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們共同的歲月》 紀念詩人劉曉波

刘晓波逝世引发“和平理性非暴力”大讨论

刘晓波如果天上有知，一定为他逝世后中国民主运动出现的新局面感到高兴。由他的逝世引发的一场有关“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大讨论，正在海外中国民运和维权人士中展开，讨论未必有一致的结论，但会为中国的民运与维权运动开拓新的思路。

这场讨论，其实在去年11月29日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民运人士彭明猝死在中国监狱中便已开始。人们认定彭明,死于中共的谋杀，因为中共害怕彭明的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推翻中共专制政权的理念。在追思彭明的活动中，有人提出应对彭明的革命思想予以重新审视。

刘晓波的逝世，将“和平理性非暴力”的讨论再度引发，而且推向深入。海外中国民运人士，除了极少数人，人们对刘晓波为中国民主事业献身的精神，并无异议，但许多人对集中体现他“和平理性非暴力”理念的那句话“我没有敌人”，却不表认同，或不能理解。刘晓波是被他不当作敌人的中共谋杀致死，是那样的残忍。而被刘晓波不当作敌人的中共杀死的中国人，在刘晓波之前，已经有数以千万计，包括夹边沟饿死的右派，包括被枪毙还要她的家人付子弹费的林昭，包括被割开喉管的张志新，包括被吊死的李旺阳，包括一个健康身躯被折磨成恶液质状态的曹顺利，包括在强拆中碾死在推土机履带下的拆迁户；尤其是，28年前的6月4日，那些不是敌人的人，开着坦克、端着冲锋枪，在北京大街上杀死了数千名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中共政权从来没有因为刘晓波没有把他们当成敌人而对刘晓波和那些惨死的人有丝毫的宽容和怜悯。刘晓波的“我没有敌人”意境深远，充满崇高的宗教情怀，问题在于，“崇高”对于除了掠夺、杀戮和维护永远的掠夺和杀戮权，什么也不懂的中共，有用吗？“我没有敌人”，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听懂了，于是把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中共一个字也没有听懂，于是把刘晓波关进监狱，一直把他关死。

刘晓波无疑是中国的曼德拉、甘地，但曼德拉的“和平理性非暴力”遇到的是有民主意识的南非白人总统德克勒克，甘地面对的是已经实现了民主宪政的英国殖民者，他们都有良知、有底线，所以曼德拉和甘地成功了；而刘晓波面对的，是丧尽天良、毫无底线的中共，所以刘晓波不会成功，只有死亡。

在这场讨论中，“和平理性非暴力”仍占据着理论高地，告诉人们：如今是热兵器时代，不是陈胜吴广那个拿一把锄头、一把梭镖就可以起事的冷兵器时代，人们手中一杆枪、一门炮都没有，如何反抗得了有数百万军队、武警的中共。这理由足够充分。但讨论本身告诉人们：“和平理性非暴力”尽管理由充分，却不可成为一种“政治正确”，不可阻碍人们在推翻中共极权专制的斗争中，拓展新的思路、提出新的理论、采取多样的方式。当年，中国的89民运失败了，苏联、东欧的民运却成功了：苏联成功于叶尔钦站在坦克上振臂一呼，红军的大炮轰击了苏维埃大厦；罗马尼亚成功于民众把独裁者齐塞斯库夫妇抓起来立即处决。苏联、东欧的民众没有机枪大炮，没有在热兵器下流血，也应属于“和平理性非暴力”。

不知道八年多的牢狱致晚期肝癌的刘晓波，至死也未获中共允许出国治疗，也没有满足他卑微的愿望给他挚爱的妻子刘霞以自由，他是否对自己的“和平理性非暴力”和“我没有敌人”，有新的思考，赋予新的含义？不过人们相信，刘晓波至少会欢迎他逝世引发的这场讨论，并且听取人们对他的质疑，因为他是一位哲人，是一位思索者。

