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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怡:教会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个威胁

 

教会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个威胁

王怡

 

 

 

1

教会在任何层面上,都必须呈现出一个超越性的,在本质上属于彼岸和将来的群体的特质。换言之,就是呈现出那位复活的基督,或基督的复活。因为超越性是复活带来的。在这个必死的世界上,只有复活才是超越的。离开复活而谈论超越性,便是虚假。

 

2

如保罗说,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盼望都是虚空。这话也定了一切不相信复活、却谈论着终极关怀、彼岸或灵魂拯救的人的罪。离开复活而谈超越性,仍然是唯物主义。超越这个世界的唯一路径,是进入主耶稣所进入的坟墓,然后走出坟墓,进入纳尼亚世界。

3

主必再来,从我们的角度看,是指有一件尚未发生的事,将来必要发生。然而对人类来说,将来的意思,就是尚未发生。而尚未发生的事,几乎就等于不存在的事。这样,我们的信心便是不合逻辑的,因为主必再来的意思,就变成了有一件不存在的事将要存在。

4

因此,我们必须从基督的角度,或从基督的复活出发,去认识主必再来。复活意味着,基督将从将来走向现在。就像从一个地方,走向另一个地方。将来对我们似乎是不存在的,但对主来说,却是真实的、已然的存在。就像基督自己说的,他像一个主人,先回家,把房间打扫好了,然后出门迎接客人的到来。

5

教会存在的意义,就是彰显这位已存在于将来的主。如果你在等待一个人,或等待一个时代,在某种意义上,你已经属于你所等待的那个人,或那个时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呼吁和追求自由的人,在一个不自由的、专制的时代,已经预先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

6

而教会所等待的,是那位正在从将来而来、并已经占据着将来的君王。因此,教会在某个意义上已经属于将来。教会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活的共同体。教会的这一特质,不可避免地带来她与这个世界的紧张关系,就是将来与现在、永远与暂时的紧张,更是永生与死亡的关系。

 

7

因此,凡真教会所到之处,她周围的一切都将因她而散发出死亡的气息。没有教会,这世上有许多事物看起来都是美好而动人的。一旦有了教会的衬托,它们便显出腐朽与可悲。在真教会的每一个成员身边,那些短暂而昌盛的事物,都应如泥沙俱下,又纷纷剥落。

8

在教会中,一个婴孩降生,将使一切未亡之人感到时不我待。一个老人离世,将使一切在教会以外活着的人感到生不如死。因为婴孩不是从过去来的,而是从将来来的。所以教会中的婴孩,被称为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意思是说,婴孩在出生之前,已经属于耶和华。他们在不存在的时候,已经存在。

 

9

而离世的圣徒也不是被留在过去,而是去往将来。一旦死亡,他们便不属于现在,而仅仅属于未来。因此,教会中的生与死,都是复活的国度的彰显。正如教会中的贫与富,都是对教会的超越性的试验。

10

进一步说,作为一个将来的、复活的共同体,教会的存在,对世界是一个威胁。教会必然使一切国家、一切统治者都感到这种威胁。不但如此,教会也构成了对其他一切世俗组织的威胁,使一切公司,俱乐部和协会都感到压力。一切给别人发工资和一切从别人那里领工资的人,都将因福音的传扬而活在这种压力之下。

 

11

在世俗组织中,你可以加入这个,或不加入那个。你不会因你没有加入的组织而失去存在的意义。你最多只是感到沮丧和失落而已。但教会不是世俗组织,而是唯一的、建立在复活之上的超越性的社群。对一切活在教会以外的人而言,教会都是且必须是一个指向灵魂的压力集团。

 

12

一切专制在本质上,既带着神权政治的特征,又带着唯物主义的特征。一方面,因为它强调现实的力量胜过一切,所以一切专制都是唯物主义的。另一方面,因为它赋予了现实力量以至高性,所以一切专制都是神权政治。因唯物主义在本质上是一种泛神学,即赋予物质或物质的力量以神性。

 

13

只有教会的五个唯独,才能对抗世界的唯物主义。只有复活,才是唯物主义的反义词。换言之,一切在复活之外的政治的力量,资本的力量,和文化的力量,本质上都是唯物主义的力量。“世界”的定义,就是唯物主义。或者说,凡是在世界内部的追求,都是唯物主义的追求。

 

14

因此,沃格林在1947年说:“不容置疑的是,自由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和诚实性;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理解为主张对人和社会的内在性拯救,那么共产主义显然不过是自由主义最激进的表达方式。”

15

华北神学院的院长赫士,在1927年论及教会学校的自由化倾向时,也说,“当教授们开始怀疑神迹和否定圣经的权威性,学生们就会更进一步。当教会学校也开始采纳政府批准的教材,那里面充满了反对基督教的理性主义和心理学的价值观,这已经为俄国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16

因此,专制没有能力摧毁教会,摧毁教会的是福音及福音事工的世俗化。专制带来压力,也带来祝福。第一,它激发出我们对死亡的恐惧;第二,它诱惑我们参与谎言,并活在谎言中;第三,它暗示我们看不见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第四,它最终揭露出我们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让我们看见自己是肉身的奴隶。

 

17

换言之,并不是专制使我们沦为奴隶,专制告诉我们一个属灵的事实: “奴才是奴才的作品,暴君是暴君的报应”。在这个世界以内,我们本来就是奴隶。然而若非专制,我们将一直误以为自己是自由的。

 

18

教会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但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并不是见证自己如何“不属于”这个世界,而是见证自己如何“属于”另一个世界。因此,教会不能远离世界,因为远离世界就等于背叛这一使命。教会的超越性,必须在教会的临在性中得以彰显。

 

19

换言之,教会必须作为一个复活的群体,而临在于这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之中,以福音的宣讲进入唯物主义的一切势力范围。但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而是要在其中不断地失败。这是复活的超越性的悖论,教会越在一个死亡的世界中死,便越在一个复活的世界中活。

 

20

归根到底,教会必须竭尽全力,去做一切吃力不讨好的事。凡是能在这个世界以内得到奖赏和回报的事,或企望在基督再来之前兑现的诉求,都将削弱教会见证复活的能力。凡是在肉身和物质上,教会受到世界的抵挡和压力越大,教会在属灵的事上向这个世界施压的能力就越大。

 

21

如卡森所说,拯救这世界免于雾霾却搭上自己的灵魂,对我们有什么益处呢?消除色情有许多途径,在“伊斯兰国”没有那么多淫秽的东西。但在那里你也难以听到福音。因此,教会需要关注雾霾吗,需要。教会应该反对色情吗,应该。然而,消除雾霾或禁止色情,是这世界以内的理想,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

 

22

亚当的肋旁,生出了夏娃。基督的肋旁,生出了教会。每个神的儿女,都在基督的教会中,从圣灵而生。教会是我们的母亲,是养育我们的摇篮。我们的母亲不完美。完美的人不需要恩典。教会不完美,所以教会充满了恩典。不委身在教会的软弱和不完美中,就无法享受在基督里的大蒙眷爱。

 

23

准确说,上帝的确呼召祂的儿女都要在教会服事,但只呼召少数人全职服侍。教会由少量全职工人和全体义工组成。就像一个人无论工作多忙,都不是回家不照顾妻儿或不做家务的原因。所以上帝命令信徒在教会彼此侍奉,不是有余力和热心才两者兼顾,而是必须同时兼顾。只是方式、时间、恩赐各不相同。

 

24

保罗·华许说,假教师,是上帝给那些藉着宗教满足自己肉体欲望和今生的目标的跟随者的报应。因为假教师所讲的,正是他们所要的。台上台下,都只要主的恩赐,不要赐恩的主。只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不要祂下来,好为他们今生的欲望服务。

 

25

因此,当代教会最大的危机,就是教会不是致力于彰显惟独基督的绝对性,却一直致力于如何让自己不成为世人眼里的怪物。换言之,不是教会外的无神论者,而是教会内的宗教混合主义者,才是杀害基督的元凶。

26

主啊,我们的教会是可怜的,不完全的,其他教会有的缺陷我们也有,其他教会没有的缺陷我们也有。甚至其中还有许多的污点,许多的裂痕,许多的背叛。然而主啊,我们却抓住你的话语,大胆地宣称这间教会是基督“圣洁的国度”(彼前2:9),是你的爱子基督耶稣的宝血所赎买而来的。

 

27

你怕谁谁就是你的君王。对主的惧怕是教会的特征之一。出于信心的惧怕,意味着教会不归宗教局管,也不管撒旦管。教会是一个超自然的实体,是与世界分别的,处于另一种属灵管辖权之下的另一个国度。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直辖市,信主就意味着进入有无数摄像头的圣灵监控范围。

 

28

“三自爱国会”,从它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是教会的仇敌。求主使温州教会从“温州特殊论”中觉醒,分别自己,归主为圣。/游冠辉:政府放松的时候,那面目还蒙了一层纱;政府抓紧的时候,那层纱就被揭开了。深愿三自里真正属神的儿女能看清三自真面目,并选择退出。主必为他们开一条出路。

 

29

再向温州教会进言:看不见的教产不分别为圣,看得见的自由就不是真自由,与体制共谋的自治乃是假自治。如果花3000万却不能建一座教堂,固然令人悲伤。但如果花3000万,仍不能脱离凯撒的辖制那才是真悲剧。教会若不能激烈地持守独立的属灵地位,激烈地保卫一间政府审批的教堂就毫无意义。

30

近年来,国家宗教政策与现状的重大转变,便是“新三自运动”的逐步形成。国内亲共的红色基督徒和恐共的金色基督徒,及海外一大批亲共恐共的牧师学者,使三自运动呈现某种起死回生的假象。正是这一新三自的崛起,鼓励当局继续对家庭教会的打压。三自会一天不死,教会就当以逼迫为荣。

 

31

很多人认为,宗教是导致争战和冲突的主要原因。因为几乎所有宗教,都倾向于将日常生活,视为一场宇宙性的战争的一部分。所以他们反对基督教。因为他们担心和反感一切以宗教为名的“圣战”。他们的观察有一定道理,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宇宙性的争战是真实的。然而与罪恶的争战正是信仰的原因。你不能因为疾病而定罪医生或药物。

32

在圣经中,“圣战”的中心是万军之耶和华。神为自己的百姓争战,祂是一切圣战的发动者。祂解除以色列的优势,免得事后他们赞美自己。“圣战”一定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圣战”的最高峰就是基督的十字架。这是以少胜多的典范:一人胜了全世界;这是以弱胜强的典范:基督放弃祂的能力,通过受苦和被杀赢得胜利。哪里没有十字架,哪里就会充满以宗教为名的假圣战。

 

33

”为基督赢得城市“,这也是一个军事化的圣战用语。信主就是参军。而很多基督徒对受洗有一种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信主就是退休。当战争爆发的时候,最可怕的不是缺乏士兵。而是军队里充满了一群不打算受伤的官兵。他们参战的最高目标就是避免让自己受伤。而今天的教会中充满了这样的信徒。

 

34

换言之,唯一防止我们诉诸暴力的方法,是坚持它只有在源于上帝时才是正当的。非暴力的实施,必须建立在相信上帝会有神圣的审判上。失去了上帝会报应的信仰,暴力才在现代社会秘密地滋长。不相信上帝会审判人,我们就当拔剑而起。相信宇宙中超验的公义,已在上帝本人的受难中得以成全,人类才能走出报复的漩涡,走向爱与和平。

 

35

对三一论的认识,将塑造我们对福音的认识,也更新我们对教会的委身。信仰在本质就是团契的和历史的。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意味着因信进入救赎历史中、有差别和次序的圣而公之团契。因此,我必须说,“信耶稣就是建立你与耶稣的个人生命关系”,这是一个违背圣经的、简化而错误、却很流行的教义。

 

36

杨腓力说,神父或牧师恒常面对一个试探,就是视自己为答案的提供者、属灵的权威、恩典的施予者而不是接受者。但在另一方面,信徒或读者也恒常面对一个试探,就是不视神的仆人为答案的二传手、属灵权威的中介或恩典施予的管道,而仅仅视其为一个陪伴者和建议者。事实上,这是当代更普遍、且政治正确的属灵风气。昨天和一位传道人开玩笑说,做牧师常常需要故意贬低自己,来讨好会众。

 

37

如果教会不与世界争战,教会为就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教会与世界的争战,不是属灵之战,而是利益之争,教会就仍是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对现实的不满,不是出于超越的信仰,我们的不满,就不过是我们更深地属于这世界的表现。我们通过反对现存体制,而成为现存体制的一部分。

 

38

读到一篇《基督教全国两会“畅谈中国梦”座谈会摘录》,十六个人的发言记录,只有一个人提到一次圣经。这些假教师的名字要记下,不可与他们相交,就是与他们吃饭都不可(林前5:11)。然而,主啊,我们要伤心到几时呢。倘若可行,把我交在尼布甲尼撒手上吧。

 

39

忽视信仰与政治之冲突的基督徒是犬儒的基督徒。不谈公民伦理的职业伦理,是犬儒的职业伦理。教会在本质上挑战一切政治共同体,也挑战政治共同体内的一切成员。挑战的主要方式就是受苦。当别人煽你耳光时,就证明你对他构成了挑战,当你承受这个耳光并为他祈祷时,你就足以使他生出杀心。

 

40

今天去教会晨祷,社区一位警官和两位协警贴身同行,现在守在小区门口。神的仆人,被世界以另一种方式器重。因神的儿子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头上写着,犹太人的王。彼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了”。一周前,许宏弟兄告诉我,国际基督徒记者协会,就以彼拉多的这句话为协会的宗旨。

 

41

教会是信仰的试金石。文化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死。真正的基督徒,一碰到教会就活。——访谈刘同苏牧师

 

42

最邪恶的人不是违背后六条诫命的人,是违背前四条诫命的人,最邪恶的人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传道人,不照着圣经传讲福音的传道人,和侍奉主不认真的传道人。比该亚法更邪恶的是犹大。最邪恶的人不在中南海,而在神学院。最邪恶的人不在中央电视台,而在教会的讲台上。

 

43

我们必须承认,大陆人缺乏教养,因为大陆人缺乏真实的公共生活的经验。所谓教养,就是惟独在公共生活中才能养成和表达的对邻舍的爱,和对公共事务的判断力。对基督徒来说,天国的真实彰显,就在作为圣约共同体的教会生活中。所以,缺乏教会委身的人,就是没教养的人。

 

44

曾经在外地侍奉,主日崇拜遇到骚扰。带头的人说,我是宗教局长。我说,你相信上帝吗?不信上帝,怎能当宗教局长呢。你们管人什么时候出门被车撞死、什么时候得癌症吗?不能管,怎能叫宗教局呢。不是我跨地区传道,是你捞过界了。教会才是上帝在中国设立的宗教局。你我的相遇,是两个“局长”的相遇。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王怡的麦克风”)

袁伟时:中国多了个“80后”

 

 

袁伟时:中国多了个“80后”

文 / 浪子

 


袁伟时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他最初学经济学,尔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一点点开拓宽自己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和影响力。

袁伟时真正的学术生涯在文革后才开始。以一部全面地介绍十九世纪鸦片战争后到1927年中国思想文化变化的《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填补了不少空白;以《晚清大变局的思潮与人物》颠覆了许多人对传统历史、对现代人物的想象,做出全新的飞跃,写出学术生涯中标杆性的作品。
袁伟时和那一代知识分子一样,在生命的后半段才有了精神和思想的觉醒。他最初学经济学,尔后哲学,再后来转向研究近代思想、近代史,一步步、一点点开拓宽自己的领域,发出自己的声音,最终在学界内外有所建树和影响力。
从盲目追随,盲目信仰,到一点一点拾回常识,建立自信,这不仅仅是一代人的经历,而是好几代人共同走过乃至今天仍在重复的共同过程。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一文引发的“冰点事件”,把袁伟时推上了风急浪尖,引起出乎意料的轩然大波。他却出奇宁静,坚信自己的观点与论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事实也证明了这一切。
“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如实地写在纸上。”历经的离乱、动荡、盲目、饥荒、野蛮,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和时代变迁的袁伟时如此说,亦如是做。籍一以贯之的真,通过个人的学术际遇记录下当代历史,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一代知识分子的传统、延续与坚持。以白发苍苍之躯,依然立于思想、文化与学术的前端。

 

袁伟时在丹霞山观日出

 

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在广东兴宁县北部,过几十公里就到江西了。能够经常看到江西农民经过家门口,我们小孩就站在那些山岗上喊老表。其实,我就是一个生活在偏僻山乡的少年。
广东袁家是在明代时从江西迁到广东的,当时袁家的祖先到广东来的时候,是担任布政司一职的,等于现在省长之类的官。后来他们就留在了东莞,其中包括袁崇焕那一支。我们是从东莞再迁出来的,到我这一代是20世。
我祖父是一个比较大的地主,当地的士绅。兴宁萝岗有袁、刘两大家族。姓刘最大的是我外祖父叫刘风山的那个家族,他有十个儿子。姓袁的最大家族就是我祖父袁叔初一家,叔初公有十四个儿子,八个女儿。到我父亲这一代开始分化,有前清的秀才,有监生,有的出去念大学,有的做了工厂的高管,有的做生意,都分化了。
我有三个祖母,最小的就是我父亲的生母,这房有五兄弟,大家感情非常好,年纪也是在兄弟辈里最小的。五兄弟一直不分家。中国社会没有长子继承制以后,有一种说法就是:富不过三代。因为它原来的财产,有那么多的孩子的情况下,也不可能每个都很富裕。我父亲这一代时家庭开始中落,父亲十六岁就出来做生意,赚钱支持兄弟们念书。他有个哥哥学画画,在当时中国最好的杭州艺术专科学校毕业,然后进入中国第二大的上海正泰橡胶厂,也就是出回力牌鞋和轮胎的那个厂,在那做过襄理也做过厂长。回力品牌的的创建,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父亲从做小生意,卖糖果油盐杂货起家;然后做各种各样的工业品,做发电厂、做米等,慢慢生意越做越大;抗战后成为上海正泰粤东地区的总代理,推销橡胶产品,同时做汽车运输——这是我父亲终身都没有离开过的事业;另外他还做报关行,就是对外贸易的代理商,像上海的买办。这样下来,家道就又慢慢发展起来了。
我有十四个兄弟姐妹,我排名第二,顶头还有个姐姐,但在男孩子里面算的话,我就是老大了。老一辈比较重视男孩,我算是长子。我念小学中学的时候家庭状况已经比较好了,到哪念书经济都不成问题,一直到四九年后,家庭经济状况都还比较好。
我家乡蕉坑是很美的,虽然是一个山村,但有公路通往江西。那个地方水利很好,好到什么程度呢,在整个蕉坑村里,采取的是自然灌溉,农田都没有发生过什么旱灾或其他方面的水利问题。
我们家是我曾祖父建起的一座客家的四角楼,一般人讲的客家围龙屋在我们那边很少,主要是四角楼。我曾祖父建的四角楼很大,有36个客厅,而房间好像有176个,落成于19世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现在成了兴宁市10大古民居之一。在家门口前面有一个陂头,也就是水坝了。水坝连着江面,水比较深,小时候我们经常在江边玩耍、捉鱼,而妇女在另一头洗衣服。林江的水相当丰富,上游的木排都从我家门口那通过。
江对面就是连绵的长满杉树的群山,山上有很多野鸟、野兽,我叔叔去打山鸡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捡山鸡,有时候还会遇到野猪。小时候我还看到别人宰老虎,30年代还是能打到老虎的。
时隔40多年后的1991年我再回去,发现对面的山已经恢复了一些山林,但是树还很小很矮,大概四五寸高。我最伤心的是林江,现在变成一条只有几米宽的小水沟了,江边的水车没有了,竹子也没有了。我曾祖父遗留下来的大房子,建筑里面的东西就在所谓的 “破四旧”时候被破坏了,它还曾经变成猪栏,到我回去的时候,是经过修葺的,但还存在破败的情况。文物或者环境被破环是社会大变革以后的结果。

