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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進文：行路吟

行路吟

李進文

2016台德文學交流合作計畫「聽見那島」柏林駐村

我在宮廷內用三百扇窗子敞開下午一個人的深度，我用三行海涅偷換三根洛可可廊柱，我用網路遍地搜尋里爾克為戀人遷來柏林的孤獨足跡……

  • 小瀏覽

萬里外飛來的《老子讀本》此刻棲止案上，微光惟恍惟惚地掀開章節，老子一道再道的盛宴，字是煙，裊裊的感覺疲倦。窗外依續是尖頂、樹與樹、萬湖、火車、天以及心內的空。每日，固有麵包，優我之格，咖啡在精神上踽踽獨行，突然柏林以時速五十在我體內來個轉彎。自由就是責任，所以長街頻頻後顧，等那個夢跟上來……古建築老是走出身外，寂靜龐然聳立。經過落地長窗，一個人投影，像雙刀。披褐懷玉的冬樹指揮禿枝，灰雲正在歌德。

  • 歷史課

從骨髓深處返回萬湖，遇見三三兩兩踢正步而來的句子，它們是決議條文，躺在鐘面變成時間棄置的百萬具，全是人子。時間會解決問題，並非問題消失，是時間將問題拉遠以致看起來變小，或小之又小而看不見。「交給時間」通常都有人生不得已的理由。交給時間意味著想放下，卻不見得能原諒。後半個下午與前半輩子默默坐在湖邊，如果日子平平無波，就不再有努力吃水的船經過。憂鬱無價，我們買不起它在人生中的分量。

  • 波茨坦廣場

微雨的我經過波茨坦廣場，幾面圍牆前有人裝扮成東西德軍人拿國旗的模樣，供遊客付費合照，愈來愈滂沱的我匆匆經過。哎，孤獨是每個人的地雷，一天拆掉一枚，直到何年何月……何年何月？1961年8月13日凌晨，跟今日一樣是個禮拜天，柏林人一覺醒來看見一道四十公里長帶有鐵蒺藜的圍牆沿蘇聯占領區邊界蛇去的那種恐懼，那種恐懼，如今是商機。

  • 柏林小綠人

小綠人快步走，穿越一句我愛你、就穿越圍牆。小綠人快步走，人生苦短。小綠人左眼看不見右眼，它們不知道彼此構成一張臉，它們各自流淚，卻不知道可以一同陪伴傷心。小綠人不選哪一條路走，橫衝直撞才能貴為街頭。小綠人戴禮帽，不方便快跑，只好遠遠叫人生別逃。小綠人快步走，半路忽然臉紅，哎歲月這吻太驚悚。

  • 金的主（威廉大帝新教堂）

教堂內，三萬片玻璃藍推舉一位金的主。長凳上默禱的人們亦漸漸轉藍，透出藍光，我以為是科技，彷彿聽見杜比環繞音效之鷗鳥鼓翼聲、濤聲，抹香鯨騰身掀綻香水海，禱告大量飛濺，但我找不到這些亂入的聲音從何而來？……我站在教堂中央，張開雙臂，姿勢像正上方那位金的主，多想讓自己融入特效。極光之藍壯麗紛飛，白日夢傻眼，愣在主的身邊。然而，金的主，面露憂戚，因著方舟剛剛駛向下一個緊湊的旅程了。

  • 間諜橋(Glienicker Brücke)

趁今天陽光好，將多年前雪中行走的風衣晾在格林尼克橋，綠色的鋼構橋梁從西柏林跨越哈弗爾河就通往波茨坦了，那年大雪，我是一名被交換的戰俘，迎面與我錯身的另一位戰俘也穿著風衣，雪同時掩蓋我們的傷痕。我們是陌生人，有一瞬間卻覺得我們更像親人，共同懷抱許多祕密，對信念忠貞，對愛存疑，對命擔心也沒用，臉型被歲月刻畫出堅毅的稜線。間諜是古老的行業，有共同的特質、遙遠的血緣。早先，柏林圍牆設有七個過境站，這橋是最西邊的一個，冷戰都過了多年，淡淡三月這天有陽光但仍冰冷，風衣晾在橋桁，彷彿還聽得見當年的雪紛紛之述說，雪花和雪花彼此也是陌生的，它們一樣有共同的體質和血緣，卻飄往各自的方向，像我們也各自走向橋的另一端。……在我曬暖暖的風衣內，我摸著一枚發出波頻的袖釦，同時我望著橋下美麗的天鵝，天鵝也植有收發器，正在互相更新軟體與情報，這只是多年養成的習慣，談不上間諜行動，每次回家收聽天鵝搜集的情報，都是風聲、水聲、鳥鳴聲、橋上車聲。

  • 電視塔

十方世界都自稱十七歲，而我如此疲倦，身體猛掉葉。異鄉為電池充電，相機吃過風景，嗝一聲聞起來都是夕陽。旅人為列車充電，支撐一小段我們電車般的人生。每一站地鐵、捷運、電車和巴士戴上耳機，都愛樂。在柏林，趁新鮮摘下一枝早春的亞歷山大電視塔，去偵察人的幻影及其手機影音。那時夕陽照在電視塔的圓球，映射出十字，十字光暈為宗教充電，解釋，有愛就有神。

  • 安妮．法蘭克

安妮不在，石室角落那個春天弱弱的，烏鴉讓想法滿天飛。安妮在嗎？古老的小孩跑過庭院，一名猶太牧師轉身閂上藍天。在哈克雪，她的日記寫到零度以下。戴禮帽的小綠人從東邊走到西邊，半路變紅，在歐元區和跨時區，安妮也變紅。兩個年輕的東方女子站在德語與氣球之間，張望安妮在不在？然後塗鴉一個微笑符號，安妮被納粹逮捕之後很久百科全書才收進去的符號。三樓手工服飾店，不知道安妮有沒有想穿什麼衣裳？她好樸素，花花世界面對她反而失色。

  • 其他圍牆

圍牆上一隻哈巴狗曬日光，牠以為自己是忠誠的磚。圍牆上一隻貓舉右足打哈欠，牠以為自己是歷史好累。（突然布蘭登堡門前一道冷戰年代的圍牆兇兇地浮現又消失，甚為奇幻，那瞬間女神的古代四馬戰車經過、現代化地鐵也經過，隆隆聲像在感傷。）圍牆一生氣，就兩邊不是人。圍牆上坐著我一個人，目擊者說我是幽靈，不，我就是我自己的圍牆，跟自己過不去。很久以前，牆與牆之間還有小拒馬，還有軍官遺落的一本泛黃的《開槍射擊令》被鐵絲翻頁，還有長得像狼的夜。

  • 市集

陽光開始，街頭音樂開始。神在我身上譜曲，不用意義，只隨意。等等我，我去購些忙，給假期玩；購些異鄉，給思考。我的決定只有一件事，想你。復活節我沒有一句語言，靜靜看著疲倦復活；靜靜看著彩蛋、兔子和神話瘋在一起。不想、不想你了這樣也好，一封回函繞過三月，直接進入垃圾郵件。街頭音樂節奏更快了，更像活著了。優先的白花紫花穿越春天、穿越我，我開始香、開始又想一想。

  • 夏洛滕堡

回憶那些夏日時光，妳穿越琥珀，妳穿越黃金壁，妳進到一間水綠織繡的臥室，妳躺在同樣水綠的雕床，雙乳間的正午無戰事，思考也很柔軟，優渥是累人的……夢中，彷彿初心的戀人從英式後花園走來，野天鵝蒼白的、野鴨灰黑的，兩隻鴛鴦被馴養著的，牠們搖搖晃晃跟在戀人身後，走來走來，宮門不開，妳夏日時光的愛。我上網穿越妳琥珀、妳黃金壁，在粉絲頁沉吟良久。忽然，妳向初心的戀人伸手，伸手按住猶疑的滑鼠。

  • 博物館島

一句我愛你浮凸瓷磚，像一列獅群儀仗。時光威猛，靈魂領軍，一句我愛你是前導。……石槨張口，渴望對世界說一句留言，一句我不愛你也好。博物館是情話交換時回響最大的地方，因為太安靜了；最常送到博物館修復的是戰爭，因為太吵了。星星半裸，慢熱的心僅此一盞，石柱們邁開腳步，朝向一句我愛你，你三月的品質陰翳，有光正參透。我們在博物館相互考古，交換伊斯蘭神祕長句，我望著你以陶，你回答我以瓷，完全沒疑問的是磐石。一句我愛你不會長住博物館，因為誓言是火，火不適合密閉空間。整天，流動在博物館，直到成為橋墩，橋下春天正在形容我們。

  • 孔雀島湖邊森林

我不選擇哪一條路。林中有精靈騎腳踏車超越慢跑中的我，林中有精靈是一對德國老夫婦遛一頭金毛綠眼的獵犬，林中有精靈坐在一根退休的巨幹。沒有精靈理會我跑步，夕陽灑在兩旁疊成小山的年輪，漩渦金金的，那是工人趁初春裁鋸修剪的枝幹，木質的憂傷瀰漫香氣，鳥哮啾啾。天臨暗，我抬頭看見禿枝上有閃爍，深無邊界的林子一點一點熒綠，呵呵分明是小精靈，原先我誤以為是初春新發的嫩芽。喘咻咻地跑跑跑，心中明確感覺林子裡有神，有神在精靈背後注視我。我不選擇路，路選擇了我、接納了我，我跑進一條一條歧路，歧路得寸進尺地憐憫我。不管林中有幾條路，我不選擇，因為感覺有神在，神在就好。我跟我的汗，安心地一點一點蒸散。當精靈背後的神也忍不住跟我一起跑，對命運動，這件事我看著是好的。我看著某條歧路豎一立牌，警告有精靈熊出沒，立牌處也是我最後出沒處，神最終是否對我做了選擇？

  • 查理檢查哨

冷空氣是強悍的兵，在腓特烈大街南邊查理檢查哨，模糊的圖並未述說歷史的糊塗。當時孩子氣地劃一條線，你那邊我這邊，一旦越界就成槍口的煙。很久以前，意識形態是病，現在散作幽靈，幽靈趁假日往來兩邊占領區，穿過人群進入手機相機，讓大家帶回去。界線上有肖像牌子豎立，正面是不笑的兵，背面的兵忍住一場大病，而脊骨是共用的一根鐵柱，摸起來冰寒如史實。

  • 波茨坦無憂宮

對著戰後整修過的門面觀照，葡萄藤和即時訊息以探戈滑進手機界面，頓挫間，來到林子，一條長路看出冷靜比哀傷多。舞步點到地方，都被尊稱故鄉，我們從未走遠，只是在附近迴旋。中場休息，陌生人遞來一冊玫瑰詩集，詩句才是我的大帝。伏爾泰幽靈和笛聲之間，隱約傳遞古老的官方法語。我在宮廷內用三百扇窗子敞開下午一個人的深度，我用三行海涅偷換三根洛可可廊柱，我用網路遍地搜尋里爾克為戀人遷來柏林的孤獨足跡……伴侶，像立在古代晨光裡的棕櫚。

  • 人民劇院附近咖啡館

剛剛紅磚教堂俯身看我走路，我背一袋文字跟鳥交換離家十萬里。我走向太空，領受天使盤問；我走向地獄，卻見獠牙閒嗑牙，油鍋旁一地瓜子殼；我走向時間，時間不理我。走走走，暫歇在猶太食物，瓷盤內兩顆蛋半熟、番茄、菇類、香菜，以及雜糧麵包，對人生我很素，偏輕食。想到社區這時刻，月亮背對巷弄，幾行詩句在鄰里間慇懃走動。

  • 在林中

一隻金毛松鼠覷窗，像網頁瀏覽，那時我在早餐。今天陽光好得令人悲傷，朝樹林走去，很久才遇見一大湖，湖對面是孔雀島。途中經常拐入小徑，聽鳥叫很遠，一種青春逝去的感覺，偶爾一陣長風撫過四萬八千樹影，動亂我念頭，許是冷冽，蟲鳴極小心，像祕密警察的樣子。走路就是我寫字，不創新詞，讓落葉簡簡單單像古老的智慧。我乾燥，土地知道，今天陽光好好，夢最想流汗。早啊，天空！台北與柏林此刻兩地放晴、未放空。未來一直走來，我一個人走去。如果放空，我如何再度擁有呢？往回走，一隻金毛松鼠用尖爪點開我，我也是諸佛瀏覽中的一個網頁。

  • 地下酒館

歌德的《浮士德》寫作靈感來自德國萊比錫的一家地下酒館（Auerbachs Keller），《浮士德》第一部第五章的小標題就叫「萊比錫城的奧爾巴哈地下酒館」，這是《浮士德》唯一不是虛構的場景。那天正是春分時刻，我走進這家地下酒館（已成餐廳），廳內周遭的壁畫，其中有畫著浮士德在他戀人牽引下步入天堂的景象。在德國邁入第二十二日，散策城市，終究，人與文學才是我的風景。……「如果春分時刻你微笑，你的心會跟蘋果派一樣／你也會微笑經過巷弄內一家地下酒館，假裝把靈魂賣給魔鬼，只有月亮給你知識／少年的霧，瀰漫歌德的行為。／如果春分時刻你聽新芽，你的心也會響起巴哈／翻到沒譜的那一夜，你突然決定了什麼嗎？為何兩行淚沿著紅磚瓦往下協議」。

