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
一.历史跟中国人的关系
胡平和王康是同龄人，他们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说：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我后来不断引用了这个说法。历史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似乎高于其他民族。你可以想象西方民族是一个理念的民族，犹太人是一个信仰的民族，印度人是一个出世的民族，穆斯林是一个圣战的民族，但你很难想象中国人跟他们有多少类似之处。中国人的特点是入世的，历史的。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有着极高的意义。
中国人缺少宗教，准确地说，缺少形式宗教，缺少外在的超越信仰，但中国人不是没有超越的时刻，不是没有道德的坚守。在别人那里，由宗教提供的东西，我们这里，由历史提供。我们相信，人可以通过他的德行、言论或功业来成就一生的价值，来流传后世。我们不相信末日审判，我们相信历史的审判。我们不相信有公正的上帝，我们相信有公正的历史。我们不相信有天堂地狱，好人死后会升天堂永享至福，坏人死后会下地狱永遭惩罚，我们相信历史，相信好人能流芳百世，坏人将遗臭万年。
和其它文明古国相比，中国有着最悠久、最丰富、最连续、最完整的历史记录。按照胡平的说法儿，跟其他国家的史书相比，中国的历史写作至少有两个特点：1、它坚持真实性，不畏权势，秉笔直书;2、它强调道德裁判，春秋笔法，意含褒贬。我们可以看到，经过一百多年的现代转型，这种史官文化，这种史书写作传统仍未中断。即使有意识形态史观或党派史观的横切，但中国人仍接近并洞察到了历史的真相;比如抗战、抗美援朝、反右、三年灾害等等，有这些那样的禁区，但今天的中国人仍像无师自通地了解理解了那些历史阶段。对其中活跃的历史人物，中国人也寄予了相当的同情。
对历史或历史写作的这种信念，相信历史所具有的审判和拯救功能，可能是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之一。像孔子之道不行于世的时候，他就退而写史，他作春秋而乱臣盗贼子惧。像司马迁遭受男性奇耻大辱，隐忍苟活，也在于他相信历史的拯救，他可以藏之名山，传之后人，以待来者。秦桧设计害岳飞，一度犹豫不决，怕死后遭唾骂。像文天祥从容就义，他的精神支柱就是留取丹心照汗青。文革中，刘少奇遭陷害，百口莫辩，只能用一句话安慰自己及妻子儿女，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至于其他人，陶铸、彭德怀、陈毅这些人，他们也曾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一个党或一个领袖，但在他们最后的日子里还是把自己存在的价值托付给了历史。
对历史的这种信仰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例子，比如70年代，在文化大革命最黑暗的时期，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第一次访问中国。周恩来接见了他，在会见后送客时，周恩来突然走到他的跟前说：“竹入君，我们中国不会永远这样下去的。”说罢转身就走。竹入告诉李慎之，他当时分明看到周恩来的眼里噙着眼泪。比如80年代，陈云针对党内保守派用扣帽子的惯用手段打压对手时说，难道过几年还要我们再去给人平反吗?
这种对历史的信仰，其功效甚至大于对宗教的信仰。当宗教都被历史进程打压奴役时，人们就会本能地信仰起历史的正义。比如俄国虽然有东正教，但东正教在极权主义横行的历史时期低头了。1943年，阿赫玛托娃在列宁格勒监狱服刑时遇到一个女人。那女人“嘴唇冻得发紫”，完全有可能从未听到过女诗人的名字，“她从那种我们每个人常见的麻木中惊醒过来，把嘴唇凑近我的耳朵(那儿每个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你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阿赫玛托娃回答说：“我能。”于是，一丝朦胧的象是微笑的表情掠过了这张曾经是人的脸孔。阿赫玛托娃执行了她的诺言，跟索尔仁尼琴一样，他们的经典写作，诗歌、小说，都是上个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历史叙事之一。
