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張健

文海

今早一打開FB，就看到張健兄猝然去世的消息，令人悲痛。

我和張健有過一面之緣。2009年，我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電影《我們》及講座。會後，一位壯碩、剃著平頭的男人，走過來和我打招呼，「我是張健。」我當然認識他，在著名的紀錄片《中槍》中，8964那天，時任天安門廣場學生纠察隊總指揮的他，被流彈擊中右大腿。隨後，為了逃避抓捕，他在中國大陸隱姓埋名12年。直到2001年，才亡命法國，並獲政治庇護。

2012年，在我與崔衛平的訪談中，我談到了這次難忘的會面。「2009年，在巴黎高等美術學院放映的時候，張健去了，他說，你知道嗎？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必須給自己找個理由，要不然太荒唐了，在海外從事這樣虛無縹緲的事業。當年哈維爾分析捷克的處境，也談到怎麽可能在兩大集團之間，在核彈頭對準下，實現民主、獨立呢？我們必須將自己的作為，放到更大的範圍裏去思考，如同『來自遠方的拷問』。我們交談，惺惺相惜；我們擁抱告別，互道保重。」摘自：《放逐的凝視 ── 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時代為我們加冕 —─ 崔衛平對話聞海）

他那句：「我們在海外的這些人都是基督徒。」其中的我們，指的是在海外從事爭取中國民主運動的流亡人士。為何這句話令我難忘？因為，彼時正在創作《我們》
https://youtu.be/B3clc3Zk-Kc
、《西方去此不遠》https://youtu.be/maIh3aKdTI4
兩部紀錄片的我，正處於如何呈現和表達政治與宗教的糾結之中。

2010年，製作《西方去此不遠》後，我寫下了頗有些精神分析的話語。

「我曾寫過一篇文章《一個中國紀錄片人的獨白：從自然主義到心理現實主義》，其中寫到：『《喧嘩的塵土》（2004）https://youtu.be/HhNjZ3zeTt8和《夢遊》（2006）https://youtu.be/BYerBjsOyfg分別探討中國普通人的生活以及藝術家的處境。它們的主題是幻滅和虛無，那些人終其一生，都被意欲牢牢控制。當這兩部作品完成之後，我突然意識到這兩種情緒已經深入到我的生活了，如同一塊黑簾，橫掛在我的命運之上，我顫抖不已。

在經歷了幻滅和虛無之後，我對現實是失望和絕望的。這其實是極權國家內知識分子普遍的情緒。米其尼克曾引用瓦特的話：在斯大林統治之下的國家裏，知識分子應該如何去做？這個問題只有一個答案，這是一個莎士比亞式的答案“他們應當去死！』。我現在能理解這句話，因為在這樣的處境裏，只要你參與公共事務，就會有參與共謀的焦慮以及一種道德折磨，因為很多行為與你內心的良知是相悖的。除非你將自己變成橡皮人，這無異於自殺。』

就在這時，我母親帶我去了『居士林』─― 在家居士們共修的地方。讓我感觸特別深的是，它就在離《喧嘩的塵土》中那個麻將館僅僅幾百米的地方，是一個六層樓。它混同於一片灰蒙蒙的樓宇中，外表和周圍任何一座城市建築都沒有什麽不同，它的周邊是喧鬧的集貿市場，但進到裏面妳卻會感受到一種澄明的氛圍。來到這裏的人百分之八十是婦女和中老年人，大部分只受過小學或初中教育。他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教徒，他們與宗教（佛教）親近，是把它當作一種教育：如何作為一個人活著。

這是一個窮人和病人幫助窮人和病人的場所。他們組成助念團，身體力行對於垂危者和死者的關懷。從他們的儀式和一些行為的細節當中，我看到他們對待生與死的態度，都有一種同樣的平靜，從中又透露出佛所說的『慈悲』。我對這些人特殊的身份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把他們當作普通人，因為在他們親近佛之前，具備的都是一些雖然各有不同，但又非常普遍的人生經驗。他們的行為在我看來，是這個社會普通的老百姓自發的，用自己的方法追求和維持道德底線的努力。在和他們一起體驗過幻滅和虛無之後，這種努力尤其讓我感動。

他們的努力又觸動我去想另一個問題：人生如此黑暗、絕望，但為何人類社會仍綿延至今，而且必將如同大河一般繼續綿延下去？下部影片將貫穿我對這個問題的考察和思索。沒有這種思考，對當代中國社會的考察就不完整。」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和環境下我開始拍攝新的影片。從2006年至今，近三年的時間，同時拍攝《我們》和《西方去此不遠》。

2006年我己信仰佛教，作為一名佛教徒拍自己所信仰的宗教，作品會陷入成“宣傳品”嗎？我如何處理信仰和作品的關系？最後的作品呈現了猶豫的痕跡，為何？

在影片中了果法師和助念團的描寫是為了說明人們對宗教的依念。對形而上的精神追求是人類得以長綿下去的底蘊；是人類的一種本能需要。我那時對佛教的皈依源於我在《喧嘩的塵土》中所呈現對「道德上的病人」的反思。我的那篇文章亦可以稱為「我的病歷單」。佛教強調個人的道德操守，讓我這樣的「病人」有了一種自我癥療的入手處。

令人吊詭的是，先於《我們》拍攝的《西方去此不遠》卻只有在《我們》成片後，才有了剪輯的可能。為何？因為拍攝《西方去此不遠》時，當代佛教的現狀讓我困惑，個人操守與公民積極介入，建設社會的行動之間產生了「悖論」。我那一廂情願的認識出問題了，現階段佛教的處境的確不妙。

一則；了果法師傾個人全力修建舍利塔，是一個象徵。它道出了宗教是人類的需求，是眾望所歸，是現今佛教界興旺的表象。與了果法師個人的努力相對比的是，被黨所管轄的的當今佛教成了修廟的代名詞。現今各地都在新修寺廟，而且有些的寺廟修得很富麗堂皇，與當地的經濟和民生境況相距甚遠。各地大多數把寺廟當作旅遊景點，收門票，賺香火錢。其實真正的宗教自由還是受限制的。1999年鎮壓「法輪功」、以及歷年來對「家庭教會」、佛教、道教等宗教團體的頻繁打擊，讓人們借助宗教來對抗共產黨的意識形態的努力破滅了。在公開場所探討宗教等意識形態是不可能的。所以雖然基督教，佛教的信眾有上億的人，但在公共政治領域仍然是「沈默的大多數」。

其實對於修寺廟的行為，佛教界也是有不同的聲音。2006年我去南華寺，見到佛源老和尚，他對與我同行的印空法師要修廟的事情就很反感。因為修行沒必要太注意表象的東西，這樣反倒是不符合佛法的。他當時用的是禪宗的「棒喝」。真的是用拐杖去打一再請求修廟的印空法師。我第一次看到了，我概念之外的佛教徒的形象。以前我一直認為法師，都是笑瞇瞇的和事佬，其實不是這樣的。傳統中國為什麽會讓佛教中的大乘紮下根來，而且在中國大地巍巍光大，並且發展出本土的宗教禪宗，是佛教太適合這片土地了。千年來佛教一直是光明正大的在這片土地上傳播，對中國的政治、文化、精神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1949年以後到今天，佛教卻一直是受到壓制。雖然1976年後，毛澤東的黑暗統治結束，但「黨文化」還是一直以來占統治地位，任何與之探討和爭論的意識形態，都是不可能公開進行的。經濟時代無非是將「毛澤東時代」所拆掉的廟宇開始修復，但大多數是簡易的、粗糙的、急於求成的、好大喜功的工程，是當地旅遊局利用人們求善的心理，大做買賣的場地。在1999年時我就聽朋友講現在只有修廟是最好的買賣，因為每天可以能收很多香火錢。當時不信，只覺得這樣很邪惡。

