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敏勇/筆和劍

筆和劍

李敏勇

二○一八年四月間，國際筆會在斯洛伐尼亞的小鎮布萊德舉行和平委員會議。「反對戰爭」是焦點話題。中國的大數據問題以及劉曉波的死亡都在會中引發議論，自由與尊嚴受威脅的中國情境，劉曉波之死留下永恆的傷疤，在在引起關注。筆和劍，和平與戰爭，自由與壓迫，喻示著文化的政治情境。

國際筆會（EPN international）是成立於一九二一年的一個非政治、非政府作家組織，有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Ａ類地位，…無論政治或觀點如何；為言論自由奮鬥，並保護作家免受政治壓迫，在世界一百多個國家有一四九個分會，約有二萬五千名會員，是詩人（poet）、劇作家（playwrights）、編輯（editor）、散文家（essayists）、小說家（novelists），PEN即為首字縮寫。

中國因為幅員廣大，曾有北京、上海、廣州等分會，中國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筆會於一九五九年復會，後來對外改為中華台北分會（Taipei Chinese Center）。一九八七年，一群台灣作家曾組成台灣筆會，惜未獲加入國際筆會，後來也無活動，但現在也有台語作家筆會，若以語文的條件或能加入國際筆會，能彰顯台灣的作家形貌。

獨立中文筆會是二○○一年，一群流亡的中文作家和一些中國國內作家、海外中文作家結合的組織，對中文作家或中國作家受到政治迫害，積極聲援。二○一七年，更與瑞典筆會、維吾爾筆會和藏人海外作家筆會舉辦「四筆會平台國際會議」，以「尋求共識空間──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在瑞典的馬爾默，集思廣益。

中國自六四以後，因國際筆會關切中國人權、作家被迫害，不熱中參與國際筆會年會，幾同脫會。這應是中華民國筆會發聲、介入的時機，可惜已習慣以Chinese Taipei身分出場，而且被獨立中文筆會說：常出席年會開幕的第一天後，就不見人影，明哲保身？也未關切作家受迫害的言論自由課題。對於中國打壓作家的狀況，不像獨立中文筆會一樣關切。

在台灣的這個國家，從中華民國到中華台北，就是拒否台灣，寧屈附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打壓，仍不共同努力建構自我主體性，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許多作家流亡在海外，以獨立中文筆會為自由發聲，顯示了筆會PEN的宗旨與作家精神，台灣的作家是否也應該彰顯這種宗旨與精神？！

（作者李敏勇，詩人）

劉威良/投書：台灣人怎能這樣喪氣　這樣悲觀主義

劉威良投書：台灣人怎能這樣喪氣　這樣悲觀主義

劉威良

台灣沒恐攻，治安也很好，卻蔓延著悲觀主義。（攝影：陳品佑）

一個台灣好朋友，斬釘截鐵的對我說，「台灣未來一定會被統一，因為政府無能又貪腐…」，最近又聽長輩說，台灣很不安全，台灣沒有食品安全。似乎在台灣生活，很沒希望。我趕緊接下去說，台灣沒恐攻，德國有，台灣治安也很好，不會因種族或宗教歧視而暴力相向，台灣人民相對溫和友善。而他們對我的話卻嗤之以鼻。

說真的，我一個旅居德國超過二十年已經大半輩子的人，聽了這些台灣人的話，還真是悲從中來，因為我不懂，台灣人怎能這樣喪氣，這樣悲觀主義。

我生活的德國，對台灣人來說是個樣樣都好的指標國，他們的人也會抱怨，但他們抱怨的經常是太多外國人，太多異教徒導致治安不好，基督教義流失，或對主流文化消失的進退失據，他們很少談論治安不好，抱怨恐攻，德國人面臨的真實的恐攻問題，卻很少談論，因為他們不願展現自己害怕，讓恐攻者得逞，德國人知道，製造恐攻的人就是要製造恐慌，這也就是真正的德意志。

相對於德國人民面臨具體危險而產生的堅定意志，台灣人民對於自己是完全棄守的軟腳蝦。台灣人對於現在根本沒發生的事，就已莫名焦慮，更遑論要面對真正的危機。

不知為何，台灣人對未來就是充滿負面的想像。會這樣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於對自己沒有信心的結果。沒信心是因為我們一直是被殖民，一直是媳婦命，認為自己做再好也比別人差，從來就不曾擁有過當一個台灣人的民族驕傲。

這在當中國崛起後，台灣人的信心就更被壓縮，更加焦慮。即便中國還沒侵犯台灣，膽小沒自信的台灣人，就西瓜靠大邊地要與狼共舞，就連守護自己的本能都喪失。我無法想像，以前和中國反共對歭都不怕中國，現在又有經貿往來，又有美國共防，我們怕什麼？

台灣人沒有比人差，我們應該做的，其實是要在民主機制中，為自己做一點事，比如像近日在推台灣正名的公投連署。說真的，當我在積極找人簽名連署時，許多台灣人卻仍覺得事不關己。一個怎樣的國家，就有怎樣的人民。民主的定義，除了是人民作主，人民更是要有擔起做主人的擔子的意識，自己的國家，自己監督。

