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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和立: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又一次大陆知识份子逃亡潮

 

 林立和
 
英国《卫报》最近报道,大陆知识分子用各种方法移居西方为数惊人,是天安门事件之后又一次高峰。纽约大学中国法学权威孔杰荣更形容这股「逃亡潮」类似纳粹时代大批犹太精英逃跑到美国寻找自由之旅。

孔教授确实掌握第一手资料,因为他近年曾帮助如着名法律工作者滕彪与陈光诚等在美国找工作。其他已经落籍西方的着名知识分子包括文学奇才余杰与袁红冰、诗人贝岭、前北大经济学家夏业良、与最近因为《无界新闻》刊登〈罢免习总声讨书〉事件,备受大陆恫吓的评论人长平与温云超。笔者亦认识数名大陆知识界好友,准备以专业或投资方法移民欧美。

刚过去的六四屠城27年与毛泽东发动文革50周年祭,令人想起大陆知识分子被煎熬于水深火热的惨状。近年大陆流传一篇题为〈上帝给中国还留下了几个有良知的人〉的文章,它引用了一批敢言的学者,解析中共如何驯服和阉割一代代知识份子。国际政治及美国研究专家资中筠教授担心在中共的体制内,名牌大学都是「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中国很可能「人种都会退化」。而伤痕文学作家张抗抗则慨叹:「如果需要,他们会把所有人改造成一种人,他们拥有这种强大的力量。他们就是一部高效的机器,几十年如一日地制造一种叫做奴隶的产品!」

其实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深受几千年儒家学说的影响,绝少拥有积极反抗强权的基恩。就以刚去世的国宝级文学家杨绛与她先生钱钟书等民国时代大师为例,他们在1949年政权转移后,大多拥抱逆来顺受、精忠报国的崇高精神,但他们不会站起来声讨毛泽东与鞭挞中共政权反人性、反科学与反民主的本质。

中共对包括国际知名大师的人格践踏远早于反右运动与文化大革命。自1949年开始,在民国时代大放异彩的文学、艺术家以及世界级教授为了生存大多避谈政治兼改行。钱钟书被迫化大量时间监督《毛泽东选集》的外语翻译,文豪巴金与矛盾基本上停止创作,沉从文改为研究美术史,与诺贝尔文学奖擦身而过的老舍,在文革开始不久更选择自杀的不归路。

文革后饱受蹂躏的知识界发表了不少动人心弦的伤痕文学,杨绛的《干校六记》曝露了文革的荒谬与凶残,是划时代的代表作。但即使万二分敬仰钱钟书夫妇等大师的读者,也需要面对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为何这些国际知名的文艺泰斗没有站出来公开指控中共的暴行与其凶残的吃人制度?

还记得上海大学历史学家朱学勤曾不客气地问巴金,为什么他在文革后虽然不断写文章呼吁知识份子要「说真话」,但他自己好像没有说过一句「反党」或针对中共体制的话。朱教授是这样「质询」巴老的:「您老人家说几句吧!不要说一百句,你说一句行不行?一个人不能以号召别人说真话为满足,而是应该身体力行,你自己说几句真话来留给后人」。

正如宗教学者王怡所言,「共产党的确让知识份子知道了一件事,就是他们的知识和信念,不足以支撑他们在独裁者面前的人格。他们的脊梁轻易就断了」。王引述文学理论大师王元化在文革后的一段话,王老说在历次反知识份子运动中,难得有如经济学者顾准与「反党舆论」搞手遇罗克等不畏强权的人,「我们知识份子终于没有全军覆没」。但王元化本人有没有为文革的牺牲者挺身而出?王怡引用一位朋友这样批评王大师:「就算顾准没有沦陷,和你老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然没有理由要求每一个知识份子都要如林昭、张志新一样当烈士。更重要的是,中共近十年构建的24小时、全天候、全覆盖的维稳机器,比起毛泽东甚至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式KGB厉害得多。记得在周永康当政法委书记时,维稳经费居然超过解放军的开支!余杰刚到美国后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透露虐打他的国保曾警告他说,当局充分掌握超过200个知识分子的行踪,「我们随时可以活埋你们」。

