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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人

——纪念哈维尔

 

贝岭

 

　　导语：哈维尔先生去世，享年75岁。瓦茨拉夫·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年10月5日－2011年12月18日），捷克的作家、剧作家、天鹅绒革命的思想家之一，也是著名的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他于1993年到2002年间担任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本文是2010年10月15日《时代周报》第100期刊登的《哈维尔：一个真实的人》，作者是贝岭先生，谨以此文纪念这位伟大的人物。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
　　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米奇尼克：”对了。”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2003年1月下旬，寒风凛冽的布拉格，入夜后的市区灯光黯淡，作为捷克共和国总统府的山顶布拉格城堡却灯火辉煌，那里几乎每天都在举行哈维尔总统的卸任告别宴会。酒会上宾主尽欢、依依不舍，友人们都喝得醉醺醺的，当了13年总统的哈维尔正度过他最后的总统岁月。当年2月的《纽约客》（New Yorker）上，美国作家戴维.瑞姆里克（David Remnick）在《别了，哈维尔》一文中是这样描述哈维尔的告别宴会的：
　　“几百个过去和现在的幕僚，聚集在西班牙大厅里，在滚石乐队 （The Rolling Stones）老哥们赠送的吊灯下﹐喝着啤酒，吃着三明治，排队向他们以前的老板道别。哈维尔摆着姿势与人留影，接受人们的忠告和祝福，时而微笑，时而露出牙医检查牙齿时惯有的鬼脸。他生性腼腆，这使他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很矮小，两手总是很紧张地在衣领那儿摆弄﹐说话时总是看着地面或你的肩膀，每个人都倾过身去听，每个人都被他的玩笑逗得前仰后合。”
　　在我看来，无论是作为一个剧作家，一个异议分子，或者一个“国王”，哈维尔都是难以归类的。他是一个简单的人，也是一个复杂的人，他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也是一个变化巨大的人，他既谦逊、腼腆，又执着固执，是绝不认输的人。他常常病入膏肓、甚至和死神擦肩而过，但他强韧的生命力，又使他一次次奇迹般地复原。这些看似矛盾的个人特质，都在哈维尔身上呈现着，端看我们怎样审视他的文字甚或洞悉他的内心。而这一切，似乎都还远未终结。
　　我本人曾多次接触及近距离观察哈维尔，许多片刻确实令人难忘。

　　一
　　第一次，1995年6月，那正是哈维尔的国际声望如日中天的年头，作为捷克总统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受邀成为哈佛大学年度毕业典礼的主讲人，并被授予哈佛大学荣誉博士学位。那一年，我正好在哈佛大学东亚系教中文，可以名正言顺地坐在听众席前排座位上，面对坐在贵宾席上的哈维尔，不动声色地观察。那是难得的几个小时，在冗长的、由当时哈佛大学校长鲁丁斯坦（Neil L. Rudenstine）领衔的哈佛“颂歌”团队对哈维尔热情洋溢的轮番赞美中，我注意到哈维尔不时露出的羞涩甚至不安，那是一种生性腼腆者被众人当面过誉后的局促，而不是高位者的志得和傲慢。我甚至看到带着反讽的不和谐，当讲台上川流不息的颂扬者用加重的语调滔滔不绝地向哈维尔和听众的耳膜“轰炸”时，他则心不在焉，自得其乐地玩起自己的手指，偶尔还陷入沉思，当然，他面带感激，但这种场面此刻已无法让他陶醉。我注意到他不时会被响起的掌声惊醒，随即警觉，并用警敏的眼神扫视眼前大片的“哈佛大众”。那一天，他用英语发表了那篇重要的哈佛演说《全球文明、多元文化、大众传播与人类前途》。而我在典礼结束后，冲上讲台， 喊住他， 和他握手，寒暄，但我们还未及多谈，便被他的安全保镖们隔开，挡掉，他抱歉地回过头来望着我，随后，在挟裹下消失了。
　　1999年整个夏天，我几乎都是在布拉格荒唐度过的。布拉格旧城区完全是一个游客的世界，但在那些七拐八弯的老石头街道内，仍旧有着强烈的本地色彩，尤其在入夜后的巷子深处，处处传来捷克姑娘银铃般开朗的笑声，中间夹带着捷克男人略带压抑的低语。这美妙的噪音常常让由于人地两生、而守在友人公寓里端坐阅读的我难以自持，恨不得冲下楼去，堕入那笑声的深渊。乔治.索罗斯基金会布拉格办事处主任、我的汉学家朋友马丁.哈拉（Martin Hala）曾经不无幽默地告诉我：“捷克民族喜欢‘投降’，因为我们的国家太弱小，在强权面前，我们不会去做无谓的抵抗，所以，布拉格这座古老的城市才得以幸存。”
　　9月3日，哈维尔邀我到他的总统府见面，我也想和他有个长谈。被称为布拉格城堡的总统府富丽堂皇，在助手的引导下，我拾级而上，进入大厅。和想象中总统府应有的庄严肃穆颇不相同，我一下子置身于由琳琅满目、充满现代感的艺术品和目不暇接的美女员工相映而成的幻境中。总统府墙壁上挂的大多是现代派的画作和艺术品，而行色匆匆的干练女助理们高跟鞋在光滑的大理石地上击出的清脆哒哒声，在静静的总统府内汇成一种令人心动的打击乐。
　　哈维尔不是一个严格按行事表生活的人，我在宽阔的会客厅前厅等了足有半个小时，但并不单调，正好可以让我细细端详大厅内的摆设和布局，他的新闻秘书（一位带点幽默感的男人）看到我面带惊诧，两眼发直、目不转睛地盯着离我数尺远的那座逼真、性感、约有两个真人大的裸女金属雕塑时，他用有点作怪的口吻向我解释道，这是一位着名雕塑家送给哈维尔的礼物，因为巨大，哈维尔索性就放进了总统府的会客厅中，让他的客人们可以和他一起分享这令人血脉贲张的美丽金色尤物。在我对面的墙上，则挂着一幅醒目的黑白照片，抓拍得极其传神，是哈维尔和英国滚石乐队（The Rolling Stones）着名的主唱Mick Jagger和吉他手Keith Richards等在布拉格一起边走边做着鬼脸兴奋交谈的照片。
　　我抬头看了一下金碧辉煌的大厅顶上硕大的枝形吊灯，假如我没有记错，那是滚石乐队这老哥儿几个（他们是布拉格城堡的常客）在哈维尔当了总统后，主动掏钱安装的，据说光线可以穿透总统府的石壁和窗户，投射到整个布拉格上空。这使得哈维尔有一阵一入夜，便拿着吊灯遥控器不停地把灯一会儿关上，一会儿又打开，兴奋得像一个顽皮的大儿童，搞得大厅内的秘书们被这晕炫的灯光刺激得抓狂。
　　更有趣的是，办公桌和壁架上随处可见哈维尔美丽的新婚妻子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skmova）的照片。当我向他的秘书提出想要几张哈维尔的照片时，他拿来了一大盒照片让我随意挑选。我打开这盒子，一张张看下去，发现几乎全是达格玛明艳的艺术照，哈维尔的照片甚少。当我全神贯注地欣赏这些令人心旷神怡的照片时，多少有些窘迫，似乎觉得不应该和哈维尔分享他妻子的美艳。秘书似乎看出了我的困窘，诡笑着告诉我，哈维尔喜欢友人们多拿一些达格玛的照片，可客人们总是不好意思去拿达格玛的照片，只拿哈维尔的照片，使得加印哈维尔照片的速度总赶不上被拿走的速度，以致反而剩下了太多达格玛的照片。
　　一个广为流传的说法是，1989年底，哈维尔入主总统府后，发现这座历史悠久的城堡内的摆设，从家具到挂在墙上的画作，和前统治者一样既愚笨又无品位。例如，城堡内摆着许多巨大的仿真皮椅，坐在上面，夏天会黏住你的裤子，冬天则会让你冷得发抖。许多挂在墙上的油画是赝品或劣作。而且，总统府内的老迈工作人员一个个身材臃肿、面容呆滞，行动缓慢。所以，他一声令下，将所有的家具、画作、雕塑、地毯，包括府内的工作人员全部换新。据说，若不如此，他一天也无法在此工作。哈维尔本质上是个“六O年代”人，曾有着波希米亚式的艺术家生活方式，甚至还带点“嬉皮”气质，喜欢穿套头衫和喇叭口的牛仔裤。一开始当总统时，总统府典礼官要求他穿上他的朋友—前奥地利王子—送给他的名牌西装接见外宾并主持国宴，但他穿得浑身不自在，他说：“这些衣服我一件也穿不出去！会让我看起来像个男妓。”
　　那两年，也是哈维尔病得最厉害的时候，牢狱的折磨，加上长年吸烟的习惯，毁掉了他的肺，也提早透支了他的身体。我在布拉格不断听到关于哈维尔病危、甚至要去见上帝的传闻。就在那个夏天，当他在奥地利某度假胜地休假时，又再次重病，并被紧急用直升飞机送回布拉格的医院抢救。
　　哈维尔终于出现了，在我面前的他让我暗暗一惊，四年前相对消瘦的身形已不复见，神态也失去了以往的锐利，但确实和蔼可亲。他面容浮肿，显得疲惫，没有总统式的威严，更像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他不用总统会见客人的那种惯常仪式，而是先将我引到他的办公桌前。借助翻译的中捷文互译，我们开始随意交谈，并一起翻阅他着作的中译本，看着他一脸迷惘地面对汉字，我深感世上如此多文字的不幸。最后，我们回到他的会客厅，他在两位助手的陪同下，开始回答我的提问。
　　文学世界的公民，大概还会记得美国最重要的政治和文化双周刊《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由美籍俄罗斯诗人（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约瑟夫·布罗茨基（Joseph Brodsky）开始的那场对哈维尔1990年发表的《后共产主义的噩梦》（The Post-Communist Nightmare）一文的公开论战（从1970年代起，当哈维尔还是一个从监狱进进出出的异议分子时，《纽约书评》便定期将哈维尔的文章译成英文刊发），其中，咄咄逼人的布罗茨基用他的“文学囚犯”经历，质疑作为总统的前良心囚犯作家哈维尔应诚实地面对人性（人心）的阴暗，而不是故作宽容地讨好大众，最后，对他提出了许多用来提升人类（至少是捷克民族）文明和教养的要求。哈维尔则用他一贯心平气和的口吻回复布罗茨基尖锐的质问（虽然在气势上，傲慢的布罗茨基占了上风），最后，哈维尔极有风度地邀请布罗茨基找个时间和他见面沟通。
　　当我问到哈维尔，他后来是否有机会和布罗茨基亲自交谈，并探讨他们显然有着巨大分歧的观点时，哈维尔告诉我，还没有机会，但他显然对我会关注那场论争感到吃惊。他承认，那是一场重要的论争：“其中有讨论到本质意义的问题，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可是那次的讨论并不成功，混乱了，我不把它当做我思想和着作中辉煌的部分。”最后，他告诉我：“我们之间的误会无疑将来会弄清楚。”

　　二
　　然而，当我问他，他是否知道布罗茨基已在三年前（1996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过世时，哈维尔惊呆了，他愣在那里。一阵难堪的沉默，他似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而我，也愣住了，我不相信哈维尔真的不知道！他真的不知道吗？而且三年了，最后竟是由我来告诉他。我注意到他的恼火，他瞪着那两位助手（其中一位是总统办公室主任），似乎是在等着他们做出解释，而这两位助手则尴尬地互相看着对方。随后，哈维尔责问他的助理，为什么没有将这一消息告诉他（翻译在旁为我作着解释），他的助手们仍旧愣在那里，面面相觑，显然，他们连谁是布罗茨基都搞不清楚，最后，还需哈维尔去向他们解释谁是布罗茨基，以及为什么我们会谈到布罗茨基。
　　政治的世界对于文学绝对是视而不见的，而文学也毫不掩饰对政治的厌恶和鄙视（所以才有像布罗茨基那样生性好去“修理”政客的人）。哈维尔竟也未能幸免，显然他的秘书们眼中是没有文学的，甚至都可能没有读过老板过去写的剧本，当然也无从知道谁是布罗茨基，更不会敏感到去读一篇也许只是刊发在世界各大报纸某一个版面角落中的文学讣告。真正令我吃惊的是，三年多来，哈维尔竟然没有听到昔日的文学同行向他提起这件事吗？还是他这个人不仅早已远离了文学世界，甚至连文学同行们也和他疏远了？
　　哈维尔担任了十三年的捷克总统，为捷克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这十三年，捷克经历了从专制回归捷克民主传统的巨大转折，其中不无惊涛骇浪，甚至经历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历史性变化。其每一个转变，都是与哈维尔的理性面对、全心投入和直接引导密不可分的。目前的捷克有着运作良好的议会民主机制，政府的总理由议会中的多数党派推出，而不是由总统指定，而总统则直接由全体公民和议会中的党派共同投票选出。总统的权力是象征性的，但又是重要的，可以说是位高责重但权不重。
　　总统可以将议会通过的法案退回议会，请求议会重新审议和修改，但无权否决法案，决定谁是捷克中央银行总裁。总统的重要权力之一，就是有权挑选每十年一届的宪法法院的十五位法官，但需经议会批准。这十五位法官一旦获得议会批准，除非病故或辞职，可一当十年。宪法法院院长也由总统任命，宪法法院可以审核所有的政府决定和议会的所有立法，予以批准或否决。这给予总统某种间接却重要的权力。
　　基于他个人在专制社会中惨痛的生活经验，作为政治思想家的哈维尔，心目中有着自己对于“公民社会”这一概念乃至理想的持久探索和设计。哈维尔对于以通过选票和取悦大众来获得权力的政党政治有着明显的抵触和怀疑。多年来，即使是担任总统，他也不去组织或从背后去掌控政党。正是由于他经历了专制社会怎样一步步地摧毁并抹去了“公民”这一“人”的身份和责任的现实，他心目中理想的社会是由个人、社团、教会、大学、工会、基金会、非营利公益组织、小型（而不是庞大的跨国企业）企业及享有充分自主权和区域自治政府组成的“公民社会”。哈维尔将此视为“民主制度唯一的真实基础”。他认为议会民主应在此一公民社会之上建立，才能真正发挥作用。他的这一几乎接近乌托邦色彩的理念，经由他和老对手—前总理（现任捷克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在一九九O年代后期的多次公开论战而逐渐系统化和完善起来。
　　在哈维尔总统生涯的最后五年，克劳斯和哈维尔对捷克未来的面貌持续进行着辩论。克劳斯及其支持者激烈反对哈维尔的观点，认为他否定了议会民主，并企图削弱政党治理国家的权力。克劳斯认为当某个政党经选举成为议会多数党之后，总统就应放手让政党来治理国家。克劳斯一直强烈反对将国家分权/权力下放（decentralization），他不喜欢任何削减政府权力的法案、将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机构私营化的法案，以及把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到地方政府的法案。
　　哈维尔的老朋友， 1980年代极负盛名的捷克地下摇滚乐团“宇宙塑料人乐团”（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鼓手，也是哈维尔主要着作的英译者—加拿大作家保罗.威尔逊(Paul Wilson)，曾在2003年3月的《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撰文，详细分析了哈维尔执政期间的经验和教训。他写道：“从过去五十年来世上种种政权移转的经验里，我们所能学到的最珍贵教训之一，就是新兴民主国家的新领导人较容易掌握议会民主与法治的形式，但相对而言，较无法抓住其内涵与精神。举例来说，捷克宪法很明确地认知到权力分散的原则，并设定独立的司法与行政的要求，但在实际执行上，过去十年以来，法官和部会副首长们经常受到政治压力，有时甚至无法抗拒。我在这里提出一个例子，曾有可靠消息来源指出，过去三任捷克司法部长，都找了一票法官来协助他们起草法条，这种方式会削减分权的实施。更糟糕的是，这三个司法部长中有一位后来还被视为可能的总统候选人。这所显示出来的，并不是广泛的贪污腐化，而是一种深刻的无知，在民主实施了十三年之后，对分权制度如何运作的无知。”
　　就某种意义上来看，哈维尔作为一个总统的问题所在，和上述的问题恰恰相反：他对民主精神与法治有深刻的了解，但对于其形式的掌握较为缓慢。哈维尔对宪法法院经常提出诉求─在他担任捷克总统期间，总共提出八次─这告诉我们他对政治和分权原则的了解程度。当克劳斯与社会民主党主席米洛什.热曼（Milos Zeman）组成联合阵线，试图修订选举法，以图利其政党时，哈维尔向宪法法院提出诉求，法院裁决此修订违法。哈维尔所面临的挑战之一，和司法体系的新法有关，该法规定法官必须接受司法部所辖机构的教育与考试。哈维尔无法否决这个侵犯司法的法案，但他提出诉求，而宪法法院同意此项新法违反司法独立，从而推翻了该法案。
　　哈维尔有时候会亲自在法庭上答辩，特别是如果法官们的正反意见不相上下时。这种情况，想当然会被视为是哈维尔运用个人的权威来左右法院的意见，以达其目的，但其中有一位法官弗拉迪米尔.克罗克次卡（Vladimir Klokocka）否认了此种说法。他在Lidov noviny日报发表文章提到：“宪法法院从来不会为了取悦哈维尔，而做出违宪决定，宪法法院的决定都是为了维护民主制度。宪法法院毋庸置疑地强化了总统的权威，但也保持了法院本身的自尊与权威。”

　　三
　　那是一幕感人、却多少有些凄凉的退场。哈维尔这位早年的批判性剧作家，在他六十六岁、十三年总统生涯结束的那一天，2003年2月初的那个下午，在漫天飘舞的大雪中，在几百位市民和友人的注视下，最后一次检阅总统府外─布拉格城堡广场上的卫兵交接典礼。保罗.威尔逊感慨着：“他在任的最后一个下午，我观察到，一个渺小而近乎寂寞的身影，身着深蓝色外套，最后一次检阅古堡的卫兵交接典礼，卫兵们身穿宝蓝色制服，军乐队把总统乐曲吹奏得漫天响亮，数百人伫立在St. Vitus那既古老又现代的教堂底下─哈维尔对那数百万不在场者所具有的意义，这数百名在场者明白并了然于胸。雪花大片大片飘落，停顿在鹅卵石路上。我心想：不论他有多少缺失，这样的人生不是非常奇妙吗？”
　　令我难以想象的是，那几百人是十三年前（1989年11月17日到12月30日）那几十万捷克人民的化身吗？抑或，他们可否代表十三年前的他们？那时，数十万捷克人民聚集在布拉格的温斯莱斯广场（Wenceslas Square），要求统治者交出政权，他们面对成千上万的警察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那时，哈维尔日夜置身于人民之中，和1968年捷克“布拉格之春”之父亚历山大.杜布切克（Alexaner Dubcek）及反对运动团体“公民论坛”（Civic Fourum）的成员们一起，站在可以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Melantrich）阳台上，用扩音器不断地向人民发表演说，用和平、坚定、不容质疑的声音要求统治者移交权力。接着，在政府大厦的共和国宫中，哈维尔作为一位突然出现在政府总理和部长们面前的“公民论坛”灵魂人物，代表着广场上的百万民众，以一个老练政治家的从容，用冷静、沈稳但是不容置疑的分析劝说统治者交出政权，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下台。经过冗长的谈判，最后，统治者终于在人民的力量和戈尔巴乔夫保证不会再动用（前）苏联军队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下，被迫接受下台的请求，交出政权。随后，1989年12月28日深夜，哈维尔和他的同志们缓步走到俯瞰广场的前麦兰垂克出版社阳台上，在无数摄影镜头下，向深夜守候在广场上的几十万人民宣读“公民论坛”和捷克政府代表谈判结果的公告。接着，是人民那撼动天地的欢呼和叫喊，人民们高呼：“哈维尔，哈维尔”、”哈维尔，当选”、”哈维尔，总统”，十三年之后，人民的激情早已冷却，他们对哈维尔怀着敬意（而不是激情）以及日渐增多的抱怨，此时的哈维尔，再也不能像一九九O年代初那样，随便一个老熟人或朋友都可以敲门走进总统府找他喝上一杯了。人民说，我们也不可能在布拉格街上碰到哈维尔或在街头某个转角的咖啡馆和哈维尔聊上一会儿了。批评者说，他已远离了普通捷克人的生活，他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投入超过了对捷克民间疾苦的了解，甚至说他更像是一个住在捷克的外国人。
　　无疑，哈维尔结怨甚多。首先，哈维尔不属于任何政党，故，他从来不去取悦选民。同时，由于他的再婚，或者说由于妻子是位早已走红的电视明星，由此招致了不少的攻击。有时，媒体或他的敌人将他形容为是一个精力耗竭，并被野心勃勃的美艳妻子所奴役的病人，是一个身居王位却又处处对人对事持着异议的孤家寡人，认为他对于议会民主完全外行，说他已经过气却还恋恋不舍地握着权力不放。据说，他和伊万（Ivan Havel）—那位曾在他早年的牢狱生涯中给予他巨大的思想和感情支持的亲弟弟，由于家庭财产分配上的分歧，关系也出现了问题。
　　然而，即便如此，哈维尔离任时，在捷克人民中仍享有55%的支持率（虽然他就任总统时的最高支持率曾达87%），这是任何国家的总统或政治家梦寐以求的比率。
　　担任总统时的哈维尔每个月月薪约合二十一万台币，在他总统任期的最后一周，捷克议会曾就共和国首任总统退休后，是否应按照民主社会的惯例支付每月约两千欧元的退休金，无偿提供办公室、专用轿车、安全警卫及终生的全职司机这一法案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在现任总统克劳斯的政党民主社会党和捷克共产党的坚决反对下，这一提案被拒绝了。也就是说，哈维尔作为捷克历史上第一位体面退休的总统，没有民主制度下前总统应有的待遇。然而，作为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品牌”（捷克总统克劳斯带着嘲讽的无奈之言），哈维尔全然不必担心可否维生，因为哈维尔有着永远也应付不完的来自世界各地的邀约，假如身体状况允可，他完全可以像美国前总统克林顿那样，以在世界各地演讲谋取厚酬。
　　然而，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十年前，我的老友，也是哈维尔最信任的中文翻译、捷克查理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罗然 (Olga Lomava) 教授就告诉我一个在捷克流传的说法，说哈维尔除了脑子之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修补过的。他的肺和肠均因癌症切除大半。1996年，也就是他的元配妻子奥尔嘉过世那一年，他曾七次被送进医院抢救和施行手术。那一年，哈维尔面对着生命中最大的挑战，他的妻子奥尔嘉（Olga）在一月去世。十二月他也因肺癌而濒临死亡边缘，当时他高烧不退，双目几乎失明，医生开始时只是诊断为一般性肺炎，后来才确定是癌症，并立即切掉了他右边的半个肺。在上手术台前，哈维尔还在抽烟。据说，当时住在加护病房的哈维尔，有一天突然呼吸困难，护士竟不在旁边，正巧达格玛去探望他，达格玛吓坏了，拼命呼救，并及时招来医生，紧急抢救，哈维尔才活过来了。1997年1月，哈维尔和达格玛.维什诺娃（Dagmar Ve？krnová）结婚.达格玛是捷克最着名的电视剧演员，在捷克民众中家喻户晓，她是哈维尔的情人，并在关键时刻拯救了他的生命。
　　然而，由于那位和他厮守一生，共过无数患难的妻子奥尔嘉的形象深入人心，捷克老百姓难以谅解哈维尔这么快就再婚的举动。1999年夏天，我曾专程去布拉格公墓瞻仰卡夫卡和奥尔嘉的墓地。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周日午后，奥尔嘉已过世三年多了，可她的墓前仍摆满了鲜花，前来瞻仰和送花的人络绎不绝。
　　为此，哈维尔不得不通过电视演说向全国解释道：“在奥尔嘉去世前，她说过我可以再婚。”哈维尔说：“那时，我根本没有这个念头，我已决心独自走完自己的人生。但她坚决认定我不可能一个人生活，也不应该这样。她是对的，而且生活也证实了这一点，我非常幸运地认识了达格玛。”
　　为了疗养他那由于几十年的吸烟习惯和牢狱生涯伤害了的肺部，他在葡萄牙空气清新的Olhos d’‘Agu海边买了一栋别墅，他会不时地在那里住上一段时日，休养，也是为了躲避他称之为永远也做不完的“一千零一件事”所形成的工作压力。不久前，他在接受捷克报社的采访中抱怨说，他的秘书和助理，从当总统时的近百人变成只有三个人。
　　哈维尔的早期总统生涯中充满了自由甚至畅所欲言的平等气氛。我惊奇地发现，在他1990年代的总统府内，没有太多的官僚气息和体制化的死板仪式。1991年，在他和他的老友、波兰着名异议知识分子领袖亚当.米奇尼克（Adam Michnik）进行的一场内容广泛、思考深刻的重要访谈中，陪同他的助理（从国际事务发言人到新闻秘书）均可以随意插话，甚至抢话头、打断哈维尔的言谈，以对他的想法表示异议。他和米奇尼克对话的方式尖锐、风趣、直言不讳，是我读过的所有哈维尔访谈中最精彩的。请看他们一开始是怎样进入对话的：
　　哈维尔：”亚当，好像你要审讯我三个小时。”米奇尼克：”对了。”哈维尔：”但是，我不知道什么事情可以谈上三个小时。”米奇尼克：”你很有经验，因为你曾经多次接受长时间的审讯。三个小时对你这样的一个老重罪犯来说，不算什么。”

　　四
　　哈维尔在国际事务中所做的一件最有争议性的事，就是从2001年以来，多次表示支持美国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武力政策。在2003年2月他离任前，美国最大的保守派报纸《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上出现了一封由哈维尔及其他七位欧洲的领导人联合签名的信，内容是完全支持布什政府对伊拉克的战争行为。为此，他受到了早年许多支持并声援过他的西方知识分子的谴责和批评。
　　哈维尔对美国在伊拉克的战争所发表的看法，其实比大部分东西方左派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持的观点要复杂，在更深的意义上，这些看法既是政治家式的，也是知识分子式的。但在我看来，仍是难以自圆其说的。一个以“非暴力抗争”而被世人广泛称道的典范，怎么会去领衔支持一场先发制人的侵入性战争呢？其实，哈维尔最根本的视角仍是基于捷克及东欧在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纳粹德国蹂躏，和战后在斯大林式共产主义制度下被奴役的经验。只是他复杂但精准的表述，在如此黑白分明的反战世界并未受到应有的理解和重视。
　　2002年，在那场听众包括奥布莱特（Madeleine Albright）、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nski）以及基辛格（Henry Kissinger）（三位皆曾任美国国务卿）的演说中，哈维尔回忆说，在他的一生中，捷克人民曾经经历过两次巨大的历史悲剧，这一灾难的结果远远超出了捷克，影响到整个欧洲，而且祸延长久。第一次悲剧发生在上一世纪的三零年代末，西方民主国家阵营在德国慕尼黑对希特勒的野蛮要求让步（这造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希特勒德国挥军占领捷克），这一历史悲剧让多数捷克人民可以理解并主张，为什么要在邪恶一出现时，就必须先将其制止。
　　他说：“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经验，就是1968年被华沙公约集团的国家占领。那时候，整个国家重复述说‘主权’这个词，并谴责苏联的官方说法—宣称入侵乃是为了执行‘来自兄弟的协助’，是为了高于主权的社会主义理想。苏联宣称此理想在布拉格受到威胁，而全人类能够更早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也受到威胁。我们绝大多数捷克人都知道这是苏联为了对东欧的霸权、以及经济上的继续剥削，而不是为了其它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苏联境内可能有千百万的人民相信了这种说法，相信捷克的主权受到西方帝国主义的颠覆，而占领捷克是为了更高的人类价值。”“这是我们经验到的第二个悲剧，它促使我必须采取异常谨慎的态度……我们必须一次又一次地衡量，在药剂师精密的天秤上衡量，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事情（指伊拉克战争），是否真的是为了协助人类对抗一个邪恶政权，并保护人类免受其核武器的侵害，或是另一翻版—当然是比苏联1968年入侵捷克更为复杂的—‘来自兄弟国家的协助’。”
　　按照哈维尔的传记作者，也是哈维尔早年的好友约翰.肯尼（John Kenny）在《瓦茨拉夫.哈维尔：一部六幕政治悲剧》一书中的说法，哈维尔的一生经历过六个时期：一、斯大林式政治体制下的早期学生时代；二、六十年代的剧作家和评论家时期；三、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间扞卫“人道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human face）时期；四、成为异议分子及“七七宪章”主要发言人和随后的牢狱生涯时期；五、1989年捷克天鹅绒和平革命时期；六、最终的十三年总统时期。就像斯洛文尼亚批评家斯拉沃依.齐泽克（Slavij Zizek）所说：“沿着这一脉络，我们看到了一个有着许多弱点和怪癖的哈维尔，然而，这一切不但不会使哈维尔的英雄形象失色，反而使他的业绩更具人性也更可感。”
　　此时，在哈维尔离任之后，我相信，应是他的第七个时期，也许是他人生的最后一个时期，即哈维尔作为一个世界公民的“后总统生涯”时期。我可以想象，此时的哈维尔，已深感人生苦短，要做的事情太多，而能做完的事情却有限。
　　无疑，哈维尔是一位对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然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物（包括他那毁誉参半的十三年总统生涯），哈维尔的精神遗产早已超越了捷克，在这个世界上无处不在。仅仅凭他秉持道德良知和深刻的思考写下的那些直面邪恶的政冶文论：《生活在真实中》、《无权力者的权力》、《政治与良知》、一百四十多封《狱中书—致妻子奥尔嘉》的信等，便已足够奠定他在二十世纪人类思想进程中的地位和重要性了。
　　五年前，哈维尔在接受捷克报纸《民众日报》的采访中谈到，他本来只想做一个“造王者”（King Maker），没想到却阴错阳差地被推上了“王位”，而且一坐就是十三年。当记者再追问他，什么是他真正满意的生活时，他告诉记者，他最渴望的是回归到一个作家的生活方式，写出新的着作是唯一可以让自己满意的事—这几乎是每一个曾经认真严肃并专心致意地有过作家生涯的人，在内心深处都会有的愿望。哈维尔诚实地将它说出来，而且也做到了。
　　我以为，不是机遇，甚至，不仅是责任，而是命运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那也许是一个具有思想家特质的文学家能干得更好、更具有独创性、甚至更适合的舞台。他不仅通过了苦难甚至死亡的考验，他也通过了政治权力对他的考验，即尽所有可能地在权力的使用上保持良知。
　　正是这一切，使他成为二十世纪所有政治人物中的异数，一个虽有着传奇般的英雄业迹，却仍能保有思想品质的人。
　　一个真实的人。