我旅居的德國，有恐攻，有歧視衍生的暴力。大家可以想像，有一天，台灣發生恐攻，或是有因為種族歧視而打人甚或殺人，台灣人民會怎樣？大概大家又會大罵政府，大駡教育，人心惶惶，而不知所措吧！這樣悲觀主義蔓延的台灣，在未來如果真被统一，在這之前，應該是被自己的自私害死的，或被敵國的中國政權嚇死的。猜想台灣人要死，應該不會是被武力統一而死。
 

如果一個國家，有這種大多都不守護自己國家的人民，這些人民，說真的，也不配擁有自己的國家。
 

上報/2018/6/5

※作者著有《借境德國》／現居德國

转型正义─台湾向德国“取经”

转型正义─台湾向德国“取经”

结束威权统治，并不意味着民主的一步到位，往往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检讨过去，面对历史。台湾在推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经常提到德国处理东德情治档案的经验，目前正在欧洲访问的台湾文化部长郑丽君，因此对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管理局的参访特别重视。

 鄭麗君

（德国之声中文网）郑丽君访问柏林的第一站就是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管理局，由德国联邦政府的特使杨恩（Roland Jahn）亲自接待，他一开场就说，”以前，他们在这里讨论如何对付我们民运人士；现在，我们在同样的地方讨论如何公开情治档案，这不是民主的胜利吗？恭喜台湾也走向民主的道路。”

东德情治机关国家安全部的简称史塔西（Stasi）。两德统一后，德国立法开放全民调阅自己的情治档案，中间经过8次修法，如今申请过的民众已经超过3百万人。

建立民主信心

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管理局第一任专员是高克（Joachim Gauck），杨恩首先指出，高克原本是声望很高的人权工作者，特使这个职务由国会选出，不受政府的指挥，在德国是道德的象征，”他后来担任总统不是偶然。”

史塔西档案除了开放给民众调阅，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做为政治受难者司法除罪和补偿的依据，杨恩强调，”从独裁转型成民主后，政府跟当年受迫害的人站在同一边，能帮助社会建立对民主体制的信心。”

国家人权博物馆

前東德國家安全管理部

位于柏林的前东德国安部档案管理局

民主国家的宪法重视人权保障，威权政治档案的开放要如何兼顾个人隐私权的保护？郑丽君对这点特别好奇。杨恩解释，德国直到找到当事人以外的第三人名字被涂黑的作法，相关的疑虑才消失，”不过，被害者也有知情权，所以加害者的名字不做任何处理。”

除了关心史塔西档案法，以作为台湾研拟政治档案法的借镜，郑丽君也告诉杨恩，台湾正计划在过去关押政治犯的景美看守所成立国家人权博物馆，”我在大学时代就参加过学运，对建立国家人权博物馆有使命感，”杨恩听了频频点头，表示完全能够理解。

害怕冲突

鄭麗君與楊恩

德国联邦政府的特使杨恩陪同郑丽君参观档案管理局

郑丽君在参观史塔西档案局后告诉德国之声记者，德国在开放政治档案的同时，社会透过讨论学习面对真相和记取教训，思考人性尊严为何不可侵犯，因此没有造成更多的仇恨，这是台湾在推动转型正义时可以努力的方向。

台湾过去在面对威权历史时只强调受害者，不提加害者，反观史塔西办公室改建的博物馆墙上，可以清楚看到加害者的名字和迫害的结构，这点让郑丽君相当感慨，”台湾不是怕面对加害者，而是害怕加害者和受害者之间的冲突，但是，害怕冲突就不可能站在人性的价值上去捍卫人权，不相信社会可以透过对话来和解。”

明年是台湾解除戒严30年，回顾台湾过去在转型正义的努力，郑丽君有感而发，”重点不是我们开放了多少档案或办多少活动，而是有没有回到原点思考人性的价值，从这个角度看，台湾离转型正义其实还蛮远的。”

德國之聲中文網  2016/11/28

柏林牆詩人比爾曼80嵗演唱會廖亦武受邀出席

 

柏林牆詩人比爾曼80嵗演唱會廖亦武受邀出席

2016年11月18日，家喻戶曉的柏林牆詩人兼歌手比爾曼，在布萊希特劇院舉行80嵗演唱會。這是德國文化界的盛事，總理默克爾夫婦，前總統科勒夫婦，坐輪椅的財政部長，內政部長，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博物館館長，以及許多著名作家、導演、老政治犯，都應邀出席了。

默克爾先生，洪堡大學化學教授致開幕詞，兩年前同樣的場景，是默克爾致開幕詞，大家玩笑說，總理夫婦真不愧比爾曼永遠的粉絲，連致辭都輪換做。

在演出之後的盛大酒會上，老廖我受仲維光老師之托，特地代表自己和中國流亡者們，向比爾曼致以深深敬意。比爾曼緊緊拽住我，站在臺上對大夥兒說：這個中國人不會德語，但他是我的好朋友。接著開始回顧起來……

