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上无端端奔走的众人若明若灭

 

 

 

 

 

 

 

 

 

 

 

 

 

 

 

 

 

 

 

 

 

 

 

 

诗歌流派与80年代诗歌运动

——兼论80年代诗歌精神的“流派学”特征

 

 周伦佑

 

 

 

近一段时间以来，在价值颠倒、精神颓败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人们对上个世纪80年代的怀念开始增多了。在一些文章的追记中，在一些会议的交流中，在朋友间的私下摆谈中，我不止一次地看到、听到人们动容，动情地谈论“伟大的80年代”，谈论80年代那些让人热血沸腾的人和事。其中的“80年代诗歌运动”和“80年代诗歌精神”更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那么，什么是“80年代诗歌精神？”它又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由于时间仓促，笔者暂时不能从正面触及和展开这一论题，恰好我近期在做一些有关“流派学”方面的思考笔记，这让我联想到：众多诗歌流派的涌现和躁动，是80年代诗歌运动的一个最显著的特点，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体现的一个最重要的方面。我就从“诗歌流派”这个角度，谈谈“80年代诗歌运动”的流派学表现。

说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群体”、“流派”、“宣言”是最招人诟病的几个词汇。那些否定80年代诗歌运动，或者将“80年代诗歌流派”作为负面现象进行评价的批评家们，也往往是通过对这几个词汇的声讨，来实现他们对“80年代诗歌运动”的彻底否定的。而80年代的舆论环境，比现在更严酷，那时的批评家和“正派的”诗人们（包括官方和非官方的）几乎是“谈‘流派’色变”，人人都以声讨“流派”为己任，并把这视为正义的呼声。当非非主义于80年代中期横空出世，旗帜鲜明地宣示自己的流派主张时，顿时招来了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攻击，说非非主义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诗歌的群众运动”。这些攻击，有的来自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前《星星》诗刊主编叶XX，此人恰好是文革时西昌地区一大派红卫兵造反组织的宣传部长，文革话语十分熟练），也有先于非非主义而创立流派，打着“整体”的招牌（从托夫勒的《第三浪潮》中搬来的一个西学概念）而鼓吹宋明理学末绪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还有某些所谓的“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如欧阳江河等）……由来自不同阵营的嘈杂声音共同编织成的批判大合唱，成为80年代后期的一个奇异的现象。为什么面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会有如此多声部的强烈愤懑呢？为什么某些先锋诗人在反感和声讨“流派”这点上，和官方意识形态会达成共鸣呢？难道他们的义愤真的是在捍卫诗歌的个人性吗？在那些义愤填膺和愤怒声讨（包括某些酸溜溜）的言论后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不难发现，被流派和非非主义激怒的那些义愤者的“愤懑”，其真正的原因是某种巨大的价值失落而导致的心理失衡。官方意识形态的捍卫者（如叶XX之流）对作为流派的非非主义的攻击是在情理之中的，因为非非主义所张扬的独立自由的非意识形态写作立场，正是对以权力体制作为背景的官方文学伪价值体系的直指和颠覆（20多年来，权力体制对非非主义的多次禁绝、施压和打击，便证明了伪价值体系被击中要害的疼痛和震怒）；披着宋明理学皮毛的旧文化卫道者（如石光华等）对非非主义的攻击，则显现出二重人格者荒诞逻辑的极端荒谬性：我创立流派就是天经地义的，你们创立流派就是“诗歌的红卫兵运动”，就是犯下了不赦之罪（当然在非非主义的强光辐射下，石光华等人来自宋儒周敦颐的“太极八卦图”加汉大赋的陈词铺演，很快便土崩瓦解，烟消云散了，那是后话）；多方攻击中，只有“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欧阳江河等）反对“群体写作”的义愤有点逻辑上的、暂时的小小理由。当20世纪进入90年代，多个“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鼓吹者从不同的居住城市（甚至从海外）迂回颠簸，糜集北京，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时，情况便发生了喜剧性的变化——反对群体写作的、自命清高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突然间变成了某种群体性的流派写作模式的论说者和维护者。这时，对于非非主义的攻击和敌意依然存在（见程光炜在《中国当代诗歌史》中引用欧阳江河的话及程本人对非非主义的论述），但对“流派”、“群体”的愤怒和拒斥已经消失了（因为他们也抱团成群体成流派了），这些抱团成群的原“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不仅整个群体要争当90年代中国诗歌正宗的、惟一的流派（所谓“90年代中国诗歌只有‘知识分子写作！’”），而且诗人个体也在他们抱成一团的群体流派中，为争夺该群体流派（即所谓“知识分子写作”）内部的主导权和话语权而合纵连横，明争暗斗。我分明看到，这些当初配合官方意识形态声讨围剿“群体”、“流派”的“个人写作”鼓吹者们，他们当年声讨“群体”、“流派”之罪的那只喜剧之手，现在正好反打在了他们自己白净的脸上！这些年来，中国文人的这类滑稽表演我已经看得太多了。这些看似吊诡、矛盾的现象，如果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中国人特有的文化—心理现实，放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其实并不意外，它不过是中国人和中国诗歌悖论生存方式的某种变形表现。在这些非常态的矛盾现象后面，我们总能看到文学向其常态存在方式回归的隐形轨迹。

