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九月四日香港立法会选举的提名表格竟有154张之多,破了历年纪录,将有一场惨烈的撕杀,我形容这次选举像是回到「春秋时代」。那时政局动荡,群雄四起,逐鹿中原,互相攻伐吞并,出现 170 个政治实体,是史上大分裂时期。以香港政党及政治人物的表现看,原来真的不过是「春秋时代」的水平。请看不少参选者争权夺利争出位的众生相:拆人家大台的却又自建大台更参选大台;专门打击别人的以为世上只有自己最正确一定当选 ;明知自己不会当选的也坚持出来搞局爆光;只有本党主义没有顾全大局的观念,当然更没有认输退选的事情发生。本来与地下党亲共派对决的选举经己扭曲成各党派自相残杀的局面,理想信念和政治道德差不多消失殆尽。 閱讀全文〈梁慕娴:我仍然相信选民 ——对两场选举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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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懷民/思念Linda 回顧一個奮發的時代
思念Linda 回顧一個奮發的時代
林懷民
台灣無法自外於全球性趨勢,但能不能不再指責他人,朝野齊心找出台灣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鍥而不捨,努力改善,來獲取翻轉,生存的基點?……
1974年,瑪莎.葛蘭姆首次率團來台演出。在歡迎酒會裡,她忽然表示要訪問雲門排練場。我說,地方很小。舞團經理連忙勸阻:「瑪莎,走遍全世界,妳從未做過這樣的事。天氣熱,不去吧!」老太太笑瞇瞇的說:「我要去拜訪林先生的排練場。」
雲門未滿周歲,祖師奶奶蒞臨,如何是好?無計可施,我做了只有少不經事的蠢蛋才會做的決定:在葛蘭姆面前,教一堂葛蘭姆技術課,再跳兩個小品。到了那天,我們打掃乾淨,準備泡茶待客,我忽然想起應該有人陪伴貴賓,匆忙下樓到麵店借電話,跟相識不久的Linda求救。
葛蘭姆前腳進門,Linda滿身大汗趕到,端莊得體地向大師致意,陪坐聊天,讓那天的活動順利進行。後來幾天,葛蘭姆總問我,那位聰慧美麗的吳小姐今天怎麼沒來。
相交四十多年,只要我求救,Linda總是二話不說,立刻拔刀相助。大家叫她俠女。大家叫她Linda。有些人叫她吳小姐,許多人不知她叫美雲,是長年在孫中山先生身旁工作,歷任上海市長,廣東省政府主席,革命元老吳鐵城的長孫女。因為祖父的感召,Linda念外交、軍事,立志帶兵衛國。回到台灣,無仗可打,走入文化界。
有一回,Linda給我看她剛回國那兩年的照片。合身旗袍襯出盈盈細腰,清麗素容,雙眼放光,是英氣而又溫柔的美女。她覺得酬酢應對的社交生活很無聊,脫掉旗袍,創辦ECHO,文化報國。
國際對台灣了解甚少,以為台灣就是Thailand,ECHO以英文向世界介紹傳統文化,介紹台灣。Linda對外徵才,找到藝專美術系畢業的黃永松和姚孟嘉合作。Linda公寓的客廳成為辦公室,浴室兼作沖洗照片的暗房,三人動手就編起雜誌。那是1970年,美雲二十六歲,永松二十七,孟嘉二十四。
紐約出生,台北美國學校,留學英美,Linda是「洋人」,英文編寫游刃有餘,傳統文化她從頭學起,請了家教補習中文,不怕鬧笑話的勤奮學習。俞大綱先生為我們講課,美雲凡事問。例如,講李義山,她會問:唐代是西元幾年?換算清楚後,「哦哦,是中古時代?那我們比歐洲人厲害太多了。」
認識文化,Linda全身投入。我們認為理所當然的事,她一定要自己弄明白。有一回到漢聲辦公室,竟然看到粗布唐裝的總編輯吳美雲女士坐在桌前有板有眼編草鞋。
Linda往生後,張照堂找出YouTube裡,一部叫作Taoism:A Question of Balance的紀錄片,放到臉書上。影片敘述七◯年代,漢聲鐵三角帶著BBC記者到鄉村探索道家對台灣民間生活的影響。Linda流水的英文,漢聲諸君青春漾然的形象,純樸尋道的身姿令人感動,感慨!
