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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关于杨恒均,不得不说的一些话

 

李悔之:关于杨恒均,不得不说的一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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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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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恒均

近年,网络上出现了一个“逢杨必骂”的怪象。所谓“逢杨必骂”,就是每看到杨恒均的文章,一些人就或开骂,或冷嘲热讽。为何“逢杨必骂”?原因稍后分析。
    
    昨晚打开微信,在一个微信群又看到几个网友在谈论杨恒均,不该他又是开微店,卖奶粉、卖酒、卖电动剃须刀,又是搞国外旅游,民主小贩利用粉丝效应赚钱了······等等。
    
    二十多天前看到杨恒均怒斥诋毁者的文章——《我每天都在为不变成流氓而挣扎》一文后,便感到有话要说,后因二十多天一直处于“休博”状态而作罢。今天,便想将蕴积于胸良久的话说出来。
    
    先谈“民主小贩利用粉丝效应赚钱”问题。
    
    不该杨恒均开微店赚钱的网友,潜意识中把他当职业“民主家”了。这诚然是一个让人有些无奈,有些可悲的意识误区:“民主小贩”只是杨恒均的“副业”。他的“正业”是文人。而文人与农民、工人、商人、小贩一样,都是社会诸多职业中的其中一个职业;农民靠耕种而食,工人靠上班持家,商人、小贩靠从商富家,文人靠写文章、著书糊口······按此常识,杨恒均的第一身份首先是一个靠稿费、版税生活的社会从业人员。其次才是应更多地肩负起社会责任的知识分子(“民主小贩”)。
    
    另,在传统媒体日益被逼到犄角旮旯,旧的、单一的稿酬模式逐渐多元化的网络新媒体时代,通过自媒体开微店早已成了文人获取稿酬的一种形式。所以,杨恒均在网上卖奶粉、卖酒、卖电动剃须刀,有何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每天光写没稿费的博客文章,一家人喝西北风去?把人家当八十年前领卢布的革命党人?或认作是街党工委的宣传委员?
    
    类似抱怨不只是针对杨恒均的。这些年,经常在微信群看到类似批评:“现在的民主派文人公知,只知每天写文章夸夸其谈,而不学当年的甘地、曼德拉和马丁•路德•金,到街头、田间、工厂去启蒙大众······”
    
    发上述感叹者,直把“解放区”当“国统区”;把自带干粮作“民主小贩”的异议文人,认作是当年在重庆办《挺进报》的同志们,当成是《建国伟业》中的革命前辈了。想想便很无奈——异议文人学者既不能在传统媒体上发文获取稿费,更不能出书获得版税,在自媒体领域也处于夹缝中求生存状态,事实上成了一个特殊的失业群体。除了极少数大咖外,大多数迫于生存压力,不得不放弃职业写作,而改行其它。如此,“每天写文章夸夸其谈”已勉为其难,还要他们到“到街头、田间、工厂去启蒙大众”?纵然他们为了“理论联系实际”不惜借盘缠前往,组织上能让你去吗?
    
    对当下异议文人学者的艰难处境,真的要多一分理解:就我而言,从事异议写作十年间,绝大多数时间是“以商养文”。写了一二千万文字,没得一个子稿费,还倒贴了不知多少电费。后来有了微信公众号,每月有赞赏收入,可以“以文养文”了。然而好日不长,只短短一年时间,公众号便遭河蟹。后来呢?只能借用“龙兴伟”地盘发文。最近呢?看到《炎黄春秋》也关门大吉,便萌发了重走“以商养文”之路,或干脆回乡下“以农养文”之想法。甚至有过长期“休博”的打算——长年屡月面对“眼前荒唐道不得,雷区禁忌在前头”的话语环境,面对每天都有不少自媒体平台遭河蟹的现实,近年已患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撰文恐惧症”——常常坐在电脑前一二个小时也敲不了几个字。这,就是最近连续二十多天没写文章的原因所在。
    
    所以,我十分理解二十天前杨恒均为何通过《我每天都在为不变成流氓而挣扎》一文对攻击者发了一顿通天大火——就杨恒均而言,如他果真是有些人认定的那样,是一个缺乏价值坚守的投机取巧之徒,根本无需像司马大师、小周主席、花花副主席一班“光荣的自干五”那样做得如此露骨、下作,只需跟新加坡的郑永年一般,以“不左不右”的脸孔暗中迎合“绝不”同志们的胃口,凭借他的写作功力和精明,以及海外洋博士的特殊身份,出几本类似郑永年《中国崛起——重估亚洲价值观》的书,党疼国爱之下,仅版税就赚得盆满钵满了——连小周主席的宝书《请不要辜负我们这个时代》,首印两万册没几天就告“售罄”并“紧急加印”呢!
    
    谈到小周主席,太多人不知道:他的文章虽“满纸荒唐言”,然而他的公众号文章动辄“10万+”,其文章赞赏之高,没有一个异议文人能望其项背——单篇文章六七百人赞赏的很普遍,一二千人、四五千人赞赏的不少(我的文章在异议文人中属拨尖的了,但赞赏最多的一次,也只有三百多人)。保守估计,他一个月下来仅公众号文章赞赏钱和广告费便在8-10万元之间。如果加上出书和四处“演讲”的收入,更是可观。
    
    如果杨恒均是一些人想像的那种“投机取巧”的人,凭他超强的公关能力和小周主席、花花连提鞋也不配的写作功底,以及头上留洋博士金冠所产生的粉丝效应,仅微信公众号一项,年收入二三百万并非难事!
    
    纵然不学小周主席,只要杨恒均“识做”一点,像张鸣教授一样,多借古讽今、尽可能少针对敏感话题发表意见,他的微信公众号或许不至于在去年12左右遭河蟹。果真如此,仅公众号一项年收入在四、五十万也不是问题。
    
    上述估算的依据是:我是去年6月底在微信公众号正常发文章的,7月至11月的6个月时间,平均每月赞赏费1万5千多元。加上私人投放广告收入,以及官网的广告提成,月收入超2万多元。如果不是12月份遭河蟹,粉丝持续增长、私人投放广告渐多的情况下,至今月收入三、四万元估计不是问题。杨恒均文章的赞赏肯定不会比我少,但他粉丝要远比我多,个体商户投放广告的收费比我高。所以月收入肯定比我高。如果他的公众号不被河蟹、粉丝持续增长的话,年收入四、五十万应当是保守估算的了。
    
    杨恒均的公众号是去年12月初跟我的公众号同一天遭河蟹的。就经济损失而言,可谓代价沉重。
    
    举凡坚守理想者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不是进了砖政机关的勇士才为这个国家的进步付出了代价!
    
    下来谈另一个问题:为何有些人会“逢杨必反”?
    
    杨恒均这些年之所以成为不少人批评、讽刺或“恶毒攻击”对像,既有他曾在特殊部门工作过的因素;也有寄望越高、失望越大因素(不少人曾把他当民主派旗手或领袖,在他身上诉诸过高期望);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就是囿于逼仄语境,他撰文历来十分讲究行文技巧,大多数文章都具有绕弯、委婉、含蓄、绵里藏针特点。尤其是一些针对敏感话题的文章更绕。写如此文章太费心机,读如此文章也很需耐心。否则不容易明白文章究竟在说什么。甚至可能读出相反的意思。
    
    作为一位博客写作十年的异议写作者,我是完全理解杨恒均的:在T色国度上,一个异议写作者的言论尺度,与影响力成反比——影响力越大,行文就越必须讲究技巧,就必须越含蓄、越拐弯抹角。否则,你懂的!而据我所知,杨恒均在国内各二十多个门户网站开设博客。每篇文章的读者合计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影响力如此大的博主,被主管部门关注程度之高可想而知。不绕弯、委婉、含蓄怎行呢?
    
    近年,不断有人抱怨“老杨头的文章越来越变味了”。作为杨恒均文章的资深读者,这里想说一句:近十年前间,我始终阅读、关注他的文章。尤其是有些人说他“变了”、成为网络争议人物后,几乎每文必看。完全可以这样说:他的文章无论是文风,还是立场、思想都一如既往,一点都没变。真正变了的,是抱怨者的耐心和口味——面对挪动一张桌子都要流血的现实,面对再三响起的“绝不”誓言,太多人不再喜欢看绕来绕去、温和说理的文章,而喜欢看痛快淋漓专击伟光正同志七寸的解气文章了。
    
    不喜欢谁的文章正常。不认同谁的观点予以批评或展开争鸣也正常。不正常的是捕风捉影、主观臆断的人身攻击过多,针对杨文章观点展开理性争鸣或批评的太少。更令人痛心疾首的是:杨恒均的微信公众号遭河蟹,遍布全国各地的羊群悉数被遣散后,网上针对他的诽诽、攻击声音并未减弱······想想便有些寒心:鲁迅说他“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我同样“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一些人——或许杨恒均某日进了砖政机关,他们心中一股不知来自何处的无名气才能解去?
    
    任何一国在转型过程中,都必将存在激进派和温和派。我从不认为激进比温和更好,也不认为温和比激进更好——鲁迅早说过,在一个黑屋子里,如果没人要掀屋顶,连开窗口人家也不会答应的;温和派恰如主张开窗口者,激进派恰似要掀屋顶的人。两者相得益彰。正因为如此,唯我独革、唯我真理在握思维要不得,捕风捉影“打AB团”思维更其害无穷。兄弟登山,各自努力才是王道。
    
    接着,要对杨恒均说几句心里话:长期被人误解、曲解、诋毁,气头上来发一顿大火完全理解。然而骂人也要“骂出水平”、“骂出风格”,骂得让人心服口服嘛!然而或许真被气昏了头,《我每天都在为不变成流氓而挣扎》一文骂得语无伦次,骂得档次太低,说了不少荒唐话(篇幅原因,这里不表)。还有,作为一位足迹遍布海内外,历经无数风雨、见过诸多大场面,被无数粉丝寄予厚望的的公众人物,尤其是作为一位民主启蒙者,被“一群小流氓”损了一通,就“我迷茫,我心寒,我绝望”了?太书生气、太没出息嘛!
    