法广RFI 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 2017/7/24

危險的歡樂——給霞

這是太危險的歡樂
你不該如此沉浸
暗夜中的森林豎起耳朵
對每一絲風都保持警覺
寂靜也如同一根針
使眼睛呻吟

只為了投身顛峰上的瞬間
一個人走向無路的迷途
沒有緣由，只想仔細張望
拉不出聲音的琴絃
在你急跳的心尖上
斷裂，顫音卻很溫柔

就這麼一點點好奇的稟賦
很憐憫地用於傾聽自己
禁不起一次不是誘惑的誘惑
窺探並不神秘的謎底
只為了使平凡的開始
有一個稍稍異常的結局

曉波1993年6月21日

那人坐下——給霞

那人坐下，慢慢地
太陽慢慢地詢問
街邊一條剝落的長椅

那人一刻也不離慢慢地
目光都顯得滯緩
那人決不左顧右盼
全身心地修理指甲
閃光如同一頭鼾睡的豬

那人遠離一切
卻慢慢進入另一個內心
坐姿莊重得如同
等待一次人工流產

曉波1991年8月24日

驚愕——給小霞

驚愕始於一塊石頭
接下來是雜草
以及草葉上的斑點
和草叢中的獸跡
陌生的一角天空落下
禁果的滋味
像星一樣升起

驚愕始於一次呼吸
杯中殘酒獨自睡去
瞪大眼睛空洞如昨
世界近在咫尺
那盞燈東飄西蕩
猶豫的瞬間
無一絲聲響
三十六歲
已接近上帝

驚愕始於一個虛詞
二個空杯子
比擦淨血跡的廣場
更像裸體的女郎
打掃房間銷毀證據
收拾起記憶
窗口離大海很遠
突然殘酷得發白
豎在灰塵和詩句之間

驚愕有別於恐懼
而更接近絕望
嘲笑著、譏諷著
畢竟比嚴肅更認真
幾乎不會有能夠
稱之為悲哀的東西
人們在笑
那就讓他們笑完

曉波1991年8月2日

劉曉波頭七 波士頓華埠放「空椅子」悼念

劉曉波「頭七」悼念會19日早晨在波士頓華埠牌樓旁天安門紀念碑旁舉辦。

這個「全球公祭劉曉波活動」波士頓站是由自由劉曉波工作組及劉曉波先生追思會(籌)共同發起。現場組織者以擺放空椅子(象徵劉曉波諾貝爾和平獎頒獎禮上的空椅子)、默哀和三鞠躬，以及豎舉三指(寓意抗爭、自由、希望)等方式進行悼念。

同時主辦方代表、劉曉波在波士頓的好友貝嶺現場朗誦了劉曉波寫給妻子的數首詩。貝嶺談及劉曉波與波城因緣時表示，劉曉波曾於1993年訪問波士頓，赴哈佛大學演講，並與時任哈佛大學教授的杜維明會談。其妻劉霞也曾在波城住過兩個星期。目前自己的寓所還有許多劉曉波當年未帶回中國的書物。

