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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正义之谬误:论哈耶克与罗尔斯正义观的对立

社会正义之谬误:论哈耶克与罗尔斯正义观的对立

作者:方倚戈

 

摘要

美国社会也并没有实践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此相反,美国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本质是自发秩序及其扩展主导着美国的社会生活。 许多中国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呢?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尚未启蒙而处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原始状态中。

社会正义这个说法本身就是毫无任何意义的,而且使用这种说法的人,如果不是愚昧,那就肯定是在欺骗。

  至少我认为自己有责任竭尽全力把人们从“社会正义”这个梦魔的支配下解救出来,因为这个梦魔正在把人们的善良情感变成一种摧毁自由文明一切价值的工具;当然我的这种努力有可能使我冒犯或开罪许多人,而这些人所具有的强烈的道德感原本是我非常尊敬的。

  ——–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

否定罗尔斯的正义观、否定社会正义理念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人类从幼稚走向成熟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思想成熟的标志。就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启蒙而言,充分地认识到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谬误和罗尔斯正义理论的错误就更是至关重要的。同时,对认清建构论理性主义的危害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不仅盛行于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甚至像阿玛蒂亚·森这样享誉国际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在哈耶克对此种思维方式在理论上进行了严谨的批判之后,还是同样以建构论理性主义的方法论写出了《正义观》一书。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中写道:“罗尔斯的世界绝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这里,哈耶克用“绝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做出了没有丝毫余地的彻底否定——哈耶克的这一论断清楚地表明他的正义观与罗尔斯正义观的根本对立。鉴于此,我们就不得不面对并回答一系列十分尖锐而困难的问题:哈耶克与罗尔斯,谁是更深刻的?谁是正确的?谁的正义观是真正可欲的?哈耶克对罗尔斯的彻底否定在理论上能够成立吗?

  若我们真正理解哈耶克思想的深刻与正确,本着科学的严谨态度,我们显然应该摒弃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因为哈耶克从理论上证明了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完全不可欲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罗尔斯的思想就完全没有价值了,正相反,如诺齐克在《国家、无政府与乌托邦》中所说:“现在,政治哲学家们或者必须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或者必须解释不这样做的理由。读罗尔斯的著作而没有把许多东西吸收或者转变为他自己深化了的观点,这是不可能的。”对此,我个人也深有体会,从罗尔斯的著作中,我所受到的启迪是相当多的,我的许多思考都是在罗尔斯的思想基础之上展开的,罗尔斯的论述常常可以让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哈耶克的真知灼见。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无论在一些具体的思想和局部结论上罗尔斯与哈耶克有多少共同之处——这种共同之处的确是存在的。这一点,哈耶克本人也意识到了,例如,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第九章的结尾,哈耶克大段的引用了罗尔斯的论述,并写到:“我与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里,我要明确指出的是,哈耶克说所的并无根本的分歧仅仅是局限在他所引用的罗尔斯的这段论述或某些局部性观点而已,并非指他的正义观与罗尔斯的正义观在本质上没有分歧。我们还应考虑到,哈耶克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认识也需要一个过程。事实上,在对社会正义问题的终极思考与最终结论上,正像哈耶克在上述阐述中所表明的,他们的观点是完全对立的。

  除了在《致命的自负》中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直接而明确的彻底否定之外,哈耶克在《法律,立法与自由》中还以《社会正义的幻象》作为第二卷的标题。正是在这里,哈耶克通过严谨的分析论证,从理论上指出了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谬误。人类社会根本就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社会正义。或者说,一旦一种所谓的社会正义以某种理论与口号出现于人类社会,那么,真正的不正义就已经或即将产生了。哈耶克写到:“这样一种“社会”正义观念,乃是那种拟人化或人格化(personification)认识进路所产生的一个直接后果——当然,所有幼稚的思想都是根据这种拟人化或人格化的认识进路来解释各种自我有序化的过程(self-ordering processes)的。坦率而言,我们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这些原始概念的影响…….而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我们的心智尚未成熟。”哈耶克绝非情绪化地随意使用“幼稚”,“原始”,“心智尚未成熟”这些词语的。他是在深刻思考的基础上,理性客观地做出这样的论断的。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个基本问题:当我们不能理解哈耶克的论述时,或甚至认为我们发现哈耶克的分析论述存在问题抑或是错误的时候,究竟是哈耶克不够深刻?还是我们因幼稚或心智尚未成熟而无法用我们所笃信的原始概念深刻理解哈耶克的思想?当我们面对哈耶克的思想与理论时,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首先进行这样的反思,尤其是研究哈耶克和罗尔斯的专家学者们,更应该进行深刻的反思。

  要理解哈耶克为什么反对社会正义,有两种认识路径,一是直接在哈耶克的理论中寻找答案,另一种认识路径则是弄清楚罗尔斯、德沃金等平等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正义,其本质是什么?若我们能够从本质上理解到他们所提出的社会正义只不过是幼稚思想而导致的谬误,我们当然就能够理解哈耶克为什么坚决反对社会正义了。

人类天生具有强烈的正义诉求,但同时,人类社会却天然地不具备实现社会正义的可能性,这种不可能深藏在人性之中,哈耶克深刻地观察到了人性中的这种本质。因此,他指出了拟人化或人格化正是人们思考社会正义问题的根本性错误。拟人化与人格化是我们理解哈耶克强烈反对社会正义理念的理论基础。我们说,只有人的行为才能用正义与非正义来评价,而社会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只是用来描述众多个体集合的一个词语,由于人的自私与利己,人与人的利益是相互矛盾冲突的,因此,在自由社会中,人们的行为因为各自利益不同而无法统一。作为一个利益相互冲突的人的集合,自由社会是不会有统一利益和意志的,因而社会正义这样的行为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哈耶克反对社会正义的思考在学理上与米塞斯的人的行动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哈耶克用拟人化,人格化来批评持社会正义这一概念的人们——见《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九章《社会正义的幻象》。指出这是人们心智尚未成熟的表现。正是这样拟人化或人格化地认识人类社会的思维方式决定了社会正义只能是一种存在于左翼自由主义者等建构论理性主义思想家大脑中的幻象。

