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下新社運模式  

梁慕嫻

香港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發展了兩個多月，出現前所未見的網絡革命效應，其動員群眾的威力，震撼全世界。示威者更榮獲美國《時代》雜誌選為互聯網25名最具影響力人物之一。

互聯網如何影響社會運動這個課題，我一直關注和學習。早於2010年4 月有一位電腦專家向我解釋後，我在文章《從八十後說到劉曉波》（拙著《我與香港地下黨》頁324）中寫下一段文字：「『反高鐵運動』最大的亮點是互聯網深不可測的威力。萬人聚集看不見組織者，領導者，只有Laughing Man 。讓那些專門追捕幕後黑手的專制者們看得傻了眼，不知何解。Laughing Man 是誰？ 電腦專家解釋：『日本有電視連續劇〈Ghost in the Shell ：Stand Alone Complex – The Laughing Man〉，以美國作家沙林傑（J。 D。 Salinger）的小說：〈The Laughing Man〉作為關鍵元素，講述無法追查源頭的一宗關於Laughing Man的案件。連續劇把沙林傑的Laughing Man 進一步深化為網絡的特質：個體的、自由的創造。於是Laughing Man變得面目模糊， 成為一個意念（Idea）。無數的網民在（Idea）上添磚加瓦，進行再創造，使其改頭換面，最初的Laughing Man 不見了，變成抽象精神的存在，這樣人人都可以是Laughing Man， 成為一個群組的共同意向和行動。網絡世界裏所成就的社會運動己經超出過去一切社會運動的經驗了。』」

然後，於2011年4 月我又在文章《上街的聯想》（拙著：頁128）的「後記」上作了補充：「突尼斯人民自發而迅猛的『苿莉花革命』是一場名副其實的網絡革命，令世人驚歎。事實上，短訊、面書、推特等互聯網平台不單是實用主義的資訊傳播工具，而是自由的像徵。網絡帶着自由的因子，網絡精神就是自由，網絡是自由的武器，不是人類的工具。當一個意念（Idea ）在網路上出現了，它就像自由的翅膀，在網絡世界裏無邊無際地飛翔，沒有甚麼東西可以阻擋得了。

意念（Idea）是甚麼？它不應是讓人執行的革命綱領或指令，而是一個非常簡單的念頭（Idea）。當這個念頭得到網民廣泛共鳴和認同時便迅速地傳播，在傳播過程中，像傳染自由因子一樣，被網民自由地加以改造和創新，最後這個意念經無限創意，比原始的更加完美或更具操作性時，網絡革命便隨時會發生。沒有這創造的過程，不會成功動員千千萬的群眾，這是自由的功效。

網絡革命為甚麼無組織、無領袖？因為一個好的意念在網路上穿行過程中，不單只是傳遞而是得到不斷的變化和改造。意念在改進之中，自由彰顯了，就像動員群眾的發動機，人人都是參加者，組織者，都可以是領袖（或稱召集人），於是等於沒有組織，沒有領袖。違背了自由的原則，就無法興起網絡革命。」

至到2014年「雨傘運動」之後，電腦專家作出評論，我在《傘下的思考》一文中有所記述。他說：「互聯網的精神就是個人自由，網民在互聯網上遨遊的時候，是一個具自由意志的個體，獨立的思考，自由的選擇是他們的權利。互聯網時代群眾運動的主要點，並非是否有領袖而是是否有意念（ Idea）。人人均可有權提出意念，誰的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誰就成為帶領運動的領袖，人人均可成為領袖。但支持者必須服從領袖所定出的原則和紀律，是為道義上的責任。而這個充滿生命力的意念在互聯網上傳遞，經網民討論修改補充，使意念更豐富甚至變成面目全非的新意念，這時原來的領袖淡出，新的領袖出現，在意念不斷更新的過程中，可以先後出現不同的領袖。」

電腦專家又說：「『雨傘運動』基本上符合網絡時代群眾運動的規律和原則。最初佔中三子提出『公民抗命』及『佔領中環』兩個意念，得到足夠的支持成為運動的領袖。其後雙學在三子『公民抗命』意念的基礎上修改『佔領中環』為『重奪公民廣場』的新意念，更得到二十多萬人出來佔領的支持，且進而演變成『雨傘運動』而成為新領袖。這是符合網絡運動的規律，並非甚麼『騎劫』、『被邊緣』的問題。後來出現了『行動升級，暴力反抗』、『撤退』和『絕食』三個意念，顯然地，事情的發展說明，只有『撤退』這一意念得到佔領區內區外的大多數支持，而回歸原來三子的『公民抗命』意念，以自首和靜坐被捕結束佔領運動。

雙學修改的只是三子的『佔領中環』部份，並末取代『公民抗命』意念，而『公民抗命』由始至終都得到大多數參與者的支持和堅守，故此三子不會淡出。雙學並未遵守網絡革命原則，承認並尊重三子『公民抗命』的意念，組成由三子與雙學聯合的集體領導，引致運動失敗。三子的意念之一『公民抗命』，經過一個奇妙的旅程而回到原狀，證明這個意念相當正確，始終得到廣泛的支持，值得讚歎。」「不過」他再說：「香港這場網絡運動並不完美，部分網民道德教養很差，文明程度很低，濫用自由破壞網絡遊戲規則。自由的底線應有道德的制約。」

經過多年的思考，我的心得是：

1。網絡社運需要有高質素的網民，有高度的文明修養，有基本民主理念，更是全心追求理想，顧全大局沒有個人野心，沒有個人英雄主義的人，才能成功發起運動。在運動中提出「你不代表我」、「不要大台」、「不要領袖」的說法，是典型的道德淪喪，道義泯滅，突顯其個人野心，破壞運動的表現。

2。網絡社運其實有領袖，只不過是以匿名的，隱蔽的Laughing Man的形態存在。作為網民決定支持一個意念，便應尊重和愛護提出意念的領袖。除非你另有新意念提出，而又得到大多數人支持，否則的話你只能服從領袖的指揮，這是網絡運動的道義原則。

3。通過網絡動員了龐大的支持者後，始終要有大台（即組織）才能發揮集體智慧，有策略地持久作戰，由各個小台組成大台是必需的戰略行為。

4。只要年輕的網民在Laughing Man 內達成自我反省，自我完善，自我創新，這樣，新的民主接棒人便將在網上誕生。

想不到以上的心得，正在這次反修例運動中實踐，令筆者非常興奮。從兩個多月來的經歷所見，網民使用連登討論區及通訊軟件Telegram 等網絡平台發動遊行集會的威力無與倫比，打破港史的記錄，令人驚歎。網民誓死堅守的抗爭意識大大提高，網民的高尚品格：團結、勇敢、犧牲、關愛、寛容，處處顯示出美善的高度品質，令全港有良心的人為之折服。他們的口號：「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不割席、不讉責、不篤灰」，「一個不能少」，「一齊來，一齊走」所顯示的團結精神，感人下淚。他們堅守和平、理性、非暴力，甚至要求行動「優雅」，即使是衝擊行動，也讓人看到他們有原則，有克制，選擇性毀壞，既是不屈不撓，也是熱愛香港感情的表露，感動世人，正如媽媽們，銀髪族們都給予無限的支持。

運動至今仍未平息，雖然我們做了很多極有創意，遍地開花的行動，己得到二百萬各階層人士的支持。但香港工委（中聯辦）及林鄭政府卻不為所動，不作進一步回應，使大家所做的一切變成徒勞無功。他們完全沒有希望緩和局勢，平息民憤的跡像。相反，我看到的卻是，他們正在透過地下黨動員組織群眾部署全面大反撲。這符合他們的性格，就是不能退讓，必須以暴力鎮壓反抗者，直至他們屈服。