參與追悼會者還討論計畫為劉曉波另立紀念牌，並在其逝世百日之時在華埠或哈佛大學再舉辦一次紀念活動。

劉曉波全球公祭活動 719同步展開

【全球同步公祭劉曉波 · 台灣 · 花蓮 · 2017年7月19日】

空椅子 · 太平洋

全球同步公祭劉曉波 · 台灣 · 花蓮 · 2017年7月19日

中國64空椅子 · 花蓮228紀念碑

孟浪攝

孟浪攝

轉貼自孟浪臉書

全球同步公祭劉曉波 · 美國 · 波士頓2017年7月19日，六四紀念碑前

空椅子 ，鮮花 ，照片，書

波士頓六四紀念碑前 貝嶺攝

轉貼自貝嶺臉書

獻  辭

文  海

文海攝

7月19日，你頭七的日子
命運把我派遣到
意大利斯佩基亞（Specchia)的海邊
一把空椅
一張報紙
我祭奠被黑幫挫骨揚灰的你

2008年我第一次拜會先生
我們聊天、品茶、喝酒、涮火鍋
鄰桌圍坐著一群青年
其中有看守你的國保
他喊你「劉叔叔」

那年的北京
你認為是最寬鬆的時期
人們也還不知道空氣中有霧霾
深秋的夜晚只是冷
我們告別，互道再見
殊不知 
是
不再相見

後來
那天的拍攝、採訪
成了「曉波被捕前最後的訪談」
現在
是你最後的訪談

今天在遙遠的異鄉海邊
天氣陰鬱
迷茫而空洞
只有我
一個來自中國的放逐者
踽踽獨行

我想起林昭
被虐殺後
軍警去她家索要五分錢的子彈費
而宣告「我沒有敵人」的你
是被挫骨揚灰
緊盯著我們的
1984老大哥
在肆無忌憚地笑

先生 
被挫骨揚灰是什麼滋味？
只有你瞭解 
你知道的很

明天我的電影《凶年之畔》
將在這座被稱為「義大利瑰寶」
矗立千年的海濱古城上映
觀眾將在電影的時空裡
度過生命的三小時
這讓我感到很有壓力

如果電影不呈現真實
如果電影不是人民的吶喊
如果電影不能自我拯救
那我如何能坦誠地與觀眾的目光相遇

那電影不過是羞恥的印跡

一把空椅
一張報紙
在孕育西方文明的亞德里亞海濱
我祭奠被黑幫挫骨揚灰的你

但我知道
全世界的海是連在一起的
此刻
灰飛煙滅於大連海域
了無痕跡的你
就坐在那把空椅上
浮現在那張報紙上
不曾死去

（2017年7月19日 於意大利斯佩基亞海邊）

意大利斯佩基亞《兇年之畔》放映場上的空椅子 文海攝

意大利斯佩基亞《兇年之畔》放映場上的空椅子 文海攝

後記：2008年11月，我有幸去拜訪劉曉波先生。沒想到，僅僅幾天後他因參與《零八憲章》被捕，後來被判十一年。期間他榮獲諾貝爾和平奬。但今年6月，被關押九年後，突然傳出他罹患肝癌的消息。全世界的正義人士開始呼籲，希望能營救他出國治療。但不幸，卻眼睜睜的看到極權黑幫泠血拒絕病人最後的希望──攜妻子、妻弟出國治病，死也要死在西方的請求。直至，劉晓波死後，迅速的將他挫骨揚灰，海葬的全過程。

2016年，我在台灣出版的《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由傾向出版），記錄了當年去拜訪劉曉波的故事。