 

茅于轼与袁伟时

 

我的学校

 

我6岁时入学,小学就在蕉坑村里,叫光华学堂。这也是当时的社会背景,都想着中国能够在国际上振奋起来,所以改名光华。我念小学还分两段,初小和高小,三四年级的是初小,五六年级是高小。光华学堂是初小,是我曾祖父资助创办的,校长是我的堂哥。学堂有很大的屋子,但不是四角楼,入学时还有孔子的牌位,我们要拜至上先师孔圣人的。
入学的第一天,母亲做饭时有葱有蒜,寓意聪明、会算术。所有的课程都是新式的教科书,不是传统私塾,不过旁边是有私塾的。我们曾祖父办的这所学校,大家好像都觉得顺理成章,小孩都会进去读,而旁边的私塾一般都是年纪大一些的人去读传统的经典。如果要上运动课,就到我家后面的一块草地,是我祖父建的大操场,背靠山,开满漫山遍野的杜鹃花。
念了四年后我就进了高小,我祖父述初公创办的新民学堂,是受梁启超新民说的影响而改的名。这个学堂办得很不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图书馆——学校建好以后我祖父还给了一些土地供养学校,土地的收成就是拿来添置图书用的——里面有一整套万有文库,我有很多书都是在那里读的,如《格林童话》、《谁最爱》等等,到现在还记得。
我从高小开始就有住在学校里,当时住校其实是家里人的意思,虽然那年我才10岁、家里到学校亦不到2公里,但他们都决定送我住校。住校有个好处,就是可以随便看书。所有中国的传统小说我都看,看不下去的只有《红楼梦》,太繁琐了。此后,我一辈子几乎都是住在学校里面。
我不满16岁就离开家乡,到广州考进南海中学念高中。这事是我的小叔父决定的,也没问我父亲。他当时在广州念广东文理学院物理系,暑假回到家里,对我说:你在这里眼界很窄,不行,乡下人为了一点小事争论不休,是非很多,完全没眼光,到大城市就根本不会有这些纠纷,大轮船载了多少富翁乡下人根本想象不到。到广州去!我说好。拿了几件衣服,就和两个堂侄随叔父一个好朋友来到广州考学校。
我们从兴宁县城到广州整整用了七天,还不算从家乡到兴宁县城的路程,总共要七八天,很曲折的一个过程。那时很多汽车还烧木炭,从兴宁县城出来坐的汽车,旁边还放着木炭炉。就这样到了现在龙川县城、东江上游的一个港口,住下来,还要等广州来往龙川之间的小轮船。坐上船,还要一天一夜才到广州。
我考到了广州南海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抗战前曾是全国最好的三十间中学之一,我进去的时候就差了一点,那时广州最好的学校是广雅、执信、中大附中,还有教会学校,培英理正,南海相形之下落后了。那时没有户口制度,没有什么户籍关系要转,全国各地愿意去哪都行,念书考上哪个学校就是哪个。
在广州,我一年到晚都住学校,365天都在。不是不出门,我天天出门。学校饭堂吃饭比较早,每天五点半就吃晚饭,吃完就到现在的北京路(当时叫汉民路)的书店看书。拿一本书就看,光看不买,我们叫“打书钉”。看了半个钟又往回走,用半个小时左右走回学校晚自修。学校管理很严。每年都这样过,暑假寒假也经常在书店看书,或者爬山。

 

袁伟时
当时的国民党很腐败,贪污很多,另一方面经济状况很不好,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国民党的法币或者金元券一下子就贬值了。所以凡是拿到当时的货币,马上就换港币,广州地区基本上用港币,有些地方就换银元,都换掉。那时家里给钱也是给港币。这样的情况下,民不聊生,年轻人就很容易受到现实的刺激。究竟怎么回事?那时我到处看书,看《观察》杂志,看《世界知识》,这些书都讲:中国独裁、不民主,要反内战,要和平,要反饥饿,反对打内战。当时是这样的口径。我们要寻找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所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这类书,还有宋云斌的《中国通史》,对我都很有影响。它们基本认为中国问题出在帝国主义侵略,以及封建阶级地主阶级的剥削,这些使我们落后,所以要反帝反封建。这些观点我很接受,因为并不知道有第二个答案,就相信了。这也是后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下组织的思想基础。
当时我们组织的名字叫“爱国民主学会”,实际上是青年团,但没有直接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因为在国民党统治下,要保证安全。广州解放后就叫“广州地下学联”,一下子转变为青年团。实际上就是一个团的组织。
那时入团很严格。要写自传,讲家庭情况,讲思想为什么会转变,为什么反对国民党统治、接受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等。这个过程审查得很严,跟后来入党差不多。那时我读过很多书,包括唯物辩证法什么都读过,小说也读了很多,中外的诗歌也很喜欢。中外的名诗,特别是艾青的《吹号者》,那种奉献精神将自己的满腔热情化为一阵阵的号角,跟年轻人的那种激情很适应。
我感到,中国的状况要改变,就要参加进步的组织,又爱国又民主。它又有个名称叫做“新民主主义学生工作者协会”,都是秘密状态,交代过好多任务,我们都执行了。
那时和朋友们在一起,都是十来岁的年轻人,不计较,朋友之间有钱就大家一起用,感情很好,有些从四十年代末到现在都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关系。有一次一个朋友还提起一件事,他当时考上了大学,叫广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没钱交学费,跟我讲。而我当时向父亲要了一笔钱,打算用来买《鲁迅全集》的,就给了他。他后来告诉我,而且是他女儿告诉我,我才想起确实有那么回事。
我在中学还没毕业的时候,已经加入了共产党。那天青年团广州市委学校工作部的书记,找我谈话,问我对共产党的认识怎样,我说很想参加。他解释说10月14号广州解放以前为什么不吸收我入党,是因为环境不行,现在可以了,叫我马上写申请。此前,我转为青年团员后已经是学校的团支部书记。我一方面上课,另一方面做了很多学生工作。
当时广州有中山大学、岭南大学,还有一些比较小规模的省立大学,广东省文理学院,广东法商学院等。没有统一招生,随便考。当时还有这么一个优惠规定的,附中的前三名可以挑中山大学七个学院的任何一个系,其中有个和我同班的香港同学挑了经济系。那时候我18,19岁,也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要念经济。希望建设国家,为建设国家出一份力,不单单我是这么想的,大家都想建设自己的国家,把反动政府打倒了就留下建设问题。那时有股热情,感到新中国成立了,中国肯定是民主国家,民主、自由都没问题了,最重要的就是经济建设,所以我选择经济系。
我一进入大学,就是整个学院的团支部副书记,后来是书记;到高年级还是校团委的组织部长。我得担负起很多社会活动,但是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还是第一。一进中大就是这样的状态,我必须很勤奋,学会安排利用时间。我所要担负的工作,就是上面布置有什么运动,要随时响应;另外班里面的学生工作,领导同学的政治学习,发展团员是我们的事;抗美援朝的时候,也要发动同学参军等等,我还担任过土改工作队长。

 

贺卫方,袁伟时,江平,马国川

 

我的求索

 

我大学其实还没有念完,只念到四年级上学期。三年级时还在中山大学,四年级并校调整并到武汉中南财经学院继续念经济。当时中山大学就发公函过去,要求把我调回中山大学工作。然后我就提前毕业,回中山大学做发展党员的工作,当时很少党员,整个中山大学只有13个党员。做了一年的工作,发展了不少党员,将那些学习成绩好的都发展起来了。后来,我还负责派送学生去留学的工作。
有一个人在我人生转折中起到很大的作用,那是中山大学实际的领导人黄焕秋。他原来是华南片的团委书记,广东广西都归他管的,反地方主义将他反下来了。当时中山大学的校长是许崇清,党外人士,是个好人但没有什么行政能力,实际权力掌握在副校长、作家、三十年代左联的负责人冯乃超手里。冯乃超将黄要了来担任中山大学的副教务长,而且很信任他,把权力交给他,让他管理学校。黄焕秋对我说:不要再做这样的工作,要继续念书。刚好复旦大学在招考研究生,中南地区就在武汉大学考试。我去参加了考试,负责招生的是宋少志老师。考上了,1955年至1957年间我就在复旦念书。这是我一个人生很大的转折点。
我在复旦大学念研究生时,发生过一件让我震动很大的事情。1956年初,我作为中国学生代表到英国去访问。那时全国学联是附属在团中央的一个机关,曾经要求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两个学生代表到中国访问,对方按照惯例要求中国念经济的两个学生回访。全国挑选了一个是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是我到英国进行回访,因为英语不太好,还带了一个翻译去。访问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很深刻体会,感觉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是很困难的,有一次在莫斯科的机场里面吃饭,在公认最好的吃饭地方,我们吃面包时奶油吃完了问服务员要,但说没有了。回程的时候,在莫斯科红场,看到最大的百货公司门前有很多人排队,干什么呢?排队买皮鞋。我们就感觉很奇怪,就到百货公司里面去看,发现其实没有多少货物。那些老百姓吃什么东西呢?冬天吃冰淇淋、嚼冰块,没有其他东西吃,这是莫斯科的印象。后来到布拉格,是共产党领导的国际学联来招待我们,住在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团中央招待我们吃住。有一次他们问我们想吃什么,我随口就讲,想吃鸡。没有,布拉格最好的饭店也没有鸡。第二天他们很高兴说可以请我们吃鸡,那一口下去的时候,那鸡不知道为什么是咬不动的。他们带我们到街上也是,供应很困难,在捷克比较好的供应就是玻璃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但到了英国呢,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社会已经恢复了,供应完全不同。那时候两个对比已经非常强烈,但还没有怀疑到整个制度问题。我们还是很坚定地为自己祖国辩护的,后来我们还和当时的英国学生辩论的很激烈的,连他们都说我们,东方脑袋就是行,呵呵。
我研究生毕业回广州,一上火车就给了我一个很大震动的消息:现在广州一个人一天只能买两毛钱的肉。两毛钱肉是什么概念呢,一块钱是一斤肉,两毛钱就是2两肉。上海和北京是全国保证的重点,无论怎么困难,那边的物质供应都很充足的。我们在复旦吃饭,早餐是阳春面,正餐是一个饭、一个青菜、还有一大块肉排,那一块恐怕就不止2两了。
毕业回来教政治经济学,但大跃进后经济完全没办法研究了。上课只能按照《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的基本观点讲,讲自己的观点不行,而且经济资料是保密的、封锁的,完全看不到。我这个人又爱动脑筋,什么事情都要寻根问底,所以很不适应。我想,历史或许是个比较宽的天地?于是想回到那里去,那时就开始读历史,回答自己的困惑。我的研究的起点不是想教人,而是首先想教自己,找出自己心中困惑的答案。这样我就转去研究中国历史,有空就往图书馆钻。后来就转到了哲学系,讲中国近现代哲学史和思想史。
后来下乡,我们去的是个很富裕的地方叫高明,围田区,土地很多,人均土地面积广,吃饭不成问题。后来搞起了大跃进。大跃进的做法令人生疑,因为没有什么新的生产力引进来,全靠拼体力、加夜班,那些家里有小孩的妇女也要晚上加班,很不合情理。没有肥料,就动员人家将老的泥砖屋拆掉做肥,其实作用不大。而且指标越来越高,最初说增加20%到50%,后来说100%。
有次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因为我是下乡干部的组长,也去列席。开到最后,县领导说:现在排队。认为晚稻能增产一倍的往那边走,认为不行的就留下。一个秋季要将产量提高一倍,这是有常识的人都认为办不到的,但这却是县委的号召与决定,作为共产党干部,要不要听?很多人跟风,就去了。我有点犹豫。正犹豫的时候,当地合作社的一个支部书记杜鹏飞瞪了我一眼,他说:你认为行吗?我不吭声了。这对我终身影响很大。在关键问题上,一定要坚持,对就是对,不对就不对,不能含糊。结果我就和他站在一起不动,当时干部就认为我不是“上游”了。
这些事慢慢刺激了我想问题。杜鹏飞是高明县大沙乡大楠社高级合作社的党支部书记,他作为农民干部,认为这个办不到,是吹牛。我们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常常听他讲心理话,受他影响比较大。他一讲我们都知道是真的,办不到。
幸好在那个时代还能够读书。可以说,鲁迅和胡适是我治学的导师和告别蒙昧的指路人。中学时候鲁迅是我的一个精神导师,1949年以前我几乎把鲁迅的书全读完了。胡适是文化革命结束以后读的,那时中山大学图书馆都乱七八糟的,有一个图书馆馆员何永钟费了很大的劲把《胡适文存》帮我找齐——这个人原来是中大附小教师,划成右派后发配到图书馆。现在已经过身了——他帮我找,很多资料都是他找齐的。我把胡适的全部著作都拿来看,感觉这个人很了不起。何永钟又将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的原版汇齐了一整套提供给我,我才能知道梁启超是怎么回事。我读了以后,我感觉他们讲得都对,与我中学时候读《观察》《世界知识》很符合,就是教你维护公民的自由、维护民主,心里也埋下了自由民主的种子。

 


袁伟时

 

1980年,那时我虽然还没有彻底觉醒,但我找到了自已的治学方法。我撰就《论胡适20年代的世界观》,寄给《哲学研究》。过了几个月,突然有编辑部的人来找,诚恳地说,你的文章中哲史组一致叫好,推荐给主编;他认为要慎重,决定邀请五位全国知名的专家审查,结果认为观点不妥,不能发表;十分抱歉。来者是日后成为好友的蒙登进兄。其实它并没有什么惊世骇俗的东西,仅是不同意把胡适提出的自然主义人生观说成唯心主义的渣滓。应该说明,这不是正常的匿名审稿。他们是以僵化的意识形态框框为尺度,压制不同的学术观点。五个人里面,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人民大学石峻教授,他不同意我的观点,但表示应该发表;坚决反对的是中华书局总编辑李侃,他是主流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很有学问。就这样,文章不能够通过审查。三年后,此文才在《近代中国人物》第一辑上原文照刊。
如是这般,鲁迅就靠边站了。鲁迅是反专制,但他不知道社会是怎样的,所以他把苏联作为榜样和理想。其实真正解释人类理想、现代社会的人是胡适,这个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我也有研究陈独秀、李大钊这些早期的共产主义人。我是两方面看:一方面他们都赞成自由、民主,我很认同;另一方面他们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我也感觉是对的。
当时他们也是从自由民主方面来论证的,像李大钊,他讲社会主义也是从民主的角度讲,他是这样论证的,他认为社会主义也就是民主现阶段的表现。
因为找不到相对应的现实,所以落差很大,而且常常会有一个幻想,希望这是个短期现象,未来不是这个样子,希望是这样。慢慢慢慢地却彻底地失望了,是有这样一个过程的。这在我的书上也有反映出来,在我的第一本书《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用了从全国十多个省市的三十几所图书馆淘到的资料,完全从原始资料做起。我在哲学系教的是中国哲学史,特别后半段近现代的哲学史。中国其实没有纯粹的哲学,实际都是思想史和文化史,会接触到很多现实问题。我从原始资料做起,得出的结论就和别人不同。在当时,这本书拓宽了整个学科领域,也做出很多创见,但对马克思主义方面还是肯定的。它仍然在出版社整整躺了两年才出版。
我真正彻底的醒悟应该是在1989年以后,所以我是后知后觉者。90年代初写了《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那是我学术生涯一个标志。这本书对传统的历史,对现代的人研究都是很颠覆性的。甚至有些做了很多年晚清研究的历史观点,我都不同意他们的,对李鸿章、曾国藩的评论那些,人家不敢说我这是抄人家的,这是我自己的成果。
1994年我退休以后出了一系列的书,学术成果看起来更多些。当然,之前大量阅读的那些书籍对我很起作用,包括李大钊、梁启超、胡适等人的书籍。我的那本《中国现代哲学史稿》里有三十多个人,很多都是别人没有好好研究的,后来他们研究这些人都要来找我。后面之所以能够不断有新的观点出来,那是跟治学的方法有很大的关系:我要研究一个人物,我就力求全面去读他的著作。鲁迅有句话对我有很大的启发,就是要知人论事,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年去读他的作品。很多人对前人的论述都不对,只是笼统讲他的人。而我是分几个段去讲一个人,脉络分得比较清楚,研究他的思想演变就很准确了。另外我根本不相信人家怎么讲,持怀疑态度。先疑然后求证。后人对实用主义的批判其实不是他们讲的那么随意,马马虎虎说是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只是一种简化丑化。
我越来越体会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要说真话,说自己的话。我的真话和自己的话从哪里来,我的学术成就就在哪个地方。我学术重心有很多是为了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但说到底现在也不能点透。因为我知道我有一个重任就是摧毁虚假的历史现象、摧毁那些束缚中国人的思想枷锁。我的责任在这个地方,为打破中国人的思想枷锁做一份贡献。

 

袁伟时,章立凡,贺卫方

 

我的史观

 