我希望大家知道， 現在管治香港的其實不是林鄭政府而是共產黨，林鄭己經差不多放棄了管治香港的責任。香港工委會無所不用其極，設計出比空城計，困獸鬥等陰謀更可恥的鎮壓手法去對付示威者。如何抗爭下去？聯合民主派政黨，公民社會組織，網民代表，發揮更廣泛的集體智慧定出新的策略才能抵抗地下黨的反撲，這是我現在提出的意念（Idea）。

我只是不願看到再有人流血，有人被捕，有人流亡，有人犧牲性命。當中共發動更奸險，更毒辣的反撲行動來臨時，「鳴金收兵」仍然是最聰明，最有智慧，保存實力的唯一選擇。這也是我的另一個（Idea）。

2019年7 月19 日      ( 本文原刊於《立場新聞》)

為了戰鬥的紀念

梁慕嫻

今年是北京天安門「六四屠殺」案件的三十週年，人們不但沒有忘記，更在全世界各地精心組織了更大規模，更深意義的活動，令人興奮。

那一年，我五十歲，定居加拿大，已經從組織上脫離了共產黨。1989年4月開始，我不斷關注北京的消息和學生的活動。「六四」那天，我含淚追看電視上的新聞轉播，只見天安門上空烈焰沖天，煙霧瀰漫。載滿解放軍的車隊向着天安門進發，卜卜的槍聲四處響起。學生和市民紛紛走避，人們推着板車上的傷者拼命奔跑。

共產黨殺人了，我驚愕地叫了起來。

這就是我曾經加入過的共產黨，號稱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我曾經引以為榮，認為它是拯救中國的黨。而今，在我面前，這個黨竟然露出猙獰的面目，殘酷的本質。為甚麼？為甚麼我加入了這樣一個滅絶人性的政黨？我責備自己，禁不住號啕大哭，痛苦極了。就在這時，我下身流出血水，血崩了，緊急送去醫院。我的血水與天安門學生、市民的血同一天流出，也許生命之間真有一種天然的聯繫，血水使我與中共一刀而斷不再回頭。我從未寫過我的「六四」，太痛苦了，刻骨銘心的痛苦。

從此以後，每年的「六四」，我必定點燃我自己的燭光，悼念那些未得安息的亡靈。我不斷反省懺悔，讓痛苦化成力量，繼續前行。我學習普世價值的理論，去批判毛澤東思想。我也不會忘記兩位英雄，丁子霖女士和劉曉波先生，他們永遠是激勵我前行的榜樣。

「六四」過後，首都北京完全被置於戒嚴狀態，荷槍實彈的野戰軍士兵三步一崗，五步一哨，大街小巷一片恐佈。緊接着，中共當局在全國範圍內展開大搜捕行動，許多人被拘捕，被關押，被立即槍決，也有不少人走上逃亡之路。北京市內也進行氣勢凌厲的清查運動，要人人過關表態「擁護平暴」。中共更用嚴酷的非人道的手段對付受難者家屬，不准拜祭，不准哭。

丁子霖女士當年五十三歲，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退休教授。獨生子蔣捷連於1989年6 月3 日晚間在北京長安街被中共軍隊槍殺。1990年，丁子霖在朋友的介紹下結識了第一位難友張先玲，她的兒子王楠在6月4 日凌晨於天安門附近南長街南口處遇害。就在這種肅殺悲涼的氣氛中，丁子霖和張先玲忘記了恐懼，鼓足勇氣開始了尋找受難者家屬的歷程。 丁子霖說：「我無法驅除幾乎已成為我生命本身的記憶， 我不能眼看着與我同命運者失去親人而無人過問，無處訴說的痛苦煎熬……我的兒子是為中國的未來而死，我也只有為中國的未來而活着。」

她們根據各方的資訊和各種關係取得線索，一個個地與難屬取得聯繫。一椿樁，一件件血和淚的故事，見證「六四屠殺」的事實。 死難者家屬們相互認識，相互撫慰，相互支撑，結成了以丁子霖為首的「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已經不再是愚昧麻木的一群，也不是怨天尤人的哭泣者，她們己經成為一個有着自己尊嚴和訴求的群體。

丁子霖在1994年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2000年出版《生者與死者——為了中國的明天》；2005年，出版《尋找「六四」受難者實錄》。她們總共尋找到186名 死難者名單，為歷史作出有力的見證。今年，「天安門母親」正如過往一樣，發表「祭文暨致中國領導人公開信──哭「六四」大屠殺中罹難的親人和同胞們」，祭文簽名共127 人， 過身的難友已達55 人了。

丁子霖有一句說話令我心靈震撼不已，今生難忘。她說：「我今天活着，能夠從愚昧和沉睡中甦醒過來，這是以我兒子的生命為代價的。我的整個存在，都是兒子生命的延續，這就是犧牲與祭奠的全部意義。」她說出了生與死，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真諦，也就是生命的意義。這就是促使她覺醒的動力，也促成了我的覺醒。

「六四」前後，最具象徵意義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人權活動家，政治評論瘃，諾具爾和平奬得主劉曉波。他出生於吉林省長春市，吉林大學文學學士，並於北京師範大學獲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後留校任教。1989年4 月，三十三歲的劉曉波，中斷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訪問學者的職位，返回北京參加「八九民運」。6 月2 日他聯同候德健、周舵和高新在天安門進行絕食，抗議當局戒嚴，成為天安門絕食四君子之一。我是從這個時候起開始關注劉曉波的一切直至他離世。他是我的學習榜樣，有幾個方面是我永記在心，難以忘懷的。

首先，是他的犧牲精神，他的一生所作出的犠牲是巨大的。他放棄了自己的美學研究，文學評論專業，不去著書立說而專注於危險性極高的政論。「六四」後，澳大利亞駐華參贊駕車載他到領使館門前，再三問他是否要進使館。他說：「不，謝謝。」便下車，放棄逃亡機會結果被捕。後來即使再有機會出國講學，他也選擇回國。他一共坐牢四次，堅決拒絕保外就醫，堅持留守國內。他說：「坐牢是獨裁制度下異見人士應具有的職業道德，是異見人士的必修課，應把監牢坐好。」他進而指出：「為尊嚴和自由而坐牢並非值得四處炫耀的資本，而是異見人士反抗獨裁生涯的一部份，更不應該以坐牢為資本向社會討債，也要避免一坐成名的自我陶醉。」他斬釘截鐵地說：「要下地獄就不能抱怨黑暗… … 獄火的焚燒縱使把我化為灰燼，我也甘心情願。我升天，我入地，全取決於我自己。」可見他早已作出選擇，無怨無悔。

徐友漁認為「思想的徹底性」是劉曉波的主要特徵。是的，他對馬列主義，共產黨的否定是徹底的，他對毛澤東的批評是徹底的，他對自己的懺悔也是徹底的，而對普世價值的追求更是徹底地勇往直前，百折不撓的。然而，我認為劉曉波還有兩個「徹底」是達至令人欽佩的最高境界。一個是對愛國、民族主義的批判，一個是對階級鬥爭的批判。

劉曉波在其著作《單刃毒劍——中國民族主義批判》中指出：「自從中國蒙受鴉片戰爭之辱，愛國主義就一直是最具有社會動員力的道義資源之一，各種社會政治力量的成敗，取決於爭奪這一資源的結果。中共執政後一直有意識地為民眾塑做不同的外敵，把民眾的強烈不滿引向國界之外。愛國被扭曲成愛政權、愛黨、愛領袖。」