二則：由於在公共場所無法對佛教的理論展開探討，人們只有在黑暗裏自己摸索。因此也讓很多邪知邪見有了可乘之機，很多人將佛教弄成了迷信。和社會上的情況一樣，很多佛教徒深陷於迷惘和不知所措之中。了果法師就常常感嘆佛教界的復雜和名聞利養的習氣很重。對助念團描寫表達了我對她們行為的贊揚和懷疑。贊揚是因為我覺得她們是「行動者」，宗教是人類的根本需要，但我又覺得在極權社會裏，她們的行動又充滿了悖論。美好的行動卻被「黨文化」所扭曲，有時覺得佛教的現實真正成了文革”被批判打倒時，扣上的「麻痹人們的精神鴉片」。

所謂的個人操守在如今的現實環境下，也是有著討論的餘地的。「個人的內心操守和他的外界遭遇是無法分開的。」內心操守不在乎生活世界中發生了什麽，一味保持內心獨立，其實並不是有自信，而恰恰是對自己取得別人對自己的尊重毫無自信。一個人之所以從公共生活內退縮到內心操守，那不是因為他不需要他者的承認，而是因為知道自己無法成功的得到他者的承認。被羞辱者不反抗羞辱，反而把羞辱內化為一種正面價值，這其實是在用另一種形式向羞辱者屈服，根本沒有實現什麽所謂的內心獨立。所謂的內心操守不過是心甘情願地聽任別人「把羞辱變成一種訓練（假）聖人的工具」。（徐賁《通往尊嚴的公共生活：全球正義和公民認同》P284）

這種種的行為，讓佛教徒被誤認為是「犬儒主義者」、是「逃避者」、是「影子」。但其實不是這樣的。我在做《我們》時，佛家的情懷和對生命的認識和鼓勵，也讓我擔起自己無法回避的責任，勇敢的面對命運賦予的任務。佛陀的教誨是讓我得以有勇氣將影片展現出來的力量源泉，《我們》沒有胎死腹中。

佛教徒從來都是入世的，在傳統中國大乘佛教就傳揚人要有「我不入地獄 誰入地獄」的浩然正氣。在現實世界中，生發出一種哈維爾所說的「來自於遠方的拷問」式的，對人生終極命運的思考和承擔。《西方去此不遠》中，紹雲法師講述他的師傅虛雲法師的命運，不正是一位佛教徒對「黨文化」的抗爭嗎？紹雲法師的堅持和堅信的努力不也是一種對政治迫害的反抗嗎？佛教徒在“最黑暗的時代”中從來沒有放棄他們的抗爭。佛教的理論從來不是逃避的、幸災樂禍的、它講的是承擔、是犧牲和奉獻。

我猶豫的風格裏，是我對作為當下佛教徒的一種「羞愧」；不是對佛法的懷疑，是對我在這個處境中的「犬儒」行為的不適。

這讓有些人認為我拍得不夠。因為我先前的影片都是那麽的激烈，他們說這片子不過癮。是的，這影片沒有先前影片的肯定和直接。我考慮了很長時間，但還是如實的呈現了我現在的心理狀態，我無法回避我的局限性。我最終將影片處理的很平淡，則是基於我的宗教體驗，那是一種很私密的，對自己很強烈但對於外人卻不是很能分享的感覺。如同禪宗裏面的開悟，需要自己的身體力行，師傅也幫不了忙。我個人在拍到最後的下雪鏡頭時（它也是我影片的結尾鏡頭），那時我就有一切都空了的感覺。「白茫茫大地真乾凈」正好呼應了影片的主題——西方凈土的概念。

今天看來，我知道我現在面臨著我的創作的分水嶺。我先前創作的很多固有的手法有非常大的局限性。因此這影片應是我的轉折時期的片子，是我耗盡創作上第一口氣後，尋求”第二口氣”的間歇。』

我和張健都屬於上個世紀70年代出生。雖然信仰不同的宗教，但那種在中國處境下精神的困惑、糾結、以及對拯救的嚮往，是心心相通的。近期，讀張彥《中國的靈魂 ─— 後毛澤東時代的宗教復興》，其中的王怡，也和我們同齡。看他從維權律師、法學教授、公共知識份子轉向基督徒，再到創辦「秋雨聖約」教會，成為牧師。最近，因為在教會的社會行動觸犯中共當局，王怡被以「煽動顛覆政權罪」被捕。張健也在2011年成為基督教福音教派傳道人，同時從事民運，為平反六四做見證。他們可以說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人和勇敢的政治行動者，他們的努力就是要在古老的極權的國家，進行一場心靈層面的革命和政治上的改革，拯救這個國家，讓它成為一個正常的國度，信奉普世價值觀的世界。

我後來又有多次去巴黎，再也沒有和張健兄見面，但他的Fb上的信息和文章，是經常能看到的，也覺得我們會再次相見。

世事無常。張健突然就離開了我們，但從他信奉的基督教來看，他是回到上帝的身邊，他一定能通過去往天堂的窄門，他的事蹟也一定能在這個世界流傳下去。

怪物與惡之華

文海

（2009年在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稿）

 （注：2009年10月6日—13日，我非常榮幸成為法國巴黎第14屆蒙特勒伊纪录片电影節嘉賓，電影節放映了我當時的全部電影，包括：《軍訓營記事》、《喧嘩的塵土》、《夢遊》、《我們》；並參加由真實電影節主席、電影製作人杜阿梅主持的大師班，也去巴黎高等美術學院講座交流。 今次借助網路，將講座中所涉及的影片上傳到我YouTube 的频道 ﹝https://m.youtube.com/channel/UCnDbegRP9t7PlCz8rNAG9XA/videos ﹞有興趣的朋友對照文稿和影像，也許可以更好的理解，我在講稿中的反覆強調中國獨立導演「非如此不可」的表現形式。）

承蒙法國巴黎高等美術學院的厚愛，讓我登上如此重要的講臺，與大家分享一位來自中國獨立紀錄片製作者的拍片歷程。

首先我很感謝自己能夠從事這項工作，作為一個普通的中國人，在黨化教育下「洗過腦」的人，正是經由拍紀錄片我才得以發現和認識自我，從而走上尋找自己，自我拯救的道路；也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和義務，希望自己能夠通過努力拍片成為當下中國歷史的“見證者”。

1996年我從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後，被招聘到電視臺工作。

作為一個外省小城市長大的青年，我在電視臺的四年期間得以在全國各地去采訪。祖國的現狀第一次展現在我的面前，我懵懂的心靈每每被現實所震撼，讓我對很多既成現實的觀念產生了懷疑。

當年我在體制內的處境，對很多苦難的事情不會有深入的思考，反倒有一種僥幸逃離的慶幸，而我本能的也習慣於在體制內「潛規則」中生活，還以為自己混的不錯了。但有時一個人孤獨的呆著的時候，也會捫心自問，難道這就是自己離開家鄉追求的生活嗎？也隱隱約約的感覺到自己生活中有著種種不適，彷彿生了病一樣。

「也許我應該要改變我的生活了。」我對自己說。2000年我離開了電視臺。

我把它當作我的習作，但整個拍攝過程讓我感受到紀錄片的魅力。我拍的這些孩子們在軍訓營裏的生活，老師和學生們以及教官的那種關係，簡直就是我初中生活的搬演！十多年後我彷彿在鏡頭裏，重回到我的少年時代。從製作影片的過程中我第一次從自已的成長背景，從內心出發，開始思考自己怎麽會成為現在的樣子。