我一直认为,新文化运动不是五四开始,不是从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是从辛亥革命后就开始了。新闻的自由度和言论的自由度扩大,就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在此以前,办各种刊物杂志只能在外国,或者在租界。更早一点,从鸦片战争前,就已经开始有人将新文化的种子在中国传播了,在广州一些传教士开始传播西方文化。
这个跟中国由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没有自我更新能力有关。假如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本身没有办法实现向现代社会转型,从十九世纪开始就是这样,它需要外来的新思想加以刺激,不然就不知道会怎样。假如让中国封闭起来慢慢发展,可能现在还是三纲六纪这样一个社会,法律是这样规定,甚至人们的生活习惯,风俗都是按照三纲六纪形成一个习惯,不能变,假如违反就是滔天大罪。这样的社会转变非常艰难。你看东方各国,没有外来思想的冲激的话就转变不成现代国家,几乎都如此。
现在再提出新文化运动,就要总结历史经验,要学习人类现代文明各种优秀的东西,不要再耽误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我主要的想法就是这样,总结历史经验,告诉大家此路不通,要促进中国转型就要促进新的文化的生长。
现在中国已经有一大批知识分子认识到,现代文化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所有有关的人权思想,法制思想,民主宪政的思想,都是中国应该汲取的,还有经济方面的市场经济思想。基本的核心点在于人权以及它的保障,有关的一切文化都在里面。还要兼顾现代的社会制度,所以从经济制度到各种思想意识形态各方面都要全面地加以变革。
现在的思想文化跟五四时候不同,那时候有领袖人物,现在则有一大批公民在行动,一大批学者从不同的岗位不同的领域发出声音,指出哪些是现代社会的,哪些不是。所以现在新的文化虽然受到很大阻力,但它是不可抗拒的。
对中国来说,还是一个制度建设问题。就是要不要有一个象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百家争鸣状态,也就是言论自由的制度,让各种各样的意见可以自由表达。我认为现在中国主要的状态就在这里。
中国还有许多愚昧现象,中国现代的文化跟国外的文化所达到的高度还有差距,有差距就要启蒙。首要的教育对象是官员。中国问题都出在官员的愚蠢、愚昧,很多事情不懂得真相也不懂得道理造成的。要是官员的观念变革有比较大的成绩,中国的社会进步会有比较大的进展。
不管关注不关注,整个社会变了,人人都这样说,官员不能不受到影响。在人民群众、在知识分子的监督下,你要听,不能不接受一些观点。两三年前,都还没有接受舆论监督的观念,现在这些官员唯恐自己落后,都说愿意接受监督。我说,唯有贪官污吏和专制主义者害怕舆论监督。最重要一点是教育官员,教育官员的不当不等于讨好官员,讨好官员是软过头,但是教育官员应该是每个公民,独立的知识分子应该做的事。要把四千万官员的观念改变过来,这个很重要。
我是一直很坚定地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的。1988年,林毓生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风靡全国,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新文化运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而我对其基本论点不敢苟同。适逢中国文化书院邀请为五四70周年撰文,于是,一口气写下《五四怨曲试析》寄给该院。翌年五月,要开会了,我正滥竽中山大学孙文学院,但是那个时候根本就不给进北京,我想买机票去北京参加讨论会都不给,后来我拿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证都不行,不管用。随后是令人目瞪口呆的风波。稍后重读此文,觉得说得很不充分,便放在一边。三年后山东《哲学杂志》创刊索稿,才在该刊登出。
1990年。纽约圣约翰大学李又宁教授面邀为她主编的《胡适与他的朋友》或《胡适与他的论敌》写点什么。她想我写金岳霖与胡适;我冲口而出说:我写林毓生对胡适的批评吧。积郁已久,一泻千里,一篇《胡适与所谓”中国意识的危机”》便寄往美国。此文也还是直截了当地批评林毓生教授观点的。可是,她编的《朋友》一一露面,《论敌》却渺无声息。后来深圳大学景海峰教授编《文化与传播》才得以问世,时在1993年。
说回到《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那篇文章,其实是2002年就在《东方文化》刊出的旧文。因为只印刷几千份,影响不大。2005年末,有一天李大同不知在哪找到我的电话,打电话来找我。他是《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但我当时不认识。他说在网上发现我这篇文章,感觉写得很好,是他多年来想要的文章,在冰点发表好不好?我说,这篇文章已经发表过,你要是愿意再发表我同意。他很高兴,就发了。没有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风波。
我写那篇文章其实很谨慎,我认为我提出的两个问题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史料非常充足。其它我还没有说,只挑了两个反驳不了的事实说。引起轩然大波是出乎意料的。
这篇文章出来以后,李大同、卢跃刚都被撤职了。我倒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一个我已经离休了,平常就在家里自己看书写作,不跟什么人打交道。除此以外,也不太参与其它事情。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写作。中山大学的领导,我感觉还是懂得大学的道理的,校长党委书记都清楚大学对学术的探讨是不能禁止的,所以根本就不理。之前曾有一个教授在学校的校长面前告状,说我们学校有人贬低孙中山,在校报登出来。我就说,讲这种话的人就不是合格的大学老师,大学就是一个自由思考自由辩论追求真理的场所,讲这种话自贬人格,根本没有自由思想独立人格。我一笑置之,学校也不理。冰点事件发生后,听说上面曾经打电话追问,说中大有个袁伟时,是不是要管教一下?学校的负责人说,他退休了,我们管不了了。就这样搪塞过去了。没有任何人来找我谈话,没有施加任何压力。我还是自由自在在写作。出乎意外,我自己也很宁静,一点压力也没有,因为我非常自信,肯定能证明是你们错了我对,那我为什么要有压力?
我相信历史真相始终会让大家知道,而且大家多数人会承认的,只要老老实实做人的,而不是想故意歪曲客观事实的人都会接受我的结论,这个我非常自信。果然不到,就在4年以后就这个历史事实,我的历史观点我的历史真相就为很多人接受了。

 

袁伟时题字

 

我记得有一件事,人民报社主办主管的一个刊物,叫做《文史参考》,过去我完全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人,有编辑打电话来找我,约我写稿说:火烧圆明园150周年,希望我给他们写一篇文章,而且是重点文章。我就说:我说我的观点没变,圆明园的文章你能发表吗?他说他们讨论过了,能发表。他原来希望我写3000字,我说3000字讲不清,他就说:你写吧,你写多少算多少,结果我就加倍完成任务那就写了6000多字给他。他就在圆明园专刊上发表出来,他整个一本杂志都是讲圆明园的,前面都是图片,20页开始是文字搞,文字稿第一篇就是我的,也相当长的6000多字,从我写的题目就知道内容了,是《圆明园:苦难来自封闭与落后》,呵呵,一句话就点题了。但是他只删掉几句话,删掉那几句话呢,就是我对未来世界的展望,我就说:大同世界,有可能在约百年实现,我讲我的根据,就是那几句话删掉了,无关紧要,跟圆明园没有什么关系。那个登出来以后,他们的副总编就给我打电话说:登出来的反应非常好,当然有部分人也有不同意见。
这篇文章其实跟当年《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观点是延续的,核心观点一点都没变,而且我补充很多材料,讲的更加详细更加精。因为那个历史教科书是讲两部份,一个是圆明园;一个是八国联军和义和团事件,这两个大的事情。这个是专门讲圆明园,讲圆明园苦难的原因在哪里,这个对成全我的文明史观有很大关系。文明史观呢,跟民众史观或者民众主意是完全对立的,为什么呢我要批评中国人做错的事情,因为文明史观,不能从狭隘的国家民族范畴中来考虑,是要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那么从整个人类的文明来考虑的话,你这样来对待一些事情就是很错的。
比如说为什么1860年10月18号到21号圆明园会有三天的大火,最后基本上将圆明园烧毁,还有附近的皇家园林也烧了一部分,是为什么?这是关键的一部分。英法联军进兵到北京附近,蒙古的一个增格林参亲王率兵和他们打,结果打败了。北京当时兵临城下,就要求谈判,英法联军就派出大约40人去参加谈判,达成和平解决协议。这个时候,增格林参亲王却把参与谈判的英法两国的人扣留起来。这就是涉及文明的问题,怎么可以扣留谈判人员呢?战火就再度燃起,但增格林参亲王的军队依然是不堪一击,被打到落花流水,不得不再度求和,求和到最后没法打就等于投降。接受协议以后,英法联军就要求交还扣留人质,但清政府对此置之不理,拖延接近一个星期依然交不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呢,当时其实只放回了一半的人,另一半的人死了。放回的一半人表示非常残酷,其中有一个法国医生,他出来以后脚是不能走的,将人家的双足削掉了;其他死的人都想象不到是用什么样的酷刑来对待的,回来的人每个基本都受到残酷的对待。英法联军非常愤怒,那么他们就会想到要怎么让中国人对自己这样野蛮的态度留下深刻的教训,而且不会伤及一般老百姓。他们就商量把皇家园林圆明园烧掉,之前有过抢夺圆明园的事情发生,但还是小规模。别人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为了掩饰抢掠,其实不是的,抢掠是有过一点,后来为了报复中国的野蛮行为才开始大肆的抢掠,最后烧掉,边把珍宝取出来,边烧毁。当然抢掠和火烧也是不对的,但起因是在这个方面的。
另一半的人是被折磨死的。那么你说中国人不应该批评吗?而且这还是政府的行为,不是普通老百姓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说应该批评清政府的这些残酷行为呢,因为文明史观。文明史观发展到这一步,有一些价值观是不能违反,就是文明底线。西方世界已经在16世纪有出现了关于政府的国际公约,中国人不知道,依然在战争中会杀俘虏。后来中国应该就慢慢知道了,但知道了还做出这样的事,就不能怪英国、法国人对中国人造成这么大的灾害了。怎么能不批判呢,例如在条约中要求赔款加倍,那是对中国的损失大大加重的。那这样就危害了国家,因此中国会死掉更多的人,赔款更多,这样的情况下还不被谴责,那能行吗?那我批评的出发点在哪里,就是维护人类文明,维护人类的尊严,所以说为什么要有文明史观。人类文明就是有各种各样的规矩来束缚人类的野蛮性。
所以,我今年明确提出了我们要树立文明史观。
文明史观,就是自己要解释的历史现象,要跳出民族主义的局限,我对这个一贯都是比较清楚的。老早就是这样的一个观点的,我坚持的是什么的历史观,我一贯就是追求着希望国家现代化,希望国家强盛,那是很强烈的。因为我是出生在战争年代,出生9.18事变后的几个月,那记事的时候就抗日战争了。那么在整个历史的环境来看,我就希望国家强大,到了广州以后慢慢慢慢地就接受了共产党的国家要强大,要自由,要民主,要反对帝国主义,要反极恶,要反独裁专制,都是这样的教育下来的。特别是受到《观察》的影响。那么国家的富强,应该是要和民主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我非常欣赏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观点: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同时,自由也是发展的重要手段。促进人的自由发展,就是要提升每一个人选择生活、创造财富的能力,为每一个人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和社会流动的机会。——当然,我是有这样的思想的,但没有他用那么明确的观点,概括得非常好。
这个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在这个人类共同价值里面,更简要的提炼是什么呢?不是说人类一开始就讲自由,讲法制,讲文明,讲民主的;它是现在社会里头的东西。那样的话,整个历史你要简单去解释,从古到今怎么去解释。古代历史的判断,你认为古代社会的价值是怎样的,做出它的事实判断,也要做出它的价值判断,那么我就认为文明史观是最为准确的。就说世界人类的文明进展到哪一步,都有一个共同的标准。
不论渐进也好,还是革命的方式也好,就说文明进展到那一步,它就有共同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呢是人类共同认可的价值观。这个就是文明史观。到将来这个文明史观还会发展和提升的,它不断地提升。
我一直是比较低调来处理文明史观,讲话留有余地。我希望能够培养一批年轻人,即使是十分之一成材也好,其实我是给他们打好基础,只要有10%-20%的人领会了那就不得了。这是会从根本上摧毁邪恶意识的。我本来想用官方学者那种方式,但是觉得渲染太厉害了,我又不想。我就说文明史观是主流。其实我们才是主流,独立的东西才是主流。

      (罗小敷、钟紫薇及孙红璎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袁伟时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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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1931年12月15日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 《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

 

 

浪子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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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子,原名吴明良。1968年生于广东化州。著有诗集《途中的根》《无知之书》等多部,编有诗集《俞心樵诗选》《东荡子诗选》等多部。现居广州,专事写作。

竹内好:何谓近代,以鲁迅为中心

何谓近代,以鲁迅为中心

 

何谓近代,以鲁迅为中心

作者:竹内好

中译:胡桑

现任教于同济大学中文系文艺学与比较文学研究所

本文系竹内好《何谓近代》之第一章,原标题为“介绍文化之方法(日本文学和中国文学II)——以鲁迅为中心”,完成于1948年1月。竹内好,现代日本杰出的思想家。他在1934年与武田泰淳等人发起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在六十年代安保运动前后成为知识界的精神领袖。对于竹内好而言,中国不是外在的“他者”,而是自我否定的内在契机,竹内好把中国、把鲁迅变成了自己一生奋斗的精神原点。此书根据英文版翻译,原名:What Is Modennity? Writings of Takeuchi Yoshim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 由Richard F.Calichman编译并撰写序言。感谢日本早稻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中国文学专业的池田智惠在翻译过程中给予的殷切帮助。封面图片为竹内好。

鲁迅很早就为日本所知。许多日本作家来上海拜访他,随后就把会见的印象记录下来。但是,鲁迅却曾对这些作家(如长与善郎 )有过不满:他们完全错会了他说话的意思。尽管如此,他说,因着民族状况的差别,相互之间的理解是有难度的。一般而言,这些拜访过鲁迅的日本作家并未仔细阅读他的作品,仅仅是倾羡于他的名声。换言之,他们的拜访完全是政治的。他们是作为“支那浪人”(China ronin) 而不是作家去拜访鲁迅的。从日本作家的角度去接受中国文学,就会忽视鲁迅,就像他们对长与善郎的忽视。这些作家拜访鲁迅时,从未感到焦虑,也就不可能受到鲁迅的感染。这样的心理曾存在于日本文学,实际上如今也并未消失,它想当然地处事而不加任何反省。此等孱弱的心理致使文学委顿。这是因为,在日本,作家们尚未意识到此种心理的厉害关系,而正是它导致“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这样的闹剧上演。

鲁迅把中日作家间相互理解的困难归结于民族状况的差别,他的这一描述让我深有感触。这并非单纯地抱怨个人不被理解,而是在批评如此缺乏理解之根源。这里,我们能够辨认出鲁迅对这些无知的日本作家的同情或怜悯。鲁迅深知,无论从哪方面讲,日本文学总是十分优秀的。他熟悉这些作家所创造的文学样式。他完全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兴趣去理解他,他们因各种成见和先入之见而盲目,更甚者,他们还拒绝怀疑这盲目。某些人大概会张皇失措竭尽所能地去对付这些毫无焦虑的人,而最高明的会把此种误解视作诸如“民族状况的差别”之类的东西。

1906年2月底鲁迅与仙台医专同学的合影摄于日本仙台。左起:大家武夫、三宅、鲁迅、福井胜太郎。

鲁迅在1934年给肖军的信中这样写道:“中野重治 的作品,除那一本外,中国没有。他也转向了,日本一切左翼作家,现在没有转向的,只剩下两个(藏原和宫本 )。我看你们一定会吃惊,以为他们真不如中国左翼的坚硬。”这段引文让我们更好地理解了鲁迅对日本文学的理解的广度和特点。它剥落了笼罩于文学之上的光芒。然而,这一番批评不是对进行“转向(Tenko)” 的日本作家的指摘,也不是对“中国左翼的坚硬”的自我吹嘘。鲁迅接着写道:“不过事情是比较而论的,他们那边的压迫法,真也有组织,无微不至,他们是德国式的,精密周到,中国倘一仿用,那就又是一个情形了。”

此处,我们可以发觉,鲁迅对两国军事文学颇为了解,但不受此种视野的限制。相反,他以作家的立场去关心日本文学,有人说,这感受是设身处地的,实际上,他把自己投入到了日本文学的内面,以便体会自己的反映,他反对仅仅从外部看取事物。换言之,他的批评得自行动的现场。

鲁迅这里提到的“中国的左翼”似指成立于1930年的“左联”。这个组织遭遇到的权威的压迫与其说是德国式的不如说是亚洲式的。尽管它最终解散了,但引起了1936年(鲁迅死的那年)的大论争,它最终被“统一战线”代替,“统一战线”是为抵抗日本侵略而成立的。它与左联有着为我所不知的诸多关系。不过我知道,它催生了为反侵略而组织起来的“自由大同盟”。 “自由大同盟”的历史作用就是一颗催生“统一战线”的炸弹。很明显,就像“日本普罗文艺联盟” ,这个同盟不是一种个人组织或行动,而是一个大众组织,它孕育了“统一战线”的新生元素。它保留了1936年大论争的许多因素,“统一战线”形成之后,文坛似乎开始分裂(集中围绕在如何组织战线的问题上)。此时,鲁迅站在少数派阵营,他在里面倾其一生与公共意志作斗争。据我记忆所及,鲁迅在这种情形下的“坚硬”全然是他对左联的坚守。左联组织松散,迫于遭受的压迫(这种压迫和日本的十分悬殊,在某些特定的方面甚至更加恶劣),左联不得不减少活动,且无法扩充成员。那时,日本的帝国主义侵略政策日益明目张胆,左联作家们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去拯救他们的国家的热情逐渐高涨。中国共产党倡议要无条件地建立统一战线。然而,或者说正因为如此,鲁迅益发坚守左翼的传统。“统一战线”转变为“人民战线”,对此,他的反应很顽固。他的死却成为一个调节,这是人们在说“鲁迅精神”时常常提及的。

如果不作进一步探究,要全面了解这场论争的特点,是着实困难的。我们无论如何应该清楚地看到,鲁迅的行为不存在内在矛盾,他也不极左狂热,正如他的论敌所说的。事实是,鲁迅在不停地斗争。他既不爱出风头,也不拉帮结派,这在文坛有目共睹。鲁迅总很消极。1930年,左联成立时,其思想十分接近共产主义。(但必须注意到,鲁迅从来不说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只说是共产主义的战友。)这就是说,他的反帝反封建主导思想轮廓鲜明,没有任何增补。对于前近代的表面上是殖民地的中国现实,这样一位共产主义者是真实的。

左联成立之前,鲁迅艰难地与“革命文学”(如普罗文学)论争。这场论争其激烈程度不下于1936年的那场。鲁迅察觉到“革命文学”的浪漫主义倾向——就像日本新感觉派的突然“左”转。作为对日本作家转向的回应,一群中国最进步的作家成立了一个大众组织性质的联盟,并最终导致抗日统一战线的诞生。


藤野先生赠鲁迅的照片

对我来说,要历史地评价日本普罗文学(它完全以日本文学之进步为目标)的功绩,中国左联是一面极好的镜子。左联承认与日本普罗文艺联盟有紧密关联,但我必须说,从根本上,两个组织是相异的。为什么日本没有建立“左翼作家联盟”?作为对此的回应,还可以问:日本为什么没有产生鲁迅式的人物?这两个问题应该以鲁迅对“民族状况之差别”的关注为基础来讨论。日本资产阶级文学传统之所以如此单薄,其明显的根源是缺少鲁迅式的人物,但是仅此而已吗?这背后存在“民族状况的差别”吗?即使把自二叶亭四迷以降的整个日本文学史压缩为短短几年,我以为也是很难找到鲁迅式的人物的。

鲁迅从日本文学获益很多。作为一名明治末期来日的留学生,他通过其日语和德语知识,吸收了大量近代欧洲文学的养分。这种方式虽然很独特,例如,他能讲德语,却无法真正投入德国文学——除了尼采。(尽管,他晚年显示出对海涅的强烈兴趣,并打算阅读他的作品选。)比起德国文学来,他更感兴趣的是用德语翻译的一些弱小民族说创造的文学,比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的文学,以及斯拉夫语中反抗压迫的诗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这样解释鲁迅对这些文学的兴趣:他从中发现了某种重要信息。这一兴趣是时代的反映,他的很多同代人表达过类似的趣味。无论如何,追问日本在大量吸收外国文学中到底有何收获是有价值的。当日本作家引进欧洲作家的大量著作时,其接收方式和鲁迅的相当不同。日本作家在一流文学的屁股后面疲于奔命。即言之,他们只追寻那些被认为是代表欧洲主流文学的作品,首先找出其中最优秀者,然后加以研究。一般而言,这样的接收是受制于日本文化的。日本文化一心想靠赶超欧洲文化而全面实现近代化。在早期的日本文学中,这并非普遍现象。在政治文学的高潮期,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开始盛行起来,可以见之于二叶亭四迷的翻译中。到森鸥外和上田敏时代,这种态度几乎消失,代之以另一种信念,即:近代化=欧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森欧外翻译的《浮士德》缺少对歌德的领会。)对近代化的这样一种看法与日本的国家基础是相互联系的,其余绪至今未绝。

日本文学是如何看待鲁迅对外国文学之接收的?答案如下:把它看成落伍的表现。鲁迅通过对欧洲主流文学的观察,介绍进来的几乎都是二流作品,这些作品十分冷僻,远离主流。让人匪夷所思的是,鲁迅有意忽略欧洲主流或一流文学,选择翻译其他那些作品,这代表着一条间接的近代化之路。这位近代文学的先驱单单同情那些并不重要的文学,这个事实已经解释了他的落伍——至少表面看来是。

但是,真实情况是,鲁迅并不以为这些作品应该被看作世界文学主流,他也并非不想翻译歌德、托尔斯泰。相反,他殷切地期望所有近代文学的作品应该被译介进来,并且要努力实现这一目标。再没有比鲁迅更加渴望培养年青外国文学学者了。但他坦言翻译这些巨制,精力不足。他称赞日本翻译文学之丰富,以及对外国最新著作的阅读、吸收。他不仅鼓励年青学者这样去做,并且对那些国外最新著作的利用甚至胜于日本作家自身。终其一生,他从未停止过翻译,只要稍稍瞥一眼他晚年的翻译著作,就可看出他在译介国外最新著作方面所花的心血。鲁迅利用日本的翻译文学时,连边边角角都不放过,不论其多么幼稚和瑕疵毕现,还应注意的是,他对木刻绘画的全面介绍。但他并不爱出风头。他还与那些借着象征文学时尚或新潮的外国文学(即使是苏联文学)为虎作伥者进行论争。在这些论争中,他试图暴露出那些作家自以为是的嘴脸,他们倚赖着瓦雷里、罗曼•罗兰、卢纳察尔斯基这样的权威。


