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坪:我们要价值不要利益之争

陈家坪

廖天琪在题为《笔会将走出困境,风华再现》的“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中说:“本人作为会长候选人,有会员敦促我对当前笔会面临断供、分裂、对立、对于言论自由的误解、开大会和选举文化的混乱脱序局面等等情况表态。”

从这段话,我看到她迫不得已要进行立场表态,但笔会的价值何在呢?如果我们没有价值选择,那么,必然会停留在一些利益之争上,这有何意义?

你看,廖天琪对她的新理事会班子说:“新理事会应当有心里准备,如果财务交接不顺利,我们是经济上一无所有的领导班子,大家都必须牺牲作义工。”难道,做义工就不能创造价值吗?牺牲什么呢,还不是指利益。

作为笔会的会长,首先要考虑的必须是笔会的团结与统一,共谋发展。廖天琪的宣布非常惊人:“现在笔会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为两个,一切的妥协努力都很难成功。”这多少有一点像独立宣言。但是,以失去我们笔会的会员而独立,是我们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我们希望看到会长去处理一切矛盾和纷争,最后大家和平相处,共存共荣,而不是像一个胜利者一样来对我们宣布笔会已经分裂。

廖天琪称:“孟浪、贝岭为首,自称改革派,希望能自成一个组织,我们乐观其成,不过你们是少数,分出去不能把笔会的名字也带走。”我们熟知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指的是价值。“不能把笔会的名字也带走”,廖天琪关心的始终是利益。笔会的名字代表着一种名誉,名誉能带来利益,这一点,她似乎很清楚。事实上,就算各自成派,分头实现笔会的不同价值,又有何不可呢?

“我个人认为笔会章程经过多年来的不断完善修改,虽不能算作完美,但是用来民主运作,杜绝弊病,防止作弊是足够了。”她这样说,也许是“虽不能算作完美”的“笔会章程”用来谋利可能是足够了,“民主”在不完美的笔会章程上“运作”只能成为一个恍子。因为我们对笔会价值的确立和追求肯定是永远不够的,笔会的价值只能是在相对完美的章程实践中不断地完善。我不知道,廖天琪明知“笔会章程”“虽不能算作完美”为何还能够如此自得自满?

廖天琪宣称“对宪法的诠释权在大法官手里”,可她接下来说,“以免每次开会就在章程上面纠缠”,她因此考虑“笔会章程的诠释权”“让一个两三人组成的小组来负责”。果真如此,我们笔会是不是还得赶快去吸收两三位“大法官”会员呢?

廖天琪认为,“讨论、辩论是比智力、知识、机智和辩才”,难怪张裕这位据说是笔会章程最全能的诠释者,在面对众多会员各种置疑时,总是赢家。因为他会诡辩。但我认为,讨论、辩论是运用智力、知识、机智和辩才来追求真理。真理属于价值。

一个处处有立场,而不见价值追求的会长,会把笔会带向何方?!

相反,贝岭在“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中,一开始就表明了我们笔会存在的价值:“在‘言论和出版自由’这件事情上,没有任何是与非的模糊空间。”

相对于廖天琪在“虽不能算作完美”的“笔会章程”上所表现出来的自得自满,贝岭在争取和守护言论自由上,反省自己在上任初期,“确曾有过失误和错误”。

他强调,“笔会不是争取民主的政治组织,而只是一个‘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的组织。笔会从来不是一个‘纯文学’、‘文学组织’,笔会的责任就是捍卫言论自由。我们笔会随时需要这种自我反省的精神。

对笔会未来的发展,贝岭表示了一种紧迫感,“我深切感受:笔会将丢失中文世界作家的认同,成为一个和文学、作家没有关系的小组织,既丢失了弘扬文学之理想,也未起到捍卫言论自由之作用。”

所以,作为笔会会长,他“必须开诚布公告诉大家,笔会必须改革,从理事会负责制、秘书处组织、如何扩大会员参与国际会议、如何活化笔会、使之更有活力等等,不一而足,而这些改革涉及章程之修订。”因为,这个章程,就是不思改革的廖天琪也知道是“不能算作完美”,所以必须及时修订。

贝岭的“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他对于笔会生存价值的信念追求:“如何改革并健全笔会制度,一旦成形,我随时交棒。”如果说要作好“牺牲”的准备,这才是作好了“牺牲”的准备,“牺牲”个人的名份和权力。

廖天琪的“会长”候选人竞选感言,让我们感受到笔会处于是非之中,而她用分裂的办法来处理。贝岭的竞选感言,我们从中能体会到一种笔会在备受挫折中求变的希望之所在。

人无完人,贝岭真的需要一个各有所长的团队来相互协作,以实现笔会“弘扬文学,维护言论自由”的理想,我们每一个会员皆不能等闲视之!