    这些年,杨恒均不止一次发类似太不上档次的火了。对此,作为他的友人,我很失望,所以去年冬删了他的微信好友,目的是他作了该骂之事时,才拉得下情面骂!——我比杨恒均大五六岁,他是我大半生结识的优点最多的厚道朋友之一。往昔与他交往中,草莽出身的我学到不少东西。至今对他仍寄予很高期望。作为同道也好,作为友人也罢,这里想奉劝杨老弟几句:多几分大悲悯、大恻隐之心,少几分源于骨子里的傲气。唯此,才能有大胸怀、大格局、大气度。

来源:博讯

透过东欧“天鹅绒监狱”看中国的审查制度

 

透过东欧“天鹅绒监狱”看中国的审查制度

萧轶 
《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

Courtesy of Eric Cui

《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

 

在2013年,大陆翻译出版过一本《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禁书的审查与传播》(2008年)。在这本关于当年东德政府极权统治之下禁书审查与传播的书中,作者说,在东德的图书管理学典范著作和文艺学专业字典里,读者被告知审查在东德是不存在的:“审查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文化政策,社会主义既不存在政治上的也不存在道德上的审查问题……对特殊文献设置使用权限通常是出于藏书保护的目的。”

在禁忌遍布的东德境内,图书审查作为一种统治实践活动,不仅显示政府的公开强制及民众的顺应顺从,而且体现出一种以管教和征服为目的、细致入微的统治机制,其独特之处不在于实行压迫,而在于被统治者情愿接受的主观意志:“它不是统治集团的独角戏,而是一个全社会的工程……像一场众人参与的礼拜仪式。”

2015年,大陆翻译出版了描述极权之下自我审查的《天鹅绒监狱》(The Velvet Prison, 1987)。如果说《民主德国的秘密读者》描绘的是极权制度下的阅读生态;那么,《天鹅绒监狱》所描绘的是极权制度下的写作生态。匈牙利作者米克洛什·哈拉兹蒂(Miklós Haraszti)在20世纪70年代曾参与发起过“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他发现后斯大林时期的审查制度成为了一种“进步的审查”,他将这种写作环境称之为“天鹅绒监狱”。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并没有慷慨激烈地抨击审查制度,反而从极权制度下的作家们身上为审查制度寻找理由,挖掘国家与作家之间的共谋关系。

他发现,后极权时代的审查已经从国家审查过渡到自我审查,作家们通过“创造性妥协”和“自我纠正”与国家形成了利益共同体,而非对立关系。大量作家聚集在国家意志之下,加入国家旗帜下的作协与文联,不仅意味着身份的提升,还获得利益的满足;即使自由撰稿人也不得不使用模糊化的词汇来躲避审查,或者主动提前“为国家着想”,规避敏感词汇与敏感话题。如果在写作中给国家添麻烦,这不仅意味着无法发表文章而导致被读者遗忘,还意味着经济利益受损,从而导致无法依靠写作为生。所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其实并不存在,你必须成为“不自由撰稿人”,或者放弃写作行为,或者不依靠写作为生。“天鹅绒监狱”孕育了一种新的审查机制:国家不再发号施令,作家自觉揣摩圣意。

而此刻的中国,恰如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所描述的那样,曾经的东欧与当下的中国,穿越时空的距离,犹如孪生的空间,用译者戴潍娜的话说:“再没有比合谋共犯更坚不可摧同声共气的‘爱情’。”

在中国,《天鹅绒监狱》的传播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知远有很大关系。2009年,他在维也纳与米克洛什·哈拉兹蒂见面时,还被当面询问是否需要撰写两个不同版本的稿子,这句话让许知远在往后的不同时间里,分别撰写了四篇提及《天鹅绒监狱》的文章。在最先写下的《内在的审查》中,许知远写道:“当米克洛斯直接询问我时,我不得不承认,我也是个自觉的自我审查者,我从未写过两个版本的文章……”五年之后,许知远为香港媒体撰写了《当极权从巨蟒变成大象》,他终于承认自己变成了米克洛斯·哈拉兹蒂所说的“写两个版本”的作家:“几年来,我在审查制度与个人兴趣间达成了某种新平衡。我在海外中文世界自由的写作、出版可能有政治敏感性的作品,在中国国内出版非政治性的作品。……如果再遇到他,我会说,我现在努力只写一个版本,但是经常难以做到……”

《天鹅绒监狱》的译者戴潍娜在《后记》第一句话里,就面临着审查的禁忌,不得不将“许知远”的名字缩写成“知远”,方能通过审查顺利出版。有意思的是,在《新京报·书评周刊》所评选的“2015年度好书”榜单上,《天鹅绒监狱》被归为“艺术类”,大概是利用中文版腰封上出现的“东欧艺术自由与禁忌”这句话,借助“艺术”的名义来躲避审查。这些同样精妙而反讽地见证着该书所描绘的“镣铐下的美学”与“被囚禁的艺术”。

译者戴潍娜,江苏南通人,曾留学牛津大学,目前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她的身份多到难以归类:既写沉重的学术文章,又写空灵的童话故事,诗歌是她的主要文体;她还参与各种国际学术活动和实践活动,甚至参与过《天天向上》、《一站到底》、《诗歌之王》等娱乐节目。

戴潍娜刚刚结束在美国杜克大学(Duke University)研究周作人、鲁迅与霭理士(Havelock Ellis)的访问学者生活,接下来即将出版一本新诗集《我的降落伞坏了》。近日,她围绕《天鹅绒监狱》接受了采访。文章经过了编辑和删节,并经过受访者的审阅。

问:为什么翻译《天鹅绒监狱》?

答:不用说,这本书与当下现实有着切肤的关联,好比刀与磨刀石的关系——紧张、锋利、深刻相知,在痛彻中相互擦亮。大约是2011年暑假,许知远跟我讲起他与哈拉兹蒂在欧洲短暂的会面,我信手翻了几页这本《天鹅绒监狱》,就被书中有力的文字一拳击中;况且,那本烫金装帧、梵蒂冈红布裹面的小书正散发着一圈迷人的光泽——它被一位异议者从古老的剑桥图书馆里“顺”了出来,因而染上了股王法之外的侠盗之气。不久,我又以古老的借阅方式把它从许知远手里“顺”了过来。哈拉兹蒂写作这部书时是否想到过辐射中国,现无从得知。如今,这本书是现世猛药,却同样不妨碍它作为基础文献存在的意义。

问:在米克洛什·哈拉兹蒂写下这些文字的1970年代末,匈牙利模式正大获全胜。匈牙利政府在1960年代中引入了市场经济,并放松了社会管制。而我们这个时代,互联网起来了,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人,很多人都会说“较之于以前……”

答:然而现实是,此刻的中国与70年代末的匈牙利并没那么大的差异啊。阅读这本书,你并不觉得书中在讲一件离自己很远的事情。

问:在封底,有一段米克洛什·哈拉兹蒂的话:“我想描述的不是我们文化的皮肉,而是皮肉下面的骨架。吸引我的不只是制约艺术家的种种外在规定,我更关心的是那将艺术家的想象力向下拽拉、使其不断沉沦的地心引力。”哈拉兹蒂在《天鹅绒监狱》中分析了知识分子是如何与权力合谋共塑一种新型文化制度,这和中国自古以来“得君行道”的士阶层有何异同?

答:在中国古人信奉的天道里,“士”阶层要负责沟通大地上的平民与苍穹上的老天的意旨。敬畏天神的古人认为,民众是无法直接与上天对话的,必须要经由“士”作为中间的传达者与释义者。可以说,“士”还承担了“巫”的职责,与神一起工作。到了天鹅绒监狱的时代,知识分子被地心引力不断下拽,用作者的俏皮话说——知识分子在用自身的衰退度量新型文化制度的进步。

问:“天鹅绒监狱”这个名词的来源是什么?这个名词有什么特定的特征?    

答:198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民主化革命,被称为“天鹅绒革命”。天鹅绒革命是与暴力革命相对比而来的,意思是政权更迭并未经过大规模的暴力冲突,如天鹅绒般平和柔滑。一系列东欧剧变基本都属于这种柔滑过度。“天鹅绒监狱”由此引申得来,却更具有反讽效果和视觉触觉,以及想像力上的冲击。转型国家的美学政策开始由“军用”或“强硬”转向(通常以极其缓慢的速度)“民用”或“温和”。审查美学的进化,创造出一个柔滑的牢笼、体面的地狱。

问:封面上说米克洛什·哈拉兹蒂是匈牙利道德勇气的标志性人物,介绍一下这位在国内较为陌生的东欧作家。

答:“在布达佩斯,有一个强大的、敏感的真理,名字叫做米克洛什·哈拉兹蒂。”他1945年出生在耶路撒冷,后随父母回到匈牙利,是当代匈牙利非常重要的作家、思想家、人权运动者。很年轻时,哈拉兹蒂就写成了《工人国家的工人》(A Worker in a Worker’s State),此书在欧美传播深远。他同时是匈牙利民主派异议者最重要的地下期刊《讲述者》的编辑和突出贡献者、20世纪70年代匈牙利民主与自由出版运动发起者之一。90年代,作为议会议员,他起草了匈牙利第一份自由出版法律。前几年他还忙着指导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媒体自由监督机构。

问:你在后记中说到,在翻译过程中,遇到一定的困境。有哪些方面的困境呢?