 

 

“因为我心中还有个林昭”

——访林昭挚友/难友甘粹

 

 

时间：2013年11月28日、30日、12月1日

地点：北京甘粹先生住所

访问人：艾晓明

 

 

甘粹简介：

1932年12月生于中国浙江绍兴，1955年保送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58年被划为“右派”，同年与林昭相识；隔年被发配到新疆进行劳动改造20年。1979年“右派”获得改正后，回到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委宣传部工作。其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主任、副研究员等职。1992年退休，目前定居北京。曾主编出版《中国长篇小说辞典》（1991年敦煌文艺出版社）。

 

 

写在前面：

2012年我开始寻找林昭遗稿，因此也陆陆续续访问了一些林昭的难友和同学。去年12月参加网易年度演讲去北京，因此得以和甘粹先生做了三天的交流。胡杰先生在《寻找林昭的灵魂》采访过甘粹先生，片中有他对林昭的回忆以及晚年生活的画面。有关甘粹先生自己的经历，片中有一句话作为提示：甘粹先生在新疆“度过了地狱般的二十二年”。

 

因此我在下面的访问中，请甘粹先生具体讲述了他在新疆的经历；这是交织着历史悲剧和人生苦难的回忆。按资历来说，甘粹是1949年参军的老革命，和林昭一样，青年时代满腔热诚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但反右之后，特别是因为和林昭相爱而被发配新疆，从此受尽折磨。为摆脱劳改苦役，他逃出当盲流，甚至讨饭度日，还被当做苏修特务抓住捆绑吊打……一个人的生命是怎样被“反右”的政治罪恶所拨弄、扭曲，尽在他的证言中。

 

1989年的民主运动中，甘粹先生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每日到广场观察，做出逐日记录。日后，他写下《北大魂——林昭与“六·四”》一书；其中的最后一句话是：人有魂，国有魂，民族有魂……为民主、自由而英勇献身的林昭和大学生们，历史将宣判你没罪。

 

该书于2010年在台湾出版，这势必是一部传世之作。一位在劳改生涯中迫不得已采取“装死狗”的策略而求生的人，历经磨难，保留了他英勇不屈的灵魂，在这部书中高昂着头颅站出来。

 

2013年，我陪同林昭校友王书瑶先生在苏州祭拜林昭，我们按甘粹先生嘱托，为之买了苏州当地的酒，在林昭墓碑前祭洒。并代甘粹先生写了挽联，我今天网络也不通，没法核对查询。我记得代甘粹先生在挽联上所写的是：永远的姐姐，请在天国等着我。而甘粹先生事先写好的祭酒词，我将附在这篇访谈录的后面。

 

选择今天发出这一访谈录，特别的目的是纪念林昭为自由殉难四十六周年。值得一记的还有，昨天下午接到来自中山大学保卫处长的电话，问我会不会去苏州，说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组织什么活动，不要参与。我问：谁是别有用心的人？对方语焉不详。我继而说：任何公民都有权利祭奠死难者，更不用说祭奠林昭。要求您传递这个指令的人才是“别有用心”的人，请转告他们：他们很卑鄙！

 

我在微信上看到林昭墓前警察林立，去祭奠的公民被带到派出所，还有人遭到殴打。我愤怒的同时也放声大笑：林昭，你的英魂狂放有力，所向披靡。你召唤所有热爱自由的人，你让专制者胆颤心惊。你是我们的中国梦，是他们的噩梦和诅咒。你如古希腊的复仇女神，会一直追逐那些迫害过你而且想继续祸国殃民的恶势力，你将一直把他们送进坟墓。在今天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和无数热爱你的公民一起将你的信仰大声喊出：

 

公义必胜，自由万岁！

 

 

附注：为读者方便，我根据访谈内容加上了小标题。由于一直没有机会再见甘粹先生，所以，文中个别人名地名，可能有小误。（甘粹先生年事已高，听力衰退，也不用电邮；而我没有再去北京，故还未来得及与他当面核对文字稿。）

 

 

 

一、“您是怎样得到林昭十四万言书手稿的？”

 

问：甘先生谢谢您接受我的访问。

答：你们做这个工作很有意义，而且很迫切，再过一段时候我们这些老家伙慢慢都死掉了，再想找就找不着了。最好是这样，不要漫无边际地谈，你想了解什么你就问。

 

问：好。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您是怎样得到十四万言书这个手稿的？

答：是来自林昭的妹妹，……据说是法院把这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到北京来，她舅舅叫许觉民，现在许觉民已经走了，很可惜。许觉民是咱们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所长，他的夫人张沐兰，跟我是人民大学新闻系同班同学，她没打成右派，她也受了牵连，右倾机会主义，……反正……不是右派也是打击的对象。我1979年回北京以后，就在社科院党委宣传部办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每个礼拜六，没事我就到同学张沐兰家里去。张沐兰的丈夫许觉民又是我的顶头上司，有一次，就看见了林昭的妹妹。很奇怪，林昭的妹妹那一次是为了落实林昭的问题到北京来的，来到她堂舅舅许觉民家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林昭的妹妹，但是我认识她。1959年我到林昭家里去过，林昭妹妹告诉我林昭的遭遇，说她被枪毙了，我那时才知道林昭不在世了。

这个十四万言书是怎么来的呢？据说是法院把十四万言书给了林昭的妹妹，林昭的妹妹就复印了一份，给了许觉民——她的堂舅。许觉民把这一份给了我，因为手稿字太小，他年纪大了看不见。许觉民让我看一遍，把它抄下来，意思就是说，看能不能想办法出版。因为许觉民原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室主任吧，出版界他认识很多人。我就看了，也抄出来了。林昭那个字，说白了也就我认识。

抄出来以后，我给许觉民讲，这里头有些内容不行，因为谈了很多柯庆施的事。许觉民讲，可不可以删掉有关的不好的地方，咱们再想办法出版。后来我回去又看了一遍，给许觉民讲，这些东西没法改，没法删，一删就不是林昭原来的味道了。这个东西要么就是原文发表，咱们不要删。

这个事情就作罢了，所以稿子一直在我手上。我抄出来以后给了胡杰，胡杰拿着复印件（就是林昭妹妹给许觉民的复印件）和我誊写出来的十四万字的稿子，从南京到北京，北京到南京，反反复复来了好多次。我抄出来就差不多花了四个月时间。胡杰来采访，是宣传林昭，我是大力支持的。我抄的复印件稿子全部给了胡杰，胡杰的纪录片里就拍到了一些，他最后都还给我了。这个稿子的来龙去脉就是这样。

现在这个稿子还有个波折我简单提一下，蒋文钦找我，我把我抄写出来的十四万言书和复印件又复印了一遍，寄给蒋文钦。蒋文钦说看不清楚，他要看林昭妹妹给许觉民、后又转给我的那一份原稿。我想，为了纪念林昭我大力支持，我就把这稿子给了蒋文钦。蒋文钦有他的功劳，十四万言字我是用钢笔抄出来的，但是他录入电脑后就可以打印出来了。电脑录入我不会，这是他的功劳。

现在我了解到，林昭妹妹把这些手稿全部捐给美国胡佛研究所了，我这一份也不是林昭的手稿，是法院退给林昭妹妹的复印件，原稿不在我这里，原稿在美国。

 

问：您是哪一年得到这个林昭手稿的?

答：那稿子我抄出来了下面写了个日志，2000年7月11日；前前后后花了四个月。

 

问：那您是1999年见到彭令范？

答：不是，见到她就早了。

我是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1979年、1980年我都见到彭令范。彭令范是来找北京大学落实林昭右派问题的，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林昭的事情。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一直不知道。

彭令范2004年6月份出国，出国之前留下这个手稿复印件给她舅舅。他舅舅跟倪竞雄一起去送她出国的，惟一就留了十四万言书的遗稿，在许觉民那里。实际上北大百年因为林昭这个事情成了舆论焦点，那是1998年，十四万言书的价值就凸现出来了。1998年北大百年，南方周末、武汉发表纪念文章，都是那个时候，讨论林昭问题。彭令范在美国也写了回忆文章《我和姐姐》。

林昭这个事情得感谢胡杰，没有他也不行。我对胡杰是大力支持的，胡杰没有十四万言字不行，只有我抄出来的复印件也不行。我把它抄出来以后，给了许觉民一份，但许觉民也老了没有时间看。没有胡杰拍摄的片子《寻找林昭的灵魂》，林昭这个事情后来也不会那么轰动。

 

问：这是您手抄稿的原稿？

答：这是我抄手抄稿的原稿。

 

问：一共有多少页呀？

答：469页。

 

问：那时候您已经退休了吗？

答：我退了，已经退了。

 

问：抄了四个月？

答：反正那时我的安排是一天抄一千多字，她这是137页，我一天抄一页，这非常费眼睛的。这是胡杰根据我的手抄稿整理出来的一份，他取个名字叫《女牢书简》。这一份我觉得他改得不错，就是把那些不该有的，什么柯庆施等，都没有。这是胡杰的一份，他给了我。

 

 

“情断铁一号”

 

 

问：您当时是怎么和林昭分手的？我看你那回忆录里面写了，而胡杰纪录片里没多涉及。

答：我和林昭相处在一起，前前后后也就一年时间。这一年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跟人民大学新闻系合并，合并的具体地点是铁狮子胡同一号；就是现在的张自忠路三号。它过去是段祺瑞的总统府，更早些时候是清朝慈禧太后修建的海军部。

张自忠路三号是文物保护单位，那里头分三块：中间钟鼓楼这一块后头花园，现在还是由人民大学书报社占着。东边这一块后来划给社会科学院东欧所、西亚非所、还有日本所在那里。西边是红墙，六层楼的房子，那是人民大学盖的，是人民大学的职工宿舍。人民大学城里就两个系，历史档案系和新闻系。

1958年，我跟林昭认识时还很冷。人民大学和北京大学一样反右，基本上走两步：第一次人民大学反右，老师和学生反了两百个右派。这还没有完成任务，上面给的指标任务是四百个。1957年反右到年底，我还不是右派。1958年第二次补课，又反了两百个右派。我是后面这两百个右派里头的一个，人民大学总共反了四百个右派。林昭，我估计，因为我不在北大，她肯定也是后来划的右派。她到人民大学来了一次，之后从文字记载上看，是五、六月份，就是北大合并人大，我的印象可能还要早一点。罗列是北大新闻系主任，把她带过来了。她被安排在人民大学新闻系资料室，监督劳动改造。

1959年是我到人民大学新闻系的第四个年头，这一年具体内容是半年实习半年写论文。实习没有我的份，我被开除党籍了，论文也不要我写了。新闻系说你就到资料室去吧，劳动改造。

我们这些右派，大概有十几、二十个人。开头就在校园里头扫垃圾，捡香蕉皮。最后开学了，就叫我到新闻系资料室去。我去的时候，林昭已经在资料室了。资料室没有多少人，就三个人，头儿是王前。王前就是刘少奇跟王光美结婚之前一位夫人，她带兵就带林昭跟我两个。王前就说，现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委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共报刊史；你们两个就看国民党时期的一些报纸，收集资料，为中共报刊史编写做卡片。我们两个当时每天上班就是在图书报纸堆里头，这样才跟林昭认识了。

我记得很清楚，我去的时候，天气还比较冷，我推开办公室的门进去，就林昭一个人在那里。她正好打开水回来准备泡茶，而且给我泡了一杯。她说茶叶是王前给的，我知道王前是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的爱人；她当然是高干。就这样相识，第一次见面就是这样的。

林昭那时候有病，像林黛玉一样，实际上是肺病，咳嗽，吐痰里面带血。那时候王前跟我讲：你是男的，林昭是女的，没事你多照顾一下林昭。王前很同情我们这两个右派，她特别喜欢林昭；她们有话可以谈得来。

时间长了，有时林昭没有来上班，我就知道她病了。我就跑去看她，她就住在铁一号东边，就是现在社科院占的那一部份里头。在二楼那个房子有一个小间，十平米左右。我去看她觉得很可怜，那我就帮她打水，买饭。人民大学那个时候没有暖气，宿舍都是大宿舍，工友烧的煤炉子。林昭是个右派，根本没人管她。我看她那个房间很冷，春节过了我就跑去总务处，领了一个铁炉子，我给她安上炉子、通风管。我又跑到铁一号后面堆的蜂窝煤，找个背筐，装上煤，背上二楼到林昭的房间里头。另外再柴火、劈柴拿一点，都摆在那里。我拿点劈柴把林昭屋子里头的炉子生起来，房间马上就暖和了。

平常就我们两个右派上班，也不谈什么，都是钻到后头她那个房子里头，看书看报纸。林昭古典文学比较好，她看的全是古的线装书、笔记小说。那都是文言文，我不喜欢看，我就看现在出版的这些。

 

问：你们俩也没有看报纸，没有去研究中共报刊史？

答：报纸看一点，卡片做几张应付了。开头还找报纸看一看，结果就都是各看各的书。

从我跟她接触言谈，我就很佩服林昭。林昭确实是个才女，她文学特别是古典文学水平大大超过我。我也就是在人民大学学了点中国古典文学，什么《诗经》都是些皮毛。这样慢慢谈，比较谈得拢。另外，我在生活上尽量照顾她，给她生炉子，背煤球，给她在食堂买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后来有了感情，她病了，学生食堂的饭吃不下，那饭就是早上一个窝窝头，包谷面糊糊，另外还有个咸菜疙瘩。那时人民大学的学生，一个月伙食费大概五块、六块钱就够了。咱们稍微吃好一点，有时候就吃点肉菜；那一个月七块、八块钱也就够了。但是林昭她早上不吃饭，我就着急了。后来想个办法，每天早上在张自忠路坐无轨电车，坐两三站路到东四。那里有个广东餐馆，它早上卖广东肉粥。我先自己吃一碗，然后再买一碗；大概是一毛五分钱一碗，我就带回学校给林昭送去。广东肉粥比较高级——她就吃了。咱们就这样，从相逢到相识；在一块儿工作，生活上也照顾她，谈得比较来，有时候一块儿出去。

每个礼拜天我都跟林昭出去逛公园、逛北海，因为张自忠路过去就是北海，划船、还看话剧。

 

问：当时看什么话剧？

答：有《关汉卿》、《窦娥冤》。我记得很清楚就是《窦娥冤》。她有个同学叫倪竞雄，是沪剧的编剧。她有时来北京开会，就有些票，她把那些票给我跟林昭去看，而且还坐最好的位置，坐在第一排。

那时林昭住在二楼，我独自一个人没事，就在一楼走廊边拉二胡。我会拉二胡，拉得不好。我拉刘天华的《病中吟》，林昭在房间里头，听见二胡声音委婉、凄凉，她就推开窗子听。后来才知道，是我在那里拉。她说我还写了个歌呢，这样才引出这首歌。我就把歌哼给你们听听：

 

在暴风雨的夜里，

我怀念着你，

窗外是夜，怒号的风，

淋漓的雨滴，

但是我心呀，

飞出去寻找你，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

啊，兄弟啊兄弟，

我的歌声追寻着你，

我的心里为你流血，

兄弟兄弟，

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这是林昭写的一首歌，这首歌在林昭的追悼会上我也唱过。

 

问：是当时她写下来的？

答：当时在一起，她写下来唱给我听，是在《病中吟》之后。

 

问：你有没有跟她讨论这一首歌词的含义？

答：没有讨论。

五十年代就传谣言，就说我跟她谈恋爱。传到上头领导了，领导就找我谈话，说有没有这个事？我说没有这个事。领导说你们不要谈恋爱，你们两个右派，好好改造。然后，林昭问我谈些啥？我说不准我们谈恋爱。林昭一听就笑了笑问你害怕吗？我说我不害怕。她说你不害怕，好，咱们原来还没有谈恋爱，现在就真的谈恋爱给他们看一看。

就这样，每天特别是早上十点钟做工间操，林昭就拉着我，咱们手挽着手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头走给他们看。铁一号以前是段祺瑞的总统府，后面还修了个小花园，有个水池子，有个假山；我们就在那个地方转。你说我们谈恋爱嘛，我们就是谈恋爱，谈给你看。这样的话，我们等于真的谈恋爱了。新闻系党总支很不喜欢我，后来把我分到新疆惩罚我；也是为这个事。

转眼时间过去了，我们俩在一起就是一年。最后到九月一号，新的学期要开始了。我面临分配，毕不毕业就那么回事，就是要把我打发走。我想一想，就找党支书记说我要跟林昭结婚；希望1959年分配的时候不要把我分得太远，要求他们照顾一下。但是我得到的答复是：“你们两个右派，妄想！”结果，把我分到新疆。

林昭也没办法，在毛泽东的户籍制度统治下，你不服从分配，就没有户口，没有工作，也没有粮票、布票。共产党的极权统治，比秦始皇还秦始皇，没办法。我记得很清楚，林昭还背着我跟其他那些右派一起开小会，像北大来的姜泽虎、吴尚玉，都没办法。后来无可奈何，就宣布我到新疆。我赖着不走，学校就催我；红脸白脸都唱。我就赖着不走，最后不行了，新的学期要开始，毕业的都走光了。

后来一些事情我不清楚，据说林昭的母亲到北京来了一趟。她是民主人士，大概认识史良这些人。也可能是找了史良，找到了吴玉章，吴玉章是人民大学校长。这些我是听说，没有亲眼见到，也没见到她母亲；后来就批准林昭回上海治病。这样，我先送林昭上火车去了上海。我记得我回忆录里有写送她上火车的那一幕。

 

问：您当时怎么把这个情况跟林昭说的？林昭怎么跟您讲她要回上海，下一步怎么办？

答：她就是一句话，她叫我甘子，她说你等着我。就这么一句话，后来我送她上火车，火车要开了，我跟她在车厢里头抱头痛哭。后来火车动了，我没办法才跳下火车。当时火车一厢人都奇怪：这对年轻人怎么……，那时候互相抱着痛哭的场景很少见。

 

问：您那一年多大年纪？

答：大概二十七岁吧。

 

问：林昭呢？

答：林昭跟我同岁，实际上她比我大一岁。她妈妈生下她以后，给她隐瞒了一年，她实际上是属羊的。

 

 

她的灵魂飞到新疆

 

 

1、第一次从新疆逃回上海

我把林昭送走后，人民大学催我走，我才打着铺盖到了新疆。那时候火车不通新疆，到新疆跟兰州接界地方叫维亚。我就坐火车坐了四天到了维亚。维亚下火车，又坐三天的汽车，到乌鲁木齐自治区人事厅报到。人事厅说你到兵团去吧，就把我打发到兵团了。兵团又说，你到农二师去吧。农二师就是南疆，师部在延吉，现在库尔勒。我又到了延吉，在招待所等着分配。农二师招待所人来人往，有很多人从下面劳改农场跑出来，说劳改农场艰苦啊、不人道啊，我吓坏了……

 

问：哪些事情不人道、很吓人呢？

答：那些人天不亮就起来，枪杆子押着你去劳动，挑大土，而且吃不饱。打、骂这都是家常便饭，这一说我就害怕了。

我1949年参军，以后一直是当干部，没有经历过那种事情。他给我分配到劳改农场叫塔里木四场，就是现在的三十二团。听了以后我就害怕了，我还想着林昭，就扭头跑回乌鲁木齐汽车站，把行李衣服一切东西在马路边上卖掉了。凑了钱，再坐汽车到维亚，再转火车经过兰州跑回上海。

回到上海，我去找了林昭。但林昭的母亲对我很冷淡，林昭也没办法，就从林昭家里茂名南路出来慢慢走，从南京路走到外滩，在外滩公园。……就在外头荡，一直荡到晚上。我在想，你看上海那么大，灯火辉煌，那么多人，可是就容不下我生活在这里，真是没有办法。我家里有母亲，有个妹妹，都靠着我大哥生活，还有大嫂。家里我也呆不住，因为我没有钱，没有户口，也没有粮票。没办法，我在上海呆了一个礼拜，碰上一个礼拜天，我还跟林昭在徐汇区乌鲁木齐路的耶稣大教堂做了个礼拜。最后没有办法生活，我也没有钱……

 

问：晚上住哪里呢？

答：晚上住我哥哥家里，那时我母亲还在，但是长期住是不行的。最后还是没办法，我哥哥和嫂子又给我准备一套被子、棉衣，我从上海坐上火车到兰州，回到新疆。这样我去塔里木四场报到，就是去劳动。

 

 

2、别梦依稀到新疆

我就这样在新疆开始生活。基本上，每个礼拜我都要给林昭写信，林昭也给我回信。当然那个信是要经过检查的，劳改队里有管教，他看了以后给你寄走。信来了他也先拆掉看，然后才给你。

 

问：写些什么内容呢？

答：信都很短，那些信什么内容我也记不清楚了。很简短，但是都有回信。过了一段时间，我光有信去，没有回信了。没有回信我就纳闷儿，我还给她母亲写，也没有回信，没有人理我。

时间慢慢长了，我们那个地方也有上海支边青年，他们也不满意那里。但是他们上工要比我们晚半个钟头，收工比我们早半个钟头，就好这么一点点。有一个上海青年跟我谈得比较来，他要回上海。借探亲假到上海，他就不再回新疆了。我就跟他讲，你回上海帮我做一件事：你知道茂名南路179弄11号吧？你帮我去看一看我的一个朋友叫林昭。他说行。他回上海以后，给我回了封信；他说我去看了林昭，林昭已经重病住院了，何时出院不得而知。这个信我是看懂了，因为林昭的个性，我知道林昭肯定进监狱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又过了好多年，很奇怪；有一天五月一号，我突然做了个梦。这不是迷信：林昭披麻戴孝，扶着棺材，向我走来。我就很纳闷，第二天醒来以后，我就把这个梦告诉了一块儿劳动改造的一个峨眉山的老和尚。我说你给我解一解吧，他说梦是反面；说明你心爱的人林昭已经结婚了。披麻戴孝扶着棺材，那就是花轿；你不要再想她了。

和尚是给我这么解的，我也就是这么信的。所以后来，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新疆呆了二十多年，一直没有林昭的消息。只有1979年落实政策回北京，在许觉民家里，就是我同学张沐兰家里看到她——林昭的妹妹——我才知道林昭被枪毙了。一算这个日子，就是我做梦那个月的29号，我是5月1号做的梦。这很奇怪。我觉得人是有灵魂的，她死了以后，她的灵魂有几天活动时间，中国老百姓不是有句话，七天要回来嘛。我估计是她的灵魂飞到新疆，跟我告别。

 

 

四、见证和抄录林昭作品

 

 

问：后来您看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在抄的过程中您相信这是林昭写的吗？

答：我相信，因为林昭的那些字，我认识。我跟林昭在一起她没事就是看书，她看那些线装书古书，都是一些笔记小说。

 

问：记不记得哪几本书，您记得书名吗？

答：记不住，都是笔记小说。而且那时候她在写诗，她写了两首诗现在还传还能看到，一首是《普罗米修斯受难的一日》，另外一首是《海鸥之歌》。这两首长诗她天天写天天改，边写边改，给我看。

 

问：您当时就看到了这两首长诗？

答：还有一个，她改编剧本，我也看到了。

 

问：一个什么剧本呢？

答：就是鲁迅的《伤逝》。她写的时候就给我看，而且叫我提意见改。最后结局是捐生把狗拿到郊区又扔掉了。这两首诗，她边写边改，一直到我们分开，她还在改。林昭的字写得很秀丽，后来我抄林昭遗稿，也是对林昭的爱支持我。抄的时候我内心很痛苦，因为想着我跟她在一起的那些情景。我也是以很大的毅力把它抄出来，主要是胡杰也要，我抄一点他拿走一点；不是说全部抄好给他的。他经常到北京来，而且胡杰把林昭十四万言字整理了一个简洁本，他给了我；他就把那些柯庆施的东西都删没有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很尖锐的批判，你有没有一种想法：如果林昭不这么做，也许能够保全她的生命？

答：我了解林昭。这共产党太恶，没有人性。它如果给我们这两个右派一点点生活出路，也不至于此。尽管我后来回上海，她母亲对我跟林昭在一起是持反对态度的；但是只要不把我们分得太远，让我跟林昭还能够接触，也许林昭不会走那么绝决的一条路。因为有我在，有我对她生活上的呵护。

我跟她两个，有些观点也是不一样的。她很激进地反对当局政权，反对毛泽东。我老劝她，我跟她说，你这是鸡蛋碰石头；她说鸡蛋碰石头我也要碰。但我想，只要给我们一点活路，让我们生活在一起，林昭也是要生活的人。让我们生活在一起，就会好一点。她不会那么激进，但林昭的本性不会改的。

 

问：您怎么判断她写十四万言书中的精神状态？

答：我看了以后有个疑问，但是看了你那篇文章就给我解决了；我认为你那个分析是对的。因为劳改队咱们也呆过，共产党不可能让劳改分子这么逍遥法外，这么悠然自得。劳改犯没有时间也没有自由去写作，这是不可能的。

我在劳改队呆过，不管你是谁，在那里就是干活。新疆的劳改队有个特点，因为新疆是和平解放，解放军一去就宣布和平起义，国民党部队变成解放军，还是当连长当排长；这些劳改队由他们来管，你想好得了吗？因为他本质就是国民党。有一个劳改队长说，我们共产党不打人不骂人，但我叫你劳动劳动劳动，你累死了我不犯错误。心太狠就狠到这种地步，他就是把人往死里整，累死你。

