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簡介

张福生：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我了解的“黄皮书”出版始末

 
张福生
 
 
 
 
 

编者按　提起“黄皮书”，不由将人的思绪带回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那个精神粮食极度匮乏的年月，一套黄色封皮，上面印有“内部发行”字样的书籍，成为许多人寻觅、传阅的珍宝，那是青年人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带来异域之火照亮了他们的精神生活。在那些书中，俄苏文学作品占了相当比例，其中一些后来曾以公开发行的方式一版再版，有的如今已被公认为文学史上的经典。那些作品曾直接影响了新时期文学的孕育、分娩和成长，是中俄（苏）文学交流史上一段离奇而重要的故事。三十多年后的今日，我们仍然在很多人（比如“今天”派作家，比如先锋派作家）的回忆著作和文章中，不断看到这些名字：《人、岁月、生活》、《带星星的火车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它们和青春、地下阅读、思想解放等一些词连在一起出现，并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褪色。然而，关于“黄皮书”的讲述，基本上都是个人性的、零散的，尚未见到较为全面的介绍，对于其来龙去脉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

张福生先生自1977年以来，一直就职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外国文学编辑室，虽然入社时“黄皮书”出版工作已结束，但多年来他用心搜求，多方了解，对“黄皮书”的出版过程有相当的掌握。在应本报约请撰写文章的过程中，他又当面请教、电话采访了多位与“黄皮书”有关的出版界、文学界前辈：孙绳武（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主要负责人）、陈冰夷（曾任《世界文学》、《外国文学参考资料》、《外国文学动态》主编，兼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李曙光（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秦顺新（曾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黄皮书”具体编辑之一）等。张福生先生特别强调，文章的写作首先要感谢上述几位先生的帮助。下面发表的文章采用访谈体，文体的转换由本报编辑完成。

文革前出版的“黄皮书”

“内部发行”带来“神秘”色彩

 

读书报：近年来，一些作家、学者常常在回忆文章中提及“黄皮书”的事情，还有一些学者想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却苦于资料难觅，不得其门而入。据传，您是国内收集黄皮书较多的人，与参与“黄皮书”出版的一些前辈也多有接触，能否先简单介绍一下“黄皮书”的概况？

答：所谓“黄皮书”，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内部发行”的图书中较为特殊的一种。由于其封皮用料不同于一般的内部发行书，选用的是一种比正文纸稍厚一点的黄颜色胶版纸，故而得了这么一个名符其实的俗称。也有一些书虽未采用黄色封皮，但人们也把它们归入“黄皮书”的行列，这个后面再详细解释。

“黄皮书”的封面或封底印有“内部发行”字样，有的书中还夹着一张长一寸、宽二寸的小字条：“本书为内部资料，供文艺界同志参考，请注意保存，不要外传。”开本有三种：小说一般为小32开，理论为大32开，诗歌为小32诗开本。

60年代初“黄皮书”问世时，每种只印大约900册。它的读者很有针对性：司局级以上干部和著名作家。这就给它增添了一种“神秘”色彩。据当年负责“黄皮书”具体编辑工作的秦顺新先生讲，他曾在总编室见过一个小本子，书出版后，会按上面的单位名称和人名通知购买。曾在中宣部工作，后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辑的李曙光先生也讲，这个名单是经过严格审查的，他参与了拟定，经周扬、林默涵等领导过目。俄苏文学的老编辑程文先生回忆说，他在国务院直属的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时，具体负责对苏调研，所以他们那里也有一套“黄皮书”，阅后都要锁进机密柜里。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结束的？

答：“黄皮书”的出版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文革之前，主要在1962年至1965年间集中出版了一批“黄皮书”，其中如小说《苦果》（1962）、诗歌《人》（1964）、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等。第二个阶段是文革中期到文革结束，主要在1971年至1978年间出版了一批，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等，其中如《人世间》（1971）、《白轮船》（1973）、《滨河街公寓》（1978）等。

以前，我一直认为“黄皮书”的第一本是1962年2月出版的《苦果》（该书收集了25篇包括苏联、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作家的小说、诗歌和论文），李曙光先生以及《苦果》的译者之一曹苏玲先生也都这样认为。但是，前几天，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在《苦果》之前的《山外青山天外天》（1961年）等书也应归为“黄皮书”。这本诗集的封皮是绿色的，上面未写“内部发行”字样，但书里夹有印了“本书为内部资料……”字样的小字条。我查了一下中国版本图书馆编辑的《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确实列有这本书。秦顺新先生认为，“黄皮书”系列的出版可以追溯至1957年出版的《不是单靠面包》。如果秦先生记忆不错，“黄皮书”的出版似乎有一个“序曲”阶段，但这点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下面，在介绍“黄皮书”出版的两个主要历史阶段之前，首先需要了解一下“黄皮书”的缘起。

诞生于“反修”大背景下

读书报：作为“供批判用”“反面教材”的“黄皮书”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具体的背景如何？

答：从这套书的出版年代和书目不难看出，它是在反修大旗下诞生的。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出版界的前辈、“黄皮书”最初的负责人孙绳武和秦顺新等先生。他们说，1959年至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步恶化，中宣部要求文化出版界配合反修斗争。人民文学出版社作为国家级文学专业出版社，为反修工作服务是责无旁贷的。根据当时苏联文学界争论的一些问题，如描写战争、人性论、爱伦堡文艺思想等，出版社确定了一批选题，列选的都是在苏联或受表扬或受批评的文学作品。

这个问题，我也曾问过《世界文学》的老领导陈冰夷先生。那天（1998年10月15日），他讲了许多，大致的意思是：1959年12月到1960年1月，中宣部在新侨饭店跨年度地开了一次文化工作会议，当然透露出来的是比中宣部周扬更高一层人物的精神。会后周扬找一些人谈话，讲要出版反面教材，为反修提供资料。这是很明确的，但没有正式文件。

陈冰夷先生告诉我：“这个会议很重要，我事先知道，所以我在1959年底，以《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名义，出版了‘世界文学参考资料专辑’，书名叫‘苏联文学界最近时期重大争论’……”后来，我找到了陈冰夷先生讲的专辑的第二本，它收了39篇争论文章，278页。封面上印着“内刊部物・专供领导参考”。这里颠倒了一个字，应为“内部刊物”。封底没有定价，只印有“1959年11月19日编”的字样。

他还提到一个背景。1959年5月，苏联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茅盾先生率团出席了会议。那时苏联文学界已经开始有些乱了，对许多问题争论不休。我们对涉及问题的一些具体作品没有读过，所以周扬他们要了解情况，掌握材料，配合即将爆发的两党斗争。

从陈冰夷先生的谈话感觉，他认为这是“黄皮书”“来龙去脉”的“来龙”。就“来龙”问题，我问过许多老前辈，因为没有文件，大家都说得不很明了。李曙光和高莽先生认为陈冰夷先生的这个说法合乎实情，是可信的。

读书报：还有其他当事人向您讲到“黄皮书”的缘起吗？

答：在今年8月5日和我的通话中，李曙光先生说：“1959年12月那次新侨饭店会议后，周扬找了一些专家、理论家座谈，探讨反修、批判资产阶级文艺中的人道主义、人性论等问题。陈冰夷在，还有姜椿芳、冯至。主要是要大家对外国文学界发生的大事加强调研，要出反面教材，为文艺界领导提供参考。”李曙光先生还讲：“中宣部专门成立了一个文艺反修小组，经周扬与林默涵研究，具体负责人是林默涵。这个小组主要是起草反修文章，同时抓‘黄皮书’的出版，我协助林默涵做联系工作。我主要联系的人是陈冰夷同志，有时也找过叶水夫同志。记得较早出版的是《苦果》。由于我是联系人，‘黄皮书’出版后都送我样书，有时也看清样，记得看过《〈娘子谷〉及其它》的清样。”

关于新侨饭店会议，秦顺新先生讲，他听过这次会议的传达报告，记得是周扬还是钱俊瑞讲过一句话：“我们对欧美文学的了解基本是一片漆黑，对苏联东欧的了解也是一知半解。”要出版外国文学参考材料，这个精神是向出版社传达了。

1971年以后出版的“黄皮书”

文革前的“黄皮书”出版

读书报：文革前，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了哪些书？

张福生：文革前出版的应包括小说：《苦果》（1962）、《人、岁月、生活》（第一、二部，1962）、《生者与死者》（1962）、《带星星的火车票》（1963）、《解冻》（1963）、《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1963）、《索尔仁尼津短篇小说集》（1964）、《战争与回声》（1964）、《苏联青年作家小说集》（上、下，1965）、《军人不是天生的》（1965）、《小铃铛》（1965）、《艾特玛托夫小说集》（1965）等，大约近20种。

诗歌：《人》（1964）、《〈娘子谷〉及其它》（诗集，1963）、《焦尔金游地府》（1964）等几种。

剧本：《德聂伯河上》（1962）、《伊尔库茨克故事》（1963）、《保护儿子》（1963）、《晚餐之前》（1964）、《暴风雪》（1963）等约10余种。

还有一批文艺理论著作：《苏联文学与人道主义》（1963）、《苏联文学中的正面人物、写战争问题》（1963）、《苏联青年作家及其创作问题》（1963）、《苏联一些批评家、作家论艺术革新与“白俄表现”问题》（1964）、《人道主义与现代文学》（上、下，1965）、《戏剧冲突与英雄人物》（1965）等，约13种。这些理论书很少被人们提起，其实它们是“黄皮书”极重要的组成部分。

列入“黄皮书”系列的除了苏联文学作品外，还有其他国家的几本书，数量不多：美国的《在路上》（1962）和《麦田里的守望者》（1965）、意大利的《费鲁米娜马尔土拉诺》（1964）、英国的《往上爬》（1962）、《等待戈多》（1965）、南斯拉夫的《娜嘉》（1964）、保加利亚的《暴风雨过后的痕迹》（1965）、瑞士的《老妇还乡》（1965），还有一本法国文艺理论家的集子《勒菲弗尔文艺论文选》（1965）。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书目是怎么选定的？

答：秦顺新先生告诉我：孙绳武先生当时全面负责这套书，他对送来的每一期《进口图书目录》都仔细阅读，挑选出一些苏联当时最有争议或得奖的图书订购。那时编辑部也订了许多苏联文学杂志和报刊，如《文学报》、《旗》、《星》、《十月》、《新世界》、《我们同时代人》等。大家分头阅读，提出建议，最后由孙绳武先生批准。

读书报：“黄皮书”当时主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吗？还有没有其他出版社的参与？

答：“黄皮书”主要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同时还用了“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文革”前，“中国戏剧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牌，就如现在外国文学出版社一样。当时的“作家出版社”与现在的作家出版社毫无关系，而“中国戏剧出版社”与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却有着“血肉”联系。现在的戏剧出版社当时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戏剧编辑室”，1980年以后才分出去另立门户。当然，第一批“黄皮书”中也有特例，如《军人不是天生的》，出版者是作家出版社，但在这个名字下又印了“上海”两个小字，其实这就是现在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前身。1965年出版的《同窗》的出版者更为明确：“作家出版社上海编辑所”。

重新启动到划上句号

读书报：文革中后期，“黄皮书”的出版工作是怎样接续起来的呢？

张福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黄皮书”的出版自然也就中断了。再重新继续出版，已经是“文革”中期的1971年。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第一批从干校回来工作的俄苏文学编辑王之梁先生讲，1971年遵照周总理指示，出版社重新组建，恢复工作。当时发生了三岛由纪夫剖腹事件，上面有文件，明确指示尽快出版三岛的作品。很快，人民文学出版社就以“内部书”的名义出版了三岛的4部作品。

随着出版社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黄皮书”又开始重新上马。当初，这套书是从“反修”开始的，时隔数年，尤其是1969年又发生了“珍宝岛”事件，此次则在“反对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旗帜下重新启动。但这时“黄皮书”已经“名不符实”，一些书的封面改为了“白皮”、“灰皮”。出版者也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外，上海译文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也相继加入进来。

有人把这其中灰色封皮的文学图书称为“灰皮书”，并不准确。所谓“灰皮书”，一般是指人民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等出版社出版的政治、社科类图书，属于甲类（文艺书属乙类），如文革前的德热拉斯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托洛茨基的著作《被背叛的革命》等。文革中后期，“灰皮书”的出版工作也曾接续起来。

读书报：这期间又出版了哪些书？

答：这一时期出版物中大家较为熟悉的有：《人世间》（1971）、《多雪的冬天》（1972）、《落角》（1973）、《特别分队》（1974）、《阿穆尔河的里程》（1975）、《白轮船》（1973）、《最后的夏天》（1975）、《木戈比》（1976）、《蓝色闪电》（1976）、《绝望》（1978）、《白比姆黑耳朵》（1978）、《滨河街公寓》（1978）。

读书报：“黄皮书”的出版是在什么时候画上句号的？

答：1970年代末出版的《岸》、《滨河街公寓》、《正午的暮色》等也属“内部发行”，但其吸引力和神秘色彩已渐渐失去，“黄皮书”的历史使命到了结束的时候。随着全国各地出版社恢复正常工作，出版重心逐步转移到解决“书荒”的问题上，许多过去应列入“黄皮书”的作品逐渐可以公开发行了。

时任中宣部新闻出版局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1979年在《读书》杂志创刊号上发表《读书无禁区》一文，振聋发聩。那之后，他还在《读书》上发表过一篇《解放“内部书”》的文章。可以说，他这两篇文章喊出了一代读书人的心声，那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可以流传久远的佳译

读书报：您怎么看待出版“黄皮书”这段特殊的历史？

答：时过境迁，“黄皮书”成了历史。但近年来，许多人对它却越来越感兴趣。出版界的前辈陈原先生曾打电话问过我“黄皮书”的事情，似乎他是从出版史的角度予以关注的。前不久，一位在美国研究俄苏文学的同胞来我办公室要了解这套书。更多的是同行，出于好奇心，要开开眼。

这段历史在中国的出版史、中外（尤其是中苏）文学交流史、文化史上都非常重要。人们有时候觉得，文革前后的十余年，中国人对外国文艺的了解完全中断了，但实际上并不是，还有“黄皮书”这根线断断续续连着。这是无法跳过去的一段历史。

读书报：你认为“黄皮书”给后人留下了什么？

答：作为后来的俄苏文学编辑，我对“黄皮书”，除了大家抱有的那种“好奇心”外，更多的是钦佩这批书的译文质量。应该说，“黄皮书”的译文大都是一流的。很难想像，在那么紧迫的时间里，那样浓重逼人的政治气氛中，他们需要怎样的一种精神，才保证质量地完成了这样艰巨的任务。

孙绳武、苏杭、曹苏玲、秦顺新、冯南江、钱诚、孙广英、荣茹德，还有许许多多用“斯人”、“伍桐”这样的笔名代替真名的译者，都值得我们永远地记住。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这样一笔丰厚的珍贵财富。

读书报：能具体讲讲这些译者的情况吗？

答：实际上，当时的很多译者在今天看来都堪称翻译大家。像译《带星星的火车票》的王士燮，译《滨河街公寓》的蓝英年，都是非常优秀的译者。后来有些“黄皮书”再版时，也都采用了原初的译文。不过，有些署笔名的译者并不容易找到。我知道，译《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斯人”，实际上是4个人：曹苏玲、陈小曼、王家骧、程代熙。而“伍桐”是谁，我至今还没搞清楚。还有一些书是集体翻译的，如署名“天津外语翻译学院”，具体哪些人参与了，并不容易搞清楚。

读书报：你上面提到的“黄皮书”中，后来很多都公开出版了，读者很容易就可以读到那些曾经非常神秘的作品，你是否留意过“黄皮书”的再版情况？

答：有的书改革开放以来曾一版再版，有的书近几年才被挖掘出来重新出版。但我总觉得，首要的是搞清楚这段历史。我们今天这里谈的只是个轮廓，许多话题并未展开。一些当事人已进入暮年，记忆未必准确，加上我的转述肯定会有曲解和偏差，所以《中华读书报》既然已经开始关注这个话题，建议你们进一步呼吁，让更多的接触过“黄皮书”的人提供有价值的线索，指出我们谈话中的谬误，给有兴趣研究它的人留下一份可靠的资料。

 

（来源：中华读书报 / 2006年8月 ）

贝岭：苦难与被遮蔽的历史

 

苦難與被遮蔽的歷史

——中國的地下文學

 

貝嶺

 

【編者按】

中國一九六六年起的文化大革命，箝制了作家寫作的自由與獨立思考價值，不願自限於恐怖政治環境下的作家或與環境頑抗、或逃亡，形成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特殊的形態。滯留美國的詩人貝嶺在本文細說這股特殊文學形態的始末，並對當前中國商業化下的地下文學地上化現象提出解釋，對未來中國文學發展留下觀察思考空間。

當人們審視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學時，有一個部分是必須面對的，這一文學歷史中充滿了苦難、不屈不撓及其傳奇，這是我這一代人的文學，我稱之為——中國的地下文學。它的歷史以及其中出現的許多詩人和作家，構成了另一個文學傳統，而這一傳統由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國恐怖的政治環境下許多作家的逃亡，由此產生了另一重要的文學形態，即，在中國之外的流亡作家以及流亡的文學，已更多地為世界所知。所以，我可以這樣地宣稱，中國的地下文學，它的作家、它倖存下來的作品，它充滿苦難和被遮蔽的歷史，將和官方出版物中的中國當代文學史及御用文人所陳述的中國文學形成對比。已終將成為當代中國文學歷史中一個偉大的存在。

地下文學的起源和產生背景
　嚴格地講，一九四九年後仍漸漸出現的中國地下文學主要地呈現為地下的詩歌，它包括了地下的詩歌刊物、地下的詩歌出版物及不斷出現的地下詩人聚會及朗誦會，詩人，擔當了地下文學歷史中主要的角色和見證。

　最近的證明就是被中國廣西省的公安及地方政府強行禁止的一場籌備了近半年，全國各地逾二百位詩人及詩歌批評家應邀參加的「中國新世紀詩歌發展」研討會，因為其中的逾百位詩人及參加者都曾創辦過地下詩刊，在地下的詩刊上撰稿，出版過地下的詩集，這一被稱為世紀末現代詩盛典的文學活動，以三位青年詩人魏滿增、蔣楠、王長懷的短期被捕及政府的禁止而成為世紀末中國的又一次文學迫害事件。

　地下文學最初的發端應該是在六○年代初，但幾乎已難以找到可供考證的文學作品，只留下了當事人——那些青年詩人及作家對悲慘遭遇的回憶。從年齡上，現已流亡美國的貴州詩人黃翔是最早也是最年長的地下詩人，他留下了作品，其中一首詩中的兩句構成了對那一個時代象徵般的見證：「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我也要哽住一個可憎時代的咽喉。」六○年代初，在北京的兩個最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是以當時北京大學哲學系學生郭世英（郭沫若之子）為核心的「X社」（1962－1963年），以及另一個地下文學沙龍團體「太陽縱隊」（1963－1966年），它的主要組織者為當時的中央美術學院學生張郎郎（左翼畫家張 之子）。但是，兩個文學團體的組織者和參與者為此付出了悲慘的代價：一九六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三天三夜的輪番批鬥後，在北京一所大學校園，郭世英被反綁著從三樓的窗口中「飛」了出來，肝腦塗地，當即死亡，時年二十六歲。張郎郎、周七月則以「裡通外國」罪及「反革命」罪，判處死刑緩期，坐了十年監獄。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由於許多文學青年祕密地閱讀流散到民間的禁書，特別是譯成中文的西方文學和哲學、歷史書籍，形成了地下文學的第一個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區，六○年代文革時期產生了一個重要的地下文學團體「野草詩社」，其中的詩人有鄧懇、蔡楚、杜九森、陳墨、馮里、樂加等。他們相識於文革中成都的地下書市，他們的作品也流傳於當時的四川地區。最著名的地下詩人是二十歲的北京中學畢業生郭路生（食指），他寫於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日的代表性詩篇〈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和另一首詩〈相信未來〉曾在成千上萬的前往邊疆落戶的「知識青年」們中傳頌一時。而在上海，也有一些地下文學沙龍在活動，如現在哈佛大學讀書的陳建華博士，曾在一九六六年至一九六八年期間寫了大約三十四首象徵主義風格的詩作。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作家高行健為了生存曾焚燒了他早期祕密寫作留下的全部作品，甚至包括日記。政治恐怖對作家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

文革中的地下文學
　七○年代初，地下寫作及地下詩歌的興起以北京、上海、成都等許多地方的地下文藝沙龍和傳閱禁書作為它的精神溫床，地下詩人依群（齊雲）在一九七○年前後寫下了以紀念法國巴黎公社起義一百週年為主題的數首政治抒情長詩。而集聚在河北省白洋淀地區的一批下鄉知識青年中，三位青年詩人根子（岳重）、芒克（姜世偉）、多多（栗世征）寫下了各自重要的作品，同時，在北京的青年詩人方含（孫康）、江河（于友澤）、嚴力、林莽、北島（趙振開）等許多人也開始了文學創作。

　以石默、艾珊為筆名，北島在文革後期寫作的中篇小說《波動》，以類似電影中蒙太奇式的鏡頭切換，塑造了幾位具有小資產情調強烈時代烙印的城市青年人，他們在如此壓抑和暗淡的紅色政治恐怖下仍舊閃現的情感光亮和對政治環境的獨立思考成為小說的主題，我認為，《波動》是當時地下小說中最深刻也是最具存在主義色彩和異化情調的文學作品。另外，當時在地下流傳的情色小說《曼娜回憶錄》、《第二次握手》、金觀濤和劉青峰的思想性書信，都是文化大革命時期的地下文學。

　所有這些文學作品，主要是詩歌，在六○年代和七○年代都是以手抄本的形式在青年學生及下鄉落戶的青年知識分子中傳閱傳抄並廣為流傳，這是整個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中唯一真正意義上的文學現象和文學呈現，它奠定了地下文學最初的傳統，形成和發展出了一種和謳歌共產主義理想和共產黨武裝革命的現實主義文學、革命浪漫主義文學格格不入的以叛逆和懷疑乃至色情的審美風格和文學表現形式，並為一九七八年以北京西單民主牆為標誌的地下文學刊物的出現做好了文學和作者的雙重準備。

　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學刊物《今天》文學雙月刊在北京創刊，這是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第一次出現地下出版並且發行的文學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作為地下文學在北方中國最重要的呈現：它發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詩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詩人芒克、北島、江河以及詩人白魔（多多）、顧城、舒婷、楊煉、嚴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詩作，萬之（陳邁平）、王力雄、甘鐵生、史鐵生（金水）、石濤等人的短篇小說。

八○年代地下詩歌高潮期
　一九八○年至一九八五年，經過了五年左右地下文學的潛沉期和文化控制的嚴酷期之後，從一九八五年前後開始，地下詩歌以全國性運動的方式前所未有地呈幅射狀展開，構成了圍繞北京地區、四川地區和上海地區的三大文學重鎮，並形成了地下詩歌的又一高潮，這一時期重要的地下詩人和地下刊物編輯有：北京地區的多多、芒克、黑大春、貝嶺、馬高明、雪迪等，重要的地下詩歌出版人和編輯老木於一九八五年編輯出版了地下詩歌的完整收集本《新詩潮詩集》上、下冊。在上海地區重要的詩人有孟浪、陳東東、陸憶敏、王寅、默默、劉漫流、韓東（南京）、呂德安（福建）等，他們創辦了數本地下詩歌刊物。在四川地區的重要詩人有柏樺、黃翔（貴州省）、翟永明、廖亦武、楊黎、周倫佑、蘭馬、歐陽江河、萬夏、胡冬、唐亞平（貴州省）等。

　 在八○年代後期，有兩份重要的詩歌刊物在北京創刊，一批美學趣味相近的青年詩人陳東東、張真、老木、西川、貝嶺等創辦的《傾向》詩刊（1988年），在它的發刊詞〈傾向的傾向〉上寫道：「以嚴肅的態度發現並有所發現。這就是傾向的傾向……是基於詩人的理想主義信念和知識分子精神……它更多地展現在他們的使命感和責任感上。」由北京詩人芒克、楊煉、林莽、多多、雪迪及詩評專家唐曉渡等組成的「倖存者」詩人俱樂部創辦的詩刊《倖存者》（1988年）。這些刊物一般只能出版二至三期，隨即便會被各地的公安局以出版非法刊物的名義勒令停刊。

　 八○年代末的一個重要地下文學事件是已停刊八年的《今天》文學雜誌在剛剛從歐洲居留歸來的原主編北島主持下，於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今天》創刊十周年，停刊八周年之際），在北京將首屆今天詩歌獎授予了詩人多多，授獎詞說：「自七○年代初期至今，多多在詩藝上孤獨而不倦的探索，一直激勵著和影響許多同時代的詩人。通過對於痛苦的認知，對於個體生命的內省，展示了人類生存的困境，他以近乎瘋狂的對文化和語言的挑戰，豐富了中國時代詩歌的內涵和表現力。」

　 八○年代的地下文學主要是以詩歌為標誌，以地下詩歌刊物為表現形式。但隨著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國性的學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議運動被政府及軍隊殘酷鎮壓，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詩歌刊物，在短時間內幾乎全部停止了。許多地下詩人及文學刊物的創辦人相繼逃離中國或因此選擇滯留國外。《新詩潮詩集》主編，也是《傾向》詩刊創辦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國；詩人江河、貝嶺滯留美國；詩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當天飛往英國；楊煉、顧城滯留新西蘭；詩人北島滯留歐洲等，這些詩人和已在法國的劇作家、小說家高行健以及其他「六四」前後出國或逃亡的作家蘇曉康、鄭義、蘇煒、張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萬之、楊小濱、趙毅衡、孔捷生、石濤、宋琳、張真、張亮、張棗、虹影、劉再復、胡冬、馬建、嚴歌苓、嚴力、阿城等人，成為日後成形的海外中國文學的重要力量。

九○年代的地下文學刊物與作家群
　從一九九○年始，地下文學活動及地下文學刊物再度出現，並形成更為專業化及更具流派特色的地下出版活動。在更多的地區，而不僅僅是成都、上海、北京三大文化中心，從一九九○年至二○○○年十年中，先後已有逾一百種不同的地下文學刊物、集刊及書籍不定期出版。而且不僅限於詩歌刊物，還包括小說刊物、攝影專輯、現代音樂刊物、藝術刊物等，在文學領域，已形成和國家的文學刊物及只在官方的文學刊物和出版社上發表作品的作家抗衡的地下文學刊物及地下作家群。一些重要的地下文學刊物影響了許多的地下作家，一九九○年，上海的小說家南方創辦了一份在三年內僅出版了兩期的以小說為主的地下文學刊物《異鄉人》，《異鄉人》上的小說在風格上更為獨特，完全迥異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上的小說，從一開始便確定了自身的小說美學，從某種意義上填補了地下文學刊物中甚少出現小說的空白。

　由三十多位中國各地的詩人共同擔任名義編委的地下詩刊《現代漢詩》，在芒克、唐曉渡、孟浪、默默主持下，於一九九一年春在北京創刊，前後共出版了九期。

　一九九七年四月，由四川詩人廖亦武和蔣浩等人創辦了極富人文色彩的文學刊物《知識分子》，刊發小說、詩歌及思想性論文，占相當篇幅的譯文全部轉載自在海外出版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重點發表了異議知識分子作家哈維爾的許多文章，以及納粹反猶太屠殺的倖存者、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作家埃利．維塞爾的散文等，它的思想性已超越了傳統意義上的地下文學刊物，此刊物只在一九九七年和一九九八年各出版一期，每期約印刷兩百本，隨後便被四川省公安局禁止出版了。

　 一九九六年三月二十一日，流亡的《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在由美國布朗大學主辦的以「寫作與自由」為主題的國際作家會議上，將首屆傾向文學獎頒發給中國上海的地下作家王一樑，並由貝嶺代表《傾向》宣布了授獎理由：「十多年來，王一樑以罕有的堅持與努力，寫下了相當數量的與我們所處的殘酷時代息息相關的文學與文化批評作品，作為一個從美學趣味到文學理念均迴異於中國大陸主流文化的個人作家，他的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地下文學的傳統，彰顯了寫作自由與獨立思考的價值力量。」

　 一九九九年，「知識分子寫作」和「民間立場」兩大詩人群的論戰和對峙是地下詩歌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公開辯論，由於現代詩歌在文化領域日益邊緣化，構成了地下詩人群體性的焦慮和對知名度的強烈敏感，由一九八八年創刊的《傾向》詩刊及《傾向》文學人文雜誌前後提出並予以闡釋的「知識分子精神」後來被異化為歐陽江河、王家新、西川、唐曉渡、張曙光、程光煒強調的「知識分子寫作」和以于堅、韓東、伊沙、沈浩波、楊克為代表的「民間寫作」群體之間在詩歌作為事件、文學的功能、詩歌的能指和所指的關係、詩在這一時代中的角色及話語權力的爭論，隨後演化為誰在通過寫詩和論說獲取名利的相互攻擊性質的、頗為情緒化的筆戰。一九九八年由詩人中島創辦的《詩參考》雜誌詳細收集了以上爭論中發表的文章及背景資料。

　一九九六年創刊的綜合性地下藝術刊物《文化與道德》是由在廣州的藝術家苟紅冰、趙大勇及在上海的地下作家阿鍾創辦並出版的地下刊物，但每一期的出版周期都頗長，迄今已出版了四期、最新的一期出版於二○○○年十月。這份刊物的設計和美學趣味受到了海外《傾向》雜誌的啟發，集中刊發國內地下作家、詩人和藝術家的作品和現代藝術評論。

　 縱觀中國的地下文學，可以這樣講，幾乎所有有成就的詩人都是地下出身，並始終游離於官方主流文學刊物之外。中國大陸的現代詩歷史幾乎就是一部地下詩歌發展史。而在小說等文學領域，地下文學則相對較為薄弱，中國大陸的小說家幾乎都是以加入官方作協、在官方文學刊物上發表作品，尋求官方出版社出版小說集來呈現其水準和成就。
商業化出版弱化地下文學精神
　九○年代後期，由於中國社會的急劇商業化，許多地下詩人進入經商領域，同時，官方出版社面對市場化的壓力，為了賺錢竟然出售國際書號（ISBN），使地下文學開始了地上化的勢頭，許多原來無法出版或只能地下出版的詩集、回憶錄、文選，通過買書號及書商和二渠道的發行，均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這些由地下詩人或作家編輯，在官方出版社買了書號自費出版發行的書籍基本上延續了以往地下文學出版物的內容但弱化了精神形式，值得研究的是，這種地下文學地上化現象有別於前蘇聯及東歐地下文學的歷史，是目前中國大陸特殊的出版審查制度下的新特點和新形式。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本書籍有，一九九四年八月由四川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由地下詩人、個體書商萬夏、瀟瀟主編並出資買書號分為上、下卷，厚達一千多頁的《後朦朧詩全集》。由地下詩人廖亦武編選，以買書號及書商出資印刷，系統介紹七○年代地下詩歌歷史的回憶錄《沉淪的聖殿》（1999年，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許多地下詩人也通過買書號，自費出版詩集。

　 地下文學的地下出版和地上化構成了一種全新的文學景觀，地下文學隨著出版體制的商業化，特別是由於網路文學與網上文學刊物的興起，彼此已互為滲透，地下文學的內在精神、獨立的價值尺度和美學趣味仍然將不斷地面對專制制度和商業社會的多重挑戰，它的未來正在變化之中，但它已成為二十世紀世界文學歷史中獨特的一個部分，在新的世紀中，我將密切關注它的發展。

 

（原載台灣《自由時報》2001年3月11日）

周冰心：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

 