  一个社会要想产生所谓的社会正义行为,必然要求该社会的全体成员,或多数成员具有统一的意志和价值观。“对‘社会正义’的诉求亦就变成了这样一种要求,即社会成员应该以一种特定的方式把自己组织起来。”(《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P119)或者说,要实现“社会正义”必然要求首先以某种所谓的正义观念统一社会成员的意志,因此,社会正义诉求或这一观念是专制与独裁发生发展的沃土,也是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之间的根本分歧。为了防止专制与独裁,我们需要建立的是一个具有个人主义精神的自由社会,这样的社会与社会正义观念是存在根本冲突的。

  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所谓的社会统一意志不过是某个政治强人的个人意志或某个政治经济利益集团的小团体意志。若我们深刻理解到人性的黑暗,则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专制与集权就是必然的结局。《我的奋斗》在初稿时被希特勒取名为《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这本书影响了二战前以及二战时所有的德国年轻人,谁能说希特勒的理想不是崇高的呢?若希特勒的理想不是看上去非常崇高与富有正义,何以会影响那么多德国的年轻人呢?所以,崇高与正义的理想往往是极其危险的,是人类灾难的开始。伟大的投资家沃伦•巴菲特告诫普通投资者说:当有人以极高的回报率引诱你投资时,你应该立刻转身走开。对于社会正义的巨大诱惑,我们也应该采取同样高度警惕的态度。[page]

  从本质上说,哈耶克对人类社会的理解与罗尔斯是完全不同的,罗尔斯写出了《正义论》一书,为社会正义奠定了看上去十分科学的理论基础,借用周濂教授的说法:“众所周知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正义论》,一举将‘社会正义’奠定为此后四十年英美政治哲学的主要论题。”但哈耶克却是坚决反对社会正义的,同样借用周濂教授的说法: “在哈耶克长达四十年的著述历史中,可以轻而易举地找到他对“社会正义”无所不用其极的抨击,比如说社会正义是“毫无意义的”、“空洞的”,是“哲学家的魔法石”、“原始概念”、“迷信”,等等。”但我们注意到,罗尔斯的正义观对人们的影响却远远超过哈耶克的正义思想,至少在中国社会中是如此,中国的学者们在经济理论与自由思想上会十分推崇哈耶克的思想与理论,但在涉及社会正义时却往往具有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相同的思想。这样的现实也向我们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哈耶克与罗尔斯,谁对人类社会的思考是更本质和更加深刻的呢?谁的正义观又是符合人类社会客观现实的真理呢?回答了这些问题之后,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罗尔斯的正义观是完全不可欲的空想。

  毫无疑问,哈耶克是一位思想极为深刻的思考者,深刻到常常使研究者因无法理解他的思想而误解他的程度。他当然不会在没有透彻理解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情况下匆忙做出不容置疑的全盘否定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明确结论。因此,我们就有必要深刻的思考哈耶克做出这一论断的理由是什么?哈耶克用心智尚未成熟来刻画持有“社会正义”观点的人们,事实上,哈耶克不但是深刻的,而且是客观的,人们确是由于心智的不成熟才热衷于追求社会正义这种原始正义的,恰如孩提时代的人们都会喜欢过家家一样,不过是心智尚未成熟时的一种行为模式。大量的人,也正是由于心智尚未成熟而无法理解哈耶克的深刻思考。哈耶克使用了幼稚,心智尚未成熟这样的词语,是因为人类社会的自发秩序在他的心中,像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清晰,但至少在人类历史目前的发展阶段,大部分人尚无法充分地认识到这种自发秩序的客观存在与哈耶克思想的科学性。而人类逐渐深刻理解哈耶克思想的过程,正在人类心智逐渐成熟和人类社会不断向文明演化的过程。

  罗尔斯以《正义论》、《作为公平的正义》对人类社会的正义观念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与研究:“所有的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一种不平等分配合乎每一个人的利益。”而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中也说:“当一国的财富分配像甚至非常繁荣的国家目前的财富状况那样极为不平等时,它的平等关切就是值得怀疑的。为何不直接问一句,是让公民拥有同等的财富,还是拥有同样的机会,或是让每个人只拥有满足其最低需要的财富?”(P2、3)毫无疑问,正义或公平所涉及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是财富的分配,即所谓的分配正义。哈耶克和诺齐克都在其著作中用专门的章节来讨论分配正义。很显然,正义或公平与否与人们的收入和对财富的占有高度相关。因此,我们可以得出明确的结论:所谓社会正义诉求,其核心本质其实就是分配正义,分配什么?归根结底就是财富的分配。罗尔斯等平等自由主义者的最大主张就是将趋向平等做为财富分配的目标,在本质上,这正是一种社会正义诉求。

  人类因为两个原因强烈地希望获取财富,首先是生存的基本需要,其次是人性中的贪婪。在现代社会中,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物质资源远比十九世纪之前丰富。一般而言,基本的生存条件已经得到了保障,因而贪婪成为人们获取财富的主要动力。事实也正是如此,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全球的富豪们为何一致性地获取了远远超过维持他们生存所需的财富。与此同时,相当多的人还处于贫困之中。平等自由主义者德沃金也发出了同样的质疑:“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保证人人有最起码的营养、住房、和医疗保健,然后对一切公民是否拥有与另一些公民差别悬殊的巨额财富不再深究。”(《至上的美德》P3)沿着德沃金的质问,从社会整体的视角出发,公平、平等、社会正义天然地就成为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正义第二原则其实就是要规范人们以什么样的方式获取财富才是符合社会正义要求的。罗尔斯提出的这一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基本生存权利或基本善的分配原则看上去显然是饱含正义元素的,但我们的问题是,一种有利于社会底层人民生存权利或基本善的分配原则就意味着公平与正义吗?或者直白地说,当我们用理性去建构一种以财富分配趋向平均为目标的社会制度安排时,正义、或 “社会正义”就能够得到体现吗?