当然,由于语言、社会网络与经济压力等原因,不少知识分子被逼移居西方后,难以发挥他们一贯作为社会良心的作用。但同时不少在美国、澳洲与欧洲落户的作家、评论家与教授,欣然接受全球化的现实。他们通过在当地研究、演讲与笔耕同样可以在互联网和全世界包括大陆、港、台关心中国前途的人士对话。

中共每年花几十亿人民币在全世界拓展什么软实力来标榜「中国模式」如何伟大,习大大如何受国人欢迎等假像与歪理,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至少可以奋力让全世界知道中国的真相!当习总正全力挑动狭隘的民族主义来掩盖中共千疮万孔的施政之时,旅居海外的知识分子更应该加把劲,宣扬中国需要融入普世价值的逼切性!

林和立 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信博》专栏作者。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美国国务卿克里关切NGO在华受限

美国国务卿克里。(法新社)

美国国务卿克里。(法新社)

 

中国将于明年1月1日正式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美国国务卿克里6月7日对非政府组织NGO在中国受到限制表示忧虑。海外26家NGO也于日前发表联署声明,批评中国的上述法规扼杀公民社会,损害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往,其结果将引起中国社会更大的不稳定。

引起巨大争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在4月底通过后,持续引发西方国家的担忧。6月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非政府组织“需要有自由帮助提出、组织、参与以及安排促进我们国与国之间相互理解的活动。”

与此同时,海外26家NGO发表联署声明,反对该法2017年1月1日正式实施,称其可能会将本土的非政府组织变成公安部门的工具,帮助打压境外非政府组织。同时,新法的模糊规定给予公安部门滥权的空间。声明呼吁立即撤销该法,赋予中国本土非政府组织更大的从事活动与倡导工作的空间。

对此,对该法持否定态度的一名维权律师告诉本台:“当局担心资金资助方面的威胁,(以及对官方)价值观和理念认识的改变和颠覆。”

《境外非政府组织法》规定由公安部管理,包括监察、检查甚至冻结境外NGO的财务状况,同时禁止在中国境内从事所谓的〝颠覆国家政权〞、〝分裂国家〞等活动。若有违反相关条款,当局可以将其列入不受欢迎的名单,公安更可拘留NGO职员及驱逐外籍人员出境等。法案出台一个多月以来,许多人权组织及联合国的专家均表示,法案的内容含糊,加上赋予官员极大权力去规管境外NGO,担心其成为威吓,甚至打压中国境内异见观点的工具。

但中国外交部则在上月强硬回应指,中方对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言论表示坚决反对,要求有关专家撤回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论。

对此,劳工NGO组织深圳市春风劳动争议咨询服务部主任张治儒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现时大陆政府强力打压NGO,特别是劳工NGO,相信最终定会引发无法挽回的社会动荡:

“对于我们劳工NGO来讲我个人认为没有太大的损失,不做劳工NGO我们可以做其他的工作,甚至所得的经济回报不会低于这个劳工NGO的收入 。主要的最大打击还是针对劳工这个群体,他们在今后如果没有劳工NGO支持,他们受到的权益侵害很难以得到保障,很难得到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对这个社会矛盾的加剧,如果说这个庞大的群体没有社会力量的介入和支持的话,劳资冲突和劳资矛盾会越演越烈,到时会发生什么样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没把握预计,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说,这种社会矛盾和劳资冲突权益被侵害,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没有伸张正义的地方,矛盾是积越大,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目前在中国长期活动的境外非政府组织约有1000家,加上开展短期合作项目的组织,据不完全统计,总数约有7000家,涉及扶贫、助残、环保、卫生、教育、救灾、乡村治理、劳动保护等20多个领域。

特约记者:忻霖  责编:吴晶

来源:自由亚洲

王丹:牧野先生二三事

牧野先生二三事

王丹

我到過日本四次,每一次都會跟牧野聖修先生見面相聚。有一年元旦,我去大阪賞雪,牧野先生專程從他住的靜岡縣趕來,陪我迎接新的一年。而在此之前,他已經有二十多年沒有離開家度過元旦了。因為有這樣的交情,所以,說我們是忘年之交也不算過分。