吳美雲。 林懷民/圖片提供
支撐漢聲浪漫事業的是Linda的務實。ECHO出版前,她先找到華航的支持,第一期印兩萬冊,放到乘客座前的袋子。七◯年代,ECHO發行近三十個國家,為台灣發聲。1978年中文漢聲雜誌問世,法國歸來的奚淞正式加入團隊,漢聲四俠全員到齊,摩頂放踵,用才情與用心,一再為台灣出版業作出突破性的示範,影響三個世代的讀者,因而拓展了整個社會的視野和作為。
有那麼幾年,漢聲甄選編輯,報名者數百,要借用國小校舍舉辦。選聘二十人,一兩年後,如能留下四、五個勝任的編輯就算成果驚人。簡單的講,漢聲是「龜毛學校」。每個題材都是慢工出細活。雜誌社敦聘學者長年顧問,隨時出門請教專家,然後進行田野調查。大甲媽祖八天七夜的遶境活動,漢聲諸君實地走了三年,才變成鉛字。要講中國結,姚孟嘉學了三年,成為名副其實的專家,才開始思考如何呈現。為了介紹拳術,徐紀老師進漢聲,全體員工跟著學。漢聲是永遠飢渴的動物,總覺得吃不飽,消化反芻,整理到自在才肯吐給讀者。
那是台灣追尋島嶼身世的年代。往南部跑,成為台北知識分子和文藝青年的風尚。漢聲總是走在前頭。台灣移民史,台灣老地圖,漳州人,泉州人,客家人,阿里山鄒族馬雅茲比祭典都是雜誌的專題。採訪東港燒王船,漢聲在南鯤鯓發現洪通,報導之後這位素人畫家成為全國性的名人。朱銘在歷史博物館舉辦首度個展,漢聲邀請俞大綱先生專文推介,朱銘個展延期再三,長達一年。
孟嘉,永松出門,身上掛住大小攝影機,有如特種兵出任務。漢聲圖像千百選一,文字也重寫再三,要證據,講邏輯,還要精簡可讀,奚淞改完,總編輯Linda還要審,文章要讓中文早已流暢的「洋人」讀得快樂。主掌美編的永松摒棄一般的銅板紙,選了工業用紙印刷,從傳統美學出發,版面設計大膽,無洋味,也避開和風的陷阱。漢聲是手工業,總其成的孟嘉帶著年輕編輯慢工出細活,一項主題往往手繪三、四種版面草圖,斟酌再三。在1992年啟用電腦設計之前,漢聲用電腦打字完稿,一條條的紙片手工細貼,改字就得用美工刀挖補。進廠印刷,美工部門跟著進廠熬夜,盯圖校稿,講究用色深淺。有人說,漢聲即使倒立著看,仍然理路清明,找不出毛病。
漢聲雜誌主要是以現代觀點介紹民間傳統,但是打開第十期的「古蹟之旅」,讀者驚叫。一輛怪手巨獸般的盤踞大幅拉頁圖像的前景,半毀的板橋林家五落大厝塵沙飛揚。台北縣府的顧問公司評估荒廢多年的花園宅第是「中國建築的末流,其假山尤其可笑」,倡議鏟平,改建公園。姚孟嘉的照片掀起搶救的輿論,助成古蹟的保留。那是1981。翌年,政府公布拖延多年的「文化資產保存法」。
古蹟,文物之外,漢聲關心生活。1979年,政府開放民眾出國觀光,「國民旅遊專號」籲請讀者遠赴歐美前,先到台灣絕色景點遊覽,同時提出愛鄉愛土地的環保課題。1984年的「稻米專集」和「菜根香專集」」倡導「吃出健康」。兩年後的「免於吃的恐懼」提醒添加物與農藥的禍害。1996年的「日本MOA自然農法」與「有機報告」持續關注台灣食物的問題。
身為母親的Linda感嘆坊間儘多西洋童話書,屬於自身文化的兒童讀物太少。數年籌備,1981年以原創圖文,用當代語言詮釋傳統故事的「漢聲中國童話」誕生,一套十二本,每天一個故事。1984年,為兒童編創的科普與生活常識的「漢聲小百科」跟著問世。這兩套書成為六、七年級世代最重要的啟蒙書,是睡前父母講故事的材料。有心的父母存錢買給孩子,中產家庭常以這兩套書作為親友孩子出生或進小學的賀禮。國語日報讀者票選,漢聲套書是小朋友最歡迎的讀物。
截至2002年,台英社和Linda領軍的漢聲直銷隊伍售出二十五萬套「中國童話」,開啟台灣童書市場的旺景。二十五萬只是漢聲的數字,沒把盜版算進去。上警察局,央求警察,押著警察去夜市,去倉庫抓盜版,成為Linda八十年代沒完沒了的苦差事。她不叫苦,倒像盛氣的將軍,理直氣壯,百折不撓。