2016.2.7

关于独立中文笔会近期工作通报

关于独立中文笔会近期工作通报
〔2016年2月至3月〕

 

 

会员们好:
独立中文笔会第七届会员大会已结束一段时间,本届笔会理事会、秘书处及所属狱中作家工作项目、自由写作及翻译和语言权利工作项目、女作家工作项目和青年笔会工作项目等机构相继建立,相关工作有序推进。各工作项目主任名单已在第一次理事会议通报中公布,在此再行公布一下各项目主任名单:
狱中作家工作项目主任:逸风
自由写作及翻译和语言权利工作项目主任:阿钟
女作家工作项目主任:井蛙
青年笔会工作项目主任:魏强
现向诸位会员们通报近期笔会事务及相关工作。

一、依本会章规,在此特向会员通报,3月15日,原本会出纳司鹏程在处理上届秘书处遗留财务问题时,向本人、第五届会长廖天琪及本笔会秘书长蒋亶文发来一封通报信,郑重告之:
「两位:从银行获悉,笔会旧账户上约9万美金存款消失。因金额大且我不知情,银行方面交Fraud Department(反欺诈部门)处理。具体信息尚在了解中。先此知会。谢谢。问好。司鹏程」
震惊之余,本人向他亲自了解后获知,2009-2013年期间的某届笔会理事会、秘书处设立的笔会帐户, 主要是美国民主基金会(NED)拨款结账外的笔会自有资金账户, 第五届笔会秘书处及财务人员从未向在2013年11月换届后的第六届理事会、秘书处及会长知会和交接、更未完成移交。该笔会帐户被隐瞒逾两年,直到司鹏程先生发现该账户内款项不知去向,才以信件告知。
本届理事会及秘书处认为:「第五届笔会(2011-2013年)理事会、秘书处掌控行政、财务事务的个别成员恶性和故意违反《独立中文笔会笔会章程》、违反《独立中文笔会财务条例》等规章,视2013-2015年第六届理事会以及会长如无形。」
第六届笔会(2013-2015年)理事会全体理事竟然毫不知晓存有7万多美元款项,2016年3月2日又存入NED专项未发放款二万三千多美元的账户后,现才被告之。
至此(2016年3月15日),上届及本届笔会理事会第一次被告知笔会有此账户;之后,本届理事会及秘书处向笔会第五届部分理事和候补理事多方询问该届账户情形,他们均不知此账户及此帐户究竟有多少钱?因该账户管理者从未向第六届理事会、第六届会长报告,直到第六届全体理事任期结束二个多月,才接获司鹏程先生的紧急函告。
由此判断,管理该笔会账户的秘书处成员严重违反《笔会财务条例》,该条例要求如下:
「3.1、本会资金管理由财务秘书直接向会长负责,秘书长和在中国国内的副秘书长根据会长的委托进行协调,并受理事会的监督。」
就司鹏程先生所告之,存有该款项的银行正在调查诈领该笔款项者,该银行名称将由该账户持有人随后公告。相关情况的详细报告及后续进展,必要时,将另行通报。