其實,早在我第一次去日本之前,就已經認識他了,原因很簡單:他是日本政壇中極少數積極,公開,且熱心支持中國民主化運動的人。曾經在日本民主黨執政時期的內閣中擔任過重要閣員的牧野先生,因為已經年過七十,決定退休,不再競選他長期擔任的議員,而是把棒子交給更年輕的後輩。現任的靜岡市市長,就是他以前的祕書。退休後的牧野先生,決心要做一件事,那就是支持中國的民主化。為此,他幾乎參加了所有中國海外民運的重要會議,我敢打賭,比我參加的還多得多。了解日本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人在日本,絕對是極少數。正因為他是這樣的極少數,才讓我對他如此尊敬,進而成為忘年交。

牧野先生也是我見過最老派的日本人。他七十多歲了,走路從來都是腰桿挺直,目光直視前方,大步流星。而最可怕的就是「大步流星」。有一次他帶我去參觀清水寺,那要走過一段很長的長坡路。牧野先生「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頭,速度很快,昂首挺胸,完全不顧我們在後面的這些比他年輕幾十歲的人是如何氣喘如牛,步履凌亂。更可憐的是我,到達山上的時候,已經頭暈到不行,只想找一個地方躺下。另一位朋友實在太可憐我,就告訴了牧野先生,說他走太快,我們跟不上。牧野先生這才知道,世界上不是每個人都像他那樣老當益壯。自此以後,我們每次見面出去散步或者參觀什麼地方的時候,記性很好的牧野先生都會特意用英語告訴我:「This time, slow, slow.」(這次我們慢慢走,慢慢走),說得好像我七十多歲,他四十多歲的樣子似的,讓我又感激又慚愧又好笑。

牧野先生也是我在日本見過的政治人物中,最有「文青」氣息的一位。記得有一次我們去京都,在花見小路的一家居酒屋吃飯聊天喝燒酒,不知怎麼就聊到了三島由紀夫。他知道我看過很多三島的作品,也很喜歡他寫的《金閣寺》,不禁突然大為激動起來。原來三島是他大學時的文學偶像,三島的自殺是他青年時代受到的最大的精神衝擊,那種青春的殘酷在他心中留下的刻痕是如此之重,以致於說著說著,他居然一把拉住我的手,嗚咽起來,令我惶惶然不知所措。一位長期擔任日本國會議員,曾經做過經濟產業副大臣的老人,會為自己的青春如此動容,讓我看到牧野先生極為人性的一面,也更加深了我們的友誼。

他喜歡吹口琴,不僅喜歡吹,而且收藏各地的口琴。有一次他來紐約開會,我們一時忙亂,有幾個小時顧不上陪他,就臨時找了一個也會吹口琴的朋友把牧野先生拉去他家。那位朋友英文不好,更不會日文,我就有點擔心兩個人要怎麼相處。事後去接他,看到他滿面笑容,開心得不得了,因為他們兩個人一人吹一段口琴,以音樂交談,相聚甚歡,臨走時還依依不捨。讓我鬆了一口氣,也看到他性情的一面。

我想,這個世界上,真心喜愛文學,喜愛音樂的政治家太少了,否則,也許我們的世界會更美好一些。

自由副刊/洛杉磯傳真 2016/6/6

 

向明:讪笑

訕笑

向明

常常,不由自主的

隨眾訕笑

心想,假如

沒有我們這些所謂詩人

哪能會有如此多

路上的坑坑洞洞

就像在淒風苦雨中

單打獨鬥的蜘蛛們

編織出的網罟

殘破得捕捉不了半點風塵

不過,普天之下的詩人

都已經練就銅筋鐵骨了

那些腐蝕不了什麼的

笑或罵,就由他兀自生鏽

頂多像一陣冷風過境

哆嗦幾下而已

聯合報/慢慢讀,詩 2016/6/7

独立中文笔会为赵常青、张宝成、梁太平被拘留之声明

獨立中文筆會就本筆會會員趙常青、張寶成、梁太平等人因悼念1989年「六四」死難者被北京警方刑事拘留的抗議聲明

本會會員趙常青、張寶成、梁太平及馬新立、徐彩虹、曹雪梅女士等人因在私人居所悼念1989年「六四」死難者,被北京市公安局豐台分局於6月1日以“尋釁滋事”罪名刑事拘留。本筆會亦提請注意近期發生的待確認的相關事例, 2016年「六四」前後,遭中國警方拘留、被失蹤、被旅遊、軟禁、約談的公民,已近50人。

