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春芽 / 殘酷愛情背後蹩腳的聖人製造者

殘酷愛情背後蹩腳的聖人製造者

柴春芽 

一位學者朋友給我講過三個真實卻殘酷的愛情故事。因為太過殘酷,我覺得此生不會忘記。我想把這三個故事寫成一本三聯體小說,就叫《殘酷愛情物語》。

由於記憶是一種心理折射,以下講述自然不能保證字字屬實。另外,經由朋友口述轉變為文字記錄,其間必有資訊的缺損,為了彌補這種資訊的缺損,我不得不新增一些細節,使之文通字順。故而,我需要提示:

以下故事具有半虛構性質,請勿對號入座。

柴春芽 | 殘酷愛情背後蹩腳的聖人製造者 第3張

殘酷愛情故事之一

A是一位著名攝影師。有一年,一位年輕女子慕名而來。他們很快相愛。大概同居了半年,有一天,兩個漢子找上門來。他們聲稱要殺了攝影師。攝影師恐懼至極又迷惑不解。年輕女子匆匆收拾行李,走過來擁抱並親吻攝影師。她滿懷歉意地告訴他:

「我本來是一個黑幫老大的女朋友,但我不愛他,我本來以為可以與你一起,躲進平凡的生活白頭偕老,沒想到還是躲不過他們眼睛,因為我是那麼愛你,所以我不想看到你死,請你隱姓埋名,去逃亡吧,我只能回到黑幫老大的身邊,換來他不再追殺你的承諾。」

於是,攝影師只好逃離都市,而不是如型別電影那般與情敵對決,在遙遠邊疆躲藏了將近十年。他拍了一組觀之令人震撼的照片。

有評論者把他和全世界拍攝吉普賽人的流亡攝影師約瑟夫·寇德卡(Joseph Koudeka)相提並論。約瑟夫·寇德卡像個流浪漢,用了十七年時間拍攝吉普賽人。他拒絕採訪,拒絕自己的形象出現在媒體上。有人認為他是攝影界的「聖人」。作為流亡者的約瑟夫·寇德卡——世界上的異鄉人——十七年沒有國籍。

柴春芽 | 殘酷愛情背後蹩腳的聖人製造者 第4張

約瑟夫·寇德卡

殘酷愛情故事之二

在雲南一座古城,B和妻子經營一家青年旅社。有一天,一位從北京來的姑娘住進旅社。她長發飄逸,時時捧讀一本現代詩集或者一本美國「賁撻一代」(Beat Generation)作家的流浪小說。她耳機裡漏出的,是鮑勃·迪倫1970年代嬉皮士運動時期的抗議民謠。

很快,B愛上了比他年輕十歲的姑娘,但他的妻子拒絕離婚。B只好搬出去與姑娘同居。沒過幾個月,朋友們發現,B拋棄悲傷欲絕的姑娘,極不情願地回到妻子身旁,像個賭氣出走的孩子回到家裡,似乎什麼事情都沒發生。

原來,B屬於一個具有教主世襲性質的神祕主義教派。該教派認為與異教徒或無信仰者通婚,和通姦一樣,都是罪惡。B的妻子把丈夫離她而去的事情打電話告訴了遙遠西北故鄉的教長。教長就是B的父親。他派了一名殺手,並且告訴他:「如果我兒子執意要和那個無神論女人在一起,你就把他殺了。」

殘酷愛情故事之三

C是一位「北漂」作家,離異,獨居,過著時有時無的性生活。他文筆犀利,思想敏銳,像個遊擊隊員一樣,藉助網路平臺勇敢而機智地抨擊時弊。他的個人魅力吸引了一大群粉絲。有一位居住在南方W城的女粉絲給他留言,索要他的E-Mail,然後給他寫來一封又一封在情意綿綿中夾雜熱烈崇拜的信。兩個人就這樣一南一北,鴻雁傳書,隔著迥然不同的氣候,傾訴衷腸。

有一天,C收到女粉絲的最後一封信,說她因為對他的愛而不得不移民澳大利亞,永不回來。但她有個心願,希望他能來W城,感受她在這座城市出生、長大的絲絲資訊,感受她在這座城市遺留的對他無盡纏綿的愛。

讓C感到震驚的是,女粉絲竟在信中說出他所有的祕密:多年前他那初戀女友的悄然離去和他無意間獲悉她已病故後黯然的哭泣,一個長相平平腋下有狐臭的女特務和他頗感不爽的一夜情,他婚姻的破裂以及他把房子留給前妻和女兒而凈身出戶……但她說,知悉這些祕密並沒讓她產生妒忌和厭憎,反而讓她更加愛他,因為他在這些祕密中從未喪失善良的本性。女粉絲隨信附寄一張飛機票。

C毫不遲疑地飛到W城。他撥通女粉絲給他的行動電話號碼。接聽電話併到機場接他的,是一位女士,自稱是那位女粉絲的閨蜜。C得知,幾乎與此同時,女粉絲抵達墨爾本。接下來的半個月,C和女粉絲的閨蜜同居在W城的一所公寓。兩人天天做愛,極盡魚水之歡。

C從女粉絲的閨蜜那兒得知,這位女粉絲的男朋友是個高官。他曾派密探偵查了C的所有資訊,並將這些資訊轉給女粉絲,希望以此澆滅她對C的愛之火焰,孰料適得其反,最後,女粉絲以移民身份被送至澳大利亞,並且受到警告:如果她和C有任何聯絡,C將遭到暗殺。女粉絲只好借閨蜜之身,作為她愛情的映象,完成與C的靈肉結合。

半月之後,女粉絲的閨蜜交給C一個鼓鼓囊囊的牛皮紙信封,悄然離去。那是女粉絲給C的六萬元生活費。

把這三個故事連綴起來,就可看作一部大眾宗教形成的三階段式歷史寓言。

第一個愛情故事,乃是製造聖人最恰切的原始素材,如果再有一位熱誠地評論者,對於攝影家A殘酷的愛情不得而知,僅就他投身邊疆荒涼之地近十年苦行般的事蹟,大可寫出一部塑聖之作,就如小說家卡夫卡的好友馬克斯·布羅德(Max Brod)那樣。

在卡夫卡死後不久,馬克斯·布羅德出版了小說《愛情的迷人王國》。據米蘭·昆德拉說,這純粹是一部「膚淺蹩腳的小說」。但是,

馬克斯·布羅德在這部毫無美學品味可言的小說裡,以卡夫卡為原型,塑造了一位「當代聖人,貨真價實的聖人」:加爾塔(Garta)。

柴春芽 | 殘酷愛情背後蹩腳的聖人製造者 第6張

布羅德於1965年

加爾塔與兩千年前印度的覺悟者佛陀和中國的智隱者老子比肩而立。加爾塔「有不少過人之處,其中一項即是始終保持獨立。即使他本人就是神話,在面對所有神話時,他卻是那麼自由,講究理性的程度令人肅然起敬……他追求絕對的純凈,他沒辦法想望其他事情……在所有曾經踩踏過大地的諸先知、諸聖賢裡面,就屬他最沉默……說不定他只需要自信就足以導引全體人類!」

馬克斯·布羅德背叛卡夫卡的遺囑:在他死後,焚毀其著作。他以小說,這面用米拉·昆德拉的話來說「讓道德評判暫停」的放大鏡,確立了卡夫卡偉岸的加爾塔聖人映象,隨之展開一系列漫長而縝密的塑聖行為:為卡夫卡的長篇小說撰寫序言,寫出四本詮釋卡夫卡的評傳,編纂卡夫卡書信集,將長篇小說《城堡》和《美國》改編成劇本。

一門新的學問:卡夫卡學,誕生了。

柴春芽 | 殘酷愛情背後蹩腳的聖人製造者 第8張

弗朗茨·卡夫卡

作為半官方的工傷事故保險公司顧問的卡夫卡,作為一個生前沒有發表過多少作品的業餘作家卡夫卡,作為41歲因肺病而亡的卡夫卡,就這樣變成一個逐漸遙遠而縹緲的影子,被製造而成的聖人加爾塔取而代之。甚至,卡夫卡日記中影射娼妓的文字和與性有關的文字,全被刪除,因為這些文字在卡夫卡死後變成了對聖人加爾塔的褻瀆。

就缺寺院、聖殿、塑像和門徒了,否則,一門新的幫派色彩極度濃鬱的神祕主義偽宗教就會建立,甚至可能還會有某人偽造族譜,將自己歸入聖裔之列,甚至還會有人扭曲教義,將自己定為聖人的轉世再生,如此一來,權力和財富將會迅速集於一人或一家族或一階層,而背叛教條和規約者,如米蘭·昆德拉那樣開始反思並批判者,將會被驅逐,被流放,甚至將會遭受追殺令的死亡威脅,如同我在上面講過的第二個殘酷愛情故事中的B,如同用小說這一現代文明的娛樂工具來戲謔並嘲弄神聖的作家拉什迪。