  从现实出发,哈耶克指出为实现社会正义而做出的特定努力是不会奏效的。罗尔斯的理论便是这种特定努力之一。康德有一个广为人们接受的道德标准:人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无论采用何种手段,幸福与美好的生活始终是人类的终极目的。幸福与美好乃是人类特有的主观感受,只有人的存在才会有幸福美好生活的存在,而丰富的物质条件是人们实现幸福美好生活的基础条件。那么,我们的问题是,沿着罗尔斯的认识进路,以罗尔斯正义理论作为人类社会实现正义或分配正义的手段,我们能够达到让人们过上幸福美好生活的终极目的吗?换句话说,我们能够使人类社会发展成为一个正义的文明社会吗?若能,则罗尔斯的理论无疑是可欲的。对此,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坚持让一切未来的变化符合公正,这无异于要求终止进化过程。因此,罗尔斯的世界绝对不可能变成文明世界:对于由运气造成的差异进行压制,会破坏大多数发现新机会的可能性。”(P83)“知识分子当然可以宣称已经发明了新的,更好的‘社会’道德,它可以完成这项任务,但是这些‘新’规则不过是重返微观秩序的原始道德这种一再犯下过失,它们很难维持以宏观秩序为基础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84页)。说到底,实现正义是一种手段,人类的终极目的是人人过上富裕文明美满幸福的好生活。从这样的基本常识出发,我们就可以论述清楚罗尔斯与哈耶克正义观的是非曲直。一种看上去、或听上去很崇高的理想或正义观,若它无法维持以宏观秩序为基础的千百万人的生命和健康,甚至会导致千百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或丧失生命,这种崇高的正义观是人类所需要的吗?而在人类历史上,由崇高的理想造成的社会灾难并不罕见。

  从哈耶克与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分歧上,我们还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即同为自由主义者,同样强烈认同人类的首要权利是自由,但他们还是会发展出不同的正义思想和理论,这些理论往往是相互冲突和矛盾的。这说明人类社会的本质深藏于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因而要正确认识人类社会的本质是相当困难的。正像社会正义与市场正义所表现的这样——社会正义是一种原始的正义诉求,人类真正应该追求的正义是市场正义。但很遗憾,社会正义天然地具有完美的正义外观,非常符合心智尚未成熟的人们的情感需要,而市场正义却天然的具有不正义的外观,甚至是一种冷酷无情的外观。例如,市场正义会产生财富分配的悬殊,市场正义会让人承受令大部分人厌恶的竞争压力。罗尔斯建构的社会正义理论其实是一种脱离人类社会实际的乌托邦幻想,但却广为人们接纳和认可。这就是政治哲学面临的窘境,也是人类社会面临的困境。

  哈耶克的一句“社会正义的幻象”充分地表达了他对社会正义的认识,人类往往处于对社会正义的强烈诉求而产生美好的愿望或理想,这种美好的愿望或理想是非常吸引人的,正如海洛因对人类的诱惑,人类吸食海洛因后会产生美妙的幻觉,并因这种幻觉的美妙而不能自拔。同样,人类从直觉主义出发而强烈追求或沉湎于社会正义就会产生幻想,因此,社会正义这个词汇正是人类的精神海洛因,人类社会中发生的灾难,甚至是灭顶之灾,都是由人类从本能出发对社会正义的沉湎以至不能自拔导致的,罗尔斯描述的社会正义正是哈耶克论断的社会正义的幻象,因此,不但是完全不可欲的,而且进一步加重了社会正义这一语言中的毒素。问题是,为什么相当多的中国学者,会认为虚幻的罗尔斯正义理论是可欲的呢?罗尔斯是一个美国人,但即使是在这位政治哲学家的故乡美国,若我们认真地考察美国社会的现实状态,我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罗尔斯的正义观并没有成为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美国社会也并没有实践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与此相反,美国却是一个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其本质是自发秩序及其扩展主导着美国的社会生活。我们不否认美国社会财富分配的悬殊,但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社会是一个富裕发达的良性社会。这是我们可以观察到的客观现实。但为什么许多中国学者却对此视而不见呢?除了中国学者的建构论理性主义思维方式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知识分子由于尚未启蒙而处于心智尚未成熟的原始状态中。

  我们说,在对正义观念的最终抉择上,哈耶克与罗尔斯,非此即彼,没有中间地带,这关系到我们的社会是否能够发展演化为文明世界。

来源:共识网

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和狭隘性

儒家思想的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和狭隘性

 作者:孙隆基

摘要

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赔养了汉民族的妄尊自大,目空一切。他在唐代以后对外来的文化基本是持一种否定和排斥的看法,对自己的传统则是盲目崇拜,即便是在中原一再被外族入侵,对外作战一败涂地的危险时刻,仍不肯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改良。

孙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于重庆,在香港长大,在台湾受大学教育,获台湾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后赴美深造,于明尼苏达大学专攻俄国史,获硕士学位,转赴斯坦福大学专攻东亚史,期间并在上海复旦大学进修一年,获博士学位。曾在美国、加拿大等多所大学任教。现为美国孟菲斯大学历史系教授。

  中国文化(也可称其为汉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文化,其经典是四书五经,而其核心思想则是孔子的实用理性。回归传统,维护礼教宗法则是其具体适用。儒家文化在中国的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并不一定要人们自觉地认同和接受它,而更在于他成为汉民族某种心理结构的主要成分。随着千百年统治阶级和知识分子的鼓吹灌输,这种文化意识逐渐潜移默化为中国人的无意识心理,成为中国的思维定式和价值取向,当然其中有一些积极的成分,如对大一统国家的认同,某些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注重立身处世的道德修养,至今仍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有着很深的影响,这些东西不能说是错的,你也无法说他是错的,这是因为他骨子里透出的崇高和威严让你战战兢兢,话不敢出。甚至于在五四期间高举反传统大旗,痛击孔家店的鲁迅和陈独秀们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也不能摆脱这种困惑。而对中国最深远的影响是对中国农民的影响,一个中国农民不一定要知道孔子这个人,也不一定要知道儒家是什么东西,但在生活中一定有一种孔子的生活态度,儒家文化已经渗透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成为中国文化的一种深层结构。