本筆會強烈要求北京警方立即無條件釋放上述因表達和思想自由被剝奪自由的獲罪者,真正落實中國憲法所允許的所有自由權利。本會籲請國際筆會各分會及國際文學界,抗議並持續關注中國當局濫用中國刑法罪名侵犯公民自由的行為。

獨立中文筆會〔ICPC〕是國際筆會——世界上最悠久的國際性文學組織的149個成員分會之一,致力於弘揚文學,維護全球中文及世界各地因從事其文學及創作而遭監禁、威脅、迫害的作家和文學工作者的言論和寫作自由權益。關於本筆會的更多資訊,請參閱http://icpc-chinesepen.org/

纪念六四何罪之有?!—独立中文笔会述评

纪念六四何罪之有?!—独立中文笔会述评
《左传》中有这样的话:“要想加害一个人,还发愁没有理由吗?”古代封建社会要想加害一个人,一定会找出莫须有的罪名。不幸的是,现代中国的当权者,比起古代加害无辜有过之而无不及。本会会员赵常青、张宝成、梁太平等,因和几位朋友在家纪念六四27周年,于6月1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以“寻衅滋事”罪名刑事拘留,现被羁押在北京丰台区看守所。因同一事件被拘的,有马新立、徐彩虹等。赵常青妹妹曹雪梅女士。我们对此严重关注!

首先请问:纪念六四有罪吗?据国家教委统计:1989年全国先后有四千万人次参与了民主运动,而八九民主运动的最主要诉求就是:民主改革与反腐败。当局调动了几十万大军,展开了天安门战役,成千上万的学生和市民被当作“反革命”镇压,死伤无数。枪声一响,变偷为抢,如今罄竹难书的腐败,不正是镇压六四导致的后果吗?如今中国最需要的不正是民主改革与反腐败吗?纪念六四,是还历史一个公正,还人民一个正义,还政治一个公道。

提醒当局:在所有的民主国家里,反党都不是罪,反对某个政府领导人也不是罪。唯独在专制体制下,纪念一下民主运动也是罪。反对某个国家领导人更是大罪。这种迂腐的思维,甚至落后于越南及缅甸。只能和北朝鲜金正恩世袭王朝媲美。

特别奉告:我们严正要求当局立刻释放所有因纪念六四而被羁押笔会会员及其他民众,允许律师为无辜者提供法律援助。如果某些权势者以为用手遮住天空,那么,你们就继续表演吧。但历史不是可以被人任意打扮的妓女,历史的本来面貌是掩饰不住的。历史上用刑苛酷而丧国的例子还少吗?

高行健:以文學、藝術呼喚文藝復興

以文學、藝術呼喚文藝復興

Photo Credit:高行健

文:高行健    

這全球化的當今時代,政治和廣告無孔不入,連文化也充分市場化,文學和藝術如果不退化為一種文化消費,還保持精神的獨立和創作的充分自由是否可能?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討論的問題。這也並非是一個新鮮的問題,其實由來已久。不過是二十世紀的延續。因此不得不對二十世紀先做個回顧,看看這問題的根由何在。

人類歷史上政治權力對文學藝術的干預不是沒有先例,但從來還沒有像二十世紀那樣,眾多的作家藝術家心甘情願把文學藝術創作作為改造社會的工具和武器。這不僅是政治權力令作家藝術家不得不就範,為之服務,而是特定的意識形態在左右作家和藝術家,較之宗教信仰有過之而不及,甚至鬧到狂熱的地步。

