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員簡介

Dear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PEN

 

Dear members of International PEN,

I’ m writing this letter to you from the Evin Prison. I am in a section with 25 other female political prisoners, with different intellectual and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Until now 23 of us, have been sentenced to a total of 177 years in prison (2 others have not been sentenced yet). We are all charged due to our political and religious tendency and none of us are terrorists. 

The reason to write these lines is, to tell you that the pain and suffering in the Evin Prison is beyond tolerance. Opposite other prisons in Iran, there is no access to telephone in Evin Prison.  Except for a weekly visit, we have no contact to the outside. All visits takes place behind double glass and only connected through a phone. We are allowed to have a visit from our family members only once a month.

But it is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which is beyond any kind of acceptable imprisonment. We – 25 women – have detained in total more than 12 year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Political prisoners who are considered dangerous terrorists are hel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ndefinitely. Retention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can vary from a day up to several years.

However, according to regulations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holding prisoners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s illegal. Unfortunately until now,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as a psychological torture, has had many victims in Iran.

During 14 years long activity of the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Defenders, the Center have published and held many protests against the use of this kind of punishment. But unfortunately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is still used against many of Iran’s political prisoners.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is used to get forced and false confessions out of the defendants. These false and faked confessions are used against the defendants during the trials. Many of the detainees in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are suffering from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problems and the injuries will remain with them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fe. As a matter of a fact, the solitary confinement is nothing but a closed and dark room. A dimly confined space, deprived of all sounds and all light that can give the inmates a sense of humanity. Personally, I have been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three times since 2001. Once during my interrogation in 2010, I suffered a panic neurotic attacks, which I had never experienced before.

As a defender of human Right, who has experienced and have had dialogues with many people detained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I emphasize that this kind of punishment is inhuman and can be considered psychological torture.

As a humble member of this prestigious organization, I urge all of you, as writers and defenders of the principles of free thought and freedom of speech and expression, to combat the use of solitary confinement as torture, with your pen, speech and all other means. Maybe one day we will be able  to close the doors behind us to solitary confinement and no one will be sentenced to prison for criticizing and demanding reforms. I hope that day will come soon.

Greetings and Regards

Narges Mohammadi

Prison Evin, May 2106

桂民海女儿出席美国会听证会

 

桂民海女儿出席美国会听证会 盼美助父获释

桂民海

 

铜锣湾书店书商桂民海的女儿周二出席美国国会听证会,呼吁美国当局协助结束其父亲在中国被“非法扣押”的情况。

去年10月,专卖禁书的香港铜锣湾书店瑞典籍老板桂民海及三名同事在不同地点失踪,另一名股东李波则在12月底时下落不明,引起国际关注。最终中国当局松口表示,5人皆在大陆接受调查。桂民海的女儿Angela Gui相信父亲是受到中国当局绑架。她呼吁华盛顿协助释放桂民海。

目前在英国求学的Angela Gui周二出席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听证会。她表示在一个月前最后一次与父亲通话,但仍不知道父亲身处中国何地。”自家父及其同事被扣押已过去八个月。我依然没有被告知他的下落、受到何种对待、如今的法律地位为何。”

桂民海去年10月于泰国度假期间失踪。Angela在听证会上表示,在与父亲失去联络约三周后,李波曾经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告诉她,桂民海可能因为政治因素遭中国当局带走。

中国中央电视台今年1月突然播放桂民海的”认罪”视频,视频中桂民海称是因为10多年前的一起醉驾夺命事故”自愿回国自首”。但Angela表示,她从未听闻这起事故,并认为这是中国当局捏造的内容。她也质疑,如果父亲是前往中国”自首”,为何没有任何他在泰国的出境记录。

Angela表示,去年11月和今年1月,桂民海曾经通过通讯软件Skype向她发送两条信息,要求她保持沉默,她认为桂民海是迫于压力发送了上述信息。她说,瑞典当局只在二月底被允许探视桂民海一次。

Angela称:”我不清楚扣押的官方理由是什么,但在我看来,事情很明显与他的工作有关,我相信他的同事也是因为相同理由被带走。”

“中国的长臂伸向境外”

桂民海是”巨流传媒有限公司”创办人,出版有关揭露中共贪腐和高层内斗的政治敏感书籍,不少大陆游客上门光顾。

桂民海的女儿表示,其他失踪的书商”在名义上已经获释”,但英籍股东李波在返港后不只一次被要求重新返回中国大陆。

             中国央视1月播出桂民海认罪视频

Angela表示,桂民海是瑞典公民而且只持有瑞典国籍,在此背景下仍受到”非正式及非法”扣押,令人格外震惊。她呼吁美国及其他政府不断向中国追问其父亲情况,并敦促中方立即予以释放。

瑞典当局表示对桂民海一案”相当关注”,并已呼吁中国当局更开诚布公。

周二的听证会主题为”中国的长臂:从天安门至今 全球打压批评者行动”(The Long Arm of China: Global Efforts to Silence Critics from Tiananmen To Today),听证会举行时间临近六四27周年纪念日。听证会共同主席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表示,27年过去了,中国政府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打压,其触手已经伸出了国境。

 

来源:(德国之声中文网)

王巨:古蛇的后裔

古蛇的后裔——谨以此文祭奠十年浩劫下的亡灵们

王巨

现在回想起来,是一阵奇怪的喊叫声,将我引到了这里。这声音飘飘渺渺断断续续,像是从很遥远的被遗忘了很久的时代飘来,像一群看不见的蝙蝠在我四周飞旋。它仿佛是为了把我从那昏暗的千年沉睡中唤醒似的,一直钻入我的灵魂深处。我被这缠人的慑入肺腑的声音震慑住了。这尖细而飘忽的声音宛若一条无形的长线,牵着我向一个幽暗的人迹罕至的方向走去。我陷入一种梦游似的无知无觉的状态,懵懵懂懂,磕磕绊绊,不知走过什么地方,也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发现走进了这片荒芜的废墟里。这里到处是残垣断壁,杂草丛生,荒凉无人的街道上布满野兽的蹄印,破败坏塌的院子里到处是动物的粪便,那些倒塌的墙上还残留着过去时代陈旧的用大红书写的标语——时过境迁,它被久久地遗落在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

当我置身在这片废墟时,我感到了异常的寂静,听不到一丝声音了。刚才那奇怪的像是有人嚎叫的声音,此时消失的无影无踪。也许是因为我这个陌生人闯入了它们的领地,它们只是躲藏在暗处,不再发声了。我站在久无人迹的废墟中,思索着:为何,何因,我来到这里?我一边想着这个问题,一边移动脚步,四处游荡着想寻找到什么。我的脚似乎不是我自己想走,而是它似乎在自动迈着步。它把我带到了一个似曾相识的街口。就在这里,我遇见了那个孩子。他破衣烂衫,浑身脏兮兮的,脸上尽显着孤独和忧伤。他嘴里咬着指头,孤零零地站在一段低矮的老墙根下,用一种疑惧的眼光看着我,做出随时准备逃离的动作。这个孩子似乎一直生活在这里,从来没有离开过。是的,命运的安排,他已无法走出那个苦难深重的时代了。

  “孩子,你在这里干什么?”

