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在荒涼的集權大地上，捕捉生命的印記
財團法人卓越新聞獎基金會特約記者劉雨婷
不過是簡約的黑T-shirt搭牛仔褲，卻莫名被他穿出仙風道骨的感覺，炯炯有神的雙眼流露出旺盛的精神與行動力，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聞海 （本名黃文海）在映後座談會後也隨興邀了幾位好友一起坐下閒聊，並向服務生要了瓶獨立啤酒，笑稱：「我來台灣都快把獨立啤酒（系列）給喝完了！」
擅長呈現拍攝對象的氛圍，以探詢人類生命處境為拍攝目標，關懷不同狀態下的人們如何行動，是聞海紀錄片作品的特色。今年9月1日在光點台北《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紀錄片展 》中放映的紀錄片《在流放地》，是他甫完成的新作，被中國獨立影像展總監暨藝術家曹愷評論為：「是聞海去國以後的一部懷鄉心靈史⋯⋯不同的時空交錯，覆調性地構架與演繹了一部多聲部的流亡者吟唱。」
▍《 在流放地》：碎片拼貼出的流亡者群像
即使我只僅僅剩下一根骨頭
我也要哽住我的可憎年代的咽喉
──節錄自〈野獸〉（黃翔，1968）
「民主牆」運動 推手、引發1978年「北京之春 」的中國重要詩人黃翔，站在美國紐約法拉盛朗誦其代表詩作之一〈野獸 〉。聞海以一個老邁中國流亡藝術家形象作為新片《在流放地》的開頭，傳達流亡者們內心最深沉的吶喊。
1989年發生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使許多中國知識份子流亡海外，而當時仍屬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則成為了流亡者們的中國對口，一路至今。「以前只在書上看過的名字，國內見不到、卻在香港見到了！」自2013年移居香港後，聞海終於能觸到這些在他故土的過往年代中，不可說卻佔有重要一席之地、他所憧憬不已的人們。
然而，一直要到後來因協助艾未未拍攝難民題材紀錄片《人流 》，聞海來到土耳其與敘利亞邊境，見證了世界性的流亡人群，加上也陸續記錄了如廖亦武 、京不特 、雪迪 、貝嶺 、孟浪 、達賴喇嘛 等流亡者們的一些交流片段，他這才開始萌生要完整拍攝這群人的念頭，並於今年完成《在流放地》一片。
「人們可能不一定會喜歡這部片子。」
聞海直言，即便過往他便嘗試以段落來組構故事，但仍會有主角貫穿全片，紀錄片的線性敘事結構清晰。不過，由於此次素材十分豐富，他因而挑戰將《在流放地》處理成碎片拼貼出的人物群像，比如透過把畫面弄得粗糙，讓其詩意化，展現這群流亡者們一種共通的表象。
聞海欽佩不已地表示：「這些（流亡）詩人、藝術家、政治人物，比我們早二十年體會到全球化的一些問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舉國上下無不全力擁抱全球資本主義，以號稱「世界工廠」為傲，卻無人察覺在全球經濟一體化下，卻可能因政治體制不同而造成問題，甚至是惡化原有毛病，尤其是人權問題。
因此，他在1990年代閱讀到海外雜誌《傾向》所刊載的蘇珊．桑塔格文章之後，啟發相關批判意識的他，不禁為對方批判全球化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感到折服與震撼，「怎麼會有人做這樣子的一個思考呢？」
由流亡作家貝嶺和詩人孟浪等人在海外所創辦的《傾向》雜誌 ， 2003年為了翻譯捷克劇作家暨政治思想家、發起「七七憲章」的瓦茨拉夫．哈維爾 相關著作，而在台轉型、成立了傾向出版社，透過翻譯向中國內部輸入西方人文思想，啟蒙了不少有志青年，包括聞海本人。