我回到我的家鄉去拍攝，這也許是潛意識的尋根之旅。在家鄉那種汙濁、逼仄的環境裏，我捕捉著一幕幕令我震驚的奇遇。但那時我已沒有了在體制內向下俯視的心理優勢，幾年的體制外的獨立生活，讓我能夠深深體會被拍攝對象的感情，對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事情有很強烈的「感同身受」。我在給製片人的信中說道：我們隨時都可能成為這樣的人，但那是多麽的絕望和無助呀。

影片描述的是一個瘟疫流行的小鎮全景。所謂瘟疫流行是在影片拍攝期間我遭遇到了「非典」。另外，影片中的人物彷彿全生了病一般，一種捷克哈維爾說的「道德上的病人」的群像刻畫。

特別是那位第三次被迫流產的女孩回家的段落，是呈現此形象的最高潮。

（注：這個地方可以講這段落是如何拍到的，如「牆上的蒼蠅」；與被拍攝者關係的確立﹝信任如何建立﹞；拍攝前與被拍攝對象交往成為朋友，他們不讓拍攝的就不勉強。 紀錄片說到底乃小川紳介所言：拍攝者與被拍攝者共同營造的世界。）

影片中有很多這樣的殘酷和荒誕的情節。但我並沒有僅僅譴責的將這些普通的中國人，視為單一的「行屍走肉」的形象。所以在影片的最後，我固執的用七分鐘的時間，讓我的拍攝對象說話。

我想當他們在談論理想、青春、愛情、江湖、奮鬥以及對社會的認識時，觀眾在凝聽到他們的聲音後，會近一步理解他們。他們不是「行屍走肉」，不是不努力，是現實太殘酷了，是社會和自己的「貪嗔癡慢」共同造就了他們今日的荒唐和絕望。他們的「奮鬥」其實就是這個國家主流媒體所宣傳的價值觀 —─「“要有錢，要不擇手段的搞錢，錢可以擁有一切，沒錢你將死無葬身之地」。

這種我認為是「非如此不可」的剪輯，是產生影片風格的主要靈感。唯此才能表達我對他們的全部的真實認識。創作的風格並非空穴來風，也非「為藝術而藝術」的自娛自樂。它必產生於強烈的生存體驗，和要表達的欲望以及采取的「非如此不可」的表達方式。

讓我從自己的家鄉同胞身上看到了我現在的影子和處境。那是很強烈的幻滅感。這是有關於「幻滅」的影片。從前我那種自以為是的精英意識，被剝奪的乾乾凈凈，我已沒有更多的妄想，只能直面無可逃避的命運。

如果說《喧嘩的塵土》中的人物和我在社會中的既定身份還有些差距。那麽接下來的《夢遊》（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YerBjsOyfg ） 的人物可就是和我一樣了。我在2001年曾經作為製片人拍攝過，關於邊緣藝術家生活的影片《北京郊區》（全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P_3AhRLMpQ ）

那部失敗的作品表達的是藝術對社會的抗議和發泄。但那部作品卻本身具有我們想反抗的——「法西斯」、「極權主義」所具有的一切。影片中人物描寫表面概念化；好壞分明，沒有人性的沖突和拷問；自以為是的說教；語言平庸。

拍和自己相近的人物也許是一個陷阱。因為你很難如此的分析解剖自己。

我很幸運遇見了《夢遊》裏的人物，也許是相近的創作理念，他們對我全部的信任，我拍到了隱藏在潛意識裏的真實狀態。

這影片其實在拍攝完前期後，停頓了很長的時間，某種程度上無法下手剪輯，因為素材呈現的是一堆毫無因果關聯的日常狀態。

如何處理這些有點潦倒的藝術家們和藝術的關系，這是剪輯階段最讓我琢磨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生活在極權國家裏的藝術家們思考「藝術何為」的命題。

我那時的想法是來源於我們和詩人魔頭貝貝出遊，拜訪朋友的經歷。那幾天我們非常的快樂，到處會友、喝酒、談論著藝術、宗教的話題。它成為影片的結構的緣起。

一段落的剪輯完成後，我想可以剪輯整個影片了。我那時的想法是藝術就是在鐵板一塊的生存環境下的「透氣」，是自我放逐之旅，或「夢遊」。

這片段的確立讓我明確整部影片的剪輯方案。那就是脫離傳統的敘述手法，用情緒氛圍構築影片。由此我將影片拍攝的行為藝術和他們拍電影的場景，以及現實生活不加明確界限的交織在一起。後來我認為黑白色調更能強調那種虛無和絕望的情緒，就將整個影片處理為黑白片。

另一段落是影片的第一個鏡頭和最後鏡頭其實是同一個機位拍攝的。機位沒變，人物的造型也沒變化，在經歷了80分鐘後，觀眾卻看到他們如同沒有任何改變的呆立在原地，而影片也即將結束。整個影片如同一個人的夢遊之旅，醒來後一切都彷彿沒有發生。

現實的殘酷與自身的無力，讓他們仿佛被澆鑄在現實空間裏，一動都不能動，只等著歲月像硫酸般將他們侵蝕，如同賈柯梅蒂的雕像靜靜的呆在原來的地方，歷史遁入「虛無」。

一直到《夢遊》為此，在制作影片時，我一直是個「冷酷的凝視者」。

我認為我能理解拍攝對象，但我卻不會認同他們的行為。直覺的認為人不可以這樣活著。不僅僅是為 活著而活著，「我 不 相 信」。這就是我在《夢遊》結束後，感到自己很疲憊要重新尋找人生意義的原因。也因此我的尋找，讓我在拍攝新的影片時，不能夠僅僅只在一旁凝視，我必須介入進去。

2006年我開始有勇氣，涉足最難也最應該面對的主題——政治和宗教。無法回避的政治是我們每天面對的現實；宗教（《西方去此不遠》全片：https://youtu.be/maIh3aKdTI4)

我這個年齡，要「考慮生死問題了」。

當然創作並非空穴來風。也許是我國的現狀和中歐國家有很大的可比性，我一直以來深受他們的影響。從卡夫卡、穆其爾、昆德拉、克里瑪、寇德卡、哈維爾、米奇尼克、奇斯洛夫斯基、米沃什等 。特別2005年看到崔衛平翻譯的《哈維爾文集》，米奇尼克的《通往公民社會》時，我彷彿有點茅塞頓開的感覺。因此在廟裏遇見《我們》的關鍵人物老殷時，在與他們的交談和創辦“李銳網站”後，我開始有拍攝《我們》 的想法。

影片最開始的名字為《政治動物》，取自亞里士多德「人是政治性動物」的說法，而且《我們》中的兩位主要人物都提到自己是「政治動物」。也就是說，人應該有在公共領域表達自己的意見和參與公共事務的權利，並通過這些行動形塑自己的人生。從聽從權力指揮”的「群氓」，到承擔責任的公民。因為「我們越限制人的政治特性，人就只剩下動 物性，越被開除出人類共同體」。在公共場所人無法用政治權利展開討論，展現自我，從「建設共同的家園」擔負起責任。那麽，他就會在專制權力的統治下變得無足輕重，對公共事物無能為力。最後對降臨的災難也只能被動的接受。這在我國的歷史上是一次又一次被證實了的。

而我國的歷史是由重重苦難積累而成的。如何看待這苦難的歷史，是中年之際，我無法回避的問題。法斯賓德有一部電影《恐懼吞噬靈魂》，這片名應和著我剪輯《我們》時的心裏感受，我時常作惡夢。《我們》中的人物，經歷的苦難是能夠感同身受的，那一秒、一分、一天、一月乃至數十年的苦難歲月，是要由當事人一點點去承受的。我亦能理解我祖國人民的沈默 — 我們無法強求個人在巨大的恐懼之中，成為勇士和烈士.

