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经历的中国监狱（1989）
汪建辉/文
1）一个县令和一个地名
1989年春天，中国发生了一场浩荡的学生运动。那个时候我恰好在北京与朋友办一份民间的文学类报纸。与绝大多数人一样，我经历了那场运动。
仅仅只是经历，而并没有很深地卷入进去。直到我离开北京，才意外地“被动”成了“六四”事件的参与者。
“六四”过后，出版方面被共产党控制得更严了。北京万事萧条，什么事也做不成，于是我便和朋友商量暂时离开北京，等环境稍微宽松了一点再回来。没想到这一去却没能再回去了。
6月中旬，我们一行三人从北京出发到安徽省宿松县一个朋友老刘家中做客。据老刘说“宿松”这个地名的来由是一个县官来此上任，走累了在一棵松树下睡了一觉，因此而得名“宿松”。是一个县官，而不是一个皇帝或巡府睡了一觉，足见这个地方之偏避，离权力中心之远。但又向往着远方的权力。
朋友的家在一片青青的稻田中。5、6间红砖房，在田野间的硬土地上坚固地挺立着。那是一个让人放心住着的地方。
泥泞的小路边有稀松的几棵树在夕阳的风中摇曳。6月，树叶已经完全长出来，并定型了。剩下来的时间就是成熟、老去、死去。这个时节是它们最好的时刻，接下去就会由嫩绿变成深绿，再接下去变黄、干枯，随着时间而逝去。我们一行人在离老刘家一公里左右的地方，一只老黄狗迎面跑过来。摇着尾巴、喘着粗气。
老刘说，这是他家养的狗。
我们猜不透这只狗是如何嗅到了老刘的气息，以人的局限性狠狠地夸奖了一下这只土里吧叽的老黄狗。也许对狗来说它的这种技能是稀松平常的，对它来说并不值得骄傲。狗似乎是听懂了。害羞。回头就往家里跑。再接下去，我们就看到了老刘的老婆站在家门口远远地向我们来的方向眺望。她的旁边就蹲着那只才跑回家的老黄狗。
这一幅画面很容易让人感动。况且我又是一个近两年没有回家的游子。老刘是一个细心的人。他对我说：到了我家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我回答说：我不会见外（客气）的。
我们一行三人。我、老刘还有小杨。小杨很瘦，还不足80斤。我们都是文学爱好者。在当时的定位是：我写诗、小杨写小说、老刘在写杂文、散文。由此村里人传说：老刘家里来了两个作家。我们谁也没有去纠正村民们的讹传。虽然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作家，仅仅是走在成为作家的路上。能不能成功还真没有一点谱谱。
在老刘家里有没有写下几首诗？我记不清了。从保存至今的文稿来看，我是一首诗也没有写。光顾享受作家的待遇，被老刘的亲戚朋友同学们请来请去的吃饭喝酒。当一个作家真好，由此更坚定了我要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决心。
小杨比我要勤奋些。他用空余的一点时间，在写一篇那一年发生在北京的那一场灾难。我看了看，一开头就是大手笔：
《六四大屠杀》
“哒……
哒、哒……
哒、哒、哒……
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就像1976年钱钢写的那篇著名的报告文学《唐山大地震》一样：
“时间：1989年6月4日
地点：中国，北京
正面人物：大学生、市民
反面人物：李鹏、解放军
……”
也许是因为那些天请我们吃饭的人太多，一篇400字的稿纸，几天下来小杨写了还不到两页纸。
到了第7日，也正好是一个吉利的日子：6月18日（顺要发）。这一天中饭、晚饭都没有人请。吃完中午饭后，我打算去附近走一走，看一看山水风景。小杨明确表示不去。他要留在家里写那篇报告文学。我知道他干的这件事情很重要，没有再说什么。老刘因为自小就生长在这里，对这里的风景提不起兴趣，要呆在家里补磕睡。
我一个人出了门。走到一个水塘边，看了看水里有没有鱼，在得到了答案之后，再向前走，到了一棵大桂花树下，站了一会儿，吹了一阵风，觉得无聊。就返身往回走。在老刘家门口，碰到他老婆站在院中问我：“小汪，好玩么？都看了些什么？找到灵感了么？”我想：她是想让我为她的家乡写首诗么（现在想起来，我是高抬了自己）？于是回答说：“看到了一个池塘，水里面有鱼……哦……还有一棵大桂花树，树上无花。”她有些失望地说：“你现在来早了，再晚两个月那棵树开了花，满村子都是香味呢！”
进了屋，看到小杨已经趴在床铺上睡着了。磕睡真得会传染？不，是乡村的时间太慢，它漫漫地在身边淌着，像摧眠曲抚着一个才出生的婴儿一样。“还是躺一下吧”想着，我也就到床上去睡了。
醒来时已经是吃晚饭的时间了。我们刚在饭桌前坐好，老黄狗就冲着远处“汪、汪、汪、汪……”地狂叫了起来。老刘也觉得不正常，冲着黄狗制止它，没管用。狗还是发狂地跳着脚的叫。莫非有什么事情？果然没有一会儿，一辆警用三轮摩托和三辆警车就沿着田间小道摇摇晃晃地开进来了。
从车上跳来十几个警察和一只警犬。警察们迅速地将房屋的前前后后都堵死。逃么？想都不要想。我故做镇定地将手中刚端起来的碗放下。心中确定：是冲着我们来的。但不会有什么大事，也许就是例行检查。心中这样想着，我的心就放了下来。
领头的警察很容易就可以认出来。是当官的有气质？还是领导手下的人都太懂规矩，不敢张扬出自己的个性而捧出了领导的伟岸？一时不会有什么定论。
果然，就是我认定的那个领头人对着我们开口说话了：“把身份证拿出来”。我和小杨拿出了身份证，他看一眼身份证，再看了一眼我们，就将身份证还给了我们，问：“你们是从北京来的？”
老刘说：“是的”。
领头警察说：“我们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行李”。话还没有说完，就有几个警查分工明确地迅速地冲进了每一个间房。看着他们矫健果断地身影，我猛然间想到了小扬正在写着的那篇文章《六四大屠杀》，心一下子就落到了地上。
麻烦果然就来了。
没有一会，进屋搜查的人就出来了。不出所料地搜出了那一本才写了两页纸的报告文学。领头人看了一眼，之后，脸上的表情变得沉重起来。
他板着脸说：“你们跟我们去一趟，把事情说清楚。”老刘的老婆要求警察让我们吃完饭再走。可我们谁也吃不下饭，因为不知道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领头的警察安慰我们：“早点去，把事情说清楚就可以回来了。”
我竟然相信了警察的这句话，悬着的心就放了下来。我们三个人跟着他们上了警车。三个人被分开了，一人上了一辆警车（此后，我们除了在一次“游街相遇”外，我与老刘一年之后才再一次见面、与小杨一直到了两年以后才又见面）。随着警车“呜哇、呜哇、呜哇……”的声音，我们就被拉到了宿松县城。从此开始了一年失去了自由的牢狱生活。
2）宿松县看守所
在下警车时我还以为我们在北京的事情很容易就能说得清楚。还在想着，当晚就能回到老刘家里。我在警车上对坐在我身边的两个警察说：“如果我都要被你们抓起来了，那么整个北京的人都要被抓了。”身边的两个警察不说话。“这可能么？”我自问自答，也是自己安慰自己：“不可能，监狱也关不下这么多人呀！北京也不可能成为空城呀！”身边的两个警察还是像木头一样不说话，也不动。
我们三个人被直接送到了“安徽省宿松县看守所”。在几近黑暗的黄昏中看到那几个字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就是监狱，还想着这里也许是一个类似“招待所”的地方。当身后的大铁门重重地关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时，我的脑海里才浮出了“监狱”这两个字。但是，身后的铁门已经关闭，失去的东西已经不可逆转。
我只有跟着警察往里面走，进了一道小铁门，还有更小的一道铁门……越来越小，越来越逼仄。我被压缩得像是一个罐头里面的鱼或肉。任凭宰割、烹煮。
警察将我交给了一个叫“孙管教”的人就走了。孙管教问我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也不知道。”这个答案显然让孙管教不高兴，他猛然提高声音，几乎是对我叫喊着：“站好了。”我吓了一大跳，本能地做了一个立正的动作。孙管教接着严厉地说：“把腰带解下来。”我把腰带解了下来，还有口袋里的钥匙，一些零钱。放在一个小纸盒里。孙管教还要我把眼镜也拿下来。我说：“不戴眼镜，我看不到。”感谢他没有再坚持，让我戴着眼睛进了监狱，以至在坐牢的一年时间里，我还能够看得清眼前这个坚固、狭小的空间。
3）“你们不要瞎搞”
孙管教将就着我身上的零钱，卖给了我一个碗、一个塑料脸盆和一整套洗漱用品。
我拿着这些才买的生活用品走在前面，孙管教在后面“向左”“向右”地指挥着我行进。天已经完全黑了，走廊上的路灯亮亮地照着脚下的路。身下的影子前后左右地躲闪，我相信这是我当时的心境——想逃出去；身下的影子前后左右地闪躲，我相信这是我当时的处境——逃不出去。
一路上，孙管教都在叮嘱我，到牢房里不要乱说。真的、假的都不要提。他说：“总之，提到‘六四’这件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好处。里面的人都不是什么好卵（好人），会有人打小报告的”。
“忘了吧！啊！就当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
我嘴里答应着他。可是心里却不清楚眼前正在发生的是什么。我还不敢相信自己已经进了监狱，而且此刻正在往牢房里走。
“停到”，孙管教又一次发令。我停住了。“后退一步。”孙管教又对着我叫道。我被惊的向后退了一步。盯着他看。原来他是担心我离他太近，趁着他开门的时机袭击他。彼此都高度提防，“敌我矛盾”“你死我活”？这是人与人之间最紧张的一种关系。我意识到自己到了一个处处都要设防的地方。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把任何事情都住简单去想了。
孙管教打开了铁门，里面的白炽灯透出一片光来，惨白地预示着我今后的命运。没有选择，我走进了铁门。孙管教对着牢房里面的人丢下一句话：“你们不要瞎搞”。关上铁门就走了。
听到铁门打开的声音，牢房里面的犯人都围了上来。有十多个人。看他们的长相，个个都很奇怪。用牢里常用的话说，就是——牢坯相。
也许是因为我戴着一副眼睛，还有长得像是一个艺术家。他们对我还算客气，没有一下子就上来给我一顿拳脚。有个领头模样的人问我：“从哪儿来的？”
“北京。”
听到我的回答，再加上我的相貌，他们一下子就知道我是为什么进来的了。看来近些日子北京发生的事情也传到了这厚墙、铁网中来了。
“你是大学生？”
“北京到底死了好多人？”
“你到这里来，是为了发动革命么？”
“也搞一个‘农村包围城市’？”
……
没有一个问题是我敢回答的。我只好说：“进来的时候管教打了招呼，不让我说。”