从地下文学到流亡文学的历程

[《家国两茫茫》（文论·节选之四）]

 

周冰心

 

 

流亡作家中还有一批杰出的诗人北岛、杨炼、多多、黄翔、贝岭、孟浪等，他们大多一开始是以“地下诗歌”、“地下刊物”、“地下诗人”身份介入诗歌创作的，首先被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西方驻华使节文化官员和西方来华访问的“汉学家”发现和认知，这在他们自己的回忆文章中有大量的佐证性记录，连同上述专论中的高行健、郑义（大陆作协体制内现代主义、现实主义两大写作潮流主将），他们是构成中国新时期以来到八十年代终结中国文坛的主要文本探索力量，但随着八十年代末以悲壮的“六·四”事件凄然谢幕，这些人成就的探索力量都纷纷流亡海外，一个理想的文学激情时代终结了，那里交杂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启蒙主义、寻根浪潮、反思意识、先锋姿态、发问精神、宣言意识，此后，这些可贵的元素再未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序列里。大陆当代文学以此为分水岭，因为在此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化）迅即转入“文学（化）贸易”的消费时代，大批作家、知识分子面对中国民主、自由、反独裁运动的“出局”，不再赋予文学更高的精神标尺和思想指向，文学成了日常化和颓废的记录器，意识形态制作者也适时“转局”为之推波助澜，以转移民众要求自由和民主、平等的呼声，全民下海经商之风成为那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据长期对地下文学关注的诗人贝岭考证，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酷烈如“文革”时期，从来不缺少“地下文学”、“地下刊物”的宣言式和反省式警告，但“六·四”事件过后相当一段时期，那些全部消失了，出现白垩般空白中断，由此可见中国自由、独立作家们沉闷和失望之一斑。

湖北女作家池莉、方方也适时在此前后推出她们反映这个时代浮躁情绪高潮的作品，她们的世（市）俗化本文出现，间接的证明那场刚刚落幕充满激情政治运动的失败给人的伤感气息。在1989年“六·四”民主运动宣告退场后，中国人对政治、精神自由的热情转为对物质、欲望消费的畸形蓬勃追求，她们呈现的所谓的“新写实主义”作品为九十年代中国庸俗化和堕落化、消费化人生目的为虎作伥、推波助澜。她们的一系列“中间小说”（一种介于“纯文学”与“通俗故事”之间的小说），为这股潮流提供了合理的借口，这些码头、商界、摊贩、饭店小业主们的欲望主张被读者合理的嵌入生活复制、仿效、拟真，她们的小说与小说之间大多存在着惯性化的思维，且“同步”于生活流的潮汐，在于营构以武汉为中心，刁民、商贩市俗趣味面向的“小市民文化”。而随之而来全球性“消费社会”在中国的蔓延、生成，九十年代末，“消费文学”在此基础上更上层楼的形成。而构成中国文化主体的其它地域也同样如此：“以广州为中心，辐射珠江三角洲并接受港、澳文化熏染，散发着“旅馆气息”的公司化物、性纠缠的“捆绑（杂多）文化”；以上海为中心，辐射长江三角洲苏、锡、常的后殖民“小资（知）文化”。

理想、先锋、启蒙、浪漫、代言等都一夜之间在文学中撤除，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迎来了崭新的“消费时代”，在此以后，“病相”、“消费”文学是九十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重要的概约性关键词。我曾经在2001年大陆文学界首先提出“消费文学”的概念，直陈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景观：“欲望色彩眩迷、感官刺激至上、游戏生活无序、物化消费盛行、审丑庸常拼帖、反文学性‘肆虐’”[1]，当代文学也由“意识形态化”转向“意象形态化”。文学不再承担“国家——民族——历史”这类宏大主题叙事的功能，而是深陷“私我——隐秘——庸俗”小型叙事的泥淖，文学成了同步于生活的平视文本，没有了昔日身上高不可攀的“理想光环”，这以八十年代末“一代痞子英雄”王朔的“破坏性”出现为肇始。

中国文学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长期在以往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知识里孵化的主流文学（亦是主导文化）开始在全球化跨国资本、“消费乐”文化潮里变的无所适从，由于政治资本和政治符码八十年代陆续从文学本文的逐步撤出，转而寻找经济资本的强势，并将意识形态转而向意象形态转变，影视成了意象形态的“新宠”。文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被弃之后院，福柯所谓被“驯化肉体”的中国作家失去了往日“灵魂工程师”高端神奇，渐入民间，回到胡同弄堂，回到日常生活，一同跌落的还有精神信仰。消遣性、娱乐性、消费性为主核的大众消费文学，成为90年代文化工业的主力军，世俗化特征、对庸常生态的煽情、内心的伪冲动、矫饰的历史“还原”、伪农村叙事、身体写作的赤搏上阵、虚妄自狂的“痞子”文化、中产阶层趣味的肤浅描摹和虚荣膨胀等等，都成为90年代中国文学/化堕落的表证。而与此同时，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却在承担起中国文学传统的任务。

当九十年代中国大陆文学整体沉湎于以无痛、遗忘为特征的“消费文学”之路时，流亡海外的诗人们在失语状态下长歌“悲哭”，并努力建立起全球视野里关于中国人真实命运、处境、真相的本文世界，接续上七八十年代中国“地下诗歌”的宣言式遗脉，两份文学流亡刊物《今天》(1990年复刊)、《倾向》(1993年创刊)分别在欧美出版，虽然与七八十年代相较而言，文学追求上早已变的低迴抑郁、沉浑虚无，完全没有了初创年月的情绪激昂、高亢宣告，特别是前者。

两本地下刊物的创刊源头都在北京，《倾向》是在1988年创刊，由一批六十年代初出生的诗人陈东东、张真、老木、西川、贝岭等创办的。而《今天》的创刊源头则可以追溯到1978年：“一九七八年底，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这是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现地下出版并且发行的文学刊物。一九八○年底，北京市公安局通令《今天》停刊，在整整两年的时间里，共出版了九期刊物和三期“文学资料”，每期约印刷一千册。作为地下文学在北方中国最重要的呈现：它发表和出版了一批地下诗人和作家的作品，包括诗人芒克的诗集《心事》、北岛的诗集《陌生的海洋》、江河的诗集《从这里开始》、北岛的小说集《波动》以及诗人白魔（多多）、顾城、舒婷、杨炼、严力、食指、白夜、小青、方含等人的诗作，万之（陈迈平）、王力雄、甘铁生、史铁生（金水）、石涛等人的短篇小说”。[2]，其主创者是以《回答》宣言式诗歌拷问中国当代史的北岛等一批四五十年代出生诗人。在欧美复刊的这两本文学杂志都身负流亡色彩，《今天》在复刊的1990年第一期中即发表高行健以“六·四”为反思背景的剧作《逃亡》，刊物意图不言而喻，《今天》在刊载《逃亡》后马上就被大陆当局列为反华期刊。高行健本人和诗人北岛（《今天》主编）也被列入禁止返回祖国的异议作家黑名单，北岛迟至2001年才因父亲病重得以返国，高则以“永不回到极权统治下的所谓祖国”[3]自我断然姿态拒绝回到祖国。《倾向》杂志后来由诗歌杂志演变成一本关注人文、艺术前沿的流亡杂志，办刊姿态多集中在人文领域建设性和前瞻性的话题方面，但即使如此，刊物也被视为“反动刊物”，其主编贝岭在2000年曾遭大陆当局逮捕，罪名就是“传播思想之罪”（苏珊·桑塔格语）。

1949年后，所有国内外研究中国问题的研究者，不会将阅读官方主办的报章作为信息来源可靠性的唯一面，作为比法西斯主义更为重视“意识形态”控制人大脑的当今中国统治制度，这两个同样来源于德国的出产思想，后者在钳制人的意识程度上远远高于前者，学者杨绛充满苦涩的称之为大脑的“洗澡”。文学是“意识形态”统治中占有绝对地位的文体，尤其是对诗歌的控制，因为在媒体不发达的前现代中国，它的传播速度是十分惊人的，所以，1949年后，中国从来不缺少“地下诗歌”在延伸当代文学干预真相上作的努力，它是酷烈政治的晴雨表，即政治乱象癫狂的程度愈高，“地下诗歌”愈为勃兴，反之则相对较弱。

“1949年后，中国文学饱受政治钳制，局限于政治图谱的‘描红’” 、“1949年中国政权更迭，这是一个集现代封建、独裁、专制、排外、民族主义于一体的高压政权，意识形态被视为专政的唯一工具，文学被纳入政体的喉舌之列，一切西方自由和质疑的声音都被视作‘牛鬼蛇神’和反动的力量严加禁绝。文学进入‘政教管制’时代，被捆绑上政治战车随同前行，它被政体视为‘意识形态宣传’的重要一环。……当代中国文学是中国不自由的一面镜子，那里呈现的大多是‘政治知识’，没有多少文学涵养。自1949年到1979年，政体对文学创作设下一道道限制，文学成了政治管家们指挥棒下的意识形态载体，作家在政治压力下毫无创作自由，文学被政治家们彻底僵死了”[4]。

当代中国史里，为统治者服务需要而定制的“意识形态”几乎全是谎言式的信息，甚至连夺取政权的政治纲领宣传都被时间实践证明是虚假的，甚至是涂上蜜汁的毒药[5]，作为“意识形态”一环的文学（小说、诗歌、散文、评论等）更是成为“宣传品先锋”别称。在经历反右、砸四旧、大饥荒、文革这样的疯狂运动后，一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他们也曾经是狂热的红卫兵、造反派）开始清醒和绝望，他们开始组织地下文学，并创作地下诗歌，用以对“意识形态堡垒”对峙，这在苦闷的文革后期尤为突出，《今天》等地下刊物数不胜数出现，这些无数的地下刊物成为六七八十年代中国事实上的精神导引，手抄本文学是那个年代最具特征的现象。还有一个现象值得令人深思，当八九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随之嘎然而止，他们群体逃亡西方，而这些中国诗人、作家大多是地下文学和地下刊物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同情者。据诗人贝岭考证：

“八十年代的地下文学主要是以诗歌为标志，以地下诗歌刊物为表现形式。但随着一九八九年六月全国性的学生及市民要求民主的抗议运动被政府及军队残酷镇压，地下文学活动及地下诗歌刊物，在短时间内几乎全部停止了。许多地下诗人及文学刊物的创办人相继逃离中国或因此选择滞留国外。《新诗潮诗集》主编，也是《倾向》诗刊创办人之一的老木逃往法国；诗人江河、贝岭滞留美国；诗人多多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当天飞往英国：杨炼、顾城滞留新西兰；诗人北岛滞留欧州等，这些诗人和已在法国的剧作家、小说家高行健以及其它‘六四’前后出国或逃亡的作家苏晓康、郑义、苏炜、张郎郎、雪迪、孟浪、康正果、老鬼、哈金、赵毅衡、孔捷生、宋琳、张枣、虹影、刘再复、胡冬、马建、严歌苓、严力、阿城等人，成为日后成形的海外中国文学的重要力量”[6]。

本章不在于在地下文学与流亡文学之间有紧密、必然性关联上作推断性、逻辑性考证，虽然两者之间完全不能切割开，它们成为整体面貌的论据十分充足，但毕竟那是另一个命题。本章只遴选有代表性的曾经是地下诗人的流亡诗人部分文本作为研究。

 

第一节 北岛、多多及其《今天》派

北岛当然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亡诗人，他的境遇在地下诗人中具有代表性。北岛原名赵振开，1949年生于北京。1969年后当过建筑工人和铁匠这些看似与诗歌毫无联系的工作，1970年开始地下写作。文革的荒谬性和政治的可笑性让北岛一开始就走上了用宣言式诗歌果敢说不的诗歌吼叫中，一声即振聋发聩。1978年前后，他和诗人芒克受《启蒙》诗人黄翔影响创办同仁刊物《今天》{7}，朦胧诗歌的代表性诗人顾城、舒婷、多多等都是在《今天》上走出来的。1989年4月，北岛离开中国，“六·四”事件后先后在德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法国、美国等欧美国家迁徙流亡，新世纪后曾一度短暂回国看望垂危的父亲，其余十余年均被中国拒绝入境，其一生诗歌活动大多游离于中国之外，一开始是主流“意识形态”以外，后来则是国门以外，但意象和乡愁中心却都在中国大陆。

早期的北岛诗歌有着那个岁月惊醒式的激昂宣告，反映了从迷茫到觉醒的一代人心声，“文革”十年乱象的荒诞现实，造就了北岛在诗歌中注入独异的“抒情”方式——冷的发颤的冷静和深刻纠缠的思辨性。1978年前后的北岛写出了《回答》与《宣告》两首诗，这两首诗歌至今还是对那个动荡年代和荒诞岁月发出的最有力、浓缩的挑战式宣言。

回 答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我——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那种充满豪气和质问的宣言式诗句，甚至置换舞台就可以达到为“时代呼声”的效果，难怪十余年后，“六·四”事件的中心天安门广场上，还有人高声朗诵《回答》中的名句：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回答》直抒了整整一代迷茫青年觉醒的心声，是与一个荒谬时代彻底告别的“决裂书”、“切割书”，是对过去时代（文化大革命）强烈的否定，正如他在小说《波动》里曾借主人公说过这样的话：“我喜欢诗，过去喜欢它美丽的一面，现在却喜欢它鞭挞生活和刺人心肠的一面。”诗人已经从顶礼膜拜、火热情绪、随波逐流的状态中挣脱出来，用果断的一字一句的“我——不——相——信”来对那个变异社会表示愤怒、怀疑和否定。

《回答》与同时代诗人梁小斌作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1979年《诗刊》10月号）一起成为那个“控诉时代”“天问”式诗歌的代表。两者甚至构成了一问一答的对唱模式。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

　　我的钥匙丢了。

　　心灵，苦难的心灵，

　　不愿再流浪了，

　　我想回家，

　　打开抽屉、翻一翻我儿童时代的画片，

　　还看一看那夹在书页里的

　　翠绿的三叶草。

　　而且，

　　我还想打开书橱，

　　取出一本《海涅歌谣》

　　我要去约会，

　　我向她举起这本书，

　　做为我向蓝天发出的

　　爱情的信号。

　　这一切，

　　这美好的一切都无法办到，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天，又开始下雨，

　　我的钥匙啊，

　　你躺在哪里？

　　我想风雨腐蚀了你，

　　你已经锈迹斑斑了。

　　不，我不那样认为，

　　我要顽强地寻找，

　　希望能把你重新找到。

　　太阳啊，

　　你看见了我的钥匙了吗？

　　愿你的光芒，

　　为它热烈地照耀。

　　我在这广大的田野上行走，

　　我沿着心灵的足迹寻找，

　　那一切丢失了的，

　　我都在认真思考。

《回答》里蔓延的不信任和弃绝情绪在当时（后来一起成为《今天》派诗人群）里有着普遍情绪，重要诗人芒克（姜世伟）、多多(栗世征)也在同时期有《天空》、《秋天》等问世。

诗人芒克从1972年开始写诗，1979年地下出版的诗集《心事》，芒克的创作高潮期大约是在1973年前后，其中最著名的组诗《天空》中重复了这一意象︰

太阳升起来，

天空血淋淋的

犹如一块盾牌。

太阳升起来

天空—-这血淋淋的盾牌。

在人人自危的文革中对权力之巅者有此彻底的认知，并用此意象来影射最高权力者，无出其右，贝岭说“仅仅这首诗，芒克便可确立诗歌天才和形式革命最彻底的顿悟者的形象”[8]。

甚至他的自然意象的抒情也充满对暴力现实的恐惧︰

果子熟了，

这红色的血！

我的果园染红了，

同一块天空的夜晚。（《秋天》）

血色，在芒克的诗中成为染红果园的唯一颜色，让人不寒而慄。同《回答》一样，这些地下诗歌对政治集团戕害人性的清醒让人感叹他们的天才。而这些，即使是动荡的当局也不能容忍，“那些诗是要提着脑袋去写的”[9]。

多多也是在1972年开始写诗，贝岭说他“带有明确和毫不掩饰的现代派诗歌风格，并大量地甚至过量地使用意象，来扩张诗的张力。他的意象强烈且狰狞，充满饱读翻译成中文的西方书籍后产生的妄想和异域意象，并在诗歌中渗透了一个思想者反叛与破坏的美”[10]。

歌者，省略了革命的血腥

八月像一张残忍的弓

引自《当人民从干酪上站起》

马灯在风中摇曳

是睡熟的夜和醒着的眼睛

听得见牙齿松动的君王那有力的酣声（《无题》，1973年)

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

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

那空漠的没有灵感的天空

那阴魂萦绕的古旧的中国的梦

当那枚灰色的变质的月亮

从荒漠的历史边际升起

又传来红色恐怖急促的敲击声……（《无题》，1974年《里程》)

“文革时期多多的诗歌语言确实带有一种由于密集阅读汉译西方书籍之后的欧化语式和句法结构。他的诗是那一时期诗人中最为复杂，最带有政治异质性，有时，甚至强烈释放着那个禁欲时代罕有的色情性。那种青春的骚动与反叛，通过诗中的妄想得到某种生命力被释放的美，爱欲(来自性的强度)和政治性在某种意义上始终贯穿着多多的诗。应该说，多多的诗，成为文革那个‘干净’，单调和乏味的时代最异端、最反动、最颓废的文字”[11]。

前者还稍稍隐晦，后者一目了然的直指循环往复的“中国现象”里的“信仰骗局”：“一个阶级的血流尽了/一个阶级的箭手仍在发射”，正如北岛所绝决地说的那样：“我——不——相——信”，对中国荒诞岁月质疑的怀疑者首先是由中国地下诗人们来充当的。“诗中的政治意象通过对政治极度的厌恶而呈现，乃至由于极度的厌恶而使诗人对政治加倍的关心”[12]。

“1976年，多多写于文革结束的《教诲》也是那个时代最为哀婉的诗篇，它的主题，它所呈现并反复呈现的是人在那一历史中的宿命，诗几乎成为那个时代寓言般的悼词，以至于当人们费力地试图去挖掘那个时代的精神遗产，或者寻求精神贫困的原因时，《教诲》和《同居》是最为及时，又最富象征的注释，是对思想和青春在那个时代如此苍白和不幸的强烈哀悼。而诗中升华出来的，几乎是一种伟大的虚无。是一个清醒的守夜者恒久的见证”[13]。

教诲

——颓废的纪念

只在一夜之间，伤口就挣开了

书架上的书籍也全部背叛了他们

只有当代最伟大的歌者

用弄哑的嗓音，俯在耳边，低声唱：

爵士的夜 世纪的夜

他们已被高级的社会丛林所排除

并受限于这样的主题：

仅仅是为了衬托世界的悲惨

而出现的，悲惨

就成了他们一生的义务

谁说他们早期生活的主题

是明朗的，至今他们仍认为

那是一句有害的名言

在毫无艺术情节的夜晚

那灯光来源于错觉

他们所看到的永远是

一条单调的出现在冬天的坠雪的绳

他们只好不倦地游戏下去

和逃走的东西搏斗，并和

无从记忆的东西生活在一起

即使恢复了最初的憧憬

空虚，已成为他们一生的污点

他们的不幸，来自理想的不幸

但他们的痛苦却是自取的

自觉，让他们的思想变得尖锐

并由于自觉而失血

但他们不能与传统和解

虽然在他们诞生之前

世界早已不洁地存在很久了

他们却仍要找到

第一个发现“真理”的罪犯

以及拆毁世界

所需要等待的时间

面对悬在颈上的枷锁

他们唯一的疯狂行为

就是拉紧它们

但他们不是同志

他们分散的破坏力量

还远远没有夺走社会的注意力

而仅仅因为：他们滥用了寓言

但最终，他们将在思想的课室中祈祷

并在看清自己笔迹的时候昏迷

他们没有在主安排的时间内生活

他们是误生的人，在误解人生的地点停留

他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出生的悲剧

贝岭说：“作为二十世纪历史中如此罕有地要彻底毁灭所有文化及文化头脑的一个时代，文化大革命所留下来的稀少的文学遗产中，多多的这首诗《教诲》可能是最重要也是最深刻的，是对思想及思想者在这一时代所必遭的命运，对作为怀疑论者或者怀疑本身所遭受的惩罚的寓言般地揭示。假如诗歌必定要在某一时刻介入它所身处的时代，并无可避免地要为这一时代撰写证词时，多多的诗，确切地说，是多多的这一首诗，恰好和这首诗写作的年代(文化大革命被宣告结束的一年)一起，为这场摧毁文化的革命中愿意用脑袋思想的个人的命运，留下了被他用副标题称之为——‘颓废的纪念’”[14]。

北岛、多多、芒克的地下诗歌是如此诠释着中国文革带给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巨大伤害，他们的集体干预和拷问成为那个时代的一个标杆，为《今天》派在文革后的崛起奠定了很好的预言基础，但也埋下了为当局不能容忍的伏笔，导致后来他们群体流亡海外的宿命。

北岛在那一时期还有诗歌《宣告》来作为《回答》的附记，《宣告》更像一代人的精神宣言，《宣告》题记是献给一代真理青年遇罗克的，他因为坚守自己的真理而惨死于同样相信“真理”的同胞之手，郑义小说《枫》里的场景再现了，那是残酷“信仰战争”。北岛奉遇罗克为真理化身，以北岛等觉醒青年为代表一代人已经辨别出“中国之乱、中国之穷”的根源，于是，吼音在喉咙里长期喑哑后喷薄而出：

宣 告

——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绝不跪在地上

以显出刽子手们的高大

好阻挡那自由的风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毫无疑问，《回答》与《宣告》一开始都是在地下手抄文学刊物上流行的，《回答》作于 1976 年清明节前后，初刊于《今天》创刊号（ 1978 年 12 月 23 日），后作为第一首公开发表的朦胧诗，刊载于《诗刊》 1979 年第 3 期。但在当时的中国一代青年人中产生的影响无异于发射了一颗精神原子弹，文革十年以及前面极左思潮统治下的中国，人们的思维已经被困厄太久了，几乎窒息了，北岛为八亿人说出了心中的普遍苦闷：“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回答》）；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烟云/一切都是没有结局的开始/一切都是稍纵即逝的追寻/一切欢乐都没有微笑/一切苦难都没有泪痕/一切语言都是重复/一切交往都是初逢/一切爱情都在心里/一切往事都在梦中/一切希望都带着注释/一切信仰都带着呻吟/一切爆发都有片刻的宁静/一切死亡都有冗长的回声（《一切》）”。一时风行全国。很多年后，当一切尘埃落定，在文风一片落寞、低迴中，北岛用回忆散文《朗诵记》里回忆了当时那种亢奋的荣光：“八四年秋天，《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星星诗歌节’。我领教了四川人的疯狂。诗歌节还没开始，两千张票一抢买光。开幕那天，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没票的照样破窗而入，秩序大乱。听众冲上舞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在诗人身上，生疼。我和顾城夫妇躲进更衣室，开灯，缩在桌子下。脚步咚咚，人们冲来涌去。有人推门问，‘顾城北岛他们呢？’我们一指，‘从后门溜了。’……那是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15]。

同《回答》一样，《宣告》同样成为“六·四”事件广场上的“口号诗”：我们决不能倒下/以显出刽子手的高大/好阻挡那自由的风[16]。比原诗多了我们主体词，使之像给予了生命一样鲜活起来，与广场上沸腾的学生民主运动融为一体。

自二十世纪1972年起到1982年止，北岛写出《回答》与《宣告》、《一切》、《十年之间》、《履历》这样一批杰出的诗歌，这是诗人诗歌生涯的第一阶段写作，也是迄今为止，北岛最好的诗歌。在那些诗歌里，行文充满着思辩纠缠和激情昂扬的质问情绪，甚至有些诗句透露出作者洞悉世界实质后的绝望和悲愤、弃绝。在七八十年代之交，这种受骗的悲愤情绪能引起相当多的青年共鸣，与同期的朦胧诗人舒婷、顾城、芒克的隐喻式抒情比起来更具感染力和传播性，“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顾城，《一代人》，《星星》1980年第3期）、“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止像泉源/常年送来清凉的慰籍/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舒婷，《致橡树》），北岛的早期诗《履历》、《回答》、《宣言》、《一切》显然没有上述两首诗中直面迷局却还透射出明快的一面，他更加绝决，早已洞然在心，在一系列悖论的意象所指和精神能指中传导着荒凉的美学和生存意味。

“假如爱不是遗忘的话/苦难也不是记忆。”（《无题》）、“仅仅在书上开放过的花朵/永远被幽禁，成了真理的情妇。”（《十年之间》）、“即使在约会的小路上/也会有仇人的目光相遇时/降落的冰霜。”（《爱情故事》）、“谁期待，谁就是罪人/而夜里发生的故事/就让它在夜结束吧。”（《明天，不》）、“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一夜之间，我赌输了……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履历》）、“自由不过是/猎人与猎物之间的距离。”（《同谋》） 、“我不再走向你/寒冷也让我失望。”（《很多年》）、“在大地画上果实的人/注定要忍受饥饿/栖身于朋友中的人/注定要孤独。”（《雨中纪事》）……，

从这一组诗歌中，不难看出，青年北岛对沉闷的现状和一成不变的意识形态腔调（抑或是骗局）的厌恶，这已经成为感受敏感期和现实失望感持续增重的创作主轴，还有一个主题轨迹可循，就是对抗庞大的集团，发出自我的声音，挣脱集团的控制，格言式的反讽，直接的绝望，转化的物质，武断的情绪，亢奋的宣言，心囚的低徊，都是这一主题的生发，这一系列诗歌都由“地火”转而燎原中国大地。这一时期的北岛是大多数迷惘中国青年的代言人，是理想挫败感的直接回音，也注定他最后被当局疏离。李欧梵的说法肯綮要害：“无论在台湾、大陆，或海外读者的眼光中，北岛都扮演一个‘双重身分’的角色：他既是大陆出身的诗人，又受大陆政权的疏离；他虽飘流海外，却心在中国。”[17]。北岛在第一阶段写作完成后，已经注定要与他的祖国脱开，而踏上流亡之路：“注定要孤独”，虽然北岛并不认同当局强加给他的“政治身份”，只是“认为文学必须脱离政治而独立自主，并回归其艺术的本身。”[18]，与高行健的“没有主义”倒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显而易见的是，他早期的诗歌，却是明显的受政治力压迫的“宣言诗”。毫无疑问，北岛早期的诗歌是“政治谴责”诗，大陆文学史自新时期以来，一直以将他归入“朦胧抒情诗”行列里进行诠释，存在着很大的误作解读的成份。在八十年代中国，目睹政治集团无所不在的重重挤压而超然物外，简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毕竟，“五四”以来知识分子传统“感时忧国”时时在俯瞰着，北岛也不例外。但1994年后，北岛却来了一个淡淡的转身，回到日常，回到平淡，放下“英雄”身段，这种变化将在下面简要谈及。

北岛的《履历》是一首别有意味的荒诞剧诗歌，它呈现的是地图索引式的一代人“心灵史”，其中的关键词颇值得玩味和深思，解读这首诗歌对理解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及观照中国当代史中这一代人有极大的帮助，并能顺利找到进入他诗歌内心的捷径。

履 历

我曾正步走过广场

剃光脑袋

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

却在疯狂的季节里

转了向，隔着栅栏

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

直到从盐碱地似的

白纸上看到理想

我弓起了脊背

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

唯一方式，如同

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

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

胡子就长出来了

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

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

并用刀子与偶像们

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

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

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

我们安然平分了

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

一夜之间，我赌输了

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

点着无声的烟卷

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

当天地翻转过来

我被倒挂在

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

眺望

这是一个觉醒者的回望忏悔，在用全部理想和热情投入后，发现收获的是伤痕累累的痛苦和欺骗：“我曾正步走过广场/剃光脑袋/为了更好地寻找太阳/却在疯狂的季节里/转了向，隔着栅栏/会见那些表情冷漠的山羊/直到从盐碱地似的/白纸上看到理想/我弓起了脊背/自以为找到了表达真理的/唯一方式，如同/烘烤着的鱼梦见海洋/万岁！我只他妈喊了一声/胡子就长出来了”。于是就用充满怀疑的口吻对那个曾经以为“正确”但实质荒谬的世界“真理”进行回放式再审视和无情嘲笑，行吟出苦涩、无奈的一阙挽歌，缩图式展现了一代人深受“信仰战争”、“绝对真理”的玩弄和幻灭过程，使悲愤和沉思都达到高峰，并使他发出金丝堡式的歇斯底里的“吼叫”和弃绝：“纠缠着，象无数个世纪/我不得不和历史作战/并用刀子与偶像们/结成亲眷，倒不是为了应付/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在争吵不休的书堆里/我们安然平分了/倒卖每一颗星星的小钱/一夜之间，我赌输了/腰带，又赤条条地回到世上/点着无声的烟卷/是给这午夜致命的一枪”。真理和信仰是最具欺骗性的，它让无数人跌入深渊，现在，该是觉醒的人们唾弃它的时候了。

最后，一代落寞而沧桑、孤独的觉醒者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倒置”形象：“当天地翻转过来/我被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眺望。”。于是，一切现世都被以倒置的图像悬挂起来，供思考和穿越，“倒挂在一棵墩布似的老树上”形象，成为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和重新认识世界的绝妙荒诞暗喻，因为在这颠倒的世界上，惟有倒挂在树上这一荒诞不经的形象，才能拥有对这个世界的理性观照。《履历》所揭示的正是那个被颠倒了的时代以及荒诞的世界本身。

在北岛第一阶段诗歌写作中，他在冷静的惊人的观察中，发现了“那从蝇眼中分裂的世界”如何造成中国人传统道德价值的全面崩溃、坍塌，继而人性的扭曲和异化过程，他想“通过诗歌建立一个自己的世界，这是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北岛建立了自己的“理性法庭”，以理性和人性为准绳，重新确定人的价值，恢复人的本性；悼念维护真理的烈士，审判刽子手；嘲讽怪异和异化的世界，反思历史和现实；呼唤人性的真诚面向、回归，寻找“生命的湖”和人性的“红帆船”。北岛对中国的直接痛苦经验，帮助他以清醒的姿态宣告与过去的决裂，并用激昂思辨与直觉思维产生的隐喻、象征意象相结合，使高度概括力的悖论式警句、格言成为诗歌中吟咏高潮，这一时段的诗歌溢满激情，毫不含蓄，纵语鞭挞丑恶和黑暗面。这都是北岛第一阶段诗歌所独有的振聋发聩的艺术力量，成为七八十年代中国人反省精神生活中重要的一环，也是北岛诗歌生涯中最出色的作品。

北岛第二阶段的诗歌约在1983年至1994年止，这时，北岛已因“政治谴责诗”被西方汉学家普遍认可并引介到西方，他的活动和行吟中心也由中国挪移到欧洲大陆，但作为没有了第一阶段讽刺对象的北岛而言，已经告别发出振聋发聩宣言的“英雄时代”，回到“启蒙时代”，李欧梵说：“北岛的诗从一个‘英雄’时代的自画像变成了一个人——他能从日常生活中找寻诗的灵感和语言，并从一个‘日常’的角度去反讽一些宏伟悲壮的抽象名词。”[19]，告别“英雄时代”的他稍稍有些短暂的茫然，他的诗歌也出现“真空”状态，成了一个国际“梦游者”。1989年“六·四”事件再次给了他喷薄而出的激情，这次是悲怆而深沉的，虽有愤怒，但已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有心音似的惨烈。1989年5月后，北岛成了现实中的“流亡之身”了，被永远禁止返国。而这一次由文革的内在自我流亡变成了外在流亡异邦，“八十年代却是北岛生命中最坎坷、最痛苦的时期。他不但在文革后的大陆文坛崭露头角，也卷入了政治漩涡，在八九年初主动地发起释放魏京生的签名运动，终至流亡欧洲。”[20]。