恐懼的氛圍扼殺人最寶貴的體驗，「個人體驗」之於人，是最重要的生存體驗。人因為恐懼無法感受個人體驗，亦無法體驗歷史。而沒有歷史感的人 是無根的人，沒有個人體驗的人就是影子。

緬甸民主人士昂山素季說：「極權主義是一種建立在敬畏、恐怖和暴力基礎上的系統。一個長時間生活在這個系統中的人，會不知不覺成為這個系統的一部分。恐懼是陰險的，它很容易使一個人將恐懼當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當作存在的一部分，而成為一種習慣。」

在步入中年，在持續的創作的過程中，我無法回避這個陰影。在這極權體制下我們面臨著這樣的問題 —─ 要麽成為一個「虛無主義者」，自己不拍片了；要嘛被封殺，不讓拍片了；還有，也許可能僥幸的持續拍攝下去。這些都可能是命運的一種。而此時我面臨的是自我抉擇，我將直面它。

最難是在剪輯的時候。因為宗教和政治是人類最應該面對和最難面對，但卻又無法回避的永恒主題。在做《我們》影片時，我時常提醒自己的是，不能成為一部「政宣片」，還是對人的處境的描寫和關注。一個在「當下實驗室」之中，人可能成為的「模樣」，對種種概念和人物抱以複雜而持續性的關注。

由此我大概用了一年時間，七易其稿。乃在尋找一種平衡，不要落入到一種「說教」的窠臼裏。影片中大量的對話交談，言辭激烈；人大多數處於「地下室」或封閉的環境內，極難看到外界的空鏡；有的也是短暫的雨霧天和黑暗街巷 。我欲此呈現中國當下政治知識分子思考、寫作就是行動；而行動也僅僅止於思考和寫作”的處境；以及那種處於「破局」之前的焦慮、徬徨、掙扎以及積累到極限即將爆發前的狀態；還有一種「地下室」人格的描述。

對於中國現在的政治狀況的描述。從上世紀90年代獨立電影的誕生時就多有涉及。1993年張元的《天安門》，後來的胡杰的《尋找林昭的靈魂》，《我雖死去》都是經典之作。但張元的作品中更多的是用「隱喻」的手法，作者的觀點隱藏在現實的碎片之下，很難有直接的表達。張元去年和我在葡萄牙紀錄片電影節聊天時，也承認如果今天他還拍攝這樣的題材，他將更直接的表露他的政治觀點。胡杰的電影對政治涉及很深，表達的觀點也很清晰。但他描寫的人都是過去時的人物，已經去世了。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崔衛平，丁東在看了《我們》後，認為此片乃第一部同步描寫當下政治知識分子行動的紀錄片 。

當然我也認為自己和這些作品，有著非常多的局限性。我經常會說自己是個「怪物」，而經由我之手產生的作品是《惡之華》，為何？因為我們仍生活在極權國家裏，非常多的資料看不到，很多必須去採訪的人物和事件也根本沒法拍攝到。《我們》裏很多場景都是在很秘密的狀態下拍攝的，而且至今這影片也只能在小範圍內放映。

我看過日本小川申介的《三里冢》，那裏面的人物不管是施暴的公務員，還是奮力抗爭的農民，都能夠很坦然的在鏡頭前展露自己，這讓我很驚訝。因為這樣的拆遷的慘劇每天都在中國的大地上發生，但我們幾乎無法去拍攝，有的只是偷拍；或根本回避最大的施暴者——政府機構。如李一凡的《淹沒》，當這部記錄千年古城——白帝城，被政府的暴力機器肆意的鏟除和淹沒時，影片對政府的描繪卻是缺失的。

我問過小川的副導演，怎麽能這麽近距離的拍攝警察的暴力行徑。他說：我們日本是民主國家。憲法規定公務員在行使公務的時候是沒有肖像權的。

而在極權國家一切都在秘密進行。我現在能理解意大利導演費里尼充滿感情的在自傳中寫道：感謝民主降臨意大利。如果意大利仍是法西斯專政的話，我不過是里米尼小鎮上的浪蕩子。

我有時非常絕望，因為我的影片總是那麽的灰暗，我也非常羨慕一些西方作者影片中表達的那種詩意的情感。但經過持續的拍片後，我現在沒有當初那樣的絕望了。我想，我們這些獨立紀錄片導演有著自己與生俱來的命運和使命，很多時刻我承認自己只是這些作品借以誕生的工具。中國著名的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被安全機構陷害後曾經自殺過。後來在監獄裏，在牢獄的牆上他看到了這樣的句子：如果你註定生活在地獄中，那麽你就適宜地獄的生活吧。王力雄說他從中得到了活下去的勇氣。那麽同樣的，我們這一代的獨立紀錄片作者，將在這樣的環境裏活下去，那麽就讓我們成為它的「見證者」吧。

                                                                          聞海       2009年7月於長沙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二）

白夜

從彬烏倫到仰光的車票是在微信上搞定的。還是一梁在曼德勒發現的那家旅行社的那位華人客服。購買從曼德勒到彬烏倫的車票時，我們互加了微信好友，買彬烏倫到仰光的車票就都通過微信操作了。網絡真是個好東西，更重要的人與人之間的互信。

仰光機場還是很有氣派的，好像是新修的，比曼谷的兩個國際機場都要大。建築高大，設施齊備，但是很多電梯卻不讓使用，機場外面的附屬建築也「此路不通」，好像這就是一個城市的形象工程，實用性則不那麽重要。泰國的機場都小巧實用，很平民化，機場有銷售名牌商品的免稅店，也有平價小店；有價格不菲的咖啡館，也有與外面價格相差無幾的快餐超市。仰光機場則要貴族化得多，可能只有在機場才能見到裝修如此精緻的免稅店，賣零食飲品的商店絲毫不輸於免稅店，商品價格是外面的數倍。我給一梁買了一罐高價啤酒之後，就把身上所有的緬幣換回了17元美金。

進入T2航站樓時，一梁的包被攔了下來，勒令打開檢查。我們的心裏「咯噔」了一下，終究還是沒有混過去——在曼德勒玉石市場淘的那塊原石被掃描到了。

一梁解釋說，這不過是一塊不值錢的石頭，帶回去給孩子玩的，工作人員中有個會說點漢語的年輕女孩轉而問我石頭的價格，我說10000基，一梁的回答卻被她粗暴地打斷了。

緬甸法律的確有規定，遊客在離境時不允許帶原石，但一梁認為這是針對中國人的，以他的美國身份可能會僥幸過關。

女工作人員要看發票，一梁被她囂張的態度激怒了，「沒有！」態度也蠻橫起來。幾個工作人員圍了上來，懂漢語的美女柳眉一橫，沒收！

一梁頓時火冒三丈，開始在入口處大吼大叫。我勸他，不要就不要了，反正又不貴，他牛脾氣上來，哪裏聽得進！衝著安檢人員說，石頭不還給我，今天沒完，我們今天不走了！

另外的工作人員打電話叫來一個幹部模樣的制服男人。他再次詢問了情況並仔細看過一梁的護照，沒有跟他的同事做任何交代，徑直領我們來到行李托運櫃臺，要我們交3美元行李托運費，一梁一梗脖子，沒錢！幹部又轉過身，跟櫃臺說了幾句話，辦事員把石頭包裹好放進一梁的雙肩包，幹部轉過身來向我們表示，一切ok！