「國家提高 經濟的初衷是為了什麼？ 但物質資源其實已能滿足大家，很多貧窮地區卻仍有各種剝削。 」
聞海的紀錄片作品被部分評論者認為，是對進入全球化後的中國社會階層素描，新片《在流放地》也是他在此大主題下的凝視之一。該片除了包含表象全球地域，拍攝橫跨中國、港台、歐美、中東、印度等地的流亡者們，也記錄下這群擁有超脫當時社會狹隘視野、早先察覺全球化問題並進行獨立思考與批判的人們，其思想與處境。
在 《 在流放地》片中一幕，聞海捕捉到一身黑的艾未未走在寂寥的愛琴海灘，低頭看著地上散落的無數紅得刺眼的敘利亞難民救生衣，不知是在想自己的處境與這些難民沒什麼不同，還是單純悲天憫人，加強了製作出談論難民處境《人流》的念頭呢？ 圖： 《 在流放地》劇照，聞海導演提供
「人的生存狀況，一直是我感興趣的東西。」
先一步群眾覺察、逆社會之意孤行而被驅逐的流亡者們，究竟對自己當前的人生處境，抱持著什麼樣的想法呢？
儘管聞海並不認為自己是個流亡者，但在接觸到這群人時，他卻頗能對其處境感同身受，只因他也有類似遭遇──中國政府自2010年開始打壓自己的拍片行動，他最終只好無奈地選擇「自我放逐」到了香港。
直至今日，聞海仍為自己的處境感到忿忿不平，但隨著時間過去，他倒也覺得當前放逐的狀態，其實挺適合自己的個性，「個人有這樣（自我放逐）的傾向，事實也必須把你放在這個位置。」
正因為有這份共感，有別於以往使用傳統直接電影的手法，導演只能是「牆上的蒼蠅」，聞海首次把「自己」這個身分也放進去紀錄片中，雖然並沒有直接出現形象，但透過畫外音的介入，串連起《在流放地》的素材片段，也為這人物群像補上難能可貴的一塊拼圖。
▍回首拍片心路歷程
回顧聞海這些年來的創作生涯，自從為了使用高檔攝影機器與設備，而從電影圈轉行當上電視台攝影記者，儘管四年來調查深度報導多次拿下新聞獎，勇於挑戰自己的他並不感到滿足。憑藉一股年輕人的衝勁，聞海毅然決然離開電視台，並在2002年推出第一部紀錄片《軍訓營記事 》後，正式成為獨立紀錄片導演，就此踏上拍攝旅途。
無論是《喧嘩的塵土 》中家鄉沉溺於賭博、無視現實的麻將館群眾，或是《夢遊 》裡邊緣藝術家們充滿無力感的生活，聞海皆以精準直接的鏡頭，呈現出社會底層的荒誕，讓他的作品開始受到國際影展的矚目與青睞。
2008年，記錄下欲推行政治改革、行動卻僅止於思考與寫作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我們 》，讓聞海的成就更上一層樓，但此時他卻遇上創作瓶頸，更在發表以女性佛教徒生活為主題的《西方去此不遠 》以後，陷入被中國政府打壓的危機中。
在自我放逐與機緣巧合下，聞海移居香港，經過一段時間沉澱後，自2016年起、短短不到三年間，不僅出版專書《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記錄片 》，詳細完整爬梳了近代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與作品，他也陸續發表了凝視勞工運動《凶年之畔 》、紀錄女性抗爭者面貌的《喊叫與耳語 》，以及今年才剛製作完成、描述流亡者群像的《在流放地》這三部長篇記錄片。
同時，聞海也創立了香港的「中國獨立紀錄片研究會 」，在港台和世界各地舉辦紀錄片影展，尤以邀請55位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放映共50部紀錄片的「決絕—1997年以來的中國獨立紀錄片影展 」最為盛大與重要。