第三個殘酷愛情故事,在我看來,

透露出一種理性之光和善良的馨香,一種對種種迷象經過鑒別之後的溫柔取捨。這是人類最寶貴的品質。

如果沒有這種品質,人類將會徹底迷失於偽宗教的霧霾。

在美國屬於基督教福音派的惠頓學院(Wheaton College)和長老會的普林斯頓神學院——都有一門在我們東方人看來頗為冷僻的學科:《新約》經文鑒別學。出生於美國中部一個保守的聖公會家庭曾經虔誠信仰基督教的學者巴特·葉爾曼(Bart D.Ehrman)先後就讀於這兩所神學院。他發現:基督徒堅信的來自上帝(God)之啟示的《新約》,並沒有原始抄本。他比對了世界各地發現的希臘文、希伯來和古敘利亞文抄本,發現《聖經》,在千百年的傳抄過程中,充滿了刪改,尤其是《新約》福音作者,他們竭力「塑造」耶穌在信仰中的神子/基督映象。為了與早期猶太人、異教徒和異端神祕主義諾斯替(Gnostic)論辯,為了後來的神學論爭,不斷有人把自己的話語加入《新約》。

在使徒馬可筆下,也就是記錄於《馬可福音》中的耶穌,在被捕那夜的橄欖山上,顯得極其傷痛。他伏地禱告,「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接下來的受難中,耶穌安靜地走向骷髏地。他的門徒逃得無蹤無影,連那些最忠誠的婦女也只是「遠遠觀望」。每一個人都嘲笑他,路人,猶太人領袖,還有那兩個同樣被釘上十字架的強盜。甚至,最後連上帝也離棄了他。忍受著我們常人難以想像之痛苦的耶穌,在十字架上說了惟一一句話:「以利,以利,拉瑪撒巴格達尼?」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為何將我離棄?」

《馬可福音》中的耶穌,這樣一位在現實和文學作品中可以理性比照的耶穌,兩千年後,仍然讓我為之傷心。

但在《路加福音》中,通過使徒路加的描述,我們看到的是另一個耶穌形象。他是那樣鎮定自若,當他開口說話,顯得一切都在他掌握之中。他全心信賴上帝他的父,對自己的命運充滿信心。當他肩扛沉重的十字架,看到一群路旁的婦女為他傷心哭泣,他卻告訴她們:不用為他哭泣,而要為她們的孩子哭泣,因為預言的災難即將來臨。在十字架上,耶穌與強盜展開一場知性的對話,並向其中一位保證一定可以同在天園。路加筆下的耶穌在臨終前高喊:「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付在您手中!」

耶穌形象的這兩種描述,形成後來經院哲學關於耶穌人神兩性還是人神一性的長期論爭。

轉引自騰訊新聞「大家」2018/9/9

文海/生活而已

生活而已

文海

沒有自動替代文字。

 

香港「決絕」影展昨晚放映《生活而已1》,導演魏曉波也專程從長沙趕到香港參加映後交流。《生活而已》由一系列作品構成,現在已完成了三部,分別講述曉波和女友相戀到結婚,以及孩子出生,可以預料這場情境劇會持續的拍攝下去,紀錄和呈現導演一生中的不同階段。

圖像裡可能有一或多人、大家坐著和室內

 

2011年我首次看到《生活而已1》時,感嘆這是一部拍攝男女戀人之間最好的中國紀錄片。紀錄片拍攝中最難解決的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之間的關係。在天朝攝影機向來代表了一種權力,遲至上世紀90年代貴重的攝影器材以及它的擁有者——國家電視臺,讓普通人面對攝影機時會很有壓力。1999年獨立導演睢安奇拍攝的紀錄片《北京的風很大》中,當攝影機進入一間髮廊時,那個正在剪髮的女孩,就下意識的老老實實地站到牆邊,驚恐地看著攝影機,如同面對警察。

小型攝像機DV的出現,讓攝影機成為玩具,而唬人的拍攝也可以是很親密的私下作為。在《生活而已1》,曉波和女友,互相拍攝。美麗的女友可沒把這樣的拍攝當作拍紀錄片,這也太隨意了,拍紀錄片應該像央視的紀錄片導演身穿馬甲,坐在導演椅上看著監視器而且一定是要擺出思考的模樣。她可能將拍攝當作戀人間的情趣遊戲,這讓最私密的空間的拍攝也呈現及其放鬆的氛圍。這是用直接電影的手法拍攝紀錄片最好的時刻,只有當被拍攝者對拍攝者完全敞開之際,最精彩的素材才得以紀錄下來。所以,紀錄片大師小川申介會說:「紀錄片是拍攝者和被拍攝者共同營造的世界。」

昨晚再次看《生活而已1》,期間讓我在在想起日本攝影狂人荒木經惟。「愛,是以快門的次數決定的。」這位備受爭議的攝影大師說。1971年,他的第一本攝影集《感傷的旅程》,就是紀錄了他和陽子的新婚蜜月之旅。之後,陽子的一切都被紀錄下來了。1989年陽子罹患重病,荒木每天捧著鮮花去醫院,也持續的在拍攝。半年後陽子去世,臨終時刻的影像是夫妻倆攥緊的手。荒木寫道:「一攥緊她的手指,她也回我緊緊一攥。彼此一直不曾分開。」

《生活而已1》也可以是天朝青年戀人們一地雞毛或狼藉不堪生活的寫照。私人空間和個人隱私是要堅決捍衛的人權。看這樣的私影像電影,觀眾是否要承受「偷窺」的道德壓力呢?我覺得完全不必要。但我們要感謝導演魏曉波將這段生活拍攝,并邀請觀眾,這需要非常大的勇氣。雖然,放映開始前,曉波向我告辭,他就不看了,去外邊轉轉,放映後再回來。交流中,他也說很少重看這部電影,他的妻子曾在電腦上看過,也受不了這真實的影像。不過還好,現在他們相依為命還有了一個女兒,她也繼續被丈夫拍攝。在《生活而已1》中,看似摳門的曉波,一來到香港,就去商場買了食品、給女兒的玩具。這次他也僅僅住一天,就要回去,「孩子需要照顧呀。」曉波說。

我總告訴報導「決絕」影展的記者們,這影展不是「禁片展」。在天朝還有獨立電影節時,很多電影都在這些電影節上放映過。影展中有一些關於社會議題、抗爭的紀錄片,但也有很多關於個人成長、情感生活的影片,近兩週放映的唐丹鴻《夜鶯不是唯一的歌喉》、沙青《獨自存在》、吳昊昊《KUN1行動》、魏曉波《生活而已1》,在在展現了中國獨立紀錄片廣闊的的視野和豐富性,這是自由的個人,通過獨立的作品共同構築的獨特天朝影像。

2013年,當天朝完全禁止獨立電影節後,這些獨立電影才再次回歸到「禁片」的行列。但我總覺得,這些獨立紀錄片最重要的工作是繼續夯實中國電影新的傳統,在這寂寞、孤獨的旅途,一定會走出中國電影的自由之路。

圖像裡可能有13 個人、大家坐著和室內

轉引自文海臉書/2018/7/38

 

 

回家──貝嶺

回家──貝嶺

圖像裡可能有2 個人、包括 Bei Ling

2018年9月2日下午,加拿大台灣文化節邀請貝嶺於溫哥華The Orpheum Annex 劇院演講,講題為「回家」。其演講內容從劉曉波談起,繼而談他自己的「回家」經歷。以下文字引自貝嶺臉書。

圖像裡可能有3 個人、包括 Bei Ling

今天下午在溫哥華the Orpheum Annex 劇院的這埸先播放2008年11月「劉曉波生前最後的訪談」的影音演講,我談及了三個主題:
1、劉曉波其人生擇抉中的主動和被動
2、何為家?回哪個家?為什麼在台灣?
3、《傾向》帶來了什麼?又帶走了什麼?
聽眾中真有博學之人,也對我早些年的受教之誼有備而問,一長者提問時和我探討起七七憲章之於哈維爾意味著什麼?另一位先生竟對桑塔格的建樹侃侃而談。
感謝儒雅的主持人許建立先生,他不只是英譯,甚至把我說的英文用更精準的英文再說一遍。
下一場在9月10日,我受邀在溫哥華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亞洲中心和學者學生們有一下午的座談,我們還會探討美國的這位NO.45將或能改變中國和加拿大的什麼?

圖像裡可能有室內

 

TaiwanFest 2018: Poet Bei Ling cherishes his freedom after being jailed for publishing a literary magazine in China

TaiwanFest 2018: Poet Bei Ling cherishes his freedom after being jailed for publishing a literary magazine in China

  • <p>Writer Bei Ling will speak at TaiwanFest about his arrest in China for publishing a literary magazine and being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exile or 10 years in prison.</p>
 
  • Writer Bei Ling will speak at TaiwanFest about his arrest in China for publishing a literary magazine and being forced to choose between exile or 10 years in prison.

One of the most dramatic human-rights stories of the year concerned the widow of Chinese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 Liu Xiaobo. Liu was jailed in 2008 and was later convicted of inciting subversion after launching a petition called Charter 08, which demanded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and an end to censorship in China.

His widow, poet Liu Xia, remained under house arrest until her husband’s death last year.

But rather than spend the rest of her life living under these conditions in Beijing, Liu Xia was permitted to fly to Berlin in July, reportedly to seek medical treat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decision to allow her to leave the country coincided with major commercial deals being reached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One of Liu Xiaobo’s close friends, Chinese poet Bei Ling, helped facilitate the transfer by campaigning for Liu’s widow’s release. He wrote an open letter, coauthored an article in the Guardian, and gave interviews to western media outlets, often from his home in Taiwan, where he lives in exile from his beloved hometown of Beijing.

On Sunday, as part of TaiwanFest, Bei Ling (a pen name) will be in Vancouver to speak about how Liu Xia was freed—as well as his own experience being jailed in China.

“In the open letter, I said she’s a writer-artist, she’s not a political person,” Bei Ling told the Georgia Straight by phone from Boston, where he was in transit on his way to Toronto. “She only married a political person.”