聯副2015/5/29

流沙河：我亲历的抗日战争（建议不要再看抗日神剧了）

我亲历的抗日战争（建议不要再看抗日神剧了）

流沙河

流沙河照片

各位朋友，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tousong（鄙婪？）。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但是我要承认，40年代共产党编的《抓壮丁》那个戏绝对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个定义叫“典型”，那时我们的“苏联老大哥”马林科夫就说过：“典型不是平均数，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由于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先就认定了“旧社会是反动的”，这是“本质”。哪怕只有一个 “抓壮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鲜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你不写这个，写了其他的壮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实。何况我们本身从 “革命意识”出发，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写出《抓壮丁》这样的戏来，确实是“革命文学”的样品，而且符合他们的纲领。但是本质上这是极不真实的，这是把万分之一拿来丑化人家那个九百九十九。这是荒谬的。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壮丁上了前线会那样的英勇战斗？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 属“五类分子”被弄回家乡集中改造，“五类分子”中还有一种叫“历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军人。这些老军人有的在前线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聋了——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人，当时还要叫他拉架子车。所有这些老兵，包括到过滇缅战场的，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君子，没有一个当贼的——即便在做体力劳动、那么艰难那么苦的日子里，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犯了法的，他们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死了他们还都帮到哭，全是善良之辈。比较起来我是头号“坏蛋”，因为我心头还隐藏有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那么老实，居然把他们搞成“反革命”，一个一个的累死。直到80年代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经快要死完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也是我亲身看见的。

我要告诉大家：美国人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中国人在全世界唯一最好的朋友是美国人。1900年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第二年的“庚子赔款”所有的八个列强，其中只有一个国家拿到这个钱没有动，就是美国。后来以各种方式退给我们了，其中一种方式叫“庚款留学生”，还有的拿来补贴我们的大学。我告诉你们，抗战时期山西有一个“铭贤学院”迁到我的家乡来。这个学校是和美国欧柏林学校挂了钩的，欧柏林大学有个“山西基金会”就是美国政府用庚子赔款设立的。“山西基金会”的钱就用来资助办铭贤学院，从30年代创办就是用的这个钱。后来抗日战争了辗转数千里逃到我们家乡，我们家乡最大一个姓曾的地主，他主动把自己一个寨子腾空，全部免费借给这个学校。这个学院就这样一直办了下来。政权改制后它就变成了“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然后跟美国交恶后每年的这个钱就没有了。那头也没有作任何解释，我们这头说“我们革命国家，谁要你帝国主义的臭钱”，就这样从建国以后这个钱就断了数十年。

到了改革开放初期，欧柏林大学的“山西基金会”派了一个工作人员，一个27岁的小伙子到中国大陆来，找到中国政府。问他有什么事情，他说你们国家从前有个铭贤学院还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诉他说这个铭贤学院从建国后就迁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础上办了一个“山西工学院”和一个“山西农学院”。然后这个小伙子就去找，找到里面一些老的教师，果然证明这是事实。考察后他就走了，也没有说什么话。过了一段时间美国方面就正式派代表来，说是要接触你们原来铭贤学院、现今是“山西农学院”和“山西工学院”的人，要拨一大笔款给他们。你想我们这边的官员听说有“美圆”来，那个积极性之高啊，马上把工学院、农学院的党的领导，党委书记、院长每个单位派起代表团来。但是一接触没有发现一个真正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会”说你们来的都是官员，我们要见铭贤学院的人。怎么办，怎么办？最后才想起山西农学院有个右派分子是原来铭贤学院的，于是去把这个扫厕所的教授老头找来，说让你加入我们这个代表团，你走在前面。结果人家还认得到他，从此以后每年20万美圆就没有断过，10万给农学院，10万给工学院。这样大家才知道，原来尽管中共夺取政权后这个钱就断了，但美国人一分钱都没有动，全部拿来存起连本带利增值了几十年，现在就能够每年拿出20万给这两个学校。这是我一个在铭贤学院读过书的朋友讲给我听的，我听了当时就哭起来了。八国联军中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其中最恶劣的有两个，一个是日本，日本把我们赔的钱都拿去制造武器再来打我们；第二个就是俄国，极其无耻贪婪。而不久前我读一个清朝派到美国去的人写的笔记，当时的美国总统接见这名外交官时曾表示：有两个国家想要侵略你们，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俄国。贵国受列强欺负，我们美利坚合众国是同情你们的；我们希望你们要强大起来，一个强大的中国是符合美国的利益的。还有一个事情，就是八国联军走后，中国的赔款绝大部分不是给的银子，根本没有那么多现银。是通过什么方式给的呢？是从中国的海关收入里每年扣出。中国总署由八国推举的代表、一个叫赫德的美国人管理赔款账目，赫德管理的账目那是一清二楚。美国人在这方面的品行也为世所公认。

抗日战争爆发时我刚进小学，到我进初中的时候抗战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也是最艰难的时期。我13岁那年曾经与其他同学一起去美军的军用机场，跟所有大人一样参加劳动。一样吃的是糙米饭，米汤是红颜色有气味的；一样是八个人一桌，只有一小碗不见油花的盐拌萝卜丝。就这样修了一个星期机场。我们这些娃儿是怎样想的呢？——再不出力国家就要亡了。因为从小我们的老师就跟我们讲：一定不能当亡国奴！当了亡国奴就要像朝鲜人那样，见到日本人来了就要立正鞠躬，日本人要骑马还要垫背让日本人踩着上马。这就是亡国奴！因此我们从小就知道要爱自己的国家。当时国民政府也好、老师也好，要我们爱国从来没有说过“爱国主义”这几个字。你要知道，“爱国”成了“主义”，就是一种“学说”，一种学说是不含任何情感的。我们的老师说“要爱国”，余光中对我说“爱国是一种感情，不是一种主义”。我从小就是被这种感情所制约的。

——后来这个机场修起了，我当学生亲自看见这些美国飞行员从我家院子上空飞过，去轰炸东京，轰炸日本的钢铁城市八幡，有B-29、P-51（“野马式”战斗机）、还有一种叫“黑寡妇”的战斗机。往往是早上看见一架架B-29编队飞走，下午回来时都已经是打散的了。我亲自见过有些回来的轰炸机，四个螺旋桨有三个都不转了，就靠一个螺旋桨飞回来；还有的翅膀上被高射炮打穿的洞有桌子那么大，透过洞看得见蓝天。小时候看见这些飞行员只觉得他们很英勇，却不知道他们中还有很多人早已葬身太平洋鱼腹之中了。这些就是我们的朋友啊，死在这里啦！这些死让我无法释怀。

另外我还要讲讲美国人的善良。我们中国人，我们贫穷，我们没有自尊心，我们不争气——我们那么多中国人，去偷机场里面美军的军用品，美军从来没有来追查过。在我的家乡，每天黄昏后地下摆的摊子卖的全是军用品，贼货。偷来的美军皮靴、腰带、衣裳、罐头——连花生米罐头都偷，最后就是美军卫生用纸，一捆一捆的偷出来在那里卖。任何美军都没有来追查，换了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美国人单纯天真，而且体谅穷人，晓得你们这个国家没有办法。搞到什么程度，连美国人的枪都要偷，流落出许多卡宾枪，美国空军战士用的那种短卡宾。是由于这些美国兵，他们自由散漫惯了，他们进食堂吃饭有个规定：不允许带武器进入。所有卡宾枪都在食堂外的墙边排成一排，结果吃了饭出来发现枪被偷了。偷了美国人还是就算了，说没关系他又去领。偷美国人皮靴的情况是，美国兵的营房晚上睡觉他们要空气流通不关门，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哇啦哇啦闹鞋子没有了，于是再去领一双。

后来我在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所在的农场，靠近凤凰山飞机场。那里的农民对美军也很熟悉。当时有个姓黄的老大爷是“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属于“无产阶级”，党很信任的那种人。他跟我摆起过去的事说：“美国人都是些瓜娃子！”我说：“咋个喃？”他说： “嗨呀，我们凈整他们！”说是美国空军因为要有营养，就在天回镇那边买了许多鸡，委托他们去熬鸡汤。“我们只要炖的鸡汤一煮开，就把整鸡捞起来丢在潲水桶里，每天下午挑潲水走时美国人又不检查，结果挑了几十只鸡出来每天晚上在天回镇卖白斩鸡，嗬哟，吃的人还多得很！美国人居然还不知道，不是瓜娃子吗？”

另外还有我亲自见到的一件事。在广汉机场那里有一个小娃儿——那个机场虽然是军用的，但小孩进去美国人根本不管，我就进去很近的看过飞机——有一个小娃儿突然就丢失了，于是那些农民就闹，说美国人把娃儿偷了。结果过了一个月那个美军休假回来把娃儿带了回来，给他换了一身新衣服，包包里还塞满了美圆，送他回家。这些我亲眼看见的事情，使我对美国人的单纯善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不管在朝鲜战争开始后说美国人咋个咋个的坏。50年代初我们国家编了一套连环画，是中国那些最有名的画家集体创作的，叫《美帝百年侵华史》，拿来在全国宣传，连每个村庄都贴得有。那美国人简直是青面獠牙啊，美国人坏得不得了。后来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在凤凰山机场挖地，因为那里过去是美军机场，有个“左派同志”就说：“不晓得他们在这里强奸了我们多少中国妇女！”我当时忍不住冒了一句“——还要调查了才晓得。”嗬，这下报告上去，说我是“坚持反 动立场”。所以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人的记忆无法抹杀。人们信仰的“主义”可以改变，记忆、事实却无法抹杀。

到了80年代我年纪很大了，也都可以出国了，这种记忆依然在起作用。我两次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一次作为团员、一次是团长。作为团长那次是到菲律宾。去之前我就知道菲律宾马尼拉南郊有个美军墓园，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军牺牲的七万人，有二万五千零七百多人埋葬在这里。因为当年本人研究台湾诗，有四位台湾著名诗人都到过这个墓园并写过诗，其中写得最好的是罗门（大意）,看了很难过。所以我就立下誓言：只要我到菲律宾就一定要去那里。结果到菲律宾后——我是团长，下面还有几位团员——那边一安排，参观的节目里没有这个，没有这个叫“麦金利堡”（FortMckinly）的二战美军墓园。一看我就很失望。我就琢磨要想个什么办法。在那里一切都要服从大使馆，而到菲律宾的作家代表团我们已经是第三个了，以前两个都没有去美军墓园的安排。因为菲律宾政府的安排要跟中国大使馆商量，80年代中国大使馆绝对不会允许去参观。到后来第二天我们就要走了，每个人包包里都还揣得有几百个比绍，那天下午我就说“今天下午放假，各位同志你们要采购什么的赶快去”。等大家走了，我就一个人找到当地一个写诗的华侨叫李云鹤（音），请他带我去。他说“可以，可以，但是你们中国作家从来没有哪个去的啊。”我说“台湾呢？”他说“台湾是每个作家非去那里不可！”我一下就明白了：人各有感情。我们这边是枪杆子造反打出来的江山，当然就把美国当成敌人；而台湾那边他们记得到，是他们曾经的战友。在我们这边的人里，我是第一个去的。

那个下午我真是感慨良多。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大的墓园，更让我惊奇的是下面的情况。首先是所有的墓碑上一律只有四项内容：一、姓名；二、籍贯；三、部队番号；四、牺牲年、月、日。起先我很纳闷：这里埋葬的军人中既有将军，又有其下不同军衔的和普通士兵，怎么一点没有反映？后来一想才恍然大悟——别人认为将军也好、元帅也好、士兵也好，都是活着时候的一个身份；他死了在上帝面前就都是一个普通人了，就没有这些区别了。不像我们，死了很多年还叫“主席”。这是鄙人受的第一个教育。其次是不分军阶所有墓都修得一模一样，占的面积就那么一点——他们那个不能叫“坟”，中国式的坟是要鼓起来的，而它是平的，上面是一个十字架墓碑。别人的政府花的是什么钱？绝对是我们这些脑筋想象不出来的。80年代我的全部财产加起来还抵不上这个小小的十字架！为什么呢？那是从意大利西西里岛产的“雪花大理石” 专门采下来，刻制好了再绕半个地球运到这里来——我连运费都出不起，而且每个都是一样的。我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分14个等级，好多老干部临到要死的时候，千方百计都要争取到“八宝山”；有些家属还要去闹“我们该享受哪一级待遇”，包括我们这里写讣告——人都死了它下面还要加个括号“相当于副厅级待遇”！真是见鬼了——他都变了鬼了还有啥子待遇！只有一个丑陋的民族才去搞这些事情，自己还不知道丑陋。这是我看见的：别人没有分任何等级。别人坟墓的排列次序是按ABCD的顺序区分的，你叫Adam你就排在前面，在A区；叫Zemota就在最后，查找起来很方便。别人不仅活着的时候要平等，死了都要平等。这样的事情是在中国我看不见的。

