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正秋的骨氣

蔣經國是否追求過她？她回答：「我顧某人的書，不需要靠那三個字賣錢。」這是顧正秋的骨氣。我如今還原它，並藉此向她致敬。

顧正秋是天生的京劇藝術家，有眾人難以企及的人格特質。她長我十六歲，出生於南京成長於上海，十九歲就自組「顧劇團」於上海，蚌埠，南京公演，在台北永樂戲院甚至創下「定點演出」五年的空前紀錄，終而成就「一代青衣祭酒」之令譽。

 

 

我則生長於台灣南部農村，從小看布袋戲、歌仔戲，十九歲到台北做職業作家默默寫作，二十五歲始從黑白電視接觸京劇藝術。1984年因工作之需與顧正秋暢談三小時，完成〈千古風流人物〉在「人間」副刊發表，這才有幸於「國父紀念館」欣賞「顧腔」名作《鎖麟囊》，初次聽到「一霎時把七情俱已昧盡，參透了酸心處淚濕衣襟，……休戀逝水，苦海回身，早悟蘭因。」──據說當時黃牛票一張五千元。

六十八歲扮鐵鏡公主 迷倒眾人

之後我也進入「顧迷」之列，1986聆賞《漢明妃》、《四郎探母》，1987看了為國家戲劇院開幕首演的《新文姬歸漢》……。1996年「新舞台」開幕，她與辜振甫合演《四郎探母》中的〈坐宮〉；結尾兩句至今仍堪玩味。鐵鏡公主：一見駙馬猛誓願，咱家才把心放寬，駙馬後宮喬改扮，盜來了金鈚　箭　。四郎：公主去盜金鈚　箭　，不由本宮喜心間，扭轉頭來叫小番，駙馬爺即刻要出關。──當時辜振甫年高八十，顧正秋則已六十八，扮起鐵鏡公主仍然身段柔軟，言語嬌俏，謝幕時掌聲不絕。

此後戲劇界仍偶而傳出她再義演的計畫，我打電話問她真假，她總悠悠回答：「那都是人家的好意，我怎麼好意思否認呢？……」說著說著突然咳嗽起來，有時長達兩分鐘，她說是喉嚨過敏；「這樣咳嗽，怎麼可能上台再唱？……」──〈坐宮〉是她最後一次義演，「顧唱」從此成絕響。

生日、名字說法不一 查證費時

1996年開始為她寫回憶錄時，我發現我們有兩項相同的人格特質：其一是迷糊，其二是骨氣。先說第一項吧：光是她的生日就有三個版本，名字則有五個版本。為了確認何者為真，我經歷了一番有如推理小說的摸索過程。

1984年首次造訪她時，她說1929年生於南京，1953年10月10日與任顯群在台北結婚；並強調「那天是我的生日。」我因此記得她的生日是國慶日。1996年要替她寫回憶錄，她提供許多個人資料，其中一份發黃的〈顧正秋女士略歷〉標有頁碼（40-41），是從某本書影印來的。這份資料讓我頗為驚訝和困惑，因為它的第一行是這樣的：

──顧正秋女士，南京市人，民國十九年九月三日生於上海。──

短短幾個字，和我1984年得知的生年、生日、出生地完全不同，於是打電話請教她二者差異如何取捨，她沉吟了一下竟說：「就照上面寫的就行了。」我吃了一驚，趕緊提醒她：回憶錄是正式的個人生活紀錄，最好趁這機會把一些以訛傳訛的資料做個澄清。她婉約答道：「是應該這樣的，那要怎樣改呢？」

顧正秋曾公開強調她最愛的京劇人物是《白蛇傳》裡的白素貞，因為她屬蛇。但〈顧正秋女士略歷〉裡的生年「民國十九年」是馬年，則她的生年應可確定為「民國十八年」蛇年。那麼生日呢？是不是「陽曆十月十日」恰為「陰曆九月三日」？