Bei Ling wrote a book about Liu Xiaobo, which was translated into German and helped the cause of Liu’s widow. Bei Ling also credited German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saying her experience growing up in repressive East Germany prepared her for negotiations wi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addition, a high-profile Chinese writer in exile in Germany, Liao Yiwu, also amplified concerns about Liu Xia’s fate.

According to Bei Ling, Liu Xia left China with 14 pieces of luggage, which included “all her memories, her likes, and her husband’s things”.

Bei Ling’s story is equally dramatic. In the 1990s, he was publishing a literary magazine in Beijing called Tendency. During this period, he struck up friendships with many writers outside of China, due to being an author in residence at Brown University, a visiting fellow at Bonn University, and a research associate o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ne of those friends was American writer Susan Sontag, who supported his efforts to publish Tendency.

“She warned me that to bring this to China and print it may be dangerous,” Bei Ling recalled. “I told her, ‘It’s okay. It’s not a political magazine. It’s a literature magazine.’ She said, ‘You have to be careful.’ ”

Bei Ling told Sontag that the issue featured the great Nobel Prize–winning Irish poet Seamus Heaney, so there was nothing to be concerned about.

He was wrong. Chinese authorities arrested him in the summer of 2000 and kept him in jail for two weeks for making an “illegal publication”.

That’s when Sontag demonstrated true friendship.

“Susan directly called [then secretary of state] Madeleine Albright,” Bei Ling said. “She says, ‘You have to help my friend Bei Ling, a Chinese citizen, who’s spent several years in America. He established a literature magazine in Boston and he needs to be released.’ ”

Albright phoned China’s then vice-premier, Qian Qichen, to ask why Bei Ling had to be kept in jail.

According to Bei Ling, the two governments engaged in negotiations and he was given a choice: leave jail and go into exile or serve 10 years in prison. He was given two hours to make up his mind and 20 hours to leave the country.

He reluctantly decided to leave Beijing and was driven to his parents to bid them farewell and collect his belongings. On his way to the airport, he said, he closely studied the landscape, realizing that he might never return.

Bei Ling relishes his freedom living in Taiwan, describing the country as civilized, caring, and culturally sophisticated. And he said that because the Taiwanese speak his native language of Mandarin, he feels at home in the island nation.

He also insisted that Taiwan is possibly the fre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He said, for instance, that people can yell at police officers without feeling their wrath.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aiwanese students occupied the legislative chamber and executive offices of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during the 2014 Sunflower Movement.

“In any country, even in America, they will send you to jail for doing this,” Bei Ling said. “In Taiwan, they let them stay there until they left by themselves.”

Bei Ling will speak at 5 p.m. on Sunday (September 2) at the Orpheum Annex as part of TaiwanFest. The festival takes place in downtown Vancouver along Granville Street and at the Vancouver Art Gallery Plaza from Saturday to Monday (September 1 to 3).

Straight週刊/2018/8/29

冯惠蓉/被中共政府打压的独立纪录片在香港大受欢迎

被中共政府打压的独立纪录片在香港大受欢迎

冯惠蓉

 
《南华早报》8月16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通过将自己策划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命名为《决绝》(Rejection/Determination),并选择用荆棘花环作为其标志,黄文海(Huang Wenhai)向人们展现了他对独立纪录片在中国被边缘化和压制的看法与态度。
 
《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于2018年8月3日至10月26日在香港举行,期间人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独立导演在过去20年里拍摄的50部纪录片作品,策划此次展映的香港电影制作人兼策展人黄文海称,他和他的同行们创作了一系列和在当今中国流行的官方纪录片及商业纪录片“决裂”的作品。
 
黄文海称,随着更便宜的数码摄像机上市,有更多人可以在无需技术支持和官方认可的情况下拍摄电影作品,有些人已经先行一步,用摄像机记录下了艰难争取社会正义的过程。但是,这样做也引起了中国当局的关注。
 
2013年从北京迁居至香港的黄文海称,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国家,因此,纪录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记录,以便将来的人们可以从中发掘这些纪录片所记录内容的重要历史意义。但是,虽然有些导演对所发生的事情做了真实记录,可如果你不在获准访问有关人和事的小圈子里,你就无法直接看到这些作品。
 
《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8月3日的开幕影片是荣光荣(Rong Guangrong)2017年拍摄的《孩子不惧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Children Are Not Afraid of Death, Children Are Afraid of Ghosts),这部影片是中国农村贫童的影像纪录诗。2015年6月,贵州毕节再传四兄妹自杀事件,留守儿童议题一时焚烧通天,一把余火也促使荣光荣开启了这部纪录片,他带着手机潜进风声鹤唳的村内,农村、儿童、贫穷、暴力,一环扣一环的绝路,从长达六分钟的黑夜犬嚎开始。透过自身成人与孩童角色的对视和独特的剪辑叙事手法,该片刨开现世绝境,探寻恶之源,也探寻希望。
 
其他大咖的作品还包括艾未未(Ai Weiwei)2009年拍摄的《老妈蹄花》(Lao Ma Ti Hua),这部影片记录的是艾未未一行到成都为呼吁调查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中倒塌并导致数千个孩子死亡的豆腐渣校舍的维权人士谭作人(Tan Zuoren,后来被监禁五年)作证,结果半夜被警察闯入房间殴打扣押,他的助手被抓,他因此到警察局据理力争的过程。
 
艾晓明(Ai Xiaoming) 2007年拍摄的《天堂花园》(Garden of Paradise)则记录了另一起具有政治色彩的官司。这部长达三小时的影片追踪了湖南女教师黄静受害案,在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中牵涉到上访、公民维权、法医鉴定、司法调查等一系列严肃的问题,从男主人公被控强奸和谋杀女友到最后无罪释放,这部影片控诉了中国带有沙文主义色彩的法律体系,纪录了当今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的重要变动,包括公民意识的觉醒、妇女对司法腐败的抗争以及反对性暴力的行动。
 
何杨(He Yang)2010年拍摄的《赫索格的日子》(Herzog’s Days)也是在类似前提下诞生,并且背负着同样的使命。该片详实记录了中国维权人士是如何在网上凝聚力量以支持三位因为揭露警方与帮派之间的勾结而遭受审讯的网友,该部纪录片似乎也为在中国推动互联网驱动的公民社会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但是,现实却是残酷的。和中国当局对互联网施以更严格的管控一样,大陆的社会活动家也面临更严重的后果。例如在2015年7月9日的“709镇压”中,中国当局就在全国各地逮捕了逾300名人权律师、律师助理和维权人士。与此同时,一些电影制片人也遭到打压,其中艾晓明和艾未未就曾多次遭逮捕和拘禁,并被禁止出境旅行,艾未未因为拍摄一些纪录片而遭公安人员骚扰多年后,于2015年移居美国。
 
《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中的大部分影片都直击社会问题,其中既有像《老妈蹄花》这样尖锐的作品,也有旨在解决城市化问题的作品,比如顾涛(Gu Tao)2007年拍摄的《敖鲁古雅,敖鲁古雅》(Aoluguya, Aoluguya),和李沛峰(Li Peifeng)2009年拍摄的《白银城》(Silver City)。此外,在展映作品中还包括一些导演通过摄像机记录自己充满焦虑生活的纪录片。
 
比如,在吴昊昊(Wu Haohao)2009年拍摄的纪录片《昆1:行动》(Kun 1: Action)中,人们就可以看到吴昊昊和他的朋友们正在思考有关电影制作、共产主义、人际关系和城市生活的问题。而沙青2016年拍摄的纪录片《独自存在》(Lone Existence)也正如其片名一样,整部影片都是在导演自己的房间里展开,当他人庸常的形态交织成镜,映照出以往他所不愿正视的、隐蔽的自我,寻找困境源头的渴望也终被唤醒。这部特别的纪录片跟大多数关注现实和社会的影片不太一样的是,导演可能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
 
黄文海称,这些纪录片都拒绝采用流行的宏大叙事手法,而是致力于探索个人的私密世界。
 
黄文海指出,人们必须记住,在中国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根本就不存在,因此,人们转为探索个人内心世界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更重要的是,这些纪录片可以展现在公众面前,而独立电影制作人和策展人想要在大陆做到这一点却是越来越难。在过去十多年里,中国当局几乎已经封杀了本国所有独立电影节。
 
随着《决绝:1997年以来的中国独立纪录片展映》在香港油麻地(Yau Ma Tei)的一个小型艺术空间拉开序幕,预期那些只能坐在简陋的塑料椅子上,伴着走廊玻璃门外飞驰汽车的呼啸声,透过一块作为临时投影屏幕的幕布观看这些纪录片的香港观众也可以深刻体会“偷偷”观看这些纪录片的大陆观众心中的忧虑与期望。
 
黄文海称,虽然人人都可以自己制作影片,但只有在你的作品能与观众产生互动时,你才能说自己的作品已经完成,中国的电影节很重要,因为它们可以为独立导演提供继续努力的氛围和动力。
 
由于在大陆很难获得这样的机会,香港为黄文海及其同行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黄文海称,他很高兴看到许多记者、当地电影学院的学生及大陆学生参加去年香港电影节的观影。
 
黄文海称:“在香港,我们可以坦率地交换意见,因为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我们可以毫无后顾之忧地这样做。”
 
大中报/2018/8/21

 

施小食:毒立电影 幕后创作

毒立电影 幕后创作

施小食

(制片人、毒立电影发起人)

“五行”这个系列,缘起于2014年。当时,我在“尚8”工作,担任雎安奇导演的助手。在工作中我经常参加各种活动, 记得有一次在广告园 ,第一次见到 “尚8”的薛总。薛总为人豁达,活动特别多,他的摄影师忙不过来, 雎导就派我协助薛总拍照,这一拍,就是半年。后来有一天,我主动向薛总提议,给我投资拍一个微电影,资金迅速到位,我就开始筹备面试演员,在面试过程中就遇到了《艺术民工》的男主角朱晓光!