还有在墓园前面刻了很多标语，都是黑色大理石填金，它的英文翻译出来就是：“主啊，在我们和强大敌人搏斗最艰难的时候，是你鼓舞我们勇往直前”，——是“主”，你注意：不是“民主党”、“共和党”——“上帝啊，你从太平洋海底把他们的灵魂带回去吧”，“主啊，原谅我们的软弱，多亏祢的支持我们才坚持到最后英勇牺牲”等等——里面没有一个字提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虽然罗斯福那么伟大；没有一个字提到“民主党”、“共和党”。这是不是就是说他们迷信呢？不是的。因为在这里“主”是一个符号，意味着平等——“我们所有的人，死后在GOD面前大家都是一样的”。因此无论你对“主”，对GOD怎样崇拜，都不会造成个人崇拜、领袖崇拜。这就是别人的制度之所在。然后到了整个墓园的中心区，有一座灰色水泥方塔，三面都是光的，只有一面刻有浮雕，没有任何文字。这浮雕也令当时的我十分惊诧。因为按照我们的想法，它的内容应该是歌颂这些牺牲了的美国将士，如果要我来为我们的革命墓园设计的话，那就是一幅战士端枪冲锋、领袖在后面挥手之类的图景；但我一看却完全不是这样，很让我感到惊奇。它刻的是一个半裸的小伙子双手持剑，这样握着，边上有一些树林——哦，我一下子明白了。这是圣乔治。所有欧洲人都知道的民间传说里斩恶龙、救爱人的圣乔治。这是用圣乔治这个形象代表全体牺牲的美国将士。而且圣乔治脸上没有一点胜利的喜悦，完全是面临大搏斗的紧张，两手紧握宝剑、双目凝视着远方正在扑来的恶龙。这形象一下打动了我。再一看，还有：圣乔治上面两边各有一个少女，穿着古希腊长裙——是自由女神，意思是说他这样英勇战斗是为了自由。还没有完。在自由女神的更上面，还有一个妇女，半身像，我一看就懂了——她一手拿天平，一手持令牌，这个女子是Virgin，正义女神。哦，战斗是为了自由，自由又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正义。她这个正义女神一手拿天平——要有平等，一手拿着令牌 ——要有民权、人权。正义女神上面还有没有？还有。还有就不是神啦，是一个普通美国妇女怀抱一个婴儿：那个美国妇女是“祖国”，那个婴儿就是“祖国的未来”。一个妇女护着婴儿就是整个立意，没有任何文字说明，但我却是深受教益：这就是别人社会、立国的基本价值取向，都在这里面了。

后来我又看见有个墓碑，上面既无姓名籍贯又无部队番号，只刻了一些英文分三行排列，翻译出来就是：“这里躺着一个武装的同志……Oh God——只有上帝才知道他是谁”——这是一个无名战士的墓。按照我们这边，任何革命墓园，都要审查历史。如果你连姓名都没有，就没有资格进革命陵园，因为万一你是叛徒呢？而别人就是没有姓名的也一样给他立了碑。再往下看，又看见一个墓使我心头非常快活。这个墓是一个华裔的，因为他姓名的写法是：N一个省略点；M一个省略点；后面K、I、N——他姓“金”。我在这个墓碑前照了一张相，为此感到些许欣慰。

我的菲律宾华侨朋友对我说：“有几个墓的墓碑不是十字架，我们搞不懂是什么东西，是不是你去给我们认一下？”于是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到了我一看，是一个六边形的墓碑，上面还是刻着姓名、籍贯、部队番号、牺牲年月日。我说：“他是犹太人。”凡是读过《旧约》“出埃及记”的都知道，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在沙漠里走了几十年都没能回到故乡，摩西死后由戴维王继续，每次迷了路天上都有颗星指引方向，这就是“大卫星”。我说这表明别人尊重他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还有个墓碑非常奇怪，不是大理石的。”在他的指引下我看见有个东西在夕阳的余辉里闪着金光，到了那块碑前上面刻的文字又一次使我震惊：“这里躺着我们十八个战友，由于他们身体的部位已难以互相区别，因此让他们在这里一起长眠”——这是那些身体被炸成碎块、难以区别这块是张三的、那块是李四的，只晓得是这十八个人。如果喊我来管，干脆刨 18个坑，每个坑里弄一点进去不就了事了？结果别人不。就是说人死了都不要欺骗他，不能欺骗死者，要让他死后都能够真实。这些都使我感动。离开时偌大一个墓园只有我和我的菲律宾朋友，在黄昏的夕照之下依依不舍。最后我去看它那个纪念窗、纪念图，比这个墙还高。其中有一张图，地图上画的是从中国内陆、从四川画了一个红色箭头，越过整个中国、越过黄海直插东京——这就是画的我修过的广汉机场，从那里500架B-29去轰炸日本东京的示意图！看到这张图我一下子泪洒衣襟，因为我修过它的跑道，这跟我有关！

所以在10年前，二战胜利50周年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二战我修飞机场》。这篇文章是台湾《中央日报》的约稿，后来占了一个整版。《中央日报》还加了个“编者按”，说是这篇文章让我们又回复到当时中国的艰难情景中，连小小13岁一个学童都要去修飞机场，可见国家、民族的危机之严重。文章发表后就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

有个名叫“林达”的美国女士，到成都后通过各种关系找我，最后由一个考古队的朋友带到我家里。她问我：“你是不是写过一篇文章《二战我修飞机场》？”

我说：“是的。”

她说：“你这篇文章是不是发表在台湾《中央日报》某年某月？”

我说：“是。”

然后她出示一张照片，一言不发盯着我。

我一看那是我最熟悉的Super Fort in Air[Super Flying Fortress？] ——“超级空中堡垒”B-29。我就告诉她“这是B-29，但是你们已经把它背上的炮塔拆掉了；它的腹部还有一个炮塔，像锅一样凸出来的也没有了。”

她说：“是的，是我们拆掉的。”

我说：“还有最重要的它尾舵上有一根天线一直拉到头部，你们这架飞机没有了。”

她说：“对，你说得完全正确！”

于是她才告诉我，说“我来找你是因为，我的父亲曾经从广汉机场驾驶B-29去轰炸东京，他读了你的文章后要我采访你。”我连说那时我还是一个13岁的孩童，也只是修了一个星期的机场。她说你把当时关于美国飞行员的各种所见所闻都讲讲吧。我说好，我来讲讲。

于是我就把当时所见美国飞行员是什么样子给她描述了一下，还有他们指着几个在河边洗衣服的中国妇女说的一句话，虽然我学过一点英语，但他们的口语还是听不懂：There are “微敏”，There are“微敏”，这“微敏”是什么？结果原来是我读英语读成的那个“窝门”，W、O、M、E、N“窝门”，就是“女人”。然后我又告诉她有美国地勤人员被炸死。是怎么回事呢？被中国人炸死的。因为美军把炸弹堆放成金字塔样，有一面靠墙，没有任何防备,什么人都可以进去。那些贼就要去偷炸弹——炸弹是没有用的，但炸弹里面有一样东西很有用，就是把撞针卸下来有一圈用最好的锡制作的保护圈，这些中国贼看中的正是它。他们把撞针卸下撬走保护圈，然后再一切恢复原样，那炸弹一样可以炸。在这些中国人的观念里觉得没有什么关系。这就跟契诃夫小说里的农民是一样的，把铁轨的螺栓撬下来拿走了，法官问他“你知不知道这样做会造成火车出轨？”那个农民说“俺没有那么傻！俺晓得隔好远才取一根螺栓，怎么会出轨！”结果有一次美军用吉普车运炸弹，有一颗炸弹爆炸就炸死四名美军。就是这样都没有说要把中国贼抓出来枪毙。后来都没有追查，美国人算了。这些事情她都一一记录下来。我又告诉她修机场是怎样铺石子，我们小孩怎样做、怎样补，美国军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竖大拇指“顶好，顶好”……所有这些她都记了下来。

林达回去一年后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美国有一个“B-29 协会”，美国全国还有400多个B-29飞行员在，他们要建立一个B-29纪念馆，美国政府给了他们一架飞机，相片上那架就是。这个纪念馆中心砌了一个台子安放这架B-29，周围砌墙用的每一块砖上都刻着一个名字，凡是跟B-29有关的人员——飞行员、地勤人员等等全都有份。她父亲说“那个13岁的年轻人为B-29修过跑道，我出钱！”她父亲出钱订了一块砖，上面用英文拼的是本人“流沙河”的名字。

这件事使我深深感到美国人的认真。比较起来，有位志愿军战士对我说他们重新到朝鲜去，他战友的墓已经非常潦倒，有些早被朝鲜人挖了。这就是“亲兄弟”，“鲜血凝成的友谊”；而那个是“帝国主义”，别人还记得起太平洋这边一个13岁的娃娃，修过7天飞机场！

这就是我今天要说的两件事。一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是勇敢的；第二，美国人是我们的朋友。今天我要告诉在座各位的只有这两件事，其他的道理我讲不清。我讲得拖沓占了大家时间，对不起。

2015-10-29 11:17

江棋生：说说文革这面镜子

说说文革这面镜子

江棋生

前不久，我在自己的一篇题为“成也智者，败者智者”的文章中，提到了引力波激光干涉仪中的人造蓝宝石镜子，并细聊了有人在面对玻璃镜子时出现“镜前盲”的故事。此外，人们还应当听闻过，自然科学领域中还有一些别的镜子，如棱镜，牛顿用它将白色太阳光析出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光谱。又如引力透镜，它和引力波一样，是由爱因斯坦创立的广义相对论所预言，并已成为天体物理学中重要的研究工具。

而在中国的历朝史籍中，最为著名的关于镜子的高论，则出自唐太宗李世民之口。唐贞观十七年即公元643年，直谏大臣、谔谔之士魏徵病亡后，李世民亲往吊唁时流泪长叹曰：“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尝保此三镜，以防已过。今魏徵逝，一镜亡矣。”不过人们不难明白，李世民的话要能真正管用，有两个前提条件必须得到满足。一是镜子要合格，不能是假冒伪劣产品。二是照镜子的人要有比较好的知性品格，如不太虚荣，闻过不恼，不逃避难堪甚至残酷的事实等；最起码须做到一条，不能耍赖皮诿过于镜子。在这篇短文中，我将只议及第一个前提条件，且只谈文革这面镜子，说说它的不合格，不平整；并将强调指出，官方打磨的文革镜子，远非合格，远非平整。

中国的文革，50年前发动，40年前结束，史称十年文革。华东师大的王海光先生说：“在拨乱反正时期，胡耀邦组织中央党校进行三次路线斗争大讨论时，曾要大家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在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会发生文化大革命？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也还没有给出一个合格的答案。”（王海光，从“彻底否定”到“彻底反思”，《炎黄春秋》2016年第3期）王海光说的，是句大实话。然而关于文革，又有什么是已经给出合格的答案了呢？首先，关于文革的定性，有合格的答案了吗？其次，就是王海光提到的毛泽东为何要发动文革，以及毛为什么能发动文革，迄今尚无合格的答案。此外，还有所谓“人民文革”，这种立论能站得住脚吗？……

在文革结束五年之后的1981年，中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给出的文革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王海光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没有提及文革定性问题，自然也就没有对官方的上述定性作出是否合格的评判。我认为，上述官方的文革定性是明显不合格的。根据我对文革史实的认知和对文革的多年反思，我愿意提出自己对文革的定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毛泽东蓄意发动，并精心利用林彪、江青及其他各色助纣为虐者，将极权统治推向极至，从而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的浩劫。我相信，这样的定性比官方的定性更符合历史的真相。

毛泽东为何要蓄意发动文革呢？我的看法是：自骇人听闻的大饥荒、人相食事件发生以后，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毛泽东，真切地感知到各级官僚听命于他的程度在下降，明确地获悉他被有限架空的事实在增加；特别是，在1962年1月举行的七千人大会上，被他视作接班人的刘少奇破天荒地和他公开唱反调、批了他的逆鳞之后，绝大部分与会者不仅当时没有与刘划清界限，以后也比较认同刘相对务实的经济政策主张。尽管毛十分清楚，刘少奇决不会也决不敢公然篡权，将他赶下台，但是，刘对他乌托邦治国理念和模式的有限修正和偏离，以及由此带来的刘个人威望的提升，都是他决不能容忍的。同时，由于担心用传统方式扳倒刘少奇等一大批人会留有后患，自称“秦始皇加马克思”的毛泽东遂决心采用非常手段。而一旦堪称人类政治史上一绝的非常手段——“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获得成功，毛本人将会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无可争辩地赢得他所渴望的超越斯大林的历史地位。

毛泽东又为何能发动文革呢？我认为，理由主要有四。第一，由于大搞个人迷信，毛在中国极权社会中的地位至高无上。第二，经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系列战略运作，毛要“政治正确”地给刘少奇等人扣帽子、打棍子，难度已不大 。说他们“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就由同事和战友，变成了敌人和坏人。第三，文革发动前夕，毛有步骤地先后取得了林彪和周恩来的首肯，这种首肯缺一不可。第四，毛清楚，极权制度下的各级官僚体系在不同程度上被民众所怨恨。

在文革中，尤其是在1966年至1969年的三年中，尽管有意料到的和出乎意料的阻力、反抗和曲折，毛泽东基本成功地将个人迷信搞到极至，将“封资修”文化催残到极至，将传统的政治贱民及知识分子迫害到极至，将整人和大清洗进行到极至。而这些，都是通过愚弄和玩弄平民达于极至，将践踏人权和人的尊严达于极至来实现的。