那个牢头模样的人似乎很理解我此时的处境。没有一定让我回答。他安排我睡在第二个位置。看了我的位置之后，我才明白，我享受的待遇还满高，套用一句俗话就是——“一人之下，十几人之上。”我睡觉的位置是离厕所倒数第二远地方。
我在监狱里的代号（由6个阿拉伯数字组成），已经忘掉了。那是警察来提审的时候叫的编号。而一般牢房里的同改，都不会叫犯人的编号，大多是以是哪儿的人，或犯了什么事进来的罪名相呼。对我好的人都叫我“北京佬”，对我不好的人则叫我“反革命”。
我对这两个称呼都很满意。前者相比这偏僻的地方有地理上的优势，“宿松”你们这里只是一个县官到这儿睡了一觉，我却是从天子脚下来的；后者是因为我自认为在众多的刑事犯中，政治犯干的是唯一可以称之为光荣的事情。
4）牢头
第一天早晨，大约六点钟左右，一阵阵粗爆的吼叫声音外加一串连惯的铁门开启时发出的撞击声将我吵醒。
“起来了，起来了。他娘的都给我起床了。”
我坐了起来，看到牢房里的人都起来了。拿着放在墙角边的脸盆和碗到放风场上的水池边上去洗漱。我也学着样子到外面的放风场上去洗漱。太阳应该还在与地平线平行的地方。牢房里的光线柔和的像是一碗静止的水一样，没有流向、没有颜色、没有生命，这样的光线如果许久没有阳光照射补充进来，我想它也会像死水一样变质、变味。这种光线像极了放风场上水池里的水的颜色，浑浊而昏暗。看整个池子是阴黑的，只有将它舀在碗里，才可以看清这水还是透明的，可以见底。
我蹲在放风场的一角刷牙，嘴里刚冒出了白色的泡沫，那个牢头就过来蹲在我身边问：
“你和孙管教是亲戚？”
“不是”。
“那么，孙管教为什么会为你打招呼？”
“什么？打招呼？”我有些不明白。
“就是你进来的时候，孙管教说的‘你们不要瞎搞’。”
“这就是叫你们不要打我？”
“如果不是孙管教这句话，你多少都要挨点打。没有人可以避免，除非是教管的亲戚或者是有后台的人。”
说着这些时我已经就着水池里的水将脸给洗好了。精神好了许多。再等一会，天也更亮了。我一个人在放场上转着圈。时间实在是太慢了。其间有好几个人跟我打招呼，说不上几句话都要往北京的事情上引，问到底死了多少学生？因为有昨天管教打的招呼，我心底还是有些害怕，不敢乱说。但又觉得我如果什么都不说，也有一点儿对不住自己的良心，于是只有含糊地说：“我没有看到死人，但是第二天早晨起来，我沿着朝阳大道往天安门方向走，一路上都是血迹和子弹留下的痕迹。看那种阵仗，不死人是不可能的。”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注意到有一个人一直将脸贴在铁门上，从铁门上的小铁窗缝隙中向外张望。他看些什么呢？
疑问刚产生，就听到他欢快地叫了一声：“开饭了。”叫完之后，他就去拿碗。牢房里的人也纷纷跟着他拿起了碗。紧接着，我听到从他张望的那个方向，传来了叮叮当当的铁门开启的声音。
昨天安排我睡在第二个位置的那个人对我说：“北京佬，别愣着。吃早饭了。”于是，我拿着我的碗站在了队伍的最后一个。而牢头则直接走到了最前一位，等着送饭的人将饭送到门口。看来在我们国家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特权。
早饭：一两稀饭、一个馒头。
等我打到饭时，已经有人吃完饭在洗碗了。稀饭很稀，只要用水晃一晃、涮一下，倒掉水，碗就干净了。
稀饭和馒头都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应该都是变质了的米和面做的吧。这我还是可以理解的，坐牢肯定不是让你享受。如果是，那谁还害怕坐牢呢。我想，无论如何都要努力适应这种生活。端着碗我正要开吃，就看见一个过来对着我说：“新来的，你知道规矩不？”我盯着他，眼神中透露着不知道。等着他点拨。他说：“把你的馒头给牢头……”
这个东西牢头也看得上？也许刚进来，肚子里还有一些油水，我任他将手中的馒头一把夺去。
这个人讨好地将馒头送到牢头的手上。牢头一边吃着我的馒头一边说：“你今天肚子里应该还有些油水，这个馒头我就代你吃了。”说着他走到我的身边说：“照我们这里面的规矩，新来的人都要将自己的饭分一部分出来给牢头吃。直到再有新人进来，这个规矩才传下去，交给新来的人。”
牢头还算是有见识的人。他也到过北京。他对北京的总结是：“大。大官太多了，每一辆公交上，至少有三个科长。”他对这次北京闹的事的总结是：“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他的建议：“你们应该发动工人阶级。”
我回答说：“工人阶级都有家室要养。有后顾之忧，更不可能站出来。在这个国家，是靠管住人民的饭碗来管住人民的。可能只有大学生，没有工作也没有家室，身上的压力轻一些，才有可能站出来。”
牢头不说话了。阴着脸。他深沉地钻进了阴暗的房间里，让人意识到他或许是一个干大事的人。生不逢时？我听过太多人“生不逢时”的抱怨。我知道那是因为共产党的成功太走狗屎运了，那样一群土包子、那么一群坏人、那么一些个小人、那么一些没有操守（底线）的人、那样一些笨蛋，竟然意外地夺取了天下（是一个占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啊）。这是一个多么励志的故事啊！让多少智商本来就不高的人，心从此桀骜起来——“我可以”、“我能”、“我行”——这就是那一群人对这个时代惟一的贡献。
我还站在放风场上晒着太阳，让身体的温度升高一些，以感受自己虽然坠入了人间地狱，但仍旧是在自然界的人间之中。现在太阳已经升高了许多，阳光已经可以直直地照进放风场，在灰色的水泥墙上留下一刀灰白分明的界线。
监狱里没有时间，这一点坐过牢的人都有体会。像是故意要与里面呆着的人作对，与每一个人都想早一点出去的愿望相反，时间慢得简直就要急死人。
时间真的是太慢了，让人觉得坐牢真的是太难打发时间了。没有钟表，没有大自然的参照——花开花落、风去又复返。如果没有阳光，监狱里的人会觉得自己是呆在了连时间也被一起关起来了的坟墓之中。监狱里只有从阳光的影子里可以感受到时间犹如水在一个破了一个小眼的容器中，一点一点地渗出、而后再一滴一滴地落下。在太阳光从墙上爬下，照到地面上时，铁门上的那扇小窗口打开了。从窗口外丢进了一份《安徽日报》。
那个一直守在铁门边，扒在小窗口上向外面看的人第一时间拿到了报纸。发报纸的是孙管教，他明显知道他扒在窗口上是在望些什么（后来我知道他是在看女人，我们旁边隔着一间关着的是女犯人，只要有女犯人被提出去或押进来，都可以抓紧那零点零几秒的时间看到女人一瞬出现并一瞬消失的身影），孙管教对着他叫到：“看什么看，看了去死。”那个人嘿嘿地说：“我在等报纸看。”孙管教没有接下去说：“看了去死”，他一眼看到了我，将脸贴着小窗口对着我问：“北京佬，他们有没有瞎搞？”现在我知道了，他是在问牢里有没有人打我。我回答说：“没有”。
5）报纸
第一时间拿到报纸的人第一时间将报纸拿给了牢头。监狱里的体制和监狱外面一样，牢头一定要享受所有在坐牢生活中产生的特权。就像在外面领导要享受所有的特权一样。
这就是大环境下的小环境，大社会下的小社会。有样学样。上梁不正，下梁歪。
牢头拿到报纸后象征性地翻了一下，4个版面，用了还不到一分钟。而后他把报纸拿给我说：“每天都是一个面孔，没一点新玩艺。北京佬，还是给你看吧。”
我接过报纸，看到四个版面几乎都在说各地纷纷学习党中央精神，坚决拥护（支持）党中央的正确决定。从这张报纸里面除了能看出共产党仍旧牢牢地控制着中国外，其他确实也看不出有什么新鲜的东西。
在监狱里，报纸看多了之后，我总结了一个对报纸的认识：共产党每天都在重复这些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内容，并不是要你相信，也并不是我们常说的那种——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他们并不认为这是一条铁律。共产党并没有那么天真，会认为“谎言重复上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真理就是真理、谎言就是谎言。他们从来就不会相信谎言重复多了就会变成为真理，因为共产党人从来就没有追求过真理。他们将那么多谎言、重复地不厌其烦地刊登在报纸上，无非是想告诉读报纸的人一个事实：天还是红颜色的，一切都还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这个暗号对于自己人（体制的获益者），是一种鼓舞。它传递出的信息是：别担心，我还可以控制住局势。跟着党走，没错。
这个暗号对于反对他的人（异议人士），是拖垮他们意志的咒语，让他们觉得黑暗还很漫长，光明遥遥无期。
这个暗号对于那些没有政治诉求的人（在体制内只是为了养家糊口的普通劳动者），是告诉他们应该向哪里倒的方向标。并由此“团结了绝大多数的人”。
在外面时，接触到的信息相对要多些，所以对报纸起到的作用感受不是很深。在监狱中呢，完全与世隔绝，所有的信息都是通过报纸获得，这样报纸传递出来的暗号被放大了。我对报纸的作用也就认识得更清楚了。
每回我读完报纸，都会有人问我：“大学生会胜利么？被抓住的那些人会被枪毙么？”对于前一个问题，我通过读报而得知他们仍然控制着一切，于是获得的答案是：“不会胜利。”这就是官方的报纸在我的身上起的作用。能够将众多不同的声音统一为一种声音，足以证明他们的“能力”。党的行政能力，运作得还是很顺畅的。对于后一个问题，正是我所害怕的。我确实不知道共产党为了自己的权力会做出什么凶残恨毒的事来。我承认我怕死。自从那一夜被关进来，我一直担心自己在这个偏远的地方，被他们轻轻地一抹，就将我从这个历史上抹掉了。这对于他们来说，真的是太容易了。
有一天，牢头拿到报纸后没有第一时间转给我，竟自己仔细地读了起来。看了足足有半个小时。看完之后，他将报纸拿给我，说：“报纸上说：刘小波说，天安门没有死人”。我接过报纸看到上面写的是，刘小波说他没有在天安门广场纪念碑附近看到死人。
我不知道天安门到底有没有死人。因为我也没有看到。6月3日那天我恰巧没有去天安门。平时我几乎每天都会去。
等我看完报纸，牢头问我：“北京佬，刘小波说的是真的么？”
我说：“不知道，我也没有看到天安门死人。那天我没有去广场。但是我在离广场还有二十多公里的十里堡看到了被打死的市民。”
牢头听了之后对我说：“我明白了，中国没有人可以成为英雄。”我听出了牢头的失望。这是一个人人都想要别人成为英雄，而自己又坐享其成的时代。
过了一天，牢头还再一次地小声问我：“北京佬，如果你是刘小波，你会将你看到的说出来么？我是说，如果你真的看到死了很多人。”
我回答说：“我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不敢说有看到。”
“中国没有人可以成为英雄。”牢头显得很失望。他是在为在那样一场重大的运动中没有产生英雄而失望么？