誠然,這種意識形態以革命的名義製造的烏托邦幻影往往令人喪失良知和正常的事理判斷,鬧了大半個世紀的共產主義革命就這樣破產了,連同為之服務的文藝,如今已無人問津。但其後的這種泛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並未就此終結,依然在影響當今的文學和藝術創作,所謂介入,也即介入政治,或解讀為就範於某種政治正確,仍然時不時左右當今東西方的文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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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孤舟遠影〉,攝影作品。

問題進而又在於現今世界離開了政黨政治,還有沒有作家藝術家個人能掌控的政治? 而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納入一定的政黨政治,還有無可能以其創作來改變社會或左右政局?可憐的孤單的作家藝術家還有無別樣的選擇?

以人權為標榜的自由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現實世界中個人的自由總受到政治和社會條件種種制約,更別說集權政治制度下的壓迫,這也是人類至今尚擺脫不了的生存困境。文學藝術創作的自由如果不從現實的功利中解脫出來,也還是一番政治正確而義正嚴辭的空話。

作家藝術家如果不甘心充當這樣或那樣的政治的點綴,真正贏得創作自由,不能不回到文學藝術的獨立自主,既不服務於政治,也不謀求現實的功利,從而返回文學藝術的初衷,也即在純粹的精神領域裡,表述人的認知,面對人生存的種種困境,深深觸及人性的幽深與複雜,從而留下充分而生動的見證。

然而,市場法則全球化鋪天蓋地的現今世界,這樣非功利的文學與藝術又何以立足?這才是要討論的真問題。資本牟利的機制導致的商品化,遍及一切領域,同樣也包括文化,這鐵定的機制訴諸非是與倫理的判斷無濟於事,恐怕只有立法才能有所制約。但如何建立這樣的法制來保障這種非功利的文學藝術創作?也還只能是一紙空談,這便是現今作家藝術家面臨的真實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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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夜間行歌〉,水墨,2016。

超越政治和市場不謀求功利的文學藝術在現今這時代是否可能?而這樣的文藝並不回避現時代人的生存困境,作家藝術家毫無禁忌,直面人生,獨立思考,並訴諸充分自由的表訴,這就是我們要討論的文藝。

這樣的文藝首先得出於作家藝術家自身的感受,全然來自個人獨立不移的思考,不吐不快。其實,這也正是文學藝術的初衷。這樣的文藝也是人的意識的結晶,人類生存和人性的見證。而文學藝術的歷史正是由這樣的作家藝術家和他們留下的作品積澱而成,從而成為人類文化可以傳承的精神遺產,而且經得起時間的考驗,具有認知的價值,經久不衰。現今的作家藝術家敢不敢接受這樣的挑戰,這也正是作家藝術家們當今面臨的最嚴峻的考驗。

這樣的作品自然超越時尚,毫不理會權力和媒體倡導的流行趣味,而且無所謂現代與當代乃至古典的分野。作家藝術家相反得解脫種種用於辨認的時尚標籤,也不去投新聞媒體所好。從事這種創作的作家藝術家當然首先得沉住氣,靜下心來,潛心投入,不計成果,只在意是否盡心達到盡可能充分的表述。

這種作品的價值更在於是否深刻觸及人的生存條件及其困境,又如何展示人世的複雜和人性的幽深。真實與否才是最終的價值判斷。

這裡講的真實而非新聞的實錄或歷史的紀實;這裡講的真實是經過藝術再創作昇華了的人生經驗;這裡講的真實包含作家藝術家的虛構與想像,通過審美而得以展示的人世的眾生相;這裡講的真實較之日常現實的表像更醒人耳目,觸目驚心而發人心智,揭示的恰恰是人性人生人世的底蘊。而這真實又無法窮盡,總也可以達到更深入更透徹的表述,就看作家藝術家的功力如何了。

洪荒之後The_film_Im_Après_le_déluge電影影像截圖-

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洪荒之後》,單頻道錄像,2008。

這種創作當然無須他人的指令,更沒有現成的模式,首先出於作家藝術家內心的衝動和對人世的洞察,經過長時間的醞釀與淬煉,找到恰當的表述方法和相應的藝術形式。即使有前人的作品作為參照,也還得通過作者自身的認知與才能,打上個人獨特的印記。