答:《天鹅绒监狱》采用的是一种冒犯读者的写作。作者淘气的“双簧体”,必须小心谨慎加以区分。他一会儿是一副异议者的愤青面孔,一会儿又摆出御用文人的良心,就那么没完没了挑逗着读者的智力和辨析力。“审查制度”被他正过来、反过去,层层剖析,像一个无底洞般无限深挖。这让人联想起川剧中的绝活儿变脸——你明明见他是包公,下一秒却换了霸王;你刚轻信,他又变出尉迟、八宝;你想该到头了,他却还能跟着愚弄你十八个回合。作者的游戏给译者造下了迷局。像一对不和谐的夫妻,需要仔细辨析那口气背后究竟撒娇耍宝还是动了真气,最后总要通过“语种”的拌嘴来达成理解。《天鹅绒监狱》实在是我译过的最饶舌的文字。

问:能稍微介绍一下铁幕时代的东欧智识阶层的写作状况么?

答:《蓝色东欧》那套丛书对东欧智识阶层有比较全面的译介,推荐大家去看。笼统地说,那是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因此哈拉兹蒂要采用“双簧体”的写作,这种口气使他的表达即便是在最不自由的环境中都能存活。很多作家在恐怖高压下不得不以重体力劳动来维持生活,比如擦窗、驾驶起重机、挖掘地基这类苦役。当然,付出的巨大代价也换来了文艺上的成就。有意思的是,按照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的说法,西方很多作家甚至嫉妒他们在铁幕政治下写作的可怕压力和由此培育出来的明确使命。

问:铁幕之下的东欧智识阶层有哪些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答:萨拉蒙(Tomaž Šalamun,斯洛文尼亚诗人)说,东欧作家大多都会自觉地“同其他诗人,其他世界,其他传统相遇”。我们往往惊叹地发现,那些狭小国度出产的作家身上,常有一种超越民族性的、神秘又令人兴奋的文化气质。马赛克式的本土文化、基督教文明、犹太文化、欧洲理性主义等多种文化在那里交织混响,使得人很容易变成艺术化的温暖的世界主义者,而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非常的地方主义;很结实,同时又很轻盈;灾难深重,竟又一笑受刑。这些悖论创造出迷人的性格和意外之举。就像克里玛(Ivan Klíma,捷克作家)说的,回敬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的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 

问:在莱涅尔-拉瓦斯汀(Alexandra Laignel-Lavastine)的《欧洲精神》中,作者断言,真正的欧洲精神,不在西方,而在那个不断地经历苦难、压制,却仍不懈怠地坚持自由人性的东欧,在那些伟大的东欧异议者身上,才真正保留着重建新欧洲的精神基石。你怎么看呢?

答:在布拉格、萨拉热窝、华沙、布加勒斯特、克拉科夫、布达佩斯,我们至今还能嗅到那个茨威格(Stefan Zweig)“昨日的世界”的残骸。大量艺术公民和世界主义者聚集的城市,一定意义上,也践行着欧洲共同联合的理想。世界主义像一只巨大的乐器,将“民族和语言的一切对立因素和谐地融合在自身之中”,演奏出世界及自身的高贵与甜美。而这一切始终是在对抗中完成的。那片被反复蹂躏的土地,有着拥抱矛盾,并且融为一体的能力。

伊恩·克里玛提到查理大桥时写道:“从这座桥的地基铺好开始,欧洲的这一半和那一半就一直在互相寻找。”作为欧洲文明沉默的一半,东欧既是欧洲文明的嫡传,又长期作为边缘化的“他者”存在;它既是欧洲文化的支流,又是其受害者、补充者和批判者。它因而创造出极具穿透力的深刻与复杂,成为挽救“绦虫一类”的线性普遍化世界历史图景的多元力量。东欧异议者的抗争与共存,保证了欧洲文化整体形式存在和复原的弹性。

问:在国内,很多写作者或出版人认为审查在形式上往往是粗暴的无知,你是怎么看待的呢?

答:粗暴的无知——实在是严重低估了我们的敌人。说到底,是缺乏精密观察力,缺乏对自我内在审视的结果。事实上,审查已变得日益精致,甚至性感。如今的审查,像追求情人般追杀自由文化,诱奸受害者,使之成为同谋和共犯。审查官吸收了被审查者的意识,受害者习得了暴徒的语言。审查已延伸出全套诱捕工具、应对技巧,以及虐恋审美。

问:在被禁锢的国度,往往存在大量的“中立”人士,诸如大陆互联网上有一类群体被称之为“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这种现象该如何看待呢?中立缘何盛行?

答: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evsky)在《地下室手记》里就曾写过,即便最紊乱的想象力都是可被描述的,唯一不可以被形容和信任的,就是完全的合乎理性。所谓的“中立”当中,都充满了内在的腐朽和严重的妥协气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庸常的帮凶。而按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逻辑推断,这些“理中客”中的许多人迟早会在生命结束时背叛自己。

鲁迅毕生攻击中国文化传统中这种不撄人心的中庸之治,认为那是消极的衰耗的症侯,并将之称作民族文化机体中的肿瘤。肿瘤是扩散最快的,中立之盛行也就不难解释了。然而,智者调和节制与纵情,那又是另外一回事。比如周作人,当公众极度保守时,周作人呼吁革命;一片左倾时,他又主张回到书斋。理性平衡,成为了一种高级的、有趣味的信仰。这与流行的扁平软弱的中立是有极大区别的。

问:伴随着禁忌的禁锢,萨米亚特(samizdat,源自俄语,指非正式出版的手稿复制品,或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的写作形式暗流涌动,这是一种作为反抗的声音而存在的。我们还发现,除去反抗的萨米亚特之外,甜蜜魅惑的心灵鸡汤以一种通过语言按摩而达到心灵慰藉的文学形式而盛行。它的被追捧与禁忌之间,是否存在关联?

答:如果说萨米亚特的地下文学负责高贵的反抗与重建,甜媚的妓女文学则负责抚摸按摩。多数人肯定是更乐意去按摩房。如果你的艺术能满足所有人,那就与妓女无异了。

问:在泛政治化的禁忌地带,往往政治化或道德化的站队问题,以此而形成了大量的争吵。站队现象,在知识界也已成为某种文化现象了,对此我们该如何看待呢?

答:乾隆时代文字狱里有一个常用词“非圣无法”,即打破禁忌,否定圣人,目无法统。历史上许多异类知识分子都曾被扣过非圣无法的帽子。仅举泰州学派为例,李贽等人都曾担过此等罪名,但这些知识分子都是以“单个的人”出现,而不是以“团伙”形象出现。

要撼动禁忌,首先就是要打破教条。然而任何划清界限的站队,都是另一种教条!不论左派右派,鹦鹉学舌式的反抗都是最无益的。道德应作为一种艺术而存在,而非作为一种刑具。知识分子首先需要与任何形式的道德绑架、虚伪教条相搏斗。

问:面对禁忌,往往加剧戏谑与嘲讽的蔓延,借此似乎可以获取某种幸福感,你怎么看待这种戏谑的网络表达?

答:如果有“戏谑与嘲讽”的奥林匹克大赛,王尔德肯定是夺冠热门,即便一百年过去了他还是秒杀我们时代的段子手。那种毒辣的俏皮话、语义间的巨大反转、充满违和感的迷人张力,是语言与心智的杂技表演。必须把这种作为语言极限运动的戏谑,与如今肆虐网络的智力上贫血的表达区别开来。多数同质化的网络表达充其量只是一大群苍蝇的嗡嗡声。

问:你曾经说过,“长大以后努力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用的人。”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

答:调戏一下愚不可及的社会义务和看似庄严的意识怪兽。原诗的上下文是:辉煌雄辩的年代,诗人不仅口吐警句,还负责缔造出一个族群与众不同的灵魂质地,建构一个民族的品性,同时干预最强者的行动。这个时代最好的存在,完全可以成为下一个时代最反对的事物。我很早就在贫瘠的广场上暗暗发誓:要写作!长大以后努力做一个对祖国和人民没有用的人。

萧轶,青年学者,现居大陆。

来源:纽约时报中文网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司法不可期」 賀衛方談「中國式法治」

 

「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司法不可期」 賀衛方談「中國式法治」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中國的習近平政府近年屢屢強調「依法治國」,說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與法治體系」,但這種「中國特色的法治」究竟是什麼模樣,世人仍在霧裡看花。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現身台北思沙龍會場,主講「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他除了談笑風生地分享中國的司法改革現況,也對習近平政府及其法治成果直言批評。

王健壯:賀衛方一言足以動天下

王健壯。(李忠謙攝)

上報董事長王健壯主持座談。(李忠謙攝)

過去曾數度來台的賀衛方,是第一次對台灣社會大眾進行公開演講。本場思沙龍的主持人、目前擔任上報董事長的資深媒體人王健壯形容,賀衛方教授在中國是「一言而動天下的學者」。因為賀衛方不只是一位書齋型的知識分子,更是一位長年關心公眾事務、有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除了在北京大學擔任教職、從事法學研究,他也在《南方週末》寫專欄、在網路以「守門老鶴」之名持續批判書寫,近年也撰寫了許多關於司法改革的文章。

賀衛方的博客。

賀衛方的博客。

王健壯還引用一位中國作者的描述,說賀衛方「不是唐吉軻德,但他總是在反抗著什麼;不是薛西佛斯,但總是在推動著什麼;不是魯迅,但總是在堅持著什麼。」在談到演講前播放的紀錄片《烏坎三日》時,王健壯則說這個故事「有一個非常美好的結局」,因為就在隔年3月,當地還舉行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有史以來第一次的民主選舉,賀衛方也曾在2011年為文表示,烏坎事件是一個「里程碑式的個案」。

烏坎三日,時任村民臨時代表,帶領村民抗爭的林祖鑾(後改名為林祖戀)。(翻攝Youtube)