  “在等一个人。”

  那孩子眯起眼睛,忧伤地看着我。这时,我终于认出他来。我的心里感到一阵悲哀。

  “是在等我吗?”

  “也许是吧。”那孩子说,眼巴巴地看着我。“你能把我救出去吗?”

  “你怎么了?”

  “我想离开这里。在这里,我不像个人……”

  “孩子,我救不了你。”

  我如实地告诉了那孩子,他的脸上再一次流露出绝望的神情。这是一种来自血脉源头的极其深邃极其浓重的绝望,谁见了都会流下同情之泪。我们就这样对视了良久。突然,那孩子动物般灵敏的耳朵像是听到了什么,脸转向大路那边,眼里现出一阵异样的恐慌:

“不好,他们又来了。”

那孩子像个虚拟的影子,一闪身,不见了踪影。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回头望去,只见大街上出现了几个孩子,他们脖子上系着红领巾,胸前佩戴着毛主席像章,杀气腾腾地向这里跑来。他们跑到街口,左右寻找着。这时,我明白他们来了要干什么。我希望他们找不到那个孩子,永远不要找到。但是——

  “他藏在那儿了。”

  一个孩子喊道。他们冲过去,像从窝里揪出什么动物似的,把那个孩子从墙后拖了出来。他们有的揪着他的蓬乱的头发,有的扭着他的瘦细的胳膊,有的扯着他的破旧的衣襟,那孩子被拖出来时,像个刺猬缩作一团。

  “你这个狗崽子,黑五类子弟,敢躲着我们!”

  他们打他的耳光,杵他的窝心拳,踢他的腰背,还揪着他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他眼里闪着泪花,像个沙袋似的沉默着承受着这样的击打。那些孩子们似乎打累了,命令他站在那里,又捡来一些死动物:蛇、蛤蟆、蜥蜴,老鼠挂在他的身上。他吓得直哆嗦,却不敢吭声。

  “你这个狗杂种,只配与这些动物在一起。”

  “让他就这样站着,低头认罪!”

  他身上披挂着那些动物的尸体,像个蛮荒之子低头站在墙根下。那些孩子们聚在一起,一阵低声密谋后,匆匆离开了。这时,虽然身边没有人,但他仍那么低头站着,不敢动一下。天上的日头越来越毒,直射着他。他身上的毛孔沁出细小的汗珠,渐渐变大,在阳光下闪闪烁烁,最后滑落到地上,摔碎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从街上走来,他微微抬起眼睛,投去求助的目光。他看见那些人腰身佝偻,瘦骨嶙峋,面孔土黄,神情愚呆,像石板一样冷漠。他们都穿着破旧的衣服,三三两两,僵尸般从他身边走了过去。只有一个人,回头向他这边看来,那人细长的脖子像个皱巴的老树杆,上面顶着一颗葫芦似的脑袋,眼睛干涩浑浊,像变色龙的眼睛罩着一层厚厚的皮。那个人毫无表情地看向他这边,不知是看到他了,还是什么也没有看见,最后眨动了一下眼,又转身走开了。

  地上没有风,天上没有云,天地间只有一颗光芒万丈的红太阳。

  那孩子不知站了多久,他蓬乱的头发里冒出白色的气,紫胀的脸膛上汗水如雨般流淌;他眼皮低垂,沉重得似乎抬不起来了;他的头一点一点的,越垂越低,脖子软得似乎撑不住了,要掉下去似的。最后,他像是被阳光融化掉了一般,摇摇晃晃地瘫倒在地上。

 

 

  “你是说,你在那片废墟里遇到了一个孩子?”

  “是的,我在那里看到了他。”

  “那孩子是个幽灵吗?”

  “不,他不是幽灵。”

  “那他是什么呢?”

  “是一个人遗落在过去的童年。”

  “你是说,那个孩子是一个人已逝的童年?你却看到他了?”

  “是的。你们不要认为,我看到的是什么幽灵,不是的,他只是那个人的童年的幻象。他一直活在我记忆深处的某个神秘的区域里,当我来到这片曾生活过的废墟时,他便清晰地完好如初地显现在那里了。”

  “你是说,你已回到了过去的年代?”

  “是的,那是一个无法忘记的疯狂的年代。”

  “那个孩子为什么沉默地忍受其他孩子的霸凌?”

  “因为他的出生不好。”

  “出生不好?怎么讲?”

  “他是黑五类子弟。”

  “黑五类?这个我就不明白了。”

“是的。在红色政权里,黑五类是被批斗镇压的对象。无论是大人小孩老人妇女,都难逃厄运……”

 

 

   天地间一片死寂。天空是灰色的,像是永远有层雾罩着,既没有飞鸟路过,也没有鸽子在盘旋;地上是红色的,到处书写着红色的标语,到处有红旗在飘扬,既看不到孩子们玩耍的身影,也听不到他们的欢笑声。突然,静寂的街上响起了敲锣声。敲锣人走街串巷,边走边扯开嗓门大声吆喝:

  “开批斗大会了。开批斗大会了。”