「中國童話」與「小百科」的成功,激起Linda對兒童教育更大的熱情。漢聲諸君年年遠赴義大利,參加波隆那國際童書展。在台灣盜版翻印氾濫的時代,漢聲向海外五十多家出版社選購三百多本西方童書的中譯版權,推出「漢聲精選世界最佳兒童圖畫書」與「漢聲精選世界最佳兒童數學叢書」。貫徹漢聲龜毛精神,這兩套書不是翻譯,印刷,就出版;Linda統整各國出版的書籍,依年齡區分,重新組合,還附上「媽媽手冊」,逐頁,甚至逐行,引導家長如何進行親子討論。熱血青年結社的民間出版公司頂起教育部與國立編譯館的工作,成就輝煌。
1988年,政府開放大陸探親,漢聲文化溯源的田野工作擴展到大陸去。福建土樓,北京四合院,陝北剪紙,楊柳青年畫,陸續透過漢聲進入台灣讀者的視野。
漢聲全盛時期員工八百。格局的壯大意味著更繁複的理財業務,更煩人的人事管理。Linda頂住這些壓力,讓漢聲同仁揮灑。八德路漢聲辦公室裡,黑衫黑褲的Linda總是笑聲朗朗,熱情待客,只有漢聲同仁和親近友人才曉得她百病纏身。醫生多次「判她死刑」,Linda抵死不從。篤信傳統的Linda不信西醫,拜師學氣功,修練各種法門,養氣健身。她一次又一次對朋友笑談「死裡逃生」的經歷,絕無哀怨焦慮的神情,還不斷說自己又學到許多新東西。
然而,漢聲諸君燭燒兩頭。採訪版圖擴大,雜誌還得編,品質當然也不許掉。以前是南部田野採訪回來,不回家就進辦公室。九十年代後則是大陸歸來,從機場直奔八德路。
漢聲四俠:黃永松(左起)、奚淞、吳美雲、姚孟嘉。
1996年,五十歲的孟嘉過勞瘁逝。1999年,奚淞退休。永松遠走大陸,長居北京。Linda獨守八德路公寓,修行養病,繼續以專書形式出版漢聲作品。2006年,美國時代周刊將漢聲雜誌選為「給內行人看的最佳出版物」。2008年,雷曼兄弟金融災難爆發時,Linda正在閉關搶救生命,未能及時搶救漢聲的投資。
2016年5月12日,我們的朋友Linda,吳美雲女士病逝台北,享年七十二歲。
離去前兩個月,Linda出版了兩冊多年訪談專家的書,《與大師談天》。學習,出版,對她不只是專業,是至死不渝的信仰。
雲門到俄羅斯巡演,我在聖彼德堡得到Linda遠行的噩耗,終夜無眠。
在資訊荒蕪的七、八○年代,漢聲出版品是我的啟蒙書。編《薪傳》,我參考漢聲。讀過漢聲,我到阿里山達邦參加馬雅茲比祭典,隔年再度上山,請族人讓我錄下祭歌,編作《九歌》,也敦請鄒族長老下山指導北藝大學生學習鄒族祭典歌舞。藝大舞蹈系同學參加大甲媽祖遶境的傳統當然也源於漢聲的報導。
同為七○年代出發的文化工作者,漢聲諸君給我溫暖的友誼,也給我最大的沖激。基本上,台灣對美學沒有嚴苛的標準,想馬虎過關時,我想起漢聲的嚴謹。累了,想回家,我知道孟嘉還在漢聲挑燈夜戰,只好收心,繼續奮鬥。七、八◯年代,我幾乎一個人頂起雲門,漢聲諸友讓我覺得不孤單,而豪邁大氣,鍥而不捨的Linda更是我重要的楷模。沒有漢聲,小漢聲三歲的雲門一路走來,勢必更加艱難。
曾經風生水起的八德路漢聲巷如今寂然。但是漢聲諸君耗盡青春所累積的能量仍在影響著我們的生活。
出版人傅月庵說,漢聲「因其訓練扎實,視野廣闊,日後編輯流散,一葉開五花,都成了九◯年代台灣相關出版領域的主導力量。遠流台灣館,兒童館編輯基本皆來自漢聲;兒童館由郝廣才一路帶頭衝,衝進城邦,衝出格林文化,最後成了台灣『繪本教父』;台灣館則在莊展鵬、黃盛璘領軍下,從『台灣深度旅遊手冊』一路做到台灣岩石、昆蟲、野花……圖鑑、旁及口述歷史、社區營造、台灣鳥瞰圖、台灣堡圖、台灣地形圖、台灣調查時代,幾乎涵蓋了日後本土製作的所有層面,唯政治不與。」
Linda的離逝代表一個時代的終結。然而,這位帶動出版業創新,為台灣文化作出巨大貢獻的出版家往生的消息,比不上小明星的緋聞,紙本媒體罕見報導。
什麼時候開始,《漢聲中國童話》不再是親子床頭書?父母如此輕忽,就把孩子交給電腦,手機。媒體如此健忘,社會如此失憶,文化如此沒有根基,年輕朋友當然只能在game,在網路世界過日子,跟著韓劇,日劇,陸劇的劇情起伏時喜時悲。