烏坎三日,時任村民臨時代表,帶領村民抗爭的林祖鑾(後改名為林祖戀)。(翻攝Youtube)

不過王健壯也說,烏坎經驗就像所有美好的事情一樣,「too good to be true」。選出來的民選村委、官員,有一位跑到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其他幾位也分別被控受賄、貪污。連紀錄片裡的抗爭領導人、也是民選之後的村委主任林祖戀(原名林祖鑾),也在今年6月被公安闖進家裡逮捕、還在電視上公開「被認罪」。現實世界中的烏坎,並不像紀錄片中那樣的有美好收尾。

意識形態在中國 「是一個太麻煩的事情」

賀衛方對於王健壯的盛讚,謙稱「依稀聽到了彷彿是將來自己的悼詞」。賀衛方說,意識形態的問題,是一個太麻煩的事情。現代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是各種東西參雜在一塊兒,除了我們有某種近代從西方接受的一套東西,當然更重要的是社會主義的理論。而且社會主義的這套學說,沒有辦法在短期內被排除。因為在最近3年,中國政府越來越頻繁地強調自己是社會主義、目標是共產主義。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賀衛方也談到了演講前放映的紀錄片《烏坎三日》,認為要了解烏坎事件,首先需要知道中國的現況與背景。首先,中國沒有一吋土地是私人所有的,農民也沒有土地的所有權。鄧小平當初給農民的是「承包式」的權利,也因為沒有土地的所有權,所以農民對土地也不是特別的珍惜,大量的使用農藥化肥,追求短期的高產。

第二,中國農民也沒有行業性的組織,也就是沒有農會。

第三,中國所有的媒體都是黨的,也就是習近平說的:「媒體姓黨」。不過現在的情況因為網路發生了很大的改變,任何事情一發生往往就會被傳到網路上頭,對於官員想要一手遮天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第四,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制度。賀衛方說,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獨立、公正的司法制度,無可避免地最後會把人民逼上梁山。他說要是現在還是冷兵器時代,烏坎人民很可能也會把梁山作為歸宿,不斷地進行革命。

政治迫害在中國 仍是現在進行式

賀衛方說,他前幾天到景美人權園區考察時,跟那裡的志工聊天。他說:「在你們這受政治迫害的事已經成為歷史,但在我們那,相似的事情還一直不斷的發生。」不過大陸的司法制度改革,過去20年來,一直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他民國88年首次來台時,就是到政治大學參與兩岸司法改革的研究,同時思考台灣經驗能如何帶給中國啟發。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賀衛方半感嘆半開玩笑地說,當時他就與剛辭去司法院副院長與大法官職務的蘇永欽教授相識,但十幾年過去了,「蘇老師的頭髮沒有現在這麼白,我的頭髮基本上是黑的!」現在卻是「艱危嘗盡鬢成絲,轉覺司法不可期」,我們到底推動了什麼樣的司法改革?

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30日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前司法院副院長蘇永欽30日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一)提升司法人員素質

賀衛方說,司法制度中有許多技術性的環節,是我們可以去推動與變化的。比方說,即便再左傾的人肯定也會希望法官應該要有高素質,有比較好的教育背景。中國過去的判案人員許多是從未接受法律訓練的退休警官或軍官,但這些年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改觀。中國在2001年進行了《法官法》的修正,要求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必須要有大學本科的學歷,並且確立了三合一的司法考試。由於台灣也試圖整合法官、檢察官以及律師的資格考試,但努力了好多年,一直沒有辦法實現,賀衛方說有許多台灣的朋友都告訴他:「你們那邊兒辦事有時候特別難,有時候又特別容易。」

賀衛方也打趣道,台灣的法務部長可能是整個內閣非常重要的人物,但我們的司法部(相當於法務部)長卻是內閣中最差、最不重要的人物。如果一個人「什麼事情都不適合做」,那麼就可以到司法去做部長了。當時好不容易獲得一個偉大的立法規定(按:即《法官法》第五十一條),說司法考試由司法部來組織,我們的司法部長非常開心,深怕夜長夢多、希望趕快進行考試。

賀衛方說,他曾經建議司法部成立一個國際化的顧問小組,邀請包括台灣在內的各國法律學者,特別審慎地去研擬司法考試制度,以便讓考試更加合理。但司法部長(按:時任司法部長為張福森)說:「別別別別!還是趕快考吧,趕快啟動!否則權力被拿走怎麼辦?」所以中國的司法考試還是有一些毛病。

中國的司法考試每年動輒有40萬人參加、每個人都要答4份卷子,這一百多萬份卷子裡包括比較客觀的題目,也有分析性、開放性的題目,這類題目是沒有標準答案的。當卷子的數量這麼多,賀衛方說看卷變成極其可怕的事情,雖然他沒有參加過司法考試的判卷,只批改過研究生入學考試卷,賀衛方仍開玩笑說:「判卷判到第五天第六天,人的狀態都變得非常差。」「打開卷子一看,字寫得很爛啊這。算了,不要了。」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要怎麼判斷人才?考了高分一定適合司法工作嗎?賀衛方表示,這是一個很困難的問題,但不管怎麼說,現在中國每年想要擔任法官、檢察官和律師的人,必須通過這樣艱難(雖然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考試,因為這場考試的錄取率大約在15%左右。長此運行下去,相信我們能夠觀察到法律人員素質變高的效果。法官、檢察官、律師也會覺得他們在從事同一種工作,共同分享對司法的理念、對規則的理解。

賀衛方說,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選出的最高法院院長與檢察長通常不是法律專家。一般來說,最高法院院長素有首席大法官之稱,但上一任最高法院院長(按:王勝俊、合肥師範學院歷史系畢業)卻被認為是「首席大法盲」。因為他對死刑竟提出三個量刑標準:一、法律規定;二、治安形勢;三、人民群眾的感覺。賀衛方感嘆:人民群眾的感覺太容易變化了。

(二)司法機構內部的權力關係改革:去行政化

賀衛方說,司法機構不該像是一個行政機構的權力運行模式,而是強化法官的個人獨立性,由法官承擔完整的司法責任。而這樣的推動非常不容易,因為在中國的司法文化裡,缺乏對司法這種獨特的機構的理解。怎麼去想像這樣的司法機關?院長到底是什麼人?賀衛方以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為例,他們經常出現首席大法官的見解落入少數派,遭到多數派大法官判決無效的狀況。

賀衛方說,中國文化裡有平等的觀念、又有非常強烈的等級觀念,這兩種觀念特別怪異地並存在一塊。中國往往將行政系統的權力運行結構橫挪到司法系統,像是法院院長對於法官有生殺予奪的權利、對判決有非常直接的影響,但中國的司法系統卻不認為這是干預司法獨立。

中國的《法官法》(第七章)還將法官分為四等十二級,賀衛方說,法官有點像是大學裡的教師,我們雖然也分教授、副教授,但我們從來不會說「教授是副教授的上級」,但如果我們說行政系統裡的「處長是副處長的上級」,這倒是可以理解的。西方的大學體制到了中國,可以做到平等、去官僚化,教授的人身自由、薪資(甚至比國家主席還高一點)、辦公室的坪數都還不錯,而且不會因為教授或副教授而有不同。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但同樣從西方引進的法院就沒有辦法,而且似乎是特別的官僚化,我們不能將行政化的思維平移橫挪到司法系統裡。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官員級別是副國級,底下的常務副院長還有黨組副書記是正部級、再下面的副院長是副部級。賀衛方說,過分等級化的構造完全沒有辦法形成一個良好的司法體系。「反等級」要如何去克服,對中國來說十分艱難。他以英國、美國的法院為例,他們最基層的法官收入,比起最高法院法官並不會相差太多,也是鼓勵法官多多留在基層服務。

賀衛方說,當法官不能享有完整的司法決策的權力,司法的品質就會受到非常大的損害。比方說在案件上署名的法官,也許並不見得是這個案件真正的決策者,而是一些在案件上看不到名字的人。這樣一來,就會嚴重弱化法官的司法決策責任,導致許多冤獄的產生。中國許多錯判的死刑,很可能就是因為這些結構性的因素所造成。

賀衛方說,他曾經在網路上公布幾個法官的名字,說他們錯判了一個死刑,「你看這些人過年要怎麼過!?」但後來這些法官託人傳了口信,說「虧賀衛方還是研究司法改革的,卻連司法怎麼運行都搞不清楚。我們在判決上雖然寫了名字,但跟這個案子一點關係都沒有!」賀衛方說,這是多麼恐怖的一件事情!