  那个孩子一听到这敲锣声,心里一阵阵紧揪。那用红布裹着的锣锤,仿佛不是敲在那面破铜锣上,而是敲打在他的肺腑上。灰头土脑的人们陆陆续续地走出家门,羊群般三三两两向广场走去。而那孩子却不敢出门,先是躲藏在一间暗房里,看见有人冲进家里,将老父亲扭着胳膊,押了出去。过了一会,等院子里没有了响动,那孩子从暗房里怯怯地投出头来。院子里空寂无人,那孩子走到大门口,躲在门背后面,不敢走出街去。不多时,他听到了批斗会上,那一阵阵高喊的口号声,还有暴打什么东西的声音。他用两手捂住耳朵,那愤怒的喊叫声,还是不停地传来。不知过了多久,那些嘈杂的声音开始流动,而且沿着大街向这边涌来。他从耳边放下手,听了听,继而伏在古老的木门上,透过门缝向街上窥视。那喧闹而杂沓的声音越来越近。突然,他看到街上有什么东西向这边爬来,后面跟着几个红卫兵,手里拿着树枝,在趋赶着。再后面是看热闹的人群。是什么动物呢?他怀着孩子特有的好奇心,目不转睛地盯视着。当那东西爬到近前时,他内心又一阵吃紧。那是个人,一个被剃了阴阳头的人。他学着动物在爬行,当那树枝抽打在他的身上时,他会条件反射地快速爬行几下。当那些人来到门口时,他认出那个爬行的人正是他的父亲。他被赶进对面一户人家的猪栏里。几头猪刚吃完食,正躺在屎尿堆里哼哼着。一个红卫兵对那个爬行的人说:

“你这头猪,给我学猪叫。”

那个人便哼哼起来。

“他该去舔那猪槽。”

一开始,那个人趴在那里,只是看着猪槽,没有动。红卫兵们一阵拳脚相加。那个人像猪一样尖叫着,摇摇摆摆地爬到猪槽边,开始舔食起来。

人们在麻木地围观,红卫兵们在狞笑。又是一阵高呼的口号声。

那个躲在门后的孩子,在无声地哭泣……

 

 

  “怎么会这样做呢?他们还是人吗?”

  “你没有经历过十年浩劫,不知道当时的情景有多荒诞与残酷。”

  “还有比这更甚的?”

   “那些所谓的红卫兵小将,什么事都能做的出来。”

“这些人似乎中了邪魔。”

“给人戴高纸帽游街批斗,那是常态。把人扔进粪池里,叫‘遗臭万年’;把婴儿在地上踢来踢去,叫踢皮球;用棍棒锤打孕妇的肚子,叫擂战鼓;把人整死了,再压上大石头,叫永世不得翻身……”

  “真是惨绝人寰!”

  “还有更惨的呢。”

  “那你就说给我听听吧。”

 

 

  人们关紧大门,惊悸地躲藏在家里,默不作声地在倾听。街道上有杂沓的脚步声,有吵闹的声音,有厉声的叫喊,有砸门的声音,还有东西被打碎的破裂声。他们听着这些声音由远而近,无奈地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红卫兵们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搜查。他们像一群疯狂的破毁者,看到人家门前有石狮石鼓便推到捣毁,有古旧的门匾就砸碎,甚至爬上古老的瓦房顶,将屋脊上的龙凤瑞兽搬掉;他们冲进庙宇,赶走僧人,将里面的塑像推翻砸碎。那个孩子偷偷地跟在后面,看着这一切,看得心惊肉跳。大街小巷到处是破碎的声音,到处是飞溅的碎块,他仿佛听到了那些塑像兽头被砸碎时发出痛苦的呻吟。

  所有的塑像被打碎后,红卫兵们扬长而去,留下一地碎屑。那个孩子走到满地都是塑像的碎块前,忧伤地看着这些可怖的景象。突然,他想起了什么,向庙宇的一间大殿里跑去。那里的墙壁上,有他最爱的一幅古画。那是一个美丽的飞天。她衣袂飘飘,身边祥云朵朵。她纤指握管,横笛吹凑。他不知多少次驻足在这里,仰视着这幅画。这幅画曾给他无限的美丽遐想,他似乎曾听到了那天外飘来的仙乐。当他跳过那些倒在地上碎裂的塑像,飞奔到这里时,完全惊愕了。那墙壁上已全部裸露出土坯,那飞天画连同白色的粉墙皮碎落一地。他悲伤地站在那里,看着那满地的碎块,呆立了好久。不知过了多少时间,他慢慢地蹲下身,珍爱地捡起那些碎块,试图将它们拼接起来。那张俊美的脸在慢慢地组合,先是光滑的额头,继而出现了好看的眼睛,小巧的鼻子,红润的嘴唇,以及横在红唇上那管玉笛……此时此刻,他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仿佛又听到了那优美无比的仙乐,看到了飞天仙女驾着祥云而来……他出神地谛听着,忘记了现世的苦难,脸上露出了从未有过的甜美的微笑。他继续拾捡着碎块,想把她完全拼接起来,突然,一只军用大头鞋踩住了他的手,他感到一阵疼痛,像老鼠一样发出一声尖叫,他想缩回手,那只脚死死地踩着,无法抽出来。他害怕地慢慢抬着头,先是看到绿色的宽腿裤,继而是系着棕色皮腰带的绿军装,最后是一张愤怒的脸。

    “你这狗崽子,想干什么?”

    那孩子像是被抓住的小鸟,吓得瑟瑟发抖。

    站在身后的一位披着驼色尼大衣的官员模样的人摆了摆手,那个人才松开了脚。那孩子赶紧抽回了那只因受伤而卷曲的手,他感到一阵钻心的痛。

“主任,他是黑五类的狗崽子。”

那个踩手的人对官样的人说。那官样的人似乎没有听他说话,而是俯下身,握住那孩子仍在哆嗦的手。

    “孩子,我们共产党人,唯血统论,也不唯血统论。只要你能与反动家庭彻底决裂,划清界线,揭露他们的反革命罪行,揭穿他们的反动本质,我们革命队伍是欢迎这样的人的。你能做到吗?”

    孩子抬起纯真的眼,望着革委会主任。而这位主任的那张高高在上的窄条脸宛如蜡塑,看不出有任何表情。他的言谈举止是机械的,僵硬的,官样的。他是乎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奇异的复合体。他那双威严让人发冷的眼睛注视着孩子,说不清里面蕴含着什么。这是孩子有生以来,第一次有官员对他如此接近。他感到害怕,想向后退缩,却似乎有一种魔力,将他钉在了那里。

“孩子,你虽然出身不好,但革命的大门是向你敝开着的。只要你愿意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愿意向我们通风报信,革命的队伍是欢迎你的。你难道不想洗心革面,由黑变红吗?”