在第二阶段早期（1983年——1988年），北岛已在为一些空灵的人生感悟作阐释性感怀，指向的不再像第一阶段那样明确，而是坠入似有又无的虚无，但北岛风格尤为明显，还能找到第一阶段洞悉和警句的遗绪：

“熄灭已久的灯塔/被水手们的目光照亮……八月的梦游者/看见过夜里的太阳。”（《八月的梦游者》）、“生活是一次机会/仅仅一次/谁校对时间/谁就会突然衰老。”（《无题》）、“从长满青苔的舌头上/淌落语言的水银。”（《可疑之处》）、“理性的大厦/在无声地陷落。”（《言语》）、“昔日阵亡者的头颅/如残月升起。·····传统是一张航空照片/山河缩小成桦木的纹理。”（《白日梦》）。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后，北岛的诗歌气质为之一变，较之于前的空灵感怀、虚无抑郁大有昂扬情势，为“六·四”事件的悲壮谢幕和杀戮无辜充溢无声的愤懑和感伤之情。以此为分水岭，北岛开始了流亡西方的开端，他的诗歌意象里从此又多了乡愁和流亡。

钟 声

钟声深入秋天的腹地

裙子纷纷落在树上

取悦着天空

我看见苹果腐烂的过程

带暴力倾向的孩子们

像黑烟一样升起

房瓦潮湿

十里风暴有了不倦的主人

沉默的敲钟人

展开的时间的幕布

碎裂，漫天飘零

一个个日子撞击不停

船只登陆

在大雪上滑行

一只绵羊注视着远方

它空洞的目光有如和平

万物正重新命名

尘世的耳朵

保持着危险的平衡

这是死亡的钟声

悼 亡

不是生者是死者

在末曰般殷红的天空下

结伴而行

苦难引导着苦难

恨的尽头是恨

泉水干涸，大火连绵

回去的路更远

不是上帝是孩子

在钢盔与钢盔撞击的

声音中祈祷

母亲孕育了光明

黑暗孕育了母亲

石头滚动，钟表倒转

日蚀已经出现

不是肉体是灵魂

每年一起再过一次生日

你们有同样的年龄

爱为死者缔造了

永久的联盟

你们紧紧拥抱

在长长的死亡名单中

……

记念日

于是我们迷上了深渊

一个纪念日

痛饮往昔的风暴

和我们一起下沉

风在钥匙孔里成了形

那是死者的记忆

夜的知识

布拉格

一群乡下蛾子在攻打城市

街灯，幽灵的脸

细长的腿支撑着夜空

有了悠灵，有了历史

地图上未标明的地下矿脉

是布拉格粗大的神经

卡夫卡的童年穿过广场

梦在逃学，梦

是坐在云端的严历的父亲

有了父亲，有了继承权

一只耗子在皇宫的走廊漫步

影子的侍从前簇后拥

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

途中变成了坦克

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

有了真理，有了遗忘

醉汉如雄蕊在风中摇晃

抖落了尘土的咒语

越过伏尔塔瓦河上时间的

桥，进入耀眼的白天

古老的雕像们充满敌意

有了敌意，有了荣耀

小贩神秘地摊开一块丝绒

请买珍珠聚集的好天气

从《钟声》、《布拉格》开始，北岛诗歌里的流亡意象已经举不胜举，现在纪念的不再是文革真理烈士了，而是纪念天安门广场上“六·四”事件的民主殉难（道）者，讽刺的不再是政治集团某一个特殊时段（文革）的荒唐，而是全部的根基，及其本质的丑恶。踏在流亡之路上，在布拉格异乡由彼及此的故国联想：“从世纪大门出发的轻便马车/途中变成了坦克/真理在选择它的敌人”，“六·四”后，北岛已经彻底感悟所谓极权政治的邪恶性，对谎言式真理大言不惭的痛恨、蔑视和嘲讽、悲愤，但又无奈，还有流亡之身的乡愁苦闷难以排解，行文遣句也由第一阶段的高亢转为低迴、沉郁，甚至没有了第一阶段宣言式豪迈的自信、拯救式的大我：“我——不——相——信”，转为“一个词消灭了另一个词/一本书下令/烧掉了另一本书/用语言的暴力建立的早晨/改变了早晨/人们的咳嗽声。”（《早晨的故事》），潜向缩小了的“小我”：“词的流亡开始了”（《无题》）、“失去声音的象形文字”（《叛逆者》），流亡从此开始伴随着北岛身与诗同步出现。故国在身后，却永不能回转，后来，他在散文《家长会》里写到女儿田田关于回家的天真问询：

“你为什么不能回国？……警察不喜欢我。……为什么？·····因为，因为政治问题……什么是政治？”[21]。于是有了《乡音》里“对着镜子说中文”流亡西方的无尽孤独感，但即使是在万重山水外，故国的“恐惧往事”也是不堪回首和摆脱不掉的阴影，流亡心境的孤寂和缠绕可见一斑：

“我对着镜子说中文/一个公园有自己的冬天/我放上音乐/冬天没有苍蝇/我悠闲地煮着咖啡/苍蝇不懂得什么是祖国/我加了点儿糖/祖国是一种乡音/我在电话线的另一端/听见了我的恐惧”（《乡音》）。

“六·四”后，中国的十余万流亡者一如北岛般处境，孤独成为永恒的影子如影随形。北岛自己后来这样记载那段时光：“八九年至九五年的六年工夫，我搬了七国十五家。……‘我一无所有的漂流’……‘六·四’是场热病……我是一九八九年的鲁宾逊。……在挪威呆久了，得了失语症。……一群住在外地难民营的中国流亡者来借宿，带来了各自的逃亡故事。他们中有工人、商人、大学生，到天涯上孤独的一课。我们在黑暗中互相借光。……我日夜颠倒，索性整天拉上窗帘。”[22]。

孤独使流亡者们不得不发出“一声凄历的叫喊”（《在天涯》）。因为思念故国，但“给母亲的信/必经一生的路程/饶过敌意”（《夜匆匆》），故国已经切断了流亡者的归途。“流亡者的窗户对准/大海深处放飞的翅膀……我伪装成不幸/遮挡母语的太阳。”（《毒药》），只有在异邦寄托对母语的回忆里：“在母语的防线上/奇异的乡愁/垂死的玫瑰。”（《无题》）。

在无尽的流亡路上，北岛又恢复了重新审视那个庞大政治集团本质的清醒，现在，已经用不着那些高亢的宣言和回答了，那么，就直接喑哑着喉咙揭橥吧：

东方的想像

风中的钢刀灵巧地转动

大坝上的牛羊失踪

树木朝冬天一起鞠躬

绿色租赁给军队

枝干被造成大船时

洪水来临

豪华的时代

在宴请它的客人

铜号、美酒

竹椅上东方的想像

是不落的太阳

悬挂在砖窑上空

工匠们造就的天堂

流星般塌落

情人们睡在回声

那世纪之交的桥洞里

戴天使面具的人们

从桥上走过

“绿色租赁给军队/枝干被造成大船时/洪水来临……工匠们造就的天堂/流星般塌落”（《东方的想象》），被置换的隐喻指向用谎言诱惑而堆砌成的“信仰大厦”，在“大厦”建立之初就开始抛弃迷彩色外衣，《东方的想象》里全是隐喻的意象，“牛羊失踪”、“砖窑上空”、“不落的太阳”，北岛对政治集团 “谎言成性” 的概括与奥威尔的“老大哥”有异曲同工之妙。与第一阶段“政治性”诗歌虽采取决裂姿态但还有“英雄时代”情结相比，“六·四”后第二阶段的流亡诗歌早已没有了这些温情的憧憬，写下的全是抛掉梦想、彻底醒悟后的冷静拷问：

“在玻璃罩内/痛苦的是观赏者……风掀起夜的一角/老式台灯下/我想到重建星空的可能。”（《重建星空》）、“途中变成了坦克”（《布拉格》）、“权力在一块残旧的红布上过冬”（《绝症》）、“欺世之虹/是伟人的自传。”（《折叠方法》）……

比起《回答》、《宣言》里檄文式的激越情绪，诗人第二阶段冷冽而洞悉一切的警句被用来更高意义上戳穿政治集团的“谎言成性”。

第三阶段（1995年以后）的北岛诗歌已经完全成为其个人性的行云流水，调门更为低迴，浅吟低唱，激情回落，回归到作为一种纯粹的诗歌艺术，而回避了大时代的悲剧，再没有干预故国病相的勇气和豪情，也许，北岛自我影射“一代人如帷幕落下”（《局外人》）正说明着这些变化：“我在空山倾听/吹笛人内心的呜咽”（《旧地》），革命和英雄的时代都早已谢幕，消费（时代）社会已然降临故国，一切都在解构中被遗忘，而自己还是流亡之身的事实并没有改变。

“水的激情之上/是云初醒时的孤独。”（《无题》）、“若风是乡愁/道路就是其言说”（《远景》）、“我是被你否认的身份/从心里关掉的灯……敌对的岸/风折叠所有的消息/记忆变成了主人/哦 陈酒/因表达而变色/煤会遇见必然的矿灯/火不能为火作证”（《无题》）、“谁相信面具的哭泣/谁相信哭泣的国家/国家失去记忆/记忆变成早晨”（《送报》）、“风在耳边说，六月/六月是张黑名单/我提前离席”（《六月》）、“戒烟其实是戒掉/一种手势”（《练习曲》）。

第三阶段的“无题”诗明显增多，那种“回答”和那种“宣言”都已遥远，无法命名的情绪和空对空的孤独与日俱增，长期流亡异乡的空转豪情早已消磨和隔谟了对故国的印象，他在1998年写下了《肥皂》：“鱼相忘于江湖/夜创造临时的神/吸毒者眼中的蝙蝠/正毁于激情”[23]，归隐和消极的面向袒露无遗。

新千年以后，北岛鲜有诗作问世，他慢慢开始写絮语式的西方名诗家赏析，但已没有多少意义了。他的诗人身影已经渐行渐远，他的诗歌已经只是日常的呜咽了，流亡对他来说也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了，因为，进入二十一世纪甚至更早，流亡者归来已经是老话题了，索尔仁尼琴、米沃什、昆德拉等老牌流亡作家早已被坍塌的极权国度奉为上宾迎回本国，流亡作家哈维尔甚至还被选为捷克总统。

流亡不再是全球性的悲壮话题，流亡变成了中国一国的事情，但身体性的流亡已经不再是唯一的解释，游移在意识形态以外，处在边际状态“内在流亡”已经在中国大陆兴起，因为“六四”而流亡西方的中国作家也随着世界全面被消费浪潮裹挟，冲淡了激情，踏上了回归流，北岛甚至可以2001年以后短期回国数次，同样以地下诗人身份流亡西方的杨炼也早在十年前就畅通无阻回国。多多和芒克也在其列，两人身份都已被官方作协认可，前者甚至参加了2007年青海国际诗歌节，多多在2004年受聘于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任诗歌教授，《今天》派除了不知所终的诗人，其余都已放弃流亡身份或者干脆连文本上的流亡意象都不再坚持了。

第二节 贝岭、孟浪及其《倾向》派

在地下诗人流亡作家序列里，还有一群相较与《今天》派北岛、多多年轻一轮，大多接受过高等教育（非文学专业），大多数出生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期的诗人，他们的美学趣味和艺术追求更倾向于独立知识分子人格和自由主义之间，1988年，这些诗人以此为美学志趣，创办了《倾向》地下诗刊，最初是以发表诗歌为主，后来演变成一本人文和思想、独立艺术的杂志，创办人贝岭曾说：“《倾向》的美学就是地下文学的美学……《倾向》杂志不是，也不企图成为一份纯文学刊物，它从更广阔的视角触及人的存在问题，是一份人文杂志。从某种意义上讲，《倾向》的精神渊源来自民主墙，来自地下文学的历史，来自那时候的《今天》。《倾向》不会随波逐流，更拒绝见风转舵。《倾向》是小人物办的刊物”[24]。

1993年，《倾向》在美国波士顿复刊，接续上“地下刊物”在海外的生命遗脉，并逐渐成为一本描述和记录、思考“精神放逐——流亡”为主旨的人文杂志，贝岭自己回忆和定位《倾向》：“1993年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和之前夭折的中国流亡作家联盟和《流亡》文学杂志没有任何必然的传承或衔接。但是，在流亡的美学和流亡的象征上，无疑，有其精神传承。”[25]。在文学趣味和独立思考、艺术判断上，《倾向》甚至比《今天》主题更明确，《今天》在1991年刊登高行健的话剧《逃亡》后，其后再没有完整的触及思考“流亡”、“放逐”、“真相”主题面向的文本，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比起《今天》在文革后诞生初创时以“讽刺政治荒诞”闻名的初衷，现在，《今天》似乎在将自己回归到传统文学的“道统”上来，提倡所谓纯粹的纯文学式的美学，但在面对病相重重的中国大陆，放弃干预和良心拷问，将文学置于“世外桃源”境地，这难道不是“遁世”和海外“归隐”的一种表现。当然，即使如此，《今天》还是曾因刊登触犯当局禁忌的《逃亡》而被中国政体列为禁止入境的刊物。一些年轻的、孕育启蒙于1978年“西单民主墙”，成长于1989年“六四”事件前后的《倾向》派诗人们，则鲜明的将《倾向》办刊方向指向地下被遮蔽、流亡、放逐的文学文本，因为在版图广袤的帝国之上，思想、思考、书写都被视为统治者自身意志的延伸，自由和独立的书写追求是最为珍贵的气节、尊严。

复刊后的《倾向》曾发出这样的办刊主旨呼吁：“《倾向》对于任何一种垄断话语空间，建立话语霸权，乃至以主流话语自居，怀着特定企图，行使话语权力的行为，抱持足够的警惕与坚定的反对。《倾向》的美学是异议的、怀疑的，也是反抗的、颠覆的、个体的。《倾向》推崇多元，拒绝统治与权威，不管它来自国家、集团、媒体还是个人。……通过文学的探索达成美学的关怀，以对抗国家政治话语及大众传媒话语对人类丰富表达的伤害。这是美学的对抗……《倾向》强调知识分子精神，也是《倾向》在中文世界的价值所在。”[26]。这鲜明的反映了《倾向》派的文学主张，

对于，《今天》与《倾向》的异同，诗人孟浪这样解释：“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由北岛、万之主持）和1993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陈东东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他们先后聚集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2001年止）。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型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关照整个外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当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值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27]。

分别于1988、1993年后流亡美国的诗人贝岭（1962年生）和孟浪（1961年生）是《倾向》派的核心，他们的诗歌与他们的前辈《今天》派比较而言，在意象和隐喻表达上显得含蓄、内敛、丰艳，没有“英雄主义”情结，也少了过于沉重的时代压抑感，开放、理性意识也较为明显，美学趣味围绕文学独立意识回旋，他们的倾诉中心不再是文革癫狂和谎言破灭、英雄坍塌、拒绝真理，视角也不再是俯视苍生的巨大拯救型口吻，他们回到、降落民间，述说民间力量，以小人物的见证和思考来延续并证明那个巨大真理的荒谬性，他们的独立表达意识较强，为艺术的纯正、自由、独立、理性而坚持不懈，并长期褒有对理想的不变信念，对“地下文学”里贯穿的自由表述和对扭曲政治社会保持警惕的属性理解一点也不比《今天》派来得差，甚至在《今天》派影响退出历史舞台后，他们还在海外坚持这种在消费社会看似徒劳的努力。《倾向》派诗人们是继北岛《今天》派在海外 “中国地下诗歌”影响的延续，他们甚至继承了西方“知识分子”人格，而使诗歌写作变成了一种“公共性”反思利器，特别是孟浪，更为重要的是，《倾向》派在二十一世纪初准确的理解“流亡”、“放逐”文学精神，对于中国当代日趋堕落“犬儒文学”的影响。在这一点上，《今天》派的能量十分有限。

贝岭八十年代初即已创作诗歌，那时的诗歌吟咏天下是“《今天》派们”的，他一开始也介入《今天》的编辑和外围工作，贝岭在后来一次访谈中回忆道：“像我这样的诗人，严格地说是地下诗人，或者是被称之为‘从未被官方承认的’诗人。实际上我在官方杂志上发表的诗歌并不多。我的文学生涯是从阅读和办地下文学杂志、从事地下文学活动开始的。我个人的写作可以追溯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读大学期间。当时，我参与了在北京的‘民主墙’活动。在‘民主墙’活动期间，我认识了当时的一些年轻诗人和作家，同时，开始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包括西方的和中国过去的文学作品。……当时一些年轻的诗人和作家在‘民主墙’期间创办了一份杂志，叫《今天》。我参加了《今天》杂志的活动，如文学朗诵、定期的作品评论聚会、帮助出售杂志等等。……总的说来，是文学阅读和‘民主墙’及以后的地下文学活动使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条‘不归路’吧。

‘民主墙’之后地下文学刊物的出版在北京是这样开始的。一九八四年，我编了一本《当代中国诗三十八首》。一九八五年，我和孟浪合编了《当代中国诗歌七十五首》，同时我们还印刷我们个人的油印诗集。一九八三年，我油印了第一本自己的诗集，叫做《被愚弄的……》。现在看来，这本诗集很幼稚，但那毕竟是我最早的文学尝试。随后，我在北京和上海又参与了另一些地下文学的出版工作。一九八八年，一批年轻的诗人创办了地下诗刊《倾向》，出了四期后，就在一九九二年被勒令停刊了。一九八九年前，我们还组织了几个重要的文学‘沙龙’活动，比如，我们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圆明园等地都搞过文学‘沙龙’和诗歌朗诵。

可以说，在‘民主墙’期间，北岛是地下文学及《今天》文学杂志的主要角色及主持人。但后来，他甚少参加地下文学活动。如果我的记忆没有错的话，一九八五年，他加入了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甚至作了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诗歌主席之类。这期间的地下文学活动是由没有加入到官方作家协会的地下诗人和作家延续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地下的诗人跟被官方称为‘北岛们’的一批在官方文坛成名的‘朦胧诗人’就各行其道了”。[28]。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贝岭和更年轻的诗人们是自觉的接受自己“地下诗人”身份的，这在“地下诗人”被普遍“招安”的状况下是不容易作到的，因为诗人的独立性思考和判断、质疑意味着区别于官方垄断的单向道式“意识形态”写作，而后者得为这种意识形态服务，前者则只对良心和正义负责。因此“地下诗人”可以独立于“意识形态”之外追索，并呈现中国病相的复杂性，这是追求“意识形态”一统化当局所不能容忍的。

贝岭和孟浪的诗，大体来说与《今天》派既有对苦闷、沉默世界压抑愤懑无解的一脉相承，又有新派们对旧世界由失望到期冀的自有激情，意象也大大繁复、增大，尤其是后者的诗歌更是如此。贝岭和孟浪的诗歌创作现在都已在廿年以上，两人流亡海外后，诗歌创作的动力都有所削减，贝岭的诗歌激情更是呈一路低迴姿势，新世纪后已鲜有诗作发表，在太平洋两岸奔波从事出版工作。这里所谈的贝岭诗歌是他1980年至1995年所写的诗歌。

贝岭早期（1980——1984）的诗作忧伤而淡定，意象明朗，毫不晦涩，诗意之外虽有所指和现实责问，也呈现现世痛苦和受难的源头，并对此发问，但比起《今天》派的情绪激越显得理性许多，发问中心也显得模糊而漫漶，甚至迷茫。《黄昏》是其这一时期的代表作：

黄昏是无法诉说的

甚至难以微笑

水到来泪刮过

注成河流

大群的鸥鸟

他们闪电般姿势的目光

逾越广场

掠取大片的沉默

在风铸成的创面里

时间空洞又单调

黄昏“掠取大片的沉默”是年轻的贝岭对中国的看法，这一美学趣味延展了他的诗歌概括时空，那种忧伤的情绪当然是从迷惘中而来，又归流到彼岸的期待中去。这一时期的佳作还有《忍冬藤年年开放》，递进式发问和坚定的回答讲述着古老而不朽的生命力传奇，那里是坚韧的民族自喻和气节展现，对衰朽的阻力式守旧保守思想发出嘲弄和讥笑：“那些期待 出于几种神圣的愿望/守望着宇宙的森林”。忍冬藤、野性金雀花、兰铃、榛树成为“尖利的风沙时代”的一种生命力丰碑矗立，只有“盘绕着尖利的风沙”，才会“和黎明一起无尽俯展/以群体的交欢开放”，而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的是：在“高原依旧荒凉”的荒原上，“忍冬藤年年开放”。忍冬藤在特定的文革后沉闷年代里，被贝岭象征为一种压迫不倒的气节和生生不灭的坚守精神、意志，成为一种耐得住荒凉和冷冽的征象，并借以蔑视那些压迫他们的“酷寒专制”力量，这是贝岭要反复吟咏和告诉“他们”的：

向孤寂宣战

以坚忍不宁的绚烂

在寒风的清爽中

向孤寂宣战

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

比试锋芒，比试力量

传递我的呼唤

传递你的呼唤

用棕色的肥沃滋润茎管

岩层也将被挤压

接受日复一日的风化

在《忍冬藤年年开放》里，《今天》派的“宣告”和“回答”式语气又被回放：“向围幔般生长的高墙/比试锋芒，比试力量”；“我只能选择天空/绝不跪在地上”（《宣告》），“我告诉你/我还要告诉你”；“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回答》）。

在《太阳歌手》里，贝岭发出八十年代初最为惊人的预谶：“二十世纪的凄风苦雨后面/必定还有一场大雪……二十世纪的所有恐惧/将在一片歌声中摇曳”，那是一场什么“大雪”？那又是什么“恐惧”和“歌声”？贝岭明确的回答：“我看见血流在大街上看见死亡的真形”（《智利的血流在大街上》）。似乎，后来的“六·四”事件证明了这一场“大雪来临”。

贝岭中期（1985——1988）以后的诗歌则稍稍情愫萌动，诗句精短而缠绕，目光含情而炯明，无论爱情和现实思考都进入一种成熟的自我审视阶段，幻灭和燃烧都毕集于一身。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我已无言可告》表达了那种幻灭和燃烧感，并为深深陷入这种状态而苦恼、迷茫：

……

那是无核的愤怒

和阳光一起迸发的

正不停地自我摧残

……

那些遁世的英雄

我旧日的好友

他们启开光阴的瓶盖

沉湎在梦中

用酒精冲淡痛苦

冷漠，一种尊贵的智慧

那些隐喻的收集者

他们在纸中彻悟

并用意象轰炸历史

他们绝望的预言

正等待时间的注释

然而我不能够

在我的逃匿里

我听到孩子们的哭泣

一个苦孩子持久的哭泣

他们的泪水烫伤我

我怎样才能学会抚慰

怎样孤立在冬季里

等待，用诗的荆条抽打

直到疼痛──至深处

这一时期的中国各种思潮开始分化、萌动，甚至动摇，诗人感到无所适从，以前引以为“真理导师”的人和事都开始分崩离析，诗人开始感到孤独和失望，甚至无言以告。面对“严酷，有水煮沸的愤怒”（《墓》）岁月，他只有“用诗的荆条抽打”自己，不至于沉沦下去。这一时期的诗歌都进入“无言”和“虚幻”状态，词语越来越精短，意象越来越灰颓，《述》、《沉默》、《逃避》、《虚》、《内向》、《缄口》、《墓》、《哀悼》、《梦》、《省》，这些诗从标题到诗风都在诉说着那种寂寥，“苍茫积成垢/时间铸成钟”（《虚》）、“你动荡不定的漂泊中/渗透没有对手的孤独”（《内向》）。有关漂泊和浪游的不确定感，虚无的情境在一点点流转逶迤，显然诗人在长长的黑暗甬道徘徊和踯躅，惆怅的感觉弥漫在这一时期的诗歌中。

后期（1989——1995），因为“六四”事件后滞留美国，身份发生裂变、挪移、流散，一切希望全变成失望：“此时，我在纽约……我流落在异乡……终于，我确认了自己是在‘流亡’，它是不自愿的，可我自愿地选择了它。面对惨痛的、祖国的现实，我的所做作所为，此刻，已使我已别无选择……流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孤立、隔绝，意味着语言的丧失，意味着物质和精神的双重贫乏。也意味着失败，甚至，意味着面对失败的无奈……过去了，一切都过去了，朋友们已在狱中，我却因为‘时差’而幸存着。某种意义上，我已经流亡。也许，我会终生流亡……这就是流亡，一种没有归属感的生活，它构成多重的困境，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它更是一种严酷的存在。你在向它发出追问，它也在向你发出追问，甚至，它还索要追问的结果”[29]。

何处去的茫然和悲愤使他一改颓靡，视野却变的宏大起来，担当也明显发生巨变，从这一时期开始，贝岭的“流亡”、“放逐”美学诗风日趋成熟，这一时期的《放逐》标示着作为流亡诗人贝岭的诞生：

我在时间的尽头经历放逐

手臂的弯度 记忆的弓

我用我的汉字洗清异国的天空

无倦的天空 辽阔强烈的天空

干燥而又坚忍

带着事物莫名的疼痛

冬天──有着记忆命名的庄重

我看到被遗忘拒绝的耻辱

带着使命 进入我那野蛮的视野

眺望终止了阅读 回忆放弃时钟

经历者──经历着对经历的厌恶

那并非是时间的过错

那仅仅是时间的过错

辗压往事的 是夜的车轮

事物

用它不朽的根

固执地缠绕我们

我在放逐的尽头

如同国家版图上

一个恒久的诅咒

流亡成了彼岸祖国“一个恒久的诅咒”，而此岸却是拳拳的赤子之心，思念徒劳的空转。流亡、放逐带给诗人的是种种孤独和无奈，使诗人用很长的时间来审视自己的命运和处境，并慢慢浸润成“流亡”的美学，这种美学也成为《倾向》派孟浪后来创作倾向的主核，并一以贯之。

后来贝岭自己回忆道：“两次的流亡，第一次（1989年，我选择了留在美国，逾5年后，我又选择回到祖国）和第二次（2000年秋，我被遣送出境，驱离中国），使我渐渐获得完整的视野和对东西方世界的认知（这个西方世界至少有两个部分构成，美国世界和欧洲世界），既使是在被资本主义全球化“催逼”的21世纪（这使我少了不少乐趣！），从细部看，你、我、他，民族、地域、人性、语言和文明的差异是多么地不同啊。何况，我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世界，对非洲黑人世界和非洲文化，对拉丁美洲世界和它古老的历史和文明，甚至对东亚和日夲的文化和文明，又知道多少呢？我第一次离开中国的那个年代（1980年代末）和我真正滞留美国的那个年代（1990年代初）是两个如此不同的世界。而从1994年始，我一次次再返的中国又让我多么地感叹不已。晕眩和巨大的身心震撼。祖国惨痛的现实、祖国巨大变化的现实，对苟且偷生式流亡的自责，那扭曲的难民化美国生活经历。”[30]。

对于流亡的不幸，贝岭还用诗歌《宿》诉说着境遇的尴尬：“我们出生的不幸/已烙在种族的脸上……乞怜于语言，而又丧失了语言的日子/我们从未受洗/却寄身于蒙主偏爱的国度/仅仅是由于敌意的存在/而被供养着……那片属于我们的/孤独意识形态保留地”，流亡西方使诗人再度陷入“无言”可告的苦闷期，除了内心世界的孤独，一无所有。他转而对那场导致数十万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流亡欧美的“六·四”转捩致敬。

“我目睹的暴力过去了/它滋生的果实/被恨的潮水洗劫着/一个预言再度呈现……·整整一支队伍的葬仪/祭奠着记忆”（《纪念——为一九八九年‘六四’受难者而作》），这是一首对“那场世纪大雪”的回应的诗，在《太阳歌手》里的“大雪、恐惧、歌声”早已在现实中发生，预言被击中。贝岭也因为那首诗而再次被拒绝入境（2002年6月6日）[31]。

在这一时期，迄今贝岭最长的一首诗《主题与变奏——对一个时代的纪念》是他对一个时代落幕所作的哀悼。

那象征般兀立的主题

来自我们无助的内心

记忆，如同一场浩劫

虚幻而又真实

被扼止的

是想象的年轮

它被残酷的背景遮掩着

……

那面早年的墙

绽放异议的墙

……

用无知的力量炫耀

一个种族灭绝前的征兆

……

死亡，像阴影一样

把冗长的悲惨缓慢拖曳

那是一个悠久的寓言

那是我们一生的仪式[32]

杨远宏说：“我们都明白那是个什么‘主题’。一个时代被封杀。幕布纹丝不动。记忆，比流星陨火墬落、熄灭得还快。高热亢奋的高粱花下，土地比冰块更寒冷。这是一个时代正在被狂欢庆典所延长，并在延长中被影子作者和影子阅读不断改写和误读的尾声”[33]。

在那个不久前的“悠久的寓言”里，被当作“一生的仪式”是那个时代的激情，现在，一生的图腾早已转瞬即逝，流转为遗忘的死海。这是贝岭对早年启蒙自己的“时代墙”的怀想，也对那个时代被全民遗忘而感到失望。

现在，贝岭的写作才情和对汉语诗歌形式感创新已经得到公认，九十年代末期，贝岭大大放慢了诗歌写作速度，转而投入到出版和文学活动中去了，并大力传播有关“流亡”美学。

《倾向》派另一主将孟浪的诗歌写作长期处于旺盛期，他1961年出生于中国另一叛逆者活跃的大都市上海。1978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大学，大学时代就开始诗歌写作，并热心参与和组织以出版“地下文学刊物”为核心的地下文学活动。1981年，即已创办民间诗刊《MN》，第一期名为《形像危机》，后还创刊《海上》、《大陆》等地下刊物，他是八十年代初很少几个具有诗歌“现代感”的诗人，1995年赴美。

作为一个老牌的地下诗人，孟浪一以贯之到二十一世纪，贝岭高度评介他，应该是恰当的：“上海诗人孟浪曾是国内重要的地下诗人和地下文学刊物出版者，自八十年代中以来，他因写作和编辑出版地下文学作品，而不断受到他所在地上海的警察的秘密侦察和监控。一九九二年四月，他与另一位上海诗人默默被上海警方秘密拘留，并从他们各自家中搜查扣留财物〈主要是创作手稿、书信和地下文学出版物〉合计二百逾种。在被秘密关押了三十六天后，警方将他们释放。此后，孟浪在上海及在中国国内的工作、旅行等一直受到骚扰及恐吓，一九九四年五月起，警方加剧对他的迫害，使他不得不避走匿居。当他回到上海家中，警方即开始对他进行更繁琐的传讯，调查他的全部文学活动（一度每星期三、四次，每次四小时以上，使他的身心健康受到严重影响）。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一九九五年九月他应美国布朗大学的邀请作为一个访问作家而流亡国外。

孟浪，真正承担国家对诗人惩罚的恰恰是像他这意义上的地下诗人，这种厄运和来自国家的野蛮伤害着一个诗人日常的生活、身体、甚至心灵，但它未能彻底伤害到他的写作，特别是他的诗歌。他写出了对一个邪恶时代中个人命运进行追问和深刻内省的长诗《凶年之畔》(1986)和《私人笔记……一个时代的消亡》(1987)。这两首虽在诗艺上粗砺却极富气势的长诗是这一严酷时代真正的见证，假如政治可以广阔的定义的话，也是描述共产主义制度下人的命运的力作”[34]。