(三)凸顯司法的終極性

賀衛方說,中國有所謂「公、檢、法」這樣的一個關係序列,司法的實際運行也是按照這個序列:公安局是老大、檢察院是老二、法院是老三。還有一個更形象的說法是:公安局是「做飯的」、檢察院是「端飯的」、法院是「吃飯的」。法院無論前面做什麼,都必須吃,而且不能挑食,什麼都必須消化掉。這樣的話,那些刑訊逼供所得到的證據,無法得到有效的排除。在部分案件中,真的可以看出來公安局的巨大淫威,這是一個非常可怕的狀態。

中國也積極推動在司法程序(尤其是刑事程序)中間,去提升法院的地位,但效果不彰。直到現在,中國公安部部長的地位仍然高於最高法院院長與最高檢察院的檢察長,公安部的部長還兼國務委員,在開政法工作會議的時候,三人的座位排序永遠是公安部部長的位置在前面。這也可以看出來,中國是一個高度「警察依賴型」的國家,甚至連中國的軍隊也是對內高於對外,軍隊經常是對付人民、而不是對付敵人的。

(四)司法判決書的改革

賀衛方說,司法判決是否能夠寫得更嚴格,有更好的法律論證、法律推理,讓司法判決更富於說服力。文化大革命期間,那些野蠻的司法判決現在正在慢慢地改變,甚至慢慢出現了一些非常精彩的司法判決。比方說一位上海的法官,居然在判決書裡頭引用了美國的法律概念「Public Figure」(公眾人物),來論證他的司法判決的合理性,這是一個在《紐約時報》訴沙利文案(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確立的法律術語。

此外,一位廣州的法官則在他的判決裡,開創性地辨別了媒體在怎樣的情況下是不承擔責任的:媒體首先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私人利益,第二、媒體所引用的新聞來源,要是被新聞界認為是可以信賴的,但是最終被判定信息中存在過錯,這並不應該讓媒體來承擔責任,而是要讓新聞的來源者承擔。

賀衛方說,中國的法官正在進行一些個別的努力,但這些努力的法官「下場都不怎麼好」、變得鬱鬱寡歡。因為司法判決從來也不是一個人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多少也有整個社會共同形塑的狀態,這都需要我們共同地繼續推動。

(五)浦志強、夏霖

賀衛方說,司法改革在中國已經慢慢成為某種社會共識,但司法依然不公、存在著很大的缺陷。他以浦志強律師僅僅因為七條微博獲罪為例,浦志強律師在微博裡批評「萬年人代」申紀蘭(從1954年的第一屆人大開始,連續12屆當選全國人民大會代表),因為這位跟所有中國領導人合照過的勞動模範,聲稱「自己從來沒有投過一次反對票」。

申紀蘭也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因為「(共產)黨中央多英明啊!黨多英明啊!我根本就不懂啊,我怎麼能投反對票、棄權票呢?」賀衛方說,浦志強面對這樣的言論非常生氣,在微博上寫說「您就死了吧」,您早點死了才好,死了我們建議人大追授你一個「烈女」的稱號,全國人民也都會很高興的,您就死了吧。浦志強在微博上的這段言論,被法院認定是刑法上的「尋釁滋事罪」。

「除了運氣和血統,申紀蘭當代表,毛新宇當委員,靠裝傻和真傻。這說明人大政協啥也不是,人想如魚得水,要麼裝傻,要麼真傻。我不奢望毛委員聰明,只好祈求申老太活著輕於鴻毛,死去重於泰山,您一死了之該多好啊﹗您都84了當60年代表,終於到坎兒上了,趁機馬革裹屍訛人大追封個烈女如何。」

2013131浦志強微博

2014年昆明火車站發生維吾爾族人拿大刀砍人的濫殺事件,浦志強在微博上說自己「非常的反感,也非常願意去聲討這樣濫殺無辜的恐怖行為,但我們也必須去檢討民族與族群的政策。讓維吾爾族人真正有一種『當國家主人』的感覺,我們應該去檢討我們過去的作法。」結果這段言論被認為是「煽動民族仇恨」。

「昆明時間太血腥,兇手罪孽深重。說疆獨製造恐怖,這回我信,但這是結果,不是原因。死傷極慘重,後果太不堪,你就給了我一句話,說疆獨凶殘你沒責任,我不滿意。天天說黨的政策亞克西,維吾爾人心向黨,就這麼血肉橫飛?法學會會長王樂泉,你鎮撫西域十幾年,那兒你最熟悉,告訴我:為甚麼?衝誰來?」

201432浦志強微博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說新疆是中國的,就別把它當殖民地,別當征服者和掠奪者,先發制人後發制人都為制人,都是把對方當敵人,都是荒謬的國策。冰凍三尺積重難返,免不了會在出事,只要民不畏死,以死懼之就沒用,襲擊者渴望成為真主的烈士,先發後發能嚇唬誰呀?新疆政策該調整了。」

201451浦志強微博

浦志強律師被羈押了一年多的時間,只查到7條微博,被判有罪之後也被判緩刑了,賀衛方強調,這樣的判決明顯是不公正的。浦志強雖然被放出來了,但需要戴上防拆卸的電子追蹤手錶接受監控。由於賀衛方與浦志強是好友,浦志強有次跟他抱怨,這種有點類似iWatch的玩意兒畢竟是國產的,「質量不行、經常出毛病」,「我明明人在北京,但是錶卻顯示跑廣州去了」。

另一名與浦志強律師同一個事務所(華一律師事務所)的夏霖律師,他在2014年11月8日被警方從家中帶走,被關押超過一年半後,遭指控涉嫌詐騙罪。賀衛方說,這也是一起中外高度關注的案子,目前還沒有宣判。但法院在審判時只給了6個旁聽席,其中只有兩個旁聽席提供給被告家屬,另外4個竟然是「法院指定的旁聽人員」。賀衛方說,這樣的旁聽甚至還不如台灣當年的美麗島大審。

賀衛方說,諸如此類的司法不公,不免讓人覺得中國司法真的是一片黑暗,但他也沒有一個量化的標準去描述中國司法到底有多黑暗。不過一般來說,比較不敏感的民刑事案件,品質確實在慢慢提升;但在敏感案件、重大案件上確實還有改善空間。比方說,烏坎村民們到底怎麼辦?當時曾經領導反抗的人幾乎都被判有罪。賀衛方說,這是一個很可怕的狀態,真的是「逼上梁山」。

從托克維爾的觀點看:司法貴乎公正

賀衛方說,他最近也在閱讀一些法國大革命與法國歷史的書。一個比托克維爾(Alexis-Charles-Henri Clérel de Tocqueville)稍年輕的歷史學家,非常細緻地描述了法國的司法狀態。他認為法國在舊制度下的司法與英國司法相比,存在許多優點。像是訴訟成本比較低、訴訟效率比較高、邏輯上也比較清晰。法國司法優點多多,不過托克維爾說,法國司法只有一個缺點:不公正。英國司法有許多缺點,但它就是公正。托克維爾說,不公正的司法制度特別壞,一方面經常逾越權限去做不該它做的事兒,另一方面,自己的本職份內事從來都做不好。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30日應邀出席思沙龍「 夾在意識形態中,司法改革怎麼走?」座談。(顏麟宇攝)

賀衛方說,他常思考在法國的歷史傳統下,到底是什麼東西引發了大革命?他說,許多國家發生慘烈的革命,往往是在現代民主還沒有興起之前,就開始破壞封建結構。良好的封建社會有一點像是低版本的聯邦制,現代的聯邦制則可以說是高版本的封建社會。

法國國王路易十四接受了一些現代理念,想要創造現代政府和國家(比方說文官政府),因此剝奪了地方教士對地方管理的權利,用現代官僚系統加以代替,導致地方人民要負擔封建捐稅的同時,又失去了封建領主對他們的保護。托克維爾在《舊制度與大革命》裡說:不改革的德國沒有發生這樣一種激烈的革命,滿懷良好願望的改革卻在法國促成了激烈的革命。

「以法治國」與「社會主義」的扞格

賀衛方說,習近平本人似乎有一種鴻圖大志,希望拯救瀕臨滅亡的共產主義事業。北京大學去年召開了全世界第一次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世馬會),我們準備建一棟「馬克思樓」,這也是全世界唯一的一棟以馬克思為名的樓。習近平比過去任何一名中國領導人,都更頻繁地強調中國的正統性。

當然習近平也強調「依法治國」,但「依法治國」與「社會主義」是不是一個可以相互包容的系統?賀衛方說:我的題目暗含的意思是,這兩者是水火不相容的東西。我們有沒有辦法透過某種方式,可以避開這樣的意識形態壁壘、障礙?怎麼樣能夠走出這樣的困境?賀衛方在演講的最後說:「希望在座尊敬的學者、前輩、各界人士,可以給我意見。」

 来源:风传媒

謝德慶: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一生

 

謝德慶: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一生

華人藝術家在紐約
謝德慶的「靜止」似乎更加誠實和需要相當的勇氣。他甚至不懼怕並且承認「江郎才盡」,他說:「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Copyright Liu Siyu

謝德慶的「靜止」似乎更加誠實和需要相當的勇氣。他甚至不懼怕並且承認「江郎才盡」,他說:「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1974年的一天,美國費城附近的德拉瓦河(Delaware River)上,一個年輕人從一艘由台灣開往美國的貨船向下一跳,偷渡到了美國。

2009年,紐約當代藝術館和古根海姆藝術館分別同時回顧了同位藝術家創作於紐約的兩件不同作品《一年行為表演1978-1979》和《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這兩件作品,一是從1978年9月30日下午6點到1979年9月29號下午6點,在位於布魯克林某閣樓一個不到6平方米的籠子里,藝術家把自己獨自囚禁了一整年。在公證人的監督下,他斷絕了所有與外界的交流,不與任何人交談、不閱讀、不寫作、不聽收音機、也不看電視生活了一年,期間只是朋友定時送去生活必需品和偶爾開放的公眾參觀。另一件則是從1980年4月11日下午6點開始,他每隔1小時在自己工作室里打卡一次,一天24次,不間斷地持續了365天。同樣以「一年」為期的行為表演作品,藝術家在接下的幾年時間裡又完成了三件。 通過這些作品,藝術家試圖探討人類生存中最本質的「生命存在」、「時間流逝」議題;藝評人和公眾則在這些作品裡讀到了對於人的自我封閉、接觸界限、生活底線的探索,以及藝術家極端的剋制,還有強烈的慢性自我毀滅氣質。

這些作品的主角,藝術家謝德慶,正是當年偷渡到美國的台灣年輕人。而早在2000年的第一天,宣布結束自己的第六件行為表演作品《謝德慶1986-1999》(「十三年計劃」)後,他停止了藝術創作。