1988年，劉曉波路過香港時，接受總編金鐘的訪問。他認為：「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分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被問到在甚麼條件下，中國才能實現一個真正的歷史變革？他說：「三百年殖民地。」問者說，那不是十足賣國主義嗎？他說：「我無所謂愛國或叛國，就是要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在《單刃毒劍》一書中，他回憶了這段對話，他說：「我曾經說過一句犯眾怒的話，在今天的民族主義偏執狂佔據話語制高點之時，我不想收回這句話。平心而論，它只不過是中國需要經過長期的西化過程，方能實現現代化的極端表達而已。」他一語到底，沒有和稀泥及調和餘地，這就是對愛國、民族主義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在法庭上宣讀的《我沒有敵人——我的最後陳述》是批判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最有力的武器， 他說：「仇恨會腐食一個人的智慧和良知，敵人意識將毒化一個民族的精神，煽動你死我活的殘酷鬥爭，毀掉一個社會的寛容和人性，阻礙一個國家走向自由民主的進程… … 放棄毛時代的『以階級鬥爭為綱』，『鬥爭的哲學』是一個擠掉浸入人性之中的狼奶的過程。」他最後說：「現在又再次被政權的敵人意識推上了被告席，但我仍然要對這個剝奪我自由的政權說，我沒有敵人，也沒有仇恨。」這個鏗鏘有力的宣佈，是對中共的階級鬥爭，尋找階級敵人的最徹底的批判。

劉曉波先生的自省能力是難能可貴的。假如看過劉曉波於1992年所著的《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一定深深地感受到他那種撕心裂肺，痛徹心脾的懺悔，這是我最能與他共鳴之處。所有接受過中共教育，吸吮過狼奶的人，都會感動於他吐出狼奶的勇氣。他寫道：「我永遠無法原諒自己，直到進入墳墓，因為我居然可以用出賣良知來換取自由——悔罪。」他為自己寫過悔罪書而自責，認為是對「六四」死難者的褻瀆。

他分析自己對「八九民運」的複雜動機，有道德激情，有機會主義，有自戀，有對榮耀和影響力的榮心的渴望，他錐心刺骨地懺悔自己的狂妄和軟弱。他不斷地超越自己，由一個粗魯狂傲，直率誇張，愛出風頭的個人主義者，脫胎換骨成為謙虛內斂，思想清晣，言辭從容，對社會有所承擔的人。他翩然重生成為一位有藝術家的敏銳，也有思想家的深邃的民運領袖。劉曉波的懺悔成為民主路上同行者的榜樣，也就是我要學習的地方。

劉曉波是被中共設計陷害而死，他們隱瞞病情，拖延治療，監控殯殮，不准拜祭，不准哭，像對待「天安門母親」一樣。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中共殘酷的本質，把悲憤化為力量，承接天安門的亡靈、逝去的難屬和劉曉波的遺志，繼續向自由、平等、公義、法治等普世價值的最高標準邁進。

2019年5 月30 日

( 本文原刊於台灣上報)

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幾點觀察

梁慕嫻

一、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 訪問，關於逃犯條例修訂一事，他說了非常重要的一句話：「中央政府從未指示香港修例，這次修例是香港政府自己發起的…」。當被問到是否建議放棄修例時，他又非常巧妙地說：「為甚麼要要求香港政府放棄…」這是間接表達了支持修例，中央是樂見其成的。

他的說法證實了筆者在五月撰寫的文章《王志文披甲上陣了，香港人怎麼辦？》中所指出的看法：「修例事件與中美貿易無關，也不是中共中央的命令，最高級別的政治局常委，港澳協調小組組長韓正只是表達了支持…」我認為，現在由劉曉明大使向外國傳媒正式點出真相，是為了把修例事件局限在地方政府範圍內，切割運動向外交層面發展。

二、所謂「香港政府自己發起」一說，我認為指的並非林鄭月娥政府而是地方政府，也就是指由王志文的「香港工委」躲在中聯辦內幕後發起。這一點上，因地下關係，劉大使當然不會，也不應點出。現在應該明白，反修例運動面對的是具有共產黨性格的「香港工委」，它的特點是：

1一定要贏，不容易妥協，強硬到底。

2 心狠手辣，為達目的不擇手段

3 視生命如糞土

4 趕着在7 月1 日向黨獻功。

香港「反送中」運動發展至今，從他們的表現手法和策略可以感受到這種共產黨特質。他們漠視超過一百萬的意民，濫用警權，施放催淚彈，布袋彈，橡膠彈，暴力鎮壓己達臨界點。6 月12 日的開槍，距離開槍殺人只有一步之遙。這是一場直接面對中共地下黨的抗爭，是持久的，艱苦的，需要犠牲的運動。

三、筆者認為無論從哪一個角度看，就算給她一個豹子膽，林鄭絕對沒有膽量，沒有能力單憑她自己的來發起這場修例程序。王志文召集親共派人士到中聯辦聽訓一事便露出了馬腳，證明他才是修訂事件的始作俑者。林鄭甘心情願做王志文的馬前卒，擔起這件修例工作，民主派要求她下台是上上的策略。她其實己把自己完完全全地賣給共產黨，上了賊船，正開着賊船橫衝直撞，終將把自己撞死。

四、由於這是一場直面陰險，奸狡的地下黨的運動，我們更要講求策略，進退有序，避免無謂的犠牲。更要防止地下黨滲透民主派隊伍，騎劫運動主導權，以及陷害運動的領袖。香港人是可愛的，可敬的。他們勇敢的，不屈的精神令我萬分感動。我相信，只要港人繼續團結一致， 發揮公民社會的力量，共產黨無論如何強大奸險，終會為人民所擊敗。

願上帝施恩的手帶領香港市民取得最後的勝利!

2019年6 月14 日

紀錄片《我們》中英文繁體DVD上市！

文海

有人說他們是敏感人物,他們說自己是政治動物。

《我們》試圖展現的是一些公民的形象，他們盡最大的努力去改變國家的狀況。他們秉持的理念是：關懷莫過朝中事，袖手難為壁上觀。然而，他們關心的回報是在政治動盪中度過一生，以及遭遇多年的恐嚇和監視。

這部電影呈現了黑暗時代追求自由的危險，以及三代政治活動人士所面臨的嚴峻現實，使我們能夠了解他們的焦慮、希望、絕望，以及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堅持。

Some describe them as problematic individuals

They describle themselves as creatures of politics

The voices of this film are spoken by cautious citizens doing their utmost to improve the state of their nation. Their ethos is: “Where affairs of state are concerned, we cannot stand still and watch.” And yet their lifetime is spent in political turmoil, periodic intimidation and surveillance. The film illustrates the perils dangers of seeking freedom in a time of darkness in a time when critique requires trans- formation. It portrays the harsh realities faced by three generations of activists – you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 and allows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ir anxieties, hopes, despairs and above all, their persistence。

影評：

從一個關於描繪中國佛教徒的計劃出發（文海通常不認同中國宗教的無序感），《我們》達到了與另外一群人的更進一步、更強烈的相遇：就是說，與持不同政見者。這並不是“蘇維埃”意義上的那種持不同政見，而是無論是否身為共產黨員，所表現出的公民的巨大勇氣，頑強地從政冶層面上為他們國家的未來設想（並不只是在經濟層面）。所有這些人都有面臨壓制、牢獄、被警察所困擾，被禁言之經歷。他們都學會了生存，學會了如何繼續。

這個拍攝計劃最早命名為《他們》。但是文海清楚地知道他對自身的拍攝相比對於「他者」的拍攝是同樣多的。《他們》這個片名會使得與影片中的人物產生出一種過於警惕審慎的異常感。因此在最後剪輯的時候，他們就是「我們」。

影片描寫李銳，這位曾經被定性為「右派」的前部長，以及他那些往後產生自責內疚、於是行動於中國共產黨的改革之中的同僚們。但是影片更對其他人物感興趣，那些普通人，那些默默無聞的人，

那些對於他們來說李銳是一個典範的人們。也許在思想高度上尚有距離，但至少是學習李銳的反抗。這些人必須承受住地下旅館中簡陋的房間，那些如今已經稀有的完整胡同裏陳舊的教堂，食不果腹的退休老人，以及那些過時老套的電腦設備。網站時常遭到禁止，永無休止地要從頭開始。藏匿在地窖中的自我出版書籍。受監視的會議，脆弱的、有時乃至不可思議的計劃，所有這些指向一件事情：別樣地生活，給予這個國家除了金錢之外的另一種命運。最終擺脫一黨統治的樊籬以及宿命論，思考時間與歷史。