  儒家注重今生而对来世,前世等彼岸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也即只有一个世界。所谓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以此时的幸福为人生的幸福这就是孔子学说中的实用主义,在政治主张上他强调维护权威,回归周礼的保守主义,具体到家庭生活中就是维护父权,夫权,兄权的绝对权威,在生活中强调一种乐感主义,培养民众的乐观主义情绪,处事上则以仁为核心,讲究温良恭俭让,讲求一种平衡和淡欲,对知识分子的要求则是修身齐家平天下式的爱国主义,对于血亲关系尤为看重,至于犬马,犹能有养,不敬,何以别呼?这些以上种种,本来不错,单独的拿出来看也都是很好的理论和教导,可把他合为一种思想体系就显现出十足的书生气和不思进取,说儒家思想使中国停滞不前是不会错的,因为他是中国传统的核心,一个民族的落后是他的文化的衰败的一个直接体现,很难解释说一种文化的衰败而的核心还是合理的,从东西方的比较来看中国的落后是在清朝的事,马可勃罗来中国的时候还为中国的文明惊叹不已,可在中国强大的背后是欧洲的停滞,而不是中国的进步,事实上欧洲的古代文明并不比中国逊色多少,恰恰是在中世纪神权一统天下的时代欧洲大大地落后于中国,欧洲人对这种愚民政策的运用显然比不上中国老练,这是因为一方面他缺乏这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欧洲民族的复杂性和文化的多样性使欧洲人很难长期不变的认同某一种文化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出现,欧洲没有一个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这一点与东方各国的差别极大,历史的传统也使欧洲人对独裁不感冒,这种传统主要得益于古希腊的哲学和实践。中国则不然,在中原地代只有一个主体民族,虽然有过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但随着秦王朝的焚书坑儒和汉代的独尊儒术(这两个儒的含义完全不同),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从上到下的遵循的行为准则,中国文化的落后也就埋下了伏笔。

儒家思想(其实也就是所谓的士大夫文化)的一大特点是其伪崇高性和狭隘性。当然他有很多华丽的词藻来对这一点进行修饰,后世的知识分子把这一点发扬光大,中国历史给人的感觉是人的好坏对比强烈,非忠即奸,越往后这种汉贼不两立的倾象越明显,每一个朝代在建立后都忙于对前朝的忠臣树碑立传,不论在此之前他对这个被他摧毁的王朝有多少深仇大恨,但他绝不会忘记为这给朝代的统治者树立一座丰碑,这主要是为了树立正统的观念,天无二日,人无二主,统治集团再不好,他的权威也是动不得的,你要想名垂青史,只有为他卖命,为他殉葬。否则你就是叛臣逆子,人人得而诛之,完了不忘在史书上给你浓墨厚彩地添上一笔,让你永世不得翻身,当然他也不会忘了给你安上种种如驱逐鞑虏忠君爱国之类的美名,让你在付出生命后有一个比较完美的回报。

  中国文化中的汉本位意识使这种崇高和狭隘发挥到了极点,每一朝代都有一个正统,汉民族则是永远的正统。这样的说法并不错,汉民族是中国的主体民族,他的地位本来就是无可取代的,这样的意识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稳定,使中国在两千年历史长河的惊涛骇浪中得以维护住了统一,保持了一定的民族尊严,这是应该肯定的,假如没有这种对民族的认同感,中国难保不会分裂。可是要看到,一但某种思维过于敏感和深入,其反作用是明显的,汉本位最大的坏处是赔养了汉民族的妄尊自大,目空一切。他在唐代以后对外来的文化基本是持一种否定和排斥的看法,对自己的传统则是盲目崇拜,即便是在中原一再被外族入侵,对外作战一败涂地的危险时刻,仍不肯进行认真的反思和改良,而是抱残守缺,利用人口的优势和汉文化的强大心理攻势被动地对其他民族进行同化,乃至付出亡国的代价也不肯变革。这里有统治阶级的利益在作怪,历代统治阶级对于统治范围内的反抗是不余余力的镇压的,死再多的人,付出再大的代价都在所不惜,而对外族则是一味的退缩求饶,强大如汉唐也是采取合亲政策姑且安抚,唐以后就更不用说,割地赔款非从满清始,宋代既以深谙此道。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无不与战争息息相关,我们的思维里大概不会把李白,杜甫,曹雪芹看成是民族英雄吧?这表明我们的思维一直到近代还停留在一种古希腊的英雄主义时代,英雄必然和血腥有关,合平年代和盛世是出不了英雄的,这实际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策略,他有利于在统治受到危胁时有英雄从天而降来拯救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英雄的身上而不是社会的改良上,比如但教庐城飞将在,不教胡马渡阴山,每当遭到挫折时就呼唤英雄的出现,曹操在赤壁之败后呼唤郭嘉就是这种思维的深动描写。甚至他们成功了也是糊里糊涂,不明白为什么会成功,这一点上倒是春秋战国时的诸子百家更为清醒。中国的历史充满了偶然,这其中又蕴含着无奈的必然,成者王候败者寇,而不论成败,他们实际都没有多大区别,只是一个轮回而已,农民英雄推翻了一个朝代,他又能如何?还不是走上前朝的老路,他不走,就没法维持下去,走了这条路就可以多坐几年的龙庭,中国人的骨子里是不会反对孔孟之道的,他不懂自然有懂的人来教他怎么做,中国的知识分子对此是架轻就熟的,虽然他们也是受害者。

