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慮的開羅：一個瑞士臺灣人眼中的埃及革命》

會員顏敏如新書《焦慮的開羅：一個瑞士臺灣人眼中的埃及革命》甫於10月由釀文化出版，該書以紀實類小說的筆法刻畫作者對埃及的細微觀察，呈現這一古老國度在阿拉伯之春後的政局發展與遭遇到的各種困境。由於宗教保守派的牽制與民主土壤的缺乏，埃及不但要面對一般而普遍的挑戰，更要和冥頑不靈的激進伊斯蘭鬥爭。推翻獨裁統治的埃及人很快就發現，民主自由的道路並不容易。《焦慮的開羅》截水斷流，反映了埃及革命前後的側景與背影，述說了一部分埃及人對未來的擔憂與盼望。真正的埃及有如尼羅浩蕩，它的宏偉壯大，它的無邊傷痛，與任何國家民族無異，需要更多更細地了解。 

「就是因為在故事之外，才需要把我們放進故事裡； 
　我們雖不在現場，卻未曾離開事件主軸。不是嗎？」

顏敏如簡介

歐洲華文作家協會、獨立中文筆會與日內瓦作家協會會員。第一位在德語《新蘇黎世日報》發表文章的臺灣人、第一位獲邀至瑞士「拉微尼堡」（Château de Lavigny）國際作家屋駐留寫作的臺灣人，也是第一位接受埃及國立電視台Nile TV訪問的臺灣人。曾任《瑞士僑訊》編輯，曾為《中國時報》〈國際版〉、《蘋果日報》論壇撰稿人，以及「全球觀察」、「大眾時代」等網站的駐站寫手，並曾在《台灣新聞報》、《見證雜誌》闢有〈從瑞士出發〉專欄。曾出版小說《此時此刻我不在》、《英雄不在家》以及時事文學《拜訪壞人──一個文學人的時事傳說》等。

“六四”作家廖亦武再獲德國獎項

在德國獲得5個獎項的廖亦武。（Der Hohenschönhausen-Preis 組委會提供，拍攝日期不詳）

 

旅德作家廖亦武獲得德國霍恩舍恩豪森獎（Der Hohenschönhausen-Preis），該獎由前東德國家安全部監獄博物館基金會創立，表彰他為記錄中國文革歷史、八九年天安門事件所做的努力，以及付出的個人代價。

今年的頒獎儀式將會於11月28日舉行，獎金為7000歐元，屆時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赫塔‧穆勒（Herta Müller）亦將出席。這獎項是廖亦武在德國獲得的第5個獎項，包括德國最高人文獎—書業和平獎。

来源：自由亚洲

時間‧空間與人間（二）

1985年之後，源於我在自立晚報的工作改變，1987年由副刊主編轉任報社總編輯，工作量繁增，責任加重；而當時的台灣也處於開始劇烈而快速翻身、轉變的大轉捩期，1986年民進黨成立、1987年解除戒嚴，以及隨之而來的政治、社會運動頻繁。這兩個因素，都使我沒有餘閒、也沒有餘力寫詩。再加上1994年我原來服務的自立報系經營出現問題，我的人生面臨巨大轉折，我乃考入政大新聞系博士班，從學徒開始我的研究生涯。這樣的轉折使我詩作銳減，直到2005年才出版了新的詩集《亂》，算起來這本詩集總共寫了16年。

《亂》是我詩探索的第三個段。有別於前兩個階段的形式堅持，在這本詩集中展開的是和台灣社會進程呼應的新的語言策略。我已不再執著於「純」中文、「純」台文的書寫，從生活中，也從日常的話語中，我嘗試以更符合台灣後殖民語境的「混語」（Creole）書寫來呈現解嚴後台灣的社會真實。解嚴後的台灣，華語和台語相互對立的語境已然不再，雙語（乃至三語）混用的現象在各個場合自然可見，於是我試圖將這種可稱為「新台語」的語言放入詩作之中，既對應時空，也反映新的語文，例如〈咬舌詩〉，就混用華語、台語，讓兩者融容於一；例如〈發現□□〉，我以□□做為符號的置換與虛擬，寫台灣的認同混亂和國際社會的缺席；例如〈一首被撕裂的詩〉，寫二二八，我將詩句特意斷裂，隱喻歷史記憶的斷裂和史料的闕如（均以□□□□□出之），容得讀者的拼貼與鑲嵌……。