据牢头说，在监狱里每天都要学习报纸，这是坐牢的人了解外界的唯一官方途径。但是前一阵子大约有半个月都没有报纸送进来。我问他：“是不是在5月中下旬？”他点点头说：“应该是吧。”我说：“那几天的报纸是最自由的。因为那时的报纸是支持学生的，上面有报道学生游行的事。”牢头听了之后说：“那些天，我们都在猜中国一定是出了什么大事，但又看不到报纸。”我问：“你们再看到报纸时，事情应该已经平息了。”牢头说：“再看到报纸时，上面刊登的都是各地坚决支持党中央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新闻了。”
看来监狱中基层干部“政治觉悟”还是很高的，他们知道应该屏蔽些什么信息不让犯人看到。以免在监狱里造成“思想上的混乱”。
牢头是宿松县的首富。据传县城里的一条公路就是他出钱修建的。那时他是这个县城的风云人物。没想到一届官员走了，又换了一届官员，新的县委书记要他拿出钱再修一条路。由此他发现官字的两个口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于是委婉地拒绝了。“前任的你就给钱，到了我就不给了”，新的领导自然忍不下这口气，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
不久之后，他就被抓了起来。罪名是“偷税漏税”。
他说：那时我还没有明白“破财消灾”的道理。
他说：我的牢头就是给管教行贿，花钱买来的。
他说：在这样的制度下，赚再多钱也是不安全的。从理论上来说，我赚得每一块钱，都是共产党的，我之所以能成为宿松县首富，这是因为党放开了让我致了富，这是他们的政策好。如果哪一天党要走回去了，我们所有的一切还是会被共产党“共产”掉的。所以我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英雄，将专制的政体推翻。
我那时对专制体制没有太多的认识，惟一觉得那时的社会不好的地方就是“托并系、走后门”成风，还有就是当官的孩子可以更容易的找到好工作。
也许是做生意的人站在时代的前沿，对这个体制认识的更深吧。我没有敢跟他就这个话题很深地讨论下去。一是因为当时自己才从学校出来进入社会，对现实的认识还处于懵懂阶段。二是因为我害怕他是在套我的话，引蛇出洞。
牢头在狱中有许多特权。比如说他的妻子来探监，管教就会让出自己的房间，让他们行房事。每次行完房事，他都不会清洗下身。他总是留着那种刚做完爱味道回到监室，掏出那根还没有完全干了的宝贝眩耀着：“操，真爽。吐了，吐了三次。肚子里的那一点坏水全部都吐完了。至少半个月都不会再想这事了。”
当天晚上，监狱的囚犯们就会根据这短短的一句话，躲在被子里，凭借着各自的想象力自慰，于是小小的空气不流通的牢房里整夜便弥漫着一股青涩的黄豆味道。
那个味道确实很大。当晚在高高的窗外的走廊上巡逻的武警闻到这股黄豆味道时，就探进头来，爆叫一声：“你们这些狗日的，不好好反省，还在做那些美梦呀。狗日的快给我起来，不许穿衣服，都到墙角下去站好。”犯人们便匆匆地爬起来，到墙角去站成一排。只有牢头没有起来，武警指着他喊：“你，怎么还不起来去站好？”
牢头回答：“不关我的事。我昨天才吐了，用不着再吐了。”武警看清了是宿松县首富，便没有再说什么，到别处巡视去了。
在我被关进看守所大概一个月左右，牢头就离开了看守所到监狱服刑去了。
临走时，他对我说：“北京佬，别看判了我十几年，但是我保证最多再坐两年，我就可以出去。”他叮嘱我说：“你出去后如果没有地方去，就来找我。我不会亏待你的。”
牢头对我说，虽然他没有直接参加过六四，但通过每天看报纸，总结的经验，他已经放弃了干“大事”的念头。这不是冷兵器时代。在热兵器时代，没有大环境的支持，要想通过暴力革命干成“大事”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只是想着，能做一个小黑社会的头子，寄生在体制里混一口饭吃就可以了。
6）游街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办法将“游街”和“游行”的含意区分开来。我一直以为它们两者的意思都是一样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人同时走到街上去表达自己的感情与意愿。
直到我自己被持枪的警察押着，游了一趟街。我才明白，游街与游行完全不同。它们基本上可以当做反义词来理解。
进了看守所大概是第五天，早晨天还没有亮光，放风场的门比以前更早地打开了。“咣啷”“咣啷”的铁门撞击声，伴随着一阵阵“起床了，快点起床了”的叫喊声。
“一定是有什么事情。”老坐监狱的人都这样猜测。果然，等我们洗漱完毕，没有一会儿，铁门上的小铁窗就打开了。吃早饭了，而且与往常的稀饭不同，今天早上吃的是干饭（后来我才明白，吃干饭是为了在接下来的游街中，不会尿裤子）。
我吃完早饭，洗好碗。没有过多久，铁门就打开了。孙管教站在门口，指着我说：“你出来。”同囚室的人盯着我，不知道将发生什么。有一个人甚至以为我要被释放了，叫我把盆子和碗留给他。孙管教在门外吼道：“想得到美，马上就回来了”。
我跟在孙管教后面，经过了一道长长的回廊，一直到了一个小院子里。院子中站着十几个人。我看到老刘和小杨也在人群中。我站到了老刘的身边，只对他说了一句话：“怎么会搞成了这样。”就被一个声音打断了：“老实点，不许说话。”
我们被命令站成一排。每个人大约间隔一米。在一声哨响之后从院子外面冲进来了一队武警。每一个人身后两个人，一个不多、一个不少。同时，我的左右两臂已经被两个武警紧紧地抓住了。他们同时抬脚踹向我的腿肚子，我一下子就跪在了地上。他们将我的双手反扭到背后，用一根小指头一般粗细的绳索将我五花大绑起来。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我没有挣扎。因为我知道此时命运已经完全不掌握在我自己的手上。挣扎也许只会使身上的绳索捆绑得更紧。有一瞬间，我的脑海里还闪过了电影里，共产党被国民党集体枪毙的场景。
待捆绑好之后，吴所长简短地讲了几句话。大至是要我们在游街的过程中要老老实实，不要乱说乱动。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像是捡回了一条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吴所长讲完话之后，一个手拿剃刀的人给我们三个人剃头。其间，有人提醒给我剃头的人：“留一点，不要剃得太干净了”。
我是被两个武警提到卡车上的。有一个武警在我尚没有站稳之时，用手卡住了我的脖子，恶狠狠地对我说了一句：“你杀了解放军没有？反革命。”
我没有说话。一是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再就是也没有想到他会这样问。第一次经历这样的场面，脑袋里面全都是空的。
汽车开动了，身后的两个武警一左一右地押着我，一只手按住我的肩，让我呈弯腰状，另一只手又抓着我的头发，让我的头抬起来，好让围观的人看清楚这个罪犯长得什么样子。我这才明白，刚才为什么有人提醒给我剃头的人“不要剃得太干净了。留一点”。
汽车开到大街上时，街道上已经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看来他们是提前得到了通知：有热闹可以看。有很多人一直跟着押我的这辆车跑，一边跑，一边喊：“看，那就是北京来的大学生。”汽车缓慢地在大街上穿行。满眼都是看热闹的人群，他们欢呼着、嘻笑着，像是过节一样。我没有勇气与他们对视。紧紧地将眼睛闭着。我至今也无法确定，我那时是做了正面教材，还是反面教材。
时间太慢了。时间比缓慢地行驶着的汽车还要慢许多。缓慢行驶着的汽车像是要把时间拖住。这就是他们要达到的目的。
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汽车才从这个小县城的街道这一头穿到那一头。调转头后就快速地开回到看守所里了。
当我手上的绳索被解开时，因为长久的血液不畅，我已经感觉不到自己的手的存在了。过了很久才有一种麻麻的感觉。终于有找到双手的感觉了。双臂可以动了，但双手握不成拳。到中午吃饭时，只有将碗放在地上，像狗一样伏着身子，用手握着筷子，将饭往嘴里刨。有经验的人告诉我说：是武警将你绑得太紧了，别担心，手残废不了。要过一个星期你的手才能握成拳头。要过半个多月你的拳头才能握紧。
7）牢头是怎样产生的
没有坐过牢的人多半都以为牢头是最能打的。因为监狱里遵循的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事实上，监狱并没有这么简单。表面上监狱是教育改造人或制造恐惧让人不想再来的地方；表面上每间牢房里只有十几、二十个人，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简单的场所了。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监狱是人类社会最复杂的地方。
原来的牢头宿松县首富走了以后，一个叫朱洪的半残废的人当了一阵子牢头。这个完全不能打的人是如何当上牢头的呢？就是靠一副嘴皮子。能够说服别的人跟着他一起去栽脏某一个不服他的人。
我就亲眼看到他在几个人的面前嘀咕了一阵子之后，就高声地叫喊：“报告管教，报告管教，报告管教……”
管教过来之后先要给报告的人一个下马威：“叫什么叫？看老子不整死你。”
这时就听到朱洪说：“报告管教，刚才小马说看守所里的管教都在吃黑钱。”
小马肯定会否认说：“报告管教，我没有说。”
朱洪则会举出证人说：“谁谁谁、谁谁谁、谁谁谁……都听到了，不相你问他们。”这时那几个事先串通好的人则会出来做证说：“是的，我听到了。小马刚才是这样说的。”
于是，这个小马就会被管教拖出去一顿爆打。这才是高手，借刀杀人。
如果这个小马不服他当牢头，那么再报告管教，再编造一个罪名，让管教再将他拉出去爆打。直到他服了为止。
朱洪的牢头日子没有当多久，就被人取代了。那是一个刚进来的人，叫好像是叫雷震。他一进牢房就摆出一副在外面很混得开的样子，问：“你们有人认得某某（应该当地黑社会有头脸的人物）么？”
朱洪说：“嘿嘿，你他妈的还搬了一座山进来靠着啊！享福啊？谁进来都是一样——照打不误。”
雷震说：“没关系，照你们的老规矩，该怎样就怎样。有什么关要过，我就过什么关。”说完他就站着，等着。仿佛在等着挨打。看到他的那副屌屌的样子，牢房里的人都被镇住了，没有像住常那样立刻动手。就借着这个空挡，雷震对着朱洪说：“我知道你是乡下来的，除非你不进县城、除非你不从这里走出去……只要你一出现在县城，你就别想活着出去。”看来朱洪确定自己以后一定会在宿松县城出现，他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没有让雷震走刚进入监的人必经的那一套程序——“下马威”。