林昭能在监狱里头写出十四万言书和后来你们找到的那些东西，我心里头原有个疑问，她为什么能得到写作的自由？监狱怎么会允许她这样干？这就是你分析的，我同意这一点。因为最后林昭闹闹闹，成为当时监狱里的所谓疯子而不可收拾。你要笔嘛，你要纸嘛，给你。你给我安静一点，不要闹了，你去写吧。提篮桥监狱的管教人员对她也没有办法了。其实他们对她很残酷的，正铐、反铐，但是没有治服。林昭还接着闹，闹得这些管教也伤脑筋。那你写吧，求个安静。我觉得这个解释得通。  

以前我有个想法没有实现，现在也不能实现了。我跟林昭的故事是很好的题材，也就一年，从相遇相识相恋到最后相离。能写出一篇很动人的故事，但是我写不出来。我连题目都想好了，叫《情断铁一号》；如果写得好的话会很感人。我有时候也想写，但提起笔来就伤心，写不下去。

我觉得你们做这些事情很有意义，再不做我们这些老家伙一个一个都走了；走了你想做都不行了。幸亏胡杰拍了第一个纪录片《寻找林昭的灵魂》，把这个事情掀开了。

 

问：您当时抄林昭手稿碰到哪些困难？

答：复印件有些地方不太清楚，但我是最熟悉林昭的字的，别人抄不出来。

 

问：您抄那些批判共产党、批判毛泽东的言论是不是觉得很有冲击力？或者说您能接受吗？

答：我能接受，因为我的思想跟她是一致的。我在新疆呆了二十年，过着非人的生活，就是强劳动。我为什么不死，我就说我年轻，我要看着毛泽东死在我前头；我要看看这个社会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有那么一种希望。

对我个人来说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右派等于终生。劳改员十年八年还有个刑期，十年八年熬满了总要解脱。这右派没有刑期，你改造好了就宣布摘帽，我是对共产党看透了。

 

问：那现在您怎么看？现在还是有很多人崇拜毛泽东，今年还要大搞纪念？

答：崇拜毛泽东有个过程的。中国人说得难听一点都是愚民，思想上希望有个皇帝，希望有官是清官，是明君。几千年的封建，就形成了一个愚昧。现在有些人搞毛泽东崇拜有个人政治目的，他想提高自己的名誉、地位。像薄熙来宣传毛泽东有他的目的，实际上薄熙来是个笨蛋，也是政治牺牲品。像我也有这个体会，原来是盲目崇拜所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狗屁！这一代人都给他蒙蔽了。不光蒙蔽了我，还蒙蔽了一代人。很多老干部跟他打江山的，最后死得多惨啊，比如刘少奇。

 

问：您希望林昭的文稿以什么状态呈现比较理想？

答：我希望终有一天，这些遗稿被整理打印出来供世人观看；有兴趣的可以研究。据我了解，北京有两拔人，一拔是铁流他那个小圈子，主要通过《往事》和找一些老干部聚会。他是对毛泽东恨之入骨的。还有一帮人，是朱毅等人，他们在收集整理林昭的东西。对这两拨人，我内心是支持的。但是我觉得林昭留下来的这些东西，主要价值也就在十四万言书。这十四万言文字已经把林昭这个人、这个女孩子的精神表现出来了。她在共产党那样的极权下还坚持不懈地反对毛泽东，到生命最后一刻。这个精神就值得人们敬仰和学习。

我觉得对林昭的研究宜粗不宜细。

 

问：哪些东西您认为是细呢？

答：像你们……像朱毅现在搞这些，我不反对，这样搞出来也很好。但是，我是不会去研究的。十四万言字已经把林昭的形象树立起来了。她坚决地反对专制、反对秦始皇毛泽东，这是一个女英雄的形象。

我最早跟许觉民说过，里头关于柯庆施的部分，我们都可以理解。我也是右派，我也绝望过，我也有妄想症。人到那一步，这些毛病都是有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要太细去研究那些……

 

 

五、装死与逃亡

 

1、“扮死狗”这条路

我在新疆那二十年，在那种艰苦绝望无奈的情况下，我也妄想。

我看到这个现实，我也不甘愿被奴役下去，当个奴隶。我以前说过，我情愿当奴隶，但是我不当奴才。在新疆劳改队里头，我不是劳改员，我没有被判刑。我是右派份子，被监督劳动改造。我认识一个国民党过去的团长，他也在劳改队。我说这日子没法过，他跟我讲，他说你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你积极地靠拢政府，跟连长指导员经常去汇报思想；去打小报告取得信任，从中间捞点好处。我说这不是我的个性，我做不出来。他说你做不出来，还有一条路，你就扮死狗，前提是你装死狗就要装到底，坚持下去。也就是劳动偷奸耍滑，磨洋工。我这二十年，走的就是后面这条路。

你想，在新疆大田里头摘棉花；女的一天还摘两百多斤，我一天摘三斤。我在地里睡觉，我有个名字，叫甘三斤，就是我摘棉花一天只摘三斤。只摘三斤，连队晚上点名就让我站起来斗我。第二天，我还是那么几斤，第三天，我还那么几斤。斗我就斗嘛，结果到了第三天，劳改队长也觉得没有面子。我不改，就算了。你不要在大田劳动了，你去赶个毛驴车吧。毛驴车没有定量，一天就是拉草拉粪，上午一趟下午晚上一趟。我这二十年活下来就是耍死狗，就是他说的，这个国民党团长教我的。

另外一个，我这二十年活下来还靠我妹妹和哥，为什么靠他们呢？新疆那时候所谓自然灾害，吃不饱饿死人，有的整个劳改队一两百人都饿死了。饿死是个什么现象啊？饿的味道我尝过，先从脚开始肿，慢慢地肿上来，肿过了腰部，这个人就完了。没办法，浮肿。我饿我就给哥哥妹妹写信，我妹妹哥哥就给我寄饼干寄水果糖；我妹妹还给我寄过猪肉。但那些没有用，他寄来的饼干我从团部的邮局取回来还没走到家就吃完了。那饿啊，真是没办法。后来想了办法，给我寄粮票，寄全国粮票。我哥哥妹妹两三个月给我寄三四斤粮票，这粮票在新疆管用。因为这些管教、劳改人员、连长指导员他就要粮票。

你啊，在乌鲁木齐，库尔勒这两地方走一走，现在还挺好的，歌舞升平。

 

问：您当年去的时候好不好？

答：开头不行。

 

问：是您们兵团开垦出来的吗?

答：对，兵团

 

2、“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

我还记得林昭写的那首歌，在新疆我想念她时我就唱这个歌。现在，在河边散步没有人，我也放开嗓子唱。这首歌里她无意写的这两句——“你是被放逐在辽阔的荒原”，我应验了。我在新疆戈壁滩呆了二十多年，“……还是尘埋在冰冷的狱底”，林昭应验了。她在监狱里头，最后被枪毙了。但这首歌她后来给我讲过，可能是写给谭天荣的。我不太了解。反正北大之前，林昭是跟谭天荣有姐弟恋。她听见我的二胡声，她说她写了首歌，就唱给我听，反复很多遍，所以我记住了。

 

问：昨天我们一起吃饭时您说您在新疆的谋生手段，一个是照相，一个是当盲流；当时是怎么回事？您说您还讨过饭？

答：文化大革命时，我从劳改队逃跑；从塔里木盆地的农场逃跑的。那时在卡拉修艾山米尔水库，当时胆子没那么大，但已经绝望了。就靠一公斤饼干一公斤伊拉克蜜枣——那时中国有很多伊拉克蜜枣——我们有两个人，我，还有一个是一同劳动改造的。

首先，劳改队有规定，收工后每人要出去打柴火，背柴火。要背三十公斤到五十公斤，我就借着打柴火这个机会走了。我跑到远远的一个沙丘的红柳下面，呆着不动。他们打完柴火回去吃晚饭，一点名，说甘粹和一个姓杨的没有回来。他们就到处找，找我们就不理他。等天完全黑下来了，我们才走。

新疆库尔勒过后是尉犁，我们从尉犁再往南走，就是塔里木盆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的河叫塔里木河，到我们那里去有一条公路，公路就沿着塔里木河修的。我们两个就沿着公路，跟公路保持一两千公尺的距离走；不敢走公路，公路上汽车来来往往很多人

塔里木沙漠每五公里就有个三脚架，以三脚架为准，不离开公路。不离开公路就有河，有河就有水。这样走了五十公里，到了尉犁县，进县城买点东西吃一吃，又跑到县城外面休息。等天黑了又出发，一直走到天亮。走了五十公里到库尔勒，我跟这个姓杨的就去买点东西吃。走到人民商场，在门口就看见我们劳改队的警卫来抓我了。

实际上他们已经到了乌鲁木齐，从乌鲁木齐火车站没有抓到我们，就返回来。返回以后就不太注意我们，我们俩赶快躲开；赶快买张车票，也是五十公里后到了延吉。再买汽车票到吐鲁番，又转到乌鲁木齐。到了乌鲁木齐后，我发觉姓杨的是个骗子，走以前跟我说得天花乱坠。我就跟姓杨的分开了，认识了另外两个人，这两个人从贵州跑过来，要到北京去。我就跟他们一块儿坐火车上北京，在北京前前后后呆了一个月。有个五一节晚上，我看见毛泽东和林彪坐在敞篷车上。

 

问：那时文革已经开始了？

答：开始了。

 

问：是1966年还是1967年？

答：1968年吧。3月17号走的。

 

问：走到北京是多少天了？

答：4月4号经过西安，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还下雪了。到北京住了一个月，碰到一个五一节。晚上，贵州这两个认识的朋友，想到天安门广场去，结果根本进不去。我说我有办法，我带你们去。因为每逢过节，天安门维持秩序；你看电视中拍的，第一排就是人民大学的学生党团员。原来我是在那里干事，所以我知道漏洞。

我带这两个贵州人走到西单就进不去了，在马路边上站着看组织的群众、单位、学校一拔一拔地进去。我看见人民大学这些学生进去，等他们快走完了就赶快拉着这两个贵州朋友追上去，跟着人民大学学生队伍一起进。那个地方有三排警卫，一排是解放军，一排是警察，一排是群众组织。有人说“同志你不要进”，我说我是人大的。当时人大学生都戴着校徽，我本身也是人大当的学生；我说我是人大的等于掉队的。这样没人拦我，跟着人大的学生进去了。进去走到了天安门，划了很多地盘，哪个地盘是哪个单位或哪个学校，在那里围着唱歌跳舞。

我们正好就挤在天安门广场，挨着人民大会堂的路边上。过了一会儿，马路两边每边有四排解放军手挽着手挡着，我一看就肯定有大官儿走这里过。果不然，毛泽东和林彪的敞篷汽车从人民大会堂出来，要去天安门。但走到XX路，这些解放军都是招来的农民，也没见过毛泽东，都激动了。这时队形就乱了，人们都轰上去喊“毛主席万岁”，毛主席的敞篷汽车就开不动了。毛泽东开头还站在敞篷车上招手，后来就生气地坐在那里了。最后，还是林彪维持秩序说：“让主席走让主席走”，这才开走的。本来是到天安门主席台上看焰火晚会的，结果人群都乱了。我那时离毛主席的敞篷汽车也就五十米……

 

问：您当时看到毛泽东是什么心情呢？

答：我说我没有手榴弹，有手榴弹我真扔过去了。当时我也不可能有手榴弹……

 

问：您带的那两位贵州的朋友呢？他们怎么想的呢？

答：他们两个也是劳改跑出来的，是贵州的，在外头当盲流。我这眼睛只要一见着你，跟你聊两句，我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吃什么饭的。那个时候文化大革命乱得很，坐火车坐汽车都不买票。这两个人很奇怪，有个姓周的，现在还联系上了，还在贵州毕节。他是看铁流的《往事微痕》里头看到了杜光有一次讲话讲到我，就写信。

 

3、盲流照相师

 

问：您说在新疆有一段时间靠拍照为生，这是怎么回事？

答：我就只能再说回去。后来回新疆，从北京走时，在王府井东安市场，我买了一套衣服：上身是西装，下身是裤子，脚下一双皮鞋；这样回的新疆。回新疆以后，每天要生活，至少得十块钱。

 

问：为什么那么贵呢？

答：十块钱还贵呀？我给你算一算，早上要吃早点，中饭吃饭，晚上吃饭。这三顿饭吃下来，再加上晚上住宿，住旅馆两块钱，大的双人床。吃的叫发糕，包谷面蒸的，最便宜的三毛钱一斤。另外我一天还得抽一包烟，一包烟那时最便宜的叫红云，一毛多钱。反正我算一算，一天生活费得十块钱。这怎么办呢，没有收入。我也不会骗，也不会偷，什么本事都没有。我接触很多小偷，他们还真有本事。我见过一个，我跟他说，你教我怎么摸包。我那个时候有个假名字姓陈，因为我母亲姓陈。这小偷说，老陈啊，你要学，我也不教你。你要学这个第一要学会挨打，要受得住打。偷东西摸包特别是开始，没有不被别人抓住的。这一抓住群众恨死了，围着你往死里打。你受得了吗？你身体那么瘦小。他就没有教我，后来我想一想，学照相得了。讲到我照相，我花了大概一百块钱左右。

 

问：您哪来一百块钱呢？

答：我北京回去带的啊，我还在北京置了套衣服啊。

 

问：这个钱哪里来的呢？

答：都是我的啊。

 

问：您这个收入的来源是哪儿呢？

答：我当右派一个月32块，我走时把钱带着逃跑的。我就买个相机，买十个胶卷，再买个假证明。假证明那时乌鲁木齐有卖的，我就打着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工农兵流动服务组的牌子，来到下面小县城的农村。县城都不行，县城的人都到县照相馆去照。只有到农村去照，照一张相一块钱，一个胶卷能照十六张。我前面偷一张后面偷一张，能照十八张。我还收了三个徒弟，这三个徒弟互相不认识，都是从内地跑到新疆的人，即在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的公社里头当农民的。他跟着我出去照相，管吃管住。

一个礼拜我大概要照掉十个胶卷，照完就不照了，就回到乌鲁木齐。那时候就有钱了，可以住旅馆下馆子。再把下一次要去照的材料都买好，包括十个胶卷、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等。后来这个徒弟回他家了，反正我跟徒弟照的钱对半分。他很感激，跟着我学技术，又分钱。

我为什么有三个徒弟呢，他们相互也不认识。新疆、北疆、乌鲁木齐一年有半年时间冰天雪地，没法活动，农民也不种地，所以我收一个徒弟给他一个礼拜在外头公社去照相，挣了钱跟他对半分。然后回乌鲁木齐买上下一次的材料，我一个徒弟带两个月，给一点大米钱，给一点猪肉钱，就过去了。一个徒弟带两个月，这三个徒弟就半年过去了。就把这个冬天躲过去了，开了春我又活动了。

 

问：开了春您活动什么？

答：还是照相啊。首先在农村的公社住下，它有招待所，租一间房子。然后就给公社这些书记、队长、会计等啪啪啪免费照一个胶卷。一个胶卷我可以照个十六张吧。晚上我单独住一间，就在公社招待所里头把相片胶卷冲印出来。第二天把相片送给书记队长，然后多洗一张放在照相框里头。拿着框子我下去照相，别人一看，哦，这是我们的书记嘛，这是我们的队长嘛！这样大家都来照相了，这就是宣传。

但是有一次，去了以后，那个书记就找我说你会放大吗？我想都没想就说会啊！哦，那你给我放个大大的！他说真要放，我就吓蒙了。因为我没有放大机那个设备，但是海口夸出去了。后来怎么办？那天晚上我想透了脑筋给他放大了。怎么放呢？这照相机胶卷在里头咔嚓把相照进去，我就把照相机反过来，把胶卷底片放在里面。再把照相机底盖这边打开，用光源射进去，从照相机镜头放出去，就像放电影一样。要有灯光，而且灯光要从这个照相机里面打出去，通过镜头出去，但是这个很难，不能漏一点光。我那一个晚上，就是用这个照相机给他放了一个大的。我那一个晚上都没有睡好，就调这个光，不能漏一点光，因为相纸拿出来见光就完了。

 

问：胶卷是怎么样把图像挪到相纸上?

答：它有一个就像这么大的，拿一个夹子，这个夹子下面放上相纸，然后再把底片放到相纸上面，然后再感光。白天就拿到房间外头去感光，晚上就在房间里头用灯光感光。感光多长时间也要先试验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一数，数到十八可以了。你就先把胶片拿出来，相纸拿出来放到显影里头，显出来再放到定影里头。

想照相的人实际很多啊，因为下面那些公社农民和牧民，哈萨克族的都想来照相，但是没有钱。农村很苦，有的就拿鸡蛋来，有的就抱个老母鸡来。我就说，这个照相是公家的；你把鸡蛋和鸡卖给我，我给你钱。你再拿这个钱，一块钱照一张。就采取这个办法，所以说下农村我吃得好。吃鸡吃蛋有的是，给农民两块钱就一只鸡；他就拿这两块钱返给我照两张相。在劳改农场，那几年大饥荒很惨的，有些妇女你给她一个馒头，她就跟你睡觉。没办法，很可怜的。

 

问：您这个是哪一年到哪一年呢？

答：从北京告状没成功，回新疆当了盲流。

 

问：后来劳改队就再也没找您了？

答：他怎么找啊？他又不认识我。

 

问：跑了就跑了？

答：跑了不跑了嘛。劳改队跑的人很多啊，他没法找，他也找不着我。

 

4、要饭、卖烧饼

 

我说我要过饭，也是这个时候。有一天，在乌鲁木齐人民公园，我带着照相机，穿着西装在那里玩。结果那时不是造反吗？造反派拿着棍子棒子把我的照相机抢了，把我身上的钱也抢了。抢了我就发呆了，没办法了。当天晚上住旅馆的钱也没有，照相机也没有了。

我就在乌鲁木齐沙一巴克区那个汽车站外面，在马路边上坐着；有一个年轻小伙子就上来跟我打招呼。这个年青人是山东的，也是逃跑到新疆去，是个学生，我怎么认识他呢？我在乌鲁木齐馆子里吃饭，他向我要饭。乌鲁木齐那时要饭都这样，你在馆子里坐着他就来要。后来我一看他那样子不像个要饭的，我一问，他原来是文化大革命造反跑出来的学生。那时说新疆好找工作，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我把我吃的饭给了他，还掏了五块钱给他，所以他就认得我了。

那一天他看见我坐在马路边上，想再跟我要点吃的要点钱。我就跟他说我没办法，连自己吃晚饭的钱都没有了。他说怎么回事？我跟他一讲，他就说，老陈，没关系，你就跟着我吧；只要我有饭吃你就有饭吃。我说我还没吃晚饭呢，他就走到饭馆里去，他是去要饭。他给我要了两个馒头，都是别人吃过的，不是整馒头；再拿来一个碗，饭馆里头开水有，酱油醋有。他倒点酱油汤端来给我吃，我那天晚饭就这么吃过了。晚上睡觉没地方，他说，走，你跟我一块儿走，他就带我东绕西绕到一个学校，在教室里的桌子上睡。第二天早上起来，也是他去要饭，要来给我吃。我说我拉不下脸皮，他说没关系，你跟着我吧。他带着我在乌鲁木齐市郊区去要饭，我就这样跟他要饭要了三天。

 

问：那个时候您多大年纪啊？

答：我估计三十多岁吧。要了三天，我后来想想，这也不是事儿。我被抢了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我上海的大哥，说我现在走投无路，一分钱都没有了；你赶快寄点钱来。但是这要一段时间，他给我寄到乌鲁木齐邮局留交，这个不要地址的。

后来我跟小伙子说，这样要饭也不是事儿，有没有别的办法？他就跟我说，有办法，但是得要本钱。我说要多少本钱呢，他说至少要二十块。我说行，就把西装脱下来，说你帮我把这件衣服拿去卖了，卖个二十块吧。他就拿着我这衣服，在汽车站卖。我那个衣服小啊，我是小个子。很多人喜欢穿但嫌它小穿不进去，就卖不掉。半天，碰见一个维族小个子，一穿穿上了。但是他只肯给十几块钱，帮我的小伙子就不卖。我趁他不在的时候说“卖掉卖掉”，结果西装就十七八块钱卖了。

这十七八块钱作为本钱买什么呢？乌鲁木齐有一条河，那条河叫河坝，河坝有维族人煮赌鸡蛋的。赌鸡蛋怎么赌呢？专门有老太太把鸡蛋煮熟了，就盐茶鸡蛋在那里摆着，我跟你赌：拿十个鸡蛋摆一排，你从另外一个老太太那儿拿十个鸡蛋摆一排，就拿着这边鸡蛋的第一个跟你那边的第一个鸡蛋撞。两个蛋一撞，一个肯定破，一个蛋不破。撞来撞去，撞最后两个了，那一撞就定输赢。谁破了，谁就出这二十个鸡蛋的钱，给卖鸡蛋的老太太；赢的就赢这二十个鸡蛋。他要那么多鸡蛋干什么，也吃不完，他就卖。他卖就比较便宜，熟鸡蛋八分钱九分钱就卖。我就到河边去，买他们赌博的便宜鸡蛋。

然后到城里，兵团饭馆里头卖烧饼；烧饼也大概七分钱八分钱一个。在那里一买就买一百个两百个，提两个兜子，一个兜子装鸡蛋，一个兜子装烧饼，坐公共汽车到乌鲁木齐西郊，那里有一个医学院。医学院门诊看病的人特别多，就在那门口卖鸡蛋卖烧饼。一般一个鸡蛋卖一毛钱，就能赚一分钱到两分钱，一个烧饼也能赚一分到两分。有时候卖得好的能卖一毛二，就这样他在那里卖鸡蛋卖烧饼，我在旁边看。看着要卖完了，我就赶快坐公共汽车进城，去买烧饼，再供应货。因为那边看病的人很多，没有人卖吃的；很多人在那里买鸡蛋买烧饼。我跟他两个，这样一天能赚两块三块。好的时候能赚五块钱，就这么一个水平。赚下来以后，我跟他赚的钱如果是五块，一人两块五，平半分；三块一人一块五。然后咱们两个人就各走各的路，晚上各找地方睡觉。睡觉也就是学校那样的地方。

这样，过了一个礼拜，我到邮局去。我的大哥给我寄钱了，寄了大概一百块钱。我又用这一百块钱去买了照相机，又去买胶卷，又去买显影纸、显影粉、定影粉。我就跟这个要饭的分手，我又去照相了。

 

5、被当做“苏修特务”

 

我再照相，就照到国防公路上去了，给人抓住说我是苏修特务。

 

问：在国防公路上？什么是国防公路？

答：从乌鲁木齐另外修了条路。正式的公路有，乌鲁木齐往西走到伊犁，那是正规柏油马路。但是又从山里头修一条公路，是备战的，等于打仗的时候他就不走正式公路。正式公路可以封锁你轰炸你，就修了名字叫国防公路。这个路是保密的，都是在山里头；通过牧区通过农村。我走国防公路去，是去摸摸情况，想慢慢靠近边疆跑苏联，这是我的目的。因为新疆有个“伊塔事件”嘛，新疆几十万人跑苏联了。那个时候我没赶上，我在劳改队不知道；但是，跑苏联这是很多的事情。

 

问：苏联生活会好一些吗？

答：苏联啦，你去……有的全家都走，赶着牛羊、帐篷，有的县连县委书记都跑。跑去以后，听说苏联是因人而异，你是农民，叫你到集体农庄去，你是工人，他就给你分配到他的工厂去，你是什么工种就做什么。但是说那里很喜欢这些小知识分子，他就收集这些人，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右派又是大学生，他是很喜欢的。据说就把我们弄到莫斯科去，去培养当间谍，再派回中国。

 

问：这是您听说的情况？

答：听说的，因为那边人来人往很多，新疆跟苏联连在一起，那都是天山和塔里木河阻不断的。我就想去接近国防线，想办法慢慢熟悉那个地方，将来往苏联跑。我跑过去，他可以收留我，我可以给他工作。因为我是新闻记者，人大新闻系，而且那时我们学的还是俄文。那时我们的俄文水平，虽然对话不行，但是拿着字典可以看《真理报》了。结果不小心给抓住了，说我是苏修特务。我不承认，后来就打、吊，我想不承认也吃亏，就承认了，给他编一套特务的故事。他就往上报，就把我往上级机关、往师部送。送到师部，我就讲真话了，结果师部那个审讯我的人，也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的，后来跟他聊了聊就聊出来了。

 

问：这就等于盲流阶段结束了，大体上是哪一年？

答：一年的时间。盲流一年，从照相一直到抓走就一年。

 

问：当时国防公路上是有站岗的哨兵？是吧？

答：很荒凉，没有站岗的。但是修国防公路的驻地是有站岗的，整个公路上没有站岗的。

 

问：但是您怎么会被人抓住呢？

 

答：我在国防公路走，我又不认识方向，就找当地人问路。前面是什么地方，别人给我讲，我还画图：这个路这一边到哪里去，那一边到哪里去。结果他抓住我，我又有照相机又有图，图就是当地公路的路线图，那胆子也太大了，这样走必然要经过他们的驻地啊。

 

问：就在他们驻地被抓住的？

答：驻地附近给抓住的。

 

问：也就是给修路的军人抓住的？

答：嗯，修路的军人，都是部队的。

 

问：那他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呢？

答：中国要随便打人是小菜一碟，无所谓。只要他高兴，说抓到苏修特务了。我说我不是，他不就把我吊起来打。那时候讲不清楚的，后来我想想，我不承认没办法的，我就说我是的。而且我还给他编了一套，特务？你是什么特务？你的上级是谁啊？怎么联系的啊？经费怎么样？我都答得头头是道。

 

问：那你怎么说上级是谁？怎么联系？

答：我说上级是个瘦瘦高高的，每个月的第三个礼拜六晚上，七点到八点，就在沙一巴克区汽车站外面那个路第几个电线杆下面碰头。那个人姓什么叫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每个月给我三百块活动经费；另外有了情报再嘉奖。他们一听，哦！是真的！就往上面报。上面马上派个吉普车，派个干事，把我押到师部。押到师部我就说是假的，他很生气不相信。我就把衣服扒开，说你看嘛，他们吊我打我，我不承认没办法。后来他们就相信我说的了。但是，共产党有一点很厉害，问你到底是哪里人。我说我是四川奉节的，因为解放后我是进军西南在四川奉节工作，对那个地方名字比较熟悉。我就说个假名字，假地点。说了以后，他们去调查，那边电报打回来说没有这个姓陈叫陈远清的人。就把我叫去：你胡说，假的。

但是，在师里头审讯是不打不骂的，不像在下面。下面是没有王法的，师里头审讯比较正规。我又说一个假的，不到一个礼拜，他又调查回电了，说你又说谎。共产党厉害就在这里：他就说你不要再说假的了，咱们弄不清你的身份到底是不是特务，就把你关着，一直关死你。我这样一想不对头，我在那里关了四十天小房间，后来想想不行了，我就给送饭的说，我要找你们管教。然后才把我从牢里提去问我，我说我说实话吧。我说我是农二师哪个团跑出来的牛鬼蛇神，这次我说了真名字真地点。他们马上跟农二师联系，农二师说对啊，我们有这人，跑掉了。马上农二师就派一个政治股的干事，还有个警卫，拿着枪，拿着铐子。跑到这里一看是我，就把我铐上铐子，用汽车装回塔里木。

 

 

青年革命者的经历

 

 

1、十七岁参军

 

问：您和林昭都较早参加革命，您的经历是怎样的？

答：我在1949年，十七岁时参军。我家里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属于城市职员，公司职员，属于这个阶层。参军以后，在南京学习了三个月，就进军西南，跟随二野的部队。但是我们不打仗，前面部队打仗，打了走了，我们就跟着部队后头走。我们这条线，是从湖南长沙、常德这条线进的，通过贵州、四川交界处进的四川。经过秀山，邮阳，解放军就是我们这一路。在四川和湖南交界地方有一个山很高，叫白马山；在白马山打了一仗，国民党大概抵抗了一下就失败。这解放军就跟着国民党溃退的军队，去解放重庆了。他们往重庆那边走，我们就跟着解放军打仗的部队后面走。