七○年代,漢聲創業維艱。今天出版業面對的局面更加嚴苛。科技發展帶來閱讀習慣的改變。台灣電子書始終未成氣候。二十多年來,排行榜的暢銷書七、八成都為翻譯書籍,花時間的原創作品只占少數。從2012到2015,四年間台灣出版業產值幾乎減半。今年一、二月出版業發票營收總計,與去年同期相較,衰退近三成。
出版事業的解體是全球性的現象。但是,台灣解決問題的效率遲緩。環保,食安,古蹟保護,這些漢聲在三、四十年前提出的問題,仍是今天的問題。出版是話語權,是國力,甚至是國安的重大課題。台灣無法自外於全球性趨勢,但能不能不再指責他人,朝野齊心找出台灣自己可以解決的問題,鍥而不捨,努力改善,來獲取翻轉,生存的基點?
聖彼德堡的夜晚,思念Linda,我想起這些。
聯副/文學紀念冊/2016/8/19
楊渡:百劫回歸的作家──王拓
楊渡:百劫回歸的作家──王拓
去年6月間,我在《為台灣文學朗讀》的電台節目中訪問王拓,談及如何開始創作。他語帶深情地說,最早的啟蒙者是他的母親。母親的家族是瑞芳一帶的礦主家庭出身,書香門第,她的爺爺是前清秀才,會吟詩作對,自小她幫爺爺打酒溫酒,就教她用閩南語背千家詩,可惜沒教她識字,所以她只能背詩給孩子聽。可是她教出來的6個孩子每一個都是學校第1名的學生。
王拓寫過一篇感人的文章〈母親,偉大的史詩〉。我請他朗讀此文。讀著讀著,他的眼淚不禁流了下來,終至哽咽無法卒讀。
大學畢業後,王拓先去花蓮中學教書,開始寫小說。後來為了戀愛,他決定要當一個「比她更好的人」,所以去考研究所,並開始寫小說,立志成為作家。就這樣他發表了第一篇小說〈吊人樹〉。從此開啟他的文學之路。
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開始之時,他寫下著名的〈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一文,成為重要理論基礎。鄉土文學論戰有一份左翼刊物《夏潮》也是王拓積極參與的媒體。此時恰逢黨外雜誌興起之時,王拓不僅為《夏潮》寫稿、做報導文學採訪,還創辦了《春風》雜誌。後來他參與《美麗島》雜誌編委,直接介入政治,終於因為美麗島事件而入獄6年。
出獄後他在朋友的幫助下做生意,可是無法忘情文化,於是在陳映真的召喚下,擔任《人間》雜誌社長,主持編務,熱血的他還想幫《人間》找一些廣告業務,增加一點收入。
然而他仍無法擺脫政治,更想藉參與選舉,來改變社會。他曾擔任立法委員,也曾擔任文建會主委。可是他還是無法忘情於文學,擔任立法委員時,他曾自己閉關數日,只專心寫作小說,可是寫完出來,拿給他的妻子看,妻子的評語認為根本不是文學。這讓他傷心到極點,閉門大醉,痛哭不已。
自此他先斷了創作之心,直到2008年從政治上退休之後,才開始重回寫作之路。那時他碰到楊青矗。楊青矗早年以工人小說家聞名,卻和他一樣,熱血於社會改革而投身政壇,碰得傷痕累累,最後回到文學寫作,才得到安身立命的所在。他勸告王拓說:「不要著急,你至少要安心讀書,3年後才有可能開始寫作。」
去年訪問中,王拓驚異地說:「阿渡啊,真的,我天天讀書,一天12小時,早上我太太出門,我在看書,晚上她回來,我還在看書。她問我看什麼書,我說有些新書,有些以前看過的舊書,重看一遍,有新體會。就這樣,3年後我才能開始寫作。」
「3年啊,一天都沒有少。」他說。
我回他:「還不錯啦,尤里西斯去打特洛伊戰爭,返鄉都走了10年。你還不錯,3年就回到文學家園。」
他離開文學,投身政治的時候,妻子認為他不應該投入政治,因為好不容易文學上有一點成就,要繼續努力。他回說:文學就是人性,而政治的人性是最複雜的,經歷過這一段路,看透人性的各個層面,我回頭寫文學作品,一定更有深入,寫得更好。
去年見面時,他已經寫好新作三部曲的第一部。據說,有35萬字。第二部曲,也寫了大半,有20幾萬字。他說,故事是他親身經歷的歷史,不寫下來,彷彿有一些重擔無法卸下。只不知道,這一年來,他是不是有完成呢?
