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正义”讨论会现场
诗是正义发生的场所
——2016第三届北京青年诗会“诗歌正义”主题讨论会纪要
11月19日，第三届北京青年诗会主题活动在北京举行。当天上午进行“诗歌正义”主题讨论，下午进行了诗歌朗诵会。
木朵、陈腾、张绍民、刘狄、尾生、陈庆、黑女、世宾、刘清泉、徐亚奇、王西平、杨碧薇、王卫、罗曼、马抱抱、侯磊、苏丰雷和回地为本次主题讨论撰写了相应文章。
陈家坪认为，今天的现场讨论可以从政治哲学、美学或文学史等角度出发，来谈论“诗歌正义”，但他同时提请大家必须注意“诗歌正义”针对每个人的时代性和切身感，即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时刻来讨论诗歌的正义问题？个人写作的正义何在？“诗歌正义”是不是我们建构精神共同体的根基？显然，我们绝非已经实现“诗歌正义”，然后来分享成果，而是置身于当下变动不居的处境，力图在无尽的诗学对话中靠近这个内核，大家不妨将“诗歌正义”视为一个写作伦理问题。
主持人戴潍娜告诉大家，有数据统计，现在中国日产诗歌十万首。有正义的诗歌，不一定有民主的选民。常在诗坛的人都能感觉到，这是个最热闹又最寂寞的地方。古代中国人的生活根本上是一种诗歌生活，平民无法直接与天神沟通，必须要经由一个中介力量，也就是“士”，后来出现的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巫”的角色。现今知识分子身上的很多职能被吞噬了，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自我羞辱史。我们或许正经历着历史上最剧烈的嘲讽，过去的从未过去。奥威尔的《1984》加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就等于如今的《天鹅绒监狱》。“诗歌正义”应时刻为现实赋形，强烈纠正政治生活。
青年诗人、批评家王东东提出，谈论正义问题应该重回柏拉图，《理想国》提供了对于正义的原理性认识，并将城邦的秩序与灵魂的秩序关联在一起。孔子也说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但因为将视角从国家转向了人的灵魂，柏拉图的理想国并不一定就是卡尔·波普尔所说的极权主义蓝图，而有更高的立意。但柏拉图却又将诗人驱出了理想国，在这一点上发生了诗与哲学之争。我们要坚定地站在诗这一边。哲学应该接近诗，并且为诗服务。实际上，经由灵魂的正义，“诗歌正义”发明、补充和纠正了“国家正义”。更重要的是，诗人的“手艺”虽然与工匠类似，但和哲学家的工作一样都关乎智慧。诗人应由工匠而上升为城邦的护卫者，再上升为城邦的统治者，才能和哲学家平起平坐。现代诗人也并不是表现了恶或非正义，而是在与恶搏斗。诗歌与正义天然具有一种亲缘性，就如与爱和美具有亲缘性。在这个时代，诗人要扮演哲人的角色。诗人为我们描摹出理想的完美/完满的灵魂的形状，不仅包含了灵魂的各个部分，还包含了事物的各个部分。但也要注意正义的历史性，我们都处在历史暴力的余威之下，并艰难地寻求最为微弱的可能的正义。但同时也要对反抗开放，即个人怎样选择，是反抗恶还是促进善，仍然取决于灵魂的质地。最低限度的诗歌正义是承认：诗歌是正义发生的场所，是对灵魂秩序和事物秩序的赞颂，为真正的政治生活做准备。