我自己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比如半个月前，我晚上坐出租车回家，司机突然问我知道不知道王某、陈某某，我说我不仅知道，也在最近几年见过两人;司机一下子显得很激动，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他的生活，他听法广、BBC，对社会细节的了解比我还要多。他说像他那样的人这么多年生活得太苦了，知道很多事说不出来。他还跟我说，他是胆小，怕事，但司机中也有了不起的汉子。有一个司机，玩世不恭，有一次拉活拉了一个胖子，胖子牛哄哄的，说是主席的孙子;司机就说，中国的事就是你爷爷搞坏了。孙子不服，要教育司机，最后司机把孙子赶下车了。我遇到的这个司机跟我说了一路，最后分别的时候，真的像是舍不得，他也不愿要我的钱。我知道，他不晓得用什么语言来表达自己的心理。他其实是以自己的生活证实了我们中国人历史感的存在。
说白了，从中国人的理解来看，历史就是人心，就是人性。今天的题目是可以置换成我们怎样读人心人性的。对历史的信仰就是对人心的信仰，我们相信自己作为人的价值。这种历史感是很了不起的，因为它内在于人，它更朴素本真，所以它比依托客观外在的知识、上帝更有灵活性，它经常在危机时刻进行救济，比如西方人遇到危机的时候，上帝死了，作者死了的时候，他们也要诉诸于历史的审判。
二.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
这种历史感是一个早熟的民族对自身存在和世界的看法。
关于人对世界的看法，按传统的划分有这么几类，认知的、意志的、情感审美的。涉及到人类的话语言说方式，就是科学叙事、历史叙事、审美叙事。别人也有历史感，只是他们的历史感跟中国人的历史感侧重不同，对这些人类心智世界的侧重强化，导致各个传统文明相似而又彼此不同。比如西方人的历史感是一种知识论式的，他们强调历史可以抽象出客观规律，抽象出理念或绝对精神来;信仰民族的历史感是一种宗教观式的，他们强调总体性审判，末日审判，他们相信历史有一个神正目的，有一个彼岸的超越性的存在。当然，向上的路跟向下的路是一样的。各个传统文明向高端前行，最终是相通相融。尤其是现代化以来，各个文明的差异性越来越小了，全球化理论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承认，各个文明的同质化程度会越来越高，而各个文明内部的个体差异性会越来越大。因此，我们说中国人的历史感只是一种相对的说法。
单纯地看历史感，尤其是我们把这种立身处世的感觉跟其他文明的感觉相比，我们可以说，怎么评价中国人的历史感都不过分。
它当然是一种文明观，一种世界观，一种宗教信仰情怀，又是一种方法论，一种人生态度，一种伦理态度。
跟那些把一切关系建立在客观世界之上的民族不同，中国人更注重自身的修为;跟那些把一切关系交给上帝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自己可以审判一切。像孔子说的，求仁得仁。像王阳明说的，我心光明，夫复何言?跟那种讲求真伪美丑的民族不同，中国人觉得真伪美丑就在历史里写着。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相比，中国人的历史感要更包容一些，它更入世一些，更少偶像崇拜。历史感可能缺乏求知狂热，也没有神正目的论关于世界和人类方向的想法，但它的关怀更自觉具体。它是把祖先和历史人物事件召来，一起参与自身的现世成就，所以它更亲切更有人情味。
那么，能不能用一句话来说明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跟知识论的历史感、跟宗教观的历史感之间的差别呢?我想过这个问题。虽然这几种人生世界观在终极问题上一致，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但在具体的人生实践上，在表现形式上还是有些差别。不用说，大家都同会理解，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是伦理的，我们把生命看作是跟宇宙万物有关系的，人在宇宙中。但我今天对这种伦理的历史观更强调其中的一方面，即我们的历史感是对因果论的敬畏。这种因果论大于西方人说的因果律，也不同于信仰民族所说的末日审判。这种对因果的敬畏，既出自本能，也出自理性，更出自人的良知良能。
宋美龄有一篇非常漂亮的小文章，说的就是行为决定命运。她写道：如果过去的日子曾经教过我们些什么的话，那便是有因必有果——每一个行为都有一种结果。宋美龄甚至说，这种想法是宇宙的道德基础;它不仅适用于今生也适用于来世。Ifthe past has taught us anything， it is that every cause bringseffect—-every action has a consequence. This thought， in myopinion， is the moral foundation of the universe; it appliesequally in this world and the next.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是非常可敬可爱的。就是说，中国人在社会上的言行蕴含了某种敬畏。即使他们一朝权在手，他们并不自大自恋，而是表现出某种谦卑。我的《非常道》里收了很多这方面案例，比如说这些故事。