一如詩集名稱《亂》，我的詩、我的人生與書寫時我所身處的台灣社會，也都是一團混亂的。這個階段的我的詩，就是我和變動的台灣社會亂象的對話，是我以詩映現我所處的時間、空間與人間的聲軌。詩集出版時，我已半百；詩集出版後，於2007年獲得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想到13歲時讀的《離騷》，〈亂〉在末章，這才驚覺，我的人生之路、我的詩探索，居然早已前定，迴環在土地／歷史／社會／政治／人民的歧路之中，追索一頭白鹿。

慚愧的是，以半生時光書寫，僅得《十行集》、《土地的歌》、《四季》與《亂》這四本比較滿意的詩集，只能說自己歲月荒弛、大夢愧殘了。這四本詩集，清晰標誌了我在三個不同階段中探索詩路的里程，題材、語言都各自不同；相同的是，它們都是我環繞在這塊土地的思維上，出之以詩，對時間、空間與人間的真實映照。更進一步說，這四本詩集儘管語言技巧上可以看到現代主義的洗禮，但在美學上或精神上則都指向現實主義，而我至今仍以此為標竿，持續奮進中。

另外一個共同點是，我年輕時期執著的格律與形式，也仍延貫在多數詩篇之內，不僅是作為一種區辨，同時也是作為一種特質。我的詩，多半流動著語言的韻律，為不同的作曲家青睞，即使是敘事性甚強而又出以台語的《土地的歌》，已有簡上仁〈阿爸的飯包〉、蕭泰然〈阿母的頭鬘〉譜曲傳唱，另有十首左右由作曲家石青如譜曲，由福爾摩沙合唱團於國家音樂廳演唱；寫於《亂》中的台語詩〈世界恬靜落來的時〉，發表至今，先後有冉天豪《渭水春風》音樂劇、劉育真、游博能、黃立綺的合唱曲，以及三位學院派作曲家賴德和、潘皇龍與陳瓊瑜的藝術歌曲詮釋；另一首〈秋風讀未出阮的相思〉則由冉天豪譜曲，獲得金曲獎傳藝類最佳作詞人獎。音韻的錘鍊、調節與掌握，是我寫詩一貫的自我要求。

從2005年出版詩集《亂》迄今，又11個年頭過去。在這個階段中，我的詩選譯本分別由日本學者三木直大日譯為《乱：向陽詩集》，由東京思潮社出版（2009）、美國漢學家陶忘機（John Balcom）英譯為《Grass Roots》，由美國Zephyr Press出版（2014）。而我的生活已在學院之中，相較於前兩個階段置身於媒體，參與並觀察台灣政治、社會的巨大轉捩，學院的生活規律而欠缺刺激；加上台灣民主政治漸趨穩定，認同問題也已不再如解嚴前後那般對立，我的詩探索也開始轉向台灣土地、自然與景觀的書寫。在我名之為「地誌詩」的詩篇中，通過詩，我希望能夠不僅書寫台灣各地方的地貌地景，同時也深化隱藏於地貌地景之後的歷史與人文。詩，作為與空間的對話，不只觸探空間，而同時又能深掘時間的紋路與人間的悲喜。目前這一系列的詩作已大半完成，相信近期內應可出版。

我已準備多年、尚待著筆的，則是22歲時接受聯合副刊編輯田新彬訪問時發下的豪語，以台灣史為背景，寫出一部長篇敘事的《台灣史詩》。這是我的自我砥礪，也是對個人詩探索路程的最華奢、最嚴肅的夢想。1979年我以霧社事件為底本寫的敘事詩〈霧社〉是篇試驗之作，此後即無他作，真是慚愧。從《離騷》啟開的詩門，經過半世紀的詩途跋涉，現在應該也是我拚搏餘生，完成這個夢想的時刻了。(2)(全文完)