二、秘书处已向国际笔会等机构、NED以及各相关笔会通报了本届笔会和秘书处近期相关工作,并就前一阶段笔会出现的禁言问题、管理问题和换届选举等问题进行了通报和说明。

三、最近五十天时间内,本人工作重点集中对香港出版自由的调研、对出版人人身安全的关注之中。2016年1月至3月,曾往泰国与香港进行实地调查,并与国际机构和媒体进行合作。
大致工作及努力,媒体有追踪报道(外文报道暂不列入),中文报道可参考:
贝岭:寒蝉效应中的香港政治书热/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china/20160113/cc13beiling/zh-hant/
禁书:香港书商的摇钱树与惹祸根 /纽约时报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60205/c05hongkong/zh-hant/?utm_source=mostviewed-daily&utm_medium=cpc&utm_campaign=mostviewed
《南华早报》3月6日专访
http://www.nanzao.com/tc/ national/1534a7656ff253e/shi- ren-bei-ling-dao-gang-diao- cha-gui-min-hai-shi-zong-zai- tai-diao-cha-xian-shi-qi-shi- bei-bang-jia
3月7日《苹果日报》采访
http://hk.apple.nextmedia.com/ news/art/20160308/19520887
3月18日,自由亚洲电台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xl3-03182016101051.html
3月8日
美国之音专访
http://www.voachinese.com/content/hk-bookseller-2016307/3222650.html
BBC中文网专访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6/03/160308_bei_ling_gui_min_hai_causewaybay
(英文专访有:3月8日,美联社,3月9日, BBC新闻网、《华尔街日报》;3月10日,路透社等。)
本人在本届笔会配合支持下的相关工作,引起国际效应,使笔会捍卫言论与出版自由的宗旨进一步彰显。理事会及会长再次强调,本笔会要以国际笔会「弘扬文学、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继续为言论与出版自由而努力。
本人认为,「弘扬文学」部份,笔会做得远远不够,目前《自由写作》网刊和《自由写作》年刊正在新建笔会网站激活之中。

四、积极搭建笔会网络平台,目前新网站已经初步建成,并将近期公布。

五、流亡泰国的独立中文笔会理事、狱中作家工作项目主任逸风,在民主人士黎小龙及其一家人驾船逃难被泰国警察抓捕关押之时,及时通知泰国曼谷的联合国难民署(UNHCR)官员并呼吁国际媒体关注、参与营救和保释黎小龙等一系列事务上发挥了作用。黎小龙事件发生后,本人亦十分关注,电请滞留泰国的本会会员颜伯均等友人尽力给予受难者帮助。

六、女作家工作项目主任井蛙于三月八日国际妇女节前,代表独立中文笔会女作家工作项目签名声援被土耳其政府迫害的女作家。

以上事宜向诸位会员通报。
独立中文笔会理事会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   贝岭
2016年3月25日

孟浪: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

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横亘著一片漫长而遥远的开阔地,其中
不无希望,不无胜景,不无宿命,也不无迷津。蓦地,一位叫高行健的作
家从那个庞杂的群落中悄然逸出,孤身穿越了它──
十二月十日,高行健将出现在斯德哥尔摩市的音乐厅,那里举行的二
○○○年度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他会从瑞典国王的手中接过诺贝尔文学奖
金。 閱讀全文〈孟浪:在中国作家与斯德哥尔摩之间……〉

孟浪:我为诗人辩护,诗人为谁辩护?——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与《今天》三十年纪念之间

国际人权日前一天,12月9日,《零八宪章》在签署人之一、作家刘晓波被突然拘押的不得已情势下提前于互联网发布,公告世界。《零八宪章》的签署得到了中国国内及海外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响应和积极的联署声援。

国际人权日后两日,12月12日,《今天》创刊三十周年纪念晚会经数个月的精心筹备在香港如期举行,北岛、芒克、舒婷等13位当代重要的中国诗人登台朗诵,以纪念这份三十年前当大陆开始走出历史误区在”解冻”潮流中顽强诞生的 閱讀全文〈孟浪:我为诗人辩护,诗人为谁辩护?——写在《零八宪章》发表与《今天》三十年纪念之间〉

孟浪:必要的丧失—— 一九八九后的中国流亡文学 

 

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流亡文学从来不是无本之木、无羁之萍,它顽强地根植于中国大陆地下文学传统几乎横贯整个中共统治史因之遍布牺牲的时代土壤里,也不绝滔滔地萦系于20世纪中国少数杰出的独立知识分子,为争取精神自由而反抗极权压迫的卓异风范所形成的历史激流砥柱之中。

与中国官方平常出版的大量所谓当代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研究刊物的叙述与评论迥然不同,自1960年代以降的中国文学始终存在着突破和拒斥中国共产党党治文艺模式的「不同的声音」。1980年代初,以北京西单民主墙为标帜的中国第一波民主运动浪潮被镇压,在其后的三、四年间(约1981年至1984年),作为某种反弹效应和剧变效应的后果,引致了主要以青年诗人为主体的众多独立的地下文学社团、刊物在中国各地的崛起及自由化文学思潮此消彼长的勃兴。自1980年代中叶起,由于西方驻北京传媒、西方驻北京使团及西方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里中国文学学者的关注或安排,为数极少的若干地下文学「活跃」人士(如北岛、顾城等)和尚在体制内的文学「异质」人士(如高行健等)陆续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单独邀访出国,也有一些自由作家、艺术家在此前后因留学或婚姻等理由开始移居国外,这大致就是我们今天谈论的中国流亡文学中流亡作家之所以被称作「流亡」的「身体性位移」最早的由来。