在文革中，还有一个重要现象是决不能加以忽视的，那就是，在1966年到1971年的五年中，拥护文革、奉旨造反的人受到来自官僚体系、军方和毛本人的多次镇压和清算。首先是1966年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搞第二次反右。接着是1967年2月由“支左”军方搞二月镇反。再者是毛从1968年夏秋开始搞“清理阶级队伍”，最后是毛于1971年搞“清查五·一六”运动。毛搞文革，不能没有奉旨造反的人。但是，毛搞文革，决不是要拔除官僚体系；他只是要对其进行一番强力冲刷，使其乖乖听命于自己而已。在目标差强人意地达到之后，毛就毫不犹豫地革造反派的命了。而邓小平、陈云等人，更是绝对容不下文革造反派。所谓“三种人”被彻底清洗和清算，并永不叙用，就是最好的证明。

那么，除了毛的“官方文革”之外，是否还有一场“人民文革”呢？有人说：1966年至1968年的两年中，有些民众乘机起来反官僚、反特权，追求自身利益，讨还一些公道，这就是“人民文革”。对此，我难以苟同。应当承认，上述历史事实的确存在。但是，它只是一个小插曲。而人们在同一时间段内，被毛玩弄于股掌之中去奉旨造反，[1]将各级官僚扣上“刘少奇代理人”的帽子，对其进行政治指控和政治迫害；横扫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文攻武卫、互掐互撕，乃是主旋律。二者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在毛泽东心目中，文革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尽管他迫于老迈力衰，越来越守不住文革的成果，压不住人们对文革的非议，且亲眼目睹了四五天安门运动反文革的怒潮，但他至死认定文革的“政治正确”，并曾放言：文化大革命七、八年再来一次。然而，1976年9月毛病逝之后，作为极权统治极至形式的文革，就再也绷不住，再也撑不下去了。中国很快回归极权统治的常态形式，此后，更是一步步向后极权演化……

一篇短文，话题却有点大，只能“宜粗不宜细”了。但是，经此勾勒而得的文革镜子，比起官方兜售的货色，无疑要合格和平整多了。镜子合格了，再加上合格的知性美德，以史为镜就有了恰当的前提。就当下而言，若要将“习近平想搞第二次文革”、“新一轮文革已无可避免”和“十日文革”等等说法拿来辩识一番，看看其是否真有道理，就近乎洞若观火了。

在我看来，在政治上，习近平绝不是“中国力挺普世价值第一人”，[2]而是铁了心要和普世价值对着干的人。但是，习没有必要、没有图谋、更没有可能去发动第二次文革。习效仿毛泽东抓权、集权和强化个人权威，不是为了再次发动文革，而是为了全力维稳，为了在后极权的新常态下，尽可能延长一党专政的寿命。在执政风格和执政手段上，他的确明显有别于胡锦涛苟安自保式的“击鼓传花”；他是有心要玩出一些“中兴”气象和名堂来，再把那朵一党专政之花往下

传递。习真正念兹在兹的，是反对宪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不动摇”，而不是怀揣中国梦、遥追毛泽东，时隔40年后，在明知相当多的中国民众已然难于被忽悠和驱使的时代情势下，将邓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扔到太平洋里，再去搞一场习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

再说了，退一万步讲，习如果真的要搞第二次文革，又岂能如孩童们玩“过家家”一般，说来就来，说不行就拉倒？毛泽东从1962年1月被刘少奇的发难气得够呛，到1966年5月正式发动文化大革命，其间有长达4年多的处心积虑和老谋深算。史无前例的文革开始后，毛直到1971年林彪事件后，才首尝灰头土脸之感。但是，他以后又将文革一直撑到其生命终了之时。如今，十分奇葩的“十日文革说”认定：习的文革从批任志强开始发动，到中纪委发文把其浇灭，区区十天之内无疾而终。如此早夭的原因是，习近平反文革的政治局同僚们将其给生生掐死了！

眼下倒是不兴“妄议”，但，戏说无妨。不过，再怎么戏说，也得多少讲点逻辑吧？习近平上位三年多来，至今连“核心”都还没当上，他又有什么资格乾纲独断地去发动文革呢？

注释：

[1] 1973年冬天，我曾去金立群插队的常熟白茆公社与他相聚，也曾与他相约于常熟城里小河头30号邵墨寅家中，开怀畅聊。 当时，我们都是插队知青，但早已开始私下妄议中央，妄议文革。 我至今清楚记得，金立群有板有眼地说道：别看毛主席让底下搞得天翻地覆、鸡犬不宁，他实质上是让民众在他的鸡罩罩里造反而已。

[2] 焦国标语，我作了浓缩。焦国标于今年2月28日说的原话是：“我是双拥模范，一拥习，二拥普世价值。有人说二者不太吻合。我说你的上下吻还不完全合呢。当今中国，习是通往普最近的人了。谁能给俺推举一个比习离普更近的人？你推举不来。所以您哪，就将就些吧。”国标是个痛快人，不惧怕说出他的观点；我也终于，忍不住点了他的名。

                              2016年3月18日至20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3月21日播出）

江棋生：追忆恩师黄顺基先生

追忆恩师黄顺基先生

江棋生

2016年4月17日17时39分，我的恩师、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黄顺基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时，我正在常熟陪护住院治疗吸入性肺炎的百岁老母亲。我未能见先生最后一面，也没有送先生最后一程——我心中的悲憾和隐痛，将注定郁结难散，挥之不去。

先生的遽然仙逝，着实令我深感意外。先生虽年逾九旬，但精神矍铄，行走自如。今年是文革发动50周年，3月21日晚上，我将自己对文革的反思——《说说文革这面镜子》一文发给了先生。3月22日，我启程回老家。在到达家乡的第二天，我便收到了先生发给我的电子邮件，并附有他十万零六千字的一篇超长论文。这里，我想应当如实照录先生的电邮如下，尽管其中有先生对我的过奖和点赞：

棋生：

对文革的认识与评价，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您从切身的经验提出很有参考价值的看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在研究，兹将拙文寄上，请您提出不对的地方，在学术上我们是平等的。您为人的品格是真诚、真实，知无不言，即使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仍然顽强地保持赤子之心，这是我对您一直怀有敬佩之所在。

                                    顺基

                               2016年3月23日

而先生的长文，是一篇专门分析毛泽东政治遗产的学术论文。清明节刚过，我就在电脑上作了认真的初读，并对文中的有些见解形成了自己的商榷意见。我打算5月份返京后即去先生家，与素怀学术平等之心的先生当面交换看法。我真的万万没有想到，收到他电邮仅25天之后，慈和、淡然、睿智的恩师竟驾鹤西去，从此与我天人永隔，不能再聚！

先生在电子邮件中，用“您”来称呼我，这让我觉得很不自在。但是，先生对为人应真诚、真实的肯定和推崇，实在是他一向抱持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我此生决不会相忘的是，28年前的1988年春天，我在报考他的博士研究生后，在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和他初次见面时的情形。当时，他对我的工科背景特别感兴趣，以及对我能通过博士生考试抱有明确的信心，这两条使我印像深刻。然而，令我十分感动且印像最深的是，当我坦言自己的档案中“不干净”，说明有人诬陷我而我不愿违心认可所谓“事实”，因而被北京航空学院取消预备党员资格一事后，先生平和、清晰地对我说：如果你说的是事实，那么，我赞赏你做人要老实的态度。而且说实话，你当年是一名中学生，即便有那样的事情，也真的算不上什么事。你快40岁了，不为世俗潮流所动，还这么有志于读书和科研，这是很难得的。我个人很期待你能来人民大学，和我一起从事科学技术哲学的研究工作。

博士生导师黄先生的认知，似一袭心灵的春风，使我倍感欣快和气爽，也让我思绪良多，感慨不已——在对待同一件事情上，先生的与人为善和实实在在，与北航张连波、李小峰等政工干部蓄意整人的“左”态，适成云泥之别！事情要从1981年秋天说起。当时，我被录取为北航五系空气动力学专业硕士生后，常熟有位叫王满珍的中年妇人出于可悲的派性，花8分钱邮票将一封诬告信寄到北航。由于我面对指控据实辩解，就被认定为“态度不好”。随后，北航校方以“否定文革”为由，派人到常熟外调，专挖我这个当年的高中生干过的“坏事”，不听、不录对我的客观、公正评价，甚至训斥、威胁坚持实话实说的我的中学校友，更不信我自己所作的多次如实辩诬。尽管如此，1982年4月，五系研究生班党支部还是一致通过了将我的预备党员按期转正的决定。然而，五系党总支采用压下不批准的方式，把我的预备党员资格延长一年。一年之后的1983年4月，五系研究生班党支部再次投票，又一致同意我由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这时，如果依据所谓的党章，北航党委和五系党总支只有一个唯一的选择：要么同意我转正，要么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然而，那些共产党员们视党章为儿戏，既拒不让我转正，也不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于是，从1983年4月到1984年4月，我又当了一年预备党员。累加起来，我一共当了三年预备党员，交了三年党费。从1983年4月开始，我边撰写硕士学位论文，边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据，骑着自行车到《人民日报》社、中组部上访，又给刘宾雁、习仲勋寄挂号信，控告北航党委公然违反党章，要求有关部门加以严肃纠正，但都无济于事。到1984年4月，我的研究生学业快结束了，北航终于作出取消我预备党员资格的决定。然而，根据所谓党章，这是完全无效的决定。对这一点，我想前不久于新婚之夜抄写党章的奇葩夫妇，无疑是再清楚不过了。

我在这里插叙这样一个故事，决非因为我要北航现在给我来个“平反”——通过承认上述“决定”之无效，从而于32年之后，给我补办转为正式党员的手续，使我光荣地成为一个具有35年党龄的共产党员。今天，我要从心底里说：这种恶心的“平反”，还是见鬼去吧！我叙说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除了表达对黄先生深深的感恩之情外，还要佐证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官方所谓“否定文革”，只是否定文革的极端形态，而决不是否定权力凌驾于权利、党性高踞于人性之上的一党专政；官方也决不会因“否定文革”，就会把实事求是真当回事，就会喜欢起真诚、真实做人的公民来。

北航之“左”和按潜规则行事，不仅表现在破天荒地让我当了三年中共预备党员一事上，更表现在：当我于1984年春夏报考博士研究生时，竟无情刻薄地对我亮起红灯，不仅不准我报考北航的博士生，也拒不在我领回的中科院力学所报名表上盖章。此外，北航之“左”，还直接导致航天工业部701所的人事部门正式发函，将按分配计划前往报到的我断然拒之门外。对此，我的硕士生导师，中科院学部委员、时任701所所长的庄逢甘教授，也只能徒呼奈何。我的毕业分配被“因故”搁置了8个多月后，由于时任清华大学分校校长和副校长的罗林、裴珉老师的开明和担当，1985年春天，我得以进入该校任教，并担任学校科研科的科长。进而于1988年春天，他俩及谭浩强副校长又大度地同意我报考人民大学的博士生，遂使我此生有幸与黄先生相识、相知，并结下了让我铭记终生的师生情缘。

我至今历历在目的是，1988年初夏，在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还没有发出之前，黄先生就让我参与《科学革命史》一书的译稿校阅事宜。[1]1988年8月下旬，又派我出席在清华大学举行的“国外科技领域的学术思想对我国青年学生的影响”研讨会，我在会上宣读了自己的文章：简评《熵：一种新的世界观》。[2]1988年9月上旬入学之后，我又很快与徐辉、何立松、陈振明、欧阳志远、方克等学长学弟一道，参与写作由黄先生领衔著述的书。

在先生和我的师生情缘中，最为难能可贵的，当属我投身八九学潮和民主运动及被当局严厉打压后，他对我的理解、信任和一如既往的期许。1989年5月上旬，我和徐辉当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代表；5月下旬，我又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并分管自治会的广播站《北京之音》。尽管先生为此承受了不小的压力，但他平静地对我说：你自己独立判断，按内心意愿行事。而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是，1989年6月4日阴云凄布、哀乐四起的上午，我在人民大学校园中路遇先生。他问我：“他们真的开枪杀人了吗？”我说：“是！”，随即，从不骂人的先生怒骂道：“真是法西斯！！”——先生对反人类的六四屠杀之谴责，将永远定格在他一生真实的历史中。在1989年8月的全校恐怖性清查活动中，先生和吴树青的做法迥然不同，他从不压我或劝我违心地认错。三个多月后的1989年9月9日，性格使然、不愿违心认错的我，终于被当局恭送进了位于昌平小汤山的秦城监狱——一座筑有多重高高院墙和森森铁门的特殊监狱。1991年春，我走出监狱回校后，先生毫不含糊地要我着手博士论文的开题准备工作，并安排我与他新招的博士生刘戟锋、高策等会面。然而，1991年六四纪念日刚过，人民大学校方就按既定方案，缺席宣布开除我学籍，并迄今未将开除决定送达我本人，更从未在校园中将其公示。估计又是把它偷偷塞进我的档案袋里去了！而我的档案袋，至今仍被捂在中国人民大学档案馆中。