這樣的作品並非是民族和時代必然的產物,而是一個個獨特的個案。歷史上有的是文學藝術喑啞的國家和時代,只有帝王和政權更替的編年史,卻不見發人深省經久可看的作品。文學藝術也不遵循進化論的規律,後人未必比前人高明。歷史主義解釋不了文學藝術的這種偶然性。這種偶然恰恰來自作家藝術家個人的洞察力和才智,關鍵在於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認知是否如此敏銳而清醒。

這裡談的既然是創作,與其討論時代提供的社會條件,不如回到作家藝術家自己的認知。換句話說,重要的是作家藝術家本人的覺悟,一旦覺醒到創作的自由從來也不是誰能賜予的,便自尋出路。因而,只要還有人身行動的自由,衣食溫飽有基本的保障,哪怕是中世紀身在逃亡的但丁和大興文字獄的滿清帝國隱匿身世的曹雪芹,都留下了不朽之作。

相比之下,當今的作家藝術家畢竟幸運,只要能逃離集權專制,解脫普遍流行的意識形態的思想框架與價值判斷,創作自由其實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只看用不用。

再一輪的文藝復興是否可能?如果從二十世紀以來建立在現代性上的文藝史觀中抽身出來,把不斷的否定和挑釁與作秀丟進垃圾堆,重新觀審文學藝術的歷史,便不難發現,這一個多世紀並沒有導致新的文明,只不過繞了個怪圈,東方和西方如今不過掉換了方向,人類已經走過的老路現今東方和西方都重新再轉一遍,現實世界還就這麼荒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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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側影與影子》,單頻道錄像,2007。

把美學的顛覆與時尚的炒作丟到一邊,文藝復興也就順理成章。擺脫淺近的現實功利,文藝既不是武器,也不是工具,更不是商品,回到文學藝術的初衷,回到對人自身的觀審,回到人性與人情,回到審美,卻並非一番空想。只要作家藝術家有清醒的認識,便可以掌控自己的創作。

這樣的文藝復興當然不由民族國家來宣導,那只能導致文藝創作納入政權的管轄下,弄成某種民族主義的官方文牘,前有蘇聯標榜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後有毛澤東所謂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現今也不乏各種各樣的民族和地域的認同,用政治話語令文學藝術創作就範於現今的政黨政治和選票政治。

這樣的文藝復興只能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的認知,不必由官方機關制定的文化政策加以創導和打造。恰恰相反,需要的是社會的寬鬆與寬容。而官辦的文化機構不如下放民間,盡可能多元和多樣化。

這樣的文藝復興固然需要各種各樣不牟利的文化基金的贊助,卻首先仍然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覺醒,發出呼籲,引起人們的關注,至少在文化圈中成為風氣,從而推波助瀾,才可能造成社會的某種共識。因而,公然提出問題,引發討論,十分必要。

這樣的文藝復興現今這時代並不囿於某些特定的國家和地區,像十五、六世紀的義大利,或十八世紀的法國。全球化的今天,作家藝術家的處境大致相同。而現今世界的經濟危機和文化衰退的背後,恰恰在於思想的危機與精神的困乏。社會革命論和自由主義以及民族主義諸如此類的意識形態都解救不了現今時代的困境,人類需要的是新思想,震聾發聵。而新思想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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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高行健高行健,〈霧雨〉,攝影作品。

這也正是現今呼喚文藝復興的根據,新鮮的思想顯然不能指望從事於政黨政治的行家,也不能指望在媒體上天天爆料的經濟學家和社會統計與民意測驗。而現今不僅是精神困乏同樣也是哲學貧困的時代,既然意義都已經顛覆與消解了,哲學的思辨往往淪落為語意解析的遊戲。

且不必預言人類的未來如何,何況這樣的烏托邦許諾,那剛過去的二十世紀噩夢一般的現實人們尚記憶猶新,還不如回到此刻當下人的真實處境。老人道主義設想的那身心健全的人不過是一個理念,而與生俱來的人權與自由從來也未無償的賜予。然而,這脆弱的活生生的個人卻總也處於現實的生存困境之中,人類社會卻不知究竟往何處去。哲學的思辨解決不了這現實的困境,人所以訴諸文學與藝術正為了確認這令人困惑的存在。