「對不起，」她說：「陽曆是哪天我不知道，我從小就都記得陰曆生日是九月三日。」

我於是換一個角度，請教她身分證上登記的生日──身分證通常是登記陽曆的。她的答覆卻是： 「對不起，妳等一下，我去拿身分證來看──」

對著電話筒，我彷彿看到她拿來了身分證，仔細的看著。

「身分證登記的是民國十九年九月三日。」她說。

那麼，〈顧正秋女士略歷〉的出生年月日是根據身分證的記載。──遺憾的是，與事實不符。怎麼會這樣呢？我繼續追問，她才說，1948年11月底帶「顧劇團」來台時，包括家屬在內近百人，都是由劇團總務高智唐代為辦理戶籍登記，因為人多資料雜，他記不周全，當時戶籍登記也不那麼嚴格，很多人的資料都登記錯誤，譬如張正芬（庾澄慶之母）的父母欄都是陌生的人名；她自己的母親則登記「吳氏」，沒有名字。至於父親，在她一歲多就於南京老家去世，五歲多她隨母親返回上海定居，根本不知父名；高智唐替她登記的父親名字竟是乾媽「顧劍秋」之名……。

將錯就錯四十多年，顧正秋說她從沒想要去戶政事務所更正；「偶而要填寫正式資料，拿出身分證照寫就好了……。」

經過一番摸索，終於確認了她真正的生年、生日、出生地。剩下的唯一問題是：她的陽曆生日是哪一天？我請朋友比對《萬年曆》，確認民國十八年陰曆九月三日是陽曆十月五日。如此，〈顧正秋女士略歷〉第一行的正確版本應該是這樣的：

──顧正秋女士，南京市人，民國十八年十月五日（陰曆九月三日）生於南京。──

除了生日，她的名字也有一段「必也正名」的故事。1967年，劉枋所著《顧正秋的舞台回顧》，記述她的本名「丁蘭葆」，上小學時用的是這名字。後來顧劍秋收她做乾女兒，暱稱她「小秋」，報考上海戲劇學校時，乾媽就以「顧小秋」替她報了名。進了劇校，同學以「正」字排輩，她也就改名「顧正秋」；來台灣後，身分證登記的即是這名字。

我替她寫回憶錄時，她卻說，「丁蘭葆」的「葆」，係「寶」字之誤。更重要的，「蘭寶」是家人叫的小名，她的本名是「祚華」……。說到這第五個名字，原來和任顯群去日月潭度蜜月有關。

──日月潭有個文武廟，我向來是不求籤問卜的，那天心血來潮求了一張，籤上這樣寫:

貴人遭遇水雲鄉

冷淡交情滋味長

黃閤開時筵故客

驊騮應得住康莊

籤上有「驊騮」兩字，我覺得挺巧合的，因為顯群本名「家騮」，我本名「祚華」，我們交往期間才知道彼此的本名。──

婚後一年半，任顯群入獄，二年九個月後假釋出獄，她對他說：可記得我在日月潭文武廟求的籤？第一句就說「貴人遭遇水雲鄉」，你是真的有災難嘛！接著她又安慰他：好了，事情已經過去了，以後就看我們「驊騮應得住康莊」啦……。

回憶錄不提蔣經國 隱忍協調矛盾

關於任顯群被捕，以及出獄後為何必須遠走無水無電的金山荒村討生活，幾十年來耳語交雜，書報雜誌電視廣播節目各種虛實揣測層出不窮，焦點大多集中於顧正秋當年太紅，追逐者眾，「太子」蔣經國也是其中之一。後來顧正秋情定任顯群，蔣經國眼紅懷恨，讓情治單位製造了「知情不報」的罪名將任逮捕下獄。他假釋出獄時，又暗示他不能在台北市區做生意，兩人不能在市區公開活動……。

我寫《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1997.10月）時，曾就此點請教顧正秋詳情，但她不願證實蔣經國是否追求過她；「因為蔣方良還在。」這句回答間接而含蓄，卻也可能是最直接最真實的答案。她甚至說，「我的回憶錄，不需要靠蔣經國的名字賣書。」

2004年12月15日蔣方良去世（1916～2004），媒體連著幾天報導，顧、蔣的關係又被繪聲繪影了一番。我又打電話給顧老師，說蔣方良已去世，是否願意談談那個老問題？

屆齡八十的她仍堅持：「我還是不想說。」所以，在傳記《奇緣此生顧正秋》（2007.7月）裡，我必須尊重這個「還是」的決定。我相信，這個決定即是四十年前俞大綱就已讚美她的：「用隱忍來協調一切矛盾，使生命歸於和諧。」──這不只是一種美德，更是一種修行。