来源：中國時報

時間‧空間與人間（一）

台灣的新詩發展，從1920年代算起迄今已近百年，百年來各個世代的詩人和他們的詩作，共同蘊蔚了一方特屬於台灣的詩的蒼穹，眾星閃爍，各有各的光點；在不同的年代中，詩人以作品彰顯他們自身的位置，書寫他們內在的情意志，傳布他們和歷史賽跑、和時代競走的美學信念和創造。

在這座星空下，作為一個出現於1970年代的寫詩者，我個人在詩創作上的表現，相形之下是卑微的。儘管13歲時我背誦並抄寫屈原的《離騷》，幼稚地發願，要以一生來成就詩人之夢，並在其後顛躓半生，寫了一些作品；老來自我檢視，甚感汗顏，自知漫漫長路，仍需上下求索。

我出生於1950年代台灣的中部山村，鄉民多務農，以作山、作林、作茶、作田為業，六歲時父母在小村街上開設「凍頂茶行」，半爿賣茶、半爿賣書。從小學三年級之後，我大量閱讀店內販售的書籍，無分古今、中外與雅俗，因而提早開啟了我閱讀與接觸文學的視窗。國小畢業時，店中所賣之書已無法滿足我的閱讀慾望，轉而以閱讀書目、劃撥購買方式，向台北市重慶南路眾多書店、出版社郵購新書，以文史哲三類為主要範圍。年少時的閱讀經驗，多少奠定了其後讓我走上文學創作之路的基礎。

從1950到1960年代的台灣，百廢待舉，是典型的農業經濟社會，但在政治上則是國民黨一黨威權統治的年代，舉凡憲法賦予人民的自由盡遭限制，言論、著作及出版之自由當然遭到剝奪，更無論集會及結社自由了。因此，從小學到高中，我所接受的教育就是黨國教育，熟知於中國而盲視於立足的台灣。直到大學之後，半因閱讀範圍的駁雜，有機會接觸禁書，半因有意識的詩創作與發表，而開始質疑我所接受的黨國教育內容，並逐步走回生身的土地，認真思考我的詩和土地、人民與社會的關係。

1973年9月，我從貧脊的山村來到台北，進入中國文化學院日文組就讀。大三時我已擁有粗淺的日文閱讀能力，在圖書館中接觸到日治年代的台灣新文學雜誌，讀到追風、楊華的詩，賴和、楊逵的小說，方才知道日治時期的台灣自有一個新文學傳統，而非僅止於「五四文學」的傳統；其後繼續閱讀，又發現早在1930年代的台灣，就有左翼作家鼓吹「台灣話文」，要在日文和中文的細縫中寫出台灣人的語言……。這些「發現」，都讓當時仍相信黨國神話的我受到震撼，因而對我的詩創作和這塊土地歷史的關係有所反省。

正是在這雙重的省思下，我以嚴肅的心情面對我的書寫。1975年9月，我被大學詩友推為華岡詩社社長，也同使展開比較有系統的詩創作與發表；1977年4月，我出版了第一本詩集《銀杏的仰望》，初步展現了我當時的創作成果和省思。

嚴格地說，《銀杏的仰望》只是一個年輕寫詩者學步的初階，但其中有兩輯作品則相對鮮明地昭示了我對當年台灣詩壇與政治正確的「反動」：一是違逆當時現代主義反格律、反韻律主流的「十行詩」，另一則是違逆當時國語運動不准說、寫方言禁忌的「方言詩」書寫。

對當時年輕的我來說，「十行詩」有我少年時期迷戀《離騷》，其後接續《詩經》、古詩、唐詩、宋詞、元曲的印記。從閱讀與背誦中國古典詩詞的經驗中建立起來的素樸詩學，提醒我，當年被視為理所當然的「中國現代詩」反格律、反韻律的「現代主義」主流未必為是，因而執意反其道而行，去實驗一個在形式上有所約束、在語言上錘鍊音韻的新的現代詩。從寫於1974年的第一首〈聽雨〉開始，直到1984完成的〈觀念〉，前後約十年，共得72首，最後統整為《十行集》出版，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較不一樣的特色。