——张作霖在孔子诞辰的时候，会脱下军装，换上长袍马褂，跑到各个学校去，向老师们打躬作揖。张作霖说，我们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教育下一代，全亏诸位老师偏劳，特地跑来感谢。
——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在龙泉寺，陆建章负责执行。陆说袁曾手示八条保护太炎，如饮食起居，用款多少不计;说经讲学文字，不禁传抄;毁物骂人听之，物毁再购;早晚派人巡视，恐生意外，等等。陆建章对人说：“太炎先生是今之郑康成。黄巾过郑公乡，尚且避之。我奉极峰命，无论先生性情如何乖僻，必敬护之;否则并黄巾之不如了。”
——韩复渠曾视察青岛大学，由青岛市长沈鸿烈陪同。沈市长介绍时说：“主席，这是我们自己的学校，你不必客气，有什么指示，尽管吩咐。”出人意料的是韩主席没有什么指示，他只嘿嘿了两声之后慢条斯理地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各位老师都教得很好，很好，很好。”
——当中共领袖得知白求恩染病消息后，立即下令全力抢救。周恩来密令上海地下党，一定要弄来延安没有的抗生素盘尼西林以及其他必须的药品。地下党负责人万般无奈，最后硬着头皮去找上海闻人杜月笙帮忙，杜看了单子后半晌没说话。地下党负责人有些着急，一字一句地说：杜先生如果肯帮忙，我们是绝不会忘记的。杜月笙说：这次药单的确有些难办，与以往我帮忙的小事儿不一样，不过人家一个外国人能不要命地来帮助我们中国人打小日本鬼子，我们中国人自己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请明天晚上黄浦江口接货吧，所有费用就算我捐助了。
——1962年6月一天，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对因果论的敬畏，中国人的表现也是相当可畏可怕的。
比如在过去，中国人一旦在原始积累时昧了良心，他肯定会想办法弥补的。我们经常提到的案例就是，一些江湖郎中，走村串巷，一旦看上一个民风淳朴的村子，他安下家，比如给井水里撒点药，让村里人得点病，他来医治，这样积累起家业;到了儿孙长大时，他要么做善事，要么劝儿孙搬家;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报应。
比如千家驹，浙江金华第一个共产党员，大经济学家，后来被批斗，他买一瓶二锅头到香山鬼见愁自杀未遂，说两句牢骚话，儿子都给他告密，他为此反省，认为是自己前半生狂热革命而泯灭人性的报应，他还说过吴晗。深入在民盟内中共秘密党员吴晗和盟内的左派批“章罗”之疯狂狠辣，使千家驹为之心冷。当他后来写到吴晗时，说道：“没想到文革中他被毛整得比章伯钧还惨，甚至死无葬身之地，难道不是因果报应吗?”
对这种因果论的敬畏，理解得最深的可能还是那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人，那些对社会的其他成员有更多支配资源的人。比如毛泽东，他曾经流泪，因为他想到中国人说的，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也经常引用俄国人的例子。当代俄国最著名的富豪之一，弗拉基米尔-古辛斯基是个呼风唤雨的人物，他少年时代的梦想是成为一个物理学家，他在苏俄转型的年代发了横财，但他承认自己无能面对人性的阳光，“我不能说我是一个绝对正直的人，是所有人的榜样。”古辛斯基承认俄国人的黑暗、肮脏和丑恶，“任何一个从1985年之前的这个国家熬过来的人，或任何一个1985年之后建功立业的人都不能说是。我们都有对我们的孩子难以启齿的事。”这也是一个对因果有着敬畏的人所说的话。
说到因果论，你们可能还会想起北岛的诗，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北岛的诗在当时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反响，也是因为他激活了中国人的历史感。
你们可能还会想起食指的诗，相信未来。但只是相信未来并不是因果论的内容，因果论不仅承认过去和未来，也承认现在。这是一种了不起的存在主义，一种朴实而伟大的关于人的学说。宋美龄说的是，我们日复一日地写下我们自己的命运，因为我们的所为不留情面地决定我们的命运。这是最高的逻辑及人生的法则。我们可以举例，比如宋朝的范仲淹，因为正直，多数被皇帝贬官下放，但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倒霉的，他的言行获得了社会的回报，他自己认识到，仲淹三贬而光，多次被贬反而在民间有更大的声望。我们还可以举例，比如，现在不少经济学家，在大众心中只具有戏子的意义，有些朋友甚至直言劝经济学家不要帮闲帮凶，不要主动做替罪羊，不要活着时看到自己的葬礼。因为确实，社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埋葬了他们。