VIDEO 2008年，記錄下欲推行政治改革、行動卻僅止於思考與寫作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我們 》，讓聞海的成就更上一層樓。影：聞海 @YouTube頻道（CC BY-SA 3.0 ）
今年（2019年）8月27日至9月7日、在光點台北舉辦的《在流放地的影像──聞海紀錄片展》中，放映了他至今為止七部重要的長篇紀錄片。難得舉辦了自己的回顧影展，回首過往路，聞海首先笑稱在遇上創作瓶頸後，竟過了整整七年才推出下一部片《凶年之畔》，「基本上（作品）隔這麼久，導演就算完蛋了！」
然而，這段時間的空白，並非沒有意義。
「以前在大陸拍片並不特別困難，只要有錢就可以拍。」由於最初都是記錄自己周遭發生的事務，以前的聞海並未特別思考過拍攝的主題，無可避免面臨到題材枯竭的一天。儘管他當時有個「中國黃金時代的十二張面孔」 影像計畫，打算拍攝成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其工人和工廠的面貌，但在缺人、缺錢、被政府打壓的情況下，他只拍了其中四段便宣告放棄，並陷入創作危機中。
「創作是很神祕的，當初想拍的計畫後來沒拍，但經過醞釀沉澱，卻可能可以炒成別種菜」
2011年，聞海接下王兵導演《三姊妹 》紀錄片攝影任務，來到雲南一處農村跟拍了兩年，紀錄三位留守兒童如何在缺乏長輩的情況下，相依為命過活，見證中國農村破敗處境。而後2013年他移居香港，體會到何謂自由的創作空間，並對遊行抗爭和公民社會有更深的認識。聞海強調，這兩段經驗不僅讓他拓展了視野，也有了新的體悟，對他後來的創作過程帶來莫大幫助。
「農村已死，他們回不去家園了，只得繼續在城市混。」親眼見證農村僅存大量老人與小孩、收入低得讓人無法溫飽、盛行瘟疫卻無人有能力解決等情況，聞海在蹲點雲南期間，看清了中國農村衰亡破敗的現狀，顛覆他這個都市小孩過往以為的富饒印象。這讓他後來在拍攝《凶年之畔》時，能迅速進入農民工的世界，理解為何他們不敢向老闆爭取勞動權益的悲哀，並紀錄這群龐大的人們就這麼徘徊在城市邊緣，掙扎著生存。
「有時候（導演）能理解主題多深，並不單取決與你所拍的事物，有時候是因為你拍別的題材，反而才更能理解這部片的意義。」
「我們對於被拍攝者感同身受，這是我們的強項。」聞海難掩自豪地表示。圖：劉雨婷攝
因此，對於自己的拍攝對象常被標籤為是社會邊緣者或失意者，聞海抱持著截然不同的想法：「其實我覺得他們才是主流的人群，但這群人在中國卻是被官方有意無意給遮蔽的群體。」
他不滿地指出，算上子女應有七、八億人口的農民工族群，應為全國十三億人口中的「主流」，但現實卻是，這群人只在春運新聞中曇花一現，平常的時候其相關事情都消失無蹤，彷彿這龐大的群體並不存在於這社會上一般。
「中國是個階級社會，有著圈子文化，我們並非彼此看見。」 若不是自己曾在電視台工作過，得以去到各地了解第一線發生的事，聞海無奈感嘆一路生活順遂自己，或許也不會「看見」這些掙扎的人們。
然而，當時身處電視台的他，卻或多或少是帶著一種優越正義的傲慢，以俯視的角度進行拍攝，並無法真正同理拍攝對象，「總想說這些糟糕的事總輪不到自己嘛！」直到自己離開電視台的庇護，還原成獨立的個體，聞海才體會到彼此生活息息相關，其實自己與任何人都一樣，漸漸能對被拍攝者的內心感同身受。
「我比他們幸運的點，在於能透過文字或影片把這份心情表達出來。」
正是這種平等的心態，幫助聞海往後更能理解拍攝對象，就連外貌與氣質，也在不知不覺中與他們越來越像。「有朋友後來見到我，就說：『媽的聞海．你怎麼看起來像送快遞的？』」就連拍攝的工運領袖段毅 和前來採訪他的記者也這麼認為，讓聞海笑說當下他真是氣急敗壞。但他正也是因為具備這樣的能力，讓他得以深入拍攝現場與人們的內心世界。