我與默克爾交談了好一會兒，她笑嘻嘻說，還不會德語嗎？你回不去了，該學一點點。我隨口應是啊是啊，忙寫書啊。她說，真是啊，我剛聽說你又得了一個很特別的監獄奬。祝賀啊。然後又指著財長說，你在德國讀者很多，但我們這位厲害先生沒看過，你願意向一個陌生讀者推薦嗎？我說你推薦吧。默克爾說，我推薦你的《坐臺小姐和農民皇帝》（英文譯名《吆屍人》），我在中國也推薦過。我說，還是監獄自傳《為了一首歌和一百首歌》吧。默克爾說，這本太恐怖了。我說，中國的地下現實比我的書恐怖。默克爾說，那麽好吧。就拿出筆，將《一百首歌》的書名寫在紙條上遞給財長。

攝影者：柏林文學節主席烏里

 

淺斟低唱、沉鬱宛轉 當代最偉大的吟遊詩人李歐納．柯恩與世長辭

 

 

淺斟低唱、沉鬱宛轉 當代最偉大的吟遊詩人李歐納．柯恩與世長辭

偉大的加拿大創作歌手、音樂人、詩人與小說家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10日與世長辭，享壽82歲。他的臉書粉絲專頁貼出這個令舉世歌迷心碎的消息：

 
 

「我們滿懷哀慟在此宣布，傳奇詩人、歌曲創作人與藝術家李歐納．柯恩已經過世。我們失去音樂界一位最受敬重、最多產的前瞻者。之後我們將於洛杉磯舉行紀念儀式。柯恩家人哀悼之餘，期望世人能尊重他們的隱私。」

 

柯恩以淺斟低唱、沉鬱宛轉的嗓音風靡歌壇50年，歌詞中洋溢著對於宗教、政治、孤獨、性、人際關係的探討，名作如《Hallelujah》、《Suzanne》、《Bird on a Wire》、《Famous Blue Raincoat》都讓聽著低迴不已。在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舉世人心惶惶之際，傳來這樣的噩耗，分外令人悲傷。

今年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的巴布狄倫（Bob Dylan）曾形容柯恩的作品「深沉而真實」、「多面紛陳」、「具有驚人的旋律性」。巴布狄倫告訴《紐約客》（The New Yorker）記者：「人們談到柯恩時，經常忽略了他的旋律。對我而言，他的旋律與歌詞都是天才之作。」

柯恩從來不是所謂的「天王巨星」，也沒有拿過葛萊美獎（Grammy Award）但先後獲選進入加拿大音樂名人堂（Canadian Music Hall of Fame），加拿大創作名人堂（Canadian Songwriters Hall of Fame），美國搖滾名人堂（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同時被授予加拿大最高平民榮譽「加拿大勳章」 （Order of Canada）。

2008年柯恩獲選進入美國搖滾名人堂時，致辭人美國傳奇歌手路瑞德（Lou Reed）推崇他是「當今最高水平、最具影響力的歌曲創作人」（highest and most influential echelon of songwriters）。

加拿大創作歌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AP）
加拿大創作歌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AP）

1934年9月21日，柯恩生於加拿大魁北克省（Quebec）蒙特婁（Montreal）的威斯蒙（Westmount），一個雖屬中產階級、但源遠流長的猶太人家庭，母親一系來自立陶宛猶太世家，父親一系來自波蘭。柯恩曾說：「我從小就被人們耳提面命，我是亞倫（Aaron）的後裔。」亞倫是舊約聖經中的先知，摩西（Moses）的兄長，古以色列人第一位大祭司（High Priest）。

柯恩曾經戲稱，他的第一志願其實是當詩人，但實在無法養家活口，所以才改行當歌手。但是他剛出道時非常害羞，曾經唱紅《Suzanne》的美國女歌手茱蒂柯林斯（Judy Collins）回憶， 柯恩第一次登台時，唱到半場居然開溜，她百般哄騙才讓他回到舞台。

1960年代，美國民歌復興，柯恩與巴布狄倫、瓊妮米契兒（Joni Mitchell）、瓊拜雅（Joan Baez）、茱蒂柯林斯都是一時俊彥，經常一起巡迴演唱，後來雖然風格稍稍趨向流行，但詞曲創作仍維持鮮明的個人風格，嗓音也越發沙啞深沉。

美國鄉村歌手、影星克利斯克里斯多佛森（Kris Kristofferson）曾說，他希望在自己的墓碑上鐫刻柯恩《Bird on a Wire》的第一段歌詞。但其實這段歌詞，柯恩本人或許也會考慮留給自己當墓誌銘：

「像一隻佇立在電線上的鳥兒，像一個午夜合唱團的醉鬼，我以自己的方式爭取自由。」
“Like a bird on a wire, like a drunk in a midnight choir, I have tried in my way to be free.”