严格意义上，孟浪并不能（他也不愿）被划入“流亡作家”的行列，他似乎与他上海的同乡，小说家张爱玲一样，不愿被任何一种既有的体制和政治制度限阈思考与创作。按照匡南说法：“凡是诗人都是反叛的，孟浪也不例外……当80年代孟浪完全以异类的外表而现世时，当他骚动不安到处走动时，他的反叛从此便无休无止。安定的生活已经不再有了，除非他要结束作为一个诗人的存在。这种反叛还不能只归结为政治式的异议。首先，孟浪反叛的不只是这样那样的政治，他反对一切政治；其次，孟浪反对的不只是政治，他反对一切定格了的世俗，反对一切既有的文化、生活形态，反叛所有的既有的事物，也就是说反对一切滋生现实政治的根源与条件、一切与现实政治生活配合、互动的事物、一切与政治妥协有关的精神状态——所以，他喊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然而，到此为止，政治反抗者也罢，文化异议者也罢，现存秩序的反叛者也罢，还都不是孟浪的诗人定位，而只是诗人之为诗人的出发点”[35]。这是很富意义的认识，与“没有主义”的高行健在精神境界上同出一辙。

进入新千年以后，他的流亡性表现在他到处走动上，他在美、台、港、中国大陆等地游走，但诗歌写作却愈加呈现起色。严格意义上，孟浪是一个行吟诗人，并非流亡诗人，他无关政治，虽然他的诗歌中二十年来有一贯的反对文学艺术政治化和反对中国大陆思想意识形态一统化，但那只是作为一个诗人的特有特质，他拒绝妥协，反抗现实，反对强制和单向道式的文化强加，是用一个诗人身份参与公共知识分子建设。在这一点上，孟浪与他的前辈北岛们的“英雄主义”、“救世主”诗歌有很大区分，他的诗歌没有对具体年代的控诉，也没有完全弃绝式的愤怒，他的诗歌意象和意义表达都是小人物的直觉，正如匡南所说：“孟浪的大多数作品都显见了生活具像的缺席，而成为一种毫不掩饰的个人观念的表现。在他的作品里，几乎没有北岛的爱恨情结，没有江河、杨炼的历史图腾，没有韩东、于坚的日常关切，更没有周伦佑的语言欲望。他以抽象意识浓缩了全部时空”[36]。

对于孟浪作为流亡诗人的归属，我认为匡南的说法很重要，因为这与孟浪本人的理念阐述十分吻合，其实，这也代表了大多数流亡海外中国作家的一种认知。“有人把孟浪归入流亡诗人……孟浪具体生活中的一个特点的确是流浪甚至是流亡，然而流亡本身不是孟浪作为诗人的定位，而只是孟浪作为当代中国诗人的一种不能摆脱的生存状态。当然频繁的物理的流浪或者流亡事件，对于孟浪领会“地域解码”、突破文化地域主义视野或许有所帮助，因此得以避免沦落为狭隘的地域诗人或者地方文化主义诗人。海德格尔曾言，有诗人，才有本真的安居。就此，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有本真的安居，才有诗人的存在。这里本真的安居不应指物理的定居，而应指精神的无遮蔽存在。然而，无遮蔽只是诗人的希冀归宿，却难以成为精神的现实。与物理的流亡相关的一个词是精神的恍惚，而精神恍惚似乎才是一个真正的现代诗人所具有的品质。……即一个精神恍惚者。孟浪不是来到美国以后流亡之后才精神恍惚的，在客居美国之前，无论在上海、还是置身其他地方，他都无疑都是一个精神的恍惚者，由于令人窒息的政治语境，这种恍惚感对于他这样一个如此敏感于意念语言的人，更是无法驱离也无从驱离。然而，正是这种恍惚造就了他的意识表现手法的一贯性”[37]。

孟浪自己这样解读文学的“流亡性”：“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集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挡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 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然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彩、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型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做另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它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裘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建立和提升”[38]。《倾向》派之所以后来与《今天》派发生一些关于写作与信仰关联的冲突，上述孟浪的回答是贴切的。因为《今天》派已经“回答”和“宣告”不了当今纷繁的语境流变，甚至已经阐释不了中国真相的本质，而《倾向》派却还能作到这一点。

进入二十一世纪“消费主义时代”后，流亡已经流变成当局一种用物欲怀柔政策里的“绥靖主义”，激烈的流亡事件很少发生，近几年，为争取出版和表达自由反抗专制的只有一例，2004年7月，以自由主义法学家身份流亡澳大利亚的袁红冰，流亡后随即出版四部长篇小说，第五章已有专论。相反，很多“六·四”事件流亡欧美的作家、艺术家苦熬不住，纷纷踏上回国之旅，人数不在少数，有人把它称为“流亡者归来”[39]事件。这说明，当初壮怀激烈流亡在经历时间这部机器长时间打磨后，变得消极和失望，有的归国后，甚至归流到“消费主义”潮流里，一点也不逊色[40]。

在这种潮流里，尤见孟浪的认识境界的超脱、开放，也更显见《倾向》派集体主张的流亡美学的重要性和一贯性，孟浪认为流亡无所不在，并不单单存在于极权国度，极权一旦消失，流亡并非也随之消失，在自由和非强制国家，内在流亡也是包括诗人、小说家在内的知识分子的必需。

孟浪为推动《倾向》派集体流亡美学的重要性还远远不至于此，他的绵延二十余年的出色诗情也在诠释这一点，孟浪从一开始就出手不凡。代表性诗作《连朝霞也是陈腐的》，写于1991年6月，对那个既苦闷又浮浪的时代作了精确的概括。其中的悲愤感油然而生，还有“六·四”后的迷惘和绝望渗透在行文里。

1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

光捅下来的地方

是天

是一群手持利器的人在努力。

词语，词语

地平线上，谁的嘴唇在升起。

２

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

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

它自己却毫无知觉。

刀尖上沾着的花粉

真的可能被带往一个陌生的地方

幸福，不可能太多

比如你也被派到了一份。

切开花儿那幻想的根茎

一把少年的裁纸刀要去殖民。

３

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

太阳发出的声声惨叫

第二天一早你才能听到。

我这意外的闯入者

竟也摸到了太阳滚烫的额头

垂死的一刻

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

连朝霞也是陈腐的

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

４

但是，天穹顶部那颗高贵的头颅呵

地平线上，谁美丽的肩颈在升起！

已经没有了北岛的激荡和怀疑：“我——不——相——信”，十余年后的孟浪们演变成彻底无望，北岛那个时代还有新秩序等待人去期盼和期待，但孟浪们期盼来的却是更为窒息的“时空”：“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所以在黑暗中不必期待所谓黎明”，绝望的情绪已经不能唤醒，比怀疑走的更远，简直已经死了心，关上了心灵的窗户，与另一位地下诗人前辈“启蒙社”发起人黄翔的诗作：“即使我死了，也让你如鲠在喉”异曲同工，拒绝相信黎明的召唤：“连黎明对肮脏的人类也无新意”，诗人还听到：“黑夜在一处秘密地点折磨太阳/太阳发出一声声惨叫”，那是什么惨叫声，不言而喻。而现实是“幸福的花粉耽于旅行/还是耽于定居，甜蜜的生活呵/它自己却毫无知觉”，面对如此日趋靡狂的现状，是沉沦纵乐，抑或触摸“太阳”：“滚烫的额头”，如莎士比亚说的那样：“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太阳”这个意象在诗中出现好几次，这个意象被孟浪赋予了超验的能量和希望，这是这首诗中的唯一的一点光斑，极像崇山峻岭中一线天的意味，挽救着快垂死的一颗颗游荡的中国灵魂。

所以，即使“垂死一刻/我用十万只雄鸡把世界救醒”，亚英雄主义又复活了，痛苦、迷茫的孟浪们矛盾的心里又恢复激荡起一丝温存，游丝样的若隐若现，蔓延不绝。海市蜃楼的画面浮绘在“地平线上”：“美丽的肩膀在升起！”。孟浪的诗歌就是这样，具有纵横捭阂的叙述纬度，荡气回肠的让人热血贲张，但还给你留有一盏明灯，不至于彻底弃绝。

诗歌《连朝霞也是陈腐的》，是八九后的时代宣言，但已经再也不会引起“回答”、“宣告”时的轰动和激动，这时的中国大地上一片下海和经商风，人们对精神自由已经不感兴趣，更关心的是物质的狂欢和欲望的舞蹈。这首诗的意义很快被遮蔽了。

1995年，孟浪去国后，孤独使他写下了大量关于母语、家、国流散的诗歌，他称自己的诗为“流浪的国土”（《无题》），2000年还写下了《祖国》那样的愁绪满满的诗歌：“祖 国/如此赤裸的鸟儿/被投入如此赤裸的天空/如此赤裸的天空/鼓舞起如此赤裸的太阳/我们在恐怖中——/呵，鸟儿痛失羽毛/太阳痛失光芒/我们在可怕的黑暗中……/我们在可怕的飞翔中……”，又是太阳，又是天空，是向往“强制力消失”的天空，还是生活在“可怕的黑暗中”，内心已满布抹不去的伤痕。

孟浪对于流亡有着自己独到的美学，他对政治力的强制性也有着天生的敏感和痛切，21世纪初，他游走于两岸三地，感同身受着独裁文化带给中国人长久的痛楚，这一时间写下了长诗《数字之伤，数字之痛》，将目光对准1947年的“二二八”[41]和1989年的“六四”事件，这并非是政治诗，他让数字复活，让数字说话，让数字背后的政治鬼魅现形：

数字之伤，数字之痛[42]

──献给二·二八，也献给六·四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失踪的日子

一些数字是一些人牺牲的日子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失踪者的人数 又一些数字呵，是这些牺牲者的人数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失踪者永生的日子 这些数字，也是这些牺牲者不朽的日子 数字之伤，因它曾被野蛮地抹去 数字之痛，因它曾不得不珍藏深深的心底 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 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 这些数字现在停留在这一刻 它愿意自己是最后的统计，永远也不要再多出！ 太多的数字缠绕我的记忆 就像太多的国家缭绕我的身体 那些制服人戴着面具，唱着高调，下着狠招 那些足够数量的概念，想象，现实和推理 而我的国家隐瞒我，躲避我，逃离我 为了它拂逆人的一个荒唐罪错 我向我的国家揭示我，呈献我，投放我 那一连串数字的悲怆和传奇，我已铭记 当我试图抚平伤口，抚平激情波浪，那人群海洋 手与手互相搀扶，手与手互相紧握！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 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 数字是无言的，痛苦是无言的 而希望也是无言的，未来在那里更是无言的 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 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 说话了，哭泣，尖叫，希望 说话了，畅谈，欢语，未来 说话了，世人呵，是否都已听见 每一张新生婴儿的笑脸都将是迟到的正义 在复仇、惩罚、忏悔、伏罪种种的胶着之间 竟是宽恕，竟是宽恕，才是最严厉的审判！ 在这里一个数字曾是被禁止破解的谜 在那里另一个数字仍然也是，仿佛已成世纪之谜 总有一日他们将从不死中惊醒 他们重新来到生活中间，要打扮得更漂亮的 是一个国度，还只是他的一位新嫁娘 是一座房舍，还是他的又一份信仰 他们望着惊喜地望着他们的人们 这一次的生命在给出一个如此悖谬而圆融的箴言 基督，敌基督；祖国，敌祖国 乌托邦也就更简单了，呵，敌托邦！ 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 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人类因数字存续不灭的记忆 也因数字人类的另一类人制造着可怕的遗忘 呵，数字之伤，数字之痛 让数字无畏地站立起来，更高大 让数字勇敢地走动起来，更无处不往 让数字在苍天下发出控诉、拷问与呼告 却曾经，也正在，还将要呵，丧钟为谁而鸣 这数字不再是日子，这数字不再是时间 谁能数得清？谁能在这里数得清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台湾作家简唐评价孟浪面对台湾“二二八”，思索的却是与之相似的威权体制惨剧：中国“六·四”事件，这是孟浪作为流亡作家内心里摆荡的真正的大写的“乡愁”之痛。这是十分贴切的。孟浪让数字苏醒过来来参与控诉“广场”上的惨剧：“但这些数字已是刻在天上的星辰/但这些数字终于照亮世人的眼睛……是的，一些数字曾是噩梦，日复一日/是的，一些数字曾是禁忌，年复一年……我们摇动它，叫一些数字苏醒过来/我们鼓励它，叫一些数字大胆说话，痛苦……有些数字看来无法不是异常沉默的/有些数字在内心必得分外嘹亮…… 这数字是血滴、汗滴、泪滴、雨滴，四海飞溅，八荒轰响！”

所谓的数字真理被孟浪荡气回肠的反复强调，他相信数字终有一天会复活，会自己现身来控诉和诉说真相，读来令人神伤。 现在，《倾向》派的贝岭和孟浪在流亡观上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美学，他们甚至称20世纪为“流亡的年代”，相较而言，《今天》派则已沉潜了足够多的时间，渐渐的淡出了“流亡文学”的视野，在祖国还处在后极权时代之时，《今天》派的当年引领作用却早已灰飞烟灭。
注释： 一、周冰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消费文学的现实命名》，《文艺报》（北京），2001年6月5日。 二、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贝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 三、同第三章注释六十。 四、同第七章注释二十一。 五、如果翻阅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你会发现，当年的在野党后来成为新政权统治者的共产党对于“民主”、“新闻自由”、“平等”、“人权”、“选举”等西方民主价值观关键词是多么热衷，频频见诸报端。而这与1949年掌权后实行的政策天壤之别。 七、关于《今天》派早期受贵州诗人黄翔等人影响，见陈晓明，《表意的焦虑——历史祛魅与当代文学变革》，第32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6月版。黄翔，曾创办地下诗刊《启蒙》，1978年，曾将诗歌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张贴至西单民主墙上。另见舒衡哲（Vera Schwarcz）（美），《中国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其中有对黄翔详实的分析，第378—379页，台湾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7月版。 十五、二十一、二十二、北岛，《蓝房子》，第236—237页、第178页、第203—205页，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年12月版。 十六、关于这首“口号诗”在“六•四”事件天安门广场上出现的照片，见《悲壮的民运——最和平开始 最血腥结束》，第90页，香港，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年6月版。 十七、十八、十九、二十、李欧梵（美），《既亲又疏的距离感》，《午夜歌手——北岛诗选（1972—1994）》序言，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10月版。 二十三、本节所有诗歌除特别注明的均来自北岛诗作：《在天涯》，牛津出版社，1993年版；《午夜歌手（1972—1994）》、《零度以上的风景（1993—1996）》、《开锁（1996—1998）》，台湾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1996年版、1999年版。 二十四、亚 衣，《为了中国‘独立’的文学——访诗人贝岭》，2000年。 二十五、三十、三十四、贝岭，《流亡中的文学》，2007年。 二十六、贝岭，《倾向》（季刊）卷首语，1995年，总第五期。 二十七、三十八、孟浪，《 必要的丧失：一九八九后的中国流亡文学 》，《自由时报》（台湾），2001年2月2日；《世界日报•世界周刊》（美国），2001年3月4日。 二十八、见贝岭接受胡亚非访谈，美国。 二十九、贝岭，《流亡》，1989年8月，纽约。 三十一、见贝岭自叙《一首诗使我未能返回祖国》。 三十二、除注明外均出自贝岭诗作《旧日子——贝岭诗选Bei Ling Selected Poems（1980—1995）》（中英文），台湾台北，倾向出版社，2006年3月版。 三十三、杨远宏，《对〈旧日子〉的叩访——读〈旧日子－贝岭诗选〉》，2007年。 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匡南，《精力耗尽，皆因更大的激情——评孟浪新诗集》。 三十九、廖伟棠（香港），《流放者的归来》，香港，2003年。 四十、有关新世纪归来的中国流亡诗人状况，详见孟浪，《现实，或者象征：回归，汉语的方向》，载《文学世纪》（香港），2004第1期。 四十一、二二八事件是1947年2月至5月间，在台湾所发生的官民冲突以及严重流血镇压事件。事件始于1947年2月27日发生在台北市的官民纠纷，由于公卖局查缉员查缉私烟的事件处理失当，2月28日引发台北市民之请愿示威、罢工、罢市。当日又发生公署卫兵枪击请愿民众，事件乃由请愿惩凶一变而为对抗公署，进而激化为省籍冲突。此一抗争与冲突，迅即蔓延全岛，使原本单纯的治安事件演变为政治运动，最终导致官民间的武装冲突，以及本地台湾人和外省人间的一场族群冲突。二二八事件于台湾光复后不到一年半之间发生，其背景并非单一因素所能解释的。事件本身与台湾独立运动并没有关联，但对后来台独运动的兴起，却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四十二、2005年2月作于台湾，首发于2005年2月28日在高雄市立美术馆开幕的《乡思，乡愁，家在何方——2005年第九届228创作纪念展》，2005年4月9日台湾《联合报》刊载）。

 

原载《自由写作》第69期 · 2011年5月）

浦志强：律师的酸甜苦辣

 

 

 

律师的酸甜苦辣

 

浦志强

 

 

（本次讲座是2010年1月30日下午在北京三味书屋举行的，题目为《律师的酸甜苦辣》）

 

（长时间鼓掌。）主持人：各位朋友下午好。今天我们请到了令人尊敬的著名维权律师浦志强先生为我们做演讲，并有大家爱戴的法学专家贺卫方进行点评。作为公民社会的代言人，律师站在权力的对立面，成为维护公民权利和抗议公权滥用的中坚力量。律师是个崇高的职业，但在司法不独立、法官不能独立依法办案的大环境下，辩护质量的好坏并不能决定诉讼的成败，官司败多胜少，而且是公权限制打压和报复的主要对象。另外由于中国历史上历来缺乏法治传统，人民的法治意识薄弱，司法知识欠缺，致使人们对律师行业也有偏见，他们不能理解对罪犯对黑社会辩护的意义。律师一出场，就处在来自上层权力的压力和来自下层社会舆论的讨伐，所以说律师的苦辣酸甜，我们就请浦律师为我们一一道来。

浦志强：非常感谢三味书屋两个老师的安排，使得我能够有机会向大家倒一倒苦水。当然不全是苦水，做律师也有甜，当你自己实现你自己认为的成功境界时，哪怕是一个非常非常细小的环节，你都会感到由衷的兴奋。所以说，假设做律师都仅仅是酸甜苦辣的话，那我相信这个行业就应该在社会上消失了。但似乎想做律师的年轻人，并没有因为做律师行业可能面临酸甜苦辣这样一种窘境，有可能面临失败与挫折，有可能未必达成自己想象的那样一种财富的境界，而丧失他们的兴趣和勇气。这也就是这个行业，虽然说不管有多少人不喜欢，它依然能够存在，并且逐步发扬光大的理由之一。当然呢，前提是律师需要洁身自好，在现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似乎尤其需要这样。

我想在开始之前，讲一点个人的感受。我相信今天很多的朋友是冲着贺老师来的。（众笑）我特别希望负有特殊使命的朋友会认为今天到场的人是关注贺老师的，而不是我这样一个小小的律师，一个边缘化的律师。每次从三味书屋走过，每次从长安街上走过，不管是原来20年前徒步走过，还是现在开车走过，总是有很多的感想。那么这个感想就是说，是什么支撑着在长安街南岸、民族饭店对面，寸土寸金之地，还有各阶层人士交往的这样一个精神家园。我始终在想，三味书屋会不会是标志着中国法治建设的一个磨坊，两位老先生会不会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磨坊主？——我知道贺老师非常推崇磨坊主的故事。——磨坊主的存在，事实上说明我们的强制拆迁制度还不是那么残酷。（有人轻笑）但也有一些担忧。因为原来长安街似乎不是这么宽阔，三味书屋的北侧还有一点点便道，边上虽然说早就变成了狗肉馆，但它毕竟是马连良先生的故居。经过举世瞩目的六十年大庆，我们欣喜的发现，长安街的车道变宽了，三味书屋北侧的空地变窄了。所以说我非常担心，如果说再过十年，我们这个国家又面临着新中国一个整数大庆的时候，假设长安街再扩路，那么三味书屋它自己的北边的空地会不会越来越小。所以仅仅从这么简单的愿望、一个非常普通的愿望出发，我希望我们七十周年的时候不要再搞什么大庆。

另外呢，在开始之前可能需要做一个辟谣。因为网站下载的我的介绍，包括我的一些客户的介绍，其实都是几年以前的。我这个人的毛病可能是博客写的勤一些——当然和贺老师比起来还是要懒一点的，贺老师最近一年更新博客更新的少，我觉得主要是外界的客观原因而无法及时更新——但我们事务所的网站，可能这方面的介绍就更少一点。事实上大家现在所看到的，我那些当年曾经引以为豪的客户基本上不再用我了。所以这也是说明做律师他总是既有成功的时候，也有失败的时候，大家光看见贼吃肉，看不见贼挨打（有人轻笑），是不合适的。因为整个经营的状况，应该说律师行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竞争过于激烈，尤其是不正当竞争表现为竞争的不正常手段。那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维持一个律师事务所的生存，维持一个律师起码的体面，可能是将近十几万律师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于是在我们中间才“人随王法草随风”，出现大家很多习以为常、能够心领神会、但确实有损行业声誉的这样一种现象。那这样一种现象，我想这是和谐社会构建的共同敌人。我相信不只是重庆方面不喜欢律师中间一些不太好的表现，我们作为律师来讲，也对行业中间有非常多的不合理的表现、不合适的表现感到痛心疾首。事实上来讲，提升律师的地位在很大的前提上是需要律师能够洁身自好，是需要律师的行业组织能够认真的注意行业的自律，希望每一个成员能够对得起自己的这样一种身份。我们毕竟不是……我们是个正当行业，我们不是黑社会，律师不是黑社会。律师不需要昼伏夜出。律师的业务应该是在办公室里面，在写字楼里面，在田间地头，甚至在法院的法庭上，而不是在夜幕降临之下的花江狗肉馆。

啊，整个的讲法之所以起这么个题目，其实是一个自己心里没底的标志。我觉得我的脑子比较乱。但是在讲苦辣酸甜之前，我先讲一讲比较高兴的事情。就是在贺老师……酒酣的时候，我说过我要来三味书屋和大家见个面，贺老师非常高兴的愿意来给我评点。我说题目还没定，贺老师说那我也要评点。（众笑）我个人感觉，虽然说无尺寸之功，整个的人生经历和自己所谓的微不足道成就乏善可陈，但是如果一个被期待的人书还没写的时候有人愿意写序，在一个讲座还没有命题就有人愿意评点，那我相信这可能是我做律师也好做人也好，到现在为止感觉非常欣慰的事情。虽然说书可能写不出来，但不妨碍众多的高人愿意给我作序，将来我出一本《序集》（众笑）就可以了。那时候我请贺老师帮我写个跋（众笑），因为我这个人太懒，我确实难以自“跋”。（众笑）

现在大家关心做律师的一个整个的状态。应该说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贺老师都快五十了，我也快五十了，（贺卫方插言：已经五十了。）已经五十了？——中国的法治建设其实越过了一个“复转军人进法院”这样一个阶段。又过了十年到现在，应该说整个的公检法司法系统包括我们政府官员的序列，已经逐步逐步的被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替换。我们希望它能明镜高悬的行业，应当说和我们一样受过专业的教育，是改革开放以来入学的大学生，不管他们是老三届的大学生，还是像我们这些当年“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样新生代的学生。应该说这些人在学术训练、学术素养包括善恶是非，方方面面来讲，他和我们没有太大的本质上的出入。如果说某一个新闻出版署的副署长就会认为禁书是对的，那么我相信，从一个专业人士从一个行业主管部门的领导来说，他不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

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就是这样一个制度也好一个体制也好，裹挟了巨大的社会资源，要求每一个对生活、对仕途、包括对学问长进有所图的社会成员，需要按照这样一种规则去行事。你会发现当你打官司的时候，明明是非常有道理的事情，而且明明是你说得非常清楚的事情，并且你能够得到法官、合议庭、法院，方方面面私下信息的明确的赞许，然后你会收到一份败诉的判决书，比如说周叶中案件。这样一种情形来讲，我个人感觉，这就是前两天江平先生八十大寿的时候，我一个非常不合时宜的讲话，就是当所有人都在憧憬和表彰江先生的学问风骨道德文章的时候，我说了一点不太中听的话。我就说，在法学界也好律师实务界也好，我们有江平先生，他八十岁了，我们有张思之先生，他八十二岁了，他们都属于“八零后”，是吧（众笑），但他们依然成为我们这个行业和我们这个学术界的旗帜，越三十年无法超越，越二十年无法超越。这既说明了他们的伟大、他们的这种伟岸难以超越，也说明后生辈的学术界、后生辈的司法实务界，说明这三十年来整个的人文沦丧。所以现在不是一个“知难行易”的时候，现在是一个“知易行难”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感受？我们谈到一些比较虚的事情，谈到一些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的事情，不管是茶余饭后，甚至是某些行政机关的党小组的学习会上，都有可能就社会的现实与中国应该怎么样，达到高度的一致和共识，但这绝不妨碍在会议总结的时候完全拥护党和政府高屋建瓴的意见。你会发现落到纸上的时候、上到电视的时候、面对镜头的时候，所有的人讲话都惊人的一致，他的主题是一致的，从中央是这样，到县的电视台，县的书记县里的老农民访贫问苦的时候，所有人讲话都惊人的一致，都是一样的，这为什么?实际上我们这个时代，需要的或者要求的是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没有人去当真。也就是说江先生也好，张先生也好，贺老师也好，很多前贤所认同、追逐、身体力行的这种理念，一方面成为全社会知识分子的高度共识，另一方面是没有办法去仿效和超越，因为现实中间每个人总有各种各样的问题。邬书林（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蓝无忧注）处于他那个位置上他只能去禁章诒和先生的书，就是这样一种情况。所以我们现在是一个知易行难的时代。

我还曾经讲过，江平先生固然是法大“永远的校长”，那么之所以称为“永远的校长”，是因为他下台二十多年之内，不管是徐显明还是黄进，都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他们能够做得超越江先生。这既是江先生的伟大，也是我们的悲哀，这是我们年轻人需要惭愧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整个心里的一种忧虑。因而最近几年我可能更加明确的感觉，我自己认为我更像是一个儒生，我更愿意追求内心世界这样一种慎独的东西。可能从最初的儒学学派，从孟子当时的（旁白未听清）那样一种想法，到现在来讲可能更愿意往朱熹、王阳明和曾国藩这样一个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探寻，我可能更愿意对得起我自己。为了对得起我自己，不惜对不起很多人，宁愿我负天下人，不能让天下人负我，是这样的一种状态。但它究竟能起到多大的作用，这件事情应该说还是很难说的。其实我觉得三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中国社会的财富似乎越来越大，我们在国际社会也可以不讲理了现在，也可以什么事情我行我素，但事实上中国文人的气节似乎更差了。比如说孟子讲的：“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就是知识分子也好，士人阶层也好，应该是即使没有多少真正的恒产，他也应该有一种坚强的意志，他应该是有信念有记忆的人。那么改革开放三十年到现在为止，中国进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呢？我觉得应该叫“后孟子时代”，就是有恒产而无恒心。这个我想应该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所愿意身体力行、所愿意去做的就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从整个环境上讲，我们为什么会面临这样一些状态呢？我不妨打一个比方，大家最近看到的公安部牵头的足坛打黑。其实东北和西南是相映成趣的。足坛打黑这个事情实际上已经逐渐逐渐的向更高端发展，向更纵深发展，虽然说打得还是很有保留。中甲不可能只有一场比赛有问题，不可能仅仅只是广药足球队有问题。这样一种情形正在往前走。我已经读了李承鹏和刘晓新他们的书——因为在世界杯决赛圈阶段比赛之前，我应该说也算是一个很有水准的球迷，在随后我就逐渐逐渐的不看球了，至少是不看中国足球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之下，我看了这个书之后，我看到几乎非常多的场次是被操纵的，是被庄家去操纵的，是赌球的这样一种结果。它提到像99年时的一场关键比赛重庆和沈阳的比赛，它整个贿买球队放水的金额到了300万左右，到了王珀用山西路虎在卖一场比赛时就仅仅只值20万。你会发现联赛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它的价值极度的缩水，因为所有的人都在卖，供给大于需求，那自然它就会贬值，勾兑的成本就会降低。但是王珀也有他自己的办法，比如他把卖球的二十万，跑到境外的网站上去下注，然后他自己他知道要放几分，于是他能够在网上通过赌球取得一种收益，这也算一种套现。我们看到的足球是这样的一种情形。

我要说的是，我们现在还有哪个行业不是中国足协？我的问题是，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究竟还有哪个有资源、有市场的行业，不像中国足协这么黑？中国足协黑，为什么？是因为中国足协是一个……它经营的联赛和足球，第一是老百姓都关注，老百姓都喜欢；第二呢，它事实上有重大的市场前景，它能收很多的钱，能出很大的名，但是它又不具有那种极强有力的抗打击能力。中国社会——在前些年我们可能聊过，贺老师我们曾经聊过——中国社会可能最放得开，最不得不接受批评的两个部门，第一可能是证监会，第二恐怕就是中国足协。因为这两个行业应该说和普通老百姓息息相关，你平常可以是谦谦君子，到了球场就可以张口骂街，就可以发泄你的一种情感。那现在来讲，我们知道我们北京的国安队是“永远争第一”，去年终于拿了一次第一。现在看起来首先这个第一含金量是不够的，因为联赛很水，其次是这个第一是不是那么光彩，究竟是争来的，还是人家被迫让来的，这也很值得怀疑。今天我听到的消息是，虽然说丑闻连连，超级联赛三月二十日还要正常开幕，十六个球队参加，这个游戏还要继续玩下去，但不太清楚会怎么样。意大利足球那么有名，是因为尤文图斯仅仅是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就被降到了乙级，那是国际知名的俱乐部。在中国来讲，岂止是打几个电话的问题而已。如果中超球队还剩几支球队的话，我都相信打黑问题在足协上没有能搞清楚。我个人感觉，我作为一个民事律师，经常接触的法院审判系统相当于中国足协。这不光是因为分管民事执行领域的黄松有副院长刚刚被处以无期徒刑，还基于我们各式各样十几年来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和李庄律师相比，我比他小三岁，我也算混迹于律师界多年，没吃过猪肉见过猪跑。有些事情我可以今天说的是，我输过一些不该输的官司，但我没有赢过不该赢的官司，除非对方技术失误。这件事情也就是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说到法院的法官到什么程度，我举一个真实的例子。河北高级法院有一个法官叫王慧琪（音）——这个案子现在还没有判——他原来是河北高级法院刑二庭的副庭长，他后来做了专职审委会的委员，他一直做刑事审判。我知道的故事是，王慧琪（音）法官在收了一个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的犯人的家属一笔钱——大概不多，大概是五万块钱或者是多少——然后想办法要斡旋为这个人保命。最终结果是没有能够保住命，那么家属就要求他返还这笔五万块钱。按照黑社会的规矩或说江湖规矩也好，这个事情我想总还是大概应该退的，把一些基本的费用留下来也就可以了，顶多是少退一些，不退是不太合适的。退款过程中间出了很大的障碍，经过许多次的交涉最后终于退了，终于退了这个钱。现在的情况是，被害人就是家属，被害人取得了退的五万块钱后，声称一出门就被人抢了。那么被害人一方认为是王慧琪（音）安排的刀斧手。据说王呢，在审判过程中间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到现在为止，石家庄的一个基层法院这个案件还没判出来。因为如果说有人抢的话，不管是抢劫还是抢夺，它的这个量刑幅度都是重罪，抢夺稍微轻一点，抢劫的话应该是很重的罪。如果说一方面退赃，一方面安排人去抢回来，那么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抢劫的主犯了，那么这个罪行可能就非常严重了。举这样一个例子，我想恐怕大家就基本比较清楚我们现在这个时候是怎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去跟人家讲法律，跟法官讲法律经常是没有必要的，关键要看你做的这个案件是一种什么样的案件。这里面就会有酸甜苦辣的问题。