鲁迅与内山完造

鲁迅在这里的态度可以与他对日本文学的接收联系起来,同样,他并不注目于日本的主流作品。他从不因作家的主流名声或地位而去介绍他们——无论是来自世界文学还是日本文学。他留学期间正是日本自然主义的高潮,他并未介绍日本或法国自然主义的任何作品。他与周作人共同编选的《日本现代小说集》(1923年)是项精彩的工作,清楚地表明编选者对他们的主旨有独到的理解。(这本书被芥川龙之介 引入日本,说明他的理解同样独到。)我们可以进一步猜想,鲁迅对日本文学是多么具有批判性(就像周作人,虽然他的观点与鲁迅不一样)。鲁迅的兴趣集中在日本文学中诸如有岛武郎 和厨川白村 这样名声稍逊的作家。这应归之于尼采的影响,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尤其明显。鲁迅对晚年的芥川龙之介表达过极大的敬意,曾经打算将其著作介绍到中国来。鲁迅对日本文学的阅读(如同别国文学)集中在那些他认为最重要的著作。那些只因倾羡其名声而来沪拜访他的日本作家,态度则完全相反。“我是喜欢萧的。这并不是因为看了他的作品或传记,佩服得喜欢起来,仅仅是在什么地方见过一点警句,从什么人听说他往往撕掉绅士们的假面,这就喜欢了他了。还有一层,是因为中国也常有模仿西洋绅士的人物的,而他们却大抵不喜欢萧。被我自己所讨厌的人们所讨厌的人,我有时会觉得他就是好人物。” 这是鲁迅当时的态度。

鲁迅决意只介绍那些不论名声而是在他看来最重要的著作,这是他强大个性的一个体现。我们一定记得,鲁迅杂文中所具有的这样一种个性力量。孙中山可以被视作和鲁迅同一类型的人,这种类型同样被日本人认为是落后的。日本人整体上不能理解孙中山的观念和行为,这种无能延续至今。

这里,我在接收欧洲文学(欧洲文化)方面区别出的鲁迅和森欧外之间的不同类型,恰恰反映出中日发展之基础结构的不同规则。日本的近代化作为可能性的成功实际上少得可怜,因为日本相信最终会来临。然后,日本向外侵略,借此解决实在性和可能性之间的紧张导致的国内矛盾。在一片争论声中,一项侵略朝鲜的政策出台了。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叫做“普鲁士式样”的运动规则。这种式样可以看作是靠着被殖民者的欲念而变成殖民者以摆脱殖民化,这在以下倾向中也有所体现:即为克服自己的落后而追逐新事物。鲁迅将这种自大的生命力量称作“日本人的勤奋”。当这种勤奋在自我意识层面出现时,它可以被看作是迈向先进民族的漫漫长途中发生的类似近代化的东西。这样,日本文学就不断地转向国外,恭迎新兴事物。此间一直存有希望,即使日本文学落后,要做出某种特定的许诺,并以牺牲自我而告终,希望仍在。自我绝望最终来临,实际上它却转化成了希望(如太宰治 )。鲁迅的绝望并不在日本产生,也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在那里产生,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日本人理解不了它。

鲁迅的原则与众不同,因为创造他的与众不同。就像日本,中国在清朝晚期经历了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运动,虽然它不幸失败。由曾国藩和依附于他的高层政府官员发起的这场变革失败了,与康有为和他那帮更低一级的官员命运相同。这些失败深深根植于人们的头脑之中,并开始把民族发展的基础结构从向下向外的变为向上向内的。尽管,孙中山成功地推翻了统治中华各民族的君主专制,这一成功同时也是一次失败,它诱发了具有国际背景的军阀复辟。这些事件让另一场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成为必然,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自这场革命中爆发。这个运动自下而上地发生,并在内在的方向上进行。这是一个让鲁迅成为可能的基础,他消极地建构自己,拒斥从外界而来的所有新鲜事物。

但是,我在这里严格地限制对主流的讨论。我提到鲁迅类型和森欧外类型,我是想指出社会观念运动的不同原则,而不是区分人类个体精神的不同情形。换句话说,存在着一种类型,它试图破坏鲁迅所代表的东西而产生森欧外所代表的东西,还存在着另一种类型,它把森欧外的因素吸收或同化到鲁迅的因素里面。像胡适或林语堂这样的作家就代表着鲁迅类型的反面,但他们尚未成为主流。我们通常说——实际情况也是如此——胡适是1917年文学革命背后的领导性力量,历史地分析可能揭示出,文学革命事实上代表了鲁迅因素和胡适因素的出场。这与中国在1930年的情形相似,当时左联从革命文学运动中脱颖而出。当胡适试图把民主介绍到中国来时,鲁迅并不公开地反对他,只是暗暗嘲讽他天真的乐观。那时,鲁迅的“悲观”业已诞生,这使他不再抱有民主可以拯救中国的幻想。因此唯一可做的是写作,带着绝望,但不以为能得救赎。这超出了写《狂人日记》的经验。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

鲁迅反对林语堂1925年提出的“费厄泼赖”(fair play)。假使有人将资产阶级的道德介绍进来,而没有给它提供基础,费厄泼赖必定会变形。一旦费厄泼赖失去其公平,它会变为一种仅仅使强者更强大、弱者更弱小的力量。鲁迅抓住这一要害,并非通过知识,而是来自经验,准确地说,他的“绝望”建基于同样的经验。这里的“绝望”与任何外在救赎之缺席相关。鲁迅看到的是一个人吃人的世界,而且一个人并不知道自己就要被吃掉。更甚者,一个人还要被迫参与到吃人中去。这不是单单意味着:世界是邪恶的,他必须进一步消解这一观念:世界不仅仅是邪恶的。在击毁邪恶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找到邪恶。一个人从善良人的立场去旁观邪恶,此时他实际上是置身邪恶之外。反之,一个人自己的邪恶只有无力去掩饰它时能被发现。

日本文学怎样看待像鲁迅这样的人?他们被看作落后,即发展中民族的封闭群体之典型。真正的问题是对落后的这种特定反应,当然日本文学意识不到这点。日本文学自以为已经逃脱这种落后,至少是将来能够逃脱。这里包含着很多可能性,一种被认作是自信的假想。虽然这种文学并不把自身看作已经近代化了,但它确信这种近代性在未来的可能。它知道,当近代性被介绍到日本这样落后的社会,它的本性会发生转变,但是对真理或权威近代性的追寻可以一再开始。期间充满了试验和错误,因为日本文学以为不可能来到穷途末路。日本社会错误地以对外侵略赖解决它的矛盾,同样日本文学试图凭借从外部寻求新事物来消除自身的贫乏。日本认为对困境或障碍的规避是进步的明证。当它看到其他国家起来反对同样的这些困境,它依然将自身的落后投放到它们身上。奴隶保持着希望仅仅因为他相信自己某一天会成为主人,那时他有可能不再是奴隶了。这样,他就不再把自己当成奴隶。令人无法理解的是,绝望来自一个人不想看到自己是奴隶或主人。当奴隶把自己当作奴隶,这最终会让他有可能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对此,鲁迅将中国历史描述为一种持续不断的摇摆: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之间,提出作为“现在的青年的使命”是“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 从对日本文学的观察来看,这样一种对传统的拒斥可以被认为是歇斯底里的征兆。

对日本外界的新事物常常以流派的形式进来。普罗文学就是一个例子,那些期待着它的作家把它制造成一个权威。这种反权威的文学变成了一个权威。当权威变得反对现实并在日本失去价值,另一个权威就会被找到。鲁迅创建左联,但反对(或否定)普罗文学的权威,这样的事在日本从未发生过。甚至时至今日,当日本面对着作为战后恶果的困境时,唯一发生的新兴文学运动仍然是那些法国类型的、苏联类型的、中国共产主义类型的等等。作家们知道不能将这些类型直接介绍到日本,但他们只是思考如何适应它们。他们将法国的、中国共产主义的类型视为首要的,这种观点很奇怪。这些事情证明了日本文学的自卑,它拒绝看到自己的困境,拒绝面对自己的奴隶本性。

通常的说法是,日本文化的分裂源于自身,比如我们看到的,岩波文化和讲谈社文化 、城市和乡村等等的区分,这导致了关于怎样弥合分裂的争论。但是日本文化真的如此分裂?如果是,那么是否会有人为这种分裂感到苦痛,但没有这样的人。认为日本文化是分裂的,这种看问题的方式显得奇怪。因为,在这个国家实际上只存在一种表面上的文化多样性,似乎各文化之间千差万别。

鲁迅所谓的“民族状况之差异”是个重要的说法,必须彻底地加以研究。通过这个概念,他似乎还提到诸如区分社会和意识的不同发展(或扩张)规则之相异的基础结构。或许,他指出的东西比这还要深刻,即一些东西它可以区分那些意识到自己奴隶地位的人和太过奴化而排斥这种意识的人。我觉得,鲁迅把日本文学看作奴隶文学,因为他希望那些奴隶变成主人。这就是我在他的“民族状况之差异”这话中所感受到的。事实证明,日本文学的极端奴性在于自奈良时期 以来的劣势情结,日本文化想从中国文学的影响中解脱出来却失败了,它甚至从未意识到这种失败。这也表现在日本对他者的依赖上,它试图(徒劳地)靠融入到欧洲文化从而克服中国的影响。日本文学具有根深蒂固的本性,害怕独立和自由,而这让它对自身的奴隶本性视而不见。关于这点,我们也可以在以下事实中看到,比如:反对用片假名而用汉字写“法国”二字,对日语词典和日汉词典不假思索的日常运用,所谓的“支那通”对中国并非有意的隐隐蔑视等等。这里必须探究的是,日本文学落后特征的不同类别,包括视鲁迅为落后,但鲁迅恰恰从奴性中解脱出来了。

鲁迅晚年用日语(无论内容和形式都是)写过几篇文章,文中他对日本人民很感兴趣。日本文学从未对这些作品有所反应,虽然当今鲁迅十分流行。对我来说,鲁迅对于日本文学必不可少,但这种需要最终成为多余。缺少了这种需要,读鲁迅变得毫无疑义。我担心的是日本文学会将鲁迅变作权威,把这位人民的诗人扭曲为官僚主义文化的偶像或神像。这一危险是真实的。难道我(不仅仅是我自己)不曾把鲁迅作为一个鲁迅类型来思考?

 

(转自泼先生PULSASIR)

江汀诗歌作品选

 

江汀诗歌作品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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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简介:

江汀,安徽望江人,1986年生。毕业于青岛理工大学,现居北京。参与发起北京青年诗会,著有诗集《明亮的字码盘》、《来自邻人的光》、《寒冷的时刻》。

 

 

我的父亲,听到秋夜虫声

 

 

我的父亲,听到秋夜虫声,

或许会有一丝烦躁。

但他将理智地找到新的乐趣,

有点热,他打开了窗。

 

而我不闻那声音已有五年。

我坐在异乡,口含苦味的药片。

我仿佛悟出了一种新的生活,

张开嘴,却没有什么可说。

 

 

 

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他已经认识了冬季,

认识了火车经过的那片干枯原野。

城市在封闭,运河上有一片绿色的云。

 

进入黑暗的房间,像梨块在罐头中睡眠。

他的体内同样如此,孤立而斑驳,

不再留存任何见解。

 

可是旅行在梦中复现。在夜间,

他再次经过大桥,看见那只发光的塔。

它恰好带来慰藉的信息。

 

缓慢地移动身子,他做出转向,

在这样的中途,他开始观察

来自邻人的光。

 

 

 

给某位不相识的隐士

 

 

多年来我一直保持沉默,

每日注视窗边的花饰。

这小小的皱褶从未提醒我,

生活中持续着的窸窣声响。

 

但过去的困难仍然到来,

在这个寻常夜晚,我没有睡着。

我羡慕那个醉醺醺的酒鬼,

他反复擦拭那盏路灯。

 

我坐在桌前,反复地臆想他,

我确信那绝不是一个幻影。

凌晨的马路在丁当作响,

它召唤我投入怀抱;任何一个怀抱。

 

我迈着儿童的步子,

假装醉醺醺的,开始敲打

街边的第一扇门。这就是那个不真实的时刻,

我看见的只是个愤怒的睡眼惺忪的男人。

 

我礼貌地道歉。白昼像油滴一般凝聚。

一个颓丧、贫乏的中年男人,从后面追过来,

当他的身影渐渐盖过我的,

我感到一阵不再复返的战栗。

 

 

 

早上,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

 

 

早上,世界已经存在很久了:

从一个黑暗的房间醒来,起身,

——我莫名地意识到这一点。

 

没有洗漱,我开始走动。

汽车的声音在墙外轰鸣,

壁龛上佛像的脸色我看不清。

 

木门的把手发凉。

不知何时我穿上了拖鞋。

邻近的房间,红色的蜡烛没有熄灭。

 

一个宽绰的仓库在等着我,

堆积着我未结识的物品。辨认标签后,

我明白,自己偶然地占有了它们。

 

喑哑的冰箱旁边,我触到一个拉索。

卷帘门慢慢上升,这时我记起,

我是一个年轻的商店店主。

 

出门之前,我注视天花板,

那个简易的吊灯,我愿称之为室内的星辰。

我努力想要记得,我们这儿是否曾有过露天的时代。

 

 

 

争吵已经结束

 

 

争吵已经结束,

但船仍在颠簸。

一些夜晚的火光被我记起,

它们究竟来自哪里?

 

但是凉风吹来,

这是时间的凉风。

我已无法向你说明什么,

既然待在船舱的底层。

 

已经就要到达对岸,

我为什么发出叹息?

我将打开窗子,眼见海藻

缚住了指针。

 

在某个大厅里,世界发白。

我已找不到你的位置。

卡珊德拉,请告诉我,

船儿的颠簸真会遣散一对夫妇?

 

一个迷雾散去的清晨,

我正辨别出神庙的倒影。

(请不要擦拭我们,

这些宇宙的尘埃。)

 

所以我觉得这一切来自书本,

桌上传来振动,那是你的手机。

或许我在啜饮明亮的红茶,

而特洛亚人的船桨搅起了泡沫。

 

 

 

你是我冬日认识的事物

 

 

你是我冬日认识的事物。

但这也意味着某种告诫。

我看着你,从一场聚会上离席,

尽管街上刮起强烈的风。

 

而你认识那么多的巷子。

它们中间,苍白的积水在结冰。

你明白,一切无可避免地成为现时;

时代的路边尽是店铺和灯笼。

 

那么多的梧桐和杉树在震颤;

一个小时的折痕经过我们;

某个秘密已经向你呈现。

 

远处灯火通明;你将动身回返。

我感到身体衰弱,天空低垂;

并且看见一颗晦暗的星。

 

 

 

我熟悉这个小区的老人

 

 

我熟悉这个小区的老人,如阅读自己的忧虑。

我每日查看,并记住他们,

不经意间,像幼时做过的众多次练习。

 

有时,一阵陌生的香气从天上坠落,

进入笔记簿上的确定一页。

而我恰好从城里回来。

 

呼吸伴随电梯缆绳的摩擦声。

忧虑跟着我回到这一层。

雾气进入了走廊,像墨汁被稀释。

 

像毛衣包裹着我们,你很难说出那种不适。

他们有他们的真实。

他们涌来擦拭玻璃。外面灯火通明。

 

一个被训练过的黄昏,进入我们的语音。

我和那么多的幽灵们互相辨认。

城市蒙上了灰尘,如白色雕塑,废弃在童年画册里。

 

 

 

人们的眼中长出地平线

 

 

人们的眼中长出地平线,

在东方,人们伸耳关注着教堂!

 

教堂内奇怪的审判

——已经结束。

油漆的天花板上

有各种各样的试图。

 

他的下午已经结束,

坐在窗前的人——内心发白。

成熟的麦穗把灵魂压垮。

就这样,傍晚的最后一丝光线

 

越来越迫切,众神的睡意

垂落在我日益丑陋的脸。

历史——蓝色墙壁!

我们——暂时发绿的爬山虎。

 

 

 

“整部旧约只有一个主题……”

 

 

“整部旧约只有一个主题,

那就是等待基督的诞生。”

我羡慕保罗的使命,

大马士革——在我的嘴里

好像一块方糖。

 

地铁里的交谈结束。

地面潮湿。

空间像刀片一样涌来,

切开橙子一般的生存,

——我品尝着自己的躯体。

 

唉,我要如何把握那些主题?

白天的光线回旋着下沉

——我该如何理解那精湛的趋势?

我多么赞赏那些比喻的光泽。

 

可是已经太晚了,我已经认出它,

——永恒正在试穿它的衣服。

我想请教曼德尔施塔姆,

失去了羞耻感,你该如何写诗?

 

一个愿望就这样到来,

那个瞬间,我不由自主地抬头。

我没有领受保罗的体会,

却望见树枝围圈中的月亮。

 

 

 

奥西普

 

 

四月被轻风吹来,

原野上谁在飘荡?

正午将被燥热驱赶,

路上的人们惦记起善良。

就在这四月的下午,

抬头可以望见月亮,

多么美好,

可是有个人

从美好生活中开始晕眩,

他怀抱自己走过街头。

 

上帝收回他的赠予,

月亮就成了十字架。

生活本质上的缺陷

恰如土地的裂痕。

童年的噩梦隆隆而过,

荷马在房间的一角沉溺。

我们活着,我们心里有着把握,

即使没有世纪,痛苦也高过粮仓。

彼得堡,请将我流放到远东,

那里的人民不信东正教。

 

我要赞叹北国的天空,

它比我的忧愁更蓝。

一旦伏尔加河抹去迷雾

我就动身启程,

因为那儿的隐晦

像植物般疯长。

有人开始保佑我的死亡,

他从污泥中看出我的影像。

谁也不晓得那个人的真实命运,

丘壑和道路堆积起来,

白夜的天空,桦树和雪,

辽阔的幅员好似黑色面包。

苦役和诗歌可真像一对兄弟;

一个养育精神,一个慰藉肉体。

冬天和春天开始了内战,

有人在睡梦中出生和死亡。

耳朵和眼睛成为陆地和海洋,

有人在呼喊着,要我扮演他的一生。

 

历史是个永恒的女人,

我上一次遇见她

是在一九一七年,晚会上

我远远地向那妇人瞩目。

但今天我又在旷野里遇见她,

一位少女,如此素静,

像一面水潭。

我在那儿洗脸,开始我的新生活。

我们是神的倒影,

而神,触不到自己的存在。

 

 

悲伤

 

我在这条街的骨髓中旅行,

每日领受一份它的寒冷。

修路工人们正在忙碌,

铺下这一年度的沥青。

 

但初春傍晚的红晕

正离我而去,

仅仅留下模糊的预感。

在其他场合重复呈现。

 

雾气堆积在地铁入口,

像受伤的动物在蜷缩。

车厢里,人们的脸部如此之近,

他们随时能够辨认对方。

 

以漠然,以低垂的眼。

长久、缓慢地储存在这区域。

肃穆地等待被人再次发现,

在背包中,在城市的夹层。

 

摘下各种式样的帽子、围巾,

意识残留在绒布上。

我们惯习于这些形式,

在一阵大风吹来之前。

 

没有携带随身物品

也不借助任何比喻,

从它们那里逐级堕落,

或艰难地提升。

 

后来,一个女孩涂抹护手霜,

气息向四周扩散。

间或有灯光灭去,

印象暂时地消逝片刻。

 

继续擦拭这些秩序,

这抽象的生活,这些轰鸣。

一个老人,从口袋里掏出眼镜,

观察这些陌生人。

 

而多余的眼睛,先于我们而在。

沉默无言的生活

与诗歌无关;

心灵像晚餐一般成熟。

 

幻想中的店铺悉数敞开。

因和果同时陈列。

因和果纠缠在一起

好像死人无法分开的手指。

 

我们跟着钟表在世上漫游。

想想勃鲁盖尔的那群盲人。

我们对空虚做出

日和夜的姿态。

 

但困顿将保护自己,

我要重新收集那些忧虑。

它们分散了,像面包的碎屑。

我听到外面的洒水车之声。

 

很快这条街将被浸润,

像钉子嵌入木板,

像浅显易懂的教诲

在一颗心脏凹陷的地方。

 

几十年的忧愁

悬在空中,

瞪着这个时代。

唯有它看见我们的重影。

 

我想追随任意一个邻人

回到他的家中,

直到他确证自己

沉入某种重复过的睡梦。

 

但星斗们还停滞在那里

像狗群游荡在夜间的车库,

他们向我们抛掷杂物。

因为白色的智慧无家可归。

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苏珊·桑塔格:文字的良心

黄灿然  译)

 

 

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

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们为文字苦恼,我们这些作家。文字有所表。文字有所指。文字是箭。插在现实的厚皮上的箭。文字愈有预示力,愈普遍,就愈是又像一个个房间或一条条隧道。它们可以扩张,或塌陷。它们可以变得充满霉味。它们会时常提醒我们其他房间,我们更愿意住或以为我们已经在住的其他房间。它们可能是一些我们丧失居住的艺术或居住的智慧的空间。最终,那些精神意图的容积,会由于我们再也不知道如何去居住,而被弃置、用木板钉上、封死。

例如,我们所说的“和平”是指什么?是指没有争斗吗?是指忘记吗?是指宽恕吗?或是指无比的倦意、疲劳、彻底把积怨宣泄出来?