经过这样一场对话，长于见风驶舵的在牢中关押的人自然看出了谁高谁下。经过重新站队之后，雷震自然就坐到了牢头的位置上了。
从这三个牢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当牢头至少要具备这三个要素中的任何一个——有钱、能说会道、混际于当地最高行政区的小流氓（中央集权从大处看如此、从小处看同样如此）。从牢头的产生，可以看出当时中国的价值及精神取向。
有势的人呢？有势的人根本就不可能会进监狱。
8）笔
刚进看守所时，牢房里还是有圆珠笔的。笔对于里面的人来说是与外界沟通的重要工具。但是监狱里对笔的用处有明确规定：只能写一些交待材料或申诉材料。只要还没有结案就不允许写家信，只有结了案才可以写信。当然，这些信件都要经过监狱方的检查。
因为我有当作家的情结，所以在进监狱三天之后，就拿起笔偷偷地在写点东西。主要是因为无聊，大把的时间很难打发。再一个就是我在进来之前，恰好看的书是《狱中书简》，我也想着自己也能像那样搞出一个经典来。只要一动这种念头，有时候竟会觉得自己应该进来走这么一趟。
只是我在写东西的时候总会有人好奇地在我的身边走来走去。问：“北京佬，你在写我们么？”我总是说：“没有。其实我什么也没有写。只是胡乱打发时间。”我这种回答当然没有人相信。他们还是会拿目光往我写的纸上瞟来瞟去。我只有将字写体得很小很小、将字迹写得很撩草很撩草。我估计，除了我本人之外没有人可以瞟一眼就看懂。
有些好心的人也常常会悄悄地提醒我小心，不要乱写。监狱里没有人是可以相信的。也许早就有人报告管教了，说我在偷着写东西。我提心吊胆地写着，有时候真想停住不写。但是又不想浪费了这段经历，我相信环境对写作的影响。离开了这个环境可能就写不出类似的文字了。
直到有一天，突然牢房的门打开了。一下子涌进来了十几个持着枪的武警，叫着：“搜号子、搜号子。全部都到墙边去站好”。于是，所有的人都到放风场的墙边去站着。有一个武警看到我戴着眼镜，盯了我一眼问：“你是从北京来的？”我点点头。他又问：“在北京你有没有打我们的人？”我没有理他，将脸偏向一边。他说：“如果你有打我们的人，老子今天非弄死你不可。”我还是没有理他，心里头一直担心自己写得那些文字被搜出来。
那个武警没有再纠缠我了，而是找了一个站在我右边的人在出气。武警让他向前半步，站好。尔后就像打沙包一样，用武术套路向他身上一下一下地招呼着，僵硬的动作就像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傻瓜一样。最后结束的一招用的竟是“双雷灌耳”。因为我在读高中时拜过师学武，所以看的我差一点要笑出声音来。哪里有人会像木头一样站着让你打？这样练武术，碰到了实战，就只有挨别人打了。练武的人有一句话叫着“套路不死、武术不活”，说的就是死练套路的人，永远没有办法活用武术。我在想，这个武警这个时候很威风，如果退了伍，换了别人，立刻就会被揍扒下。想到他悲惨的后果，我的心中就升起了一阵愉快。
这次“收号子”的主要目的为了收缴写字用的笔。经过一阵折腾、翻找之后，搜查的武警从屋里拿出来了一大把笔。在概有十几支吧。之后，一直捂着鼻子站在门口的吴管教进来说：“从今天起，号房里不允许有笔。如果写材料需要用笔，就喊报告。所里会借给你，但是只要一写完了，就要立刻将笔上交。”
没有了笔。从此后，我就停止了写东西。直到过了二个多月，在一次提审中我暗中带回来了一支笔，我才又接着偷偷写了起来。
我一直没有明白为什么监狱里突然就不准有笔了。
据说是因为有人用笔在监狱里抄了一首叶挺写的诗：
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一个声音高叫着
爬出来吧
给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可我深深地知道
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里爬出
……
因为狱中的时间充足，听到这个消息后，我用了足足两天的时间在想：这首诗不是叶挺在监狱中用笔写的么？
最后得出了一个结论：那个时代比这个时代更宽松自由呢。
关于笔，还有一个故事。就在监狱方搜走了笔不久，来了一个女管教，姓卢。长得不好看。我是这样来判断她长得如何的：看到她，我的下面从来就没有一点反应。但是其他的人并不像我这样想。也许对于在一个没有女性的环境中，男人们真的会认为母猪都是漂亮的。卢管教刚来的时间，还是很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的，因为她经常在监狱的上边来回的巡视。监狱里的犯人看到来了一个女管教，胆子大的人就在放风场下面喊到：“卢管教，借一个笔（屄）来用一用。”一开始卢管教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含义，总是答应一声就去拿笔来给要借笔的人。
这一来，监狱里的犯人仿佛偿到了甜头，只要卢管教一出现，监狱中就有人在喊：“卢管教，借一个笔（屄）来用一用。”其他的人也会跟着说：“卢管教，我也要笔（屄）用，我也要笔（屄）用。”
再笨的人也会悟出其中的含义。从此卢管教性情大变。有一天她默默地记下了所有要借笔（屄）的人，尔后叫来两个武警，一个监室一个监室地开门，将借笔（屄）者一个一个拉出去，就是一阵暴打。直打得监狱里哀嚎之声震天。有些人被打得鸡鸡充血，尿都屙不出来，有些人也许就失去了“那种”功能。
从此后没有人再敢向她借笔（屄）了。从此后那个还有一些善良的卢管教不见了。
监狱就是这种地方，不管是改造人的还是被人改造的都只会变得越来越坏。不暴虐，在那种地方就只能被人欺负。
9）“教育”
在监狱里每一个新进来的人都要被里面老的犯人“教育”一番。这对于管理方来说是很有必要的。第一、犯人“教育”犯人，可以让管理方省了很多事。第二、监狱绝不是一个让人享受的地方，其中如果没有一种残酷性，那不是成了一个人人都想要进去的天堂了？
所以对监狱里犯人打犯人，管理方不是不管，而是不能管。因此对于监室里的牢头，管理方多是放纵的。
牢头对监室的管理也很有一套。我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坐牢的祖宗传下来的规矩，属于人类积累的智慧结晶。就是新进来的犯人都要挨一顿“杀威棒”，好让牢头立威，以后便于顺利地施发各种指令。这是一个方面，另外还有一个规矩，打新进来的人必须人人都参与，不允许有袖手旁观者，这大概是为了更好的在监室里形成一个统一战线：一至对外。
在我经历的牢狱生活里，只有我没有参与过打新进来的犯人。我想，这应该是因为有这两个原因：一、我是政治犯，在共产党过去对他们革命经历的宣传里，政治犯都是品格和道德高尚的人。有了这样一种固定的模式，牢里面的人自然就会将我放在他们同类之外看待，也就不等而同之了。二、还是我刚进来时孙管教打得那声招呼“你们不要瞎搞”，这一句模糊的话给了里面的人无限的遐想空间：以为我有什么背景，或者担心政治形势将来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好给自己留一条后路。
对于我在狱中不打新进来的人，并不是证明我是圣人。在里面无聊透顶，将新进来的人戏弄一番，是消谴时间的最好办法。每当有新人进来，就是一天时间过得最快的一天。先是将其折磨一番，而后再围在他的身边打听一些外面的事情，由此而获得一些信息。
事实上，这个新进来的犯人，是沟通外界的桥梁。还是老犯人活动手脚的健身器材。
不参与打人，使我少了很多乐趣。也使牢狱生活难熬了许多。惟一使我觉得有所收获的是，大家都觉得我确实是一个读书人，与他们不一样。
为了这个“不一样”我一直得忍着，不参加他们集体“教育”新人的活动，不加入任何一个小群体。以示一个政治犯与其他刑事犯的区别。人的虚荣心真的处处都可以表现，即使在监狱这种地方。那个时候弗洛伊德的书刚刚在中国流行，其中就有一个名词叫着“集体的无意识”，说的就是人在集体状态下的一种盲从——别人怎样我也要怎么样，不需要经过自己大脑的思考。从中我隐隐觉得相比集体来说，个体独立应该是人更好的一种状态。
在自我肯定了之后，孤独就算不得什么了。
在监狱里老犯人“教育”新犯人的办法有很多。将自己的食物让出一部份给牢头吃，只是“饿其肌体”。还有更重要的一部分是“劳其筋骨”。这是天降大任与斯人也？还是天降大灾与斯人也？相信每一个人都知道答案。
一般来说“劳其筋骨”共分几个步骤：
一是洗澡：这一次洗澡不是自己洗澡，而是老犯人帮助他洗澡。用粗粗硬硬的洗布鞋的刷子在其身上，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地刷上一遍，怎么样都要掉一层皮。通常对监狱方还抱有幻想的人会高声大叫：“啊、啊、啊、啊……”监狱里很寂静，惨叫声可以传出很远，足可以让正在值班的管教听到。如果叫喊声足够凄惨悲凉、足够持久，是可以吸引来管教的。老犯人也希望管教此时会过来询问为什么叫喊。因为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让新进来的人洗澡，监规里就有一条“要讲究个人卫生”。如果管教过来了，问为什么？只要回答说：“他的身上脏死了，叫他洗澡他还不洗。”就可以搪塞过去。管教会将这个新来的人臭骂一顿说：“洗个澡有什么好叫的。他妈的，有本事做坏人，就没有胆量洗个澡么？再叫、再叫把你拉出去打死掉。”
听到管教这样一说，新来的人会顺势推出——老犯人干的事情是管教默许的结论。接下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叫喊了。再苦再痛也只有自己扛着了。谁叫自己是坏人呢？坏人就要对得起坏人这个名誉。
二是看CCTV：这项措施是以“教育”为目的。就是跪在厕所的踏脚处，将头尽可能地低下去，闻厕所里散发出来的臭味。其间还要不停地调换频道（拧耳朵）。这是最先进的电视机，不仅可以看到（厕所底部的粪便），还可以听到（换频道的喊痛声），更可以闻到（厕坑里的味道）。
三是大扫除：擦床铺板。这项工作不需要新进来的犯人亲自动手。他只要充当好劳动工具“抹布”就可以了。他被要求平躺到床铺上，由早进来的人拖着在床上来来回回地擦着床板。这是最低等级的清洁内容。如果新进来的犯人，让人非常看不顺眼，那么擦完床板之后还要接着照同样的办法来擦地板。
这三板斧下来，新来的人就已经满身是伤了。
在监狱里并不是所有对新犯人的“教育”措施（手断）都是一样的。牢头的更换也会引发“教育手断”的变化。我就看到过一个牢头的一个崭新的措施：