1988年1月他和楊祖珺為了老兵返鄉運動組成第一批探親團,回到大陸,受到熱烈的歡迎。即使2008年民進黨下台後,他依舊和大陸的幾個老朋友保持連繫,「這世間總有一些情義比政治更重要。」去年在夜酒後,他曾如此喟嘆。
王拓,讓我想到近代文人與政治之間的糾纏。文人不滿於時政,而介入於實際行動,卻總是帶一點浪漫的理想主義。然而在政治的現實中,鬥爭總是打敗理念,算計總是贏過理想,等到夢醒時分,回首文學創作,卻又歸鄉路漫漫。王拓,最後終於回來文學家園,開始寫下他的三部曲。這或許是最後仍值得欣慰的地方。
来源:中国时报
上网写作 读者赞助 人气作家月入11万
上网写作 读者赞助 人气作家月入11万
在网路发表作品,未必只能靠微薄稿费赚钱。从募资平台转型的SOSreader,开放写手提案写作,并在网路上向读者募资寻求赞助,为写作者提供另类创作平台,上线以来吸引40位写作者提案,并有上千人订阅,目前人气最高作者、着有《人渣文本》的周伟航,在平台的平均月收入近11万元。
集资订阅 为作家找机会
SOSreader是亚洲第一个推出「集资订阅」的网站,希望作为支持本土创作者发表的平台,提案作者可自订写作内容、发表频率与回馈方案,开放民眾订阅赞助。创办者、78年次的翁子骐,2014年成立SOS新闻募资平台,2015年2月上线的第一个募资专案、年轻媒体人钟圣雄创办《眉角》新闻杂志的提案,就成功募集500多万元;平台同时也借镜美国的Beacon网站,让独立记者透过集资写作深度报导。
翁子骐大学读的是英文系、刚毕业就创业成立公关公司,但作为读者,他深感台湾新闻媒体环境崩坏,因此创办SOS作为「新媒体」理想,「结果很多记者跟我说,他们的作家朋友过得比他们还惨,平台可否不限报导写作?」他苦笑。
改版转型 创造有效平台
去年底翁子骐认识了曾任文化机构行销、同时也是诗人的沈嘉悦,两人理念相同,联手将SOS转型为集资订阅写作平台,今年8月甫改版完成。现平台上约有40多位作者,预计今年底陆续增加至60位,涵盖文学创作、影评乐评、社会评论,甚至剧本、翻译等各类型写作,也与出版社合作连载刊登。
在台湾,作家不论稿费、版税收入都普遍不足以维生,沈嘉悦感嘆:「现行市场机制明显无法支撑作家,若『出版』对文学来说,已经不是一种有效的生存方式,我希望让SOS成为一个更『有效』的平台。」
降低门槛 刺激市场多样
他比喻SOS就像「作家版的小农產地直送」,读者的订阅可让作者在出版前的创作阶段就有收入;同时,作者取得实质收入的门槛降低,也可能让更多种类型的作者曝光,刺激文学创作的市场多样性。
虽然翁子骐坦言,找读者比找作者难,目前最大挑战是说服读者「付费」订阅,但两人都很乐观,「我们相信作品的力量,以及会有越来越多人愿以小额支付来支持喜爱的作者,一起改变创作与文化环境。」
来源:中国时报
上海書展8月17日於上海開幕
上海書展17日開幕,500家中外出版社參展15萬種圖書,舉辦700多場文化閱讀講座,亞馬遜、當當等電子書平台也新推VR(虛擬實境技術)互動體驗。
台灣出版社連續第4年參展樂讀台灣專區,近30家出版社現場展銷逾3000種1萬5000冊台灣圖書。
剛被任命ABAC代表的PChome董事長詹宏志,開幕當天就現身上海文學周發表專題演講,並與上海城市文學作家陳丹燕等,在上海主題出版論壇上對話交流。
上海書展9月也將移師台北華山,舉辦「台北上海書展」,並赴嘉義、台南等地文化交流。
聯合報2016/8/18
梁慕娴:自由的翅膀
梁慕娴:林荣基事件的启示
林荣基先生召开记者会揭露他被中共拘禁以至在监控底下回港的全过程,访问中他敞开心扉述说他的心路历程和感受,令笔者非常感动,写下抒发情怀的文字,愿与读者们分享:
一、自由与恐惧
许多人都认同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福分,基督徒更认为自由是神圣的,神的恩典,追求自由是人的权利和使命。人类前仆后继追求自由的事迹,谱出无数可歌可泣的篇章,美国政治家帕特克里。享利(Patrick Henry)曾发出「不自由,毋宁死」的宣告。 閱讀全文〈梁慕娴:林荣基事件的启示〉
梁慕娴:以斯帖的启示
几年前,香港三位名嘴先后封咪的时候,都曾表示自己不是英雄,不会做烈士。其实英雄是大时代的产物,个人不可能左右英雄的产生,而英雄需要付出的代价也不由得你去衡量多或少。旧约圣经《以斯帖记》,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