固定的鏡頭：或演講或討論於思考期間、於對待事物看法的細微區別中，然而也於令人難以忍受的沈默之中，或者是另外一種思索的沈默——將這可能的自由高置於他們自身之上。這群人盡可能地少走動，卻依然總是受到脅迫，他們在行動中被拍攝（不屈不撓地前進、從一個地點走到另外一個、為了歡迎一位朋友而回到自己家中、拖著行李、在夜晚的北京踱步）。搬家、乘火車、由於缺錢而站著旅行、去一位朋友受到保護的宿舍、勉強地生活下去、牢牢抓住網絡不放。到頭來為的是什麽呢？是不停地講說，不停地思索。遠離意見相左，遠離對於方法方式無休止的責備（像《夢遊》中迷失了的藝術家），而是永遠回歸到這個總結上：“唯有這樣做才行”。

文海謙虛地說他尋找的電影是展現「公民」。這令人肅然起敬的謙遜為他的詩人英雄們的勇氣找到了一種形式。因為這種形式令人們聽到、看到在這個被霓虹燈、被手機、被摩天大廈和被奧運會所裝飾的「當下」中國歷史中一種沈甸甸的分量。這沈思的形式，它夜幕般如詩文，它平靜般如決斷，它寂靜於文字間，這個形式便是電影。」

摘自：《黃文海的個人獨立》

（作者：Marie-PierreDuhamel-Muller(杜阿梅) 法國真實電影節總監、威尼斯國際影展選片人）

記張健

文海

今早一打開FB，就看到張健兄猝然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

我和張健有過一面之緣。2009年，我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電影《我們》及講座。會後，一位壯碩、剃著平頭的男人，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是張健。」我當然認識他，在著名的紀錄片《中槍》中，8964那天，時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纠察隊總指揮的他，被流彈擊中右大腿。隨後，為了逃避抓捕，他在中國大陸隱姓埋名12年。直到2001年，才亡命法國，並獲政治庇護。

2012年，在我與崔衛平的訪談中，我談到了這次難忘的會面。「2009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的時候，張健去了，他說，你知道嗎？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必須給自己找個理由，要不然太荒唐了，在海外從事這樣虛無縹緲的事業。當年哈維爾分析捷克的處境，也談到怎麽可能在兩大集團之間，在核彈頭對準下，實現民主、獨立呢？我們必須將自己的作為，放到更大的範圍裏去思考，如同『來自遠方的拷問』。我們交談，惺惺相惜；我們擁抱告別，互道保重。」摘自：《放逐的凝視 ── 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時代為我們加冕 —─ 崔衛平對話聞海）

他那句：「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其中的我們，指的是在海外從事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流亡人士。為何這句話令我難忘？因為，彼時正在創作《我們》
https://youtu.be/B3clc3Zk-Kc
、《西方去此不遠》https://youtu.be/maIh3aKdTI4
兩部紀錄片的我，正處於如何呈現和表達政治與宗教的糾結之中。

2010年，製作《西方去此不遠》後，我寫下了頗有些精神分析的話語。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紀錄片人的獨白：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其中寫到：『《喧嘩的塵土》（2004）https://youtu.be/HhNjZ3zeTt8和《夢遊》（2006）https://youtu.be/BYerBjsOyfg分別探討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以及藝術家的處境。它們的主題是幻滅和虛無，那些人終其一生，都被意欲牢牢控制。當這兩部作品完成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兩種情緒已經深入到我的生活了，如同一塊黑簾，橫掛在我的命運之上，我顫抖不已。

在經歷了幻滅和虛無之後，我對現實是失望和絕望的。這其實是極權國家內知識分子普遍的情緒。米其尼克曾引用瓦特的話：在斯大林統治之下的國家裏，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去做？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答案“他們應當去死！』。我現在能理解這句話，因為在這樣的處境裏，只要你參與公共事務，就會有參與共謀的焦慮以及一種道德折磨，因為很多行為與你內心的良知是相悖的。除非你將自己變成橡皮人，這無異於自殺。』

就在這時，我母親帶我去了『居士林』─― 在家居士們共修的地方。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它就在離《喧嘩的塵土》中那個麻將館僅僅幾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它混同於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外表和周圍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沒有什麽不同，它的周邊是喧鬧的集貿市場，但進到裏面妳卻會感受到一種澄明的氛圍。來到這裏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婦女和中老年人，大部分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教徒，他們與宗教（佛教）親近，是把它當作一種教育：如何作為一個人活著。

這是一個窮人和病人幫助窮人和病人的場所。他們組成助念團，身體力行對於垂危者和死者的關懷。從他們的儀式和一些行為的細節當中，我看到他們對待生與死的態度，都有一種同樣的平靜，從中又透露出佛所說的『慈悲』。我對這些人特殊的身份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因為在他們親近佛之前，具備的都是一些雖然各有不同，但又非常普遍的人生經驗。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普通的老百姓自發的，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和維持道德底線的努力。在和他們一起體驗過幻滅和虛無之後，這種努力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的努力又觸動我去想另一個問題：人生如此黑暗、絕望，但為何人類社會仍綿延至今，而且必將如同大河一般繼續綿延下去？下部影片將貫穿我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思索。沒有這種思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考察就不完整。」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下我開始拍攝新的影片。從2006年至今，近三年的時間，同時拍攝《我們》和《西方去此不遠》。

2006年我己信仰佛教，作為一名佛教徒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品會陷入成“宣傳品”嗎？我如何處理信仰和作品的關系？最後的作品呈現了猶豫的痕跡，為何？

在影片中了果法師和助念團的描寫是為了說明人們對宗教的依念。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類得以長綿下去的底蘊；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要。我那時對佛教的皈依源於我在《喧嘩的塵土》中所呈現對「道德上的病人」的反思。我的那篇文章亦可以稱為「我的病歷單」。佛教強調個人的道德操守，讓我這樣的「病人」有了一種自我癥療的入手處。

令人吊詭的是，先於《我們》拍攝的《西方去此不遠》卻只有在《我們》成片後，才有了剪輯的可能。為何？因為拍攝《西方去此不遠》時，當代佛教的現狀讓我困惑，個人操守與公民積極介入，建設社會的行動之間產生了「悖論」。我那一廂情願的認識出問題了，現階段佛教的處境的確不妙。

一則；了果法師傾個人全力修建舍利塔，是一個象徵。它道出了宗教是人類的需求，是眾望所歸，是現今佛教界興旺的表象。與了果法師個人的努力相對比的是，被黨所管轄的的當今佛教成了修廟的代名詞。現今各地都在新修寺廟，而且有些的寺廟修得很富麗堂皇，與當地的經濟和民生境況相距甚遠。各地大多數把寺廟當作旅遊景點，收門票，賺香火錢。其實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受限制的。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及歷年來對「家庭教會」、佛教、道教等宗教團體的頻繁打擊，讓人們借助宗教來對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努力破滅了。在公開場所探討宗教等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基督教，佛教的信眾有上億的人，但在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是「沈默的大多數」。

其實對於修寺廟的行為，佛教界也是有不同的聲音。2006年我去南華寺，見到佛源老和尚，他對與我同行的印空法師要修廟的事情就很反感。因為修行沒必要太注意表象的東西，這樣反倒是不符合佛法的。他當時用的是禪宗的「棒喝」。真的是用拐杖去打一再請求修廟的印空法師。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概念之外的佛教徒的形象。以前我一直認為法師，都是笑瞇瞇的和事佬，其實不是這樣的。傳統中國為什麽會讓佛教中的大乘紮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大地巍巍光大，並且發展出本土的宗教禪宗，是佛教太適合這片土地了。千年來佛教一直是光明正大的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1949年以後到今天，佛教卻一直是受到壓制。雖然1976年後，毛澤東的黑暗統治結束，但「黨文化」還是一直以來占統治地位，任何與之探討和爭論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能公開進行的。經濟時代無非是將「毛澤東時代」所拆掉的廟宇開始修復，但大多數是簡易的、粗糙的、急於求成的、好大喜功的工程，是當地旅遊局利用人們求善的心理，大做買賣的場地。在1999年時我就聽朋友講現在只有修廟是最好的買賣，因為每天可以能收很多香火錢。當時不信，只覺得這樣很邪惡。