“想……”孩子终于有勇气嗫嚅出一句。

那主任似乎有了一种欣慰。

    “那很好。以后,凡是你听到什么不当言论,无论是你爸妈还是什么人,都要向我们报告,好吗?”

    孩子诚恳地点点头。

    那官样的人离开时,还亲昵地摸了摸他的头。孩子直觉得那干硬得像石头一样冰凉的手掌从他头顶上传递了一种莫名的东西,使他哆嗦了一下。这时,他感到不知有什么东西涌入了他的体内,流便全身,使他不由自主地扭动了几下身子,那样子十分怪异,像是着了魔似的。那孩子内心涌起一股怪样的情感,望着那远去的背影,觉得这位主任将从漫漫的黑暗将他拯就出来。他深受感动,感动的想哭。于是,那孩子嘴角一撇,痛哭起来。你很难说清他为何这样痛哭流涕。他不知哭了多久,最后,抬起衣袖,擦干眼泪时,小小的眼睛里放射出凶狠的骇人的光。他把刚才拼接起来的飞天狠狠跺了几脚后,扬长而去。

当他挺胸阔步来到街上,电线杆上的大喇叭正播放着革命歌曲:“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河深海深,不如党的恩情深……”

 

 

“到处在打砸抢,造反派们挨家挨户地收缴古籍、字画、雕刻等文物,这些统统被视为封资修的大毒草,堆在街上焚烧。打砸庙宇古建筑,破毁古雕塑,叫破四旧。这就是所为的‘文化大革命’。”

“那场革命,不知毁掉了多少文物古籍啊。”

“不仅是文物古籍,还有多少人,被批斗折磨而死。”

“一场‘文化大革命’,不知死了多少人?”

“据不完全统计,可能在130-300万人。”

“真是太可怕了。”

“是的。那些人仿佛魔鬼附体,没一点人性了。”

“那孩子似乎也中了邪了?”

“是的。那以后,他变得很残忍,很邪乎,都六情不认了……”

 

 

临近傍晚,红卫兵小将把收缴来的旧书古籍字画等这些“大毒草”堆放在广场上,似一座小山。这里有甲骨文、竹简、羊皮书、绢书、线装书以及大量的铅字印刷品。它们像一只只形状不同、大小不一、颜色各异的死鸟堆放在一起。面对这座书山,红卫兵头领振振有词:

“我们红卫兵小将们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破四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将这些封资修大毒草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干净!砸碎旧世界!铲除封资修!消灭害人虫!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他们呼喊着口号,点燃火把,投向书山。顿时,火光冲天,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人们围观着,看见那些象形文字像一群精灵在火中跳跃,它们似乎在呻吟,在呐喊,在嚎叫,在哭泣。

这时,街坊的那位戴着金丝眼镜、留着山羊胡子的老先生狂奔而来,大声呼叫:

“我的书啊!我的书啊!”

围观的人们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为他让开了道。红卫兵小将拦住他:

“你这个臭老九,想干什么?”

“我的书啊!这是祖先留给我们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啊,你们却……这是造孽啊!”

老先生看着那些焚烧着的书,大声呼叫着,挣扎着。

“这臭老九,说什么文化遗产,可见装了一肚子封资修的货色,比这些烧着的书还毒。”“他是牛鬼蛇神,将他扔进火中,和那些书一起烧了。”

几个红卫兵抬着老先生,像扔麻袋似的,扔进烈火中。人们见那老先生不是往外逃,而是向火里爬行,找到几本燃烧着的书抱在怀中,他的整个身子也像那些书燃烧起来。围观的人们在惊呼,有人想冲进火中救他,却被红卫兵们拦阻了。

人群在骚动。人们看见那位老先生怀抱书籍,像古贤古圣坐在火中央,彰显着高贵、威严与神圣。

“老先生真是爱书如命啊。”有人叹息道。

大火熄灭后,那位被烧得焦黑的老先生保持坐姿,怀中仍抱着几本烧成灰烬的书。那些书像是与他的身体长在了一起……

那个孩子从围观的人群中钻出来,站在古籍焚烧后留下的灰堆边,望着灰烬中的那具焦黑的残骸,睁得大大的眼睛里透着诡异的光,咧着嘴露出很邪乎的笑。

 

 

  “原来所谓的‘文革’,却如此惨烈!”

  “还有比这更悲惨的呢。”

  “还有比这更惨的?”

  “有很多悲剧,是发生在亲人之间……”

  “亲人之间?他们做什么了?”

  “互相检举告密,甚至残杀……”

  “还有这样的事?”

   “你没觉得那个孩子变得很古怪很邪乎吗?”

  “是啊,那孩子怎么了?”

  “他为了由黑变红,亲手毁了自己的家……”

 

 

   浓重的夜色像个巨大的黑锅,将大地扣了起来。黑暗的大地令人窒息。在一户低矮的屋子里,爸爸、妈妈和儿子一家三口围坐在昏暗的灯前。他们刚用过晚餐,正利用睡觉前的这段空闲时间,学习毛选。这是铁定的学习计划,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父亲的头上有了银丝,脸上多了皱纹;母亲的眼睛有些老花,戴上了眼镜,儿子从童年长成了少年,脸上开始起痘,嘴唇上开始生出绒毛。他们像虔诚的信徒一般,各自手捧着红宝书,每个人的嘴里都念念有词。他们一边读着红宝书,一边用眼睛的余光扫视着对方,似乎都怕对方识破自己的虚假,都有一种自我防范心里。每到这时,一种紧张的气氛笼罩着小屋,这让他们有些透不过气来。这时,当妈的似乎想打破这种僵局,便大声念道:“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就在这时,当爹的憋得面红耳赤,终于忍不住,“嘟——”地一声放了个响屁。顿时,三个人都愣住了,惊骇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整个气氛紧张得都凝固了。先是一阵可怕地沉默,突然,儿子跳起来,怒冲冲地指着父亲吼叫:

“你个现行反革命!在抵毁伟大领袖毛主席!”