哲學、宗教和文學藝術是人以不同的方式對自身生存的一番認知。當哲學訴諸思辨,宗教導致信仰,文學藝術卻通過審美而回饋為對人自身的確認。這宗教式微的時代,物欲橫流。意識形態同政治權力不斷調情,弄得原本清淨的哲學處境也十分難堪。

而文學與藝術在政治與市場雙重擠壓下,往往喪失了原本具有的審美判斷,以政治正確來附庸權力,以文化消費來投合市場。文藝復興的呼喚恰恰要回歸審美,回到人性與人的情感,回到生命,回到人的本真,回到性靈,回到精神。

高行健

Photo Credit:聯經提供

這樣的文藝復興正取決於作家藝術家的良知與覺悟,當然不限於國家和地域,也不為表述的語種和形式所局限,當今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只要作家藝術家有這樣清醒的認識,自然會去找尋呈現的方式。

這樣的文藝復興之所以可能,如同歷史上已經有過的陰暗的時代,卻仍然衝破了時代的喑啞,發出明亮的聲音和光彩。既然有先人的參照,今人又何嘗不能?

這樣的文藝復興當然首先來自作家藝術家深刻的認知,才能和功力也完全取決於作家藝術家個人,解脫政治的功利,超越時尚的趣味,以其真知灼見,達到傑出的審美呈現。

這樣的文藝復興令作家藝術家得大自在,在權力和金錢達不到的領域,精神飛揚。創作的這番過程便令人心悅,也才可能不計成果,持續不已。

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以就在當下,一步一個腳印,步步登高,得以建構。這過程也沒有終點,心比天高。

這樣的文藝復興其實又心心相印,建構之時,隨時都在同前人先哲對話,而且無需經過後人的解讀或詮釋,直抵境界。

這樣的文藝復興既然建立在人性相通的大前提下,自然會喚起他人共鳴,得到回應,卻杜絕空話,無需嘩眾取寵,直指人心。

這樣的文藝復興就始於作家藝術家手下,一旦覺醒到有其必要,便不可抑止,一發而不可收拾,長期以往,功力與技藝也就相繼而來, 渾然而天成。

這樣的文藝復興可不是不是不可能的。

旅泰受中共迫害公民纪念六四活动

旅泰受中共迫害公民纪念六四活动

 六四屋内

六四门楼

2016年6月4日,流亡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汇聚唐人街,与来自美国的民运人士韩武(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专程赶来泰国与我们一道共同纪念六四,抗议中共的暴行,为实现中国的民主事业而奔走,同时呼吁中共停止迫害中国公民。

韩武指出:纪念8964事件,不仅仅是缅怀已经被中共屠杀的仁人志士,更是要激励后来者,以更大的勇气,更坚定的决心扛起前辈们的民主大旗奋勇向前,不能畏首畏尾。我们纪念六四,到今天已经不是反思的问题,而是要牢记六四惨案,以烈士们的鲜血激励全国的民众团结起来,向中国的一党专制发起冲击,实现民主中国,建立自由、人权、民主、宪政的新社会。在当前中共打压最残暴的时期,我们一方面要善于和中共当局周旋,另一方面也要用智慧和中共战斗。

黎小龙认为:要在法律的框架内清算中共的屠杀。

颜伯钧说:我们被迫流亡海外的中国公民应该团结一心,众志成城。

于艳华认为:当前国内有七位勇士因为纪念六四而纷纷被抓捕,这些人以前都是新公民运动的干将,我们今天纪念六四也为他们的安全呼吁。

活动过程中,大家纷纷表态,梁山桥老先生对于中共屠杀义愤填膺,张维,曹劲柏也是大声指责中共的暴行,最近逃亡过来的张建祥详述牺牲人员的惨烈。大家说到动情处,宴奇恩流下了悲愤的眼泪。黎光敏,刘晓赢也就亲身经历说出了自己的感受,聂保国是一宗教人士,他从宗教的角度阐述了对这一事件的认识。