2016年8月21日，顧正秋走完她的修行之路。次日消息傳出後，記者採訪的重點仍是蔣經國是否追求過她？我寫《休戀逝水—顧正秋回憶錄》時，她對此問題回答的第二句是：「我的回憶錄，不需要靠蔣經國的名字賣書。」

其實，她的原句是這樣的：

「我顧某人的書，不需要靠那三個字賣錢。」

這是顧正秋的骨氣。我如今還原它，並藉此向她致敬。

顧正秋靈堂（台北市民權東路二段158號金寶軒），8月23～28日每日上午10點至下午3點開放上香。

(中國時報)

不管是读者、编辑、行销，其实都想问：「推荐人到底有没有看过书稿？」

我曾经遵循大泽在昌的建议，有约必写。等到新书出版的时候，第一时间检查自己跟谁并列──这种感觉难道就是虚荣？至于本文早就读过了，故事情节大概都知道，现在反而有时间细读谁的推荐写得好，琢磨下次怎么切入。

我什么事情都觉得有意思，不推荐的书几乎没有。举例来说，虽然有的书造势盛大，读完以后有点失望，但又觉得地才很好，地才教我的，比天才更多。地才敢说自己也不清楚的故事，这不也是一种好奇心吗？没想清楚就下笔，也不必全盘推翻，重新安排分场，内容稍微调整就好了。──这是我近期听到最励志的话了。

也有推荐人说：「常看到我推荐的人以为我很喜欢推荐，但我拒绝推荐的更多，只是书上不会写我拒绝啊。」

这样写了一年发现，挂名推荐也好，专文作序也罢，读一本书至少要三个工作天，写一篇两千字上下的文章，也要三天，合起来就是一周，一字1-3元就算连拿到的赠书都卖掉，也很难支付这个礼拜的生活费。出版社的行销费往往也只有几千块，要邀稿还要发宣传品设计，也很难付出更高的代价。如果一个月下来推荐两本，再加上其他约稿和专题企画，很容易陷入无法专注写书的恶性循环。

说到底，推荐文到底有没有用？或许这才是出版人最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今年只读一本书──」这种会激怒读者的推荐，劝你最好不要，因为这句话很明显觉得读者没有判断能力，而且会读书的人，通常是十本和零本的差异，没人只买一本的啦。

但如果多找几个人推荐，能够多说服一个读者，编辑和设计只好多花一些力气在反正也要裁掉的书腰纸，希望这些努力值得。儘管大家都很清楚，推荐和书腰都不是重点，但现在已经到了连一个读者都不能失去的境地。

有时候，问人怎么遇到我的书，有人说在书店偶然翻到，有人是朋友推荐，也有几个，是看了大叔的推荐序，这时候我深深感觉到，我预支了别人的读者。推荐人确实担负帮读者发现新世界的责任。我要做的，就是把第一本书累积的信任，转移到下一本，下一本再滚到下下一本──听起来好像银行复利一样，总之，我现在明白背负房贷的心情了。

因为预支的好运和善意，我才得以开始。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只是别让贷款压垮了，如果连本金都没有，那真的会破產喔。

(中国时报)

納粹首領心裡想什麼？：《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跡測驗》選摘（1）

紐倫堡大審判。(圖片取自mtviewmirror.com)

囚犯的例行精神評估

多數西方國家均相當注重囚犯的心理健康，即使是死刑犯也不例外。雖然囚禁的目的是拘留和懲罰罪犯，但在美國，囚犯還是可享有特定的醫療與心智照護福利，因為政府不希望囚犯藉由生病或自殺等手段逃避罪刑。

因此，紐倫堡監獄設有牧師、輔導照護人員與精神科醫師。即使囚犯最終可能遭判死刑，依然必須嚴加監控他們的健康。精神分析師與心理治療師的責任是：確保囚犯擁有足夠的心智能力，以面對審判及與律師合作。

摘文一圖一：道格拉斯．凱利，約攝於一九四五年（經凱利本人同意複印）(圖片由商周提供)