「方言詩」置於1970年代的語文情境中，則是更大膽的「反動」，那是一個只能稱為「方言詩」的政治環境，台語受到禁錮，非獨文學創作，就是流行歌、布袋戲亦然，更無庸說大眾媒體(在文學為副刊、文學雜誌)。當年我寫台語詩，一開頭的思維其實相當單純，就是「想藉詩來代父親說話，來探詢父親的生命」，以我的喉舌說父祖的語言，以我的筆寫父祖的詩，因此雖然面對詩稿不為主流媒體刊登、幾乎無處發表，依然樂此不疲；雖然接獲政治警告，也依然無所畏懼。這一系列的台語詩，從1976年在《笠》詩刊發表的《家譜：血親篇》，到1985年發表的〈在公佈欄下腳〉，合共36首，集為《土地的歌》出版，也標誌了我與同年代詩人相異的詩風。

對我來說，十行詩和台語詩是我在詩的路途上的第一階段探索，如鳥之雙翼，缺一而不可。十行詩延續的是來自中文的文化傳統，台語詩則試圖追溯並深化台灣的語言與文化傳統，連同台灣土地的認同──在我年輕時期的詩的探索道路上，這兩者都是滋養與灌溉我的文學生命的要素。

我的詩探索的第二個階段，與1985年赴美國愛荷華大學參加「國際寫作計畫」（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有關。當年9～11月與來自不同國家作家接觸的經驗，讓我開始思考作為一個台灣詩人（而非單一詩人）的特色為何的課題。我決定以「四季」為主題，以在台灣民間仍屬季節辨識符號的24節氣來寫詩，表現「台灣這個大洋中的島嶼，所能奉獻給世界的獨特的風土色彩」，並表現1980年代台灣的多重形貌。1986年，以《四季》為名的詩集在台灣出版，其後分別被翻譯成英文（陶忘機譯，全書）、日（三木直大譯，部分）、瑞典文（馬悅然譯，單篇），多少說明了這個探索我的詩與台灣風土之關聯的嘗試是可行的。

我的四季詩，基本上是前階段十行詩和台語詩創作的融會與轉化。收在《四季》的24首節氣詩作，每首均為兩段各十行，維持著我對格律形式的偏愛，題材則延續《土地的歌》，以台灣的風物、自然、環境、都市、社會、政治……為對象，或歌詠、或鋪排、或反諷、或直陳，來寫1980年代的台灣土地的歌。如果說，十行詩和台語詩是我對文化和土地的探索，四季詩就是我對台灣的歲月(時間)容顏的刻繪。其中有著時間、空間和人間在我的詩中映照出來的影像。（1）

（第三屆全球華文作家論壇於10月22日舉行）

(中國時報)

狄倫不讀不回…諾獎放棄聯絡

「相信他會出席頒獎」

〔編譯孫宇青／綜合報導〕美國創作歌手巴布．狄倫（Bob Dylan）破天荒榮獲今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在全球文學、音樂界都引起熱烈的分析和討論。然而，自十三日獎項公布以來，狄倫一直未回應獲獎一事，瑞典學院十七日已放棄與其取得聯繫，但仍相信他會親自出席十二月十日的頒獎典禮。

有「詩人歌手」美譽的巴布．狄倫，是諾貝爾文學獎頒發至今，首位憑藉「歌詞」摘下桂冠的得主，頒授諾貝爾文學獎的「瑞典學院」認為其創作的歌詞「表現手法新穎、富有詩意」，獲獎實至名歸。不過，有別於獎項公布後在各界引起的旋風式熱議，狄倫本人始終保持沉默，即便在公開演出場合，也對得獎一事隻字未提。

據悉，十三日宣布獎項當晚，狄倫正在美國拉斯維加斯舉行演唱會，隔日則在加州印第奧（Indio）參與「沙漠之旅」搖滾音樂節，但兩次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然而，在十四日的音樂節上，狄倫特別以「Why Try to Change Me Now？（為何現在試圖改變我）」一曲謝幕，讓外界紛紛猜測，這可能是狄倫對該獎項的真實心聲。