 当爹的顿时冒出一头冷汗,吓得直哆嗦:“儿子,爸爸不是故意的。”

当妈的眼望着儿子,却对当爹的说:“你还不赶紧低头认罪?”

当爹的跪着给儿子磕头:“我认罪!我认罪!”

儿子看着跪在面前的怯懦的父亲,恼怒的眼睛里暗藏着一种狡黠的光:“不行。我一定要揭发你这个现行反革命!”

少年一脚踢开父亲,冲出屋去。

第二天的万人大会上。那位老父亲头发凌乱地站在台前,低着头,脖子上挂着一块“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主席台上,坐着革委会主任,造反派头头。那个少年人阔步走上台,揭发其父亲的反革命罪行。他言辞激昂,痛斥其父把伟大领袖的教导当成了屁。最后结语,那少年激昂地朗诵毛诗:“不许放屁,试看天地翻复。”台下黑压压的人群中一阵排山倒海似的的口号声。那位革委会主任走到台前,握住少年的手。

“你终于与反动家庭绝裂,并大义灭亲,揪出了现行反革命。革命队伍欢迎你这样的小将。”

革委会主任朝台下挥挥手,对安静下来的人群说:

“革命同志们,这样的现行反革命,该如何处置?”

下面的群众里,东一声西一声地有人呼喊“

“杀了他!”

“他罪该万死!”

“千刀万剐!”

“碎尸万段!“

“挖心掏肝!“

“剥其皮,食其肉!“

“……”

那革委会主任转身对少年说:“听听革命群众的呼声,他们对于反革命分子,有多深的仇恨啊。”

少年说:“主任,让我来惩办这个反革命吧。”

主任说:“好。这正是考验你的时候啊。”

 

 

“那少年是如何处置他的父亲的?”

“少年人为了表现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绝对忠诚,他想出了一个极其残忍的刑法,将其父亲处死了。”

“什么刑法?”

“他把那种酷刑称之为‘马列主义,红遍大地’。”

“马列主义,红遍大地?”

“是的。它还有一个说法,叫磨地。这种酷刑,就是用阶级敌人的血来祭革命的天地……”

 

 

  几个人一拥而上,将那位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人被剥光上衣,捆住双手,按倒在地。那个人似待宰的绵羊,仰面朝天一声不吭地躺在那里。有人搬来一盘石磨,放在那人胸腹上。少年叫来他母亲,指着他父亲说:“妈,你要与这个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母亲哆嗦着嘴唇,吐出那几个字:“划清界线”。少年说:“你坐到磨上去吧。”母亲浑身发抖,两腿发软,怎么也爬不上去,那少年把母亲扶了上去,还让她手捧红宝书。那位父亲脸色胀得紫黑,青筋暴突,鼓着眼睛,看着自己的老婆和儿子,说不出话来。少年牵来一匹枣红大马,将拉套的缰绳拴在他父亲的手腕上。他回头对母亲说:“妈,你开始读红宝书吧。”母亲开口朗读:“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那少年扬鞭策马,拉着躺在地上的父亲行进。父亲发出一阵阵惨烈的叫声,坐在上面的母亲不停地大声朗诵,跟在后面的游行队伍高喊着口号。很快父亲背上的皮肤被磨破,在街道上留下一道粗重的血迹。那少年直硬着脖子,听着他父亲的身体在地上摩擦的声音,听着他父亲疼痛的叫声,仍不停地挥鞭赶着马走,没有回过一次头。他直觉得天在旋转,天地就像一盘大磨在转动着。那摩擦的声音和惨烈的嚎叫声仿佛是从天外传来。他为了掩饰自己内心的恐慌,疯狂地喊叫着:“马列主义,红遍大地。”走过一道街衢,又走过一道街衢,他父亲的惨叫声越来越弱,最后没了声息,只有那皮肉与脊骨摩擦地面的声音,还有他的母亲沙哑的朗诵的声音。那女人圆睁着眼睛,像中了魔咒一般,越念越快,口角都吐出了白沫。而那可怜的父亲背上的皮肉已被磨掉,露出了白色的肋骨。但他还能半睁着眼,微张着嘴,看着坐在他身上的女人,想对她说什么。而他的女人没有看他,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巫婆,眼睛只盯着红宝书,嗓子都咽哑了,但还在念着。那少年策马在大街上走了一圈后,回到原地。他的父亲早没了气息。但仍保持着半睁眼,微张嘴,想说什么似的。而他的母亲像着了魔似的,仍保持原来的坐姿,但只见蠕动着嘴唇,却念不出声了。

  第二天,那少年站在红卫兵的队列里,举起戴着红袖章的右臂,面对镰刀斧头的旗帜,宣誓加入了共青团;而在大街上,人们总会看到一个披头散发的疯女人,手捧着红宝书,坐在露台或墙角处,口吐着白沫,在不停地朗读,风雨无阻……

 

 

  “真难想象,那个少年为何如此残忍?“

  “他是中了邪了。只有中了邪魔的人,才能做出那等事情来。“

  “你是说……”

  “那个杀人如麻的红教……”

  “我明白了。”

  “那青年人完全被邪恶的红教操控了。”

  “所以他身不由己,六情不认。”

  “那他后来呢?“

  “后来?他虽然苟活在世,内心却始终经受着煎熬。“

  “他不该忝活在世上,他该为父母谢罪。”

  “我也这么想,他无脸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怎么了?身体不舒服吗?”