不再做藝術,謝德慶開始低調地面對生活。直到近些年美國重要美術館紛紛興起對行為藝術的強烈興趣和廣泛討論,謝德慶的作品以及他的影響做為行為藝術歷史脈絡的重要組成部分才被帶到了核心舞台。炙手可熱的行為藝術家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c)盛讚他是行為藝術歷史上的「大師」,是她個人的「英雄」。謝德慶卻在採訪時笑着說自己早年的「地下」狀態並未受關注,姍姍來遲的廣泛認可,「和當年對非法移民大赦的到來一樣,對我來講都已經太晚,沒有太多興奮的感覺。」

退出創作,生活也還得繼續。如今謝德慶和妻子住在紐約布魯克林一棟兩層的小樓房裡,除了日常事務外,他一直在整理自己早年的作品記錄和處理不定時的展覽以及學術邀請。行為表演的現場已經不復存在,對那些承載了作品含義的實物記錄和言談,謝德慶依然保持着狡黠而強烈的藝術家判斷,小心翼翼地區分什麼是有利於詮釋作品而可以被公眾看到,什麼是不能公開的部分。他也戲稱自己現在像是個藝術商人,「經營」着自己早年的創作,並且以此維持還算不錯的生活品質以及自由的權利。

即便要像生意人一樣經營自己的作品,台灣出生的謝德慶也還是拒絕了很多關於「華人」、「東方」的展覽邀請和分類說明,也否定了創作其他更具市場潛力作品的建議。他堅持自己的作品是藝術家在藝術本質範圍內通過藝術解決藝術的問題,不是行業上的「生意興隆」,更無關東方體系西方體系這樣的粗淺劃分。他創作的唯一標準是能否「給藝術提出新的議題和推進方向」;如果沒有,他寧願選擇退出。因為藝術對他來講不是一個職業,而是一個人應該有的最基本的對人生思考的自由和權利。「退出」反而成了他維護自己藝術哲學純粹性的出口。

而就在謝德慶創作戛然而止的這些年,中國藝術家們卻開始飛奔向前。2000年至今,中國當代藝術成為全球性的時髦話題,展覽焦點,天價拍賣熱門以及收藏家爭相搶奪的寶庫,關於東方與西方,究竟重回東方傳統抑或擺脫東方背景回歸藝術本質的爭論也甚囂塵上。

此時謝德慶的「靜止」似乎更加誠實和需要相當的勇氣。他甚至不懼怕並且承認「江郎才盡」,他說:「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2013年12月,謝德慶在紐約布魯克林的工作室接受了紐約時報中文網的採訪,以下是採訪實錄,經過編輯和刪節,經過謝德慶審閱。

 問:1974年你通過非法途徑到了美國,為什麼非得到美國?

 答:那時的台灣比較沉悶,我不善於念書,到高中就退學了。但我用我的方式,也是笨拙的方式,去了解生命。作為世界藝術中心的紐約令我嚮往,只是來紐約後才知道生活不易。洗碗十二小時洗到手爛,還談什麼藝術?非法移民就更辛苦,語言障礙,文化衝擊,隨時要擔心被移民局抓走,連交女朋友也有問題,生活是在社會的底層。

 問:所以這個狀態跟《一年行為表演1978-1979》(「 籠子」)這個作品是有直接聯繫的?

 答:藝術和生活的關係是緊密的,但是藝術經過了轉換,而不是生活的直接再現。我的作品並不是直接關於非法移民議題的,我的思考並不是設限在那個議題里。在紐約的前四年,我下班後總是在工作室來回踱步思考藝術應該如何去做,卻什麼也做不出,內心充滿挫折感,直到有一天突然意識到,這個思考和度過時間而什麼都沒有做的過程本身就是一件作品。我的作品就是在講這個,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度過時間。你是你自己國度的王,選擇什麼方式度過時間?國王與乞丐都一樣,做了很多事,或是什麼都不做,對我而言沒有太大區分,都是度過時間,度過生命。

 問:後來你的一系列作品都將時長設定為一年,是這段經歷讓你對「長時間」尤其敏感嗎?

 答:我用一年,因為這是地球繞太陽一周的時間;是人類計算生命的基本時間單位;是生命裡面周而復始的一個循環,這是屬於人類文化裡面都共通的。另外,可能這樣聽起來有些反諷,不過我相信自己具有浪費時間的才能,在這上面有所成。

 問:那外界對你作品的評論,比如說《一年行為表演1980-1981》(「打卡」)象徵著現代社會中人的時間被工作、被資本控制的狀態,你怎麼看?

 答:一件作品是可以讓人自由詮釋和想像,不過有些闡釋並不是我的本意。在《打卡》這件作品裏,我不是做朝久晚五的工作,而是二十四小時不間斷地重複一件事情,周而復始一年,這裡包含了工作和生活,同時我的工作不製造「產品」,而只是每小時地標註時間。但從社會政治角度去闡釋是有窄化的可能,這當中有一種哲學層面的思考,就像西西弗斯一直在推石頭上山,石頭滾下來他又推上去,有時候你對抗命運的方式,就是儘力地去做荒謬的事情。

在《戶外》這件作品裡,和《籠子》相反,我一整年不能進入室內,那是在空間上和心理層面的放逐,是用另一種方式度過時間,但同樣都是消耗生命。我的作品以不同角度呈現對於生命的思考,這些角度都是基於相同的前提:生命是終身徒刑,生命是度過時間,生命是自由思考。

 問:最後一件作品《謝德慶 1986-1999》(“十三年計劃”)結束時,在2000年的第一天,你為什麼會說「我存活了」來宣布結束作品?

答:在之前那一年的《不做藝術》之後,我很難再回去做前面那樣一年期的作品,所以我選擇了做《十三年計劃》,從1986年我的生日,12月31日,到世紀末的12月31日,在十三年內做作品而不發表。在這十三年里,我做了一件作品,就是《失蹤》,我離開紐約,沒有告訴任何親人或朋友,去到西雅圖,一個人都不認識,一切從頭再來。本來準備到阿拉斯加,但我沒做完就放棄了,又回來紐約。這就像一個沒有講完的故事。十三年,我所完成的就是活着,僅僅是存活也成為一件並不容易的事情。

 問:最終創作為什麼停止了?

 答:第四件作品,《繩子》,結束後,到了接近一年的時間我都還沒有下一件作品的想法,但我不想作品間隔超過一年,所以就有了《不做藝術》這個作品,不做藝術只是生活一年。實際上,這件作品遲早都會出現,只要是在我沒有想法的時候就會發生,只是沒有想到這麼快就到這個階段了,第四件結束後,這件作品就露出來,是因為我已經沒有有力量的想法了。但我把這種沒有力量、沒有藝術家的創意當做是一個可以面對的事。我的作品是在講度過時間,而不是如何度過時間;只是講生活的底線在哪裡。

另外我在講一個很不一樣的觀念,人家會講創作上你已經江郎才盡了,其實這個不會傷害到我。在我看來,能夠一直產出有力量作品的藝術家不是很多,實際上大部分已是不斷重複。人都有共犯的心理,這樣做得多了,大家互相講這樣有多好,也就繼續下去了。但嚴格講,大多數藝術家都有這樣的過渡期,會跌下來。那跌下來了我就這樣結束,不做藝術已經成了我的出口。為藝術我已經提不出來什麼新東西了,我就失去了自己的藝術事業。但是失去事業,我也得到自由。

 問:為什麼其他的藝術形式你也都沒有考慮了?

 答:這樣講,好像是利用自己的名聲讓自己生意興隆。我跟你講,我不是這樣考慮問題的。如果藝術是我的職業,當然繼續做下去會更加重要。但藝術不是我的職業,是我的生命。我開始做藝術,探討生命存在、時間流逝這種本質問題,這不管是不是藝術家都該有對生命的一種探究。只是現實中,人為了某種需求把這個扭曲成一種職業因素。所以我是接近你問的探討藝術的本質是什麼、藝術家的責任是什麼。雖然我講不出來,但至少我試着在做,至於做得夠不夠,就是我自己該反思的問題,所以我會覺得順其自然。我的作品不是哪一件,而是整個一生。如果我只是為了繼續藝術這個職業而去重複自己,體系需要什麼你去做什麼,我不這樣。比如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去畫畫,我不能說畫畫都是出於商業考量,但人家問我卻往往有這個含義,其實就說的是賣錢,因為繪畫是傳統上最容易收藏的藝術形式。我不會隨便把藝術降到只為了藝術市場,如果說我要去畫畫,我也會要求自己找到新的東西。所以我的問題是:還有沒有能力去提出一種新的推進方向?沒有的話我就不要畫蛇添足。

 問:在你做這幾個作品前和做的過程中,到現在生活趨於平靜後,你對生活和藝術的思考有過什麼轉變嗎?

 答:人停留在一種勞做的狀態,做了很多事但都是重複,生命過了就過了。我的生活沒有太值得去探討有沒有改變,因為我大部分時間都沒有花這個心思。但我整個性格沒太大改變,因為我沒有欠外面體系太多債,可以按自己的生活方式來生活。至於我能不能再在藝術上有所推進,做出什麼藝術本質上可以被對話的,那就看我自己的能力了。我的作品是自然而然產生的,太刻意就沒有辦法做。你還問到我創作的慾望,那三十年前就已經淡掉了,第一個作品就是在彈盡糧絕的情況下發出來的。我真希望可以完全平靜下來,但是好像也沒有完全平靜下來,我也還有很多不同層面的工作需要做。生活就瑣瑣碎碎的,反正人要生存就什麼事情都要去做。

 問:在中國現在有不少頗受爭議的行為藝術,被批評為靠驚悚、出格而博取關注,你怎麼看待?