什么是流派？《说文解字》解“流”为“水行”，解“派”为“别水”；在现代汉语中，“流”有源流，流向、流动、变动不居等多种含义，“派”的含义则介于宗派、派别、分野这三个近义词的边际之间。两个单字合在一起构成的这个汉语名词，向我们昭示着某种无序中的律动，混沌中的有序，盲目中的自觉，空白中的建构，不可能中的可能。可以说，“流派”是人类的精神形态（包括文学艺术）实现多元化的必然选择和重要途径。

人类思想的多元化实现或文学观念的变构，总是体现为异端对正统的突围（这也是“80年代诗歌精神”的核心）。“异端”就是先锋。关于先锋，法国作家尤奈斯库如是说：“所谓先锋派，就是自由。”这一概括很具张力，但稍嫌抽象。我的中国式定义更简洁明白：先锋即领先于时代的审美观念。而文学方面的“先锋”，往往是和“流派”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流派是先锋的突现和锐进方式。没有流派便没有先锋，没有先锋和流派，便没有人类思想和精神多元化实现的可能。我们所知道的世界诗歌史上那些不同时代的先锋（如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阿克梅主义等等），基本上都是以流派的形式来呈现和确认自己的。而我们所熟悉的那些著名的西方现代诗人，也无不现身于某一诗歌流派中，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马拉美和瓦雷里是象征派的（属于象征主义的还有叶芝、艾略特）；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派的；庞德和威廉·卡洛斯·威廉斯是意象派的（庞德随后又是漩涡主义的）；布勒东、艾吕雅是超现实主义的（还有希腊诗人埃利蒂斯、墨西哥诗人帕斯也是超现实主义的）；罗伯特·罗威尔、西尔维娅·普拉斯是自白派的；金斯堡是“垮掉一代”的；博尔赫斯是极端主义的；罗伯特·勃莱、詹姆士·莱特是新超现实主义的；广受推崇的俄国“白银时代”诗人阿赫马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施塔姆等是阿克梅派的……

——那么，在我列举的这些诗人之外，有不在流派中的诗人吗（指西方现代诗人）？当然也有。比如波特莱尔、里尔克，英国的迪伦·托马斯等。但这些诗人同样不可避免地要接受当时的先锋文学思潮的影响（比如波特莱尔受到18世纪瑞典哲学家斯威登堡超验哲学和美国作家爱伦·坡神秘主义诗学观的影响而完成《恶之花》，成为象征主义的先驱，里尔克早期受印象主义影响，以后受后期象征主义影响；迪伦·托马斯则主要接受超现实主义影响），并且，这些诗人在以后也往往会被归入某一流派或某一先锋思潮中，如波特莱尔被归入象征主义，里尔克被归入后期象征主义；迪伦·托马斯则被归入超现实主义。就是这种情况。

一贯以群体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主流文学界及中国诗人，如此强烈地惧怕和拒绝诗歌群体和诗歌流派，并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矜持的个人主义立场，而是出于对异端的恐惧！

走向流派，便是从自发走向自觉；

走向流派，便是从模仿走向创造；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序走向有序；

走向流派，便是从无元走向建元；

走向流派，便是由“个我”走向“他我”；

走向流派，便是从一元走向多元。

——一部人类文化史，便是众多宗教的、哲学的、文学的、艺术的，乃至政治的流派历时呈现，共时竞争，此消彼长，在继承中扬弃的绵延不绝的历史。人类从蒙眯走向文明的漫长隧道旅途中，各种思想流派和文学流派始终担负着先锋的使命。而众多的先锋诗歌流派在80年代中国的诞生、发展和确立，正是现代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从封建性走向现代性的必须和必然。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担负着伟大的使命。

但是，并不是任何自称诗歌流派的个人和群体都可以被看做流派。要成为一个诗歌流派，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要件，其中，我认为以下五个条件是缺一不可的：