▍創作理念
新片《在流放地》最後，聞海以孟浪引用哈維爾的「無權力者的權力」 作收，告訴人們應以真實的生活來對抗由謊言構築而成的意識形態，不僅闡釋這群流亡者後來仍持續做些什麼的根本理由，也點明了他持續創作的理念。
「 我會積極看待各種情況底下的人，哪怕是在這樣（艱困）的處境，他們都在做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事情。 」
在拍攝的旅途上，聞海紀錄過許多種不同生命狀態的人，有自我覺醒、挺身而出的人，也有劃地自限、陷入膠著的人；有沉溺在自我世界的人們，也有憂國憂民卻難可及的人。但無論是哪一種人，他認為都應用正向的一面，去理解、感受他們內心深處活著的願望。
記錄了中國知識分子行動膠著狀態的 《我們 》，正巧在零八憲章簽署前完成並推出， 聞海認為這也恰好反映了兩方不同層次的勇氣與作為。圖： 《我們 》海報，聞海導演提供
「因為老拍社會荒誕黑暗的一面，肯定也有疑問是：『那怎麼大家就這麼活下去了？而且還活得不錯？』」 聞海在意的是在這樣的處境下，人們為何選擇如此行動，背後的理由。
「就是因為絕望，我們才懂希望的可貴嘛！」
聞海詩意地用「在荒涼的極權大地上，捕捉生命的印記」來形容自身創作理念，便是盡自己所能，把握當下去記錄這些努力生活的人的面貌。
「對於未來的預判，我不敢說，但當下若能做點事情，我覺得是好的。」
他以佛教《金剛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來解釋，既然過去已然逝去，未來尚未到來，當下的處境則是自己過去的因果，而自己當下的作為，又是未來的因果。人唯有把握現在，才有希望改變未來或得到回報。
儘管中國國內自由空間日漸緊縮，香港自2015年銅鑼灣事件 以來似乎也朝不保夕，但聞海仍對中國的未來抱持樂觀想法，並認同活在當下、盡力做事的重要。
「哈維爾當年曾說：『活在真實中，我改變我自己，改變我周圍的人，最終讓社會發生變化。』所以，誰知道呢？」
▍後記
不知是黃湯下肚的功勞，抑或本就是個感性之人，聞海在專訪期間十分健談，從片中的人物拍攝細節趣事，到文化哲學理論，但最多還是在講自己的感受。為詩人許立志 將工人跳樓自殺比喻成「一顆螺絲釘掉在地上 」感到震撼不已，癡迷於少女工人羞澀微笑，不捨一生好事做盡卻自覺無用的中年女工……追根究柢，不過是對人十分感興趣罷了。
而訪問結束後，回到現實話題，聞海第一句便是詢問當天（8/31）香港街頭現況，而在了解已然展開警民對抗後，他當場嘆了口氣，十分擔憂前途未卜的香港。
儘管被當地朋友笑說，他並沒有見識過香港真正自由的情況，但聞海仍視香港為自由的公民社會，以及自己的抗爭遊行啟蒙之地。他笑稱，一開始自己十分迷戀參與其中的感覺，哪裡有遊行就跑去哪裡，或許可能並不知道或不認同對方抗爭訴求，但他仍舊想與他們一起挺身而出，使用公民社會中應有的權利，就像是在「在人類的文明河流岸邊走一走」 。
面對如今香港面連一息尚存的自由隨時可能收回，聞海自然感到惋惜與不安，但他也從中看到人性的光輝，真切體會到何謂「後生可畏」。他並未失去希望。
儘管他自稱自己只是「在香港留學的心態 」 ，不一定久居香港，就連是否會拍攝相關紀錄片，也沉思了一會兒才給出可能的答案。但他在閒聊到諸多香港趣事，當時眼神中的光芒，或許證明了，他並不如自己所想的那般，與香港這塊土地如此疏離。
‘轉自財團法人卓越基金會網站 2019年9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