我们去的路线是从上海到南京，我先在南京学习，到南京住在国民党财政部，那时候集训了三个月，就请这些头头，邓小平、李富春等给我们上大课，上课以后就讨论。

学习完从南京坐火车到徐州。再通过陇海线到郑州，郑州下来到武汉，武汉又坐火车到长沙。长沙汨罗江的铁桥，给国民党炸掉了。我们坐火车到那里下，开始徒步行军。我们叫学生军、学生部队，人员都是上海的，主要是大中学生。开头一天，行军才走三十华里，我们就觉得很累，叫苦连天。最后慢慢锻炼，基本上一天也能走七十到八十里路。

但是，走白马山就不一样了。白马山高，分四季，下面是晴天，走到山的中间，就雾蒙蒙的，下雨下雪。再往上走下雪，走到山顶就结冰了，冰雪天气。这个山我们从下面往上爬，等于四季都经过了。那一天，我们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因为那地方才打过仗，公路旁边全是死人，全是打死的国民党……枪啊炮啊弹啊在我们行军路边上都是。

 

问：您那时才十七、八岁，害怕不害怕？

答：十七岁，队里还有女孩子，很害怕。因为害怕那天才走了一百三十里路。

 

问：是怕国民党打你们还是怕死人？

答：看见死人就害怕，很惨的。

 

问：那死人是被解放军打死的？

答：在那里打了一仗，那肯定是给解放军打死的嘛。而且，国民党跑了，解放军就追过去了。当地山区那些农民很苦，就把这些死掉的国民党的人的衣服扒掉自己穿。战场都没有清扫，很可怕的死人。所以那一天我们都走得快，走了一百三十里路，平常我们就走个七十里八十里就住下了。然后，我们这些人在南京学习时就分配好的，照着四川的编制你到哪个县，你这个队长去当县长，你某某某当政委。这个县有一区二区三区四区，某某某到一区当区长、当区委书记……都分配好了。

部队就去解放重庆去了。还有就是我们走的路上经过那个彭山，现在很有名的那个城啊，全部给烧了，也是很惨的。

 

问：为什么要烧啊？

答：国民党部队走的时候烧的。战争讲起来很残酷，我们的部队没有直接去重庆去，而是走去川东了。

 

2、参加征粮剿匪

 

我们这个中队，已经分配好去万县，支队长就是川东万县地委书记。到了川东各就各位，川东实际上是林彪的部队四野，第四野战军从长江进川；彭德怀从西北进川；二野是走南边贵州进川。我们到之后接管了国民党的政府，我在地委里负责群众运动的群运部。去之后就下到农村，任务叫“征粮剿匪”。要吃饭呢，就征粮食。

 “征粮剿匪”我们是五个人到一个区，然后分配你到乡。那时候共产党想了办法，由区长招集国民党那些旧乡长开会，就说我们这几个同志交给你，你带回去干什么干什么。如果出了问题，首先枪毙你。我们大概两三个人，就分到四川万县的河口乡，晚上就住在乡公所。那时我们每个人都带一支长枪，就是日本盖子枪，步枪上面有个盖子。那个枪比较短一点，三八式那个步枪就长了。我们就到乡里去征粮，口号是“征粮剿匪”。

那时候土匪多得很，不得了都是土匪。这乡长想了个办法，就把国民党的旧保长招来在乡里开会，开会说共产党要征粮，每个保要交多少斤。甘同志就交给你这个保长，他如果生病出什么问题，首先枪毙你。他就一层一层地把我们放下去，否则我们一下去马上都被杀掉了，因为这些乡长、保长他有家，他还是害怕，所以就不敢动我们。土匪都跟他是相窜的。晚上就住在乡公所，把乡长拉着跟我们一块儿住。我们五个人都商量好，晚上四川那些土匪在乡公所外头打锣敲鼓，但我们不出乡公所，他也不进来。因为乡长大概也给他们打了招呼，如果他进来把我们杀掉，这乡长的命也没有了。这样呆了两三个月，把粮食征了；那完全强迫命令。

 

3、当记者，考上人大

 

问：然后就把您分配到报社了？

答：征粮剿匪搞完了，分配我们去接管。四野十一军要走，就把他们解放的政权——县政府、市政府、报社等交给我们。我们被分配到报社去，实际上我不高兴，因为我读中学的时候是喜欢数学，不喜欢文。每个礼拜不是有两小时要作文吗？我就头疼，我写来写去也就那么几句：光阴似箭或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又到了什么……就是这个开头。

现在叫我去到报社，我不喜欢，我喜欢搞学生工作，什么青年团又唱歌又跳舞，那时候年轻。但是没办法，只能服从组织。分配去以后，我们四个人两男两女，两女当校对，我们两个男的一个当记者一个当编辑。四野的同志把工作交给我们，他们就走了。那个时候办的报纸叫《万县新闻》，报纸没有消息，全是新华社的电讯稿。报社还有七八个译电员，都是国民党报社留下来的。他们通过收音接受新华社电讯，再从阿拉伯字翻成文字。我们就看一看、圈一下，想个标题就发了。原来报纸一天到晚就是刊登这些内容，我们去了以后就开始变了；我们刊登一点本地新闻，本地新闻就是我们去采访。

我以前还没有当过记者，在这里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关于三八妇女节开会。原十一军在报社的一个女同事带我去，我坐在主席台旁边。开会一下就过去了，回来以后，女同事叫我写会议报道，我不会写，硬着头皮写。写了以后她给我改，我第一篇新闻稿子就是这个。这样当了记者。

我这时赶快看小说补课，看的都是解放初期那些书：《李有才板话》、赵树理的书、苏联小说《卓娅和苏拉的故事》、《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保尔柯察金）、还有部苏联小说《勇敢》，写苏联一帮人年轻人到西伯利亚去建立共青城。咱本来就不喜欢文，没有多少文字水平。到1955年，中国人民大学成立新闻系，在全国招一百个人，都是在职的。它的目的是培养中层新闻干部，招的条件是正式记者编辑，而且是组长一级以上的，不是一般的记者编辑。人大给四川分配了五个名额，成都考区招三个，重庆考区招两个。我到重庆去参加考试，那一考区考人大新闻系的大概有两百多人，只取两个。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叫师大鹏，后来是人民日报记者。成都取了三个，一个叫唐代清，一个叫王育常，还有个叫什么记不起来了，反正都是成都的。唐代清是《四川工人日报》的，被录取的人都来自报社。

这一考就到北京来了，这一百多个学生都是调干生。那是1955年，我已经评了行政级别是行政二师级。但是，开头还是包干制，一个月29块钱；没有照级别拿，叫薪级制。这行政二师级一个月大概50多块钱，就这个水平。

一到北京，咱们这一百个人分了四个班：一个班叫中央报社班，一个班叫广播班，一个班叫出版班——都是出版社来的编辑；还有个班叫地方班，地方报纸的班。我被分到一班，就是中央报纸这个班。

 

4、在人大学新闻

 

问：您入人大是哪一年？

答：我是1955年去的。

 

问：那么您在人大入党的吗？

答：我在四川就入党了。

 

问：您当时入党的情况是怎样的呢？

答：我1949年参军，1950年入团，1954年入党。从上海参军的这些青年学生中，我入党算是晚的。一般他们1951年1952年都入党了，我一直拖到1954年。也不是因为我成分不好，而是说我个人英雄主义，自高自大，不听领导的话，就拖到1954年。我们新闻系一百多个学生，只有七八个团员，其他全是党员。

 

问：实际上人大新闻系当时就是培养党的新闻工作者？

答：培养党的中层干部。

 

问：但是您在新闻系主要是学新闻？

答：对，新闻。因为它要求学员来之前都是正式的记者编辑，而且是所谓组长以上的；那就是说培养出来，作为报社的中层新闻干部。那时候人民大学整个学校几千人都是调干生，大部份是团员，但是党员不像我们新闻系那么多。1957年反右以后，人民大学开始改变性质，向普通大学走，开始招高中生进入本科。

 

问：那从您参加革命到1957年反右之前，算不算您一生里面比较顺利的阶段？或者说那时您对新生活是不是感觉非常好？

答：那是啊。完全崇拜毛泽东，信共产党这一套；什么为共产主义奋斗，完全是这样。1957年反右以后，屁股从共产党员干部挪到右派之后，才开始慢慢觉醒。那时候我学习马列主义学到什么程度？马列主义从《共产党宣言》，我基本上能背下来。那时候人民大学考试，马列主义也好其他什么都好，以口试方式进行，它整本书的内容都可能是要考试的题目。

 

问：您举个例子，比如说整本书都是题目是什么意思？是什么问题然后怎么回答？

答：它这考试是每个人抽题，抽题是两道题，两道题在整本书里不知道哪个地方。题一问，给你五分钟到十分钟到旁边去准备。然后你就坐在那里，那几个老师就坐在前排，你来回答。如果回答令他不满意，他可以再问，你再答；考试是这么考的。我每次考试都是五分，那时考试都是五分制。你必须把整本书的内容都记住，因为考试是抽题，题是整本书里头出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七、怎样当上右派

 

1、认识林希翎

 

问：按您的经历来说，就是老革命了。那怎么会把您打成右派的呢？

答：我在人民大学学习很努力，因为我就是个高中生，高一的，高中都没有毕业。我们有一些同学岁数比我大，学习跟我就相差得很远，我反正也自高自大，瞧不起他们。结果我发现咱们中央报社班很多女同学，都是《人民日报》这些中央一级报纸头头的老婆，而且有的是走后门进来的。我看不惯，就写了一篇小品。那时《中国青年报》不是有一个副刊叫“辣椒”吗，是专门登批评文章的。时兴的是刘宾雁式的小品，揭露现实的黑暗。刘宾雁写了很多，我心里头是崇拜刘宾雁的。我后来就把这些现象写了篇小品，名字叫《新官太太》。 结果在《中国青年报》“辣椒”刊登了，刊登以后《中国青年报》接到很多全国各地几百封来信。那时全国都是考试读大学，你在走后门，引起公愤呢！接着就有人问，说是人民大学新闻系甘粹写的。后来问到我，我说我写学校的事，某某某是怎么回事，某某某……因为我都有事实的。上面稍微追查了一下，就不过问了，不了了之。那时候新闻系系主任是安岗，《人民日报》的副总编辑。这样我就把系领导得罪了，所以我当右派，也不冤，该当。

1957年反右前我就认识林希翎，但她并不认识我。那时我们新闻系有一个副教授叫汪精丁（名字待核实 )，在南洋跟郁达夫这些人一起呆过的。他是副教授，要转评正教授，必须要有学术著作。他就写了篇论文，论文的内容大概是文学创作与世界观的关系，题目我记不住了。人民大学的新闻系、历史档案系等都在城里头，而其他大部分什么财经系等等都在西郊。咱们就贴个布告，说新闻系某位副教授定于哪一天在什么地方宣讲他的论文。我们是他的学生，必然是他的听众。结果那一天开始时，在一个很大的教室，前面摆了两排铺上白布的沙发，茶几，请来的都是北京文学界头头脑脑，后面就是我们这一帮他的学生。好，开始了，这个教授就把他的论文提要宣读了一下，他读完了；主持的讲师就请前面这些头头脑脑讲话，那个意思就是捧场。前面两排坐沙发的人互相推让着，我们后面有一个女孩子就说：“我想发言，可不可以？”。

我一听很奇怪，回头一看，是个跟我们岁数差不多的小姑娘。主持没办法，就说可以可以，你上来吧。她上去首先自我介绍，说我是法律系的陈海果，今天到城里来。那个时候城里到西郊每天都有人民大学班车，开来开去。她说我坐班车来看见那个广告，因为喜欢文学，所以来听一听。她开头讲了两三句，说这篇文章也写得不错，但是，话一转，她把我们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批得狗血淋头，那时候我们都炸了，因为她的批判不是随便乱说，都是引经据典，有根有；把他这篇学术论文批得一塌糊涂。

批过之后，她就下来了。主持人再找前面那些人说话，没有一个人发言了，因为这些人请来就是捧场的。我想这女孩子真不简单，穿一套解放军的衣服，都已经洗白了。陈海果参加过抗美援朝，原来也是解放军。这个会不欢而散，最后主持会议的挽回了一下，说汪教授的文章有他好的地方怎样怎样，会就散了。这样，我认识了陈海果。我很佩服她，这个女孩子还不是一般的有才，她引用了很多经典，什么列宁怎么说，什么托尔斯泰论世界观，就是列宁写的托尔斯泰和有关世界观的文章。而会场上前面坐的头头脑脑，也看这个小女孩不简单，就请她写关于文学方面的文章。后来文章在《人民文学》和《文艺学习》这些刊物上发表，她本名叫陈海果，发表时笔名叫林希翎。林希翎这一下就一炮走红了。

 

问：这是哪一年？

答：反正1957年反右以前，1955年或1956年的事情。可能是56年，她回来读研究生吧。

 

2、当上右派的第一条罪状

 

问：反右开始的时候，您做了什么？

答：我什么都没做。

 

问：那我们就从反右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谈，您当时是怎么理解这件事的呢？

答：我知道肯定要反右的，所以开座谈会我一言不发，不说话。

 

问：为什么您知道？不是鼓励大鸣大放吗？您一言不发，那不是不响应党的号召吗？

答：我知道要反的啊。

 

问：那您怎么知道的？

答：我到我同学赵沐兰家里去，赵的丈夫李庄是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到她家里去，她就告诉我们要反右，而且社论都写好了。她说社论是毛主席写的，就是那篇6月7号发表的文章：《这是为什么》。

 

问：但是鼓励大鸣大放是5月份，那也是人民日报发了文章，各界开始发言；这个时候人大新闻系是个什么状态？您是什么状态？

答：我当时，有一个礼拜天到我同学家里去玩。因为李庄是中国新闻记者团的团长，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到日内瓦等，带回来很多外国玩具给他儿子。我们去了他就请我们在东来顺涮羊肉。因为我们是穷学生嘛，礼拜六他们有家的都回家了，我们单身的就两个人。除了我意外，还有一个同学叫张启良；后来是友谊出版社社长总经理，现在退休了。就我跟他两个去。

这样，我们在李庄在家里玩那些日内瓦带回来的玩具。我那时还第一次开了眼界，他带回来的玩具上了发条后，汽车就在上头转，走到边上它会自己拐弯。现在这种玩具不稀奇了，咱们中国也产了。它实际上就是三个轮子，前面两个轮子，后面一个轮子做成横的在肚子里头，所以要掉下去就会自己转向，所以我印象深刻。

那一次他就讲，要反右。他就骂这些民主党派的鸣放，在《人民日报》刊登了那么多。我知道后，回人民大学一张大字报我也不写，发言我也不发。最后为什么打成右派？就是为了林希翎。

林希翎在人民大学鸣放的时候，她发表了两三次演讲，到北京大学又去讲了两次。讲了以后，这些党组织就开始反她了，反她就是批判她。人民大学团组织党组织都不出面，叫学生会出面。就是学生自己出面，组织辩论会；它不叫批判会，实际上是批判会。

组织辩论会，城里人民大学这一块就归我管。因为我是城内学生会的秘书长，具体事务、组织会议、会展由秘书处管。我主持这个会议，下面都是组织好的左派学生，一个个上去批判她。林希翎在主席台旁边站着，她那时跟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那一天她手里拿着中央内部文件，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当时我还不知道，她就问我可不可以发言，我说当然可以啊。她就发言，说着说着她就讲到赫鲁晓夫这个报告，她说你们要感兴趣我念给你们听。下面就不干了，左派学生，那时人民大学副校长聂真——王前的丈夫——就在主席台幕后，马上递话给左派，不能让她讲。

这些学生就轰她下台，但林希翎这个人见过世面的，她也不理继续讲。后来就发展到台下的学生上主席台把林希翎推开，抢麦克风不让她发言。我是主持会议的人，我就发脾气了。我说你们还有没有民主？只准你们发言，不准她发表反对意见。这样我的态度表现出来了，所以说反右第一条罪状就是同情支持林希翎。

 

3、右派的命运不一样

 

实际上反右是毛老头发起的，现在我反思一下，中国什么人都有，他有政策，有布置，实际上就是人整人。我主要就是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在单位里得罪了党支部书记，你就要挨整；要划右派。这就变成私人报复打击了，为什么把我划成右派不划别人呢？因为我平常在学校里瞧不起他们，他们读书比不上我，确实比不上我。再慢慢反思一下，不管在哪个单位、哪个地方，你平常不服从领导瞧不起领导的人，没有一个不倒霉的。

另外，打成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有的右派，就是咱们人民大学新闻系，我是因为后来跟林昭谈恋爱，激怒了新闻系领导，就偏把你分到新疆去。但是在我的下一年级，我是1959年这一届毕业的，还有1960年毕业的右派，他们比我还多。但是把他们分到贵州、云南，都在省会、大学里头。他们在图书馆里头当管理员，属于监督劳动，就不像我在新疆劳改队里劳改。

另外还有几个右派，就留在人民大学新闻系，一直留到1979年。他们没有受多少苦，但是被整被人们瞧不起。低着头，这是事实；但不是去做体力劳动，不是劳动改造，这不也过来了嘛。还有人民大学有个人叫吴尚宇，也是右派，但是他们没有受那么多苦。

另外，我一个同学陈敏，她也是右派，但是她丈夫是钟佩章，原来《中国青年报》的副总编辑。他也打成右派，他原来是跟胡耀邦，团中央的，当然也受到压制。到山东去劳动，所谓那个劳动，跟我们在劳改队劳动是两回事。后来胡耀邦说一句话，就让他重新入党，重新安排工作。

再说艾青在新疆，他是王震要去的，也在兵团。但听说他享受的是处级待遇、县团级的待遇，不像我们每天要扛着锄头去劳动。他不会，王蒙也不会。王蒙也发配到新疆，但是他是通过自治区发配到地方，地方发配到县，县里头发配到公社，等于当农民。那是自由的，没有什么监督劳动。所以右派的命运也不一样。我现在想，有些人人心太恶，人整人。你千万不要得罪单位的领导党支部书记什么的，得罪他他就整你；搞运动把你当反面教材。我就这样在新疆前前后后呆了二十几年，新疆那种日子很难讲。

 

问：那您还是党员吗？

答：开除了。

 

问：那是怎么回事？

答：1958年把我补上右派后，2月份就开党支部大会，说甘粹是右派，开除党籍。他们来叫我参加，大家举手通过，就把我开除了。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八、劳改队的苦日子

 

1、越辩越倒霉

 

问：那您当时没有站起来申辩？

答：你还辩什么辩啊真是！没有辩的，不可能辩。你越要申辩，越遭到批斗啊。

 

问：有人辩过吗？

答：没有，越辩越倒霉。再说申辩，后来我在新疆二十几年，年年申辩。当时情况是这样，在劳改农场，每年的五一、国庆节、元旦、春节，只有这几个节日放假。每次放假在三天以上的情况下，我才能得到一天真正的休息。劳改农场如果放两天假他至少叫你干一天的活，这一天活不是大田干活，是叫你挖三十公斤甘草，打六十公斤柴火。有这个定额任务，而且要过称。你完不成就没有饭吃。平常放假，我们是十天算一个礼拜，叫大礼拜。过大礼拜也要安排挖三十公斤甘草，在沙漠里头你自己去找去挖，或者打六十公斤柴火。你就是个强劳动力，也要得半天才能完成，何况我不是。

所以说我逢那几个长假时间，才有一天才能得到真正的休息。而每一次这种假日，我都不休息；我就写信，给党中央、组织部申辩：我这个右派是冤枉的。但是都没有回信，石沉大海。那二十几年，年年这样的假期我都要写一封信，我心里是不服的。到后来就不写了，对共产党认识了也就不写了，没办法。

 

2、劳改队的苦日子

 

在我们劳改队里头，什么人都有。兵团开发新疆时主要的基础是国民党的部队，今天宣布起义明天就是解放军了。用这些人来管我们。另外全国各个劳改队，各个省市县的劳改犯，十五年以上徒刑的人，全部都送新疆给兵团。兵团就集中劳改队，开垦荒地。还有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听说过，有劳改队去开矿，那也是灭绝人性的。什么矿呀？是制原子弹的铀矿，叫挖绿宝石矿石。到那里去活不到三年，最后过不了五年都病死；就是因为矿石的辐射。

但是我没有到那里去，我们劳改队形形色色的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大地主、还有我说过的峨眉山的和尚。还有一个人跟华国锋还是同学，他跟我们讲华国锋在大学跟他同班的故事。有一个年轻的中学生，在四川因为吃不饱闹学潮，给抓起来判刑送到新疆劳改队。这个人说话有点神颠颠的，他姓赵，叫赵四横。我们都不叫他赵四横，给他取个名字叫赵科学。那劳改队不讲理，你只要不听管教的话，戴脚镣，戴手铐，那是家常便饭。林昭不是写戴反铐戴了多少天嘛。戴脚镣，戴了铁的脚镣还要你劳动，还要挑土。有一次我跟我们的班长吵起来了，他也是个劳改员，那班长跟管教一说，结果我就受处罚了。晚上我被反铐起来，铐了一个礼拜才给我把铐子去掉。

 

问：反铐是怎么个铐法？

答：这样铐着（演示）。

 

问：那怎么睡觉？翻身怎么办？

答：这个不管你的，没有法律的。我刚才说的赵科学，他跟我岁数差不多大。他也就是个高中文化。有一次，劳改队师部师长下来视察，劳改员都站一排，请师长讲话。这个赵科学他说：报告政府，我有话说！没有办法就让他说，他就说新疆盐碱地开荒是违反科学的。他去讲这些名堂，师长听听也就哈哈一笑就走了。从此他就得了个名字，大家就叫他赵科学。

他已经劳改期满了，但是新疆那里对他这种人就叫劳改刑满人员，还是不让走；就是给你工资。劳改员没有工资，每个月国家按人头发给劳改队每人28块钱；钱由劳改队掌握，给你伙食费。另外规定夏天三套单衣，冬天是两年一套棉衣棉裤。每个人发5毛钱，即所谓零用钱。我们当右派在那里跟劳改员不同，每个月还有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个月发到我手上，我再拿这32块钱在食堂买饭票买菜票。劳改员是不发他手上，由政府掌握。结果那个赵科学，他后来逃跑了。但在新疆那个戈壁滩，没有办法生活。在劳改队外面的荒漠，他自己挖一个地窝子，上头搭一个棚子，再从我们队里偷一些粮食，在那里开伙。

劳改队就最怕你逃跑，你有什么冤屈，你要纸他就给你，你写我给你转。他就给你讲，判你的不是我们；是外面哪个县哪个市，我们只是接收你这个人在这里劳动改造。劳改犯跑了说明他管教不严，对他的成绩有影响。结果，赵科学跑了，他们就找。找到最后，队上的一个警卫，还有卫生员，在荒野里头把他找着要抓他回来。他反抗不回，因为知道回来更没有好处。结果警卫就一枪把他打死了，那个人命啊，跟死了条狗一样。

后来时间等长了也就绝望了，大概是这样。文化大革命闹得厉害的时候，大概是1967年还是68年，就是这里头。我是3月17号跑的，逃跑时作了准备。首先，我不是还有点钱嘛，这劳改队的钱都被指导员、队长搜去了；就怕你跑，他说替你保管。我那时每个月32块钱，去掉吃饭，能剩个几块钱吧。这样攒了一百多块钱，在队长指导员手里。我不知道用个什么借口，把钱要回来了。然后我买了一斤伊拉克蜜枣、一斤饼干，我说的是公斤。

 

3、大饥荒怎么过

 

问：六十年代您在劳改队里，大饥荒怎么过的？

答：那时不是有个定量吗？原来我们干体力劳动的时候，像挖排渠体力活重，每天就定量两斤粮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五十多斤到六十斤定量。国家给的定量有那么多，平常一般的定量是每个月三十几斤。但是大饥荒时，定量就变成了十八斤，这十八斤根据人头来给。劳改队里头有个事务长，由他管这些事，还有个炊事班，粮食由他根据定量到农场团场场部的面粉加工厂，在那里加工出来领粮食领面粉。每人每月定量十八斤，但是我们吃不到。为什么？这炊事班的炊事员有十几个他不定量，趟开肚子吃。另外连队队长、指导员、会计、统计他们也是在厨房里头，随便吃。他们多吃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劳改员的，所以说劳改员定量虽然是十八斤，但实际上吃不到那么多。

那个时候发明了“高产饭”，就是把包谷面打成糊糊上笼蒸，很薄很软，一个人也就巴掌那么大一片。像手那么厚叫发糕，那怎么吃得饱啊？吃不饱，饿，也是饿。饿到什么程度呢？我后来不是给你讲过，我就给我哥哥妹妹写信，让他们寄饼干水果糖猪油。还有把毛衣这些都脱掉，给维族人换肉吃。新疆那里有维族人放牧，放羊放牛的维族老乡，拿衣服给他换肉换羊吃。

到最严重的时候，也不上工了，也不像过去天不亮就把你赶起来到地里去劳动，就放任了。每天早上起来也没事，就拿个缸子，带上锄头，就出去了。大家分散各走各路，到外面找野菜。找了野菜放在缸子里头，找点水这么煮一煮就吃。我有时候偷麦子，春天麦子要播种了，麦子是撒了农药的；你拿来先洗，洗上好几遍，再跑戈壁滩荒漠上，把那些树枝挖一个坑，烧一堆大火。等树枝烧完了成了火炭，再拿报纸把偷来的麦子包上，丢到坑里头。先用烧的热沙把它埋上，过一段时候再扒开。吃那个麦子、麦粒，就这么过来的。

我说没有饿死，主要靠哥哥妹妹每两三个月给我寄一个月的粮票。那时候饿啊，有的一个劳改队全饿死，没办法。饿就是人开始发肿，从脚开始肿，一直肿，肿上过了腰，就没救了。那时医生卫生员，你生病了，没有药，也就是给你发一点黄豆，叫救命豆，也就这样。

 

3、逃跑被抓回之后

 

问：你逃跑被抓回去没有挨整吗？

答：没有整我，像劳改员要加刑，这些对我都没有。但是给我讲，你得在劳改员大会上作一个狠狠的检讨。要我检讨，说共产党的法网是铜墙铁壁，像甘粹这样能干的人，也抓到了。那些劳改员都知道，甘粹很有本事，除了不会生小孩，别的都会。把我说到这个程度。

我检讨说“碰得头破血流”，被抓回来。他们的目的就是教育劳改员不要跑，跑在外头没出路，起这个作用。我就根据他的意图作了检讨报告，就放了我一马，没有别的处分。

 

问：您被抓回去，一直到文革结束右派平反,那几年怎么过的呢？

答：就劳动改造。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带上扁担就去地里劳动。我后来想一想总结了一下，逃跑在外面的日子很自由，但是也不自由。经济压力太大，因为你每天要生活，要吃饭。在外头当流浪汉时，一天得有十块钱才过得去。两块钱住旅店那个大通铺，另外再一天三顿饭。我还要花一毛多钱买烟，那时候我还抽烟不戒。这一天十块钱我不会偷也不会抢，就靠照相挣钱。后来我也累了，干脆就在劳改队里头劳动，求个稳定。在劳改队，有坏处也有好处，坏处是每天劳动确实太累，好处是文化大革命斗啊斗地我们都免了。在劳改队他还斗你什么呀，所以说文化大革命那些我都没有经历，等于劳改队又是个保护伞。

要说劳改队，每天都是那个场景。千篇一律地反复，没有很多特色，不到日出就要出工，日落了回来。

 

4、猫与罐头

 

问：您那时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经历？

答：我想起来，那时天不亮就出去劳动，太阳落山了天黑了才回来。我们劳改员住一个大房子，二三十个人都是通铺。有些劳改员回来发现，他吃的东西给偷了。什么东西来偷的呢？有猫！有一只黑的花猫，偷吃了劳改员的饭。这个劳改员也狠，抓住猫狠狠地打。在房子外面想摔死它，摔了他就走了。我看了心里不忍，去把猫捡回来。