一、对某一群体或流派具有认同感的相对比较稳定的写作成员；

二、比较自觉的、具有鲜明特点的、能够自圆其说的诗歌美学及写作主张；

三、用以定期或不定期刊布流派成员作品的流派刊物；

四、在一段时期中持续进行写作探索活动的持续性；

五、在写作主张和成员构成方面对其他诗歌观点和写作成员的必要的排他性（而不是任何写作主张都可以融合，任何写作者都可以任意划入）。

以上五个条件可简缩为“流派成员、”“写作主张、”“流派刊物、”“持续性”和“必要的排他性。”我们现在可以根据这五个流派条件，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先锋诗歌进行一番“流派学”意义上的清理和确认。

纵观中国当代先锋诗歌版图，出现于1979年的《今天》杂志的一群作者，虽然被称为“今天派”，但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只是一个具有地下文学社团色彩的诗歌探索群体。随后的“朦胧诗”，虽然是对包括同一群作者（也含其他作者）在内的一些诗人在正式刊物上所刊载作品的延伸命名，但在对其创作特征的归纳上，显然已具备了某些流派的特征，可以认定为一个流派。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先锋诗歌流派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非非主义，还有莽汉主义，他们诗派、整体主义等。同一时期非常活跃的以孟浪、郁郁、刘漫流为代表的“海上”和“大陆”诗群，仍属先锋诗歌探索群体，而尚未形成为流派。由京不特命名的“撒娇派”应视为一个典型的现代诗歌流派，可惜它没能存续和发展自己。90年代的中国诗歌构图中，由“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者抱团形成的“知识分子写作”，虽然不满足于仅仅作为一个诗歌流派，而企图僭越历史，强行加封自己为整个90年代先锋诗歌的惟一主体和全体，但可以确定无误地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一个合格的现代诗歌流派——而且只是一个诗歌流派。上世纪末，因不满“知识分子写作”遮蔽历史而临时拼凑起来的所谓“民间立场”，只是作为“他们”诗派口语诗尾声的少数几个人在话语权焦虑驱动下的一种超短期利益反弹行为，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不仅不是什么流派，甚至连群体也算不上。

在由一些更年轻的诗歌写作者策划和结合的诗歌群体中，沈浩波、伊沙等人的“下半身写作”虽然带有太多的商业炒作和体制下半身的特点，但无疑具备一个诗歌流派的标准部件。虽然“下半身”的少数诗人（包括沈浩波、伊沙）在近期的写作中，竭力地想摆脱“下半身写作”这一命名粘附在他们身上的恶臭污迹，但如同所有那些享有臭名的成名者一样，使沈浩波、伊沙等人成名的“下半身写作”已成为捆绑他们一生的耻辱柱——他们以“下半身”成名，也必将作为“下半身”写作者被永久地捆绑在他们酷爱的那根“把柄”上。在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经常被某些人刻意忽略的“垃圾派”。按照我的标准，“垃圾派”是一个具备流派条件的当代诗歌流派。我认为“垃圾派”的写作主张和诗歌作品是具有某种革命性意义的。正因为如此，它才一直遭到主流文学界的拒绝和抹杀。那么“中间代”是一个流派吗？我认为不是的。虽然我对作为诗人的安琪评价甚高，但我坚持认为，由诗人安琪创意集合的“中间代”构成中国当代诗歌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但这一命名并没有提供“中间代”作为一个诗歌流派所必须具备的一些基本条件。我们先来看“中间代”的界定标准。如果说“中间代”是一个宽泛的代际指称（泛指60年出生的诗人），那“朦胧诗人”中也有60年代出生的（如顾城等），“第三代诗人”则大部分出生于60年代；如果说“中间代”是指一群诗人之间比较接近的、独立于“朦胧诗”和“第三代诗歌”的某种诗歌美学和写作追求，实际情况又并非如此：被划入“中间代”的诗人，不仅大多数人的诗歌主张各不相同，创作实践也是千差万别。所以只能说，所谓“中间代”诗人，是指介于“第三代诗人”和所谓“70后诗人”这一时间段之间的，在创作上没能进入“第三代诗人”行列的，在年龄上无法归入70后诗人的所有成名和未成名（绝大多数是未成名）的诗人。因此，我认为，“中间代”只是一个在众多人参与下，由安琪本人创造的诗歌事件，而不是一个流派。还有张嘉彦等人倡导的“低诗歌”运动，虽然以“崇低”作为其诗歌美学及写作追求，已具有某种流派倾向，但因其涵括太广泛（包括“下半身”、“垃圾派”、“反饰主义”等等）而模糊了其流派特征，故仍将其视为一个“崇低”的泛诗歌运动。最后还有“第三条道路”。虽然有两个“第三条道路”（互相对立的、互不承认的），但这个借自西欧的社会政治学名词（欧洲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自称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作为一些诗人集合的称谓，产生于北京的“知识分子写作”和所谓的“民间立场”争论时期，明显的带有某种应激性的策略考虑（在这一点上和“中间代”有些相似，所不同的是，“中间代”的应激策略是时间的，而所谓“第三道”的应激策略则是空间的）。虽然它曾自称“21世纪第一大诗歌流派”，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自称的“第一大诗歌流派”有什么明确的诗学主张，也不知道“第三条道路”的诗歌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我们只能从它的鼓吹者口中听到“第三条道路是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这一空泛的说法。后现代主义是一种世界性的带有极大广延性的文化思潮，它涵盖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文学、艺术、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甚至建筑、广告、时装设计等诸多领域，仅就诗歌而言，光在美国，被归入后现代主义的就有几十个流派。将如此普泛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化思潮，作为一个诗歌流派的单一指标，是很可笑的。而从他们的文字表述也可以看出，鼓吹者并不了解什么是后现代主义。在诗人的认定上，也没有什么标准，似乎只要是写诗的，都可以被任意地拉进“第三条道路”。故此，笔者认为“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诗歌流派。