就是用卫生纸搓成一根绳子，绑住一双高邦球鞋（监狱里的鞋子不能有鞋带，以防犯人自杀），吊在新来犯人的鸡鸡上，让他在监室最南端和放风场最北端之间（大约20米）来回走二十趟。其间鞋子不能掉地，掉地一次就要挨牢房里每人重重一拳。为了能够挂住鞋子，受教育的人先要将鸡鸡搓硬。有些人因为身体或心理原因，鸡鸡不够硬或硬得不够久，鞋子挂不稳掉到地上，要挨无数次同牢房的人暴打。越打鸡鸡越不争气、鸡鸡越不争气越是要挨打，有些直打到打人的人手软为止，才算免强过关。
监狱里“教育”的手段还有很多很多，有些我现在已经记不清楚了。
应该说明的是，我在监狱里并没有挨过打。但我写的这些“教育手段”都是我亲眼看见的。在监狱里，不要说关一年半载或十天半月，只要关上一天，就能让一个正常人过去形成的世界观彻底地毁灭。一切都尊循着丛林法则——像野兽一样地生存。
凡是经过监狱的这一番“教育”，没有哪个正常的人愿意再回到这里了。这就是监狱对失足人员教育及挽救的作用。监狱并不是拯救人，而是吓怕人。理论是没有用的，只有手段才可以产生作用。
10）坐房中的那些“功夫”
在监狱里，每天早晨只要放风场的门一开，我就会起床，到放风场去练武。从放风场开门到起床的时间大约还在半小时。利用这半个小时活动活动手脚是我在监狱中体会到最自由的时刻。边上没有人，只有清晨凉净的空气围裹着我。只有让身体运动起来，才能再重温在被窝里的温暖。
在福建读高中的时候我就跟着一个同桌的同学在习练武术，那个时候正是武侠电影和小说盛行之时。总是想着要学好武术，大到可以救国、小到可以扶弱、再不济也可以防身。那个时候，小小的身体里装着大大的理想。
从高一到参加工作，几年来虽然一直没有中断过习练，但在一起玩的人之中，我的功夫也不算很好。后来碰到过一次黑社会火并，枪来弹往，我才发现练武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没有人会和你真正的拳脚相对。
现在这个时代，早已经没有人讲规则了。
于是我又换了一个理想，由习武转向写诗。目的当然还是那种幼稚的想法：救国、救人。一直到我独自在监狱里，安静地吸气呼气并出掌收拳时才明白不要说救国、救人，我实在是连自己也救不了。
监狱里着实是练功的好地方，难怪武侠书上总要说高手闭关修炼。在寂静中，想着身体中的某一个部位，就真得能够让所思到达那里。形到、意到、气到、力到。
大概一个月过后，我已经将我丢掉了一年多的功夫捡起来了，到了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更高的境界。
有一天早晨，我正独自练着吐呐功。一个前几天刚进来的徐力晶不知道为什么也早早地起来了。看到我在练武，便要和我比试一下。我推脱到：“我这是花架子，只是为了活动活动身体。”没想到他一拳就打了过来，我一侧身就让过了他这一拳，再向前进半步就已经到了他的右侧，然后我用手比了一下，表明我可以打中他的腋下。
这一下，他就服了。说要跟我学武。我说：“现在练武有什么用？出来混的人都用枪了。”我打消了他的学武念头。但从此以后，他对我就很好了。
在监狱里由于生活起居有规律，只要认真去体会，是可以体味到身体内部的变化的。由此我相信得道高僧可以预知自己什么时候会圆寂。道理很简单，因为素食，体内干净；因为安静，心中平静。因为一直瞑想着身体的内部，所以对身体中的每一个变化都能敏锐的捕捉到。
在监狱中，按规定每个人每月都有一斤猪肉。监狱方为了图方便，每一次吃肉都是一斤。一次吃完了事。另外，监狱里犯人一个月还可以买两次猪肉，一次还是一斤。当然这是监狱方为了挣钱，因为里面卖的猪肉比外面要贵将近一倍。
这样，我们每隔10天就可以吃一次猪肉。每一次吃肉，当天晚上身体里都是燥热得睡不着觉。都要手淫——用右手打开身体深处的某个闸门，让“那种”欲望喷射出来。即使不手淫，当晚也必定要做春梦。梦见“那种”美好的事情，让身体里的“坏东西”跑出来自杀。等醒来后感叹一声：“唉，梦姑娘又为社会除了害虫。”
每一次吃肉，犯人们都要将肉碗里面的汤倒到刷牙用的缸子里，等到第二天缸子里汤的表面就会结上一层厚厚的白色猪油。再用筷子将猪油分离开来，保留。每次吃饭时夹一两筷子拌在米饭里，饭就会香很多。一般的，夏天这种自制的猪油最多可以保质两天，就要快快的吃，每一顿饭就多拌一些油；冬天则至少可以保质半个月，但每一个人都会比着看守所10天吃一次肉的周期，把自制的油分成20份，一坨一坨地分配着将猪油拌在饭里，有效利用、细水长流，每天都可以沾点油荤。不断档也不余留。这也是过日子的一种吧。
在监狱里为了吃，有人可以不顾一切。有一个姓刘的，叫刘琦珠大约三十五岁左右，个头比我高些，应该有一米七五吧。也许是许久没有吃糖了，身体里痨得荒。有一天他实在忍不住了，便与人打赌，说他一次可以吃一斤白糖。谁不信的话就拿出一斤白糖来，他吃给他看。监狱里都是人精，一听就知道他这是想要骗糖吃。但是又不想错过一场好戏。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将打赌吃一斤白糖的量提到了一次吃五斤白糖。为了解口馋，这个刘姓的人竟答应了。于是整个号房的人开始凑白糖给他吃，你半斤我半斤，凑足了五斤白糖。说好要在十分钟之内吃完，如果吃不完呵呵，那么以后就没有好日子过了。
这个人满口答应，端起碗就吃。果然一口气就将这五斤白糖都吃进了肚子里。
吃完白糖之后，他一连几天都没有屎屙。一开始他还没有在意，一直到了半个月，他还是没有屙过一泡屎。一是没有便意，硬屙呢又屙不出来。而他的小肚子也越来越大，吃下去的饭成了包袱。直到第二十天时，他害怕的脸都白了。于是高喊：“报告管教”。
管教过来问他有什么事？刘琦珠说：“报告管教，我屙不出屎来。我要吃泻药。”管教认为他是戏弄自己，回答说：“好，我给你泻药。”说着开门就把他拉出去，拿着棍子，朝着他的屁股就是一阵乱打。边打边叫：“拉不出屎来！我帮帮你。看你拉得出来不？……”
没想到这一顿棍棒算是救了刘琦珠，竟把他的屎打了出来。那可真叫臭。这应该就算是将他的屁股打破了吧？
在冲天的臭气里，刘琦珠猛地跪在地上给管教磕着头说：“谢谢管教，谢谢管教救命之恩”。管教也不明白他这是为什么，以为他是个受虐狂。骂了声“找打”两个字就走了。
等刘琦珠清理好下身，才发现屁眼外面多了一根一寸多长的肠子。从此只要看到糖就恶心干呕，再也不吃糖了。
在监狱里，因为寂静，人的听力也会变得异常的好。比如说关押我的那一间号房离厨房大约隔着四间号房，每天都可以听到从厨房传过来的切菜声。在监狱里，吃的东西也是尽可能地简单，一般就是什么菜便宜就吃什么菜。我记得大概就是，冬瓜、萝卜、土豆这三种，偶尔还会有长豇豆。再就是一个月三次吃肉。每天闲着无事，我就集中精力去听厨房的切菜声音，以打发漫长的时间。没有多久，我就可以从切菜的声音里听出厨师切的是什么菜。有一次厨房传出来的切菜声音让我感觉到了陌生，因为刀切入菜中和最后落在菜板上的声音比以往要轻细很多。于是我就对刘琦珠说：“今天中午吃的肯定不是冬瓜。”因为当季正是冬瓜滥市的季节，也是这个菜最便宜的时候，我们也已经连续吃了近两个月的冬瓜，看到冬瓜都已经反胃了。所以刘琦珠不相信，他说：“不可能，冬瓜正是最贱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监狱不可能会在犯人身上多花一分钱。我也相信他的判断，但是这个切菜的声音确实不是冬瓜。我说：“我也不相信他们会在我们身上多花一分钱，但是你听这个切菜的声音确实不是冬瓜呀。”
刘琦珠仔细地听了一阵之后，说：“我听不出来。我们打赌，如果今天吃的不是冬瓜，我就把中午饭输给你。如果是你就把饭输给我吃。”
我说：“饭我不赌……要不然这样，如果我输了，我就将我剩下的白糖输给你。怎样？”
刘琦珠听到我说“白糖”，脸色一变，弯下腰就呕吐了起来。
果然，吃的不是冬瓜，也不是米饭，是面条。面条里面配的蔬菜是莲花白，刚才切菜的声音就是切莲花白的声音，以后再听到这种声音我就知道是吃莲花白了。看到吃的是面条，在号子里面坐的久的人说：“今天监狱里有人要被执行死刑了”。
我听说，在监狱里死刑犯在执行死刑的最后一餐通常是要给下一碗煎蛋面，外加半碗白酒。看到煎蛋面，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就知道自己是活不过今天了。
就要死的人一般是吃不下饭的，所以这一碗面他就会让给与他最要好的人吃。而酒是一定要喝的。酒可以壮胆。在监狱里面，犯人想得最多的就是吃。所以很多人为了吃上死刑犯让出的这一碗煎蛋面，都会讨好死刑犯。帮他洗碗、洗衣、叠被，就像伺候自己的亲爹一样。当然最后能否得到那一碗煎蛋面，也要碰运气。因为如果碰到饿死鬼投胎的，他就会将面吃的干干净净，一点也不给别人留。死也不做一个饿死鬼，这是很多人的人生信条。
11）人与动物
这里面的人只有一类：人犯（被法院判刑之后，则由“人犯”转化为“犯人”。玩这样的文字游戏有什么意义？我一直没有弄明白）。
动物有两类：活的和死的。
在监狱里死的动物当然是吃饭时在饭菜里发现的。在饭里面的是米虫，那没的说，吃进肚子里就是了。出现在菜里面的多是绿色的菜青虫，看到了，用筷子将它们夹出来丢掉，再继续吃。一点也不会影响食欲。
只有一次，在菜里面发现了被切掉一半身体的癞蛤蟆，我才被恶心得没有吃下饭，将剩下的饭倒到厕所里了。
活着的动物有蚂蚁，老鼠，还有蚊子、蝴蝶、蜻蜓、蚂蚱。我相信除了蚊子是主动飞进监狱里的，其它活着动物都是迷路了，才进到了监狱里。在监狱里只要有活着的动物被人给逮到了，那么它就成了人们的玩物，一直到被玩死。
我在监狱里就长时间的观察过蚂蚁。有时可以专注地研究一天。蚂蚁有着惊人的方向感，有一次我看到墙角下有一队蚂蚁正经过这里到另外一个地方。因为无聊，我拿了一根稻秆放在它们必经之路的前面，等上面爬了一半蚂蚁，我就轻轻地拿起稻秆，将它掉了一个头，奇迹出现了，就在我将稻秆掉好头重新放在地面上时，蚂蚁们全都掉了一个头，重新朝原定的方向前进。它们是怎么知道我将稻秆旋转了180度？如果我将稻秆旋转个90度，它们同样也会纠正方向继续朝原定的目标前进。转360度，它们也不掉头，仍旧向前走。它们是如何判断方向的？真是太神奇了。在监狱里有足够的时间来想这个问题，但是根本就没有办法想通。关键的问题不在这里，想通于想不通都没有意义。在监狱里首要的问题是：怎样将时间浪费掉。一切目的都在于——让近乎于睡着了的时间加速地流走。
一次，一只老鼠误闯进了监狱里，被人给逮住了。这下犯人们可有得玩了。人们在放风场里围成一个圈，将老鼠放在中间，等着它逃跑。只要老鼠一逃，就马上会被打回来，一逃一打，老鼠知道逃不出去了，干脆趴在中间不动。怎么赶，它都不逃。后来围着的人玩老鼠抓逃玩腻了，就往它的身上浇水。不一会儿，就从老鼠身上的毛里面爬出了成百上千只芝麻大的小虫子，遍布在老鼠半米内的地方，密密麻麻的。如果将这些小虫子捏合在一起，足有半只老鼠大。这么多虫子是怎样藏在老鼠身上的？老鼠的身上不痒么？弄得我混身起鸡皮疙瘩。我本来就害怕老鼠，从那以后就更害怕了。
在监狱里最难过的就是时间。与外面相比就是“度日如年”——外面一日、里面一年。采用各种无聊的办法将时间消耗掉，这在那里面并不是一件最无聊的事。最无聊的事是：找不到任何事情来打发时间。不信，进去呆一个月就能理解了。