猫摔断了一条后腿，我就护理这个猫。给它断腿外头找两个棍子夹着，然后缠起来，我也只能做到这个。缠起来以后，我就喂它，为了它我还专门跑去买鱼罐头、鸭子罐头来喂。喂了半个多月快一个月，它好了，腿这两个骨头大概接上了，反正我是不懂。以后这个猫就跟着我，它就在我床上守着。早上我走了，晚上我回来吃，也给它吃一点。喂了一段时候，小花猫怀孕了。怀孕了我就没有办法了，我就把它抱到麦场。那个地方老鼠多，麻雀多，我把它放在那里，那儿离我们住的地方有两三里路呢；我说对不起，我没法再养你了。这个猫就记住我了，每天晚上它从麦场跑到我睡觉的地方，从窗子跳进来，跳到我床上，对我闻一闻。又过了一段时候，它又带着小猫，是它生的，来看我。你说这个怪不怪？后来，我走了，我们这个劳动又出差了；去水库，割苇子，就再没见着它。就这一只猫，通人性，它知道我是它救命恩人。说到这里我给你讲个事情，我不是买鸭子罐头来喂它吗？那一箱罐头是24个。买罐头我不可能买一箱，礼拜天我去场部赶场买东西，咱们这些劳改狱友就叫，老甘，你给我带一个！这个带一个那个带一个，就凑够一箱。我就去买了背回来。但有一次背回来一箱24个罐头少一个。第二个礼拜我再去找那个商店，他就不承认了、他们说罐头都没有开箱，怎么会少一个？但是我就遇见了。现在我要买什么东西，都要当面打开点一下。

 

问：罐头多少钱一个？

答：一块多将近两块钱一个，我一次也只有买一个罐头的钱，没有多的钱。这样，我吃了一次亏。又花了钱又出了力，结果有一个是空的。有个劳改员就悄悄对我说：老甘，你真傻，以后你就不要给他们带东西。他们叫你买东西你都答应，把钱收了。结果你说合作社关门，回来再把钱退给他们。

说起劳改队，还有好多右派兵团都收啊。兵团里头什么右派都有，上海第二医学院的一个右派，现在还在上海。我跟他在32团塔里木农场认识，现在还联系。上个月我到上海，还去他家拜访他。他也是从塔里木劳改农场跑回上海，但他不是劳改员，身份不同。跑回上海这么多年，刚开始自己打工，拉板车过生活。现在还在上海住着，比我小十岁。还有一个在上海化工学院叫许天道，他是厦门的。原来是厦门鼓浪屿多少号，现在没有联系，忘掉了。还有个上海交通大学的胡启华，也是右派。这些都是人才，兵团收去干什么？劳动！不把你当人看。像我们这些右派，你可以利用啊，它都不用。像中学里缺老师，我可以教书吧，不用的！（插话：您还是教过一段是吗），我教过一年两年。

5、摘掉右派帽，再戴右派帽

 

问：您教过书，是什么时候？

答：1958年打成右派嘛，59年给我分配到新疆。在新疆大概过了两三年，61年还是62年，全国右派摘了一些人的帽子。中央下的文件，就第一批右派摘帽子，把我的摘掉了。我们劳改队不同意，说甘粹这个人劳动不好，磨洋工。但是农场里头政法股长说不行，根据政策该给他摘帽子，就把我帽子摘了。但是环境没有变，我就去到团部找他们。我说我现在不是右派了，你们又不用我每天挖大土挑大土，你们就缺挑大土的吗？这样就给我安排到中学教语文，教了两年三年，就碰到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把我揪出来斗，又戴上右派帽子。

 

问：文化大革命在学校里挨斗？在中学里挨斗？

文化大革命斗我，又宣布戴上帽子，把我送到劳改队。送到劳改队我想不通，我就偷偷地写了封信寄给师部劳改处，就问我到底判了几年刑；我说，如果没有判刑，把我放到劳改队不合适。结果这封信起作用了，师里头把我的信批了一下，转回来，这样就把我从劳改队——还在劳改队里头——但是不再跟劳改员一起，带到另一个地方监督劳动改造。就是在那里过了段时候，我就逃跑了。

 

问：在劳改队跟这时的监督劳动改造有区别吗？

答：干活没有区别，拿钱有区别。劳改员的28块钱是国家发给劳改队，劳改队来掌握；我是所谓有工资的，每月32块钱生活费。这32块钱每月是发给你自己，你用这个钱去买饭票菜票。

 

问：当时那么多劳改人员，女性又很少，那这些年轻人成家怎么办？要是不能成家他怎么过日子呢？

答：劳改员嘛，还成什么家？除非你劳动刑满了，所谓叫刑满就业人员，但也不放你走，还在那里。就是所谓你有公民权了，可以让你回家或者在新疆找老婆成家。

 

问：那时有没有家里人给您想办法介绍对象？成家这个事怎么考虑呢？

答：没有考虑。后来给我摘掉帽子，我在学校当老师教了两年书；那时校长给我介绍对象，我看了一看，不满意，我不要。因为我心里头还有个林昭，我在新疆二十年，没有结过婚。

 

问：那时候林昭也没办法联系。

答：联系不上，后来我知道，林昭病重住院了。

 

问：您估计就是住监狱了。

答：关起来了。

 

问：那您一直从1970年到1979年都在劳改队？

答：一直到1979年2月份。

 

 

十、记录六·四 回忆林昭    

 

问：您后来把对林昭的回忆和您对六四学生运动的观察写成书了？就是这本书（《北大魂——林昭与“六·四”》）

答：（赠书给采访者）要回忆林昭，我考虑很久，没有下笔。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发生了六四。六四的时候我在社会科学院，单位的办公室就在建国门。那时候在社会科学院上班，我每天一早就先到天安门去转一圈。

那时我就有个心眼，当时我就注意了，就收集那些材料。报纸上发表的有些材料或者是发的传单，我每天都收集，每天都记下来；因为我当过记者嘛。后来我灵机一动，就把林昭这个事情跟六四连在一起。

天安门广场聚集那么多学生，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人民大学都在那里安营扎寨，每一个大学都搭一个帐篷，竖一旗杆，旗杆上挂着他们的校旗。实际上从我的经历来看，六四不应该发生这些流血事件。到后头，学生已经没有劲了。学生形成一个什么情况呢？天安门上倒是有个帐篷，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旗子竖着，但是实际帐篷里面没有人了。都是学生自己轮流值班，这些大学都是这样的。

那时候如果像赵紫阳那样处理，就软着陆，完了没事了。当然现在揭露说，李鹏、陈希同等在邓大人那里假汇报，把学生这个事情汇报得太厉害了。最后邓大人就下令调军队来镇压，走个极端化。在调军队来镇压的时候，还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我现在脑子记不住了，还可以查得到。是调哪一个军进北京，那个军长（叫什么名字可以查得到的，我现在记不住了）（答：38军军长徐勤先）不同意，就把那个军长撤了，那个军长后来倒霉了。

到六月三号晚上，就听见天安门那里枪声放鞭炮一样，叭叭叭叭叭。六月四号一早我就跑到天安门，进不去就走到天安门往东，那里有公安部，公安部对着有条路叫南河沿吧。从那条路出到天安门，虽然进不去，但是看得见。天安门里头全部坦克群，一排一排地摆着。另外解放军拿着枪在那里，阻挡这些人进不去。而且北京人有个特点，喜欢看热闹，这老百姓都爱主动去看。后来解放军就轰这些人，轰了不行就开枪，这一开枪老百姓就跑；这个我在那里亲自看见的。

就在公安部门口，有一辆大的公共汽车给烧掉了。本来学生是把这些公共汽车摆在马路中间做路障，阻止解放军进城。实际上是六月三号晚上开始镇压的，这个本身可以避免，主要就是邓大人。邓小平这也是他的转折点，从此形象就跟毛泽东一样，也是个极权统治者，也就露出了共产党、法西斯独裁的本来面目。

六四我天天去看，有时候也随着社会科学院的游行队伍到天安门去游行。我每天记下来，记的时候突然想到林昭。现在我的写法是记日记的形式，记了一个月，这里头前面就是当天的情况，全是事实，有学生的请愿书，学生什么时候提出要求等。这些都是那时报上发表的，我作为日记形式给它记下来。下面一部分，就是我回忆林昭的事情，采取这样一个写法。这种写法别人还没有，我想这文学写作我就不同于他们。

所以这个《北大魂》等于是两部份，前面一部份日记，关于六四那一个月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一些具体事情；后面一部份就是我回忆和林昭的事情。《北大魂》就是这么一个内容。这学生要求民主要求科学，五四运动它也是打着这个旗号。六四实际上也是学生民主运动，给共产党镇压下去。就在这一点上是有联系的，所以我这个书的名字叫《北大魂》。因为要系统地写林昭，我没有那个精力。这样就写成日记，每一篇日记里头想到林昭一点东西，就提林昭一点，不是系统的，不是全面的，操作起来写起来就方便一点。

 

问：书稿到哪一年出版的？

答：没有出版，这个书是六·四那一年我写的，两个月写出来。那个时候很有激情，写出来的稿子给这个看给那个看，就没有出版。胡杰帮我打印了一份，我找不到地方出版。找香港也找不着，我也没有这方面的人。最后，瞎猫碰着死老鼠，我有个朋友到加拿大探亲，我就把这个稿子复印了一份。那么厚啊，给他带到加拿大，从加拿大寄到台湾。

我那时候想，能出版就行；不要稿费，我要五十本书。结果他就寄来合同，我跟他签订合同。他遵照诺言出版，给我寄了五十本书。

 

问：您那时候天天去广场，六·四后来搞清查，您怎么过关呢？

答：社科院很简单，因为我每天去，连写这个书，社科院都不知道。我也豁出去了，因为写这个书，台湾一出版，共产党肯定知道。他要找我麻烦不是不可能，我也就豁出来不怕了。

我突然想起来了，林昭私下给我讲过，王前跟林昭在一起时告诉林昭，说她原来是河北一个有钱人家的小姐。读书、进步、靠拢共产党，这样跑到延安去，等于是进步青年跑到延安。去了以后，那时时兴组织介绍，组织部长给她介绍刘少奇。王前开头还不同意，不同意就劝说她。王前最后跟组织上这么说，“我现在还是个姑娘，我还没来例假呢！”结果共产党组织就说，没来例假没关系……她第一次来例假之后第二天就结婚。另外还有一个，刘少奇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那一天报纸来了，王前看着报纸，就自言自语地和林昭说了一句，说“他胖了”。这是林昭后来，我跟她在一起，她讲给我听的。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在人民大学铁一号里搭了几个炉子，教职员和学生轮流值班，往里头丢柴火。但是晚上，就叫我们右派值夜班。王前晚上带着她的孩子（女孩还是男孩记不清楚了）来看我们，还带了点心、饼干、蛋糕给我们这些右派吃，所以印象比较深刻。

 

2014年3月25日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

 

备忘：感谢邓传彬协助记录采访录音稿，感谢吴娟做整理校对。我最后对校订稿作了压缩和整理。为阅读方便，对内容作了时序调整，例如将谈反右的集中在一起，将回忆新疆劳改的叙述调整到一起；未完全照录音时间顺序。

 

附录：

 

2013年4月29日 甘粹先生灵岩祭酒辞

 

灵岩祭酒辞

——林昭殉难四十五周年祭

 

甘粹

 

 

林昭：

    曾在清明的万佛高处南酹祭你！也曾一年九度，在铁玫瑰园与你相对相依……倪大姐北来铁玫瑰园看你那年，我也曾遥想过南赴灵岩亲祭。“一品景芝，百味天下”：这两瓶酒就是那时备下的。

    可病缠气喘，终竟我连铁玫瑰园也去不了了！尤其近来，终于读到你的血书家信！终于读到你的战场日记！无限悲伤中，每每中夜彷徨，可我至多至远——只能从郎家园走到现代城！……

    自梦中你一袭白衣扶棺西陲向我无声地走来……姐姐，龙华桃红已经第四十五度！我们在上海乌鲁木齐教堂前最后诀别，近五十四年了！最后那次灵岩祭别也倏忽九载！可我再也不能灵岩亲祭你了！特恳托朱毅代我在姐姐自由碑前打开这两瓶祭酒——他曾清明万佛高处陪我南祭，更见证张元勋先生一笔一划“雕刻”你，见证我一稿一稿、一雕一雕审你，见证你的闺姐倪竞雄、你的上铺程一瑛千里万里南来——我们一道陪伴她们来铁玫瑰园看你！

六酹碑前，三洒长空 ：九酹的碧天翠地之间，是耄耋之我苍老凄凉的又一声声“姐姐”!——呼唤永永远远36岁的你！比地老天荒更其苍老！ 凄凉得一如我面对《灵耦絮语》悲吟低回刘天华之《病中吟》…….而你，我的姐姐！——我的猫咪！你一定在天国热泪盈眶地推开那扇二楼的窗子再度倾听！…….

一品景芝，百味人生：六道金圈，两擎庄严典雅的深蓝色天柱——天与地这样的维纳斯杯之间，我们在继续大清海军部庭园或天坛、景山、团城、金水桥畔的相挽而行吗？……你我一定在深情回首《灵耦絮语》中两个天涯沦落人那真实而永恒的絮语——

我说：除非别人把我们分开，我们之间不要分开！

　　你则更正我道：除非我们自己分开，别让人家把我们分开！

一下子我们两个又都笑了——仍然忧郁而悒抑的笑！我还是说：你看，姐姐——我总是叫你姐姐——一句话里鲜明地表达了两种不同的性格！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236节）

是“人家”，是劫世，更是自由战士的神圣使命和复仇女神的道义担当把我们分开了吗？！——永远地分开了吗？！不，姐姐，你推门拦住我那一刻噙泪而柔情的声音——“刚才刘天华的《病中吟》，你是特地为姐姐奏的吗？”——更永生永世缠绵萦紧着我了！《灵耦絮语》中多少细节，正是当年你的娇柔、你的风采、你的词锋!……正是当年我们反叛的爱情时光与瞬间！…….是的，透过以血还血的万古荒诞与真实，姐姐啊，那铁窗血絮中夜夜奔涌的爱的深处，不正是我们的失乐园？！不正是姐姐夜夜向我展读的普罗米修士受难的担当、圣洁的复仇？！——复仇！复仇！！为人类，为浸透林木——浸透木质木纹木筋的世纪华夏之血！也为浩劫夙世之千年孤独！……也许我永永远远读不完它，也许世人永永远远读不懂它——《灵耦絮语》!人类爱与神性血写的极致！一个中华女儿——一个自由精灵奉献夙世旷古的绝唱与悲怀！——

 

爱情是美丽的！

反抗的爱情是美丽的！

比死更强烈的爱情是美丽的！

（参见《林昭：灵耦絮语》181节）

 

亲爱的姐姐：张元勋先生这个月12日骤然去世了！而明天，就是钟海源女士第35个忌日——他是我委托祭酒人的挚友，李九莲的战友，无肾无坟无处可祭！恳请你允许我就在你的碑前，把另一瓶一品景芝感恩地献祭於张元勋先生，感念地献祭於钟海源女士！——

感恩我永远敬佩的张元勋先生，敬佩与感恩他生死之间探监提篮桥的凛然与至情！

感念钟海源女士那反抗的、比死更强烈的爱之美丽！

 

天地九酹：

灵岩碧翠，地老天荒……

永永远远的姐姐，快了！——天国等着我！

 

2013/4/28于北京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

 

姜广平

 

 

 

斯大林的文学情结似乎比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家都要强烈。这个可怜的男人，在文学世界里挣扎得太辛苦了，完全没有了在军政界那种万人瞩目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男人”的风度。

从内心深处，斯大林是非常喜欢文学也非常热爱那些文学大师的，举一个例子，譬如说像台菲这样一位坚决反对十月革命的女作家，在当时俄国文坛的影响超过了一切作家，她的作品任何人都要读。她以幽默、讽刺的笔法，揭露俄罗斯人的“国民劣根性”。由于她反对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去了巴黎。在人们都已淡忘她时，斯大林却作了一异乎寻常的决定。1946年，西蒙诺夫、爱伦堡以苏联作家身份访问巴黎时，斯大林交给他俩一个任务，邀请在巴黎的台菲与布宁（亦译为蒲宁。1870——1953。193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第一位俄语得主、也是唯一自我放逐的苏俄得主，因为获奖时仍未加入法籍，所以也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唯一无国籍得主）回国。这个任务以二位作家的拒绝而告失败。虽然此事未遂，却足能说明斯大林对作家们的认真。无论这种认真是出于哪一种目的。我们也没有必象如果这两位作家真的回国会有什么样的情形等着他们。　　

斯大林的文学情怀是无可怀疑的。这一点，并不像国内某些学者所谓斯大林是一个被判了文学死刑同时也判处文学以死刑的人。应该看到，由于他的另一种身份，他的文学情怀遭到了扭曲，他的文学良知与文学人格也丧失殆尽并进而使文学蒙难缪斯蒙羞。这不能不认为是斯大林的人生悲剧和俄罗斯的悲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极权专政的状态之下，俄罗斯的文学仍然发育得让世人吃惊。　　

斯大林与文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对社会科学也有着非常强烈的迷恋，他对文学的论述，在很多人看来，如果无法达到马恩的高度，超过列宁同志应该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应该说，斯大林首先是一个诗人，刊于《译文》2002年第二期的《斯大林诗五首》是能让这样的结论成立的。　　

斯大林的诗歌创作生涯总共持续了4年（1893年─1896年）。但手稿皆已散失，无从查找。但斯大林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虽然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之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这个格鲁吉亚的青年诗人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有这样一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在当时的格鲁吉亚也是绝无仅有的。斯大林的创作才华是无庸置疑的，斯大林诗歌的俄译者、诗人柯秋科夫说青年斯大林的诗歌天赋可与兰波相伯仲。还有一则传闻：1949年斯大林70岁生日前夕，贝利亚背着斯大林，授意有关部门秘密组织翻译出版斯大林的诗，作为给“伟大领袖”的生日献礼。于是全国一些最优秀的诗歌翻译家被召集到一起，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开始工作。作者的名字被隐去。因此，没人能料想到这是斯大林的作品。关于原作的水准，参加翻译工作的一位名家的评价是：“有资格角逐斯大林奖金一等奖。”正当这项秘密工作紧锣密鼓地进行时，突然上面下来一道严令：立刻停止翻译。不难猜出，这道命令来自何人。就这样，根据领袖斯大林的旨意，诗人斯大林未能成为斯大林奖金的获得者。　　当然，如果斯大林获得了斯大林奖金，那么，这种游戏便实在太低级了。这种幼稚甚至显得可笑的游戏显然是斯大林所不能接受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那么多政治人物中，鲜有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文学奖，这便可以看出，在斯大林的心中，文学是何等的高贵。高贵与高尚是大不相同的。高贵是一种更能切入人的心灵与灵魂的品质，高尚则只是这种品质的简单而没有血肉的道德描述。事实上，高尚也不足以描述高贵的全部。这里让我们产生疑问的是，为什么青年斯大林改变志向投身革命并在之后始终闭口不言“当年事”？柯秋科夫这样解释：“19世纪末的俄罗斯资本主义得到迅猛发展。八十和九十年代从本质上说是反诗歌的时代，人们忘记了永恒价值，鄙视诗歌，急功近利，金钱至上。这一点，有个事实可资证明：费特自费出版的诗歌杰作《夜晚的灯火》根本卖不掉。关于诗歌，当时的精神主宰托尔斯泰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写诗无异于扶着犁铧跳舞’。聪明早慧的斯大林清楚地意识到，从事诗歌创作能给人带来的不光是荣耀，还有耻辱，这一点他很早就有了切身体会——他不愿与此妥协，他要告别诗歌，要去同世界性的耻辱做斗争。这一斗争的结果不言自明。”①　　

但这只是柯秋科夫的解释或揣测，情形是否如此，实难料定。因为我们至今没有看到来自斯大林本人关于告别诗坛的解释。　　

在由苏共中央马恩列研究所出版，据说也是由斯大林本人亲自撰写和审定的标准本斯大林传记中，对传主的诗歌创作经历只字未提，有人说这表明他企图从记忆中抹掉这一段诗歌的经历。但是，在我们看来，贵为泱泱大国领袖的斯大林一生太过辉煌，要记述的实在太多太多，这样的诗歌经历与斯大林的政治经历相比确实不值一提，如果与像叶赛宁、蒲宁、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曼德尔施塔姆等诗人相比，更不值一提，如果再抬出更早的普希金、莱蒙托夫他们，这点诗歌成绩简直不值一哂。　　

但是，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始终是斯大林心头的疼痛。正因为他看到了诗歌的高贵而放弃了诗歌。当然，无法理解的是，当他的政治理想终于获得实现，为什么又对诗人举起了屠刀？　　

可能，在斯大林的心中，他不愿让诗歌撼到他的政治，绝不容许！或者，这个时候的斯大林，早已经认识到作为政治家与军事领袖，是不需要诗歌的。诗歌只能让政治与军事变得软弱无力，而政治与军事都需要暴力的支撑。在斯大林看来，也许，在执掌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之后，从意识形态上看，对诗歌的贵族气与布尔乔亚气质，必须认真地矫正。　　

而另一方面，要斯大林认输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有榜样在前，斯大林肯定要像他的前辈如马恩与列宁那样对文学进行高屋建瓴式的指点与评论。斯大林既不肯轻易地在前辈们面前认输，也同样不愿意在诗人与评论家面前认输。　　

客观上说，斯大林的语言学与文学造诣显然都达到了相当的境界。譬如说语言学方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斯大林的修为达到了一个语言学家的高度。在与巴赫金较量时，我们是可以体会到这一点的。　　

作为文学家与哲学家的巴赫金与斯大林扭结在一起大概有二十多年之久。1926年，斯大林开始确立自己的领导地位，逐渐加强对社会的中央集权和统治，这种集权思潮波及到论述宗教、社会主义和弗洛伊德思想的巴赫金。巴赫金因参与A·A·梅耶组织的“复活小组”受到牵连，于1928年12月24日被捕。后于1936年刑满释放。这件事似乎与斯大林并无什么关系，但是，巴赫金在50年代斯大林语言论问世之后，曾被要求在公众场合发表他对斯大林语言论的看法。而50年代，是巴赫金话语类型论得到充分展开的时代。众所周知，1950年6月20日，统治苏维埃语言学达二十年之久（1930年—1950年）的“马尔学派”神话，因《真理报》刊登的斯大林论文《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而破灭。这在当时的知识界是有着极大的影响的。这种反响在斯大林去世后，仍然持续。这之前，任职于摩尔多瓦师范大学的巴赫金因公务需要，被要求提交关于论述《在I·V·斯大林论述的作为交际手段的语言这一学说基础上的对话性话语的问题》的报告，50年代初，巴赫金余兴未了，又撰写了《言语体裁问题》。《言语体裁问题》的正文和相关的笔记存稿中，有巴赫金对斯大林论文中的有关部分的直接引用，同时还选取了论述斯大林论文的其他论文中的间接引用部分。有了这样的前提，巴赫金的这本书才得以出版发行的。　　

从这一点看，至少斯大林在语言学上的论述是与巴赫金有着某种“同声期”的。②　　

当然，就这一点，我希望能够引起国内同行的关注与讨论。　　

因为，在《巴赫金著作全集》出版之时，编者们出于对死者遗愿的尊重，将其中的“低级、庸俗”和“个人崇拜的痕迹”删除了。但是，有很多学者并不赞同这种删除，毕竟，巴赫金的这一时期的论文中，即使删除了某些痕迹，仍然还零星地分布着斯大林论文里的东西。　　

《言语体裁问题》，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在1950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所作出的反应。　　

斯大林的这篇文章，在结构上采取了对年轻的语言学者提出的四个问题进行回答的一问一答的形式。这里面的第三问是：“语言的固有特征是什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斯大林基本上没有脱离索绪尔的结构框架。虽然他没有使用索绪尔的术语，但回答的基本结构是前半部分是共时论，后半部分为通时论。　　

巴赫金与斯大林的对立主要见于巴赫金在准备《言语体裁问题》时写的笔记《预备资料》中。这里面直接指出了“斯大林关于语言的思考方法是把语言作为体系（语言本身就是规范体系）考察的思考方法”，而巴赫金则关心“语言交际”的过程。当然，应该看到，这种对立，在巴赫金并不是一种突然的选择，这种对立、对比，是巴赫金小组20年代后期彻底考虑后的立场。　　

应该看到，巴赫金毫不隐瞒地表明是以斯大林语言论作为前提的。他与斯大林的关系，可以这样看：巴赫金承袭了斯大林（索绪尔）的立场，没有改变语言体系结构的基本方向。但是，在语言体系结构的尝试方面，巴赫金采取了与斯大林对立的态度，一直坚持自己补充完整的“言语——对话论”。但应该看到，巴赫金这部没有最终完成的《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其对话对手并不是斯大林，而是另有其人。　　

在对待巴赫金的问题上，斯大林所采取的立场与态度都是相当不错的，斯大林在这里显得相当儒雅，有一种学者气派。这可能是因为巴赫金仅仅作为一个学者出现，在深层问题上，不可能像作家与诗人一样可以撼动着根基性或意识形态的东西。然而，除了学术立场以外，巴赫金对斯大林基本上是全面否定的。　　

这显然是与斯大林对文学的摧残紧密相关的。　　

我们先来看一看左琴科。　　

这位著名的幽默讽刺作家，曾有一篇《列宁和哨兵》被选入了中国的初中语文课本。然而就是这篇文章给左琴科带来了麻烦。左琴科写此文本来是立意歌颂列宁平易近人和遵守纪律的，可是为了衬托列宁的高大，又写了一个斥责哨兵不识列宁和蛮不讲理的“长小胡子的人”，据有关史料记载，最初他写的是“留山羊胡子的人”，但左琴科担心捷尔任斯基认为是影射他，故改为“小胡子”，没想到又触怒了斯大林。当时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常常出入斯莫尔尼宫而又“长小胡子的”只有斯大林一人，斯大林便疑心左琴科是在搞影射。事隔多年，斯大林始终不忘。左琴科是专写幽默小说的，他的《猴子奇遇记》被重新发表在《星》上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1946年8月斯大林在会见文艺工作者时说：“我为什么不喜欢左琴科？左琴科是无思想性的传教士，不应该把他放在领导岗位上，苏联人民不允许他毒害青年。社会不能适应左琴科，而他应适应社会，如不肯适应，就让他滚蛋！”这骂的是左琴科，也是对左琴科所在的列宁格勒的领导的指责。该地区领导日丹诺夫为了保自己及当地领导集团，便舍车马，保将帅，带头大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也作了相应的报告。报告中大骂左琴科是市侩、骗子、败类，日丹诺夫的这篇报告成为粗暴批评的典型。但在五十年代，日丹诺夫这篇骂人“报告”被视为马列主义文艺批评的次经典，翻译过来供中国文艺工作者学习。③　　

我们知道，就是这位日丹诺夫，后来掌控了全苏的意识形态。　　

但另一角度看这则材料，未尝不表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关注甚深。　　

成了领袖以后的斯大林，诗才方面肯定日渐枯竭，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他仍然无法忘情于诗歌，甚到不惜以一种斗法的手段与真正的诗人们进行过一次暗中交手。但是，这次交手，既不是太光彩，其行为也再不像年轻诗人斯大林的诗那么为人所追捧了。　　

据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加林娜·涅高兹回忆，斯大林一度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示出特别的关怀。有一次，斯大林对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的一位朋友在写诗，想听听帕斯捷尔纳克对这些诗看法。“几天后给帕斯捷尔纳克送来了诗。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马上就明白，这是斯大林本人写的，诗写得相当单调乏味。”“突然电话铃响了，于是，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果断地对斯大林说，诗写得不好，让他的朋友最好去干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吧。斯大林沉默了一会儿说：‘谢谢您的坦率，我就这样转达。’”　　

这位“朋友”有“别的、对他更合适的事情”可干，并且干得很出色，他操持着一个大国，对所有人都有着生杀予夺之权。可是，在诗歌的行当里，权柄却落到了帕斯捷尔纳克手里。　　

当然，强行攫取这个权柄也很简单。在历史上，秦始皇时代、希特勒时代以及“文革”时代都采取过同样简单而又有效的手段。帕斯捷尔纳克在自己拥有权柄的领域内，充分使用了一次否决权。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必须冒着失去生存的权利的危险。这与我们平常所见到的那个帕斯捷尔纳克大相径庭，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所表现出来的勇气，确实令人感奋。　　