 答:我個人是不傾向於這樣做作品,當然三十年前別人看我可能也覺得我是那樣。年輕藝術家當然願意嘗試新的,希望被外界注意,很多藝術有新的形式,我們也需要寬容和開放。但問題那只是一個開始,這個開始之後,你還有什麼可以被做出來、讓人覺得你是很真誠地在創作?年輕很短暫、很寶貴,執行很多自己的想法,需要累積才能前進,所以要好好珍惜那段時間、不要做虛的。每個人都要為自己負責,外界也會去評論你的作品。實際上中國當代藝術的問題是虛的比較多,正因有了太多這樣的記錄,藝術家反而更要小心處理,而不是不斷地把作品丟出來。我自己丟出來的作品也不多,只有六件,這麼久就出過一本書。

 問:你曾經說過藝術家最好不要介入任何體系,包括東方體系和西方體系,為什麼?

 答:一個人總是渺小的,如果你的力量不夠去抵抗體系的強大,不管怎麼樣你都是受影響的。如果你說你不要受影響,那都只是一個願望而已,何況你去遷就於體系,那就更走不遠了。你有可能走到40歲能有個畫廊做些展覽、能照顧家裡就差不多了,但是在藝術上,卻很難做出有力量的作品,只是在已有的軌道上重複。

我受到當代藝術的影響,那是確定的。但是我對於很多外在事物都不擅長學習,也沒有太多興趣,所以就回到自身的問題去尋找答案,而不是去講出附和別人的聲音。這條路並不好走,但是有慢慢的累積,我相信它的未來性,所以我寧願用笨拙的方式去走。紐約容納各種不同的人,像我這樣傾向孤立的人也可以自在。我在工作室里可以自由思考。你問我現在做什麼,就是把我的生命過完。

 問:你怎麼看待中國當代藝術家用自己的東方背景創作?

 答:政治話題有一個先天優勢,這樣也相對比較容易,但這也不代表你能走多遠,因為這樣給自己設立了一個圈套或者限制,讓自己一直在裡面無法突破。政治議題和政治性有重疊的部份,但並不是一回事。中國的當代藝術用東方背景做創作從80年代中期到現在,從最初的自覺到後來的策略性,這當中有好的作品,但能夠用的也大致上都用到飽和了。年輕輩的藝術家已經在這方面去開拓,而不受這些議題設限。你讓我講華人的什麼我也講不出來,我是一個亞洲人,卻不是主動和別人很合得來的性格,是很孤立的路線。所以作為一個藝術家,作品本身怎麼樣?自己走自己的路,靠藝術自身,什麼問題就在藝術裡面解決,而不是靠政治議題去解決。

 問:年輕藝術家要擺脫中國話題的限制怎麼辦?

 答:我覺得這需要在很年輕時就背負一個很大的努力。從「中國當代藝術」角度來談論問題,比較是策展人或者藝評家的歸類方式。藝術家做藝術,把「中國當代藝術」的「中國」拿掉,做當代藝術就好了,這樣才比較能夠宏觀寬廣。

潘戈是自由撰稿人,也是一名藝術家,現居紐約。
 
来源:纽约时报

孟浪/領座員之死

 

領座員之死 詩/孟浪

劇場突然中斷

在喉頭深處

詞與詞相互發出威脅

 

觀眾的標誌

甚至不向自己提示

在劇場外面的苦難

 

舞台上的苦難中斷

狹小的過道留下

識別觀眾身分的空間

 

劇場入口處

長長的金屬柵欄

把人流與黑夜隔開

 

劇場內的黑夜

是單獨一個詞

被舌尖無情推出

 

領座員的身邊

堆著若干被分離的器官

一節優美的手指若有若無 

来源:联合报

 

孟浪/體内

 

孟浪/體内

 

巨象穴居我們體內

盡情飲水

我們搬運巨象的同時

搬運

被伐倒的古木

根留在地下

我們的血管

乾枯的樹枝一般汲取

整張天空

巨象生活在我們體內

使我們的胎動消失

天空進入我們體內

並不感到擁塞

古木倒在我們體外

根探出頭來尋找

嘴渴

試圖通過我們的嘴

血管被逼成乾枯的樹枝

伸向體外

我們將被伐倒

有人目擊巨象之死

古木之新生

有人將搬運我們

来源:联合报

古籍爆侵權案 美告狀

 

古籍爆侵權案 美告狀

 

國家圖書館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古籍數位化案」遭國圖的委外合作廠商「漢世紀數位文化」將數位化的成果出版並上網公開銷售,涉及侵權;在部分網路書店都可找到出版書籍。 記者潘俊宏/攝影

 

為了永久典藏重要漢學資料,我國國家圖書館(NCL)與美國國會圖書館(LC)合作「美國國會圖書館古籍數位化案」,數位化後做為兩館典藏;不過,今年四月起美國國會圖書館發現,數位化的珍貴漢書典籍在金石堂、美國亞馬遜網路書店以高價販售,向國家圖書館反映卻遲未處理,美方相當不滿;接獲投訴的國民黨立委柯志恩批評官方怠惰卸責,萬一美國國會圖書館向國圖提告,恐讓台灣成為國際笑柄。

柯志恩說,美國國會圖書館在2010年與我國家圖書館合作「美國國會圖書館古籍數位化案」,目的是要將美國國會圖書館的珍貴漢學典藏數位化,做為兩館的永久典藏,並共享數位著作權,雙方約定,數位掃描作業美國進行,掃描後的書目資料建置等後製工作由國圖負責,並由漢世紀數位文化公司於2010年5月以限制性招標承接此案。

今年4月,美國國會圖書館館員發現漢世紀竟自2014年起擅自開始出版當初協助數位化的書籍共8本,並在金石堂與亞馬遜等網路書店販售,已涉及侵權,於是不斷透過正式書信及電話與國圖館長曾淑賢聯繫;國圖6月14日回函,說明會採取法律行動處理,但至今未有消息;但漢世紀在6月又繼續出版了1本。

柯志恩表示,她獲知此事後向教育部提出質疑,希望國圖向委外廠商提出警告,不管是否採取法律行動或索賠,至少應迅速要求廠商停止在網路銷售;國圖4月13日即得知廠商擅自出版並未處理,5月27日又查出廠商出版古籍皆來自國圖掃描成果,6月14日國圖才回函美國國會圖書館說明,遲至近日仍未見國圖積極處置,廠商還在書店及網路銷售。

柯志恩表示,如果教育部和國圖繼續消極以對,將賠上我國政府形象,且萬一對國圖提出訴訟,恐將成為笑柄,認為台灣是個非法侵權的國家,政府部門明知有涉嫌非法情事卻還不作為,這是行政的怠惰與卸責。

来源:联合晚报

楊牧/聽風 又二首

 

楊牧/聽風 又二首

◎楊牧

聽風

有時它獨自涉谿,以飄搖之姿

出入煙雲深處,遂與小神陌生

秉其類似的無知

互相規避著彼此於延誤的

性靈界外,直到

雙方都靦腆醒悟如何

也曾失足漩渦並各自

奮起尋求平衡浮升的重與無重

以飄搖之姿──一樣的虛無

日照十行

夕陽揮動手勢對我徬徨示意

天地間大幅的生滅或猶豫,我想

恐怕已不復文明興亡遂行的

修辭符號曾經槃桓指涉並且

界定的典故可以為喻。惟獨

這一次看到的卻是夢醒睡間屬於

早期消弭殆盡,依稀的造型

在神詮勢不能及的一方,搜索的

水鏡反面,以無窮深邃的光明正對

照那藐藐臨淵者久之不去

記憶的小花譁然生變

在不明的角度空間,我肯定

這事一如往昔之往昔

是發生過且已深化為寓言──

想像那浮動的色澤,過時的

心魔還將飛越稀落的蜻蜓陣

憑失憶為藉口

在延宕多時的領域

重複出現

来源:自由时报

王丹/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律

 

王丹/政治的歸政治,法律的歸法律

 

◎王丹

美國總統大選,因為川普的參選而變得精采紛呈,進而引發出很多關聯議題。這些議題不一定跟選舉直接相關,但是卻因選舉而突顯出來,讓選舉這件事變得更有意義,也更有意思。最近關於美國大法官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對川普的批評所引發的批評,就是一例。

川普此人言語粗魯,行為怪異,鬥雞般的性格自然使得很多人不喜歡他,他對美國內政外交提出的政策,也被很多人詬病。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之一的金斯伯格就是這樣一個討厭川普的人。7月,她接連三次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公開對川普進行了批評。她說她不願想像如果川普當選,美國社會會是什麼樣子,因為川普是一個信口開河的人。她甚至開玩笑說,如果川普當選,她就要移民到紐西蘭去。這是美國歷史上第一次有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公開批評一個政黨的總統候選人。這當然讓喜歡攻擊的川普如獲至寶,他反擊金斯伯格,說她的言論「非常不恰當」,並要求她下台。

這一次川普贏了。因為很多法律學者,包括不喜歡他的人,也都支持他對金斯伯格的反批。他們認為,法律不應當政治化,做為可能最後裁決總統大選結果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更應當在政黨競爭中保持中立。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是終身制,這種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為了讓大法官可以不用顧忌任何政治壓力而選擇政治立場,以保障他們能夠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用法律來制衡政治。用紐約大學法學教授Barry Friedman的話說就是:「你能來到這個位子,需要付出的代價就是從政治中退出。」連明顯偏向自由派的《紐約時報》都發表社論,認為如果大法官公開表達政治立場,會導致司法裁決的結果遭受質疑。雖然《紐約時報》還是用了一個非常酸溜溜的標題:〈Trump gets one right〉(我覺得可以翻譯成〈川普好歹也對了一次〉),但是反對金斯伯格的立場還是十分鮮明的。

當然,也有人支持大法官的這個大膽舉動。在他們看來,做為美國核心價值的最高裁決者,金斯伯格如果認為川普的當選會嚴重傷害到美國憲法的基本宗旨和原則,她當然不應當保持沉默。她是大法官,但,她也是一個公民。