12）劳动
在监狱里由于长期呆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所以参加劳动反而成了一种特权、奖赏，因为这至少可以让人运动一下。
一般地只有接到判决书，而剩下的刑期又不足半年的人，才有资格被管教安排出去干活。剩下的刑期不多，也就没有必要送到监狱服刑，在看守所里坐满时间就行了。所以看守所里的一些杂事都会让他们去做，比如做饭、比如扫地、比如出去扛大米。
让这种人出去做杂事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剩下的刑期不长，没有必要逃跑。这样管教也会放心些。
我是在还差几天就要刑满释放时才被叫出去扫了一次地。这个劳动确实是一次奖赏。我之前就听过出去扫地回来的人说，当扫到关女犯人的牢房时，一是可以完整地看到一个个女人的外表，二是（这是最关键的）有些性格开放的女犯人看到有男犯人扫地到了她们放风场的上面时会主动将衣服脱掉，让男犯人看她的裸体。
因此当我扫地到了关女犯人牢房时，我的心砰砰砰地跳着，还有意放慢了扫地的速度，想看到那些传说中特殊的风景。可是，当时我只是听到她们叫着：“快出来看，一个戴眼镜的。应该就是那个北京佬。那个大学生”。她们都出来站在放风场上，昂头看着我。但没有一个人脱下衣服，让我看她们的身体。我不知道为什么她们不脱。也许是因为她们认为我还算是一个好人吧。一个好人就不应该看到他不应该看的东西。
“非礼勿视”？不是我不看，是因为我没得看。当我扫完地被送回号子时，同室人都围过来眼巴巴地望着我问：“看到了没有？”想让我将看到的描述给他们听。
我当然知道问的是看到了什么，回答说：“什么也没有看到，没有人脱衣服。”
没有人相信我。认为我吃独食，不讲给他们听。因为在那里面听一听也是可以满足部份生理需求的。只是我确实没有看到什么“不应该看到”的东西，这也是我在里面留下的一个遗憾。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办法讲给你们听。
13）死刑犯
在监狱里我只见到过一个死刑犯。这个死刑犯是从另一个监室转过来的。原因是那一个监室又关进了一个重刑犯（有可能会被判死刑的犯人）。按照监狱的规定，一个监室里不能同时关押两个死刑犯人。
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就是“一山不容二虎”道理。在监狱里，死刑犯是最大的。连牢头都要让着他。想想看：一个要死的人，他还怕什么？常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是：谁要敢惹我，老子就杀了他。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也许是估摸到了死刑犯这样的心理本能，在监狱里，死刑犯一天24小时都要戴着粗粗的脚镣，以防止他们可以轻易地动手伤人。我见到过的这一个死刑犯，性格还不错，也不怎么跟别人说话，只是断断续续地与我搭了几句话。他总是拖着一副脚镣，站在放风场上望着天空。他说，他死了以后，不会怀念人类，而会怀念大自然。他很担心大自然里没有了人，那么，这么美的大自然有谁来欣赏啊！他认为低等动物是没有审美能力的。我劝他说：“政府不会把所有的人都枪毙的。总要有人为政府做事。”他听了之后平静了许多。在与他的交谈中，我发现他的思维走得很远，就像是一些终极问题。以至我一直在想：是不是人将死时，想的都是一些大问题？
相比起他来，我想的问题就要可笑的多。我问他：“戴着脚镣，是如何穿裤子、脱裤子的？”他给我演示了几遍，说是先把这边穿过去再把那边套进去再将这边拉回来……太复杂了。我一直也没有搞明白。
自从监室里关进来了一个死刑犯。号室里晚上就必须有人值班。不能全部人都睡了，而要留一两个人看着死刑犯，以防他半夜爬起来伤人。这真是“以活人之心，度死人之腹”。
等死的人，事实上就是一个活死人。因为在心理上自己也已经判了自己死刑（没有上诉），情绪总是处于最低落的位置。就要死了，只是不知道什么时间执行死刑。他的脸色会越来越灰白，也就是人们常说的那一种“死相”。有一天轮到我值夜班看着死刑犯，在灯光下我瞟了一眼他睡觉的样子，整个人苍白得像陈旧的白纸一样，这就是被橡皮擦去了的人生？吓了我一跳，真得，他真的像是死人一样。我再也不敢向他睡觉的地方看上一眼。
在监狱里，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要上诉。即使断定最高法百分之百会维持原判，也要上诉。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多活几天。可见人对生命的珍惜。对于极个别不上诉的死刑犯，则可以获得犯人们的尊重，因为他至少是“不怕死”的。
14）父亲
进监狱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担心自己会像电影里那些失踪了的人一样，被偷偷地给杀掉了。我在想：没有任何人知道我在这里，因此也没有人会来这里找我。出于这样的原因，我的后果只有两个：一是悄悄地将我枪毙；二是把我关在这里永远也不放出去。这种心理多源于过去看的那些描写国民党镇压共产党的一些电影桥段与文学情节。没想到现在共产党由受害者变为施害者了。人在被封闭的环境里，任何事情都会往坏处去想。
在这高高厚厚的大墙里，我真实地感受到了人的渺小无力。在这里甚至自己想死都无法做到。
直到有一天（大概是进来之后一个半月的样子），铁门上的小铁窗突然开了，管教喊到：“北京佬，你的东西。”我一下子就呆住了，怎么会有人给我送东西？在这里除了老刘之外我没有其他认识的人。管教又喊了一声：“北京佬，听到没有。”我这才走到铁窗边，看到他将一件毛衣卷成一团塞了进来。这是一件我在家里时穿的毛衣，而这次去北京办报纸我并没有带着它。一定是我的家人来了。这样想着我的心就放了下来，我想：我不会就这样永久地失踪下去了。外面已经有人知道我在这儿了。
一颗悬着的心一旦放下来，我的眼泪就跟着掉下来了，这是因为确定自己不会死了。我问：我家里有人来啦？
“你父亲来了。”
“能不能见一面？”
“现在不行。等半个月再说。”说完管教关上小窗就走了。
拿着毛衣，我回到大铺上坐下。有人走到我身边说：“北京佬，你哭了。”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哭了。经他这么一提醒，我才觉得脸上布满了已经冰冷了的泪水，多到可以用“以泪洗面”来形容。由此可以看出我是多么的怕死。我认识到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英雄。不能像电影里被国民党抓住的共产党那样无所畏惧。当时我的样子一定是很怂，同监室有人在议论说：“秀才造反，成不了大事。”
刚好半个月，这一天铁门打开了。管教在门外喊着：“北京佬，出来。”我出去跟在管教的后面，进到一间小房间里。一进门我就看到我的父亲坐在一张小凳子上面，眼睛哭得红红的。
他的边上站着一个检察院的人。父亲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建辉呀，不是你做的事，千万不要承认啊！” 检察院的人马上就打断我的父亲严厉地说：“不许说案情。不然就不准见面。”我听懂了父亲的意思，回答说：“爸，我没做什么事。”
那一次与父亲见面，我们一直都是在哭着。没有说上几句话。到十五分钟的见面时间满了，我又被送回了监室。
15）提审
在宿松县看守所，我一共被提审过两次。一次是公安局，一次是检察院。公安局是侦察，检察院是审核。这两次都是必须的程序，一次也不能少。这足以证明我这个案子的简单，没有必要在上面浪费时间与精力。
每一次的问题与回答都差不多。我记得对公安局和检察院一开始我都要说同样一句话：“把我抓进来，你们是抬举我了。”意思是：我不够资格被抓进来。我的被捕反而使我被动地进入了历史。
说实话，那时的心情很复杂。一是害怕就此在地球上消失，但随着我父亲给我送来了毛衣，这种害怕就渐渐削弱了；二是又隐隐地有一些庆幸，我居然被抓进来了，因而就此可以进入中国的一次伟大的历史。在我们那个从小就接受着英雄主义教育的时代，能够在历史中留名，是每一个人的梦想。
我确信这一次事件终究会平反。虽然在出狱之后，随着对社会认识的深入与自己的成熟，我早已经不想要让共产党来平反我们了，而只是想着要自证——通过自己努力自证我们没有错。六四的精神内质反的不是贪污腐败，而反的是一党专制。如果共产党来给我们平反，只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它还在台上。我们想要的不是这个，而是推翻一党专制，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国家。
来提审的人也许听出了我话中的含意，回答说：“你既然被抓进来了，就要做好思想准备。抓你进来总是有理由的。”
提审的问题也很简单。就是问我在北京做了什么，有没有加入什么组织、有没有参加过打砸军车？来宿松的目的又是什么，有没有想组织工人罢工、农民闹事？我回答说，我在北京只是一个普通的参与者，就是人群中最普通的一个人。如果我都被抓进来了，那么全北京的市民都要被抓进来。因为在北京，几乎所有的人都上了街。
听到这种审问，我知道是他们把事情搞复杂了。我如此简单的头脑、如此单纯的经历，使我第一次觉得“社会是复杂的”。我以前无数次地听父亲说过这句话，都是轻松地一笑了之。只有这次亲身经历，我才相信了“你不找事，事自己会来找你”的社会现实。
在被关了刚好半年这一天，管教又开门叫我出去。我跟着到了所长的办公室，所长拿出一页纸让我签字。我看了一眼。是执行劳教通知书。上面写着：
汪建辉，因反革命煽动罪，执行劳教一年。
下面就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看到这，我的头嗡地一声响，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长看出了我的失态，安慰我说：“已经都坐了一半了。快了、快了。”我昏头昏脑地签了字，就又被送回了监室。
当时我的脸色一定很难看。同室的人都围了上来问：“北京佬，怎么啦？”我回答说：“签了。劳教一年。”
他们也同样安慰我说：“已经一半了。很快了。”还有人给我算了一个账：“应该是已经过了一半了。劳教每个月有两天假。这个假都是集到最后才放的，你还可以提前24天出去。”在监狱里面，身不由己，一年就一年吧。有了具体的时间，总算是有了一个盼头。想通了，后面的日子也就好过多了。
还差24天就坐满一年的那一天，我被释放了。在看守所所长的办公室里，他最后警告我说：“汪建辉，当初抓进来是对的，现在释放你也是对的。你出去了，还是不能乱说（指发生在六四时的事）。识实务者为俊杰。”我点头应许着。