道格拉斯．凱利是少數幾個可以自由接觸囚犯的人。他與口譯員多利布瓦每天都會一一探監。由於多利布瓦會幫這些囚犯一些忙，像是傳話給家人，因此如果多利布瓦參與精神評估或測試過程，他們都會盡量配合，間接提升了凱利進行會談的效率。雖然事後凱利宣稱自己研究一名囚犯平均就花了八十小時，但這與實際的時間可能有點出入。無可否認，他確實在戈林身上耗費許多時間，但要是說他在紐倫堡二十二名戰犯每個人身上都花了八十小時，未免過於誇大。畢竟，戰犯們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二日抵達紐倫堡，而凱利於一九四六年一月離開，算起來他研究戰犯的期間不到半年。

凱利憑藉出眾的口才，得以順利進行囚犯的精神分析。他在著作中表示，自己一直將納粹分子視為屠殺的幕後主使、強盜與事業狂，但在與他們互動時會將這些想法暫擱一旁，盡量保持客觀理性。久而久之，這些囚犯也逐漸習慣接受訊問。然而，凱利的研究方式與其他精神治療師不同，他試圖將囚犯當成一般人來看待和理解，因此戰犯都樂於與他會談。

除了在監獄擔任精神治療師外，凱利也私下進行其他計畫。他測試囚犯的智商，施行至今精神分析仍然準確的羅夏克墨漬測驗，藉此判別納粹戰犯的心理特徵。

摘文一圖二：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右）與幾名紐倫堡戰犯（國家檔案館）(圖片由商周提供)

一九四五年十月下旬，新的口譯員古斯塔夫．吉爾伯特到職，卻顯得與一般口譯員十分不同。多利布瓦一心想離開紐倫堡，因為他的役期即將屆滿，希望在最後一年從事其他職務，所以申請轉調；吉爾伯特則一心想進入紐倫堡研究喪心病狂的納粹首領。起初，凱利與吉爾伯特看似合作無間，但各自卻有著截然不同的處事風格。凱利能言善道，能輕易與任何人打成一片；吉爾伯特則言詞尖銳，事事講求效率。從他們的報告中，也可明顯察覺到納粹罪犯對兩人造成的不同影響。凱利發現納粹是個「有趣的族群」，相當熱衷於向媒體講述他們的故事，但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會因為反覆思索與這些罪犯的互動而久久難以入眠。相對地，吉爾伯特並不認為納粹有趣，反而十分厭惡且不吝於表現這樣的態度。除此之外，凱利擁有豐富的臨床經驗，能夠在治療患有戰爭衰竭症的美軍病患時，設身處地為他們著想；吉爾伯特則對軍人較無同理心，認為患病的士兵不出幾年就會因為「不適任」遭到軍隊淘汰。

凱利與吉爾伯特的個性迥異，從他們耶誕節假期的行程可見一斑。凱利離開紐倫堡度假，吉爾伯特卻是前往達浩（Dachau）採訪等待受刑的集中營士兵。

基於這些不同之處，他們也受到不同囚犯的歡迎。有些囚犯喜歡隨和的凱利，有些則欣賞行事嚴謹的吉爾伯特。凱利注意到囚犯在會談時總是滔滔不絕：「我很少遇過如此順利的精神治療會診……他們不需要醫師的詢問或引導，就會自己說個不停。」他也提到，赫斯總是保持距離，而戈林則是「每天都笑臉歡迎我的到來。我離開紐倫堡回美國時，他還因此哭了」。

精神分析師對於檢察事務的介入

在紐倫堡，醫師沒有替病患保密的義務。凱利與吉爾伯特會向監獄的行政長官（典獄長安德魯斯）與檢察長官（大法官傑克森）回報囚犯的行為及其律師的辯護策略，甚至還會提供檢調方向的建議。

凱利曾致信多諾萬，表示戈林宣稱自己「與多諾萬將軍交情匪淺，還說他和凱利是自己在這個世界上唯一信任的兩個人」。同時，凱利也提醒多諾萬留意希特勒青年團領袖巴爾杜爾．馮．席拉赫，因為他不斷「抄襲戈林的述詞，還表示『在法庭上，同志們一定要砲口一致』」。