天安门事件后流亡文学称谓被定义与鸣响

而「流亡文学」或「流亡作家」称谓在当代中国文学语域的提出,则源自1989年北京天安门事件的发生。「称谓」被鸣响了,「定义」当在行动与组合中,这不可能是一个太过简约而实为稍嫌冗长的时间过程,至今它仍在形义互动、互变的发展中,中共当局当年动用军队血腥镇压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受到了来自全世界的抗议和谴责,几乎与此同时或之后,旅居海外的一部分中国作家就开始酝酿成立类似「中国流亡作家联盟」的文学组织,并拟创办名为「流亡」的流亡文学杂志,据笔者所知当时在美国的中国诗人江河、严力、贝岭、菲野等都是参与者(此举因为当时同具「流亡」身分的另外的个别作家持不同意见及若干技术性原因而流产)。高行健在2000年12月7日于斯德哥尔摩发表的诺贝尔文学奖受奖演说〈文学的理由〉中有一处提到「1989年天安门惨案后中国知识分子成批的流亡」。事实上,不论是因当年介入1989民运招致受当局缉捕而亡命海外,还是虽然安全无虞但出于对1989年后中国政治现实的强烈不满而选择离开中国,或已身居海外出于前述同样理由而选择滞留不归,对因命运和历史的乖谬与不幸而承受精神创伤的这些中国作家来说,依然是命运和历史异常沉重的一部分——那流亡不得不开始了。

在1989年代初,主要地由原属体制内文学「异质」人士构成的部分流亡作家在北美创办有两份具有流亡色彩的中文杂志,分别是文学刊物《广场》(由戴厚英、孔捷生等主持)、时政文化类刊物《民主中国》(由苏晓康、孔捷生、陈奎德等主持),由于杂志创办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整个海内外的文化社会情绪仍处在强烈的纯意识形态对峙中,也由于杂志主持人文化身分「移位」后仍无法克服的内在局限和矛盾性,所以这两份杂志均未能推出在美学上获得肯定的足够文本,而只是成为流亡文学特定时段的边缘性震荡的回响。

就严格的美学意义上而言,真正的流亡文学刊物是,1990年在挪威奥斯陆复刊的《今天》文学杂志(当时北岛、万之主持)和一九九三年在美国波士顿创刊的《倾向》文学人文杂志(由贝岭、石涛、孟浪等分别在美国、中国二地共同主持创立),它们先后集聚了相当数量散居海外的流亡作家、知识分子,也继续保持了地下文学的可贵传统,发表众多中国国内从事自由写作的地下作家的创作。迄今为止,《今天》在海外已出版了四十期,《倾向》则出版了十三期。据了解,文学观察家一般认为,《今天》文学杂志基本上固守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期刊的旧有模式,呈现着平面化、线性式的出版物形态;而《倾向》则由于它的核心编辑群始终置身「放逐中写作」的自由心态,同时又深度切入「地下文学」的历史现场,并且全面观照整个汉语文学与人文创作中锋锐部分的现状与演进,从而使该刊努力在与时代同步的运动感和潮流感中,去争取获得不断增殖的历史文化与精神富蕴。

海外的流亡文学与中国地下文学一剑双刃

从流亡文学与地下文学的原有发生学和历史性互动关系上来看,另一个有意思的文学现象也必须在这里被指出,1987年在美国纽约创刊的一份中文诗歌及艺术刊物《一行》,其创办人是《今天》杂志作者之一,诗人严力与一批旅居纽约的中文诗人、艺术家,该刊至1999年已出版二十四期。不在少数的流亡作家在该刊发表过作品,为数更多的中国大陆地下诗人也在该刊被推出,它恰好体现了1980、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亡文学」和「地下文学」美学上一剑双刃的先锋性与另类性特征。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该刊编辑作业流程上的技术限制而致编辑意图缺乏果断的判读与厘定,所刊作品有时显得芜杂,也导致美学创造上精粹感的或缺。十多年来,在《一行》曾刊出或经常刊出作品的流亡作家有:严力、顾城、杨炼、吕德安、贝岭、雪迪、宋琳、胡冬、马建和孟浪等。作为撰稿人,上述人士的姓名绝大多数也与别的一些流亡作家一起分别出现或经常出现在前面论及的《今天》和《倾向》两份刊物中。