我还想说的是……其实在贺老师我们读书的时候——贺老师是七八级，我是八二年入大学，他毕业的时候、学成的时候，我刚刚入学，只不过他学的是法律，我学的是历史——那个时候——我相信，贺老师和在座年长的一些朋友一定知道——有一首歌叫做《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个最后整个落笔的地方说，整个创造这个奇迹的，享受春光啊，“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这首歌——“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其实是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八十年成为青年，然后进入高校或者进入各行各业——中间有个词儿是“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现在应该说我们确实又过了二十年，今天我们相会在三味书屋，北京固然是非常漂亮，但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是依然伟大呢？我们这个伟大的祖国走过了二十年、三十年，到现在为止是不是非常的美呢？我们应当说，用王朔一本小说的名字叫做“看上去很美”。但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部分，我相信至少是有的。要为它负责任怎样做，对社会转型、社会危机矛盾的化解怎么做，我觉得除了构建和谐社会、强调“八荣八耻”的美好愿景之外，还需要律师的这样一种作用，虽然说我们这个律师确确实实也有许多反躬自省的东西。所以讲到这一点，做律师似乎对一个不太会做别的事的人来讲，可能也还算是一个过得去的选择。那现在我讲一下，我为什么会做律师。

我是河北唐山人，家里是富农成分。富农成分当时是一个麻烦的事情。对我来讲是没有享过旧社会的福，但至少是饱受了新社会的歧视。家里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特别希望我的读书能够离现实远一点。我想贺老师家的成分就一定比我家的要好，不然他怎么敢去学法律呢？我家父母认为，你学历史总不会有问题。你作为中学老师或大学老师，你研究研究你的历史，或者你给大家讲讲故事，这个离现实就会比较远。那既然离现实远的话，在一个莫谈国事的氛围中，我觉得学历史应该是没有风险的。这一点其实呢，说明我们这个文盲的父母基本上不太知道学历史的危害。（众笑）所以说呢进入了这样的一个行当。在相当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应该去像贺老师这样做个老师，带带学生当当博导——如果运气好，如果学问做得也好的话。但是呢阴差阳错，就始终没有办法留在学校，所以说呢，没有其他的选择，迫于生计考了律师资格，然后在97年正式去做了律师。中间终于有了一个圆梦的机会，跑去了一所学校，那后来呆了两三年。这个学校我去了三年时间，至少改了三次校名。从煤炭干部管理学院……我去的时候已经改名为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校区东校园，随后又并入到北京广播学院。我在那里的最后一年，北京广播学院又改名为中国传媒大学。那后来我感觉我和贺老师得心应手的这样一种学术环境，不管基于我自身还是基于外部环境，都差距非常大，于是再有一个同事讲“你不要误人子弟”这样一种鞭策之下，我还是辞去了教职来专心致志的做律师。之所以我认为我不行，是因为我三年总共开过七门课，而中间只有一门课就是中国法制史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我个人也认为能讲出点所以然来的，后来呢没有办法就离开继续做律师。选择这样一种领域在业余时间，现在逐渐逐渐的把业余做成了主业，也是不成功的标志，就像炒股票把自己炒成股东一样，实际上和我这个人自己的性格、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结合在一起。因为我这个人比较爱说，别人不让我说什么我就不开心，看到有人不让别人说什么，我也不开心。于是可能会帮类似于肖夏林啊，或者中国改革杂志啊，或者《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啊，帮这些人打一打官司。打这个官司中间其实是比较让人高兴的事情。因为打这一类官司——我曾经解释过——在这些官司里面，它又麻烦又辛苦，又基本上不赚钱，还有呢也没有人喜欢，至少掌握资源的人不会喜欢。于是呢我们十几万律师里面真正进入这个行业的竞争者就非常少，就变成了一个我有充足的机会去选择那些案子我认为有意义，我可以去做，我想去做。那反正就是白做嘛。白做的事情，既然大家都不做，我去做一点，应该是比较容易出彩。于是就出彩，是吧，就挂彩了。（众笑）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事实上来讲，我觉得——因为学历史出身，没有太多具体的感触，但总觉得呢——就是说，说瞎话是难以持久的。哪怕你在最近可以看得到的这一两年，能够把这个谎言维持得住，你很难在真正的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长河中间这个假话一直不穿帮。如果说，在铅字的时代抄袭一个其他人的著作，可能很长时间都不会被人发现，当然抄也比较费劲，抄你还要拿个稿纸一个字一个字的抄。不像现在呢，如果抄袭谁的话，上网上关键词搜索一下，然后下载，然后编辑，然后把它打乱，然后把一二三四改成其一其二其三其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然后加一些的地得起转承合，就可能会变成你的。但是正是有这样一种情形，资讯传播又非常迅捷，有心的人可能通过一种叫做什么比对软件的工具来发现你可能抄了谁。于是抄袭，互联网在带给我们便捷的同时，也会给你一个暴露的风险。因而从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出发、立场出发，还是愿意尽量的去说真话。我有些真话可能不愿说，但我至少守住我不去说假话。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我的诉讼经历中，我非常反感有伪证的行为。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选择做律师以后进入这样一个领域，从03年到现在，应该说陆陆续续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原有的模式是用商业代理的这样一种律师费收入来支撑我的日常生活和支撑我在特定事项中间的倒贴。现在我发现这个模式可能会破产，这个标志性的日期是2009年11月18号，2009年11月18号。

这就说明，我觉得——回到刚才那个话题——经过严格学术训练、十年磨一剑在某一个领域学有专长的审判法官，他可能会出现认识性的问题，但绝大多数不太可能出现无缘无故的认识性问题。我们的枉法裁判从来是有代价的。就像《中国足球内幕》上所说的，八一队当时……八一队是军队的足球队，他们好像没有冠名，也没有多少赞助商，球员踢球也没有多少奖金，于是呢，贿买的这种操纵更多地集中在他们这个球队上。经常变成一上场之后，踢上几分钟，上场的十一个球员才会知道“谁跟谁在这一场是一拨的，他们卖给谁了”这样的一种情形。我们在开庭的时候，我们在日常处理案件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有一种直觉，你可能会发现这个问题出鬼出在哪里。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面临的这种情况，做律师来讲，当然他很大程度上首先要追逐于这样一种经营的目标。你不能太落魄不能太潦倒，不能潦倒到浑身是汗的程度，是吧。（众笑）不能潦倒到浑身是汗的程度。不脱了，再脱就……里面没什么，里面没袖子。（众笑）

今天我其实要聊的主要还是执业的过程中间所带给我的一些情感、一些感触。比如说我遇到一些案件，我个人感觉，我可以把它叫做……我用足球术语叫做“官哨”。这个官哨，我个人感觉它和黑哨不一样。官哨是很难勾兑的，官哨的结果不是一个勾兑的结果，不是一个操纵的结果。这方面我同事夏霖应该说也有非常大的感受。比如说夏霖律师在原来的一个所所做的崔英杰这样一个案件，他取得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包括我们今年介入处理的、前半程处理的邓玉娇案件，应该说它一定程度上最终被法律之外的意志所左右。当然这些左右的结果它导向一个相对不是最坏的结果，这其实也是我们做律师来讲追求的目标。那么还有一些官哨，现在的情况似乎可能还不是很清晰。北京发生的那个案件安全起见我就不说了。那你比如说我们今年所做的成都谭作人案件。在这么严峻的严冬时节，各种各样的消息都不太利好，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谭作人案件到现在为止，大概已经超期四个半月以上，还没有得出任何结论。那我觉得如果说奥巴马来访之前，我希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但现在奥巴马已经空手而归以后呢，我不太敢奢望它有一个好的结果，作为律师来讲，我愿意它是一个不太坏的结果。实际上来讲，在谭作人案件中间的冲突，与公检法方面的这种冲突，我自认为应当不亚于李庄与重庆方面这种冲突的激烈程度。只不过呢，对李庄的审判是一个差不多的公开审判，比如有媒体有各路记者，法官需要不断的休庭，然后十一点钟可能把贺老师的同行从家里面叫来，到检察院也好到法院也好，来参与研讨这个案件的得失，来为公检法方面的出牌来提供一种解释。而我们那样一个谭作人的案件，我相信一个命令或者法官的任务是在十二点钟审结，中午十二点审结。我们那个是完全没有公开的，李庄案基本上算是完全公开。我个人感觉，像谭作人案、李庄案和重庆打黑中的某些案件，应该是属于官哨的范围。我很难把五味杂陈之中酸甜苦辣都细分清楚，我的味觉没有那么敏感。但大家可以想象置身于这样一种案件中，不管李庄还是夏霖还是我和夏霖，作为律师来讲，他的这种酸甜苦辣的感觉，我相信大家能应该有所体验。

另外一种官哨可能涉及到根本的制度，或者是有可能踹断根本制度它的一个柱脚，于是在不慎受理以后，也可能会拖下来。比如说04年我介入的《中国农民调查》这个案件。04年1月6号立案，1月7号法院来北京进行证据保全，要求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得再发行《中国农民调查》，因为可能涉嫌对他人的侵权，发了法院盖章的通知。当时中级法院的院长是贺老师的同学，是吧，张自民（贺卫方插言：反正我的那几个不光彩的同学你都记住了。）（众笑）——好在还有你（众笑）——贺老师的一个同乡昨天又出事了，山东牟平的这个民航总局副局长（众笑）（中国民用航空局副局长宇仁录被双开，山东牟平人——蓝无忧注）——哦，对不起啊，没有地域歧视的问题……我说哪了？（众笑）——《中国农民调查》案件的一个要求停止发行的法院通知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完全不当回事。这个书不光加印发行，整个的《中国农民调查》随后又火了三个多月。按说按贺老师推广的理念，法院的东西即使是错的也是对的。法院出一个通知不让你发行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说你一个处级的法院居然敢给我发通知，那我就照常，我不归你安徽的法院管。（贺卫方插言：副局级。）哦副局级，是吧。等到三月份的时候，《中国农民调查》在没有任何法院通知的情况下，突然就不再发行了。同时可能还有《往事并不如烟》，大概是同样的命运。到后来的整个的管辖权异议、开庭交换证据到四天内的开庭，当时要求我们七天内提供代理词，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直到现在，中间经过了六年多的时间，还没有任何结论。我知道的情形就是说法院的审判长前前后后的去大江南北的跑，希望能够和解。政法委和文联还有作协劝陈桂棣（《中国农民调查》的作者——蓝无忧注）希望能够接受和解。然后我们的观点是坚决不接受和解。同时张西德（曾任临泉县委书记，时任阜阳市政协副主席——蓝无忧注）涉嫌收买证人，我明确写文件不允许法院裁定准去他撤诉，假如他撤诉的话。然后我同时还要追究证人的伪证责任，因为他们一个重要证据上——除了虚假陈述外——一份重要的证据上对他不利的情况完全用墨笔去涂抹。再到后来我知道的消息——当然也不太可能证实了——就是大概两年以前，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当时在任的庭长叫纪敏——现在也退了——据说他奉命找到中国出版集团去找人文出版社，要求他们向张西德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人民文学出版社只能去照办。但是由于我们拒绝和解，所以说这个案件虽然说一方当事人、一方的被告已经做出了让步，但是我理解这个案件从程序上现在还在。这样一个案件我个人感觉，它涉及到一个公共官员、一个掌握公共权力的党的书记他可不可以被批评这样一个问题。其实和谐社会最怕的就是你能批评，肆无忌惮的批评。于是这个案件也许能够试出叶公是不是真的好龙这样一些问题。所以从这样一个过程中间，一个到现在为止六年多没有宣判的一审案件在这个地方，那我相信这个事情应该还是值得期待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经过训练的法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毕竟知道这个案件如果判陈桂棣夫妇两个输掉，太遗憾了，更难看。那如果判他们赢呢，确实呢又更不好意思。可能这个事就放到这儿了。

我有个直觉，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比如某天早晨——我一下子接到若干个传票，说：浦律师，十五年前你那个案子判决下来了。（众笑）那这个时候，我相信苦辣酸甜之后的乐应该是在这儿。因为这个案件它不可能更坏了，假如能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或者一种决心判我们这一方败诉，我相信你的同学在任时就应该判了。（贺卫方插言：我的同学已经到监狱里边去了。）（众笑）所以这个也不是他的问题。谭作人的事情自然也不是他的问题。于是呢才会出现了北京圣诞节那样一个好日子的宣判，那指控的情况和审理认为的情况和最后的判决情况，所有的情形几乎完全一致这样一种现象。但是我相信官方的整个情况也在调整。这个调整应该说从2002年到——现在是2010年——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司法机关越来越有经验了。如果说——当然也是因为地区的不平衡，地区司法的水平、法官的政治意识不够平衡——比如说《中国农民调查》这个案件在当年阜阳能够立案，这件事情实际上让法院系统的领导人感到非常意外，因为他无法控制几千个基层法院、几百个中级法院立案庭的审查。这种案件能不能立得上，其实是很可怀疑的。我认为在现在的话是立不上案的，哪怕是官员来起诉可能也立不上。

在07年我们做的两个案子，其实也应该是官哨，就是《伶人往事》的被禁和此前戴煌先生《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的被撤销选题。来自新闻出版署的指令，戴煌先生有书面文件我看到了，章诒和先生的书呢，是有方方面面汇集的讲话——邬书林署长重要讲话的……要旨——我们也能够核实了。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不是追问中国的出版自由。我相信以我和张思之先生的智商，我们能够意识到中国到底有没有出版自由，我们不需要去问。我们实际上追问的是，一个书本来是应该正常去出版发行的，大家如果喜欢看的话它自然会多印，如果多印的话作者自然是有更多的版税收入。我们要求的是，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作者的著作权中间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而且主要是财产权，那么行政诉讼立案的规则是，只要行政行为的相对人自己认为某一个具体行政行为损害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就可以提起行政诉讼。而且2000年时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讲了，对于这种是否可以受理的案件，如果搞不清楚，在七天之内应该先受理。如果经审查不该受理的，裁定驳回起诉，或者是七天之内就能认为它依法不应受理，就应该直接裁定不予受理。那么这两种情形下，我们拿到裁定都可以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上诉。于是你会看到，有了《中国农民调查》——当然其中的内在逻辑关系是我附会的，可能两地并没有串通——有了《中国农民调查》案件被张西德起诉、阜阳法院的不慎受理，那么在07年北京第二中级法院就坚决不受理。不受理又不给我不予受理的裁定，就是请示、请示、请示，审查、审查、审查。一直审到三月下旬吧大概四月上旬四月中旬的时候，这个时候才终于有了一个第二中级法院盖章的文件，就是“经过审查，章诒和先生您的起诉不符合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围”。在一张纸上有这样一个章，中间底下有若干个条件不符合受案范围或不能受理。但这不是一个司法上的文书，我无法拿这样一个东西去上诉。似乎是告诉我们，你这个律师当得太水了，你和张思之先生居然没有搞清楚这两个案件不属于法院管的。对一个律师来讲，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这样一种回执，是让我们感觉非常羞愧的。等于是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可不可诉，该不该诉，该不该向这个法院诉，是不是以这个案由诉——我们没有过关，我和张先生加到一起年龄125岁。（众笑）那这样一种情形，最终来讲就是这么一个过程。按照当时的规定，如果七天之内它没有结论的话，我们是可以向上一级法院越级去起诉的，因为你们一审法院没有接受嘛。于是我和张先生去了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接待我们的法官连卷都不收，文件所有的东西全都不收。最终我说，“哪怕您马上扔到字纸篓里，您给我撂下两份。”他说，“那不可以。我先告诉你，我肯定是不收的。”我跟他讲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他说那个是骗人的。（众笑）然后加一句，“我是已经退休了，来这儿帮忙，我才跟你说这个事。我要是退休之前，我不会跟你这样说。”那这就是我们这样一个案件的结果。我觉得呢，官哨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

再有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遇到了很多——我们认为是——黑哨。拿足球的术语来讲，虽然不是球迷，但很多事情也是耳熟能详的。什么是黑哨呢？我认为是基于请托，基于各种压力，我个人感觉不代表最高当局的权力意志，不代表我们国家这个法人的意志，是某些自然人的意志的东西也在发挥着作用。我觉得黑哨呢，除了常说的腐败案件外，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比如说周叶中和王天成的案件。为什么我反复要揪住这样一个案件？大家知道当年有一篇特别好的文章，除了贺老师写的这个《周叶中教授事件及其他》之外，除了《冰点》的报道之外，还有一篇特别好的千字文是十年砍柴写的，叫《文人的嫖娼和剽窃》，大家是不是能够记得？——王天成自己写的叫《博导还是博盗》。十年砍柴李勇写的是这么个东西。他认为，就文人来讲，嫖娼并不重要，文人嫖娼不是公德，是一个私德，是一个自己的问题。可能文人嫖娼只有老婆在意，其他人不一定在意。文人如果剽窃的话，应该是可能老婆未必在意，其他人都应该在意才行。我要说的是，除了贺老师在意——贺老师显然不是文人——除了贺老师在意周叶中的剽窃事件，有多少个学者真正在意周叶中的剽窃事件？当然有邓正来、有章诒和先生他们109位向教育部学风委员会的一个上书，有当时的一种情形。但实际上你会发现，对周叶中教授真正的压力没有能够形成。为什么没有形成呢？那个时候总书记好像还没有倡导大家学习八荣八耻（众笑），大概是这样。因为这是2005年出的事，2006年我们3月15号去起诉的。这可能是因为周叶中教授还窃据着中国法学会和教育部学科建设这样的一些重要的投票权。周教授可能还有桃李满天下，当然中间确实不乏歪瓜裂枣，是吧。但是这些人来讲就是说，学位的授予和博士生的招生，往往可能是基于某些利益的交换。我曾经问过贺老师，请教过，“你看你带好几个博士，你这么大的名望，江湖上很多的博士生导师的学生毕业，可能会请你参加博士论文的答辩。”一个博士论文需要至少十万到十五万字，博士生研究的领域如果想有所突破的话，我认为主要是突破贺卫方先生这样的学者的研究领域，如果跟在他后头永远超不过他。假如一个博导，自己有很多学业有很多课要讲很多社会活动要参加很多酒要喝，在这种情形下，假如一年给你看20份博士论文，你不光要给自己的博士生答辩，你还要给其他朋友的学生答辩，每份论文十五万字你能否看得过来？能够看过之后，又能抓住他的博士论文的要点和学术的创见和造诣，然后你在答辩过程中间有效的把它提出来，同时根据博士生的答辩水准来决定你是否就他获得博士学位投赞成票。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如果一个学者能够精益求精防微杜渐，在博士论文答辩的这样一个问题上奖掖后学提携后进的话，那我相信他自己什么事也不用干了，他也甭睡觉了。这是现在我们的一种情景。为什么我现在经常话里话外瞧不起博士，为什么我对有些好朋友希望我读博士甚至帮我读个博士的这样一种想法，经常是冷嘲热讽，就是因为我觉得丢不起这个人啊。我那个硕士毕竟是真的啊。如果我念个博士，我说的清楚吗？浦志强突然有一天成博士了，那你的博士究竟是买来的弄来的别人赠与的还是怎么回事？我确实说不清楚。博士想确立自己的一种声誉，其实呢是需要认真去努力的，需要用自己的学术创见去证明中国的博士还有一些是过得去的，是有必要的。任何时代的博士总是有必要的，总是有那种有学术创见的，非常辛苦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但我特别相信任何时代的博士都不可能出栏率到我们这么高的程度，对吧。（众笑）

所以我觉得像周叶中教授这样的案件应当说它是一种黑哨。因为你从一个简单的得失观来分析的话，仅仅是为某个人讲过课，不足以让这个政权为他的丑行、明目张胆显而易见的劣迹买单，领导人完全犯不上。那么谁会决定他一步一步这样去做呢？在这个过程中间我可以很确切的讲，知识产权审判领域的中国法官是水准最高的、做人最斯文的一个群体，相对，他比合同纠纷案件的、刑事案件、审民事纠纷比如说房地产案件这样的法官在学术研究上可能钻得更深，而且知识产权庭是最规矩的。并且二中院的法官张晓津——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判决书——张晓津做过一些非常好的判决，北京的知识产权审判，它的水准高于包括上海在内的很多其他外地法院。当然一审时候的律师太臭了，我和滕彪一审。二审是我和张思之先生。一审时候律师确实我们发挥得不够好，但是发挥得不够好就能够使法官这么判吗？显然不是这样。我认为这个里面一定是出现了这样一种……那还有一个问题，对律师来说的一种苦闷就是说，除了尊重事实之外，不能曲解法律。在这个地方我可能需要评价一下我的同行。比如说周叶中委托的律师朱征夫——和那个，叫何海东吧（贺卫方插言：朱征夫也是他的学生，武大的）——是武大的毕业生，政协委员，是广东省成功程度仅次于陈卓伦（广东律师，已涉案失去自由——蓝无忧注）的律师——他们对于著作权法意义上的侵权，对于剽窃的构成，你固然作为律师来讲可以站在周叶中的立场上去表达他的正当意见，这里面我认为出现了对法律的曲解。固然这种曲解是因为我们这方的律师没有能力去做一个很好的法律的正解，但是朱委员是不是在强调国家法治建设、每年出席两会的同时，在自己办理的案件出现如此明目张胆的曲解法律——且不说事实，因为事实摆在那里。那这个是我们行业里面非常成功的人士，如果不是在一个具体案件中间我有幸与朱律师过招，我不太能想象一个学有所成的武大毕业生出身的这么一个成功的律师，会把法律解释到这样一种程度。这一点是我不能够接受的。但这个里面确确实实出现了黑哨。

不光是黑哨体现司法的层面上，因为已经到了最高法院。当时我记得我的官司打得不太好，但前两次开庭戴激涛都还在。王天成始终讲，戴激涛就是个小姑娘，这个事主要对周叶中，不管戴激涛抄没抄，老浦你对女孩子客气点！我说行。最后陈述我只问一个问题，我说戴激涛，王天成是你老师一辈的学者，你现在对法官讲，你到底抄没抄？她始终不说话。等到最高法院申请再审时，戴激涛不见了。戴激涛已经到了广东一个商学院做副教授了，据说也拿到司法部的研究课题。这个已经没有关系了。因为我觉得虽说一失足成千古恨，但是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相信呢，她不会再抄了。当时在最高法院时，我们面临的对方的律师——朱征夫没有来，应该是何海东吧，我搞不清楚了，应该是何海东——我当时也问过他，他讲过，按照西方的什么过滤法对比法各种情形来讲，对学术腐败学术不端行为的认定是非常非常严谨的，像他这种情况完全就不应当认为是学术上的不端行为，而是应该认为是合理的引用或者是独创性的东西。当时最高法院的法官马秀荣——她是宋鱼水的同事，是从海淀法院上去的——审得非常好，我觉得整个庭审的感觉，就是这个官司的每个环节我感觉每次都能赢，但每次我都输。我说，何律师，我们就不要说那么多了，这里是最高法院，这是中国的最高法院，这是对生效判决之后的一个再审申请程序，要看它是否符合再审的条件，中国的最高法院在周叶中和王天成这桩公案上要向世界回答，中国法律是不是容忍剽窃到这种程度依然可以认为不构成侵权。所以在这个时候，我觉得说太多的事情都没有用。然后我跟法官讲，我说这个地方所做出的裁决，应该是中国司法系统对周叶中案件的一个最终看法。我觉得作为一个律师来讲，作为王天成这样一个被害人来讲，我们超越了对周叶中的恨与爱——爱谈不上，是吧，没有爱过（众笑）——没有那么狭隘，我们其实是在用律师的这样一种可能徒劳的努力，去创造一个机会给中国的司法机构来纠正下级司法机关做出的不太得体的判决。如果前边都出现了一些莫名其妙因素的话，那么北京的东交民巷27号你需要给世界一个回答：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是换了一种说法——大家可以去看裁定书的扫描件——我们的再审申请被驳回，是在12月28号。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事情呢，是准备一份申请最高人民检察院向最高法院抗诉的文件。因为确确实实中国的司法是独立的，我不能把这么一个破事弄到海牙去，是吧。（众笑）但是在中国，我们应该在现有的程序之内，最终把它走到底，想办法把它走到底。

还有就是说……我相信呢就是……我说哪打哪吧——武汉大学一直有些人——不管是几毛吧——说以贺卫方为代表的北大和比如政法大学——没提政法大学，政法大学不够，政法大学和武大相比差半级呢——是北大帮和武大之间的互相对立。我们发现中国政法大学又怎么样呢？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从武汉大学调来做校长以后，包括以前徐显明校长在的时候，没有能够解决金仁淑的问题。金仁淑是一种什么情况？是世界经济学科的代言人，是政法大学商学院的教授，到现在我不认识这个人。我为什么关心这个事呢？是因为我跳着脚去说周叶中，我觉得后院的事情也得收拾一下。

120万字的书其中有10万字和某位博士的博士论文雷同，这样的事情在政法大学学风评议会上，十个委员出席居然投票成5：5，不能够认定她是否剽窃了。这种事情到底是谁见了鬼呢？难道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能够保住中国政法大学的声誉吗？中国政法大学的精神品德是需要这种的一种方式解决的吗？当时也有人聊天问我这事：如果你是校长会怎么办？我说：不管怎么办，先把她拿下再说，然后再考虑别的事。那后来经过媒体一系列深挖之后发现，这位王德军先生——博士论文的得主，东北师大授予的博士——是大连某个税务分局的局长。他的博士论文有声明所有东西都是符合学术规范的。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在东北师大得到了博士学位，随后金教授才出版了这样一本著作。这中间可能有两个选择，要么是两人思想高度一致，英雄所见略同——现在往往一看这人他妈就不是英雄，他也所见略同。（众笑）这是我们现在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如果把所见略同抛开的话，要么金仁淑是枪手，要么金仁淑在后是抄袭。假设是枪手的话，首先金仁淑作为教授应该非常体面的挂冠，至少把各种头衔、各种学科带头人……——你不能这种情况还跟杨帆教授齐名，因为杨帆也是学术带头人，一千多篇论文是吧，（旁白未听清）那我不知道，如果说少了那不合适啊（众笑）。所以这是一种情况，如果是枪手的话。如果是抄袭就更不用说了。再有假设是枪手的话，就引申出东北师大的博士培养，出栏的问题是怎么把关的？这样的人就怎么可以作为博士？后来我又看到一篇报道，就算是金教授没问题，是枪手——假设，从来没有承认过是枪手——假设是枪手，有人用对比软件还对比出来这雷同的十万字中间有大约七千字和在先发表的一个学者的论文是基本相同的。这又怎么办呢？怎么解释呢？贺老师曾经发现周叶中的书抄袭了一个北大本科生的，啊，雷同了——喔，略同了——一个北大本科生的一部分作品。所以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我个人感觉是——我们的社会原来以为啊，是要脸不要屁股，现在是连脸也不要了。一个人只要不要脸，他就可以无敌于天下。（众笑）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有恒产而无恒心”这样一种特别令人惭愧的表现。有时会想，他怎么能挺得住？（众笑）但是最终挺不住的是你。（众笑）现在每一次对峙的过程中，我们都是弃甲曳兵而不走。（众笑）

周叶中案件我明确排除官哨的因素。我觉得不是政治局开了一个会，告诉最高法院：必须判周教授赢。不可能。那可能的就是周教授这种通天的活动能力，但是我觉得南书房行走一次的经历可能成为永恒的瞬间，因为我们这社会想行走的教授太多了。我经常讲——今天算是个半公开的场合——我经常讲，大家不要去埋怨余秋雨，为什么呢？假设——我从来没有说过余秋雨先生任何话，除了打官司期间，今天我破例说一次，我觉得我应该宽容一点——就假设余杰或者其他一些人关于余秋雨先生“石一歌”的批评是真实的话——假设——那么余秋雨先生在文革爆发时只有十九岁，学习好文章好，考大学没有出路，上大学也没有出路，很多人漂泊不定，不知道哪天克格勃来敲门，红卫兵来揪斗。在这样一种情况，对于来自写作小组或者中央文革假设，它们的垂青和橄榄枝，有谁可以说我就不接，我就像陈寅恪？千千万万个陈寅恪在没成为陈寅恪时就已经在夹边沟过世了，对不对？我们所看到的陈寅恪先生，他是一个国宝级的人物，他才可能基本上得到善终，他才可以特立独行，像王国维墓碑上的他那个题词一样，他才可以谨守……所以说呢，在当年余秋雨如果有这样一个机会，十八九岁二十来岁，有个人说：小余啊你的文章写的不错，蛮煽情的，如果你进来我们一起作，可能就会逐渐逐渐走姚文元先生的路。那这样一种情形下，如果我是余秋雨，如果我没有今天这样的一种境界和一种经历，把我放在66年，我相信我也会非常高兴的去“石一歌”里面发挥我的聪明才智。论论鲁迅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啊，写写大批判文章谁没写过？关键是事情之后你可以认账，你要认账。你想想我们现在文革结束三十年了，距离文革的爆发有四十多年了，如果说某一个部，或者说某一个情报机构，或者说某个学会，像中国政法大学某个教研室的副主任，一个教授，说：“贺老师，你，来我们这个部做个情报员，或者有这么几篇（贺卫方插言：多少钱？）（众笑）主题文章，这些主题文章需要你写一写，用你的聪明才智……有多少人会写呢？我个人感觉会打破头。二十一世纪已经过去十年，中国文人的操守和心理状态已经到了这样的一种程度，我们有多少人可以去责备1966年十九岁的余秋雨？我们有这个资格吗？我确确实实——我就不说名字了——见到某些人眉飞色舞的去给中宣部作阅评，提供审读意见。这些事情应该说没有人可以否认。那么我们的学者在面对选题、面对课题费、面对某些主义、面对某些机会、面对某些行走和讲课的机会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奴颜婢膝呢？所以大家我觉得别的事不说的话，去读读张鸣先生的小品文，不一定每篇都是精品，但是说的事情大概七八九不离十，咱们择其精华去其糟粕就可以了。那么我假设对余秋雨先生的质疑是真的——怎么扯到余秋雨了呢？我对余先生表示歉意啊（众笑）因为我一般不去乱猜——假设真有那么一个质疑成立的话，假设余先生确实难以面对的话，我个人感觉余先生点一下头，低一下头，可能很多质疑的人都可能放开，（贺卫方插言：对他质疑是因为含泪嘛，不仅仅是一个事。）含泪是因为眼眶太深了，老流不下来。（众笑）（佐拉旁白：三年之前曾落泪。）我又忘词了。（众笑）