相較於狄倫的不動如山，瑞典學院則持續嘗試與其接觸，卻都未獲正面回應。該學院的常任秘書戴紐斯（Sara Danius）十七日表示，他們試過打電話、寄電子郵件，「可以做的都做了」，雖然得到狄倫親近合作夥伴的友善回應，但基本上已放棄聯絡狄倫本人。

狄倫不常接受訪問，幾乎不在表演場合與歌迷互動，也極少出席頒獎典禮。即便狄倫出席二○○一年金球獎，以「Things Have Changed（今非昔比）」親自接受最佳原創歌曲獎，他也僅發表十五秒的得獎感言，對樂隊、唱片公司和家人表達感謝。至於二○一五年他獲慈善團體MusicCares選為年度風雲人物，出席領獎時竟滔滔不絕講了三十五分鐘。不過，戴紐斯認為，狄倫應會出席十二月十日於斯德哥爾摩的頒獎典禮，但也表示「不論狄倫出席與否，這份榮耀都將是屬於他」。

来源：自由时报

楊逵特展 看見文學穿破囚牢的力量

「春光，從鐵窗延長線的邊界，偷偷洩漏一絲光隙。被囚禁的靈魂，從框線底部，悄悄穿透，偷偷茁生，穿出鐵窗，伸向陽光燦爛的天空。」這是身兼作家、社會運動者的楊逵，一甲子前在獄中寫下的詩句。

昨天是楊逵一一○歲冥誕。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邀來楊逵孫女楊翠，策展「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特展」，昨開幕。展場入口重現楊逵在綠島監獄與家屬相見的「登記處」，鐵欄杆印上「春光」這段陰暗又燦爛的文句，見證文學穿破鐵牢的力量。

楊逵因參加反抗運動，在日據時代被捕十次。二戰後因二二八事件被捕，一度判死刑；出獄後又因一篇六百字「和平宣言」，入獄十二年。他曾戲稱，這六百字是「全世界最貴的稿費」，讓他入獄白吃白住十二年

楊逵次子楊建指出，父親因不願見到外省、本省人衝突擴大，一九四九年邀請廿位文化人組織「台中市文化聯誼會」，一同寫就「和平宣言」。

這六百字「和平宣言」如今成為楊逵墓誌銘。楊翠透露，父親楊建經常掃墓，總一遍遍用書法抄寫「和平宣言」。

文化部長鄭麗君表示，十八歲那年，她從封閉的高中體制中走出，第一次讀到楊逵作品「送報伕」，「看見弱勢者如何反抗強權，帶給我人生很深的感動。」

楊逵提倡「勞動寫作」。他是勤奮的園丁，家中農園常有好友造訪，大家一起種菜、一起排練戲劇與編輯刊物。楊逵則用「野菜宴」招待，他以園中野菜煮粥，將小花盆當「碗公」請大家享用。開幕儀式重現楊家家傳「野菜宴」，由楊逵媳婦董芳蘭親自熬煮「野菜粥」、以小花盆盛上宴請與會來賓。

●「春光關不住—楊逵紀念特展」即起至明年三月廿六日，於景美人權文化園區展出。

 

来源：联合报

焦桐VS.楊子葆（五之三）苦

美好的苦應該就是這樣：如苦苣，如苦瓜，是一種內斂包容的自苦，點滴在心，毋庸解釋，更不必訴苦……

焦桐：

我很喜歡閱讀你的飲食散文，覺得能在其中咀嚼到東西方文化的思考和探索，興味盎然又長見識。你在《喫東西集》一書中提到法式苦菜代表如苦苣、菊苣，是帶有雋永苦味的葉菜，並創造出多元光譜式的各色風味。最後一段說：「德國浪漫主義有『自苦』傾向，那是精神上的自我深化，真實人生何處不苦？」又說：「苦苣入菜苦後回甘，帶點苦中作樂的雅趣，看似自苦，其實養氣。」