儒家另一大致命处是他的愚民政策,这是统治阶级的一大法宝,他的作法之一是培养你对英雄人物的崇拜,而不是超越,一部二十四史,只是教你该做什么,不做什么,每一件事都告你说别人是怎么做的,你不能怎么做,而这个别人自然是忠臣烈女,只有他们的做法附和道德,你只能老老实实的种地,不许怨天,更不许尤人,自然会有明主来救你出水火,你要是乱动,就是乱臣贼子,万劫不复。三国演义中刘备等所谓施仁政的人,每到一处,无不是民众欢喜雀跃,顶礼膜拜,高呼使君来也,我等有救,即便是汉贼曹操在民族面前也是上帝模样,你只能接受这样的安排,否则就是黄巾贼。如董卓所言:吾为大事计,岂惜小民哉。小民是愚的,而且必须愚,所以你就一边去,所谓蚁民,就是象蚂蚁一样的草民,这就是儒家对民众的态度。

儒家文化对于农民,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外的人是不予考虑的,发明创造,经商一概是淫巧之技和小人所为,在文化内核中,没有他们的位置。对于知识分子则是给出一个抽象的教条的道德训律,而不是告诉他们具体怎么做,最终把他们束缚在四书五经的腐朽思想上,用科举制度来限制你的发挥,最终达到社会的窒息和混沌。鲁迅说过,中国有三种人,一为主子,一为奴隶,一为介乎于主奴之间的狗腿子,这也可算是传统文化留给我们的一大遗产了。

来源:共识网

极左势力唱红歌惹众怒 官方急忙切割

极左势力唱红歌惹众怒 官方急忙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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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人民大会堂周一(2日)上演大量文革歌曲后引发众怒,主办方和演出审批方周五(6日)分别发出声明,表明演出使用中宣部名义是被欺骗所致;观察人士指出,类似的情况并非首次,高层对极左势力的纵容,是问题的根源所在。(黄小山/黄思霖 报道)

中国歌剧舞剧院的通报指出,在演唱会筹备和演出过程中,与该院的合作方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提供虚假材料骗取信任;共同作为演唱会举办单位,将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但在这份通报之中,该剧院并没有透露合作方人士的姓名和来历。

而批准今次演出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员会的声明则称,4月7日准予中国歌剧舞剧院申请举办演唱会,而5月2日演唱会举行时,申请方违规增加演出主办单位,虚构“中央宣传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对有关情况,亦将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通报一出,立即被网民嘲讽为本来是为了拍习近平的马屁,结果可能变成拍了马蹄。

在此之前,有关演出引起非议,网民指中国和文革已经只有一步之遥。原全国政协前副主席马文瑞的女儿马晓力,亦上书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指有关演出大有文革再现之感,干扰党的外交路线,是“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违反党的政治纪律事件”。

旅美文化学者和专栏作家吴祚来表示,从演出审批的级别看,这个演出被高层授意的可能性不大。

吴祚来说:中宣部是有这样一个机构,但是一个非常设的机构,歌剧舞剧院,它们是一个副局级单位;西城区文委,是一个处级单位。“56朵花”的老板这个老板,她和很多红二代可能有很多的勾连,然后把这个事办了。申请过程呢,没有盖公章,她只是以中国歌剧舞剧院到那个西城区文委去备案,被通过了。其实他应该通过文化部,如果是通过西城区委的话,是一个非常小的机构。后面还是有人在鼓动这个事。高层现在内斗,忙不过来这些破事,高层授意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吴祚来还透露,以前只要给钱就能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或吃饭,现在很难,必须由副部级以上机构出具证明,相信事件背后有红色极左政治势力在运作。同时,演出大量出现歌颂习近平的内容,也令一般的管理机构投鼠忌器。

资深评论员贾平称,习近平的利用和纵容左的政治势力,而极左想有更大的话语权,双方出现分歧而已。但这并不意味著当初会抛弃左的意识形态。

贾平说:极左的政治势力把文革的语言和民族主义结合,但是呢,冒用了中宣部这么一个办公室的名义,应该是他们严重超出与习(近平)之间原有的约定吧。基本部门,歌舞剧院和西城区文化委员会,他们肯定是不愿意背这个黑锅的。极左明显是想挟持高层,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你说是否就会撕破脸,那也不至于,因为他依靠这一套。实际上他们之间谁也不信任,但是大家都是用左来做一个旗号。但问题是,权力怎么分配?这肯定是有问题的。

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委没有接受本台记者采访,该机构人士称,周一上班时间再打电话问文化科。他不知情。

本月2日,号称由中宣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办公室、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团中央中华未来之星组委会、中国歌剧舞剧院主办的商业演出,因其贯穿始终的文革语言,引起广泛的警惕。

据悉,有关演出由“社会主义天团”的“56朵花”组合担纲。该组合是中国大陆的一个以传播红色意识形态为主的组合。

 

来源:自由亚洲

中国官媒建议:推出亲政府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中国官媒建议:推出亲政府诺贝尔和平奖人选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日前刊发了一篇未署名的评论,除批评所谓“西方人士利用诺贝尔和平奖向中国施压”,文章坦率地将据传获得今年诺奖提名的中国公民刘晓波、胡佳、热比娅等称为“与中国政府作对的激进人士”。

 

文章还建议,中国政府应推动提名亲政府的人选参与角逐诺贝尔和平奖。

 

作者首先提出,每年外媒透露出来的中国籍候选人名单,基本都是中国的异见人士。他质疑,一直有人故意置中国这些年实实在在、不容置疑的进步于不顾,把与中国政府对抗作为提名诺贝尔和平奖的标准和条件。

 

他指责,提名刘晓波,胡佳等人的西方人士,是“十几年如一日不厌其烦地为中国异见人士撑腰,让我们嗅出的是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极大不尊重,以及对中国探索发展道路的全盘否定。作者认为,诺贝尔和平奖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不应当装着视而不见。

 

他建议,中国政府应推动中国有诺贝尔奖资格提名的人通过各种方式,提出更多“绝大多数中国人都能够认可”的人选。与此同时,中国媒体也应当更全面关注诺贝尔和平奖的被提名人,而不仅是“那些异见人士”。

 

日前,在回答记者关于刘晓波等异议人士被判重刑的提问时,中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马朝旭说,“中国不存在异见人士(dissident),我们只有依法办事,只有罪犯,非罪犯的区别。”

 

当时,马朝旭还表示,如果把诺贝尔奖授予(刘晓波)这样的人,“显然完全作错误的。”

来源:法广

福建范燕琼会员因欲出境参加国际笔会遭遇强迫失踪 现已失联

福建范燕琼会员因欲出境参加国际笔会遭遇强迫失踪 现已失联

    
    福建维权者范燕琼因欲出境遭遇强迫失踪 现已失联

    
        维权网5月7日消息,据范燕琼女儿今天发来信息说:“我母亲今早在深圳被国保伪装的人带上车,骗说坐这车可以带她到通往香港的口岸,后我母亲被控制,电话卡也拔掉。昨天我母亲已与国保有过正面交锋,明确表示不让我母亲出境,并在一段时间内控制了她的人身自由。现如今又处于失联状态,甚是担心!求扩散,望关注!希望她平安无事!”