等所长最后说完了，我向所长要那张我签了字的“劳教通知书”。他回答我说：“那个纸片片，你要它干什么？算了算了。找不到了。”我不相信它丢了，说：“它是我在这里坐了一年的证明，我一定要拿走它。”看见我一再坚持，所长打开一个抽屉，我看到那张劳教通知书就放在最表面。他随手将它拿给了我：“拿去吧、拿去吧”。看来，如果我不坚持讨要，这张决定了我一年命运的纸片也要在历史中消失了。
出了监狱，大片的阳光、大片的空间，使我在自然界之中迷失了。太多的方向使我没有了方向，太多的选择使我不知道如何选择。在看守所的大门外，我遇到了孙管教，他正提着一个菜篮子回来，里面放着一把青叶子菜。看到我，他吃了一惊，并警惕地望着我。我解释说：“今天期满了，刚出来。”
孙管教说：他们瞎搞，他们瞎搞。
我说：刚关进去那天，多亏了你打了招呼（指他说的那句话“你们不要瞎搞”），否则就要挨打了。
孙管教说：我一般都不会打招呼。你嘛，北京佬，特殊情况。情况特殊。
我们又客套了几句，就告别了。那种感觉很奇怪。不能说再见，也不能说谢谢，更不能说对不起。大家心里面都明白，就是不能说出来。
有一件事还值得一提，在劳教期满前几天，有一个二进宫的人好心地对我说：“北京佬，过几天你放出去了，记住，千万别喊‘解放喽’或‘自由喽’这几个字。”一下子我就明白了，因为1949年共产党就已经“解放”了中国大陆，于是中国大陆的人民全都获得了“自由”。因此在中国大陆“解放”与“自由”是彻底地不存在了。如果在这样的环境之下，还喊这两个词，无疑就是一种反动。我问：“如果喊了会怎么样？”他回答说：“我听说有一个人释放时，在出监狱的大门时喊了‘解放喽’三个字后，又被抓了回来判了两年刑。”
我不知道这件事的真假，也不敢以身试法。少找麻烦为好。是因为恐惧吧！经过一年的牢狱，失去自由的滋味，就像是一个活着的死人。我下决心：无论自己怎样苟活，再也不踏进这个铁门了。我真的成为不了英雄。
外面的天地很大，我想还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吧。在十几平方米的牢房里关了一年，出来后的第一感觉就是“迷失”，分不清东西南北。这种“迷失”只要一两天就能调整过来。
而我没有想到在我呆的这个国家，六四已经过去24年了，整整两个轮回，却还是迷失在一党专制的钢筋混凝土中。血肉之躯的老百姓，用什么去打破这独裁制度的钢筋混凝土？更危险还在于，你还没有冲破这个制度的钢筋混凝土，就会被丢入钢筋混凝土制成的监狱之中。现实与愿望相去越来越远。为了自由而失去了自由，为了获得政治权利而失去了政治权利，这是人生中何等的悲剧啊。而专制国家却专门制造（出品）着这种悲剧。
16）审讯的艺术
监狱里面虽然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但也可以见到许多在外面时都不是轻易能看到的东西。我刚进去不久（大概还没有一个星期），有一天我睡午觉醒来，看到大铺的角落围着几个人，神神秘秘的，我一时好奇就过去探头看了一眼。一看就吓了我一跳。原来这几个人是在看黄色裸体扑克。这个铁桶一样地方，如何能带进来这种东西？
我问牢头。他回答说：不要说是裸体扑克，就是毒品，只要想办法也可以带进来。
我没有问他如何带进来？我想着，“不应该知道的就不要知道”。在这种地方，好奇心绝对是个坏习惯。
没过几天，有一个欧姓的管教从牢房窗子外面的巡视天桥上走过，看到躲在监房里偷看着裸体扑克的犯人，大怒。
问：“是谁带进来的？老实交待。”
没有人承认。欧管教骂道：“狗日的，别以为我查不出来。”
说着他就将牢房的铁门打开，将犯人一个一个提出去审问。轮到我时，欧管教显得有些和蔼：“北京佬，你是才进来的吧？”我回答：“还不到一个星期。”欧管教说：“那些狗日的也许早就将扑克带进来了。你应该不知道。”说着就将我送回了监狱。
在将号子里所有的人都提出去了一遍之后，欧管教再打开门准确地叫了一个人：“刘琦玉，你给老子滚出来。”就是这个人了，绝对不会搞错。
我一直搞不懂欧管教是如何查出来的。还是牢头给我解开了这个谜——
他说：这个谜很简单。第一个被叫出去审问的人，他可以什么也不问，只是过几分钟将他送回牢房就行了。接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一直到最后一个被带出去的人，他都只问同一句话：“带裸体扑克进监狱是犯罪行为，而知情不报就是包庇罪。说吧，前面的人已经供出是谁了。我已经知道是谁带进来的……你不交待也行……反正我已经查出来了。将你提出来审问，只是想看看你这个人老不老实。老实的人我就不处罚了，不老实的，我就不客气了……就是知情不报，罪加一等。”
牢头说：一个牢房里十几号人，总有人会说的。
我听了之后，恍然大悟：是啊！如果我知道是谁，我也会说的。因为管教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有必要再隐瞒。心里也不会背上“告密”、“出卖狱友”的包袱。
17）狱中的人与事
在监狱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奇怪的。一方面，小小的空间里挤着那么多人，人们被迫要紧紧地挨着；另一方面，人们又相互防范着，谁对谁都不说实话。因为这个原因，下面的一些文字的真实性就无法确认。我只是如实地记录下他们说过的自己的事情。
刘琦银：刘琦银是8月1日那天被关进来的。这天正好是八一建军节，他穿着一件白色的汗衫，胸前正合时宜地印着“八一”两个字。他一进门，就昂着头一直看着天空，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他傻乎乎的样子让牢房里的人看了觉得好笑，都想看看他接下来会有什么更有趣的表演。这使刘琦银免去了一顿一进来时就必须经历的“教育”。
人们围着这个刚进来的人看，而这个刚进来的人却一点也不理会这些人，独自昂着头望着天空。这个场景想一想就让人觉得好笑。
天空中有什么呢？人们向天空中望去，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再低头看这个望着天的人，他还是在认认真真地望着天，仿佛真看见了什么。
太好玩了。牢里的人决定跟他玩一玩。没有人去打扰他，任他抬着头望着天。足足有两个小时，直到铁门外传来了吃晚饭开铁窗的声音。人们才拿着碗排队，等待着。待吃完饭时，牢里的人早已经忘记了要“教育”新人的程序。问他：“为什么进来的？”
他说：“是为朋友顶罪进来的”。做出一副很讲义气的样子。看他傻乎乎的样子，没有人相信他会骗人。
他说，他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犯了事——是偷税漏税。公安要抓他。而他的老婆刚巧怀孕了，就要生了。刚出生的孩子不能没有父亲。于是他就帮这个朋友顶罪，被抓进来了。
我听了之后竟然有一些感动。还夸奖了他几句，说他够义气、够朋友。第二天，有一个人私下里对我说：“北京佬，刘琦银说的那些一定是假的。”我说：“看他那傻乎乎的样子怎么会骗人？”他说：“只有让你觉得比你更笨的人才有可能骗得到你。一脸聪明像是绝对骗不到人的。”我没有信这个人的话。
刘琦银进来一共被提出去了两次。第一次被提出去回来时，有人问他：“是接见（接见，指有家人来监狱探望被关押者）？还是提审？”他回答说：“接见。”第二次被提出去回来时，有人觉得刘琦银有脸色有一些不对，而且他的右手一直放在裤子的口袋边，像是在护着什么。于是，大家强行搜他的身，搜出了一份判决书。原来他并不是为朋友顶罪，而是偷了邻居的牛，被以偷窃罪判了有期徒刑半年。
这一下，他被监狱里的人狠狠地打了一顿。直打的他高喊：“报告管教，打死人啦！报告管教，打死人啦！报告管教，打死人啦！……”
管教听到之后过来问：“为什么打人？”
回答说：“他骗人。他说是为朋友顶罪进来的。”
管教听了之后说：“该打、该打。”说着就走了。
徐力晶：这个小伙子刚满18岁，这使他有资格成为刑法中一视同仁的人。他有些恨自己这么快就步入了成年，也不多给他一点时间。“就一天都够”，他说：“我犯事的那天刚满18岁，如果晚生一天，我都可以作为未成年人免于起诉。”
“你是犯了什么事进来的？”有人问他。
他回答：我跟县城里一个理发店的女老板玩得很好。没事我就去她店里面玩。有一天我闲着没事，又到她的店里去玩。刚坐下没多久，就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人进来了。他说是来理发的。但是对女老板不仅语言上进行调戏，还对她动手动脚。我在一边实在看不下去了，就站起来走到他的身边打了他一个耳光，警告他这是我的地盘，容不得他乱来。让他滚出去，在他走到店门口时，我一眼就看到了他拿在手上的墨镜，便随手将这墨镜抓了过来。
没想到没有过多久，他就回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警察。他指着我对警察说：“就是他抢了我的墨镜。”我就这样被抓进来了。成了一个抢劫犯。
我问：“那天正是你的18岁生日？”
徐力晶回答：“那天我刚好过生日。原来那个被我打了一个耳光的人是新调来的县公安局副局长的儿子。”
“你这是‘有眼不识泰山’。”
“当没有执照的黑社会，遇到了有执照的黑社会。”
是——小巫见到了大巫。
……
后果就如现在眼前所看见的一样。徐力晶一不小心就成了抢劫犯。
刘琦金：刘琦金接近50岁，身高足足有1.85米，身体强健而有力。他刚被关进来的时候，管教就丢下了一句话：“你个强奸犯，在里面要老实一点。”这句话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就是要让监狱里的人好好“教育”一下他。
在监狱里，人们最痛恨的就是强奸犯。所以只要有强奸犯被关进来了，都要受到“特殊的照顾”。既然是强奸犯，牢头对他的“教育”就多半是往下半身去的。比如说让他用“鸡鸡”吊着球鞋在牢房里来回地行走。他的那根东西就硬是不低一下子头。最后对他的“教育”结束了。他的那根东西还是坚挺着。强奸犯就是强奸犯，看得大家由嫉妒转为羡慕起他来了。说他真是一个强奸犯的命。
大鸡鸡始终软不下来怎么办？最后还是靠他当众打了一次“手枪”才解决了问题。
刘琦金犯的事大概是这样：他老婆生下了四个女儿之后就死了。好在老婆死的时候他的大女儿已经十四岁了。于是大女儿就承担起了母亲的义务，跟父亲睡觉。
大女儿出嫁了之后就是二女儿；
二女儿出嫁了之后就是三女儿；
三女儿出嫁了之后就是四女儿。
直到四女儿也谈了男朋友，又到了出嫁的年龄。刘琦金这才感觉到了危机：老四走了之后，我跟谁睡觉？于是，他千方百计阻止四女儿与男朋友来往。就像是电影中冲破封建旧家庭牢笼的故事，四女儿跑到了男方的家里不回来了。
刘琦金找到了男方的家，将四女儿的男朋友狠狠地打了一顿。之后又将四女儿拖回了家里，继续陪他睡觉。四女儿实在没有办法才跑去公安局报了案，告父亲强奸她。