從歌詞到旋律，柯恩的作品總帶有一股陰鬱的氣質，但往往以黑色幽默點綴其間。他一生經歷多次憂鬱症發作，也曾沾染酒精與毒品，有記者問他是不是個悲觀主義者，他回答：「我完全不認為自己是悲觀主義者。悲觀主義者會一直等待下雨，但我早已全身濕透。」

加拿大創作歌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AP）
加拿大創作歌手李歐納．柯恩（Leonard Cohen）（AP）

今年稍早，柯恩接受《紐約客》專訪，談到死亡，「我已經準備好面對死亡，希望過程不會太不舒服。」1970年代之後，柯恩對佛教涉獵日深，成為日本旅美禪宗大師佐佐木承周的門徒。

20多張專輯之外，柯恩還留下10多部詩集與小說。上個月21日，柯恩發表60年歌唱生涯第14張錄音室專輯《You Want It Darker》，依舊好評如潮，但卻是他的天鵝之歌。

 

来源：风传媒

王小峰：台北散记

导读：內地《三聯生活周刊》文化記者、blogger、導演、作家，多重身份於一身的王小峰（真名王曉峰），日前首次到台北旅遊，返回大陸後於上月28日寫了一篇《台北散記》，文中提及台北和中國城市最大分別。他形容：「如果說台北城市細節是成熟少女的胸，那麼大陸的城市細節就是硅膠。 」王小峰網名為「帶三個表」，網民稱他為「三表哥」。 中國政法大學經濟法專業畢業的他，博客文風獨特，具有很強的批判性和趣味性。他著有音樂隨筆集《不是我點的火》、《答案從未在風中飄過》；博客文集《不許聯想》、《文化@私生活》；小說《沿着瞭望塔》、《山上有神》。
                                                           ——【引自《蘋果日報》、中央社】
 
 
台北散記
 
 