  “没事,过一会就好了。”

 

 

  那个人踉踉跄跄跌跌撞撞地走在废墟间,许多怪异的声音像一大群疯狂的蜜蜂追逐着他。那是沸腾的人的声音。有高呼的口号声,痛苦的尖叫声,窃窃私语声,这些仿佛回音一般在喧嚣。整个废墟像是一部巨大的留声机,他无论触碰到何处,都会发出人的声音,仿佛每一个地方,都潜藏着无数的灵魂。他的脚每行走一步,都能踩出一句话语;他的手偶尔扶一下断墙,便会有喃喃细语声。这些声音含糊不清,像一阵风从墙头上吹过,但分明那是人的声音。当他无意踢动地上的一块小石子时,他听清了那句愤怒的话:“不要碰我!”此时,他脸色苍白,已吓出一身冷汗。他想逃离这些声音,却无处躲藏。他两腿哆嗦着,到处乱跑。他躲在一个墙角处,身子一靠上去,有个声音便对他说:“离我远点。”他惊慌地赶紧离开。他的脚被什么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他两腿软弱得已无力再站立起来。于是,他像个巨大的昆虫在快速爬行,寻找逃脱的路。但是,他越想逃开那些嘈杂声音的旋涡,却越陷越深。他看到四周有无数只或清澈或混浊的眼睛在看着他,有无数张大大小小的嘴在冲着他说话,有无数只或白胖或黑瘦的手伸过来想抓住他。他终于明白,自己已无法逃离出去了。他伏在地上,浑身抽搐,像蜘蛛一样缩成一团。在他神智即将消失的时候,他听见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说:“你这个逆子!”他一阵颤栗,感到浑身冰凉,体内仅剩的一点热气最终消散了。在弥留之际,他看到无数只蚂蚁向他爬来,当这些蚂蚁爬到近前时,变成一群诡异多端的鬼孩儿,他们有着邪乎古怪的眼神,露出诡秘嘲讽的狞笑……

 

 

  几天后,人们在这片废墟里发现了一具尸体,它被一群红蚁啃食着,变成一架骷髅了。人们多方辨识,终于认出来,他就是那个讲故事的人。人们不明白,他为何来到这里,又是什么原因死去的。这似乎是一个迷。人们唯一知道的是,他一直独自生活,从未成过家,也没有任何亲人。但人们记得他总是和人讲诉他悲惨的童年,讲诉那个由黑变红的孩子,讲诉那个少年亲手残害父亲的故事。人们无法忘记他那双忧伤悲哀的眼睛,无法忘记他诉说时那凄凉痛苦的声调,无法忘记他最后留在世上的那句令人费解的谜一样的话:

  “如果你见到了那个孩子,那个寻找飞天的孩子,请你告诉他,就说我十分想念他。你让他等着我,我会去找他的。”

 

 

 

                                             2016年5月16日作于布兰诺

中国出版界屡受压 何林夏疑出敏感书被捕

出版界屡受压 何林夏疑出敏感书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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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何林夏在本年初仍以董事长的身份出席公开活动。(出版社官网)
 

广西检察院周日(22日)公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前董事长何林夏,因涉嫌受贿罪被逮捕,案件正在侦查。事件引来学术界和网友的舆论,有网络作家指,出版社年初计划出版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被叫停,作为董事长的何林夏疑被秋后算帐。有学者认为,大陆出版界已进入严冬。(文宇晴 报道)

广西检察院透过官方微信帐号,发布现年58岁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前董事长何林夏,因涉嫌受贿罪决定逮捕,但没有详细交代他涉案原因。

本台曾致电广西检察院了解,但电话没有人接听。至于出版社方面,广西办事处的电话也一直没有人接听。

网络作家野渡向本台表示,尽管官方没有交代清楚何林夏因涉及什么事被捕,但由近年大陆收紧言论和出版自由方面看来,出版不少宪政书籍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无疑成为当局一个非常顾虑和关注的目标之一。加上出版社子公司“理想国”本年初原定出版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被叫停后,在网上的销售平台,上月突然清货,至前董事长何林夏被捕,这一连串的事情,不难让网友联想到是一个连贯性的打压行为。

野渡说︰ 出版时在淘宝销售书籍的帐号,上个月要被迫使关闭,要把所有书籍打折出售。当时已有不妙的预感,因为若非无原因,淘宝都要做这些举行,感觉就是暴风雨前夕。“理想国”这个品牌(子公司)几个月前已3关停了。

野渡又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注册被认可的,过去出版的书籍若没有很大的“问题”,当局都会睁一眼闭一眼允许。可是当局的政治态度说变就变,出版界便为首当其冲要整治的目标。

野渡说︰目前在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下,传统的自由价值观已经不能再在这个体制内所用,可以说过去自由化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不可能再回来了。既然气围改变了,过去官方容许的,包括这些出版这些(政宪)书籍,现在不能再容忍了。

宪政学者陈永苗认为,在这大环境的改变下,出版界的情况只会不断恶化,若要继续“生存”,亦只能作出妥协。

陈永苗说︰经常可以看到政治上或是言论上的敏感案子,都去政治化,然后去敏感化。这个案子也应该会这样,因为广西出被社作为大陆最先锋和最前卫的出版社,已经有很多年了,肯定是选择性执法的问题。然后就要通过这种方式挑你的刺,通过找你的过错来打压你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这个打压言论自由的信号出现了。

综合大陆媒体报道,在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的何林夏,1994年调入广西师大出版社,先后担任文科编辑室主任、总编助理、副总编辑等。4年后任总编辑一职,2008年任社长兼总编辑。2009年出版社改制成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何林夏担任董事长。他在这些年来曾获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中国出版“十大年度人物”奖等。

《财新网》报道,今年1月初,被誉为“出版界奥斯卡”的书业年度评选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当时何林夏获得了“年度出版人”大奖,理由是他带领出版社从一家地方单体出版机构,成为一个跨地域领域的传媒集团,并打造了 “理想国”、“新民说”、“魔法像”等一系列有著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不过同月底,就传出已故历史学家高华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被中宣部叫停,出版社总编辑更要为事件负责被撤职,负责出版的子公司“理想国”后来也被关停。然而到了2月,何林夏仍然有出席公开活动,以及接受专访。

然而在4月底,原是出版社党委书记、副董事长的张艺兵,以“董事长”的新身份出席一个新书发布会。同一时间,出版社投资的数家企业,亦在今年1月至4月间,变更了法人代表。

网上资料,成立于1986年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现拥有分别位于北京、广州、南京、南宁、上海等地的全资、控股公司等17个。去年底出版社销售总高达10亿元。

来源:自由亚洲

艾未未在加沙拍摄难民 呼吁巴以和平共处

艾未未在加沙拍摄难民 呼吁巴以和平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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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未未在希腊难民营    路透社提供
 

具有国际声誉的中国艺术家艾未未目前在巴勒斯坦加沙走廊地带拍摄有关难民的纪录片,他为此接受了法新社专访。法新社报道指出,艾未未这位中国异议艺术家在采访中说,他几个月一直在拍摄有关欧洲难民危机的纪录片,加沙走廊的难民问题虽然不是热点新闻,但是却不能不令人关注。