    
         范燕琼,女,出生于1960年12月6日,福建省南平市人,独立中文笔会会员,《零八宪章》首批签署者,人权捍卫者,著名“福州三网民案”当事人。

    
        范燕琼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因为自己母亲冤案而引起对弱势群体的极大关切,长期以来替普通民众维权,无偿给他们撰写申诉材料,替他们作公民代理。因维权也长期受到地方权贵与黑恶势力的威胁与打压,曾被拘留、恐吓、跟踪。2008年因签署《零八宪章》被警方几次传唤,并被限制出境。

    
        2009年6月23日,因笔录福建闽清访民林秀英关于女儿“被轮奸致死”案控诉材料,以《闽清“严晓玲”比巴东“邓玉娇”悲惨一万倍!》为题上网披露,指控福建省闽清县公安局和检察院官员勾结和包庇黑社会头目,范燕琼于2009年6月26日被福建福州警方拘留,最早罪名是涉嫌诽谤,后于2009年7月31日被以“涉嫌诬告陷害”批准逮捕。被关押于福建省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在看守所中遭虐待,患严重的肾病和心脏病等疾病,不给保外就医。

    
        后范燕琼和同案游精佑、吴华英被福州法院判诽谤罪成立,分别判处范燕琼有期徒刑二年,游精佑、吴华英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范燕琼仍一直被限制出境。

 

在艺术现场,你可能会遭遇毒气、刀客,或是一头驴

在艺术现场,你可能会遭遇毒气、刀客,或是一头驴

朱洁树

 

毒气、袭击、闲逛的驴……艺术展览成了危机重重的事件现场,这是源于艺术家的狂热不羁,抑或只是社会局势的真切反映?从此,你可以说,我去看了展览,我活着回来了。

 

研究显示,达明·赫斯特安置动物尸体的水缸向空气中泄漏甲醛。

 

熟悉当代艺术的人一定对于达明·赫斯特的传奇故事了若指掌,他把动物切成两半,泡在福尔马林溶液里面,然后卖出天价。这类作品成了他的标签,已经成为载入艺术史的符号。

 

曾几何时,赫斯特的艺术市场风生水起,谁不想拥有一件“身价四亿的鲨鱼”?不过,时至今日,赫斯特的收藏家也许需要关心一下自己的生命安危。

 

赫斯特在2012年于英国泰特美术馆举办了个人艺术生涯的回顾展,有一组研究者对其装有动物尸体的水缸进行了检测,发现“在水缸周围有甲醛气体,(也许是通过密闭封胶)不断渗入空气中,浓度达到5ppm,远超法定的0.5ppm的数值。”

 

美术馆、画廊或艺术家一定非常害怕这类丑闻。这一研究是由米兰理工大学的科研工作者伪装成普通参观者在现场进行的测量。他们利用腕带探测仪和改装的iPhone在展览现场收集数据,4年之后,2016年4月,这一研究报告发表在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期刊《分析方法》(Analytical Methods)上。

 

“现在,我们可以说,我去了2012年的赫斯特大展,我活着回来了。”英国《卫报》评论人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如是调侃。

 

泰特美术馆发言人立刻就此作出回应:“泰特始终以员工和参观游客的安全为首要己任,在安装布展时也会竭尽所能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赫斯特还没有作出什么回应,不过艺术家本人对于死亡意象的热爱是众所周知的事情,1990年代初,他在创作这一系列作品时,本可以选择更加安全的液体,例如酒精,但是他执意选择了甲醛的水溶液,福尔马林。对于艺术家来说,福尔马林不仅是一种防腐剂,还可以与观众传递精神的交流。

 

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现场的袭击案落下帷幕。

 

而今,艺术现场似乎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的场所。例如,去年12月在迈阿密巴塞尔艺博会现场,就发生了一名女子用小刀刺伤另一名女子的事件,现场观众莫名其妙以为是行为艺术表演。日前,此案在佛罗里达州法庭落下帷幕。行凶的赵姓女子被判定二级谋杀未遂,她将被遣送回中国,永远不得踏上美国国土。

 

据悉,这位赵思源(音译)生活在曼哈顿,此前在俄勒冈大学获得了建筑学学士,本来要在纽约继续攻读研究生。

 

据《迈阿密先驱报》报道,赵的精神不是很稳定,她觉得“ISIS会去巴塞尔艺博会现场,破坏那里的艺术品”。

 

而今,国际局势纷繁复杂,艺术界的精神状态似乎也受到影响,变得起伏不定起来。所以,下一次,如果你在艺博会现场看到一头驴,可以完全不同大惊小怪了。

 

一头驴将出现在纽约弗里兹艺博会现场。

 

5月5日至8日即将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弗里兹艺博会上,热衷于搞怪的艺术家莫里齐奥·卡特兰将带来10年前的旧作《警告!进入危险自负。不许碰、不许喂、不许抽烟、不许拍照、不许带狗,谢谢》。简单地说,这件作品就是“一个房间里一顶水晶灯照着一头驴”。不过,新闻稿介绍,卡特兰等人的作品将在非常规展位呈现,也许会“在展会中穿行”或者“在空中漂浮”。

 

很多人对于当代艺术的现状不以为然,不过,当代艺术显然只是当下社会的缩影和反映。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总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他的发言常常让持不同观点者错愕,例如他提出要在美国南部边境造起高墙,阻止移民非法入境。英国艺术家Lydia Leith设计了特朗普呕吐袋,一个仅卖3英镑,推出之后,大受欢迎。

想吐吗?来一个特朗普呕吐袋!

