连群体也算不上。

在由一些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策划和结合的诗歌群体中，沈浩波、伊沙等人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带有太多的商业炒作和体制下半身的特点，但无疑具备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准部件。虽然“下半身”的少数诗人（包括沈浩波、伊沙）在近期的写作中，竭力地想摆脱“下半身写作”这一命名粘附在他们身上的恶臭污迹，但如同所有那些享有臭名的成名者一样，使沈浩波、伊沙等人成名的“下半身写作”已成为捆绑他们一生的耻辱柱——他们以“下半身”成名，也必将作为“下半身”写作者被永久地捆绑在他们酷爱的那根“把柄”上。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经常被某些人刻意忽略的“垃圾派”。按照我的标准，“垃圾派”是一个具备流派条件的当代诗歌流派。我认为“垃圾派”的写作主张和诗歌作品是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一直遭到主流文学界的拒绝和抹杀。那么“中间代”是一个流派吗？我认为不是的。虽然我对作为诗人的安琪评价甚高，但我坚持认为，由诗人安琪创意集合的“中间代”构成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这一命名并没有提供“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我们先来看“中间代”的界定标准。如果说“中间代”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指称（泛指60年出生的诗人），那“朦胧诗人”中也有60年代出生的（如顾城等），“第三代诗人”则大部分出生于60年代；如果说“中间代”是指一群诗人之间比较接近的、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某种诗歌美学和写作追求，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被划入“中间代”的诗人，不仅大多数人的诗歌主张各不相同，创作实践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只能说，所谓“中间代”诗人，是指介于“第三代诗人”和所谓“70后诗人”这一时间段之间的，在创作上没能进入“第三代诗人”行列的，在年龄上无法归入70后诗人的所有成名和未成名（绝大多数是未成名）的诗人。因此，我认为，“中间代”只是一个在众多人参与下，由安琪本人创造的诗歌事件，而不是一个流派。还有张嘉彦等人倡导的“低诗歌”运动，虽然以“崇低”作为其诗歌美学及写作追求，已具有某种流派倾向，但因其涵括太广泛（包括“下半身”、“垃圾派”、“反饰主义”等等）而模糊了其流派特征，故仍将其视为一个“崇低”的泛诗歌运动。最后还有“第三条道路”。虽然有两个“第三条道路”（互相对立的、互不承认的），但这个借自西欧的社会政治学名词（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自称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些诗人集合的称谓，产生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所谓的“民间立场”争论时期，明显的带有某种应激性的策略考虑（在这一点上和“中间代”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中间代”的应激策略是时间的，而所谓“第三道”的应激策略则是空间的）。虽然它曾自称“21世纪第一大诗歌流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自称的“第一大诗歌流派”有什么明确的诗学主张，也不知道“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我们只能从它的鼓吹者口中听到“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这一空泛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带有极大广延性的文化思潮，它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甚至建筑、广告、时装设计等诸多领域，仅就诗歌而言，光在美国，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就有几十个流派。将如此普泛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单一指标，是很可笑的。而从他们的文字表述也可以看出，鼓吹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在诗人的认定上，也没有什么标准，似乎只要是写诗的，都可以被任意地拉进“第三条道路”。故此，笔者认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

上面这幅诗歌流派路线图，从1979年一直绘制到当下。这便是我眼中的中国先锋诗歌流派谱系。我们寻找的“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一直寄存、发扬于那些涌现于80年代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先锋诗歌流派身上；还有在那些被“80年代”所感召而相继创立的新的诗歌流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80年代诗歌精神”的影子。“80年代诗歌精神”并没有完全死去，它通过旗帜不倒的先锋诗歌流派而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从个人走向流派，是中国诗歌自身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诗歌的生态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这是中国先锋诗歌由自发走向自觉而跨出的决定性的步伐。就其本质的意义来考察，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流派运动，是中国诗歌追求民主化和现代性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自治运动，其深层动因实含有艺术的“自由”与“自律”的双重诉求。可以说，没有80年代那些招人诟病的流派“宣言”和诗歌“群体”，便没有轰轰烈烈的80年代诗歌运动；没有80年代诗歌运动，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80年代诗歌精神！”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创作的相对自由及思想艺术的多元化，实在受益于伟大的80年代。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周伦佑在这里除了提出“流派学”这个概念，并从“流派学”的角度对中国先锋诗歌流派作谱系性的梳理和确认之外，主要是要为“80年代诗歌流派”正名——还需要我来正名吗？时至今日，时间早已为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发放了永久的通行证。20多年以后，非非主义仍然壮大地存在着，便是一个证明。当初那些反对和批判的声音，现在已经烟尘自散了。环顾左右，中国还有哪一位严肃的、纯正的诗人不是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流派的呢？笔者尊敬的诗人郑敏是“九叶诗派”的，牛汉是“七月诗派”的。北岛、多多是“今天派”的。连假清高的所谓“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也毫不犹豫地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派”了！这即是时间对“流派恐惧症”的治愈，也是“80年代诗歌流派学”的胜利。只要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绵延不绝，“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不会死去。

（2010年5月25日草成于成都温江杨柳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