散記，就是把零零散散的感觸記下來的意思。我還不了解台灣，不敢太多妄言。

一
前些日子，我去了一趟台北，看風潮公司辦的世界音樂節。這是我第一次去台灣。說起和台灣的緣分，還要追溯到1993年，那年我寫了一篇批評《中國火》的樂評，被魔岩唱片的張培仁先生看到了，他和北京的負責人說：「我去北京要見見這個人。」在某一個午夜，我家的電話響了，電話那頭說：「我是張培仁，我能不能現在見見你？」我感到很意外，也很驚喜，可是，已經半夜一點了，那時候我晚上九點以後極少出門。他這麼晚把我揪過去，是想跟我當面對質那篇雞蛋裡挑骨頭的文章嗎？我還是忐忑著打車去了張培仁住的酒店，他沒怎麼提那篇文章，而是盤腿坐在床上，給我講他的搖滾夢想。他說話的時候有些激動，時而深思，像水邊的阿狄麗娜，時而慷慨激昂，像打雷前的閃光。我仔細聽着，沒有插嘴的機會。張培仁是個理想主義者，我當年也是個理想主義者，他的很多話都觸動了我，「我要是有錢，就把大陸所有搖滾樂隊都簽下來。」這是那晚我印像最深的一句話。說心裡話，我真被他感染得心潮澎湃了，要是中國到處都是搖滾，那民主不就很快實現了嗎。張培仁回到台北後，還給我寫了一封很長的信，補充了那晚他未盡的話題。讀信的時候，我依然很激動。後來，張培仁離開了魔岩，我沒有看到他把中國所有搖滾樂隊都簽下來，也沒有因為中國搖滾後來成了一種時髦的玩意兒而看到民主的到來。藍迪（張培仁）是我認識的第一個台灣人。從那之後，因為工作關係，我認識了很多台灣人，科技界的、音樂界的、電影界的、藝術界的、文學界的、商界的、媒體界的……這些人都在用不同方式向我介紹台灣，這讓我對台灣開始有了一種好奇，它究竟跟這邊有甚麼不同，我甚麼時候能有機會去台灣看看，走在忠孝東路，佔領西門町，媽祖廟後面那塊斑駁的木板還在不在……後來，我身邊的朋友去了台灣，我很好奇，問他們：台北甚麼樣？他們說，一個小破地方，跟北京昌平差不多。你們北京昌平有羅大佑、李壽全嗎，有楊德昌、侯孝賢嗎？連S.H.E.都沒有。2009年，我寫了一本小說《沿著瞭望塔》，裡面有些情節發生在台北。我沒去過，只好通過台灣那邊來的朋友支離破碎的介紹來想像台北是座甚麼城市。我能想像出的就是台北是座古樸、破舊的城市（因為小說背景發生在1979年）。每次有台灣朋友來，都會跟我說，有機會到台北來玩。後來，兩岸直飛，很方便了，但我仍沒有踏上這片讓我好奇的土地，直到最近。二
去台灣之前，我對這個地方有過很多想像，身臨其境，感覺和自己想像的差不多，它確實不大，和現在大陸的一個中等城市差不多，不仔細看，很難發現其中的區別。1987年以前，台灣在戒嚴，1976年以前，大陸在階級鬥爭，其實環境都差不多惡劣，可為甚麼台灣出了後來影響大陸幾代人的流行文化？台灣經濟在60年代就已開始發展，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從此與大陸各奔東西。我在台北的巷子裡轉悠，仔細觀察這裡的細節，才發現，它和大陸城市最大不同的是，如果說台北城市細節是成熟少女的胸，那麼大陸的城市細節就是硅膠（篇者按：即矽膠）。穿行於街頭巷尾，雖感覺城市有些破舊，甚至還有衰敗跡像，但它真實、可愛、自然，不那麼矯情。每個人看上去都那麼放鬆自然，不像這邊的人焦慮匆忙，言談話語之間充滿慾望。對於一個不愛逛街的人，我竟然對瀏覽路邊小店產生了興趣，在街上行走，幾乎每個小店我都要進去看一看。我不想買甚麼，就是想感受一下那種氛圍，人們都很禮貌、熱情。每次問路，人們都耐心細緻給你指路。在潮街，我問全家超市的一個小伙子，台灣最小的書店「好樣本事」在哪裡（其實就在超市後面50米），小伙子站在門口給我講了三分鐘這家書店的歷史和典故，然後再告訴我往右一拐就是。後來，我在街上都不好意思問路了，因為他們都很認真、詳細給你指路，詳細到都記不住。不知道位置的人會拿出手機，幫我找到位置，然後告訴我怎麼過去。一個在這邊老享受列兵待遇的人，突然被當成師長對待，真他X不適應。我常想，大陸這邊沒見過世面的人，整天在網上曬洗過的豬腦子，幹嘛不出去看看，看看人該怎麼活着。每天我大概要走五六公里，漫無目的，非常放鬆，非常悠閒，恍惚中感覺時間都慢了。但不知為甚麼，總有一種莫名的傷感出現，我的自在悠閒常常被這突如其來的傷感打斷一下。三
我住的酒店附近有一家上揚唱片店，二層樓，很小，主要賣爵士唱片和古典唱片。我站在爵士唱片架前，數着一共有多少張，我想把它全部買下來。樓下還有很多世界音樂唱片，比如Rough Guide系列（世界各國民間音樂），我也想買下來。後來一想，那張中國專輯收錄的是崔健和艾靜的歌，我就放棄了。誠品書店也有很多唱片。在去台灣之前，我一直托一個台灣朋友幫我帶書，我管他叫「運書大隊長」，有時候他送給我的紙口袋就是誠品書店的。所以，誠品書店在我心中慢慢變得神聖起來，想著去台灣的話，別的地方可以不去，誠品一定要去。但這次到了誠品，感覺很失望，五層樓只有一層是賣書的，其余的都是賣衣服賣工藝品的，賣書的區域看上去還沒三聯書店大，唉，圖書市場在哪裡都不景氣。我喜歡的書並不多，有些書帶過來又有風險，想想還是別冒險了，最後只買了八本書。去之前我專門准備了一個大手提袋，用來裝書，最後也沒用上。誠品有一個區域賣唱片，我轉了兩圈，發現想買的唱片太多了，走馬觀花就相中了十幾張，但最終我只買了一張：李壽全的《8又二分之一》30周年紀念版。記得還是在上大學，第一次聽到《我的志願》，是孫國慶唱的。那時候詞曲作者都沒有，頂多署個「佚名」。我看歌詞就知道不是大陸人寫的，因為「我長大後要做總統」這種話大陸人是寫不出來的。當時還聽過一首《張三的歌》，是韓軍或李曉東唱的，歌名叫《流浪》。後來才知道，這些歌都是出自一個人之手，李壽全。再後來，我終於買到了《8又二分之一》，有段時間，它一直在我的音響裡面轉。李壽全的音色很特別，聽一次就會記住。更不同的是他的音樂總是帶著一種惆悵、傷感，即使唱《我的志願》，都能聽出來這種情緒。我想，每個人對音樂的理解是不同的，創作音樂的人，一定是控制音樂部分的腦神經千差萬別，才會寫出不一樣的音樂，比如，我一直認為陳昇的歌都是在跑調的旋律線上寫出來的。腦神經對音樂調性的敏感程度決定了音樂家的音樂風格，只能這麼說，李壽全的腦神經對傷感比較敏感。在台北街頭，我的心裡不斷湧現出憂鬱、孤獨和傷感，這讓我總是想起李壽全的歌。然後停下來，想，我為甚麼會有這種感覺？我講不清楚，可能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心理問題，我也不想去探尋這種情緒出現的原因，說起來肯定很複雜，甚至說出來你也不信。我去挪威的烏爾維克之前，我不知道這地方是甚麼樣子，因為挪威到處都是美景，烏爾維克也一定很美。可是當車駛入烏爾維克，我還是覺得心裡沒有準備好，它出乎我意料地美。站在峽灣邊上酒店的陽台，我看着遠方，心裡有種他媽想叛國的衝動。烏爾維克是挪威詩人奧拉夫•H•豪格的故鄉，作家出版社在2009年出版過他的詩集《我站着，我受得了》。在宛若天堂的烏爾維克，我讀他的詩，卻發現這哥們兒的詩寫的很陰鬱很絕望，也許他的詩都是在極夜的環境下寫的吧，跟眼前的風景完全不搭。我想，每個人心中都有一種深深的惆悵，不管是讀豪格的詩還是聽李壽全的歌。比如李壽全的《加州的彩虹》，聽起來完全沒有陽光感，是那麼冰冷，《8又二分之一》《未來的未來》聽著都會有要哭的衝動，但是單看歌詞，並沒有那種傷感。《8又二分之一》發行的時候，台灣還沒解嚴，和李壽全合作的詞作者，字裡行間都會流露出一股憂郁的情緒，我想他們當年跟此時此刻地球的某個地方的生活環境差不多吧。有時，我們去讀那個時期的歌詞，那些詞句並非只有優美的字面，人們一定是在某種特殊的感受下才會寫出那樣的詞句，不然編都不出來。放在今天，羅大佑死活都寫不出「如果我們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難改變，至少我還擁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顏」。大陸的年輕人差不多都聽過台灣流行歌曲，有時候這邊的媒體常用「人文歌手」來形容類似羅大佑、黃舒駿、李壽全他們這些人。我猜，這邊的人沒啥文化，估計看到一些深刻的詞句就把他們列入人文歌手行列，可到底甚麼是人文，他們為甚麼人文？好像沒有人去想這些。一個名詞一旦流行，人們就不會思考這背後的意思了，只管會用即可。漫畫家朱德庸先生和夫人陪我逛西門町，在繁華的西門町，他們講小時候眼中的西門町，他們在哪裡玩，那時候有甚麼，那時候的門臉是什麼樣子，講現在的西門町，講世事變遷帶來的無奈……他們的回憶讓我仿彿看到了另一個西門町。他們陪我去了很多地方，每到一處，都會給我講一些典故和歷史，我也在想那個我想像中的過去的台灣是甚麼樣子，隱約我看到了一道縫隙，那個我並不了解的台灣。離開台灣之前，我去酒店對面閒逛，附近就是新光三越，但我沒進去，而是去了附近的巷子，一條條巷子挨個走了一遍，有很多咖啡館、服裝店、創意小商品，我一邊走一邊想，台北是座不大的城市，在今天大陸人看來，可能不及一座二線城市，為甚麼他們創造的流行文化影響大陸好幾代人，而大陸這邊，為甚麼在最近這幾十年給地球上製造了那麼多文化垃圾？誰能告訴我，是我們污染了世界還是世界污染了我們？我欣賞的台灣音樂人差不多都採訪過，唯有李壽全還沒有采訪，這是我十多年來的一個未了卻的願望，希望有一天能有機會採訪他。