二則：由於在公共場所無法對佛教的理論展開探討，人們只有在黑暗裏自己摸索。因此也讓很多邪知邪見有了可乘之機，很多人將佛教弄成了迷信。和社會上的情況一樣，很多佛教徒深陷於迷惘和不知所措之中。了果法師就常常感嘆佛教界的復雜和名聞利養的習氣很重。對助念團描寫表達了我對她們行為的贊揚和懷疑。贊揚是因為我覺得她們是「行動者」，宗教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但我又覺得在極權社會裏，她們的行動又充滿了悖論。美好的行動卻被「黨文化」所扭曲，有時覺得佛教的現實真正成了文革”被批判打倒時，扣上的「麻痹人們的精神鴉片」。

所謂的個人操守在如今的現實環境下，也是有著討論的餘地的。「個人的內心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無法分開的。」內心操守不在乎生活世界中發生了什麽，一味保持內心獨立，其實並不是有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取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毫無自信。一個人之所以從公共生活內退縮到內心操守，那不是因為他不需要他者的承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成功的得到他者的承認。被羞辱者不反抗羞辱，反而把羞辱內化為一種正面價值，這其實是在用另一種形式向羞辱者屈服，根本沒有實現什麽所謂的內心獨立。所謂的內心操守不過是心甘情願地聽任別人「把羞辱變成一種訓練（假）聖人的工具」。（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P284）

這種種的行為，讓佛教徒被誤認為是「犬儒主義者」、是「逃避者」、是「影子」。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做《我們》時，佛家的情懷和對生命的認識和鼓勵，也讓我擔起自己無法回避的責任，勇敢的面對命運賦予的任務。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得以有勇氣將影片展現出來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胎死腹中。

佛教徒從來都是入世的，在傳統中國大乘佛教就傳揚人要有「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浩然正氣。在現實世界中，生發出一種哈維爾所說的「來自於遠方的拷問」式的，對人生終極命運的思考和承擔。《西方去此不遠》中，紹雲法師講述他的師傅虛雲法師的命運，不正是一位佛教徒對「黨文化」的抗爭嗎？紹雲法師的堅持和堅信的努力不也是一種對政治迫害的反抗嗎？佛教徒在“最黑暗的時代”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抗爭。佛教的理論從來不是逃避的、幸災樂禍的、它講的是承擔、是犧牲和奉獻。

我猶豫的風格裏，是我對作為當下佛教徒的一種「羞愧」；不是對佛法的懷疑，是對我在這個處境中的「犬儒」行為的不適。

這讓有些人認為我拍得不夠。因為我先前的影片都是那麽的激烈，他們說這片子不過癮。是的，這影片沒有先前影片的肯定和直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但還是如實的呈現了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我無法回避我的局限性。我最終將影片處理的很平淡，則是基於我的宗教體驗，那是一種很私密的，對自己很強烈但對於外人卻不是很能分享的感覺。如同禪宗裏面的開悟，需要自己的身體力行，師傅也幫不了忙。我個人在拍到最後的下雪鏡頭時（它也是我影片的結尾鏡頭），那時我就有一切都空了的感覺。「白茫茫大地真乾凈」正好呼應了影片的主題——西方凈土的概念。

今天看來，我知道我現在面臨著我的創作的分水嶺。我先前創作的很多固有的手法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因此這影片應是我的轉折時期的片子，是我耗盡創作上第一口氣後，尋求”第二口氣”的間歇。』

我和張健都屬於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雖然信仰不同的宗教，但那種在中國處境下精神的困惑、糾結、以及對拯救的嚮往，是心心相通的。近期，讀張彥《中國的靈魂 ─—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其中的王怡，也和我們同齡。看他從維權律師、法學教授、公共知識份子轉向基督徒，再到創辦「秋雨聖約」教會，成為牧師。最近，因為在教會的社會行動觸犯中共當局，王怡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被捕。張健也在2011年成為基督教福音教派傳道人，同時從事民運，為平反六四做見證。他們可以說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人和勇敢的政治行動者，他們的努力就是要在古老的極權的國家，進行一場心靈層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改革，拯救這個國家，讓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信奉普世價值觀的世界。

我後來又有多次去巴黎，再也沒有和張健兄見面，但他的Fb上的信息和文章，是經常能看到的，也覺得我們會再次相見。

世事無常。張健突然就離開了我們，但從他信奉的基督教來看，他是回到上帝的身邊，他一定能通過去往天堂的窄門，他的事蹟也一定能在這個世界流傳下去。

怪物與惡之華

文海

（2009年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稿）

 （注：2009年10月6日—13日，我非常榮幸成為法國巴黎第14屆蒙特勒伊纪录片电影節嘉賓，電影節放映了我當時的全部電影，包括：《軍訓營記事》、《喧嘩的塵土》、《夢遊》、《我們》；並參加由真實電影節主席、電影製作人杜阿梅主持的大師班，也去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座交流。 今次借助網路，將講座中所涉及的影片上傳到我YouTube 的频道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nDbegRP9t7PlCz8rNAG9XA/videos ﹞有興趣的朋友對照文稿和影像，也許可以更好的理解，我在講稿中的反覆強調中國獨立導演「非如此不可」的表現形式。）

承蒙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厚愛，讓我登上如此重要的講臺，與大家分享一位來自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者的拍片歷程。

首先我很感謝自己能夠從事這項工作，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黨化教育下「洗過腦」的人，正是經由拍紀錄片我才得以發現和認識自我，從而走上尋找自己，自我拯救的道路；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希望自己能夠通過努力拍片成為當下中國歷史的“見證者”。

1996年我從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後，被招聘到電視臺工作。

作為一個外省小城市長大的青年，我在電視臺的四年期間得以在全國各地去采訪。祖國的現狀第一次展現在我的面前，我懵懂的心靈每每被現實所震撼，讓我對很多既成現實的觀念產生了懷疑。

當年我在體制內的處境，對很多苦難的事情不會有深入的思考，反倒有一種僥幸逃離的慶幸，而我本能的也習慣於在體制內「潛規則」中生活，還以為自己混的不錯了。但有時一個人孤獨的呆著的時候，也會捫心自問，難道這就是自己離開家鄉追求的生活嗎？也隱隱約約的感覺到自己生活中有著種種不適，彷彿生了病一樣。

「也許我應該要改變我的生活了。」我對自己說。2000年我離開了電視臺。

我把它當作我的習作，但整個拍攝過程讓我感受到紀錄片的魅力。我拍的這些孩子們在軍訓營裏的生活，老師和學生們以及教官的那種關係，簡直就是我初中生活的搬演！十多年後我彷彿在鏡頭裏，重回到我的少年時代。從製作影片的過程中我第一次從自已的成長背景，從內心出發，開始思考自己怎麽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我回到我的家鄉去拍攝，這也許是潛意識的尋根之旅。在家鄉那種汙濁、逼仄的環境裏，我捕捉著一幕幕令我震驚的奇遇。但那時我已沒有了在體制內向下俯視的心理優勢，幾年的體制外的獨立生活，讓我能夠深深體會被拍攝對象的感情，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有很強烈的「感同身受」。我在給製片人的信中說道：我們隨時都可能成為這樣的人，但那是多麽的絕望和無助呀。