上面这幅诗歌流派路线图，从1979年一直绘制到当下。这便是我眼中的中国先锋诗歌流派谱系。我们寻找的“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一直寄存、发扬于那些涌现于80年代并一直坚持到今天的先锋诗歌流派身上；还有在那些被“80年代”所感召而相继创立的新的诗歌流派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80年代诗歌精神”的影子。“80年代诗歌精神”并没有完全死去，它通过旗帜不倒的先锋诗歌流派而延续到了21世纪的今天。

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中国先锋诗歌从个人走向流派，是中国诗歌自身作出的历史性选择，是由当时中国的政治气候和社会环境所决定的，也是由当时诗歌的生态及诗歌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这是中国先锋诗歌由自发走向自觉而跨出的决定性的步伐。就其本质的意义来考察，产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诗歌流派运动，是中国诗歌追求民主化和现代性的一场声势浩大的诗歌自治运动，其深层动因实含有艺术的“自由”与“自律”的双重诉求。可以说，没有80年代那些招人诟病的流派“宣言”和诗歌“群体”，便没有轰轰烈烈的80年代诗歌运动；没有80年代诗歌运动，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80年代诗歌精神！”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创作的相对自由及思想艺术的多元化，实在受益于伟大的80年代。

写到这里，可能有人会说了，周伦佑在这里除了提出“流派学”这个概念，并从“流派学”的角度对中国先锋诗歌流派作谱系性的梳理和确认之外，主要是要为“80年代诗歌流派”正名——还需要我来正名吗？时至今日，时间早已为中国的先锋诗歌流派发放了永久的通行证。20多年以后，非非主义仍然壮大地存在着，便是一个证明。当初那些反对和批判的声音，现在已经烟尘自散了。环顾左右，中国还有哪一位严肃的、纯正的诗人不是归属于某一个群体或流派的呢？笔者尊敬的诗人郑敏是“九叶诗派”的，牛汉是“七月诗派”的。北岛、多多是“今天派”的。连假清高的所谓“个人写作”（又曰“中年写作”）的鼓吹者们也毫不犹豫地抱团为“知识分子写作派”了！这即是时间对“流派恐惧症”的治愈，也是“80年代诗歌流派学”的胜利。只要中国先锋诗歌流派绵延不绝，“80年代诗歌精神”就不会死去。

（2010年5月25日草成于成都温江杨柳河）

 

 

什么是中国

 

许志永

 

 

 

从“打到孔家店”到“批林批孔”，从“新生活运动”到“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在试图走出历史，走出孔子“君臣父子”的阴影。从白话文到简化字，从青天白日到五星红旗，整个二十世纪我们都在试图建立一个“新中国”。

什么是中国？激烈变革的二十世纪，我们的先辈曾一再追问，一再困惑。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后，我们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

我们不可能超越历史。无论我们民族曾经多少刀光剑影屈辱血泪，我们不可能靠一场革命运动摆脱祖先的烙印，二十世纪那些激昂的革命最后不过是浮光掠影的悲剧。虽然人类在加速融合，基于文化、种族等历史遗留的差别会是相当漫长的存在。