我的博士生学籍被开除之后，先生特意把我叫到他的家中。在师母为我沏上绿茶后，先生动情地对我说：你是我招到的最好的博士研究生之一。今后，你恐怕不会有博士学位了，但是，在我的心目中，你的分量很重。我相信，你今后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潜能和应有的人生价值。当天，先生和师母像对待亲人那样，留我吃了师母下厨做的中午饭。

在1991年之后的岁月和风雨中，我和先生保持着师生间的正常联系。2003年5月我又一次走出监狱之后，我开始将自己的文章发到先生的电子邮箱中。这些年来，除逢年过节我一定打电话问候先生和师母外，2005年6月先生八十大寿庆典前夕，我登门看望了他。2015年6月16日，在先生九十寿辰纪念日前夕，我又造访了静园17楼35号先生简朴至极的陋居。我摁下门铃后，88岁的师母开了门，她朗声笑着说：小江，江棋生，热烈欢迎你！先生快步迎前和我握手，然后一起进他的书房落座。师母是江阴人，算是我的半个老乡，她快人快语对我说：你是黄先生招到的很聪明的学生，可惜受打压。先生接着缓缓地、一语中的地说：打压人才，听不得真话，是制度原因。我对先生和师母说：我带来了我的三本书：《看守所杂记》、《一生说真话》和《点燃良知的烛光》，我可没有虚度光阴啊！先生和师母都笑了，先生对我说：你一点也没虚度！而且，你的心态一直都不错。接着，我简单介绍了我的《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说它将会在近期公开出版。这时，师母大声对先生说：你站出来为刘合群大夫的研究成果写了文章，现在应当为江棋生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写文章啊！他敢于挑战杨振宁、李政道，你的学生真不简单哪。先生笑着答道：我不懂啊，要是能懂，我早写了！先生还说：我的物理学知识，还是抗战时期在桂林德智中学读书时，许良英先生教我的。棋生你很清楚，许先生为人耿介，一生屡遭打压啊。那天，先生和师母要留我吃中午饭，我婉谢了。临走时，先生回送我《黄顺基文选》，并在扉页上亲笔签了“江棋生存读  黄顺基  2015年6月16日”。

这样的先生，可亲又可敬。

先生一生中让人敬重的地方，不光是他于1957年32岁时，就公开发表与前苏联学者观点相左的关于形式逻辑的文章；不光是他写出了《大杠杆》、《大动力》、《大协调》和《科学技术哲学导论》等具有突破性创见的著作；也不光是他成为学界公认的“以大尺度的时空跨越对本学科作了如此系统深入研究”的学术带头人。在当代中国，先生尤为让人敬重的地方，是他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辉，是他的正直和良知。

先生长逝矣，但案头的《黄顺基文选》却直让我觉得，先生就在我的身边！这几天来，我忍不住一再翻阅先生的《文选》，在脑海中不断重温先生的音容笑貌。说来也巧，《文选》第一页上的第一幅彩照，纪录的是先生1988年登泰山的身影。正是那一年，在和我初次见面时，先生像朋友一样，用质朴、亲和的话语，给我的心田送上一片融融暖意。而《文选》第一页上第二幅彩照所映现的，又刚巧是先生1991年伫立于阳光下的莫斯科红场。正是那一年，在我被人民大学开除学籍之后，先生像知音一样，用深情、励志的话语，使我感佩，使我动容。

这样的先生，永远在我心中。

有道是，人生如棋。棋生啊，棋生，平生得此恩师，你可知足？

 

注释：

[1]《科学革命史》为美国I·伯纳德·科恩所著。此书由黄先生的女婿、北航的杨爱华老师组织翻译，于1992年2月由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1992年9月29日，杨爱华请竹立家先生将《科学革命史》中译本送交于我，书的封面上印有：校者  黄顺基 江棋生

[2]1988年12月上旬，我将《简评》一文请方励之先生的嫂子、北航的蔡德麟老师送达方先生。1988年12月17日，方励之先生在读过我的上述文章后，写了下面一段话：有引力情况，热力学的一些概念可能不适用，并不是最近才知道的，几十年前的一些教科书中即已讲到。有引力的情况，并非有什么“熵减小定律”，而是局部熵概念失效，就像有引力对能量、密度概念也失效一样。更根本地说，在Planck时间以下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则熵亦失效，因为熵本质是时间箭头。关于这一系（列）问题物理学中的分析，请参见我所引的各种文献。

                                  2016年5月23—25日 于

                                        北京家中

（自由亚洲电台5月26日播出）

《滾石》雜誌王牌編輯VS.蘇珊桑塔格：寫作與性別意識

《滾石》雜誌王牌編輯VS.蘇珊桑塔格：寫作與性別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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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左：Jonathan Cott。取自rachelpapo.com
圖右：Susan Sontag。取自observer.com/

※訪談人強納森．科特與桑塔格相識多年，曾為師生。一九六七年科特初任職《滾石》雜誌，基於求學時期對桑塔格之仰佩，及生活中與其不時之巧遇，他一直希望能代表《滾石》雜誌專訪桑塔格。構思良久之後，科特於一九七八年正式向桑塔格提出訪談邀請。當時，桑塔格經歷多起人生大事：乳癌手術、攝影學名著《論攝影》出版、開始撰寫因罹癌所觸發的疾病思索經典《疾病的隱喻》。前後兩次訪問分別於巴黎、紐約完成。一九七九年，該訪談由《滾石》雜誌刊出，限於篇幅，僅刊載三分之一。二○一三年，科特終於將這篇桑塔格遺世唯一訪問完整集結出版，呈現給每一位喜愛思考、熱愛桑塔格的人。

桑塔格辭世已十二年。且讓科特這位遍訪重量級人士的提問高手，引領讀者重返那段機鋒迸發、智采飛揚的談話時光。哲人已遠，談興猶旺。

問：在某種意義上，哭泣與耳語（cries and whispers）──借用英格瑪．柏格曼的電影片名──長久以來都被認定為專屬女人所有，而非辯證思考。

答：在我們的文化裡，哭泣與耳語屬於感覺的世界，因為男人的世界被定位成一個行動、力量、有執行力、公平無私的世界，女人因而成為感覺與感性的容器。我們的社會將藝術視為基本上具女性氣質的活動，但以前並非如此，因為過去男人很少以壓制女性來定義自己。

長久以來我所從事的聖戰之一，就是反對思考與感覺的對立，這是所有反智觀點的基礎：心靈與頭腦、思考與感覺、幻想與判斷……我不信這是真的。我們擁有大同小異的身體，但想法截然不同。我相信，我們的思考受文化的影響多過於身體，這個世界的思想才因此豐富多元。我覺得，思想是感覺的形式之一，而感覺是思考的形式之一。

舉例來說，我寫出幾本書或創作出一部電影，但這些成品並不是「我」，而是某種事物的副本──那些成品是文字或影像或任何東西──有人以為這是某種純智識的過程。但大部分我所做的，其關乎直覺的程度，與理性不相上下。這不是什麼「理解是愛的前提」，而是愛一個人就會涉及各種思考與判斷，就是如此──那是生理欲望、性欲的智識結構。然而，將思想與感覺一分為二的想法，煽動人們懷疑他們本不該懷疑或滿足的事情，這種舉動帶給人們許多麻煩。

人們以這種方式了解自己，似乎非常具破壞性，也帶來極大罪惡感。關於思考與感覺對立、心靈與頭腦對立、男女對立的這類陳腔濫調，都發明於當人們相信世界正朝著某個特定方向，也就是走向技術統治（technocracy）、理性與科學的時期──但之所以會出現這些說法，是為了抵抗浪漫主義價值觀。

蘇珊桑塔格

書名：《我不喜歡站在起點，也不喜歡看到終點：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作者：強納森．科特
譯者：黃文儀
出版社：麥田
出版日期：2016年4月30日

問：波特萊爾在《惡之華》的〈高翔遠舉〉（Élévation）詩中寫道：「我的精神，你活動輕靈矯健，彷彿強壯的泳者／在浪濤裡心醉神迷，你快樂地乘浪前進／在深邃浩瀚中，懷著難以言喻的、男性的喜悅。」這首詩連結了思考與感覺，以及專屬「男性」的意識與性。然而，最近我讀到一篇關於法國作家埃蓮．西蘇（Hélène Cixous）的訪談，她在其中用了游泳的另一種意象。她說：「宣稱寫作中不存在性別差異，就是主張寫作僅僅是一種加工品。從你承認寫作源於整個身體的那一刻起，你必須承認它複製了一整套衝動，以及對情感表達與快感的不同處理方法……在寫作中，比起男性特質，女性特質會產生更強烈的持續影響。這就好像女性有能力長期潛在水底下，若非需要絕不會浮出水面換氣。結果就創作出一種令讀者喘不過氣來的文本。但對我而言，那完全符合女性的官能性（sensuality）。」

答：西蘇早先在巴黎大學擔任英語文學教授，寫過一本關於喬伊斯的書，如今公認為法國執牛耳的女性作家之一。她顯然自認為女性主義者。不過，我得說，她這番話毫無道理。你將波特萊爾與西蘇對比是很有趣的，但我想那些意象隨你怎麼解釋都會導出你想要的結論。畢竟，波特萊爾曾說女人是自然的，因而可厭。他有非常典型的十九世紀厭女症，而你也可以從佛洛伊德身上發現相同傾向，比如，女人是自然，男人是文化（culture），彷彿女性是種有黏性的軟泥巴，會把人往下拉，而精神永遠都試著逃離肉體。

問：有趣的是，兩位法國作家都利用了以性別為基礎的詞彙，別出心裁地表達他們的看法──一個從厭女症的角度來談游泳與寫作，另一個則是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出發。

答：法國文化厭女到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我的意思是「女性的／陰性的（feminine）」這個詞，而不是「娘娘腔的（effeminate）」──「女性的」就是一個貶義詞。說某件事物「陰性的」，就是貶義，無論是指作品、活動或是人──假如那個人是女性，那就只是一個非常狹義的性別涵義。男性的（masculine）表示強壯，女性的表示軟弱。

問：但大多數我認識的法國女人都非常強勢。

答：這個嘛，這也是一個出過聖女貞德的國家！我在印度時曾問過英蒂拉．甘地，女性擔任印度總理的事實是否代表印度人民對女性的看法有所轉變，也許人們覺得女性能力更好了。其實我已經知道她會怎麼回答，果然她說：「我擔任總理一事，並不代表什麼。這只說明我是一個特例而已。」同樣地，法國史上出現一位女性將領並不意謂其他人也會是聖女貞德──只是某些時刻出現一些異類罷了。

但讓我們回到你剛才提到西蘇的訪談。我非常不屑將任何事都貼上性別標籤，以至於你必須說喬伊斯是具陰性特質的作家，或他的寫作源於女性的性。我承認男、女性之間有「些許」不同，但差別很小──顯而易見，我們文化中一切事物所造成的差異更大。也許某些根本差異，源自於不同的生理機能、性器官。不過，我不相信有陰性（feminine）或陽性（masculine）書寫這回事。西蘇說，這肯定存在，要不然寫作只是在加工一項產品。在這個脈絡之下──而且如果我們被迫這麼說──我會說寫作「就是」在製造產品。我喜歡柏拉圖與亞里斯多德使用的古老類比，他們就將詩人比擬為木匠。

假如女人被認定她們必須書寫自身的感覺，而智識屬於男性，思考是殘酷和侵略性的事，那麼她們當然會寫出類型迥異的詩、散文或其他作品。但我找不到理由解釋為何女人不能寫男人所寫的，反之亦然。

  • 本文摘自麥田出版《我不喜歡站在起點，也不喜歡看到終點：桑塔格《滾石》雜誌訪談錄》

作者簡介：強納森．科特 Jonathan Cott

《滾石》雜誌特約編輯、資深撰述人。為該刊首位駐歐編輯，訪問過約翰‧藍儂、巴布‧狄倫、伊莉莎白‧泰勒、李察‧吉爾、法蘭西斯‧柯波拉、尚‧呂克‧高達、亨利‧米勒等藝文界知名人士。作品散見於《紐約時報》及《紐約客》。

2016/5/29刊於聯副

纽约文革图片展落幕，李伟东论为何反思文革

纽约文革图片展落幕，李伟东论为何反思文革

 
 
 美国之音

2016.05.25 02:39

一场文革图片展今天将在纽约落下帷幕，这场展览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前往观看。展览的撰稿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的负责人李伟东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李伟东说，讨论和反思“文革”在中国大陆一直是被禁止的，虽然网上有各种讨论，但是从来没有一个全面的反思和思考的过程。所以一年多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举办一场图文并茂的详细回顾展览。这场展览是全景式的，共分六个部分，分别详细介绍了高层间的内斗、对人民生命的威胁、经济和文化的破坏以及基于领导人自身意愿的所谓乌托邦等。

李伟东说，整体展览效果目前来看非常好，达到甚至超过了原来预期的效果。到昨天为止，参观人数已经超过了500人，也接到了一些巡展合作的意向。观众大部分为中老年的华侨，也有一些年轻人和非华裔观众。展览也激起了一些亲身经历过文革的观众的惨痛回忆。

李伟东还表示，这场展览期望通过展示这些十分惨痛的图片和历史，激起人们对过去的反思，从而将大家从文革的牢笼中解脱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自由人。要想达成和解，必须要先了解真相。