法新社指出,就在戛纳电影节即将开幕,各方明星准备走红地毯时,艾未未于本周二5月10号低调地进入了加沙走廊。这里居住的两百万巴勒斯坦人六年来经历了三场战火,同时因为受到以色列和埃及的封锁,他们过着缺水缺电的生活。

在艾未未之前,进入这个被伊斯兰激进组织哈马斯控制地区的国际知名艺术家屈指可数。艾未未告诉法新社,他们之前走访了很多地方,到过希腊,约旦和黎巴嫩的难民营,采访了不少人,艾未未说,难民问题已经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也表示,目前正在拍摄的有关难民的这部影片,将在全球发行。

在加沙走廊北部,艾未未见到了一些在2014年的以色列炮弹轰炸中房屋遭摧毁的巴勒斯坦人,在南部,他采访了试图经过一条没有被以色列控制地带进入埃及的巴勒斯坦居民。

在加沙城里,一位女大学生Mona karaaz 向艾未未表达了自己的希望,她说自己想离开加沙,到德国或者其他欧洲国家学习,实现成为一名科学家的愿望。她说,年轻人已经对哈马斯组织和其他的巴勒斯坦组织失去了信心,她希望艾未未的影片可以将加沙人的这个信息传递出去。 

自从去年欧洲二战后最严重的难民危机爆发以来,艾未未就开始通过自己的行动吸引舆论对难民问题的关注,他的身影多次出现在希腊等地的难民营里,今年二月,他将14000件难民使用过的救生衣系在了柏林音乐大厅(Konzerthaus Concert Hall)外的罗马柱上,引发关注。

艾未未也呼吁对立的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和平共处,他说,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应该接受人人平等的原则。
据国际移民机构透露,2015年,超过6千名巴勒斯坦难民抵达了希腊,这个数据在难民潮中几乎被忽略。

来源:法广

中国官媒怒批哈佛中国“五毛党” 报告

中国官媒怒批哈佛中国“五毛党”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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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 网友制作的讽刺网上五毛的图片。 (网络图片)
中国当局不断加强网络舆论的控制引发外界持续关注。美国哈佛大学近日更公布一个了针对中国大陆网络中的所谓“五毛党”每年发帖4.8亿,美化当局引导舆论的研究报告,引起中国当局的强烈反弹。中共党媒《环球时报》日前批评哈佛学者的调查报告是“高级黑”,是一群对中国“一知半解的书呆子”。
 
中 国官媒《环球时报》5月21日发表社评,指近段时间以来被热炒的“哈佛研究学者曝光的中国五毛党现况的报告”是“高级黑”;批评哈佛专家以及外国人不懂中 国大陆国情,更对五毛党一知半解,是市侩学者,只为了博取眼球。环球时报强调,舆论引导在中国大陆体制中是正当的,他们把西方舆论场的结构和机制当做了标 准,中国大陆舆论格局与之不同的地方都被他们归入了五毛现象,强调“中国舆论工作者对这个原则完全可以理直气壮”。认为哈佛报告中赋予“五毛党”神出鬼 没、无所不能的形象,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出入。
 
对此,关注事件的一名广东网民接受本台采访时称,无论官方怎么解释,五毛党已经成为过街老鼠:
 
“五 毛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当然它主要的背景是官方在有意的引导舆论,或者把舆论搅混。民众对很多真相的理解方向给混淆。现在的这种五毛党跟就是年与以前官方 的一般的宣传还是不一样的,因为以前没有自媒体,所有的舆论百分之百都掌握在政府的手上,那个时候的舆论引导都不需要动用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现在因为自 媒体的发达,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网路时代,获得真相,引起很多人的思考。这时候,五毛党是政府宣传部门为了应对新时代的民众的觉醒和对真相的探索,故意 以庞大的人力的投入,把那个水搅混。是欺骗手段的一种变种。”
哈佛团队针对所谓的“五毛党”进行研究分析的报告称,查阅了两千多封从江西赣州一个区政府的网宣部门泄露出来的电子邮件,并且确认了将近约43800条“五 毛党”发布的消息,估算中国大陆政府每年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信息约为4.8亿多条,其中53%的信息发布在政府网站上。
 
“五毛”一词在中国内地由来已久,最初指发生负面新闻事件时被政府雇佣在网络上刻意美化政府当局,用以和谐言论的网路评论员。因据报2004年长沙市党委宣传部的网络评论员“每月底薪600元,每帖按5角钱加薪”而得名。此后,一些中国的大学也组建了“网络评论员”队伍,负责在学校 BBS等网络平台引导舆论。每当出现负面新闻或是当局希望宣传某项议题时,几乎都可以见到“五毛党”的身影。
 
网络活跃人士吴斌告诉本台,每次在新浪微博注册新账号都被“五毛”举报而销号:
 
“中共钳制言论、封号非常厉害。新浪微博我都玩不下去了,我是一个号玩十几天就被封号。”
 
旅德中国资深媒体人长平在网络上表示:无论“五毛党”的效果如何,他们都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这项工作缺乏正当性。现代政治中,即便是敌国之间,秘密情报组织可能是存在的,但是派遣大量的人员乔装打扮,冒充对方人员发表意见,恐怕也极为罕见。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嘉华
来源:自由亚洲

對婦女的暴力必須被理解為審查制度的一種形式

斯洛文尼亞国家电视台关于国际筆會會議報道,及对盛雪女士、克莱门特女士、唐雅女士的采访:

 

“Nasilje nad ženskami moramo razumeti kot obliko cenzure” 

“對婦女的暴力必須被理解為審查制度的一種形式”

 

Danes tudi zasedanje generalne skupščine odbora Pisatelji za mir Mednarodnega PEN-a

 
 
Jennifer Clement

Clementova poudarja pomen spreminjanja stvari znotraj same organizacije glede položaja žensk. Foto: Reu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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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inarke so v mnogih delih sveta ogrožene ne le zato, ker so novinarke, ampak tudi zato, ker so ženske in so pogosto žrtve spolnih napadov, namigovanj in podobnih ravnanj, je poudarila Clementova. Foto: Reuters

 

“Ženske imajo zaradi nasilja več težav kot moški. To velja tudi pri pisateljicah, denimo novinarkah,” je pred uradnim začetkom 48. mednarodnega srečanja pisateljev poudarila predsednica Mednarodnega centra PEN Jennifer Clement.