他熱情地主動與我們握手，示意我們可以順利登機，並祝我們旅途愉快，立在原地敬禮目送我們走進登機口。

事情的戲劇性轉折令我一時有些發懵，不禁令我設想，如果是我的中國護照會怎樣？

在夜色中回到清邁，飛機快降落時，看到清邁城的璀璨燈火，眼睛突然有點潮濕，人畢竟是感情動物，感謝泰國，感謝清邁接納我們這一對漂泊的旅人。

成稿於泰國清邁

2017年9月19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一）

白夜

打掃房間的兩個女人，一個像英國後裔，一個是典型的印度人種，一黑一白，都個子奇高，面容粗鄙衣衫不整，像一對黑白雙煞。她們打掃房間並不認真，每次她們進來打掃衛生時，我們外出散步，回來之後感覺除了多出兩瓶純凈水之外，沒有任何改變。或許這不能怪她們，比起在緬甸住過的大多數酒店，這家算是乾凈的了。這是大環境決定的，長期生活在粗鄙的環境下，如何能夠要求他們生活得精緻？

第四天的時候，樓下一陣雜遝喧囂，我趴在窗玻璃上向下看，好像是一組攝製組在拍電影。還在準備階段，有個濃妝女人在樹下補妝，導演在尋找最佳位置，鎂光燈正好對準我的窗戶，我趕緊拉上窗簾，到樓下草坪看熱鬧。

場景一：女主角（補妝女人）似乎是個反面角色，從奔馳車裏下來一直氣勢洶洶地訓斥澆灌花草的女傭；

場景二：一個身穿隆基，下人模樣的男人偷聽時被主人模樣的男人發現，受到主人的威脅；

場景三：女主角大概是個老師，訓斥兩個小學生。

幾個零碎的場景無法拼湊出完整的劇情，但手法的拙劣卻令人忍俊不住——故事情節的衝突永遠是靠演員誇張的表演來表現的，演員也概念化，符號化，好人壞人一眼就能看清。

 午飯時分，樹下的木條凳上出現了兩口大塑料箱子，兩個女劇務拿來一摞碗碟，打開箱子，盛滿一份份飯菜，分送到每個人的手上，導演、女主角也沒有任何特殊待遇。

臨走的那天晚上，劇組在酒店餐廳聚餐，導演被幾個胖胖的女人圍在一張桌上，他們喝酒、高聲說話，不時爆發出誇張而放肆的大笑。   娛樂圈是有共性的：傲慢、開放、行為乖張，所不同的是，幾個女人都微胖豐滿，連那個女主角也是凹凸有致，曲線曼妙，比起我在街上看到的絕大多數乾瘦枯槁的緬甸女人，她們顯得珠圓玉潤。有趣的是，我後來在一家高檔火鍋店，鄰桌是一大家子，男主人很像南洋富商，戴著金絲邊研究，無名指戴著碩大的翡翠戒指，頭發烏黑，一絲不茍，女主人及幾個女兒都身體發福，養尊處優；另外在仰光機場候機大廳，來回走動的機場地勤人員也都比較肥胖，這些在落後的緬甸來說，都屬於先富階層，一個個都腦滿腸肥，活得很滋潤的樣子。我知道湯加是以胖為美的，緬甸也是嗎？或者那些令我羨慕的瘦高身材不過是物質貧乏的副產品？

一梁說，每個人都會有意無意地尋找對自己有利的證據。心理學是可怕的。

人真是個矛盾體，靜極思動，動極思靜，來緬甸轉眼十多天，生理和心理兩方面都有些倦怠，在彬烏倫雖說短暫地安頓下來，畢竟不是家——對於我們這樣的流亡者來說，家是個語焉不詳的概念——加上最初的新鮮和好奇逐漸淡去（何況緬甸給我的最初印象並不好），生活的不便與內心的不安定都被無意識地放大，我想回泰國了，哪怕那裏並不是我真正的歸宿。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二十）

白夜

來緬甸的這些天，每天都會把一些所見所聞所想發到微信朋友圈，與大家分享。有朋友留言說，會一路跟著我的記錄了解緬甸，也有朋友對我的處境表示擔憂，因為那個時候，緬北正戰火紛飛，果敢華人遭緬甸人襲擊的新聞時有報導，彬烏倫就在歷來戰火最為集中的撣邦地區。然而，於我們來說，恰恰相反，緬甸數日，直到進入彬烏倫，才真正感覺來到一個清朗乾坤和諧盛世。

一天又去鎮上吃飯，菜市場後面有一家中餐館，一梁點了檸檬魚，等飯的時候，華人老板親自過來上茶，我一時興起，問他有沒有時間、有沒有耐心回答我的幾個問題，老板居然爽快地答應了，拖了一隻椅子坐在我們桌旁認真接受我的採訪。

問:湄謬為什麽改成現在的彬烏倫？

答:湄謬是英國殖民時期改的名字，彬烏倫只是恢復原來的老名字而已。

問：湄謬屬於撣幫，現在撣幫的果敢地區正在打仗，據說還會排華，我的中國朋友因此擔心我的安全，您作為一個在緬華人難道不害怕嗎？

答：緬甸最後一次排華是在1967年，因為緬甸當地人認為華人和印度人掌握了大部分財富，主要是華人。67年那次是緬甸歷史上最後一次排華，現在我不害怕的。

問：緬甸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與豐富的自然資源，卻相對落後貧窮，您認為是由於緬甸人民懶惰嗎？

答：人民懶惰，也可能是一部分原因。熱帶國家的人都比較懶散，但主要原因還是美國的制裁，使得緬甸只能與泰國，中國有一些貿易往來，直到登盛總統上臺，美國才停止了對緬甸的制裁。簡單地說，美國不喜歡軍政府，軍政府不聽美國的話，聽中國的，所以就制裁它。

問：現在的昂山素季聽美國的話嗎？

答：可以這麽說。

問：你認為緬甸聽中國的話好呢，還是聽美國的話好？

答：我是個做生意的，不好評價這些。

我：理解。

問：緬甸在1985年時，人民存在銀行的錢一夜之間全部成了廢紙？

答：是這樣！所以到88年爆發了8888事件。

問：我知道這次事件，類似於中國的89。

答：中國是跟緬甸學的。（在這次民主運動中，軍政府向走在隊伍前面的護士、僧侶和民眾開槍。）

問：那你們現在還敢把錢存銀行嗎？

答：現在不擔心，不會再發生那種事了，我現在給員工發工資都是通過銀行轉賬。

問：緬甸曾經是英屬殖民地，現在的英語普及率卻遠不如泰國，學校開英語課嗎？

答：有的。不過與中國差不多，都是啞巴英語。

不過，緬甸從2015年開始，開放了媒體和網絡，現在，我們可以自由地上Facebook、Twitter等國際社交平臺，在咨詢方面與世界保持同步了。

我：哈哈……耽誤您時間，感謝您接受我的採訪！

檸檬魚做得很地道，魚鮮味美，價格平實，我跟一梁說：這頓飯，值了！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十九）

白夜

出後門，三岔路的對面，就有一家小餐館。店主是個年輕姑娘，長得很清秀，能懂一點英語，這就夠了。她招呼我們在矮桌上坐下，我走向靠裏面的櫃臺，只有兩個葷菜。一個好像是紅燒肉，另一個是紅燒魚。下面有6、7個素菜，炒青菜、菜花、還有一些類似於醬菜、鹹菜之類的東西，顏色都偏深，看不清楚。依照在曼德勒的經驗，我知道下面一排素菜都是贈送的，她在我點完兩個葷菜之後就自顧自地張羅去了。果然如此，不一會桌上就擺滿了7、8個小碟，還外加一碗酸菜湯，一頓飯2500基，不到2美元。