你的飲食書寫，總是透露生命的況味。苦後回甘，這樣的苦帶著戲劇性，和啟發性，想聽你多談談。

楊子葆：

其實我留學法國的許多文化震撼之一，就是飲食中的苦，而最具代表性的，則是濃縮黑咖啡。之前在台灣喝咖啡，即使是沒那麼濃烈的美式咖啡，也往往要加許多糖來平衡苦味，再加許多牛奶或奶精平衡澀味，才能入口；目的只為提神，而非品味。但我周遭法國同學喝濃縮咖啡，絕大部分純的喝，有時候手上拿著一顆方糖，也不丟進杯裡，就沾點咖啡小口啃著吃，一口糖，一口咖啡，享受固體純甜與流體極苦的交互作用；剛到法國時看到這種尋常景象，總在心裡暗嘆：「法國人怎麼這麼能吃苦？」

後來有機會到一家幼稚園見識小朋友的味覺周課程，才發覺這種耐苦、享受苦的本事其來有自：才五歲的小朋友學習認識鹹、甜、酸、苦基本四味，因為這是構成飲食的四個支柱，缺一不可。他們以洋甘菊、龍膽花、苦苣、菊苣和葡萄柚來呈現苦味，除了葡萄柚，其他我統統不認識。偷偷嘗一口洋甘菊水，雖是沖淡了的清苦，對小朋友來說苦味還是滿明顯的，可愛的小臉都皺成一團，苦哇！為什麼這麼小就要吃苦？幼稚園老師居然引用瑞士心理學家榮格話語悠悠回答：「『快樂』這個字若不能與悲苦取得平衡，就會失去意義。」

對法國人而言，苦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用不著刻意避開，就像《楚辭．招魂》說的：「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苦鹹酸辣甜，其實沒有優劣高下，樣樣皆可口。甚至他們還會主動自討苦吃，例如你提到的德國浪漫主義。

我們對於西方「浪漫」這個詞實有很深的誤解，總以為充滿甜蜜、溫馨，其實是苦的，最有名是歌德的《少年維特的煩惱》中鑽牛角尖式地自陷與自苦。法國人卻喜歡這味，據說拿破崙一共重讀了《少年維特的煩惱》七遍，愛不釋手。歌德的名言：「我愛你，與你何干？」一看就苦，像洋甘菊、龍膽花、苦苣、菊苣一樣的苦。

台灣苦瓜是本地苦滋味的代表，你《蔬果歲時記》裡寫道：「年輕時總是畏苦，這種條件反射往往要到中年以後，才慢慢能欣賞苦瓜之苦，期間歷經了人生的風浪，被生活反覆折磨過，欲說還休，坦然接受，復仔細品味。」心有戚戚。

焦桐：

除了咖啡，飲料中的啤酒也苦，茶葉浸泡過久往往也帶出苦味。那年送焦妻去廣州復大腫瘤醫院住院治療，再趕回台灣，到小姨子家接了么女回木柵已是黃昏，我們直接上貓空，坐在露天茶座品茗，吃厚片吐司，看纜車上山下山，山谷挽留著夕陽餘暉。很想安慰么女別害怕，要先有心理準備，卻不知如何對她開口，只好沉默喝著杯中的鐵觀音。我自己其實很害怕。那茶葉浸泡過久，帶著清楚的苦澀味。

鐵觀音的單寧成分較高，不宜久泡。我歡喜它湯色琥珀，透露綢面豔澤；我歡喜它的厚實、收斂感，入口微澀微酸轉甜，那輕淡的弱果酸，像生活的滋味，很適合我這種淚水尚未流乾的糟老頭飲用。

楊子葆：

我偏愛的西方苦菜是苦苣，這種通體潔白，尾端帶有一抹鮮黃，比利時人稱為「白色黃金」的漂亮蔬菜，偏偏是苦的——這種對比似有深意，也頗有古風，《說文解字》寫道：「苦，大苦，苓也。」苦字拆解，古草也，應該是古時候喚作「苓」的苦菜，古人吃苦苓，現代人則品嘗苦苣。在歐洲，苦苣常被用作沙拉生食，也與肉食、乳酪搭配烘烤做成蔬菜捲，常見搭配的肉類有雞肉、鮭魚、鮪魚，但最有名的是「烤乳酪火腿苦苣捲」，被視為比利時國菜。有趣的是，「烤乳酪火腿苦苣捲」這道菜雖然藉已融化了的乳酪將苦苣與火腿包覆黏結起來，但是融合的只有形式，內涵卻涇渭分明：火腿就是火腿，自有其鹹甜；苦苣就是苦苣，另有一番苦甘；讓我印象深刻。