刘千石前年也有一篇文章 “母亲与我,香港与我”,在文章未尾亦引用了 《以斯帖记》中的一句话: 「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份,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为此,我更作了长久的思索:刘千石对位份与机会的理解是否还欠缺了甚么? 閱讀全文〈梁慕娴:以斯帖的启示〉
劳改基金会关于纽约时报抨击吴弘达先生报道的声明
劳改基金会关于纽约时报抨击吴弘达先生报道的声明
作者:劳改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今发表特别声明,
在吴弘达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时间,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Jacobs(中文译名杰安迪)
此次谈话后,吴弘达先生指出,
吴弘达先生不幸离世后,杰安迪曾联系劳改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将一如既往秉承自己的使命,
当某人以文字去攻击一位逝者,而逝者已经无法再说话,
劳改基金会
2016年8月13日
来源:博讯
人權基金還是私人金庫?吳弘達遺產蒙上污點
人權基金還是私人金庫?吳弘達遺產蒙上污點
在中國勞改營內度過了19年時間的吳弘達(Harry Wu)是國會山的常客,
與國會立法者們的密切關係幫助他在2007年從雅虎公司那裡獲得
吳弘達於今年4月去世,享年79歲,如今,他的遺產蒙上了污點。
「美國政治家們覺得吳弘達是一個英雄,但真相是,
他死後數日,
雅虎的慷慨解囊並非全然無私,人們普遍認為,
爭議集中在那些一再重複的問題上:大公司的社會責任,
雅虎上月被Verizon公司收購,
吳弘達在去世两週前接受的採訪中否認了那些挪用資金的指控,
雅虎人權基金的設立源於雅虎的一次著名的公開恥辱事件。
楊是台灣移民之子,他明顯受到觸動,鞠躬致歉。
1985年,吳到達美國後,成為一個與政治聯繫密切的人,
斯克拉說,雅虎希望該基金能幫助修復它的公眾形象,
吳弘達對這筆錢的管理被證明是有問題的。2011年,
這些年,其他一些指控也增加了對吳是否適合管理雅虎基金的質疑,
在採訪中,吳弘達基金會的十多名員工和董事會成員都表示,
員工們說,所有的支出都由吳弘達決定的。根據披露報表,
傑夫·菲德勒(Jeff Fiedler)是一位有影響力的工會領導,
作為該組織的執行總監,吳每年賺取13萬美元。
去年,美國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因財務違規向他的組織罰款約4萬美元,但是,
在中國,成千上萬人因公開表達政治主張而遭到迫害,
「我們每年只能努力籌集到數千美元,」
吳去世前最後一次接受採訪時,表達出對針對自己的指控的厭煩,
「我認為博物館是實現目標的最佳方式,
Champion of Human Rights in China Leaves a Tarnished Legacy
Harry Wu at the United States Capitol in 2010. CreditMandel Nga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WASHINGTON — Harry Wu, who spent 19 years in Chinese labor camps, was a familiar figure on Capitol Hill, delivering searing broadsides againstChina’s authoritarian government that drew admiration from American politicians condemning the country’s human rights abuses.