介绍朱晓光过来面试的,是另外一个青年导演,叫李忠言。李忠言是我特别好的一个朋友,后来他因为经济的窘迫和婚姻的压力,离开了北京。那会应该是2013年的6月份,天气炎热,李忠言住在八里桥的一个老社区里,我们吃了最后一顿饭,他跟我讲起当年在“横漂”的辛酸往事,然后打开电脑,给我看了很多他当时跑龙套的片子,有一个片段是他抱着袁咏仪,那算是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还有一些就是他和横漂的哥们自拍的小短片,在这些小短片中,就有朱晓光。李忠言还特别给我介绍朱晓光,说他很有趣,很有个性,还自己制作了百度百科,我当时在百度上搜了一下“朱晓光”——外号朱老总,英文名Punk Lord,中国第一代网络视频制作人,自2003年至今,拍摄网络视频300余条,总点击率超过400万,现如今,待业在家,网络乞讨为生。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朱晓光,2014年的演员面试,才算真正的认识。后来加了微信,我看到他经常在朋友圈发小视频,其中就有一段,是他自说自话卖血的经历,非常的搞笑。他在视频中说他近几年来卖了有10斤血,有一次在通州血站,抽血差点被抽死。我看完视频后,就跟朱晓光联系,问他这个视频是谁拍的,高清素材还有没有,朱晓光跟我说,这是2005年拍摄的一个纪录片,导演是他的好朋友王家辉,他把王家辉微信推给我,完事还问了一句,面试怎么样? 男一号有没有戏? 我当时非常不好意思的告诉老朱,剧本做了一些微调,现在变成了一对女同性恋的故事!

紧接着我就联系了王家辉,得知他的这个纪录片叫《活在北京》,是2005年的一个粗剪版,原始素材已经丢失,现在只剩一个320*248低分辨率版本。我让王家辉把这个低版本的传个我,他找了一圈,发现这个版本也丢失了,然后这事就不了了之!

2015年,《诗人出差了》入围了荷兰鹿特丹电影节,我当时是这个电影的剪辑师,随主创团队一同去了鹿特丹。《诗人出差了》在鹿特丹广受好评,开幕当天就登上电影节内刊头条,有很多媒体采访和酒会,我因为语言不灵,每天吃吃喝喝也很无聊,很快就从鹿特丹回来。回来后过了一年,我的一个朋友刘鹏,他当时家庭和事业都不太如意,在我那借住一个月,并筹划做一个电影后期公司。刘鹏先后给我介绍认识了两个朋友——孙京勇和贾国稳,孙京勇当时做制片人,已经做了两部数字电影,而且非常年轻,非常稳重,贾国稳是剪辑师,也非常年轻,他当时刚剪完一部院线电影 《夜孔雀》,是黎明和刘亦菲主演。我们凑到一起开会,最后决定写一份策划书,去“尚8”找薛总拉投资。拿着策划书,我当时五味杂陈,感慨万千。自从2014年,薛总投资我的第一部微电影失败之后,他的电话就一直处在“关机”的状态,这个事就没有下文了。后来刘鹏牵头,贷款在四惠租了一间民房,组建了一个电影后期公司——北京轻松加愉快影视制作中心。2016年公司业务不错,我们多多少少拉了一些业务,到了年底,又有一个投资人入股,投入了一部分资金,公司规模进一步扩大,在北京宋庄开了一个分公司。这个分公司投资额比较大,但业务极其惨淡,再加上政府对网剧的监管,业务量急剧下降,到2017年下半年,公司濒临倒闭,公司内部数次开会、分工,但就是没有业务。没事干了,很无聊。我当时一直在寻摸着做点事,后来有一天,我在微信上又看到朱晓光发卖血的小视频,配上文字是“差点被抽死”,我看到后,又想起王家辉那片子,于是打电话,跟王家辉联系,正巧,他在一个百度网盘上,找到了那个三小时版本,320*248分辨率的原始素材。我下载完后,就拿到宋庄的后期公司,作为一个项目,重新剪辑制作成一个60分钟的纪录片,叫《艺术民工》。制作完成后在宋庄组织了几个放映,观众的反应非常“冷漠”,我想可能是画质原因,于是,我又催王家辉,再找找原始素材,王家辉专门回邯郸老家一趟,翻箱倒柜,找到了当年DV拍摄的六盒磁带,都发霉了,寄给我以后,我又去借了一个录像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磁带采集成数字文件。新采集的文件分辨率是720*576,我校对文件后,发现还有大约30分钟的素材,磁带上没有,我给王家辉打电话,让他再回老家找找。王家辉又赶回老家,找了一圈,还是没有找到,所以《艺术民工》的素材,一半是720*576,另一半是320*248。替换完素材之后,我约了几个朋友,在北京好食好色文化空间组织了第二次放映,这次放映得到了前来观影的诗人、学者陈家坪先生的高度重视。陈家坪先生帮《艺术民工》做了一个重要访谈——《用旁观者的手法去记录》。

2017年12月27日, 北京电影学院的张献民老师发起了“一个人的电影节”, 我在李振华老师的微信朋友圈看到这则消息,于是,第一时间, 把《艺术民工》连同访谈资料一同寄了过去!

2018年的三月份,《艺术民工》入围了张献民老师的“十荐”,6月份后,开始了在全国30多家艺术机构放映。在放映的过程中,反响非常热烈,很多观众都在寻问,朱晓光现在的生活怎么样了? 记得有一次在广州放映,一个观众提问,说他也想拍一部类似《艺术民工》的纪录片,想用手机拍,问我们怎么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用手机能不能拍一部纪录片?于是到了2018年的6月份,我去找王家辉和朱晓光,胡吃海喝一顿后,我们用手机拍摄了《艺术民工2》,没有任何的辅助配件,没有任何外挂录音设备,就一部手机,零成本拍摄了《艺术民工2》。这两部作品,是“五行”系列最早的创作!

《行者问路》和《走向绝境》,是“五行”系列的另外两部作品。《行者问路》的导演叫阿诺,我和阿诺认识于2016年8月,那会《诗人出差了》在鹿特丹获得最佳亚洲电影奖,国内有一些媒体报道,我在朋友圈也经常转发这些文章,然后就陆续有朋友找我帮忙看片子,提意见,阿诺就是其中一个朋友介绍过来的。他当时拍了一部片子叫《回家之路》,是一个三段式故事,我看完后,第一感觉是阿诺的摄影非常震撼,阿诺对于光和影的认识,几乎是一个准大师的级别,但是在剪辑上还是有一些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快了。后来我提建议,让他放弃片子的前两段,集中精力挖掘第三段那个寺庙和尚的故事,于是就有了后来的《行者问路》,一群和尚慢悠悠的在山里挑水,吃饭,做法事,非常的缓慢,非常的风格化,我们看完感到非常的满意,于是,就主动拿到“正午”做了一场放映。然而事与愿违,观众的反应不是很好,节奏太慢了,很多观众不耐烦,中途跑了!

2017年10月份,陈家坪先生和我共同策划了“青年电影访谈计划”。访谈的青年导演大都是我在工作中认识的,虽然都非常年轻,但却非常有想法,于是,我把这个情况跟陈家坪先生聊了很久,他建议做一个访谈系列。于是10月份以后,陈家坪先生独自梳理了导演的资料,在没有任何经济报酬的前提下,帮助这些青年导演做了系列采访。《走向绝境》的青年导演倪化轩,就是其中一位。倪华轩的经历非常特殊,他高中辍学,进过皮具厂,当过钳工学徒,之后又继续上学,进修土木工程专业,毕业后拍婚庆,在拍摄婚庆的过程中,明确了纪录片的创作方向。最后,离家去了广东,追寻梦想!

“五行”系列的最后一部片子是《1989》,这部片子的导演是穆靖。我跟穆靖相识于2016年的年底,当时我们在宁夏拍一个数字电影,我做执行导演,穆靖做美术指导。在合作过程中,我发现穆靖平时沉默寡言,但一出口,就是金句,特别是对于电影,他有自己非常独特的理解!

后来在杀青饭上,穆靖酒过三巡,濒临跌倒。突然有领导过来敬酒,穆靖见状,当时就给了那个领导一个下马威,穆靖说:“领导算个屁!”

当时,全组上下,目瞪口呆,无不对穆靖刮目相看。在这样一个商业化的剧组,每个人都小心翼翼地盘算着自己的言行,能如此藐视权威的,唯有独立电影人。后来通过进一步交流,得知,穆靖果然是个拍独立电影的,而且还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中。吃完杀青饭,过完年,我们在北京像素又组织了一次聚会,那已是2017年底,穆靖当时非常疲惫,可以感觉到一个年轻人对于未来的迷茫。吃饭间,他透露自己正在拍摄一个关于“旅行”的电影,就他一个人,自己拍,自己演!