附：李伟东《我们为什么要反思文革》

李伟东

我和张博树、荣伟是这个图片展的主要策划人和执行人，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今天终于揭幕了。这是我们的荣幸、我们的机缘，也是历史的必然。说是历史的必然，是因为我们三个人年龄都差不多，我们都经历了那场惊天动地的、至今都难以忘怀的浩劫。之后我们又经历了几十年的思索，这是我们一生都挥不去的梦靥，长久长久地困扰着我们，这是我们民族深处的一个伤疤和伤痛。说伤疤是不对的，因为它从来没有结疤，一直都在流血，一直在流出各种各样的毒素。文革虽然过去了40年，但是文革并没有真正结束，文革这件事还没有画句号。我们至今没有像德国人民那样可以幸运地告别纳粹时代。他们通过自己深刻的反思，深刻的自我忏悔，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欧洲重新站立起来了。

中国仍然背负着文革的包袱，至今不能真正地站起来。我说的站起来不止经济上，也不止国家的外貌形象，而是指整个民族人格和心灵的升华。中国人仍然被深深地锁在文革的牢笼之中。

纽约举行文革图片展（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纽约举行文革图片展（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所以，在今天文革50周年之际，我们要把这个牢笼的门打开，我带领大家，我们整个机构带领大家，重新走进去，像浮士德一样重来一遍炼狱之旅，重新感悟一次极权专制和人性的普遍之恶。希望我们从这个牢笼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是一个完完全全吐尽了狼奶的、解除了文革毒素的真正自由的中国人。

这是我对于文革图片展这件事的真正的期待，也是做这个展览的最本质的初衷。

纽约文革图片展与会者合影（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纽约文革图片展与会者合影（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文革结束40年之后，大家都觉得毛泽东当年说的“七八年再来一次文革”，以及刘晓庆主演的《芙蓉镇》里王秋赦最后敲着破锣喊：“文革了，运动了！”是一个远去了的声音，一个遥远的魔鬼时代，一个永远不会再来的灾难。

但是不幸的是，近两三年以来，我们看到的是，那个魔鬼又重新乔装打扮，穿上了某种更加华丽的衣服，悄然重返历史舞台。而且还有很多人在为它欢呼、替它叫好。他们不是忘记了那场灾难，他们是认为那场灾难很值得，甚至认为那场灾难是中华民族的一种荣幸，或者是他们的幸福。所以才有若干知青说：“我们青春无悔”，还有若干人说：“如果没有前30年毛主席带领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我们就没有今天”云云。这样一些模糊的认识在中国人的族群当中、在新闻媒体的宣传当中，仍然是天天都可以见到。

今年三月份的两会之前的10天，就发生了被海外的史学界、政论界评论为“10天文革”的事情。报纸、电台等媒体对任志强和蔡霞教授连篇累牍的攻击，让我们仿佛回到了50年前，回到了1966年的文革。虽然那10天文革戛然而止，但其中的精神元素却仍在延续。

所以，在适逢文革50周年之际，我们有了文革卷土重来的感觉。这也是我们文革图片展创意中最初想到的。不仅要吐尽狼奶，我们还要想方设法避免文革卷土重来。

要想避免文革重来，我们就一定要文革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也是我们创意的初衷。

我们的图片展不去单独展览文革中的武斗，不去单独展览文革中的八个样板戏，不去单独展览文革中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不去探究某一个具体的领域、某一个省、某一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全景式地再现文革的全部过程，以及它的理论和现实中的逻辑。

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做到了，希望大家评判。这是我们的初衷，我们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我们把文革按照六大主线进行了梳理，每一个主线都给出了历史的对应图片组。按照现在网络流行的语言，这叫做“有图有真相”。

文革结束40年以来，网上有大量的图片，其中今天出席开幕式的李振盛先生，拍摄了大量的骇人视听的文革照片，已经在社会上流传多年，我们很多人都看到过。今天展览的图片中也使用了李老先生的十多幅照片。有很多著名图片都是他拍摄的，他亲历了那样一个残酷的现场。

但是这些照片在网上流传，大家看着好像觉得跟自己无关，那是一个很荒唐的事情，过去就完了。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把它们重新集合起来，全方位地再现那场灾难是如何发生、如何演变、直至如何被迫终结的，以及今天它还有什么样的毒素在毒害着我们。

刚才说到，这次的图片展包括六大部分，通过这六大部分我们总结了文革的全过程。这当然是我个人的一个理论探索，也得到了两个学会的领导以及若干朋友，包括参与我们整个团队运作的王书君、吴称谋等朋友的赞许，也得到了徐友渔老师、黎安友教授的若干指点。但这个理论毕竟是我个人的，所以我在这里简单阐述一下。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

文革的发动首先是毛泽东为了维护他那皇帝一般的权力和更换接班人。因为他在1959年大跃进失败后，遭遇到了党内的挑战。虽然我的文字中写道他仅仅是遭遇了“轻微的批评”，但是他仍然认为自己的权力遭遇了严重挑战。他认为党内挑战他的人像挑战斯大林的赫鲁晓夫一样，对他具有那样一个程度的威胁和他死后有被“鞭尸”的可能。所以他把党内的二把手刘少奇说成是党内的赫鲁晓夫、埋在身边的定时炸弹。他要提前把这个定时炸弹引爆，他要更换他原来选定好的接班人，换上他更放心的更符合他的乌托邦梦想的接班人，保住他那皇帝般的权力和死后的地位及梦想的传承。保权和更换接班人是他发动文革的最重要的初衷之一。

还有一个初衷，就是他要按照他从马克思到斯大林学来的那一套乌托邦理想来改造中国人的人性，改造整个中国社会。

所以文革发动之初，有两个重要的主线——一个是毛泽东要保住权力，包括更换成更可靠的接班人；第二个主线是要继1959失败之后再次强行推进他的乌托邦梦想。所以我们第一部分用黄色背景，象征着中国的皇权时代，皇帝的权力，展示了整个文革的高层内斗。从它的发端到最后结束，从最初的海瑞罢官，到毛泽东去世、所谓粉碎四人帮，到十一届六中全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整个第一部分都是高层内斗，这是文革最主要的一条线索。

第二部分，毛泽东虽然发动了这样一场为了保住他的皇权以及改换接班人的运动，但是这场运动同时伴随着对底层民众的疯狂的大屠杀。所以第二部分叫做“无产阶级专政大屠杀”，颜色的选择是殷红的血色，因为已经不是刚流出的鲜血，但仍然是殷红色，还没有变黑，这个血仍然在流淌着，没有凝固。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大屠杀？因为毛泽东的乌托邦理想中包含着像列宁斯大林他们一样所有的共产极权者都过干这种事，即清除所有异议者，以确保进入他们的“理想国”的居民的精神纯度。只要他们建立了国家，无论是斯大林还是后来的波尔布特，还有其他的国家，他们都像普列汉诺夫评价列宁那样：“他为了把一半的人拖进他所谓的天堂，不惜杀掉另一半人”。用一个伟大的目标，一个伟大的说辞，他要杀掉另一半人。

他们事实上就是这样干的。从建政之初，他们就按照一个10%甚至20%的比例杀人。文革之前，他们屠杀了那么多国民党时代的军政留守人员，其实那些人都投诚了，投降了，想要为新政权服务了。但是又重新被挖掘出来，数以百万计的被杀掉；然后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富裕农民用地主的帽子或富农的帽子杀掉。因为他杀了这么多人，他又不放心，担心那些被杀的人的后人、他们的思想的认同者，还可能变天。所以自从他们建立政权以来，一直到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始终说有一种阶级敌人的力量、他们的后代、没有改造好的隐藏的阶级敌人、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天天在中国内陆捣乱。

他们不停地需要以多种运动名义来挖出这样的敌人，再把他们杀掉。所以文革10年中，他们用一打三反、用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等名义陆陆续续的又杀掉了几十万人。第二部分我们就展示这样的文革大屠杀，这是出自政权的主动屠杀。同时，毛泽东又挑动派系之间的武斗，这种派系之间的斗争又造成几十万的生命损失。

中共官方和民间的各种统计都认为，文革期间造成的人命损失最少有130万，最高有300万之多，同时造成一千多万人的伤残。这场大屠杀跟纳粹大屠杀比较，已经不相上下，而且持续屠杀了十年之久！一直到文革结束，1977年，还有很多人，我的图版上介绍了很多烈士，像史云峰，他们都死在文革结束之后。那时那个余毒、余威还在。

与会者向文革中的死难者默哀（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与会者向文革中的死难者默哀（美国之音方冰拍摄）

第三部分，砸烂一个旧世界。毛泽东要建立他的乌托邦世界，所以他要把旧的全砸掉，因而号召红卫兵破四旧。所以我用了白色底板，砸得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寺庙、所有的文化遗存、所有的书画……统统砸烂，大家可以去观察，大家对破四旧有印象。

接下来的三个部分全是在回顾毛泽东要建立的理想国，看看他创造了一个何等荒唐和悲惨的世界。毛式理想国第一部分，用了橘黄色的图板。他要所有人都像雷锋一样，无限忠于他，要所有人都像雷锋一样，对待阶级敌人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他认为雷锋才是是他的理想国里的合格国民。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把全体中国人民教育成雷锋，对所有人进行灵魂的重新再造。

毛式理想国之二。1959年，他搞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这样的疯狂运动失败了，但是他不服气。文革时他要建立一个更加高级的社会主义，即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的社会主义，最后搞得一片灰暗，直到经济崩溃。所以我采用灰紫色来描述。

这是他建立理想国的第二部分。人性上的理想国，经济上的理想国。

毛式理想国第三部分，输出革命。他要把这个革命引向全世界，要把全世界都变成一个红彤彤的世界。他要当全世界的伟大领袖。这部分我用了殷红的红色。他给日本、法国等很多国家都带来了文革的灾难。尤其是他们培养和培植、扶持，直到最后邓小平打越南战争还去挽救的那个组织——红色高棉。这个中共扶持的红色恐怖组织在柬埔寨屠杀掉了120万人(占全部人口的1/7)。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被屠杀掉了，屠杀殆尽。而这个组织就是毛泽东支持的，既出钱又出人又出武器。毛在北京接见红色高棉的头头波尔布特，夸奖他说“你们比我们做得好”。所以我说柬埔寨是文化大革命国际化的一个极品版。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中国可能就是柬埔寨。

这是我们的创意，当然最后一部分是供讨论的结论。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仅要回顾文革，揭示它的历史真相，这并不是我们最主要的目的。我们并不是要给毛泽东和中共开一个罪行的控诉会。我们是要平和的、理性地思考，认真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文革这件事，我们中华民族为什么如此多灾多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场惊天动地的浩劫，而且至今依然被掩盖着，不能探讨、不能思索。我们要找出它的发生机理，我们要避免它重来，我们要为中国的民主和法制以及宪政建设做出我们最基础性的努力。

最后说一句：不挖掉文革这个老根，中国没有未来！

(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修订)

来源：美国之音

四十嵗的 阿塞拜疆女記者卡蒂嘉.伊斯梅依洛娃（Khadija Ismayilova）獲緩刑

 
khadij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Khadija Ismayilova

25 May 2016 – The release of Azerbaijani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 Khadija Ismayilova on probation is a welcome step, PEN International said today. Khadija, who turns 40 on Friday, had been sentenced to seven and a half years in prison on trumped-up financial charges in September 2015, having been detained since December 2014. The remainder of her sentence has been commuted to a three-year conditional sentence. She will be subject to a travel ban and other restrictions. PEN International will continue to campaign for all restrictions against her to be lifted.

Global Action

PEN International will join the Sport for Rights campaign, which has coordinated a global action to mark Khadija Ismayilova’s 40th birthday on Friday, 27 May, in 40 cities around the world. Gatherings to mark her birthday will still go forward, and participants will celebrate Ismayilova’s release, call for her full acquittal, and call for the release of the country’s dozens of remaining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planned protests span 23 countries: Belarus, Belgium, Bulgaria, Canada, Croatia, the Czech Republic, Denmark, France, Germany, Georgia, Hungary, Ireland, Lithuania, Moldova, the Netherlands, Norway, Poland, Russia, Sweden, Turkey, Ukraine, the United Kingdom, and the United States.

Actions will take place in the following cities during the week leading up to Ismayilova’s birthday, with most events taking place on 27 May: Amsterdam, Antwerp, Berlin, Besançon, Bielefield, Brno, Bruges, Brussels, Budapest, Chisinau, Copenhagen, Dallas, Dublin, Groningen, The Hague, Istanbul, Kharkov, Kyiv, Laval, Leuven, Liege, London, Minsk, Moscow, New York City, Oslo, Oxford, Paris, Prague, Seattle, Sofia, Stockholm, Strasbourg, Tbilisi, Trondheim, Toronto, Vilnius, Warsaw, Washington, D.C., and Zagreb. Further locations will be revealed on 27 May.

Ismayilova’s supporters around the world will be tweeting using the hashtag #FreeKhadija. Protest participants will be sharing their photos on a global Facebook event page. The Sport for Rights campaign will be collating photos and information on its Facebook page and Twitter feed.

For more information or for media enquiries, please contact Holly Strauss, PEN International: Holly.strauss@pen-international.org or Sport for Rights coordinator Rebecca Vincent at rebecca.jane.vincent@gmail.com or +44 (0)7583 137751. Detailed information on each planned action, including individual contacts, can be found below.