青年评论家张光昕将诗歌的正义问题与巴赫金的学说联系起来。巴赫金在中文世界里声名远播的两个概念是“复调”（基于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的研究）和“狂欢”（基于对拉伯雷作品的广场话语的研究），从正义主题来理解，前者着眼于文学语言自身的构成，召唤出一种拒绝服膺于统治者时代独白的反抗姿态，在多声部之间的相互对话、反诘和辩驳中，形成正义发声的场所；后者针对节庆时刻的广场狂欢，寻求打破秩序和取消等级的方案，从肉身性和笑谑性出发，重启民间资源的颠覆力和创造力。实现对话和打破等级，一直是诗歌写作的无意识，它们也是接近诗歌正义的精神运动中两个必要的环节。从应然的角度看，诗歌本身就意味着对正义的吁请，谈诗歌的正义其实是一种同义反复，但这个过程是有价值的。它能提醒我们，要让诗歌摆脱种种不良幻想，重新找到诗歌自身。就像爱尔兰诗人希尼所说，诗歌作为一种纠正性的力量，在实现对社会不公正问题起到匡正作用的同时，也一定不要忘记将自身纠正为诗歌。诗歌不是哲学、神学、历史文献、闲言碎语，虽然它包含了这一切，甚至更多，代替它们行使正义，但诗歌始终要明确自身的界限并重返生活现场，随世界的急速变化，而改变同时代的语言。来自西方的“正义”概念也值得从中国儒家的“仁义”概念中获得对照性阐发。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美学博士陈庆为本次讨论提交了一篇文章《诗歌的工作》。他追溯柏拉图《理想国》中对诗人的“非正义”指责，即认为诗人通过模仿渴望承担多种工作而不符合“正义就是只从事自己的职业而不兼做其它职业”的原则，因此以诗人的“工作”为出发点，他认为诗人对于多种工作的承担恰恰符合现代正义观念，即罗尔斯对于正义的要求，同时诗歌的工作一开始就是艺匠般的存在，如海德格尔对于“诗”与“思”同源的观点阐发中提到的，而卡尔维诺对“艺匠之神”的谈论有着启示般的意义，进而他从马克斯·韦伯谈论资本主义时提到的希伯来语中的“מלאכח（事业、圣职）”一词为出发点，认为诗歌的工作应该包含一种超越性维度，并且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工作，正是对于共同工作的承担使得我们成为“同时代人”，同时他针对当下“田园牧歌”、“诗与远方”的走向，提出诗歌应该对抗这种倾向，将诗歌的工作从远方拉向“邻人”。在此之外如何在推进“诗歌正义”的同时避免陷入一种简单的道德主义也是他的问题关切点，一方面从波德莱尔开启的现代诗歌写作路径已然将“恶”包含在了自身之中，另一方面他认为我们不仅应该要求当下的正义，而且应该要求历史的正义，最后他认为正义的观念总是在变动之中，是无法居有的，诗歌从整体上监督正义的进行，并且促进正义的发生。
还在读研的青年诗人马抱抱专程从外地赶来北京参加本次讨论，他从自己写诗、读诗的经验出发，从感性的角度谈论“诗歌正义”。首先，他区分诗人与知识分子，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知识分子要保持一种中立、批评、客观的立场，对社会文化进行有力的批判，而“诗歌正义”意不在此。接着，他受到马尔库塞《审美之维》强调艺术解放感性、想象和理性的启发，认为诗歌正义应具备几方面内涵，首先是伸展想象力，其次是情感的真挚，最后是语言的更新。分别涉及运思、内涵和构成元素，如同人体的气、血、肉。最后他举了诗歌正义的正反两方面例子，正面即陶渊明《桃花源记》，诗歌正义应具有提供不同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及其可能性的想象力；反面即白居易的新乐府诗，若认为“诗歌正义”在于表现民间疾苦、伸张正义，则难以取得诗的成功。总之，“诗歌正义”不是去僵硬地抵抗世俗之恶，而是要用诗歌的想象力创造理想的人类境界引导人类向善向上。
青年诗人苏丰雷回应了马抱抱的观点，认为“诗歌正义”的“正义”，一意指“正确的含义”，这要求我们考察诗歌是什么，客观探求其丰富的可能性；另一意是“公正公道”，这与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相联系，要求我们意识到身处的困境，让写作具有批判意识/问题意识，让写作成为对问题的一种揭示和直接或间接的解答。这也是他提交的《“诗歌正义”正义》一文的主体思想。