影片描述的是一個瘟疫流行的小鎮全景。所謂瘟疫流行是在影片拍攝期間我遭遇到了「非典」。另外，影片中的人物彷彿全生了病一般，一種捷克哈維爾說的「道德上的病人」的群像刻畫。

特別是那位第三次被迫流產的女孩回家的段落，是呈現此形象的最高潮。

（注：這個地方可以講這段落是如何拍到的，如「牆上的蒼蠅」；與被拍攝者關係的確立﹝信任如何建立﹞；拍攝前與被拍攝對象交往成為朋友，他們不讓拍攝的就不勉強。 紀錄片說到底乃小川紳介所言：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營造的世界。）

影片中有很多這樣的殘酷和荒誕的情節。但我並沒有僅僅譴責的將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視為單一的「行屍走肉」的形象。所以在影片的最後，我固執的用七分鐘的時間，讓我的拍攝對象說話。

我想當他們在談論理想、青春、愛情、江湖、奮鬥以及對社會的認識時，觀眾在凝聽到他們的聲音後，會近一步理解他們。他們不是「行屍走肉」，不是不努力，是現實太殘酷了，是社會和自己的「貪嗔癡慢」共同造就了他們今日的荒唐和絕望。他們的「奮鬥」其實就是這個國家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價值觀 —─「“要有錢，要不擇手段的搞錢，錢可以擁有一切，沒錢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種我認為是「非如此不可」的剪輯，是產生影片風格的主要靈感。唯此才能表達我對他們的全部的真實認識。創作的風格並非空穴來風，也非「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娛自樂。它必產生於強烈的生存體驗，和要表達的欲望以及采取的「非如此不可」的表達方式。

讓我從自己的家鄉同胞身上看到了我現在的影子和處境。那是很強烈的幻滅感。這是有關於「幻滅」的影片。從前我那種自以為是的精英意識，被剝奪的乾乾凈凈，我已沒有更多的妄想，只能直面無可逃避的命運。

如果說《喧嘩的塵土》中的人物和我在社會中的既定身份還有些差距。那麽接下來的《夢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erBjsOyfg ） 的人物可就是和我一樣了。我在2001年曾經作為製片人拍攝過，關於邊緣藝術家生活的影片《北京郊區》（全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_3AhRLMpQ ）

那部失敗的作品表達的是藝術對社會的抗議和發泄。但那部作品卻本身具有我們想反抗的——「法西斯」、「極權主義」所具有的一切。影片中人物描寫表面概念化；好壞分明，沒有人性的沖突和拷問；自以為是的說教；語言平庸。

拍和自己相近的人物也許是一個陷阱。因為你很難如此的分析解剖自己。

我很幸運遇見了《夢遊》裏的人物，也許是相近的創作理念，他們對我全部的信任，我拍到了隱藏在潛意識裏的真實狀態。

這影片其實在拍攝完前期後，停頓了很長的時間，某種程度上無法下手剪輯，因為素材呈現的是一堆毫無因果關聯的日常狀態。

如何處理這些有點潦倒的藝術家們和藝術的關系，這是剪輯階段最讓我琢磨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生活在極權國家裏的藝術家們思考「藝術何為」的命題。

我那時的想法是來源於我們和詩人魔頭貝貝出遊，拜訪朋友的經歷。那幾天我們非常的快樂，到處會友、喝酒、談論著藝術、宗教的話題。它成為影片的結構的緣起。

一段落的剪輯完成後，我想可以剪輯整個影片了。我那時的想法是藝術就是在鐵板一塊的生存環境下的「透氣」，是自我放逐之旅，或「夢遊」。

這片段的確立讓我明確整部影片的剪輯方案。那就是脫離傳統的敘述手法，用情緒氛圍構築影片。由此我將影片拍攝的行為藝術和他們拍電影的場景，以及現實生活不加明確界限的交織在一起。後來我認為黑白色調更能強調那種虛無和絕望的情緒，就將整個影片處理為黑白片。

另一段落是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和最後鏡頭其實是同一個機位拍攝的。機位沒變，人物的造型也沒變化，在經歷了80分鐘後，觀眾卻看到他們如同沒有任何改變的呆立在原地，而影片也即將結束。整個影片如同一個人的夢遊之旅，醒來後一切都彷彿沒有發生。

現實的殘酷與自身的無力，讓他們仿佛被澆鑄在現實空間裏，一動都不能動，只等著歲月像硫酸般將他們侵蝕，如同賈柯梅蒂的雕像靜靜的呆在原來的地方，歷史遁入「虛無」。

一直到《夢遊》為此，在制作影片時，我一直是個「冷酷的凝視者」。

我認為我能理解拍攝對象，但我卻不會認同他們的行為。直覺的認為人不可以這樣活著。不僅僅是為 活著而活著，「我 不 相 信」。這就是我在《夢遊》結束後，感到自己很疲憊要重新尋找人生意義的原因。也因此我的尋找，讓我在拍攝新的影片時，不能夠僅僅只在一旁凝視，我必須介入進去。

2006年我開始有勇氣，涉足最難也最應該面對的主題——政治和宗教。無法回避的政治是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宗教（《西方去此不遠》全片：https://youtu.be/maIh3aKdTI4)

我這個年齡，要「考慮生死問題了」。

當然創作並非空穴來風。也許是我國的現狀和中歐國家有很大的可比性，我一直以來深受他們的影響。從卡夫卡、穆其爾、昆德拉、克里瑪、寇德卡、哈維爾、米奇尼克、奇斯洛夫斯基、米沃什等 。特別2005年看到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會》時，我彷彿有點茅塞頓開的感覺。因此在廟裏遇見《我們》的關鍵人物老殷時，在與他們的交談和創辦“李銳網站”後，我開始有拍攝《我們》 的想法。

影片最開始的名字為《政治動物》，取自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性動物」的說法，而且《我們》中的兩位主要人物都提到自己是「政治動物」。也就是說，人應該有在公共領域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並通過這些行動形塑自己的人生。從聽從權力指揮”的「群氓」，到承擔責任的公民。因為「我們越限制人的政治特性，人就只剩下動 物性，越被開除出人類共同體」。在公共場所人無法用政治權利展開討論，展現自我，從「建設共同的家園」擔負起責任。那麽，他就會在專制權力的統治下變得無足輕重，對公共事物無能為力。最後對降臨的災難也只能被動的接受。這在我國的歷史上是一次又一次被證實了的。

而我國的歷史是由重重苦難積累而成的。如何看待這苦難的歷史，是中年之際，我無法回避的問題。法斯賓德有一部電影《恐懼吞噬靈魂》，這片名應和著我剪輯《我們》時的心裏感受，我時常作惡夢。《我們》中的人物，經歷的苦難是能夠感同身受的，那一秒、一分、一天、一月乃至數十年的苦難歲月，是要由當事人一點點去承受的。我亦能理解我祖國人民的沈默 — 我們無法強求個人在巨大的恐懼之中，成為勇士和烈士.