Hi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lawmakers helped Mr. Wu secure a $17 million grant from Yahoo in 2007 to aid families of persecuted dissidents, when the tech giant was facing withering criticism for assisting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in identifying activists who had used the company’s email service.
But by the time Mr. Wu, 79, died in April, his legacy had become tarnished. He provided just $1.2 million to dissidents’ families, while spending more than $13 million of the Yahoo money to operate his own foundation, which runs a website and a small museum, according to financial disclosures, court documents and interviews with former employees, foundation board members and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merican politicians think of Harry Wu as a hero, but the truth is he is an immoral person who betrayed the very people he was supposed to be helping,” said Wang Jing, 47, the wife of a dissident.
In a letter released days after his death, seven prominent dissidents in China called on American officials to investigate what they described as spending irregularities by the organization, the Laogai Research Foundation, and announced plans to file a lawsuit seeking that the roughly $3 million that remained from Yahoo’s original grant be given to another group. Human rights advocates have been especially critical of Yahoo, whose executives sat on the foundation board until earlier this year but largely stood by as Mr. Wu overrode objections that he was inappropriately using the fund to buy real estate, run his museum and defend himself against lawsuits, according to board members and former employees.
Yahoo’s largess was not entirely selfless, and was widely seen as an effort to soothe public anger after the company provided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the identities of Yahoo subscribers in China who had used their email accounts to distribute writings or documents that had angered the government. At least four of those email users were later jailed.
The controversy underscores recurring issues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as Silicon Valley executives, eager to tap into China’s vast market, seek to win favor with the country’s authoritarian rulers. In 2014, the social network site LinkedIn agreed to censor its results in China, and last year IBM provoked concern in the White House after it began allowing Chinese officials to examine proprietary source codes for its products. Mark Zuckerberg of Facebook has courted Chinese leaders in hopes of gaining access to the country’s 700 million internet users.
Yahoo, which was bought by Verizon last month, declined to respond to questions about its role overseeing the grant to Mr. Wu’s organization, saying only in a statement: “We remain an industry leader in our commitment to protect and promot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privacy online.”
In an interview two weeks before his death, Mr. Wu brushed off allegations of financial impropriety and defended his decision to largely discontinue giving grants to Chinese dissi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e said that foundation employees, unable to obtain visas to enter China, found it hard to verify the financial information provided by aid applicants. But he made little effort to hide his disdain for Chinese human rights activists who sought grants, describing them as greedy, deceitful and ungrateful. “Some of them lie to us,” he said. “We are frustrated by these Chinese victims.”
The Yahoo Human Rights Fund was born from a remarkable act of public humiliation. In the fall of 2007, Yahoo’s chief executive, Jerry Yang, was summoned to Congress and, on live television, sharply criticized by members of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As relatives of two jailed Chinese dissidents sat behind him, lawmakers spent nearly three hours criticizing the company’s decision to cooperate with Chinese security agents, and for lying about its conduct during an earlier congressional hearing. “While technologically and financially you are giants, morally you are pygmies,” said Representative Tom Lantos, Democrat of California, who was then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Mr. Lantos, a Holocaust survivor who died in 2008, urged Yahoo to offer financial compensation to the two dissidents’ families.
Visibly shaken, Mr. Yang, the son of Taiwanese immigrants, bowed apologetically. He met with the relatives and offered each family $3.2 million to settle a lawsuit against the company, according to Morton Sklar, a lawyer who represented the families. Mr. Yang also pledged $17.3 million to help other victims of Chinese rights abuses, especially those persecuted for using the internet to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o administer the fund, Mr. Yang turned to Mr. Wu, the bespectacled figure who had been serving as translator for the relatives.
After arr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5, Mr. Wu had become a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gure whose suffering made him a forceful symbol of the Communist Party’s war on free speech, religious liberty and individual rights. With his tales of torture and starvation during his nearly two decades of imprisonment, Mr. Wu was a riveting presence at congressional hearings. “Harry Wu was Exhibit A for members of Congress trying to highlight China’s bad behavior with respect to human rights,” said Nicholas Bequelin, director of Asia programs at Amnesty International. “His story gelled with the American narrative of heroic dissidents who had stood up to the state.”