中国人的历史感有自己一整套文明机制。它是普适的而不是特殊的。它是关于个人的文明认同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因果论式的历史感跟知识论、宗教观的历史感不同。社会学家证实，一个家族的成就高低跟它的宅心有关，比如调查江南明清以来的一些家族，那些家族繁荣几代甚至十几代的，都有着善良、诚信、正直、谦让等等品德，反之，那些奸滑、自大、虚伪之人，虽然暴发，仍会破落。这种历史现象，如果用知识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发展出一大套人类文化学、社会学的知识来，从中得出结论，人要诚信、正直等等;如果用宗教观式的历史感来表达，人们就会得出结论，这种历史现象在于那些宅心仁厚的人家是被上帝捡选的人。但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表达，就是中国人都知道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种直觉，使得中国人活着有一种相当踏实的认同，他活在这种历史里，他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这种历史感在各个阶层里有不同的落实方式，我们简化一点说，它在老百姓那里是因果报应，它在儒生和士大夫阶层那里是因果律，它在统治者那里是天象天谴天命和人心向背。它也有知识背书机制，比如个人修史传统和朝廷修史传统，无论哪一种历史写作，都是要进行道德审判，在这种审判里，中国人完成了自己的价值和生命认同。它当然也有物质财的表现形式，比如宗祠、庙堂、各种民间组织，有仪式、节日、有祖先崇拜，但它更是一种现象学式的处理态度。现象学有一个词叫悬搁，直取本质，中国人也是，中国人把客观规律或上帝什么的都悬置起来，中国人的历史仪式实际上也是一种方便，是孔子说的，祭如在，是老百姓说的，信则有;为什么要祭，要信，还是要解决中国人的精神或心理问题。中国的历史感及其文明机制在于中国人求放心，在于救济中国人自己。
三.当代中国人的史观
通过观察中国人的历史感，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历史感正是一种非常坚实的信仰情怀，是一种做人做事的信念。对中国人来说，历史不仅属于过去，它也活在当下，活在我们心里，并成为我们的营养，成为我们教养自己和后人的财富。
我们可以说，这种历史感是一种坚定的入世宗教。我们的文明之所以早熟，之所以没有经过别人那种中世纪的黑暗时代，就是因为因果论的历史感，它比经院哲学和修道院论证上帝存在更有社会关怀，更有个人关怀。它更世俗，西方人需要通过现代化来完成除魅的任务，中国人是通过因果论式的历史感来完成的。
如果我们也俗一把，说一些别人有的我们古已有之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自由主义的精神中国早有了，中国人的自由意识是通过历史感的意识来表现的。19世纪的俄国赫尔岑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境界可以说今天的知识分子也少有达到：自然并无计划，历史亦无剧本;原则上，并无任何单一锁钥、任何公式能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目的亦绝非真实目的，每一时代各自有其质地，各自有其问题;捷径与概括不能代替经验……但他的这种思想在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里有着非常好的答案，也有非常好的解决之道。中国人相信生命存在，既非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也非从上帝的选民等角度来相信，中国人从来不说，我种下了龙种获得了跳蚤，中国人习惯说的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WeChinese have a saying： “If a man plants melons， he will reapmelons; if he sows beans， he will reap beans.” And this is true ofevery man`s life： good begets good， and evil leads toevil.