吉爾伯特也不甘示弱，定期向檢察單位回報。對此，一名評論家曾毫不留情地批評吉爾伯特像個「在森林裡東嗅西聞的松露豬，汲汲營營地想在情報事務中參一腳」。

商周出版《恨意、精神分析與羅夏克墨漬測驗》。

*喬爾．丁斯戴爾（Joel Dimsdale）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UCSD）傑出榮譽教授暨精神病學系教授。自Carleton College取得生物學學位後，又在史丹佛大學取得社會學碩士及醫學博士學位。之後在哈佛麻州總院完成精神病理訓練並在該處服務。曾任以下機構顧問：President’s Commission on Mental Health、美國國家醫學中心、美國國家科學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六○年代開始便針對壓力專題做研究，至今已累積超過五百本出版品，編輯過無數書籍與期刊。

来源：风传媒

中國美女作家郝景芳小說《北京折疊》獲得雨果獎。翻攝郝景芳官網

【大陸中心╱綜合外電報導】中國作家再奪國際大獎，現年32歲的美女作家郝景芳，以科幻小說《北京折疊》前天在美國獲得第74屆雨果獎中短篇小說獎，是繼作家劉慈欣後，再有中國作家獲此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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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果獎（Hugo Award）創立於1953年，是國際最具權威和影響力的科幻小說獎之一，創辦人是盧森堡裔美國發明家兼作家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他於1926年創立美國最早的科幻雜誌《驚奇故事》，被譽為「科幻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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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景芳（前排左一）前天在美國出席頒獎典禮。翻攝網路

清華大學博士

郝景芳擁有北京清華大學博士學位，大學時期開始創作小說，雨果獎是她首個國際性大獎。
頒獎典禮前天在美國密蘇里州堪薩斯市舉行，郝景芳以作品《北京折疊》獲得中短篇小說獎，是繼去年劉慈欣以小說《三體》獲得最佳長篇故事獎，第二個獲獎的中國作家，消息傳出令中國文化界相當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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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社會階層

中國科幻作家吳岩說，郝景芳是很有知識的女性，「她不太愛參加活動，自我意識很強，非常有潛力。」作家韓松表示：「這篇小說反映社會階層問題，且想像力出眾。」
《北京折疊》描述背景為虛擬的22世紀北京市，空間分為3層，分別住著3種不同階級的人，包括第三空間的基層工人、第二空間的中產階級、第一空間的統治階級。
小說主角老刀是年近50歲的垃圾工人，也是單親爸爸，為了女兒，整天穿梭在3個空間謀生，透露人們對階級的焦慮與無奈。
這篇小說英文版去年11月已在美國問世，但中文版尚未出版，僅有電子書，預計今年下半年出版。不少網友讚嘆她「才女」、「佩服」，還有人感嘆該小說反映中國社會，「不知出版時會不會遇到麻煩？」

郝景芳32歲

★出生：1984/07/27，天津市
★婚姻：已婚，育有1女
★現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專案主任
★學歷：北京清華大學物理系、清大經濟管理學院博士班畢業，現為經濟研究工作者
★經歷：大學時期開始創作科幻小說，作品包括《谷神的飛翔》、《祖母家的夏天》、《流浪瑪厄斯》、《回到卡戎》等，《北京折疊》於今年4月獲第74屆雨果獎最佳中短篇小說獎提名，8月20日獲獎。

来源：苹果日报

轉型正義與大審判家

張佑生

紐約時報日昨刊登德國修正派歷史學者諾帝（Ernst Nolte）以九十三歲高齡過世的訃聞。諾帝是法西斯主義的專家，一九八六年發表《揮之不去的過去》（The Past That Won’t Go Away）論文，主張納粹崛起是俄國共產革命對德國造成存亡威脅後「合乎邏輯的反應」。諾帝並將俄國共產革命期間的階級屠殺與納粹對猶太人的種族屠殺相提並論，分析俄國古拉格奴工營與納粹奧許維茨集中營間的因果關聯性。

諾帝的主張在德國引發論戰，哲學家哈伯瑪斯批判諾帝試圖粉飾納粹犯行，將第三帝國的歷史「相對化」與「常態化」。面對「右派修正主義者」的責難，諾帝辯稱自己始終如一，是德國民意向左傾。