又過了幾天，我們走得遠了些，在一家酒店別墅門口，有一個大點的攤位，我走過去看了看菜，比門口那家的菜品多，甚至還有蔬菜沙拉，我像個頗為老道的本地人那樣，點了三個葷菜就坐回桌前等飯。我吃驚地看著富態的老板娘笑瞇瞇地來來回回地不斷從裏面端出飯菜，她的素菜近10個，就這麽一碟碟全部端出來，也不問，不擔心妳是否吃得完。最後上來的一碗果蔬沙拉，我發愁地看看一梁，他說，吃吧，吃吧，吃多少算多少。再回頭看看老板娘，她似乎頗為自己的「魔術」自豪，收起手站在一邊笑瞇瞇地等待觀眾的掌聲呢。我衝她友好地笑笑，這是一種發自內心的感恩。

又一天，我們還是從後門出去，散步後走進那一帶最漂亮的火鍋店。我們幾乎每天從這裏路過，從來沒有見到有人光顧，這麽精美的裝修，乾凈的環境，為什麽沒有生意呢？

門口兩個穿著唐裝的服務生恭敬地把我們迎進去。店面裝修的確不俗，空間寬敞，三面玻璃幕牆，到處窗明几凈，新新嶄嶄的，應該是我來緬甸以來，就餐環境最好的一家餐館了（不包括酒店自帶餐廳）。人的行為會受到環境的直接影響。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紐約地鐵塗鴉案，當周圍環境嘈雜髒亂時，人的心理會變得浮躁甚至暴力，引起犯罪率上升。相反，當你處於一個潔凈安寧的環境中，你會內心平和、下意識地放低音量說話溫和輕柔、舉止優雅。

就像現在，我們選了一張牆邊的桌子坐下來，服務員送來菜單，我矜持地慢慢翻看……「歡迎光臨！」從裏間走出一個皮膚白皙明眸皓齒的年輕女孩，向我們吟吟微笑。緬甸的華人明顯比泰國多，在緬甸我們幾乎一路都遇到緬甸華人，在泰國則基本多是成批的中國遊客。儘管如此，母語鄉音，每每聽到，總會心潮翻湧、莫名激動。火鍋還是泰式或緬式的清湯火鍋，不是經常出現在我夢裏的四川麻辣火鍋，一頓飯吃了25000基，是平時的數倍，這大概就是門前冷落的原因吧。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十八）

白夜

早餐是純英式的，麵包、煎蛋、香腸、果蔬沙拉、英國紅茶或咖啡，紅茶很地道，加糖加奶，比咖啡口感好得多，煎蛋的火候也恰到好處，在那裏的10多天，我天天如此，一點不厭煩，一梁卻對西餐深惡痛絕，與服務員交涉之後，從第二天開始，每天專門給他一盤蛋炒飯。

莊園有南北兩個大門，一個面對馬路，馬路對面是國防大學，一個出門就是別墅區，一路都是連綿不絕的莊園。為了表達方便，我且把前者稱為前門，後者稱為後門。出去散步，我們通常走後門，正對大門是個三岔口，但由於不是主幹道，車輛很少，行人更少，是散步的絕佳選擇。

一路上多是大片大片與我們旅館類似的莊園，中間穿插著幾座民居，房舍簇新，色彩庸俗，做工粗鄙，逼仄的院子甚至種不下一棵植物，院牆與主體建築僅一步之遙，一看就是現代產物，最不可思議的是，院牆上都無一例外地布設了線圈型的鋼絲網，與昂山別墅圍牆上的那種布控一模一樣。我原以為昂山別墅的警戒森嚴要麽是為了保留昂山素季被軟禁時的舊貌，要麽仍屬國家機密，不對外開放。看到這些民宅，我才知道，鋼絲網在緬甸原來只是一種平常的安保措施。此情此景，又勾起我一些不愉快的記憶。在中國，樓房公寓三層以下都必須裝設防護欄，反映出的是社會治安治理的失敗和人與人之間互信的破產。

在我來看，彬烏倫人口這麽少，未必真的有那麽多盜竊發生，裝設鋼絲網或許只是追求心理安全感，然而，只要你有這種感覺，說明這個國家的人民對政府，對社會，對彼此是缺乏信任的，也不可能是真正快樂的。

在泰國居住了近兩年時間，我們已經養成出門不鎖門的習慣了，除非像現在這樣離家數日。時間久了，也不習慣帶鑰匙了，每次出遠門，一梁都把帶鑰匙的艱巨任務推給我。

去鎮上則要走前門。莊園離鎮上有一段距離，若當作散步的話，也是可以走到的，但公路上飛馳的汽車令人心驚，最終一次也沒有嘗試。一天下午，在我的堅持和鼓勵下，一梁終於緊緊攥著我的手奮勇衝過馬路，來到國防大學門前。門口的小型廣場上，是一座雕塑，雕塑正對大門，有全副武裝的士兵把守著，車輛無聲地進進出出。朱紅色圍墻、高大的雕塑、精緻的綠化帶、荷槍實彈的警衛、靜默的車輛……這一切令這裏充滿了一種莊嚴而神秘的氛圍。

剛來的那天下午，我們就已經讓酒店出租車送我們去了鎮上，比起我們周圍的環境，就像兩個國家。鎮子中心有一座歐式鐘樓，從網絡圖片上看很高大，實際還沒有街道兩邊的兩層樓高，大概攻略作者來這裏之後實在沒什麽可拍的，要找個標誌物撐門面，這鐘樓又實在不堪，於是通過攝影技術將其拔高了。

這種技術有時會害死人。我們從曼谷來清邁，定好了Aster酒店，網上照片酒店門口有兩個大象的雕塑，一梁胸有成竹地說，肯定容易找。但在我們尋找酒店時，卻怎麽也找不到圖片中標誌性的大象。直到入住很久以後，有一天我們在門口等車去古城時，我突然發現在門口佛龕的兩個角上，分別放著一頭碗大的木雕大象。

「我找到那兩頭大象了！」我故意誇張地衝一梁喊。

    他連聲問哪裏哪裏？我指給他看，然後兩個人笑作一團。

彬烏倫的鐘樓雖然沒有這麽誇張的效果，但在我們看來，實在有些可憐兮兮。攝影者還拍到正好從鐘樓下經過的一輛白色馬車，讓平淡無奇，甚至不值一來的小鎮多少具有了西歐風情。四輪馬車我也在鎮上看到過，車廂非常高，象徵著浪漫的白色車廂裏坐著兩個外國遊客，馬車夫駕馬繞著狹小的鎮子兜一圈。一梁說，真傻。

彬烏倫應該是很少有中國遊客光顧的，至少在我們停留期間，一個也沒遇到。大家都根據攻略去仰光看大金塔，去蒲甘看日出，最多向北走到曼德勒就止步了。彬烏倫沒有景點，除了怡人可供避暑的氣候和殖民地風格的莊園，真的沒什麽可玩。

鎮子很小很亂，有不少華人餐館，這才是我們來的目的。第一天我們去的是一家清真館，裏面非常乾凈，雖然面積不大，檔次在緬甸算中上了。牛肉麵、烤鴨、羊肉水餃，每一樣都很正宗，幸福感頓時又油然而生。

一梁總說我的幸福點很低。我把這看作對我的最高評價。

記得瑤兒小的時候，我每兩週回父母家看她一次。回到家，我從不檢查她的功課，就忙著帶她吃喝玩樂，那個時候的她，是多麽容易滿足啊，一件新衣服，一個小禮物，一頓飯，玩一次兒童蹦蹦床，去超市買一袋零食，都能讓她樂開懷，對我來說，孩子給以我的最好禮物，不是成績、不是獲獎證書，而是她發自內心的歡笑。等她稍大，我再給她買衣服，帶她去吃飯，問她喜歡什麽，她都說「隨便」，無論我再怎麽費心費力地討她開心，她都表現出一副「just so,so」的漠然。