 
来源:澎湃

朝鲜召开党代表大会 中国未受邀请

朝鲜召开党代表大会 中国未受邀请

Image caption朝鲜召开劳动党大会

朝鲜第七次劳动党代表大会星期五(5月6日)在首都平壤举行,是朝鲜自1980以来首次召开的党代会, 备受国际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分析人士表示,本次党代会也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巩固自己作为国家无可争议和执政党合法领导人统治地位的大会。

 

据悉,全世界100多位外媒记者受邀报道此次大会,但却不允许他们进入会场和接触朝鲜普通老百姓。

 

中国关注

和外界一样,中国对此也表示十分关注。

在谈到朝鲜党代会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目前正处于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我们希望朝鲜能够实现国家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我们也希望,朝鲜能够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声,来共同维护东北亚地区的持久和平稳定”。

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也特意就朝鲜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在朝鲜的政治生活中的意义、以及要讨论哪些议题等请专家解答,其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据《环球时报》报道,朝鲜方面未邀请中方人士参加此次大会。

而据悉在1980年的党代会上,却有来自118个国家的177个代表团访朝参加大会,包括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李先念等多位重要外宾。

但这可能并不代表中朝关系紧张的另外一个迹象,尽管中朝关系近年来由于朝鲜的核武问题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而《环球时报》的一篇社论最近则表示,北京与朝鲜的关系是复杂的。。。

党代会时机?

此次大会也是金正恩执政以来意义最重大的政治事件。

它还会决定朝鲜今后一段时间劳动党在政治、经济方面的方针政策,并正式确立和巩固金正恩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权力和地位。

Image caption上一次党代会是在1980年

朝鲜上一次召开的党代会是在金正恩的父亲金正日政权时期。当时会议为期四天,那次大会见证和确立了金正日正式成为金日成的继承人。

根据朝鲜党章,朝鲜劳动党应该每五年举行一次党代会。

但朝鲜可以召开党的会议(Party Conference)而非全面规模的党代会(Party Congress)。2010年,朝鲜就召开了一次党的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们决定取消5年一次党代会的规定。

朝鲜劳动党成立于1945年10月10日,是朝鲜的执政党,该党的最高领导机关是全国代表大会。

朝鲜劳动党在历史上共召开过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分别是在1946年、1948年、1956年、1961年、1970年和1980年。

议事日程

Image caption金正恩将利用本次机会巩固自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外界普遍预测金正恩将利用本次机会巩固自己最高领导人的地位并推行他的经济发展和核项目的并进计划。

会议还可能委任新一代的高层人员。会议将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而该委员会将任命政治局——这是共产主义政党体制中的核心决策机构;很多人表示,金正恩的亲信也将得到奖励,被委以重任。

哪些人会被金正恩选中,将受到外界密切关注。

2013年,金正恩以叛国罪将他的姑父处决,之后又有很多报道指许多高层的重要人物遭到清洗。

妹妹金与正

Image caption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

国际社会密切关注此次会议上有关朝鲜政策变化或人事更迭的宣布或承诺。

据悉,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有望在核心领导层出任重要职务。

韩国韩联社引述专家表示,金与正可能会出任劳动党内部长级职位。

此举很可能将被视为金正恩在劳动党内以及朝鲜全国更大的巩固权力计划的一部分。

金与正是朝鲜前领导人金正日最小的女儿,与哥哥金正哲、金正恩同母。

1987年出生的金与正据称与比她大4岁的金正恩关系密切。兄妹二人曾同时在瑞士伯尔尼留学。

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是,朝鲜在召开这次党代会之前曾多次试图试射导弹。

外界还猜测朝鲜还准备不久进行第五次核试验,而此次试射最早可能就是明天(7日)。

(编译/撰稿:凯露/责编:董乐)

来源:BBC中文网

女性主义者叫板贾平凹:你为何为拐卖妇女辩护?

 

“所谓堕落,就是思想道德的下滑,而在女性议题上,贾平凹的思想貌似从来就没有高尚过。”

 

我们精卫鸟女性文化评论机构的特约评论员采苓子女士写了一篇标题是《贾平凹:一个作家的思想堕落之路》的文章,批评贾平凹为拐卖妇女辩护的言论。她说,如果一个作家没有伟大的思想,不能客观全面地看待事实,就算再怎么做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关键时候还是会漏出那条假惺惺的大尾巴来。

 

事情的起源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在4月14日,贾平凹的最新长篇小说《极花》新书发布会在京召开,而《极花》表面讲诉的是妇女被拐卖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呼吁社会关注农村男性的婚姻问题。

 

贾平凹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不走近人贩子,你肯定是愤怒的,恨不得把人贩子和买这个女人的人千刀万剐。紧接着,贾平凹话锋一转,但是,如果农村人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

 

采苓子对贾平凹的批评,我是绝对赞成的。但我总觉得她那篇文章的标题并不贴切。所谓堕落,就是思想道德的下滑,而在女性议题上,贾平凹的思想貌似从来就没有高尚过。还记得贾平凹当年红极一时的《废都》么,那里面的女人不就是专为男性享用的无意志无感情无思想的玩物么?