Mr. Sklar said Yahoo had hoped its fund would help repair its public image, but also serve as a reservoir of money for settling future claims from other Chinese dissidents — an arrangement that critics said was legally and ethically questionable. “They saw the fund as their get-out-of-jail-free card,” Mr. Sklar said. “But Harry Wu saw the money as his own personal fund, to benefit his own activities.”
Mr. Wu’s role as administrator of the money proved problematic. In 2011, Yu Ling, the wife of one of the jailed activists, filed a lawsuit claiming Mr. Wu had pressured her to turn over the $3.2 million settlement and then purchased a $1 million annuity in his name. Mr. Wu eventually returned the money but a litany of grant applicants would later cite other irregularities. Some say they never received the money he had promised; others recalled signing blank disbursement forms but receiving only partial payment. A review of the organization’s financial disclosure forms reveals at least $190,000 that is unaccounted for.
Over the years, other allegations raised questions about Mr. Wu’s fitness to administer the Yahoo fund. They included charges of domestic abuse by his wife that resulted in two years of probation. Ms. Wang, the wife of the dissident Yang Hai, alleged that Mr. Wu sexually harassed three adolescent girls, including her 16-year-old daughter, in her care in the Washington area, and then cut off a monthly stipend after Ms. Wang accused him in a still-pending lawsuit of sexual assault.
In interviews, more than a dozen employees and board members of Mr. Wu’s foundation say he bullied critics and rode roughshod over objections that he was spending too much on his organization and too little on the victims. In some years, financial disclosure forms show that the foundation spent less than 2 percent of annual disbursements on direct assistance to Chinese dissidents or their families; in recent years, such grants all but dried up.
Mr. Wu, the employees said, made all spending decisions. Grants ranged from several hundred dollars to $10,000 but most averaged about $3,000, according to disclosure forms. Liao Tienchi, who says she was fired after a decade of working as Mr. Wu’s assistant because she questioned his spending, said Yahoo ignored letters and emails she sent expressing concern. “He will harm the organization and damage the image of Yahoo,” she warned in one letter sent in 2010. “Scandals will be exposed and it would be a heavy blow to the human rights issue in China.”
Jeff Fiedler, an influential union leader and a former foundation board member, said he relinquished his seat five years ago in frustration. “Harry was uncooperative and saw the money as his alone,” he said. “He became extremely unreasonable.” Over the years, Mr. Fiedler and other board members say Yahoo, whose in-house counsel was required to sign all disbursement checks, tried to intervene but ultimately extricated the company from Mr. Wu’s foundation. In 2015, the company dissolved the Yahoo Human Rights Fund; in January, the company’s representative resigned from the foundation.
Mr. Wu, who earned $130,000 a year as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organization, used $2.5 million of the Yahoo grant last year to purchase a townhouse for offices and the museum in Washington, which is devoted to Chinese labor camps. Documents show that he spent more than $800,000 on legal fees to defend himself against at least four lawsuits filed by grant applicants, aid recipients and former employees, all of which were later settled or dropped.
The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last year fined his organization about $40,000 for financial irregularities but stopped short of seeking the revocation of its nonprofit status, according to Mr. Wu.
Thousands of people in China have been persecuted for publicly expressing their political views, and the government has often punished their families by denying them jobs, barring their children from schools and pressuring landlords to evict them from their homes. Humanitarian China, a California-based organization that gives grants to impoverished dissidents and their families, gives money to about 100 recipients a year, a marked contrast to the roughly 130 people who received grants from Laogai over the past decade.
“We scramble to raise a few thousand dollars each year,” said Yaxue Cao, a board member of the organization. “Imagine what we could have done with $17 million.”
In the final interview before his death, Mr. Wu expressed annoyance over allegations against him and defended his decision to spend the bulk of the Yahoo money on his unfinished museum, which documents the horrors of China’s forced labor camps.
“I thought a museum was the best way to make that happen, so we collected so many documents and personal testimonies to tell the truth,” he said. “If anyone has a better solution, I would accept that.” Then he leaned forward and lowered his booming voice. “I am 79,” he added. “I’m almost at the end.”
来源:纽约时报
劳改基金会关于纽约时报抨击吴弘达先生报道的声明
作者:劳改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今发表特别声明,
在吴弘达先生去世前的一段时间,纽约时报记者Andrew Jacobs(中文译名杰安迪)
此次谈话后,吴弘达先生指出,
吴弘达先生不幸离世后,杰安迪曾联系劳改基金会,
劳改基金会将一如既往秉承自己的使命,
当某人以文字去攻击一位逝者,而逝者已经无法再说话,
劳改基金会
2016年8月13日
来源: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