我觉得,大多数人所说的“和平”,似乎是指胜利。他们那边的胜利。对他们来说,这就是“和平”;而对其他人来说,和平则是指失败。

原则上,和平是大家所渴望的,但是,如果大家都接受一种看法,认为和平意味着必须令人难以接受地放弃合法权利,那么最貌似有理的做法将是诉诸少于全部手段的战争。这样一来,呼吁和平就会让人觉得如果不是骗人的,也肯定是过早的。和平变成一个人们再也不知道该如何居住的空间。和平必须再移居。再开拓殖民地……

而我们所说的“荣誉”又是指什么呢?

荣誉作为检验个人行为的严厉标准,似乎已属于某个遥远的年代。但是授予荣誉的习惯一讨好我们自己和讨好彼此一却继续盛行。

授予某个荣誉,意味着确认某个被视为获普遍认同的标准。接受一个荣誉意味着片刻相信这是一个人应得的。(一个人应说的最体面的话,是自己不敢受之有愧。)拒绝人家给予的荣誉,似乎是粗鲁、孤僻和虚伪的。

通过历年来选择授予哪些人,一个奖会积累荣誉一以及积累授予荣誉的能力。

不妨根据这个标准,考虑一下其名字备受争议的“耶路撒冷奖”,它在相对短的历史中,曾授予二十世纪下半叶一些最好的作家。虽然根据任何明显的标准,这个奖都是一个文学奖,但它却不叫做“耶路撒冷文学奖”,而叫做“社会中的个人自由耶路撒冷奖”。

获得这个奖的所有作家都曾真正致力于“社会中的个人自由”吗?这就是他们──我现在必须说“我们”──的共同点吗?

我不这样想。

他们代表着一个覆盖面很广的政治意见的光谱,不仅如此,他们之中有些人几乎未曾碰过这些“大字”:自由、个人、社会……

但是,一个作家说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作家是什么。

作家──我指的是文学界的成员──是坚守个人视域的象征,也是个人视域的必要性的象征。

我更愿意把“个人”当成形容词来使用,而不是名词。

我们时代对“个人”的无休止的宣传,在我看来似乎颇值得怀疑,因为“个性”本身已愈来愈变成自私的同义词。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赞扬“个性”和“自由”,是有其既得利益的。“个性”和“自由”可能只不过是意味着无限扩大自我的权利,以及逛商店、采购、花钱、消费、弃旧换新的自由。

我不相信在自我的培养中存在任何固有的价值。我还觉得,任何文化(就这个词的规范意义而言)都有一个利他主义的标准,一个关心别人的标准。我倒是相信这样一种固有的价值,也即扩大我们对一个人类生命可以是什么的认识。如果文学作为一个计划吸引了我(先是读者,继而是作家),那是因为它扩大我对别的自我、别的范围、别的梦想、别的文字、别的关注领域的同情。

作为一个作家,一个文学的创造者,我既是叙述者又是反复思考者。各种理念牵动我。但长篇小说不是由理念而是由形式构成的。语言的各种形式。表述的各种形式。我未有形式之前,脑中是没有故事的。(诚如纳博科夫所言:“事物的样式先于事物。”)还有──不言明或默认──长篇小说是由作家对文学是什么或可以是什么的认识构成的。

每位作家的作品,每种文学行为,都是或等于是对文学本身的阐述。捍卫文学已成为作家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诚如王尔德所说,“艺术的一个真理是,其对立面也是真理。”我想套用王尔德这句话说:文学的真理是,其反面也是真理。

因此,文学──我是用约定俗成的说法,而不单是描述性的说法──是自觉、怀疑、顾忌、挑剔。它还是一再次,既是约定俗成的说法,又是描述性的说法──歌唱、自发、颂扬、极乐。

有关文学的各种理念──与有关譬如爱的理念不同──几乎总是在对别人的理念作出反应时才提出来。它们是反应性的理念。

我说这,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或大多数人──说那。

因此我想让出一个空间,给一种更大的热情或不同的实践。理念发出许可──而我想许可一种不同的感情或实践。

我说这而你们说那,不仅因为作家们有时是专业抬杠者。不仅要纠正难以避免的不平衡或一边倒或任何具有制度性质的实践──文学一种制度──还因为文学是这样一种实践,它根植于各种固有地互相矛盾的愿望。

我的观点是,对文学作出任何单一的阐释,都是不真实的──也即简化的;只不过爱争辩罢了。要真实地谈文学,就必须看似矛盾地谈。

因此:每一部有意义的文学作品,配得上文学这个名字的文学作品,都体现一种独一无二的理想,要有独一无二的声音。但文学是一种积累,它体现一种多元性、多样性、混杂性的理想。

我们可以想到的每一个文学概念──作为社会参与的文学,作为追求私人精神强度的文学,民族文学,世界文学──都是,或有可能变成,一种精神自满或虚荣或自我恭喜的形式。

文学是一个由各种标准、各种抱负、各种忠诚构成的系统──一个多元系统。文学的道德功能之一,是使人懂得多样性的价值。

当然,文学必须在一些界限内运作。(就像所有人类活动。唯一没有界限的活动是死亡。)问题是,大多数人想划分的界限,会窒息文学的自由:成为它可以成为的东西的自由,也即它的创新性和它那令人激动不安的能力。

我们生活在一种致力于使贪婪一致化的文化中,而在世界广阔而灿烂的繁复多样的语言中,我讲和写的语言现已成为主导语言。在世界范围内,以及在世界众多国家数量庞大得多的人口中,英语扮演了拉丁语在中世纪欧洲所扮演的角色。

但是,随着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全球化、跨国界的文化中,我们也陷于真正的群体或刚刚自命的群体日益分化的要求中。那些古老的人文理念──文学共和国、世界文学──正到处受攻击。对某些人来说,它们似乎太天真了,还受到它们的源头的玷污。那源头就是欧洲那个关于普遍价值的伟大理想──某些人会说是欧洲中心论的理想。

近年来,“自由”和“权利”的概念已遭到触目惊心的降级。在很多社会中,集团权利获得了比个人权利更大的重量。

在这方面,文学的创造者所做的,可以无形中提高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可信性。即使当文学的创造者把他们的作品用于服务他们所属的群体或社会,他们作为作家所取得的成就也有赖于超越这个目标。

使某一作家变得有价值或令人赞赏的那些品质,都可以在该作家独一无二的声音中找到。

但这种独一无二是私自培养的,又是在长期反省和孤独中训练出来的,因此它会不断受到作家被感召去扮演的社会角色的考验。

我不质疑作家参与公共问题辩论、与其他志趣相投者追求共同目标和团结一致的权利

我也不觉得这种活动会使作家远离产生文学的那个隐遁、怪癖的内在场所。同样地,几乎所有构成过丰盛人生的其他活动,也都无可非议。

但受良心或兴趣的必要性驱使,自愿去参与公共辩论和公共行动是一回事,按需求制造意见──被截取片言只语播放出来的道德说教──则是另一回事。

不是:在那儿,做那个。而是:支持这,反对那。

但作家不应成为生产意见的机器。诚如我国一位黑人诗人被其他美国黑人责备其诗作不抨击可耻的种族主义时所说的:“作家不是投币式自动唱机。”

作家的首要职责不是发表意见,而是讲出真相……以及拒绝成为谎言和假话的同谋。文学是一座细微差别和相反意见的屋子,而不是简化的声音的屋子。作家的职责是使人们不轻易听信于精神抢掠者。作家的职责是让我们看到世界本来的样子,充满各种不同的要求、部分和经验。

作家的职责是描绘各种现实:各种恶臭的现实、各种狂喜的现实。文学提供的智慧之本质(文学成就之多元性)乃是帮助我们明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永远有一些别的事情在继续着。

我被“别的事情”缠扰着。

我被我所珍视的各种权利的冲突和价值的冲突缠扰着。例如──有时候──讲出真相并不会促进正义。再如──有时候──促进正义可能意味着压制颇大部分的真相。

有很多二十世纪最瞩目的作家,在充当公共声音的活动中,为了促进他们认为是(在很多情况下曾经是)正义的事业,而成为压制真相的同谋。

我自己的观点是,如果我必须在真相与正义之间作出选择──当然,我不想选择──我会选择真相。

当然,我相信正当的行动。但那个行动的人是作家吗?

有三样不同的东西:,也即我此刻正在做的;写,也即使我获得这个无与伦比的奖的东西,不管我是否有资格;以及做人,也即做一个相信要积极地与其他人团结一致的人。

就像罗兰-巴特曾经说过:“……的人不是的人,的人不是那个人本人。”

当然,我有各种意见,各种政治意见,其中一些是在阅读和讨论以及反省的基础上形成的,而不是来自直接经验。让我跟你们分享我的两个意见──鉴于我对某些我有一定直接见闻的问题所持的公开立场,因此我这两个意见是颇可预料的。

我认为,集体责任这一信条,用作集体惩罚的逻辑依据,绝不是正当理由,无论是军事上或道德上。我指的是对平民使用不成比例的武器;拆掉他们的房屋和摧毁他们的果园或果林;剥夺他们的生计和他们就业、读书、医疗服务、不受妨碍地进入邻近城镇和社区的权利……全都是为了惩罚也许甚至不是发生于这些平民周遭的敌意军事活动。

我还认为,除非以色列人停止移居巴勒斯坦土地,并尽快而不是推迟拆掉这些移居点和撤走集结在那里保护移居点的军队,否则这里不会有和平。

我敢说,我这两个意见获得这个大厅里很多人士的认同。我怀疑──用美国一句老话──我是在对教堂唱诗班布道。①

①译注:意为多此一举。

但我是作为一位作家持这些意见吗?或我不是作为一个有良心的人持这些意见,然后利用我的作家身份,为持相同意见的其他声音添上我的声音吗?一位作家所能产生的影响纯粹是附加的。它如今已成为名人文化的一个方面。

就一个人未直接广泛体验过的问题散播公开意见,是粗俗的。如果我讲的是我所不知道或匆促知道的,那我只是在兜售意见罢了。

回到开头,我这样说是基于一种荣誉。文学的荣誉。这是一项拥有个人声音的事业。严肃作家们,文学的创造者们,都不应只是表达不同于大众传媒的霸权论述的意见。他们应反对新闻广播和脱口秀的集体噪音。

舆论的问题在于,你会紧跟着它。而每当作家行使作家的职责,他们永远看到……更多。

无论有些什么,总有更多的东西。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总有别的事情在继续发生。

如果文学本身,如果这项进行了(在我们视野范围内)近三千年的伟大事业体现一种智慧──而我认为它是智慧的体现,也是我们赋予文学重要性的原因──那么这种智慧就是通过揭示我们私人和集体命运的多元本质来体现的。它将提醒我们,在我们最珍视的各种价值之间,可能存在着互相矛盾,有时可能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冲突。(这就是“悲剧”的意思。)它会提醒我们“还有”和“别的事情”。

文学的智慧与表达意见是颇为对立的。“我说的有关任何事情的话都不是我最后的话,”亨利·詹姆斯说。提供意见,即使是正确的意见──无论什么时候被要求提供──都会使小说家和诗人的看家本领变得廉价,他们的看家本领是省思,是追求复杂性。

信息永远不能取代启迪。但是有些听起来像是信息的东西(如果不是比信息更好的东西)却是作家公开表达意见的不可或缺的前提,我指的是被告知消息的条件,我指的是具体、详细、具有历史厚度、亲身经历的知识。

让其他人,那些名人和政客,居高临下对我们说话吧;让他们撒谎吧。如果既做一位作家又做一个公共的声音可以代表任何更好东西的话,那就是作家会把确切表达意见和判断视为一项困难的责任。

舆论的另一个问题。舆论是固步自封的经销处。作家要做的,则应是使我们摆脱束缚,使我们振作。打开同情和新兴趣的场所。提醒我们,我们也许,只是也许,希望使自己变得跟现在不同或比现在更好。提醒我们,我们可以改变。

就像红衣主教纽曼所说的:“在一个更高的世界,那是不一样的,但是在我们这下面,要活着就要改变,要完美就要经常改变。”

我所说的“完美”又是指的什么?我不想尝试解释,只想说,完美让我笑。我必须立即补充,这不是讽刺,而是怀着喜悦。

我很高兴能够获得“耶路撒冷奖”。我接受它,是把它当成给予所有那些致力于文学事业的人士的荣誉。我接受它,是向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所有争取创造由独一无二的声音和繁复多样的真相构成的文学的作家和读者致敬。我接受这个奖,是以受伤和受惊的社群的和平与和解的名义。必要的和平。必要的让步和新安排。必要地放弃陈规俗套。必要地坚持对话。我接受这个奖──由一个国际书展赞助的国际奖──是把它当成一项尤其是向国际文学共和国表示敬意的活动。

选自苏珊·桑塔格《同时:随笔与演说 》,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转自黄灿然小站)

孟浪:大地上无端端奔走的众人若明若灭

孟浪

大地上无端端奔走的众人若明若灭

孟浪

 

 

 

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

 
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
旧军队拖着革命的步伐
或许也打这里走过
或许落伍的游兵散勇
远远绕开还在幸福的家庭
活到了,活着了,活过了,活完了。

安于另外的道路两侧
心室以外的悬铃木把兴衰重覆
没有人看懂落叶之堕落
摇身一变又没有人看懂
那堕落后的种种情操
旧军队一律在远方的墓中。

一生一次的法华镇路
太勉强了就好像没有尽头
撤退的号声冲进了落日深处
谁听得懂?真是我的哭声
让破烂战斗服里的身子打颤
让大眼睛一样黑的枪口一阵阵剧痛
活到了,活着了,活过了,活完了。

 

 

过桥的鱼

 
过惯了放荡生活
这尾鱼更喜欢从桥上慢吞吞游过。
从此岸到达彼岸

我们低头就看到桥下的河
她的身段。
流水闪闪发亮的颤抖、啜泣

不在黑暗中。

和这尾鱼一起通过桥面
我们是正经人。
去办些正经事
从此岸去向彼岸

桥的阴影被河流的起伏掀动着
桥上已空无一人
我们落在了这尾鱼的后头
看他正优美地游进深土

 

 

冬天

 
诗指向诗本身
我披起外衣
穿过空地
在这座城市消失。铜像
我无法插足
诗指向内心
四壁雪白
这间空房子里可以住人

相反。我们还是一起穿过
这片空地穿过
这座城市穿过
诗本身

在那里我们也可以住下
升火,脱掉外衣
甚至内衣
露出我们本身。面对诗
或背离诗

 

 

村里光膀子的男人

 
在洪峰即将到来之际
捣衣声密如骤雨

而我们光着膀子,手
渴望着

曾在孵满青色卵石的河床上晾晒粗布衣裳
曾在粗布衣裳襟边绣一对凤凰鸟

逃过这永劫!

而我们光着脖子,手
垂死

当洪峰到来之际
捣衣女子浮现,袒露腰肢
披纷秀发
是浴神正向远山徐步而去

洪峰正亲近我们

 

 

在这条路上我用过一个成语

 
情有所钟
你一直徒步而行。这条路

也结实
拐了几拐把你的脚
死死捆住。这条路

又特地走近
我的眼前。我也行走

根本与路无关。但我必须

替你解开
随手把这条路卷成一团
扔远。我

始终与路无关。这条路

也许并不存在
你根本不存在。我的

历史就是空白。明摆着

氧气那些疑团
别人走得太累
正大口大口呼吸。路

有所终!路对我有把我排除在外的最终目的

 

 

面对我的手

 
忘在桌上的手
还在那部书上
还在历史中
还在磨那把巴古人的剑。

忘在那部书上的手
是我的手
忘在历史中的手
只能是我的手
忘在磨亮古人之剑的时辰里。

我从此不再回到桌前
面对我的手。

它,单独地
把书合上
一段历史已经结束
剑刃滴下那洁净的、有力的水珠。

 

 

抽屉中的回声

 
我也在丛林深处
被母兽的母性所感动
我也曾试图抱走幼兽
来到人群中间
我也奋力驱赶着兽群
向一座城池迁徙
我也充满兽性
伏在一张书桌前酣睡
在我的梦中
我仍在丛林深处
母兽拥着幼兽向后退去
把一座城池腾出
人群奔逃着
长发起伏着披在身后
我醒来就一声长啸
抽屉中的回声沉闷

 

 

靶心

 
飞鸟被冻结在空中
我用手指敲了一敲。

不变的仇恨
使我身边的人有了笑容
冰层很厚
透出人的热情。

水面脚印清晰
弃船而去的我早已被船浸透。

这片濒死的林子里
我被落叶砸伤。

斧子离开人的手
继续把我当作大树来砍。

飞鸟的伤口在飞。鲜血
至今没有落到地面

 

 

诗人

 
他是这个时代最初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梦中的喊不出声。
他喊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最后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在心中的泣不成声。
他哭出来了。

他是这个时代唯一的声音。
这时代总是那人山人海中传来的一阵阵空寂。
他是那唯一的声音。

 

 

你所目击的脱险

 
信仰发生在我的身上
几乎不可动摇
我连再迈出半步也难
信仰的敌人从四周包围过来
偏偏信仰发生在我的身上。

敌人的呼吸已喷到我的脸上
信仰不可动摇
我升了起来,纹丝不动
星空发生在我的身上。

偏偏你瞪大眼睛
要观察它的变化:
信仰的敌人
头,撞到了一起
陷入更深的黑暗

偏偏星空发生在我的身上
大地上无端端奔走的众人若明若灭。

 

 

总的想法

 
学会在方法上失败,流
高尚的泪水

在我拒绝接受的概念的核心里
森林泛滥

这是远景
我生命中最弱小的考虑

我旅行般地逃避
在总的想法上休息了片刻

海洋愉快地面向我
我是怎样的一颗咸的泪珠

 

 

从五月奔向六月

 

尘埃也在砸向我
请让我传给大地一阵疼痛。

 


我在寻找,哪里有
伟大的休息
它的地点,在涌动。

 


哪怕轻薄的夏天到了
对每个人来说
我们每天都在自己身上装卸衣裳
故意把自己打扮得沉重?

 


留给世界的那些歧路
世界自己不会去走。

世界留给人去走
去远方从事整座整座迷宫的攫取。

 


走在世界上
才发现这世界多像一阵倒退的风
在我身上的那一点点进取心
难道比这世界还要落后?

走在世界上
才发现自己走在风中
一阵倒退的风把个人卷了个干净
在我身上的那一点点进取心
让我在风中铺下一张向天的凉席。

 


世界席卷而去!