我们不可能再回到过去。无论汉唐文明多么辉煌，无论炎黄传说多么令人神往，那不过是氏族或皇权时代的比较优势。今天，故宫天安门只是北京城角落里残留的痕迹，公路连接起了城市和乡村，而最重要的变化是人，这已经是一个陌生化的社会，一个新的文明时代。

我们不可能超越现实——人性和人类文明数千年来制度探索的智慧。整个二十世纪无数仁人志士试图探索一条自己民族特色的道路，希望以此超英赶美，但二十世纪末我们还是回到了百年前的起点——改革与开放。人性本质一样，人类社会基本喜怒哀乐、欲望、理性相同，制度是解决人类自身问题的知识，当别人发现了更为科学的制度，我们要谦虚学习，而不一定要固执地自己摸索，更没有理由为某种浪漫的主义让十几亿人付出另外一个世纪的代价。

尽管我们的先辈曾经很不情愿，尽管一直有人反对普世价值试图独辟蹊径，但是今天，我们正走在一条通往现代文明的道路上，我们知道自己的过去，也看得见自己的未来。

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的组成部分，但只是盛大节日庆典章节里一个序幕，而不是节日庆典的主要篇章，更不是我们生活和梦想的全部。我们用黄帝、孔子、墨子等遥远的故事告诉人们，很久以前，我们的祖先起源于黄河，他们在人类的洪荒年代也曾有过发达的文明。

我们的未来在于这13亿人借鉴全部人类文明经验创造出辉煌灿烂的今世文明。孔子不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不是中国，一个科技发达、经济繁荣、民主法治健全、社会自由公正、文学艺术繁荣、政治、军事和文化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引领人类建构文明新秩序的现代文明东方大国才是我们梦想的中国。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她有过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有着辽阔的疆土，有13亿勤劳善良的人民，有繁荣富裕的城市和乡村。

我们已经找到了通往繁荣富裕的道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市场竞争和宏观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这是人类文明经验教训的总结。我们的经济繁荣将是可持续的，根本动力来自现代化进程，从小农经济到现代市场经济，从乡土社会到现代城市文明。

这个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在经历政治变革之后，我们的经济将在民主法治健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上持续发展。我们的繁荣富裕不仅表现为GDP的增长，不仅表现为国家财政收入，更重要的是表现为普通人富裕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分享繁荣与进步。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民主法治健全政治文明的国家。

这将是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人民的代表和政府首脑由人民直接选举产生，司法独立为社会正义的底线，政党作为推销理想和服务的团队由人民通过选举决定其执政地位，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国家。

当人民的代表大会召开的时候，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冤民仅仅因为来国家的首都寻求正义就被驱逐，被殴打，被关进各种各样的黑监狱。人民的代表来到北京不是为了拉关系，不是为了寻求特权，他们是来履行法定职责，他们真正代表人民，他们说真话，关心公共事务，关心社会正义，关心国家的未来。

法官不是庞大官僚体制中卑微的一员，他们不是被腐败丑闻缠身的猥琐的官僚，他们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他们可以浩然正气忠于法律和良心。最高法院门前不会充满怨忿而又无奈的上访人群，无权无势者也可以找到说理的地方，找到正义的底线。

政府大门会向全体公民友善开放，“公仆”真正以为公众谋福利作为人生价值的实现，他们不会冷漠相向于人民，不得不重视公民手中的选票，即使有野心和贪婪的欲望，也绝没有机会膨胀。

这将是一个政治文明的国家，政治是为公众谋福利的美好事业，政权更替不是伴随着动荡和恐惧，而是人民节日的庆典。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寡廉鲜耻的阴谋家永远退出历史舞台，至少他们不能以胜利者的姿态趾高气扬，腐败分子如过街老鼠一样无处藏身，执政者的权力和尊严来自崇高的道德和为人民谋福利的能力，来自人民发自内心的赞赏和拥戴。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公平正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机会均等，贫富差距有底线，强者受制约，弱者有保障，绝大部分人感到正义。

无论贫穷富裕无论生在城市乡村，我们不会被打上户籍的烙印受到歧视。国家保障公平的教育，父母用不着从孩子上幼儿园就开始缴纳昂贵的借读费，所有的孩子拥有平等的希望和未来。

每个人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个人获得某个职位不是靠关系，而是靠能力、勤劳和品德。诚实守信的企业受到法律保护，他们不需要贿赂只靠业绩就能获得工程项目，他们不仅赚取利润，还承担社会责任。

国家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我们不用担心失业，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天性和兴趣学习和工作。不会有人看不起病在家里等死，不会有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国家即使暂时没有能力为所有人提供住房，城市边缘的贫民窟作为他们的住所，政府不能以治理脏乱差的名义任意拆迁、焚毁。