酒过三巡,不知道谁提议去“嫖娼”,大家经过一阵激烈的讨论,最后,由于人数太多,以涉及的资金量偏大为由,嫖娼计划失败。穆靖站在楼下,默默地抽了一支烟,向我提议,“嫖资自费,单独行动!”

好兄弟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于情于理都不应该拒绝,但无奈,兜里只剩100块钱,空有一身好本领。而此时,已是后半夜,妓女也早已下班了,嫖娼未遂,但却成就了《1989》。《1989》是之后我们合作的第一部片子,也是一部关于嫖娼的辛酸故事!

2018.8.18

附:

毒立电影“五行系列(2018年)

发起人:施小食、陈家坪

如果我们足够坚持,每个人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电影史。继去年推出“青年电影访谈计划”,采访了十位青年导演,今年,我和施小食将继续推出“毒立电影‘五行’系列”,故名思义,将有五部独立的电影作品同时面世。

独立电影人、策展人、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曾斗胆预测:独立影像中的某些部分将完全进入行动主义,无法在任何影展中出现。独立影展的困难将进一步减低独立影像与社会的互动。但我们不得不面对这个现实,因为我们这次推出的五部独立电影作品,完全不可能得到广电总局的批文。

我和施小食相识于2011年,第二年我们完成了教育公平纪录片《快乐的哆嗦》。当时,他还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学生,仅拍摄素材的场记文字他就整理出十多万字,听素材听得耳朵都发炎了,但作品没有达到理想;我们本想成立公民映画,在电影界大显身手,因作品不成器不得不分道扬镳。后来我又花了一年时间继续剪辑教育公平纪录片,最后感觉一塌胡涂,完全拿不出手。施小食跟雎安奇剪辑完成电影《诗人出差了》,他大有长进。他想帮我剪辑《孤儿》,以另一个题材来实现我们一起合作电影的初衷。永不放弃的信念,把我团结在一起。从相识到现在,我和施小食一直是在没有广电总局的批文下行动。这次行动用“毒立电影”来取代“独立电影”,意思就是让我们自己玩吧,我们有毒,为了安全,请别靠近我们。我们的目的在于表达导演的个人思想观念而非追求电影票房和影展。我们的互动平台主要是互联网。

人们提到独立电影,一般就会想到变态、暴力、社会阴暗面、无聊、乏味、看不懂、看不下去等等。我们的“毒立电影”应该有一些基本的纲领:

一、仅就这五部独立电影作品而言,他们涉及到电影对宗教、政治、文艺、世俗生活的理解,当然,主要得看思想方法和个性角度;

二、从独立电影最早立足于艺术圈、后来立足于社会事件,我们这五部独立电影作品的不同之处是立足于历史和个人,时代在变化,任何形式的垄断都是不可能的;

三、如果以小说、散文、诗歌来区分作品风格,那么这五部独立电影作品属于散文风格,形散而神不散;

四、最后特别需要说明的是,这五部独立电影作品不一定是那么成熟,但它们所具备的实验性是电影的精髓,作为独立的电影精神,他们无疑会走得更远。

—— 陈家坪(诗人、导演)

2018年,我与陈家坪先生,共同发起“毒立电影‘五行’系列”计划,推出独立电影作品:《1989》《艺术民工》(1-2)《行者问路》《走向绝境》,这五部新作品,共同构成“五行”系列!

“五行”,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元素——金、木、水、火、土,它们相互制约,互为平衡,当任何一种能量过于突出,并在局部出现较大不平衡的时候,它们就会通过自身生克,产生一种大循环的调节从而达到平衡,“平衡”是五行的根本作用!

但是,眼下的创作环境,对于坚持独立创作的青年导演,却是非常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电影节,电影节选片是“择优录取”,是选一个团队作品,选一个“结果”,真正的独立创作,基本被排挤门外!

其次是市场的不平衡,青年导演的“帮扶”计划,并不像市场上宣传的那么多,大部分是作为一种“盈利模式”,躺在各个计划书当中,真正实施的计划,是那些成熟的商业片导演,这些老导演,这些老逼,除了帮扶自己的“儿女”,没有其他任何的“帮扶”计划!

基于此,我们发起“毒立电影”计划,这个计划的根本目的,就是“平衡”!

—— 施小食(制片人)

附:青年电影访谈计划(2017年)

发起人:施小食、陈家坪

这个访谈系列是由施小食和我共同发起的,我特别关注新一代年轻导演作为电影人的生活状态,以及他们对电影文化的感知,在电影创作上的实践!

—— 陈家坪(诗人、导演)

“电影”是一门艺术,但“拍电影”是一份拉帮结派的工作青年导演的“帮扶”计划,并不像市场上宣传的那么多!

—— 施小食(制片人)

访谈目录:

用旁观者的手法去记录

——陈家坪访谈纪录片导演王家辉

人生何尝不是一部电影

——陈家坪访谈电影导演潘俊阳

在电影和纪录片之间平衡发展

——陈家坪访谈纪录片导演阿诺

我表达小县城中“边缘青年”

——陈家坪访谈电影导演倪化轩

我拍人性和社会现象

——陈家坪访谈纪录片导演刘少杰

唐吉柯德是最酷的人

——陈家坪访谈电影导演刘明远

不拍电影,我会成为一名作家

——陈家坪访谈电影导演史彦之

电影要讲人和人的关系

——陈家坪访谈电影导演张利鹏

喜欢电影,因为喜欢故事

——陈家坪访谈电影导演白晶

轉引自《批評者》研究/2018/08

闻海/中国独立纪录片,从怀斯曼出发

 

中国独立纪录片,从怀斯曼出发

闻海

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发展过程,深受怀斯曼的影响。


1990 年代早期,张元、段锦川等人的纪录片经典之作《广场》、《八廓南街 16 号》,几乎是怀斯曼电影的拷贝。后来,年轻一辈的导演在创作早期也深受影响,在制片方式和剪辑上尤为明显。近十年,一些导演正尝试以本土经验为建立基准,探索新的电影语言。 怀斯曼的影片没有戏剧性,故事情节及人物也缺乏强烈冲突的性格。他的拍摄方式如「墙上的苍蝇」盯著镜头里的人,彷彿仅仅是在「见证」。


《八廓南街16号》 (1996)

「活下去,并且要记住。」 怀斯曼主张「直接电影」,从而使它摆脱了传统意义上「纪录片」的概念,融入艺术电影的范畴之中,与其它现代艺术作品相比,它一点也不逊色。从此,现代艺术的作品种类中多了一个类别:直接电 影。

怀斯曼「直接电影」的拍摄理念乃是建立在存在主义哲学的基础上。1960 年代,怀斯曼在巴黎生活时,正是存在主义、荒诞派戏剧蓬勃发展之际,他回美国后拍摄的笫一部影片《提提卡蠢事》(Titicut Follies),彷彿是荒诞派戏剧的搬演。理解怀斯曼不能在社会学意义 上,而首先应将其视为一位现代艺术家。他在受访时,屡次提及热爱阅读小说,他每年拍摄一部影片,正是要同他心仪的伟大小说家一样,营造一个唯独属于他的个人世界。如福克纳(William Cuthbert Faulkner)的小说,永远发生在他臆造的、如邮票一般大小的世界。 

《提提卡蠢事》(Titicut Follies)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哪一位电影大师的作品不是创造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呢?费里尼(Federico Fellini)、布努艾尔 、塔可夫斯基、伯格曼(Ernst Ingmar Bergman)、小津安二郎等等皆是。布努艾尔的摄影机永远契合影片人物当时的处境,让观者紧随着人物一起行动,一 起感同身受,体验一种自我折磨式的道德拷问。记得有一次,他的摄影师拍了一个美丽的风光镜头,还被他骂了一通,因为他所有的影像都是以「契合」人物为取舍标准。

《西鹤一代女》 (1952)

非虚构的影片,特别是对直接电影来说,以不干涉被拍摄者为前提的手法,却使得即使是叙述故事,也仍达不到艺术影片的精确程度。 如沟口健二《西鹤一代女》其讲述故事的方式,表达对人物命运的感同身受,是经过完美的设计和场面调度的结果。与直接电影相对应的艺术电影,我以为是费里尼的《罗马风情画》(Roma)与塔可夫斯基 的《镜子》(The Mirror),它们最接近直接电影的理想状态。那是一 种扑面而来的状态,气氛、场域、时间、节奏和情绪,鎔铸在一块, 宛如呈现生命的镜子,映射出从心中涌现的世间万象。 

                                                                     摘录《放逐的凝视—─见证中国独立纪录片》

《放逐的凝视》作者闻海与纪录片导演怀斯曼

 