这是一种黑哨。那么另外一种黑哨呢，可能更多的是商业上的案件。大家说刑事案件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比如李庄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不应该占用大家的时间，一会可以交流，还有就是我对李庄的事我一无所知，虽然已经到了审判阶段，我依然是一无所知，是这样一种情形，因为我担心跨省，是吧（众大笑）。因为我担心跨省。（众笑）——那么有一些刑事案件是几个极端，除了306条的这种所谓压力外，还有是因为它不挣钱。这年头凡是不挣钱的事啊，冤大头才去做。人说你浦志强为什么你做这么多不挣钱的事啊，是因为你找不着挣钱的事去做。（众笑）确确实实我如果愿意找到挣钱的事，我也愿意从我做的这些很无聊的事情中抽一些宝贵的精力去挣点钱，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我这个老独善其身，说明我很穷，当然穷的意思不是贫困的意思啊，主要就是说此路不通，像孔子一样。孔子还可以周游列国，现在高速公路都收费（众笑），油价又蛮高。那么最普通的老百姓的针头线脑，方方面面的这种刑事案件，打架斗殴啊，其实是需要法律帮助的，这也就是张思之先生一直在呼吁的，我们这个律协整个的团队啊整个行业给刚刚出道的年轻律师提供的机会和帮助与关照太少了。每年2500的注册费，对我来讲，今年——2010年——还不是一个太大的压力，但对于每年只收入两三万的律师，他是压力很大的。如果一个黄金分割的东西是20%的人赚80%的钱的话，那么我觉得中国律师整个的行业要说10%的人赚90%的钱或者85%的钱，这应该是比较现实的。那么最基层的法律水准可能会比较差，很多人做最简单的刑事案件时候，是因为他没事可做，他哪怕300、500、3000、5000，他这样先做一下，他每天在寻找的机会不一定是在刑事辩护方面取得很好的积累和经验，而是希望以此为由上一个新的台阶，这个台阶就是拿到更大额的一些民事经济案件来改善自己的生存状况。因为人随王法草随风，我们这个社会我们这个行业鼓励你闷声发财，鼓励你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希望你去关心那么多跟你这种生计无关的事。你解决了你的生计，你今年能注册了，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我就不能不让你注册吗？那我相信总还是可能的。现在不是检验了，是考核。律协公章已经改了，叫做某年度的考核，盖个章。至于怎么考核的不太清楚，因为我这两年的水平明显没有比前几年提高，但我每回也都过了。确实也有一些同行没能过，没能过也确实不是因为他们的考核没通过。这就是一种现状的情况。

 

那么一些商业上的案件，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也是我随后要讲的……大家可能对我的了解不像大家对贺老师了解得那么多，我原来是头发后脑勺有些白头发，我这里的头发是不白的。11月18号一天我就白了，为什么？（旁白：就一根。）哎，好几根呢。就是因为我代理的一个商业案件，标的有9000万，在最高人民法院立案庭被裁定驳回再审申请。那说驳回再审申请值得你把头发白了吗？你亏了多少钱你急成这样？其实还不在于一个钱的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这样一个案件在北京第一中级法院被驳回起诉。我们上诉以后，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被维持原裁定，也就是照样维持了驳回起诉的裁定。我申诉到最高法院，我还请了全国人大代表帮我去督办。最终的结果是驳回了再审申请。我明明符合《民事诉讼法》第179条关于再审的立案条件，而法律规定修改之后应该再审的条件，一共十几项，我符合一、二、四、六项，四个要件决定了这个案件应该再审。再审我要求的是什么？我要求的不是胜诉，我要求的是你给我立案，你给我受理，进入审判。那这样一个官司，当事人虽然说是一个国企，中国物资储运总公司，对律师寄予了太多的希望，我呢也需要为当事人竭忠尽虑，我做我分内的事情。我的判断是这个案件应当立案，是应该审查的，而且经过审理之后我们是要获胜的。那么得到这样一个结果是三级法院没有任何一个法院开过庭。为什么会这样呢？可能有懂外贸的，大家可以去……不占用时间，我简单说几句。这个案件是一个委托代理进口合同纠纷，我们这家公司是为中国轻工业对外经济合作总公司代开信用证。代开信用证，跟我帮你开汇票一样。代开信用证，我按照你的要求向外商订购棕榈油，然后放到东莞的一个油库里面，从船上驳到油库里之后，这个货保留所有权在我，因为你还没有赎单，你没有给我付钱，我用我的银行信用向外方、卖货的外商支付信用证，过三个月是无条件付款，这是国际间的银行信用，相当于银行囗囗囗囗（四个字，未听清——蓝无忧），我既不考察货物，又不取得许可证，我只是用我的银行信用在你付不起钱或你不愿占用头寸时候我给你付钱，然后我赚的是1%左右的代理费。大家知道这个过程中间国际金融危机，棕榈油的价格下降60%，但是委托代理进口合同中间的货损风险或者价格市场风险和开证方是无关的，等于就是我借钱给你。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开证时它就给我们交保证金，这个保证金是卖货的下家接受它的付款指令付给我们的几千万，就这么一个过程。于是我们按照约定给它一个放货单，它给了我们150万的钱，我们给它开了170吨，它用这个放货单，它的一个受命和我们做生意的项目经理叫赵远征，他伪造了三到四张，然后在半个月间把1万吨棕榈油更名为他自己的公司。因为他只要一交放货单，虽然合同约定的不是这样的，他和仓库串通了之后，就把我们名下的1万吨，保留所有权的1万吨过户到他的名下，然后他把它卖掉了。他收到了货款，他卖了这个。我就告仓库，告中轻公司，也是个央企，我要求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你给我付钱，按照合同约定的货值，你把七八千万该付的货款给我，这事儿就完了。按照最高法院1998年的一个司法解释，民刑交叉的情况下原来是先刑事后民事，先抓这个赵远征，民事案件靠后，那么后来民刑交叉的司法原则是要分开审理为主、为原则，合并审理、先刑后民为例外。区分的关键，要看法人是不是承担民事责任，因为这个人是代表他的公司和我们做交易，所以公司在前前后后的情况对外应该承担责任，不管这个人的诈骗到底是要判什么刑罚。他个人身上有两个囗囗（两个字，未听清——蓝无忧），哪能都推到个人身上呢。我们按照民事起诉，在十几年的司法实践中间是正当的。不管刑事案件怎么样，民事案件必须审，是可以审的。审下来这个公司承担责任然后追究他。何况他盗卖也好或怎么也好，他卖的不是我们的货，他是用他们公司的名义，从我们这个地方更名到他们公司名下，把他公司的货卖掉了。（旁白：太复杂了，听不懂，简要一点。）不说了。这种黑哨是怎么来的？你要说北京一院的法官，比如说张明华，比如说北京高院的法官，名字我忘记了，比如最高法院立案庭的承办人武建华，政法大学出身，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上就会出现一个明显的错判吗？你是判点球还是判其他的？我认为都不可能。我固然没有任何行贿受贿的证据，但是我可以有权利甚至有责任保持高度质疑。

贺老师前几天说：我们要把做了好事做了好判决的法官的名字挂在自己的嘴上，要让他们的这种业绩能够有更多的人知道。我想，我们要力所能及的，把自己认为有把握认定有理由确信有问题的公检法工作人员的名字，也要暴露在公开的光天化日之下。我觉得这是对他的负责。我曾经讲过——这个人姓武，叫武建华——我曾经讲过我至少要对着武大郎家的祖坟发誓（众笑），我要把这个问题搞清楚。能不能搞清楚是另外一回事。官哨也好黑哨也好，我们做案件期间，李庄的遭遇，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其实不需要多说，大家一会可以再做交流。这个过程中间融合了律师在从事刑事辩护，从事民事案件代理，甚至从事非诉讼业务，方方面面的酸甜苦辣。你可以看到为什么有些人那么成功，为什么有些人为什么那么不能成功。我现在需要搞清楚——昨天我还跟所里的同事讲，因为开一个年会——我说一定要搞清楚什么事不能做，要搞清楚什么钱不能赚，然后再去赚钱和做事应该都比较稳当。有多少人——包括黄松有、陈卓伦——好多人羡慕我们今天可以交流呢，可以有幸和贺卫方和大家一起交流呢？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风物长宜放眼量，牢骚太盛防肠断”。我应该少发牢骚，应该尽量多做事。在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暂时和大家交流到这里，我们期待着贺老师精彩的点评。（长时间的掌声）

李亚东：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

——记成都“野草”诗歌群体

李亚东

1999年9月至11月，陈墨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将《野草之路》编印了出来，于11月17日在维才的工作单位借用了一间大会议室，举行了热烈的发书仪式，二十余人出席。

东按：此系我为《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曹万生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9月）所纂第三十五章“文革时期的地下文学”之第四节。原文6000余字，刊出后只剩2000字。

旅美诗人贝岭在《二十世纪汉语文学中被遮蔽的传统——中国的地下文学》一文中介绍：“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许多文学青年秘密地阅读流散到民间的禁书，特别是译成中文的西方文学和哲学、历史书籍，形成了地下文学的第一个高潮。在四川成都地区，六○年代文革时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地下文学团体野草诗社，其中的诗人有邓垦、蔡楚、杜九森、陈墨、冯里、乐加等。他们相识于文革中成都的地下书市，他们的作品也流传于当时的四川地区。”如邓垦写于1967年秋的《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秋雁呼唤的长空，／夜半冷月下的流萤徘徊在荒冢？／你的歌难道只仅仅是神往于一个桃色的梦？／白云深山里几声清淡的清淡的暮钟？/不，我相信人们将真实地评价你，／正如落叶最懂得秋天，寒梅不欺骗春风，／当他们提起，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血，是多么红；心，是多么沉重。”含蓄地表达对文革的控诉。

根据当事人自述，“其实我们中的许多人相识得更早，在1964年，诗社的雏形就有了。”早在六十年代初期，邓垦和陈墨便显露出他们的文学才华。1963年11月，陈墨经人介绍认识“（成都）七中才子邓垦”。那时邓垦已有自编《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1964年，陈墨自编《残萤集》、《灯花集》、《落叶集》、《乌夜啼》等诗集。1964年10月，陈墨编辑两人小诗合集《二十四桥明月夜》。后来结识“‘野草’诸君”的蔡楚，据说在1964年也编了自己的诗集《洄水集》、《徘徊集》等。从这些极具朦胧诗意的集名，可见他们的审美趣味、倾向。“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里”，邓垦周围集聚起一个独立追寻的文学群落，仅当时居住在成都锦江河畔的就有二十余人，主要成员有邓垦、陈墨、徐坯、九九、白水、蔡楚、吴阿宁、何归、吴鸿、苟乐嘉、殷明辉等。绝大数是“右派”和“黑五类”子女。用后来参加的女诗人无慧的话说：“在那个讲阶级、论出身的年代，我们实实在在是生长在田边地头、墙角石缝的野草，任凭风吹雨打，备受车辗人踏。”1971年，在陈墨鼓动下，邓垦把诗友习作选编出一本《空山诗选》（十四人，一百五十首），“曾示陈墨、峦鸣等人过目”。1974年秋，一友人因文字入狱。邓垦夫人将手抄孤本付之一炬。1976年，诗友吴鸿又编了一本《空山诗选》，因怕文字狱，又将手抄孤本烧掉。“现在我们手中保留的文革时期的作品，多是互相手抄和传阅的，还有个人收藏的。”

到了1979年3月，成都第一份民间刊物《野草》创刊，并贴在成都繁华的盐市口和总府街，读者称“一枝报春的红梅在锦城出现”。“野草是卑贱者的比喻，但同时也是生命力的象征。……真正不长野草的地方只有圣殿和天堂，而圣殿和天堂都属于神权的范围。红衣主教以及他的传教士们曾把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变成一座空前绝后的圣殿，然而仍然有野草，只是她默默地，在圣殿的下面。”《野草》第2期刊发了陈墨的长诗《天安门》，标明的第一稿写作日期是“1976清明”。诗人呼喊：“今天，全世界都愤怒了，／中国啊，还在隐忍中乞怜！／隐忍，使中国变态，／隐忍，使民族畸形，／隐忍，使浩气堕落，／隐忍，使良知自焚！／隐忍，必然使我们的泪眼浑浊，／隐忍，必然让我们的瘦脸布满鞭痕；／隐忍，才使中国一次次受到欺骗，／隐忍，民族的灾难才这样频频降临！／中国啊，你为什么还不呐喊？／民族啊，你为什么还不抗秦？！……”由于政治的原因，《野草》只出了三期。然后转入地下，“从公开散发转为内部传阅，作为野草文学社同人联络感情，互学互勉的纽带”。直到如今，并不出名的《野草》文友仍在默默耕耘着，写“那具有蓬勃的生命力的野性文章”。前后坚持三十余年，这在全国都找不到第二例。“她之所以能生存到今天，一方面因为她的个性极不张扬，而另一方面则是她的诚实、正直、坚定和执着起了重大的作用。在三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中，她没有任何纲领和章程，却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从另一方面讲，“野草”至今不算很有名。

针对这种现象，诗人廖亦武总结原因：“1999 年5月在国内出版的《沉沦的圣殿——20世纪70年代中国地下诗歌遗照》一书，为主编者的我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较好名声，但它却对发生在皇城北京之外的若干外省地下诗歌只字不提，这不仅受限于视野及地缘政治的屏蔽，而且受限于我的文字偏见，包括‘什麽是能经得起时间自然过滤的文学’之类的偏见。……所以《沉》书的作用，不过是捅破了现行强权体制的屏蔽，向国内读者展示了部分为西方所认同的历史真相。然而，揭开一种真相的同时，是否就屏蔽了其它真相？我不敢再问下去。……”后来出现的八十年代四川“非非主义”诗人杨黎，回忆读高中时，“中国开始所谓的思想解放运动，我又在成都的街头看见了张贴在墙壁上的油印诗刊《野草》。其实那是我第一次认真的看现代汉语诗”。根据现有材料，尚不能判定从《野草》到“第三代”，“四川诗歌从来有一种传统的经脉”。不过，跟已知“文革地下诗歌”别的写作群体比较，“野草”群落毫不逊色。“在文革以来地下文学社团和民刊中，以诗人黄翔、哑默等为主要成员的贵州野鸭沙龙，取名虽然强调‘野性’的意义，强调对时局政治的关心，但同时继承了东方隐逸文学的传统。以陈墨、邓垦、蔡楚为代表的四川成都野草文学社的诗歌作品，是一群‘卑贱者’的生命力的象征；以根子、多多、芒克为代表的‘白洋淀诗群’，有时也被称为‘自然诗人’，他们的某些诗作都在‘野性’中透露出盎然的绿意。”

从社会学角度讲，“野草”诗人是那时比较早的觉醒者、反叛者。他们的存在及其坚持，主要价值与其说在美学、不如说在人学。作为“卑贱者”的抗争，他们不能不纠缠社会、人生。就像邓垦说的：“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得发痒。”陈墨《天安门》是那样，邓垦（署名“野呜”）的《探监》同样：“母亲带着小儿子去探监，／走过一道又一道铁栅栏。／这监狱又深、又冷、又阴暗，／从一九七六一直连着焚书坑儒那一年……／妈妈，这儿关的是老虎吗？／不，这儿不关老虎，关的是人权。／妈妈，人权是什么呀？／就是手不愿在地下爬，背不愿变弯……”。如果这些诗比较晚，那么早先的其实同样。如陈墨写于1964年的《蚯蚓》，是对于光明的呼喊：“谁能看得见你哟，／黑暗深处的躬耕者？／谁能听得见你哟，／沉默在愁苦之中的光棍？／出来吧！／小小的灵魂／四周的压力使你不能奋进，／阴暗会腐烂掉你的青春。……”就此而言，虽然“野草”诗人明显受到新诗史上徐志摩、戴望舒等的影响，总体来说不一样。如跟同期“白洋淀派”、“贵州派”相比，“野草派”写作呈现平民化、“茶铺派”特征。

从艺术追求上讲，“野草”诗人有两个极端的倾向：一个是离群索世，比如他们以“空山”命名诗歌，比朦胧还朦胧；一个是直白的话语方式。也不妨说是根据文化气候，在“空山”（纯文学、唯美）与“野草”（为人生、反抗）之间摇摆。如“文革”时期言，似更侧重唯美。那时主流诗歌是“民歌加古典”，“野草”诗人摒弃主流，自觉承续新诗传统。作为反叛、独立意识的体现，“她的主要成员深受新诗史上新月派和现代派的影响，诗作风格大多有本真唯美的倾向。这明显的是对新诗几十年来建立起的基础和主流的肯定和传存。”当然从文学史的角度看，不能说他们有什么新建树。可放在那个时代，许多诗句高出那时一般水平。如陈墨在1968年10月有这样的诗句：“蛙声是洁白的一串心跳，寂寞的笺上荡着思潮。五千年的锦水许是累了，载不走这井底孤苦的冷涛”。比起后来的朦胧诗一点也不逊色。《野草》的几个主要成员，在诗歌艺术上追求语言美。“从他们的诗作中，能明显地读出中国古典诗词天风海雨般的气韵和含英咀华般的琢磨的影响。同时，也可以看出借鉴西方诗，受英国浪漫派和法国象征派影响的痕迹。《野草》到了中后期，还突出地展示了艺术美的包容性。”

邓垦（1944年—），本名邓祖铭，四川成都人。曾为名校七中才子，自谓“属于挨整的一代——天整、地整、人整”，为《野草》文学社社长。1963年，就编有自己的《雪梦诗选》、《白雪恋》、《海誓》等诗集。他在1964年4月写出《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1967年写出《在那个阴暗多雨的季节》，1968年写《秋游草堂》，1971年写出《当春风归来的时候》，1974年写《给翔翔——写在翔翔诞生五个月》，1976年清明写《狱中问答》，1977年12月写《探监》。“在华美的音乐厅里没有我，因为我只唱风暴的歌”，1979年《海螺》中的这两句，可以看作他的“自供”。有《邓垦诗选》（自印本）、回忆录《南河背影》（未刊）。他在二十岁上所写的《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虽然明显稚拙，但也显示了他的才气和趣味：“归来啊，我的远方的恋人！／你在那白云投宿的山中，／可听得见我的呼唤？／你在那沙鸥落户的水边，／可看得到我的孤零？／我为你似长烟一般憔悴，／我为你似江涛一样呻吟。”《给翔翔——写在翔翔诞生五个月》，含蓄地表达了压抑和愤懑：“我们的小翔翔是可爱的，／大大的眼睛盯住世界：／鸟为什么不许唱？／花为什么不许开？／太阳为什么会落？／黑夜为什么爬来？”《秋游草堂》直截了当：“啊，被矮矮的红墙所困囚着的草堂呀，／我知道你向往着艳阳的天，自由的云；／我知道你只有在深沉的夜晚，／才会把自己的一切告诉给远方的星星；／我知道你的全部痛苦和不幸──／是你和你的祖国正在受着秋风的蹂躏！”《当春风归来的时候》尽情释放自己的期盼：“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人会尽情地笑，／花会尽情地开，／水会尽情地流。／／当春风归来的时候，／人会问，花会猜，水会想：／为了夺回这一天，／有多少生命曾在风雪中博斗！”结尾说：“当春风归来的时候，／或许我已经躺在地下，／但我要告诉你们，／别在我的坟上洒下眼泪和忧愁。／……就请把我对春风的渴望，／写在碑上，立在我的坟头！”总体看，属于“感时忧国”一路。

陈墨（1945年—），本名陈自强，四川成都人。出身“黑五类”家庭，毕业于成都二十九中。自云小学五年级时，正逢“全民诗歌运动”，“我也写过讴歌‘大跃进’的诗歌，内容虽然荒诞，但是音韵以及起承转合，无师自通。我几乎先天地喜欢一切愈有格律因而愈难，而愈难反而愈能体现才华美的形式”。1963年做临时工时，结识了右派分子叶子，“对我影响颇深，终身难忘”。谁知1964年秋叶子突然病逝，为了纪念，“我把我64年写的诗收成一个集子，取名《落叶集》，也替自己取了个笔名，叫秋箫叶。我从小失去父爱，因此我实在把他当作我精神上的父亲”。此外，那年陈墨还编有《残萤集》、《灯花集》、《乌夜啼》等。结识邓垦后志趣相投，1964年还合编了《二十四桥明月夜》小诗合集。主要代表作品：1964年所写《蚯蚓》，1966年写《草堂独游》，1968年写的《零碎的爱》、《薛涛井畔》、《她要远去》，1969年写《心有灵犀──想不通》，1970年写《独白》、《无法拒绝》，1971年写《难免无奈》，1976年写《天安门》，1979年写《野草》。曾任《野草》主编。有散文集《何必集》（自印本）、诗歌集《鸡鸣集》（与蔡楚合刊）.虽也有“感时忧国”的内容，爱与美是他的诗歌常见主题。如《零碎的爱》：“我爱——／去年北窗诗稿的破洞中，／七月的风雨／在学舌黄河的急涛。／／我更爱——／梅子黄时，／买醉归来，／任泥泞踏碎的冷香／和几声洞箫，／轻轻地，打脸上／拂过。”对中国古典诗歌的“学舌”显而易见。“风也萧萧，／雨也萧萧，／寒瑟的枇杷呀轻摇。／染翠了相思点点，／吹皱了阵阵鸣铙”（《无法拒绝》），和“春花看不见秋月的笑，／秋月听不到春花的闹。／花月只有在无奈的心底，／才酿出和谐的调”（《难免无奈》）也透露出这一点。它们更像古典诗歌的现代重写。另外一些诗，则明显有徐志摩、戴望舒、闻一多等新月、现代派的影子。如《薛涛井畔》：“这儿有叹息般长长的树荫，／这儿有月光一样悄寂的心；／浅浅的栏儿关得住什么？／落进几滴眼泪，溅出几滴蛙声。／……凄清的冷涛在树荫下飘摇，／树叶下盖着一个诗的王朝。／岁月沁出了这圆死水，／死水正映着一个诗的寂寥……”，其中“叹息”、“死水”明显借鉴有自。《心有灵犀──想不通》一诗：“月吻着我，你也吻着月？／在这深邃的怅望中，姑娘，／杨柳岸凄清，为我而沉默……”则有徐志摩的影子。今天看当然新意不足，可放在那个时代，能够“爱与美”，是挣扎、反抗、梦想和追求的见证。

蔡楚（1945年—），本名蔡天一，四川成都人。上世纪60 年代初开始写诗。1970年因参加地下文学活动，被关押、批斗。1979年文革结束后，由成都中院改判无罪。1997年移居美国。“文化大革命”前后代表作有：《乞丐》、《赠某君》、《给你》（1962），《别上一朵憔悴的花》（1963），《无题》（1964），《依据》、《悼——写在一个骨灰盒上》（1968），《透明的翅膀》（1975），《等待》（1976）等。《乞丐》为荒诞的岁月留真，凸显出地下写作的价值：“冬夜里朔风怒吼，／可怜的乞丐下身挂几片遮羞布。／这双手原可以创造世界……／长夜漫漫，他在等待。”《依据》写：“花开花落潮涨潮退／星际运行人死人生／我们只是一朵浪花／一片浮云或者是／一个分子式　一颗小／小的小小的机器／制造出的螺丝钉／／但纵然是死无轮回／我也要直问到──／那绞刑架上的／久已失去的／　──依据”。表达无力中的持守和独立。《等待》表达同样的渴想：“从鲜红的血泊中拾取，／从不死的灵魂里采来。／在一间暗黑的屋内，／住着我的等待。”早期的诗受戴望舒影响极大，有一种未受时风熏染的稚拙。“那是一种民国世代的遗韵，淡淡荒凉的记忆，清纯明净的意象，对美好的事物总怀有亲切的期望。”

马建：遗忘的权力

 

 

 

遗忘的权力

——天安门事件二十二周年记

 

马建     

 

 

 

二十二年前我居住在香港，看到国内发生了学潮就返回了北京。有时住在南小街53号，有时住在朋友周舵家里，也在纪念碑上睡到天亮。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我只是旁观者，没有介入。王丹的演讲挤过去拍了照，吾尔开希举旗冲警围也收在了胶卷，司机把一车矿泉水送进广场我也组织群众往学生那儿运，知识分子游行队伍，鲁迅文学院的精英走过来我也拍了照片，佘华他们大都对着我举着胜利手势。但是我没有加入任何队伍。我还去过方励之的家，问他对学潮发展的看法。我仅是这场运动的记忆者。二十二年过去了，能记住的片断已经不多。可以说，那一个月的记忆只剩了十几个小时，而且是依附在胶片之中。

别人呢，那个月都做什么，留在记忆里是些什么？我很好奇。在写《肉之土》的十多年，为了情节，更是逢人便问，试图还原那个岁月。曾在广播学院的林先生在饭桌会偶然说：我这胃病离不了药，就是在广场上绝食落下的。已经成了律师的尤女士在电话中聊到了“六四” ，她说子弹就从身边嗖嗖地飞，她爬进了市民的院里，那一个星期自已说不出话，张嘴也没声。为了《肉之土》，我不但要知道那个月每天的气温，油墨的价钱，还要了解有没有可口可乐、口红、指甲油、盒饭以及当年学生们的知识面等等。书和资料堆得有半个屋子才算把那个月显现。当然文学不会重复历史，历史是埋在地下的树根，但写小说必须从根部中汲取养份才能有枝有叶。

历史由多视角组成，一个人的记忆只能是树上的一个叶子，一部书只能是它的一页而已。我们不指望小说会把天安门事件表现出来，这也不是作家的目的。文学只是激活历史，让埋入地下的根长出枝叶，被人们发现。

那么遗忘的结果就呈现了：过去模糊不清，没有必要和现实契合。承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一旦被深埋，再挖出来就是些文物碎片。天安门事件被遗忘就是证据，也是统治者的胜利。失败的大众一方先是气馁，渐渐也就习惯了。今天，除了少数没被击垮的人和受难者家属，多数中国人把六四事件排除在记忆之外，政府恨不得把公历“四日”处理掉直接从六月三日跳入六月五日，但这一天如春天般顽固，总要来临。政府不敢放松警惕。每年的六四都是全军戒备，警察全部上岗不准请假。中宣部全天候工作，不准任何可能激活六四的词汇出现。六月四日的来临中国政府如进入战争状态，他们守株待兔，准备哪儿出事往哪儿赶。这一天全世界的媒体也都瞪着眼，从早晨等到夜晚。双方熬过了这个“特殊日子” 才发现：已没有“反面人物”登场了。被颠复的场景只是假想。但共产党也完全明白，坦克碾平人的肉体容易，人的灵魂谁都消灭不了。记忆虽然如掉进深海的飞机黑匣子，真相总会因灵魂不灭而重现。记忆也并不会因为丢失些树叶而树就不见了，它还可以复制传递，还会输送进脑子里原本没这经历的年青一代。因而镇压者无论多么富有就是没有安全感，洗脑者必须死死地记住那些事件，他必须充当样板，以便检验人民之中谁和他一样才能去消灭。镇压者不能给自己洗脑。那么就出现了这么个局面，镇压一方为了令人民遗忘反而不能公开提醒人民，那等于贼喊捉贼。最终，当权者成了带着记忆不敢面对历史的罪犯。

我们还看到遗忘的真实：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人熬过了自我审查阶段，便主动认为不应该记住那件事，更不会告诉八九年之后出生的后代了。贵州电视台的朋友说她坚持了两年，不写思想检讨，当然也没有了工作。还有的离开了报社成了二渠道书商。最后，人们便开始投进了挣钱买身份买尊严的经济腾飞之中。十多年过去，也大都被称为“胡总” “刘主席”什么的了。富起来的人成为政府的拥护者，穷下去的成为政府的反对者，但随着财富积累，城市人的生活水平提高，就代表制度的成功。再有人要政府平反六四，那就等于是叫公鸡下蛋了。我们当然听到了穷人的不满，他们就寻根碰到了道德被埋葬的天安门屠杀这个坟堆。他们也许知道必须从天安门事件中汲取教训，从历史反思现代，必须从哪儿摔倒就从哪儿爬起才有希望。也许，但我不信。

我更相信在极权下生存几百代中国人习惯有个政府监督，让他们监督着政府的意识还没有生长。遗忘是顺民的生存法则，他们也是这样教育孩子。我至今没碰上一位家长告诉孩子有天安门事件这段历史。一位北京友人的孩子来英国读书，就因为我告诉了六四真相而成了仇人。“孩子学的是传媒，你让她知道了天安门事件，将来回国万一她嘴不严，那就是害了她。有你这么当叔叔的吗！”他在电话里生气。现在不再来往了。

那么，活的证人都还在，六四事件在网络上就查不到了，图书馆也查不到了，人民和政府双方都互相信守默契，历史就如奥维尔在《一九八四年》中预料的，真的可以消失了。如果有人冒出来说实话，他就是疯子，该进精神病院。敢写出“八九六四”的人就成了造谣者和颠复国家政权的罪犯，投进监狱的诗人师涛、作家谭作人等等都属此罪。真实还包括年青一代对“极少数” 的反感，他们认为那是给国家脸上抹黑，是反华阴谋。是的，当国家和个人荣辱捆在一块，说你爹曾经杀过同胞，说你被洗过脑，说你无知，那不等于把自已的名誉给毁了，还怎么去恋爱赚钱生活。最好的方式就是不接这话茬。让它消失。

悲哀的是人民比政府还冷漠。历史被遗忘了，没有人去追究已经死去的人了，大家住上了大房子，唱着红歌，早晨去公园跳健身舞活得很好。人民有遗忘的权力，而且也没必要替受害者家属说什么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上访没折迁问题也不用上网控拆。“过好日子又不需要言论自由。再说了，朋友们聚一块，骂起共产党比你们解气，谁被抓了？当今社会够自由的了。”海归们回答我。

历史一旦成为过去，人们就会表示不要被“过去” 所影响，“你的恨别用在现在，国家这么好了你还恨什么……。”我只好把这类邮件删除，不再和这老同学来往了。我想，每个人都有真实性格，总要回到自己，都正常，不能要求他们永远活在那段时期。

为了解植物人的生理和生态环境，那个夏天总是进出着广东中山医科大学，冬天踩着雪也去北京胡同里住着植物人的家里采访。如今城市人民生活安居乐业，没有人关心穷困的人，那是政府该做的事。好在我的《肉之土》装满了真相，定了格，谁也无法擦掉了。

穷专制容易被推翻，像埃及，那富专制也会崩溃吗？新加坡人不是活得挺好吗？人们希望贫富差距和贪污能让政府垮掉，但极权只所以借来资本主义发展经济就是为了巩固权力，让大众失去记忆也是为了政权，政治不改革社会倒退不了，恶政府可以存在下去。民主社会是人民监督政府，专治社会是政府监督人民，虽然相反，但中国人习惯了，能在没有过去的现实里高兴地活一辈子。天安门事件的野蛮暴力使共产党和民间同时失去了对信仰和道德的尊敬，但在经济致富的道路上人民与政府又再次挤在了一起。

遗忘和漠视浸透着鲜血的历史是有罪的，因为忘记就等于背叛了祖国。记住历史和记住你的身份是一致的，历史是民族的根。当权者虽然能砍光枝叶，但根总是存在，它是一个民族的根源，而且总会生长壮大，尽管砍杀者把别人关进监狱，但只要中华民族存在，凶手总是历史的罪人。历史不断地重演是因为我们未从中吸取教训，更没有反思。当权者感到从暴力镇压中获得权力是有效的，便一再使用。去年是刘晓波、谭作人，今年是艾未未、冉云飞、野渡等，明年又是谁将被囚禁？

人们有遗忘的权力，但没有抹杀和篡改历史的权力，历史终将把说谎者绳之以法。

2011．5.18

[德]托马斯·曼：艺术家和社会

艺术家和社会

[德]托马斯·曼

罗炜 译

“艺术家和社会”——人们清楚我面对着多么棘手的题目吗？我在心里这样问自己。我以为，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得很，只是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来。为什么不干脆就叫“艺术家和政治”呢？——“社会”一词的后面所隐藏着的可不就是关乎政治的东西吗？政治的东西隐藏在其后，那可是很难不露出马脚的，因为作为社会批评家的艺术家，这样的艺术家已经就是政治化的艺术家，就是喜欢发表政治言论的艺术家——或者一言以蔽之：喜欢进行道德说教的艺术家了。倘若把话说透，那么，这个题目恐怕就非得叫做“艺术家和道德”不可了，——这可真是一个极其恶毒的问题！因为，人们心里太清楚不过了，艺术家并不是本性道德的人，而是一种审美的人，他的基本本能是游戏而非美德，是的，他天真之极，他肆意同道德的提问和自相矛盾展开哪怕只是辩证的游戏……