恐懼的氛圍扼殺人最寶貴的體驗，「個人體驗」之於人，是最重要的生存體驗。人因為恐懼無法感受個人體驗，亦無法體驗歷史。而沒有歷史感的人 是無根的人，沒有個人體驗的人就是影子。

緬甸民主人士昂山素季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

在步入中年，在持續的創作的過程中，我無法回避這個陰影。在這極權體制下我們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 要麽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自己不拍片了；要嘛被封殺，不讓拍片了；還有，也許可能僥幸的持續拍攝下去。這些都可能是命運的一種。而此時我面臨的是自我抉擇，我將直面它。

最難是在剪輯的時候。因為宗教和政治是人類最應該面對和最難面對，但卻又無法回避的永恒主題。在做《我們》影片時，我時常提醒自己的是，不能成為一部「政宣片」，還是對人的處境的描寫和關注。一個在「當下實驗室」之中，人可能成為的「模樣」，對種種概念和人物抱以複雜而持續性的關注。

由此我大概用了一年時間，七易其稿。乃在尋找一種平衡，不要落入到一種「說教」的窠臼裏。影片中大量的對話交談，言辭激烈；人大多數處於「地下室」或封閉的環境內，極難看到外界的空鏡；有的也是短暫的雨霧天和黑暗街巷 。我欲此呈現中國當下政治知識分子思考、寫作就是行動；而行動也僅僅止於思考和寫作”的處境；以及那種處於「破局」之前的焦慮、徬徨、掙扎以及積累到極限即將爆發前的狀態；還有一種「地下室」人格的描述。

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的描述。從上世紀90年代獨立電影的誕生時就多有涉及。1993年張元的《天安門》，後來的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都是經典之作。但張元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用「隱喻」的手法，作者的觀點隱藏在現實的碎片之下，很難有直接的表達。張元去年和我在葡萄牙紀錄片電影節聊天時，也承認如果今天他還拍攝這樣的題材，他將更直接的表露他的政治觀點。胡杰的電影對政治涉及很深，表達的觀點也很清晰。但他描寫的人都是過去時的人物，已經去世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丁東在看了《我們》後，認為此片乃第一部同步描寫當下政治知識分子行動的紀錄片 。

當然我也認為自己和這些作品，有著非常多的局限性。我經常會說自己是個「怪物」，而經由我之手產生的作品是《惡之華》，為何？因為我們仍生活在極權國家裏，非常多的資料看不到，很多必須去採訪的人物和事件也根本沒法拍攝到。《我們》裏很多場景都是在很秘密的狀態下拍攝的，而且至今這影片也只能在小範圍內放映。

我看過日本小川申介的《三里冢》，那裏面的人物不管是施暴的公務員，還是奮力抗爭的農民，都能夠很坦然的在鏡頭前展露自己，這讓我很驚訝。因為這樣的拆遷的慘劇每天都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但我們幾乎無法去拍攝，有的只是偷拍；或根本回避最大的施暴者——政府機構。如李一凡的《淹沒》，當這部記錄千年古城——白帝城，被政府的暴力機器肆意的鏟除和淹沒時，影片對政府的描繪卻是缺失的。

我問過小川的副導演，怎麽能這麽近距離的拍攝警察的暴力行徑。他說：我們日本是民主國家。憲法規定公務員在行使公務的時候是沒有肖像權的。

而在極權國家一切都在秘密進行。我現在能理解意大利導演費里尼充滿感情的在自傳中寫道：感謝民主降臨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仍是法西斯專政的話，我不過是里米尼小鎮上的浪蕩子。

我有時非常絕望，因為我的影片總是那麽的灰暗，我也非常羨慕一些西方作者影片中表達的那種詩意的情感。但經過持續的拍片後，我現在沒有當初那樣的絕望了。我想，我們這些獨立紀錄片導演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命運和使命，很多時刻我承認自己只是這些作品借以誕生的工具。中國著名的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被安全機構陷害後曾經自殺過。後來在監獄裏，在牢獄的牆上他看到了這樣的句子：如果你註定生活在地獄中，那麽你就適宜地獄的生活吧。王力雄說他從中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氣。那麽同樣的，我們這一代的獨立紀錄片作者，將在這樣的環境裏活下去，那麽就讓我們成為它的「見證者」吧。

                                                                          聞海       2009年7月於長沙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二）

白夜

從彬烏倫到仰光的車票是在微信上搞定的。還是一梁在曼德勒發現的那家旅行社的那位華人客服。購買從曼德勒到彬烏倫的車票時，我們互加了微信好友，買彬烏倫到仰光的車票就都通過微信操作了。網絡真是個好東西，更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仰光機場還是很有氣派的，好像是新修的，比曼谷的兩個國際機場都要大。建築高大，設施齊備，但是很多電梯卻不讓使用，機場外面的附屬建築也「此路不通」，好像這就是一個城市的形象工程，實用性則不那麽重要。泰國的機場都小巧實用，很平民化，機場有銷售名牌商品的免稅店，也有平價小店；有價格不菲的咖啡館，也有與外面價格相差無幾的快餐超市。仰光機場則要貴族化得多，可能只有在機場才能見到裝修如此精緻的免稅店，賣零食飲品的商店絲毫不輸於免稅店，商品價格是外面的數倍。我給一梁買了一罐高價啤酒之後，就把身上所有的緬幣換回了17元美金。

進入T2航站樓時，一梁的包被攔了下來，勒令打開檢查。我們的心裏「咯噔」了一下，終究還是沒有混過去——在曼德勒玉石市場淘的那塊原石被掃描到了。

一梁解釋說，這不過是一塊不值錢的石頭，帶回去給孩子玩的，工作人員中有個會說點漢語的年輕女孩轉而問我石頭的價格，我說10000基，一梁的回答卻被她粗暴地打斷了。

緬甸法律的確有規定，遊客在離境時不允許帶原石，但一梁認為這是針對中國人的，以他的美國身份可能會僥幸過關。

女工作人員要看發票，一梁被她囂張的態度激怒了，「沒有！」態度也蠻橫起來。幾個工作人員圍了上來，懂漢語的美女柳眉一橫，沒收！

一梁頓時火冒三丈，開始在入口處大吼大叫。我勸他，不要就不要了，反正又不貴，他牛脾氣上來，哪裏聽得進！衝著安檢人員說，石頭不還給我，今天沒完，我們今天不走了！

另外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叫來一個幹部模樣的制服男人。他再次詢問了情況並仔細看過一梁的護照，沒有跟他的同事做任何交代，徑直領我們來到行李托運櫃臺，要我們交3美元行李托運費，一梁一梗脖子，沒錢！幹部又轉過身，跟櫃臺說了幾句話，辦事員把石頭包裹好放進一梁的雙肩包，幹部轉過身來向我們表示，一切ok！

他熱情地主動與我們握手，示意我們可以順利登機，並祝我們旅途愉快，立在原地敬禮目送我們走進登機口。

事情的戲劇性轉折令我一時有些發懵，不禁令我設想，如果是我的中國護照會怎樣？

在夜色中回到清邁，飛機快降落時，看到清邁城的璀璨燈火，眼睛突然有點潮濕，人畢竟是感情動物，感謝泰國，感謝清邁接納我們這一對漂泊的旅人。

成稿於泰國清邁

2017年9月19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一）

白夜

打掃房間的兩個女人，一個像英國後裔，一個是典型的印度人種，一黑一白，都個子奇高，面容粗鄙衣衫不整，像一對黑白雙煞。她們打掃房間並不認真，每次她們進來打掃衛生時，我們外出散步，回來之後感覺除了多出兩瓶純凈水之外，沒有任何改變。或許這不能怪她們，比起在緬甸住過的大多數酒店，這家算是乾凈的了。這是大環境決定的，長期生活在粗鄙的環境下，如何能夠要求他們生活得精緻？

第四天的時候，樓下一陣雜遝喧囂，我趴在窗玻璃上向下看，好像是一組攝製組在拍電影。還在準備階段，有個濃妝女人在樹下補妝，導演在尋找最佳位置，鎂光燈正好對準我的窗戶，我趕緊拉上窗簾，到樓下草坪看熱鬧。