陳家坪、艾曉明──后天电影奖空缺?听听导演怎么说

后天电影奖空缺?听听导演怎么说

陳家坪、艾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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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8年8月19日,中国•第七届(2017-2018)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揭晓,后天电影奖却因故空缺。事实上,后天电影奖的获得者分别是纪录片《夹边沟祭事》的导演艾晓明和我的纪录片《孤儿》。所谓因故空缺,实际上就是权力对文化的过度干预。权力对文化的干预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情,从古至今多是如此,以后也还会发生。但是,任何事情一旦过度了就会自然地走向它的反面。原本是一件文化界极为平常的事情,现在因为权力的介入,使得这场虚拟的颁奖典礼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启人深思。尽管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被民间誉为中国文化艺术界的“龚古尔奖”,并且坚持颁奖14年,权力一旦越界,就会使这个奖的独立艺术精神更加突出,更加可贵,这相当于是权力从相反的方向给这个奖馈赠了一份额外的礼物。任何缘于追求自由精神的典礼都在人们的心中,即所谓公道自在人心,所谓良知。权力过度干预,文化自然退场,灵魂四处游荡,自由精神随物赋形。权力可以阻止一个奖,但阻止不了人心的自在。权力可以阻止一个奖的颁发,但它怎能阻止事实真相的发生。权力本身就是文化所要研究的一部分,就像文化本身也是权力所要管制的一部分,最后只能是各得其所,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道理如此简单,愚蠢的事情仍然在发生。所以,任何让我们明理的愚蠢,我们都要表示最为基本的欢迎,并静心观看愚蠢如何自高自大,如何在成为孤家寡人的时候暗然神伤。这个时候,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纪录片作品,获不获奖,对我们来讲,其实无所谓。我们是在做雪中送炭而不是在做锦上添花的事情;我们面对的一切并不完美,但是我们的处理方法也还不完美,一切都在问题之中。当然,出于我的自我审视,我认为,艾晓明导演在纪录片领域的涉猎非常深入,投入的精力,个人视野的格局和制作水准,以及她为此做出的奉献和牺牲均无愧于后天奖项的获得。《孤儿》与之相比,尚处于习作阶段。能够忝列其中,完全是“后天”评委特别的关爱与鼓励。所以,我在想,如果权力能够把自己变成一个普通的观众,那么我们彼此既能感到轻松又能从中获益。观众的从善之心,基本上完全能够自觉地从任何反面教材中吸取教训,从而走向正面世界。何况艺术的求真,本身就是一种善举,而所谓正面与反面,都是相对的,人们正好在艺术的观赏中完成这种内在的自我调适。现将艾晓明导演和我事先准备好的获奖感言,以及两部纪录片的基本资料呈现于此,以供各方批评!

2018|2期)

《批评者》研究

陈家坪  主编

艾晓明

艾晓明简介

《夹边沟祭事》概要

拍摄现场

剧照

后天电影奖获奖感言

陈家坪

陈家坪简介

孤儿概要

拍摄现场

剧照

我的电影行动

——2018年“第七届后天电影奖”获奖感言

艾晓明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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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女权研究者和倡导者;当代社会历史研究者,独立纪录片导演。2004年开始向胡杰学习拍摄纪录片并与之合作完成《阴道独白·幕后故事》、《天堂花园》等。纪录片代表作有《太石村》、《中原纪事》、《关爱之家》、《我们的娃娃》(川震校难系列)。2017年完成大型历史纪录片《夹边沟祭事》。

2008年《关爱之家》获香港华语纪录片节长篇组亚军。《公民调查》和《乌坎三日》分别在2011、2012年获阳光卫视公民奖。《天堂花园》和《夹边沟祭事》在2017年入选由艾未未、王分策展的“开机:中国电影2000-2017”,在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馆展映。

艾晓明因其纪录片创作中对女权和人权价值的彰显,在2010年与郭建梅同获法国西蒙·波伏娃女权奖;2012年获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林昭纪念奖;同年,与谭作人、朱承志同获在美国的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二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奖”;2017年获澳洲齐氏文化基金会第十届“推动中国进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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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夹边沟祭事》概要  Jiabiangou Elegy: Life and Death of the Rightists

中国 | 2017 | 5集 | 408分钟 | 彩色 | 16:9 | 普通话对白 | 中英文字幕

导演、拍摄、剪辑: 艾晓明 

影片聚焦于中国甘肃省酒泉夹边沟劳教者遇害惨案,并追踪遇难者的后事处理。在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后,有三千多人被送到甘肃酒泉夹边沟农场劳教,他们当时被划为右派、反革命和反党分子等。前后三年时间里 ,有两千多人死于虐待和飢饿,最后只有几百人获救。导演采访了目前已不多的夹边沟幸存者,还有遇难者的子女,听他们讲述往事;还找到当年的管教干部及其后代,从不同角度了解劳教与大飢荒的成因。影片从夹边沟纪念碑被砸,祭奠者受阻开始,将保存记忆与毁灭记忆的现实冲突带给今天的观众。片中还穿插了酒泉周边其他劳改、劳教农场幸存者的故事,并将劳教遗址的画面与受难者遗书、遗照以及遗骨呈现在一起,从而邀请观众思考,为什么幸存者坚持纪念亡灵,而这一心愿却不能实现。

拍摄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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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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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电影奖获奖感言

我的纪录片作品《夹边沟祭事》获得2018年度“后天电影奖”,这让我想到很多。首先是我的影片向导、已故的张遂卿先生应该出席领奖。正是他奔波千里,在昔日的夹边沟劳教农场旧址竖立起第一座哀悼遇难者的纪念碑。这座纪念碑虽然被当地政府摧毁,但众多劳教幸存者和他们的亲人、子女提供了证言,让这个纪念碑得以影像的形式重建。因此,这个奖也是奖励所有出镜的前辈的,他们以勇气和良心承担了幸存者的责任,我向他们鞠躬致敬!

我还要向支持这部作品获奖的朋友们致敬,这是我开始纪录片创作十五年来,第一次在中国境内获奖;它有非凡的意义。在当下严酷的政治环境里,评委们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与自由独立的艺术家同行、和他/们一起抗争的态度,这是多么宝贵而温暖的激励。

拍摄纪录片的状态,有时很像在黑暗中穿行;我希望掀开压制记忆的巨石,但势单力薄,亦不知出口在何处。此时此刻,唯有恪守和坚持。这个民族,经历了那么深重的灾难和牺牲,而留下的记忆却有太多空白。纪录人有责任去寻找,让那些被湮没的生命故事迸发光芒,照亮未来。

这或许正是“后天的意义,我会带着这份殊荣继续努力。

备忘:由于受到压力,后天评委会撤下了原准备给我的这个奖。

陈家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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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独立纪录片导演。从2003年纪录北京外来人口起,开始纪录片创作。2010年-2014年纪录教育公平家长维权的公民运动。2017年10月以非叙事的方式完成纪录电影《孤儿》。

在拍摄纪录片之外,主要进行现代诗歌的写作和批评,并从事包括诗歌、艺术、电影等相关的组织活动和文化批评活动,致力于推动文化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多元化发展,体现对人类世界文明秩序的向往。1997年,在成都与友人编辑民刊《知识分子》。1999年,与友人采访完成《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2000年至2013年先后任中国学术城网站编辑、主编,创办犀锐新文化网和中国学术论坛网,从事学术网络传播工作13年。2011年出版诗集《吊水浒》。2016年主编《桥与门:北京青年诗会诗人访谈》。2016年与友人创办诗歌翻译杂志《光年》。2017年与友人主编《在彼此身上创造悬崖:北京青年诗会诗选》。2014年,与友人发起成立北京青年诗会,举办诗歌主题活动:桥与门、成为同时代人、诗歌正义等。2017年与友人发起青年电影访谈计划。2018年与友人发起毒立电影五行系列放映活动。2018年策划“在人性废墟中重建艺术和艺术家的形象:申伟光油画作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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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儿概要:Orphans Summary

中国 | 2017 | 84分钟 | 彩色 | 16:9 | 方言对白 | 中英文字幕

导演、拍摄:陈家坪  剪辑: 施小食

凌晨,神父在残疾孤儿院的教堂里阅读。天亮了,村民在祈祷的仪式中,进入到葬礼的

仪式。在残疾孤儿院,最小的孩子里还有婴儿。两个结伴上学的孩子并不能正常地听课。更多行动不便的孩子只能发呆、在地上爬行。但他们也是天主的子民,在教堂里参加敬拜仪式。秋雾朦朦,村里在建造一座新的大教堂。昆虫、小猫、小狗、孤儿、做礼拜的村民,一切生命各自为安。夜里,疲劳的神父写完东西后进入睡眠。梦中,他到了一座坟地,与临终的老人沉默相守。季节在变化,雨天,冬雪,孤儿们穿上厚厚的冬衣,行动更加不便。大教堂盖好了,人们迎来一年中最为盛大的耶稣圣诞节日,孤儿们也参加了这个节日。时光流逝,孤儿们也长大了,他们一起聚餐,好像在祈求圣神的降临。

Before dawn, priest is reading in the church of disabled orphanage. The day broken,villager begin to pray in funeral rites. In disable orphanage, the yongest child still is a baby. There are two children who together go to school,but they could not listen clearly. More children say nothing, only crumbing in the ground. But they are also the people of God, and do worship ceremony in the church. The fog is blur in autumn, village is building a new church. Therefore insect, kitten, puppy, orphan , worship-villagers,and all life are safe. In the night, tired priest fall asleep after written. In dream he came to a graveyard, stay silently with dying mother. Seasons is changing,there are rain and snow in the winter day, orphans get on thick clothes, action is very slowly. Church is finished, and bring out the most magnificent christmas day for people, orphans also take in the festival. Time is flowing, orphans is also growing, they are eating together, seem to be preying the Holy Spirit comes.