Belarus

City: Minsk
Location: Virtual
Sponsoring NGO: Belarusian Association of Journalists
Contact: Barys Haretski, [email protected] or +375 17 2036366

Belgium

Cities: Antwerp, Bruges, Leuven, and Liege
Locations: Various
When: Antwerp 26 May; Bruges, Leuven, and Liege 27 May
Contact: Hasan Gafarov, +32 465 465 142

City: Brussels
Location: Place Schuman
When: 27 May, 14:00-16:00
Sponsoring NGO: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 for Human Rights
Contact: Simon Papuashvili, + 32 494 75 39 42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17698421948754/

Bulgaria

City: Sofia
Location: Presidential Building, 2 Dondukov Blvd.
When: 24 May, 14:00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699701296913195/

Canada

City: Toronto
Location: Nathan Phillips Square, 100 Queen Street West
When: 27 May, 12:30-13:00
Sponsoring NGO: Canadian Journalists for Free Expression
Contact: Duncan Pike, [email protected] or +1 (416) 515-9622, ext 262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73023823040827/

Croatia

City: Zagreb
Sponsoring NGO: Human Rights House Zagreb
Contact: Tina Đaković, tina.djakovic@kucaljudskihprava.hr

Czech Republic

City: Brno
Location: Moravske namesti
When: 27 May, 08:30
Sponsor: NESEHNUTI
Contact: Jaromír Němec, [email protected] or +420 775 264 711

City: Prague
Location: Staromestske namesti
When: 27 May, 13:00
Sponsoring NGO: Člověk v tísni (People in Need)
Contact: Adéla Pospíchalová, adela.pospichalova@clovekvtisni.cz or +420 777
787 968

Denmark

City: Copenhagen
Location: Københavns Rådhusplads (Copenhagen Municipality Square)
When: 27 May, 16:00-18:00
Contact: Güllü Djangirova, [email protected] or +46 760 06 06 64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05878306160544/

France

City: Besançon
Contact: Natiq Adilov, +33 6 67 06 68 49

City: Laval
Contact: Mahammad Mirzali, +33 07 82 04 34 44

City: Paris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When: 27 May, 11:00
Sponsoring NGO: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tact: Caroline Pastorelli, [email protected]

City: Strasbourg
Location: Place Kléber
When: 25 May, 16:00
Contact: Aykhan Mehin, +33 0605704239 or +33 0782484967

Germany

City: Berlin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Hubertusallee 43,14193 Berlin)
When: 27 May, 11:00
Sponsoring NGOs: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Germany
Contact: presse@reporter-ohne-grenzen.de

City: Bielefield
Location: Kesselbrink (Skatepark)
When: 27 May, 16:00-20:00
Contact: Jasur Mammadov Sumerinli, +49 1737990626

Georgia

City: Tbilisi
Location: Frontline Club Georgia
When: 27 May, 14:00-17:00
Sposoring NGO: Human Rights House Tbilisi
Contact: Nino Gvedashvili [email protected]
Link: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484889218367479/?notif_t=plan_user_invited&notif_id=1464119705505147

City: Tbilisi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V. Gorgasali str. 4)
When: 27 May, 17:00
Contact: Orkhan Mammad, [email protected], +995 592 80 76 83

Hungary

City: Budapest
Location: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When: 27 May, 12:00-14:00
Sponsoring NGO: Human RightS Initiative
Contact: Zsofia Viktoria Suba, [email protected] or +36 302192625

Ireland

City: Dublin
Location: Top of Grafton Street (Dublin City Centre)
When: 27 May, 12:30-14:00
Sponsoring NGO: Front Line Defenders
Contact: Erin Kilbride, [email protected] or +1 207 450 558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781121748691866/

Lithuania

City: Vilnius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Gedimino pr. 35)
When: 27 May, 12:00
Sponsoring NGO: The Barys Zvozskau Belarusian Human Rights House
Contact: Antanina Maslyka, projects.belarus@humanrightshouse.org or +370 674
60023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42722925826410/

Moldova

City: Chisinau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ul Kogelnichanu, 64)
When: 27 May, 11:00
Sponsoring NGO: Center for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in Moldova
Contact: Cornelia Cozonac, [email protected] or +373 6907022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990771947657854/

The Netherlands

City: Amsterdam
Location: Virtual
Sponsoring NGO: Netherlands Helsinki Committee
Contact: Harry Hummel, +31 703926700

City: Groningen
Location: Grote Markt
Contact: Kenan Kafarov, +31 610927558

City: The Hague
Location: Embassy of Azerbaijan, Andries Bickerweg 6, 2517 JP ‘S-Gravenhage
When: 27 May, 13:30-14:30
Contact: Efe Kerem Sözeri, [email protected] or +31 647063422

Norway

City: Oslo
Location: Egertorvet, Karl Johansgate
When: 27 May, 11:30-12:30
Sponsoring NGOs: Human Rights House Foundation, Norwegian Helsinki
Committee, Norwegian PEN
Contact: Berit Lindeman, [email protected] or +47 909 33 379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618329244989338

City: Trondheim
Location: Solsiden, Nedre Elvehavn
When: 28 May, 12:30-14:30
Sponsoring NGO: Amnesty International Midt-Norge
Contact: Tove Marie Paasche, +47 99 50 7125

Poland

City: Warsaw
Location: Prymasa Tysiąclecia Street/ Obozowa Street
When: 24 May, 10:00
Sponsoring NGOs: Helsinki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Polish Green Network
Contact: Dominika Bychawska-Siniarska, +48 504 080 152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624890487833420/

Russia

City: Moscow
When: 27 May, 14:00-15:00
Sponsoring NGO: Amnesty International Russia
Contact: Sergei Nikitin, [email protected] or +79032862559

Sweden

City: Stockholm
Location: Drottninggatan 90, Stockholm
When: 27 May, 12:00-13:00
Sponsoring NGO: Östgruppen, Amnesty
Contact: Maria Hamberg, [email protected] or +46 076-945650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020714951347053/

Turkey

City: Istanbul
Location: In front of the Sea Museum (Deniz Muzesi) near the Shangri La Hotel in
Beshiktash
When: 19:00 on Friday May 27th
Contact Minai Massimova (+905 442 560425)

Ukraine

City: Kharkov
Location: Майдан Свободи (Freedom Square)
When: 27 May at 16:00
Contact: Elmir Misir-zada, [email protected] or + 38 0932860944

City: Kyiv
Location: Virtual
Sponsoring NGOs: Euromaidan SOS, Center for Civil Liberties
Contact: Oleksandra Matviychuk, [email protected] or +38 0674 494839

United Kingdom

City: London
Location: Embassy of the Republic of Azerbaijan, 4 Kensington Court, W8 5DL
When: 27 May, 10:00-11:00
Sponsoring NGOs: Amnesty International, ARTICLE 19, English PEN, Freedom
Now, Global Witness, Index on Censorship, PEN International, Platform
Contact: Rebecca Vincent, [email protected], or+44 7583 137751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1573029016328670/

City: Oxford
Location: The Albion Beatnik Bookshop, 34 Walton Street, Jericho, OX2 6AA
When: 27 May, 17:30-19:00

United States

City: Dallas, Texas
Location: Klyde Warren Park (west side near children’s area – bring a picnic!)
When: 27 May, 19:00
Contact: Meredith Niezgoda, [email protected] or +1 972-693-4505

City: New York City, New York
Location: In front of the UN Headquarters
When: 27 May, 14:00
Sponsoring NGOs: Access Now, PEN America
Contact: Emil Ismayil, [email protected] or +1 917 714 2535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269877020023646/

City: Seattle
Contact: Katy Pearce

City: Washington, D.C.
Location: White House
When: 26 May, 12:00-13:00
Sponsoring NGOs: Amnesty International USA, ARTICLE 19,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rude Accountability, Freedom House, Freedom Now, 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Contact: Karl Horberg, [email protected] or 203-733-6378
Link: https://www.facebook.com/events/513531158847253/

来源：國際筆會新聞

社科院学者何方被举报“仇毛”

社科院学者何方被举报“仇毛”

 
 
九十三岁的何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的秘书。（public domain）

九十三岁的何方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闻天的秘书。（public domain）

 
 
 中国社科院退休学者何方近日被举报仇视毛泽东、主张民主社会主义等。何方对此予以反驳。此前，中共社科院党组曾发通知，要求对学位论文加强政治审查。

一则中纪委驻社科院纪检组的《函询通知书》日前在网上流传，引发舆论关注。该通知书要求何方对中央第一巡视组反映的有关问题“如实做出说明”。“有关问题”是指何方仇视毛泽东，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搞历史虚无主义等。

何方后对此进行了反驳，根据网上披露的全文，何方在回函中写道：“我的学术研究领域包含举报者涉及的三个问题，但举报者就这三个问题给我戴的帽子，不仅并非我的观点，还有对我实行政治陷害之嫌。”

何方指，他本人对民主社会主义本身并无专题研究和著述；毛泽东犯有错误，导致中国的发展进步与世界拉开了距离。把客观而严肃地讨论毛泽东的缺点错误及其影响，说成是“仇视”毛泽东，只能反映举报者居心不良；而他从未否定过建国后头30年的建设成就。

今年94岁的何方曾是张闻天的秘书，也曾担任中国全国政协委员，他还是《炎黄春秋》杂志的顾问。

《炎黄春秋》前总编辑杨继绳5月26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何方的所有言论都是公开的，对于举报者的行为感到难以理解，

“我 是比较了解这个老同志，93、4岁了，我对有人举报感到很奇怪。对一个93岁的老革命者采取这种手段我觉得不可思议。举报是阶级斗争年代才举报，举报就是 一种告密。何方的言论都是公开的、出版的，没有必要去告密。用这种手段，举报者就是邀功请赏。何方是研究学术问题，科学的学术问题。把他的学术观点政治 化。”

去年底，中共中央第一巡视组对社科院进行了专项巡查，要求社科院应对理论学术舆情研判，对错误思潮和言论及时发声、敢于亮剑；加强院所期刊、报纸、网络等意识形态阵地和境外合作项目的管理。日前，社科院党组的一则通知要求加强对学位论文意识形态审读。

关注事件的北京异见人士查建国5月26日向本台表示，目前并不清楚何方会被查到什么地步，不过在目前的中国大陆，当局对于令他们不满的知识分子进行追查是十分正常的一件事，

“不知道现在要查他到什么地方。但是从一般的我看的一些评论来说，何方肯定是一个敢说真话，突破了一些禁区，上面对他很不满，要追查。像这样的事情应该说，在现在的中国大陆很正常的。”

有网民质疑道：整风开始的节奏啊，不是已经否定文革了吗？也有网民感叹：为了一个领袖，一个声音。不管是否讲理，不管手段是否毒辣，方式是否人性？这不是典型的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吗？

（特约记者：扬帆／ 责编：嘉华）

来源：自由亚洲

担心激怒中国，漫威电影人物失去藏族身份

担心激怒中国，漫威电影人物失去藏族身份

黄安伟 
二月11日，蒂尔达·斯温顿出席柏林电影节。有人质疑，为什么选择她来扮演《奇异博士》中的角色“古一”。

Michael Kappeler/European Pressphoto Agency

二月11日，蒂尔达·斯温顿出席柏林电影节。有人质疑，为什么选择她来扮演《奇异博士》中的角色“古一”。

北京——漫威电影公司(Marvel Studios)为《奇异博士》 (Doctor Strange)推出的预告片引发了怒火：对某些人来说，这是好莱坞选角种族歧视的又一例。我们可以在这部预告片中看到，在漫画原著中为藏人的“古一”(Ancient One)由英国白人女演员蒂尔达·斯温顿(Tilda Swinton)来饰演。

如今，一名剧组内部人士透露，影片制作者其实根本就是想回避古一的西藏出身，而此举主要是出于害怕冒犯中国政府和民众——从而无法进入这个全球最赚钱的电影市场。

  • 好莱坞的“洗白”文化

    好莱坞的亚洲人角色长期以来往往由白人演员来饰演。既然这样的做法并不会对票房产生明显的影响，为什么抹去亚裔痕迹的做法仍然能够大行其道？

《奇异博士》的主要编剧C·罗伯特·卡吉尔(C. Robert Cargill)在上周的一次访谈中就是这样解释为什么古一不再是藏人的。

西藏是牵扯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最棘手问题之一。中国共产党政府与解放军在1951年占领了西藏，而中国领导人很清楚，许多外国人认为西藏应该独立或拥有更高的自治权。

漫威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由斯温顿来演出古一并没有问题，因为这个角色在电影里被改写成凯尔特人，与亚裔血统一点关系也没有。有些评论表示，漫威高层与主创想必是认为亚裔演员的票房号召力不如白人演员。

卡吉尔在接受流行文化节目《二次烘烤》(Double Toasted)的访谈时表示，让这个角色摆脱藏人出身是团队其他成员的决定，包括导演斯科特·戴瑞克森(Scott Derrickson)。卡吉尔说这终归是因为他们担心，要是古一在片中的形象最终挑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他们可能会失去这个国家的市场。