帕斯捷尔纳克在诗歌的国度里宣判了斯大林的死刑，而斯大林却有权在现实的国度里宣判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及其诗歌的死刑。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但这本书却被认为是污蔑了苏维埃制度。于是全苏开始了对作者的攻击。但幸运的是，其时已经到了赫鲁晓夫时代。被愚弄了的苏维埃公民愤怒地要求苏维埃政府将帕斯捷尔纳克这个“人民公敌”驱逐出境。全苏共青团第一书记谢米恰斯特纳同志坚定地指出，“让他到自己的资本主义天堂去吧”。帕斯捷尔纳克不敢去国外领取奖金，他不断地写信向当权者求情，要求当权者允许他留在自己的祖国。“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帕斯捷尔纳克在当权者的认罪信中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相当于让我去死亡。”但诗人的日子并没有因此而好起来，从此，他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③　　

关于帕斯捷尔纳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我想是不是可以从他的第一本自传《安全证书》中找到一些答案呢？帕斯捷尔纳克之所以能得到世界的认可，很大程度上是他没有把自己的作品局限于年轻社会主义国家那种新型的理想主义艺术中。在他与马雅可夫斯基的交往中，他一方面强调马雅可夫斯基对他影响，另一方面则强调了与马雅可夫斯基革命小团体决裂的必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整个30年代不断地被印售，虽然文化部门对他作品中的“个人倾向”、“形式主义”和“自我纵容”越来越不满。1934年，斯大林为加强中央政府同艺术家的联系，成立了苏联作家协会，并宣布了官方的美学原则——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家协会要求作家接近社会，根据党的思想观念，积极地描绘苏维埃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没有顺从此原则，1937年他移居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居住地，这是他与莫斯科现代艺术相脱离的象征。 　　

而这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即使是对马雅可夫斯基采取这样的态度也都是非常危险的。马雅可夫斯基是斯大林特别喜欢的诗人。斯大林曾经这样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而帕斯捷尔纳克，则是托洛斯基所钟爱的诗人。　　

当然，应该看到，无论左琴科多么伟大，但他与斯大林的交锋，其层面与意义都不甚巨大，他无法与在诗国里判处斯大林死刑的帕斯捷尔纳克相提并论。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帕斯捷尔纳克毕其一生极力靠拢官方文学但始终难入其门；早年写了不少为新生红色政权歌功颂德的作品，却因作品中常有“不健康”情绪流露，一直摆脱不了受批判的命运；晚年受托尔斯泰“揭露恶但不反抗恶”的思想影响颇深，文字上开苏联“暴露文学”之先河，生活中却对当局逆来顺受；1958年获诺奖时先高兴致谢，后屈从于当局的压力表示“自愿”拒绝，但仍遭到举国一致的口诛笔伐，两年后，也即是在1960年5月30日，他在莫斯科郊外彼列杰尔金诺寓所中逝世。　　

另一个作家，但却从反面体现出斯大林对文学的扼杀。　　

这个人就是康·米·西蒙诺夫。他是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生于1915年11月28日，卒于1979年8月28日。1938年他在高尔基文学院毕业后投身文学创作，成名作是头一个剧本《我城一少年》。后来，他又创作了表现卫国战争中俄罗斯人英雄主义精神的《俄罗斯人》。1943—1944年西蒙诺夫完成描写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中篇小说《日日夜夜》。此外，卫国战争期间他还创作了大量诗歌。50年代后西蒙诺夫致力于表现战争题材的小说创作。代表作为三部曲长篇小说《生者与死者》（第一部《生者与死者》，第二部《军人不是天生的》，第三部《最后的夏天》）。西蒙诺夫是在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是社会主义培养的第一批新人。他从一个工人成长为苏联著名的作家，曾六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他几次重要的出国访问、出任《新世界》和《文学报》等有重大影响的报刊主编、被选为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在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大都是出于斯大林的授意。　　

西蒙诺夫在当时苏联文坛真可谓红极一时。这样一个才华全面的作家可惜就这样成了政治的侏儒。他太善于揣摩斯大林的心理了，他用作品完美地图解了斯大林的政策。他在斯大林的授意下，组织作家围攻佐琴科，充当了文坛的打手。斯大林死后，他还写了《我们的责任》，说要完成斯大林的遗愿。赫鲁晓夫看后大怒，把他撤职了。　　

西蒙诺夫的作品，其实正是米兰·昆德拉所讲的那种“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它们不可能以一种思考式的探询作为它的质地。“小说历史终结之后的小说”之论见于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如果我们要诠释西蒙诺夫的作品，完全可以用《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人物之间的对话来表示，那就是，它所要展现的，不可能是善与恶之间的人性的较量，而是一些善与最善之间的小把戏。这就是苏联文学的最本质的特征。如果不遵从这样的艺术原则，谁就将是斯大林以及整个苏维埃的敌人。这样的敌人，到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大体上有：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罗茨基、曼德尔施塔姆、索尔仁尼琴……　　

西蒙诺夫不在其列，于是，西蒙诺夫的文学便是一种死的文学，它们喻示了斯大林时代的真正的小说之死或文学之死。而这种死，又是那么残酷！这种残酷是在审查、禁止、意识形态的高压之下实现的。从品质上讲，这样的作品是以一种死的形态出现的。因为，优秀的作品，其存在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是“建立于人类事件相对性与暧昧性之上的世界表现模式，跟极权世界是格格不入的”④。西蒙诺夫的作品，某种程度上，包括高尔基、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很多作品，其文学品质都是极其低劣的。就遑论名气与文学地位低于这两位的那些作家了。　　

一个建立在惟一真理上的世界，与小说暧昧相对的世界，各自是由完全不同的物质构成的。极权的惟一真理排除相对性、怀疑和探询，这种状态下体制下的文学，便始终无法达到文学精神的高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西蒙诺夫的全部文学价值，可能只存在于他最后那部回忆录——《知情者的见证》（也译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作为一个作家，西蒙诺夫有着善于观察人的锐利眼光和勤于笔记的习惯，这部回忆录的主要部分都是出于他当时所做的详细笔记，这保证了资料的翔实性，场面和人物性格都写得非常生动，并且作了一些必要的解释和补充。书中也写到了他对斯大林的文学感觉：斯大林读过很多当代苏联文学作品，对文艺界的情况非常熟悉。从1946年开始，他有机会多次与斯大林接触，主要是参加政治局讨论授与斯大林文学奖金的会议。他感觉到斯大林有时是态度温和、通情达理的，有时又极其严厉、独断专行。　　

斯大林的这种文学情结的形成也许与俄罗斯作家们的政治态度极为相关。　　

很多作家是坚决反对十月革命，反对布尔什维克，并且不与其合作的。这些作家大多在十月革命前就成名了，而且都是些大作家。他们中的大部分在十月革命后流亡到国外。1922年托洛斯基下令把包括一些作家在内的学者约1000人用船遣送出国，这条船被称为“哲学家之船”。这些人中，库普林、吉比乌斯、台菲等人，他们反对布尔什维克，但始终热爱俄罗斯。重要作家布宁则于1920年红军快到敖德萨时与白军逃到国外了。　　

另有一些作家，他们不接受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但并不公开反对，十月革命后，他们大多数留了下来。如：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布尔加可夫等人。他们都是有才华的作家。阿赫玛托娃1946年被日丹诺夫骂为“婊子”，受尽折磨。帕斯捷尔纳克为写《日瓦戈医生》饱受打击与迫害。布尔加可夫也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1940年不到50岁就死去，很多作品当时未得发表，大部分作品是在1987年以后重见天日的。另有一些作家，他们心里不拥护苏维埃政权，但口头表示拥护。这类作家可以发表作品，但并不受政权的重视，也没受到重大打击。如茹科夫斯基、马尔夏克·卡维林等。　　

与斯大林走得非常近的作家大多是十月革命后成长起来的，他们拥护苏维埃政权，迷信斯大林，在苏联文坛出尽了风头。如法捷耶夫，他是苏联作协负责人；前面提到的西蒙诺夫多次获得斯大林文学奖金。考涅楚克，他是话剧《前线》的作者，还担任过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

除了上文提及的左琴科、帕斯捷尔纳克以外，我们再看一看索尔仁尼琴吧。他是一个农民的儿子，第一次世界大战服过兵役、受过嘉奖。卫国战争入伍，两次获得勋章，大尉军衔。他经常在与挚友的通信中推心置腹地谈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信被克格勃检查发现有对斯大林不敬之词，在战争即将胜利前夕被抓了起来，在狱中关了8年。索尔仁尼琴在斯大林时期因批评文字而被判刑流放，是赫鲁晓夫时期“解冻文学”的主将；197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因担心当局拒绝他回国，而未敢出国领奖；1973年在国外出版揭露劳改营生活的《古拉格群岛》，1974年因此再遭逮捕，随后被押解出境并剥夺苏联国籍；流亡美国近20年，一直以俄罗斯爱国者自居。有意思的是，这位先生既批苏联极权也批西方民主社会。1989年重获苏联国籍。　　

肖洛霍夫与斯大林扳了一次手腕，在作家当中，肖洛霍夫比较幸运，就像那年他去打猎时，竟然在打到一只野鸡的时候也打下了一个诺贝尔奖一样。1932年和1933年冬春相交之际，“死神席卷了顿河、库班河和乌克兰”，饥荒使三四万百人横尸遍野。斯大林政府却“对饥馑地区实行了封锁”，饥民被以“查找敌人”的名义“受到镇压”。“2.6万名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5.5万人受审，2110人被枪决”。肖洛霍夫有一年半的时间完全放弃了创作，“为拯救顿河而斗争”，一再冒死向斯大林本人上书，“为十万不幸的人请命”。报纸公开指斥他的行为是“歪曲现实的意义……以反动和敌视的态度描写现实”，“边区区委指责他从事反革命活动，斯大林责备他在政治上近视，为怠工分子辩护”，但他仍然软硬不吃，一意孤行，“在同领袖——统治者——的交往中，不止一次地显示出政治上太无知了！”⑤

然而这位在政治上“无知”的作家，显然命运好过了其他作家。斯大林就这样放过了他，这倒是令人费解的。

 

 

注释：　　

①《诗人斯大林》：郑体武《译文》2002年第二期　　

②《巴赫金·对话与狂欢》：（日）北冈诚司著，魏炫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　　

③《作家左琴科、阿赫玛托娃被迫害引出斯大林接班人之争》：龙飞《天津日报》2004年4月19日　　

④《小说的艺术》：米兰·昆德拉著董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　　

⑤《古怪一族》：陈世旭《文学自由谈》2001年第5期

 

 

江棋生访谈录

江棋生  蒋亶文

 

 

    1998年1月23日，上海青年作家蒋亶文专程前往江苏常熟，采访了回乡探亲的中国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江棋生先生。

 

              一、“我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江先生，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抽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您在八九民运期间，曾担任过学生对话团的常委，并为此受到过监禁。近年来您又先后参与发起并签署了《汲取血的教训 推进民主和法治进程》呼吁书和《宽容呼吁书》，并在海外发表了多篇有关人权理念的文章，受到了海内外关注及参与中国民主化进程人士的广泛尊敬。我想趁今天这个机会，先请您对所有关心您的人作一个自我介绍。

    江：我是66届高中生，江苏常熟是我的故乡。1966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当了两年红卫兵。1968年10月下乡插队，种地，放电影，也宰过猪。1977年恢复高考，我成为北京航空学院77级新生，读了四年本科，专业是空气动力学。毕业后又考上了该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航天专家庄逢甘教授。在获得硕士学位后，我于1985年去清华大学分校教书。三年后的1988年，我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自然辨证法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导师是黄顺基先生。1989年学潮起来后，我被大家选为北京市高校学生对话代表团常委，当局戒严从而关死对话大门之后，我被选为中国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当时声名远播的人大《北京之音》广播站。

    蒋：您就因此后来遭到了当局的监禁？

    江：六四镇压以后，当局并没有马上抓我，我不是他们第一批要抓的人。7月2日，当时的人大副校长吴树青找我，要我“说清自己，揭发别人”。我说，那要看我脑筋肯不肯急转弯，要是不肯，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其实，早在5月26日，赵紫阳先生已被赶下台后，吴树青就找过我，他说：“现在谁胜谁负已经解决，谁对谁错只能以后再说，你应该看清形势识时务。”我回答说：“学生起来闹学潮，很计较谁对谁错，对谁胜谁负看得很轻。”8月中旬开始，全校师生搞反思，我的认识和态度很少改变，哲学系博士生组的记录员张斌被迫经常对我的发言作“歪曲”记录，以保护我，但校方还是数次派人提醒和警告我：对你要换地方和换方式了。我说，要换也是没有法子想的。终于，当局觉得不抓我会严重影响他们的清查，因此在1989年的9月9日，把我投入了秦城监狱。

    蒋：当时用的是什么罪名呢？

    江：是以收容审查的名义把我抓进去的。

    蒋：这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呢？

    江：对我收容审查不符合他们自己的规定。我是有名有姓的人，没有流窜，没用假名字，根本就不属于收审对象。当局乃是用这种非法手段来方便地迫害八九民运的参加者。

    蒋：关了您多久？

    江：一年半。直到1991年2月7日才把我放出来。

    蒋：有结论吗？

    江：在收审超过一年后，他们曾以所谓“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将我逮捕，捕后想要判刑，因为判不上，所以就以“免予起诉”的名义把我放了。出狱之后，我就当起自由撰稿人了。

    蒋：所以您就成了我们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

    江：对，我属于一部分先自由起来的人，也可以说是国内最自由的人之一。没有上级，独自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  

    蒋：那您以什么心态来面对全世界面对任何人呢？

    江：我是以一个首先站起来争取当公民的人的心态来面对世界和中国的，一种独立自由的公民心态。由于中国社会的客观历史进程，使我有了起码的经济自由，有了自力更生、自食其力的空间，这也是很重要的。假如按以前中国的社会环境，象我这样发出独立声音的人，要么像右派那样被送到北大荒，要么去环卫局当工人或去拉煤球。

    蒋：那您觉得生存空间和精神空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江：对绝大部分人来说，如果缺乏最基本的经济生存空间的话，精神的独立就很难展开，只有极少数人可以做到，像顾准。但绝大多数人做不到，因为这太难了。然而，只要有了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经济自由的话，一小部分人，紧接着会有更多的人就有可能争取到精神独立、精神自由。

    蒋：您主要从事哪些方面的研究？

    江：我在八九学潮以前，从研究空气动力学转到研究自然辩证法。八九学潮，又使我从研究自然辩证法转向研究人权理念和中国人权状况，研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国的社会、经济演变和弱势群体的命运。我总的想法是，中国怎样才能走上一条非暴力的代价相对小一点的实现社会根本性变革的道路。

    蒋：那您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哪几个方面？

    江：一个是我对人权理念的认识和对中国人权状况的分析。另一个，范围就更广一些，就是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该怎样启动和进行。第三个，更全面些，就是研究中国社会自我解放问题。

    蒋：你所谓的全面，涵盖了哪些方面？

    江：涵盖政治、经济、文化；体制内、体制外。

    蒋：那您觉得您是在从事一项危险的事业吗？

江：我觉得我做的事情是在冲击禁区，恐怕是比较危险的。

蒋：您怕不怕这种危险？

江：我想过，不过我觉得我能够承受。

    蒋：您以前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过，您家经常有警察“保护”，看来您的规格不低啊！

    江：就说昨天吧，1月22日，我们全家离开北京，就有警车在后头依依“相送”，这个你出钱雇都不可能这么认真，这么尽心尽责的。

    蒋：所以在治安不好的情况下，您倒毋需担心安全。

    江：是这样。从这件事也可看出，政府把纳税人的钱用得不是地方。我不过是率先行使公民的言论自由权而已，不过是公开说出由于老百姓缺乏人权因而利益受到侵害、尊严受到损伤的真实画面而已。不过，按当局的逻辑，他们动用公安系统中的政治保卫部门来对付我，也是顺理成章的。我宣扬人权批评特权，心仪民主抨击专制，要求透明反对黑箱，追求公正鞭责不公，这不就坏了专制政治的事了么？专制政治保卫处不就要找我茬了么？但是，当局压制和堵死非暴力抗争，只会诱发和促成更多的暴力抗争，北京羊坊店的爆炸案说明了这一点。

    蒋：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江：就是去年12月的事，发生在北京羊坊店铁道部信访处。一个老上访户，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那天，他带了一个包去，接待他的一位老大姐有点人性，他就把她支出去了，两分钟后爆炸就发生了，当场连他在内死了仨，两个是接待人员，几个重伤的送到医院后又死了一个。这件事表明，在“正常渠道”上问题久拖不决，就会激化矛盾，就会官逼民反。回到刚才那个话题，那么多警察来看我，大可不必。在民主社会，一介书生，不要说讲了几句话，就是办张报纸，办个电视台，都不会把他给看起来，办糟了违法了再去找他算帐不迟。如果我碰到江泽民，就会建议他，要他大度一点，你姓江，我也姓江，本家人，网开一面么。你不敢大步跨向人权民主，先小步走。小步走，不停步，不也挺好吗？执政党如果能较为主动地走向民主，我是求之不得。但我对此不抱幻想。江泽民现在很注意“形象”，力求显得开明，这总比残暴好。但开明专制还是专制，还应该有一个痛苦的大转折，使执政者真正受到人民的有力约束。

    蒋：您指的是法治？

    江：变专制为民主，就是变人治为法治。在法治国家，法律主要是约束政府保护公民的。依法治国的本意应该是依法治官。但共产党现在说的依法治国，主要还是依法治民。现在的普法教育，主要是对民众说，你有哪些义务啊，你必须懂法守法啊，基本不讲你有哪些权利，你要提防官吏对你的侵犯。依我看，把官治好了，中国的老百姓是挺本分挺守法的。现在，共产党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去管治老百姓，把老百姓管苦了，还不让老百姓嚷嚷。你看，把魏京生关了两次，魏京生无非是说了真话实话。现在把他放了，总比关在唐山的监狱里好。但放了人，却又剥夺他居留在国内的权利。魏京生这次是被迫去国的。

    蒋：他那么多年来坚持在国内，精神是非常可贵的。

    江：他应该说是中华民族的一位硬骨头人物。1993年冬天，我在丁子霖老师和许良英先生家里，与他见过两次面。这次他考虑再三，主要是身体有问题，选择了出国，这可以理解。另外，他到国外后，如果运作得好，也有利于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风貌。

    蒋：现在当局常常采取这样一种方式，如果你公开批评执政者，就把人赶到国外去。

    江：当局是有选择地把一些人放出去，但不许回国，这样来勉力支撑所谓“政治稳定”的局面。

    蒋：您为什么不想出去呢？

    江：我想，我只要有可能留在国内，就一定要留在国内。中国的事情，归根到底，还是要在国内解决。被迫去国的人已经不少，我又不象魏京生那样吃过那么多苦，我干嘛要出去呢？

    蒋：您不怕坐牢？

    江：我并不喜欢坐牢。中国的牢尤其不好坐。但我还坐得起牢。1994年六四前夕，我又一次被当局投入拘留所，呆了45天。我要把我对中华民族的责任感见诸行动，但会更理性，不轻易让自己第三次坐牢。

    蒋：您的责任感具体如何体现呢？

    江：我用一句话概括，我就是一个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我还不能说是一个政治反对派人物，因为我们还没有行使结社的权利。我只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就中国的根本问题提出了不同于当局的政治见解，履行我的社会责任。在平常生活中，我也尽量以我的言行，体现我所领悟到的人权精神。

    蒋：除了写作以外，您还做哪些有关人权推进的工作呢？

    江：其中一件工作，就是我比较关注六四死难者家属的境况。因为六四镇压，当局残暴地剥夺了数百上千人的生命权，从而给这些人的家庭带去了无以复加的苦难和痛楚。我是幸存者，我想我要给他们一个公民的同情和关心。第二件事，是我也比较关心一些政治犯的家属，因为我自己曾经是政治犯，我知道政治犯被关进监狱后，最痛苦的一件事莫过于和亲人的分离和隔绝，最担心由此而造成的亲人的痛苦有多深。我也是从一个公民的角度来表示自己的爱心。

蒋：在您接触的六四死难者家属里，丁子霖教授大概是有代表性的一个人吧？

    江：丁子霖老师是他们中间最突出的代表，以前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美学专业任教。

    蒋：您是怎样关心他们的呢？     江：首先是心灵的沟通。对于他们来说，存在着生活的艰辛和困苦，但一般说来还不是主要的。在那场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中，他们失去了亲人，又看到当局这么多年来毫无悔罪之意，他们的内心，交织着痛苦和义愤。我出于真诚，去和他们进行沟通和交往，他们是会得到很大安慰的。另外，国外一些朋友，国内一些朋友，出自内心捐了一些款，如果通过我送，我就会及时送到他们手上。这种物质上的关心，虽然不能补他们儿女的生命以万一，但也很珍贵，因为政府不给一分钱。

    蒋：当局从来没有表示过吗？     江：没有。名义上、物质上都没有什么表示。

    蒋：争取过吗？

    江：一直在争取。他们独立地争取，公开地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正是在这个争取的过程中，这个群体成长起来了，他们的权利意识增长起来了。一开始，他们中间有人连捐款都不敢接受，怕政府再加罪。现在他们已经三次联名写信，向人大常委会提出要求，要求重新独立公正地调查六四事件并公布结果；要求按法定程序对亲属作出个案交代，并依法给予赔偿；要求按法定程序追究主要责任者的法律责任。这一个群体，再也不像历代历朝的中国老百姓那样，跪着求官府给予平反，而是开始正义地批判当局，凛然地藐视当局了。我觉得这是中国老百姓公民意识、权利意识成长的一个典范。通过他们，使我在看到中国社会的严重危机和困境的同时，也看到了一幅中国民众从山野村民开始到赵紫阳先生为止的那样一种广泛争取自身权利的壮阔画卷。

 

             二、“能生存不等于有生存权”

 

    蒋：您如何评价赵紫阳？ 

    江：赵紫阳是共产党历史上很少见的一个领导人。89年宁可丢官也反对镇压学生运动，决不当千古罪人；被罢免以后不认错，勇敢地为自己辩护。我想这一点彭德怀、胡耀邦都没有做到，他们为了照顾中央的所谓威信而违心地认了错。当然更不必提邓小平了，文革中他给毛泽东写信，肉麻地吹捧林彪，后来又信誓旦旦对毛说：“承认错误，永不翻案”，华国锋接班后，他又上书吹捧华。而赵紫阳光明磊落，敢于为自己辩护，直到现在坚持认为他对，是中央错，邓小平错。他是一个从传统型走向现代型的政治家，会为中国社会的和平演变起到应有的历史作用。

    蒋：您是指他在十五大前提交的那封信吧？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那封信是伪造的。

    江：百分之百是真的，确实是赵紫阳于9月12日写给十五大的。正是因为那封信，当局又加强了对赵紫阳的监控，使他完全失去了自由。我1月21日上午跟警察说，我说你比一比两个政权，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被迫下台后，他还来华访问，全球到处可以走，但贵党前总书记、前中国总理下了台，却连跨出家门都不让，你们自己想一想，哪个政权对自己有信心。所以，连赵紫阳都没有人权，可想而知，偏远地区贫穷的老百姓，当局会尊重他们的人权吗？

    蒋：所以我非常同意您在一篇文章里提出的观点，争取首要人权，并不只是图个好死不如赖活。

    江：对。有些御用文人说，能生存就叫做有生存权。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要有尊严的生存才叫做有生存权。比如不久前媒体披露过，一位韩国老板要工人下跪，不给她下跪，工人就得丢饭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跪下了，他们能生存了，可他们有生存权吗？在我看来没有，只是能生存，屈辱地生存着。有一个工人没跪下，出厂了，丢了饭碗，可他才是争取生存权，尽管他可能比跪下去的人生存得更艰难。跪下去的人保住了饭碗，但丢掉了尊严。没有了人的尊严，就不像人了，还谈什么人权呢？所以，我认为能生存并不等于有生存权，解决了生存问题，并不等于解决了生存权问题。像刚才提到的，老板雇你打工，但要骂你就骂你，要取笑你就取笑你，只许你说奉承话，不许你说别的话，你倒是能吃饱穿暖，但你有生存权吗？那老板解决了几百号人的生存问题，却严重践踏了那几百号人的生存权。再比如对赵紫阳“生活待遇要好”，就是让他吃好、穿好、住好，但在我看来，他连出门散散步的自由都没有，又哪有生存权呢？

    蒋：就是住在一个比较好的监狱里。

    江：就是软禁。我认为，所谓生存权，就是我能够自主地选择生存方式，不影响我的尊严，同时不侵犯别人的尊严。

    蒋：您以前说过，要把争取生存权和言论自由权结合在一起，这使我想起了您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过的“读禁”、“听禁”和“言禁”问题。

    江：当局的“读禁”和“听禁”已经被老百姓冲垮了，所以我们民间的民主力量目前主要是冲击“言禁”。在不断的冲击之下，现在的言禁比起毛泽东掌权时期那样一个无法无天的黑暗时期要乏力多了。但如果拿我认为的言论自由的试金石来检验一下，那基本上还是不自由。

    蒋：您说的试金石是什么？

    江：所谓的言论自由，就是公民要有在合法、正式出版物上批评政府及其首脑、批评法律、批评社会制度的自由，这就是试金石。言论自由显然不光是说好话的自由、莺歌燕舞的自由。这类自由什么朝代都有。拿试金石来一检验，可知现在言论并不自由，虽然私下发牢骚，已经什么话都可说了。我们必须争取这个自由。言论自由权是公民至关重要的人权，也是中华民族真正有未来、能够长治久安的不可忽缺的重要因素。如果一个政府是民选的，怕什么批评？法律如有免受批评的特权，那怎么修怎么改？社会制度如果批评不得，且不说怎么改变，又如何能够完善？所以，我觉得现在要争取自由的话，恐怕首先还要争取言论自由权。我认为，“我吃故我在”不成立，“我思故我在”还可以，更好的，应当是“我自由故我在”。

    蒋：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争取言论自由的切实可行的方式是什么呢？ 

    江：要争取，就要有一点勇气，就是公开说出真话的勇气。有了这点勇气，会找到不少切实可行的方式。胆子大一些的，可以写文章，先力求在国内报刊上发表 。应当说，这方面的空间正在挤出来，正在慢慢扩大。国内报刊目前承受不了的，可以在国际媒体上发表 ，再出口转内销。你要是上了网，那你更是能有所作为。你要是口才不错，也可利用国际媒体的听众热线电话，说说你的真实见解。此外，还有大量准公开、半公开的方式可以运用。比如在大学课堂上、在各种研讨班和培训班上，在各类名目繁多的聚会上，甚至在政协、人大的分组讨论会上，你都可以尝试冲击言禁，争取言论自由。

    蒋：现在接受海外媒体的信息，要比以前方便多了，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风险，这也可以说是我们社会开放的一个标志。

    江：我更愿意把这看成是社会自我解放的一个标志。我为什么要用这个词呢？因为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社会的开放或者说跟以前的不同，主要不是执政者主动让出空间，不是执政者取消了“读禁”、“听禁”，而是由于民间的觉醒，也包括执政队伍中很多人的觉悟，使禁控的力度衰弱了。执政者不是主动退让，而是民间逐步推进把这个空间争取来的。所以我把中国社会的进步，看成是中国社会的自我解放，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中，从共产党无孔不入的控制下逐步解放出来。这样的描述，我觉得更加符合事实。

    蒋：问题是现在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偏向于技术型，思想的东西或者说激进的成分则越来越少。

    江：由于当局既尽力维持高压，又大力诱以私欲，再加上国民性上的差异，相比俄罗斯和东欧的知识分子，中国知识分子在整体上显得不如人意。我期待着有更多的人比我做得好。

蒋：您寄希望于哪一类型的人呢？

江：哪一类型？国内、国外、体制内、体制外，我没有特别的要求。但我首先更希望已有社会名望和国际影响的人，能够更多地服从自己内心良知的召唤，站出来说出心里话、说出真话。