Kot je dejala, so novinarke v mnogih delih sveta ogrožene ne le zato, ker so novinarke, ampak tudi zato, ker so ženske in so pogosto žrtve spolnih napadov, namigovanj in podobnih ravnanj. “Nasilje nad ženskami moramo razumeti kot obliko cenzure,” je sestanku ženskega komiteja mednarodnega PEN-a poudarila Clementova in pojasnila, da je na primer na svetu 14 milijonov otroških nevest, ki se ne bodo nikdar naučile brati in ne bodo nikdar pisale knjig.

Najprej je treba spremeniti stvari znotraj same organizacije in poudariti boj proti diskriminaciji. Ustanovni akt organizacije namreč govori o boju proti rasni, razredni in nacionalni diskriminaciji in sovražnosti, ne omenja pa diskriminacije žensk. Sprememba tega bo tema septembrskega kongresa v Španiji. Prihodnje leto naj bi pripravili tudi manifest o pravicah žensk, ki bi ga lahko uporabili vsi centri PEN po svetu.

“Pisateljice moramo, glede na svoje sposobnosti izražanja, postati zagovornice svojih sester, ki predstavljajo polovico človeštva, a so večinoma utišane,” meni tudi Clara Cancline Franceschetti iz švicarskega centra PEN, ki je predstavila predlog deklaracije o ženskih pravicah. Dokument bi Mednarodni Pen lahko predložil Združenim narodom, da bi opredelili pravico do fizične integritete, ki vključuje svobodno izbiro partnerja in materinstva, ter pravico do izobrazbe.

Zapleti z vizumom
Na srečanju v sredo bi morala zbrane nagovoriti tudi publicistka Fan Yanqiong iz neodvisnega kitajskega centra PEN, a jo je kitajska policija zadržala. Kot je dejala članica ženskega odbora PEN-a Mire Tanja Tuma, bo s pozivi k izpustitvi posredoval tudi Mednarodni PEN. Omenjena publicistka je bila sicer zaradi svojega angažiranega delovanja že večkrat zaprta. V 30 letih je zastopala več kot 200 primerov, ko so se običajni ljudje uprli proti nepravilnemu ravnanju uradnikov, a niso nikdar zmagali. Kljub stotinam člankov, v katerih je razgaljala umazana ravnanja uradnikov, ti še vedno ostajajo na položajih.

O neumnosti kot temelju zahodne civilizacije
Z današnjim dnem se na Bledu tudi uradno začenja 48. mednarodno srečanje pisateljev, in sicer z okroglo mizo, posvečeno neumnosti kot temelju zahodne civilizacije. Za uvod v temo bo nastopil avtor Enciklopedije neumnosti Matthijs van Boxsel.

Slovenski odbor PEN-a skupaj z Odborom pisatelji za mir Mednarodnega PEN-a prireja tudi 3. festival literature za mir z naslovom Obrazi miru, danes pa bo zasedala tudi generalna skupščina odbora Pisatelji za mir Mednarodnega PEN-a, na kateri bodo stekli postopki za izvolitev novega predsednika odbora. Temu trenutno predseduje kandidat za novega ministra za kulturo Tone Peršak. Zvečer bodo na Bledu, v Vrbi, Kamni Gorici, Kranju, Trzinu in Ljubljani potekala literarna branja gostov letošnjega srečanja.

2016 0512 Bled Meeting 3

视频地址:http://4d.rtvslo.si/arhiv/prispevki-in-izjave-odmevi/174404773

《斯洛文尼亞日報》:斯洛文尼亞筆會對范燕瓊出境受阻表示抗議 (斯洛文尼亞語)

Pisateljice na Bledu v boj proti spolni diskriminaciji

Bled, 11. maja – Pred četrtkovim uradnim odprtjem 48. mednarodnega srečanja pisateljev je danes na Bledu prvič potekal tudi uradni sestanek Ženskega komiteja mednarodnega Pen. Kot je za STA dejala prva predsednica Mednarodnega centra Pen Jennifer Clement, je naprej potrebno spremeniti stvari znotraj same organizacije in poudariti boj proti diskriminaciji.

https://www.sta.si/2261874/pisateljice-na-bledu-v-boj-proti-spolni-diskriminaciji

First official meeting of PEN Women Writers Committee held in Bled

First official meeting of PEN Women Writers Committee held in Bled

 
Culture, 12 May 2016 / By STA
  

The first official meeting of the PEN Women Writers Committee was held to discuss giving women more weight in PEN’s public image on the eve of the official kick-off of the 48th meeting of PEN International in Bled.

PEN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Jennifer Clement told the STA on Wednesday that changes were needed within the organisation (Photo: PEN International)
PEN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Jennifer Clement told the STA on Wednesday that changes were needed within the organisation (Photo: PEN International)

PEN International President Jennifer Clement told the STA on Wednesday that changes were needed within the organisation.

According to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PEN’s charter speaks about fighting racial, class and national discrimination but not about the discrimination of women. Changing the charter will be on the agenda when members meet for a congress in Spain in September.

“Women are more often victims of violence than men. This is also true for writers, including journalists,” Clement said, adding that female journalists were under threat not only because of their work but also because of their gende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must be understood as a form of censorship,” she stressed and explained that 14 million child brides around the globe would never learn to read or ever write a book.

“Female writers must, also because of our ability to express ourselves, become advocates for our sisters, who represent half of humankind but are often silenced,” meanwhile stressed Clara Cancline Franceschetti of the Swiss PEN Centre.

She presented a draft declaration on women’s rights that could be submitted to the UN by PEN International, to define the right to physical integrity, including the free choice of partner and motherhood, and the right to education.

Another committee member, Fan Yanqiong of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should have attended the meeting in Bled but was detained by the Chinese police after being granted a visa to come to Slovenia, committee member Mira Tanja Tuma said.

Fan Yanqiong, who has been incarcerated on several occasions due to her activism, wanted to present her own story of helping victims of injustice despite her frail health in Bled this year. In 30 years, she has advocated over 200 cases for little people who stood up against wrongdoing of officials but failed.

Tags: PEN, writers, Bled, women
来源:《斯洛文尼亞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