當然,每個人,包括最高法院的大法官,都一定有自己的政治立場,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更是公開被分為自由派和保守派兩個陣營,這本身就已經是政治立場。所以,有政治立場不是問題,爭議的焦點在於:做為一名大法官,是否有權利公開表達自己的政治立場。也有人建議說,大法官有權在選舉中表達自己的立場,但是如果選舉的結果最後要由最高法院來裁決時,公開表達政治立場的大法官應當迴避。這,或許也是一個解決問題的選項。

不管怎麼樣,美國的法官行為守則確實有明文規定:法官不應當為特定政治組織或者候選人發表言論,更不可以公開表達對任何競選公職的人的反對。這就是所謂「法律的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原則。只是美國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對於這個行為守則有豁免權。但是,法律上有豁免權,和實際行動中是否願意遵守這個行為守則是兩回事。只是大法官位置崇高,如何行事取決於他們自己的認知,誰也拿他們沒辦法。 ●

附註:7月14日,大法官金斯伯格正式為自己的言論表達了歉意,這一風波告一段落。

来源:自由时报

張讓/一個詩人的威尼斯

 

張讓/一個詩人的威尼斯

◎張讓 圖◎顏寧儀

1

年復一年,詩人在寒冬時節來到威尼斯,連續十七年。

  • 圖◎顏寧儀

    圖◎顏寧儀

陰灰,冰冷,潮濕。海潮湧漲,有時街道淹水沒脛。

沒有遊人,居民躲進室內,商店關了,只有霓虹招牌閃亮。

為什麼偏偏挑那時去呢?一些紐約編輯問。

確實,為什麼呢?詩人覺得難以回答。儘管一出威尼斯火車站,嗅到冰凍海草的氣味,詩人便充滿了欣喜。

詩人來自冰冷北國,不耐暑熱,絕不夏季到水城,倒貼也不來。

但水城的陰灰冰冷潮濕,在在召喚他。生於波羅的海邊的水沼地,他本性屬水。

那許多年裡,不管待的時間長短,詩人是既快樂也不快樂,一半一半。而快樂與否其實無關宏旨,他早已學會漠視情緒這件事。即使在水城並不愉快,隔年他還是會回來。就這麼簡單。正如他的故國鄉城,是再也回不去了。

總之,詩人來到水城並不為了追求快樂、浪漫或是任何其他理由,他來這裡寫作、翻譯,運氣好的話,也許寫幾首詩,不然,單是自在逍遙。

冬天的威尼斯是個灰色城市,許多種不同的灰。威尼斯也是個魔魅城市,建築上許多各式各樣怪獸,尤其是長翅的獅子。詩人特別喜愛這飛獅圖騰,甚至放在自己一本書的封面上。

沒有比威尼斯更美的城市。詩人反對水城是座博物館的說法,認為水城本身便是座絕頂藝術品,不要更新,也不要挽救,順其自然就好。

十七年來,詩人帶著衰弱的心臟來到潮寒寂寞的水城,不知什麼時刻心臟會遽而停擺。二十八歲時,因為朋友借了他一本背景是冬日威尼斯的法國小說(一位俄國詩人的譯本),他夢想有朝一日來到水城,住在一棟大樓底層,聽過往船隻濺起的潮水打在窗上,寫兩首輓歌,抽菸,喝酒,咳嗽,沒錢了便買把廉價手槍轟自己腦袋――「沒法自然死亡。」頹廢耽溺的幻想,詩人自己也承認。然而那時有點腦袋的人,都不免這類幻想。

實則,清晨在威尼斯嘹亮的鐘聲中推開窗,灰色霧氣帶著水城的美漫進來,詩人覺得,不管什麼藥丸,多少顆,在這個早晨都得吞下去――「你的時候還沒到。」水城的美,給了詩人希望。

《水痕》是詩人的威尼斯之書,寫時間,寫冬寒,寫孤獨,寫光與影、生與死、美與愛。

最終詩人死在紐約,葬在威尼斯的聖.麥克島上,可算如願以償。

2

《水痕》是原籍俄國後來歸化美國的詩人約瑟夫.布洛斯基(Joseph Brodsky,1940-1996)的散文,寫他和威尼斯的戀情。至死不渝,可以說。我起碼讀過三次,喜歡內容,也喜歡書體設計和拿在手裡的感覺。

然而這書並不容易讀,像冬季威尼斯帶著寒冷的氣味。起初正是那孤高清冷的韻味誘人,還有是不時出現的,帶了詩意和哲學味的晦澀句子,像:「我總以為上帝便是時間……」、「時間的形象是水……」讓我止步回頭思索。隔些年再讀,仍覺魅力不減,還是喜歡。

這次讀來,隔了不知多少年,感覺大不相同。讚賞淡去,生出了反感:幹嘛拿這種高人一等的語氣?不能像常人講話一樣敘說嗎?激烈時簡直氣憤:何必這樣冷淡造作?

這樣巨大差異連自己都驚訝。其實,即使在以前,欣賞歸欣賞,還是多少覺得格調太冷了些,不容易親近。只不過現在我對那孤冷的反應放大許多,超過了喜歡,肯定因而變成了否定。但這不表示我就把書丟開不讀了,完全不是,我還是來回閱讀,想要理解和吸收,甚至因此去讀他的傳記。

無論如何,《水痕》是我鍾愛的書,在我心目中帶了獨特地位,沒法推翻的。現在的反感只是出於惋惜:若他換個語調,譬如有點周作人的自貶自嘲……年歲增長,讓我對高姿態的雄性風格愈來愈不耐煩。說雄性,因為總是男性作者容易擺這種「我想過因此比你知道」的架勢。年輕時我比較不質疑這種姿態,因為自己也正追求那種高人一等。讀讀寫寫一路行來,漸漸才發現能夠與讀者平起平坐其實更可愛可貴。再了不起的作者,也不過是普通人,脫俗並不等於傲慢。因此《笑忘書》以後昆德拉在我心中地位很快下跌,而我敬重多年的約翰.柏格,現在有時硬是難以下嚥(他實在太嚴肅了),幸好還是覺得他的思想高人一等(起碼高過我許多),毫不過時。

重讀《水痕》,因為想到許多年前的威尼斯之旅,連帶想起一些讀過的有關威尼斯的書。譬如, 歌德《義大利的日子》、卡爾維諾《看不見的城市》、詹姆斯《義大利時光》和阿城《威尼斯日記》等。相對於這些書,《水痕》十分醒目,原因正在那孤冷風格。寫的是威尼斯,又不盡然。不是詩,不是遊記,也不是貼心的自白,倒像札記,不談他特地去參觀教堂或美術館,也不抄寫一些水城歷史,而隨興記了一些回憶和思索,間雜一點私人細節和坦誠肺腑的真心話。

所以嚴格來說,並非從頭冷到尾,裡面藏了一點星火,如愛情。

詩人筆下的愛藏得很深,僅有的兩次也不過淺淺觸及,提到某人芥末和蜂蜜色的眼珠,以及一次借住的公寓暖氣失調,她為抓鬮輸了又得靠牆睡憤憤不平――石牆吸寒格外冰冷。這個稀罕小節帶了同樣稀罕的喜劇感,讓我如獲至寶來回品味。

另一處同樣讓我珍愛的,是寫威尼斯冬季特有的霧,濃不見物,厚得可以切割。如果你冒著濃霧出去買菸,便可以順先前在霧中穿出的隧道回來,那隧道可以維持半個鐘頭。

想像那情景:凝凍如豆花的寒霧,咫尺不可見的迷離恍惚。

雲霧飄渺的山色動人是有理由的:美需要隱藏,需要神祕。

我見到的是盛夏豔陽下的威尼斯,霧中威尼斯只在攝影集裡看過,是真美。

詩人花了相當篇幅寫美,譬如:「美是撫慰,既然美是安全的。」

也寫愛,尤其是對城市之愛:「愛是無我的情感,是條單行道。」

《水痕》最後以愛結束:「因為個人的愛,也比個人偉大。」

3

我的《水痕》書中夾了張舊《紐約客》撕下來的一頁,紙面發黃了,不記得是什麼時候夾的,上面是一首波蘭詩人米洛許(Czesiaw Miiosz,1911-2004)晚年的詩〈卡布利〉,以八十高齡回顧一生,裡面有這樣句子:「然而是在那裡,在那條河上,我經驗到了完全的快樂,╱那歡欣超過任何想法或關懷,╱依然長存在我體內。」

米洛許和布洛斯基有不少相似處,如都是流亡詩人,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米洛許於1980年),最後都定居歸化美國。應是基於這個原因,我把這首詩夾在《水痕》裡。

布洛斯基在《水痕》裡也不時談到快樂,從一出火車站嗅覺帶來的狂喜,到他置身水城卻未必快樂,以及某個時刻心情忽然大好,覺得自己是隻貓,才剛吃了魚:「那時若有人跟我打招呼,我大概會喵喵叫。我是絕對的,動物似的快樂。」

書開始不久,他思索快樂的根源:「我猜想,是發現你自己構成的元素自由了的那一刻……在那寒冷的空氣裡,我覺得踏進了我的自畫像。」

換句話說,在水城,詩人是如魚得水。

布洛斯基曾在安娜堡的密西根大學教了好些年書,讓我覺得他更親,因為我也在安娜堡念書居住多年,對那裡有深切感情。後來他換到了東岸的一些大學,也在巴黎教過書,最後定居紐約。

1987年布洛斯基得了諾貝爾文學獎,有人問到他複雜的身分背景,詩人答:「我是個猶太人,俄文詩人,英文散文家,以及,美國公民。」

《水痕》出版後四年,布洛斯基死於心臟病突發,才五十五歲。

来源: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