場景一：女主角（補妝女人）似乎是個反面角色，從奔馳車裏下來一直氣勢洶洶地訓斥澆灌花草的女傭；

場景二：一個身穿隆基，下人模樣的男人偷聽時被主人模樣的男人發現，受到主人的威脅；

場景三：女主角大概是個老師，訓斥兩個小學生。

幾個零碎的場景無法拼湊出完整的劇情，但手法的拙劣卻令人忍俊不住——故事情節的衝突永遠是靠演員誇張的表演來表現的，演員也概念化，符號化，好人壞人一眼就能看清。

 午飯時分，樹下的木條凳上出現了兩口大塑料箱子，兩個女劇務拿來一摞碗碟，打開箱子，盛滿一份份飯菜，分送到每個人的手上，導演、女主角也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臨走的那天晚上，劇組在酒店餐廳聚餐，導演被幾個胖胖的女人圍在一張桌上，他們喝酒、高聲說話，不時爆發出誇張而放肆的大笑。   娛樂圈是有共性的：傲慢、開放、行為乖張，所不同的是，幾個女人都微胖豐滿，連那個女主角也是凹凸有致，曲線曼妙，比起我在街上看到的絕大多數乾瘦枯槁的緬甸女人，她們顯得珠圓玉潤。有趣的是，我後來在一家高檔火鍋店，鄰桌是一大家子，男主人很像南洋富商，戴著金絲邊研究，無名指戴著碩大的翡翠戒指，頭發烏黑，一絲不茍，女主人及幾個女兒都身體發福，養尊處優；另外在仰光機場候機大廳，來回走動的機場地勤人員也都比較肥胖，這些在落後的緬甸來說，都屬於先富階層，一個個都腦滿腸肥，活得很滋潤的樣子。我知道湯加是以胖為美的，緬甸也是嗎？或者那些令我羨慕的瘦高身材不過是物質貧乏的副產品？

一梁說，每個人都會有意無意地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心理學是可怕的。

人真是個矛盾體，靜極思動，動極思靜，來緬甸轉眼十多天，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有些倦怠，在彬烏倫雖說短暫地安頓下來，畢竟不是家——對於我們這樣的流亡者來說，家是個語焉不詳的概念——加上最初的新鮮和好奇逐漸淡去（何況緬甸給我的最初印象並不好），生活的不便與內心的不安定都被無意識地放大，我想回泰國了，哪怕那裏並不是我真正的歸宿。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

白夜

來緬甸的這些天，每天都會把一些所見所聞所想發到微信朋友圈，與大家分享。有朋友留言說，會一路跟著我的記錄了解緬甸，也有朋友對我的處境表示擔憂，因為那個時候，緬北正戰火紛飛，果敢華人遭緬甸人襲擊的新聞時有報導，彬烏倫就在歷來戰火最為集中的撣邦地區。然而，於我們來說，恰恰相反，緬甸數日，直到進入彬烏倫，才真正感覺來到一個清朗乾坤和諧盛世。

一天又去鎮上吃飯，菜市場後面有一家中餐館，一梁點了檸檬魚，等飯的時候，華人老板親自過來上茶，我一時興起，問他有沒有時間、有沒有耐心回答我的幾個問題，老板居然爽快地答應了，拖了一隻椅子坐在我們桌旁認真接受我的採訪。

問:湄謬為什麽改成現在的彬烏倫？

答:湄謬是英國殖民時期改的名字，彬烏倫只是恢復原來的老名字而已。

問：湄謬屬於撣幫，現在撣幫的果敢地區正在打仗，據說還會排華，我的中國朋友因此擔心我的安全，您作為一個在緬華人難道不害怕嗎？

答：緬甸最後一次排華是在1967年，因為緬甸當地人認為華人和印度人掌握了大部分財富，主要是華人。67年那次是緬甸歷史上最後一次排華，現在我不害怕的。

問：緬甸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與豐富的自然資源，卻相對落後貧窮，您認為是由於緬甸人民懶惰嗎？

答：人民懶惰，也可能是一部分原因。熱帶國家的人都比較懶散，但主要原因還是美國的制裁，使得緬甸只能與泰國，中國有一些貿易往來，直到登盛總統上臺，美國才停止了對緬甸的制裁。簡單地說，美國不喜歡軍政府，軍政府不聽美國的話，聽中國的，所以就制裁它。

問：現在的昂山素季聽美國的話嗎？

答：可以這麽說。

問：你認為緬甸聽中國的話好呢，還是聽美國的話好？

答：我是個做生意的，不好評價這些。

我：理解。

問：緬甸在1985年時，人民存在銀行的錢一夜之間全部成了廢紙？

答：是這樣！所以到88年爆發了8888事件。

問：我知道這次事件，類似於中國的89。

答：中國是跟緬甸學的。（在這次民主運動中，軍政府向走在隊伍前面的護士、僧侶和民眾開槍。）

問：那你們現在還敢把錢存銀行嗎？

答：現在不擔心，不會再發生那種事了，我現在給員工發工資都是通過銀行轉賬。

問：緬甸曾經是英屬殖民地，現在的英語普及率卻遠不如泰國，學校開英語課嗎？

答：有的。不過與中國差不多，都是啞巴英語。

不過，緬甸從2015年開始，開放了媒體和網絡，現在，我們可以自由地上Facebook、Twitter等國際社交平臺，在咨詢方面與世界保持同步了。

我：哈哈……耽誤您時間，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檸檬魚做得很地道，魚鮮味美，價格平實，我跟一梁說：這頓飯，值了！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十九）

白夜

出後門，三岔路的對面，就有一家小餐館。店主是個年輕姑娘，長得很清秀，能懂一點英語，這就夠了。她招呼我們在矮桌上坐下，我走向靠裏面的櫃臺，只有兩個葷菜。一個好像是紅燒肉，另一個是紅燒魚。下面有6、7個素菜，炒青菜、菜花、還有一些類似於醬菜、鹹菜之類的東西，顏色都偏深，看不清楚。依照在曼德勒的經驗，我知道下面一排素菜都是贈送的，她在我點完兩個葷菜之後就自顧自地張羅去了。果然如此，不一會桌上就擺滿了7、8個小碟，還外加一碗酸菜湯，一頓飯2500基，不到2美元。

又過了幾天，我們走得遠了些，在一家酒店別墅門口，有一個大點的攤位，我走過去看了看菜，比門口那家的菜品多，甚至還有蔬菜沙拉，我像個頗為老道的本地人那樣，點了三個葷菜就坐回桌前等飯。我吃驚地看著富態的老板娘笑瞇瞇地來來回回地不斷從裏面端出飯菜，她的素菜近10個，就這麽一碟碟全部端出來，也不問，不擔心妳是否吃得完。最後上來的一碗果蔬沙拉，我發愁地看看一梁，他說，吃吧，吃吧，吃多少算多少。再回頭看看老板娘，她似乎頗為自己的「魔術」自豪，收起手站在一邊笑瞇瞇地等待觀眾的掌聲呢。我衝她友好地笑笑，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恩。

又一天，我們還是從後門出去，散步後走進那一帶最漂亮的火鍋店。我們幾乎每天從這裏路過，從來沒有見到有人光顧，這麽精美的裝修，乾凈的環境，為什麽沒有生意呢？

門口兩個穿著唐裝的服務生恭敬地把我們迎進去。店面裝修的確不俗，空間寬敞，三面玻璃幕牆，到處窗明几凈，新新嶄嶄的，應該是我來緬甸以來，就餐環境最好的一家餐館了（不包括酒店自帶餐廳）。人的行為會受到環境的直接影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紐約地鐵塗鴉案，當周圍環境嘈雜髒亂時，人的心理會變得浮躁甚至暴力，引起犯罪率上升。相反，當你處於一個潔凈安寧的環境中，你會內心平和、下意識地放低音量說話溫和輕柔、舉止優雅。

就像現在，我們選了一張牆邊的桌子坐下來，服務員送來菜單，我矜持地慢慢翻看……「歡迎光臨！」從裏間走出一個皮膚白皙明眸皓齒的年輕女孩，向我們吟吟微笑。緬甸的華人明顯比泰國多，在緬甸我們幾乎一路都遇到緬甸華人，在泰國則基本多是成批的中國遊客。儘管如此，母語鄉音，每每聽到，總會心潮翻湧、莫名激動。火鍋還是泰式或緬式的清湯火鍋，不是經常出現在我夢裏的四川麻辣火鍋，一頓飯吃了25000基，是平時的數倍，這大概就是門前冷落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