法律公正保护每一个人，黑恶势力远离每一个城市和乡村，不讲诚信的人为谎言付出代价，违法犯罪的人承担法律责任，富人可以购买奢华生活，但不可以拥有法外权力，官员可以依法行使权力，但不可以谋取法外私利。

那些政治家、企业家、艺术家等各行各业的成功人士，他们不仅必须和普通人一样遵守法律，而且他们的权利受到更严格的制约，比如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名誉权、隐私权受到更多限制，骂一个普通人可以构成名誉侵权，骂一个政治家是言论自由。

这个社会不是没有差别，但不是以权力为中心金字塔等级的差别，而仅仅是社会分工的差别。国家领导者享有某些特权，但这些特权仅仅是为公共利益所必须，同时必须受到更多的法律和道德约束；一个清洁工人也有基本的社会保障，他不需要向任何人乞怜就可以过上体面而尊严的生活，他和国家领导者之间只是社会分工的不同，不存在法律之外的命令服从关系。每一种职业都是社会必须的，每一个人都会为自己的职业感到骄傲，人与人之间的差别不在于财富、权势的差异，而在于对道德良心的坚守。

有一天我们可以自豪地说，这就是我们中国，一个自由、尊严、幸福的国家。

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我们不需要违背良心，官员不需要变成没有人性的机器，法官不需要低三下四去迎合一个法盲的命令，企业家不需要贿赂官员，医生不需要猥琐地收下红包，律师不需要充当法官和当事人的皮条客，我们不需要靠出卖良心换取权力和财富，不需要让岁月在脸上写满城府甚至阴险。

 

 

為大陸訪民而歌，任協華長篇小說《六十二億恆河沙》出版

 

 

 

由著名作家馬建作序，任協華所著長篇小說《六十二億恆河沙》已於近日在美國/台灣兩地同時出版。

 

小說以大陸數量龐大的訪民群體為主角，講述了一群失去家園的人，經由反抗最終獲得希望，重建自由家園的故事。

小說同時以冷峻的筆觸，穿插社會真實事件，刻畫了一個悲慘的、光怪陸離的人間地獄。

和一般小說類型相比，《六十二億恆河沙》風格犀利， 顛覆並批判了專制洗腦文學和犬儒文化，成為抗爭極權壓迫的新起點。

從弱小的生命立場出發，《六十二億恆河沙》開掘底層民眾具有的力量和勇氣，闡述並深化了民主運動的當代含義和緯度。

任協華現為獨立中文筆會獄中作家工作項目成員，世界詩人運動組織成員，寫有長篇小說《世界冰冷之地》、《六十二億恆河沙》，長詩《燕子發瘋》、《長夜行》、《重創》、《顫慄的陸地》及《現代憲政的中國之路》等各類作品。

 

 

我的兄弟陈云飞和他的精神

 

谭作人

 

 

 

又是清明时节，愁字涌上心头。

去年清明，我的兄弟陈云飞因为去新津和双流，为当年北京罹难的学友吴国峰和肖杰扫墓，结果把自己扫进了牢笼。兄弟坐牢，已经整整一年了。

一年来，很少得到兄弟的音讯。不知道这位长年吃素，却敢于舍身饲虎，自称驯兽师的憨直兄弟，在兽笼之中挨打乎？受罚乎？饱暖乎？笑口常开乎？由于不知，倍加思念。思念无涯，愁绪无边。

也正是因为不知，兄弟的音容笑貌，日渐清晰，终日挥之不去。

我和云飞兄弟，结识于成都读书会。2007年，由于香港某大神的荒谬无知，我提笔抒发了久久郁结于心的把酒扭丝情结，写下了《见证最后的美丽——一个目击者的广场日记》。5月27日，《广场日记》发表。谁知，书友们掌声未息，突见《成都晚报》惊现十四大字：向坚强的六四遇难者母亲致敬！平地一声雷！书友们纷纷奔走相告：快，快买报纸去！

几天后，成都读书会的创始人和总召集人周钰樵老师，把陈犯云飞推到了我们面前。原来，这位广告杰作的作者，竟是平日少言寡语，在读书会“潜伏”已经一年多，热衷于为众人端茶倒水的陈云飞兄弟！

从此，我的把酒扭丝金兰谱上，多了一位兄弟。

云飞成为我的兄弟，不仅是因为广场情结，更是因为，他坚强地继承了，勇敢地发挥了，智慧地表达了，创造性的发展了广场精神，与屠夫吴淦等仁人志士一起，共同成为新时代的抵抗精神和政治行为艺术的一代宗师。云飞发起六四献血之前，我们的精神血脉，已经联结在一起。