诗评家朱子庆表示，诗歌与正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人是有情有义的生物。在他看来，今天最应发问的一句是：贾敬龙被枪毙了，诗歌何为？在并不那么公正且有效的所谓“法治时代”，人民正义如何体现？诗歌发声就是一种体现。也可能就是很多诗人都在追求永恒，做着纯诗的春秋大梦，或者全无追求与担当，诗歌与诗人才一起被边缘化，其存在与现实正义无涉。正义乃公理，内含了公理与正义，诗歌将会更好地与当下和永恒并驰。
青年诗人王卫表达了他的观点：诗人是理性和感性的集合体，应该兼具通达的智慧和接地气的热情。在个人、阶层（经济-政治）、人类共同体三个层面，有不同的正义观和对话方式，尤其在经济-政治层面，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正义观。诗歌正义不应局限于政治层面，诗人关注人的处境、当代背景下个体的物化焦虑、娱乐化倾向下的虚无。诗人也认同“真”，心怀人间百态。
青年诗人侯磊认为“正义”不是一个名词，而是动宾结构的偏正短语。正义的“正”，如休息的“休”，是会意字。正又一个“一”一个“止”组成。“正”是征战止步于天下统一之时的意思。而“义”的繁体字是“義”，是一个“羊”一个“我”。羊大为美，是把美好的事物给予我的意思。因此“正义”是“正”其“义”。正义是一种观念。身处躲避崇高、写作以趣味至上的时代，文学——诗歌始终包含正义。正义与信仰有关。大凡信仰都是唯一的。“正”与“一”有关。你若相信世界有原本就正确的东西，那样才相信正义。如今是信仰缺失的时代，很多作品都与正义无关。诗人——知识阶层，是正义的承载者。鲁迅批判知识阶层，他认为知识阶层必须超功利，所说的问题能实行，本身也要有行动。只有贵族革命家才能符合鲁迅的标准。
诗人回地认为，诗歌正义的场域是介于诗与政治现实、政治哲学之间的交叉区域和冒险地带，对它的强调可以拓展精神场域的广度。他虽认同侯磊提到的正义需要身体力行和独立精神的观点，但并不认为这是不必要的空谈。“诗歌正义”，如果有，是在写作中重新让诗和诗人进入精神历险，或者如西蒙娜·薇依和加缪所实践的，将砝码置于天平的哪一端（薇依认为应该置于轻的一端），是为历史承受者还是历史制造者（权势者）发声的选择问题。它也是历史吊诡中的动态生成。回地还回应了张光昕和陈庆的两个观点：张光昕提到的西方自然正义与中国儒家“义”的对比，他认为也许这里的类比需要精确的甄别；针对陈庆提到的“面对柏拉图那里诗歌非正义之判断的诘难，重新思考诗歌或诗人在城邦中的位置与工作”，他问道，是否在柏拉图的城邦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具有简单的类比性。等等。
青年诗人罗曼通过梳理诗歌史发现，“诗歌正义”的内涵及呈现方式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中，不能简单地认为“诗歌正义”在古代较今天更发达，从而厚古薄今地认为如今“诗歌正义”已销声匿迹。她提示大家也应关注“纯诗”的正义性，譬如卞之琳、张枣，或者狄金森、毕肖普诗歌中的正义，冯至在四十年代尽管在政治上选取了“第三条道路”，但是却创作了思想性、艺术性极高的《十四行集》。随着诗歌从广场深入到个体生活，以及诗歌技艺、抒情方式的日趋精致化，与公共的、集体性质的正义相对应，她猜想是否也存在一种个体、内心的正义？