蒋：为什么您更寄希望于他们呢？

江：第一，他们这样做，社会影响大。第二，承担的风险小。你不能要求一个工人首先这样做，一是影响有限，二是当局马上会把他抓起来，风险很大。应该说，我首先寄希望的那些人，他们中间绝大多数还保持着做人的良知，但显然在实践上做得还不够。有人告诉我，有一位88岁的老人说，他要等到90岁时才出来大声说真话。我劝他不要等了。在公开说话这件事上，大家都不要等了，但这些人首先不要等了！腐败的速度在加快，腐败没有等你啊！社会的消极面在泛滥，它没有等你啊！暴力抗争的情绪在激化，它也没有等你啊！所谓等，无非是等别人；等形势变好，就是等别人把好的形势营造出来。可是大家都在等，形势不会变好，只会等糟。还不如自己先做一点事，大家都做一点点，很可能就有一个较好的改变，就有了较好的形势。

    蒋：您觉得90年代的知识分子比起80年代来，在争取民主自由方面有什么不同吗？现在大家好象更热衷于经济方面，在精神领域的活跃程度似乎大为减弱了。

    江：回想起来，80年代无论邓小平也好，胡耀邦、赵紫阳也好，他们在经济领域中迈的步子并不小，但是为什么80年代的知识分子精神领域中也很活跃呢？我想，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跟我差不多，还对共产党执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经过改善可以强固下去的看法，因此七嘴八舌，热情很高，全方位地为改善出点子。这是一个因素。第二，在镇压“民主墙”，“清污”和“反自由化”等一系列问题上，虽然邓小平逆潮流而动，但是由于胡耀邦和赵紫阳，这类政治运动的力度又大大减轻了，使知识分子看到共产党还的确有所改变，大家于是痴心不改，在精神领域中照样很活跃。

    六四一镇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半年以后，又发生了共产主义“雪崩”，我想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少数傻瓜和故意装傻者之外，内心都应该明白，这个制度本质上是改善不了的。同时，这个制度又很残酷，当时的镇压很残酷，镇压后的大搜捕也很残酷，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知识分子自然就容易取自保的态度。进入90年代，邓小平进一步明确了他坚持专制的既定立场，江泽民又不会像胡、赵那样敢冒下台的风险去抗争和顶撞，相反还常常偏“左”，以致政治局面更是死气沉沉。在这样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活跃程度自然就远不及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活跃程度。但是，在争取民主自由的理念、道路、方式等方面，则是有了质的飞跃。而且，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难能可贵地坚持利用公开出版物的可能空间，推介自由主义理念，宣扬权利意识，澄清法治观念；有些报刊也顶着压力，尽量增加新闻的自由度和真实性、客观性；不少大学教师在课堂上直抒胸臆，等等。总之，要说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活动处于低潮，现在也是最低了。

    蒋：为什么是最低？难道不可能更低了吗？

    江：不可能更低了。第二代强人邓小平死了，共产党不可能再有强人；由于拒绝政治民主化改革，共产党经济改革的不公正性和由此造成的种种积弊正日益使中国陷入困境；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更加明朗了，东欧、前苏联经过历史性巨变后，不是像中国执政者内心希望的那样陷于崩溃，而是走出了低谷，度过了最为艰难的时期，并且开始上升，以一个比较干净、比较透明、比较公正的方式上升。所以，知识分子在精神领域中的自主活动，民间争取公民权利的活动，不可能变得更为沉寂，低也就低到这个程度。相反，在相对不活跃中，还把底部真正筑起来了，夯实了。最近几个月，我们已经看到底部正在抬高，民间的独立声音又逐步多起来了。

 

          三、“拒绝谎言，才有灵魂的生存权；

               说出真话，才有灵魂的发展权”

 

    蒋：您可以罗列一下这种声音吗？

    江：这些声音从十五大前就开始出现了。北京大学商德文教授，给江泽民上书，提出政治民主化改革建议。西安的林牧先生，在十五大前也上了书，同样尖锐地提出了政治改革要求。陕西汉中一家兵工厂的一名技术人员，叫赵常青，他给中共中央和各省省委写了一封公开信，严厉批评了共产主义制度，明确要求当局抛弃共产主义，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福建一位姓林的大夫，也公开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冷万宝，也通过上书的方式，谴责社会不公，要求政治民主化。北京画家金橙，去年8月5日上书乔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要对陈希同绳之以法，二是要加大反腐败力度。至于许良英、丁子霖、蒋培坤、胡绩伟、王若水、吴祖光先生他们，就不用多说了，他们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也是这么做的。还有，北京的徐文立、武汉的秦永敏发出了要求工人组织独立工会的呼吁，北京3501厂的工人，申请游行示威，抗议厂方搞土政策使他们失业。恐怕还有更多类似的事例没有被媒体发现。

    蒋：这样一种声音的出现，标志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到了什么程度？

    江：这种声音有两个意义。一个当然是冲击言禁。这说明起来冲击言禁的人更多了，大胆地提出不同政见的人更多了。第二，对于工人来说，不仅是冲言禁，尝试成立独立工会，就是冲党禁了，不仅有冲击党禁的意识，而且有所行动。像山西大同煤矿工人李庆喜，在当地张贴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传单，但马上被当局抓起来了。

    蒋：您觉得这些行为有现实可行性吗？

    江：我认为现在冲击党禁还为时尚早。但是，冲击言禁无论如何是不早了。应该有更多的人、越来越多的人敢于站出来拒绝谎言，说出真话。中国老百姓受当局愚弄和蒙骗的事实，对于我们这样岁数的人，历历在目啊！记得上初中、高中的时候，都说台湾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盼着我们去解放。但事实却是我们饿着肚子，人家大腹便便。毛泽东、周恩来不知道台湾人比我们生活得好吗？这就是用谎言来愚民！一个人被泡在谎言里，就难以成其为人。所以，只有拒绝谎言，灵魂才有生存权，但仅此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说出真话，灵魂才有发展权。至于冲击党禁，还不切实际，因为风险太大。我们这些持不同政见者自身都还没有结社么。不过，我要着重指出，并非人民没有自由结社的权利。人民有这个权利，只不过在中国，它仅是写在宪法上的一纸空文罢了。由于风险太大，目前可以暂时不行使。但如果有少数极具献身精神的人愿意马上行使这个权利，自己对风险也想得很清楚，且操作上慎之又慎，那恐怕也无可厚非。

    蒋：也就是说，中国目前的民主运动，主要还停留在思想启蒙阶段？

    江：我认为是处在普遍的思想启蒙和一部分人率先争取和行使基本人权的阶段。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包括中国文化复兴运动。

    蒋：您是什么时候接触到中国文化复兴运动的？

    江：我和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倡导者的接触比较晚。1997年11月，通过朋友介绍，我和熊晋仁先生见了面。1998年1月，我和俞心焦先生见了面。我读了俞先生的一些文章和熊先生写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宣言》，我对他们的观点基本上都能认同，我认为文化复兴运动具有独到的价值和必要性。

    蒋：您是如何理解这场运动的？

    江：我是从人性的解放、人的精神追求、人的尊严恢复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复兴运动的。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还在尝试冲击报禁，因为他们要搞同人办刊。我当时为们担扰，曾经劝他们，要他们考虑风险。他们说，他们想过了，要尝试走出这一步，要付出一些代价。自由要靠争取，不能等别人恩赐。我欣赏他们的勇气和理性的献身精神。无论是台湾的，还是东欧、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都走过这一步。这一步也是必须要走的，总要有人为此付出一点代价。作为民间的抗争，坚持非暴力的和平方式，这是重大的历史性进步。以往在咱们中国，被统治者平时总是忍，忍无可忍，就逼上梁山。现在电视里正在播《水浒》，里面的人物平时就忍，或者装孙子，要不就是找清官，求青天。实在不行了，就杀鸟官，就揭竿起义。这种模式，几千年来循环不已，不是好模式，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当代民间有识之士开始坚定地采取和平、理性的抗争方式，其意义不可低估。如果这种方式能够逐步成气候，能够逐步得到全社会认可，那么非理性的暴力抗争手段就会逐步式微。许多历史事实表明，造反也好，“革命”也好，给社会带来的实质性进步很有限。

    蒋：我们这些经历过80年代“清污”运动的知识分子，内心对于自由和民主有一种需要争取的印象。但现在二十来岁的年轻一代，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他们的民主意识是不是就淡漠一些呢？

    江：他们在一个开放的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同时也是在中国社会世俗化、功利化的背景下成长起来，因此他们的民主意识比起我们来，就显得淡漠一些。这可以从北大三角地和民主广场不再是理想主义的净土得到印证。但我相信这些年轻人心中有杆秤，他们内心是认同人权、法治、民主理念的。随着社会不公日益显露和社会危机日益深重，随着更多的年长知识分子摆脱麻木、沉沦和不再逃避、掩藏，这些年轻人是会承担起自己的历史责任的。

    蒋：我接触过一些青年白领，我觉得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标准乃至生活模式都非常西化，但对民主、人权理念却相当淡漠，甚至不认为这个社会缺乏民主，因为他们活得很自在。这似乎表明，大概只有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才能成为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骨干力量。

    江：我与青年白领交往甚少。如果他们真是那样，我想与我们没有做好应做的事有关。三十五岁以上的人有两件事没有做好，一是自我启蒙做得不够，在人权问题上犯糊涂的人还大有人在。第二就是对三十五岁以下的人启蒙不够。这些年轻的白领，生活自由度不小，但看来他们的西化或现代化，缺乏深度，缺乏厚重。我想，这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对如何在精神上高尚起来、在道义上精纯起来，应当有更多的思考和投入。

    蒋：我记得89年的时候，方励之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个观点，他说希望中国的民主自由建立在中国出现了中产阶级之时。现在中国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比较成熟的中产阶级，那您觉得这些人的民主理念是否明确呢？

    江：方先生在89年说这个话，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成熟的民主社会，离不开中产阶级这个大头。假如中国有了名副其实的中产阶级，那么由专制向民主的过渡显然会顺利得多。但是，即使没有中产阶级，也并非不能从专制走向民主。在前苏联和东欧，都是先实现了和平的政治变革，然后再在市场规则下培育和生长出中产阶级来的。现在在中国，政治变革还远未完成，但正如你所说，已经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产阶级。和89年相比，其人数大为增加，文化素质也高了不少。我相信这中间藏龙卧虎，最起码会有一部分人怀着深深的人权、民主理念。但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有它先天的缺陷。它是在官商体制下、在权钱交易的不公正的经济运作中，在市场机制受到很大扭曲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只有一小部分是在体制外顽强地健康地成长起来的，所以成分较为复杂。其中，虽然有人走出了官商，走向了真正的企业家，但还有一些人，在成为中产阶级后，却割不断和专制政治的种种恋情，他们是依赖于、仰仗于旧体制发起来的，他们的致富，既靠真本事，更依赖硬关系。他们对政治大变革，内心是矛盾的、摇摆的。我不能说他们喜爱专制制度，他们心中并不糊涂，他们肯定认同更好的民主制度。但作为既得利益者，他们在行为上会很谨慎，会怯懦，甚至有人还会反对民主化变革。不过，我相信他们中间藏着人才、藏着希望，他们中间的有识之士给出独立的政治表达和政治诉求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蒋：中国其他社会阶层的人权意识和民主诉求又是如何呢？

    江：现在，相比知识分子群体，相比中产阶级，反而是城市工人中的一部分，就是生活最为艰辛的那一部分，萌生了并有力地表达他们争取人权的意志。他们纷纷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争取自己的生存权。他们问得好：工厂亏损了，凭什么厂长不下岗，工人下岗？又凭什么有关系的不下岗，有本事的下岗？公司倒闭了，凭什么经理富得流油，职工一贫如洗？现在，全国除了北京，可以说各大城市，以及一些中等城市，都出现了越来越多的蓝领工人走上街头的态势。我相信中国的工人，中国的老百姓要求并不高，一定是先求爷爷告奶奶，走遍了所有可能的“正当渠道”，才被迫正当地走上街头，冲击不准游行示威的禁区的。迄今为止，当局对未经批准只管上街请愿、静坐的工人，一般均还不敢采取粗暴的镇压的态度。

    蒋：毕竟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么。

    江：工人早就觉得不是了。他们脑满肠肥，他们一席宴，工人半年粮。再说农民。在80年代，农民生活呈上升趋势。但随着国有企业始终不死不活，官僚机构急剧膨胀和贪污腐败成燎原之势，当局遂不断加大对农民的盘剥力度，致使90年代以来，许多地方农民的生活水平在绝对地下降，有些脱贫不久的农民又重新返贫。近两年，不景气的阴影甚至已经笼罩在苏南乡镇企业的头上。尽管当局实行新闻封锁，但农民对苛政的不满和抗争已是遮掩不住的基本事实，就连大规模的群众性自发骚乱，也已不是个别现象。在这类情况下，当局往往派出军警进行弹压，并严密封锁消息。

    总之，效益上不去，腐败下不来，于是就琢磨工人和农民。比如像很好听的“股份制改造”和“股分合作制改造”，实际搞起来，就是以此为名进行变相集资。工人识破了这一点，不愿把手中的辛苦钱、血汗钱交出去供别人花天酒地，于是就受到威胁，就要下岗。不想当股东，竟然连工都打不成，世界上哪有这样的“经济改革”？这不分明是权力运作，在搞强制性运动么？

    蒋：中国社会至今还是权本位社会。

    江：或者说权钱一体，权钱本位。权和钱互相攀附，就会丧失基本道义，丧失底线伦理。现在是有钱能使官推磨么。这种局面再拖下去，会给中华民族造成极大的伤害。放任社会不公日益加剧，放任官欺民和民互欺，是很不可取的，急功近利、见钱眼开的心态到处泛滥也是不可取的。做人要有伦理底线，也就是要有起码的责任感。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一代，除了管好自己的生活，是不是都应该增强一些社会责任感，考虑一些公共的事情，发扬主动精神，共同寻求解决中国社会发展困境的出路。

 

             四、“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

 

    蒋：您觉得中国的民主运动，从西单民主墙时期至今已经20年了，发展到目前处于什么阶段？     江：西单民主墙，标志着一小部分勇敢的先行者揭开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序幕。在她遭到专制统治者扼杀以后，民主运动以争取公民权利、要求社会公正为主要诉求，继续顽强地、多方位地在各个领域延伸和扩展，直到发展为波澜壮阔的八九学潮和民运。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之后，中国民运虽然至今难有成规模、有气势的历史表现，但却打下了一个很扎实的基础，在质地上也有了一个根本性的飞跃。为什么这么说？20年来中国民运的积极参加者，其中绝大多数人都义无反顾地成了持不同政见者或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还想与当局调情或准备受招安的已近乎绝迹；知识分子的多数，工人、农民，甚至离退休干部中的不少人，在内心深处已不再认同目前的社会制度；执政官员内部，也已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一党专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谓三权分立、宪政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乃是无知或欺世之谈。不适合民主的只是中国的官情，决不是中国的民情。依我看，中国的民主运动在艰难中孕育了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巨大希望，中国民主运动被放大为巨涨落，从而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民主政治的那一天，已经曙光初露了。

    蒋：那你认为中国民运当前对当局构成了压力没有？ 

    江：构成了压力，但还不太成气候。

    蒋：为什么这样讲？

    江：构成压力，因为我们立足国内，但声音是面向全世界的，通过国际媒体的反射后，也是面向全中国的，这个声音不容忽视。而且我们的声音和诉求，日益理性、智慧，贴近百姓、凝聚人心，其作用不可低估；海外流亡人士和团体愈来愈成熟的运作，也明显构成了压力；苏、东巨变之后，中国民运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这也对当局构成了压力；还有一个决不能小看的压力，就是现制度的不公正不合理，正在随时随地制造着新的批判者和抗争者。

    蒋：那为什么还不太成气候呢？

    江：那就是站出来说出真话的知识分子和工人还不够多，而且在站出来的个别人中，还存在着令人痛心的争名逐利现象，这是一。普通老百姓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见识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这是二。中国持不同政见者还未拿出震撼人心的纲领性意见，这是三。敢于并善于冲击报禁、党禁的人还太少，这是四。潜在的党内民主派的运作，还难以让人寄予太大的希望，这是五。还有海外那一块，让人不是那么有信心。于是就不太成气候了。

    蒋：到哪一种情况出现了，才算成气候了呢？

    江：当老百姓普遍认为，去见持不同政见者比见政府官员更为体面了，那就成气候了。

    蒋：中国民间对持不同政见者这个观念还比较陌生。

    江：这是我们做得不够，你不能怪老百姓。以前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也很弱小，但后来地下刊物到处冒出来，局面就改观了。现在，共产党的一套固然不值得看，但是值得看的又难以到老百姓手上，我们还有大量的事情要做。

    蒋：中国老百姓还是缺乏知情权。

    江：对。有人早就说过，开放一个星期电视台，让老百姓全面地看到事情真相，现行制度就悬了。就像一个美国公民说的，“我们的问题都在报纸上，你们的成绩都在报纸上。”你说谁更有自信？这位美国人恐怕还不清楚，“成绩”多半是注了水的。我去过英国，打开电视，首先看到的是案件，是社会的阴暗面，用意在于提醒和警示全社会。因为这是新闻记者的天职，普通老百姓没这个功夫，就靠记者告诉大家，要引起警惕，法律有漏洞，社会不健康，进而通过选票来迫使政府下功夫改善。可咱们这儿呢，打开电视，形势大好，有时撒点胡椒面，来几条不太好的。连送温暖中也有蒙。你送温暖就送呗，还打电话要挑会说话的，就是会拍马屁的。你压了人家一年工资未发，过年了给个一百块钱，还让人家感激涕零，以便上电视播出，这不是在培养奴才吗？还有，当局现在着力宣扬一些过去年代的“模范人物”，但把张志新等人的名字深深地冷冻起来，再也不愿提及。要说中华民族最缺哪一类人，不就是缺张志新这样的无畏的独立的思想者，这一类最体现民族魂、最具有建设性意义的实践者吗？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着力播扬人的精神，既要摆脱暴民心态，更要摆脱奴性。我们要提倡公民心态，人格平等心态。

    蒋：您将来打算从政吗？

    江：我不一定要去从政，当我的教授有什么不好？我现在投身政治，并不是我特别喜欢政治，乐意从政。说实话，上大学时，我的数理化学得很好，以致西单民主墙时期，我足不出校，竟未能前去一睹开创中国民运史的里程碑！对此我深感惭愧和遗憾。还能使我有所安慰的是，当时我已能断定，对魏京生的判刑是以言治罪的继续。而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乃是我希望，在使肮脏的专制政治逐步走向比较干净的民主政治方面，自己能出一点力。我们投身的是民主运动，那就应该有别于以前的任何政治，就不能玩政治，当政客，不能因为政治是肮脏的也进去肮脏一把。与其这样，你还是退出来为好。我记得捷克的哈维尔说过：我就不相信政治一定是肮脏的，只要坦诚的人进去建立和维持好的游戏规则，政治是有可能干净起来的。我也相信这一点，这也是我的一个信念。做人只要真诚，而且把规则立起来，对运作的政治人物加以制约，老百姓又真正有权批评和监督，政治是可以干净起来的。但现在在民运人士中，有些很痛心的现象，少数人以为搞民主政治也可以不择手段，也是可以肮脏的。我认为不能因为目标是好的，就可以不择手段。

    蒋：这可能和从事民运的人都是在专制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有关。

    江：这的确带来尾巴。但是，我想我们既然意识到这一点，就应该主动消除这根尾巴，提醒自己也提醒别人，在理念上，在行为上甩掉这根尾巴。所以，就我个人而言，我要做一个怀有平常心的持不同政见者。

    蒋：您觉得，中国的民运人士之间，是否存在分歧？

    江：分歧肯定是存在的。

    蒋：那从理念上讲，最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江：那就是有少数民运人士，着眼于不择手段地改变政权，换一批人上台。我认为这不可取。我是着眼于变臣民社会为公民社会，变专制规则为民主规则。我反对不择手段，主张和平演变。

    蒋：您也许更多的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许您个人也更甘于扮演一个思想者的角色吧？

    江：现在是思想者和实际运作者兼而有之。如果有很好的实践家的话，那我倾向于只当一个思想者。但从现状看，我还是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我倒不是从这点上感到分歧，我是反对不择手段。包括有些人提出恐怖主义手段，要暗杀六四屠夫，还有人只想搞武装暴动。我主要不赞成这些。我不反对实际运作，但要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坚持批判性、建设性。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诉诸暴力。

    蒋：是否还存在其他理念上的分歧呢？

    江：也有。比如有人认为，在中国，只有在共产党及其政府的主导下才能和平地走向民主，我就不能苟同。共产党作为一个政治势力，肯定是一个阻碍力量，起码是现在，它肯定是不愿意走向宪政民主的。它怎么会是唯一主导中国和平地实现民主化的力量呢？莫非是说，它不肯主导，和平方式走向民主就成泡影？在我看来，它只要被迫地、勉强地顺应民主化潮流，不作困兽犹斗，中国就有可能和平地走向民主。盼望它来主导，无异于痴人说梦。再说共产党也不领情呀，93年12月，他刚公开申明上述观点，当局马上就抓他。为什么会抓？因为他毕竟是独立地自主地发出了声音。共产党害怕自主行为，不能容忍自主行为。童增、鲍戈搞民间对日索赔，又碍什么四项基本原则了？无非是没请示，自己先搞起来了，当局就不会容忍。自主行为，其实是一种公民行为，而不是臣民行为。共产党所能容忍的只是臣民行为。

蒋：那您是如何面对这些分歧的呢？

    江：有分歧是难免的。但本着人权理念，我们就不会强求一致，就会宽容地对待别人。不能像文革时那样，我真理在胸，驳得你体无完肤。这不叫行使权利，行使权利是以尊重对方权利为前提的。文革那种“言论自由”是把对方批倒、骂死，还要踏上一只脚才解气。这哪是享有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权？那是奉旨造反，实现独裁者意志，而不是行使公民权利。至于在那场奉旨造反的运动中间，抖搂出来不少政权的阴暗面，由此激发了一些人的深思考，那是另外一回事。作为文革的过来人，我对此是有切身体会的。所以，今天当我和普通人交往、和民运人士交往时，我常常提醒自己检验一下自己的人权理念是否已经“溶化在血液中”。

 

             五、“我内心有一种责任感”

 

    蒋：从我看来，中国国内的民运，目前是以北京为中心的。比如您就经常从北京发出自己的声音。

    江：北京成为中心，是自然形成的。它本来就是现政权的政治文化中心，商业气氛比较淡。再说各地关心国是的人又喜欢往那儿聚。但是，这个中心的情况并不令人满意，不少人都还在等别人创造时机。我总觉得，北京的知识分子、北京持不同政见者应该先行一步，因为外地等北京情有可原，北京不应该等外地；体制内可以等体制外，而体制外则不应该等体制内。至于我个人，既在北京又在体制外，内心就有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常常提醒自己不能再等了。

    蒋：这种责任感在最近促使您打算做什么呢？

    江：我觉得冲击言禁冲到现阶段，作为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应该系统地提出自己的纲领性意见，不能停留在对某一个或某几个问题发出自己的声音。

    蒋：那目前包括您在内，有人在做这项工作吗？     江：有人在做。而且最近已经看到一篇了，是方觉先生写的《中国需要新的转变》。就方觉的观点而言，我是基本认同的。但我认为还可以写得更好些。有了一个完整、系统、成熟的纲领性意见后，中国民主运动就更具凝聚力、影响力和建设性了。要不然，中国的老百姓也好，国际社会也好，看我们这些人只会局部运作，不善把握全局。中共十五大，江泽民还拿出了一份报告，第一部分回顾二十世纪，第二部分阐述现在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部分是近中期目标，第四部分谈现在应该怎么做，洋洋洒洒三万字，虽说“两个凡是”的味道很重，但确实还能唬住一些人，文风也比较清新。那么，持不同政见者高明在哪儿呢？你用什么东西来跟他比一比呢？你要说拿不出来，这太不像话了吧？最起码抽屉里应该有了吧。二十世纪就剩最后两年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怎么回顾？江泽民在报告里说了三个人，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似乎把二十世纪说得顺顺溜溜。那我们怎么说？孙中山好说，下来不见得就是毛泽东了，总不能对蒋介石这个抗日总司令视而不见吧？再下来，蒋经国也该有他的位置吧，不见得就是邓小平。一部中国现代史，决不只是共产党这一条线。那么，我们可以提出不同看法，但要说得客观、公允、简炼，让人心服口服，这不容易。

    蒋：写十五大报告确实下了功夫。

    江：是啊，我仔细看了。我说很多共产党员也未必认真看，但我仔细看了。这份报告对中国现状的定位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实早在赵紫阳时期就是这么定的。背离这个阶段就是右，超越这个阶段就是左，可谓左右逢源，什么问题都好装进去。那么，我们对现在的国情怎么定位？社会主义最后阶段？社会主义垂死阶段？勃列日涅夫式停滞阶段？社会全面转型阶段？总之，对当代中国的国情，我们要有一个高度概括的总体把握，这是对自己的挑战，也能让全社会感受到我们的底蕴和气度。另外，从现在出发，中国向何处去？我认为拿出近中期目标并不难，难就难在从现在到这个目标实现之间，我们有哪些治国方略，对现在的社会危机和困境作出描述后，给出根本性的可操作的解决办法。

    最后，我还在想，今年是《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对150年来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有个了结，对共产主义从幽灵到出世直至逐步销声匿迹的历史过程，我们要有所交待。

    蒋：能不能先谈一谈您个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

    江：大家可能还记得戈尔巴乔夫的心路历程。他先是批判斯大林主义，说列宁主义挺好。后来又开始批判列宁主义，但还认为马克思主义不错。最后他当然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我没读到戈氏新近发表的回忆录，不清楚这是他的策略运作还是的确这样一步一步觉醒的。我知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中，还有一些人认为共产主义大失败，不是马克思主义有问题，而是“真经被念歪了”。而我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有根本性问题，他的经就是歪的，谁念都不行。

    蒋：那您认为马克思主义错在什么地方？

    江：我也相信早期资本主义相当丑陋。但马克思认为这个制度本质上不可改善，他认定早期资本主义得了晚期癌症。这是大错特错了。其实早期资本主义得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吃了对路的药，现在很健壮。马克思误诊以后，就开出了暴力革命、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私有制、搞计划经济的名为“科学”实为空想的社会主义药方，这又是大错特错了。150年过去了，丧钟已然敲响，但，又是为谁敲响的呢？     蒋：回到您刚才提到的纲领性意见的构思上来。看来它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即一个半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国的二十世纪，目前中国的国情、将来的目标和过渡阶段怎么走。

    江：初步看来，需要这五大块。要写出来，需要集思广益，数易其稿。而且它还不能仅适合知识分子的口味，要让高中生、有些知识的工人、农民都看得下去，读得进去。在这份纲领性意见形成过程中，会凝聚一批人，鼓舞一批人，唤起一批人。文章写成并经国际媒体发表后，可能会使国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觉得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还真负责任，不是瞎折腾，还的确有思想、有胆识、有气魄。

    蒋：我期待着早日读到你们的这份纲领性意见。

    江：谢谢。

    蒋：我也感谢您，用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采访。

1998年2月 整理

 

（原载《中国之春》1999年1月号）

 

灵魂纪念馆

 

王力雄

 

 

父亲去世二十年了。他的骨灰盒在这个叫做“革命公墓”的地方放了十年。而我已经五年没有来看他。我四处漂泊，每到父亲的忌日，总是想起这个骨灰堂，内心叹息，又转而丢到脑后，去忙世间那些催赶人的事。

骨灰堂内，光线暗淡，气氛阴森压抑。一层层架子，一排排编着号码的骨灰盒。各式各样的骨灰盒摆在一个个方框里，有的被祭物包围，有的孤孤零零，全都落满灰尘。骨灰盒上那些发黄的照片透过灰尘展现出不同表情。