納粹與東德是德國談轉型正義津津樂道的主題，但過程相當複雜。描述德國地方檢察長鮑爾追緝屠殺猶太人計畫主要執行者艾希曼的電影「大審判家」提到，不少納粹成員一度位居西德政界要津，包括總理艾德諾的國家安全顧問葛羅貝克。

台大歷史系教授花亦芬探討德國兩大轉型正義工程的專書《在歷史的傷口上重生》指出，戰後西德的轉型正義工程由盟軍主導，在冷戰爆發、艾德諾上台後凍結了近廿年才重新啟動。台灣新政府將轉型正義列為施政優先項目，也換了司法院長提名人，且拭目以待。

来源：联合新闻

13年磨出《剪翼史》 王文興：我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

台灣小說家王文興花了13年，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陳伯聖攝）

「走這條路，我給自己很大的自由，這個自由並不是標新立異，而是絕地求生。」13年，王文興再「磨」出第3部小說《剪翼史》，同樣地，在他獨創的新字、標點符合和空白中，深澈描寫時間流逝中的賀教授，他的內心和外在世界的變動。極其獨特的，在書末結尾，他用了一個新創標點符合，極短的兩撇，就像「他走出了  校門」的一雙足印。

王文興向來以慢產小說出名，慢產的原因是他對於文字精準的要求，日產30個字，每個字都經過高標準審核，作為一個中文字，想要被放入王文興的小說內，一點也不容易。1973年出版的《家變》耗時13年創作，引起當時保守台灣社會對「孝道」與「道德」的批判與討論，第2部長篇小說《背海的人》上下部，更一共花去24年光陰。

慢讀，才能掌握小說的音樂性

有作家稱王文興的讀者都有點「被虐傾向」，因為他作品裡的文字「不好讀」，字句上講求聲韻，選字要求寫實，讀他的小說「不能快」，甚至得要大聲唸出來，才有可能了解小說主角正在經歷些什麼。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在桌上敲擊製造聲響，反覆斟酌文字的聲音，手稿上滿滿的曲線、點、圓圈，就像作曲家正在譜曲。為了呈現文句音韻，王文興可以捨去常用、通俗的字，甚至不惜自創文字，還會使用注音符號呈現筆下人物聲音的輕重，只為了讓字字句句更貼近其書寫世界中的真實。

新作《剪翼史》中，大量運用標點符號、空白、字體放大來創造小說的空間與情緒。問到是否可能造成讀者的隔閡？王文興認為，這樣的小說形式反而對慢動作、細心的讀者有所幫助，讓他們可以掌握文字的節奏。「比方說，鋼琴家葉綠娜是個學音樂的人，就在我的書寫裡讀到了音樂，她照著符號的暗示，也給她足夠的暗示，該不該加快、減慢。」在文學中的「節奏」，無非就是氣氛，對他而言，節奏的定位並不困難，但要達到定位的效果，就相當費力，這也為什麼選「字」這麼重要，每一個字都有他的定位作用。

對於小說選字上的細琢，在《剪翼史》中，要形容5、6封信件散落在桌上，王文興不選用「一堆」、「一落」或「一批」等通俗、好懂的量詞，他選用極少見的「一薈」，充分表現出約莫5、6封信，「匯聚在一起，不整齊也不亂」的景象，但若用「堆」就太硬了，「落」也太多，王文興表示，除了用字精確並且要求寫實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文句音韻上的一致，若字音太重，不符合句子的音韻他也不會使用。

王文興重視小說的「聲音」，其寫作方式更被後輩作家們譽為「神話」。（陳伯聖攝）

王文興說明，自己花很多時間在選字，上述的例子中，他可能寫到「一」就寫不下去，接著要挑選字5到6分鐘，有些甚至要到10分鐘才能選好，必須考量聲音、視覺形象對不對。王文興表示，這完全是寫實的要求、求真而已。

讀不懂？只求一句話的讀者

講求「字」的藝術，但下一代會懂嗎？王文興認為，這一代人也不一定讀得懂，上一代也未必讀得懂，他的作品不會去討好讀者，只給少數願意讀的、最重要是有興趣且努力的讀者，大概要到做研究的、學者的讀者會有興趣逐字著磨。王文興補充說道，只要認同他小說裡的一句話，那就是他的讀者。