拍报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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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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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电影行动——2018年“第七届后天电影奖”获奖感言

陈家坪

任何事情,如果没有开始,所有的终点都将只是一种想象。纪录片《孤儿》对我而言,正是我作为导演的一个开始尽管我拍摄纪录片有了十多年的时间,尽管我就要到知天命的年龄,《孤儿》所呈现出来的创作姿态和内容品质,我自认为还仅仅只是一个电影初学者的面貌。当我知道《孤儿》获得今年“第七届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中的“后天电影奖”,我既高兴同时也有些不安事实上任何奖项都必然会一种精神性的感召,持续评选了十四年的后天双年度文化艺术奖一直禀持着独立艺术的创作精神,并日渐在中国民间社会建立起较为广泛的公信力,《孤儿》有幸赢得这个奖项中的“后天电影奖”,我想这是对自由精神和独立创作价值的认同,这样去理解对我是一个莫大的鼓舞。我想通过《孤儿》喻示我们这个时代的生存处境,我希望的作品对得起这个奖项所赐予我的荣耀。有了这个良好的开始,我会朝着艺术人生的终点加倍去努力。在此,我真诚地感谢江雪先生对这个奖的信守与坚持!并特别感谢施小食先生参与纪录片《孤儿》的后期制作!

2003年我从查北京外来人口开始拍摄纪录片我的动力来自两方面:一是当时我在北大在线新青年网站从事学术编辑工作,接触大量学术思想之后我想投入社会实践,于是开始做口述史工作二是那时盗版碟盛行,每天中午有小贩给我们网站送电影光碟来供我和同事们选购,我知道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英格玛·伯格曼、帕索里尼、黑泽明、小津安二郎、让-吕克·戈达尔尤里斯•伊文斯、沃纳·赫尔佐格、迈克尔·摩尔等世界级电影大师2000年至2003年,是我电影的启蒙时期。无论参与社会实践,还是拍摄纪录片,我无法回答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这样干?我既不具备社会学知识,也从没表现出拍摄纪录片的电影才华我的一切都是从妄想开始,一厢情愿地通过影像纪录成为一名社会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参与者、见证者和表达者。似乎,社会于我始终是一轰轰烈烈的存在。八十年代末民主运动我错过了,九十年代维权运动开始我获得了一些觉醒,新世纪十年过去我自觉投入到对公民运动拍摄纪录在个人介入现实和导演用镜头去记录社会转型这两个方面,我都是一个尝试者。我经受的挫折和失误可想而知,以至于前期拍摄使后期制作很难形成充满声、光、色的电影语言。对表的渴望我很容易忽略作为事实存在的客观性一种安静的,能显现自身存在状态的影像语言。经常满腔热情在现实面前反而显得非常麻木、四处张望。这一个漫长的实践过程,对拍摄的素材反反复复始终无法判断,无从取舍在事件的发生和本能的直觉之间纠结停。我顾及不到人物事件发展的未来,他们跟自己、他人和社会环境发生关系,这些关系意味着什么。纪录片对我来正如卡夫卡所描述的城堡,我是一个无法证明自身才能的闯入者

 我很早就明白,在人世间,没有权力和资本,我们很难主动去选择做什么或不做什么,一切只能依从便利行事。《孤儿》摄就是应一诗人朋友的召唤而发生的,诗人朋友引用《玛窦福音》里的一句话:“无论谁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就是收留我。”当我第一次到孤儿院时,已近黄昏,乡村生活无比静,我在这种气氛中开始了《孤儿》的拍摄工作。天上的太阳,广阔的玉米地,飞翔的鸽子,教堂十字架。我站在房顶上,由外而内,把镜头推向一个一个孤儿。他们本能地活仿佛没有故事缓慢的,没有希望没有绝望,像一个静止的命元素和大地符号,某一时刻却会令人感到无比震惊。戈达尔说:“电影并不是现实的反映,而是这一反映的现实”。我要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现实观看分主观和客观镜头拍摄到一种观看,而这种观看将被观众所观看,这时,观看是一种互相传递的行为。假如观众被影片中的孤儿所观看,那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那些孤儿并不知道自己正被人观看,更不知道自已还是某种道义上的观看者。除了孤儿,观众还能看到孤儿院周围的村庄和信众。过一种散点透视的方式,诗性跳跃的节奏,看到神父、修女教堂和四季轮回。这是一个角度,让观众感受到一个毫无希望的世界,那些日常存在的生命迹象。但这不是唯一的角度,也不可能真正抵达到上帝的视角,以我没有受任何电影知识规训的导演个性,让作品身去接受完成以后的命运。

信,一张伤痕累累的孤儿的脸是真实本身无须背后的故事证明这张脸的真实性。这样的一张脸,就是独立的影像语言,直接触动观众的灵魂,去思考,去行动。美国意象派诗人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中给意象下了一个定义:意象是一刹那间思想和感情的复合体。”意象不是一般的形象,而是主、客观融为一体的形象。在《孤儿》里面,客观上,水中十字架的倒影波纹中显现、扭曲,主观上投射出现实的生存意象。孤儿神父、十字架、五星红旗、大地、雷声、雨水、雪、猫、钟声,它们作为意象,具有一种电影符号学的意义。这些符号就像文字,文字与文字之间自由组合、排列,是《孤儿》这部纪录片的基本创作方法。就孤儿作为一个意象而言,神父与老人相守,跪在坟头,主客观融为一体神父也是一个大地上的孤儿,一个上帝的孤儿。冥冥中,我最为深沉地想要表达的,就是对于这个时代残酷现实的一种绝望感:人的救赎何在?任何世俗意义上的救赎都是一曲反复无常的戏谑歌。片尾孤儿们坐排就餐,是对于《最后的晚餐》的戏仿尽管它对于纪录片是一个越界,但却十分真切地靠近了我内心真实的声音,以感应上帝的存在!

诗人艾略特《观点》《诗探索》1981年2期第104页中写道:“一只鸟的啁啾、一尾鱼的跳跃,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一朵花的芳香,德国一条上山路途中的一位老妇人,从窗口里看到的正在赌牌的六个恶棍——在黑夜中,在法国一条小铁路的交叉站上,那里还有一辆水车。这样的记忆会有象征的价值,但究竟象征着什么,我们无从知晓,因为它们代表了那种我们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情深处。”同样,《孤儿》里面也有那种“我们的目光不能透入的感情深处”,那里有声音,但没有语言。所以,我在处境字幕时,对仅仅作为声音而没有产生语言的地方,我试图回到默片时代并不是因为受限于技术的部分原义。

无论是表现孤儿,还是表现神父所传播的天主教信仰生活,纪录片《孤儿》都是采用一种碎片化的呈现方式。“碎片化”一词的使用见于上世纪8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有关研究文献中,原意是指完整的东西破成诸多零块。对于我们这个社会,孤儿和天主教信众,和其它事物一样,都是以碎片化的方式存在着。从社会完整的意义上讲,孤儿和天主教信众的存在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这也是《孤儿》所不能给出的完整答案。

我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纪录片创作者来辩析自己的作品总会有些令人无地自容。当然,可以骄傲一些,即便是面对自身的残缺、破碎、不完美,适当的沉默能够恰到好处地维持住自己的自尊。但我不得不坦白地说,《孤儿》不是一个结束,而我电影创作困惑的开始,我将不得不在未来的创作中收拾这个残局。我深刻地理解那些伟大的三部曲作品,我会有属于我的电影作品三部曲吗?它们将是我的关于电影世界的一个最初面貌。这一切,跟作品之间相互的独立性无关,跟作为导演的成长有密切的关系,它也许会分解出另一个我。戈达尔等人组成的吉加•维尔托夫小组提出过一个这样的口号:“问题不在于拍政治电影,而是在于如何政治化地拍电影”。过去与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追随真实电影的发展方向。但面对中国现实,面对现实尤其面对政治政治既是一份公共资源,也是一种方法和力量,而我的电影创作和我的诗歌创作一样,它们都意味着某种行动。

2018.3.9,初稿

2018.3.28,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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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批评者》研究/陈家坪  主编/2018/2期)

 

 

【有片】中國獨立紀錄片:官方、民意雙絕緣 香港終成棲息地

【有片】中國獨立紀錄片:官方、民意雙絕緣 香港終成棲息地

《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展映「決絕」》現正於油麻地藝術館碧波押展映。所謂獨立紀錄片,長久以來與敏感、禁片掛鉤,但在醉心創作的導演們眼中,「獨立」只是不僅要與官方語境、亦要與輿論民意割離。

策展人聞海曾多次在香港舉辦放映會,最令他沉迷此間的,當是一個自由的公民社會裡與觀眾交流時思想的碰撞。

超人類學教授于碩長時間關注中國獨立紀錄片。(Davis Dreiska攝)

超人類學教授于碩長時間關注中國獨立紀錄片。(Davis Dreiska攝)

中國語境下的「獨立紀錄片」

剛剛與香港理工大學結束任教合約的超人類學教授于碩,一直關注中國獨立紀錄片發展。她稱,「獨立紀錄片」有著相當程度的「中國化」意味。不同於西方語境下的「獨立」,製片們只是在商業電影體系外,以影像的手段關注現實題材。解決了資金、發行渠道的問題,他們並沒有太沉重的負擔。

但在中國,似乎提及「獨立紀錄片」,受眾都會聯想到敏感的、官方排斥的、有反抗意味的。縱覽「決絕」的50部展片,不乏記錄集體維權運動、呼籲新聞自由、回顧文革的題材。

延伸閱讀:【有片】97後獨立紀錄片展:見證中國導演脫離官方的「決絕」

 
「決絕」放映時,策展人聞海都會拿著手機與導演視頻連線,觀眾就可以與導演交流。(Davis Dreiska攝)

「決絕」放映時,策展人聞海都會拿著手機與導演視頻連線,觀眾就可以與導演交流。(Davis Dreiska攝)