加害者累犯復出！（劉威良）

 

 

加害者累犯復出！（劉威良）
 

台北市長柯文哲20日下午出席「228與國際人權特展開幕記者會」時提到，台灣轉型正義面臨共同困境，即「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   圖：新頭殼資料照片，呂佳峻/攝。

柯文哲市長最近談 228 時提到，台灣轉型正義面臨共同困境，即「只有受害者，沒有加害者」。他自己身為228家族受害者，他提到，受害者願意原諒，不譴責加害者，但是加害者仍應該節制。試問，加害者不節制、不認錯，反而放毒反咬受害者一口，怎麼辦？就像馬英九認為討國民黨不當黨產，是不對的事。加害者不究責、不認錯的結果，反而反咬民進黨追殺國民黨是法西斯行為，還呼籲應該開國際記者會到處喊冤。選擇原諒的受害者以及要爭取公平正義的一方，又要如何回應加害者毫無認錯的反咬現象？柯市長光用節制，而無作為，來處理蕭曉玲案，完全無法避免再出現下一個郝龍斌。

同樣把對加害者究責的責任當禁忌的總統府，在回應陳菊市長希望特赦前總統陳水扁時，一樣用了「擔心人民對立」來脫身卸責。為何人民會對立？就是因為沒有是非判斷的準則，各持己見，情緒高張，各說各話，一觸即發。

針對這樣的問題，德國過去也發生過。戰後的德國先是由加害者共犯組織中的保守派基民黨的艾德諾總理執政，當年他也為了讓社會不要對立，以擔心撕裂族群為藉口，把原本被除職的納粹罪犯，重新復職到德國的各界公職中。這樣的和解看似平靜，但是卻造成兩代德國人的鴻溝與國族自尊的淪喪。戰後前20多年的平靜，讓服從當年納粹的加害者共犯，沒有認錯的機會，也讓不服從者被看成是納粹共犯。整個納粹當代的長者，因為沒有對立的衝擊，讓年輕人對整世代的德國人感到羞愧、憤怒與失望。納粹當代的長者被年輕一輩當成全部是加害者的共犯，這是不承擔的政府造成的結果，讓德國人後代子孫一輩子羞愧當德國人，喪失了國族尊嚴。一直到戰後24年，年輕一代的學生運動讓德國保守派政權動搖，至1969年底才由反納粹的社民黨威利.布朗德（Willy Brandt）主政，德國才有由內部發起轉型正義工程的開始。

同樣的，國民黨是加害者的責任如果不追究，也會拖垮整個年長與年輕世代的國民黨。加害者不認錯，並不會讓加害者的標籤消失，只會讓錯誤無限擴張與延伸，沒有是非，對立永遠存在。要消滅對立，就應該對加害者究責，讓加害者認錯。今天的台灣，我們已經清楚看到當年加害者不認錯所做的報復行徑，他們親手再重複製造延伸政治迫害，陳水扁與郭瑤琪案都是政治案件，政治迫害就應該政治特赦處理。如果民進黨為了取得政治利益，希望台灣永遠有對立存在，為了取得民進黨執政政權的利益，那他們不處理郭瑤琪、不特赦陳水扁，當是自然的事。

民主是恆常的覺醒，人民將用民主的選票推翻他們認為不屑的政黨，就像人民推翻國民黨一樣。

作者：劉威良（德國台灣協會前會長，著有《借鏡德國》。）

来源：新头壳

加害者的面貌

 

 