在海外的流亡作家1989年后的逾十年中有两项较重要的文学会议(也是文学事件)需要被提及。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这两次会议,「流亡作家」和「流亡文学」这相对于中国作家庞杂的巨大群落的不可忽视的「严重存在」才被历史性地凸显了出来。而与此俱生的中国流亡文学的美学成果贫硕与否,则需另有专文去讨论。

1996年3月19日至23日,主题为「写作自由」的国际作家会议在位于美国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召开。《倾向》杂志社主持了会议后两天的「世纪末的焦虑:文学在中文世界的境遇」中文作家长桌会议。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包括部分中国流亡作家和中国地下作家)在近一周的会议中探讨了当代作家生存方式和创造活动中所面临的困惑,尤其是「写作自由」在极权社会、商品和信息社会以及流亡状态或非母语文化等特殊境遇中的现状和前景。出席会议中的中国流亡作家和评论家有郑义、张郎郎、雪迪、孟浪、贝岭、马建、苏烨、张真、仲维光、杨小滨等。该次中文作家长桌会议的有关综述及座谈发言记录在《倾向》杂志1996年选第七、八期合刊发表后,在海外流亡作家及大陆地下作家中引起了极富争议性的积极反响。

流亡文学所秉持是从来不妥协的精神原则

当年6月30日至7月6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了「沟通:面对世界的中国文学」中国作家研讨会,该会议中除了来自中国大陆的一批作家、评论家外,在海外愿意声称「流亡」或不愿声称「流亡」的流亡作家与会者当时主要有严力、孟浪、高行健、多多、杨炼、友友、赵毅衡、万之等,由于这些流亡作家(或从温和的意义上称作旅外作家)的参加,使流亡文学的形态或阵营由互相之间的某种陌生感、疏离感,甚至排斥感,开始第一次直接面对来自中国体制内或「游刃」于体制内外的中国大陆作家(与会的大部分大陆作家并非地下作家)。沟通是必要的,沟通也自消极的不可能可被期望成为某种积极的可知的可能。在所有与会作家在终会时同意联合签署通过的一份名为〈基本共识〉的文件中称:「当代中国文学进入了多元的时代,充满了希望,也隐含着危机。真正优秀文学的产生更有赖于心灵的自由。」「海外中国作家以中文创作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显然,「流亡」作家与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在「沟通」之后由会议组织者协调下达成的此项所谓「共识」存在着文字背后双方仍各执己见因而隐现的某种迫不得已的「冷漠」和无可奈何的「妥协」。故,中国流亡文学和中国流亡作家其时及其后一直处于他们自身更需要正视和反思的一种怪异的、甚至说尴尬的历史和现实语境。

众所周知,妥协,不是文学之为文学的题中应有之义。自二十世纪初以来,无论是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流亡文学,还是二战期间的犹太流亡文学或二战后东欧国家的流亡文学等,它们秉持的从来是不妥协的精神原则和美学立场,这种不妥协精神或反抗精神无遮蔽地当然直指任何被斥之为极权、强权或霸权的邪恶势力,它们当然绝不反限于针对在整个二十世纪肆虐并目前仍在肆虐的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或曾经的纳粹主义)思潮及政体。对当下的中国流亡文学而言,同理。

只要人类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流亡必然发生

也许不太久远,有朝一日,作为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思潮或政体在全世界灰飞烟灭之后,文学就不再会有流亡吗?作家也不再会有流亡吗?否。只要有人类存在,只要人类社会仍然有良善与邪恶的搏斗存在,也只要人类终究有精神自由的自觉意识存在,流亡必然发生,流亡也必然指向尽管难以抵达或总在无限迫近的某个永恒。在这样的意义上而言,一个真正的作家理所当然也可被视作「流亡作家」,因为他坚持的必是某种「流亡的美学」。人类的伟大精神遗存,其中最富光采、最具灵动的一部分必以文学的独特形态和样式,自一代又一代的作家、思想家那里曲折逶迤流亡而来,也仍以滔滔之势流亡而去。

当代中国流亡文学是作为一种丧失的形塑而存在并呈现,当代中国流亡作家也如是。他们的母国在他们的俗世生活中某种意义上是丧失的,他们的广袤而深沉的故土也一样是。但,这是必要的丧失,因为他们在一种丧失的同时,更拥有了一种获得——精神的自由与解放,人类生命尊严与基本价值的确立和提升。

或许,紧接着的工作将是,我们当可以从1990年代以来中国流亡文学所已产生的一定数量的文学文本中去尝试辨识读解和把握这一切。

(原载台湾《自由时报》2001年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