 

事实上,贾平凹敢写敢说,对于中国农村,是有深深的忧患意识的,作为一名作家,他看到了农村的衰败与荒凉,看到了农村男人娶不到老婆的凄凉与悲惨。但是,农村女人的各种不幸却并没有进入贾平凹的视线。

 

我不想批评这是贾平凹的选择性失明,而是,女人尤其是农村女人的灾难,在中国尤其是在中国农村,是习以为常的,习以为常到了理所应当的地步。女人,你的职责就是围着男性转,你存在的意义就是给男性提供服务——生儿育女的服务,性的服务,照料老人子女的服务。

 

二十年前,是我们村买媳妇的高峰期,买主都是光明正大地与人贩子交易,不用遮遮掩掩,不用偷偷摸摸,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就是谁谁谁家的那个媳妇买的好,谁谁谁家的那个媳妇买的孬。至于被拐卖被贩卖来的女人,被毒打被强奸被蹂躏的哭喊声,几乎没有人生出悲悯之心。

 

我出生在农村,当然了解农村人原始的淳朴,那种发自内心的互相扶持确实令人感动。但是,当被拐被贩的女人伺机逃脱时,所有人都在助纣为虐,充当买主的眼线。我至今不能忘记,当邻村的一个逃跑的女人被抓回来后吊在房梁上鞭打的消息传出时,我母亲咬牙切齿地咒骂那个逃跑的女人,这些野牲口啊,人家对她那么好,还跑什么跑,活该被打断腿!

 

我母亲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善良的人,与邻居亲戚交往,总是把委屈咽到肚子里,深怕别人吃亏。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对待女人的问题上,思想却混乱到了极限。因此,尽管我们村离乡政府离派出所只有一公里的路程,但是那些被拐被贩的女人,要想逃脱物理上并不封闭的村庄,却比登天还要难上千百倍。

 

这就是男性中心社会的神奇,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是知名作家,还是乡野农夫,都会自觉地不自觉地站在男人的角度替男人思考打算:打光棍是要绝后的,没有女人暖被窝是悲催的;买媳妇虽然违背女人的意志,却是情有可原的;女人嘛,不是给张三当媳妇,就是给李四当老婆,反正都是一样的。

 

遥想当年,人贩子可是我们村里的大恩人,无论走到谁家都会是笑脸相迎。等到我妹妹长大了,要到城市打工时,我母亲是千叮咛万嘱咐,提醒我妹妹多长几个心眼,不要随便相信他人,那种担忧我妹妹被拐的心态跃然写在了脸上。那时电话是奢侈品,人与人之间根本没办法第一时间取得联系,我妹妹走后,我母亲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直到收到我妹妹报平安的信件,才稍微有所缓解。

 

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贾平凹反问那些被拐卖的女性,你为什么这么容易上当受骗?而当记者追问为了村庄不消亡买卖人口是不是可以被接受时,贾平凹又说,法律和人情常常是相悖的。

 

如果被拐来做媳妇的女人是贾平凹的女儿,他会怎样平衡人情与法律?如果我妹妹当年被人贩子掳走,我母亲又会怎样看待那些试图逃脱的女人?

 

(作者系女权主义时评作者,精卫鸟女性文化评论机构主笔,著有《另一种美》,新浪微博@高富强。本文转载自微信公号“女报”:nvbao110。)

来源:澎湃

中国言论管控之手 伸展到经济领域

境外媒体揭露,大陆金融监管机构、新闻媒体审查部门及其他政府单位,向经济分析员和评论员发出口头警告,禁止发表与政府乐观态度不一致的经济言论。有内地经济学者认为,这次可能只是个别官员的行为,不感到有压力;但香港时事评论员指出,这反映习近平进一步收窄言论空间。(林国立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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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5日,华尔街日报报道,大陆金融监管机构和新闻媒体审查部门,向经济分析员和评论员发口头警告,禁止他们对内地经济作负面评价。(林国立摄)

华尔街日报周三(4 日)报道指,中国经济发展放缓,不少人对经济前景感到忧虑,民众开始将资金调走,引起领导人关注,报道引述分析员和政府官员消息,指监管及审查机构,正落力营造市场正能量,要求经济学者、分析员和记者,禁止发表和政府主调不同的经济言论,不要唱淡中国经济。

报道指,曾经公开表示,忧虑内地公司债务规模上升、楼市供应过剩,以及人民币贬值的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近期就收到警告,她所属的国有企业合规部门口头警告,要求不要对中国经济,特别是人民币汇率发表过份悲观的言论。

而较早前她亦收过证券监管机构的警告。另外,亦最少有一间智库组织,收到宣传部门通知,不要质疑政府帮助国有企业削减债务的计划。

北京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对本台表示,他本人没有收过这些警告,相信不是官方最高指示,而是一些个别行为,他强调社会需要反对声音,没感觉到压力。

胡星斗说:可能是个别的官员,对个别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大家也都知道,经济的好坏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说谁能够唱衰中国,我个人当然不同意那种说法,认为这个经济学者,如果把经济说得不好,就会影响经济发展,恰恰相反,他能引起人们的警觉,因此采取防范的措施。

事时评论员程翔,接受本台访问时表示,以往内地限制言论,多集中政治层面,今次进一步扩大到经济领域,反映在习近平政权下,言论全面收窄,情况令人忧虑。

程翔说:这次的做法,以往挟制评论员,多数在政治问题上,今次涉及到经济领域的评论,都不准你唱衰,以往亦有试过针对外国人,如大鳄索罗斯,没试过这次这样普及,去到一般分析员,反映在习近平的时代,不可以有任何批评的声音,这样的情况才更严重。

内地今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6.7%,增速放缓的情况有改善,但外界一直质疑内地经济数据准确度,程翔认为,内地官方挟制言论,要求唱好中国经济,可能只会有反效果,令外界对内地前景更不乐观。

来源:自由亚洲

香港“人权新闻奖”揭晓 新闻和集会自由引关注

据香港《明报》5月6日报道,由“国际特赦”组织香港分会举办的第20届香港“人权新闻奖”当晚揭晓,《明报》多位记者夺得两项中文突发新闻优异奖。报道说,今年恰逢“人权新闻奖”举办20周年,参赛新闻报道与以往关注“六四”事件和示威游行相比,今年逐渐扩大到小众及双非学童等主题。

另外,“国际特赦”组织总干事区美宝还在回顾香港20年来的人权状况时指出,“雨伞运动”中警方过分使用武力以及《明报》执行总编姜国元遭解雇等事件,均令人对香港的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状况感到担忧。

 

(责编:何平)来源:自由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