整个活动全体参加人员为六四事件死去的英灵默哀一分钟。之后发起了呼吁最近因为几年六四事件而被捕的赵常青、张宝成、李蔚、马新立、徐彩虹、李美青、梁太平,大家呼吁中共当局放下屠刀,立即放人、悔过自新,以减少对全体中国人民的伤害。

活动也呼吁中共当局就郭飞雄的身体原因,予以人道主义关怀,并就唐荆陵、王清营、袁新亭等三人被迫害进行了呼吁。

因为同属逃亡到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大家也纷纷对姜野飞、董广平的遭遇有一种同病相怜的感情,大家表示深深的愤慨和痛恨,一定要不畏恐惧勇敢的战斗。大家呼吁国际社会继续予以高度关注,希望有能力的国际组织、政府和个人能够帮助呼吁中共当局不要继续迫害这两位已经获得难民身份的受迫害者。

让参与活动的每一位人员感到愤怒的是中共当局对709人权律师的迫害,由此全体人员希望全世界关注709人权律师。

本次活动参加人员有:韩武(中国民党全国联合总部秘书长)、梁山桥、黎小龙、颜伯钧、于艳华、张维、张建祥、曹劲柏、宴奇恩、黎光敏、刘晓赢、聂保国。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南亚委员会主席程维明对活动予以赞助。

逃亡泰国的中国受迫害公民(泰国难民之家)

中国民主党全囯联合总部东南亚分部

中国民主团结联盟东南亚分部

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东南亚委员会

中国社会民主党东南亚分部

中国公民联盟

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

独立中文笔会代表团参加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

孟浪、盛雪、雪迪、贝岭在魁北克第81届国际笔会大会报到处(国际笔会摄)

孟浪、盛雪、雪迪、贝岭在魁北克第81届国际笔会大会报到处(国际笔会摄)

(加拿大魁北克讯,2015年10月12日)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将于10月13-16日在加拿大魁北克召开,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250多位作家济济一堂,交流文学创作与翻译、商讨捍卫言论自由。独立中文笔会派出由六位成员组成的代表团参加此次国际笔会大会,代表团由贝岭会长带队,成员有张戎、雪迪、孟浪、盛雪和司鹏程。

10月12日晚,国际笔会魁北克年会在新落成的“文学图书馆”举行欢迎酒会,这座“文学图书馆”落成才四天,是专门为此次国际笔会大会建造,图书馆收藏的文学书籍均为法语文学作品;当晚“魁北克文学节魁北克文学之夜”也在一座剧院内举行,魁北克笔会的作家们朗诵了他们的法语文学作品,现场还有音乐演出。先期到达魁北克的本会代表贝岭、雪迪、孟浪、盛雪参加了欢迎酒会和文学之夜的活动。

魁北克文学节魁北克文学之夜朗诵现场(雪迪摄影)

魁北克文学节魁北克文学之夜朗诵现场(雪迪摄影)

10月14日下午,国际笔会第81届大会在主场大会后举行“中国文学专场”(Chinese Literature in Focus),此为国际笔会历史上首次于年会期间举办“中国文学专场”,是独立中文笔会自创会以来首次获得以文学专场形式在国际笔会的文学节上出场,也是本届国际笔会大会上仅有的两个“文学专场”之一。届时,张戎将以“我如何成了一名作家”为题进行演讲并朗诵她的作品,贝岭、雪迪、孟浪、盛雪也将随后以中文朗诵他们的诗作,全场用大屏幕呈现作品的英文和法文翻译。

 盛雪拍下的三位文學老人:雪迪、贝岭、孟浪

盛雪拍下的三位文學老人:雪迪、贝岭、孟浪

此次魁北克文学节于国际笔会年会特辟“中国文学专场”,使独立中文笔会得以用“文学”与会,也是国际笔会“弘扬文学”之重要成就。正如在今天的欢迎酒会上国际笔会会长约翰·索尔所说的:国际笔会首先是文学组织,然后才是捍卫言论自由的人权组织,没有了文学,也就没有了言论自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