连尘埃也在离开我
让我、让我释放大地持久的疼痛。

 

 

世界工程

 

遁入黑暗,我们才用力铲太阳上的锈
雨水落到地上,才改变了天空
带云彩的脸,终于转向我不忍看到的那一面
手上阴沉的工具呵,心中发亮的愿望

 


在光明中坚持,绿邮筒
一天天,被投入了多少阴谋

在光明中坚持呵,绿邮筒
身体里的黑暗,让它向阴谋张口

绿邮筒,铸铁的春天
在阴谋之外,也有朴素的欢乐飞走

 


刑,又加重了,画家的病更不轻
就这样一个人,用他细长的四肢捆绑大地

但温柔也加重了、那勾魂的一笔
那幅画中的大地,人迹更重
就这样一个人,用他有限的四肢缠绕大地

 


我的膝盖,那历史发生磨损的地方
我这双书生的膝盖呵
也是那历史发生转折的地方

站起来,继续,我的旅行
继续,那历史因我而奔走的完美过程

 


劈面而来的,雪崩似的生活
把你和我埋葬

你和我在空气里就说了
那么,请谁也不要发现我们
请让〞永恒〞紧紧把我们围困

你和我,随着解冻,春洪
一触即发,一触,即溃

 

 

无名牧人独自无名

 
已无尽头的草原上
洁白的羊群在自行寻找出路
有一种愿望可能是奔入白云。

一个无名牧人
记得他自己来时的入口
天穹下的青草一株
被踏倒。

草根的水份
他一口咬紧
草原上已无其它可亲近的生命。

羊群像水份一样蒸发、消失
草原上来了一队可疑的人
皮帽、皮袄、皮裤、皮靴
浑身发黑。

无名牧人把他自己的名字咽了下去。

 

 

死亡进行曲

 

中弹的士兵倒下
伤口继续冲锋。

最后连伤口也倒下了
但鲜血在奔涌。

 


骑兵挥舞着一匹骏马。

就是这个突然杀到的骑兵
他的两条腿留在了手术台上——

呵,骑兵变成了一匹骏马。

 


如果古老的枪支还在悲伤
那么,野性的火药整个儿湿透了。

如果古老的枪支也含着哀怨
那么,她正对准那些辉煌的脸
逐个把他们毁灭。

 


队伍们,你们跟上我呵
队伍们,你们跟上我呵!

 


任何人的死亡
都挡不住我的死亡。

所以我是踏着尸体前进的。

 


中弹的士兵倒下
我是其中坚持站着的一个!

 

7
死亡,留下了
一个无法愈合的伤口,——太阳呵
你的鲜血往哪儿奔涌?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往事

 

远离人群,我去探望
被秋天的劲风吹瘦的诗人.
远离人群,我去拣拾
被秋天的劲风打落的果实

在劲风里,我缓慢地转身:
呵,是一个我,疯狂地生长

 


死亡,垂直地下降
带我驶进节日的快车
在水平方向绕道而行
它们在这里形成不可能的十字
我在这里失去信仰

当转弯时,我有一个倾向
身不由己地放弃正直
──死亡,垂直地下降

 

3
被发现的〞事物〞,在诗人.中间盛传
像一只无法搬动的蚂蚁
被铸入蓝天之下的监狱
我在囚室里深情地观察,传诵

一块来自北极的冰,还在向南滑去
一个生根在中国的我,不断地溶化
你们为我流着泪,为我去了教堂
我被掩埋了,被彻底遗忘了
多好呵,诗人.手中攥着一把天上的沃土

 


夜深人静的时候,哨兵把心跳放了过去
前面的小村庄,埋着头盖骨、泉水和海图
从婴儿的尸体中开来的军队,向现实逼近
我在谁的队伍里?月亮刚刚打我额前擦过

哨兵在大叫:夜深人静!夜深人静!

 

 

医学院之岸

 
被风吹拂
这一天,大海是无用的灰烬。

灰烬上升起拯救
还是又一次毁灭的烟
──唯一的建筑,渐渐消散

又是风的吹拂
大海翻作互相遮蔽的脂肪
色泽空前晦暗:

燃烧陡然让巨大的〞泪滴〞离开
这一天,建筑师视线模糊
他的小火轮拖着他的肉体……

被风吹拂
痛苦在家里藏有厚厚的总图。

 

 

战前教育1996

 
愤怒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马老师独自奔跑。

他们的脸上涂满甜蜜
步兵操典也不再成为必要--
反动,军校的反动令他们快乐:

〞历史别转身,露出古籍
不是臀部,不是。〞

看哪,连历史的火车头也有遮羞布
马老师独自奔跑。

羞耻已从他们的生活中消失
现在,他们的脸是巨大的蜂巢。

马老师蒙面,独自奔跑
马老师放心,独自奔跑。

 

 

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时间就是解放我们的那人!
他向着我们奔来
分给我们一些金表
一些,腕上的禁锢
一些,怀中秘密的秩序

我们是否接受了时间?
我回答了:是的
但我不接受那只金表
掉在地上的金表,碎了
像一团小小的泥块

金表,滴滴答答地走着
全不是时间!
你们怀着被解放的兴奋
在金表上目送时间的离去

我是否接受了时间?
我回答了:是的
他一直奔进了我的心里
我和他一齐,向解放奔去

时间已把金表散尽!
你们指着我的背影:那人
挥金如土,那人
已把我们抛弃

我回答了:是的
时间就只是解放我的那人!

 

 

黑夜的遭遇

 

我们也扑向黑夜
万家灯火被迷途青年一声轻轻的叹息吹灭。

这是一对恋爱中的青年
身上只带着一份这个国家的地图
双双摸索着路边的灯柱

有没有光?
我们甚至什么也看不见
一下子扑进了黑夜。

一对迷途青年
一对恋爱中的青年
离路灯远远的
离路远远的
可能在这个国家的地图前分手。

但我们可能看到
他们就在这个国家的地图上相亲相爱。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纷飞的弹片。

我还是迎了上去
我的年轻的脸。

在这片土地上
我把剩下的最后一点勇敢用完。

我不带一丝畏惧的眼瞳里
只有小小的天空在盘旋。

这一阵乌鸦刮过来
像一片足够用力的种子
在我身边的土地上撒遍。

我是伏在土地上死去的农民
小小的天空在我头顶盘旋
永不消散。

 

 

纽扣

 

错误地做了世界的一粒纽扣
世界光着身子找不到它的制服
我们找不到扣眼

留下的只是针脚
布满剪裁得漂漂亮亮的土地
整匹整匹的高档衣料正在行走
我们没有留下足迹

闪现灵魂火花的地方全部虚焊
光着身子肩披威武的甲胄
让缝衣针拔地而起

有机会我们趁机倒下一具
很具体的尸体
一粒纽扣落地无声

 

 

怀抱中的祖国

 

怀抱中的祖国已经遥远
我的身子甚至随着她飞了出去

但祖国仍要在我的怀中
死去
或活着
让我感到她的体温和气息
感到希望
也远

但祖国仍要在我的怀中
像一个孩子
仍要经受许多苦难
许多幸福
我要去运

把雷声运过来
把雨点运过来
把祖国留在洁白的云端

但祖国仍要在我的怀中
一刻也不离去
像一个孩子
太需要关心

呵,怀抱中的祖国离我那么近
我的身子飘摇在暴风雨里
坚定在狂跳的心里

 

 

从四月奔向五月

 
1

拦住温柔的热血
拦住生命中受惊的烈马
还有不可遏止的疯狂草原。

我捂住疼痛的心口
捂住看不见的巨大伤口
慨叹我退化了的奔走的能力。

 

2

我最后的步子
也还瞒不过这痛楚中的土地。

我最后的步子
失去了想象
就走在干巴巴的大路上。

从我们的手心里奔出了烈马。

 

3

一棵纸烟神圣地燃着
也要到达终极。

我寻找结束,漫长的结束
回也回不来的结束。

生命中的烈马消失在我疲倦的走动之中。

 

 

冬季随笔

 

1

因我的呐喊而嘶哑的天空
雷声是无人能听到了。

因天空的呐喊而嘶哑的我
呼吸是越来越轻了。

谁来接着喊?

天空中只有鸟儿振翅划出的痕迹
只有鸟儿的呜咽
被我背过脸去吞下。

 

2

雪直接落到了尘土上
尘土直接落到心上
我的心啊,直接落到了
你不相信会到的地方。

 

3

和平的、宁静的大雪
正在把枪械里的铁融化
一支军队整齐地进入墓地获得永生。

和平的、宁静的大雪
使你一点儿也看不见天上
还有我,在呐喊。

我的心逐个敲打着
无辜死者的墓碑
我的心呵,要让整座墓园或世界醒来。

 

4

我的嗓子嘶哑了
天空在接着喊。

雷声是天空的鼾声
让它也好好地睡吧。

但雷声是天空的鼾声
但天空不知疲倦:

泼下来吧,整个冬天
那天上的呐喊化作鸦群的大雪!

 

 

教育诗篇

 

猛虎在经历她的诞生:
幼兽啊,你在我怀中的柔情
因短暂而变得珍贵。

猎手在经历他的诞生:
我来到世界睁开的第一眼
不是瞄准。

猛虎的第一声哭
比想象中的还真
猎手的第一声哭
我自己也曾经发出:

幼兽啊,让我和你一起长大
然后各自走向相反的方向——

猛虎随那绝美的兽性永无踪迹
猎手,如果是我
就被野蛮的人性葬在不朽之中。

 
大地的概念

 
虚无,像宝石一样镶嵌
在另一颗更贵重的宝石里
——人们的心呵
原本不该放置在这厚厚的黑丝绒之上

空军,一步步,在练习地上的行走
啊,我并未放弃对你们的要求
我并未让你们重新戴起头盔:下矿

黑暗的大地深处
人们的肺叶,如同一只只巨大的蝙蝠
在体内扇动着翅膀
虚无!我倒抽一口冷气
和空军一起朝蓝天胡乱放枪

但是,人们的心呵
原本不该放置在这厚厚的黑丝绒之上

 

 

如此简单

 

一个气泡巨大
从我这里望出去
仿佛已经触到太阳。

它没有破灭
对面的人群对我说
它像从未见过的飞艇。

空心,透明
全人类在里面居住
那是一个狂想在游弋。

一个气泡巨大
是我把它升起
而且永不破灭
直到你们什么也看不见。

 

 

衰老之歌

 
诗不会领我向二十岁而去
青春在我决心到达的地方焚烧肉体
我正在途中,渐渐变老
渐渐成为你们心中的远景。

我走得慢,更有人在前方焦急
有人用他们的大手折断道路
我决心到达的地方仍然遥远
诗就从来在那里等待火焰逼近。

我在你们和他们之间,不见绿意
我在你们和他们之外,决心到达
迷途的森林,燃烧的森林
三十岁,我正遇到一阵更猛烈的衰老。

但诗不会领我向二十岁而去
但青春在我决心到达的地方焚烧肉体。

 

 

诗人.嘴里的玫瑰

 

我说不出大多的玫瑰
甚至一朵玫瑰

那花儿打击我
让我一步步接近钢铁

更因为在锻造中
我说不出痛苦

一点点儿痛苦
把我整个儿埋没

海水的压力,盐的压力
我找不到自己的嘴唇、舌头

我听凭自己说着
太多的玫瑰开不出一朵玫瑰

钢铁厂被我轻轻打开
我也坐在钢水前流泪

我也坐在大海面前
说不出海面上漂着的钢铁

钢铁内部汹涌的玫瑰
我报出了她的名字

 

 

在了望塔的高处

 
人类的旗帜来自布匹
尽可能地飘展,尽可能地收起!

整个机场开始慢慢滑行
它,也有起飞的时刻,不可遏止!

止不住的我
在了望塔的高处,把额前的头发抬上去
梳理纷乱的航线;在了望塔的高处
观察人类纷乱的足迹:

空中的一步步
找不到下落!

整个机场,在空中,倾泻着
旗帜和布匹,倾泻着
人类的裹足不前!

在了望塔的高处,仍有我
像方尖碑的那里,仍有我
活看,尽可能地飘展
尽可能地收起

日志;羞辱;病历;荣誉!

 

 

向诗人.致敬

 

蓝墨水,也让我蓝
让我蓝过大海
让所有的人都来到大海边
寻找生命的源泉
或者就是生命的航船。

黑墨水,也让我黑
让我黑过长夜
让所有的人都堵在长夜的尽头
等着读到我写下的诗篇
那无尽的生命航迹。

红墨水,也让我红
让我红过鲜血
在大海中的,在长夜里的
在所有的人面前流淌的--

让所有的人摘下他的笔帽吧!

 

 

简单的悲歌

 
为丰收准备打谷场吧
为打谷场准备农夫吧
为农夫准备土地吧
为土地准备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为丰收多准备些喜悦吧
为打谷场多准备些喧闹吧
为农夫多准备些汗珠和笑容吧
为土地多准备些播种、耕耘和收获吧!

但是,为丰收准备掠夺吧
但是,为打谷场准备空旷吧
但是,为农夫准备牺牲吧
但是,为土地准备荒凉吧!

但是,播种的时节农夫冒烟了啊
耕耘的时节燃烧了啊
收获的时节农夫变成灰烬了啊!

 

 

更骄傲的心

 
更骄傲的心更热烈地跳动
简单!有力!

在乡村大道的泥泞中睁开一双眼
或者直接在人类的石油中
睁开。

在路面的沥青中
看到小资产阶级的早晨
的复杂
的脚印。

看到无家可归者方向坚定
看到
家大放光明
烛台上的火焰热烈地跳动。

更骄傲的心更高
谁也看不到。

 

 

戏剧场景

 
一生先知先觉在电话上渡过
但他并没看清任何一张对方的脸
那一颗颗心更深,回声至今尚未传来
(他倾吐,倾吐出未来)

一生不知不觉在电话线上渡过
电话线上的鸟儿知晓,所以纷纷走避
电话线里的电也明白,却送得更欢
(他倾吐,倾吐出未来)

哦,电话,消费着这时代中一人的一生
电话线落下,裸露的线头竟裸露狰狞
而腼腆的又一代齐刷刷骑上了话筒
(但他只是倾吐,只是倾吐出未来)

1999.9.8

 

 

无题

 
一个孩子在天上
用橡皮轻轻擦掉天上唯一的一片云。

一个孩子在天上
像趴在一张属于他自己的图画纸上。

一个孩子在天上
用铅笔淡淡描出无数个孩子的样子。

一个孩子在天上
他的痛苦,他的欢乐,他的蔚蓝,无边无际。

一个孩子在天上
他还决定,他的一生
必须在此守望橡皮的残碑,铅笔的幼林。

哦,教员们在降临——
一个孩子在天上用双手紧紧按住永恒:
一个错误的词。

2000.6.4

 

 

孟浪,本名孟俊良,1961年生于上海吴淞。20世纪80年代“海上诗派”代表人物。1992年获首届现代汉诗奖。1995年应布朗大学之邀赴美国,任驻校作家。曾出版有多本诗集,创造性地展现了语言本身的精美,拓展了现代诗歌创作的意境空间;其饱满的、富于激情的天才与广袤、深沉的故土融为一体,为解读现代诗歌提供了一个独特而又灿烂的范本。现居波士顿及香港。

周伦佑:诗歌流派与80年代诗歌运动

 

 

诗歌流派与80年代诗歌运动

——兼论80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特征

 

 周伦佑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价值颠倒、精神颓败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怀念开始增多了。在一些文章的追记中,在一些会议的交流中,在朋友间的私下摆谈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听到人们动容,动情地谈论“伟大的80年代”,谈论80年代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其中的“80年代诗歌运动”和“80年代诗歌精神”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什么是“80年代诗歌精神?”它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暂时不能从正面触及和展开这一论题,恰好我近期在做一些有关“流派学”方面的思考笔记,这让我联想到:众多诗歌流派的涌现和躁动,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就从“诗歌流派”这个角度,谈谈“80年代诗歌运动”的流派学表现。

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群体”、“流派”、“宣言”是最招人诟病的几个词汇。那些否定80年代诗歌运动,或者将“80年代诗歌流派”作为负面现象进行评价的批评家们,也往往是通过对这几个词汇的声讨,来实现他们对“80年代诗歌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而80年代的舆论环境,比现在更严酷,那时的批评家和“正派的”诗人们(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几乎是“谈‘流派’色变”,人人都以声讨“流派”为己任,并把这视为正义的呼声。当非非主义于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的流派主张时,顿时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攻击,说非非主义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诗歌的群众运动”。这些攻击,有的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前《星星》诗刊主编叶XX,此人恰好是文革时西昌地区一大派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宣传部长,文革话语十分熟练),也有先于非非主义而创立流派,打着“整体”的招牌(从托夫勒的《第三浪潮》中搬来的一个西学概念)而鼓吹宋明理学末绪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还有某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如欧阳江河等)……由来自不同阵营的嘈杂声音共同编织成的批判大合唱,成为80年代后期的一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面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会有如此多声部的强烈愤懑呢?为什么某些先锋诗人在反感和声讨“流派”这点上,和官方意识形态会达成共鸣呢?难道他们的义愤真的是在捍卫诗歌的个人性吗?在那些义愤填膺和愤怒声讨(包括某些酸溜溜)的言论后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被流派和非非主义激怒的那些义愤者的“愤懑”,其真正的原因是某种巨大的价值失落而导致的心理失衡。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叶XX之流)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的攻击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非非主义所张扬的独立自由的非意识形态写作立场,正是对以权力体制作为背景的官方文学伪价值体系的直指和颠覆(20多年来,权力体制对非非主义的多次禁绝、施压和打击,便证明了伪价值体系被击中要害的疼痛和震怒);披着宋明理学皮毛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对非非主义的攻击,则显现出二重人格者荒诞逻辑的极端荒谬性:我创立流派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创立流派就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就是犯下了不赦之罪(当然在非非主义的强光辐射下,石光华等人来自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八卦图”加汉大赋的陈词铺演,很快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那是后话);多方攻击中,只有“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欧阳江河等)反对“群体写作”的义愤有点逻辑上的、暂时的小小理由。当20世纪进入90年代,多个“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从不同的居住城市(甚至从海外)迂回颠簸,糜集北京,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时,情况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反对群体写作的、自命清高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突然间变成了某种群体性的流派写作模式的论说者和维护者。这时,对于非非主义的攻击和敌意依然存在(见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引用欧阳江河的话及程本人对非非主义的论述),但对“流派”、“群体”的愤怒和拒斥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也抱团成群体成流派了),这些抱团成群的原“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不仅整个群体要争当90年代中国诗歌正宗的、惟一的流派(所谓“90年代中国诗歌只有‘知识分子写作!’”),而且诗人个体也在他们抱成一团的群体流派中,为争夺该群体流派(即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内部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合纵连横,明争暗斗。我分明看到,这些当初配合官方意识形态声讨围剿“群体”、“流派”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他们当年声讨“群体”、“流派”之罪的那只喜剧之手,现在正好反打在了他们自己白净的脸上!这些年来,中国文人的这类滑稽表演我已经看得太多了。这些看似吊诡、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实,放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其实并不意外,它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诗歌悖论生存方式的某种变形表现。在这些非常态的矛盾现象后面,我们总能看到文学向其常态存在方式回归的隐形轨迹。

什么是流派?《说文解字》解“流”为“水行”,解“派”为“别水”;在现代汉语中,“流”有源流,流向、流动、变动不居等多种含义,“派”的含义则介于宗派、派别、分野这三个近义词的边际之间。两个单字合在一起构成的这个汉语名词,向我们昭示着某种无序中的律动,混沌中的有序,盲目中的自觉,空白中的建构,不可能中的可能。可以说,“流派”是人类的精神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实现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人类思想的多元化实现或文学观念的变构,总是体现为异端对正统的突围(这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的核心)。“异端”就是先锋。关于先锋,法国作家尤奈斯库如是说:“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一概括很具张力,但稍嫌抽象。我的中国式定义更简洁明白:先锋即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而文学方面的“先锋”,往往是和“流派”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流派是先锋的突现和锐进方式。没有流派便没有先锋,没有先锋和流派,便没有人类思想和精神多元化实现的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诗歌史上那些不同时代的先锋(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流派的形式来呈现和确认自己的。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西方现代诗人,也无不现身于某一诗歌流派中,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马拉美和瓦雷里是象征派的(属于象征主义的还有叶芝、艾略特);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派的;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意象派的(庞德随后又是漩涡主义的);布勒东、艾吕雅是超现实主义的(还有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墨西哥诗人帕斯也是超现实主义的);罗伯特·罗威尔、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白派的;金斯堡是“垮掉一代”的;博尔赫斯是极端主义的;罗伯特·勃莱、詹姆士·莱特是新超现实主义的;广受推崇的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是阿克梅派的……

——那么,在我列举的这些诗人之外,有不在流派中的诗人吗(指西方现代诗人)?当然也有。比如波特莱尔、里尔克,英国的迪伦·托马斯等。但这些诗人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当时的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比如波特莱尔受到18世纪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超验哲学和美国作家爱伦·坡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影响而完成《恶之花》,成为象征主义的先驱,里尔克早期受印象主义影响,以后受后期象征主义影响;迪伦·托马斯则主要接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并且,这些诗人在以后也往往会被归入某一流派或某一先锋思潮中,如波特莱尔被归入象征主义,里尔克被归入后期象征主义;迪伦·托马斯则被归入超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情况。

一贯以群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学界及中国诗人,如此强烈地惧怕和拒绝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矜持的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出于对异端的恐惧!