後來看你寫苦瓜，說又名「君子瓜」，因為「苦己而不苦人」，「與配菜如魚、肉同炒同煮，會令其他食物更有層次，卻不把苦味傳給對方。」突然領悟，美好的苦應該就是這樣，如苦苣，如苦瓜，是一種內斂包容的自苦，點滴在心，毋庸解釋，更不必訴苦。

焦桐：

苦味食物一般富含生物鹼、胺基酸和維生素等，適量食用有益健康；苦瓜、蓮子心、茵陳蒿、苦菊、陳皮、杏仁……都苦，像蓮那麼清芬，蓮子那麼美味，可心中卻藏著苦。黃庭堅說：「蓮心正自苦，食苦何能甘」。日常總是苦中有甘，甘中有苦，這才是真實的人生。

我中年以後才逐漸愛上苦瓜，並非愛它的養生功效，而是滋味。世間諸味以苦味最不討喜，苦瓜之美卻是那清苦滋味，它不像黃連那麼苦，而是嚼苦咽辛後衍生的一種甘味，輕淡不張揚的甜，一種美好的尾韻。

近二十年來流行生機飲食，苦瓜是其中要角，焦妻生前頗信仰生機飲食，逼迫我每天早晨吃五蔬果。我雖則半信半疑，至今仍保持著她規範的習慣，每天早晨出門前，例喝一杯果菜汁，其中的苦瓜味總是最清晰，內斂，深情，善於包容，又堅持自己。

楊子葆：

我覺得苦最美的部分，不在當下，而在於回味。有人問我想念「烤乳酪火腿苦苣捲」嗎？我說，想念。那想辦法找來吃啊。不用了。碰到了，無妨再嘗；碰不到，也沒有遺憾。苦，是一種無可逃避卻也無須追索的生命經驗，就像林婉瑜的〈要求〉：

一次

說過了

就好了

就像知道這個冬天是下過雪的

就好了

焦桐：

的確，如元．譚處端所詠：「苦中甘最奇」，苦是前導，跟隨而至的是甘，回來的甘美。苦和酸，都非一般人所易於接受，白居易〈生離別〉藉酸味和苦味，對比出絕望於婚姻，前半段：「食檗不易食梅難，檗能苦兮梅能酸。未如生別之為難，苦在心兮酸在肝。晨雞再鳴殘月沒，征馬連嘶行人出。回看骨肉哭一聲，梅酸檗苦甘如蜜。」相對於人生那麼多的離別和憂愁，苦檗和酸梅都顯得甘甜了。

苦似乎不是一個好字，常用以描述悲傷、哀痛、沮喪等情緒，如佛教四聖諦所揭櫫的「苦諦」。然則若能明白苦，接納苦，就可能超越苦，「離苦得樂」。

来源：联合报

法兰克福书展又开幕 难民题材小说获大奖

全球最大书展拉开帷幕：周二（10月18日）晚，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书展隆重开幕。此前，德国书业宣布将2016年度德国图书奖授予大师基希霍夫。

 今天是瑞典籍华裔作家、出版人、独立中文笔会重要成员桂敏海（笔名阿海）遭绑架失踪、铜锣湾书店事件爆发一周年，独立中文笔会对会员桂敏海遭中国当局自泰国绑架回中国，至今未获任何法律援助、下落不明，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国际社会包括瑞典政府应继续关注此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受到侵害的严重事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如实说明事件真相，并保证桂敏海等该事件受害人目前遭受的非法治境遇尽快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获得解决。
    