對於劉曉波我並不陌生。大學時期，有一年去蘭州旅行，在火車上，我看到同座大學生手上有一本封面黑色的《審美與人的自由》，借閱後，我很快就被劉曉波激揚的文風打動。但那時我認為他和臺灣的李敖一樣，是反傳統的文人。到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一篇〈抓住劉曉波的黑手〉的報刊文章，讓他幾乎成為最有名氣的中國人，但從此之後，他就從這個國度的公共視野裡消失了。
在我拍攝紀錄片《我們》時，主要人物張超群來北京，就想去拜訪他，打了電話，才知道他在軟禁狀態下，見面不便，我們只好作罷。現在，郝建邀我前去，真是絕好的機會。郝建提議除了採訪，也可以準備幾個關心的話題。一天下午，我們開車到海淀區玉淵潭，一棟寫著「七賢村」藍色牌樓的老式樓房。他家樓下有一個崗亭，專門用來看管劉曉波，因週末所以警察不在。郝建說，今天運氣不錯，如果警察在的話，還真要費些口舌才能進入他家。我心裡犯嘀咕，我也拍攝過一些所謂的「敏感人物」，比如李銳，但也就只是需要去門衛處登記，專門設置崗亭，還是第一次見到。
到了五樓，劉曉波開門讓我們進去，他夫人劉霞也在家。家不大，客廳裡是滿牆的書，也兼做工作間。在靠窗的書桌上放著兩臺電腦，都開著機。他說在我們來之前，他正在網上看新聞，那天重要的爆炸性消息是捷克著名小說家米蘭‧昆德拉在流亡前，給前捷克安全部門寫了悔過書等等。我們就坐在沙發上隨意聊著這方面的話題，他的大意是：不要對自己做過的事心存僥倖，總會有地方將你記錄在案。另外，捷克安全部門的檔案也不能全信，它本身就是製造謊言的機器。他又說，網路真是偉大的發明，他指指電腦螢幕：「這是唯一和外界聯繫的平臺了，雖然隨時會斷線。」
實際上，劉曉波生活在玻璃屋裡。警方在他家樓下設了一個崗亭，但凡有重要的國事，就會有人在對面房子，架上望遠鏡，監視他屋裡的動靜；出門總會有車跟蹤；也常常莫名奇妙被請去一個陌生的旅遊區度假，原因是阻止某位重要的外國領導人來拜訪他。記得當時拍攝時的心情，和窗外漸漸暗下來的天空一樣，恐懼緊緊揪著我的心口，聽覺異常敏捷，時刻擔心有人敲門。於是，我在心裡默唸著觀世音菩薩佛號，祈請拍攝順利。
這是一種「做賊」的感覺，我已經十分厭煩這樣的拍攝處境。之前《我們》在拍攝、剪輯期間，都是處於這樣的狀態。我曾經將影片資料拷貝在好幾個硬碟，放在不同的朋友家。每次轉移地點時，深怕被人跟蹤，得像諜戰片裡的情節一樣要換車，不只是我，那些拍攝獨立紀錄片的朋友們，多少都經歷過這些。手機號經常換；沒有固定的住址，固定的工作單位；我們和家人、朋友聊工作時，總是支支吾吾；甚至不讓合作夥伴知道影片最終的想法，生怕對方將這些信息洩露出去。我們在自己的祖國，鬼鬼祟祟地生活，為尚未完成的影片謹慎地活著。
我們自小所受教育和人生經歷，讓我們對自己所從事的行業，沒有太大信心。我們太明白，任何一個小小的失誤，就可能讓我們的影片夭折。我們沒有採訪證、拍攝許可證，職業不明，按法律規定屬於盲流或無業人員（我的朋友張長富在北京電影學院畢業後，就漂在北京，住在地下室裡。一天被居委會強制去辦暫住證，一年交一百人民幣。但收據上卻寫著「處理垃圾費」，這讓他很傷心，後來移民去了印尼）；我們的影片不會公開發行，工作多年，作品眾多，但無法出版，碩果纍纍，卻沒有一部正規出版物證明自己是這方面的行家；我們拿著機器，總會遇見異樣的眼光，用懷疑態度盤問我們。我們大多數影片反映的是邊緣人的處境，邊緣的生活，這其實就是我們自己生活的反照，我們這些獨立的「地下」導演們。
而眼前這位著名的獨立作家、異議人士、民主鬥士，他的處境居然和我們一樣。他本可以有更大的空間、擁有更多的讀者、對這個國家有更多正面影響，但他現在就枯坐在這個房間。我想起金斯堡的一句詩：
「他們毀了這一代最傑出的頭腦。」
一種說不出的深深的悲哀在我心裡瀰漫開來。
劉曉波接著說，明年是1989的二十周年，有一個朋友寄來一段視頻，將要放到網上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於是他放映給我們看，背景音樂是崔健的〈一無所有〉，場景是當時他在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砸槍。當時，有學生將一枝步槍交給他，他慌了，他知道一旦被軍方發現他們有槍，或者有人開槍，無疑都會給軍方提供血洗天安門廣場的口實。他就將槍搶過來砸在欄杆上，虎口都砸出血了。他淡淡地說：「現在就是該幹什麼就幹什麼，全部都是公開的，沒有秘密。」接著，他指著放在書桌上那個像手雷一樣造型的獨立中文筆會獎杯說道：「這是家裡唯一的武器。這傢伙太重了，還真能幹倒一個人。」他總是很和氣，沒有一絲架子，說話磕磕巴巴，彷彿每一句話都經過深思熟慮後才道出。沒有那些所謂名人的「圓滑」，他們對任何一個問題，都對答如流，口才便給。劉曉波就是一個普通人，也不是什麼「黑手」，他寫的文章有濃烈的自我懺悔意識，是一個謙卑的人。
採訪完後，我們一塊下樓去吃火鍋。剛坐下，嘻嘻哈哈來了五、六個年輕人，其中有一個人和他打招呼，喊「劉叔叔好」，然後就坐到另張餐桌。打招呼的小伙子就是看管劉曉波的警察，是從農村出來的。看來，他和這些警察處得不錯。「都是普通人，他們也僅僅是為了一口飯罷了。」劉曉波說。
採訪劉曉波後半個月，我到義大利羅馬大學放映我的影片及辦講座。12月9日，放映完《我們》後，有人提問：「現在北京有三百多名知識分子簽名參與的事件，你知道嗎？你的影片是否涉及了這些人？」對於他們的提問，我感到茫然。回到北京後，才知道劉曉波在12月8日，聯合一些公共知識分子發起簽署《零八憲章》運動。就在當天，他被公安拘捕了。我看著這則新聞，心想，我們可能是他被捕前的最後採訪者，他當時可沒有透露一點消息呀！但他終於走出去了，那個我以為永遠定格的處境──枯坐在電腦前的劉曉波，終被一個意氣風發行動者的形象取代了。

摘錄自《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

以上引自文海臉書/2017/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