走向流派,便是从自发走向自觉;

走向流派,便是从模仿走向创造;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序走向有序;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元走向建元;

走向流派,便是由“个我”走向“他我”;

走向流派,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一部人类文化史,便是众多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政治的流派历时呈现,共时竞争,此消彼长,在继承中扬弃的绵延不绝的历史。人类从蒙眯走向文明的漫长隧道旅途中,各种思想流派和文学流派始终担负着先锋的使命。而众多的先锋诗歌流派在80年代中国的诞生、发展和确立,正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从封建性走向现代性的必须和必然。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担负着伟大的使命。

但是,并不是任何自称诗歌流派的个人和群体都可以被看做流派。要成为一个诗歌流派,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要件,其中,我认为以下五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一、对某一群体或流派具有认同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写作成员;

二、比较自觉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诗歌美学及写作主张;

三、用以定期或不定期刊布流派成员作品的流派刊物;

四、在一段时期中持续进行写作探索活动的持续性;

五、在写作主张和成员构成方面对其他诗歌观点和写作成员的必要的排他性(而不是任何写作主张都可以融合,任何写作者都可以任意划入)。

以上五个条件可简缩为“流派成员、”“写作主张、”“流派刊物、”“持续性”和“必要的排他性。”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五个流派条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进行一番“流派学”意义上的清理和确认。

纵观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版图,出现于1979年的《今天》杂志的一群作者,虽然被称为“今天派”,但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只是一个具有地下文学社团色彩的诗歌探索群体。随后的“朦胧诗”,虽然是对包括同一群作者(也含其他作者)在内的一些诗人在正式刊物上所刊载作品的延伸命名,但在对其创作特征的归纳上,显然已具备了某些流派的特征,可以认定为一个流派。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非非主义,还有莽汉主义,他们诗派、整体主义等。同一时期非常活跃的以孟浪、郁郁、刘漫流为代表的“海上”和“大陆”诗群,仍属先锋诗歌探索群体,而尚未形成为流派。由京不特命名的“撒娇派”应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诗歌流派,可惜它没能存续和发展自己。90年代的中国诗歌构图中,由“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者抱团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虽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而企图僭越历史,强行加封自己为整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惟一主体和全体,但可以确定无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歌流派——而且只是一个诗歌流派。上世纪末,因不满“知识分子写作”遮蔽历史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作为“他们”诗派口语诗尾声的少数几个人在话语权焦虑驱动下的一种超短期利益反弹行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不仅不是什么流派,甚至连群体也算不上。

在由一些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策划和结合的诗歌群体中,沈浩波、伊沙等人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带有太多的商业炒作和体制下半身的特点,但无疑具备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准部件。虽然“下半身”的少数诗人(包括沈浩波、伊沙)在近期的写作中,竭力地想摆脱“下半身写作”这一命名粘附在他们身上的恶臭污迹,但如同所有那些享有臭名的成名者一样,使沈浩波、伊沙等人成名的“下半身写作”已成为捆绑他们一生的耻辱柱——他们以“下半身”成名,也必将作为“下半身”写作者被永久地捆绑在他们酷爱的那根“把柄”上。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经常被某些人刻意忽略的“垃圾派”。按照我的标准,“垃圾派”是一个具备流派条件的当代诗歌流派。我认为“垃圾派”的写作主张和诗歌作品是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一直遭到主流文学界的拒绝和抹杀。那么“中间代”是一个流派吗?我认为不是的。虽然我对作为诗人的安琪评价甚高,但我坚持认为,由诗人安琪创意集合的“中间代”构成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这一命名并没有提供“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我们先来看“中间代”的界定标准。如果说“中间代”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指称(泛指60年出生的诗人),那“朦胧诗人”中也有60年代出生的(如顾城等),“第三代诗人”则大部分出生于60年代;如果说“中间代”是指一群诗人之间比较接近的、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某种诗歌美学和写作追求,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被划入“中间代”的诗人,不仅大多数人的诗歌主张各不相同,创作实践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只能说,所谓“中间代”诗人,是指介于“第三代诗人”和所谓“70后诗人”这一时间段之间的,在创作上没能进入“第三代诗人”行列的,在年龄上无法归入70后诗人的所有成名和未成名(绝大多数是未成名)的诗人。因此,我认为,“中间代”只是一个在众多人参与下,由安琪本人创造的诗歌事件,而不是一个流派。还有张嘉彦等人倡导的“低诗歌”运动,虽然以“崇低”作为其诗歌美学及写作追求,已具有某种流派倾向,但因其涵括太广泛(包括“下半身”、“垃圾派”、“反饰主义”等等)而模糊了其流派特征,故仍将其视为一个“崇低”的泛诗歌运动。最后还有“第三条道路”。虽然有两个“第三条道路”(互相对立的、互不承认的),但这个借自西欧的社会政治学名词(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自称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些诗人集合的称谓,产生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所谓的“民间立场”争论时期,明显的带有某种应激性的策略考虑(在这一点上和“中间代”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中间代”的应激策略是时间的,而所谓“第三道”的应激策略则是空间的)。虽然它曾自称“21世纪第一大诗歌流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自称的“第一大诗歌流派”有什么明确的诗学主张,也不知道“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我们只能从它的鼓吹者口中听到“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这一空泛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带有极大广延性的文化思潮,它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甚至建筑、广告、时装设计等诸多领域,仅就诗歌而言,光在美国,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就有几十个流派。将如此普泛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单一指标,是很可笑的。而从他们的文字表述也可以看出,鼓吹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在诗人的认定上,也没有什么标准,似乎只要是写诗的,都可以被任意地拉进“第三条道路”。故此,笔者认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

上面这幅诗歌流派路线图,从1979年一直绘制到当下。这便是我眼中的中国先锋诗歌流派谱系。我们寻找的“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一直寄存、发扬于那些涌现于80年代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先锋诗歌流派身上;还有在那些被“80年代”所感召而相继创立的新的诗歌流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80年代诗歌精神”的影子。“80年代诗歌精神”并没有完全死去,它通过旗帜不倒的先锋诗歌流派而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从个人走向流派,是中国诗歌自身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诗歌的生态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这是中国先锋诗歌由自发走向自觉而跨出的决定性的步伐。就其本质的意义来考察,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流派运动,是中国诗歌追求民主化和现代性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自治运动,其深层动因实含有艺术的“自由”与“自律”的双重诉求。可以说,没有80年代那些招人诟病的流派“宣言”和诗歌“群体”,便没有轰轰烈烈的80年代诗歌运动;没有80年代诗歌运动,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80年代诗歌精神!”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创作的相对自由及思想艺术的多元化,实在受益于伟大的80年代。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周伦佑在这里除了提出“流派学”这个概念,并从“流派学”的角度对中国先锋诗歌流派作谱系性的梳理和确认之外,主要是要为“80年代诗歌流派”正名——还需要我来正名吗?时至今日,时间早已为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发放了永久的通行证。20多年以后,非非主义仍然壮大地存在着,便是一个证明。当初那些反对和批判的声音,现在已经烟尘自散了。环顾左右,中国还有哪一位严肃的、纯正的诗人不是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流派的呢?笔者尊敬的诗人郑敏是“九叶诗派”的,牛汉是“七月诗派”的。北岛、多多是“今天派”的。连假清高的所谓“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也毫不犹豫地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派”了!这即是时间对“流派恐惧症”的治愈,也是“80年代诗歌流派学”的胜利。只要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绵延不绝,“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不会死去。

(2010年5月25日草成于成都温江杨柳河)

廖亦武访谈:“六四”后监狱里创作出的《毛时代的爱情》

“六四”后监狱里创作出的《毛时代的爱情》

Courtesy of Zhifeng Liao

流亡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 Courtesy of Zhifeng Liao

罗四鸰
 

2016年4月7日

1966年文革伊始。庄子归17岁。为了上北京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接见,他第一个上台,在誓师大会上打了自己 父亲一个耳光,还把出身军阀家庭的母亲送进精神病院。之后,庄子归的命运犹如一只蚂蚁一样,在时代的波浪中起伏:参加过红卫兵的文攻武斗、作为知青下放到 农村接受改造、返城后又逃亡到西藏。在从西藏回成都的火车上,他听到了毛主席去世的消息,之后十年文革结束。在这十年中,庄子归分别与四位女孩发展出没有 结果的爱情。这便是流亡到德国的中国作家廖亦武最新小说《毛时代的爱情》所讲的故事。

小说初稿秘密写于1993年的四川监狱,经多次修改,在今年3月8日最终定稿。中文本与英译本有望在今年推出,英文翻译为季羡林《牛棚杂忆》英文版翻译江晨欣。

廖亦武,1958年生于四川盐亭县,父母均为中学教师。文革期间父母离异,他曾沦为流浪儿,1980年代成为先 锋派诗人。因在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凌晨写作并朗诵著名长诗《大屠杀》,以及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廖亦武于1990年3月被捕,以反革命宣传煽动 罪获刑四年。出狱后,他多次化名出版《沉沦的圣殿》《边缘人采访录》《中国底层访谈录》等书,它们旋即遭官方禁止、销毁,却成为盗版市场的畅销书。 2007年,《巴黎评论》(Paris Review)发表了《中国底层访谈录》片段,2008年5月该书英文版《The Corpse Walker: Real Life Stories: China From the Bottom Up》出版,让廖亦武在海外一举成名。

2014年3月,柏林,刘霞攝影展上的廖亦武。

2014年3月,柏林,刘霞攝影展上的廖亦武。

Courtesy of Ali然而,在中国,他的言行依然受到严格限制,曾多次遭警察抄家,前后搜缴手稿几百万字,仅《六四·我的证词》便重 写了三次。在2011年台湾出版的《六四·我的证词》前言中,廖亦武讲述了自己写作的艰难:“每次大祸临头,我都怀着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被克格勃 抄去时的同样想法:‘立即发表!’”廖亦武曾十几次被禁止出国。2011年7月,因准备在美国和德国出版《上帝是红色的》《六四·我的证词》,受到警方再 次判刑坐牢的威胁,他买通黑社会,辗转越南逃亡德国。

流亡后的廖亦武,著作以多种语言出版,包括《吆尸人》《轮回的蚂蚁》《记忆仍留下》等,并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雪尔兄妹奖、卡普钦斯基国际报道文学奖、法国抵抗诗人奖等十多个重要奖项。

近日,纽约时报中文网通过电话和邮件采访了在德国的廖亦武。以下采访经过删减和编辑。

问:你最近完成了一部文革小说《毛时代的爱情》?

答:这部小说初稿是在监狱里写的。1990年,我因《大屠杀》诗案被判刑四年,辗转四个监狱,最 后在大竹县的四川省第三监狱服刑。大竹县在大巴山深处,很偏僻,但很有名。北京秦城不方便关押的政治犯,几乎都往这儿转。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也把鲁 迅的学生、鼎鼎大名的胡风转到这里,关了十年,活生生被整疯掉。胡风在八十年代平反了,图书馆还有关于他的许多回忆书籍,监狱长和政委常将“我们关过胡 风”挂嘴上,很得意的样子。“六四”有些不愿意开枪的军官也关这里。我入狱时,还有好几个文革造反派在里面,包括我小说里提到的重庆的一个造反司令,他给 我讲了不少文革故事,那个时候他很忠于毛泽东,邓小平当政时,每来一本邓小平的书,他就加若干旁批:放屁、吃屎、X你妈。这也放屁那也吃屎、X你妈,他觉 得邓小平背叛了毛主席。我号房的下铺,也有一个文化大革命关进来的反革命。所以说,当时在里面写这部小说,有人物氛围。

总之,这是个很奇特的监狱,混杂了文革政治犯、“六四”政治犯,其他时期的政治犯。还有国民党潜伏特务,暗号是 “把沙漠改造成绿洲”。还关了一个率众攻打县医院、焚烧避孕药具的农民皇帝。“六四”政治犯因为得到较多国际关注,其他反革命心理极不平衡,认为我们一辈 子反党倒不如你们临时反一下党,彼此矛盾很大。

我在这个监狱秘密写作。我们队的卫生员杨老头,曾是国民党《扫荡报》记者,算是读书人,我们很谈得来,我每写完 一部分就交给他,他帮我藏起来,以免检查监舍被搜走,这要是查到可不得了,会出加刑的大事。所以,杨老头这个老反革命帮了我很大的忙,当时全靠他替我藏匿 手稿,其中一部分就是这篇小说的初稿。我在监狱,有两个人对我影响很大,一个是教我吹箫的老和尚师父,另一个就是这位杨老头。

问:为什么想到在监狱里写一部文革小说呢?

答:我父母被文革整怕了,他们总是对我说,别惹共产党。可1980年代我还很年轻,热爱美国垮掉 一代,金斯伯格(Allen Ginsburg)的《嚎叫》、克鲁亚克(Jack Kerouac)的《在路上》、鲍勃·迪伦(Bob Dylan)的《答案在风中飘》,而绝大多数中国人热爱台湾邓丽君那种软绵绵的東西。我感觉几代中国人民(包括我父母)很可怜,我渴望去全球各地流浪、寻 觅、奇遇,弄清人生的真正含义。所以根本不把父母的警告放心上。直到自己跌进牢里,才猛然理解了他们。

不对,其实在1989天安门大屠杀发生,就理解“别惹共产党”的含义了。从西方广播电台里,清清楚楚传来枪声和 惨叫,太叫人崩溃了。之后,中国回到了文革,所有单位党组织对所有个人进行政治审查,每人必须向党交代,在学潮期间怎么想、干了什么。我当时在四川涪陵地 区艺术馆工作,中央有红头文件,搞人人过关,重大嫌疑就移送公安机关。我在重庆组织拍摄诗歌电影《安魂》时,车站、码头、大街、学校都密密匝匝贴满《通缉 令》,北京的、地方的学运、民运头头,据说大部分落网,王丹也被自己的亲戚告密,上了中央电视台。当时《安魂》剧组在四川外语学院和西南民族学院选女演 员,居然有武警部队驻扎在里面,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学生舞会都有持枪武警站岗,整个国家变成一座超级兵营,这种全国军事化,就是在拷贝文革毛时代。不同 的是,文革是几亿民众歇斯底里崇拜毛主席;而“六四”屠杀后,共产党丧失民心,只能靠军队制造红色恐怖。

后来我被捕,先后蹲了四个监狱。高墙内的军管,一直都是文革模式。1991年8月19日,苏联突发政变,戈尔巴 乔夫被囚禁,可眨眼之间,军队倒戈,局势也倒过来,苏联解体了!有个元帅还自杀了!记得当时,我所在的重庆看守所加了双岗,每座牢房上面,都架着上满大号 子弹夹的机关枪。我们这类政治犯被依次叫出去,交代对苏联解体的看法。平日小有违反监规,就警告一下,但在此特殊时期,武警被授权,稍有异常就开枪。这种 战备状态,酷似文革毛时代。

在这种监狱写这种小说很有氛围,比如大家一起政治学习、讨论,队部和全监开批斗会,高呼口号,被批斗对象也和毛 时代一样,弯腰九十度、挂大黑牌。像那位重庆造反司令,他是1976年“粉碎四人帮”时关进去的,因此思维、语言还停留在文革时代,连写批注的习惯也是模 仿伟大领袖毛主席。我觉得文革幽灵始终在中国徘徊,当我提起笔写《毛时代的爱情》,就成了“自然而然”。

问:小说完成后,你又修改了三次,直到最近才完成。你主要修改了什么地方?

答:我曾经和《巴黎评论》前主编菲利普•古里维奇(Philip Gourevitch)在柏林世界文化宫有过一次关于灾难记忆的对话。1994年卢旺达发生种族屠杀,他作为《纽约客》的记者前去采访报道,之后出版了 《我们想告诉你明天我们和家人一道将被杀害:来自卢旺达的故事》一书。20年后的某一天,他看见自己书架上有5本日记,这是他当年在卢旺达的现场记录,其 中有很多材料都没有派上用场。于是从这5本日记出发,他又写了一篇有关卢旺达屠杀的文章(Remembering in Rwanda),发在《纽约客》上。虽然少了现场感,但经过时间过滤,这种“回忆屠杀”变得更加令人深思。

菲利普任《巴黎评论》主编时,曾发表了黄文翻译的我的《吆尸人》片段,我们缘分不浅。所以我接着他的话题,谈我 的监狱自传被警察抄走两遍,第三稿才劫后余生留下来。经过时间、记忆一次次过滤,开始写作与最后完成,感觉太不一样了——这本《毛时代的爱情》的监狱初 稿,偷偷摸摸,速度极快,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一页纸密密麻麻挤很多字,每颗字才蚂蚁般大小。出狱后草草整理,2002年再修改一次,今年我最后修订—— 20多年啊,每次修订都生出诸多感慨。如今我在德国,在完全自由的环境写作,并能用世界平台,与杰出的西方作家同行们(比如赫塔·米勒)交流,不像过去在 国内孤独、秘密地写作,所以在文字上下了很大工夫。

问:庄子归的经历独特,也很具代表性,他是否有原型?

答:庄子归是我塑造的一个“逍遥派”,在文革早期疯狂拜毛之后,有不少人退出革命组织,既不“保 皇”也不“造反”,而是逍遥派。所以庄子归是文革众生相的一个缩影。而此前的1966至1968,中国社会经历了集体疯癫。这种国情就像奥威尔 (George Orwell)在《1984》写的那样,任何人都没有私人空间和私人生活。为了阶级立场,两口子今天还一起睡觉,明天就反目为仇,为捍卫毛主席在床上打 斗,头破血流。王友琴编著过《文革受难者》,她收集了659名文革受难者生平,你可以了解到,在毛时代,儿子打父亲,女儿打母亲,学生打老师是常态,因为 “天大地大不如毛主席恩情大”,广大农民群众幹脆直呼“毛太阳”。像庄子归在北京朝圣途中认识的聂红红,最后被保皇派从楼上扔下来摔成肉饼,还在高喊毛主 席万岁。她父亲是保皇派队长,虽然她是造反派烈士,但她的父亲还是被活埋,这跟现在的恐怖分子一样,超级灭绝人性。

不过,表面上一切忠于毛主席或是《1984》里的老大哥,私底下还是有约会的,虽然扭曲,但还是有一种值得回味 的人性,比如聂红红的悄悄话:“爸爸还是爸爸啊。”这话在毛时代初兴的风暴中,就是大逆不道。当时大逆不道的典型,首推遇罗克,写《出身论》,论证“老子 混蛋儿子并不混蛋”,就被枪毙了。

问:你对那两年还有印象吗?