開始，我理解為學習壓力太大，或青春期的叛逆，慢慢地我明白，是因為她的世界變大了，無論是內心世界還是外在的客觀世界，她有了更多可以交心的朋友，她可能更願意與他們一起分享她的喜怒哀樂，因為他們與她的世界更為接近；隨著她的成長，她看到的世界外緣也隨之擴展，小時候曾帶給她無數欣喜的小恩小惠已經無法滿足她對於世界的好奇了。於是我明白，從那個時候起，她將離我越來越遠，因為她的翅膀已經能夠禁得起一定的風雨，她的羽毛已逐漸豐滿了。當然，這個「遠」指的是物理學上的距離，而心理學上的距離，我相信有一天會更加接近。作為母親，無論她飛到哪裏，飛得多高，多遠，我永遠會密切關注她飛翔的軌跡和姿態，又不讓她知道。

瑤兒對於世界的好奇與我的知足常樂，是一個人在不同年齡階段對於世界的態度變化，也是一個人對待同一件事的心理平衡法，如何在保持對世界好奇心的同時，又能保有一顆平常心，這需要有足夠人生的智慧。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十七）

白夜

莊園離城鎮有一段距離，服務生說，旅館有出租車，每次3000基，午餐就在酒店將就吃了炒飯，下午再去鎮上找中餐館。

在前臺辦理入住時，從門邊沙發上站起來一個5、60歲的男子，朝我們走了過來。這是個緬甸老華僑，看樣子他與酒店老板很熟，主動為我們充當翻譯，還替我們壓價。幾分鐘下來，就好像他鄉遇親人的感覺了，一梁在餐廳點了啤酒熱絡地與他攀談了起來。

男子姓馬，是緬甸的二代僑民，從仰光開出租車過來。緬甸有很多華人，他們要比緬甸人看起來體面，哪怕是同樣穿隆基，也顯得乾凈幹練得多。東南亞的華人大多都混得比較好，也相對富裕，這也是被本地人排斥的其中一個原因。馬先生或許不屬於富人，看起來還是要比緬甸人自信大方。

傍晚，房間電話突然響了。在這異國他鄉，有誰會打電話來？不容猶豫，我飛快地接起電話，怕電話鈴聲吵醒已經入睡的一梁。我真是佩服他睡覺的本事，無論發生什麽事，無論走到哪裏，只要讓他保持5分鐘安靜不說話，他立刻就能睡著，有時話音還未落下，鼾聲已經起。今天從曼德拉過來，儘管不到2小時車程，畢竟換了環境，有新鮮感，也有疲憊感，加上涼風襲人，下午從鎮上回來他就睡了。

我用英語問，哪位？是老板娘的聲音，她告訴我，我們的朋友在大廳等我們，請我們下去一下。我們中午剛到，哪裏來的朋友呢？老板娘說一位姓馬的先生。我推了推一梁，告訴他馬先生在大廳等他，他迷迷糊糊地說讓他明天來，翻個身又睡了。我只好抱歉地告訴老板娘，我先生已經睡覺了，如果馬先生有空，我們明天請他吃飯。

第二天早上我們來到餐廳吃早點時，一梁一夜睡得精神抖擻，興沖沖地奔向前臺，問老板娘馬先生什麽時候還會來。老板娘說，短期內不會來了，他本來就住在仰光，昨天是拉客人來彬烏倫的，今天已經送客人回去了。一梁頓時有些悵然若失，我也頗有些遺憾，甚至抱怨他不該那麽任性，在人家來酒店找他時，再睏也該起床接待，畢竟那時才7點多，畢竟應該有起碼的禮貌。

人與人的緣分就是這麽奇妙，你在什麽時候什麽地點，什麽樣的情景之下遇到什麽人，與這個人的交情深淺，能夠維持多長時間，等等，或許都是上天註定的。儘管與馬先生只是萍水相逢，由於我們的怠慢，他的熱情真誠並沒有開出緣分的小花，就那麽匆匆一面之後就失之交臂了。

旅途是濃縮的人生，人生是拉長的旅途。我們都是坐在通向死亡的列車上的乘客，你周圍的旅伴不斷上車下車，不斷變換，有的只是擦肩而過，有的會建立比較親密的關係，有的陪妳的時間長，有的時間短，從他（她）上車的那一刻起，你也不知道你們可以同行多久，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她）曾經陪你走了這麽一程，一路看了風景，甚至有了思想交流，或者他（她）還主動照顧過你，幫助過你，讓你的旅途不那麽寂寞，帶來了笑聲與快樂，足矣。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十六）

白夜

去彬烏倫的路一大半都是盤山公路。好像一路都在修路，汽車在單邊小心翼翼地錯車，山上幾乎寸草不生，過往車輛騰起滾滾塵土。

一梁是有福之人，該吃吃，該喝喝，啥事不往心裏擱，上車沒兩分鐘，就在空調的涼意中酣然入夢了。窗外光禿禿的山和綿綿不絕的白色沙塵令人視覺倦怠，我卻了無睡意。按照我的計劃，我們此刻應該在普吉島的某個海灘，或附近的小島曬日光浴或潛水呢。鹹濕的海風、湛藍的海水、色彩繽紛的比基尼、白色的浪花……滿足妳所有關於海濱的想像。

春節，與公公婆婆加上女兒，一家五口在普吉島玩了幾天，感覺意猶未盡，女兒嚷嚷著還要動員同學組團遊，我也建議一梁在大家都回國後，我們自己再殺回普吉島住一個月，但是，但是……

一個小時並不長，翻過山路，車子駛入一個小城鎮，路邊有了院落，有了鮮花，看起來比曼德勒清爽多了，我緊繃的心弦稍微放鬆了一點。心理感覺與心理預期有關，如果妳預期太高，而現實比預期差，你就會感到失望，反之亦然，一路走來，我已經不可能再對緬甸的任何地方有太高的預期了。網上預訂的房間也沒有抱很大希望，只訂了一天，如果住不下去，隨時打算換旅館。

 一梁在汽車駛入旅館庭院時恰到好處地醒來了，我們幾乎是異口同聲地發出驚嘆！這是多麽奢侈的一個莊園啊，足足有中國一個中小型社區那麽大，僅4、5幢老洋樓，大片的是樹林和草地。

車子在院子中央的一座別墅外停下，我們將信將疑地向司機確認：Are you sure ？司機肯定地點點頭，調轉車頭開走了，他還要送其他乘客，沒時間跟我們囉嗦。這次我們坐的是一輛4人拼車的小汽車，負責從酒店接人，並直接送至酒店，這是一梁值得表揚的又一重大發現。

別墅顯得有些老舊，外牆由白變黃，綠色油漆的護牆有幾處剝落，房檐下有雨水漫患的痕跡，在左邊廊柱上，我注意到一個小牌子：1918-1922，這應該是莊園的建築時間，歷時4年才完成。

大廳有三層樓那麽高，人字屋頂是由深紅色的粗壯木料架起的，進門右手處是一個高大的壁爐，在熱帶國家顯得有些奇怪，卻增加了別墅的典雅。對面是一個不大的前臺，明顯是後來加上的，與建築的整體感覺顯得過於小氣。左手邊是一個拱形門洞，後邊應該是餐廳，站在大廳，我能夠看見的幾張餐桌上都擺放著燭臺和調料架，餐桌椅木質的顏色也與大廳家具地板一致，都是深紅色木料，有著歷史賦予的鈍鈍的光澤。整個莊園就像守著時光的老貴族，獨自一人坐在落滿塵埃的老沙發上，回憶著舊日的繁華與喧囂。