《剪翼史》中，經常在字句中出現行書、簡體字、繁體字、甚至生僻的古字和自創的新字交錯使用，字級也隨情節的進展放大或加粗。王文興表示，會選用行書體是希望在讀起來時，不要太輕、也不要太重，需要配合主角的心理狀態，而自創字的出現，是因為真的沒字可用，真的要創字必須要乍看之下讓人看懂，這些在創作上的要求，也讓出版社必須重新為此書刻字，編輯後製足足耗了1年，才能順利印刷。

至於注音符號，從《家變》就開始就廣泛在王文興的作品中運用，但注音符號無法翻譯，且只有台灣人看得懂，要怎麼讓作品能夠被翻譯、出版到其他國家？「那我管不了了！」王文興回答，假如想讀的讀者就學注音符號吧，只要是翻譯過的作品原意都會打折，他舉例，李白、杜甫的詩作要怎麼翻成英文？若翻過去，原本的聲韻都沒有了。

而在標點符號的部分，更是常有在字句旁加註直線、點、閃電般的曲線（具有宗教經驗上，真誠的為他人高興），就連大眾習以為常的句點，在王文興筆下，可能只剩下半個圈或是實心的黑點。王文興說明，半個圓圈有種未完待續的感覺，實心的黑點則是斬釘截鐵地回應。最讓讀者疑惑的，是結尾那不像破折號、也不像冒號，傾斜向外的兩條 – -，要怎麼解釋此符號的使用？「不能解釋，文學不能解釋，如果解釋就不成為文學，文學一定是表達而不是解釋。」

從家變到折翼史，進入無色無香的境界

從《家變》開始，王文興在華文創作中開創一種實驗性風格，新潮的創作形式、考究句子音韻，當年他34歲正值壯年，到今年出版《剪翼史》，王文興已77歲，但小說的實驗性卻依然存在，甚至更加挑戰讀者的閱讀功夫。王文興表示，實驗性只是為了求真，他指出，光是人就有3、4個層面需要去考究。

談論自己3部長篇小說的不同，王文興認為，《家變》中的抒情部分算最多，而後《背海的人》就開始將抒情部份抽去，直到《剪翼史》可說是完全不存在抒情，王文興解釋，因為抒情討好、好騙人，所以刻意拿掉作品中多數的形容詞，刻意要做到「無色無香」的地步。

問及現代年輕人創作上，自身經驗會不會較上一個世代貧乏？王文興表示，托爾斯泰晚年看到電影藝術興起，便直言電影將會取代文學，這十幾年看下來也的確如此，王文興認為，不能說年輕人沒有文學創作力，只是熱情轉移到另一個文學方向─電影上了。

至於《家變》或其他作品是否有可能搬上大螢幕？王文興笑笑說，自己不會出售版權，「我沒有窮到這麼需要錢。」但主要是因為文學拍成電影又是另外一回事，那是完全不同的作品了。

来源：风传媒

苏联极权主义“阴魂未散”

在莫斯科，人们为1991年8月未遂政变中的受害者挥舞俄罗斯国旗。那次政变失败被认为是苏联的终结。DIMITRIKOROTAYEV/AGENCE FRANCE-PRESSE

玛莎·格森

在俄罗斯，8月22日是一个节日：国旗日(Flag Day)。不过，它在所有节日中的地位比较低。不像胜利日(Victory Day)那样有游行。也不像五一劳动节(May Day)、俄罗斯日(Russia Day)、国际妇女节(International Women’s Day)和祖国保卫者日(Defenders of the Fatherland Day)以及其他六七个节日那样放假一天。前往俄罗斯的游客不大可能注意到，本月该国正在纪念一个历史里程碑事件的25周年。

25年前发生了什么？1991年8月18日，四名苏联高级官员飞往克里米亚，把正在那里度假的总统米哈伊尔·S·戈尔巴乔夫(Mikhail S. Gorbachev)软禁。第二天，苏联公民醒来后发现，一个由克格勃(KGB)、军方和苏共领导人组成的委员会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政变被粉碎。