诗人孙磊从“诗歌正义”的语意修辞出发，强调“正义”具有“校正大义”的涵义，而“校正”中含有反思，具有否定性的逻辑力量，包括对文学之恶的重审。因此，其“正义”是多样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在诗歌中它既加深了存在的真实性，又提高了现实的丰富性。所以，校正意味着对诗歌涉及一切事物的反思与加深。而正义成为对“真”或“真理的”痉挛式接近。
彝族青年诗人拉玛伊佐表达了在他的母语彝语中，正义和真理可能相近甚至有时候混用，而真理与判断相关，判断是由瓦萨神灵借助巫师和祭司非凡的肉身在某一特殊的场域通过诗的“祈祝”和“诅咒”来完成对万物秩序的建立。这就是他所理解的彝语世界的诗歌与正义之间的关系。但在今天这种被瓦萨之神建构的万物的秩序世界不断被各种力量破坏和摧毁，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诗人无疑是最具巫性和祭司性的一类人，诗歌的正义应该是让诗人重新能和瓦萨神灵连接而对万物秩序进行重构。对于一个少数者，他的“诗歌正义”既是彝语的正义也是汉语的正义，既是河流的正义也是山川的正义，既是蓝天的正义也是云朵的正义，既是土地的正义也是森林的正义，是使每一个孤独的生命个体之间重新理解彼此的正义，是人与万物之间重新建立秩序的正义。
青年诗人李浩提出“融入正统犹太教的文学和口头传统的伟大本源，是一位学界甚为胜绝地称之为’J’的作者。（布鲁姆）”他在这个线索中来考辨《出埃及记》、《民数记》和《申命记》，可以发现隐匿在它们之中的“J作者”，逐渐被声音雅威所取代（雅威是旧约时代人们对天主的称呼），他命名的声音雅威，是基于那个时候的人类语言还没完全发育的原因。他觉得这也是“诗歌正义”的一个起源。而他自已的写作经验则是自我与语言互相照亮达到澄澈的那种状态，是非常理想的，具有超越力量的状态，对文本而言也是自由度通往最大限度的写作时刻。他列举“屈原投江”一案，其本意指射的是维吉尔笔下的那位背负着奥古斯都皇帝的苦命的埃涅阿斯，以提醒自己“渴望收复曾经为你所有之物这样一个欲望，也被视为一种精神政治。”当写作开始的那一刻，正义是被同时启动的。
青年诗人江汀认为“诗歌正义”是一个多声部的词语，可以从“诗歌的正义”、“诗歌和正义”以及“为诗歌校正其义”等多种角度去理解。他举出胡也频、丁玲、沈从文三人的文学故事，来说明写作与政治的关系。诗人陈迟恩认为，在“诗歌正义”的众多内涵中，将“诗歌”注入“正义”也是其中一种，这就需要我们重新去思考诗歌的本质，即诗人应该写出什么样的诗歌。
艺术评论家姜丰认为，当选择了诗歌，选择了诗以咏志或者兴观群怨的时候，就已经选择了一种诗性的正义，因为诗歌在个体精神生活和所有的社会化生活当中，无疑是只要认真发声，都首先扮演了一个正义角色和伦理出发点。诗歌最后的存在可能类似于一个想象的他者，这个想象的他者是存在的虚构，却又是至高无上的中介物，由于诗歌温柔手臂的承载作为中介，使我们更多地安居于当下，诗歌本身就是正义的。诗歌以纯粹语言的发言在改变着民族的语言，民族的声音，为民族未来创造选择的新方向。
参与本次活动上午场“诗歌正义”讨论的诗人和批评家有戴潍娜、王东东、张光昕、陈庆、马抱抱、王卫、陈家坪、苏丰雷、侯磊、罗曼、回地、朱子庆、孙磊、江汀、李浩、姜丰、拉玛伊佐等，宇向、袁永苹、陈迟恩、王家铭、孤城、刘年久、王鑫、王方方等三十多位诗人出席了这次讨论会，含外国友人和京外人士，其中陌生的参与者占20%。
参与下午场诗歌朗诵会的诗人有陈家坪、阿西、孙磊、赵晓辉、老贺、陈迟恩、陈庆、达芙妮、孤城、侯磊、回地、江汀、李琬、刘巨文、刘阳鹤、李浩、瓶子、苏丰雷、王家铭、王卫、夏超、谢一景、严彬、叶飙、叶美、宇向、袁永苹、张杭、张爽、张媛媛、赵成帅、陈危、王方方、左安军、拉玛伊佐等七十人左右。
（来源 北京青年诗会 编辑 诗通社/NS）2016/1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