答:那个时候我只有七八岁,亲眼见我爸爸妈妈在台上挨斗。我当时刚上学,老师带我们去参加批斗大 会,没想到最后一个揪上台的是我妈妈,弯腰90度。脖子上挂著“投机倒把”的大黑牌。老师说:“那不是廖亦武的妈妈吗?”于是所有小孩子都用鄙视的眼光瞪 我。我当时就受不了跑掉,从此再也没上学,成了无家可归的流浪儿。

问:你如何看如今习近平的个人崇拜?

答: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当年多次挨整,特别是文革,被毛泽东整得半死。老子被整得那么惨,儿子还搞这一套,如果不是包藏祸心,要把江山葬送,这个人纯粹就是变态。

问:庄子归在聂红红死去,第一段爱情结束后,才成为逍遥派,走出个人崇拜的吗?

答:类似《1984》的状态不可能维持那么久,实际上,毛时代也没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好像所有人 都在和毛主席做爱——我现在这么说,倒回去50年,会被毙掉——那时候所有人的意淫对象都是毛主席。他在广场八次接见红卫兵,全国人民都朝着他射精。这就 像一个人在床上做爱,射完精还有劲儿吗?所以经历了文革初期的偶像崇拜及“文攻武卫”,你死我活的几亿人把精射完了。毛主席意识到一种危险,这么多城市红 卫兵怎么办?于是想出一馊主意,他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教育,很有必要。”这是小说第二部分。

问:小说第二部的知青生活与绝大多数知青小说很不相同,知青几乎是乡民的祸害,这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吗?

答:当时知青下乡,如果家里不寄钱,是养活不了自己的。因为他们挣不了工分,只有小偷小摸,或拉 帮结伙行窃,一再祸害乡民。当时的贫下中农又没啥文化,比退役红卫兵愚昧多了。所以双方矛盾越发加剧。在我看来,这才是当年“上山下乡”的真实故事。国内 知青小说都在渲染什么青春无悔,简直放屁。我哥就是知青,我爸妈被关起来时,我曾下乡去给他煮饭。知青们就喜欢成群结队,翻山越岭,四处蹭饭。那时的地下 流行文化,有外国民歌,1949年之前的上海滩靡靡之音,苏联歌曲,然后是小说手抄本,传播最广的是《少女之心》。毛时代唯一的色情小说,看得人烧心烧 肺,裤裆起火。

问:你的小说中有多处极其大胆的性爱描写,最后一章“毛主席在做爱中死去”有何寓意?

答:无论是毛时代,列宁斯大林时代,还是希特勒时代,或是《1984》,所有极权暴君上台,都有 一共同特点,就是以革命的名义禁欲,以禁欲来证明自己的纯洁。没有私生活,感情只有革命同志之间的感情,也没有做爱这一说,在偶像崇拜运动中,希特勒、斯 大林、列宁、毛泽东,都是全党全国的意淫对象,这么一个肉体凡胎,大家都要爱他,所有的男人、女人、不男不女的人的爱情,都高度集中在他身上,个人生活第 一要务就是公开禁欲。十年之后,这么大一场运动渐渐流产,江湖上风传毛主席快死了。可不早不晚,偏偏在回乡途中的庄子归做爱时,不,正要进入时,死了。

问:小说第三部分是写庄子归在西藏逃亡的过程,其中涉及西藏1959年起义和西藏文革的历史。西藏在文革期间也是不是和内地一样呢?

答:在庄子归的几段爱情中,与藏族姑娘卓玛的爱情算最成熟,在地老天荒中,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 总算有一段成熟的爱情,虽然短暂还是成功。即便如此也未能脱离文革,逃脱时代的命运。文革十年,藏区也同样受到冲击,这可以参看王力雄的《天葬》、茨仁唯 色的《杀劫》《西藏记忆》。唯色的父亲拍过不少文革时期的照片。2012年,我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用柏林文学节的平台,做了一个现代艺术展,其中一部分 展览就是西藏文革,都是唯色提供的老照片。因此,最后庄子归不得不仓皇而逃,因为官方开始追查达赖喇嘛的讲话。1976年3月10日,西藏起义17周年 时,达赖喇嘛发表了一个讲话,那个讲话对于西藏走出文革具有爆炸性的影响。小说中,卓玛家两位参加过西藏文革的“翻身农奴”,就是听了这个讲话,幡然悔 悟,开始忏悔,背石头修庙宇的。

问:今年是文革发起五十周年,知识界在呼吁反思文革,你怎么看?

答:这几天我在看达赖喇嘛自传《我的土地,我的人民》,当年他还是试图和中国侵略者 沟通,经过血雨腥风中的几番和平努力,最后连自己性命也难保,只得逃亡。可他还是坚持非暴力,平静地说出真相,最后让民族的宗教、传统和文化得以繁衍,在 世界产生这么大的影响。虽然他失去了祖国和领土,但从藏传佛教的传播来看,达赖喇嘛非常成功。中国社会要达到达赖喇嘛这程度,我这辈子是看不到了。中国人 一直在掐架,掐架,偶尔也道道歉。为什么不老老实实把基础工作做好呢?像王友琴做《文革受难者》那样,一个一个去收集,一个一个去记录,做最基本的访谈和 田野调查,去搜集基本的资料,为什么不做这些?反而去纠缠一个宋彬彬的道歉,如何如何,不就是因为她受过毛太阳的接见,是宋任穷的女儿?中国人潜意识还是 在乎权贵。

(罗四鸰,自由撰稿人,现居美国)

 

(转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青松:美学正义与精神救赎

 

 

美学正义与精神救赎

——朱其主编《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的艺术意义

 

青松

 

 

 

无论出于政治社会史还是艺术史的意义,1989都是一个关键的年份。这一年的6月4日,由20世纪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发展而来的政治民主运动遭遇血色挫折。由此给中国当代艺术方向带来转折性的改变,所谓向西方补课性质的现代艺术时期自此彻底转向后现代主义,开始了艺术史意义上真正的中国当代艺术。而这个转折,以枪声为标志,似乎早在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中国现代艺术展上就已经被预言——艺术家肖鲁向自己的装置作品《对话》开枪,枪声告别了她逝去的爱情——也自此告别了80年代的激情。

1989之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全面转向了消费政治——投身于市场经济和消费社会,以物质欲望的满足和无灵魂的身体狂欢为认同。1993年1月,由香港汉雅轩画廊主办,张颂仁、栗宪庭策划的“后89中国新艺术展”在香港举行,后又到澳大利亚,展出中国大陆50余位画家的200余件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呈现了两种风格:玩世现实主义和政治波普艺术——之后经由威尼斯双年展、圣保罗双年展等一系列国际展览,迅速获得国际意识形态政治和艺术市场认同,成为代表中国当代艺术的典型风格。“后89”艺术在此似乎成为一个能够进入艺术史的概念了,它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之门,也获得了极大的国际认同。

不可否认的是,所谓“后89”艺术的成功是建立在“89”学运“64”殉难者的丰碑之上的。“89”成为一个中国当代史绕不过去的时间,“64”成为大陆官方叙事极力掩盖的事件。“后89”艺术的命名在语义上直接建立了与“89”时间、“64”事件的联系,以此表明它的艺术史意义也如同“89”“64”在社会史上的意义一样重要。似乎如此,有著名艺术策展人的推动,有新生代表艺术家的参与,之后还有在威尼斯、圣保罗等著名国际艺术展览上的亮相。

然而,他们在现世以玩世、波普之名的成功,却完全罔顾了“64”的真义。以“89”之名,却弃“89”而去。只从时间而论,确实可称“后89”艺术,但在意义的关联上“后89”艺术与“89”和“64”没有一丁点关系。有的只是遗忘和忽略。

遗忘不只是艺术界内部的事情,更是国家意志的企图。为了达成选择性遗忘的目的,“64”或者“六四”的一切文字和图像记忆被从公共传媒平台中删除,仿佛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远比八十年代更为开放的经济政策的快速实施,带来了全民涌动的商业热潮,社会主题更为彻底地转换为黄金的颜色。耀眼的光芒亮瞎了这些被选择性遗忘了历史真相的人们,国人们蜂拥在盲道上,疯狂疾进,完全忘却了八十年代的情怀和“89”的激情,“64”已是一个褪色的传说。

距离那个血色的夜晚已经整整25年,在禁锢森严的围墙之内真相继续被遮蔽,国人依旧被看做只有力比多而没有大脑的弱智者,可以随意戏弄。一定意义上,这是一个蒙羞的时代、耻辱的时代。我们沉溺于遗忘之中无法自拔,装睡不醒。

这也是一个艺术蒙羞的时代,当那些玩世和艳俗的“后89”当代艺术作品屡屡创造拍卖场上的天价记录时,那些“64”殉难者的理想和牺牲都被漠视。“后89”以来的当代艺术并没有创造时代,因为它们生长在记忆缺失的真空之中,匮乏了艺术最基本的真实。二战之后,面对奥斯维辛集中营死难的几百万犹太人,阿多诺质问:后奥斯维辛,艺术何为?我们今天同样应该质问:“89”之后,艺术何为?“64”之后,艺术何为?

曾经的“后89”艺术只是冒“89”之名行失忆之实,远远不能代表“后89”艺术的真义。在所谓“后89”艺术的废墟上,需要重建真正面对“64”历史真相的“后89”艺术。

事实上,有一些具有良知的艺术家一直以个体的身份独立对抗这个抹杀记忆的体制。他们拒绝遗忘,视记忆为艺术的源泉。他们重建记忆,希望恢复“64”的真相和尊严。他们潜行于地下,创作了另一个中国当代艺术史。但是这种面对历史真相的艺术同样遭到遮蔽和清除。记忆以及恢复记忆的努力,都为墙内所不容。

无奈之下,只有在墙外寻求自由,呼应墙内的不屈斗志。2014年纪念“64”25周年前夕,大陆著名艺术批评家朱其主编的《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在香港溯源书社出版,开“64”艺术出版之先河。

书中共收集了23位艺术家的作品,涉及行为艺术、装置、油画、水墨、摄影等多种艺术形态,或直面现场,或象征隐晦,无不以“64”记忆重建为意旨。如朱其序言中所称:“作为一本抛砖引玉的“大陆六四艺术”首度结集出版物,绝大部分艺术家都同意署了真名,这是大陆艺术人史无前例的一次真诚无畏的集体出场。”直面历史,即是面对了真实的自己,也是面对了艺术的真实,这是所有艺术出发的原点。有了艺术的真实,才可以再去论及艺术高下,否则只有最基本的真伪问题。

朱其在序言中谈到:“在中国特殊的‘新1984’框架下,需要重新定义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六四艺术可以看作这一美学政治的出发点或者早期实践”,“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应该是当代艺术重新出发的一个精神起点……”在极权主义和消费主义混合而成的后极权主义即朱其所称“新1984”的当代中国语境中,作为文化政治的中国当代艺术必然要“重新定义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有别于1949年以来的革命政治以及1989年之后的消费政治。艺术不应完全作政治的奴婢和工具,也不应完全回避政治民主的社会实践。政治民主的追求和实践是艺术民主的现实基础,也是其应有之义。特别在非民主的极权主义语境,当代艺术对政治民主追求的介入和实践更是其文化政治属性的必然,而且由于其强烈的处境化意识,有可能会生成特殊时空的艺术意义。

在20世纪世界民主运动史上,“64”学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像一个发动机,从中国出发并受挫,却把影响扩展到整个世界,直至改变了全世界的意识形态版图。面对如此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文化政治的当代艺术回避“64”是不可想象的事情。25年来,那些崇尚消费主义的当代艺术无论在拍卖场上多么风光,都无法正视它回避“64”这个事实。回避历史真相的艺术,注定其精神的短板。

当代艺术亟需转折,从消费政治中走出,参与到现实的文化政治实践中去。对于中国社会的民主进程,“64”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障碍。必须追求历史真相,主动承担责任,表明忏悔意识,中国才可能真正走向未来。对于中国当代艺术而言,同样如此。朱其说:“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应该是当代艺术重新出发的一个精神起点……”今天消费主义的当代艺术出现的价值真空问题,可以追溯至1989年夏天的风云际会。是否能正视“64”,是一块当代艺术的试金石。

当代艺术的转折是今天的迫切问题,而对“当代艺术转向哪里”的回答,越过今天,直接指向了25年前那个纷乱而紧张的夏夜。朱其有着政治哲学的判断力,也有艺术的救赎情怀。他不回避艺术与政治的关系,希望重建美学正义。面对当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泥潭,他也希望以“64”艺术的精神能量去加以救赎。正义与救赎,分别隶属于地上之城和上帝之城的主题,也是当代艺术的两翼,构成其完整价值所在。

朱其以及他书中编选的艺术家们,在《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书中的无畏亮相,唤醒了一个沉睡25年的问题:“89”之后,艺术何为?

(《血色彷徨——1989年的政治和美学》,朱其主编,溯源书社2014年6月出版。青松,艺术史博士,当代艺术批评家,现居中国大陆。)

 

(原载《纵览中国》2014年6月14日)

胡平:从网络上的恶性争斗谈起

 

 

从网络上的恶性争斗谈起

 

胡 平

 

 

 

在中国,互联网承担了在别的国家不会承担的任务。今日中国,风起云涌的异议运动、维权运动、民间反腐败运动,离开了互联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无怪乎中国的网民要说:互联网是上天赐给中国人民最好的礼物。

脸书推动了埃及革命,让很多中国人好生羡慕并自愧不如。其实那未必是中国的国民不行。想想看,如果八九民运时中国就有今天这样普及的互联网,共产党专政还能过得了那一关吗?

互联网的好处多多,自不待言;但网络造成的弊端也是明显的,尤其是在互动性强的公共论坛、社交媒体和邮件群发组,你经常可以看到党同伐异、斗气逞强、冷嘲热讽、粗言恶语、人身攻击,外带起哄架秧子。有些志同道合的群体或组织为了加强内部的沟通与合作,设立了自己的论坛或邮件群发组,殊不知在这种内部人的论坛或群发组里,更容易产生互相攻击谩骂乃至人格侮辱。有不少人,包括一些比较出名的人,就是因为反感网上这种粗野低俗的气氛,退出了网络,甚至退出了那个群体或组织。

目睹这样的状况,很多人大发感慨,感慨中国人的素质低下,悲观地说:“看来,中国人离民主还很遥远。”

其实,这和中国人的素质高低倒没有什么关系。在西方人那里,上述情况也不少见。去年,《纽约时报》前执行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社交媒体是否放大了我们的恶毒”。

凯勒写到,他在时报网站上自己的专栏文章下面看到一些读者的评论,随手回复了几条,但除去偶尔带来了非常生动、并具启发性的辩论,大部分交流充斥着尖酸刻薄的话语和口号。但比起时报网站,推特(Twitter)上的交流明显更为恶毒且肤浅。这就像是一个相对客气有礼的城镇会议,和一个大家可以随便上台表演的末流喜剧俱乐部开放之夜的区别。

凯勒指出,社交媒体比一般的网站更容易成为垃圾场,因为社交媒体更不适于长篇大论,不适于深度地讨论问题;另外,社交媒体又缺少过滤功能,因而使得粗言恶语泛滥成灾。凯勒认为,社交网络鼓励党同伐异。在这里,一个人很容易会对挑战自己偏见的观点嗤之以鼻,而无人质疑的偏见又很容易简化成标语口号。网络鼓励人们快速地发表自己的评论,而一旦你对外界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你就很不乐意改变和纠正。很多人上网,唯恐没多少人听到,所以就大喊大叫,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是蓄意挑起事端,引发争斗。再有,很多网络允许匿名,这就为恶意的、不负责任的言论大开方便之门,如此等等。

互联网引出的这些弊端,早在问世之初就发现了。上个世纪末,美国学者帕翠西•华莱士(Patricia Wallace)写过一本书《互联网心理学》,其中有一章专门讲到“怒火与争斗--网上攻击心理学”。如果说人的天性中就有好斗性或攻击性,那么,互联网这种特殊的方式则放大了这些特性。

对互联网的一些早期研究表明,发生在网上的谩骂、咒骂、侮辱等要比面对面的争斗更多更激烈。人们在网上常常表现得要比在实际生活中更好斗更有攻击性。作者提醒我们,心理学研究证实,我们所处的环境是能够影响我们的行为方式的。一定的交往方式,影响着交往的质量,并影响着交往者的心态乃至性情。绝大多数人在某种特殊的氛围中,会做出与自己性格不符的事情。

互联网创造出一种虚拟空间,它使得在实体空间相隔的人们可以即时地交流,好像大家坐在一起交谈。但是,虚拟空间毕竟不是实体空间。

在互联网上,我们不是用嘴说话,而是用手敲键盘。且不说有时网速慢,让人不耐烦,单单是打字比说话费力气,我们为了省事,懒得多打字,于是在网上的发言常常是直来直去,缺少客套,这就显得生硬。如果你嫌麻烦不回复了或者只用几个字打发,那又显得很傲慢。

更重要的区别是,在网上,我们彼此是看不见的。这就和在实体空间里大家当面交流很不一样。俗话说,见面三分情。大家聚在一起交流,不论是讨论严肃的议题,还是聊闲天,那多多少少都会营造出一种友好的气氛。即使参与者互不相识,但是彼此都可以看到对方的脸,而一般人总是要脸的;这就是说,当着众人的面,一个人总会有所顾忌、有所约束。再有,人的脸色或曰表情,一个微笑或点头,一个皱眉或撇嘴,往往能比语言更迅速地显示出人的好恶倾向。它们会对一种观点、一种态度或口气形成某种影响,或鼓励或抑制,从而使得一定的言说格调和氛围得以维系--而这些恰恰是虚拟空间的网络所缺乏的。

既然一定的交往方式会影响着交往的质量,并影响着交往者的心态乃至性情,那么,为了达到较好的交往质量和保持较好心态或性情,我们就需要建立较适当的交往方式。这层道理其实一般人早明白。譬如在饭局上谈生意解决纠纷;譬如在会议上安排主持人,确定规则程序,以免众声喧哗,乱吵一气,不欢而散。特别是打官司,有的原告和被告是冤家对头,势不两立,你很难指望他们彼此能理性对话,因此就让律师出面代理,双方的律师也不是面对面争辩,而是各自面向法官或陪审团说话。如此等等。

因为网络能够克服空间的距离,这是虚拟空间胜过实体空间的地方。因为网络能够即时互动,鼓励更多更平等的参与,这是互联网胜过传统媒体的地方。但是网络世界也有它的短处。其弊害之一就是,它容易使我们变得烦躁、好斗,容易造成无谓的敌意和争斗。

正像华莱士所说:“若想降低网上的敌对气氛并远离纷争,重要的是确定引起争斗的原因。”如果我们意识到网络上这些敌意与争斗的发生,其实是和网络这种特定的交往方式有关;如果我们意识到一般人(包括我们自己)在实际生活中其实要比在网络上更好处一些,那么,我们或许就会对网上的恶性争斗看得更淡一些,同时也会提醒自己在网上表现得更好一些。另外,还可以考虑设立一些可行的规则,以便使网上的气氛更健康一些。

由于在今日中国,实体空间仍然被中共所霸占所垄断,因此中国人对网络这个虚拟空间格外重视。然而,虚拟空间不可能代替实体空间。很多事只有放到实体空间才能做得好,才能做得成,因此,我们务必不可松懈对实体空间的争取。

 

(原载《中国人权双周刊》 第134期 ,2014年6月27日—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