大廳的幾個區域放著幾組沙發茶几，茶几旁邊的書報架上有報紙雜誌等供客人閱讀的印刷品，闊大的大廳沒幾個人，陣陣涼風穿堂而過，這麽多日子以來的燥熱鬱悶瞬間消失無蹤。3月的東南亞，走到哪裏不是烈日酷暑，即便是我鍾愛的小清新泰北清邁，在我們臨出發前已經顯露出其旱季猙獰的面孔了，而此時的彬烏倫，簡直像另一個人間，於是我當即決定就在這裏住下去，直到離開緬甸。

在國外生活了一年多，已經不擅長砍價了，因為人家的價格基本上是實價，要價本來就低，即使接受砍價，也是出於不駁人面子的禮貌，議價空間非常小，時間久了也懶得砍了。但偶爾，在國內養成的壞習慣會突然迸發出來，比如現在。因為打算再續一周，我忍不住又和前臺帥哥砍起價來。結果是，可以給我免費增加一天，也就是說，除去今天，我們還可以在這裏住8天，平均每天20美元，含早餐，這樣的性價比在緬甸大概是很難再有了。

住宿是在另一幢二層樓，與大廳那幢別墅相隔20米左右，圍繞著別墅，另外還有2幢和我們一樣的白色小樓。在距離我們約百米的對角，大廳外是一個圓形花園，我們這棟樓前面的花園是長方形的，比大廳那個大出兩倍，花少草多，中央搭起一個簡陋的圓拱造型，下面擺放著幾盆不怎麽景氣的植物，好像臨時營造出的小景致。花園與樓房的西面，是一片小樹林，我對植物知之甚少，看不懂都是什麽樹，感覺都是北方樹種，高大偉岸，但同時又具有南方的蓊鬱蔥蘢，地上鋪著厚厚的落葉，還有一叢叢的雜草，有種莫測的神秘，我從第一天起就打算進入小樹林走走，但是直到最後都沒有進入。有一天，我突然發現樹林深處有個小小的石柱，我認為那是個墓碑，我一直一個人藏著這個秘密，不敢告訴一梁，因為他怕鬼。後來我們散步時，我終於忍不住指給他看，他壯起膽子走近仔細看，確定是個界碑。原來，這一大片樹林是分屬兩家的，中間用一排籬笆和一個界碑隔開。

我們周圍幾乎都是這樣成片成片的莊園，新的很少，有的似乎多年不住人，任由草木瘋長，房屋衰敗。在彬烏倫，我再一次體會到緬甸的富足，但這富足是歷史遺產，甚至是今天他們不願提及的恥辱——這些莊園都是英殖民時期英國貴族們遺留下來的。

我們的房間在二樓，仍然是全實木裝修：實木樓梯、實木地板、一樓的實木吧臺。屋頂仍然很高，至少有4米，180公分的一梁對此尤其滿意，高個子的壓抑，矮個子是難以體會的。

房間有些差強人意，雖然也有獨立衛生間，但設施過於陳舊，想想人家100年前已達到這樣的生活水準，暴發戶的心理優越感頓時消失了。室內沒有空調，甚至沒有電風扇，因為根本用不著。

緬甸之行第三站彬烏倫（十五）

白夜

不去彬烏倫，你就沒有權利評價緬甸，正如不去碧瑤就不能說去過菲律賓一樣。彬烏倫與碧瑤一樣，都是殖民者的避暑勝地。

從馬尼拉到奎松市，一路所見最深刻的印象是貧窮與骯臟，但是一出奎松，道路寬闊，自然環境優美，乃至經過8個小時到達碧瑤時，我們恍然來到了另一個國家。碧瑤也是個山區，山路蜿蜒曲折，沿路建了無數豪華別墅，隨著山勢高低錯落。這裏寧靜、涼爽、富足，與馬尼拉判如雲泥。

彬烏倫是現在的地名，以前叫梅謬。1989年，現任緬甸政府對一些地名進行了修改或恢復，比如緬甸Burma改為現在的Myanma，自然其中也包括彬烏倫。緬甸政府認為，這些地名是英國殖民時期的名稱，記錄的是緬甸被殖民的屈辱歷史。

彬烏倫還是一梁的偉大發現。來緬之前，他就查到，這裏是緬甸的避暑勝地，計劃作為我們緬甸之行最後的，也是停留最久的一站。

曼德勒之後，我原本想要去蒲甘的。

「庸俗！」

 一梁的反駁在我看來常常不可理喻。

「什麽叫庸俗？無論是已經來過緬甸的朋友，還是網上的攻略，蒲甘都被推薦為緬甸之行的必到之處。」

「庸俗！妳居然聽攻略的。一個只能看日出日落的地方，能不庸俗嗎？」又是一貫的前後矛盾，難道不是他每次在網上查找攻略的嗎？我嚴重懷疑，他反駁我只是出於一種條件反射，因為我經常才說出一個字，甚至剛張開嘴，就被他粗暴的否決了。

「為什麽？你聽完我的話了嗎？你憑什麽永遠這麽霸道？你尊重過我嗎？！！」

我終於忍無可忍，火山爆發，機關槍一樣發出一連串的責問。

每次只有當事情發生到這個程度時，他才好像突然從夢遊中醒來，或者一個剛剛意識到闖禍的孩子那樣，盛氣不再，馬上變乖。

他是個極其傲慢的人，好像感覺世上沒有人比他更聰明，他對任何人的話都沒有耐心聽完，只要他們一張嘴，他似乎就能準確無誤地捕捉到對方想要表達的意思。另一方面，他又極為溫馴，一旦我動起怒來，他立馬繳械投降，甜言蜜語。或許，這仍是他傲慢的另一種表現：跟妳們這種庸人，我有什麽可爭的？他的自以為是總是讓我無比抓狂，大多數的無謂爭吵皆因此而起。

無論如何，萬塔之城的蒲甘終於還是沒有去成。每次都是這樣的結果，即使他在態度上讓步，但對於自己的主張，他總有辦法讓我妥協：現在是旱季，陽光熾烈，蒲甘的廟宇都要赤腳行走，腳底會燙出泡來；下次雨季的時候來，我們乘船，一路飽覽伊諾瓦底江的美麗景色，悠哉悠哉地到達蒲甘……

對於攻略，我們的態度是複雜的，有時完全聽從它的提示，有時則完全與之背道而馳，聽與不聽之間，似乎有種直覺在起作用。比如，緬甸的新首都奈比多。攻略上說這完全是一個全新打造的城市，照片上的建築和道路也都氣勢非凡，booking上查看，住宿也便宜得驚人，但就像中國的鬼城，除了召開一些國際大型會議之外，平時無比蕭條，交通更不必說，所以行程上根本沒有考慮。

而清萊的白廟黑廟，是旅遊攻略的熱門景點。第一次去清萊，我們卻選擇了冷門的清孔，對白廟黑廟沒有產生絲毫好奇。

從曼德勒到彬烏倫只有一個多小時，但是這個地方對中國遊客來說，似乎非常陌生，旅遊攻略也鮮有提及。

按照他的計劃，本來打算乘火車去彬烏倫的。自從他帶我們乘火車去了一次泰國彭世洛之後，我嚴重同意，要想了解一個國家的全貌，除了飛機、公共汽車等交通工具，火車也是必不可少的選項。火車的線路通常都修在相對偏僻的農村，當我們在火車上看到泰北農村連片的水田、山林；沿途那些雖小，仍不失精致的小站；與城市不相上下的農舍；把火車當作公交，目光清澈，歡天喜地無憂無慮的學生時，你會真正理解國泰民安的含義。

一梁一大早徒步去火車站，帶來的卻是乘汽車去彬烏倫的消息，乘火車時間長，也過於顛簸，而汽車只有一個多小時。我想像不出顛簸的火車是怎樣運行的，會不會隨時從軌道上脫離？