加害者的面貌

刘威良

恐懼改革

10月17日政論節目「正經看民視」討論轉型正義，引用本人觀點，談到德國在兩德統一後對前東德司法改革的轉型正義。德國全面解聘再重新招聘檢驗徵用， 為的就是不讓獨裁時期的司法人員殘害人權。中國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張斯綱被問及看法時說，東西德法制不同，像德國這樣的全面革除再徵用，台灣社會一定亂。如果持續的改革就是亂的定義，那人民何須要新的政權？台灣沒有對過去追究加害者的罪行，而加害者似是而非的言論混淆視聽，也讓我們認不清加害者的面貌。

德國並非完全不採用前東德的法官與檢察官，而是解職重新檢視，並給司法人員三年試用期。他們用民主國家制定的基本法標準，去檢驗每個法官與檢察官過去所審查與起訴的案件。也調閱過去他們的檔案，得以了解他們是否受到獨裁政權主導，而違背良知做出不公審判。如果在資料中被認為遵守良知，未受獨裁統治影響，並保證未來會遵守民主國家法治基礎從事法務工作，也願意接受民主法治訓練，過去的司法人員經過檢驗仍可以繼續任職。也就是說，他們不是因為社會主義體制國家與西德共和國不同的國家體制而被解職，而是因為民主法治價值而必須全面接受再檢驗。對前東德司法人員來說，這確實是個很大的變動，但是為了民主價值與人權，他們必須接受檢驗。

2011年11月德國統一20週年的慶祝會上，當年主掌德國司法改革的司法部長基克（K.Kinkel）發表演說，提到德國大刀闊斧的司法改革實有必要。沒有這樣的司法改革，前東德將無法進入民主法治的社會。他知道改革需要勇氣與毅力，他用前西德邦檢驗並協助建立前東德邦的司法體制，由一至兩個前西德邦對應協助檢驗一個前東德邦。讓每個前東德法官與檢察官重新受檢驗，這是多大的工程，但是他們做到了，2178名前東德法官與檢察官提出復職徵選，個個檢驗，一步一步地到位。他也提到，柏林的法官與檢察官在解職後重新提出申請應徵者，僅有15 %通過檢驗，其他前東德地區則有58%的法官與檢察官通過檢驗繼續任職。他承認身為首都的柏林，因為是全國的民主價值所在，檢驗從嚴。

德國二戰後的轉型正義，在紐倫堡大審判後確實剷除了一些主要加害者，國家行政與司法工作也不允許有納粹背景者從事，因為審判也建立了社會判定是非的價值觀，誰是加害者清清楚楚地曝露於世人眼前。但不到幾年時間，冷戰開始，美國要求德國掃除納粹遺毒的政策改變，再加上保守的基督教民主黨總理艾德諾的刻意鬆綁，讓納粹勢力再得以復甦得勢復任各項公職。一直到戰後25年的1970年政黨輪替，由抗納粹逃亡的社民黨Willy Brandt布朗總理主政，才真正以國家領導人的身份認錯，並開始由政府帶動轉型正義工程。德國是加害者國家，人民與公職都是社會的成員，有人選擇服從，但也有人選擇不服從。戰後不久，第一任服從當年納粹的、算是共犯結構中的艾德諾總理，不曾真正認錯，也不願面對真相，用製造對立亂象為名義，讓納粹的共犯復職，其實彰顯了自己也是共同加害者的面貌。而在當年納粹時期逃亡，反抗納粹強權的社民黨總理布朗主政之後，才能真正跳脫共犯結構的架構，找出加害者才有可能。這與台灣現在政黨輪替，人民期待新政府人事可以強力改革是一樣的處境。

Willy Brandt布朗總理（圖片來源： Bundesarchiv CC-BY-SA 3.0）

累犯的加害者復出

馬英九是過去獨裁時期的共同犯罪結構下的加害者，沒有認知錯誤的能力，自是必然，猶如德國當年的艾德諾總理。馬掌政期間，殘害民主與司法獨立審判，就是加害者不認錯的最佳例證。德國直到1967年，歷經納粹獨裁統治後22 年的學生運動，才讓政權動搖，才轉由反抗權威的社民黨布朗掌權。台灣也是在解嚴後27年出現了太陽花學運，才由新的年輕人帶領台灣走出舊體制的困境，讓反抗權威的民進黨得以全面執政。張斯綱說，過去陳水扁主政，不也是蕭規曹隨，那是因為國會沒過半，轉型正義無法徹底執行，法律無法改。現在的民進黨更應該積極修法，讓不能追究戒嚴時期加害者的國安法第九條文廢除，還人民公道與清白。

沒有追究加害者的政治，也讓我們看到加害者政權完全不會反思認錯，反而變本加厲地用威權遺毒任意傷害人民權益。郝龍斌用國家機器整肅蕭曉玲老師，就是沒有追究加害者的遺毒，是沒有加害者的社會體制下的「經典傑作」。找出加害者，其實完全與報復無關，找出加害者的目的，是要讓台灣社會不能再允許有累犯的加害者出現。加害者不知認錯，台灣的獨裁政權就會像郝龍斌與馬英九一樣，在掌權之後重演。

拍摄纪录片遭起诉 30多名人联署抱不平

 