艺术家，我断定：他和道德的关系是松散的——他因此同政治的——因此同社会问题的关系也是松散的。我是不可能去责骂艺术家的，假如他宣布说:道德意义上的改善世界不是他这类人要干的事情。艺术家“改善”世界不是通过道德训诫，而是采用一种与之完全不同的方式，即这样一种方式：他把自己的生活——而且是以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方式把他的生活——固定在语言里，形象里，思想里，他赋予生活以意义和形式，他让对应于被歌德称为“生活的生活”的那个东西的，即精神的现象变得透明起来。假如他坚持认为，任何意义上的激活，这才是艺术的任务——否则就什么都不是，假如他这样坚持的话，我是不可能去驳斥他的。我特别喜欢引用歌德，因为他对这世上绝大多数东西所发表的言论不仅正确，而且优美无比，在他那里我们可以清楚地读到这样的话：“一件艺术作品产生了道德的后果，这是很可能的，但向艺术家要求道德意图和目的，则意味着败坏他的手艺。”——这里的“手艺”一词具有特别谦卑之意，而当艺术家面对道德化感到胆怯害怕之时，谦卑可是其中的因素之一，这一点在歌德另外的一段言论中更加明确地表露出来。他晚年的时候曾说：“和机构大唱反调，这从来就不是我的作风，我始终认为这样做就是傲慢，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我很早就学会了以礼相待的缘故吧。简言之，这不是我的作风，所以我总是只去轻碰棍子远的那一头。”由此足可以看出，艺术家的道德的、政治的、社会的批评癖好标志着他的越界，也是对谦卑的违背。而谦卑于他难道不应该就是自然而然的吗？

谦卑于他从本质上就是自然而然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和现实及其“机构”的关系上，而且也表现在他和艺术自身的关系上，艺术家个人面对艺术自身的时候大都会觉得自己非常渺小——渺小到不相信自己会同它有什么关系，会以这样那样的发式去分享它的威严。大家应该好好想一想！艺术可是一件极其严肃重要的大事，是人类文化的—个崇高庄严的请求，各个国家和政府甚至都对此给予官方的尊敬。在人类意识里，艺术和科学，甚至和宗教—样占据着同等重要的地位，总之，艺术被纳人到人类那最高、最精神的利益之列。这种美学的状态，这种既是生产性的，同时又是接受性的状态，由于它还意味着对现象中的观念进行纯粹观察，意味着用极乐的静思去拯救意志，以至于艺术家因此而成为人类最伟大的行善者，艺术家的创造因此而成为真正唯一天才的创造，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曾几何时，哲学甚至宣布艺术为人类最高状态！——这一切有可能会让艺术在其身上显现的那个人，艺术的承载者，即艺术家内心充满极度的和狂妄的自信，可能会使他在同自己的关系上头脑发热，丧失理智，从而沉湎于骄傲自满之中而不能自拔。然而，实际情况却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实际情况是，艺术从其个体的实现和个性的鲜明来看，每次似乎都是从头开始，伪装成天真幼稚的样子，它对自己没有意识，也对自己没有认识，或者说得更正确一些，它没有认出自己，它完全是重新地，第一次地，而且是一次性地随机地步入生活。它的每一个现象的个例都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完全由个性来特别决定的特例，这个伟大而普遍的艺术观念的特例，对于介绍它的人而言，要想对这个特例进行总结其实已经是非常困难的了，——是的，他事先根本就不会想到要这样去做。下面，我想跟大家讲件小事来具体地对此进行一下说明。

一九二九年冬天，在斯德哥尔摩，我应邀去出版商伯尼尔家中吃午餐，席间我坐在伟大的小说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及瑞典科学院院士塞尔玛•拉格勒夫边上。这是一位朴素的女士，虽然由于她的工作的关系给人的印象有点严肃，但她的天性却是和蔼可亲的，从外表看不出她有任何天才的印记，她没有伟大鲜明的特点，对风度举止也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们聊到她的那部最受欢迎的作品，也就是举世闻名的《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及其令人惊异地穿过所有语言、逾越所有界限的经历。“我的上帝，是的，”她说道，“它就这样来了，您可千万别以为，我在写它的时候绞尽脑汁，想了很多很多。我其实是为我的小侄子和小侄女而写的它。它就是一种娱乐，和别的娱乐一样。我们当时想的就是，来点让人发笑的东西。”——听了她的这番话，我感到非常欣喜，因为这和我写一本书时的情形—模一样，于是我也把我的这个情形告诉给了我的这位邻座。那本书在我的作家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大致相当于《古斯泰·贝林的故事》在她的作家生涯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本书就是《布登勃洛克一家》。它当初也是一种家庭读物和家庭娱乐，是—个有点不合常规的二十岁年轻人近乎恶作剧式的乱写一气，我把它读给我的家人听，我们都被它逗得笑出了眼泪。而世人日后居然拿它摆弄出了点名堂来，这部小说——或者说这是它现在的样子——简言之，竟然会成为我今天来到斯德哥尔摩，坐在这里，坐在《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的作者身边的理由，——这样的可能性我们当时在开怀大笑的时候可是谁也没有想到过的哟。

作为交换，我把这些讲给塞尔玛·拉格勒夫听，而我把我们这两个个案作为例子讲与大家听，是为了说明，闻名遐迩的艺术是绝对不会从其个体的现象中认出其自身来的，不仅如此，艺术反而会或多或少地把自己看作一个新编造出来的、私人的和怪异的玩笑，这种玩笑不可能同那种受到高度景仰的人类事业发生丝毫联系，你也根本不可能指望世人会对它表示好感和敬重。这种玩笑的创作者肯定不会觉得他是在致力于一项特别值得尊重的工作。按照他的看法——这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独是他一个人的看法——他这是在胡闹，他借助这样的胡闹来摆脱生活的严肃性，以相当怪异和不被允许的方式，而且，作为人类社会的成员，他也不是最能问心无愧的，人类社会的要求遇到如此不严肃的爱好往往是要吃亏的。我这里所指的是艺术家所特有的那种放荡不羁的情调，因为放荡不羁，从心理学来看，确实不是别的，就是表现在社会生活上的混乱，因而也就只能是在同资产阶级社会及其要求的关系上问心有愧，因为良心已经被轻率、幽默和自我嘲讽所瓦解了。

艺术家的这种放荡不羁的浪子状态，艺术家自身基本上永远不会与之脱离，当然，这种状态倒也并不是完全一成不变，假如这种状态没有被赋予一种相对于恼怒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乃至道德优越感的话，由于这种优越感把艺术浪子状态变为一种介于艺术早期的、沉湎于个体游戏的无意识和觉察到艺术的个性敢于参与其间的超个人的尊严之间的过渡状态，故而，艺术浪子的放荡不羁的嘲讽因此至少具有了双重性质，它既是对自我的嘲讽，同时又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嘲讽。但前者占据上风，也许会长时间地、也许会永远地占据上风，而且理由充分。

艺术家借助不由自主的成绩开始以个人的身份参与超个人的艺术的尊严，在这种艺术家身上，存在着一种本能的和充满讥讽的抗拒，抗拒那叫做成功的东西，抗拒成功的世俗名誉和好处，——这种抗拒是源于对还完全是个体的、完全非功利的、自由游戏的艺术的早期状态的依恋，因为艺术还不知道自己就是“艺术”，它还在自我嘲笑。艺术家实际上是很想在这里把它牢牢抓住的，他认为，它最好是永远不要停止这种自我嘲笑，而他本人无论如何总是很想这样去做，并且还是背负着对他狂放而孤独的青春年华的背叛这样去做，而不是摆出一副庄严的面孔去接受名誉和地位。他对自身存在的尊贵化感到深深的畏惧，——这是一种掺杂着羞耻感的畏惧，因为它首先并主要是艺术家面对艺术所产生的羞耻感。

这再好理解不过了。艺术家和艺术：这完全是两码事。在艺术和艺术本质的神奇的、唯一的、不充分的、几乎无法辨认的现象个案之间存在着一种天壤之别，而艺术家自身就是这个个案，我倒想看看有没有遇到自己前面和旁边的杰作不知突然脸红的艺术家，个中原因就在于，每件艺术习作都全然意味着让有限的个人和个性去崭新地、就其本身而言已是非常艺术地去适应艺术，而且，单个的个体，甚至是在成功地取得了成绩，获得了承认之后，在和陌生的大师进行比较的时候，都可以问问自己：“怎样才能一吐为快，把我对于那些东西的适应与妥协一股脑地说出来呢？”——“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冷静谦虚的艺术家面对艺术时的提问。然而，如果不是他的专属领域即艺术，而是现实，而是人类的共同生活而是资产阶级社会说话才算数的话，那么，艺术家又该如何摆脱这种自然的谦虚呢？

这里有必要对艺术和批评之间所存在着的那种奇特的不可分割性简略地说上两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同时也充当艺术法官、艺术批评家，——他们以此自居，而且，我们几乎忍不住想说，还是在面临矛盾的情况下，而这个矛盾似乎就在于：尽管某人会觉得自己在艺术面前显得很渺小，但却仍然会毫不犹豫地摆出一副在那里指手画脚的艺术代言人的架势来。事实上，批判的元素是一切艺术与生俱来的东西，——是任何守纪律的创造性所必不可少的，也首先是一件关乎自律的事情，当然也更是常常倾向于向外转，带着批判去审美，用审美的方式去进行研究和评价。奇怪的是，人们发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文学艺术领域，这种倾向最为频繁、也最为强烈地形成和体现在该领域似乎是最温柔和最羞怯的存在形式——诗歌上。引人注目的是，同戏剧和叙事艺术相比，诗歌和批评的联系程度要紧密得多，这或许与其言说的主观性、与其主旨的无距离感即直接性相关，在抒情诗中，语言就是凭着这种直接性而被用于营造情感、氛围和进行生活观照。

词语！它难道不就是那蕴含于自身的批评么，——难道它不就是从阿波罗的弓上嗖嗖射出并颤巍巍地一举击中靶心的一支箭么？而且还是以歌唱的形式不错，恰恰是以歌唱的形式，它成为批评，——生活的批评，而作为世界的批评却从未让人感到很舒服。如果我在追忆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时首先想到的是语言艺术家，是以诗人和作家形象出现的艺术家，如果我这样做，人们是会理解的，——在这里可以确定的是，搞文学创作的艺术家，正是由于他献身语言，所以他的生存必然会同某种矛头指向现实、生活、社会的反对派姿态密不可分。这是精神的人反对顽固、愚蠢而恶劣的人的姿态，这种姿态随时造就了诗人——作家的命运，最大程度地决定了他的生活氛围。“站在理性的高峰往下看，”歌德曾经这样说过，“全部生活如同恶疾，这个世界就像一座疯人院。”这是一句地道的作家的肺腑之言，他道出了对人类世界的不堪忍受，亦是我在此所指的那种特殊的敏感性和孤独倾向的典型表现。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些原则在定义诗人的生存、作家的生存呢，其实就是认识和形式——二者同时并且一劳永逸地决定了作家的存在。一个特别之处是，这两个东西在他眼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在这个有机整体里，二者之间是相互决定、相互要求、相互创造的关系。这个整体于他是精神，是美，是自由——是一切。哪里缺少这个整体，哪里就充斥愚蠢，充斥人类日常屡见不鲜的愚蠢，这种愚蠢同时也表现为不拘礼节和没有悟性，——而他并不知道这两者之中哪一个更令他感到讨厌。

总之，如果说艺术家对资产阶级社会怀有精神优越感——如我先前所说——乃至道德优越感是事出有因的话，那么，个中原因就在于此。艺术家在百般自嘲的同时也不失时机地早早地发展了这种优越感。它超越美学领域，甚至为自己使用道德特性，这可能最令人反感，也显得最不谦虚。然而事实却是，在艺术家天生的批评倾向里附着着某种道德成分，这种道德的成分显然是源自那个“善”的观念，而这个“善”的观念既把美学的世界，同时也把伦理的世界当作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为艺术热情捧场的门外汉和欣赏者在赞美和讴歌艺术作品的时候需要“美”这个字眼。但是艺术家，这个内行的人，却根本不说“美”，他说“好”。他偏爱这个词，因为专业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技巧上娴熟自如的东西，用这个词能表达得更恰当、更客观—些。当然，事情并不是就此了结。事实上，一切艺术都悬浮在“好”这个词的双重含义之中，美和道德在此相遇，混合，融为—体，其意义超越纯粹美学的范畴，进入完全值得认同的境界并向上升腾，直至那最高的、起主宰作用的完美观念。

善恶——好坏：尼采从心理学角度对这两组对立很是深究了一番。他承认坏和恶是不同的东西，但问题却是，事情是否真如他所说的那样。在美学的世界里，恶的东西，冷嘲热讽地与人类为敌的东西以及残忍的东西不一定是坏东西，这是真的。它们有的只是品质和特性，所以“好”。然而，在生活的和人类社会的世界里，坏的东西，愚蠢的东西和虚假的东西也是恶的东西，也就是有损人类尊严的东西和腐朽堕落的东西，而一旦艺术的批评嗜好转身向外，一旦它开始变得关心社会起来，它就会变得道德起来，艺术家就会变成社会的道德家。

我们对于艺术批评的这种性质早就了如指掌。当今占统治地位的文学艺术类型和形式是长篇小说，而它几乎天生地，几乎理所当然地就是社会小说，社会批判。它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在它开花结果的任何地方，在英国、法国、俄国，也在意大利，还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都是这样。至于德国——情况则有所不同。那种被德国人称之为他们的“内心性”的东西，使得他们厌恶社会描写，大家都知道，德国弄出教育和成长小说这一内省的样式来和欧洲的社会小说相媲美。然而，后者，作为对天真的冒险小说的一种高尚化，又在何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的描写，对于这一点，它的经典的例子——歌德的《威廉·迈斯特》就是最好的证明；个性充满冒险的自我塑造的观念如何轻巧地、突然地化为教育，并且似乎还是违背本意地汇入社会甚至政治领域，这样的一个过程恰恰是通过这部伟大的作品揭示出来。歌德对政治没有兴趣，他愿意把艺术家对社会机构进行批判视为艺术家的骄傲自大。他曾经这样做过，如在那个从未接受过诗句的洗礼的《浮士德》散文场景里，他在这里鞭笞了社会对那个绝望得哭天喊地的失足姑娘的残酷无情，但他对这些地方喜欢闭口不提。然而，要想否认他有社会直觉、社会关怀乃至对社会命运的深刻洞见，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他在《漫游时代》里以一种先知先觉般的敏锐和远见，预示了整个十九世纪的社会经济发展：古老的文化和农业国家的工业化，机器的统治，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兴起，阶级冲突，民主，社会主义，甚至是美国风，连同全部的由这些巨变所引发的精神的和教育的后果。但在政治方面呢……

在政治方面，他也是百般警告艺术家要当心政治，尽管如此，要去解决那无法解决的问题，去取消艺术和政治之间，精神和政治之间必然存在着的那种联系，那他也是完全没有能力做得到的。这里起作用的就是人类的整体，这个整体不能以任何方式去否认。歌德针对浪漫派，针对所谓的爱国派、亲天主教情绪、中世纪崇拜、形形色色的诗意伪善和诡计多端的蒙昧主义所表现出来的好斗性，——它同政治又有什么不同，——它只是披着美学—文学的外衣而已，它其实满口唱的都是政治的调，——就因为他反感的对象即模仿浪漫主义本身就是政治，也就是反革命，仅从这一点来看，他的好斗性同政治又有什么不同？在事先业已形成的同“本来的”，同“狭义”意义上的政治的对立中谈文化政策，谈思想政策，试图用这样的办法来千方百计地摆脱。这样做只会证实人道问题的不可分割性，这个问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永远不会具有一种“较为狭窄的意义”，而是包括所有的领域。美学，道德，政治—社会，在它这里是一个整体。

而现在呢，我们恰恰是通过这个一体性觉察到一种令人震惊的非一体性：精神及其行为在对待人道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不一致性和矛盾性。因为精神是多种多样的，对人的问题表现出任何一种行为在它都是可能的，即便是不人道的和反人道的行为也是可能的。精神不是不可分割的，它并不构成任何统一的力量，它意欲按照它自己的想象去塑造世界、生活、社会。有人已经呼吁过全体思想者的团结一致，但这却是一件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情。人们对于思想形式和思想意愿的描绘各不相同，个中思想形式和思想意愿的代表者之间的隔阂是世界上最严重的隔阂，他们相互之间的拒绝是世界上最充满鄙视和仇恨的拒绝。有人认为，精神就其天性而言位置是向——我这里就用下面这个社会政治术语吧——“左”站的，也就是说它在本质上始终是和自由、进步、人道紧密相连的，这种想法怕是有些不着边际。这是一种经常遭到驳斥的偏见。其实精神同样也是可以向“右”站的——而且还站得旗帜鲜明之极。对于天才的反动派约瑟夫·德·迈斯特，即《论教皇》一书的作者，圣-伯甫就曾这样评论说，此人“仅有作家之才”，——这是一句妙语，这句话既道出了那种早先就有的把文学和进步性等同的定见，同时又承认，用这种最伟大的才能，用这种但凡能够想得出来的幽默和光彩，同样也是能够造就出称颂残暴，称颂刽子手、火刑、宗教裁判所，一句话，称颂所有被称作是阴曹地府的进步和自由主义的东西的吹鼓手来的。

我们不妨拿法国大革命这样一个社会政治事件来作为标准：无论是米什莱泰勒，还是埃德蒙德·伯克，他们对这一现象的态度可谓相差十万八千里。泰勒对雅各宾党人的批判入木二分，埃德蒙德·伯克则写了《对发生在法国的革命的反思》一书，该书由政治浪漫派人士弗里德里希·封·根茨译为德文，影响巨大而深远，直到我人生中以保守的民族主义和反民主为基调的那个时期，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我本人甚至都还激动万分地引用过里面的字句。事实上，它真的可以说是一本一流的书，而如果以某件事情的名义写出了好东西就可证明这是一件好事情，那么，伯克的事情就是好事情。

我们同时也不要忘记，像巴尔扎克这类创作叙事作品的作者，他所进行的社会批判完全主要是从“右”的方面来进行的，——就像纽沁根男爵这样一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既可以受到来自右翼的，同样也可以受到来自左翼的批判一样。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里，我们就能够找到一个令人着迷的，保守的，也可以说是反动的社会批判的个例，尽管其不乏精致考究的艺术进步性，此人就是最近刚去世的克努特·汉姆生，他深受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思想的熏陶，背叛自由主义，他对文明、城市生活、工业化主义、唯理智论以及与此相关的一切事物充满仇恨，他尤其热衷于反英，特别亲德，以至于希特勒一上台，他就积极热情地卖身投靠民族社会主义，成为卖国贼。然而，谁要是真正了解他的作品——这是—个伟大的作家的作品——谁恐怕就不会对他的这种思想道路及其个人命运感到吃惊。大家只消回忆一下便知，他在他最早写的那些书里就已经轻松诙谐地、尖酸刻薄地对维克多·雨果和格拉德斯通这类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历史人物进行过冷嘲热讽。然而，在一八九五年还只是表现为有趣的美学姿态，还只是表现为自相矛盾和美文学的东西，在一九三三年则变成迫在眉睫的政治，严重地、令人痛心地败坏了一个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的名声。

和汉姆生现象相似的还有埃兹拉·庞德现象。这是另一个刺激人的例子。它再一次表明，在同社会问题的关系上精神的分裂状态会有多么深重。一个大胆的艺术家和先锋主义的抒情诗人，他也投入法西斯的怀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政治积极分子为它摇旗呐喊，最后还是民主国家的军事胜利使得他输掉了这场游戏。就是这个被判刑的人，这个因为叛国罪而被监禁的人，一个由英美杰出作家组成的评奖委员会却授予他一个声望极高的文学奖——博林根诗歌奖，以此宣告美学判断高度独立于政治。莫非也可以说，政治判决和审美判断之间的距离其实并没有表面所看上去的那样远？假设埃兹拉·庞德碰巧没有变成法西斯分子，而是成为共产主义分子，那么，假如是那样的话，这个杰出的评奖委员会还会不会坚持宣布这个博林根诗歌奖归他所有？这个但我很想知道，而且，我肯定不是唯一想要知道答案的人。

无疑，类似于这样的一句话今天就足以让说出这句话的人遭受共党嫌疑。这种怀疑恐怕于我是不公平的——要么，也可以这么说，就是太抬举我。要想当上共产主义者，我的条件还差得远，我的作品里充满了为共产主义所断然拒绝的恶习，如形式主义、心理学至上论、各种颓废倾向，还有，怎么说呢，可以算得上幽默和某种求真的癖好，因为对于无条件的党性而言热爱真理可是一种缺陷。但这里还是有必要进行一下区分。共产主义是一种观念，它的根比马克思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扎得深，彻底实现共产主义将会一再成为人类向自己提出的要求和任务。而法西斯主义却根本不是什么观念，而是一种卑劣行径，但愿从今往后再也不会有任何大的或小的民族去为它献身。正是法西斯主义，正是法西斯主义所取得的胜利及其并非真正为人所期盼的失败，越来越多地把我推向社会哲学的左翼，促使我真的在有些时候成为一个为民主而奔走呐喊的演说家，对于我所扮演的这样一个角色的滑稽意味，我，即便是在我热切渴望希特勒灭亡的时候，我也并不是没有一点觉察。

艺术家进行政治道德宣讲确实会不免带有一些滑稽色彩，这是不可否认的，而从事人道主义理想的鼓动宣传也会，几乎是覆水难收地，把他推向庸俗乏味的陈词滥调的边缘——而且还不仅仅是边缘。对此我是深有体会。而当我说到作家的反动的社会倾向是一个悖论，在一定程度上认为是他的职业和他从事这种职业的方式之间的矛盾的时候，那么，我恐怕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即这种荒谬和这种矛盾具有高度的精神魅力，更具精神价值，而且同政治上的好心肠相比，在防止滑向平庸方面所起的作用不知道要好多少倍。谁是思想上更有趣的政治作家？是约瑟夫·德·迈斯特还是维克多·雨果？这与其说是一个大问题，倒不如说几乎算不上是一个问题。但如果这不是一个问题的话，那么没有这个问题，就会出现另外—个问题，即在处理政治事务，在与人类的困苦展开交锋的时候，是否更取决于趣味性而非善意。

菲利普·托因比，英国的一位批评家，说我三十年来所持的政治立场可谓是“近乎太善而失真”。他是在—篇发表在《观察家》上的文章里这样说的，那篇文章标题为《孤立的世界公民》，——全文虽然只有区区七百个单词，但却是在英国——或许也是在任何地方就我的存在所说过的最正确的话。年轻的托因比说得很对：这种立场，这种立场身上所有的乐观主义、民主主义、对人类的信心 甚至于我的“世界公民性质”，都是有些成问题的。因为我的书充满令人绝望的德意志气质，书中每每只要涉及干预社会政治问题的方面，那么，从字里行间就不仅可以读出自然的谦卑，而且还可以读出一个受到过叔本华学派影响的英才的悲观主义，而在采取那种豁达人道的姿态时，这个英才的表现其实显得有些笨拙。坦率地说吧：我没有很多信仰，但我也不是非常信仰信仰，相反，我对善的信仰要远胜于我对于信仰的信仰。善可以脱离信仰而存在，而善可能恰恰就是怀疑的产物。

莱辛对其戏剧《智者纳旦》曾经有过如下评论：“它最不可能成为带着讥笑离开战场的讽刺剧。它将成为一个动人的剧本，同凡是我写过的作品一样感人。”假如他当时想到“虚无”这个词，他只怕就会说“虚无”而非“讽刺”，而且他还可能会用“好心”代替“感人”，以驳斥下面这个观点，这个观点说，因为他是一个怀疑者，所以他是—个可鄙的虚无主义者。艺术，无论它的控诉有多么剧烈，无论它对造物的堕落所发出的哀怨是多么的沉痛，无论它在讽刺现实乃至它自身的过程中步子迈得有多远，——“带着讥笑声离开战场”，这可不是它的本性。它不会向生活挥舞冷冰冰的魔鬼的拳头，因为用精神来激发生活是上天赋予它的使命。它和善紧密相连，它的根基是善意，这种善意类似于智慧，还更接近于爱。如果它喜欢让人发笑，那么，这种笑可不是来自讥讽，而是来自喜悦，仇恨和愚蠢会随着这种喜悦消融，这种喜悦发挥着解放人心和团结人心的作用。艺术一再从孤独中诞生，艺术却有团结人心之效用。它幻想自己能够对人类命运施加影响，它是抱有这种幻想的最后一个。它蔑视坏的东西，它也从未能够阻止过恶的胜利；它满脑子想着赋予意义，但却从未阻止过最无意义的喋血。它不是一种权利力量，它只给予安慰。毋庸置疑，它是最深刻最认真的严肃游戏，是一切追求完美的努力的典范，它从一开始就注定是人类的伴侣，而后者永远也不可能完全将其被罪孽模糊了的视线从纯洁无辜的艺术身上移开。

本文是作者1952年9月9日在奥地利萨尔茨堡莫扎特学院及同年9月在威尼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所做演讲。

余英时：有尊严的知识人

 

 

 

在这个时代，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

 

 

 

时代周报：为什么现在大陆的学者动不动就称“大师国学”，动不动就是“通才”？

余英时：还是精神空虚吧。这是最大的问题，学术界的人精神也空虚，总要有一些东西填补，变成大师的话，当然就得到很大的满足感了。明朝末年官封得太多，“都督多似狗，职方满街走”，现在的大师太多了，就是通货膨胀，贬值了，什么都是大师，就没有意义了。人人都是大师，那谁是小师呢？

时代周报：那些顶尖聪明的学者为什么热衷于当大师？

余英时：有人学问好，聪明才智高，不一定有智慧，智慧是另外一回事。人生的智慧不是看人的聪明，中国古人讲，这个人“智可及，愚不可及”。“愚不可及”不是骂人的话，是赞美的话。西方经典《赞愚》中就说，越是愚钝的人越有智慧，愚钝的人不是言词辩诘，而是对人生有某些很深的体验。越聪明的人越是糟糕，聪明等于是一个工具，就像科技一样，用在好处也行，用来制造杀人武器也可以。这就是古人讲“术不可不慎”，做哪一行也要谨慎。这跟智慧没有什么关系，千万不要迷信什么学者大师之类。

但求面对死亡而视为平常

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时代周报：一些在文化、学术上很有成就的人物，到了晚年为什么会产生“不朽的焦虑”？

余英时：人到老的时候，怕死是一定的。你要记住孔子的一句话：“及其老也，戒之在得。”年轻的时候是好勇斗狠，要跟人家拼打、斗争，老年就越怕自己失去这个世界，越想抓紧“得”。这个“得”不光是财，主要是名誉：人家承认不承认。怕寂寞，这就是黄宗羲早年讲的一句话：“士大夫不耐寂寞，何所不至。”只要你不耐寂寞，什么事都会干。老年人就怕这个世界把他丢掉了，他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东西可以抓得住，所以一抓住一个东西就占有，无所谓节不节了。越到老年越可怕，年轻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死亡，到了中年以后，死亡的威胁就存在了。

儒家讲死亡，就是面对它而视为平常，这是真的儒家精神。胡适到英国去见剑桥的大主教，就说：对死根本就不怕，死了就死了，没死以前就做我该做的事。这就是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活一天，我就要尽一天责任。责任有很多，对子女有责任，对太太有责任，对父母有责任，对兄弟姐妹和朋友都有责任，能尽多少算多少，不能人人都靠你。尽我最大的努力做我应该做的事情。我的专业是研究历史，就希望把我的历史研究好，不是曲解历史，不是为了某一种利益而搞一个学说，也不是为了赚钱而写一本人人都买的书。做历史研究也罢，做哲学研究也罢，得到某种程度的真理，把已有的真理向前推进一步，那我的责任就尽了。至于人家的评价怎么样，对你是不是欣赏，生前是不是得到承认，这都不重要。这样你就心安理得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惶恐。最怕的就是不安，老想要怎么样，这是心理上最难克服的问题。

“不朽的焦虑”起源很早，中国古代思想家如子产，不信灵魂不朽，认为魂、魄最后都会散失，这便引出《左传》上讲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立德就是以身作则，大家敬重你，觉得你是一个楷模，可以拿你作标准。立功是对社会有贡献，自然不朽，人家永远会记得你。立言是你说的话或知识上求真理，科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能够创造出很新的想法，对一个时代有很大的影响，那也可以不朽。这就是所谓三不朽，中国人把死寄托在这三不朽上。这三不朽是很好的，不见得人人都能做到这样，要付出很大代价，牺牲各种功夫才能立德、立功、立言。

如果不想花那么大的功夫，又想不朽，有什么办法呢？就做坏事。这就是东晋桓温说的名言：虽然不能流芳百世，我也可以遗臭万年。遗臭万年也是不死，所以，我想遗臭万年的人就比求三不朽的人多得多了。

要恢复人的尊严

语言本来是约定俗成的，没有什么必要创新，可是我觉得“分子”这个含义现在太坏了。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

时代周报：为什么你现在把“知识分子”一词都改用“知识人”？

余英时：“知识人”这个名词是我现在提倡的，第一次是200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士与中国文化》第二版，我在序里提出这个问题。以后我就尽可能用“知识人”，而不用“知识分子”。原来我也用“知识分子”，那是随俗，因为语言应该随俗。但我现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过去“分子”用得太可怕了，分子是右派分子、坏分子，什么都在里头。“知识分子”已经用了几十年，从前是一个中性的词，后来就变质了。所以我不想再用。我记得可能是看了已经去世的语言学家陈原谈“分子”的文章，受到他的影响。西方用“intellectual”，就是知识人，日本人也用“知识人”。我给日本学界写过一篇文章，用的是“知识人”这个名词。讲知识人等于中国人讲读书人一样，讲政治人、经济人、文化人都可以，为什么不能用知识人呢？我的意思是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我要恢复人的尊严，因为语言是影响很大的东西，语言一定限制你的思想，用暴力语言，就是鼓动暴力。

时代周报：人的地位要受到尊重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源流可以追溯？

余英时：中国对人权是一样尊重的，在王莽时代有诏令，不能买卖人作奴隶，这比西方还进步，西方整个古代以至早期基督教都视奴隶为当然。人都有权益，人都有尊严，这在中国早就有了。中国的观念跟西方的价值可以结合起来的。

从前中国还有士大夫阶层来控制，政权也是开放的，开放到一定程度就是科举，要做官必须先考试，这个考试是比较公平的。从汉武帝开始，中央设有太学，地方上也推举人才再送上去。这是中国很早就有的好事情，不要以为是小事情，这是不容易的。西方在中古时候一个是武士阶级，一个是有钱的商人可以有特权，然后是世袭的贵族。这些在中国很早就消灭掉了，世袭制度基本上在春秋战国以后就不再实行了。唯一世袭的就是皇帝，这个没有人碰它。中国的政权很早便开放到“四民之首”的“士”（即知识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成就，但这一开放并没有形成“民主”。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人便自觉地努力，想作进一步的开放。追求民主，便是承认每一个人都有“人的尊严”。儒家早已有“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这一思路在现代与追求民主、自由、人权的大潮流汇合了起来。

时代周报：在今天这个时代里，如何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

余英时：我想你们年轻人自己要努力，要自己把自己当人，不要盲目服从上面的权威。我认为每个人要争取自己基本的人权，不要随便被人剥夺了。如果人家给你“恩赐”，给你点好东西，你就感激涕零，这就不太好了。人就应该量才适性，自己有多少本事，在什么环境，尽量做自己该做的事。但是人不能光为自己着想，我们念中国书，受中国文化影响，不能只管我一家，其他就不管。因为小时候受影响，有社会责任感，但是责任感也不能无限膨胀，膨胀到连家都不顾了。起码的责任是对家里人有承担，这以后才有余力为公家做事，这是很简单的人生道理，只要能做到这一点，中国才能够慢慢走上现代社会，只能求一点一点地变。