“畜生，真是畜生。”听到四女儿的报案后，办案人员就这样说。对待畜生，就要像对待畜生一样。在公安局刘琦金就挨了很多顿打。到了看守所，管教听了他的“故事”之后，也说一句“畜生，真是畜生”，又是一顿打。再后来关到了监室里，管教又丢下了那一句话：“你个强奸犯，在里面要老实一点”，这又使他结结实实地挨了顿打。
只是刘琦金的身体确实是好，一次一次又一次，他都挨过来了。到最后竟然还能够“打手枪”，真是让人无话可说。这就是——身体即命运吧！
刘琦才：又是姓刘，而且第二字都是一个“琦”字。这是因为，宿松县是一个刘姓大县，而“琦”字正是其辈份之一。
刘琦才到九江去打工，可是找了几天都没有找到工作。身上的钱用完了。有一天半夜时分他撬开了一个超市，在翻找了几十块零钱之后，他在货架上拿了十几个罐头，脱下衣服包好，准备带走。可是在走出超市后他又回来了，他想离天亮还有一些时间，不如先在这里吃几个罐口，手上拿不了的，就装进肚子里。于是刘琦才用牙齿咬开了七个肉罐头、吃了。之后又咬开了几个水果罐头、吃了。也许是从来没有一口气吃这么多肉，他感到头有些晕，竟然就在超市里睡着了。直到天亮了，店主前来开门，看到了刘琦才，报案将他抓了起来。
又因为刘琦才在本地也有做过案，所以就被押送回宿松县来审理。
刘琦才进监狱后大概半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听到隔壁的号子里有一个声音很熟悉，于是就向着隔壁喊：边上的是某某某么？
隔壁答：是。并问：你是老三么？
刘琦才说：我是老三。
原来隔壁关的这个人就是刘琦才的姐夫。姐夫告诉刘琦才，他的弟弟也被抓进来了，就关在他旁边的号子……这样，通过号子与号子间的相互通话，刘琦才发现他们一家人除了他母亲外全部都被抓进看守所里了。这还不算神奇。最神奇的是，他们一家犯的案都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一家人共同干一个事情容易全军覆没。如果都不是同案犯，那就真说明这一个家庭出现问题了。
在共同的牢狱生活中，我感觉刘琦才并不坏。人还是挺直爽的，遇事不会绕太多弯弯。我想，他们一家人都犯法进了监狱，也许是太穷的缘故。“穷则思变”，变的方向有些是朝着好的方向，有些则是朝着坏的方向。
蛮娃：我进去的时候蛮娃已经在里面了。牢里面的人都叫他蛮娃，也许是跟他犯的事的关。蛮娃这一年刚高中毕业，就在将要毕业离开学校时，几个同学商量，着准备聚一餐。可是手上没有钱怎么办？只有偷了。离学校不远正好有一个养鸭专业户。他们便在一天夜里，去偷鸭子。
夜很静。鸭子被惊吓的叫声惊醒了鸭子的主人，于是他起来查看，看到几个半大的孩子手提着鸭子从鸭棚里出来，他便去阻拦他们。这几个偷鸭的人，仗着人多，将养鸭人推倒在地，而后就回租住的房间烧鸭子去了。煮好了，还没来得及吃就被出现在门前的警察人赃俱获。原来他们一走，养鸭人就报案了。
警察将这几个学生带到公安局，问情况，作笔录。除了蛮娃外，其他的人都承认是去偷鸭子。只有蛮娃想：“偷”太没有面子了，自己从来就不做偷偷摸摸的事。他只承认是抢。“偷”与“抢”在刑法的量刑中有着很大的差别，偷是1000元钱才立案，而抢劫即使是一分钱也要立案判刑。
偷几只鸭子，离1000元钱还差得很远。于是承认偷的人当场就放回家了，而承认抢的则被关进了看守所，等待审判。这就是主观意识与客观现象的区别。你主观上是去抢，那么就是去抢，他主观上去偷，那么就是偷。
“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是流行于牢房里的一句真理。人们都说蛮娃太傻了，而蛮娃则认为用几年自由换掉一个“偷”字，还是挺划算的。
人各有志吧。
在看守所里通过亲身经历使我改变了很多在进来之前的猜测：
在坐牢之前我总以为犯重婚罪的人必定是有钱或者英俊的，但是我在监狱里遇到过的一个犯重婚罪的人就是奇丑无比。他刚被送进来的时候，正身体部分扭曲着。脚弯着，手指也像鸡爪似地弯曲着伸不直，使本来就不高的他显得又瘦又小。原来他是“走马性风湿关节炎”患者，风湿走到哪里，哪里就弯曲着直不起来。他在家里面有一个老婆，后来到一个茶场去打工，与茶场的一个女人同居了，并生下了一个孩子（这样就形成了事实婚姻）。后来这件事情被他老婆知道了，到公安局告他重婚。于是他就被以重婚罪抓起来了。
当同牢房的人听说他犯的是重婚罪，都觉得不服气。像他那样，居然、居然还是个重婚犯。那个女人能看上他呀？但是事实就是如此，不服气也不行。同室的犯人有人为了让自己嫉妒的心放宽下来，都说：跟他好的那个女人不知道有好丑，也许送上门来我都不要呢。
这个重婚犯关进来还不到一个月就接到判决出去了。判决是：判有期徒刑一年，缓期两年执行。
我也遇到过三个因为诈骗而被抓进来的，单从长相上看，他们都傻傻的。这样的人也能骗人？别人不骗他们就好了，他们怎么可能骗得了别人呢？一开始我也不相信他们是诈骗犯。后来一个在这里坐了很久的人给我解惑说：只有样子傻傻的人才可以骗的到人，你想一个看起来很精明的人去骗人，人们是会防范的，而只有傻傻的人去骗人，人们才不会设防。
在牢里面立功，说难很难；但是说容易，又非常容易（这里的立功不是指相互“检举揭发”的那种）。只要有关系，立功非常容易，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拾金不昧”。有些立功的犯人就是在外出指认作案现场、去医院看病或者法院开庭审判时，都能“凑巧”在上厕所时捡到一叠钞票。将这些“捡来”的钱“交给警察叔叔”，就获得了立功表现。立功就能减刑。用钱买时间，对于经济条件好的人来说是很划算的，于是这出戏就反复上演。为什么犯人们那么容易在厕所里捡到钱？从来就没有人去深究，更没有人戳破它。
这个国家就像是一个大玩笑，在这个玩笑里，每一个人都根据所获得的利益认真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一脸严肃、一身正气、一丝不苟，装得就像真的一样。
18）过年
我呆的监狱里多数时间关的犯人大概都是十三、四个，只有到过年时关进来的人则要猛涨到二十多个人（最挤的时候我们都要侧着身子，且要一头一脚交叉着睡才能挤得下去）。
为什么到过年时关得人反而多呢？这是因为警察为了让自己和百姓过一个安稳的年，将平时的惯偷都关起来了。等过完年再放出去。
惯偷对自己每年过年期间要被关起来都很配合，心平气合地接受现实。这是因为他们也不想在春节的时候给警察找麻烦。只要平时警察对他们网开一面就行了。老练的小偷在被抓到时，都只承认被抓到的这一次，其它的打死也不认账。数目不够、就不够判刑。所以多半是抓了又放。而警察要收集足够判刑的证据又非常麻烦，因此平时警察对小偷小摸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小偷和警察的关系就像是猫和老鼠的关系一样，没有老鼠了就没有人养猫了。彼此互相映证各自的存在价值。因为这种依存的关系，警察和小偷彼此都是很熟悉的。只要警察愿意，他可以为你追回每一笔被小偷偷走的钱财（流窜作案除外）。
同时，流窜作案的人也不可能长期在一个地方作案。小偷最知道小偷是什么样的，只要对上眼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小偷。小偷都有自己的地盘，因此如果有新的小偷出现，只要他不加入他们的团伙，那么不用警察动手，小偷们也不会让这个流窜作案的人在自己的地盘上呆下去的。
很多人都以为过年期间（大年三十到正月十五）小偷少，是因为小偷也要过年，都停工了。其实真实的情况是：惯偷们都被关押起来了。
过完年（正月十五）之后，惯偷们迅速地被放了出去，监狱里面一下子就空了许多。社会上小偷也就猛增。由此过年前和过年后大家都要小心自己的钱财，那是财物被盗的高危期。过年前小偷是要找过年钱，过年后是因为被关了半个多月，要找些钱来潇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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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坐牢使我从“六四”的旁观者，成为了“六四”的直接介入者。这应该感谢不守信用的政府在承诺不“秋后算账”之后迅速地进行了拉网式的“秋后算账”。使我立即就成了现形反革命。在寂寞无聊的牢狱生活中，我常常一个人独自权衡着失去与得到。我失去了自由，却得到了一次进入历史事件的机会。
在中国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一次历史事件，就这样意外地涵盖了我。这也只是空洞的表面上的。具体的来说，真正的收获是——在这次牢狱生涯中我找到了我一生的敌人。我要和它斗一辈子。就像一个有怨必报的小气鬼一样，我和这个强大的对手较上了劲。
当然因为彼此的力量太悬殊，我只有一个人在私底下写一些对抗它的文字。我戏称这为“有敌人的写作”。每当写到妙处时，我都会在心底偷偷一笑。
确实，这个独裁者太搞笑了。每当我看到貌似严肃的新闻联播一本正经的骗人、貌似真诚的官员一本正经的在台上说着为人民报务、貌似认真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争取搏得领导的赏识，我就觉得真的是太搞笑了。太有幽默感了，在一个大大的玩笑里那一张张小小的认真的脸。但是，我知道那一张张认真的脸其实并不认真，他们只是认真地在演着一场时间长达一辈子（直到退休）的戏而已。
这个大大的玩笑里的戏还不仅如此，根据斗争需要他们会将貌似严肃的新闻联播一本正经骗人的人脸皮揭开——原来这是一个流氓骗子；根据政治需要他们会将貌似真诚的官员一本正经的在台上说着为人民服务的人脸皮揭开——原来这是一个贪污腐败分子，他们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在为人民币服务；根据需要他们会将貌似认真工作的积极分子脸皮揭开——原来这是一个伪君子小人，他们的表现只是为了在领导的面前乞得更多的好处。
在揭开这些时，同样也需要：貌似严肃的新闻主播一本正经的在电视屏幕上骗人、貌似真诚的官员一本正经的在主席台上说着为人民服务、貌似认真的积极分子在工作中争取搏得领导的赏识……这个巨大的玩笑就这样越陷越深，越玩越大……
这一切都源于独裁而不讲真话的政府。独裁者总在说他们在“为人民服务”。事实是“人民在为独裁者服务”。1989年春天，一些热血青年想要戳穿这一个巨大的玩笑，但是他们失败了。玩笑仍旧像滚雪球一样滚动着……雪球越滚越大……一直到无法控制。我想最后的结局应该是：滚雪球的人自己会将自己玩死。
2013年6月27日写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