拍摄纪录片遭起诉 30多名人联署抱不平

歌手尼尔杨、演员马克鲁法洛与其他着名人士今天同声要求撤回对1位纪录片制片人的告诉，称其所为只是记者的工作。她在拍摄抗议人士关闭从加拿大到美国的输油管时遭捕。

路透社报导，戴亚史洛斯柏格（Deia Schlosberg）是2016年纪录片「对世界放手」（How to Let Go ofthe World and Love All the Things Climate Can’t Change）的制片人，她目前遭监禁在泛加拿大公司（TransCanada Corp.）位于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潘比拉郡（Pembina County）的基石输油管（Keystone Pipeline）站。

她今天与运动人士杰沙普（Samuel Jessup）及佛斯特（Michael Foster）遭控共谋3项罪名，这些指控最高可处45年徒刑。

佛斯特同时也以非法入侵及刑事伤害罪被起诉。

曾获奥斯卡提名的导演乔许福克斯（Josh Fox），与史洛斯柏格合作「对世界放手」，他在给美国总统欧巴马及北达科他州州长戴伦普（Jack Dalrymple）的公开信中说，这些对史洛斯柏格的告诉「不公平、不正义，也不合法」。

超过30名艺术家、电影制片人、作家与记者联署这封信函，包括尼尔杨（Neil Young）、马克鲁法洛（Mark Ruffalo）、演员黛瑞汉娜（Daryl Hannah）与法兰西丝费雪（Frances Fisher），以及艾德华夏普与无引力乐团（Edward Sharpe and the Magnetic Zeros）的歌手亚力克斯艾伯特（Alex Ebert）。

这封信张贴在「生态观察」（EcoWatch）网站上，写道：「新闻工作并非1项罪名，而是1项责任，尤其是纪录片制作。新闻自由是我们自由社会的基本权利。这些对她的指控都是不公正的，应立刻撤销。」

来源：中时电子报

 

王儲掌政 軍方將扮仲裁者

 

王儲掌政 軍方將扮仲裁者

泰國國王蒲美蓬在位七十年與軍方建立起密切的共生互惠關係，藉由賦予高位來換取軍方的支持以鞏固王權，也難怪多次以保王名義發動政變的軍方總能獲得蒲美蓬的背書。由於將接任國王的王儲瓦吉拉隆功與軍方並無深厚淵源，為確保掌政順利，預料泰國軍方在未來仍將扮演關鍵的權力仲裁角色，持續享有一定的政治影響力。

  • 陪同亡父遺體回大皇宮的詩琳通公主，神情哀戚（路透）。

    陪同亡父遺體回大皇宮的詩琳通公主，神情哀戚（路透）。

  • 搭載王儲瓦吉拉隆功的廂型車（左）是該車隊的第一部車。（美聯社）

    搭載王儲瓦吉拉隆功的廂型車（左）是該車隊的第一部車。（美聯社）

在權力鬥爭與軍事政變頻繁的泰國，蒲美蓬儼然是軍方的政治生命線，當軍方在政爭中高舉保王旗幟發動政變時，往往都能獲得蒲美蓬的支持。但地位崇高的蒲美蓬也會適時出手調停甚至訓斥軍方，其中最知名的事蹟莫過於在一九九二年召見軍事政變將領蘇欽達（自立為總理）與反對派領袖查隆，兩人跪在蒲美蓬腳前聽訓，蘇欽達最後辭職下台，危機落幕。

學者稱去軍事化遙遙無期

當今泰國政情有如當年翻版。現任泰國總理帕拉育出身軍事將領，兩年前以遏止政治派系鬥爭之名發動政變，成立軍政府與出任總理。當時蒲美蓬的健康情況已不佳，無法如當年般出手化解危機；而軍方選在此時政變，也被視為意在確保在王位繼承時大權在握。

曼谷法政大學政治學教授提蒂南．蓬蘇迪拉克說，軍方高層勢必大舉介入日後發展，軍政府會在接下來的王位繼承與政權轉移（軍政府承諾明年底以前大選）上扮演不可或缺且重要的角色；泰國軍方與君主制度專家錢伯斯則直言，泰國近期內去軍事化有如隧道盡頭無光，遙不可期。

軍中內鬥是否引爆 令人憂心

瓦吉拉隆功雖掛有軍銜，然其軍方網絡關係不若其父深厚，而且經常長時間滯留海外，權力基礎不明。匿名分析家指出，相較於蒲美蓬與軍方的共生關係，瓦吉拉隆功顯得較為獨立，而這讓曼谷菁英及其軍事後盾感到憂心。瓦吉拉隆功曾是空軍戰鬥機飛行員，待過國王禁衛軍，也有自己的部隊「皇家禁衛軍九○四」，人數估計達五千人。

此外，王位繼承是否會引爆軍中內鬥，也令人憂心。帕拉育並非唯一有政治影響力的軍方高層，蒲美蓬在舉足輕重的樞密院也安插不少軍系要人，其中高齡九十六歲的樞密院主席、前總理普瑞姆在王位繼承一旦出現危機時，依法將代為攝政。外傳源自王后禁衛軍的帕拉育派系與系出國王禁衛軍的普瑞姆派系對立已久，普瑞姆在過去十年來因帕拉育派系崛起而式微。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