    独立中文笔会今天发布由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ACULEL）提供的两份文献照片，以表示对会员桂敏海的声援。两份文学文献分别是：一、桂敏海（阿海）作为十位作者之一于31年前（1985年）参与其中的独立出版物（Samizdat）《十种感觉》（诗集）；二、桂敏海（阿海）作为诗人于28年前（1988年）在北京参与主编的独立出版物（Samizdat）《九人集》（诗集）。前一份独立出版物的十名作者中也有在2001年发起创办独立中文笔会的两位诗人贝岭和孟浪。
    
    

桂敏海遭绑架一周年 民间促当局遵守司法程序

一年前和外界失去联系的香港铜锣湾书店大股东桂敏海，被指是在泰国的寓所被中国警方绑架。10月17日，桂敏海被绑架一周年之际，海外独立中文笔会发出呼吁，表示严重关切会员桂敏海的状况，也希望国际社会，包括瑞典政府继续关注此事件。美国笔会不久将披露对桂敏海事件的第二份调查报告。

瑞典籍华裔作家、出版人桂敏海失踪一年之际，国际笔会属下的独立中文笔会再度表示关切。10月17日，独立中文笔会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称，该笔会重要成员桂敏海（笔名阿海）遭绑架失踪、铜锣湾书店事件爆发一周年，笔会对桂敏海遭中国当局自泰国绑架回中国，至今未获任何法律援助，以及下落不明，表示严重关切，呼吁国际社会包括瑞典政府应继续关注此一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受到侵害的严重事件，敦促中国当局立即如实说明事件真相，并保证桂敏海等该事件受害人目前所遭受的非法治境遇，尽快在公开、公平、公正的条件下获得解决。

笔会创会人之一贝岭18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称，希望中国政府能公开公正处理事件：
“去年10月底我们发现阿海被失踪事件，至今已整整一年。我需要的就是中国政府能够：一是公开审判，二是允许他或他的家人能为他聘请辩护律师。第三也希望中国政府能够给予一个比较完整的交代，就是他是怎么样‘自愿回到中国投案’，还是如我认为的是被诱捕而回到中国”。

独立中文笔会还发布了由中国地下文学流亡文学文献馆（ACULEL）提供的两份文献照片，以表示对30多年来致力于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斗士桂敏海的声援。两份文学文献分别是桂敏海（阿海）作为十位作者之一于1985年参与其中的独立出版物《十种感觉》（诗集）；以及桂敏海（阿海）作为诗人于1988年在北京参与主编的《九人集》（诗集）。

贝岭披露，他一直在调查桂敏海失踪的细节，年底之前，美国笔会将发布第二份调查报告：
“非常感谢美国笔会即将在年末发表关于桂敏海事件及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的完整报告，报告里面的主要内容是由我来描述的他被捕的状况和后期，我怎么样再次去调查他的一些细节”。

贝岭敦促中国司法部门早日公开审理桂案。他说：
“能够让他早日公开接受审理，同时我们也可以知道他到底做了哪些所谓违背中国法律的事件，让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和下落。同时我也希望瑞典政府驻华领事馆，在他作为瑞典公民的前提下，能够不断的向我们公开他们去探望桂敏海的信息”。

关注中国民主化进程的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非常关注桂敏海被羁押状态下的状况，也希望当局能够尽早释放他：
“立即让桂敏海重新获得自由，因为我们看到他回中国的过程，我们觉得他是非自愿的，被强迫的，可能是被绑架的。现在不让他与外面的人联系，包括他的家人。也没有给他法律上的权利，我们觉得这是对他人身自由的严重侵害”。

蔡耀昌希望中国公安部门尊重法律赋予桂敏海的权利，能让他自行委托律师。

香港巨流传媒公司的负责人桂敏海，也是铜锣湾书店的老板，两者因出版中国禁书而闻名。桂敏海失踪后，中国官媒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报道指桂敏海是为2003年一起醉驾导致他人死亡的案件而“回国自首”。

今年5月24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国会山庄举行有关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监控的听证会。桂明海的女儿安其拉•桂 （Angela Gui）在听证会上表示，她认为她的父亲是遭到绑架，而不是主动返回中国。

特约记者乔龙 责编石山/寇天力

自由亞洲電台2016/1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