节目中有位愤慨的观众对选择斯温顿的决定表示不解，而卡吉尔是这么回应的：“古一是一个种族主义刻板形象，他来自一个政治局势很诡谲的地区。因为他出身西藏，所以如果你认同西藏是一个地方，认同古一是个藏人的话，你就是在冒疏远十亿人的风险。”

卡吉尔又补充道，另一个风险是“中国政府会说，‘你知道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票房大国吗？我们不会放映你的电影，因为你要谈政治。’”

卡吉尔稍早在这场访谈中承认，漫威早年发行的《奇异博士》原著漫画的情节确实与西藏有关，奇异博士的恩师是藏人。“他去了西藏的某个地方，古一在那里教他魔法。然后奇异博士成为一个法师，之后又成为至尊魔法师。”

中国的电影票房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好莱坞的高管时常更改电影设定以避免触怒中国官方，也好让他们的电影得以在中国上映。中国政府对于每年在国内上映的外国电影数量有严格的限制。

然而，对于中国官方、影迷对藏人角色可能会起的反应，卡吉尔的看法是过于简单化的。中国的政府与许多民众并不否认西藏或藏人这些文化概念的存在。他们只是坚持，那片土地该由中国来统治。

卡吉尔还说，那是因为古一的原设定是一个种族主义刻板形象，在现代心境下很难说得过去。他还说，如果选藏人来演，就会导致一种向白人英雄灌输东方神秘主义的刻板叙事，这里的英雄角色就是由本尼迪克特·康伯巴奇(Benedict Cumberbatch)饰演的史蒂芬·斯特兰奇博士(Dr. Stephen Strange)。

从预告片来看，影片似乎保留了原著故事的一些藏传佛教风味。有几个镜头看起来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谷地。康伯巴奇一度在用手拨动转经轮。斯温顿的角色是凯尔特人，不过似乎是在尼泊尔训练奇异博士。

卡吉尔说，有评论人提出可以选杨紫琼来演古一。这位功夫明星是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女演员，曾出演《卧虎藏龙》。

“如果你真觉得找华人演员演藏人角色这是个好主意，你的脑子是出了大问题了，”卡吉尔说。

卡吉尔还做了一个类比，他说唯一能比这更棘手的处理是，设想奇异博士的起源涉及他在上世纪30年代去巴勒斯坦的事，然后是师从一个巴勒斯坦人。

古一这个人物“掉进了一个奇怪的地方”，他说。“有一段非常、非常不堪入目的历史，我们也希望能有一个简单的解决办法，但是没有。”

卡吉尔说，导演戴瑞克森希望通过改变人物的性别来冲抵一些不得不做出的糟糕抉择。

他说戴瑞克森的理由是“怎么做都是输，不如趁这个机会选一个精彩的女演员去演一个男性角色”。

“果不其然，没什么人谈及，‘哦你看，他们把一个男人的工作拿走，给了一个女人。’对此，所有人似乎都想称赞我们一下，然后却似乎因为她不是藏人而谴责我们。”

斯温顿在接受“极客窝”(Den of Geek)采访时确认，这一人物改动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决定了的。

“给我看的剧本里没有让我去演一个亚裔男性，也就是说到了问我能不能演的时候，这已经不是问题了，”她说。

一位漫威新闻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对选角决定做出了辩护，他说“漫威在电影选角上向来坚持多元化，经常脱离刻板形象和原始资料。”

“古一是一个头衔，并没有限定于某一个人物，只是一个流传下来的名字，在这部特定的影片里化身为一个凯尔特人，”公司称。“能够让才华横溢的蒂尔达·斯温顿加入到我们极具多元化的演员阵容中，饰演这个独特而复杂的人物，我们深感自豪。”

在接受《二次烘烤》(Double Toasted)采访时，卡吉尔给出了一个更慎重的阐述。他把古一所带来的文化问题和小林丸(Kobayashi Maru)联系起来，那是在“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一个著名的战斗模拟游戏，所有星际舰队学员在受训时都要玩。游戏的程序设计决定了一切选择都会以失败告终。

“我可以告诉你，为什么说只要牵涉到古一，一切决定都是糟糕的决定，就和小林丸一样，归根结底就是你打算以什么方式输，”卡吉尔说。

他没有提到一个事实，“星际迷航”主人公之一詹姆斯·T·柯克(James T. Kirk)曾通过一种不合常规的开局取得过一场著名的胜利。

黄安伟(Edward Wong)是《纽约时报》北京分社社长。

来源：纽约时报

“新文革”使中国人不安

“新文革”使中国人不安

洪振快 
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个集市上，一个书摊展示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画像。

Sheng Li/Reuters

在中国山东省的一个集市上，一个书摊展示着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毛泽东的画像。

1966年5月16日，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后称“五·一六通知”。此通知被认为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是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五·一六”，也因此被看作是文革的起点。

时光流逝，半个世纪很快过去，至2016年5月16日，文革发动已经整整50年。然而，历史并没有简单地终结。前几年，薄熙来在任重庆市委书记期间的“唱红打黑”，被舆论看作是恢复文革做法。中共十八大以来，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不少态度和做法——比如“两个三十年”（指中共执政的前30年即毛泽东时代，和后30年即改革开放年代）不能互相否定，日益趋紧的对思想文化和媒体的控制，个人崇拜的宣传，等等——刺激了希望恢复毛泽东时代的“极左”力量的神经。官员们在习的严厉要求下，也采取宁“左”勿右的态度以迎合习。

这给不少人留下一种印象，即文革在一定程度上有复活的趋势。随着“五·一六”日子临近，中国各方政治力量，围绕如何对待文革，展开了一场反思（反对）文革与纪念（支持）文革的政治较量。

最近三个多月来，形势尤其让人不安，中国知识界不少人感到“新文革”已经迫近。先是央视春节联欢晚会打破传统做法，大力弘扬主旋律，政治意味太浓，被民间认为与新闻联播没有差别；之后，商人任志强因在网络上公开表达对习强调的“党媒姓党”的不同看法，被指“公然反党”，官方媒体对任志强发动文革式大批判，国家网信办则以“持续公开发布违法信息，影响恶劣”的理由勒令关闭了任志强微博账号。最近，任志强被认定公开发表“违背四项基本原则、违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方面的错误言论”，给予“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任志强事件集中爆发在2月下旬，被中国知识界称为“文革十日”。

5月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场演唱会，公开演唱文革中宣扬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的《大海航行靠舵手》等文革歌曲，舞台幕布打出文革中宣传毛泽东的画面和“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等典型的文革口号，还演唱了吹捧习近平的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因而被认为是“文革文化再现”，“红二代”代表人物马晓力随即写信给中共中央有关部门要求查处，进而演变成一个事件，处理结果目前还未公布。

毫无疑问，习时代所谓的“新文革”与毛时代的很难比。文革给中国制造了空前的灾难。对于这个灾难的程度，中共官方并没有公布权威的说法。如民间流传的中央高层1980年代的内部统计，文革10年中受迫害导致非正常死亡人数高达172.8万甚至268万人，甚至超过了八年抗日战争中国军人的死亡总数，但目前无法判断其真伪。不管上述非正常死亡数字是否可靠，但落实到具体的个人，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文革对文化精英的迫害是惨无人道的，平民受到的残害也是触目惊心的。

文革中，知识分子广受迫害，很多全国知名的优秀作家、学者、艺术家死于非命，如作家老舍、翻译家傅雷、著名报人储安平、黄梅戏演员严凤英等。严凤英的遭遇最悲惨，因被“造反派”诬陷反党、反毛主席，不堪忍受迫害愤而吞安眠药自杀，年仅38岁，因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死后尸体再次受辱：被“造反派”指令的医生割开喉管，用手术用的小斧头从咽下砍起，向下一根肋骨一根肋骨地砍，然后把内脏拉出来，剖开，以寻找所谓的“发报机”、“照相机”等“特务工具”。

据《北京日报》1980年12月的报道，1966年8、9月份在首都北京，40天内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制造了“大兴惨案”等血腥恐怖事件。在地方，湖南道县出现了大屠杀。重庆武斗惨绝人寰，死亡2万余人。在广西，按官方1980年代宣布的各种“不完全统计”，文革中有不少于84293人死于非命，其中武斗死于“战场”者仅3312人，其余都是“战后”屠杀“俘虏”、“贫下中农法院”屠杀“黑五类”以及在其他“非武斗情况下，被乱打死、逼死”的。广西文革中的暴行，还表现在吃人惨剧上：仅武宣县就被吃75人，参与吃人的130人中，有党员91人、干部45人，非党非干的“群众”只有21人。

任何一个文明的社会，对文革中这样广泛的反文明、反人类的做法，都不会认同，都会彻底反思。然而，在中国，由于文革是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发动的，否定文革，势必牵涉到毛泽东和中共的历史过错，进而降低中共的执政合法性，因而文革的罪错无法彻底清算。

文革结束后，包括中共内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部分老干部，出于良知和总结历史经验避免中共重新犯错，曾经有过一定的反思。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做出“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的定性。该《决议》通过前，曾在党内4000名高级干部中对《决议》草案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大讨论。讨论时多数人认为，草案中许多评价是为毛泽东的错误辩护的，不赞成把毛泽东的错误归结为全党的错误。但后来经修改通过的正式决议并未完全遵循大多数与会者的意见，而主要决定于主持起草《决议》的胡乔木和中央领导人的意见。邓小平在决议起草过程中一连有九次讲话，一再指示：历史决议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见《邓小平文选》）

由于邓小平意识到否定毛泽东也将伤害共产党的历史地位，因而采用了尽可能维护毛泽东的策略，最后通过的《决议》并没有清算文革罪错，而只是说毛晚年犯了“左”倾错误，以达成最低限度的党内共识。也就是说，其做法是既要否定文革，但又要维护毛泽东的形象。这个不彻底的《决议》留下了不少问题，为“极左”派崇拜毛泽东、一直为文革招魂埋下了伏笔。

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文革遗产成了阻碍改革的力量。1983年10月十二届二中全会以后，中共进行三年的整党。整党开始后，发现领导干部受“左”的影响深，妨碍改革开放政策推行，特别是文革中发展出来的派性干扰整党工作，于是军队首先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清理“三种人”（指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重点打击派性思想。接着，地方上也陆续开展彻底否定“文革”的教育活动。最近在微信中，中国知识圈在纷纷传播1984年4月23日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文章《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在今天的氛围中，《人民日报》刊登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会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在当时，却很正常。

事实上，从1984年到1986年，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明确对文革要“彻底否定”、“完全否定”、“全盘否定”。1984年刊登的署名“本报评论”（代表《人民日报》官方立场）、标题中出现彻底否定文革的文章就有多篇，除4月23日《就是要彻底否定“文革”》之外，还有8月4日《彻底否定“文革”就要坚决清理“三种人”》、8月27日《彻底否定“文革”要解剖要害问题》、10月17日《彻底否定“文革”一通百通》等。

上世纪80年代中国政治中改革和保守两种力量在斗争，最终代表改革力量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都黯然离职。但是，由于当时文革刚刚结束，伤痛还没有痊愈，中共党内老干部反对文革的力量占有优势，“四人帮”及其党羽被审判、服刑，“三种人”被清理，邓小平也反对个人崇拜，民间思想解放，反对文革的声音占据主流，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毛泽东走下了神坛，支持文革的声音被压制。

然而，最近10年中，形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原因有很多。首先是在文革中受迫害的中共第一代老干部相继离世，而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红卫兵、“红二代”相继执掌中共政权，导致中共高层对文革的情感和态度发生了变化。二是中共意识形态害怕反思文革会反噬执政合法性，因而压制对文革的反思，甚至不允许研究文革、讨论文革；民间一直在努力揭露文革的历史真相，但揭露真相的报道一直受到控制。三是改革失误致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权贵和资本勾结，现实问题导致社会不满，使得有些人开始怀念文革的“公平”和“民主”。四是，中共十八大后最高领导人为了避免“亡党亡国”，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并屡屡释放欣赏和复活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话语，使得中共政治基因中隐藏的“极左”思想得以抬头，意识形态明显“左”转。五是中共政治文化中越“红”越安全，有些人借机搞政治投机，推波助澜，意图火中取栗，有些人更加肆无忌惮，导致舆论氛围“红色”化越来越严重。六是中共高层有借“左”来平衡“右”，打压自由派的意图，因此扶持红色文化对抗自由思想。

种种原因，导致近年“新文革”的态势越来越明显。当然，“新文革”不同于旧文革。由于改革开放三四十年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社会基础已完全不同于毛时代，因此完全恢复毛时代的旧文革已不可能，但某些文革元素复活，如个人崇拜、“左”的意识形态、强化的严密社会控制等,则已是现实。

中国至今仍是一个中共严密控制的国家，社会走向与中共最高领导层的态度和意愿密切相关。中共最高领导层如何对待文革和毛泽东这个遗产，关系到中国的未来。在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胡耀邦等中共领导人彻底否定文革，推进改革，符合党心民心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目前文革元素复活，意识形态“左”转，个人崇拜死灰复燃，则使中国背离世界文明发展方向，不仅使大部分中国人感到不安，也将使世界感到不安。目前中国知识层关心的是，中共最高领导人当前的做法还能走多远？

洪振快为历史学者、《炎黄春秋》前执行主编。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