《广场日记》发表两年后，我终于因为实施5.12校难公民独立调查，以及抵制3200万吨炼化一体化基地落户彭州，被周永康集团一举拿下，判刑五年。在我住宾馆吃皇粮期间，陈犯云飞，反而更加折腾，且日益精进，把他的政治反对精神和政治行为艺术，播撒到整个维权领域。据说，当年云飞和读书会书友来我的看守所探监，拿出90元，要求警方找补1元，以便赶车回去。另一书友拿出65元，提出同样要求。两人的配合表演，使与世隔绝的我，接收到了把酒扭丝的明确信息。

云飞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杀猪杀颈子杀屁眼儿，各有各的杀法。这是他的方法论。不拘一格，随机行事，本是这个多元时代的行为方式之一。只要你有原则，有立场，有守持，你就不必拘泥于表现形式，也不必强求统一规定政治正确动作优美。

我与云飞，虽然业务方向和行事方法不尽相同，精神却一脉相承。这个精神，就是发轫于五四.六四的宪政民主理念下的奉献精神，以及，为实现民主自由而不可或缺的实干精神和勇敢精神。在实干和勇敢精神方面，云飞强我若干倍，或者，几十倍。因为，在短兵相接贴身近战中，云飞总能淡定，从容，笑对暴力而无限坚持。而这样直接的警民接触，云飞经历了几十次却从无惧色，令我敬佩。这些行为，说到驯兽虽有些夸张，称之为相互驯化，互相适应，亦己亦人，共生共存，倒也贴切。正因为此，云飞的故事和口碑，在中国特色的B面，发散着独特的人性的光辉，广播海内。

云飞与我，同为成都秋雨之福归正教会的慕道友。每次查经结束，我与他总要去附近一家绵阳米粉店午餐。我是肉食动物，要求加肉䬰，云飞却把他碗里的肉䬰给我，还劝我节约。其实我知道，兄弟的填狱之心，早已决志。我说，你刚出来，消停几天行不？他说不行，那是小奖。把坐牢视为奖励，这种超然、勇敢，以及对政治黑暗的蔑视，能有几人？

最近传出消息，云飞兄弟准备在即将开始的庭审之中“打瞌睡”，以此来抗议政治司法的不公不正。我在心里笑了，好兄弟，我熟悉你，不会屈服不会溜号的你，既是广场精神的传承，更是广场精神的升级。

这使我想起一批又一批八九人，以及一波又一波的正在迎面而来的后八九人，他们尤如桃汛鱼群，一次又一次地溯流而上，勇跃龙门，只为产下理想和精神的种子，然后静静地死去。他们的产卵场，就是牢房。

也许他们，不一定都能看到天亮，而在他们心中，早已是黎明。

想到这一点，清明的愁云一扫而空。

我笑在心里，说，云飞弟兄，上帝祝福你！

 

2016.4.5. 清明

朝鲜脱北者诗人张进成作品选

 

 

 

我的女儿100元

 

 

她很憔悴

——我的女儿100元

脖子上挂着纸牌

年幼的女儿守在身边

那个女人站在市场

她是哑巴

展示着待售的女儿

和正在出卖的母爱

面对人们的诅咒

她也只是低头看地

她没有眼泪

我的妈妈得了绝症

女儿呼喊，哀号

她用裙角裹紧女儿

只有嘴唇在瑟瑟发抖

她不知道感激

我买的不是你女儿

而是母爱

有位军人塞过100元

女人接过钱，不知跑去了哪儿

她是母亲

拿着卖女儿的100元

买了面包，慌忙跑回来

塞进即将离别的女儿嘴里

—原谅我吧！女人痛哭[1]

 

 

 

世界上最好吃的

 

 

三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热乎乎的玉米

两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用火烤熟的蝗虫

一个月前我弟弟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

是昨天夜里吃的梦

如果弟弟活到现在

活到这个月，他会说

世界上最好吃的是什么……

宫殿

那宫殿

并非为活人而建

也不是为了赚几兆而投入亿万

为了埋葬一个死人

生生饿死了三百万

华丽的宫殿

高高地耸立

无论是谁

都会沉痛地仰望

这座三百万人的坟墓

 

（作家的话：即使在300万人大饿死事件当中，金正日政权仍然耗尽国库，修建了保存金日成尸体的锦绣山纪念宫殿。如果用这些钱买米，也许能挽救数十万人的生命。）

 

 

 

死囚

 

 