这种历史感在传统文明里，借助于儒生、士大夫阶层和史书写作而得到了加强。但到了近代，这种历史感开始出现问题了，林则徐晚年感慨，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人一旦对历史产生怀疑，它能否沉淀出真实，能否对人物和事件达到公认的道德定论，传统的道德秩序就根本动摇了。
我们可以说，现代转型上百年就是为了解决这种历史危机的。只是上百年的历史进程都没解决得很好。这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史观出现了问题，历史正义反而被意识形态教条和政党学说取代了。
按照一些朋友的说法，我们作为后发民族的现代化历史，其特点是观念先行，协同进化的历史。但观念，必然比不上现实更生动更不确定，甚至也比不上传统文明模式那种大成包容的一面。所以新儒家们认为中国文明的现代化是坎陷的历史，中国文明是一种智慧，一种佛家所说的般若，一种直觉，但在现代转型的历史里，智不得不把自己坎陷为识，一种死的知识。这种知识甚至是妄自尊大式的，它不接受其他文明的智慧，它宣称自己是宇宙的法则，是历史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型的东西。
在这样一种现代观念面前，不仅传统文明、而且人本身都显得不足道了。一切都服务于这种历史主义，历史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对历史的解释不再是由人心人性来完成，而是由观念、阶层、政党、国家来完成。历史文本的说法出现了，人只是历史文本借以书写的工具。
实际上，这种历史危机自宋明以后就开始了，以至于王阳明不再诉诸历史审判而直接诉诸人的良知良能，他的努力当然不足以挽救传统文明的危机。传统文明确实需要其他文明的撞击才能新生。
但这样出现的史观就跟传统史观不同，它是一种历史决定论式的史观。这种史观首先是由党派和阶层来表达，它们的拳头粗，力量大一些，这种意识形态史观支配中国人一百多年，比如有人说国民政府的史观延续了传统史观，又有所变化，孙中山承继文武周公等人的道统;又有人说中共的史观早期是马克思主义批判式的，把传统历史看作人的史前史状态，把中国历史看作一片黑暗，只有自己能把中国人带入新天新地;后期史观则是黑格尔式的，把执政当作现实存在，现实的是合理的，它的执政是中国特色的绝对精神。
这些史观对历史和现实的解释当然有很多漏洞和不足，所以，个人史观仍在党派史观的极权笼罩下发挥了自己微薄的作用。这些史观我们可以数得出来的不多，比如民国的时候有李宗吾的厚黑史观、梁启超的大历史观、陈独秀鲁迅胡适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史观、雷海宗等人的史观。
最近二十年来，在个人史观方面有所阐述的仍是非常少的。我们数得出来的，柏杨的“酱缸”文化说，大家是很熟悉的，他认为中国人的文化和历史是一个大酱缸，不能流通，不重视活的生命。
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说，他认为中国社会之所以未发展出现代资本主义，封建专制的历史那么长，就是因为中国社会有一种超稳定结构。孙隆基的深层结构说，则是偏重于文化层面来揭示中国人的丑陋。
还有一种苏晓康的大陆文明说，即说中国文化属于大陆型文化，今天要开放就得引进海洋文化，就得习惯海洋文化。
这些说法大同小异，都是要指出中国人、中国历史或中国文化的不足，以求得更大进步的努力。他们都属于历史主义史观的范畴。
属于这一范畴的还有唐德刚和黄仁宇。唐德刚在宏观上提出了中国国体“转型论”之说，这一“转型论”在90年代差不多成了海内外社会科学领域最流行的一种理论。“转型论”将我国自西周以来的社会历史划分出两个转型期，第一个转型期发生在秦以前的战略阶段，由公元前4世纪中叶“商鞅变法”开始，一直到汉武帝与昭帝之间(公元前86年前后)，才大致安定下来。前后“转”了二三百年之久。“转型”的标志可以概括为12个字：“废封建，立郡县;废井田，开阡陌。”转型之后的中国，照唐德刚的说法儿，是千年不变。第二个转型期发生在“鸦片战争”时期(1839-1840)，秦汉模式在西方文明的挑战下逐渐维持不下去了，我们的传统制度被迫作有史以来“第二次政治社会制度大转型”。在这一转型期，中国历史几乎十年就要变一变。这第二次转型期被唐德刚喻之为“历史三峡”或历史的“瓶颈期”：“中国的近代史就如过三峡，非两百年不为其功，现在已快出峡，约再有三四十年，中国的近代化发展就能走出坦途。”黄仁宇也是大历史观，他的史观认为每一阶段的历史都有它在大历史中的任务。比如他说蒋介石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上层社会的整合;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完成了下层社会的整合。
还有一些史观，比如大家熟悉的吴思先生的潜规则，大家不熟悉的任不寐的灾民史观，还有我本人的类人孩史观。