「決絕」策展人聞海,也是紀錄片導演,他的《我們》曾獲威尼斯電影節特別提及獎。他認為,獨立紀錄片導演不能與反對派劃等號,很多導演是沒有既定的政治立場,他們只是關注某一話題,有自己的困惑,想撇開官方表述,自己尋找一個答案。

聞海以另一知名導演艾未未的《平安樂清》為例,該片關注浙江一個突遭橫禍的村幹部的死亡。當時官方沒有說明、沒有報道,艾未未的團隊好像調查記者一樣深入當地,只是為了解決對案件細節的困惑。正是官媒的缺位,成就《平安樂清》。

他回顧90年代在內地進行拍攝創作,一切都需要官方許可,個人無法接觸到拍攝器材、膠卷,甚至洗膠卷也要官方頒發的證明,洗片場才會接收你的膠卷。聞海形容,在彼時想獨立創作的個人「太痛苦了」,「不可能進行的」。所以中國紀錄片走上「獨立」之路,實際上是導演追求在無干涉的條件下,進行自我表達、自我關注的自由之路。

何謂獨立 何謂記錄者 何謂公共知識分子

勞工維權者蔡崇國曾來觀看過幾場「決絕」的放映。他形容獨立紀錄片的「獨立」,意涵不僅是要脫離官方傳播平台和意識形態,亦要與「為反而反」的反對派乃至大眾輿論切割。「獨立於反對派,獨立於大眾、新聞、輿論,還有時尚」,蔡崇國認為獨立的記錄者當如法國思想家雷蒙·阿隆,與左派右派雙切割。

蔡崇國的觀點與以藝術手段記錄的導演們有不謀而合的地方。在採訪中,聞海時不時會透露出一個專注的藝術家的單純,官方的排斥和受眾的同情,似乎令他們有些手足無措。

 
醉心創作的導演們眼中,「獨立」只是不僅要與官方語境、亦要與輿論民意割離。(Davis Dreiska攝)

醉心創作的導演們眼中,「獨立」只是不僅要與官方語境、亦要與輿論民意割離。(Davis Dreiska攝)

聞海也會強調,一個人要有政治觀點是一件很難的事,要有大量的閱讀和思考,才能形成自己的立場,這類人進行思想宣揚,是公共知識分子。而獨立紀錄片導演「並沒有那麼厲害」,他們只是一群影像愛好者,以一種存在於工業電影體系之外的形式註釋這個世界。

 
 
 
官方對某一事件有他的表述,我們有我們的表述,大家都放在一起看看,觀眾很聰明的,觀眾自己判斷。
聞海
 

聞海直言認為官方、尤其是基層政府「很蠢的」,把獨立紀錄片當作社會運動的一部分,「恐懼地、野蠻地把一切獨立紀錄片都『強拆』了,但在中國你禁什麼,火什麼啊。」

 
聞海拿著手機,讓導演與觀眾通過視像通訊交流。(Davis Dreiska攝)

聞海拿著手機,讓導演與觀眾通過視像通訊交流。(Davis Dreiska攝)

在香港 導演都有收穫:「咦?!還可以這樣想!」

當論及目前中國獨立紀錄片的生存空間,導演們已經失去了在內地放映的機會,小眾的話題、沉悶的印象也令台灣、香港的觀眾止步。碧波押裡的放映會有時只有了了數十人,但聞海常說「很好了,很成功了」。

聞海等獨立紀錄片導演們也曾試過在內地舉行放映會,但曾經興旺一時的北京宋莊影展、南京獨立影展都在官方擠壓下逐漸沒落。即使能成功舉行,導演與到場觀眾也好似「猜謎語」一樣交流。

 
碧波押空間有限,來的觀眾也常常只有數十人。(Davis Dreiska攝)

碧波押空間有限,來的觀眾也常常只有數十人。(Davis Dreiska攝)

或許也正是因此,在香港這個尚自由的空間,聞海很容易滿足,有時更會感到驚喜。「跟香港觀眾交流,很多時候會給我很不一樣的刺激,他們的視角、他們的考慮,的確是跟我們不一樣的。」

聞海曾在香港中文大學展映過導演王兵的《瘋愛》,邀請香港精神科醫護人員觀看這部關注精神病人的片子。有觀眾提出對精神病患者私隱的提問,令他們反思。

導演林鑫《傳道人》在港放映時,神學院院長是嘉寶,在座亦不乏教徒。因此來自於藝術群體外、專業群體內的發言,也會令聞海有吸收知識的意外感。

「很多時候與香港觀眾交流的時候,他們會說到一些感受,讓我覺得:咦?!還可以這樣想!」這樣的欣慰或許是令聞海們棲息於香港的原因。

香港01/2018/8/16

Chinese documentaries focus of Hong Kong film festival, with state suppression of the genre taking centre stage

Chinese documentaries focus of Hong Kong film festival, with state suppression of the genre taking centre stage

As mainland Chinese authorities continue to tighten their grip on independent filmmakers, Huang Wenhai’s ‘Rejection/Determination’ gives filmmakers a platform

BY CLARENCE TSUI

 
 

By naming his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estival “Rejection/Determination” and picking a crown of thorns as its logo, Huang Wenhai has shown how he feels about China’s marginalisation and suppression of the genre.

Presiding over a programme of 50 independently produced mainland Chinese documentaries from the past 20 years, the Hong Kong-based filmmaker-curator says he and his peers have created a body of work representing a “determined break” from both the official narrative and commercial norms prevalent in China today.

China is a closed space,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 documentary should do is record things for posterity – so that in the future, people can unearth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what was filmed
Huang Wenhai
 

Huang says that with the availability of cheaper digital cameras, more people can afford to make films without the techno­logical support and official endorsement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some have taken it upon themselves to record struggles for social justice. But doing so nevertheless attracts the attention of authorities.

“China is a closed space, so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a documentary should do is record things for posterity – so that in the future, people can unearth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what was filmed,” says Huang, who relocated from Beijing to Hong Kong in 2013. “The directors were there documenting what was happening there and then. These are things you wouldn’t get to see first-hand if you’re not within that small circle of people granted access to the people and places involved.”

“Rejection/Determination: Chinese Independent Documentary Film After 1997” began on August 3, with the showing of Rong Guangrong’s Children Are Not Afraid of Death, Children Are Afraid of Ghosts (2017). And there are big-hitters aplenty, such as Ai Weiwei’s 2009 work Disturbing the Peace (Lao Ma Ti Hua), in which the artist filmed the state-sponsored intimidation and assault of witnesses (himself included) who planned to testify at the trial of Tan Zuoren, the civil rights activist charged (and later jailed for five years) for his investigation into the shoddily built schools that collap­sed and killed thousands of children during the 2008 Sichuan earthquake.

Ai Xiaoming’s Garden of Paradise (2007) is another politically charged affair. Revolving around the flawed trial and eventual acquittal of a man charged with raping and killing his girl­friend, the three-hour documentary is at once a j’accuseagainst China’s chauvinist legal system and a chronicle of the conver­gence of civil rights groups in their pursuit of gender equality in the country.

He Yang’s Herzog’s Days (2010) shares a similar premise and mission. Centred on the mobilisation of support for three bloggers standing trial for revealing collusion between the police and gangs, the documentary seemed to offer hop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an internet-driven civil society in China.

But it was not to be. Just as the authorities were exercising ever tighter control on the internet, social activists were confronted with ever more severe repercussions, as manifested in “the 709 crackdown”, during which about 300 human rights lawyers were arrested on July 9, 2015. Filmmakers took a hit as well: both Ais were repeatedly arrested, detained and banned from travelling over­seas while He migrated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2015 after enduring years of harassment from public security officials for his documentaries.

Most of the titles in “Rejection/Determination” deal with social issues, be they confrontational pieces such as Disturbing the Peace or films tackling urbanisation, such as Gu Tao’s Aoluguya, Aoluguya (2007) and Li Peifeng’s Silver City (2009), but also included are works in which directors point the cameras at their own angst-driven lives.

Kun 1: Action (2009), for example, sees director Wu Haohao and his friends musing about cinema, communism, human relation­ships and city life. True to its title, Sha Qing’s Lone Existence (2016) unfolds within the director’s own room, as he denounces his “same old movements” and reveals how he desires “not to feel anything any more”.

Huang says these films reflect a genera­tional rejection of grand social narratives in favour of an exploration of an individual’s private, secret universe.

“We have to remember how civil society and the public sphere simply don’t exist in China, so it’s natural for people to turn inward,” he says.

What’s important, Huang adds, is for these movies to be shown in public – something independent filmmakers and curators have found increasingly hard to do in China, with the authorities having closed nearly all of the country’s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s over the past 10 years.

A scene from Disturbing the Peace by Ai Weiwei.

With “Rejection/Determination” being staged in a small backstreet art space in Yau Ma Tei – expect mismatching plastic chairs, a piece of cloth as a makeshift projector screen and the roar of cars speeding by outside the gallery’s glass exterior – Hong Kong audi­ences also get to experience the mix of anxiety and hope driving “underground” screenings over the border.

“While you can make a film on your own, it’s only when you interact with your audi­ence that you can consider your production finished,” Huang says. “The festivals in China were important, as they provided us with the atmosphere we need to develop our work.”

With such opportunities now severely curtailed on the mainland, Hong Kong offers an alternative for Huang and his peers. The filmmaker says he was happy to see a mix of journalists, local film school undergraduates and mainland students attend screenings at last year’s festival.

“In Hong Kong, we can have a candid exchange of ideas, because we can do so without fear in an open society,” he says.

 

轉引自南華早報/2018/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