我从来不把任何个人当神一样看得不得了。古人今人中好多人我都很欣赏，很尊敬，但我不觉得我要崇拜某一个人，想变成某一个人。我怎么可能变成爱因斯坦呢？爱因斯坦是一个个体的生命，我也是一个个体的生命，为什么要做他呢？就算有一个人是物理天才，也不一定能成得了。每个人都要成就自己，完成自己。我没有崇拜某一个圣人，我不崇拜孔子、孟子、朱熹，只是觉得在中国精神史上，这些人丰富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从内心欣赏他们，尊敬他们。

现在想到的是，在这个时代我能做什么，那就是做自己。我没有英雄崇拜主义，也不会自愧不如，因为我天生就只有这么多本钱，只有这么多才力。这不是我能决定的，这是遗传决定的，还跟我的环境有关系。如果小时候没有八九年在乡下，我对传统的社会与文化便不可能有亲切的认识。但我没有机会上现代小学、中学，便注定不能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了。我只有一点对中国文史的底子，就只能做我自己。我并不是傲慢或者自负，人只能知道自己有多少本钱，就做多大的生意。不要看别人是大富翁，我也要去做大生意，那就画虎不成反类犬。总而言之，尽力完成自我，同时也知道尊重别人，这是所谓“博学知服”，即做一个有尊严的知识人的最好办法。

许纪霖：重温王小波让我们清醒许多

 

 

重温王小波让我们清醒许多

 

许纪霖

 

 

 

    历史常常出现这样的图景：有些人生前声名显赫，死后很快被人忘却；另一些人一生寂寞，身后却被发现具有特别的价值。王小波应该属于后一类人。尽管在他活着的时候，曾经得过海外多种文学、电影奖项，但基本是墙内开花墙外红，国内的文学圈一直对他保持着沉默——不是出自敌意，仅仅是因为无法理解他。

    在中国文化的精神谱系上，王小波似乎是某种异数：不仅其文学风格无法归类，而且这个人也难以理喻。从年龄来说，王小波属于红卫兵一代人，但偏偏最缺乏红卫兵的狂热激情，反过来倒多了一份英国式的清明理性；从思想脉路来说，他似乎是半个世纪以前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传人，但又不似胡适、陈源那样带有自命清高的绅士气。我们很难想象在中国文化的内部，会有王小波这样的人出现，但其人其书又分明不是西方文化的产物。王小波，成为一个对评论家智慧挑战的阐释对象。

    王小波的一生是实验性的。他只活了四十五岁，但他将这短暂的一生都用来了探索——文体的与思想的。关于文体的探索，因为非我本行，只能留待文学专家去研究；令我更感兴趣的，倒是王小波的思想探索，他的几乎是独一无二的自由主义精神独白。

王小波的遗孀、社会学家李银河说过这样一段话：

       有人说，在我们这样的社会中，只出理论家，权威理论的阐释者和意识形态专家，不出思想家，而在我看来，小波是一个例外，他是一位自由思想家。自由人文主义的立场贯穿在他的整个人格和思想之中。读过他文章的人可能会发现，他特别爱引证罗素，这就是他所谓气味相投吧。他特别崇尚宽容、理性和人的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道理的、教条主义的东西。

    一个罗素的信徒、热爱理性和思考的自由主义者、独立不羁的民间撰稿人——作为思想家的王小波，留给后人的，就是这样的形象。

                      一、“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

    王小波给人的一个最深刻的印象，是他的理性，那种清晰的、冷静的英国式的经验理性。具有这样理性精神的人，即使在当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中间，也属于凤毛麟角。

    王小波曾经狂热过。他这一代人，或多或少有过一段失却理性的日子。以十七岁的弱冠之年，相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只身跑到云南边疆，战天斗地。未始不是一种革命时代的青春骚动。然而，严酷的现实很快覆盖了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想象，王小波开始沉默。“在我不会说话的时候最想说话。在我真正能说，知道的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反倒沉默了。”2他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语言的沉默是对流行话语的抗拒，但内心的思考就此启程。在那个狂热的时代，人们说得太多太多，而想得太少太少。说话是为了获取话语的霸权，而思考仅仅是为了求得真知。

    当时，在那些乡村思想家俱乐部里，许多陷于迷惘的红卫兵也在思考。然而，王小波依然是独特的。有些人思考，是因为落入了“失语”的困境，或者被剥夺了话语的权力。为了重新获得“说”的资格、话语的权力，不得不后退一步，磨砺思想的利器。以后，当历史又重新提供了话语舞台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出山说话了。这些人，是永远不甘沉默的，“说”的冲动大于“想”的兴趣，渴望话语权力成为思考的终极追求。而王小波呢，对“说”似乎没有什么兴趣，对权力话语更是兴味索然，有意思的是“想”，是“思维的乐趣”。“与说话相比，思想更加辽阔饱满。……没有思想，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追求思想，而非权力话语，是知识分子更本质的属性。知识分子要有思想，首先须有知识。但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那些风头最劲的顶尖精英，常常是思想有余，知识不足。虽然，他们在公众眼里有思想的魅力，但那些魅力大多来自道德的激情、修辞的华丽和可怜的一点小聪明，背后的知识底蕴却薄得象一张遮羞的窗纸。相形之下，王小波尽管很少以知识分子自称，但他比那些自命不凡的知识精英更知识分子。他喜欢知识，不是由于知识有用，会提高科技生产力，或带来权力话语，而仅仅是因为知识是好的。大学期间，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数学老师在课堂上的一段话：“我现在所教的数学，你们也许一生都用不到，但我还要教，因为这些知识是好的，应该让你们知道”。王小波所追求的，正是那些好的、却并非有用的知识。否则怎么能够想象一个学商业经济科班出身的，以后会弃商从文，成为一无凭籍的自由撰稿人？自由撰稿人，如今已经成为一种时尚，甚至连某些紧抱铁饭碗不放的人也以“大陆自由撰稿人”自居（因为“自由撰稿人”＝“自由思想家”？），但王小波辞掉铁饭碗，仅仅是为了探求好的知识，为了更自由的思考和写作。

    王小波明白，知识实在是太重要了，它是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最终凭籍。古代的教士和儒士拥有《圣经》或《论语》，因而也拥有话语的权力。现代知识分子不再手握圣书，却拥有知识，知识本身可以取信于人，尽管它不一定能带来权力。3这些年，我们谈论了知识分子的岗位意识，谈论了“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王小波没有参与谈论，但他的处世立身却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人格范型。知识分子的岗位在哪里？就在其独有的求知领地；他的所有自由与独立，首先依据于知识的至上性与自恰性。知识的最高境界就在于求知本身，至于为人生、为民族也好，虽然未尝不可，但与求知比较，都低了一个层次。

    在回答“我为什么要写作”这一问题时，王小波幽默地以一个登山家的故事作为答案：“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同样，另一座山峰也吸引着王小波，他感到了登山的有趣。对于一个智者来说，没有什么比求知更为快乐的事了。热衷于为求知而求知的西方知识分子，常常乐在其中，乐此不疲。维特根斯坦临终时心满意足地说：“我度过了美好的一生”，另一个物理学家海森堡说得更绝：“我就要死了，带上两道难题去见上帝。”王小波提到这两件事，就特别感慨：在天堂里享受永生的快乐嫌不够，还要在那里讨论物理！爱知者，必乐知也。王小波生前一说到探求智慧，就掩饰不住内心的快乐。知识是好的，求知的人生是更好的。

    知识还是表面的东西，知识的背后有一种精神，那就是人类的理性。在一个疯狂的时代里保持沉默，也等于守护自己的理性。王小波看得十分清楚，理性对于知识分子来说，就象空气一样要紧。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时代，因为他只会以理服人，不讲理，毋宁死。王小波是从一个大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的盲从年代里走过来的，他对信仰总是持着某种怀疑，因为那种“就是好”的信仰逻辑根绝了任何讲道理、讲理性的可能性。一度他曾经变得极端地排斥信仰。到了美国之后，是他的老师说服了他，令他承认：“不管是信神，还是自珍自重，人活在世界上总得有点信仰才成。”但他依然警惕着信仰的滥用。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以崇高的名义迫害异己的龌龊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信仰是一条随时有可能咆哮泛滥的河流，惟有理性的河床才能防范它。信仰是为了达到善，但善的里面不能有假的成分，否则就是比不信还要坏的伪善。

当年法国大革命期间，上了雅各宾断头台的罗兰夫人有句名言：自由，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在中国，未尝不可以这样说：至善，有多少罪恶假汝之名义推行！真与假，事实与谬误，是无法通过信仰解决的，那属于人类理性的范畴。为了防止以善作恶，保持清明的理智是最要紧的。王小波不是一般地反对信仰、反对至善，他所厌恶的仅仅是理性缺席的信仰和没有是非的善良。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认真的思索，真诚的明辨是非，这就是善，就是一切信仰的根基。

           二、“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说到理性，有两条路径，一条是欧陆唯理主义的，另一条是英美经验主义的。现在说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哲学常识，但时光倒退十年，却是一个匪夷所思的问题。刚刚从盲从时代走出不久的中国知识分子，只是大声吆喝着思想解放、理性启蒙，却懵然不知理性还有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之分，以至于不知不觉地被唯理主义所摆布。理性变成一个全知全能的人间上帝，变成科学时代的理性神话、理性宗教和理性崇拜。那个时候，黑格尔的阴魂不散，绝对真理的神话尤在，乌托邦的社会改造工程仍然绵延不绝。

    王小波相信理性，但他选择的是另一条与众不同的路径，即英美的经验理性。在经验理性的世界里面，没有抽象的理念，没有目标的预设，也没有终极的价值，只有人们的生活经验和实实在在的现实功利。王小波喜欢马基雅维里，是因为“他胆敢把信义、信仰全抛开，赤裸裸地谈到利害”，而“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也喜欢中国的墨子，墨子思路缜密，具有实证精神，而且也赤裸裸地谈“交相利”。4一说到功利主义，中国人总要吓一跳，以为功利与自私是一家兄弟。但是，按照在功利主义的家乡英国留学多年的储安平先生分析，功利与自私实为两个概念，前者重的是结果，后者为的是享受。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因为与拉丁文化接触较短，其抽象能力比较弱；但生活的智慧、经验的理性大为发达。处理问题一切以实际的环境为转移，决不会象法国人那样，囿于抽象的价值观念。这种功利的、经验的理性主义，成为英美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

    在美国留学多年的王小波耳濡目染，对经验理性大为推崇。在他看来，许多被意识形态和乌托邦理念搞得稀里胡涂的问题，只要按照日常生活的经验理性去判断，立即会变得心明眼亮。比如，大跃进期间放卫星，粮食亩产放到三十万斤，某些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昏昏沉沉地为之论证，但王小波的姥姥，一位裹着小脚的农村老太太，却死也不信。不信的理由十分简单，只是自己的生活常识而已。王小波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认为他姥姥的态度就叫做有理性。

    人的经验是有限的，因而人的理性也不可能是全知全能的，所谓绝对真理不过是黑格尔制造的神话般的“宏大叙事”而已。对于在中国大陆弥漫多年的唯理主义真理神话，王小波基于自己的经验主义立场，倾注了其毕生的批判。他一再嘲笑中国知识分子虚妄可笑的知识观，从孔夫子到当代的所谓知识精英，为了争夺话语霸权，都要显得一付全知全能、真理在握的模样，好象自己肚皮里的那些货色，可以包治百病。那种大包大揽的姿态，与街头上卖大力丸的江湖郎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即使世界上真的存在什么真理，也是具体的、多元的，很经验、很个人的。真理是无法灌输的，不能强迫别人接受你自以为是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尊重和宽容，都建立在这种多元、个人的立场上。没有这样一种立场，就会发生知识者相互之间的残杀。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知识分子的悲剧与其说来自政治权力，无宁说更多地来自知识分子同道——那些自以为占有了真理、欲控制所有话语空间的独断论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的思想监狱是自我营造的。对此，王小波有十分透彻的认识，他尖锐地指出：“知识分子的最大罪恶是建造关押自己的思想监狱。”。

    在这里，一个最关键的词是“个人”。这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欧陆式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积极自由”，是个人思想与意志的自主。但这还不够。“积极自由”如果过于扩张，没有边界，就有可能侵犯别人的自由。红卫兵的造反行动、文化精英的话语霸权，就是最好不过的现实标本。英国式的自由主义，恰好能够弥补“积极自由”的这一缺陷，它看重的是“消极自由”，是每个人的思想、言论与人身自由不受非法的侵犯。“消极自由”尽管目标卑微，不及“积极自由”那般崇高、奋发进取，却是个人自由最真实、最可靠的保障。

    极富英国自由主义精神气质的王小波反复申说的，就是自由的消极一面：“你有种美好的信念，我很尊重，但要硬塞给我，我就不那么乐意。”他对别人的尊重和容忍，不是因为他们有崇高的情感、明辨是非的能力，而仅仅是因为他们也是一个人，有着与自己同样的自由权利，包括选择信仰、判断是非和如何生活的权利。早几十年，胡适之先生曾经讲了一句饱经风霜的至理名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可惜的是，这种具有英国风范的消极自由传统，在中国大陆早被无休无止的“积极自由”狂热骚动拦腰斩断，如今，王小波以只手之力，续接断脉，其境其情，怎么不能令人感叹！

    在他那代知识分子之中，王小波是孤独的，可以说是特立独行的。他曾经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杂文，叫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他说，“我已经四十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中国的知识分子太热衷于设置别人的生活了，他们的使命感太强，总是觉得该搞出点给老百姓当信仰的东西。他们不仅想当牧师，而且想做圣人和上帝。

    中国的许多事情的确让人看不懂。一边大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一边却在歌颂“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救世主和大救星，就象古已有之的好皇帝、圣人一样，简直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精英群体的人格理想。不仅重权在握的政治家以治国平天下的大救星自居，连手无寸铁的思想家都想当精神的救世主，当民族的素王！他们以一种居高临下的精神优越感，喋喋不休地教导平民大众应该如何如何，不该如何如何。王小波借用萧伯纳的剧本《疤疤拉少校》中的话，辛辣地嘲笑这些家伙“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到底也是知识界出身，王小波一眼就看穿了他们大愚若智的可笑：“一个只会明辨是非的人总是凭胸中的浩然正气做出一个判断，然后加上一句：难道这不是不言而喻的吗？任何受过一点科学训练的人都知道，这世界上简直找不到什么不言而喻的事，所以这就叫愚蠢。”

    愚蠢并不一定是恶人所为，更多的情况下，倒是善良意志的产物，是在道德召唤与理想主义的名义下作出的。于是，王小波触及到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对道德理想主义的反思。

            三、“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

    道德理想主义曾经是王小波这一代人的精神旗帜。当年，他们在巨大的乌托邦精神感召之下，以一种强烈的道德激情，为实现至善至美的革命理想而呐喊奋斗。革命退潮之后，这一代人的精神整体发生了分化，许多人以一种悔不当初的世俗心态告别了过去的乌托邦热忱，而张承志为代表的道德坚守者们仍然以悲壮的精神挣扎，支撑着那面传统的理想主义大旗。然而，也有人超越上述简单的抛弃/坚守的二元立场， 对自己曾经信奉过的道德理想主义进行深刻的思想反思。史铁生是一种反思的类型，他以一种欧陆非理性主义的立场，扬弃了传统理想主义中目的论的唯理主义成分，代之以注重过程的、以虚无和荒谬为底色的新理想主义。

    王小波可以说是另一种类型的反思者，他的个人气质和知识结构决定了他不会像史铁生那样，在欧陆存在主义的基地上重构理想主义，而是在英美经验理性的立场上，对道德理想主义予以无情的重创。

    想必是有所指地，王小波多次谈到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有“中古遗风”：“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他们总是以为自己最崇高、最道德，作出一付人间楷模的样子，然后批评、教导别人。本来，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要在知识上有所成就，但中国的知识分子，最先想到的却是要匡正人心，惟恐人心不古，惟恐别人都跳出了自己设置的如来佛的手掌心。

    在这里，涉及到一个基本的立论假设：知识分子究竟是一个知识的存在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在中古时期，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知识与道德都不是分离的，知识从属于道德，是道德的奴仆，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道德（宗教）的存在，然后才是一个知识的存在。到了现代社会，知识分子的职能与教士的职能发生了分离，将修身齐家的道德职能还给了教士，将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职能还给了政治家，唯一留给知识分子的，就是一个知识性的格物致知。对此，王小波明确地认为，“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重要。”这几年，一些知识分子不断地反省知识分子的罪孽深重，诸如“亵渎神圣”啦、“厚颜无耻”啦，但王小波不这样看，他坚决地认为，如果说中国知识分子真的有罪孽的话，决不是在道德方面，而是在知识上拿不出一流的成果，不够知识分子的资格。

    那么，知识分子是否就没有必要关怀道德伦理问题？是否就陷入了价值的相对论立场？在王小波看来，问题不在于有否必要关怀，而是如何个关怀法。他指出：“在伦理道德的论域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只有详细地考虑有关证据，经过痛苦的思索过程，才能搞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我就是这样考虑伦理问题的；另一种认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根本无须考虑，只剩下如何行动的问题”，“以积极进取的态度来推进它”。显然，后者是道德理想主义的方式，而前者是王小波所喜欢的经验理性方式。知识分子对道德伦理问题不是不可以有立场，但应该是人类的立场、科学的立场和理性的立场，而不是简单的价值选择立场。以理性的态度、人类的关怀研究伦理道德问题，这是知识分子的份内之事，至于应该作什么样的价值选择，则留给每一个有行为能力的个人。不管是圣人还是君王，都没有权力为个人作这样的价值决定。

    然而，一些道德理想主义者们，在道德伦理问题上，放弃了知识分子本来应负的理性责任，热衷于代表人类、民族以至个人作价值选择。一会儿一厢情愿地宣称儒家是二十一世纪世界文化发展的方向，一会儿为“社会道德沦丧”的中华民族开出一个又一个救世药方，一会儿又开导这个、教训那个应该如何如何。而且还以道德圣徒自居，动辄就给别人来一个灵魂拷问和道德审判。自然，中国与西方的国情不同，在现代西方，知识分子与牧师的功能分化，前者注重于知识的研究，后者侧重于道德教化。而在缺乏宗教的中国，知识分子无论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实际承担着智者与牧师的双重职责。这可能是王小波未曾充分注意到的。这一现象是否合理，暂且不去讨论，但王小波的的确确发现了这种“一身兼二任”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激情有余，知识理性不足。道德激情一旦失去了知识理性的基础，就会成为没有思想底蕴的滥情，成为虚伪不堪的肉麻。王小波对这样的道德激情是从来不屑一顾的。他表示：我之所以痛恨激情，是因为痛恨肉麻。在中国，我们看到太多的将肉麻当有趣的事情了。

   王小波虽然痛恨激情、讨论道德理想的乌托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缺乏激情和理想的冷血动物。王小波的激情与理想是内在的、收敛的，而不是张扬的、扩张的。在他看似冷漠的理性背后，蕴涵着浪漫的情感、幽默的情趣和理想的冲动。然而，这一切仅仅属于他个人，属于他自己那个小世界，他绝对不会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价值取向是公共的、最好的，是值得所有人仿效的。相反地，他可以理解和宽容其他人不同的价值和道德取向，只有一种无法宽容，那就是充满道德殖民与精神侵略性质的思想专制和道德理想主义。

    人们并不理解外表冷静、内心炽热的理性中人，往往被另一些情感外泄、气势若虹的魅力人物所迷惑。我们看到，在公共传媒的聚光灯下，风头最劲的大多是是那些充满道德激情的原教旨主义者，是那些语言华藻、修辞煽情、而思想底蕴苍白陈旧的演说家和道德教化者。中国人似乎割断不了将肉麻当有趣的圣人崇拜传统。相形之下，象王小波这样理性的、平实的、不屑于以道德煽情哗众取宠、而只愿本着一己之知识良知说话的自由主义者，常常被公众所忽视，成为边缘人物。

    的确，在当代中国，王小波还是一个边缘性的思想家。王小波所信奉的经验理性的自由主义，还不为知识界和思想界普遍接受，更不用说社会一般公众和主流意识形态了。即使在自由知识分子之中，欧陆唯理主义的影响，包括法国卢梭式的乌托邦激情与德国黑格尔式的真理神话，依然不自觉地摆布着多数人的思维和行动。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之中，王小波的确是特别的。他身上那种罕见的英国自由主义气息，那种集理性、冷静、幽默和宽容于一身的昂格鲁撒克逊精神，在狂躁而喧嚣的中国思想界，确乎是特立独行。

    顾准当年经过痛苦的精神反思，从信仰走向理性，从理想主义走向经验主义，他是那一代人中的思想先知。王小波承继了顾准的精神转向，在经验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深、更彻底。他们的精神转向虽然还是个别性的事件，然而对于中国思想史来说，也许意味着悄悄翻开的一页。这一页，今天的许多人可能还懂不懂，还无法理解个中蕴涵的深刻意义，但我相信，随着中国知识界视野的进一步开放和思想反思的继续深入，在顾准与王小波的身后，将会聚集起愈来愈多的同道和知音。

    在王小波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给远在美国的朋友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可能是他的最后遗言：

       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小波不狂，他有资格说这样的狂话。他思故他在，王小波是不死的。

王小波：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中国知识分子与中古遗风

 

王小波

 

 

 

一、什么是知识分子？

我到现在还不确切知道什么人算是知识分子，什么人不算。

插队的时候，军代表就说过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一年我只有十七岁，上过六年小学，粗识些文字，所以觉得“知识分子”这四个字受之有愧。顺便说一句，“小资产”这三个字也受之有愧，我们家里吃的是公家饭，连家具都是公家的，又没有在家门口摆摊卖香烟，何来“小资产”？至于说到我作为一个人，理应属于某个阶级，我倒是不致反对，但到现在我也不知道“知识青年”算什么阶级。假如硬要比靠，我以为应当算是流氓无产者之类。这些已经扯得太远了。我们国家总以受过某种程度的教育尺度来界定知识分子，外国人却不是这样想的。

我在美国留学时，和老美交流过，他们认为工程师，牙医之类的人，只能算是专业人员，不算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应该是在大学或者研究部门供职，不坐班也不挣大钱的那些人。照这个标准，中国还算有些知识分子。《纽约时报》有一次对知识分子下了个定义，我不敢引述，因为那个标准说到了要“批判社会”，照此中国就没有或几乎没有知识分子。还有一个定义是在消闲刊物上看来的，我也不大敢信。照那个标准，知识分子全都住在纽约的格林威治村，愤世疾俗，行为古怪，并且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后一个知识分子。所以我们还是该以有一份闲差或教职为尺度来界定现在的知识分子，以便比较。

如果到历史上去找知识分子，先秦诸子和古希腊的哲学家当然是知识分子，但是距离太遥远。到了中古，我们找到的知识分子的对应物就该是这样的：在中国，是一些进了县学或者州学的读书人，在等着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能领到些米或者柴火；学官不时来考较一下，实在不通的要打一顿；等到中了科举当了官，恐怕就不能算是知识分子；所研究的学问，属于伦理学或者道德哲学之类。而在欧洲，是些教士或修道士，通晓拉丁文，打一辈子光棍，万一打熬不住，搞了同性恋，要被火烧死，研究的学问是神学，一个针尖上能立几个天使之类。虽然生活清苦，两边的知识分子都有远大的理想。这边以天下为己任，不亦重乎？那边立志献身于上帝，不亦高尚乎？当然，两边都出了些好人物。咱们有关汉卿，曹雪芹，人家有哥白尼，布鲁诺，不说是平分秋色，起码是各有千秋。所以在中古时中外知识分子很是相像。到了近代就不像了。

二、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

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相比之下中古的遗风多些，首先表现在受约束上。试举一例，有一位柯老说过，知识分子两大特点，一是懒，二是贱……三天不打，尾巴就翘到天上去了。他老人家显出了学官的嘴脸。前几天我在电视剧《针眼儿胡同》里听见一位派出所所长也说了类似的话，此后我一直等待正式道歉，还没等到。顺便说说，当年军代表硬要拿我算个知识分子，也是要收拾我。此种事实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屁股离学官的板子还不太远。而外国的例子是有一位赫赫有名的福柯，颇有古希腊的遗风，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未听说法国人要拿他点天灯。

不管怎么说，中外知识分子还是做着一样的事，只是做法不同－否则也不能都被叫做知识分子－这就是做自己的学问和关注社会。做学问的方面，大家心里有数，我就不加评论了。至于关注社会，简直是一目了然－关心的方式大不相同。中国知识分子关注社会的伦理道德，经常赤膊上阵，论说是非；而外国的知识分子则是以科学为基点，关注人类的未来；就是讨论道德问题，也是以理性为基础来讨论。弗罗姆，马尔库塞的书，国内都有译本，大家看看就明白了。人家那里热衷于伦理道德的，主要是些教士，还有一些是家庭妇女（我听说美国一些抵制色情协会都是家庭妇女在牵头－可能有以偏盖全之处）。我敢说大学教授站在讲坛上，断断不会这样说：你们这些罪人，快忏悔吧，……这与身份不符。因为口沫飞溅，对别人大做价值评判，层次很低。教皇本人都不这样，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笑眯眯的，说话很和气，遇到难以教化的人，就说：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启示于你－比之我国某位作家动不动就“警告XXX”，真有天壤之别。据我所知，教皇博学多识，我真想把他也算个知识分子，就怕他不乐意当。

我国知识分子在讨论社会问题时，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别人太无知。举例言之，我在海外求学时，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看到了一篇文章，就说现在大学生水平太低，连“郭鲁茅巴”都不知道，我登时就如吃了一闷棍。我想这是个蒙古人，不知为什么我该知道他。想到了半夜才想出来，原来他是郭沫若，鲁迅，茅盾，巴金四位先生。一般来说，知识的多寡是个客观的标准，但把自编的黑话也列入知识的范畴，就难说有多客观了。现在中学生不知道李远哲也是个罪名－据我所知，学化学的研究生也未必能学到李先生的理论；他们还有个罪名是“追星族”，鬼迷心窍，连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是谁都不知道。据我所知，这三位先生的学问实在高深，中学生根本不该懂，不知道学问，死记些名字，有何必要？更何况记下这些名字之后屈指一算，多一半都入了美国籍，这是给孩子灌输些什么？还有一个爱说的话题就是别人“格调低下”，我以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兄弟我格调甚高，不是俗人！”我在一篇匈牙利小说里看到过这种腔调，小说的题目叫《会说话的猪》。总的来说，这类文章的要点是说别人都不够好，最后呼吁要大大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否则就要国将不国。这种挑别人毛病的文章，国外的报刊上也有。只是挑出来的毛病比较靠谱，而且没有借着贬别人来抬自己。如果把道德的伦理功能概括为批判和建设两个方面，以上所说的属于批判方面。我不认为这是批判社会－这是批判人。知识分子的批判火力对两类人最为猛烈：一类是中学生；另一类是踩着地雷断了腿的同类。这道理很明白－别人咱也惹不起。

现在该说说建设的方面了。这些年来，大家蜂拥而上赞美过的正面形象，也就是《渴望》里面的一位妇女。该妇女除了长得漂亮之外，还像是封建时期一个完美的小媳妇。当然，大伙是从后一个方面，而不是前一个方面来赞美她；这也是中古的遗风。不过，要旌表一个戏中人，这可太古怪了。我们知识分子的正面形象则是：谢绝了国外的高薪聘请，回国服务。想要崇高，首先要搞到一份高薪聘请，以便拒绝掉，这也太难为人了；在知识分子里也没有普遍意义。所以，除了树立形象，还该树立个森严的道德体系，把大家都纳入体系。从道德上说事，就人人都被说着了。

所谓道德体系，是价值观念里跟人有关的部分。有人说他森严点好，有人说他松散点好，我都没有意见。主要的问题是，价值观念不是某个人能造出来的（人类学上有些说法，难以一一引述），道德体系也不是说立哪个就能立起哪个。就说儒家的道德体系吧，虽然是孔孟把他造了出来，要不是大一统的中央帝国拿它有用，恐怕早被人忘掉了。现在的知识分子想造道德体系，关上门就可以造。造出来人家用不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们当然可以潜心于伦理学，道德哲学，营造一批道德体系，供社会挑选，或是向社会推荐－但是这件事也没见有人干。当年冯定老先生就栽在这上面，所以现在的知识分子都学乖了，只管呼吁不管干，并且善用一种无主句：“要如何如何”。此种句式来源于《圣经。创世记》：“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真是气魄宏伟。上帝的句式，首长用用还差不多。咱们用也就是跟着起哄罢了。

现在可以说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是什么了。他既不像远古的中国知识分子（如孔孟，杨朱，墨子）那样建立道德体系，也不像现代欧美知识分子跨价值观的立论（价值中立）。最爱干的事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如前所述，这正是中古的遗风。倒霉的是，在社会的转型时期，已有的道德体系不完备，自己都说不清；于是就哀叹：人心不古，世道浇漓，道德武器船不坚，炮不利，造新船新炮又不敢。其实可以把开船打炮的事交给别人干－但咱们又怕失业。当然，知识分子也是社会的一分子，也该有公民热情，针砭时弊也是知识分子该干的事；不过出于公民热情去做事时，是以公民的身份，而非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大家完全平等。这个地位咱们又接受不了，非要有点知识分子特色不可。照我看这个特色就是中古特色。

三、中国知识分子该不该放弃中古遗风？

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在关注社会时，批判找不着目标，颂扬也找不着目标，只一件事找得着目标：呼吁速将大任降给我们，这大任乃是我们维护价值体系的责任，没有它我们就丧失了存在的意义。要论价值体系的形成，从自然地理到生活方式都有一份作用，其功能也是关系到每一个人，维护也好，变革也罢，总不能光知识分子说了算哪。要社会把这份责任全交给你，得有个理由。总不能说我除了这件事之外旁的干不来吧？凭我妙笔生花，词儿多？那就是把别人当傻子了。凭我是个好人？这话人人会说，故而不能认真对待。我知道有人很想说，历史上就是我们负这责任。这不是个道理，历史上男子可以三妻四妾，妇女还裹脚哪，咱们可别讲出这种糊涂油蒙了心的话来找挨骂。再说，拉着历史的车轮逆转，咱们这些人是拉不动的。说来说去，只能说凭我清楚明白。那么我只能凭思维能力来负这份责任，说那些说得清的事；把那些说不清的事，交付公论。现代的欧美知识分子就是这么讨论社会问题：从人类的立场，从科学的立场，从理性的立场，把价值的立场剩给别人。咱们能不能学会？

最后说说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当然，他有“士”的传统。有人说，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悲观主义者？）。有人说，他以天下为己任（国际主义者？），我看都不典型。最典型的是他自以为道德清高（士有百行），地位崇高（四民之首），有资格教训别人（教化于民）。这就是说，我们是这样看自己的。问题是别人怎样看我们。我所见到的事，实属可怜，“脱裤子割尾巴”地混了这么多年，才混到工人阶级队伍里，可谓“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在这种情况下，我建议咱们把“士”的传统忘掉为好，因为不肯忘就是做白日梦了。如果我们讨论社会问题，就讲硬道理：有什么事，我知道，别人还不知道；或者有什么复杂的问题，我想通了，别人想不通；也就是说，按现代的标准来表现知识分子的能力。这样虽然缺少了中国特色，但也未见得不好。

（转自《沉默的大多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