8月21日，政变失败已经显而易见，苏联当局很快将这个秘密警察组织的创始人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巨大雕像从市中心的基座上移除。一面由白、蓝、红三色条纹组成的俄罗斯国旗从莫斯科的俄罗斯最高苏维埃(Russian Supreme Soviet)大楼的楼顶升起——这是名义上的立法机构。在未遂的政变结束前，只有三人在莫斯科街头死去。

在那之前两年，支持民主的年轻活动人士领导的一系列群众抗议活动，已经导致几个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府垮台。它们被称为1989年革命。其中大部分是和平革命，捷克人称他们的革命为“天鹅绒革命”。执政党就是屈服了。在西方出版的很多书中，以及在一些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心里，1991年8月的这三天是俄罗斯的天鹅绒革命，它们被视为苏联的终结。

但是实际上，这三天既不是苏联的终结，也不是天鹅绒革命。在25年后的今天，这一点也许比以往更清晰。

1991年夏，苏维埃帝国已经在痛苦中挣扎了好几年。它的15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都爆发了要求独立的群众运动。民族冲突和边界纠纷四处爆发，流血冲突不断。面对日益严重的危机，戈尔巴乔夫在军事手段与和平手段之间摇摆不定。苏联在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和立陶宛使用武力，杀死了很多人，令所有希望改变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不过，在苏联领导层中占多数地位的强硬派认为戈尔巴乔夫太软弱。与任何想要抚慰所有人的领导人一样，戈尔巴乔夫遭到很多人的憎恨和大部分人的厌恶。不过，他最激烈的斗争发生在与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之间。这位前任共产党领导人在1991年6月成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俄罗斯联邦的民选领袖。

强硬派政变失败为叶利钦打开了大门。虽然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变成人质，但叶利钦在莫斯科。他竟然是站在坦克车上对城里的反政变抗议者讲话。政变结束后，他被普遍视为胜利的抵抗派领袖。现在，轮到他来告诉戈尔巴乔夫该干什么了。

8月22日，戈尔巴乔夫回到莫斯科后，开始清洗政变的很多支持者，而叶利钦撤销了戈尔巴乔夫的几项人事任命，换成他自己的人。他还确保苏联共产党被有效遏制——正是苏共的领导人发动了这次政变——同时确保俄罗斯共产党继续发挥作用。换句话说，叶利钦控制了苏联的所有重要机构，从克格勃到计划经济指挥中心。

1991年秋，加盟共和国一个又一个宣布从苏联独立，而依然身为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努力维持苏联统一。12月，叶利钦与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领导人会晤，就苏联解体达成一致意见。戈尔巴乔夫没有受到邀请。他甚至不是第一个得知此事的人：在叶利钦给乔治·H·W·布什总统(George H. W. Bush)致电告知此事后，白俄罗斯的领导人才告知他。结果，戈尔巴乔夫不得不辞去总统职位，因为他的国家已不复存在。该国的大部分机构，以及它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成员地位，都转让给一个名叫俄罗斯联邦的新国家。

叶利钦和助手们认为，俄罗斯发生的事比任何革命都好，甚至好过天鹅绒革命。他们坚信，接管现有机构比摧毁它们能更快、更少痛苦地给俄罗斯带来民主。他们很少考虑到，这些机构是长期极权政体的组成部分：他们没有怀疑过自己有足够的意志和力量去改造它们。

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机构比想要改造它们的人更强大。在近十年时间里，它们拒绝改变，弗拉基米尔·V·普京(Vladimir V. Putin)当上总统后，它们各就其位，缓解了俄罗斯的经济衰退。如今，俄罗斯的生活比过去25年的任何时候都更接近苏联时期的生活——一切都与政治有关，群众被调动起来围绕在领袖和国家周围，审查制度和一党专制得到有效恢复。

在1991年8月未遂政变中死去的三个人的纪念匾（几乎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破败失修，关于在原地竖立一个合适、显眼的纪念碑的讨论在多年前渐无声息。但是，今年夏天，离克里姆林宫不远的一个公园里的捷尔任斯基雕像被精心修复，这至少是过去几年里的第四次修复。还有人提议把雕像放回原来的地方。

玛莎·格森(Masha Gessen)著有最新出版的书籍《兄弟：通往美国悲剧之路》(The Brothers: The Road to an American Tragedy)。

翻译：王相宜

来源：纽约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