这里给我的感觉像一个仓库。难道这些脏乎乎的盒子，每一个里面都曾经是一个活过的人吗？一个问题总是压抑不住地在我的脑子里回绕：人可以这样摞起来吗？

父亲的骨灰盒原来放在上半部，现在却被挪到了下面，蹲下才能看到。骨灰堂进行过扩建。人越死越多，仓库也就越来越挤。扩建后骨灰盒被重新安放，那些有“后门”的亲属就会为自己亲人争取一个好位置。按照一般概念，上面的位置显然好于下面，大概在阴间也会有高人一等的感觉吧。

骨灰堂外，送葬的队伍行进着，亲属哭嚎的声音震天动地。空间中弥漫着焚尸炉中冒出的烟。纸钱和白花随风旋转。

如果死后能够选择，我绝对不会愿意被放在这样一个地方。我相信很多人也会与我有同样的想法。放在这里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供后人纪念。父亲死时我十五岁，能记着他并且怀念他，但也只是好几年才来一趟，假若我将来有儿子，他还会愿意来这里看望从未谋面的爷爷吗？儿子的儿子呢？

这始终是我的一个心事。父亲的骨灰盒放在这样一个地方，什么时候是一个头呢？那头又是什么？被后代遗忘？还是被骨灰堂当作无人认领的废品抛弃？

想了好久，我决定现在就让父亲离开这里。除了在家乡的土地上打日本人，父亲的生命大部分都给了中国的汽车工业。我从他工作了多年的长春第一汽车厂借了一辆“红旗”牌轿车，把他的骨灰盒送回山东老家——龙口。虽然中国现在已经有了更多更好的进口轿车，可是我觉得只有用“红旗”才对。在父亲为中国汽车工业倾注的心血中，“红旗”牌轿车是他那一代创业者最为自豪的杰作。现在，由他儿子开着融进他心血的轿车把他送回家乡，他一生的轨迹似乎也就首尾相接地圆满了。

我常思考死亡。在送父亲回老家的路上，我每天晚上都长久地坐在父亲的骨灰盒旁，一杯酒，一支烟，独自看夜空的星星。

反抗死亡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是人类自古以来进行的最大战争。人们养生、练功、寻找长生不老药、求神保佑，当一切都在死亡面前无可奈何的时候，丧葬便成了人追求永恒的一个寄托。

生命不能永恒，就把陵墓造得永恒。帝王之陵最为典型，上千年的时光过去，仍然耸立。武则天把她的陵墓造得如一女人仰卧大地，与天地融为一体，登峰造极。而即使是普通百姓，也要为死者垒起一个坟头，刻上几个字。那是一个人曾经活过的标志，是他生命的象征。    过去的丧葬不拘形式如何，都是以灵魂不死为基本观念的。丧事的操办和仪式的程序大都是为死者飘忽于另一个世界的魂所做。贵人把奴隶活埋在自己身边。千军万马的兵马俑跟着帝王到阴间去逞威风。传统的陪葬中除了金银财宝，还有陶制的猪圈、磨坊、乐队等，到阴间也要过日子。夫妻必须合葬。生者要时常给死者送钱送衣，还要做法事，祭祀祖先等等。

然而，在今天这个科学和理性昌明的时代，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已经占了统治地位。没有天堂地狱，也没有上帝鬼神。人就是一些物质元素的组合。死亡就是物质组合的解体，形神俱灭。失去了生命的尸体转化成青烟黄土，也许在亿万年之后转化成石油。一旦生命终结，就是永恒的黑暗，一无所有。

生命不能永恒，再坚固的陵墓也照样不能永恒。现在看那些昔日威严辉煌的王陵，秦始皇陵成了农民承包的果园，汉陵成了牧童放羊之处，明定陵倒是修葺一新，然而万历皇帝的头盖骨却被拿出来展览，他的陵园上建起了收费厕所。

真可谓“阁中帝子今何在，栏外长江空自流”。

一度，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们力图把科学生死观转变为对现实更“有用”的行动，他们平坟还田，丧事从简，捐赠遗体，抛洒骨灰。但是尽管已经推行了几十年，直到今天，真正能那样超然对待死者和丧事的人比例还是很小。不要说尚未彻底移风易俗的农村，就连大城市里操办之风依然盛行，甚至愈演愈烈。几十年来，全民教育，反迷信斗争，行政命令，诸多方法全都用过，但只要稍微一松劲，种种旧习就卷土重来。

按物质计算，人类有多少资源被浪费在无知无觉的死者身上？有个故事说农民上山去耕作，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地，找来找去，最后发现他的地盖在了他的草帽下面。这虽然是个玩笑，却真实地反映出中国土地资源的困境。今天，从南到北的坟地得多少草帽才能盖得住呢？人总是越死越多，每个死人占据的空间，耗费的金钱和材料，累积起来的总量是多少呢？会不会有一天，地球上的活人将被死人挤得无处可呆了呢？

然而，我们能因此就简单地指责丧葬仪式都是铺张浪费吗？人是有感情的，人们为死者的辞世而哀痛，缅怀死者，怎么能不让他们表达？不错，人没有灵魂，但既然人死后只剩下尸骨，人们不对那尸骨表达感情，又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人们就只能把丧葬搞得尽量铺张和隆重了。

这就是现代丧葬陷入的尴尬境地。传统丧葬的宗教之核——灵魂已被否定，丧葬的意义转成仅仅是为了生者的感情寄托。然而把对亲人的全部感情、纪念和供奉都凝聚在一盒骨灰上，其中却有一种极大的荒谬。摆在你面前的骨灰明明白白告诉你亲人已死，死亡阴郁而丑陋，却不是亲人曾活，活得健康美丽。骨灰看上去神圣异常，却放哪都笼罩阴影，让人躲避或嫌弃。语言中最不屑的词汇有一个“人渣滓”。骨灰不就是人渣滓吗？地地道道，名副其实。我们却把它和亲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成了亲人的全部、唯一的象征，并且在唯物主义的观念和现世资源条件对传统丧葬内容的限制中，形成了一套以遗体骨灰为主体的、卑琐扭曲、耗人浪费、无审美亦无文化价值、而又人人都不得不照做的病态丧葬方式。

这不，我也是一样，千里迢迢把一个骨灰盒送回老家。

到了龙口，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跟市政府打交道。家族长辈们叮嘱我要把父亲的骨灰盒放进“革命公墓”，还要立一块碑。父亲十五岁参加“八路”，四十年前就在龙口当过代理市长（共产党的），似乎该得到这种荣誉。“一平方地皮就够了。”长辈们说。可龙口市政府不买账。死了那么多年的人对今日龙口已经没有价值。

我没有跟市政府官员认真交涉，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盼着他们拒绝。我去跟他们说这话，只是因为家族长辈有这要求。我开车几千公里从东北跑回老家，目的并不是把父亲的骨灰盒从一个“革命公墓”转到另一个“革命公墓”，而是想一劳永逸。

我把父亲的骨灰盒带到了海边，让父亲再和家乡的海呆一会儿。虽然我的理性足够知道这是虚幻，可在每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宁愿把死去的亲人想成有灵。我接受科学生死观，却认为再唯物也不能喊个“一二三”就把亲人尸体从病房窗口直接扔进后院垃圾箱。我主张丧事从简，可我跑这一趟的耗费不少于大多数葬礼。关键是人必须把哀思寄托在一个对象上，当对象只有一个骨灰盒时，也就只有围着它转了。

据说大象临死前会自己离开象群，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死。它不愿让自身尸骨给同类笼罩上死亡阴影。那么，作为人，作为具有智慧、理性、审美意识的现代人，是不是能找出一个比骨灰更美好、更永恒、更节约、又更能表达情感的对象，作为死者留给后人的纪念呢？

当我把“红旗”轿车驶进家乡的村庄，乡亲们纷纷围拢，老人轻轻拍打车身，妇女透过玻璃往车里看，儿童们抢着东摸西摸，大家轮流坐进车，颠着笑着。我看着这一切，似乎是父亲回到了老家，所谓的“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吧。爸爸，那位大爷是在跟你这久别的兄弟叙旧吗？老奶奶像是责备你走得太久，孩子们似是从你的兜里掏糖。爸爸，看你的模样多体面、多出息，乡亲们都为你感到骄傲哩。

那些被装在骨灰盒里的人们，人生一世，难道只有那点默默无言的干涩骨灰？不是有那样一句话吗——“每个墓碑之下都是一部长篇小说”。谁没有过这样的经验，读书时，哪怕书的作者是三千年前的古人，你也会感觉他就活在眼前。多少肉体早已消失的历史人物，他们的生命却一直激励我们，指引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影响我们的思想和行为。他们死了吗？每当我置身在图书馆时，常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在周围包围着我的，是无数活生生的灵魂。是的，灵魂。我说的灵魂不是神学意义上的活在另一个世界的灵魂，而是一个曾经活过的人的生活历程、思想感情、他的人性和他作为一个人的非物质的本质。每一个死者，正是他们的这种灵魂使人怀念，人们在为他操办丧事的过程中，在捧着他的骨灰盒擦来擦去时，寻找的不也正是这种灵魂？那么，能不能用这种灵魂代替骨灰，把纪念死者的主体从骨灰转移到灵魂上呢？

当然，所谓的灵魂不能是一个虚幻的概念。只有把那种灵魂固化成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对象，才具有代替骨灰的可能性。虽然人死后形神俱灭，然而人的生命历程、思想感情和精神遗产是可以通过文字记载而得到“固化”的。那固化下来的，不就是脱离了物质躯壳而能够得到永生的灵魂吗！这就是司马迁说他写《史记》是为“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也是曹丕言文章乃不朽之盛事的原因所在。自古以来，无数伟人名流就是这样通过留下回忆录、传记和文献资料，使他们的灵魂脱离有限的肉体，承载于不灭的文字，从而获得了永生的。

问题在于，如何才能使普通人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灵魂呢？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功名伟业，没人给他们著书立传，也没有不朽作品以传千古。但是他们也照样有生命历程、思想感情和精神遗产，也就是说，他们也有灵魂。固然他们自己可以写回忆录，至少也有日记、信件、音像资料什么的，然而问题在于怎么保存。现存的机构——出版社、博物馆、图书馆只对伟人名流感兴趣。普通人的东西如果只是压在自家的箱底里，遭受虫蛀、发霉，最终丢失或被遗忘，与骨灰的意义也就相差无几了。

所以，关键在于为普通人的灵魂找到一种有效的保存手段和纪念方式。我一直想，能不能建立一种叫作“灵魂纪念馆”的机构，专门珍藏和管理死者生前所写或口述的回忆录，或者是亲友为死者写的传记，也可以包括死者其他的个人档案、作品、照片、录音录像等。每个人只需要一张薄薄的多媒体光盘，就可以把所有内容文、声、像并茂地保存进去。而那“灵魂纪念馆”应该是永久性的，所有光盘都会得到永久保存。

“灵魂纪念馆”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对普天下所有人一视同仁。人活着的时候不平等，在死亡面前总不应该再有区别。保存灵魂不仅仅是伟人名流的特权，而应该是全人类共有的天赋人权。所有的灵魂在“灵魂纪念馆”中，都将受到神圣仪式的供奉，与天地共长久。

我设想，“灵魂纪念馆”就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拥有世界级的艺术建筑群和雕塑群，美丽幽静、肃穆庄严。珍藏光盘的库房在地下，能抵抗核爆炸、大战、冰川等浩劫。建设这样一座纪念馆实在算不了什么难事，从人类每年花在肉体丧葬上的财力、物力中分出一小部分，千分之一，也许万分之一，就足以为亿万灵魂提供这样一个安身之处了。

 一盒骨灰传达出的只有一个死亡，而在同样大小的空间里，却能容纳数百张光盘，每张光盘都可承载数以亿计的信息。那些信息传达的，却是人生命的精华！

如果有这样一个保存和纪念灵魂的地方，人类丧葬就具备了根本变革——从祭奠死者的尸骨转为永存死者的灵魂——的基础。无论一个人的肉体死了多少年，读一遍他的回忆录，他的灵魂就可以整体地再现一次，他的一生就从始至终地重活一遍。无论死者多么老迈，你都能从屏幕上看到他（她）年轻美丽的时光，也曾是少年，也曾顽皮、浪漫、恋爱，并且梦想……纪念馆高水平的再现设备甚至能让你看到亲人像真的一样活在他的历史中，活生生地展现在你眼前。

有什么凭吊亲人的方式比看他的历史、读他的回忆录、听他讲述，或重温他留下的日记书信更好？亲人的灵魂与你同在。你将同他一起重走他一生的历程，与他一道思考、激动、希望和反省，体会他的情感，让他的智慧、经验给你启迪，用他的生命之火给你点燃指路明灯。

而父亲现在只有一个骨灰盒。我提出要把他与爷爷奶奶埋在一起。一个远房二叔为我引路。夕阳下，二叔扛着锹走在前面，我开着“红旗”跟在他身后。路两边长满庄稼。车在不平的路上起伏。爸爸，你终于回家了，坐着你造的车，由你的儿子驾驶。开着“红旗”轿车回家的一路，我时刻在发动机的转动中感受到父亲的脉搏，笼罩我的车身的似是父亲的拥抱，在“红旗”的行走中，我感到父亲活着，和车融为一体，和我融为一体。

爷爷奶奶的坟早已被平，那块地里如今长满了花生。二叔只能依稀记起他们埋在什么位置。我不要求精确，仅是想让父亲离他们近一点。说实在的，做这些都没有实际意义，我只是不想让父亲继续呆在阴森的骨灰堂里，他应该在家乡的土地上得到松弛和舒展。

可以想象，如果一代代死去的人不是把他们的一生智慧带进棺材或火化成灰，而是记载下来留给后人，那种遗产难道不比留下再多的金钱、房屋和遗产的价值都高出百倍吗？现在的人都会有几十年的晚年时间需要“打发”，有足够的时间“固化”自己的灵魂，那不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寄托吗？写回忆录不仅仅是个记录经历的物理过程，也是对人生的总结和升华，除了对自身是一种修炼，对人类的道德文化肯定也有促进作用。

我相信，未来的“灵魂纪念馆”将成为人类的智慧宝库，最宝贵的人生图书馆，亦将成为哲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风俗学等各种学科的研究基地，成为全人类共有的无价财富。有了“灵魂纪念馆”，从此历史将不再仅仅是强权的声音，一旦人人都能留下自己的历史，那些充斥以往历史的谎言和伪说就不再有存身的位置。

如果让我畅想下去，我甚至想到“灵魂纪念馆”周围有海一般的森林，其中每一棵树都是用死者骨灰栽种的，树上也许还有死者的铭牌。当后人在“灵魂纪念馆”中凭吊完自己的亲人，再坐到亲人的树下沉思，他会感觉到亲人没有死，就活在自己身边。那风在树叶间的低语，不正是亲人讲述着战胜死亡的故事吗？

而那时，当人类知道在死亡的无边黑暗中，有这么一个地方在为灵魂燃烧着不熄的圣火，永世供奉着他们曾经作为一个人而得到的尊严、智慧和理想，那么即使他们已化成尘土，那尘土也将自豪。

我在花生地里挖出一个坑。乡亲们觉得这样埋葬父亲似乎太冷清，毫无排场，也没个什么市里镇里的头头脑脑参加。我也许应当告诉他们，当年父亲的追悼会可开得挺风光。上千人参加，各级领导出席，党给做的评价甚高，花圈什么的海了。那时尚在“文革”后的平反昭雪之初，人们的感情还很新鲜，仪式也没像后来那么简化。上千人轮流跟我们全家握手，把我的手都握麻了，一个挨一个到父亲骨灰盒前鞠躬，光鞠躬就鞠了两个小时。

我当时作为家里的长子，有一系列接触父亲骨灰盒的过程，然而那时，我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我在那时不会说，即使现在说也会让人不以为然，当我去拿起、放下骨灰盒、或是捧着骨灰盒行进的时候，满脑子想的都是：千万别失手，千万别让这骨灰盒从我手里掉下。

老家的乡亲们不知道，龙口的市政府不知道，十年前在父亲平反追悼会上向这骨灰盒鞠躬的上千人也不知道，被说成在“文化革命”中自杀又被不少人说成他杀的父亲根本没留下骨灰。在他的骨灰盒里，只有一个齿轮。

为了开那个平反追悼会，必须有一个能让人面对的对象。骨灰盒是我去买的，而盒里不该是空的。如果骨灰盒从我手中掉下，当众滚出一个齿轮，那似乎对鞠躬的上千人是个侮辱。人们的尊敬和悲痛应当给骨灰而不是一个齿轮。

暮色降临的时分，埋葬父亲骨灰盒的坑已经挖好。在离别的一刻，我打开骨灰盒盖看了最后一眼。骨灰盒内，齿轮反射着黯淡的天光。那是中国第一批“红旗”牌轿车上的一个齿轮。它诞生于世时，父亲正在意气风发地领导着“红旗”轿车的事业。我相信父亲的灵魂会在那时传递进这个齿轮，哪怕只有一丝，这齿轮也比骨灰更接近他的真谛。

因此，这齿轮该得到人们、家族、乡亲们和我为它所做的一切。

第二天，离别家乡之前，我最后一次来到埋葬了父亲的花生地。家乡的泥土散发着春天的芬芳。我的祖祖辈辈在这土地上生生灭灭，现在全部化成了虚无。父亲也和他们一样，只剩下一平方米的湿土，太阳升起就将无影无踪。在这片家乡的土地下，祖先数不清的尸骨中多了一块金属。我在心中默默地对父亲说，等“灵魂纪念馆”建起的那天，我将重返家乡，把他的齿轮拓在一片纸上，永久地安放在那灵魂的殿堂。

王力雄，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和论文若干。

本文原发《天涯》1999年第5期。

 

 

屠格涅夫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刘军

 

 

屠格涅夫在小说《处女地》中表现了所谓“到民间去”的俄国民粹派运动。《处女地》中的主角涅日达诺夫是个贵族的私生子，是个“多余人”，他的身上有屠格涅夫自己的影子。他有改革的理想，但没有具体的方法，也缺乏实现理想所需要的坚强意志。他最后选择了自杀，成为失恋和历史战车的牺牲品。屠格涅夫的理想人物是实行“自下而上”的改良的平民知识分子索洛明，这个受过英国教育的知识分子告诉贵族们，他们将在即将到来的工商业潮流中失去统治地位，未来属于能够把握这个潮流的资产阶级。

屠格涅夫显然尊敬民粹派运动的基层分子，反对虚伪的自由派和顽固的保守派贵族。但他并不相信民粹派提出的越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他在《处女地》的开头说：“要翻处女地，不应当用仅仅在地面擦过的木犁，必须使用挖得很深的铁犁。”屠格涅夫解释说，这个铁犁指的不是革命，而是教育。从这里看，屠格涅夫是当然的改良主义者。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则叙述了贵族知识分子拉夫列茨基和丽莎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悲剧，是一代无法行动和反抗的贵族知识分子的写照。小说中虚伪、自私、浅薄的彼得堡官僚潘申和轻浮、淫荡、寡廉鲜耻的交际花瓦尔瓦拉，无疑集中体现了屠格涅夫对人性中卑劣和无耻的部分的批判。潘申和瓦尔瓦拉，在今天的国人中绝不鲜见。我们身边有多少潘申和瓦尔瓦拉在行动，而且以此为荣！而软弱的拉夫列茨基和丽莎，在悔罪和绝望中放弃了斗争，在痛苦中度过没有爱、没有希望的余生。作为没落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拉夫列茨基只能寄望于青年，他为他们祝福，认为他们拥有他所不具有的力量和未来。　　

屠格涅夫在《父与子》中试图表达同样的主题，即青年一代认为老一代“有内涵而没有力量”，老一代认为青年人“有力量而没有内涵”。两代知识分子的冲突既是代际冲突，也是思想和理想的冲突，有生物学的背景，也意味着行动方式上的根本分歧。　　

屠格涅夫也许更为我们今天所认同，他对于文化、艺术、传统的维护，对于激进革命的警惕，对于青年的破坏性力量的抵抗，现在看来尤其令人同情。而被屠格涅夫称为“虚无主义者”的巴扎罗夫则培育出阿尔卡狄这样的认为“我们拥有力量，力量无须负责任”的弟子，自己则主张“我们只是破坏，破坏也就是建设，因为破坏清扫出空地”。今天我们知道，这是20世纪历史的先声。　　

不知道如何去建设就去破坏是可疑的，建设出更坏的东西来是可怕的。当然，亨利•詹姆斯对阿尔卡狄不以为然，认为阿尔卡狄只是我们世界中无数的平庸的追随者和模仿者而已。死亡终结巴扎罗夫的反抗，而一点“瓶瓶罐罐”的“幸福”就足以使阿尔卡狄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去了。　　

今天看来，巴扎罗夫的虚无主义态度当然乏善可陈，它今天对于我们没有多少吸引力，因为我们在一个世纪里看到了更多、更激进、更暴烈的虚无党。英沙罗夫式的把一切献给祖国的壮举也是半途夭折，叶莲娜爱上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宏大梦想，因为我们知道摆脱了土耳其殖民统治的民族国家很快将卷入新的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的斗争。后来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在《白痴》的结尾可以说是解构了叶莲娜的理想，其中的阿格拉亚爱上了一个保加利亚伯爵。这个伯爵以其心系故国的高尚姿态迷住了阿格拉亚。但后来证明这个伯爵是个骗子，不仅没有财产，而且也没有如此这般高尚。　　

诚如以塞亚•伯林所说，屠格涅夫通过他的一系列伟大小说刻画出了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编年史”，这是一部绝望、怀疑、激进、虚无、革命、暴力交织着的编年史。在一个世纪多的时间里，我们感受着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为我们展现过的知识分子心灵与思想上的剧烈冲突与不可调和的斗争，领略了他们展现的恢宏历史，知道他们仍然为我们提供着不会磨损的感受力和不会衰竭的分析力。　　

 

（转自2005年9月7日《中华读书报》）

 

 

笔会理事会就关于司鹏程先生举报笔会旧账户上存款消失

和银行交反欺诈部门处理之事的公开要求

 

 

 

2016年3月15日，笔会前海外出纳兼司库司鹏程先生向笔会第五届会长廖天琪、第六届会长贝岭发来举报信：“两位，从银行获悉，笔会旧账户上约9万美金存款消失。因金额大且我不知情，银行方面交Fraud Department（反欺诈部门）处理。具体信息尚在了解中。先此知会。”

基于银行反欺诈部门的介入迄今已二十天，笔会理事会和全体会员都应知晓其结论。据此，理事会要求司鹏程先生尽快向会员通报以下事项：

1，该款项转至何处？

2，是否被外人盗领？

3，是否转入一个新的以笔会名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开设的账户？

4，或是某位会员的私人账户？

同时，理事会也要求担任笔会第五、第六届财务秘书的张裕先生和担任第五、第六届海外出纳兼司库的司鹏程先生立即向笔会会员说明：

1，从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内取走笔会九万美元存款的账户是哪一年在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开设的？

2，开设账户者姓名？

3，该账户的支票签名人有几位？具体姓名是谁？

4，该账户在美国何地开设？

5，存有九万美元的该旧账户的月结单寄往地址是哪里？是谁的地址或邮箱？

6， 该账户现今还有多少资金存留？

7， 该账户在第六届理事会任期内（2013年11月至2015年12月间）是否有资金进出？

 

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理事会

2016年4月4日

 

 

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谴责对资深记者高瑜进行持续骚扰的紧急行动通报

 

 

 

2016年4月12日

紧急行动网络2014年第9号第4次补充 

中国： 对资深记者高瑜持续骚扰，健康堪忧 

据报道，在北京城管局于2016年3月31日强拆高瑜私宅家院后，高瑜入住医院。国际笔会深切关注资深记者高瑜的健康状况。目前高瑜仍在医院，病情状况暂已稳定。国际笔会呼吁中国当局停止侵扰高瑜，并批准她到德国治疗的申请。

吁请大家采取行动！并在脸书、推特和其他社交媒体上分享。

向中国当局呼吁：

• 表达关注记者高瑜遭受持续侵扰，包括无法院执行令强行对其院子进行破坏；
• 严重关切高瑜的健康状况，敦促随时提供适当的医疗护理，并使她得以恢复医疗保险；
• 呼吁当局批准她到德国治疗，因她已为此获得签证；
• 呼吁撤销对她的定罪，并且立即无条件释放她，因为她是从事合法的职业活动而遭受迫害；
• 提醒中国当局，中国政府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签署国，对于该条约规定的合法表达的自由、不被任意拘留的权利和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故他们负有义务“不得有任何足以妨碍条约目的及宗旨之行动”。

请将呼吁信寄往：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 邮编100032

国务院转

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

传真：+86 10 62381025

中华人民共和国

北京市东城区前门东大街9号 邮编100032

北京市公安局

王小洪局长

传真：+86 10 65242927

电话：+86 10 85225050

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院长索宏钢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西路

邮编：100012

电话：86 10 68639038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

院长杨万明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南大街

邮编：100022

电话：86 10 85268122，85268520

请抄送：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

您所在国的中国大使馆联系方式，可在此处找到：中国驻外使领馆

考虑接受高瑜为您笔会的荣誉会员。

**如果在2016年5月12日后寄发呼吁信，请与伦敦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联系。

**请将你们就高瑜案开展的活动告知我们，包括你们从当局收到的任何回音。

 

个案背景

居住北京的资深异议记者高瑜在提起上诉及在羁押期间健康状况恶化后，于2015年11月26日以保外就医获释。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仍维持“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决，但将其（一审的）七年刑期减为五年，剩余刑期允许监外执行。（更多信息参见之前的国际笔会紧急行动通报）

据报道，高瑜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还有美尼尔症——内耳出现的症状；她在被羁押期间出现经常性心绞痛。她还有淋巴结增长症状，有可能为恶性。但高瑜前往德国寻求治疗的申请于2016年2月被中国当局拒绝。据报道，高瑜无法享有国家提供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

另据报道，高瑜于2016年3月被强制“旅游”，地点在中国西南的云南省，据信当局此举与2016年3月5日至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时间一致有关。

2016年3月31日，约二十（或更多）名便衣警察和被称为“城管”的城市管理官员，未事先警告就来到高瑜在北京的家。据报道，他们没有出示法院执行令就拆毁了其所称“非法庭院建筑”；高瑜的儿子赵萌在该事件中被殴打，受伤至今未愈。理应起诉当局，寻求赔偿。此次强拆普遍被认为是企图恐吓高瑜，因为附近有相同建筑者并未遭受强拆。

    据报道，高瑜因试图阻止强拆而致的对峙，才触发其心脏病症复发。目前，她已被允许入住安贞医院，病情暂且稳定下来。

    另据自由亚洲电台采访，高瑜确信，当局是刻意把她的院子作为单独区别于所有非法搭建邻居的院子进行野蛮拆除。她说，通常情况下，强拆须经法院授权，但这些负责强拆者并无任何法院执行令。

    高瑜曾在《经济学周报》被禁前任总编，她因在香港报刊发表文章支持天安门广场学生运动，于1989年6月3日首度入狱，并在狱中度过一年多。因在香港出版物上发表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文章，她又于1993-1999年因“非法为境外组织提供国家秘密”在狱中度过五年半。高瑜以激烈批评中国的政治分析和对中共内幕有及时而准确的了解而知名。

    高瑜是独立中文笔会荣誉理事和捷克笔会、丹麦笔会和瑞典笔会荣誉会员。尽管遭受相当大的行动限制和恐吓压力，但她仍继续作为自由记者在中国工作。高瑜曾为笔会2013年报告撰写了《今日中国的创意与限制》一文。高瑜一案已被国际笔会在2015年“国际妇女节”和2014年“狱中作家日”列为世界最典型的个案之一。高瑜案还曾被2015年5月于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狱中作家委员会大会以笔会空椅子加以强调，当时的很多到会者纷纷在明信片上写下声援词句，并寄给处于监禁中的高瑜。

进一步消息，请联系国际笔会的Emma Wadsworth-Jones，Koops Mill Mews,

地址： 162-164 Abbey Street, London, SE1 2AN,

电话：+ 44 (0) 20 7405 0338,

电邮： [email protected]

 

（独立中文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