这些个人史观都有一定的意义，但是，它们跟传统中国史观相比，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忽视了历史中的个人，就是从人心人性的位置上后退了，退到历史决定论、历史主义的怀抱。这些史观虽然表达得极富个性，却从孔子、司马迁那类个人写作的历史传统里退后了一大步。那种建基于人心人性之上的历史审判功能，经由孔子、司马迁等人示范的惩恶扬善的意义，就被一种转型的历史目的代替，为这一历史目的服务的各色人物都有了可以理解、同情之处。这些史观虽然突破了党派的意识形态史学，但他的史观跟意识形态历史没有太大的差别。
这种现代史观跟传统因果论式的史观有很多差别，它不再敬畏了，它出于理智地神话了历史。现代历史本来是一个祛魅的过程，但我们的史观反而给历史添加了神秘的色彩。这种现象带来了很多后果，最严重的后果就是使得中国人的历史感出现了危机。中国人失去了自我审判能力、失去了现实和历史的审判能力。凯恩斯说，从长远看，人都是要死的。当代中国人在这样的知识面前绕不过去，而失去了自我。中国人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只是有个体自觉，只具有个案意义。中国人开始在因果论式的历史感之外，寻找另外的拯救之道，比如离开自己的同胞，到另外的地方谋生，但他们仍有不安;比如因信称义，因名称义，他们信仰宗教，去做礼拜，热爱自由主义，去读经典，但他们仍有不安;这都是离开自己的心和自己的历史去寻找一种替代方案。
而别人的文明在现代转型里不仅通过除魅化的世俗过程，消除了文化传统、宗教信仰那种神圣崇高的一面，而且通过新闻出版、学校教育、政治制度等多种形式明确了是非善恶意识，明确了人生正义和社会正义。他们的历史感跟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一样，跟当下紧密地结合起来了。他们比传统中国人的历史感更进一步，他们的审判监督功能是及时实现的。在他们社会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政治正确”机制，这种机制监督一切官员、商人、学者，使他们不要犯下基本的做人的错误，一旦犯错了，社会也会逼使他们认错，如果不认错，社会有力量使他们出局。
可以说，发达社会的制度功效正是中国人理想的历史审判能力。遗憾的是，今天中国人的历史感还没有强到超越古人，达到跟发达社会同步的程度。我们今天的现代转型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比如我们虽然也有审判监督意愿，但我们的社会机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意识走在社会机制的前面，这些经济学家、学者们之所以还能够做秀、表演，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还未形成一种良性机制来审判他们、来认识自己。
因此，怎样读历史，其实是怎样读我们自己的内心，读我们与世界的关系。只要我们还有心，我们的历史感就不会丧失。我们仍会用自己先辈们常用的方法立身处世、安身立命。从今天社会转型的过程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历史感正在恢复，正在从个案向普适性转变。我们可以举很多例子，比如，民间对陈寅恪、顾准、林昭、王小波、黄万里、李慎之的纪念活动，都表明一种历史价值评判机制的启动;比如网络所代表的民意，不管人们说那些民意多么民粹，盲目，但它仍是了不起的，它反映了网民要求自己选择自己做主的主体意识。还有这些年历史图书的热销，读经运动，传统节日、民族服装的讨论，都象征中国人历史感的恢复。我相信，假以时日，一种以因果论的历史感为基础的文明重建工作也会卓有成效。这样，我们活在当下，也是活在历史里，活在未来的世界里。
跟传统历史感的个人领悟不一样的是，今天的中国人要想在现代化历史里获得坚实的历史感，一定要参与社会公共活动，要使自己充分社会化。这种公共参与要通过知识产品、人物事件、社会运动来实现。比如，行己有耻一条，你不能说你活了一大把年纪才知道什么是光荣耻辱，你也不能把这些光荣耻辱灌输给别人，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标准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当然，你也不能说你打小就知道耻辱所以不屑于别人讨论什么是耻辱，一切都取决于互动之中。传统文明的美好的一面是需要在今天以制度化和其他方式来保守下来的。我记得在民族危机的时候，章太炎讲学的核心就是讲行己有耻。还有，我们不能因为自己跟西方人的知识系统不一样，就妄想重构我们的现代化，就觉得我们不需要西方人的政治、道德标准;我们可以借用他们的知识工具，来加深对自己的历史的了解，像我前面说的，江南几百年的家族变迁，就完全可以写出很好的历史作品来。这种公共参与就是要把儒生们说的“智的直觉”转换成社会秩序建设上来，把人的充分个体化跟充分社会化结合起来了。伦理的、因果论式的历史感就会在我们的社会里扎下根来，我们生活其中就会免于恐惧和匮乏，我们也有着必要的虔敬和自由，而这样的现代公民才是一种人格自我完善的人。
Image copyrightEPAImage caption李波（右）與桂民海（左）分別擁有英國和瑞典公民身份。
Image copyrightEPAImage caption3月底的銅鑼灣書店已經「書去樓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