人群聚集之处

必然有枪声

今天又有谁

被公开枪毙

绝对不能同情，死了

也要用义愤再杀一次

砰，枪声说出了

布告没有说完的话

面对他，为什么今天

看客的沉默格外沉重

因为偷窃一袋大米

挨了九十发子弹

这个人的职业

是农民

 

 

 

我是杀人犯

 

 

我是杀人犯

自己审判

已经判了死刑

上班的时候

我像恶棍似的默默走过

那个除了眼泪别无所有

甚至放弃伸手乞讨的人

等到下班的时候

那个人已经死了

从清晨到夜晚

不知道一天会死多少人

每天每夜，每条街道

数不清是几百还是几千

哦，饭

在这片吃人的土地上

哪里还有良心

清晨啊，请判我死刑

夜晚啊，将我埋葬吧

 

 

 

孝女

 

 

挤奶水的女人

半是呜咽

半是嚎啕

她焦急地抱着

空荡荡的乳房

撕破了皮肤

挤出了鲜血

挤出了脓水

旁边不是嗷嗷待哺的孩子

她想救活刚刚断气的妈妈

她边挤边哭。

这个长着乳房的女儿

除了乳房一无所有的女儿

 

 

 

乞丐的心愿

 

 

我想有一碗热饭

吃饱肚子

我想用开水泡饭

蘸着大酱慢慢吃

哪怕只有一穗玉米

我想每天咬一粒

吃着玉米找妈妈

哪怕只有两穗玉米

也许就能见到妈妈

如果白皑皑的雪

都是大米

或者是源源不断

的零花钱

如果今夜的梦里

能够吃上青蛙

如果吃梦就能活着

如果活着时我是别人……

我们的愿望

没有尽头

然而乞丐真正的心愿

还是给别人点儿什么

哪怕只有一次

 

（作家的话：在朝鲜，极度贫穷导致家庭解体的现象逐年增多，不仅是孤儿，很多父母健在的孩子也浪迹街头。根据朝鲜党中央内部演讲会正式发表的统计结果，这样的孩子超过25万人。）

 

 

 

剩饭

 

 

来历不明的

一团冷饭

递到妻子面前

丈夫轻松地说

——我吃过了

整天在田里劳作的

公婆从后山回来

儿媳好像吃饱似的

递上饭团

——只剩这些了

仿佛饿着孕育中的孙儿

便是不可饶恕的罪孽

内心纠结的老夫妇

珍藏起宝贝，说

——这就够当早饭了

那天，吃不上饭的人家

剩饭了

 

 

 

奶

 

 

看着吃奶的孩子

有一天，儿子问我

眨着山葡萄似的黑眼睛

他三岁，只会说几句话

——爸爸，我也吃过奶吗？

刹那间，我无言以对

只是点了点头

紧握着儿子的手

心里涌起颤抖的话语

——你，吃过妈妈的眼泪。

 

 

 

点名册

 

 

奔跑的火车停下了

工厂的烟囱咽气了

就连学校和医院

也纷纷关门了

白发的教授

每天站在讲台上

翻开点名册

张开起泡的嘴唇

呼唤学生们的名字

如果没有回答

他会感到钻心的痛

教授焦急地呼吁

再饿也应该学习啊

今天，白发的教授

缺席了

曾以人格

和至诚

和师道

赢得学生仰望的讲桌上

只有故人的肖像

点名册依然翻开

名字们还在等待

唯独听不见呼唤声

每个地方都响起

激动的呜咽

那是急切的思念

他以生命殉职

呼唤祖国的未来

面对老师的点名册

谁都没有权利

让良心缺席

学生们纷纷起立

哭泣着举手高喊

——老师，我来了

——老师，我来了

 

 

诗人简介：

张进成，原为朝鲜劳动党宣传战线的着名作家，曾被国防委员长金正日赞为“我的作家”。1971年出生，毕业于平壤音乐大学和金日成综合大学，因为写于平壤音乐大学期间的诗歌被领袖发现，1994年被录用为朝鲜中央广播的记者，1996年成为朝鲜统战部的记者，负责对韩心理战，这期间接触到韩国的广播和报纸，思想发生转变，开始秘密创作反抗体制的诗歌，并向周围朋友介绍韩国的现状。2004年1月被揭发，怀揣两本笔记逃出朝鲜，定居韩国，成为“脱北诗人”。诗歌《我的女儿100元》描写了1999年诗人在平壤东大园区站市场亲眼目睹的场景。至今，诗人的母亲和部分家人仍然留在朝鲜。着有诗集《我的女儿100元》、《抱诗渡江》。2012年，《我的女儿100元》入选伦敦奥运会“诗雨”活动，同年获得“牛津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